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识广播与重塑广播

1959年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创办新闻系。这是当时中国第一所重点研究广播电视的高等学府，直属广播事业局领导，办学体现了鲜明的理论联系实际特色。就是这一年，曹璐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分配至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任教。转瞬五十多年过去了，这所大学为中国的广播电视和新闻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曹璐教授也成为了“桃李满天下”的“妈妈老师”。

20世纪80年代以后，曹璐教授有机会经常参与“中国新闻奖”、“中国广播电视奖”的评奖工作，由此，也促使她积极思考中国广播改革进程中的创造性实践，并将其与广播理论研究相结合，拓展了中国广播学的理论与实务相结合的教学与科研领域，也造就了曹璐教授教学与科研密切联系广播实践的教风与学风。她的科研成果体现了与中国广播改革同步的特色，呈现出从多学科整合视角探索广播媒介理论框架和听觉文本传播规律的特征。

曹璐教授今年已七十有六，却仍然活跃在广播教学科研一线。她说自己人生的两大幸运是：与广播“结缘”、与学生“结缘”。近日，本刊记者对曹璐教授进行了专访。

如何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播业的发展变化——从“珠江模式”到频率专业化

记者：20世纪80年代中期，广东珠江经济台率先推出“珠江模式”，引发了中国广播业界改革的新浪潮。您在珠江经济台成立一周年的研讨会上做了《珠江模式——深化广播改革的新视野》的主题发言。提出“珠江模式”突破了束缚广播媒体多年的“文字传媒有声版”的运作模式，进入了广播听觉传播规律的新空间。在“珠江经济台”运行十年后，您又撰文《关于珠江模式的内涵思考》，从“珠江模式”的内涵、广播改革规律和“珠江模式”存在的局限等方面，对“珠江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梳理。从中国广播改革进程看，您认为“珠江模式”对中国广播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曹璐：中国广播的发展受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制约。“”前，中国广播更多体现的是政治属性、喉舌功能，受文字传播模式的影响甚重。“”十年，中国广播在内容上成为左的思想路线的“重灾区”，在形式上成为当时“两报一刊”录播的“有声版”。“”后拨乱反正，中国广播在广播媒介理念和广播事业发展方面有了历史性突破。20世纪80年代中期面对电视普及的冲击，“珠江模式”促进中国广播从低谷走向振兴，成为振兴广播创造性理念与实践的引领者。

“珠江经济台”开播三个月，基本改变了珠江三角洲的广播市场格局，收听率提升54.9%，广州市民收听珠江台的接近百分之百，使处于低谷的中国广播看到了振兴的前景。从这个意义上讲，“珠江模式”对中国广播改革是一种历史性的突破。

随着“珠江模式”走红大江南北，“珠江模式”的局限也逐渐凸显。珠江经济台虽有经济内容，但就内容定位来讲并不是严格的专业台概念，其定位仍属综合台。“珠江模式”并非“芝麻开门”“一抓就灵”。遍及大江南北的“珠江模式”虽然给处于低谷的中国广播带来活力，但也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对“珠江模式”照搬、克隆现象。管理失控，节目雷同、粗放等负面现象相继出现。“珠江模式”的理念是以听众为本，与听众需求对接的现代媒介传播理念，包括有效的频率资源管理保障等系列变革，绝非外在模式的克隆、模仿。从这个角度讲，广播媒介的任何变革，包括频率及节目改版，如果只停留在形式的照搬、克隆，缺乏正确的媒介理念引领和团队的创新合力以及切实可行的机制保障，其后果必然行之不远，乃至是短命的。

记者：面对日益分化的听众市场和广播创收的白热化竞争，频率专业化、类型化成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广播深化改革的必然途径。当前电台频率改版改革已成常态，频率定位与节目格局的调整日益频繁。结合当前广播实践，请谈谈您对广播频率专业化以及目前频率改版的看法。

曹璐：国内音乐广播、交通广播的专业化实践，带动了中国广播进入优化频率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各省、计划单列市及省会城市电台全面推行频率专业化，使广播频率定位及节目布局以及节目形态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广播频率资源是广播的时间版面。它不同于报纸版面的“一览无余”，且可携带保存。广播人经营的对象是分分秒秒组成的频率时间，可概括为：频率时间=节目时间+广告时间+节目标识。广播频率是电波传递的“听觉版面”，属不具形态的线性传播。时间版面无形无踪，其体现标识是24小时为极限，以钟表时间为依托的“时钟规则”。广播以时间流程的线性传播要求听众收听广播必须准时“赴约”。时间版面的无形无痕，听众难以捕捉和记忆。因此频率专业化如何实现与目标受众对接，除了专业对口的内容资源服务，鲜明的频率听觉标识和节目标识亦值得重视。传统广播的线性传播，使听众收听广播处于被动选择状态，专业性的内容定位和鲜明的频率与节目的听觉标识，使目标受众形成“约会意识”。只有目标受众对节目品牌和对节目主持人有了认同和信任，才能形成持续性的“约会”收听行为，才能使目标受众真正成为忠诚听众。值得注意的是，频率定位、广播节目定位中传者的理想目标往往与实际收听人群存在差异。目标受众纷纷力争高端受众群，忽视或排斥低端受众，包括某些公共服务类频率，目标受众定位存在的错位现象，不同程度的“嫌贫爱富”现象，望引起关注。

广播频率既是无形资产又是有形资产。频率专业化是一个渐进性的动态优化过程，亦是频率时间版面、内容设置与听众收听行为对接的过程。这种调整不应是行政手段，而应是对接听众不断变化的信息需求和收听行为变化，包括对收听市场及时追踪分析的结果。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说：“广播电视有一个典型特点：所有智慧都集中在信息传输的起始点。”频率与节目改版主要体现在定位区隔和创意团队内容与形式的创新品格。从拓展创意的入口——吸纳民意、广聚民智和社会智库的智慧至优化创新主体——凝聚团队的智慧，发挥团队合力。从机制层面形成团队的思维激励机制，使新的创意成为频率及节目的亮点。

从目前频率专业化趋势看，频率定位不同程度存在综合频率倾向，且往往边界模糊，缺乏明显区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实，追求广众定位的时代已经过去，从整体格局上讲，频率、节目改版首先应考虑如何留住忠诚听众，并拓展新的忠诚听众。频率资源分配要符合当代社会分层的人口学特征。由于频率资源仍属资源短缺时代，某些公共服务内容往往既无频率又缺人力。如对农、老人、儿童、残疾群体以及被发达国家广播置于重要位置的社教频率，往往难有立命生根的优势。不同程度的市场弊端、体制弊端，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公共服务性频率的生存发展。

记得2004年1月1日央广中国之声改版研讨会上，我发言的题目是《船大更要调好头》，对多年来行政化管理下的国家大台的改革起步有祝愿和期待，也有更多的顾虑担心。时隔8年，中国之声经过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的四次改版，新一轮改革着力塑造“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的频率形象，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人物、第一真相、第一评论五个栏目组合重点关注，提升突发事件组合式、持续式快速出击能力。用“说”新闻方式集纳新闻、网络热议、生活提示服务等，从中体现了国家主流广播频率的社会担当和对人的深度关注。

上海东广、北京、江苏、湖南、浙江、四川、黑龙江新闻广播以及南京、深圳等城市新闻广播，先后推出具本地特色的新闻频率改版理念和频率类型化架构，使中国广播新闻频率成为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的先行者。

重识广播——传统广播生命力何在？

记者：新媒体技术的迅速普及给人们生活带来了深刻变化，媒介融合已成为媒介发展的必然选择。请您结合中国国情谈谈新媒体时代传统广播的生命力何在？

曹璐：之所以提出“重新认识广播”，说明传统广播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不断拓展着它的“人本化媒介”的深层社会功能。说明我们应该在传统广播特有的“难以替代”“无可替代”的潜能开发方面重新认识广播，努力办好广播。

2011年阿比创公司的调查结果显示：2001年至2011年，美国无线广播使用率在过去十年中几乎静态持平。数据表明：93%的12岁以上的美国人拥有和使用AM/FM广播。美国广播产业的主要收入仍依靠传统广播创收模式，2011年，广播产业收入174亿美元，同比增长1%，插播广告依然是美国广播产业主要来源。其中，新闻/谈话/资讯类广播收听人数2011年持续增长，电台数量增长10%。《2011年美国新闻媒体状况报告》关于传统广播发展前景的结论是：“传统广播永远不是过去时”。①换句话说：传统广播的研发正处于“现在进行时”，从中体现了传统广播在新媒体时代强大的生命力。

在社会转型期如何充分开发传统音频广播的深层社会功能，其核心词为：“难以替代”和“不可替代”的人本呵护功能。其主要表现为：

其一，重视突发事件中的“生命线”作用。重大灾情发生时往往断电、断水，灾区成为“黑暗孤岛”。中央和地方启动应急广播及时播报灾情，起到组织救援、安定民心、凝聚社会爱心等重要作用。

我国南方冰雪灾害，汶川、玉树地震等重大灾情，央广中国之声和灾区广播成为最有效的抢救生命、组织救援的生命线媒介。特殊时期的广播大喇叭至今仍发挥着重大作用。以去年北京“7·21”暴雨为例：房山区十渡镇平峪村处于重灾区，洪水即将袭来时，村子里的14个大喇叭多次进行灾情广播，组织村民和游客迅速转移，通知大家“停在河边的车赶紧开走”“不要在街上走”“往山上跑”“晚上不要睡觉”等，村里通过广播指挥转移了村民和游客两千多人，虽然村庄受灾严重，却无一人伤亡。

近年来，“西新工程”以及“村村通”“户户通”工程正在进行。国家应急广播和地方应急广播也在启动，但因为缺乏有效的规制和机制保障，一旦险情出现，往往暴露出“最后一公里”的缺位，乃至造成民众生命财产损失。

媒介依赖理论提出：受众对媒介的依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日常依赖，即媒介通过日常服务信息的提供，满足受众对日常必听信息的基本需求。二是异常依赖，即社会发生重大变化，受众迫切需要媒介提供涉及自身生命财产安全方面的信息。通过了解灾情和环境变化进行判断决策和行动。从这个层面讲，重大突发事件中应急广播不仅是民众的自救、互救的异常依赖媒介，亦是政府和社会建构的防灾减灾有效平台。面对当代灾情多发的现实，政府和社会组织应特别重视应急广播建设，特别是落实偏僻地区、贫困地区的应急广播建设，使广播成为国家和地方防灾、救灾、减灾体系的重要渠道和最有效的社会救助生命线媒介。

其二，提供即时有效的新闻与服务信息。直播使广播频率的“时间版面”处于即时、同步、滚动状态，使广播新闻频率成为可以“随时出版的报纸”。

值得注意的是，在直播为主的频率运作中，电台几乎所有节目都是直播，其中也有人提出“淡化专题”理念。从广播新闻精品化生产来讲，直播与录播节目并不矛盾。记者在现场进行采访报道，可以通过连线报道即时、同步、滚动播出，使直播中的频率处于“现在进行时”状态，体现了直播的优化状态。另外，记者进入现场及时捕捉典型音响，对典型新闻人物进行深度访谈，精心选择提炼经后期制作而成的音响报道（或称录音报道）类节目，后期制作过程提升了音响与主题的内涵，更加体现了“声音形象”、“音画”的听觉感染力。因此录播节目精品化过程不是广播节目形态的倒退，它是广播新闻报道“解放声音”、凝聚和放大声音感染力的专业理念。这类音频精品节目不仅可以重播，还可以加工制作进入网络音频内容数据库，供听众点击收听。大量精品节目也可成为音频为主的内容资源进入节目市场，从中喻示着中国广播内容市场的广阔前景。

其三，开发广播“社会神经中枢”的深层社会价值。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说：“电视对广播的影响之一，是使它从娱乐媒介转变为社会的中枢神经。”中国改革给当代中国注入了活力，也带来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包括利益分配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也体现在信息分配不公，出现“信息鸿沟”等问题。广播媒介的人本价值体现在：只要实现电波的有效覆盖，民众接受广播最为便捷和廉价，且不受文化水平限制。

改革开放以来，多数电台开办了市民热线、阳光热线、行风政风热线、城市零距离、市民直通车等舆论监督类节目，特别对农村听众、流动农民工群体以及城镇贫困人群等弱势群体开拓了利益表达的多元渠道。网络、微博、微信等多种听众参与方式，使广播不仅成为民意民智的表达平台，也成为社会话语的舆论引导平台。成熟的热线节目已成为热线论政、阳光施政的舆论监督平台。

关于传统音频广播的优势和潜能开发还可以列举更多，如：对受众多元文化娱乐信息的健康引导和满足、对受众生活服务类必听信息的人本化、本土化呈现、对弱势群体的公平服务等。这里需说明：强调传统广播的重要并非拒绝新媒体，新媒体技术以其特有的实时互动、非线性、超链接等多种优势，弥补了传统广播的线性传播、被动收听、听觉符号单一等局限，使传统广播“无可替代”“难以替代”的深层社会功能得到“补足性延伸”，放大了“传统广播永不过时”的生命力。从这个角度讲，重识广播是新媒体时代重塑广播的基础。

新媒体时代重塑广播的战略选择

记者：麦克卢汉说：“任何媒介对个人和社会产生的影响都是由新尺度引起的。”数字化、网络化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使传统广播进入“重塑广播”新时代。请您谈谈新媒体时代重塑广播认知的“新尺度”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曹璐：重塑广播是一个前瞻性话题，涉及中国广播的未来。就我的知识结构来讲有一定难度，谈几点看法仅供参考。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6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2.1%，保持低速增长。与之相比，手机网络各项指标增长速度全面超越传统网络，手机在微博用户及电子商务应用方面也出现较快增长。手机网民规模达到4.2亿，已于2012年年中超越台式电脑成为中国网民第一大上网终端，中国网民互联网接入的方式呈现出全新格局。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罗杰·菲德勒对新旧媒体的关系做过如下论述：“新媒介并不是自发地和独立地产生——它们从旧媒介的形态变化中逐渐产生。当比较新的传媒形式出现时，比较旧的形式通常不会死亡——他们会继续演进和适应。”新媒体时代的传统广播不但具有特有的生命力，新媒体促进了传统广播的“继续演进和适应”。美国媒介理论家保罗·莱文森“补偿性媒介”理论提出：“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都是对过去的某一种先天不足的功能的补救和补偿”。换言之，新媒介与旧媒介的关系不是替代和死亡，而是演进和创新。人类传播技术越完美，媒介的人本化程度就越高。

在新媒体时代，数字化、网络化时代的“比特”技术突破了电波时代单一媒介“全程传播模式”，进入了媒介功能融合时代，呈现媒介内容嵌入生活圈、工作圈、娱乐圈，受众多元参与互动的全新传播格局。新媒体时代，重塑广播呈现了多方变化：

一、受众主体地位凸显。广播受众进入主动选择、深层参与、多渠道互动、多终端收听的个性选择时代。个性化受众进入社交话语平台，形成了具有共同兴趣的新的聚众群。广播与网络融合，受众成分拓展了青少年群体、白领阶层和移动受众群，新的聚众群的共同兴趣和消费能力受到了广告主的青睐。广告创收从单一插播广告至多元化呈现，包括开拓节目市场效益、大型活动的多媒体联动效益，拓展了传统广播生存发展新空间等。

二、节目形态变化。新媒体时代的广播内容可以面对不同受众个性需求，还可以为听众个性化信息需求进行量身定制。值得注意的是：新媒体时代，广播的数字化、网络化生存使传统广播从“非视觉化”转化为“可视化”呈现。重塑广播的网络广播、手机广播等视觉版面并非意味着媒介变身为视觉化的“电视媒介”，也并不意味着广电整合后，广播成为电视的音频伴音。其关键是紧紧围绕当代听众的多元信息需求，在“内容为王”的前提下，编辑和把关人围绕信息内容进行“适度可视化”的过滤、改写、编辑加工，使传统广播的音频内容版面和网络广播、手机广播等多符号呈现满足不同终端受众群的个性化需求，做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三、传播流程变化。首先拓宽了内容策划的民众参与入口。通过媒介和媒介人的电邮、微博、微信等互动方式，大大提升了内容创意中民众的话语权，形成了传统广播从创意至节目进行呈现中听众话语的多元内容参与。这就要求广播媒介把关人对海量信息的选择、过滤、解读的多元呈现表达能力。直播的现在进行时态要求把关人从选题的预见性至节目进行中及时整合、提升、修改，包括良好的应变能力，不断提升记者、编辑和把关人成熟驾驭“两种版面”优化和加工能力，并形成良好团队合力。

四、服务方式发生变化。如今的广播已成为多媒体信息服务平台，除了提供个性化服务的节目内容，还提供多媒体信息综合服务，从而成为突发事件危机预警服务、电子政务、公共信息服务，以及新闻、教育、文化等多种信息服务的共享平台，实现媒介对受众信息服务的“深度链接”。

重塑广播需经历新媒体技术门槛，包括必要的硬件投入。并非“硬件”投入一抓就灵，如果缺乏理念与机制创新，往往流于“硬件摆设”。特别在新媒体市场导入期，如何把握不同受众群体的内容定位和服务方式，特别对广大农民群体、流动农民工群体对移动终端的有效服务，亦是重塑广播的重要课题。

为学生成才搭建“人生阶梯的横梁”

记者：您在校任教五十多年，这期间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毕业生，分享了一代又一代学生“知识改变命运”的成才历程，对“桃李满天下”有着深切的感悟。最后，请您谈谈从教半个世纪最大的感悟和收获。

曹璐：一位哲人曾说：“爱一个人，就要在他人生的阶梯上为他搭建梯子的横梁。”教师是世界上最美好的职业，教师对学生来说，责任大于天。教师这一职业定位应该是甘心情愿、尽心尽力成为学生成才历程中搭建梯子横梁的人。甘心情愿是境界，尽心尽力是能力。

改革开放时代赋予了年轻学子们特有的敏锐、活力、智慧和激情，教师要向自己的教育对象学习。来自年轻一代的“反哺文化”的力量使我突破了多年来传统的学习视野和学习渠道，深切感悟到年轻学子如饥似渴的学习状态和质疑、批判精神。如果说，这些年自己在专业研究和学术视野有所进步，除了社会变革的大背景外，来自学生的“反哺文化”的力量也是重要动因。半个世纪的教师生涯使我分享了来自学生、学校、广播同人更多的成就与成功，也收获了来自学生、学校、广播同人更多的关心、呵护和爱。生活中，往往有着太多的惊喜和感动，从中体会到一位教师的生命意义和“财富”。

21世纪，广播媒介研究要建构在新媒体时代重塑广播的理论和实务变革的框架之中，如何从时代变革、社会变革、技术变革、受众定位变革等视角把握新媒体时代，重塑广播的发展与走向，需要不断更新自身的知识结构，不断汲取来自广播一线的鲜活经验。努力更新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这是当代教师，特别是老教师必须直面的新课题。在担任本科教学和硕士、博士生培养过程中，自己也常感到力不从心，常为自己效率不高而纠结和内疚。备课、讲课、辅导学生做论文是师生学术共同“爬坡”的过程，其中困难、苦衷多多，整体是辛苦并快乐着。我很享受这种共同“爬坡”的过程。我赞赏积极心理学的观点：“积极是一个人把自己的力量发挥至无怨无悔的人生状态。”因此，退休后，我给自己的人生定位是：做学生、学校和广播的志愿者，快乐而尽心地“打酱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