古典文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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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

古典文学范文第1篇

本文对二战以后韩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进行分期,并逐一寻绎其演进历程;对其研究队伍的组成及其学术成果进行分类探究评估;对其学术特征和发展趋势进行归纳并分析其形成的主要动因。

【关键词】中国/古典文学/韩国/流播

一、韩国现当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历程

二战以后中国古典文学在韩国的流播,可分为20世纪70年代以前,80年代到90年代初,1992年中韩建交以后三个阶段:

第一,1979年前,主要是以介绍和普及性为主,而且限于《诗经》、《楚辞》、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等中国古典文学中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据韩国学者统计,从1950年到1979年,共出版发表这类论著254种,其中50年代28种,60年代48种,70年代178种。整个五六十年代,汉代作家作品只有5种,明、清共5种,其余皆是上述作家作品①。这个时段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译注和介绍等普及读物有张万荣的《中国诗集》(正养社,1954),任昌淳《唐诗精解》(1956),李丙畴《杜诗谚解批注》(通文馆,1958),《杜诗谚解抄》(探求堂,1959),李元燮《唐诗》(玄岩社,1973),张基槿《陶渊明》、《李太白》、《杜甫》、《白乐天》(大宗出版社,1975),辛夕汀《唐诗》(正音社,1976),金学主《诗经》(探求堂,1980)等。此时也有少量研究论文出现,如硕士论文有张基槿《生活诗人杜甫的本领》(1954,汉城大学),许世旭《李杜诗比较研究》(1963,台湾师范大学),陆完贞《中国女词人叙录》(1965,台湾师范大学),金钟培《清真词订释》(1967,台湾政治大学),白贞喜《南渡三词人生平及文学研究》(1972,台湾大学),李章佑《韩退之散文研究》(1965,汉城大学),柳晟俊《王维诗考》(1968,韩国外国语大学),李章佑《韩昌黎文体研究》(1968,台湾大学);博士论文如许世旭《韩中诗话渊源考》(1968,台湾师范大学),柳晟俊《王维诗与李朝申纬诗之比较研究》(1978,韩国外国语大学)等。但这些论文多是在国外即中国台湾地区高校完成的,并不能代表当时韩国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水平。唯徐镜普《宋词形式考》(1958)、《近体诗形式考》(1959),柳晟俊《唐代古风格律考》(1977),陆完贞《宋词体制与音律关系研究》(1970)则是韩国首批研究中国诗歌格律和形式的专论;金龙燮《白乐天研究》(1957),车柱环《女词人李清照生涯》(1958)、《韩国词文学研究》(1-5)(1964-1965)、《〈高丽史·乐志〉唐乐散词校释》(1967),张基槿的《李白诗传》(1972),赵钟业《杜牧七言绝句初探》(1977),柳晟俊《李商隐诗风考》(1977),李章佑《李商隐诗研究》(1978)等,则是诗词方面首批作家作品论;1968年8月,金学主在《东亚文化》第七期上发表的《从〈莺莺传〉到〈西厢记〉》则是韩国第一篇研究《西厢记》的论文,皆有开创性意义。在这个时段,诗学理论方面也产生两部专著:李炳汉《汉诗批评的体例研究》(通文馆,1974)和金学主《汉代诗研究》(广文出版社,1974)。前者分析论证中国古典诗歌批评体例特征及其演变过程,以系统周密著称,后者分析汉代韵文的时代特色及其流变,以论证严密为其特色,对韩国汉诗研究的现代化皆起到奠基和导向作用。

六七十年代韩国还出现了两种仿中国古代诗话的"新诗话",一种是朴汉永的《石林随笔》,另一种是李家源《玉溜山庄诗话》。

第二,1981年到1992年。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经济的起飞,高等教育得到较快的发展。水涨船高,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无论是研究队伍、经费投入上都得到很大的充实和加强,反映到研究成果上,不仅论著数量显著增加,研究面也在拓广,研究深度也在加深。12年间,共产生研究论著1009种,相当于1950年到1979年30年间研究论著的3。9倍②。从研究面来看,唐代仍为历代之冠,六朝和宋代文学研究则有大幅增长:1950年至1979年研究六朝文学的论著为58种,宋代文学为24种;1980年至1992年六朝文学研究增至119种,为前30年的2倍多;宋代文学研究增至为141种,为5。8倍多。研究面也从《诗经》、《楚辞》、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等中国古典文学中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拓展到各个时代的多数作家。据岭南大学李雄吉统计,1985年到1987年三年间,明代文学研究的论文就有13篇,其中文论研究1篇,杂剧研究1篇,其余11篇皆是小说研究,诗文研究则付诸阙如。清代文学研究8篇,其中诗文及理论研究3篇,其余为《官场现形记》、《儒林外史》、《孽海花》和《老残游记》等小说研究。六七十年代没有触及的元代文学也出现三篇杂剧方面的研究论文:金明学《〈梧桐雨〉研究》,金光永《元代杂剧研究》和李龙镇《〈汉宫秋〉研究》③。这个时段的研究手段也呈现多样性,研究层次也有所拓深。无论是研究者的考察角度还是编辑者的选题方向都考虑到研究手段的多样性和研究层次的拓深。

在这个时段的研究专著还有:金时俊《毛诗研究》(瑞麟文化社,1981),车柱环《中国词文学考论》(seoul大学校出版部,1982)、《中国诗论》(seoul大学校出版部,1989),河运清《李商隐诗研究》(通文馆1985),柳晟俊《王维诗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7),宋龙淮《秦观词研究》(岭南大学出版部1989),柳钟睦《苏轼词研究》(中文出版社,1993)等。

第三,1992年以后。1992年8月中韩建交以后,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明显增多增强:在电影电视方面,中国掀起"韩流"热和一批韩国影星的追星族;在传统文化方面,汉学则在韩国引起更大的学习和研究兴趣。大批的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汉语言文学,其规模大大超过当年的遣唐使;韩国国内有150多所大学开设了与中文有关的系、部,从事中文教学的教授约有800名,几十个系、部已开设硕士和博士课程。据韩国学者统计:1950年至1990年韩国学者发表的有关中国诗歌研究的论文、专著约有1282种,1991年至2004年8月,则为1118种,相当于前40年的总和。

1992年中韩建交以后的中国古典文学在韩国流播,带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

一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价值认识更加充分也更为理性,更注意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和沟通。韩国学者吴台锡教授就提出中国诗学主导东亚地区人文传统这一观点。韩国学者柳晟俊也认为中韩建交以后的韩国人对中国文学的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韩国人已经认识到中国文学是一门很有研究价值的学问,又是很有希望的研究领域。这种认识上的变化在20年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④。

二是趋向大型化、系统化,注重从基础工作做起,更带有学术总结性质。1993年韩国的中央研究机构"大韩民国学术院"发起对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进行整理和回顾,编纂《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论著解题》,分为"诗歌、批评"、"词、曲"、"小说"、"现代文学"四大类,由14位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分类整理出版。十年后,延世大学古籍研究中心教授全寅初主持《韩国典藏汉籍文献》整理,参加者有金长焕、崔溶澈、徐敬浩等韩国的汉学家。经过4年多的努力,编辑了12,500多种韩国收藏的中国典籍,为韩国学者乃至世界各国学者研究韩国的汉学史以及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韩国忠南大学赵钟业教授则汇编《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从韩国诗话的开山之作高丽时代李仁老的《破闲集》到20世纪70年代李家源的《玉溜山庄诗话》,丛编共收集750年间129种韩国诗话,编成17卷,于1996年由韩国太学社出版,此是编者穷毕生之力而完成,也是到目前为止对韩国诗话资料收集最完备的资料汇编。韩国学者李章佑、车环柱等在韩国学术振兴财团的资助下,正在编撰《中国文学研究史长编》,这套大型资料将汇集朝鲜半岛自三国时代和高丽朝以来所有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论著以及学者资料,海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动向,为编写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史"提供资料和学术参考,定期在《中国语文学》上。

三是学术视野更加开阔,更加强调研究思想和研究手段的多样化。

比起20世纪80年代,韩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的学术视野更加开阔。

注意拓展研究范围,强调接受多种研究思想和研究手段,在实践中也更加自觉地进行尝试。在研究实践中,作家生平、生年和著作版本的考述,文学集团、文学风格的群类研究、体派研究,文学体裁的体制、声律研究,发展史中的流变研究、时段研究,以及总论、综论的宏观研究等;在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上的考证训诂等文献学研究方法,知人论世的历史学研究方法,文艺学研究方法,以及比较研究、接受美学以及原型批评和结构主义等西方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都有不同程度的运用,其中以比较研究为多。

目前韩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韩国学者柳晟俊以唐诗研究为例,认为至少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引用诗文的韩译不够准确,误译不少";"古典诗歌研究人员的比例正在减少,优秀人才转向语言及现代文学领域";"忽视诗话、散文、小说等方面的传统理论,往往倾向于美学等西方美学理论";"应提高人们参与韩国汉文学研究的意识,保持以韩国汉文学为主的研究态度"⑤。

二、韩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特征及相关思考

出于不同的地域政治、民族习性和其思维方式,韩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有着独特鲜明的研究特征,认清和思考这些特征,对扩大中韩之间学术文化交流,对加强我们自身的学科建设,乃至认清我们民族自身的特点都是有相当帮助的。

第一,汉学是韩国主流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推动和孕育了韩国主体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从文化传承来看,韩国比世界其它国家更多地保留了中国文化传统。无论从"中语中文科"在大学所占的比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队伍所占的所在国人口和研究人员比例,还是从中国古典文学在所在国的主流文化中的位置,韩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韩国对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借鉴和吸纳,虽不排除对中华文化的仰慕,但主要是为了韩民族自身的文化建设,而且在其接受过程中本民族的文化意识也在逐渐上升,随着本民族主体文化的养成和强大,就会有意识地对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化进行切割、屏蔽和取代。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的现实需求,更加速了这个演进过程。

我们知道,古朝鲜没有文字,无论是三国时代的高句丽、百济、新罗,还是统一后的新罗时代和高丽王朝,上层贵族普遍使用汉字,因此汉文化的主体儒家学说自然也就成为古朝鲜的主体文化思想。但到了15世纪中叶的李朝世宗时代,随着韩文字(训民正音)的创立,韩文文学遂逐渐取代汉诗文成为朝鲜文学的主潮。朝廷重臣卢思慎、姜希孟着手编辑从高丽到李朝五百年间的韩国人诗文总集《东文选》,以此取代《昭明文选》和南宋理学家真德秀编选的《文章正宗》作为韩国文人的范本。与此相似的还有成宗五年(1474)成书的徐居正的《东人诗话》。这部诗话专论韩国作家作品,被开始强调民族文化的李朝文人称为"自有诗话以来,未有如此精切者也"⑥。在文学创作上也是如此。

韩国这种对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化从仰慕、吸纳再到屏蔽、切割、独立的演进过程,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首先,对韩国学者和政治人物来说,对此认识是很理性和自觉的。上世纪末任韩国总统的金大中是韩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新文化运动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发扬光大韩国的文化传统。韩国外国语大学柳晟俊教授在谈到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目的时说:"韩国中国文学研究家的最终研究目的,在于参与韩国汉文学研究并为真正确立其地位作出贡献。"⑦淑明女子大学"中国学研究所"是韩国颇有影响的一个中国文学研究单位,有研究人员50多人,它的研究宗旨就是"对中国的学术文化进行综合研究,为创造本国新的历史和树立新的价值观作贡献"⑧。

其次,这种对外国或外民族文化从仰慕、吸纳到屏蔽、切割再到取代、独立,不仅是韩国所独有的文化现象,也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人类文化心理,即本位文化心理的表现。

文化是一个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的概念,它是一个民族经过千百年积淀而形成的共同的民族心理对一种生活方式的必然选择。不同的民族心理造就了不同的文化类型,从而形成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文化交流也由此而产生。然而,超地域的文化交流又不得不面临两大障碍:一个是地域隔绝,一个是心理的排斥。这二者使文化交流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呈现不同的形式与内容,引发各类矛盾与冲突,并折射出该时期各民族的文化心态。对于朝鲜这个民族来说,在历史上对周边大国有着太多的依赖,文化上不必说,就是在国家政治上也是如此。当这一切成为历史,韩国崛起为一个经济大国后,国民的思想感情也起了微妙的变化:往日恭顺依赖的纪录成了今日不愿提起乃至刻意回避的历史,要抹去这种历史的集体记忆,当然首先要从历史文化入手,强调本民族的文化,回归文化本位主义,这个民族才有精神支撑点,才不至于切割之后造成本民族的文化真空。我想,只有看到这一点,才不会为当前的"中华文化热"和各国纷纷成立的"孔子学院"而盲目乐观,从而断言"21世纪是中国儒文化世纪";也才能对世界各民族竭力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见怪不怪,以平常心待之,继而表示尊重和理解,不会误解为对方在"排华"和鼓吹"民族沙文主义"。唯有如此,世界各国才会国无论大小,文化没有尊卑,从而在文化领域创造出一个宽容和谐的世界秩序。

第二,台湾学者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对韩国学术影响深远。1992年中韩建交后,大陆与韩国的学术交往日渐频繁,但韩国的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中国文学研究则在上世纪50年代初即已开始开始,其主要影响源于台湾学者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在学术队伍构成上,在台湾高校完成学业的韩国学者占很大比例,以中国词学研究为例,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韩国共培养这方面的硕士16位,其中只有5位是在汉城大学或岭南大学完成学位,其余11位学位均在台湾完成学位,占总数的64%;从1982年到1998年共培养这方面的博士15位,其中有8位是在台湾完成学位,占53%。在诗文和小说方面也接近于这个比例。从当前韩国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队伍现状来看:50至70岁的"长辈"绝大多数曾求学于台湾高校,成为台静农、代君仁、郑骞、屈万里、王梦鸥、卢元骏、潘重规、罗联添、邱燮友等台湾中国古典文学专家的弟子,这批台湾学者的弟子以及再传弟子构成了今天韩国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重镇。在台湾高校完成学业的更年轻的一代车美京、金元中、崔真娥、金卿东、李锡镇、朴永焕等目前也陆续成为学术带头人,是当前韩国古典文学研究界最活跃的一批学者。这种学术传承自然会深深影响着韩国的中国古代文学治学方向和研究方法。

在治学方向上,韩国学者喜作全方位考察,做那种包括作家生平、思想主张、作品内容、艺术风格、著作版本的包揽式研究,如《孟浩然诗研究》、《杜牧诗研究》、《王维诗研究》等,而这正是台湾学者的专擅。

在研究方法上则倒过来,多微观方面的观察和思考,论文以小中见大见长,如郑在书《李商隐咏物诗中的人生感慨--从咏花诗谈起》,尹顺《〈山鬼〉中的巫仪考察》,崔真娥《〈驱傩行〉中的傩戏》,金寅浩《文学中"归"研究》,宋龙淮的《晏殊感时词小考》等。这是台湾学者喜用的研究方法。

第三,民间研究机构的普及和运作上的专业、灵活。韩国的学术研究有个很明显的特点:由民间推动,由学者自由组合,非常众多和普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也不例外,这类学会有20多个,按人口或研究队伍的比例,远远超过中国大陆和台湾、日本,更不用说俄罗斯和欧美。其中最主要的有韩国中语中文学会,成立于1971年,是韩国专门研究中国语言和文学的最大的一个学术团体;韩国中国学会,创立于1962年4月,由汉阳大学、汉城大学、成均馆大学等20多所韩国著名大学200多位学者组成;岭南中国语文学会,成立于1982年,亦是以研究中国语言文学为主。其余涉及中国文学研究的学会和学术刊物还有:韩国中国语文学会,学术刊物《中国文学》;韩国中文学会,《中国文学研究》;中国学研究会,《中国学研究》;中国语文论译学会,《中国语文论译丛刊》;中国语文研究会,《中国语文学志》;东方汉文学会,《伏贤汉文学》、《东方汉文学》……

第四,注意中韩文学以及学者、论著之间的比较研究,重视古、现代文学研究的相互渗透和交叉研究。各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中都会产生一些有歧义的问题,韩国学者很注意对此进行集中探讨和比较,尤其是韩中作家作品以及学者研究成果之间的比较研究,这是韩国学者一种很好的研究风尚和学术传承,早在韩国诗话开山之作--高丽朝高宗时代李仁老的《破闲集》中,就注意将韩国诗人所作的汉诗与中国诗人诗作作横向比较,意在表彰师法中国诗人又有创意的韩国诗人。韩国杰出的诗人李奎报在其创作谈《白云小说》中谈到自己对宋代诗人梅尧臣诗作认识上的转变:早年"读梅圣俞诗,实行窃薄之,未识古人所以号诗翁者。及今阅之,外若苶弱,中含骨鲠,真诗中之精隽也"。其中还谈到他与高秀英对韩国诗人李山甫《览汉诗史》的不同评价。韩国忠南大学在1999年7月召开"东方诗话第一次国际学术发表大会",专门针对"诗话"的概念、范畴和定义展开研讨比较。韩国的中国古代文学乃至中国学研究的一些学术会议主题往往都很具体、专门,强调两者之间的探讨、比较,不作"唐诗"、"宋词"、"元人杂剧"这类泛泛之论。2003年8月,韩国中国学会召开的"中国学国际学术大会",主题是"中国学研究方法论探索"。专门探讨比较韩、日、欧美以及海峡两岸汉学研究方法论上的区别与得失。韩国的国学资料院在20世纪90年代陆续编辑出版了一套东方文学比较论文集,主要比较中、韩、日等国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研究理论、研究方法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差异,并列举若干个案进行分析,这套丛书题为《冲击与调和:东方文学比较研究丛书》,目前已出版3辑。在研究论文方面,这类研究成果更多,如前面提到的柳晟俊教授多年来就致力于唐诗和韩国的汉诗之间的比较研究,陆续发表有《王维与申纬两人之诗风》、《罗唐诗人交游之诗目与其诗》、《王维与李朝诗人之影响考》、《〈全唐诗〉所载新罗人诗》、《罗唐诗人交游考》等一系列论文,最近又有专著《王维诗比较研究》问世。在这本新著中,作者着力于王维对韩国汉诗的影响研究,提出了王维诗对韩国汉文学的影响不亚于李杜、韩柳、欧苏的新结论。

另外,韩国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还很重视古、现代文学的相互渗透和交叉研究。韩国的中国文学教学不像中国大陆这样专业,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甚至古代文学中的先秦两汉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都有严格的分工,而且互不关涉,倒是有点类似台湾,许多学者都是兼跨古、现代文学,甚至语言学。如韩国外国语大学的姜启哲教授,研究重点是中国的古代戏曲,但同时也研究现代戏剧,发表过《中国新剧论稿》、《中国新剧与新月派》、《中国新文学与中国新剧运动研究》、《中国话剧研究》等论文。李永求教授的研究重点是中国的现当代小说,但他也写过不少古代文学的论文,《京本通俗小说研究》、《嵇康研究》、《嵇康之影响》、《钟嵘之〈诗品〉》等,同时也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韩国文学之间的比较。朴宰雨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主要致力于《史记》的文学性研究,1990年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史记〉〈汉书〉传记文比较研究》,但与此同时,就已经开始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80年代先后发表了《鲁迅的时代体验与文学意识》、《巴金的〈家〉和卢新华的〈伤痕〉》、《巴金的文学与思想》等论文。90年代以后更将其主要精力转到韩中文学交流史方面,但对中国古典散文的研究也并未终止。柳晟俊教授是一位颇有影响的唐诗研究专家,但他也兼及新诗,对中国海峡两岸的现代诗歌都有很深入的研究,发表过多篇论文。

沟通古今,兼顾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将包括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这是注重文学传统,将中国文学研究引向深入的一个很好途径;也是在古代文学研究中体现当代人文关怀,以提供经验或揭示规律等方式来丰富和发展当代文化的一个很好的选择。这样,古代文学研究才不会与当代社会疏离,才不会被边缘化,才会有鲜活的生命力。韩国的这种研究中国文学的经验可以给我们以启迪。

注释:

①柳晟俊:《解放而后到1990年代的中国诗研究概况图表》,《韩国学术资料》,人文社会科学编第2辑,大韩民国学术院2001年版。

②吴台锡:《韩国的中国诗研究试论》,韩国中国学会《第23次中国学国际学术大会论文集》,2003年8月。

③李雄吉:《近刊学术资料目录(国内部分)》,岭南中国语文学会《中国语文学》1988年第7期。

④⑤⑦《韩国唐诗研究的新动向》,《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⑥崔国华:《东人诗话》"后序",见邝健行等《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资料选粹》,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8页。

古典文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虚静”;创作;作品;人格;鉴赏

“虚静”是中国古典美学中极其重要的概念之一,最早源于《老子》,原义主要指一种清静虚欲、与世无争的人生态度。后来庄子的“心斋”、“坐忘”说可谓是对“虚静”理论的极大发展。“心斋”、“坐忘”是一种无私无欲、与实际利益不发生直接关系的心理状态,这种心态正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审美心态。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徒宗炳提出了“澄怀味象”的理论,把“虚静”说引入了绘画艺术,同时代的陆机、刘勰则把它直接引入了文学批评。

“虚静”作为一个古老而又意蕴深厚的哲学美学命题,与中国古典文学之间存在深刻的联系:

一、“虚静”与创作

“虚静”与创作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对创作心理的影响,作家们在创作之始总是努力追求达到心无杂想、空明虚欲的境界。在促进创作主体从胶着于物、我的现实世界进入到物我两忘的艺术世界的过程中,“虚静”的确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苏轼有诗曰:“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可见“虚静”对艺术创作的重要。刘勰、陆机等文学批评家更是从理论上揭示了“虚静”与创作的密切关系:“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千里”,“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等。由此可见,“虚静”心态是想象和联想飞腾奔涌的前提。许多大作家习惯在夜深人静时分伏案沉思,更有许多诗人离群索居,都是深谙这一艺术创造机理的。

二、“虚静”与作品

中国古典文学以诗歌见长,而中国古典诗歌又与“虚静”结下了不解之缘。不论是魏晋的玄言山水,还是唐宋的禅意诗词,随处都闪耀着“虚静”的灵光。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把艺术境界分为“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他说:“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这不正是“虚静”状态下的物我同化,不执着于我,也不执着于物吗?“无我之境”的深层艺术底蕴正是艺术家的“虚静”心灵的映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无数美丽的诗句,既是诗人在“虚静”心境下所得,又体现了“虚静”心境的平和、淡雅。而“有我之境”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残”等,虽表现出比较强烈的主体色彩,但在艺术构思时,依然需要“虚静”的心态,正如鲁迅先生所言:“长歌当哭,是要在痛定之后”的,创作主体只有在情感逐渐平静之后,才能对曾经的“痛”进行审美观照、艺术裁剪和加工。因此可以说,古典诗歌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人的“虚静”哲学态度和美学态度。

三、“虚静”与人格

大千世界是纷繁复杂的,到处充满着诱惑,人的异化越来越严重。庄子当年正是看到了这种异化的可怕,故

而高呼回归自然,提倡“逍遥游”。但是,面对滚滚红尘,种种诱惑,真要作到孤寂以守志,淡泊以养心,何其难也!佛教把庙宇建在深山老林,远离世俗繁华,是采用强制手段为佛教徒创设修行环境,为了抵御各种杂念涌入心头,佛教徒们动辄双手合十,口颂“阿弥佗佛”,以保持内心的清静。宗教需要“虚静”,艺术也需要“虚静”。只有保持这种心态,艺术家才能不被外物所役,才能保持自由的心灵,进而才能进行审美体验与创造。我国古代作家中重视人格修养的例子很多,其中最令人称道的就是陶渊明,他那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岸,不慕荣华富贵、满足于“草屋八九间”的安贫乐道的人格,已经成为后世知识分子仰慕的典范。“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心远”不就是远离世俗功利的“虚静”吗?刘勰亦云:“秉心养术,无务

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不必刻意去追求什么,随意而任自然,这不也是“虚静”吗?

四、“虚静”与读者

我国古人无论弹琴还是颂诗,都有焚香净手的习惯,这不是程式化的繁文缛节,这是潜心入静的需要。

艺术家创造了美,传达了自身对宇宙人生的独特感受,欣赏者则要通过自己的全身心投入,去解读那份美。马克思曾讲过,对于一个忧心忡忡的人,再美的风景也是没有意义的。真正的文艺欣赏,特别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欣赏,是要深深地为作品的通体光辉和总体意境氛围感动与陶冶,甚至要在艺术的灵境中窥见生命乃至宇宙的秘密。而一切的感动与了悟,全在一片玉洁冰清、难以言传的意境中实现。而意境之胜则在于说不出所以然的弦外之音,在于将自身融入其间的极自由、真解放的精神“逍遥”。并不是任何人都有这种幸福的机会,只有表里澄明、一片空澈的虚灵襟怀,才能获得如此的殊荣,品尝到“象外之象”、“味外之旨”的灵妙。

古典文学范文第3篇

一、微观中现宏观的演绎法

《词与音乐关系研究》擅于将宏观研究和微观透视相结合。宏观研究和微观透视,即把研究对象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大历史背景下进行透视分析,深入挖掘各个小问题,最后进行整体性的宏观把握。施议对以翔实的材料为基础,对词和乐的关系作了较深入分析,从中寻绎出某些规律性。关于词体的产生、发展、演化、蜕变正是这种方法的有力尝试。词体的产生存在多种说法,无论“诗余说”“乐府演绎说”,还是“和声说”“泛声说”,都说明词体的产生与音乐相关。施议对认同这一观点,但对词体的产生时期存有异议。关于词体的成立时期,以往学者只注重词的形式、格律标志,忽视合乐应歌标志。通常,人们以朱熹“逐一添个实字,逐成长短句”及《词谱》“字之多寡有定数,句之长短有定式,韵之平仄有定声”等格式规定,作为辨别词体的依据,判断词体产生的时代,这是片面的。施议对从词体成立的两个标志推测成立的时期。这两个标志,一个是长短句歌词的出现,另一个是由歌诗向歌词的转变。梁启超以梁武帝《江南弄》为例,证实词起源于六朝;刘大杰认为,梁武帝所作“还不能算严格的词,可看作是由诗入词的过渡形式”,提出词体正式成立及其迅速成长是在中晚唐时期。唐奎璋经过确证《泛龙舟》七曲为隋曲,断定“有乐曲就有歌辞,这是词起源于隋的具体依据”。施议对认为,上述观点虽然有一定依据,但缺乏科学判断。他指出,考察词体产生的时代,不可离开歌词合乐的具体背景。梁武帝《江南弄》七曲,其一曰:“众花杂色满上林,舒芳耀绿垂轻阴,连手躞蹀舞春心。舞春心,临岁腴,中人望,独踟蹰。”从格式上看,《江南弄》已成固定句式、韵位,但依然是诗歌形式,没有合乐,且与合乐长短句歌词有区别。《泛龙舟》《穆护子》等七调,皆为隋曲,也可能都带歌词,但仅仅是偶然尝试,由歌词之法代替歌诗之法,隋朝乐坛尚不具备。从清光绪二十六年发现的敦煌遗书记载看,许多民间歌词已经是比较定型的长短句歌词格式。如《云谣集杂曲子》里《破阵子》四首,无论格律形式还是内容,都为中晚唐文人的创作提供重要来源。李白的《菩萨蛮》《忆秦娥》,被认为是文人词的开山之作。张志和的《渔父》、刘禹锡的《竹枝歌》等都是模仿民间歌词的典型。晚唐时期,温庭筠大力填词,成为第一个专业填词的文人。随后出现欧阳炯、韦庄等一大批花间词人。到南唐,“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施议对通过分析历史材料,结合长短句歌词产生的两个标志进行综合考察,得出“词体兴起于初盛唐,中晚唐时期进一步发展成熟”的结论,并从历史实际出发,既充分肯定民间创作对词体产生的开创之功,又充分估价文人才士创作确定词的历史地位作用,避免了词论的片面性。正是基于对词体形成演变的宏观研究,施议对对词体蜕变这一问题采取了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论,对学术界流行的一种说法,即认为至南宋时,词乐失传,词与音乐关系脱离,词已逐渐衰亡,施议对“大胆假设”这一说法的错误,并列举大量事例,证明词至南宋并非“衰亡”,而是“蜕变”。而且,在广大民间的娱乐场所,唱词形式更加丰富多彩。鼓子词、诸宫调、唱赚的大量出现,加速了南宋合乐歌词的蜕变。所谓“变”,即一部分逐渐摆脱其对外在音乐的依赖,进一步蜕变为独立的抒情诗体。南宋作家和作品数量远远超过北宋,内容和艺术领域也有新开拓;或继续与音乐相结合,“变”而与民间“小唱”合流,成为元曲之先声。施议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论证词至南宋并非“衰亡”而是“蜕变”,有力回击了“宋衰即词衰,宋亡即词亡”不符合历史史实的谬论。

二、历时与共时的辩证法

在论述“词与乐的关系”时,施议对始终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指出处于一定关系中的事物是普遍联系,相互作用的。他不像近代某些论者,只看词受制约的一面。刘尧民在《词与音乐》中说:“音乐是诗歌的灵魂,所以诗歌自然是要追随着音乐,以音乐为标准。”突出词对音乐的依赖;胡适在《词选》序里指出,“重音律,不重内容,词的末运已不可挽救”,过分重视词的独立性,废弃音乐。然而,施议对力排这两种意见,辩证看待词和音乐的关系。施议对从大处着眼,整体把握,把我国诗歌与音乐关系的演进变化归纳为“以乐从诗”“采诗入乐”“倚声填词”三个阶段。特别指出,“倚声填词,言出于声”是诗和乐重新进行更高形式的结合,无论“质”还是“形”都体现燕乐的情调,音律特征。施议对认为,词作为音乐文学,受燕乐的制约,但同时燕乐的格律、音韵又赋予词的特性。只有两者结合,音乐性才能成为词最重要的艺术特性。同时,施议对运用“历时和共时”的研究方法,从“史”的高度对词与音乐关系的发展流变进行全面考察,帮助读者探寻词的内部规律。从共时角度看,注重同时期作家在一个横断面上对其歌词创作进行平面考察;从历时角度,注重作家对词体的发展演变历史所作的贡献和成就。“历时和共时”研究方法的运用,既扩大了本书理论的覆盖面,又给读者一些新的启示。在《词与音乐关系研究》里,施议对论述词与音乐的关系经历了由民间到“尊前”“花间”,再到“闺阁”,最后走向多极化的过程。同时,以这一变化关系为主线,对词史上具有特殊地位、作用的作家进行分析,从而给予中肯评价。

三、跨学科视角的创新性

黑格尔指出:“艺术家之所以成为艺术家,全在于他认识到真实,而且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长短句歌词便是宋代艺术家体现“真实的正确的形式”。词表现音乐的情感内容,音乐赋予词艺术形式。施议对从艺术发展规律入手,运用美学思想挖掘文学与艺术的美,总结唐宋词合乐的历史经验,分析词与音乐两种艺术形式的同异及其分合的利弊问题。唐宋词合乐,词借助于音乐,增加其艺术表现力及其审美价值;音乐又借助词,使情感表现更明确、具体。但词与音乐毕竟属于不同的艺术形式,二者有各自的发展规律和独特性。如,以是否入律可歌定优劣,只顾音律,不管言词,使歌坛上出现了许多“下语用字,全不可读”的作品,大大削弱了词的艺术感染力;而有的虽是好文词,却“不协律腔”,把词引向雅化、凝固化的道路,阻碍词的健康发展。从艺术和文学观点看,这些都不利于歌词和乐曲发展。这个认知,对今天的新诗、歌曲创作仍有借鉴价值。施议对对建国以来普遍流行的“音乐束缚论”和“声律无用论”两种观点进行批判辩驳,从而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例如,苏轼革新词体,转变词风,词史上称为“以诗为词”,论者多认为是“打破诗词界限,冲破音律的束缚”。然而,施议对认为,这是词与音乐的一次调整。苏轼处理词与音乐的关系态度严谨,其作品大部分入律可歌,且对声律及唱法尤为讲究,是“以词为词”的当行作家。辛弃疾全力为词,诸多论者多以“爱国主义”和“豪放”概括辛词成就,以宣扬音乐束缚论,这是有失偏颇的。辛弃疾以词为武器,多抒发爱国情感和战斗精神,富有现实意义和英雄气概。而艺术风格多样化,仍十分注重歌词合乐的效果,“以用字奇横而不翻音律”和“以寻常语度入音律”,是“声学”行家。另外,对南宋词人姜夔、、张炎,建国以来论者多贬大于褒,而《词与音乐关系研究》实事求是地评价他们对词作的贡献和功绩,指出他们“为词在形式特点上体现其音乐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对于维护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很有必要的”。这些都是反驳“音乐束缚论”的例证。对“声律无用论”,施议对从诗歌与声音的历史发展演变中,肯定声律的重要性,指出长短句歌词中,决定词性特征和价值的首先是文词,其次是格律声调。着重强调声律不是无关紧要,而是体现词的最重要的艺术形式。

四、结语

施议对《词与音乐关系研究》探讨词的文学形态与其它艺术形态的关系。这一方法的运用拓展了古典文学的研究领域空间,有一定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施议对的词学研究并不仅局限于历史考察,而是与时俱进。同时,施议对还提出“李清照的‘词别是一家说’、王国维的‘境界说’、吴世昌的‘词体结构论’为中国词学史上的三座里程碑”的论题。这三种批评理论模式的提出是当今词学研究的新突破,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对未来词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古典文学范文第4篇

首先,整个社会的古典文学水平普遍偏低。在当今的中国,不说用口语文言文,读不懂文言文文章,不认识繁体字的大有人在。中国古文博大精深,是世界最难学的语言和文化之一,其中“假字”是文言文的特点之一。在中国各大古典电视剧中,由于怕电视观众看不懂文言文,而对其字幕的配制全套是白话文。其次,古典文学人才的严重匮乏。现代教育中,也许只有大学开设的汉语文学专业的学生和一些古典文学爱好者对古典文学有一定的了解,而大多数只是迫于义务教育或无意识而接触到它,古代的文学著作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

二、中国古典文存在危机的原因

首先,文学教育以现代文学教育为主。、新文化运动至期间,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只有以鲁迅为代表的的文学思想。直到1978年,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恢复高考,才让中国古典文学教育重新回到教育的层面。但由于深受影响,老师对学生的教育还是以“照本宣科”的教育理念为主。

其次,应试教育成为现代教育的主流。以高考古典诗词鉴赏为例,中国的高中教育,老师会给出文言文中高考的重点,而学生则根据重点去刻板的面对高考。从2002年开始,高考语文试卷(全国卷)的诗歌鉴赏考查由选择题型变为简答题型,改变了以往的诗歌鉴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转变为选项分析能力考查的状况。

第三,现代文学多元化的趋势对古典文学造成威胁。文化也是在时代中不断发展,特别是网络的发展,1998年,第一本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在网络上被疯狂转载,使台湾和内陆文学界掀起了一股网络文学的狂潮,此后的题材除了爱情,也有历史、武侠、恐怖、魔幻、侦探、悬疑、纪实等,拉开了一股“新新人类”的“新新文化运动”,人们更加愿意喜欢阅读新颖的题材类型。文化种类的增多,人们更愿意接受网络带给我们的快捷、娱乐化的信息,使得古典文学的地位更加削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古典文学的教育。

第四,古典文学的接触渠道较少。中国教育的模式普遍是填鸭式教育,这也让在校的学生能够接触到古典文学的机会只限在课堂。但书本上的文言文、古典相对于中国2500年的历史文化来说,只是凤毛麟角。同时由于古代文学在地域上也有一定的差异,中国疆域辽阔,地形复杂,人口繁密,民族众多,自古以来产生了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使得学生在接受时有一定的难度。

三、如何面对古典文学教育存在的危机

首先,加强教师的职业知识素养。古典文学的传教,不一定要按严肃、古板的方法。而是要课内课外的结合,师生互动,教学相长。教师也必须加强古典文学“深”度、“广”度,才能满足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的需要。讲诗经侧重于艺术的角度,突出情感的渗透;讲唐宋文学,侧重想象力的发挥,扩散学生的思维;注重自己在各方面知识的扩展,不应只按教材式的方式,来完成教学任务,应用现代教学方法将古典文学拓展到学生心理。

其次,通过多渠道传播学生宣传古典文学教育。在信息时代高速发展的今天,可以把古典文学上传到网上,让更多的人能够方便、快捷的阅读古典。老师经常带动学生到名胜古迹、博物馆等地进行交流学习,使学生能够感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优美;不断拓展古典文学的传播渠道。

第三,在先进的网络技术中发展古典文学教育。随着网络的普及发展,随着电脑的走家入户,我们的学习、写作条件已相当优越。我国最早论述为学问题的著名专论——荀子《劝学》即通过“积土成山”、“积水成渊”、“积跬步至千里”、“积小流成江海”的联翩喻体强调了诵读积累的重要意义,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读书方法常为人们所称道。古典文学电子版的出现,能给那些爱好古典文学又无迹可寻的人,提供一个大量的传播信息库。

四、结语

古典文学范文第5篇

1古典文学作品为传统医学提供传播载体

上古之人,对于自然、社会和人的认识,还没有形成理性意识,文化呈现原始综合态势,这种态势成为古代孕育各门知识最初的摇篮,中国传统医学与古典文学的融通关系就是在这种原始态势的影响下孕育起来的。当传统医学还没有从原始综合文化体分离出之前,最早的文学样式民歌、民谣,就已经成为医学的重要文字传播载体。成书于西周到春秋中期的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可谓是一部以诗传医的早期佳作。《诗经》汇有诗歌305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的社会生活,也较广泛地记录了阴阳、五行、脏腑、疾病、药物、治疗、保健等医学内容。《诗经》记录各种花草约有149种,可以作为药物的约60种,如芣苢,即车前子;蝱,即贝母。其中木本药物约20种,如桐、柏、梨、槐等;虫类药物约90种,如蟾蜍、虿(全蝎)、蛇等。《诗经》对疾病也有了广泛的认识和记录。如《国风•卷脉唯从肉上行,如循榆荚似毛轻,三秋得命知无恙,久病逢之却可惊”[2],短短四句把浮脉的脉位、脉象、临床意义表述得很清晰。采用歌赋体裁用以解说中医药知识,使诗歌和医理互融,于是枯燥的医学知识变得容易理解和掌握。历史上许多医学古籍本身就是有重要文学价值的作品。当我们阅读这些中医古籍时,体验到的是林间漫步的怡然,以及与智慧和自然对话的深邃。譬如现存中国古代第一部经典医著《黄帝内经》就是以对话文学为体裁编撰的,其开篇“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劳作,故能形与神俱,而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用古典文学浪漫主义手法陈述了传统医学天人感应,阴阳合一的医道。

2古典文学作品蕴涵传统医学知识

自《诗经》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创作中涉医内容丰富,几乎涉及中医药各方面的知识。举凡疾病诊疗、中草药知识、针灸,乃至气功、养生之道等等,无一不在古代文学中得到充分的描写。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文人大多通晓医道,有些人还亲身从事过医药实践。由于具备医药的知识背景和人生经历,因此他们创作的作品中的医药内容,往往有科学或经验的依据,真实可信。先秦时期《左传》、《庄子》、《吕氏春秋》等书都可见到不少医药寓言故事。在《三国演义》、《金瓶梅》、《红楼梦》、《醒世姻缘传》、《老残游记》等名著中所包含的丰富的医学思想更是举世罕见。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就曾多次借用书中人物之口,描写了刘备的痢疾,姜维的心绞痛,司马昭的中风,曹操的头疼等等。文学对医学知识的灵活运用,反映出不同时期医学思想在市井的普及情况,也使得文学作品更加再现了生活的真实性。小说《镜花缘》写了17个医方,或为作者李汝珍所自拟,或为民间验方,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清代医家陆以湉《冷庐杂识》[3]尝谓:“《镜花缘》说部征引浩博,所载单方,以之治病辄效。”有人作过统计[4],《红楼梦》涉及疾病114种,方剂45个,药物约120种,书中用大量笔墨描述了弱不禁风的林黛玉的病情和诊断过程,“两弯似蹙非蹙柳叶眉,一双似情非情含情目”的林妹妹在中医看来就是肺肾阴虚。这些有关疾病医疗的描写,不仅从一个侧面着实形象地反映了黛玉的性格和命运,也生动阐述了大量的医理,推动着性格与情节的发展。有的情节甚至直接表达出了作者的医学观点和见解。书中八十三回描述了贾府保健医生王太医给林黛玉的诊疗过程:“六脉弦迟,素由积郁。左寸无力,心气已衰。关脉独洪,肝邪偏旺。木气不能疏达,势必上侵脾土,饮食无味,甚至胜所不胜,肺金定受其殃。”一部《红楼梦》就有如此丰富的医药内容,由一斑而窥全豹,可见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医学知识之宏富了。传统医药素材丰富了古典文学的内涵,为古典文学注入了活力,提升了古典文学的社会价值,成为传统医学与古典文学融织的结晶。与此同时,中国古典文学所反映的丰富的医学素材,实质也反映出现实生活中传统医学的丰富内容,可以看到传统医学对人们防病治病、养生保健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兴盛所做出的贡献。同时也体现了传统医学广泛地浸透到不同时代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想、心理、行为和风尚。

3传统医学作品承载文化内涵

在中国古代,文学是医学的基础,是习医者必备的文化素养,历代名医无不运用文学来编纂和撰著,以阐明医理。中医学很多宝藏,都保存在历代文献里,通过书面语言保留下来。医学家没有一定的文学水平便不能很好地把它继承下来,更谈不到整理、提高、发扬。可以说凡医学之有成者,无不娴熟于文学,只有这样才能够通过优美的文字语言,促进医学的发展。中医家历来将文、史、哲作为治学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是很难深刻领悟医道的。清代医家陆以湉[5]说:“医非博物不能治疑难之症。”明代李梃在《医学入门•习医规格》写道:“盖医出于儒”,正说明文学为医学家构筑文化底蕴,文学可以帮助医学家加深对“人”的体验,对人的社会性的认识。医儒不分,由儒而医,是中国古代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纵观中医发展史上,不少著名医家是从饱读经书的秀才走上医学道路的,在中医史上,医学家兼通医学与文学是十分普遍的事情,而集医、文、史、哲之大成者,不乏其人,如被称为“中医针灸学之祖”的魏晋著名学者皇甫谧,在文史方面很有成就,写有《帝王世纪》、《高士传》等文史著作,后因病中年瘫痪,愤而学医,所撰《针灸甲乙经》成为针灸学奠基作之一。在这样一部医学巨著里,我们可以窥视到他的哲学观点,他在《针灸甲乙经•精神五脏论》[6]中指出:“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也。”体现了气是构成万物生命的根源这一哲学观点。东晋著名医学家葛洪精通文学和哲学,他的文学代表作古记小说集《西京杂记》被鲁迅先生称为“意绪秀异,文笔客观”。而他的著名理论著作《抱朴子》是研究我国晋代以前道教史及思想史的宝贵材料,这部著作不仅论述了神仙、炼丹、符箓等道家思想,其中如《抱朴子内篇•仙药》中对许多药用植物的形态特征、生长习性、主要产地、入药部分及治病作用等,均作了详细的记载和说明,对我国后世医药学的发展更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北宋范仲淹倡导“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人生理想,曾对一部分文人的人生观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事实上有不少文人学士皆通医道。如白居易、苏轼、司马光、沈括、陆游、元好问、蒲松龄、刘鹗等文学家虽不以医名世,他们皆有关于医学的论作。以博学和才情著称的苏轼,就曾写有《人参》[8]一诗:“上党天下脊,辽东真井底。玄泉倾海腴,白露洒天醴。灵苗此孕毓,肩股或具体。移根到罗浮,越水灌清泚。地殊风雨隔,臭味终祖祢。青桠缀紫萼,圆实堕红米。穷年生意足,黄土手自启。上药无炮制,龁齧尽根柢。开心定魂魄,忧恚何足洗?糜身辅吾生,既食首重稽。”诗中生动地描绘了它的形态、特性,介绍其服法和功用。文、医皆通的东坡居士,将诗兴与学识及人生感悟熔为一炉。文学家把在文学中关注生命,崇尚生命的思想转向对医学思想的审视。医学家通过文学艺术来体验病痛、孤寂和疾病的可怕,通过文学作品了解诸如人们抵抗病痛时个人和社会的反应,了解不同的人以及他们在不同的背景下的心理、思想和情绪,从而加深对人的认识。可以说古典文学奠定了医学家坚实的生活基础,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储备,使得传统的医学著作有不少都具有相当高的文学性。

4古典文学形象拓展医学思维

古典文学范文第6篇

关键词:古典文学美;表现;欣赏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3-0151-02

一、我国古典文学美的表现

(一)人性美

人性美属于向善美的一种,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永恒不变的主题。通过对古典文学人性美的感受,我们似乎能够找到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古典文学中体现出的思想不仅复杂而且丰富,诸如一些文学作品中透露出对不顾国家安危的达官贵人的憎恨,一些作品反映了对下层劳动人民遭遇的同情,还有一些作品抒发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更有一些作品赞扬了朋友之间真挚的友谊,甚至还有的作品体现了作者积极进取、不畏困难的精神。当然,也有的文学作品体现出的是悲观的思想,诸如消极避世等。不论是哪一种类型的古典文学作品,抒发的是怎样的情感思想,其都是文学家真情实感的表现,是人性美的具体体现。诸如诗人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在整首诗的最后一段,将作者的内心矛盾充分地表现出来。乐极悲来、万事如流水是李白真情的自然表露,其对人生的伤感情绪,以及远离现实的态度都被传达出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感觉到李白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中的人,具有高度的人性美。

(二)文字美

文字是古典文学的重要表现形式,对于我国古典美的欣赏,我们要能够采用训诂学的方法来进行文字美的展示。我国的汉文属于象形文字,具有独特的造字理据,将意美的特征体现得淋漓尽致。诸如文学文中实词的用法就可以形旁的方法来进行记忆。经历过几千年发展的中国古典文学,可以说已经是我国民族精神的象征,体现出胸怀之豁达、思想之睿智,以及品性之修辞。在进行我国古典文学的欣赏过程中,我们的感情被逐渐丰富,在逐渐发展的过程中日益俊朗、日益雅致。对于我国古典文学的学习是提升自身鉴赏能力的好机会。我国的古典文学作品离我们的距离相对较远,同时含蓄的表意,在字句方面讲究较多,而且还运用典故,典故中的故事我们的了解少。因此,我们在欣赏古典文学的美时,必须要对文学作品的作者背景、作品内容,以及社会背景等详细的了解,在使得我们的阅读能力提高的同时,体会我国古典文学的魅力。

(三)语言美

在我国的古典文学作品中,但凡是一些相对优秀的作品,都可以说是语言运用方面的典范。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任何一种美,都是通过语言来实现表达的。对于语言的欣赏是需要一个持续领悟、不断学习,以及积累的长期过程。诸如诗人李白的《独坐敬亭山》,这是一首意境非常美的诗,但是将我们把这首诗翻译成英文版本时,即“the bird have vanished into the sky,and now the last cloud drains away.we sit together ,the mountain and me ,until only the mountain remains”,我们都知道,语言是非常实用的,与我们的生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但也是非常唯美的,似乎离我们的距离时近时远我们的汉语言是非常有特色的,表达出的感情更是丰富多彩的。通过中文版与英文版的《独坐敬亭山》的对比,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古诗本应该传达出的意境,英文版的表达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古诗的味道甚少,古典美更是无稽之谈。

(四)自然美

在我国的古典文学作品中,一些作品具有巧妙的构思、华丽的语言,以及炽烈的感情;一些作品则是对大自然的崇尚,通过平实的语言表现出淡雅的感情。就美学而言,浓妆与淡妆都是美,但是人们更喜欢淡妆美,更喜欢自然界的美。景物真切、感情真实的自然美更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自然美在我国古典文学中是非常常见的。当面对着色彩缤纷的自然界时,诸多艺术家都被陶醉了。艺术家们通常都会用自己的心灵去接触自然,感受自然。然后在用自己的情志去赞美它,进而创作出一部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因此说,要想欣赏自然美,就必须要具备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的生活情操,将对自然美的欣赏建立在自己的生活基础上,进而实现自然界对我们现实生活的积极影响。

(五)对比美

在我国的古典文学中,对比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技法。在进行文学作品的创作时,文学家们常常会将黑白、深浅,以及悲喜等进行对比,进而衬托出文学艺术的美。比如在一张白纸上画一个圆圈表示月亮,如果只是一个月亮,那么这个月亮是亮不起来的,但是如果在月亮的边上画一抹云彩,那么月亮的亮就被烘托出来,这边是对比技法的典型运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的文学作品,既能够感受到其中的美,也能够感受到丑,也就是说在作者的笔下不仅仅只有美丽的春天,更有寒冷的冬天。因此说,我们在对古典文学作品欣赏中,应该包括对美与丑、黑与白等对比美。

(六)哲理美

对于古典文学,不仅要具备感性的认识,更要有理性的认识,深入自身的情感,这样古典文学作品中体现出的美才足以让欣赏者折服的。诸如出自朱熹之手的“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欣赏者便能够理会到诸如只有思想活跃,才能心胸开阔等哲理。通过对古典文学作品的学习,我们能够将各种不同的思想融合,同时能够学习到相对鲜活的知识。再如出自陆游之手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通过对这篇古典文学作品的学习,我们能够体会到人不能够被挫折打倒,我们要勇敢地面对人生的挫折,要有乐观的生活心态。对于古典文学美的欣赏,要培养意境意识,给欣赏者自由想象的空间。

二、对我国古典文学美的欣赏

(一)抛弃功利观念,彻身沉浸于古典文学

审美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与现实生活绝缘的世界,审美世界中只有审美主体与对象两个部分。有人曾经形象地将戏票作为戏剧艺术与现实生活之间的隔板,从艺术的角度看这个说法是非常逼真的。因此,在对古典文学美进行欣赏时,必须要将现实中的功利观念,以及自私的想法彻底抛弃,要能够在古典文学艺术中沉淀自己,在文学美的氛围内陶冶自己的情操。对古典文学美的审美态度要求我们必须要能够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脱离出来,进入一种与世隔绝的审美意境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体会到古典文学真正的美。

(二)充分发挥想象力

我国的古典文学作品比较善于创造意境,简约的文字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大的想象空间,我们通过想象自然就构造出一定的精神世界,把作者的精妙的构思体会到,同时完成良好的审美过程,而且在这一刻实现了作者与欣赏者在情感上的共鸣。诸如在《归园田居》中,陶渊明写道:“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嗳嗳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从表面上看作者似乎描绘的是一些非常常见的事物,诸如土地、柳树、草房,以及炊烟等,但是却给人们一种愉快的感觉。陶渊明正是将这些看似简单的事物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自然清新的农村景象。这样恬静的农村生活无疑会对生活在城市中的作者有巨大的吸引力。当然,也正是这样的生活场景,将作者在弃官归隐之后的闲适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因此说,我们在对我国古典文学作品欣赏时,要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三)参与文学作品的创作

就对我国古典文学接受的个体来说,每一个审美主体都是有差别的,而且复杂多变。同时,每一个欣赏我国古典文学的人,都有着一定的生活阅历,有着自己的生活经验,各具天资,他们往往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念,自觉地参与到文学作品的创作之中。这些古典文学作品的欣赏 者往往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将文学作品作者的写作意图表达出来,甚至能够将古典文学作品中出现的跳跃式结构,以及逻辑缺陷等填补好,将不确定的区域充实起来,进而提高对古典文学作品的欣赏高度,提出更出色的、不同的见解。这种对同一个古典文学作品提出各种不同理解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非常正确的。因此说,我国古典文学作品的意义不仅仅局限在作者赋予它的意义,而且更具有欣赏者赋予它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古典文学作品的意义是作者所要表达的意义与读者赋予它的意义的总和。与此同时,审美主体要能够积极地参与到古典作品的创造活动中,进一步提升古典文学的艺术水平,展示古典文学的不朽魅力。我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在经过了前人的欣赏之后,不仅表现出其本身蕴含的意义,而且还在逐渐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形成了艺术体系。

三、总结

对于我国古典文学美的研究,不仅需要强化人们的审美意识,而且需要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在进行古典文学的审美过程中,我们应该充分调动自己的知识与经验,要能够从文章描述的三个方面着手,提高自身文学欣赏水平,实现对古典文学美的科学欣赏。同时在欣赏古典文学美时要有针对性,要能够从人性美、自然美等不同方面进行欣赏。总之,对于我国古典文学美的研究是无止境的,我们需要不断加强对古典文学美的探讨,进一步提升对古典文学美的鉴赏能力,最终实现古典文学的发展,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古典文学带来的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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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颖。鉴赏古典文学之美提升审美能力[J].天津职业院校联合学报,2010,(12)。

[3]张虎。在阅读古典文学中感受美[J].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07,(4)。

[4]李晓宇。章羽红。从唐诗与俳句看中日古典文学的含蓄美[J].科教文汇,2008,(24)。

[5]孙晓。浅谈对古典文学美的欣赏[J].青年文学家,2011,(16)。

[6]武玉亭。刘传海。例说古典文学中的自然美和对比美[J].科教文汇,2008,(14)。

[7]王颖。真景物与真感情——辛弃疾田园词的意境美[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古典文学范文第7篇

(一)文献保存不够完整

首先,这些古典文献经历的时间比较长,难免会有一些破损,比如:部分地方字体缺失、书本缺页等,这些都是影响文学研究的部分因素,甚至部分文献历经历朝历代的文人抄写,同一本书籍也有不少版本,研究文学的资料不够完整,很难准确理解作者的真实意图。其次,历史毕竟是后人书写的,历史背景的真实性也有待考证,这就导致了作品写作背景的不确定性,还有些文人的作品遭到当时统治者的破坏,好的作品都没有被保留下来,只是剩下现在残留的部分文卷。虽然这不是现代人的原因,但对于文学研究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二)现在只有少数人爱研究古典文学

首先,现在有不少人一提到古典文学,第一感觉就是晦涩难懂;其次,也有人认为读古典文献很无趣,毕竟它要通过思考才能读懂它,长时间跟古人作品打交道感觉人也会变得很迂腐,同时也会与追逐潮流的朋友产生隔阂;再者,了解古典文学的主题思想需要对当时的历史背景有一定的了解,但不是所有人都了解历史,在文学中还存在与野史相关的作者,这对于研究者来说又是一大难题,鉴于这些客观和主观原因,现在很少有人想去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三)现代学术研究受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

每个时代有它自己对时代的认识,时代不同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也会不同。目前的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对社会的认识也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在“”时代,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仅局限在文学领域,不能涉及政治观念,文学研究也遭受摧残和打击。

二、古典文学研究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意义

(一)对政治经济的意义

文学作品一般反映的是当时的社会政治,它通过细腻的笔触来描写当时的政治体制,同时也带有作者自己的感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时文人学者对当时社会政治所采取的态度。在部分现实主义作品中,还能反映出当时广大贫苦人民的生活状况,它对当代以人为本、一切为了群众、走群众路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对中国政治的走向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同时在经济上也有利于中国印刷业的发展。

(二)对文化的意义

1.有利于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弘扬民族精神

以古诗为例,我们学过不少古诗,大多都反映了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这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的离世情怀陶冶了我们的情操,帮助我们在经济发展的现在不被利益冲昏了头脑,时刻保持自我的节操。同时,我们了解屈原的爱国主义是来自《离骚》,而这种精神直到现在仍然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因此,为了延续中国传统美德及弘扬民族精神,我们需要学习古典文学。

2.有利于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西方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不断传播,为了赶上时代潮流、让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发挥光芒,需要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取其精华,为中国本土文化服务。同时,我们可以通过古典文学向世界宣传中国文化,如孔子学说中就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这对世界各国人民的和谐往来也有一定的影响,同时为中国在世界舞台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形象。

三、现代促进古典文学研究的举措

(一)采取现代化科学技术保存好古典文献

在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利用网络输入设备恢复古典文献文字内容。还可以建立一些文物保护政策,将珍贵的古典文学书籍纳入保护对象之中。历史因素造成的文献不全,我们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对待文献的态度,重视古典文献的保护,为文学研究准备好资料。

(二)改变人们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大力培养研究人员

促进古典文学研究发展的一个重大的因素就是人力资源,每个人的思想文化水平不同,思考方式也不同,便会产生不同的看法。要想促进古典文学的研究,首先,我认为应该改变人们对古典文学的看法,了解到古典文化的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的文化正是中国文化的来源,开展一些文学作品朗诵比赛、诗词歌赋解读等活动,广泛宣传传统文学,激发人们的学习兴趣。其次,可以在不改变原意的基础上,对那些晦涩难懂的文学进行适当地翻译简化,还可以通过相关作品的电视剧激发人们的阅读兴趣,从而来培养一些优秀的研究人员。

(三)坚持贯彻学术自由方针政策

在建国初期就曾有学术领域百家争鸣的政策,现在我们应该继续坚持贯彻这一政策,学者可以自由发表评论、自由表达想法。

四、小结

古典文学对现世有很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精神领域,同时也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起着相当大的作用,我们应该基于古典原著、改变研究方法、扩充知识领域、培养优秀的文学才士,让文学研究更上一层楼。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让古典文学绽放光彩。

古典文学范文第8篇

例如王国维,他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改正了殷商先王的世序,从而纠正了《史记·殷本纪》的错误,使后人研究“兄终弟及”的王位承袭制度时,更准确地理解了“国赖长君”的道理。

这看起来似乎和我们当代无关,是纯学术的研究。其实不然,它正反映了人类社会进化的逻辑:奴隶主政权为了统治的巩固、秩序的稳定,它深思熟虑,设计出当时认为合理的王位继承方案。这一方案直到春秋时期,吴国还在继续实行这一制度;余波所及,北宋的杜太后还曾嘱咐宋太祖死后应传位于弟赵匡义即后来的宋太宗。那么,这一制度后来怎么又让位于父传子的世袭制呢?原来兄终弟及制多次发生抢班夺权、兄弟相残的现象,因此认为索性确定立嫡长子,以免旁支的觊觎。当然,如无嫡长子,则立贤。而所谓贤,全凭“父皇”的认定,这就必然产生伪装,如隋炀帝之蒙骗其父隋文帝。这一继承人问题,纷纷扰扰,不但苦恼了中国,也苦恼了外国;不但苦恼了古人,也苦恼了今人。迄今为止,民主国家的总统直选制,勉强为这一纷扰画上了一个句号。

我们现当代人懂得这些,就既明白历史是这样过来的,一切存在过的都有合理性;但又知道它不断地在走向它的反面,由合理的转化为不合理的,最后,皇权的专制必然为民主的政治所取代。所以,研究过去的一切,首先是求“真”,即求得历史的真相。

但,一切过去的“真”,既有善的,也有恶的。我们继承发扬善的,批判扬弃恶的,无论正反面,都可给后人以裨益:惩恶而劝善。

求“真”与“善”,是哲学和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任务,而文学则在“真”、“善”基础之上更追求“美”。孔子早就指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可见文学艺术拥有“美”的专利。之所以出现“文”、“理”现象,背景或实质是由于“情”与“理”的存在。求“真”与“善”,是理性的思维活动,而求“美”,则是感情的思维活动。我们常说的逻辑思维即前者,而形象思维则指后者。

从古到今,从中到外,任何人不能只有理性生活而没有感情生活。事实上,人的一生,比重占得大的是感情生活。感情生活为什么要追求“美”呢?因为正确而丰富的感情生活,必定是崇高、纯结、美好的精神生活,人只有具有这种精神生活,才能脱离动物的本能。

我们学习古典文学,研究古典文学,正是为了提炼我们的精神素质,使我们成为高尚的人,大写的人。所以说“文学是人学”。

明乎此,则研究者对古典文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目的完全是为了人的精神的升华。可以说,一切对古典文学的研究,都是为了服务于人类,为了人类认识的深化,心灵的洗涤,精神的昂扬。克罗齐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话深刻地指出了研究过去历史的“真”,都是为了当代人们的需要,谁也不会为古而古。

有一个问题值得讨论,即某些学人提出,研究古典文学,应该回到文学本体,进行审美追求,作纯文学的研究。我不附和这种说法。窃以为古典文学研究不能仅限于美的领域,它必须在“真”与“善”的基础上来进行审美活动。

所谓纯文学研究,往往停留在文学形式的研究上。我认为,一定的形式总是为一定的内容服务的,像彼尔说的“有意味的形式”,其实并没有脱离其相关内容,不过涵义隐晦,不易探测而已。现在有些学者研究《诗经》的四言、《楚辞》的杂言、汉代的五言、魏的七言,探索它们的起源和演变,这些似乎是纯文学的研究了,但是,我总以为,这些变化,都是和有关的人和事的内容的需要分不开。

比方《诗经》以四言为主,这是由于《雅》、《颂》的内容庄严肃穆,需要偶数词语、方正句式来表达;而《风》诗,据钱穆、朱东润等先辈研究,并非出自民间,和《雅》、《颂》一样,也是贵族所作,所以,基本上也是四言为主。当然,这跟先秦时代人们的个性单纯,语言结构简单、书写条件困难,也有关系。

至于《楚辞》,以屈原为例,他满腹烦忧,需要长吁短叹来发泄,加上南国民歌与北地不同,悠扬宛转,藉以抒发其缠绵悱恻之情。屈原的君国之恫,正好和民歌的风格一致,这就形成了《离骚》、《九歌》等的杂言体。

至于汉代的五言,魏晋以后的七言,则是由于时代越发展,人事越复杂,人的感情也日益多样化,这就在言志抒情的诗歌形式上,认识到四言诗的两个偶数的句式太呆板,太单调,于是发展出五言,有偶数有奇数,如“行行重行行”,偶奇偶,这一新形式就更方便情绪的抒发了。

后来发展到魏晋以迄于今,人的感情更丰富多彩,于是产生七言,如“秋风萧瑟天气凉”,偶偶偶奇;“草木摇落露为霜”,偶偶奇奇奇。这就更能充分地委婉而曲折地多变化地抒发诗人的激情或柔情了。

那为什么不向九言以下再发展呢?这就牵涉到一个“度(degree)”的问题了。凡事都有一个“度”,也就是极限。人的口腔、气息只能以七字为正常的“度”,这就是民歌何以迄今仍是七言的缘故,文人诗也是这样。

我说这些,无非是说明世上没有无内容的形式,即使先民陶器上的云雷纹和波浪纹,也寄托着先民们的素朴的神秘的情愫。换言之,研求古典文学,不能只限于审美活动。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和当代现实的效用问题,我觉得还要说几句。所谓“有用”、“无用”,据我看,只要我们的成果符合“真”、“善”、“美”的原则,它必然是有用的。问题是这个“用”不能太机械,文学艺术,甚至人文科学的“用”,不是实用主义的“用”。《中外文摘》2007年第10期《沉浮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史学家杨荣国》一文总结得好:“治学如果脱离了‘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是很难不做‘尴尬人’的。”《中外文摘》2007年第2期摘录何兆武口述的《上学记》,谈到西南联大的教师们,当时的学生“大多对冯友兰先生的印象不佳,主要还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冯友兰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像他《新世训》的最后一篇《应帝王》等等,都是给捧场的。在我们看来,一个学者这样做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有失身份。”所谓身份,实质就是“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

回顾我个人对古典文学研究的历程,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我一向重视对清代诗文的研究,即因清人和我们距离最近,所经历的内忧外患及由此产生的思想感情,也和我们大体相同。我们当代的先进思想是“民主”与“法治”,在郭丹教授对我访谈时,我们谈到拙著《清诗流派史》,我说:“从我的著作动机来说,我特别想探索这一离我们最近的时代,看当时士大夫的灵魂,怎样在封建专制的高压下,痛苦,,挣扎,或转为麻木,或走向清醒,又是怎样从西方获得民权、自由、平等诸观念,从而产生民主意识,把目光从圣君贤相身上转移到广大的平民百姓身上来。”(《文艺研究》2005年第1期)在另一处,我又谈到:“我写《清诗流派史》,是为了探索清代士大夫的民主意识的成因;而写《在学术殿堂外》,则是反映现代或当代知识分子对民主和法治的追求。”(同上)在《清诗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第114页论吴兆骞时,我说:

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新的启发:愤怒固然出诗人,但这首先得有个允许你愤怒的环境。如果处身于极端专制的高压之下,你连愤怒也不可能,哪里还会有真正的创作。秦朝没有文学(除了李斯的歌功颂德之作),而其他最黑暗的专制野蛮时代也没有真正的文艺(只有瞒和骗的文艺),不仅是客观条件不允许作家说真话,某些作家甚至主观上也丧失了创作的灵感。吴兆骞这则诗论就说出了作家主观条件的问题,所以,它是深刻的,是前无古人的。他的灵魂深处的躁动和苦闷,实在类似司马迁。但司马迁能利用私家修史的地下活动,创造出伟大的“谤书”——《史记》,吴兆骞遭难后的二十三年,却始终生活在专制魔掌之下,连内心世界也毫无自由。他只能在“失其天性”的情况下,被扭典地写出自己的某些痛苦。这就是纪昀等人所谓“自知罪重谴轻,心甘窜谪,但有悲苦之音,而绝无怒怼君上之意”。

我说的吴兆骞这则诗论,是其诗集《秋笳集》附录的《答徐健庵司寇书》,摘录如下:

古今文章之事,或曰穷而后工,仆谓不然。古人之文自工,非以穷也。彼所谓穷,特假借为辞,如孟襄阳之不遇,杜少陵之播迁已尔;又其甚者,如子厚柳州,子瞻耳已尔;至若蔡中郎髡钳朔塞,李供奉长流夜郎,此又古文人厄困之尤者,然以仆视之何如哉?九州之外,而欲引九州之内之人以自比附,愈疏阔矣!同在覆载之中,而邈焉如隔泉夜,未知古人处此,当复云何?以此知文莫工于古人,而穷莫甚于仆。惟其工,故不穷而能言穷;惟其穷,故当工而不能工也。万里冰天,极目惨沮,无舆图记载以发其怀,无花鸟亭榭以寄其兴,直以幽忧惋郁,无可告语,退托笔墨,以自陈写。然迁谪日久,失其天性,虽积有篇什,亦已潦倒溃乱,不知所云矣。

同样的这一段话,同样一部《秋笳集》,以纪昀为首的四库馆臣是那样一种分析,而我是这样一种分析。这就是因为我是在用当代的先进思想去剖析那孤苦灵魂,从而豁显出皇权专制的残酷、阴冷、非人道。而纪昀等则正如鲁迅所说:“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这是为人为奴的一条界限。就在纪昀当时,也有先进思想,即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所揭示的清王朝御用哲学程朱理学“以理杀人”的罪恶本质。所以说,一定要用当代先进思想去研究过去的一切。

论文关键词:真善美独立人格自由精神先进思想

古典文学范文第9篇

关键词: 古典文学 科研能力 大学本科 教学培育

中国古典文学是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也是必修课程,课程内容涉及时间跨度长达数千年,一般安排六个学期的时间完成这门课程的授课与学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学生不仅要掌握基本的古典文学知识和文学发展流变,而且要具备阅读古籍的基本能力,以及研究古典文学相关问题的基本素质。

那么,这种阅读能力和科研素质的培养,需要通过怎样的途径得以实现呢?笔者从事古典文学教学十几年,为本科生开设过四门相关必修课和选修课,得到同学们的好评。现笔者对执教的经验与思考作总结,以抛砖引玉。

一、寓教于课堂讲授之中

古典文学的课堂教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阶段最重要的学习环节,教学设计必须科学合理,涉及学生阅读能力和分析能力的培养,包括两方面内容。

第一,文学史的讲授,按照朝代顺序,对文学现象、文学流派和重要作家进行考察和分析,总结其艺术规律,探求其成因及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学术研究无止境,后出转精。在教学过程中,既要重点讲述学界通识,又要兼顾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从而引发学生的思考,而不是单纯满足于知识的写录与机械记忆。

以清代散文流派讲课为例,重点介绍桐城派,产生及持续的时间、流派名称的由来,然后分别介绍代表作家及其贡献,随后讲述这一流派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等方面的特点。关于阳湖派的问题,需要向学生指出,学界有关阳湖派是否独立成派存在不同意见,可分别简介各派的观点及其依据,然后以曹虹教授《阳湖文派研究》的出版及其研究成果的介绍结束这个问题的讲述。

经过这样的讲述,学生对清代散文主要流派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初步了解了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历史,并且对学无止境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培养他们对于古典文学勇于探索和不断创新的意识。

第二,文学作品的赏析,必须结合文学史的内容,对重点作家的重要作品进行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方面的剖析,加深学生对古典文学作家和文学现象的理解。

以明代传奇《牡丹亭》为例。明代中后期,思想界的狂飙运动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汤显祖创作的《牡丹亭》即是显证。在讲授的过程中,要结合汤氏《牡丹亭记题词》进行提点:“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1]P1153随后,我对《游园》一出戏文进行了讲解,并发动同学对汤显祖的“至情”论展开了课堂讨论。

由此,学生对杜丽娘这一人物形象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对汤氏的创作特色,到明代中后期文学界公安派“不拘格套,独抒性灵”特点在创作中的表现,就有了一定的认识,实现了从作品解读到理论批评的顺利过渡。

二、寓教于课外考察之中

除了课堂的讲述,给学生适当布置作业,也是很有效的手段。上学期我给学生布置了一个作业:撰写一位乡贤的小传,简介其生平及其文学活动。我特别提了一个要求:要写出自己通过哪些途径,搜集了哪些材料,有哪些收获。

布置这个作业的目的,一是事关自己家乡的古代名人,学生很感兴趣,有助于提高学生对家乡的自豪感;二是让学生走出书斋,放眼世界,将书本知识和实地调查结合起来,开阔眼界,增强动手能力。

学生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他们利用图书馆和网络资源,选取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初步掌握了相关资料。接着,利用国庆节放假时间,回到故乡,各展神通,收获很大。

有的同学走访了乡贤的出生地,与其后人访谈,得见了其珍藏的家谱、族谱,得到了第一手访谈资料;有的拜谒了名人纪念馆,甚至独自前往名人墓园,拍摄了珍贵的照片,增进了感性认识;有的去博物馆参观,看到了传主的字画,对其文学以外的艺术成就有了切身体会;有的广泛发动社会关系,趁着放假期间,进入了地方志办公室查找资料;有的甚至找到了少人问津的江苏省档案馆,并遇到了在那里工作的校友,得到了其热情的帮助;还有的同学则去了南京图书馆和地方图书馆,翻阅了收藏在那里的古籍。在报告里,同学们说:“捧读古籍的感觉,真是不一样啊。”

在汇总、书写报告的过程中,学生们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问题:为什么在世时颇有文名的古人,身后却默默无闻?为什么声名颇为显赫的古人,却没有进入断代史撰写者的视野?这到底是古典文学研究的个案,还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通过这次作业,同学们有了不少收获:完成作业不是简单地坐在图书馆里下载资料,必须通过多种多样的途径搜集获取。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地方志办公室、档案馆、墓园……有价值的资料不仅是文字资料,还包括书法、绘画、家谱族谱、墓志、书影、访谈录音等。文学研究由此变得生动起来,学生兴致盎然。

治学固然要耐得住寂寞,所谓板凳坐得十年冷,没有耐心是不行的。但是,做学问是一件充满乐趣的事情,当你打开眼界,敞开心扉,就能海纳百川,精益求精。唯有如此,才能吸引年轻学子加入到学术研究的队伍中,学术才能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三、寓教于考核之中

考试分数事关学生的切身利益,最为学生动心牵挂。教师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对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努力方向进行引导。

每学期开学之初,除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古典文学常识、古典文学批评理论等基础知识之外,还强调对名家名篇的考核,要求学生在本学期内,利用课余时间,大量背诵《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的作品。

只有熟悉掌握了足够数量的具体作品,学生对于古典文学的认知才能真正做到既脉络清晰,又血肉丰满。正如清人张佩纶所云:“熟读唐诗三百首,足推博雅也。”[2]P616

南师大文学院目前所使用的是本校郁贤皓、钟振振等教授编选的、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除了选篇典型精当之外,这套教材还在每篇之后附有《选评》,汇集了历代对本作品及作者的点评。学生在背诵时,不仅能够熟知作品的原文和释义,而且能够结合他人的评价,进一步深入体察作家的风格和本篇作品的艺术特色,达到点面结合的效果。

如今的本科教育不同于以往,科目众多、学分总量和工作诉求等因素都使得学生的专业学习时间受到了挤压。这是不容回避的现实。如何在这么多科目的竞争中保证学生对古典文学学习的投入呢?经过这些年教学实践的检验,我觉得,以考促学的方式是一项值得重视和推广的古典文学教学方法。

总之,中国古典文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相形之下,本科生的知识储备和治学能力都处于初级阶段,对于古典文学的学习和研究,很容易产生望而却步的心理。有的学生甚至误以为死记硬背,就算是学好了古典文学。其实,只要教师方法得当,激起他们对于古典文学的热爱,就开了一个好头。然后,根据本科阶段学生的特点,用心讲授,悉心指导,引领他们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学习和研讨,不断促进他们养成求知求真的思维习惯。在治学的道路上,教会他们不盲信权威,不迷信教材。同时,以阅读原始文献为基础,以理论批评为手段,文史互证,密切关注学界的学术动态,最终形成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找到自己的研究兴趣,本科阶段的学生一样可以迈入学术研究的大门。

参考文献:

[1]汤显祖.牡丹亭记题词[A].徐朔方.汤显祖全集[C].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

古典文学范文第10篇

这些年很是兴起了一番国学热,什么读经班以及各种关于国学的讲堂讲座一哄而起,仿佛麻木沉睡的人们忽地惊醒,意识到了什么,要去改变些什么。很多国学班开课了,传来童声朗朗的读经声,读了《三字经》、《弟子规》的孩子们貌似乖顺、礼貌,而又呈现出小大人似的世故。但是这一切又给人一种闹哄哄的感觉,我也曾经带着女儿去参观过这样的讲堂,而被里面那种浓厚的焦灼功利的气息吓跑,不管是读经班的创办者的还是那些送孩子去读经的家长们,都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急躁,一方迫不及待地想赚钱,一方迫不及待地希望自己的孩子立刻成为一个谦谦孔夫子或娴雅小淑女。我觉得,对于孩子的文化品格的培养,心灵的塑造,不是读几天之乎者也就能培养出来的,那是需要长时间的熏陶和默染,让孩子的心灵自主地去接近去理解去感受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吸取传统文化价值系统中能真正弥补现代教育所缺乏的东西,而不是游离于现实人生之外的虚无和迷茫。

女儿小时,我并没有如大多数家长一般教她背唐诗宋词,但是我会买来一些印刷精良的绘图版唐诗读物,在她感兴趣的时候和她一起读,朗朗上口的韵律在朗读的时候会带来一种愉悦和美感。为了维护这愉悦和美感,我从来不强制她去背诵这些唐诗,也不在她不想听不想读的时候去逼迫着她去听去读。那时的她更加感兴趣的是童话故事以及各种儿童绘本类读物,及至稍长到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她依然对唐诗宋词不是很感兴趣,那时她的读物除了绘本之外,文字类的主要还是诸如《苦儿流浪记》、《海底十万里》以及《木偶奇遇记》等等。但是唐诗和宋词依然还摆放在她的小书架上,偶尔的时候她也会拿下来读一读。

我相信经典以及美好的东西一定不会被忽视,当心灵以及知识的储备达到一定的阶段时,与美好和经典的邂逅只是时间的问题。我所要做的只是培养她阅读的好习惯,珍护她纯善的心灵不被蒙蔽,带她去亲近大自然,一起去听古典音乐,当一个人有着比较均衡完善的知识结构和比较高的欣赏水平时,他对古典文学以及传统文化的理解才不至于偏颇狭隘。

渐渐地她愿意去接近,去阅读和欣赏古典诗词了。而我所要做的,依然只是根据她的需要买来她想读的书,和她一起阅读,在她阅读的过程中有疑惑或者有感触时和她一起讨论,彼此分享阅读经典时心灵的震颤和感动。

记得我给她买过一本《唐诗鉴赏辞典》,有一段时间这本书是她的案头书,她经常翻读并在书中做标注,一些感触一些想法写在书的空白处。除了唐诗宋词之外,她也读很多的名家诗选。她的记性一向极好,喜欢的诗读几遍就能默诵。记得有一次是在春暮初夏的时节,连绵的阴雨天之后天空放晴,我和她走在林荫道上,树木蓊郁葱茏,人的身心有一种爽朗神清的感觉,我和她默默感受着这晴雨季节的变化,忽然她说了一句:“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生。”这一句诗真是精妙表达出我们俩在那一时刻所能感受到的物候的变化,当时我惊讶她能有这样的感受并且能引用范成大的这句诗贴切地表达出感受,也许这就是古典诗词的精髓之处,贴合人的实际感受并且永远也不会过时。

我向来认为读古典文学不能脱离现实,要带着对现实的关怀去阅读古典,从中寻找出贴合当下的现实意义。所以我从来不要求她只埋头书本,让她也抬起头去关注现实关注民生关注人类的未来,于是我也经常和她谈论现实社会的阴暗的一面,人性复杂的一面,以及人类在精神上和思想上的困境以及亘古以来人类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和挣扎。当她带着这样的认知和思考去阅读古典文学时,她的感受和思考会更加深刻。比如她读陶渊明,最喜欢的就是陶渊明的那首名作《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相对于人人几乎能吟诵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悠闲轻恬,她更加欣赏“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逍遥真隐。在一次作文竞赛中,她就这句诗好好阐述了她对陶渊明的理解,文中,她写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对于陶渊明来说,“或许是一种态度,而千年后之于我们,更是一种气节。”而这种气节,她认为“这是一种令平凡的人敢于用自己灵魂的力量来抵御那个时代物质的暴力的气节。”她说“最使我们感动的总是陶渊明超临庸俗社会的伟大心灵。”她说即使在《饮酒》篇中,陶渊明爱的不仅是酒,更是“土地,乡野的心灵的沃土,是那一亩田,一间草房,松菊竹柏,高山流水。”“我们惊异于他的风骨,惊异于孕育出这情怀的山水田园。而我们从不知道在喧闹的人世里,在这滚滚而去的历史的长河上,为何会有如此悠远而绝美的灵魂?”“问君何能尔,只因心远地自偏。”或许她的这些观点感受脱离不了幼稚,但是她能做这样的理解,表明她是用心在阅读在体会,而不仅仅是记住那些辞藻用作卖弄的道具。

即使她读纳兰容若,她也能将这贵公子的浮华和杜甫的深沉做一比较。比如她读纳兰的《南乡子・ 何处淬吴钩》,她认为纳兰在词中所表达出来的也只是“多少英雄只废丘”和“韶华易逝”的轻薄感叹,只是从百年前的一介寒士身上所感触到的一点凄凉,而无法真正体验到“沧海桑田的悲凉乃至裂国之痛。”而她认为能表达出这炽痛中心的是杜甫。她说杜甫的咏古诗“自然是情炽气豪,涤人肺腑。”而那些简单描绘心境与处境的诗句,则更是“世道之治乱,年华之盛衰,彼此之凄凉流落,俱在其中。”她举杜甫的“野哭千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以及“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所道出的漂泊与流落的滋味以及家国之痛,更是纳兰公子所无法体会的,所以纳兰的“英雄废丘”只是“忽略了天下苍生”,像被剥去了灵魂而有“为赋新词强说愁”了。在赏析纳兰的这首词的文章结尾处她写道:“直白一点吧,朝代兴衰又算什么呢?连温饱也无法维持的人们怎会在意国家带来的归属感?饥寒交迫的农民怎会知道‘亡国遗民’这个词的份量?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三年前还在上初中的她能写出这样的句子,有这样的比较和分析,虽然浅拙,但视野和胸襟俱在,而没有相关知识的储备,没有对现实的关注,这些古典诗词中的句子读过,也只若风行水上,除了激起丝丝涟漪之外,哪能有此静水流深的感慨呢?

有一年暑假,我们去三峡旅游,当游船在江上缓缓行驶,两岸崇山峻岭,层峦叠嶂,隐约间似乎能听见猿鸣之声。她靠在甲板的船舷上背诵起郦道元的《三峡》,“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此景引发此情,而她能在古典文学中找到共鸣,所兴发的不仅仅是叹赏山川的雄伟秀丽,还有壮丽景象中那一声猿鸣所引发的穿越千年时空的千古忧伤,江上渔歌的哀转也千年连绵不绝,深沉而直击人的心灵。

在培养女儿的古典文学修养方面,我得益于我的朋友冉云飞匪浅。从他早期的《像唐诗一样生活》到他现在为孩子们讲解古文,他所秉持的那种理念我觉得非常值得借鉴。即我们选古典文学给孩子们读,要选那些“有趣、爱美、懂生活、宽容、平等、自由的内容”,要通过好的古典文学的阅读,培养孩子的“公民意识,培养宽容,培养爱,培养对大自然的爱好与审美。”我带女儿去成都旅游的时候,专门去拜访他,让女儿听了他一堂私授的古文课,他讲钱“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他解释里面不仅有深情婉转,还有一种对对方的尊重,给对方选择的自由,给爱的人以自由的那种珍贵的思想。他讲颜真卿的《寒食帖》,让孩子们读出里面所蕴含的爱与自由。等等等等,他将古人的有趣,有意思,有范儿生动地呈现给孩子们,我觉得这样的讲解比那些所谓的国学心灵鸡汤有益而珍贵得多。

我觉得一个人的人文素养的培养是多方面的,知识结构的多元化非常必要。一味地钻进故纸堆而浑然不管身外现实世界固然不对,但彻底地否定传统文化,对其中所蕴含的精华视而不见也不行,多元文化的接触是必须的。在我们家书架上,东西方文化的书杂乱排列而相安无事。我很欣喜地看到她不仅爱阅读西方文学经典,也爱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两者在她身上并不冲突。当然,我不敢说女儿的古典文学修养有多高,但是这些年陪着她漫步在古典文学的小径上,那些精致典雅的文字所体现出来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如果能够让她浮躁的心沉静下来,让思维的触角更灵敏柔软,使她的精神世界更丰富,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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