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电视史范文
时间：2023-02-27 08:31:24
广播电视史范文第1篇
萌芽时期
广播电视研究活动最早是从广播研究开始的,而广播研究又始于广播史研究。目前能找到的最早一篇广播史专文是曹仲渊的《三年来上海无线电话之情形》。
研究涉及广播电视历史、理论、业务、交叉学科等各个领域,具有一定的广度,奠定了我国广播电视理论的基础。其特点有:
1.广度尚可、深度不够。这一时期的广播电视研究探讨了广播电视的技术特性、广播的新闻事业属性、广播的传播特点、广播的功能和作用、广播节目、广播播音、广播宣传技巧、广播广告、听众研究、电视新闻传播、电视史等问题,研究视野广阔。但是,许多研究是感想式、译介式的研究,缺乏深入的、学理层面的探究,更谈不上理论体系的建立。
2.不平衡现象严重。这种不平衡首先表现在广播研究与电视研究的不平衡。广播研究从深度到广度、从成果数量到质量,都远远超过电视研究。其次表现为各个领域研究的不平衡。广播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相对较为深入,研究成果相对较多,广播业务研究次之,广播交叉学科研究最为薄弱。最后表现在成果形式上,单篇的文章多,系统的专著少。
3.广播研究与广播媒介、广播实践的发展状况以及时代变迁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密切的关系首先表现在研究主体的身份变化上。广播刚传入国内时,只有具备相当深厚的电学、物理学知识的人,才能对广播这一新兴媒介有较深刻的认识。因此,这个时期的广播电视研究人员大多具备高等院校理工科教育背景。20世纪40年代后,广播电视知识开始普及,研究人员大多来自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多数并不具备高等院校理工科教育背景,如鲁迅、叶圣陶、任白涛、胡道静等。
其次表现在研究重点的变化上。广播刚传入中国时,电台数量少,受众人数不多,社会影响不大。因此,广播研究只限于对某个局部地区广播史方面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初广播进入繁荣发展时期,民营商业广播发展迅速,人们开始关注广播的作用、广播的特点、广播播音、广播宣传技巧、广播广告等广播实践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抗战爆发后,广播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于是,学者们纷纷探讨战时广播在新闻传播、社会动员、对敌宣传、对外宣传、心理战、战场联络等方面的作用。
4.这个时期一些学者开始采用定量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新的方法进行广播研究。1934年,俞子夷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对上海28家电台的节目进行了内容分析。在广播特点研究中,人们常采用比较研究法,将广播与电报、电话、报纸进行比较研究。
曲折发展时期
新中国广播事业飞速发展,广播电视研究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遭遇了“反右”和“”左倾错误带来的严重挫折。
此时的广播电视研究还处在感性认识阶段,谈不上深度和广度。在研究的思路上,运用阶级斗争理论和战争年代形成的党报理论来观照、审视广播电视传播;在研究框架上,将广播电视学纳入新闻学的框架中进行研究,广播电视学的学科意识还没有觉醒;在研究方法上,则采用经验总结与人文思辨相结合的方法,没有采用定量实证的研究方法;在研究层次上,理论、业务和历史三个层面都有所涉及;在研究水平上,基本停留于业务操作层面,大多是“感受性”、“描述性”的表述;在研究的组织上,处于个体自发研究阶段,没有统一的研究机构和组织,广播电视理论刊物非常少,成果主要发表在全国性的广播电视理论刊物《广播业务》上。
拨乱反正时期
初步形成时期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也是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新时期。此时的广播电视研究如同广播电视事业发展一样,深深打上了时代印记,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1.这个时期的广播电视研究始于对基本理论问题的拨乱反正。“”结束后,人们开始反思时期的广播实践,痛感拨乱反正的必要。因此,着手对一些被混淆了的广播电视理论问题进行澄清。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进入了新的改革开放时期,广播电视改革成为中国社会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重新审视广播电视的性质、功能和作用,探讨广播电视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就成为新时期广播电视学术研究的重点。正是在这种重新审视和探讨发掘的过程中,广播电视学科意识日益加强,广播电视研究逐渐突破新闻学的框架体系,并最终孕育了广播电视学。
2.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研究领域大大拓展。此前广播电视研究队伍主要集中于广播电视事业的组织管理者、实践从业者和广播电视教育工作者范围内。进入此时期后,研究队伍则扩展到许多科学研究部门和各类高等院校中。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以各自的视角关注、审视、解读广播电视,研究领域因此得以拓展。
3.传播学和信息论被相继引进到国内,对广播电视研究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学者们开始运用传播学和信息论的相关原理审视各种理论问题,得出了崭新的结论。
4.广播电视研究开始由分散的、自发的、个体的研究向有组织、有计划、个体与群体相结合的研究方向发展。
5.国际性学术交流日益活跃。此时期推出的四川国际电视节、上海国际电视节成为中外节目交流和学术交流的桥梁。
繁荣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广播电视研究非常活跃,既涉及到广播属、产业化、集团化以及面向21世纪、面向数字化和信息化发展战略等宏观层面的问题,又包括广播电视体制机制创新、广播电视新媒体、广播电视新赢利模式等中观问题,还包括广播电视传播形式、节目形式、策划、制作等微观业务层面的问题。
这个时期的广播电视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广播电视学术研究规模化、系统化。
2.广播电视研究学理化程度加强,并开始深度介入广播实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中意识形态强烈的政治话语逐渐后撤,专业话语开始兴起。二是因一些“学院派”研究者的加盟,工作总结型研究和经验表述型研究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开始改变,理论思辨型研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三是研究与实践相互脱节的现象开始改变。
3.广播电视研究逐渐突破了新闻学、传播学的框架,在多学科视阈观照下不断深化。一些学者开始从文化学、女性主义、消费主义、符号学、全球化理论等视角切入广播电视研究,极大地丰富了研究内涵,拓展了研究思路和视野,提升了研究质量。
4.学术争鸣与创新意识开始觉醒。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开放度不断提高,学术研究的政治社会环境日益宽松,广播电视学术研究领域内的争鸣和创新意识也就开始觉醒。
5.广播电视研究模式逐渐形成。意识形态研究、文化批评研究、艺术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等较为典型的广播电视研究模式开始形成。
广播电视史范文第2篇
【关键词】广播电视史；扩容；受众主体；大历史观
近年来，国际互联网络迅猛发展，对传统的广播电视媒体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网络不仅兼有广播电视的诸多功能，例如传递信息迅速及时、声画同步等，还具有交互性强、自由度大、海量存储及全球传播等独特优势。凭借这些优势，网络在与广播电视争夺受众的过程中，不但从根本上动摇了(广播)电视传媒“老大”的地位，而且也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其既有的传播理念与节目形态。广播电视与网络之间在竞争中既相互融合又渗透发展，已成为电子媒体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网络的崛起为广播电视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也把以广播电视历史进程作为研究对象的广播电视史学置于新的生存与发展环境中，一系列新的视野亟待开启。
一、网络媒体使广播电视史学研究领域“扩容”
在网络传播出现前，“广播电视”的概念被界定为“泛指通过无线电波或导线向广大地区或特定范围传播声音、图像节目的大众传播媒介。按传输方式分为无线广播和有线广播两大类。只播送声音的，称为‘声音广播’简称‘广播’；同时播出声音和图像的称为‘电视广播’，简称‘电视’。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把编制的声音或音像节目转换成电子信号，利用无线电波或导线等方式公开传播，人们使用收音机、电视机等接收装置收听、收看。”①
现在，随着各网站(而不是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对声音与图像以网络传输、以网络计算机接收这种新手段的加入，广播电视传播被注入了一种全新的元素，过去较为单一的线性传播模式，如今变得交叉混杂，“广播电视”的原有概念限定也因此受到学术界的质疑。
今天的事实就是明天的历史。广播电视在网络空间的扩张，必然引起相应的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
在网络传播出现后，许多电台和电视台为求未来生存计，纷纷开办了网上广播或电视。与此同时一些非广播电视媒体网站也在积极开辟网上音乐广播、网上电视等传播业务。截止到目前，有些电台、电视台网站已发展成为用户点击率极高的知名站点(例如中央电视台网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网站、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网站及香港凤凰卫视中文网站等)。而据有关资料统计，截止到2000年5月底，全国就有近100家广播电台、60家电视台和25家有线电视台、10家卫视台上网。②借助这些网站，用户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进行即时浏览或互动传播。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仅要问，广播上网，还叫广播吗?我们同样需要追问的是，电视上网，还叫电视吗?
有观点认为，确立一种传媒是否叫做“广播”，需依据早期广播所确立的媒介特征而定，如点对面的传播形态，平民化的传播媒介等，而目前的所谓“互动式广播则基本上属于乌托邦，实际上互动不起来”，因为网络传播者仍然把着传播工具主动的一头，控制着受众的反馈，最终结果还是由他们把经过过滤的内容传播出去。③因此，这种观点强调，目前的网上广播依然属于广播的范畴。也有人对此持截然相反的意见，他们反对将网络广播电视称作广播电视，而干脆把网上广播电视与其他商业、政府网站统称为“网络媒体”、“新媒体”或“第四媒体”。这一争论目前仍莫衷一是，在此暂且置之不论；但毋庸置疑的是，未来的广播电视却肯定是要与网络联手走媒介融合之路。据权威人士预测，21世纪电视的主要模式将是由单向电视转变为“网络传播交互电视”，而新世纪媒体争夺受众的竞争也将主要在网上进行。④
如果说网上广播电视可以不再归属“广播电视”范畴，那么广播电视的另一未来存在形态——“交互电视”(或称互动电视)是否该划归此类?——电视依然是过去的电视，无需电脑、调制解调器或电话线路；惟一需要的是一个数字或模拟的机顶盒，一个遥控器或无线的键盘。利用以上设备的转换和接入，观众即可通过电视机浏览因特网，参加社区和全球“闲聊”，接收电子邮件——刚刚卸任的香港卫视执行主席Gareth张认为，随着因特网在全球的急速发展，电视能比电脑更好地进行因特网运作，尤其是在电脑还不多的地区。因为“因特网没有内在的因素非要求用电脑才能上网”⑤。目前，这项技术已被攻克，“交互电视”已在欧美发达地区的家庭出现，并将很快推及全球。而就目前的发展趋势看，受网络影响，恐怕以后的广播电视都将或多或少地发生改变，原来意义上的纯粹单向传播的广播电视将不复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广播电视史研究者如果只拘泥于传统的媒体研究领域，而拒绝拓宽关注视野，势必使一些新现象和新问题超前于理论的发展，也使广播电视的史学研究缺乏系统性与完整性，在不久的将来，恐怕还将陷于“领地缩小”甚或“家园失落”的尴尬境地。
目前，已有人在研究“新媒体电视”、“网上广播”、“网络广播的数字化生存”、“交互电视”等课题，“广播电视史”研究是否也该考虑一下“扩容”，是否应该把网络广播电视包括在未来广播电视史研究的范围之内?答案应当是肯定的。理由是，虽然传播的介质发生变化(广播电视传播加入网络计算机或网络技术)，但就目前状况看，网上广播、电视和电视的网络化传播依然具有明显的广播电视属性，依附于原广播电台电视台发展；而各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站也大多是广播电视事业的分支机构，还不具备充分的条件拥有自己的特殊称谓。况且，受网络影响，广播电视的节目栏目形态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网络与广播电视已成水融的发展态势。若硬要人为地把二者区分，也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关于这一点，本文在后面还要论及，此处暂不赘述。
但我们也应看到，网络广播电视毕竟不同于传统的通过无线电波或导线单向发送的广播电视。它最终必将独立出去，并具备自己鲜明的媒体特征，“新”、“旧”媒体甚至还将面临再次的分化与整合。到那时，网络媒体的名称与所属范畴如何确立，则需另当别论了，但至少在目前情况下，把年轻的网络广播电视纳入广播电视史研究的范畴，不仅可以避免就事论事、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发展等缺陷；还可通过这种综合的立体考察，从中发现媒体交替过程中彼此相互借鉴与影响、渗透与互补的关系。对于广播电视的历史研究而言，可谓有多利而无一弊。
二、网络技术为广播电视史学的受众研究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
作为一种先进的技术手段，计算机和网络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学术研究工作。只要拥有一网计算机，研究者不仅可以方便地根据自己所需进行各种网上搜索，还可以方便地进行跨馆际、跨国界的网上文字与图像阅读。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网络的双向传播功能，已为以计量化方法进行广播电视的受众研究，传播效果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技术条件。
在网络传播中，过去“被动”接受信息的受众变成了主动寻求和传播信息的用户。也即是说，每一个用户都同时担当着信息的接收者与发送者的双重角色。“电脑的显示器与电视大同小异(外型看起来就是一个‘电幕’)，但当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坐在电脑前的时候，他们的角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可以举出Internet与以电视(传统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的众多差别，但二者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传播模式的根本差异。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信息传播中的‘发送者’转变为‘接收者’”。⑥可以说，无论是对广播电视媒体传播者，还是对其历史的研究者而言，没有哪一种理论，也没有哪一种号召会比网络更能活生生地展现“受众就是上帝”这一观念。网络传播使“受众”主体和传者主体的双向互动得以实现。受这种观念影响，有的电台和电视台已开始自觉地把“受众”参与传播作为广播电视节目的组成部分，受众与媒体的沟通与互动也成为一种常见的节目类型。以中央电视台为例，2000年4月，为纪念其名牌栏目《东方时空》开播7周年，也为增进节目制作人员与观众的交流，征询观众对这个节目的意见与希望，电视台与网站联袂出手，制作了一期特别节目，把演播室的交流与网上直播的交流汇聚一起，为实现其“将沟通进行到底”的初衷开辟了新的渠道。另一个大型谈话节目《对话》，也通过网络反馈，挑选现场参与观众。可以肯定的是，今后这种受众参与和对传播效果的重视还会随网络的发展而加强。相应地，广播电视的受众研究与传播效果研究也必将被提到一个新的认知高度，纳入广播电视史的研究视野。
回顾新中国广播电视史学研究中，我们发现，以往的史学研究，多偏重于从社会政治的视角，考察广播电视事业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注重的是在时间流程中，描述某一阶段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大致情形。而其中的关键环节，即受众反馈情况却往往涉及较少。如此治史，自然有其历史与现实的合理性。我们知道，由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所决定，直到新时期以前，广播电视史研究基本上还是处于一种学科规范和学术方法较为含混的状态；(撇开民国时期尚未成型的史学研究不谈，)解放以来，国家逐步走向计划经济和高度集中的意识形态控制时期，广播电视业本身的多种功能逐步被简化为单纯的“党和政府的喉舌”、“阶级斗争的工具”，广播电视传播主要是服从于中央的各项部署，对于传播效果和受众的需求则较少顾及。在这种以实现“上情下达”为根本任务的价值取向面前，受众的实际需求当然不会成为广播电视传播者追逐的最高目标。因此，改革开放以前，广电传媒有数的几次受众调查都不是建立在科学规划与设计的基础上，受众来信与来电往往成为检验节目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也因此，对传播效果的科学考察和对受众的反馈研究自然难以进入广播电视史学研究者的视野，从而导致了“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史学“传统”：当牵扯到具体的节目栏目沿革、受众反映、社会影响等问题时，往往语焉不详。
当然，中华民族重总体、宏观的思维特点，重集体、轻个人的文化传统等，无疑也是导致这种史学传统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同时，技术条件的限制，也是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
网络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在网络技术日益发达、日益渗透各个领域的情况下，广播电视与网络的联手发展，为以计量化方式进行广播电视的受众调查和效果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所谓计量化，即自觉、系统地运用数学与统计学理论方法进行历史的描述、分析与解释的方法。新时期以来，中国广播电视的受众调查发展迅速，但由于这是一门专业性强、耗资巨大的事业，所以一般仍局限于个别高校和某些专门的舆论调查机构。而在网络形成后，这种调查活动将变得轻松易得；各网站可通过在网上的调查问卷，或统计用户点击率，判断节目栏目的受欢迎程度；还可通过设置用户联系信箱、BBS(公告栏)获知用户的真实感受；当然也可根据用户的反映及时调整节目栏目，以适应他们的欣赏口味。而受众的有效参与，也成为广播电视发展链条中一个必经环节，为以受众为主体的广播电视史学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数据和资料。目前，许多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节目栏目调整，很大程度上就是依据受众调查中的分析得出的收听收视率情况进行的。试想，若从节目接受者的视角，回溯中国广播电视80年所走过的历程，我们是否会发现历史的另一半面孔呢?比如，研究广播在中国诞生时受众的反应，统治时期广播承担的社会角色，或者解放后计划经济体制下附着于国家政治体制的广播电视存在形态及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这些都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反思过去和“以史鉴今”，为探讨广播电视的未来走向提供借鉴。当然，要想对几十年前的受众进行补课式收听收视调查，时过境迁，未免强人所难，也不具可操作性；但作为广播电视史学工作者，注重在这方面做些查漏补缺的工作，收集一些以往的文字记载，在广播电视历史研究中加以有效的重视和运用，却无疑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三、网络传播催生了广播电视史学研究的“大历史观”
加拿大地理学家、经济学家哈罗德·英尼斯指出，传播媒介是一整套传递与储存人类文明的智力形式和有关技术手段，对传播工具的使用创造了人的行为模式与精神状态。计算机互联网不但方便信息传输，而且使信息的发送者与接收者自然地处于一种动态的交互过程中。这种迥然不同于传统的信息传递方式，必然使它的使用者在思维方式和观念上发生深刻变革。
美籍著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其扛鼎之作《万历十五年》的中文版后记(1987年版)中，曾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大历史”(macro-history)观点。其所谓大历史观点，“其中包涵一种大而化之的精神”，即首先要注重于以长远的眼光，“从技术上角度看历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凡是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叙事不妨细致，而结论却要看远不看近。既从世界的视角俯看历史，又出入其中，对历史的发展脉络进行证据充分、逻辑严密的条分缕析。也即是说，只有以宏阔的国际视野，登高望远，才可以见微知著，正确把握历史的发展走向。
受黄先生“大历史”观的启示，笔者不禁想到，我们的广播电视史学研究是否也应该建立一种立体反映广播电视发展全貌的“大历史”观呢?在目前网络“网罗世界”、迅猛发展的形势下，笔者认为，这种“大历史观”的生成已经具备了现实可能性。
所谓广播电视史学的“大历史观”，笔者尝试提出以下3层涵义：
1.完整的广播电视发展史首先就应该是其参与各方“俱在”的历史。所谓“俱在”，至少应当包括传者、受众、信息、媒介等。这一点上文已经述及，此外不再赘述。
2.应当把广播电视的发展置于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而不是孤立地就广播电视论广播电视。广播电视业的发展，与其所依托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形态息息相关，不同的广播电视存在状态，实际上都反映了其所处的社会时代要求。而广播电视业的历史演进也总是体现与反映着其动态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状况的特点与要求。因此，要考察广播电视的历史发展，就不仅需要从描述、分析广播电视业本身入手，而且也应该把其发展过程置于宏观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综合环境中进行多维度的审视。
3.要有一种国际视野，把中国广播电视的发展置于世界广播电视的历史格局中加以考察。(本世纪初广播电视的出现，已使世界信息传播的速度与效果较之从前有了突飞猛进。)世纪末互联网络的崛起，更使我们真正看到了一个开放的世界、互联的世界。只要接通网络，“世界”便扑面而来。过去只能在书中通过文字间接体悟到的西方各国广播电视媒体，现在借助网络传播，都可以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例如CNN、ABC、CBS、NBC，甚至新近开播的美国互动电视OPENTV等。地球的确越来越像一个村庄，跨文化、跨地域的交流与传播也越来越频繁。表现在中国广播电视界，则是近年来对西方广播电视从内容到形式的学习与借鉴，还有从技术到设备的引进与改造。这就要求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史的学者，建立一种国际性的大传播观念，改变过去封闭的媒体独立发展思路，在开放的世界背景下把握个案。比如，若从世界的眼光，打量中国广播电视事业正在进行的各项改革，我们会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许多方面的工作并非我们原创，而是西方各国已经实践并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借鉴这些成功经验，汲取其中适合我国国情的部分加以推广运用，可以使我们的改革少走许多弯路。而站在这样的视角治史的结果，也会更清楚地发现我们的优势与局限，从而使广播电视历史学能够更好地发挥鉴古知今、鉴彼知己的社会功能。
网络媒体还处在童年阶段，它的未来发展也还需我们拭目以待。但无论怎样，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它已经并且还将继续改变着我们的生存方式与生活内容，当然也包括学术研究方式及研究内容，包括广播电视史学研究。
注释：
①赵玉明、王福顺主编：《广播电视辞典》，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17页。
②闵大洪：《中国网上广播的现状与前瞻》，2000年6月中日韩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
③刘舜发、陈熙：《中国电视在网络传播时代所面临的挑战》，《新华文摘》，2000年第4期，第131页。
④李幸：《早期广播所确立的媒介特征》，《现代传播》，2000年第2期，第73页。
⑤《从被动到主动》，《传媒视野》，2000年4月刊，第4页。
广播电视史范文第3篇
《十年回眸》将我国广播电视十年发展的成就概括为以下十个方面：
一是覆盖能力增强。2001年，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分别为92.92%和94.18%，2010年末，分别上升到96.8%和97.6%。其中农村地区广播电视无线覆盖水平大为提高，基本实现所有行政村和20户以上已通电自然村通广播电视。
二是制播能力提高。2001年，全年制作广播、电视节目分别达到415.95万小时和157.8万小时，2010年末，分别上升到672万小时和265万小时；2001年，全年公共广播、电视节目播出总量分别为789.24万小时和956.27万小时，2010年末，分别提高到1227万小时和1578万小时；广电系统总共评选表彰全国性各类优秀节目、栏目、作品5200多个。
三是国际传播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2001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使用43种语言广播，2010年末，扩大到46种语言在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海外整频落地电台达61个，每天播出节目1200小时，国际在线语种达61种，成为全球语种最多的网络媒体；中央电视台由2001年的中、英文两个频道，扩大到2010年的中、英、西、法、阿、俄6种语言整频播出，成为全球首个拥有以联合国6种工作语言播出的电视媒体，6个国际频道在140个国家和地区落地，用户量达到13248万户；“中国电视长城平台”先后在美国、亚洲、欧洲、加拿大、拉丁美洲和澳洲落地，形成覆盖不同区域的系列落地平台。
四是公共服务体系初步形成。基本解决边远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听广播、看电视难的问题，建立消除“盲区”的长效机制，构建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并逐渐向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方向发展。
五是技术创新取得实质性进展。2001年，通过1颗卫星传送32套广播节目、43套电视节目，2010年末，通过8颗卫星、58个转发器传输263套广播节目和352套电视节目，并开启直播卫星传输应用；基本完成模拟技术向数字技术的整体转换，各大中城市以上播出机构实现节目制作、播出、存储、使用、管理的数字化；以高性能宽带信息网核心技术为支撑的下一代广播电视网（NGB）建设迈出关键性步伐。
六是视听新媒体发展迅猛。视听新媒体用户从无到有，到2010年末，在线视频用户达2.84亿人，在线音频用户达3.62亿，手机网民达3.03亿，IP电视用户达400余万户；全国拥有600余家持证视频网站，中央三台和北京、上海、湖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方广电系统初步形成拥有广播、电视、报刊和网络广播电视、手机电视等手段的立体化全媒体传播格局。
七是产业规模提升。广播电视年总收入由2001年的476.9亿元提升到2010年的2301.87亿元，产业结构不断完善。
八是法规建设力度加大。广播电视法规政策不断健全，先后制定颁布62个部门规章，清理废止393个规章和法规性文件，保留8个行政法规、39个部门规章和380个规范性文件，政府依法行政水平得到提高。
九是人才队伍充实壮大。广播电视从业人员由50.3万人扩大到64.4万人，知识结构、年龄结构进一步优化；评选表彰全国广播电视系统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232名，涌现各类专项工作先进个人3000多名。
十是学术研究日益活跃。完成全国性广播电视社科研究项目500余项，累计出版学术著作2500多种，评出优秀论文517篇、优秀著作115部，表彰“十佳百优”理论人才430名。
上述成就的取得，使得广播电视成为推动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中坚力量，为促进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协调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国内国际环境，有力地配合了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
《十年回眸》认为，促成新世纪我国广播电视快速发展的动因，来自国际国内两个方面：
国际上，十年来各种政治力量发生重大变化，多极化格局正在形成。电子传媒被各国视为提升软实力的“引擎”，得到普遍重视和较大投入，这客观上为广播电视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机会。同时，世界范围的科技革命，导致通信技术升级换代，为广播电视大发展创造了前提和条件。
在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国际传媒巨头采取各种手段抢占我国传媒市场份额；各种新兴媒体也竞相加入角逐行列。在“内挤外压”的形势下，中国广播电视不得不加快自身发展步伐，以适应国际竞争加剧和时展的需要。
国内方面，与国家总体改革步伐同向而行的广播电视，一方面受惠于改革开放的强大思想动力和物质保障，一方面得益于改革创新的主动精神，有力推动了广播电视在竞争中谋求快速发展。广播电视改革创新推动了从业人员思想解放和观念转变，推动了体制转型和机制创新，推动了事业与产业的共同发展，也加快了广播电视科技的更新升级。在实践中，广播电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宣传理念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内容形式创新，积极打造内容品牌，推进新媒体发展和三网融合，在完成各项重大主题、重大活动、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和舆论引导工作过程中，逐步摸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传播规律，使广播电视发展走上正轨。
同时，《十年回眸》对改革过程中存在的某些失误和教训也不讳言。主要是对广播电视改革的复杂性、系统性认识不够，某些重要决策出台前，缺少深入调查和周密论证，缺乏系统设计和配套措施，某些工作督查落实不力。
此外，《十年回眸》将广播电视传播规律概括为五个特征：一是传播理念上，由宣传为主向传播本体转变，由单向传播向交流互动转变，由传受思维向服务思维转变；二是技术手段上，由模拟技术向数字技术转变，由专网传输向三网融合转变；三是传播业态上，从传统单媒体向现代多媒体融合转变，逐步形成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联动传播、融合发展的格局；四是传播功用上，从单终端服务向多终端服务转变，由受众被动接受内容向用户自主选择和享用产品及服务转变；五是体制机制上，由传统的行政事业体制向构建公共服务体系、市场运营体系、政府监管体系、社会服务体系的新体制框架转变。
广播电视史范文第4篇
【关键词】广播电视史；扩容；受众主体；大历史观
近年来，国际互联网络迅猛发展，对传统的广播电视媒体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网络不仅兼有广播电视的诸多功能，例如传递信息迅速及时、声画同步等，还具有交互性强、自由度大、海量存储及全球传播等独特优势。凭借这些优势，网络在与广播电视争夺受众的过程中，不但从根本上动摇了(广播)电视传媒“老大”的地位，而且也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其既有的传播理念与节目形态。广播电视与网络之间在竞争中既相互融合又渗透发展，已成为电子媒体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网络的崛起为广播电视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也把以广播电视历史进程作为研究对象的广播电视史学置于新的生存与发展环境中，一系列新的视野亟待开启。
一、网络媒体使广播电视史学研究领域“扩容”
在网络传播出现前，“广播电视”的概念被界定为“泛指通过无线电波或导线向广大地区或特定范围传播声音、图像节目的大众传播媒介。按传输方式分为无线广播和有线广播两大类。只播送声音的，称为‘声音广播’简称‘广播’；同时播出声音和图像的称为‘电视广播’，简称‘电视’。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把编制的声音或音像节目转换成电子信号，利用无线电波或导线等方式公开传播，人们使用收音机、电视机等接收装置收听、收看。”①
现在，随着各网站(而不是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对声音与图像以网络传输、以网络计算机接收这种新手段的加入，广播电视传播被注入了一种全新的元素，过去较为单一的线性传播模式，如今变得交叉混杂，“广播电视”的原有概念限定也因此受到学术界的质疑。
今天的事实就是明天的历史。广播电视在网络空间的扩张，必然引起相应的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
在网络传播出现后，许多电台和电视台为求未来生存计，纷纷开办了网上广播或电视。与此同时一些非广播电视媒体网站也在积极开辟网上音乐广播、网上电视等传播业务。截止到目前，有些电台、电视台网站已发展成为用户点击率极高的知名站点(例如中央电视台网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网站、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网站及香港凤凰卫视中文网站等)。而据有关资料统计，截止到2000年5月底，全国就有近100家广播电台、60家电视台和25家有线电视台、10家卫视台上网。②借助这些网站，用户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进行即时浏览或互动传播。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仅要问，广播上网，还叫广播吗?我们同样需要追问的是，电视上网，还叫电视吗?
有观点认为，确立一种传媒是否叫做“广播”，需依据早期广播所确立的媒介特征而定，如点对面的传播形态，平民化的传播媒介等，而目前的所谓“互动式广播则基本上属于乌托邦，实际上互动不起来”，因为网络传播者仍然把着传播工具主动的一头，控制着受众的反馈，最终结果还是由他们把经过过滤的内容传播出去。③因此，这种观点强调，目前的网上广播依然属于广播的范畴。也有人对此持截然相反的意见，他们反对将网络广播电视称作广播电视，而干脆把网上广播电视与其他商业、政府网站统称为“网络媒体”、“新媒体”或“第四媒体”。这一争论目前仍莫衷一是，在此暂且置之不论；但毋庸置疑的是，未来的广播电视却肯定是要与网络联手走媒介融合之路。据权威人士预测，21世纪电视的主要模式将是由单向电视转变为“网络传播交互电视”，而新世纪媒体争夺受众的竞争也将主要在网上进行。④
如果说网上广播电视可以不再归属“广播电视”范畴，那么广播电视的另一未来存在形态——“交互电视”(或称互动电视)是否该划归此类?——电视依然是过去的电视，无需电脑、调制解调器或电话线路；惟一需要的是一个数字或模拟的机顶盒，一个遥控器或无线的键盘。利用以上设备的转换和接入，观众即可通过电视机浏览因特网，参加社区和全球“闲聊”，接收电子邮件——刚刚卸任的香港卫视执行主席Gareth张认为，随着因特网在全球的急速发展，电视能比电脑更好地进行因特网运作，尤其是在电脑还不多的地区。因为“因特网没有内在的因素非要求用电脑才能上网”⑤。目前，这项技术已被攻克，“交互电视”已在欧美发达地区的家庭出现，并将很快推及全球。而就目前的发展趋势看，受网络影响，恐怕以后的广播电视都将或多或少地发生改变，原来意义上的纯粹单向传播的广播电视将不复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广播电视史研究者如果只拘泥于传统的媒体研究领域，而拒绝拓宽关注视野，势必使一些新现象和新问题超前于理论的发展，也使广播电视的史学研究缺乏系统性与完整性，在不久的将来，恐怕还将陷于“领地缩小”甚或“家园失落”的尴尬境地。
目前，已有人在研究“新媒体电视”、“网上广播”、“网络广播的数字化生存”、“交互电视”等课题，“广播电视史”研究是否也该考虑一下“扩容”，是否应该把网络广播电视包括在未来广播电视史研究的范围之内?答案应当是肯定的。理由是，虽然传播的介质发生变化(广播电视传播加入网络计算机或网络技术)，但就目前状况看，网上广播、电视和电视的网络化传播依然具有明显的广播电视属性，依附于原广播电台电视台发展；而各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站也大多是广播电视事业的分支机构，还不具备充分的条件拥有自己的特殊称谓。况且，受网络影响，广播电视的节目栏目形态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网络与广播电视已成水融的发展态势。若硬要人为地把二者区分，也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关于这一点，本文在后面还要论及，此处暂不赘述。
但我们也应看到，网络广播电视毕竟不同于传统的通过无线电波或导线单向发送的广播电视。它最终必将独立出去，并具备自己鲜明的媒体特征，“新”、“旧”媒体甚至还将面临再次的分化与整合。到那时，网络媒体的名称与所属范畴如何确立，则需另当别论了，但至少在目前情况下，把年轻的网络广播电视纳入广播电视史研究的范畴，不仅可以避免就事论事、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发展等缺陷；还可通过这种综合的立体考察，从中发现媒体交替过程中彼此相互借鉴与影响、渗透与互补的关系。对于广播电视的历史研究而言，可谓有多利而无一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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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网络技术为广播电视史学的受众研究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
作为一种先进的技术手段，计算机和网络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学术研究工作。只要拥有一网计算机，研究者不仅可以方便地根据自己所需进行各种网上搜索，还可以方便地进行跨馆际、跨国界的网上文字与图像阅读。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网络的双向传播功能，已为以计量化方法进行广播电视的受众研究，传播效果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技术条件。
在网络传播中，过去“被动”接受信息的受众变成了主动寻求和传播信息的用户。也即是说，每一个用户都同时担当着信息的接收者与发送者的双重角色。“电脑的显示器与电视大同小异(外型看起来就是一个‘电幕’)，但当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坐在电脑前的时候，他们的角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可以举出Internet与以电视(传统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的众多差别，但二者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传播模式的根本差异。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信息传播中的‘发送者’转变为‘接收者’”。⑥可以说，无论是对广播电视媒体传播者，还是对其历史的研究者而言，没有哪一种理论，也没有哪一种号召会比网络更能活生生地展现“受众就是上帝”这一观念。网络传播使“受众”主体和传者主体的双向互动得以实现。受这种观念影响，有的电台和电视台已开始自觉地把“受众”参与传播作为广播电视节目的组成部分，受众与媒体的沟通与互动也成为一种常见的节目类型。以中央电视台为例，2000年4月，为纪念其名牌栏目《东方时空》开播7周年，也为增进节目制作人员与观众的交流，征询观众对这个节目的意见与希望，电视台与网站联袂出手，制作了一期特别节目，把演播室的交流与网上直播的交流汇聚一起，为实现其“将沟通进行到底”的初衷开辟了新的渠道。另一个大型谈话节目《对话》，也通过网络反馈，挑选现场参与观众。可以肯定的是，今后这种受众参与和对传播效果的重视还会随网络的发展而加强。相应地，广播电视的受众研究与传播效果研究也必将被提到一个新的认知高度，纳入广播电视史的研究视野。
回顾新中国广播电视史学研究中，我们发现，以往的史学研究，多偏重于从社会政治的视角，考察广播电视事业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注重的是在时间流程中，描述某一阶段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大致情形。而其中的关键环节，即受众反馈情况却往往涉及较少。如此治史，自然有其历史与现实的合理性。我们知道，由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所决定，直到新时期以前，广播电视史研究基本上还是处于一种学科规范和学术方法较为含混的状态；(撇开民国时期尚未成型的史学研究不谈，)解放以来，国家逐步走向计划经济和高度集中的意识形态控制时期，广播电视业本身的多种功能逐步被简化为单纯的“党和政府的喉舌”、“阶级斗争的工具”，广播电视传播主要是服从于中央的各项部署，对于传播效果和受众的需求则较少顾及。在这种以实现“上情下达”为根本任务的价值取向面前，受众的实际需求当然不会成为广播电视传播者追逐的最高目标。因此，改革开放以前，广电传媒有数的几次受众调查都不是建立在科学规划与设计的基础上，受众来信与来电往往成为检验节目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也因此，对传播效果的科学考察和对受众的反馈研究自然难以进入广播电视史学研究者的视野，从而导致了“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史学“传统”：当牵扯到具体的节目栏目沿革、受众反映、社会影响等问题时，往往语焉不详。
当然，中华民族重总体、宏观的思维特点，重集体、轻个人的文化传统等，无疑也是导致这种史学传统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同时，技术条件的限制，也是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
网络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在网络技术日益发达、日益渗透各个领域的情况下，广播电视与网络的联手发展，为以计量化方式进行广播电视的受众调查和效果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所谓计量化，即自觉、系统地运用数学与统计学理论方法进行历史的描述、分析与解释的方法。新时期以来，中国广播电视的受众调查发展迅速，但由于这是一门专业性强、耗资巨大的事业，所以一般仍局限于个别高校和某些专门的舆论调查机构。而在网络形成后，这种调查活动将变得轻松易得；各网站可通过在网上的调查问卷，或统计用户点击率，判断节目栏目的受欢迎程度；还可通过设置用户联系信箱、BBS(公告栏)获知用户的真实感受；当然也可根据用户的反映及时调整节目栏目，以适应他们的欣赏口味。而受众的有效参与，也成为广播电视发展链条中一个必经环节，为以受众为主体的广播电视史学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数据和资料。目前，许多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节目栏目调整，很大程度上就是依据受众调查中的分析得出的收听收视率情况进行的。试想，若从节目接受者的视角，回溯中国广播电视80年所走过的历程，我们是否会发现历史的另一半面孔呢?比如，研究广播在中国诞生时受众的反应，统治时期广播承担的社会角色，或者解放后计划经济体制下附着于国家政治体制的广播电视存在形态及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这些都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反思过去和“以史鉴今”，为探讨广播电视的未来走向提供借鉴。当然，要想对几十年前的受众进行补课式收听收视调查，时过境迁，未免强人所难，也不具可操作性；但作为广播电视史学工作者，注重在这方面做些查漏补缺的工作，收集一些以往的文字记载，在广播电视历史研究中加以有效的重视和运用，却无疑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三、网络传播催生了广播电视史学研究的“大历史观”
加拿大地理学家、经济学家哈罗德·英尼斯指出，传播媒介是一整套传递与储存人类文明的智力形式和有关技术手段，对传播工具的使用创造了人的行为模式与精神状态。计算机互联网不但方便信息传输，而且使信息的发送者与接收者自然地处于一种动态的交互过程中。这种迥然不同于传统的信息传递方式，必然使它的使用者在思维方式和观念上发生深刻变革。
美籍著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其扛鼎之作《万历十五年》的中文版后记(1987年版)中，曾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大历史”(macro-history)观点。其所谓大历史观点，“其中包涵一种大而化之的精神”，即首先要注重于以长远的眼光，“从技术上角度看历史”(technicalinterpretationofhistory)，“凡是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叙事不妨细致，而结论却要看远不看近。既从世界的视角俯看历史，又出入其中，对历史的发展脉络进行证据充分、逻辑严密的条分缕析。也即是说，只有以宏阔的国际视野，登高望远，才可以见微知著，正确把握历史的发展走向。
受黄先生“大历史”观的启示，笔者不禁想到，我们的广播电视史学研究是否也应该建立一种立体反映广播电视发展全貌的“大历史”观呢?在目前网络“网罗世界”、迅猛发展的形势下，笔者认为，这种“大历史观”的生成已经具备了现实可能性。
所谓广播电视史学的“大历史观”，笔者尝试提出以下3层涵义：
1.完整的广播电视发展史首先就应该是其参与各方“俱在”的历史。所谓“俱在”，至少应当包括传者、受众、信息、媒介等。这一点上文已经述及，此外不再赘述。
2.应当把广播电视的发展置于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而不是孤立地就广播电视论广播电视。广播电视业的发展，与其所依托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形态息息相关，不同的广播电视存在状态，实际上都反映了其所处的社会时代要求。而广播电视业的历史演进也总是体现与反映着其动态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状况的特点与要求。因此，要考察广播电视的历史发展，就不仅需要从描述、分析广播电视业本身入手，而且也应该把其发展过程置于宏观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综合环境中进行多维度的审视。
3.要有一种国际视野，把中国广播电视的发展置于世界广播电视的历史格局中加以考察。(本世纪初广播电视的出现，已使世界信息传播的速度与效果较之从前有了突飞猛进。)世纪末互联网络的崛起，更使我们真正看到了一个开放的世界、互联的世界。只要接通网络，“世界”便扑面而来。过去只能在书中通过文字间接体悟到的西方各国广播电视媒体，现在借助网络传播，都可以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例如CNN、ABC、CBS、NBC，甚至新近开播的美国互动电视OPENTV等。地球的确越来越像一个村庄，跨文化、跨地域的交流与传播也越来越频繁。表现在中国广播电视界，则是近年来对西方广播电视从内容到形式的学习与借鉴，还有从技术到设备的引进与改造。这就要求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史的学者，建立一种国际性的大传播观念，改变过去封闭的媒体独立发展思路，在开放的世界背景下把握个案。比如，若从世界的眼光，打量中国广播电视事业正在进行的各项改革，我们会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许多方面的工作并非我们原创，而是西方各国已经实践并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借鉴这些成功经验，汲取其中适合我国国情的部分加以推广运用，可以使我们的改革少走许多弯路。而站在这样的视角治史的结果，也会更清楚地发现我们的优势与局限，从而使广播电视历史学能够更好地发挥鉴古知今、鉴彼知己的社会功能。
网络媒体还处在童年阶段，它的未来发展也还需我们拭目以待。但无论怎样，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它已经并且还将继续改变着我们的生存方式与生活内容，当然也包括学术研究方式及研究内容，包括广播电视史学研究。
注释：
①赵玉明、王福顺主编：《广播电视辞典》，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17页。
②闵大洪：《中国网上广播的现状与前瞻》，2000年6月中日韩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
③刘舜发、陈熙：《中国电视在网络传播时代所面临的挑战》，《新华文摘》，2000年第4期，第131页。
④李幸：《早期广播所确立的媒介特征》，《现代传播》，2000年第2期，第73页。
⑤《从被动到主动》，《传媒视野》，2000年4月刊，第4页。
广播电视史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县级；广播电视新闻；档案价值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4）120-0042-02
1广播电视新闻档案的特点
广播电视新闻与传统的报刊、杂志的最显著区别是音频、视频突出，现场感强，反应快速。当然随着近年来互联网的迅速掘起，包括广播电视在内的传媒都同时受到了冲击和挑战，但广播电视仍然以其稳定的信号传输，较好的视频效果和高品位的节目设置吸引着许多受众，广播电视新闻成为人民群众了解国内国际大事的重要传播平台已毋庸质疑。
2做好广播电视新闻档案管理的现实价值
广播电视新闻的档案管理是众多档案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新时期广播电视新闻档案管理工作对于传播大众文化、弘扬主旋律、建设和谐社会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就县级广播电视新闻工作而言，它是县委、县政府连接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农村变化和城市发展的忠实记录者。许多有价值的新闻，或专题、或栏目一方面反应了当地党委、政府的科学工作调配；另一方面通过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在广播电视这一平台上予以播报，不仅通过节目的播出推动了工作，又让群众了解了政府工作，知晓政府在干什么？怎么干？有什么样的效果。如果再将这些资料通过档案科学地收集整理起来进行认真保管，对以后的工作一定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
比如，淮滨县这几年连续举办的“蒋氏根亲文化节”。它即是一个文化节，又是一个经济交流平台。文化节举办的既简朴又热烈，老百姓的认同率非常高，对宣传淮滨、推介淮滨、提高淮滨的知名度，加大海峡两岸各类文化、经贸交流发挥了十分重要“桥梁”的作用。它的新闻资料档案保存就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再比如近几年淮滨县在加强“三农”宣传工作的同时，特别注重品牌农业的打造。去年县里举办了“首届全国弱筋小麦高峰论坛”，邀请了国内一些知名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参与峰会，对弱筋小麦的种植、生产、加工、服务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对全省乃至全国的弱筋小麦生产具有指导性作用。类似这样的报道，作为县级广播电视新闻档案的管理，无疑是重点搜集和整理的对象。
现实工作中，广播电视新闻资料还为政府和有关部门提供了大量信息。这是因为，一些动态性消息，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不可能事事顾及，而广播电视新闻媒体却能及时地跟踪掌握这些信息。因此，在淮滨县，广播电视的新闻文稿就被县政府网站重点采用。同时，一些职能部门也依靠新闻资料作为其工作动态和信息的重要来源，为本行业、本部门上传下达提供了可靠信息。
3做好广播电视新闻档案管理的历史价值
做好广播电视新闻档案管理不仅是现实的需要，而且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一个地区厚重文化的积淀离不开档案的科学管理和保管。广播电视新闻档案管理也不例外。随着时代的进步，在档案管理上，我们基本告别了传统的依靠手写、纸质的案卷装订与管理。在电子档案领跑档案管理的今天，对广播电视新闻这一主要以音频、视频为主的档案资料提出了更高要求，因为从某一角度来说管理、保管好广播电视新闻的档案资料就是对历史的负责与担当。
“泥叫吹”是淮滨县特有的一种民俗文化，被列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正在积极审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它的传承和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历史价值，其制作工艺传统而复杂，是厚重的淮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它的宣传报道电视媒体给予了很多关注，我们也通过电视新闻对这一传统的手工艺进行了认真的资料收集整理和归档。目前，它的资料已收入“淮河博物馆”，其历史价值肯定不可小视。
布雕画是淮滨县民间艺人郑镇怀的专利作品。这几年，各级各部门都对其十分重视，并对其艺术专利进行了科学扶持和保护。目前布雕画已摘下国内许多艺术大奖，甚至成为国际交流的上等馈赠品，深受海内外人士的好评。对于它的资料，我们也同样通过广播电视的新闻报道进行了科学整理和妥善保管。
淮滨的“淮河博物馆”是目前国内唯一一个以淮河为命名的博物馆。它对于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淮河的人文历史及发展变化有着重要的价值。而“淮河博物馆”的许多资料都与广播电视的新闻档案密不可分，它所展示的民俗文化、历史传承等既是对文化和文物工作者辛勤劳动结晶的肯定，同时也与广播电视新闻工作者的大量宣传和翔实的资料提供有着很大的关系。
广播电视新闻的历史作用还在于为专业部门提供了具有历史价值的资料。过去，淮滨的党史研究、县志编纂苦于资料来源不全、搜集困难。2002年以来，县党史委通过县电视台新闻中心，将广播电视的新闻资料汇集起来进行编辑整理，彻底解决了新时期党史编纂的难题。在新出版的《中共淮滨党史大事记》和《淮滨县志》中，广播电视的新闻资料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广播电视的新闻档案管理工作是新时期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和加强广播电视新闻档案管理无论是现实还是历史都有着深远的意义。随着历史的发展与进步，广播电视新闻的档案管理价值也一定会越来越凸显出来，这既是档案管理工作者的神圣职责，也是广播电视新闻管理工作者的骄傲。
参考文献
[1]冯晓彤.论我国广播电台资料、档案一体化管理[J].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13（6）.
[2]罗文妍.浅析文书档案管理工作的创新[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3]陈月梅.浅谈县级广播电视宣传档案资料的管理与利用[J].资治文摘（管理版），2009（7）.
[4]栾凤.略论广播电视宣传档案管理[J].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4）.
广播电视史范文第6篇
关键词：美国； 公共广播电视体制； 确立； 影响
中图分类号：G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2-00106-02
一、 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建立的起源与背景
美国的公共广播起源于早期的教育广播电台。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大学电台在传播知识、普及教育方面起到一定作用。后来这些教育电合起来，1935年成立全国广播教育委员会，并获得频谱分配的权利，为后来的教育电视台的出现奠定了基础。美国颁布《1967年公共广播电视法》是公共广播电视体制确立的标志。根据《公共广播电视法》要求，公共广播电视公司（CPB）于次年成立。1969年，CPB建立公共电视网（PBS），自己承担起协调各成员台之间关系和筹措节目的职责。此外，美国的公共广播网（NPR）成立于1970年，目前拥有800多个成员台，每周制作和发行130个小时的原创节目。在收音机十分普及的美国，公共广播网的听众数量也很可观。
二、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建立的过程
美国的公共广播体制也有着一个长期且曲折的发展历程。1938年，FCC将调频频率的特殊广播执照颁发给教育电台，福特基金会发起和资助非商营电视运动。1952年FCC为非商用电视保留了242个频道预示着美国非商营电视的诞生。卡内基教育电视委员会的活动影响了非商营电视向公共电视的转变。肯尼迪担负起推广教育电视的媒介改革任务。1967年11月约翰逊总统签署了1967年公共广播（电视）法案标志着公共广播体系的建立。
三、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建立的完善
美国最开始采用的是公共广播的形式，后来由于频率的相互干扰，1912年美国政府颁布了《无线电法》，此法责成美国商业部向申请者办法无线电视用执照。1922年，AT&T在纽约市建立的WEAF电台创造了广告经济的新形式。1928年，FRC“第40号总命令”，大规模的分配广播频率，极大地加强了商营广播网的地位；《1934年通讯法案》的颁布标志着美国广播走向商营，之后美国商营广播电视体制进入大发展时期。商营体制下的竞争是很激烈的，为了满足各方受众的需求，美国的节目制作巧妙，形式丰富多样，娱乐性强，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在美国的广播电视领域还存在着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公共广播电视，它比较重视教育节目，关注社会问题，为儿童提供高质量的节目、为特定受众提供节目，起到了公共服务职能。之后的美国电视体制也一直在不断地完善，与时俱进，制作的广播电视节目质量高、趣味性强，给观众带来了无尽的满足。 两者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促使了美国广播电视节目的大发展，这对我国电视业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启示。中国的广播电视事业都是由国家统一经营的，管理混乱、恶性竞争等问题近年来愈演愈烈，这对我国观众产生着不良的影响，另外，四级办广播电视的计划经济加上行政管理体制造成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阻碍着我国电视事业的发展，为此，我们应该积极借鉴国际经验，努力平衡好国家控制与地方电视自的关系，深化改革，提高我国电视节目质量，努力打造具有正面影响力的品牌节目。
四、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在整个电视领域所起的作用
美国公共事业模式是世界上最具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在整个电视领域起着重要的作用。公共广播电视的节目以教育类、文化类节目为主，公共广播电视的强势也在于教育类和文化类节目，虽然不如那些娱乐类节目吸引受众，但是质量较高。公共广播电视肩负着教育全体公民、培养公民的高尚情操的神圣使命。美国通常把广播电视看做公共服务的一种手段。作为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公共广播电视媒体应将信息公开化，真实地向公众传递新闻。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公共媒体具有以上功能与职责。由于商业媒体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它为了获得市场利益往往会牺牲公共利益。20世纪上半期，美国针对上述的市场缺陷建立了与商业广播电视相对应的公共广播电视体系。长期以来，公商并存的二元体制在发挥商业媒体的市场效率和公共媒体的社会效率、确保广播电视服务的多样性、丰富性方面，确实发挥了制度保障作用。
【参考文献】
郭镇之，中外广播电视史（第二版）
广播电视史范文第7篇
[关键词]数字化广播电视 多元化
中国分类号：TN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97(2009)1020216--01
随着广播电视向多元化、多领域方向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随着各种信息的更加透明，媒体间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这种竞争既有行业与行业之间的竞争，也有行业内部的竞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竞争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也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市场繁荣。
就在北京奥运会开幕之际，一些国内外媒体就开始谈论有关后奥运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此时，国内广电行业有关人士也对我国未来广播电视的发展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和观点。那么，如何评述后奥运时代我国广播电视的发展与走向?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带有前瞻性的问题，对此，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要以科学的态度，人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未来加以分析和探讨，下面：我仅从广播电视技术发展层面就这个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为什么要从这方面谈呢?我想大家知道，广播电视是电子科学技术的产物，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广播电视的展说到底是广播电视技术的发展。离开了广播电视技术，任何谈论广播电视同的发展将是毫无意义的。当然，广播电视技术并不是空中楼客，它的发展与进步是与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我国广播电视发展进程中的三个历史重要阶段
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已经走过了50多个春秋，五十多年来，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重要舆论宣传工具，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大约经历了三个重要历史发展阶段。
1、缓慢发展期：时间从1949年至1977年。这期间正值我国政治形势多变时期，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缓慢，人民生活非常困苦。近三十年的时间，我国v电视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整体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越来越大。那时的广播，人们听到的几乎是一种声音，政治高于一切，截至1977年全国只有60％以上的城镇家庭的收音机，电视机更是寥寥无几，只有够级别的人家或有条件的单位才能看见。设备陈旧、技术落后、政治口号满开飞，是那个时代我国广播电视的真实写照。
2、快速发展期：时间为1978年至1997年。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政治和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在不断地享受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物质成果的同时，也不断地追求各种新的文化思潮。这时期广播电视如同国家经济一样得到了快速发展，从过去的公益事业单位已经向产业化迈进，广播和电视已不再是过去鄢种一个频率、一种声音、一幅画面的历史阶段。全国80％的家庭有了晶体管收音，甚至有了家庭买了组合音响和非常现肛的家庭影院，电视机开始进入普通家庭，由黑白变为彩色，而且尺寸越来越大，广播电视技术和设备也由过过去的电子管时代，转化为更为先进的全固态、集成化更市制模拟电子技术。
3、高速发展期：时间从1998年2007年。受国际大气候的影响和国内经济结构发展的内动力，我国国民经济从1998年开始，尤其是2003年以后，进入了高速发展期，再加上受北京奥运经济的影响，此时的我国经济如同高速行驶的列车，一泻千里。平均每年都以10～14％的速度增长，个别地区甚至高达2096左右，在这种大的环境背景下，我国的广播电视事业也如日中天。短短十年时间，广播电视已从模拟技术开始向数字化方向急速转变，数字广播、数字电视、数字卫星、数字光纤以及数字间频工作站和非线性编辑系统等各种先进数字化设备，源源不断地进入广播电视不同的技术领域。全国80％以上大中城市的电台、电视台的播录控系统已经基本实现了数字化。一些城镇家庭已开始淘汰显像管电视机，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先进、尺寸更大的等离子或液晶彩色电视机。广播与电视以各自不同的宣传方式和不同的技术手段越来越多地触及到国家政治、经济以及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我们之所以回顾上述历史，其目的就是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对未来我国广播电视的发展起到一个很好的借鉴作用。通过以不同数字，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广播电视发展的每一历史进程，无不深深打上了那个时代国家政治、经济的烙印，同时，也从中寻觅出我国广播电视技术发展的轨迹。
二、目前我蛋广播电枧技术领域所存在的问题
经历50多年的历史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广播电视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当前在我国广播电视发展的技术领域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有些问题还比较突出，主要体现在：
1、基础投资过大：从1998年到2007年，我国各地广电行业用于事业发展基础投资每年都以极高的速度增长。记得上世纪末，全国省一级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广播节目频率和电视频道，大约分别为在四到五六个左右，而今，短短的几年时至今还在使用。这种情况给我们带来的高保真、高清晰的数字化广播电视信号，几经周折，到了听众和观众的耳朵眼睛里，声音和图像便走了样。
2、全国广播电视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虽然，这些年我国为解决偏远农村广播电视覆盖花费了大量的资金，但从整个技术发展来看，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并没缩小，城乡差距也在拉大。十几年间一些发达省份和东部沿海城市广播电视数字化已初见成效，而在那些欠发达地区，却仍为模拟信号的广播电视节目覆盖问题而苦恼。
3、国家有关政策：国家有关部门对我国广播电视技术整体发展缺乏长远规划和打算。在广播电视基础技术研究领域，资金投入和研发能力明显不足，一些人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思想比较浓厚，致使我们在广播电视许多技术领域仍长期依赖国外的技术和产品，这对我国的广播电视的未来发展是极其不利的。除此之外，我国数字广播发展思路还不明晰，不同地方、不同人士还存在着许多争议。
4、综合技术人才缺乏?广播电视综合技术人才缺乏一直是困扰我们技术工作的一个难题。当前的情况是：面对各种新的技术，老同志不适应，新同志又跟不上来，经常是使得我们的技术工作处于被动局面。这个问题，在一些落后地区的广播电视问题表现的更为突出。
三、对奥运时代我目广播电视未来发展与走向的几点看法
(一)数字广播、数字电视是我国广播电视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广播电视从模拟转为数字是大势所趋，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晟近十几年，虽然我们在广播电视数字化发展工作方(尤其是数字广播)还存在着某些的问题，但整体上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一些沿海城市和部分发达省份数字广播和数字电视业务已相继开展起来，我省长春市也有几万个有线电视用户实现了广播电视数字化。现在，尽管国内、国际对数字广播发展标准还存有争议，便从全球来看广播电视向数字化发展总的趋势没有改变。数字广播、数字电视是我国广播电视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当前乃至以后一段时间，我们在发展广播电视数字化工作的着力点主要是在新技术的研、推广与试验上，逐步完善现有数字广播与数字电视同的基本功能，提升它们的中间环节和终端产品的技术含量和系统技术品质上，在获得一定的成功经验之后再中以推广。由此基础上，有计划地向县域广播电视数字化方向拓展，并逐步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数字广播发展模式。
(二)广播电视将向多元化、多领域方向发展，媒体竞争将会更中激烈
广播电视史范文第8篇
关键词：技术、创新、体制、人才、经验
1.新技术的运用，思想观念的创新
美国广播电视史的辉煌离不开新技术的革新与运用。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英国等国家都先后创办了无线广播，这比在第三世界国家广泛应用的有线广播更为先进。1929年美国科学家伊夫斯在纽约和华盛顿之间播送50行的彩色电视图像，发明了彩色电视机。1933年兹沃里金又研制成功可供电视摄像欧诺个的摄像管和显像管，完成了是电视摄像与现象完全电子化的过程。1939年，美国播出固定电视节目，电视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日益增加。1949年，美国首次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只三枪三叔彩色显像管；1957年研制出全玻璃壳彩显管；1964年研制出全玻壳彩显管显像管；1969年研制出黑底显像管使亮度提高一倍。1972年，美国研制成功自动校正会聚误差彩显管。至此，彩色电视发展进入成熟期。美国电视史的发展离不开这些先进的技术条件，在经济快速发展，广播电视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宗旨，积极运用新技术，革新思想观念，促进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大繁荣、大发展。
2.完善的广播电视体制
美国最开始采用的是公共广播的形式，后来由于频率的相互干扰，1912年美国政府颁布了《无线电法》，此法责成美国商业部向申请者办法无线电视用执照。1922年，AT&T在纽约市建立的WEAF电台创造了广告经济的新形式。1928年，FRC“第40号总命令”，大规模的分配广播频率，极大地加强了商营广播网的地位；《1934年通讯法案》的颁布标志着美国广播走向商营，之后美国商营广播电视体制进入大发展时期。商营体制下的竞争是很激烈的，为了满足各方受众的需求，美国的节目制作巧妙，形式丰富多样，娱乐性强，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在美国的广播电视领域还存在着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公共广播电视，它比较重视教育节目，关注社会问题，为儿童提供高质量的节目、为特定受众提供节目，起到了公共服务职能。之后的美国电视体制也一直在不断地完善，与时俱进，制作的广播电视节目质量高、趣味性强，给观众带来了无尽的满足。两者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促使了美国广播电视节目的大发展，这对我国电视业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启示。中国的广播电视事业都是由国家统一经营的，管理混乱、恶性竞争等问题近年来愈演愈烈，这对我国观众产生着不良的影响，另外，四级办广播电视的计划经济加上行政管理体制造成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阻碍着我国电视事业的发展，为此，我们应该积极借鉴国际经验，努力平衡好国家控制与地方电视自的关系，深化改革，提高我国电视节目质量，努力打造具有正面影响力的品牌节目。
3.优秀的广播电视人才
美国广播电视在尊重人才，挖掘人才方面一直为各国做着表率。在广播行业内它一直为优秀人才提供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反过来，他们也通过自身的天赋与努力为美国电视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最为著名的CBS的三大新闻主播：爱德华?莫罗、丹?拉瑟、沃尔克?弗朗凯特，还有许多电视行业领军人物，一直以来都创造着美国广播电视业的神话。值得一提的是CBS给晚间新闻明星主持人丹?拉瑟的极大权力，丹?拉瑟有权在CBS的新闻政策中发言，可以直接部署新闻报道给记者，有权要求和选择他认为需要的工作人员，拉瑟需要的工作人员一律不得为其他新闻节目工作。从CBS给拉瑟的权利中我们可以看出CBS对人才的重视，而这种重视则来源于拉瑟自身的才能，这种水融的关系带来了双赢的效果。当代新闻从业人员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努力达到行业标准，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创造了巨大的社会价值。媒体也应积极地发现人才、挖掘人才，不断为电视事业注入新血液，输入新能量。
美国广播电视事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现在依然在进行着革新、完善，我们应从它的发展历程中汲取经验，为我国电视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广播电视史范文第9篇
欧美公共广播电视制度的历史已有100多年，经历了诸多的探索和不同的发展阶段。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欧美公共广播电视制度的历史轨迹
人们通常引述英国广播研究所1985年提出的八项原则来作为公共广播电视存在的理论依据：（1）地理上的普遍性；（2）财源由视听者直接支付；（3）独立于所有利益集团和国家；（4）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的从业者应充分认识自己与国民的同一性观念、共同体之间的关系；（5）普遍的吸引力，节目应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和喜好；（6）特别考虑少数群体和受歧视人群的利益；（7）具有促进提高节目质量而非视听人数的机制；（8）坚持公益性方针，给予节目制作者充分的自由。①总之，公共广播电视作为一种肇始于欧洲的传播制度，宗旨是通过普遍性的服务、多样化的节目，为全体公民提供严肃的、教育性和文化性的节目，提高受众修养和审美情趣，以保证公民及时获得信息、文化和教育的权利，并在媒介伦理上特别强调了维护少数群体的利益，不论受众地位高低的原则，其核心是以公共福利的形式履行向公众提供广播电视服务的义务。
为了完成这一使命，从1927年1月1日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建立开始，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就是以国家利益的托管人方式出现，建立了国家主导性的广播电视制度范式，资金来源于执照费、税收或非赢利性收入。这样的机构除了英国广播公司（BBC），还有如荷兰广播电视基金委员会（NBF）、丹麦广播公司（DBC）、法国公共广播电视台（ORTF）、瑞典国家电视台（SVT）、意大利公共广播电视台（RAI）、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和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等。虽然历史上在德国和意大利这些国家，广播电视机构的权力一度被滥用，成为政治权力的附属品，但不论在何种体制或制度的国家，公共广播机构的最终理念是普遍性和多样性的广播电视服务原则。
当代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也包括美国公共广播电视网（PBS）和全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NPR）。但是与欧洲所流行的英国广播电视模式不同，美国模式从一开始就以商业性和市场为主导。当1927年公共服务广播在英国诞生时，1927年的《美国电信法案》则催生了由广告资助广播电视的传播法规。虽然该法案明确提出了广播电视业要“符合公众利益、便利与需要”的原则，但是由于追求资本效益，以赋予公民教育文化职责的公共服务理念还是被边缘化了。直到1934年《美国通讯法案》代替1927年的《美国电信法案》，联邦通讯委员会（FCC）才建议国会建立非赢利的公共服务机构，并于1945年成立了由执照费资助的非商业性教育广播台。即便如此，在将近20年里，美国政府并未建立稳定的财政机制以保证教育电台的正常运作，因此教育电台在美国有“隐士媒体”之称。直到1967年11月7日，随着《公共广播电视法案》的颁布，才为教育电台、电视建立了财政保证机制。
20世纪70～80年代，有线电视、卫星电视和数字新技术的出现改变了频谱资源有限的旧格局，使公共广播电视获得公共资助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公共广播电视出现了全球范围的危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分析，公共广播电视的危机主要来源于保守派和新自由派的攻击。自由市场的理念把文化与教育节目视为与日用消费品一样的商品；对通讯企业放松规制成为消除国际贸易障碍的先决条件；不断增强的媒介私有化打破了原来封闭的传媒体制并涌现出新的参与者；不断增加的经济诉求使美国式的市场决定模式代替了公共广播电视赖以存在的公众托管模式；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节目产品和小众频道消费增长的攀升和对公共广播电视财政补贴的不景气甚至减少。
到了20世纪90年代早期，来自政治和公众的不满呼声进一步指向公共广播电视制度，其中的一些垄断式腐败行为和对公共资金的滥用情况被揭露。人们不断地建议对现有制度进行改组或分解，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批评层面，电讯政策的制定者开始放弃公共广播电视制度的支持者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很大程度上出于对重蹈美国公共广播电视遭遇覆辙的警惕，曾经一度沉默的传播学者开始站出来进行理性的批判与反击。对美国电讯政策的批评主要强调商业化和放开市场带来的新的危机，研究者尖锐地指出，在滥用多频道有线电视网和直播卫星节目的情况下，将导致对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声音的忽视，对传媒的启蒙、教育责任的抛弃。研究者们在对电视节目内容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商业电视所谓的内容多样化其实是不断复制下的内容同质化，他们习惯于采用固定的节目样式吸引受众的注意，节目缺乏创新。因而，作为选民的公众最终会质问电子传媒的这种商业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他们是否担负了应有的文化、教育和公共论坛责任？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电讯政策的制定者开始重新关注有关私有化、电视暴力和父母监管下的电视节目设置问题，并修订了公共广播电视能够获得另类资助的技术标准，比如如何开发数字化功能，当然这些都还在进一步的公众论证过程中。这些年来，新技术的不断更新和市场的不断开拓，使电子传媒一直处于不稳定的传播环境中，公共广播电视公司也在重新调整和认识他们的使命，并建立了与书籍出版商、电脑软件开发商以及商业制作机构的新的合作关系。在美国，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已经通过与保险业的合作开辟了新的商机。可以说，21世纪是一个对公共广播电视公司而言充满无限挑战与机遇的世纪。
欧美广播电视政策的转变
伴随着广播电视市场的发展变化，欧美广播电视的政策范式也在不断地调整转变。传媒政策源于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利益互动，双方都希望通过一定的规制来实现各自的利益诉求。欧美媒介政策范式的转变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二战前的传播产业政策的萌发阶段；1945年至20世纪80年代公共服务媒介政策时期；20世纪80/90年代至今的新的传播政策范式阶段。②在二战前的传播产业政策的萌发阶段，传播与媒介政策主要涉及的对象是新兴的电报、电话和无线电技术，传播政策主要追求政府和财政集团的利益；二战结束后，媒介政策主要基于社会和政治因素的考虑，而不太关注经济或国家战略因素，此时以欧洲为主的公共广播电视事业处于兴盛期；但是从1980年至今的经济、技术和社会的变化使媒介政策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家对媒介的垄断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私有化，传统的媒介政策在受到挑战的同时，政策的制定者也在不断寻找新的传播政策范式。可以预计，新的媒介政策会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价值之间寻找新的平衡，因为媒介政策取向的最终决定因素应该是公共利益原则。
也有学者根据二战后传播技术的发展，把欧美传媒政策的变化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40～50年代的社区天线接收电视阶段；20世纪70～80年代的开放天空传媒政策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数字传媒政策时代。③而传播技术的发展对公共广播电视制度的影响至关重要。在欧洲，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有线电视、数字卫星电视的普及吸引了大批的观众，改变了广播电视市场的格局，并直接导致了二战后媒介政策的三个阶段划分：由公共广播电视政策主导的传统格局时期；鼓励竞争的自由市场媒介政策时期；以解除规制和集中化为走向的全球传播政策时期。这种技术的变革和媒介政策的变化进一步产生了四种社会结果：首先，以互联网为主的新媒介应用到传播技术中去，使新旧媒介的区别逐渐缩小，并伴随着商业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其次，市场力量占据主角，而政府规制下的媒介政策的社会和文化目标退居其次；第三，解除规制和私有化、集中化等市场化改革改变了旧的媒介竞争格局和环境，并在全球范围产生影响；最后，全球媒介政策成为决定21世纪的新的媒介政策的主导，在全球化媒介政策下，民族国家、社会民主力量以及跨国公司成为市场上的角逐者，他们共同主导着传媒政策的变化，并对公共广播电视的未来产生影响。
公共广播电视与国家、市场和社会关系的重构
欧美广播电视政策范式的转变促使公共广播电视重新建构与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关系。从传统的观点看，公共广播电视存在的基础在于服务上的普遍性和保障资讯的基本供给。但是随着广播电视传播环境的变化，这种单一的普遍原则不断受到挑战，公共广播电视机构本身也不得不面临社会角色的转型与调整。
传播学者格雷厄姆・默多克在谈到当下的英国公共广播电视时说，可以想象一个三角形：一端是国家，另一端是资本，第三端是公民社会。公共广播电视在这个三角形正中，它不断地被拖向不同的顶端。④国家，包括英国政府，对敦促公共广播电视传播国家利益不遗余力，特别是在紧急状况和战争的时候；资本也对获得公共广播电视所产生的受众充满兴趣；公民社会对公共广播履行公共服务义务也是充满期待。而事实的情况是，公共广播电视从来就不是在市场之外，它一直就在市场竞争之中。从历史角度来说，公共广播电视所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提供一个空间以便公民社会的不同力量都可以被再现，可以相对独立地互相对话，不受国家与资本压力的左右。因而，公共广播电视是一个第三者位置。它应该随时警告国家、警告市场力量。换言之，公共广播电视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在行政、立法、司法三个不同的国家管理层之外，建立一个与公民有着密切关系的“第四权力”，以保证社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领域不被侵蚀与萎缩。
在媒介格局上，公共广播电视不仅是商业广播电视的补充，提供市场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更重要的是，公共广播电视的存在对于商业广播电视来说会形成一种竞争压力，使得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按照公共服务的标准来改进自己的节目，形成一种健康的媒体环境。如果广播电视市场上只有单一的广播电视制度存在，媒介权力与政治和经济权力共谋的机会就会增大，社会公共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如果只有活跃的市场，没有活跃的公民社会，最终会导致市场良性运作所依赖的社会组织解体。尤其在媒介市场化的今天，媒介市场化改革使国家与市场的联合变得密切的情况下，就更需要代表公共利益的制衡力量的出现。
站在历史与文化的角度审视未来，公共广播电视与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之间存在着不断重构的关系。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比如战争时期，“民族国家，而不是个人，构成了最高价值”，⑤此时的公共广播电视将以国家的利益代表出现；但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层面的认同，重心日益转向文化层面……民族文化与文化帝国主义，开始争夺人们潜意识中的价值认同”。⑥此时，对外，公共广播电视的文化认同功能变得日益重要；对内，面对消费主义文化的盛行，也需要公共广播电视提供多样的文化以达到社会整合的目的。而为了保持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利益的统一，公共广播电视有义务和责任鼓励公众参与政治讨论和公开辩论来达成社会共识，主张不同的利益团体通过协商和谈判来寻求社会稳定及和谐。而公共广播电视的合法未来就是由原来单纯与国家利益的同构性关系，变成与国家、市场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其中，位居中心的就是起到制衡作用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
虽然在新的历史时期，公共广播电视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甚至受到新自由主义者的强烈抨击，但是对于公共广播电视而言，至少有一种存在的理由，那就是作为“广泛意义上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它的目的是挑战公司和商业主导社会的这个发展趋势”。⑦反对市场自由主义的人士指出，过度的商业主义必然导致对政治民主的腐蚀。1991年，在非洲召开的第26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体会议上曾郑重宣布：“一个自由、多元而独立的媒介是民主社会的主要部分”。⑧在欧美各国，一个基本的共识是，今天的公共广播电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任重而道远，因为以维系公共领域为宗旨的公共广播电视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传播制度，更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民主体系中不可缺少的构成部分。
注释：
①Tracey, Michael: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p.26-31
②Jan van Cui lenburg, Denis McQuail, Media Policy Paradigm Shifts: Towards a New Communication Policy Paradigm,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3 (Vol. 18-2), p182-207
③Yaron Katz, Media Policy for the 21st Centu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U.S Hampton Press, Inc.2005
④章戈浩：《格雷厄姆・默多克访谈录》，，2004年3月12日
⑤ [美]菲利克斯・ 格罗斯著，王建蛾、魏强译：《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08页
⑥ 姜奇平：《软实力的文化分析》，《互联网周刊》，2004年8月17日
⑦ [美]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著，谢岳译：《富媒体，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⑧Henrikas Yushkiavitshus: Preface，in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Culture and Educational Dimensions
广播电视史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广播电视； 监管平台； 网络建设； 作用
中图分类号： G229.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1)04-0119-03
Analysis of Building a Powerful Integrated Monitoring Platform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CUI Jie-hui
(Broadcast TV Monitoring Center of Shaanxi Province， Xi’an 710061，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tegrated monitoring platform for radio and television not only has an important role but a great significance， as well as objective realities and requirements of China’s radio and television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To provide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scientific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law， we should construct a classifying， wide-ranging and technical advanced integrated monitoring system for radio and television.
Key words: radio and television； monitoring platform； network construction； role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结合国内和国际的实际情况。目前，我国社会发展正处于跃升的新阶段，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中华民族发展的主要课题。高速稳定的发展必须要有高度稳定的社会环境，需要统一意志，统一思想，统一力量的特殊手段。中国广播电视事业已成为统一中国人民意志、凝聚中国人民力量的政治工具和宣传工具，广播电视的社会公益属性，其强大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如何加强舆论主阵地的管理已成为国家上层建筑的重要工作，这就需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监管平台，为广播电视管理工作提供科学的行政执法依据，确保广播电视科学管理、依法管理、综合管理。
一、建设广播电视综合监测监管平台的重要作用及其现实意义
新兴的工业革命起源于欧洲、发展于欧洲、创建于欧洲。同样，广播电视作为新兴工业革命和文化的前沿代表，处于新兴社会发展的上层建筑领域，服务于国家和政党，服务于人民，其本身所属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发挥作用的重要性。广播电视技术是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的产物，其本身的技术不具有阶级性，但为阶级社会服务又赋予了它阶级内涵。西方资产阶级奠基了广播电视发展技术基础，并对其社会属性地位进行定性和潜移默化，并深深渗透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广播电视等新兴媒体已成为国家和政党服务的工具，用于宣传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宣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以及社会生活方式，从而成为奴役本国人民，诈取发展中国家人民利益的吹鼓手。由于他们在揭示广播电视阶级本质属性方面先起于我们，市场化程度强于我们，管理效率上高于我们，作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只有认识广播电视的阶级属性，认清广播电视服务的职能，理清广播电视服务的特征，才能正确地把握好对广播电视的运用和管理。广播电视运用和管理是相互促进的共同体，是一对共荣共进事物的两个方面。中国广播电视在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除基础技术、基础管理与西方相同之外，其它更多的方面，需要我们学习西方的经验，借鉴西方的先进成果，从而用广播电视技术服务于我们。如何依法管理广播电视技术，依法管理广播电视内容生产，依法管理广播电视设施，依法管理广播电视经营者，如何规范广播电视的科学管理，并顺应时代要求，把广播电视使用好、管理好、发展好，使广播电视技术为我所用，成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大的舆论工具，这就需要我们建立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广播电视技术和管理手段，需要我们认真学习，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探索创新，增强依法管理广播电视的科学性。广播电视管理工作是充分发挥广播电视设备效率最大的工作，同时也是广播电视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所以，加强广播电视管理，既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也要有正确的方法，更要有正确的管理思路。我们在借鉴西方广播电视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腾越起我们的广播电视事业，是党和政府以及广电人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广播电视从技术到内容，从管理到效率，从发展到延伸都有其内在的规律。研究发现这些规律，遵循这些规律，并很好地运用好这些规律，使其为国家、民族、政党服务是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时代要求。广播电视监管工作在我国属于以广播电视安全播出为主，延伸到广播电视技术监测、广播电视信号覆盖、广播电视内容播出、广播电视广告播出及互联视听节目内容、广播电视信息管理等综合的管理工作集成，所以，建设集广播电视有线无线、模拟数字、地面空中综合监测平台；建设卫星、手机、互联网、IPTV等新兴视听媒体监管平台。通过技术和人工手段，提炼出广播电视依法经营、依法管理、依法监督的科学依据，全面加强广播电视等媒体全波段、全时段、全方位的监测监管，是广播电视现代技术发展与时代运用相结合的客观规律。只有明白其重大意义，才能心明理通，才能使广播电视的价值得到最大发挥，从而更好地为国家和人民服务。
二、建立广播电视综合监管平台是广播电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现实及其要求
在西方国家广播电视已实现了国际性经营、跨区域经营、多媒体文化综合经营。经营类别分经营性广播电视和公益性广播电视。经营性是按照市场运营模式运作。无论是集体所有制、股份制、个体经营主体，都是实行自我发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公益性的运作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运作方式也是自我发展、自主运营、自负盈亏。它可以享受国家税收减免政策。既可以享受国家、集体、个人的补贴，也可以在社会中进行募捐。无论采取哪种方式运作，它的注册纳税、内容播出、设施保护都是依照国家广播电视法律运营，违反法律的运作方式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国广播电视实行中央、地方4级架构，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到综合、从快速到繁荣的发展过程。广播电视既是各级党和政府的喉舌，也是主流宣传的主阵地；既是各级党和政府的经济实体，也是社会文化生活的载体。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广播电视是党委和政府的工作机构，属于国有办广电，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比较充足，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共同发展广电的良好局面。广播电视的公益属性和产业属性不断扩张，既彰显了广播电视应有的社会价值，又促进了广播电视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发展。当然在广播电视繁荣发展的背后，也隐匿着为追求产业最大化，在资源利用上，在内容播放上，在广告经营上，出现了与主流社会价值、道德、国家法律相违背的问题。这对国家管理广播电视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广播电视以信号传输为特点的文化阵地，由于覆盖广、传递快、影响大，在人们意识中印象深刻。而广播电视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声音，一旦产生负面影响，其后果严重。所以，广播电视等媒体始终要处于可管可控的状态尤为重要。管理好广播电视是提高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保证，是党和人民之福；管理不好广播电视就是自毁长城。加大广播电视的信号管理，安全播出管理，内容生产管理，其广播电视综合监管平台就是管理手段的必须条件。所以，建设与广播电视生产力水平发展相适应的综合监管平台，建立广播电视技术完备、素质全面的监管队伍，是广播电视技术发展、内容发展、产业发展的时代要求。有了广播电视监测监管平台，有了一支以科学技术为手段的队伍，管理广播电视就有了抓手，就有了理论与实际工作的结合，从而使理论作用于实践促进工作发展产生了第二次理论飞跃。
三、建立类别清晰、内容广泛、技术先进的广播电视综合监测系统，为依法科学管理广播电视提供坚实的基础
中、西两种社会制度，由于文化的差异，社会发展的历史不同，社会发展的进程不同，在相同的广播电视技术基础之上，产生了不同的社会阶级利益，在广播电视的应用上，存在着作用不同、职能不同、发展模式不同，从而产生了广播电视技术管理、内容管理、运行方式管理的差异。由于我国是以行政区域规定广播电视发展格局，这就造成条块分割、管理重叠、发展不平衡，形成了广播电视管办不分、政事不分、政企不分，存在着行政管理、内容管理、经营管理、效率管理的问题，存在着管理手段单一，管理方法落后，依法行政强度不足等问题，从而形成了蓬勃发展的广播电视事业与落后的管理局面的巨大反差。
当前，西方敌对势力始终没有放弃颠覆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策，对我国广播电视管理工作提出比任何时期都更加严峻的挑战。经营、管理、监督是行业的发展要求。广播电视综合监测平台是行业管理、监督的必备手段。目前，广播电视监测技术发展分为固定监测和移动监测。固定监测又分为开路监测和有线监测。移动监测就是利用车载监测设备，在对广播电视进行监测的同时，对其播出源头进行定相。无论哪种监测技术，都是对广播电视信号覆盖、传输、安全、内容、广告等视听节目进行监测，为依法管理广播电视等媒体提供科学的依据。
在现代科学发展中，广播电视监管技术发展日臻完善，按照广播电视监测平台、安全播出调度平台、广播电视节目内容监管平台于一体的集约化总体设计要求，建设架构合理、配置合理、功能完善、安全可靠，系统易于使用、维护和扩展，考虑长远与实际需要相结合，把模拟的、数字的、卫星的、地面的以及手机电视监测、移动监测、数字电影机监测等监测内容相涵盖，从科学性、功能性、实用性、未来发展等多方面出发，满足广播电视监测监管实际工作的需要。其主要功能，一是满足广播电视安全监测，实现对广播电视播出信号的实时监测，及时了解网络的运行情况。对有线数字信号、手机数字电视CMMB、地面数字电视DTMB、以及开路电视（调频广播）的传输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节目插播、异常频点进行实时监测，对未经批准播出的频道及合法频道在非播出期间的播出进行实时监测，同时保证电视节目广告播出的安全。二是满足广播电视质量监测。无线模拟信号通过设在当地的前端设备对无线覆盖工程的电视调频信号进行采集、处理、指标测量以及压缩编码，实现实时一对一监测，并通过网络回传省中心，随时掌握各发射台的播出情况。对数字电视通过前端设备，对数字信号实时解扰、QAM信道层指标监测、解调后传输流内容监测、ES层监测分析视音频内容。监测总控平台，对国家、省、市和各县级监测前端的测量数据进行采集、汇总、数据处理和存储，并根据完善的报警机制，在总控平台进行自动声光报警，通知相关的工作人员。三是满足广播电视内容监测。国家、省、市和各县级监测前端根据其监测任务和监测信号，配备相应的前端监测设备和存储设备，对于其监测范围内的各套节目内容进行实时监测，并按照标准进行转码存储，支持监测前端指定节目的一个月或更长时间的存储，存储机制采用自动删除自动覆盖原则。有线数字电视监测系统还将作为一个完整的节目数据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质量监测、节目内容监听监看、广告自动监测、同步转播自动监测、错播自动监测、版权盗播监测、新闻节目自动编辑等功能，建立技术先进、功能齐全、反应快捷、数字化、网络化、高度自动化的广播电视综合监管平台。
建立类别清晰、内容广泛、技术先进的广播电视综合监测系统，不仅是立足我国广播电视发展历史现状，也是应对国内外恐怖主义、不法分子、别有用心之人对广播电视进行的破坏。同时也是应对西方霸权主义利用广播电视技术对我国人民进行混淆视听的宣传，分我民心，延迟我国发展的应有之策。当前，我国与西方在广播电视阵地上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不仅要掌握我国广播电视宣传的情况，也要清楚西方利用广播电视对我国进行的实际打压情况。坚持科学管理广播电视，坚持依法管理广播电视，要确保这“两个任务”的实现，必须要有先进的管理技术手段。建立广播电视综合监测监管系统是管理广播电视的必然历史选择。
参考文献：
[1].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 民日报，2011-07-01.
[2]国家广电总局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安全播出中心、监管中心、 数据中心“十二五”发展规划[Z].2011.
[3]陕西省广电局“十二五”发展规划[Z].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