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科年中总结范文

公共服务科年中总结范文第1篇

【关键词】 旅游公共服务；研究；计量分析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扩大公共服务”任务以来，特别是《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的出台，指出要优化旅游消费环境，加快以旅游交通、游客服务、旅游安全等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公共服务在政府职能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旅游公共服务的建设有助于加快旅游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的步伐。近几年来，在国家推出旅游公共服务“十二五”规划并大力提倡建立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的背景下，“旅游公共服务”一词在政府部门旅游工作报告提出并在实践中开始使用，对旅游公共服务的研究日益增多。截至2014年3月以前，笔者在中国知网中以题名为检索项，输入“旅游公共服务”关键词，检索结果为182篇。除去65篇的报纸报道外，期刊论文99篇，硕士论文12篇、会议论文3篇、博士论文3篇。本文主要对这117篇论文进行讨论分析。

一、概况分析

国内期刊从2008年开始出现旅游公共服务研究的相关文献。笔者对检索的文献按年份进行统计（图1），以此归纳国内旅游公共服务研究整体发展态势。

由图1可以看出，虽然2008年已经有相关成果出现，但直至2010年，研究文章的数量都在低位徘徊，而研究内容也集中在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以及理论基础的探索上。2011年底，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公共服务“十二五”专项规划》，旅游公共服务研究受到更多关注，内容日趋细化。2012年六月，国家旅游局办公室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旅游公共服务工作的意见》，全面提升我国旅游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在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一些著名的旅游城市，如桂林、厦门、北京、上海、杭州、浙江等地已经开始着手于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因此，2012年以后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呈现快速增长，尤其是各省市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也得到了更多理论的指导。

从文献出版来源分析，99篇期刊论文分布情况比较分散，共来自65种期刊，主要来源期刊如图2所示。硕士和博士论文则来自11所不同的高校，其中上海师范大学有四篇硕士论文，占整个硕博论文的27%。从图2可以得出，虽然期刊论文的来源分散，但《旅游学刊》的相关论文占了四分之一，可见，旅游公共服务的研究相对质量较高，核心期刊对旅游公共服务的研究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二、文献作者统计分析

从文献作者所属单位来看，93%的学者来自大专院校，是旅游公共服务研究的主力军。6%的行政机构主要是国家行政学院、国家及有些省市的旅游局。剩下的1%是企业单位，即旅游规划咨询机构等。

旅游公共服务的核心作者群是研究的核心力量，其构建规模及发表文献量，是学科研究成熟度的具体反映。为了确定核心作者群的数量，依据普赖斯（Price）提出的公式进行统计。

M= 0.749*（Nmax）1/2

公式中M为论文篇数，Nmax为所统计的年限中最高产作者的文献数，只有那些发表文献数在M篇以上的人，方能成为核心作者。[1]根据文献计量学的络特卡定律，以第一作者为统计对象，旅游公共服务相关文献的第一作者有73位，Nmax=10，求出M值为2.37篇，实际运用中按大数取整原则取M值数为3，即发表文献在3篇以上的作者为核心作者群。

而2008年到现在只有李爽和徐菊凤发表了3篇以上的文章，李爽10篇，徐菊凤3篇。目前关于旅游公共服务的两本专著也是这两人的成果，一本是徐菊凤等撰写，2013年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的《旅游公共服务：理论与实践》，另一本是李爽撰写，2013年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构》。

以上分析得出核心作者只有2人，占总人数73人的2.7%，核心作者共发表文献13篇，占文献总数的11%。根据普赖斯定律，在同一主题中，半数的论文为一群高生产能力作者所撰，这一作者集合的数量上约等于全部作者总数的平方根。对于本文选取的有效文献，核心作者人数只有两人，远远小于总人数的平方根（8.54），而核心作者的13篇文献也与普赖斯定律中的50%，即58篇相差甚远。从这一点来看，旅游公共服务的核心作者群还没有形成，其学术引导作用的发挥更是无从谈起。

三、研究内容分析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研究。

1、旅游公共服务基本概念、理论研究

对旅游公共服务基本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李爽、黄福才、徐菊凤、刘小军等几位学者。李爽、黄福才等认为，旅游公共服务是指由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提供的，以满足旅游者共同需求为核心，不以营利为目的，具有明显公共性的产品和服务的总称。旅游公共服务与公共服务既协调又相互补充。旅游公共服务一方面是对既有的、正常的公共服务适应旅游所提出的特殊要求而开展的提升和整合；另一方面是为应对旅游特定的服务对象所特别提供的、有针对性的公共服务和产品。[2]徐菊凤在总结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公益性和共享性出发，把旅游公共服务界定为：为满足旅游者的普遍需要而由旅游等相关公共部门主导提供的具有公益性、共享性特点的产品和服务的总称。[3]

在旅游公共服务的外延上，也有很多不同意见。国家旅游局刘小军司长在《对加强旅游公共服务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将旅游公共服务分为三大部分：即基础性旅游公共服务、市场性旅游公共服务、管理性旅游公共服务。李爽等人把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即旅游公共服务的供给客体）分为旅游基础设施类服务、旅游公共信息类服务、旅游行业指导类服务以及旅游公共安全监测类服务等4个子系统。[4]张广瑞认为在旅游交通、信息、安全保障服务的基础上，应增加旅游金融服务设施。而王信章、谷艳艳则认为旅游公共环境服务也是必不可少的服务之一。[5]

对于旅游公共服务的特征，李爽认为有四方面。即旅游公共服务兼有生产性和消费性的双重属性；旅游公共服务兼具公益性和营利性的双重功能；旅游公共服务具有多样性、层次性以及区域性；旅游公共服务具有精神消费的意义和内容。[6]《中国旅游公共服务“十二五”专项规划》则把旅游公共服务浓缩为基础性、公益性两个方面。在内容上也概括为五部分：旅游公共信息服务、旅游安全保障服务、旅游交通便捷服务、旅游惠民便民服务、旅游行政服务。

2、国家及各省市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从全国层面来说，吴必虎认为，强化和提升既关注当地居民又考虑游客需要的旅游功能规划，实现旅游和游憩在目的地城市中的一体化，对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和城市旅游目的地建设而言也是十分重要的。[7]高凌江基于公共产品理论视角，提出从解决旅游公共服务供给的市场和政府失灵，实现旅游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模式的角度来完善我国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8]山东省旅游局的窦群强调在我国城市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将旅游公共服务纳入具有法定执行力的城乡规划、土地规划，是实现旅游目的地健康发展的核心技术环节。[9]

省市的旅游公共服务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热点省市和热门风景区。据统计，已有涉及33个省市的文献研究。其中桂林、浙江、广州有三篇以上的研究成果，而张家界、丽江等风景区也有两篇以上的相关研究。广州和北京的研究文献分别从亚运会和“一日游”角度进行了公共服务供给、管理的探索。

3、旅游公共服务供给研究

关于旅游公共服务供给最早的研究要数李爽2008年的博士论文《旅游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通过对旅游公共服务供给机制设计的分析，构建旅游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分析的概念模型，详细地探讨了旅游公共服务的政府供给机制、市场供给机制和社会供给机制等三大供给机制，并以厦门为例进行应用分析。李建中等探讨了第三部门在节事活动中的对旅游公共服务政府供给的弥补作用，从加强政府与第三部门的合作、培养社会公民的公益服务意识、发展民间旅游公益组织、拓宽筹资渠道等方面加强旅游公共服务的第三部门参与供给。[10]叶全良、荣浩分析旅游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变迁存在的路径依赖及其对旅游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挑战，提出通过路径创新来突破制度变迁的路径约束，构建有利于实现旅游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制度安排。[11]

4、旅游公共服务与政府职能

余斌在硕士论文《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的政府职能研究》中就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政府的职能设计了问卷，提出政府在旅游公共服务中的八个职能：行政组织支持、政策法规与规划、财政金融支持、公共信息服务、旅游人才供给、旅游安全保障、旅游便捷服务、旅游监管保障。阚如良等认为旅游公共服务是政府主导战略的发展方向，需要加大对旅游公共服务建设的投入。[12]廉湘在政府职能转变、旅游公共服务的多元生产模式等因素下，重新设计了政府组织结构，便于更好地推动旅游公共服务的建设。[13]熊元斌等探索了政府在旅游公共服务市场化中的作为，从供给者、生产者、消费者三个角色转变的得到体现。[14]

5、其他方面

旅游公共服务评价指标研究中，有基于游客满意度的评价，有研究360度绩效评估在旅游公共服务绩效管理中的应用，也有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层次分析法等数学方法进行评价研究。而旅游公共服务平台的研究视角多集中在近期比较热门的智慧旅游、物联网、数字城市等技术方面。

四、结论和启示

通过对中国知网收录的117篇相关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发现我国旅游公共服务领域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从文献数量来看，还没达到真正的研究高峰期。与旅游研究的其他领域相比，旅游公共服务还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其次，从文献作者来看，还未形成核心作者群，真正的学科带动效应还不明显。而且研究者大部分来自高校，来自实践第一线，在旅游公共服务中占主导地位的政府（行政）部门的研究比较欠缺。第三，从研究内容上来看，对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相关法规、政策和标准的研究目前都比较缺乏；对于政府、非营利组织、相关企业等在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作用和协调配合以及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等，也涉及不多。另外，目前国内一些城市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效，许多地方的经验还没有得到系统的总结与传播，这些实践还未有力推动理论的突破，这都有待于研究者帮助其归纳与提升。[15]

【参考文献】

[1] 张建萍，朱亮.国内生态旅游研究文献综述[J].旅游论坛，2009（6）883.

[2] 李爽等.旅游公共服务：内涵、特征与分类框架[J].理论参考，2012（9）36.

[3] 徐菊凤等.旅游公共服务：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13.

[4] 李爽，甘巧林，刘望保.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一个理论框架的构建[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0（5）10.

[5] 吴必虎.泛旅游需要更完善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支持[J].旅游学刊，2012（3）4.

[6] 高凌江.我国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基于公共产品理论视角[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1（10）.

[7] 窦群.我国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从理论到实践的探索[J].旅游学刊，2012（3）5.

[8][10] 李建中，李爽，甘巧林.节事活动旅游公共服务第三部门供给研究[J].社会科学 2009（10）.

[9][11] 叶全良，荣浩.旅游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与创新选择[J].湖南社会科学，2012（2）.

[12] 阚如良，詹丽，梅雪.论政府主导与旅游公共服务[J].管理世界，2012（4）.

[13] 廉湘.政府组织结构设计―基于旅游公共服务建设中组织设计变量分析[J].中外企业家，2012（5）.

[14] 熊元斌，常文娟.旅游公共服务市场化中的政府作为研究[J].生产力研究，2013（1）.

[15] 刘德谦，关于旅游公共服务的一点认识[J].旅游学刊，2012（1）3-4.

【作者简介】

公共服务科年中总结范文第2篇

一、事业单位业务恢复与公共服务职能延续阶段（1978年―1985年3月）

这一阶段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至1985年3月科教文卫体制全面推进改革止，主要特征就是业务的恢复与传统职能的延续。建国后，我们采取了福利平均的政治取向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始终将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向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尽可能多的福利，作为重要任务之一。由于政府几乎掌握着所有的社会资源，并按计划使用和分配，直接举办事业单位可以在形式上确立主管部门的权威，保证事业单位作为政府完成各项公益服务的具体承担者，一切活动都服从于政府的统一调度与安排。在随后几十年中，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但是，时期对各项事业带来的破坏严重地动摇了这个基础。

为此，改革开放初期的事业单位还谈不上改革，其任务只能以恢复和延续为主。改革的成效主要是通过业务的恢复与发展实现事业单位原有职能的延续。通过改革，恢复了被错误政治运动所破坏的事业建制、管理体制、员工队伍，从而为事业单位发展奠定基础；改革措施呈零星态势，主要是自下而上的一些尝试，生存是主线索，改革尚未成为事业单位的主旋律，也未有任何理论指导；事业单位的改革尝试主要针对事业单位的运行机制，基本未涉及事业单位的管理体制。

二、简政放权与市场化倾向下的公益职能弱化阶段（1985年3月―1992年）

1985―1992年是改革的全面启动阶段。以1985年和1986年连续几个《决定》和《意见》为标志，1985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4月，文化部《关于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意见》，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的若干规定的报告》得到国务院批准；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6年4月，国家体委《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199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提出对事业单位要实行企业化经营：“现有的大部分福利型、公益型和事业型第三产业单位要逐步向经营型转变，实行企业化管理”。

这一阶段改革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初步建立起来的背景下进行的。改革的主要措施有：（1）针对传统计划体制对事业单位高度集中管理的弊端，首先通过行政首长负责制的普遍推行，以“简政放权”为目标，逐步扩大了各类事业机构在人权、事权、物权、财权等方面经营管理自，事业单位普遍实行了与绩效挂钩的包干制，以合同形式明确了国家与事业单位的关系，责、权、利相结合，打破大锅饭。（2）通过公共资金供应机制和拨款办法的改革，将事业单位划分为“全额拨款”、“差额拨款”、“自收自支”和“企业化管理”等不同类型，以财政手段促进了事业单位经营管理机制的转换，促使事业单位面向市场提供服务，国家鼓励部分事业单位自收自支、实行企业化管理，完全通过市场获取资源。（3）针对事业资源配置格局与利用方式的条块分割、相互封闭、自成体系的弊端，采用鼓励事业单位“开放”、“联合”、“协作”的政策，淡化了传统的单一行政隶属关系，提高了公共事业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

从改革的成效分析，改革初步打破了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事业管理模式，扩大了事业单位的管理自，提高了“事业”型产品的商品化和社会化程度，扩大了事业经费的来源和渠道，增强了事业单位适应环境和自我发展的能力，缓解了各项事业发展的严重困难。

这一阶段改革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在“等米下锅”的财政困局下，强化了“市场化经营、自负盈亏”的公司化、企业化改革，而市场化倾向造成了公益职能的弱化和遗失，最终的结果是，这种“甩包袱”式的改革，不但没有真正解决事业单位的生存问题，反倒激发了越来越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将改革堵在了“死胡同”。

三、政事分开与社会化倾向下的公益职能明晰阶段（1992―2002年）①

1992―2002年是改革的深化阶段。以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为标志，改革进入了一个探索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新机制的阶段。事业单位改革已不再仅仅依附其他改革和停留在对经济改革的借鉴，而是开始了自身改革价值的梳理，开始了政事分开与社会化目标的改革。

这一阶段改革的主要思路和措施通过几个关键性的政策文件可以较好地体现出来：1993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事业单位要按照政事分开和社会化的原则进行改革。党中央印发的《关于党政机构改革的方案》和《关于党政机构改革方案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事业单位改革的方向是实行政事分开，推进事业单位的社会化。1996年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出台《关于事业单位机构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再次明确事业单位改革要遵循政事分开、推进事业单位社会化的方向。1998年《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颁布，从立法高度初步明确事业组织的分类及各类事业组织（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性质、法人地位、管理体制等。2000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科技部等部门关于深化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提出将部分仍作为事业单位的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按非营利性机构运行和管理”。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按照政事分开原则，改革事业单位管理体制”。

2000年中办印发《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力度加大，主要是推行聘用合同制度，建立岗位管理制度，实行公开招聘制度。同年中组部、人事部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快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意见》，教育、科技、卫生等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意见等陆续出台②，标志着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全面展开。2002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的意见》，全面推进包括聘任制、公开招聘、岗位管理、绩效考核制度等内部管理制度的改革。

这一阶段改革的成效主要有：（1）事业单位自身改革价值已被认识到。国家开始从总体上部署事业单位改革，加强了对事业单位改革的宏观领导③，各部门纷纷出台措施，加大了事业单位改革的力度④。（2）事业单位公益性职能的组织定位得到明确。1998年的《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明确了事业单位是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公益性的“社会服务组织”，并正式建立起中国的事业单位登记制度。（3）政府与社会的职能关系已经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所关注，“社会化”改革首先体现为国家确立鼓励“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社会事业社会办的方针，推动了民办事业单位的发展。国家引入非营利机构管理与运行机制推进事业单位改革。

但是，这一阶段改革同样未能全面实现改革的目的，一些关键问题仍然没有解决：（1）改革市场化倾向仍然在延续。减轻财政负担，增强事业单位活力的制度惯性与追求利益的冲动未得到调整和约束，改革仍然明确要积极发展既为市场经济所急需又在经费上实行自收自支或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2）政事分开探索和政策成效有限。政事如何分开仍然没有成熟的理论与改革实践。政府管理与社会组织参与的分工尚未理清，非营利性组织发展方向逐渐淡化。“民办事业单位”改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正式将民办事业单位从事业单位中分离出去。（3）制度实施缺乏保障。虽然在事业单位理论定位上明确了公益职能，但没有相关的政策实践保障，没有解决实际公益职能履行问题，也没有很好地将事业单位改革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结合起来。

四、分类改革下的公益职能强化阶段（2003年以来）

这一阶段以党的十六大为分界线，尤其是2003年以来，是事业单位改革逐步强化公益性的攻坚阶段。以党的十六大提出突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标志，按照政事分开原则，以分类改革为主线，全面推进各类事业单位改革。2004年四中、2005年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快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2007年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和管办分离的原则，对现有事业单位分三类进行改革。”

从2003年7月开始，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在全国9个地区和35个单位展开。试点将文化事业单位分为公益性和经营性两类，前者以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为重点，后者以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为重点。

2010年卫生部等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印发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指导意见的通知》，决定在各省、区、市已经分别选择1―2个城市（城区）进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同时，国家选16个有代表性的城市进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⑤。

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对承担行政职能的，逐步将其行政职能划归行政机构或转为行政机构；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逐步将其转为企业；对从事公益服务的，继续将其保留在事业单位序列、强化其公益属性。并明确到2020年，建立起中国特色公益服务体系。”

与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同步进行的是事业单位各项机制的改革深化。涉及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人事管理、收入分配、养老保险制度、财务管理和国有资产运营管理等机制全面推进。

2006年人事部和财政部《关于印发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事业单位进行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岗位绩效工资由岗位工资、薪级工资、绩效工资和津贴补贴四部分构成。

2008年国务院印发《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方案》⑥。

2011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配套文件的通知》中了涉及分类、法人治理结构、财政、国有资产等9个配套文件。

2011年11月，《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至此，改革呈现了全面统筹推进的态势。

这一阶段改革的主要思路与成效：一是分类改革成为这个阶段非常突出的主线。事业单位根据职能划分为行政管理类、公益服务类和生产经营类。二是强化公益性职能。对于保留下来的公益性事业单位，着重强调其公益服务职能。三是事业单位内部规制改革全面推进。对事业单位改革的诉求直接转向内部规制的不断强化，主要体现在政事分开、管办分离、机构编制、法人治理结构、人事管理制度、养老保险改革等方面进行了许多探索。

这一阶段改革仍然存在问题：一是事业单位的管理模式仍然存在过度行政化问题。受制于政治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步伐，事业单位行政化倾向与行政化管理问题突出。二是改革出现了制度内卷化倾向。在法人治理结构、人事管理和养老保险改革上的探索无法解决事业单位活力与公益服务发展问题。三是人员稳定与公益精神没有保障。由于改革的路径很容易走向事业单位人员的进一步规制和减负上，而在其公益精神方面没有太多涉及，事业单位人员的稳定性难以保证，其公益职能同样无法得到确实体现。

五、地方事业单位改革的尝试与创新

与中央事业单位改革同步进行的是地方事业单位的改革创新。各地的做法千差万别，但是按照中央政府事业单位改革的总体精神来讲，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政事分开与管办分离的模式探索积累一定经验。北京市海淀区成立了区政府公共服务委员会，将区卫生、文化部门所属公益性事业单位划归公共委管理。上海在卫生领域组建了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作为市政府办医主体，管理市属的22家医疗机构，市卫生局主要履行公共卫生政策制定和行业监管职能。江苏无锡在教育、卫生、文化、体育领域，分别组建了学校、医院等管理中心，教育局、卫生局等原主管部门不再直接管理这些事业单位，工作重点转到全行业政策制定、发展规划、行业标准、监督检查等职责上来。

2.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在地方先行试点。以广东省为例，广东省在推进事业单位社会化和分类改革方面走得比较早。2007年，广东省审议通过《广东省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试点指导意见》；2008年拟订了《广东省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并于2009年在该省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此外，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五省市自2008年就已成为事业单位改革试点地区，按计划应于2010年底结束并向全国推广经验，但由于遇到诸多棘手难题，截至目前试点工作仍未结束。

3.事业单位改革与乡镇改革配套进行。从2003年开始的农村配套改革的乡镇机构改革中，把乡镇事业单位改革作为一个重要方面，结合乡镇行政机构一并进行改革。一些事业单位通过改制成为非营利组织，如湖北省在乡镇事业单位改革中将5590个事业单位转制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广东顺德地区的事业单位改革直接与县乡和街道办事处的改革紧密结合在一起，县乡以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直接作为政府雇员参与公共服务。

六、事业单位改革的总结反思

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事业单位的改革历程，可以看到，事业单位改革的成效还是非常大的，分类改革思路已经明晰，事业单位活力得到很大提升，事业单位公共服务能力与水平有较大提升，基本适应我国公共服务事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2011年《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为30多年的事业单位改革作了个系统梳理总结，并规划了未来10年的改革目标和路线方针，明确提出“对从事公益服务的，继续将其保留在事业单位序列、强化其公益属性。到2020年，形成基本服务优先、供给水平适度、布局结构合理、服务公平公正的中国特色公益服务体系”，为事业单位改革发展最终确定了非常明确的方向。改革的最主要成效是明晰并确立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思路与发展体系。非营利的公益性事业单位已成为事业单位的绝对主体，架起了政府与民生之间的桥梁，是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重要渠道。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看到，事业单位改革与发展仍然滞后于公共服务发展的客观要求，仍然没有实现改革的既定目标。究其根源，主要有以下几点：

（1）从改革实践而言，改革最核心目标一直在于减轻财政负担，而非强化公益服务职能。减轻财政负担始终是一条主线，虽然决策者多次否认，但是从政策制定的过程考虑，往往无法体现对公共服务供给的满足，而更多的是减负的体现。包括事业单位人员的编制只减不增思路就是一个很鲜明的体现。各级政府改革的主要导向及推动力是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为此各级政府对事业单位“放权让利”，转换事业单位经营机制，促使事业单位面向市场提供服务，实行事业单位财务的独立核算、自我积累、自我约束。一些公益性关乎国民公平和国家目标的事业单位，比如医疗、教育等也参与进来。

（2）事业单位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没有得到有效规范，改革内在动力明显不足。事业单位改革初衷是为了解决自身运行经费不足的问题，因此市场化诉求非常强烈，“创收”意愿日益高涨，加上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没有规范，容易造成以牺牲社会公共服务目标来进行市场化改革，市场化倾向侵蚀了事业单位整体改革的成效，以致于医患冲突、教育产业化、计划生育乱罚款、婚姻登记乱收费等。但以往的改革过程中没有对这种利益追求倾向加以规范。

（3）事业单位改革理论与政策基础不充分。事业单位是中国独有的一种组织形式，与国外的非盈利组织或公司法人体系都不一样，如何有效改革始终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且改革涉及3000多万人员，更为改革提出了难题。涉及社会组织问题一直又比较敏感，容易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因其他因素中断。

（4）改革始终缺乏统一的战略部署，部门之间缺乏协调与统筹，改革执行步骤缺乏应有监管，造成改革落实不到位的情况，各项改革存在制度内卷化问题，各地的一些探索也仅限于局部突破，容易衍生新的问题。

当然，事业单位改革的思路已经明晰。在我国公共服务发展体系基本规划思路下，笔者认为，未来的事业单位改革与发展关键要切实注重顶层设计与具体实施策略的有机结合，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明确事业单位改革发展的目标是满足公共服务发展体系发展需求。从建设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会角度，中国事业单位改革的未来前景，不是弱化或消灭事业单位，而是强化其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效率与功能，从而使社会公益资源的配置更有效率并更为公平。改革不是减负，也不是甩包袱，一定是立足于公共服务发展的要求来设计。事业单位必须成为我国公共服务的主要供给主体，要明确事业单位的公益性职能定位，厘清自己在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的作用，真正提升自己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服务质量。

二是完善改革配套政策体系的联动性。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不能简单等同于事业单位改革，如何推进改革仍然需要总体设计和可行性的科学论证，尤其是各个配套文件存在制度内卷化倾向，配套文件间的联动性和科学性同样需要论证。一些配套文件解决的是自身领域的问题，并没有从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方向来设计。例如，事业单位人员定岗定编等思路，设计时可能有其科学性，执行时最终的结果却有较强的计划体制的倾向，事业单位人员聘任制也没有真正解决能上能下和能进能出的问题，必须对这些政策配套体系进行联动性设计，尤其是对配套政策体系的进一步实施细则进行设计，确保政策的一致性与目标的可达性。

三是加强对事业单位的规范与评估。一直以来，由于政策不配套、制约机制和制度的缺失，造成一些事业单位对自的滥用，一味追求自身利益而忽视服务对象的利益，忽视社会的利益。要确保事业单位公益性职能定位，必须明确其职能履行的措施，要规范其内部管理，并在财政上投入公益保障，基于事业单位改革的目标和配套政策文件精神，进行政策效果的阶段性实际评估，并依据契约合同加强对事业单位的绩效评估，从而确保改革的成果与改革的目标的一致性。

注释：

①一些学者将1998年作为一个阶段分界点，但是从事业单位的职能和改革的趋势来讲，1998年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1998年的前后时间段主要是社会化从政策语言到实践的过程，因此，笔者在此将2002年作为这一阶段的分界点。

②《关于深化科研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关于深化高等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关于卫生监督体制改革的意见》等。

③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召开了全国事业单位改革工作会议，对政府机构改革之后的事业单位改革进行了部署。

④1993年，国家教委《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年，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体制改革的意见》；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

⑤2009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以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⑥《方案》明确：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单独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费用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实行与缴费相联系的待遇计发办法，逐步实行省级统筹，建立职业年金制度，实行养老金社会化发放。

公共服务科年中总结范文第3篇

城市公共服务绩效是一个度量城市公共服务提供的目标性词汇，从内容结构上包括人民满意与物质提高两个方面。要评价这两方面内容，就需要科学、合理地反映这两方面现实的指标体系，它实际上是个跨学科测量问题，既涉及经济学、管理学所强调的投入产出和效率问题，也涉及心理学、社会学所要求的人民满意、心理满足问题，还涉及政治学、法学、公共行政学所要求的权力合法运行、人民权利正确保障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正确评估需要从这些不同的学科视角提供不同的指标池。（一）确定指标池（Indicatorpool）按照城市公共服务绩效的内容结构与跨学科特点，本研究在“人民满意”与“物质提高”两个领域分别设置了“印象满意”、“政府效能”和“企业经营环境”、“基本公共服务”4个维度，并在这些维度中基于已有的各类公共服务绩效指标体系、公共效能评价指标体系、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遴选了99个横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公共行政学、法学等学科的具体指标作为指标筛选的“指标池”②。（二）指标池筛选本文在筛选中利用单轮德尔菲法结合隶属度计算的方式来消除噪音。在单轮德尔菲的专家选择方面，我们采取了向全国在公共服务研究领域具有较深造诣专家发送Email的方式发送指标池，请他们对自己认为属于该评估维度的指标进行圈选，在Email发出后以电话提醒帮忙填答。本研究按照理论专家、实践专家、其他类专家共3个口径各选择了30人（如表1）。“其他类专家”是指“理论专家”和“实践专家”之外，对于公共服务领域颇为了解或者颇有研究的群体，比如专门关注公共服务的记者、第三部门志愿者、学生等。第一步，专家临界值确定。专家临界值下线的计算公式为M＝μ＋S∑nx＝1槡Nta（x∈R＋），其中，μ表示欲选择专家的期望数量；S表示专家对备选问题选择数量的标准差；N代表备选问题被专家选中的频数；tα是置信度α取特定值时的t检验值，它可以通过查阅t检验表获得。最后计算出临界专家数量为M＝30＋19．77槡4118×2．36≈31。第二步，隶属度确定。依照模糊数学的观点，城市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指标体系（I）本身就是一个模糊集合，每个指标就是集合中的一个元素，对每个指标进行隶属度分析即可确定出哪些指标在合格线之上。隶属度可以表示为Rn＝MnT（n＝1，2，…J），其中Rn为隶属度，J为指标的数量，T为反馈消息的专家总数。通过对反馈回来的82份有效问卷的统计分析，分别得到了99个指标池中指标的隶属度，并将其与临界值进行了对比。由于临界专家数量为31，临界值便为R＝3182＝0．378，这样，“事业单位满意度”、“市民感知的政府服务态度”等隶属度小于0．378的23项指标被剔除，剩下了76个指标。第三步，指标的鉴别力判断。指标的鉴别力涉及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是指标之间是否相关性过强，以至于一个或者多个指标实际上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其二是指标是否正确表达了所要评估的标的物。对于第一个问题，主要是通过对各个评价指标间的相关分析，删除一些相关系数比较大的评估指标。而对第二个问题，比较常用的方式是借助变差系数来消除这个问题。按照统计学原理，相关系数一般可分为3级：｜R｜＜0．4为低度线性相关，0．4≤｜R｜＜0．7为显著性相关，0．7≤｜R｜＜1为高度线性相关①。本研究按照这种分类，将所有两两相关中｜R｜≥0．4的一项指标都进行了删除。结果，“交通警察处理小案速度”、“公民参与听证的频率”、“固定、移动与网络通讯的平均价格”、“年底平均房价”等14个不合格指标被删除，如表2。变差系数计算一般式为Vx＝Sx珋Ix×100％，其中，珋I＝1n∑nx＝1Ix是指标的均值；Sx＝1n－1（Ix－珔Ix槡）是指标的标准差。一般而言，一个指标的变差系数越大，则该指标的鉴别力越强，反之亦然。按照Foster、Greer、Thorbecke（1984）①、章炼（1992）②等的研究，如果测量指标都为正值，只要不同的指标总体在珔Ix±3Sx的范围内，就可以形成正态分布，其变异系数也达到了最大。从本研究的数据来看，珔Ix±3Sx≤0．590是变差系数的临界下线，也就是本研究删除指标的依据。经过SPSS18．0软件分析，我们删掉了“城市地税办税厅税务登记速度（0．52）”、“企业家对政府官员的信任度（0．44）”、“在岗职工社会平均工资（0．36）”等6个变差系数小于0．590的指标，最终形成了我们的指标体系（表3）。

L市公共服务绩效实证评估

在获得指标体系之后，本研究采取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绩效评估价的方式来具体实施评估。首先按照“人民满意”与“物质提高”的评价域将需要评价的城市绩效分类展开；其次，将数据分为软数据与硬数据，软数据对应“人民满意”，硬数据对应“物质提高”；第三，将传统上单独进行的指标赋权过程与问卷调研、硬数据获取过程有机结合起来；第四，结合测量平差理论的已有成果，利用标准差倒数来确定权重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出绩效评估的一般模型，进而评估出L市公共服务的整体绩效③；最后，为了判断该城市公共服务绩效的现状，我们还采取了与特定标杆值逐项、总体比较的方式。（一）数据的来源与搜集评估指标数据采集是城市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实证阶段最为关键的环节之一，本研究的数据采集包括软数据和硬数据的采集两部分。对于难以通过查阅文献记录获得的软数据，需要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会等实证调查方法采集。我们编制了面向普通市民、企业、第三部门的问卷④，在小范围试调研的基础上完善了该问卷，然后在L市发放了1000份针对市民的问卷、200份针对企业主的问卷和50份针对第三部门的问卷。硬数据的搜集主要通过查询政府公布的权威资料得来。本研究主要通过查阅《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G省年鉴2008／2009》、《L市政府工作报告2008／2009》以及G省、L市政府门户网站的数据获得。（二）评价方法和评估一般式确定笔者采用测量平差理论中利用标准差来客观赋权的方式（喻国荣，2007⑤；王中宇等，2008⑥；王穗辉，2010⑦），利用问卷获得的实际数据、各类统计年鉴、行政记录等实在性数据对方差进行分析，然后按照测评理论中方差越小、其权越大的性质将赋权与评价结果结合进行。由于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涉及到的对象广泛，本文采用标准化方式实行无量纲化。其过程如下：设珔I为一列单位不一的指标实在值数据I的均值，σ为其标准差，那么对这列指标实在值I做无量钢化处理（标准化处理），求其无量纲值I′的公式便可以记为式（1）：I′＝I－珔Iσ（1）在解决了无量纲问题之后，就可以确定出最终的绩效评估一般式（2）了。本研究中最终的绩效评估结果都采用式（2）作为绩效评估的一般式。（三）评估实施在计算总体绩效的过程中，我们主要以（1）、（2）式为依据，这两个公式的展开都依赖于数据真值、数据均值、无量纲值，笔者利用SPSS18．0将这些值分项统计，其结果如表4。在获得了历史均值、无量纲值之后，就可以利用（2）式来计算每个指标的绩效值和总体绩效值了，这些结果也都整合在表4中。然而，仅仅获得L市的绩效值我们还很难弄清其政策含义，具体来说就是还很难依据它来提出改进L市公共服务绩效的措施，因为还欠缺可资比较的标杆。为了解决“有比较才有鉴别”的问题，本研究还引入了一个“理想值”变量作为标尺来判断L市公共服务绩效的好坏。理想值的产生基于4种逻辑：其一是根据理想化状态，比如人民对企业的满意问卷的最高值为6，我们便将该指标的理想值设置为6；其二是关于硬数据中的比率，如“燃气普及率”，我们按照理想状态将其设置为100％；其三是硬数据中的比较性理想值，这类指标既没有理想化值，也不可能具有比率的最大值100％，本研究选取了与L市同属于一个行政区，但发展势头更好、各方面情况均比L市更为理想的X市的值作为参照的“理想值”；其四是针对国家出台了明确标准的硬数据标准值如“每平方公里公共厕所数量为3个”①，这种本身属于国家层面确定的理想值，我们直接将其引用过来。在理想值的基础上，我们将之进行了无量纲化，产生了无量纲值，同时也计算了理想值的均值，最终也计算出了总体理想绩效值，处于表4的右半列。表4的“标志”是我们对筛选出的56个指标重新编号后的排序。在总体绩效评估结果中之所以出现了0值与负值，是因为我们假定，不管哪个城市都应该努力改善人民满意和物质提高的状态，实现“市富民乐”的施政追求，如果该市的绩效不能达到历史数据的均值状态，我们就认为它们在当年是缺乏绩效的，甚至是负绩效的。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逻辑是“第三只眼看政府”的第三方评价属性，其主要目的在于为政府诊断问题，引起它们的警醒，并非要全盘否定它们的工作，在这里负值只具备咨询价值和参考价值。尽管这不太符合常理，因为政府忙碌一年不可能一事无成，但我们认为以数量测评的直观结果来看，应当就是这种反映方式。（四）L市公共服务提供绩效概况总结表4来说，L市的公共服务绩效整体状况可以概括为4个方面：1．市民满意度、第三部门满意度、一站式服务中心办结速度等43个指标的绩效现状相对历史平均数据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绩效整体状况呈现上升势头。从评价结果来看，市民满意（0．373257）、第三部门满意度（0．223954）、一站式服务中心办结速度（0．746514）等43个指标的绩效值均大于0，这说明在56个指标中，绝大多数指标（76．8％）所代表的公共服务绩效在提升，这也可以看作是我国政府持续改革的一个可喜成果。2．与标杆城市、理想值相比，L市的总体绩效仍然相对落后，改进余地尚大。尽管有43个指标对应的公共服务绩效在持续提升之中，但从与标杆值的比较结果来看，几乎每一个指标的绩效值都与理想值有差距，甚至较大的差距，这使得L市最终的整体绩效值（309．9416）仅仅为理想绩效总值（2361．997584）的13．122％，这充分显示了L市的单项绩效、总体绩效还有巨大的改进余地。3．企业主满意度、企业感知的政府服务态度、税务提醒告知服务制度化等12项与民生关系密切的指标的绩效现状甚至比历史平均数据还糟糕。从评价结果可以看出，企业主满意度（－0．1493）、企业感知的政府服务态度（－0．89582）、税务提醒告知服务制度化情况（－29．8606）、登记失业人员再就业率（－22．3954）、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12．6907）、城镇居民无房户比例（－88．7605）、居民月平均工资性收入与平均房价比（－126．882）、治安案件查处率（－131．386）、适龄儿童入学（园）率（－13．4372）、每万人专业卫生技术人员数（－11．9442）、一年中空气污染指数为良好（或二级）的天数（－134．372）、垃圾无害化处理率（－37．3257）共12项指标的绩效值甚至出现了负值，其意涵是相对于历史平均数据，该年L市这些方面不仅仅没有出现明显改善，还有恶化的势头。进一步细究这些指标，我们还会发现，这些指标中很多都属于与民生关系密切、甚至人民反响很大的社会热点问题，比如住房、就业、治安，说明L市与其它城市一样，在这些方面的公共服务还很不到位，甚至出现了下降的势头。4．水质综合达标率相对历史平均数据没有出现绩效改进。该项指标的绩效分值为0，代表该项指标相对于历史数据并未出现提升，说明该项公共服务并未取得应得的绩效。

推论与建议

评价结果实际上还蕴含了一个延伸性的结论，它对于评价、改善我国城市公共服务可能更具有普遍意义，我们认为这是本研究的一种推论，它来自于我们对理想标杆绩效值的分析。在标杆值中，竟然出现了0值、负值，说明我们选择的本行政区的“领头羊”城市与其历史数据相比较，公共服务绩效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如果推而广之，其他行政区的一般城市、“领头羊”城市可能也存在类似问题。推论1：与民生关系密切的评价指标绩效倾向于产生低绩效，甚至0绩效、负绩效。从统计结果来看，标杆值的工业用地平均价格（－22．39541342）、企业成立手续办结平均实际时间（－37．32568903）、城镇居民无房户比例（－394．8311386）、城镇居民3代人居住一套住房的比例（－201．5587208）、居民月平均工资性收入与平均房价比（－12．51654772）、年度刑事案件递增率（－110．4840395）、年度治安案件递增率（－118．6956911）、治安案件查处率（－57．4815611）、教育经费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119．4422049）、每万人专业卫生技术人员数（－24．11239511）、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79．13046075）、患传染病者未治愈率（－276．9566126）、每日噪音平均数（－20．90238586）、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占财政支出比重（－66．81298337）、社会保险参保人次与常住人口比例（－102．2723879）共15个指标的绩效值出现了负值，这说明即使作为该地区领头羊的X市在这些指标上取得的绩效结果也较差，甚至出现了低于历史平均数据的情况。与L市一样，X市的这些负绩效指标也几乎都是与民生关系密切的公共服务事项，这无疑透露了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现实：在目前公共服务提供中，城市中普遍存在着忽视民生指标的问题，这大抵也是各个城市因为住房、拆迁、治安等问题频频引起自焚、上访等热点事件的原因。推论2：公共服务总体绩效提升更多采取了指标博弈的策略，即“捏软柿子”，“做更容易做的事情”，“不做对的，只做有分数的”。无论从L市还是标杆城市X来说，令人欣慰的是每个城市的公共服务总体绩效都在逐渐提升，这也符合我国各地的整体发展势头。然而我们应该看到，每个城市公共服务绩效得分更多来自于那些容易完成的指标，而对于像“城镇居民无房户比例”、“城镇居民3代人居住一套住房的比例”、“年度治安案件递增率”这种人民反映强烈、希冀有较大突破、需要逐渐降低数值以取得高绩效的指标，我国城市政府显然缺乏有效的办法，甚至其绩效还不如历史平均值；而对于像“居民月平均工资性收入与平均房价比”、“教育经费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社会保险参保人次与常住人口比例”等人民热望改善、需要提高数值以取得高绩效的指标，我国城市政府也表现得一筹莫展，也有低于历史平均数据的现象。这些情况显示了我国城市政府在公共服务提供中采取了一种指标博弈的策略，也就是去做更容易完成的事情，“捏软柿子”，“不做人民热望的，只做能获得绩效分数的”。但毕竟提供公共服务不是参加托福考试，对于自己最没把握的听力可以放任自流，在公共服务提供中，如果人民反映强烈的公共服务持续提供不足，会引起政府的合法性危机，引起人民对政府的敌意。推论3：获得的并非“公共”服务绩效，而是“领导”、“上级”眼里的服务绩效。这是与推论2一体两面的问题。从L、X市来看，人民迫切需要提供的公共服务提供很不理想，而其它的公共服务相对来说具有较好的绩效，这其中就有很多属于上级政府、上级领导“严令”完成的公共服务，这是“压力性体制”在公共服务提供中的具体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提供“公共服务”，不如说提供了“上级”和“领导”眼里的服务。推论4：进步慢了就是落后。从L市来看，大多数公共服务绩效指标的绩效值尽管为正，但也仅仅是比0值稍微大一些而已，比如“市民感知的政府廉洁程度”、“企业感知的政府廉洁程度”、“政策信息依法公开程度”、“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分别为0．298606、0．223954、2．314193、0．000747，而作为“榜样”的标杆城市X，其绩效值的增长幅度也不够大。在一个追赶型、赶超型的国家，尤其是在赶超型的地区，进步慢了就是落后，我国城市公共服务提供还需要更高的效率，更高的绩效。如何破解结论与推论中的难题，提升L市乃至X市，甚至我国所有城市的公共服务提供绩效，笔者认为可以采取如下措施：措施1：普及型提升措施。由于存在着“进步慢了就是落后”的问题，这就需要我国城市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不能“点到为止”，不能蜻蜓点水，无论是“市民感知的政府廉洁程度”、“企业感知的政府廉洁程度”还是“人均城市道路面积”，都需要有大幅度的改善，而不是采取磨洋工的方式，只求有所进步而不求两步并作一步走，需要采取跨越式发展来提供公共服务，绩效才可能有显著的进展。措施2：民生类公共服务提供需要采取特别项目型绩效评价制度。从L市、X市的绩效结果来看，与民生关系极端密切的住房、社会保障、治安保障类公共服务提供不仅改进较小，甚至还有衰退的现象。究其原因，与这些指标被其它容易完成、容易被捏的“软柿子”淹没不无关系。因为按照总体评价结果来看，城市公共服务还是在提升的，但这却掩盖了人民呼声最高的几种公共服务提供的恶化情况，这也是我国城市对房价怨言四起的原因。我们建议对于这些人民极端关注的公共服务，实行“特事特办”式的项目管理、项目评价，每一项都单独列入政府的决策、计划范围，甚至可以实行一票否决式评价，如果这些项目年度绩效评估结果不理想，就动用“一票否决”权，否决掉政府的公共服务提供工作。措施3：民生类指标采取绩效预算拨款方式，甚至采取公开招标方式投入预算，解决预算软约束问题。这是与措施2相互配套的措施，即对于那些有意无意被忽视的民生类评价指标，在采取项目制绩效评价的基础上，绩效评估结果要在来年的预算拨款中反映出来。凡是绩效评价结果好的指标、好的民生项目，就在原有基数上增加拨款；而评估为负绩效、0绩效的，则取消拨款，采取西方国家的“日落法”的做法，将这些公共预算款项面向社会实行招标，寻求更高效的组织来承担这些民生项目，为民谋利。措施4：将连续两年绩效为0、为负值的民生项目所对应的税收由地方税划归中央税，解决地方政府牟利而不服务的痼疾。从我们的评价来看，“城镇居民无房户比例”、“城镇居民3代人居住一套住房的比例”、“居民月平均工资性收入与平均房价比”等与住房有关的民生项目绩效结果竟然为负值，这无疑透露了地方政府在利用“土地财政”赚钱的过程中却放弃了应有的住房、土地的公共服务职能，我们设想如果连续两年该类绩效为负、0值时，就将未来3－5年内该市的该类型地方税种（房产税、土地税等）划归中央，将地方税种改为中央税，这样可以从源头上打击“当官不为民服务”的劣政，使得地方政府不敢轻视民生项目。这样，我国政府的人民满意度一定会得到提高。

公共服务科年中总结范文第4篇

【关键词】公共行政理论 新公共管理 新公共服务 比较借鉴

公共部门如何更好地为公民提供公共产品，是现代公共管理的核心问题。现代社会中，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追求两个目标：一是价值目标，即公共服务的供给如何最大程度地体现公共性、民主性，实现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平公正；二是效率目标，即公共服务的供给如何最大效率地获得实现。如何实现上述两个目标之间的协调平衡，一直是公共管理的重点和难题，也是公共产品供给面临的难题。

一、传统公共行政：祛除价值，追逐效率

1、“政治-行政”二分的理论视野

19世纪末，伍德罗•威尔逊提出了“政治－行政”二分原则，将决策性领域与事务性领域分开，决策性领域实现民主性要求，事务性领域实现效率性要求。这样，政府的民主性要求和效率性要求归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这样，政府行政的价值目标便被隔离在了实际的行政事务之外，效率目标成为行政领域追求的唯一目标。二者之间的矛盾得以缓解。公共行政成为价值祛除的领域，效率是公共行政的唯一目标。

2、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原则

公共部门如何实现效率目标？对于任何组织来说，效率目标实现的首先要求具有一定行动能力。在提升行动能力方面，韦伯的理性官僚制模型成为传统公共行政理论最为经典的的解决方案。 其核心观点有：

1）等级：按权力自上而下排列成严格的等级层次结构体系，每一个下级机关在上一级机关的控制和监督之下，同时，由下到上又有着申诉和表示不满的权力。

2）分工：在职能专业化的基础上进行劳动分工，组织内部各单位及个人都有固定不变、明确规定的工作范围。在分工基础上，有明确划分责权的规章制度。按系统的劳动分工确定机构和人员的职责领域。为了履行这些职责，提供必要的制约和监督。

3）规则：通过书面文件来施行严格的现代化管理，组织活动是由一些固定不变的抽象规则体系来控制的，这个体系包括了在各种特定情形中对规则的应用。指导一个机关行为的规则包括技术性规则和行为准则两个方面。任何组织和任职者都不能滥用其正式的职权，只受有关准则的指导，但合法权力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行使。

4）职员：职员要通过专业的培训，理想的职员要以严格排除私人感情的精神处理公务，没有憎恨和热爱，也不受感情的影响。注重职员知识和能力。每个机构都通过竞争性选择来招聘人员，根据技术以及非个性的标准确定职位候选人，基于资历、成就或两者兼而有之进行晋升。

在上述威尔逊和韦伯范式下，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主要原则有：

1）价值中立：传统公共行政的首要要求是远离政治价值；公共部门和行政组织中的职员被要求公私分明，超越个人好恶和感情；

2）理性原则：官僚组织模型从组织到个人都浸透着理性主义的色彩。韦伯研究了公共部门的复杂性，发现了科层制中的理性原则。自上而下的严格设计的科层结构，每一组织中包含的众多的详细理性原则、操作规定。

3）技术原则：职能分工和专业化是韦伯范式下传统公共行政的核心要素之一，官僚体制中的各组织必须明确分工，各有各的工作范围和职能；技术知识和技术能力是任免和考核官僚体制中成员的唯一标准。

3、以“机器部件”为理论假设

政治－行政二分视野下传统公共行政的核心特点就是行政组织的“非人格化”，在威尔逊和韦伯的范式下，“这种体制从最好的意义上说，也只是一架精密的机械力学机器，每个齿轮、杠杆和螺丝钉都各得其所地固定在那里。甲齿轮转一圈，乙齿轮按设计转两圈，多一秒少一秒的角度都不行” 。这台机器的开动权在于政治领域，但一旦开动起来，它就能够完全合乎规则地自在运转。而行政组织中的“人”的因素（职员）也必须具有“非人格化”特征，职员就像是机器上的齿轮或者螺丝，无情无欲、兢兢业业地完成着组织赋予自己的任务。

4、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局限

尽管韦伯的官僚制模型设计精妙，并在整整一个世纪内成为公共行政的至上宝典，但官僚制度从来就没有像韦伯自己所设想的那样，真正成为既能被严格控制又能顺利完成公共行政目标的“机器”。传统官僚制似乎在不知不觉中就由理性的实现政府政策的公共服务机构变成了无效的、腐败的、臃肿的、压迫性的社会镣铐。其主要弊端体现为：(1)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低下，对市场信号和公众要求反应缓慢；(2)行政成本过高，财政赤字严重；(3)官僚机构臃肿膨胀；(4)行政官僚的腐败行为层出不穷；(5)公职机构和人员思想僵化，责任心下降，创造力缺乏；(6)官僚机构似乎已经失去控制等 。

上述种种弊端，似乎都能够用一个词来表示，“效率低下”。作为解决效率问题而出现的传统官僚体制最终又因为效率问题而趋于崩溃。官僚体制甚至已经成为了“低效率”的同义词 。在以等级官僚制为基础的传统公共行政出现危机之时，一场全新的公共行政改革运动逐步兴起。这就是20世纪末席卷了整个西方世界的新公共管理运动。

二、新公共管理运动：改造政府，提高绩效

1、“政府-市场”二分的理论视野

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行政部门是作为传统公共行政官僚制效率低下弊端的解决方案提出的。新公共管理仍然处在传统公共行政价值祛除、追逐效率的视野内。如果说传统公共管理的效率指的是最大限度地“完成”或“实现”既定目标，那么新公共管理将效率的重点放在收益率上，即如何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收益。

为了解决绩效问题，新公共管理将“市场”引入了公共行政领域。在公共经济学中，政府与市场作为两种配置资源和协调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机制或制度安排，二者之间的组合状况直接影响着资源配置的效率。新公共管理将属于“私”的市场领域引入到公共产品的供给活动中，希望市场因素应该能够像公共经济学中那样与政府因素有效结合。

2、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理论原则

关于新公共管理的基本主张，第一个提出新公共管理概念的胡德将其概括为七个方面 ：(1)放手给专业管理；(2)明确的绩效标准和衡量；(2)更加重视产出控制；(4)将公共部门分解成更小的单元；(6)强化公共部门的内部竞争；(6)重视企业式的管理风格；(7)强调资源运用上的克制与节约。除此之外，美国专栏作家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一书中提出的十项主张也被认为是新公共管理的基本宣言 ：(1)掌舵型政府；(2)社区导向型政府；(3)竞争型政府；(4)有使命感政府；(5)绩效型政府；(6)顾客导向政府；(7)有事业心的政府；(8)有预见的政府；(9)分权式政府；(10)市场导向政府。

新公共管理的主要建立在下述三个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

1）市场机制的引入 。首先，市场在正常情况下以竞争机制为基础；其次，市场给消费者做出决定的权力，即以顾客需要为导向；第三，市场以分权而不是集权为主要原则；第四，市场将资源与效果直接联系起来，重视成本收益比；第五，市场能够以价格信号的形式传播瞬息万变的信息，能够对迅速发生的变化反应敏捷。

2）“委托－”机制。为使政府与市场在公共服务中统一起来，新公共管理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引入了“委托－”机制。也就是说政府要通过合同或契约将公共服务中的部分具体行动委托或外包给部分私营机构。用奥斯本和盖布勒的话说，政府应该是“掌舵”而不是“划桨”。

3）绩效管理。新公共管理要求政府能够获得最大收益，这就要求政府通过多种形式的诱因来改善财政状况，如开创基金、留成分红、创新基金、使用者付费等等方式。

3、“经济人”的理论前提

之所以收益刺激成为公共行政提高效率的良方，是因为新公共管理理论认识到：政府组织不可能是韦伯所设计的冷冰冰的机器，而是以“人”为核心要素的组织。因此，人不可能成为传统公共行政所要求的齿轮或螺丝钉，而是活生生的有欲有求的生命体。可以说，新公共管理的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动因就在于在政府官僚组织种重新发现了“人”的价值。

新公共管理在宏观经济学发展和兴起的基础上，受到了包括公共选择理论等理论范式的深刻影响。其对“人”的基本假定是：任何个体行为者都是“经济人”，即都是理性的，都努力追求自己效益的最大化。

4、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局限

新公共管理改革在美国、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大多数西方国家展开，在短短的20多年中风靡全世界 。新公共管理改革为旧的官僚制度注入了新的活力，极大地改变了传统行政机构的办事方式和行为效果。但是，人们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置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佩龙、戈尔、德利昂和特里等人对新公共管理改革的批评尤为严厉。张成福将这些批评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对人性认识的偏颇；(2)管理主义所导致的公共行政价值的偏颇和公共行政在民主治理过程中正当性的丧失；(3)市场基本教义和对市场机能的不当崇拜；(4)向私人部门学习的自我解构与公私管理的混淆；(5)不恰当的“顾客”隐喻。在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质疑声中，以登哈特夫妇为代表的新一代学者提出了新公共服务理论。

三、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兴起：价值回归，兼顾效率

1、“国家－公民”二分的理论视野

如果说，传统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在政治－行政的二分视野下以效率为追求目标的话，那么新公共服务理论将民主价值目标重新纳入其理论视野。

对民主价值目标的重新关注与当展起来的公民社会理论息息相关。公民社会理论认为，社会作为公民与国家的中介，它组织和教育公民参与政治，致力于改善国家制度和公共政策，推动国家的有效治理以及民主、自由、平等等基本价值的实现。而国家则在承认和尊重公民社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同时，积极参与公民社会，为其提供外在的法律保障，对其进行必要的、有限度的干预、调节和支持。

新公共服务理论使公共行政研究进入“公民－国家（行政）”的理论视野之中 。在这一理论视野下，公民作为一个积极的正面因素进入到公共行政中，能够与公共机构进行良好的互动。透过这种互动，双方能够较好地抑制各自的内在弊病，使行政机构和公民都能够摆脱“经济人”的基本困境。

2、新公共服务理论的主要原则

登哈特夫妇将新公共服务的理论来源总结为四个方面：(1)民主公民权；(2)社区与公民社会模型；(3)组织人本主义与新公共行政；(4)后现代公共行政 。

新公共服务的上述理念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基本的原则：

1）公共性。新公共服务要求行政机构和公务员以集体的、共同的公共利益观念为目标，这就需要着重关注公民并且在公民之间建立信任和合作关系。公共行政机构还必须创立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责任。

2）参与性：登哈特夫妇指出，公共行政项目可以通过集体努力和合作过程得到最有效、最负责的实施。也就是说更多的参与和协调是在多元社会中获得整体性的途径。新公共服务理论对社区参与的重视就是力图通过更多的参与获得更多的信任和协作。。

3）服务性：登哈特夫妇针对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出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的基本理念。服务依然是公共行政领域的核心内容。不过，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服务”有着全新的内涵：“越来越重要的是要利用基于价值的共同领导来帮助公民明确表达和满足他们的共同利益需求，而不是试图控制或掌控社会新的发展方向。”

（三）对“公民”的重新重视

新公共服务理论对新公共管理的扬弃和发展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对于人性假设的改变。新公共服务理论这样看待“人”：“公民看起来会超越自身利益去关注更大的公共利益，进而会采用一种更加广阔且更具长期性的视野，这种视野要求公民了解公共事务、有归属感、关心整体并且与命运危若累卵的社区达成一种道德契约。” 这种公民是一个积极参与和偶尔牺牲个人利益的有道德的共同体成员。新公共服务认为，这种具有道德要求的公民精神需要通过公民教育来实现，而广泛的直接的公民参与就是公民教育的最好方式。新公共服务理论视野下的“人”既不是追逐私利的“经济人”，也不是为全体而牺牲，而是在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中获得自我实现的公民。

四、西方公共行政理论发展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我国拥有数量庞大的公共部门和事业单位，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治理超大规模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在我国公共行政体制转型和探索的过程中形成的历史结果。多年来，我国公共行政体制和公共服务相关机构的改革进程缓慢，至今仍无明显成效。政府公共行政机构和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单位存在的一些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结合西方公共服务理论的发展，我国公共部门和教育、卫生事业单位的改革，有许多方面可以借鉴：第一，引进市场机制，将公共部门至于市场的多元环境中，不断提升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质量，这就意味着，要以顾客需要为导向，同时注重分权而不是集权。第二，注重绩效观念，我国公共部门的改革要逐渐从单一注重提升行动能力的视野中，转移到重视成本-收益率，降低成本，提升效益，特别要降低对公共资源的浪费。第三，进一步推进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型，公共行政的重点是服务而不是管理，同时，注重服务理念不简单意味着强调服务意识，正如新公共服务理论所指出的，更重要的是帮助公民明确表达和满足他们的共同利益需求。第四，公共产品的供给要特别注重公民权益保护和稳步发展公民参与。

参见彼得•布劳和马歇尔•梅耶：《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马戎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7-20页。

参考文献：

1.参见马克斯•韦伯：《韦伯文集》，韩水法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322~374页。

2.彼得•布劳和马歇尔•梅耶，《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译者序，第5页。

3.参见武玉英：《变革社会中的公共行政――前瞻性行政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50页。

公共服务科年中总结范文第5篇

[关键词]服务型政府；行政理念；社会管理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6.18.139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6）18-0-02

1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背景及其内涵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设。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建设服务型政府开展了一系列的集体学习。这一系列举措表明我国政府新一轮改革的重点将围绕公共服务。

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来说，这是要求政府和干部要转变工作思路，与时俱进地改进管理思路与管理模式。2001年中国加入WTO，2003年中国面临着SARS危机的挑战，这些机遇和挑战对中国政府的公共管理模式的转型提供了新的要求。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已经被证明是可以坚持走下去并且是卓有成效的，形成了“中国模式”。现在中国政府的管理模式需要迫切的变革。进行“服务型政府”建设，成为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和学者们不断探索争鸣的主题。下面笔者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来厘清这一主题和过程。

建设“服务型政府”，首先面临的是转变观念。第一，政府工作要顺应市场经济变化，重心从管制转为服务；第二，政府职能要变，逐步放权给市场，公共服务职能成为政府核心职能；第三，要遵循市场的规律、观念和原则进行管理。刘熙瑞将其总结为：建立服务型政府模式是要人们一切从服务社会、为人民谋福利出发，这是一种真正的民主体制。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模式转变，实际上是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官本位体制向民本位体制、管理本位向服务本位的转变。随后，将服务型政府的性质总结为：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通过法定程序，承担服务责任，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的政府。同时，进一步区分了管制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之间的差异，认为政府管理需要保证社会公正、依法治理、明确职责范围、遵守程序和建立追责机制。

其次，服务型政府的宗旨和理念是“以人为本”。中国共产党一直切实履行“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中国共产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表现在具体的政府管理过程中，还需要与之相对应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才能够更好地突出“执政为民”这一宗旨。因此，服务型政府具有以下主要特征：①政府具有为社会和公民服务的行政理念；②评估政府工作要以人民和民意为主导；③政府工作的内容和程序要公开透明；④服务型政府是有限的政府，政府权力受法律、民意和社会的制约；⑤政府管理需要有效率，并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提供更为合适的、弹性和灵活的服务。

再次，建设服务型政府，需要明确服务型政府职能转变的内容。政府职责明确和职能转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必然转型，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搞清楚政府应该做什么、怎么做。目前为止，对于政府职能的权限，很难作出清晰明确的界定，只能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摸索和改进。施雪华认为服务型政府具有4点基本涵义：①服务型政府职能的重点是社会服务，即以政府是否将大部分社会资源用于社会服务事务上作为判断依据；②提倡建立健全公民参与机制，保证公民的话语权；③政府与公民之间是新型官民合作关系，地位上是平等均衡且真实的；④服务型政府需要超越传统性政府模式并作出改头换面式改变。

最后，服务型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是社会管理创新。政府职能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职能，然而国家的政策运行、经济发展和文化现象，最终都体现在具体的社会问题上。可以说，社会管理是政府履行职责过程中的主要矛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既为人民带来了更多的经济福祉，也凸显出了一系列转型中引起的社会问题。2004年6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就是抓住了主要矛盾，通过社会管理创新，来更好地推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谢庆奎认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本途径在于政府创新，包括4个层面：①理论层面的创新，主要是转变理念；②体制层面的创新，主要是制度建设；③人员层面的创新，主要是注重人才；④操作层面的创新，主要是提高效率。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面临新的挑战和各种突发社会事件下，与时俱进地完善执政方式的必然选择。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政府管理模式。推动了中国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型，主要体现在政府职责和职能的转变方面，具体表现为社会管理创新，并具体划分位大、中、小尺度3个层次。以服务型政府建设为契机，构建新型的、合作型信任关系达致合作治理，使政府控制和管理社会的观念让位于调控、引导、服务和整合社会的观念。

2 县域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型

县级政府是中国政府的缩影，从结构上看，县级政府是中央政府的缩小版，具有中央政府除军事和外交外的其他社会管理机构；从层级上看，县级政府直接面对基层，处理和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同时又是社会政策执行和实施的落脚点，是连接中央和基层之间上传下达的关键节点；从职能上看，县级政府需要履行政府的几乎所有职能，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个方面。因此，梳理和总结县域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型，是中国政府管理模式转变的微观聚焦点。

建设服务型政府，厘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尤为必要。在“双轨政治”的传统乡土社会中，费孝通总结传统中国社会有两条轨道，一条是中央集权的自上而下的轨道，另一条是基层组织自治的轨道。两条轨道交叉的地方就是县级政府，传统社会中“皇权不下县”，对于基层社会来说则是“天高皇帝远”。在市场经济下，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被卷入到一个“世界市场”的更大场域中，并由此进行了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再分配，从经营性政府行为转变为以公共服务为本的管理体系。具体表现为：①考核的过程化和多重化，形成了包括指标体系、行政问责和绩效考核在内的系统的“压力型体制”；②财政支出的专项化和项目化，从财政包干制到分税制，中央政府一直试图分权将事权下放到基层，然而项目制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中央对地方、上级对下级的控制权；③公共服务型治理中的经营效果，也就是说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政府并未完全脱离行政经营的实质逻辑，反而将众多公共领域纳入到产业化的范围之中。实际上，中国的县级政府已经由传统社会的相对自治、建国后的“包揽一切”，逐步转变为一套“行政-政治-经营”三位一体的统合机制，同时兼具行政审批、政治动员和经济发展的综合体。县域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实际上就是逐步退出或者说在这些场域中分权放责，构筑以服务为核心理念的新型管理模式。

政府在中国的发展中处于主导地位，即使在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政府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基层政府的日常工作主要体现在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这些服务内容直接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时刻受到群众的关注；同时这些相关项目也是上级考核的主要指标，需要接受上级政府的监督。因此，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从政府的纵向关系来看，既有各级政府层面的上下级隶属关系，也有各职能部门的线性上下级隶属关系。在贯彻和执行中央政策时，如果不及时厘清各级政府的服务内容，不注重统筹协调和确权，基层政府就很难避免诸如权责不清、浪费行政资源和“上面千根线、下头一根针”等现象。

在罗德刚看来，地方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体制结构要素应该包括如下几方面：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上下级政府关系，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建设责任政府，建立公民参与、监督和追责机制。

实际上，县域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型，是朝着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方向，却在其中产生了意外的后果。例如经济发展仍然是上级考核县级政府的关键指标，在项目制的背景下，要求县级政府既要争取上级政府乃至中央的专项资金，同时也要将自己转变为经济发展的主体，同时营造经济发展的平台，在此过程中，往往是由权力而非市场机制来进行主导。使得发展型政府难以超越，而服务型政府转型未能完成。此外，各种考核指标和体系是由上级部门而非老百姓来决定，县级政府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公众参与显得不足。事实上上级政府乃至中央政府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公众意见也并能充分表达，因此基层政府往往在完成上级政府任务的同时，难以充分满足服务老百姓的需求。

3 县级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经验与出路

县级政府是中国政治的上行下往的交汇场域，县级服务型的建设是中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关键。在徐勇看来，理想化的县域治理改革是双向型运作，一是中央权力适度向县级整体性下放，使县级有更强的自主性，并且权力下放与权力监督同步；二是民众对县域治理适度参与，扩大公民参与的权利，通过村民自治和县乡人大等制度化渠道让公民更多参与地方性自治。县级政府因其接近基层，更加方便基层民主建设和公众参与，也方便积累经验，可以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和新的突破口。

在县级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过程中，公民参与尤为重要。吴玉宗、张鹏总结了浙江温岭建设服务型政府与公民参与的关系，认为服务型政府的核心内容在于以公民为本位，鼓励公民参与，满足公民需求；服务型政府本质上说就是主张公民参与，通过与公民的互动实现有效的治理和服务。温岭通过民主恳谈会增强了政府的服务性、提高了政府的民主性、增强了政府的回应性、提升了政府的透明度和加强了政府的有限性，并且形成了公民与政府间的良性互动，提高了公民参与的水平和程度。但也存在制度化规范不足、代表性失衡、组织化程度不高和连续性不够等问题。

张立荣、李晓园通过问卷调查与分析，构造了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结构模型，将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划分为5种亚能力，分别是规划能力、资源汲取能力、资源配置能力、执行能力和危机管理能力。分析结果表明：县级政府的资源汲取能力对公共服务能力的影响最强，规划能力、执行能力、危机管理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依次减弱，需要努力提高。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县级政府反映出对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组织和回应能力不适应。对此建议，通过转变政府理念、加大服务数量、提高服务质量和创新服务形式等方式提升县级政府的服务能力。

通过上述分析和总结可以发现，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经之路，在建设过程中县级服务型政府建设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应该予以重视。在政府转变职能的过程中，还需要明确权责，适当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充分鼓励公民和社会力量参与。

主要参考文献

[1]俞可平.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4）.

[2]刘熙瑞.服务型政府――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2002（7）.

[3]吴玉宗.服务型政府：概念、内涵与特点[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2）.

[4]施雪华.“服务型政府”的基本涵义、理论基础和建构条件[J].社会科学，2010（2）.

[5]谢庆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本途径：政府创新[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6]程倩.以服务型政府建设推动社会管理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2012（8）.

[7]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8]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9（6）.

[9]折晓叶.县域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变化[J].中国社会科学，2014（1）.

[10]朱光磊，薛立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六大关键问题[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0（7）.

[11]罗德刚.论服务型地方政府模式的结构要素[J].中国行政管理，2003（9）.

[12]郁建兴，高翔.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本经验与未来[J].中国行政管理，2012（8）.

[13]徐勇.国家化与地方性背景下的双向型县域治理改革[J].文史博览：理论，2009（12）.

[14]吴玉宗，张鹏.试论县级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公民参与――以温岭为例[J].行政与法，2012（11）.

[15]张立荣，李晓园.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结构的理论建构、实证检测及政策建议――基于湖北、江西两省的问卷调查与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0（5）.

公共服务科年中总结范文第6篇

[关键词] 新公共管理 理论 公共服务 改革

一、引言

所谓公共服务,通常指建立在一定社会共识基础上,全体公民不论其种族、收入和地位差异如何,都应、普遍享有的服务。从范围看,公共服务不仅包含通说的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也包括那些市场供应不足的产品和服务。公共服务的上述范围和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完全由市场自发提供,它被视为政府的重要责任,应由政府部门提供或主导提供已形成一种基本共识。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完善,公共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都有所提高,但与公众日益增长的社会公共需求相比,与国际上公共服务水平较高的国家相比,我国公共服务还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的成功经验,创新我国的公共服务方式,提高我国公共服务水平。

二、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与基本实践内容

1.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

新公共管理它是相对于建立在韦伯官僚制和威尔逊政治行政两分法两大理论基础之上的传统行政而言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各国在全球化、信息化、政府财政赤字的背景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府改革浪潮,并迅速波及全世界。尽管西方各国政府改革的起因、议程,改革的范围、规模、力度有所不同,但是都具有一个相同或相似的基本取向:那就是采用商业管理的理论、方法与技术,引进市场竞争机制,追求“3E”(经济、效益、效率)目标,以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新公共管理是以此为取向的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它是一种新型的公共行政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更加关心公共服务效率、效果和质量的结果;高度集权、等级制的组织机构为分权的管理环境所取代,在分权的环境中,资源配置和服务提供的决策更加接近第一线,并且为顾客和其他利益集团反馈提供更多的余地;灵活地选择成本效益比更好的办法,替代政府直接提供和管制;更加关心公共部门直接提供服务的效率,包括生产力目标的设定、在公共部门组织之间建立竞争性的环境;强化国家核心的战略能力,实现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公共资源的使用效能,引导国家变得能够自动、灵活、低成本地对外界的变化以及不同的利益要求做出反映。

新公共管理理论特别强调企业和市场导向,注意从私人部门管理中借鉴理论和技术,强调市场经济中的企业经营技巧和市场导向的行为激励机制。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在公共选择理论、管理主义、现代产权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博弈论等理论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尽管人们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我国的推行提出各种看法,但不可否认的是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产出和结果,这对我国政府公共服务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2.新公共管理的基本实践内容

(1)把公众视为“顾客”,公共服务坚持“顾客导向”

以顾客为导向,奉行顾客至上的全新价值理念。新公共管理完全改变了传统模式下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政府不再是发号施令的权威官僚机构,而是以人为本的服务提供者;政府公共行政不再是“管治行政”,而是“服务行政”。公民是享受公共服务的“顾客”,政府以顾客需求为导向,尊崇顾客,坚持服务取向。新公共管理关注政府项目实施的有效性,表现出一种目标导向的趋势,行政权力和行政行为从属和服务于“顾客”的满意度这一中心。政府以提供全面优质的公共产品、公平公正的公共服务为其第一要务。在新公共管理看来,政府是负责任的“企业家”,而公民是其尊贵的“顾客”。这是公共管理理念向市场法则的现实复归。作为“企业家”的政府并非以赢利为目的,而是要把经济资源从生产效率较低的地方转移到效率较高的地方,由“顾客”驱动的政府是能够提供多样化和高质量的公共服务的。对公共服务的评价,应以“顾客”的参与为主体,注重换位思考,通过“顾客”介入,保证公共服务的提供机制符合顾客的偏好,并能产出高效的公共服务。

(2)决策(掌舵)与执行(划桨)职能分开

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的职能是掌舵而不是划桨。传统的官僚制组织模式为:部--若干司(局)--若干处,或厅(局)--若干处--若干科。它的基本特征是职能部门化,决策与执行职能划分不清。新公共管理推行的决策与执行职能分开即是在行政机构内部设立专门的政策制定部门负责政策的制定与监督执行;设立相对独立的政策执行机构负责政策的执行与服务的提供。执行机构依法设立,业务相对独立,不属于政府职能部门序列但归口政府部门管理。执行机构负责人在人员任用、工资、财务等方面拥有极大的自,并对工作结果负责。最为典型的就是英国的以《伊布斯报告》为主要改革内容“下一步”行动方案,这一改革被学者称为中央政府全面转换管理责任机制的重大成效。

(3)打破公共服务供给的政府垄断,引入竞争机制

传统的观念认为,私营企业主要存在于微观经济领域,而公共部门则限定在公共服务领域。在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中,政府用垄断的方式进行管理活动。管理主义与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委托―理论相联姻,构成了新管理主义其标准范本就是新公共管理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要把市场制度中的人类行为与政治制度中的政府行为纳入同一分析的轨道,即经济人模式,从而修正传统经济学把政治制度置于经济分析之外的理论缺陷。“如同经济学一样,公共选择的基本行为假定是关心个人利益的,是理性的,并且是效用最大化的追逐者”每个人都是理性经济人。公共选择理论家基于这个出发点,首先分析了政府组织的行为,他们认为政府组织与官僚并不像人们以前所认为的那样是充满公益心的。相反他们和常人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追逐自己的私利;他们没有控制政府成本的激励,因此他们拼命的去扩大自己的预算:他们首先追求个人利益和机构利益,然后才会照顾公众的利益。这正是产生政府失灵的根源。公共选择理论主张打破政府的垄断地位,主张在政府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取消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垄断性,在私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公共部门相互之间展开竞争,从而缩小政府规模,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4)采用私部门的管理方法和技术

管理主义与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委托―理论相联姻,构成了新管理主义其标准范本就是新公共管理理论。管理主义者认为私部门和公共部门管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并且公共部门的良好的管理可通过引进私营部门中好的商业实践实现。管理主义者主张引入私部门管理的经验、原则、方法和技术,用私部门管理的模式重塑公共部门管理。基于这一认识,西方各国在新公共管理中广泛采用私部门管理的方法和技术,如战略管理、目标管理、绩效评估、顾客至上、结果控制合同雇用制、成本―效益分析等。例如英国梅杰政府时期对企业行业的《竞争求质量》白皮书,使私人部门和工商企业间的竞争机制的确立等竞争措施都对公共服务管理的提升起到了巨大作用。

三、我国公共服务存在的问题分析

我国公共服务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我国政府直接参与竞争产品的经营,广泛参与私人产品的提供,造成公私角色的错位;而政府本应提供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却长期短缺,如政府社会保障水平不足、科技教育投入不足、市场秩序维护不足等。

1.公共服务职能定位不明,供给结构不合理

从公共支出的领域来划分来看,政府公共服务主要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维持性公共服务,指维持国家安全、行政管理正常运转的公共服务,国防、外交和公共行政服务等;二是经济建设服务,政府为促进经济发展而直接进行各种经济投资的服,如投资经营国有企业与公共事业、投资公共基础设建设如,道路、供水、电力、通讯基础设施等;三是社会公共服务,指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和财政支持对教育、社会保、公共医疗卫生、科技补贴和环境保护等社会发展项所提供的公共服务。

从公共服务职能的供给范围来看,社会服务提供的主要是纯共产品即基本公共产品;经济建设服务提供的主要是混合公共产品。保罗•萨缪尔森认为:公共物品可分为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纯公共物品由于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点的产品,且对于纯公共物品的提供具投入大、非营利性的特点,决定了只能由政府加以生产和提供。而从我国的公共支出结构来看,带有很浓厚的“建设财政”的特点。用于诸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农村公共服务等纯公共物品的供给,政府一方面采用“卸载”的方式推向市场,从而导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在本该由市场、社会发挥主要力量的混合公共产品的供给,政府却过多地介入,甚至不惜采取政府垄断、行业垄断的办法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

2.公共服务供给决策难以有效反映公民需求

公共决策是社会公共组织为实现一定的目标或解决面临的公共问题,制定行动方案并加以优化选择的过程,是公共管理的重要手段。作为一切公共行为的先导,公共决策的正确与否其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公共活动的效力,有效利用公共资源,以最少的投入获取最大的公共利益本是公共决策的最高境界。现在,许多公共服务并不是根据公民的真正需求提供的,而是根据各级政府部门的意愿和利益来决定,由公民外部的各种因素来决定公共服务的需求,公民对公共服务的需要不能反映在公共服务的供给来决策中。加之,我们的决策偏重经验决策,缺少现代决策的手段和方法。所导致的结果便是对公共服务需求判断不准,公共服务供给方案不合理,不能有效满足公民的需求,出现过度供给与供给不足的局面,致使公共服务资源浪费程度加剧。

3.公共服务供给失衡,分配有失公正

我国公共服务供给失衡主要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城乡公共服务供给失衡。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不仅城乡经济收入差距大,而且农民所能享受到得公共服务水平大大低于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甚至一些农村地区公共服务严重短缺。农民难以获得公共医疗、义务教育、最低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并由此导致了因教育返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其基本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得不到保障。

以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为例。1993年,我国政府提出“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经过十几年的试点和恢复重建,至2003年,合作医疗计划的覆盖面仍只有10%多点,农民受到的医疗保障还比较薄弱,绝大多数农民被排斥在现有的医疗保障制度之外。据有些学者的估算,占全国70%以上的农村人口仅拥有全国大约30%的卫生资源,而占全国30%的城市人口却拥有全国70%以上的卫生资源。少数人过度的医疗保健消费,而相当部分农民甚至还难以享受基本的医疗保健。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191个成员国医疗卫生公平性的评价中,中国排在倒数第四位。

二是地区间公共服务供给失衡。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达,可支配财力相对丰厚,公共服务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和《中国财政年鉴(2005年)》计算。2002年、2003年和2004年东部地区的国家财政对公共服务的投入占当年GDP的比重分别是12.52%、12.5%和12.51%,这一比重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对公共服务投入4%的目标,由此可看,东西部地区间公共服务差距很大。

4.公共服务投入不足,公共服务总体水平偏低

我国政府长期以来重视经济建设忽视公共服务的提供,公共财政支出带有建设财政的特点,国家对公共服务的投入严重不足。从而致使我国公共服务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与世界各国在公共服务的投入比较:我国的公共服务支出占GDP的支出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公共服务的效率偏低。据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对2006-2007年中国公共服务公众评价指数的调查:24.8%的公众认为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比较高,41.5%认为一般,25.9%认为比较低或很低。从我国公共服务从投入、产出和效果三方面综合评估显示: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综合绩效整体处于偏低的水平。除基础教育北京达到A级,一般公共服务上海、北京达到A级以外,其他各地区各类公共服务绩效等级都处于B级以下。

四、公共服务的对策

1.明确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责任,转变政府职能

公共服务的参与者可分为三类:消费者、生产者和提供者。服务的消费者比较容易理解,服务的生产者是指直接从事生产,或者直接向消费者提供服务的部门,它可以是政府、私营企业和非营利部门等。而服务提供者(又叫服务安排者)是指安排生产者给消费者,指派消费者给生产者,或选择服务生产者的人;服务提供者通常是政府。因此,区分服务的生产者与提供者是界定政府角色的基础。可以看出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有两种基本角色:一是既是服务提供者也是生产者;二是作为服务提供者。而不是服务生产者。据此。为了扮演好前一种角色,政府需要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实现在“纯公共物品”(基本公共服务、维持性公共服务)供给中的高效率和公正性;而扮演好后一种角色,政府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在“准公共物品”供给中推进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和社会化改革。

同时我们必须认清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责任和职能:一是制定公共服务规划与政策,营造公共服务的制度环境,保障公共服务均衡发展;二是监管公共服务的行业生产与供给,保障公共服务质量;三是通过付费购买公共产品,保障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四是直接生产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维护基本人道生活的公共需求。

综合以上看法,政府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可以有以下措施:一是政府有责任以高效、公正地提供纯公共产品,完善公共服务财政体制,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财力供给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配置;二是对于准公共产品的供给,政府的职责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政府有责任搞好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的法制建设,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创造公平的发展环境,从而开拓公共服务的优质资源;三是建立和完善民主监督制度,防止私营部门弄虚作假和公私勾结;四是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私部门、非营利组织涉足公共服务领域,减轻政府财政负担;五是打破非营利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降低准入门槛,大力发展非营利组织,为公共服务社会化提供制度基础。

2.以顾客为导向,提供回应性的公共服务

以“顾客”为导向就是把公众视为顾客,它要求政府官员由“官僚”转变为“服务者”,增强服务意识与公共责任感,并以公众的满意度作为追求的目标和评价的标准,以公共利益为中心。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及时了解社会公众需要什么,要求政府提供什么服务以及如何有效提供服务,并对这些需求做出及时的回应。因此政府必须扩大和完善政府决策的机制,实现公共服务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为了保证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效率,还需要建立和完善公共服务绩效考评机制。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效率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目标应该从等量的资源消耗或劳动时间中获得最大化的产出。因此,公共服务要谋求政府服务效率的提高,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

改革绩效评估制度也是新公共管理的主要内容之一,它极大地提高了政府管理的质量与效率。比如新西兰政府绩效管理,因此我们应当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建立和完善我国公共服务的绩效考核制度,实现评估主体的多元化,加大社会公众对公共服务的考核影响权重,并根据考核结果进行奖惩,以提高我国的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3.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实现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化

公共服务的社会化、市场化改革是新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针对我国公共服务的现状,在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与公共服务理念的前提下,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让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发挥“掌舵”的作用,各种社会力量发挥“划桨”的作用,从而减轻政府财政负担,提升公共服务的绩效。灵活采取合同出租、公私协作、凭单制、公私协作、公共服务社区化等多种模式提供公共服务。把能够进行经营性投资、开展市场竞争的服务项目,通过推行公共服务市场化交给私营企业经营,如煤气、供电、交通等;对那些实行市场化运作的领域则采取承包的方式,将一些公共服务项目承包给私营企业管理,如城市垃圾处理、街道环卫、社区管理等。

五、结论

总之,无论是根据对公共服务的特性的分析,还是与公共服务做得好的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比较研究,我国公共服务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既要对公共服务的政府职能进行转变,形成公共服务的多元供给,又要以顾客为导向,提供回应性的公共服务,从而实现公共服务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还要构建公共服务的责任体系,从而使得公共服务的生产能够反映公众的偏好。因此,中国公共服务的改革必然需要启动一个系统工程。在实现公共服务改革这一过程中,不但要很好地总结我国公共服务改革方面的成功经验,同时也要注意尽可能地吸取其他国家或地区公共服务改革中的有益经验,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公共服务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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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 鹏:新公共管理与中国改革[M],西南师大、人民出版社,2009

[4]丁 煌: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新发展――从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广东行政学院学报,第17卷第6期,20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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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保罗•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经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7]贾凌民 吕旭宁: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07

[8]张晓晨 李 文.试论公共决策的科学化[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3卷,第21期,2006.3

[9]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对2006-2007年中国公共服务公众评价指数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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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美]E.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政府治理与改革系列).2002

公共服务科年中总结范文第7篇

一门学科的建立、发展与成熟离不开对其理论体系的探讨与争辩,体育社会学自70年代在我国发端以来,一直有部分专家专注于该学科理论体系的探讨,并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专家学者们就体育社会学理论基础问题长期、深入的探讨对该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与成熟起到非常重要的铺垫与推动作用。关于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早期的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尔后部分社会学领域和体育学领域学者认为它是社会学下的一门应用社会学。近年来,有的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介于体育科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即它既具有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属性,又是体育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也有学者提出了体育社会学只有一个学科属性,即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的观点。孰是孰非,还需学界的进一步讨论与争辩。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学界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观点,即体育社会现象是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并就什么是体育社会现象、构成体育社会现象的前提条件、什么样的体育社会现象才有研究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范式(para-digm)”是在科学实践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概念、定律、理论、观点、应用等在内的范例,范式可以用来揭示科学发展和科学革命的结构,为某一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模型。[1]有人认为“范式”这一学术词语已逐渐替代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学界大致持这一观点,即实证与思辨研究是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如仇军认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初始阶段注重解释主义(思辨)研究范式,发展阶段具有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色彩,现阶段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与解释主义研究方法相互渗透和融合几个阶段。[2]吴贻刚等认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范式较单一,主要以结构功能主义为主,虽然也有一些使用了冲突理论的范式,还有一些运用了后现代主义范式,但总招来结构功能主义者的激烈批判。[3]目前,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与框架主要援引自社会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包括结构功能理论、角色规范理论、符号互动论、女性主义论、社会越轨理论、社会转型理论、非政府组织理论、公共服务理论、社会排斥理论等。比如运用结构功能主义分析不同时代体育应完成的历史任务和承担的历史责任,运用符号互动论分析体育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人与组织之间的互动以及组织与组织间的互动,运用角色规范理论解释体育游戏与运动竞技对参与者的社会影响,运用社会越轨理论解释竞技体育异化问题,运用社会排斥理论探讨体育中弱势群体体育、体育权利与公平问题等等。其中,运用结构功能主义来解释体育现象的研究居多,其他理论应用较少。

研究方法是衡量一个学科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近年来,问卷调查法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应用越来越普遍,有学者就体育社会学中与问卷调查方法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陈海燕对6种体育期刊1999-2003年间以调查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的论文进行分析后认为,多数研究者忽视了对研究方法的介绍,在抽样调查中,抽样方式介绍不明的占20.6%,在调查资料的处理、分析和表达方面,多数研究停留在以百分比的直观解释和说明上。[4]杨威的研究也表明,目前体育社会学研究中问卷调查方法的使用,在问卷统计处理和分析上,多采用百分比分类统计分析,注重对现状的描述;但从整体发展来看,呈现出由常规统计、单变量统计分析向多元统计分析发展,由描述研究向解释研究发展的趋势。[5]斯迪虎认为体育社会学因果关系的本质存在于决定论与人的自由意志之中,数理统计是关于体育社会现象之间量的相关分析,任何具体的量都有质的规定性,如果不了解量背后的质的规定性以及数量关系背后的社会背景情况,就可能做出肤浅、错误的解释。因此,体育社会学的数理统计中,即使两个变量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系数,并且具有统计意义,也不能因此作出两个变量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而应遵循数理统计与逻辑实证相结合的原则。[6]杨威的研究也赞成上述观点,建议应注重信度与效度问题、抽样方法问题(随机不等于随意)、统计分析问题(过于相信两个变量间的统计结果分析,忽略体育社会现象间的复杂性)、结果的理论解释问题(厚于资料收集与现状描述,薄于理论分析与解释),并介绍了目前体育统计教材中鲜有论及的定类、定序变量回归分析方法,有利于充实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并有利于提高研究结果的可信度,从而提高研究成果质量。[7]除传统的文献调研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等外,一些学者逐步开始采用定量分析和计算机技术相结合、典型调查、个案研究、田野调查等方法来研究体育运动中的社会问题,使体育社会学中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运用向前迈出一步。

总体而言,关于体育社会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仍停留在借鉴与援引母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阶段。尽管近年来有学者介绍了西方国家体育社会学的研究理论、视角、范式和研究方法,如“从一元走向多元: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流变”、“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形成与发展”、“西方体育社会学新马克思主义流派述评”等,但具体应用还不多见,并且在应用过程中还需对援引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本土化的考量。

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的主要内容

随时间与政策变化而有所侧重。20世纪80年代,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体育运动的社会功能、体育改革、体育娱乐理论、体育与大众传播媒介等主题上。90年代,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体育群体及其互动、体育与生活方式、体育人口、假球与黑哨等社会问题、社区体育、竞技体育异化、体育产业、中国体育事业发展问题、全民健身理论和实践、体育体制改革等主题上。近10年来,体育社会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与农村体育、体育公共服务问题、北京奥运会、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等主题上。

农民与农村体育随着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日益关注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号召的提出,农民与农村问题逐渐进入学者们视野,农民与农村体育问题也一跃成为体育领域的研究热点,与此相关的课题立项、成果发表数量剧升。以体育学人最为看重的国家 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立项为例,2001年至2004年该基金没有与“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相关立项,但从2005年开始,与“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相关的立项呈现出波浪式上升趋势。这一研究热点在整个社科基金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特别是最近两年,学者们对农村体育和农民体育倾注了更多热情,社科立项也向“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的相关研究作了较大倾斜(如图3)。2001年至2011年10月,收录于中国知网核心期刊以“农民、农村体育”为命题的文章共262篇,其中2001年至2005年47篇,2006年至2011年215篇。一些学者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就以下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对不同地域农民体质与体育锻炼现状的调查分析与对策探讨;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或和谐社会建设为语境的农民、农村体育发展问题的探讨;农民、农村体育需求问题的探讨;不同地域农村体育项目与文化的传承、发展、出路、困境等,农村体育公共服务问题,农村体育发展对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影响等内容。总体来说,这些问题的探讨丰富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对农村体育的发展也颇有指导意义,但从理论上来看,采用问卷调查对现状进行量的描述与分析偏多,通过实地调查与访谈结合量的分析阐释现象背后的质的研究较少;研究对象不全面,研究方法较单一;宏观研究偏多微观研究较少;从实践上来看,对指导农村体育发展又缺乏可操作性。

体育公共服务问题随着我国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公共服务问题受到政府、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体育公共服务问题也随之受到体育界的关注而成为近年来继“农村体育”以后的又一研究热点。2001年至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与“体育公共服务”相关的立项颇多,2001年0项、2002年1项、2003年5项、2004年2项、2005年0项、2007至2008年各一项、2009年2项、2010年6项、2011年7项。2001-2011年中国知网核心期刊与“体育公共服务”相关的论文共计74篇,其中2007-2011年6月70篇,占10年间总数的94.6%。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就体育公共服务的内涵、现状、困境、影响因素,体育公共政策供给主体、供给方式、供给模式、供给制度与制度创新,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运行与评价等内容进行研究。不少研究或采用了体育社会学的理论,或采用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或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目前我国建立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应该肯定这些研究成果为促进我国体育公共服务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做了重要的铺垫。但目前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研究在理论上尚未完全纳入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理论框架,在实践上尚未使得这一“体系”规范、有序的运行。[8]甚至可以说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还未建立起来。因此,还需要体育社会学者们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作进一步的研究。

北京奥运会研究2001年北京获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权,引起国人的振奋,举国上下为之欢庆,体育界更是如此。此后关于北京奥运会的报道不绝于耳,同时,学界对北京奥运会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从内容上看,涉及奥运理念,奥运会场馆、设备,运动队的备战,奥运会对城市与社会的影响等问题,从时间上看,奥运会前的研究成功主要涉及技术、条件等的准备性研究,奥运会后主要注重对奥运会各方面的分析总结和对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方向的思考等问题。其中不乏从社会学的视角去研究与这一主题相关的问题,如“影响我国女性2008年奥运会成绩的社会学因素分析”、“2008年奥运会与北京的流动人口问题”等等,这些研究对我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后,这一研究热点逐渐淡出多数学者们的视线。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与退役运动员保障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一直备受学界关注,从90年代初讨论的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到“体教结合”,再到以学校、家庭、社会多元化培养的讨论不曾停止过。由于退役运动员不再安排就业,没有退役后的保障,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选择从事体育运动训练,特别是北京奥运会后,公众的金牌意识逐渐淡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面临更大困境,体育界不得不再思考这一问题。主要集中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现状调查、问题总结、对策分析、模式探讨上,也有关于美国、日本等国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介绍与比较研究。其中也有部分采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或者视角来分析问题,如“美国学校培养竞技体育人才的社会学归因”、“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不同层次利益整合的机制”等。通过对相关文章的梳理不难发现,对该问题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宏观层面或中观层面,对微观层面的研究极少,比如通过个案研究,深层次追踪不同年龄段的运动员对从事运动训练的看法,随着社会变迁与政策变化,家长对子女从事运动训练的态度变化,从微观层面探寻因果关系。

有关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进展介绍与比较研究除了上述体育社会学研究的问题外,值得一提的是,近10年来有关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进展成果介绍与比较研究颇多,这可能与早期的学者们呼吁应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体育社会学译着与成果介绍相关。在着作方面,国内有关学者翻译了部分国外着作,如卢元镇主持了《美国体育社会学》的译介、清华大学组织翻译了美国学者JayJ?Coakley的《体育社会学:议题与争议》、金季春主持翻译了《体育科学指南》等等;[9]在论文方面,有的探讨了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理论、视角等理论问题,[10][11][12][13][14][15][16]有的分析了近年来国际或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与发展趋势,[17][18][19]有的对中西体育社会学研究内容与热点进行了比较研究,[20][21]还有的专门探讨了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进程中的对外联系。[22]这些成果使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者们了解了国外同行们的研究现状、研究取向、研究方式、研究成果,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参考,同时也有专家指出在借鉴与参考的过程中应考虑本土化的问题。

近十年来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特点

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通过对近10年来相关研究成果的阅览和梳理可以看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往往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不管是课题、毕业论文还是期刊论文,都热衷于选择大而难的课题,也倾向于选择思辨性的课题而非实证性课题,似乎有功利性之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国处于社会急剧变革时 期,体制改革需要更多宏观视野的研究予以支持;另一方面,我国现行体育学各级课题规划和评审导向中,微观研究课题得不到重视,难于立项。此外,体育学各级课题资助金额小,难以完成以长期田野调查、访谈、观察等方法为手段的资料收集与分析论证的微观研究也是原因之一。

浓厚的政策导向色彩从对近10年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几个主题的逐年成果数量来看,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国家提出“三农”问题、提倡新农村建设、倡导和谐社会建设,则以此为背景的和与此相关的论文相继涌现,并成倍增长,尔后逐渐冷却。关于“北京奥运会”论题的情况如此,关于“阳光体育运动”论题的情况亦如此。北京奥运会后主席提出“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战略方针,则以“体育强国”为题名的论文不久便见于各刊物,中国知网以“体育强国”为篇名检索2001-2011年论文共计145篇,其中2009-2011年120篇,占10年来总篇数的82.8%。以上充分表明,我们的体育社会学研究紧跟政策,亦步亦趋,这虽体现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任务应以社会学视角分析体育中的社会问题,揭示现象背后的规律,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与方法,以供政府部门决策参考;而不是在政府部门做出某一决策后,再一窝蜂地去解读某一策略的内涵,讨论对与错、可行性等等问题。

缺乏学理探讨纵观近十年来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大多在描述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定的对策与建议;或直接提出问题并陈述作者的观点与看法。从以往的思辨性研究向实证研究倾斜,再到思辨与实证研究的融合,可以说体育社会学研究在这一方面取得了很大发展。理论指导实践也来源于实践,我们总在借用他人的理论来指导或解释我们的实践,未在的实践中形成符合我国社会环境的理论。我国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不能止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三段式论述,而应有更深层次的学理探讨。

公共服务科年中总结范文第8篇

体育社会学理论体系研究

一门学科的建立、发展与成熟离不开对其理论体系的探讨与争辩，体育社会学自70年代在我国发端以来，一直有部分专家专注于该学科理论体系的探讨，并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专家学者们就体育社会学理论基础问题长期、深入的探讨对该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与成熟起到非常重要的铺垫与推动作用。关于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早期的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尔后部分社会学领域和体育学领域学者认为它是社会学下的一门应用社会学。近年来，有的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介于体育科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即它既具有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属性，又是体育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也有学者提出了体育社会学只有一个学科属性，即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的观点。孰是孰非，还需学界的进一步讨论与争辩。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学界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观点，即体育社会现象是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并就什么是体育社会现象、构成体育社会现象的前提条件、什么样的体育社会现象才有研究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范式(para-digm)”是在科学实践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概念、定律、理论、观点、应用等在内的范例，范式可以用来揭示科学发展和科学革命的结构，为某一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模型。［1］有人认为“范式”这一学术词语已逐渐替代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学界大致持这一观点，即实证与思辨研究是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如仇军认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初始阶段注重解释主义(思辨)研究范式，发展阶段具有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色彩，现阶段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与解释主义研究方法相互渗透和融合几个阶段。［2］吴贻刚等认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范式较单一，主要以结构功能主义为主，虽然也有一些使用了冲突理论的范式，还有一些运用了后现代主义范式，但总招来结构功能主义者的激烈批判。［3］目前，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与框架主要援引自社会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包括结构功能理论、角色规范理论、符号互动论、女性主义论、社会越轨理论、社会转型理论、非政府组织理论、公共服务理论、社会排斥理论等。比如运用结构功能主义分析不同时代体育应完成的历史任务和承担的历史责任，运用符号互动论分析体育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人与组织之间的互动以及组织与组织间的互动，运用角色规范理论解释体育游戏与运动竞技对参与者的社会影响，运用社会越轨理论解释竞技体育异化问题，运用社会排斥理论探讨体育中弱势群体体育、体育权利与公平问题等等。其中，运用结构功能主义来解释体育现象的研究居多，其他理论应用较少。

研究方法是衡量一个学科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近年来，问卷调查法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应用越来越普遍，有学者就体育社会学中与问卷调查方法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陈海燕对6种体育期刊1999－2003年间以调查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的论文进行分析后认为，多数研究者忽视了对研究方法的介绍，在抽样调查中，抽样方式介绍不明的占20．6%，在调查资料的处理、分析和表达方面，多数研究停留在以百分比的直观解释和说明上。［4］杨威的研究也表明，目前体育社会学研究中问卷调查方法的使用，在问卷统计处理和分析上，多采用百分比分类统计分析，注重对现状的描述;但从整体发展来看，呈现出由常规统计、单变量统计分析向多元统计分析发展，由描述研究向解释研究发展的趋势。［5］斯迪虎认为体育社会学因果关系的本质存在于决定论与人的自由意志之中，数理统计是关于体育社会现象之间量的相关分析，任何具体的量都有质的规定性，如果不了解量背后的质的规定性以及数量关系背后的社会背景情况，就可能做出肤浅、错误的解释。因此，体育社会学的数理统计中，即使两个变量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系数，并且具有统计意义，也不能因此作出两个变量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而应遵循数理统计与逻辑实证相结合的原则。［6］杨威的研究也赞成上述观点，建议应注重信度与效度问题、抽样方法问题(随机不等于随意)、统计分析问题(过于相信两个变量间的统计结果分析，忽略体育社会现象间的复杂性)、结果的理论解释问题(厚于资料收集与现状描述，薄于理论分析与解释)，并介绍了目前体育统计教材中鲜有论及的定类、定序变量回归分析方法，有利于充实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并有利于提高研究结果的可信度，从而提高研究成果质量。［7］除传统的文献调研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等外，一些学者逐步开始采用定量分析和计算机技术相结合、典型调查、个案研究、田野调查等方法来研究体育运动中的社会问题，使体育社会学中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运用向前迈出一步。

总体而言，关于体育社会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仍停留在借鉴与援引母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阶段。尽管近年来有学者介绍了西方国家体育社会学的研究理论、视角、范式和研究方法，如“从一元走向多元: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流变”、“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形成与发展”、“西方体育社会学新马克思主义流派述评”等，但具体应用还不多见，并且在应用过程中还需对援引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本土化的考量。

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的主要内容

随时间与政策变化而有所侧重。20世纪80年代，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体育运动的社会功能、体育改革、体育娱乐理论、体育与大众传播媒介等主题上。90年代，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体育群体及其互动、体育与生活方式、体育人口、假球与黑哨等社会问题、社区体育、竞技体育异化、体育产业、中国体育事业发展问题、全民健身理论和实践、体育体制改革等主题上。近10年来，体育社会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与农村体育、体育公共服务问题、北京奥运会、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等主题上。

农民与农村体育随着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日益关注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号召的提出，农民与农村问题逐渐进入学者们视野，农民与农村体育问题也一跃成为体育领域的研究热点，与此相关的课题立项、成果发表数量剧升。以体育学人最为看重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立项为例，2001年至2004年该基金没有与“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相关立项，但从2005年开始，与“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相关的立项呈现出波浪式上升趋势。这一研究热点在整个社科基金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特别是最近两年，学者们对农村体育和农民体育倾注了更多热情，社科立项也向“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的相关研究作了较大倾斜(如图3)。2001年至2011年10月，收录于中国知网核心期刊以“农民、农村体育”为命题的文章共262篇，其中2001年至2005年47篇，2006年至2011年215篇。一些学者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就以下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对不同地域农民体质与体育锻炼现状的调查分析与对策探讨;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或和谐社会建设为语境的农民、农村体育发展问题的探讨;农民、农村体育需求问题的探讨;不同地域农村体育项目与文化的传承、发展、出路、困境等，农村体育公共服务问题，农村体育发展对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影响等内容。总体来说，这些问题的探讨丰富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对农村体育的发展也颇有指导意义，但从理论上来看，采用问卷调查对现状进行量的描述与分析偏多，通过实地调查与访谈结合量的分析阐释现象背后的质的研究较少;研究对象不全面，研究方法较单一;宏观研究偏多微观研究较少;从实践上来看，对指导农村体育发展又缺乏可操作性。

体育公共服务问题随着我国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公共服务问题受到政府、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体育公共服务问题也随之受到体育界的关注而成为近年来继“农村体育”以后的又一研究热点。2001年至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与“体育公共服务”相关的立项颇多，2001年0项、2002年1项、2003年5项、2004年2项、2005年0项、2007至2008年各一项、2009年2项、2010年6项、2011年7项。2001－2011年中国知网核心期刊与“体育公共服务”相关的论文共计74篇，其中2007－2011年6月70篇，占10年间总数的94.6%。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就体育公共服务的内涵、现状、困境、影响因素，体育公共政策供给主体、供给方式、供给模式、供给制度与制度创新，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运行与评价等内容进行研究。不少研究或采用了体育社会学的理论，或采用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或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目前我国建立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应该肯定这些研究成果为促进我国体育公共服务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做了重要的铺垫。但目前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研究在理论上尚未完全纳入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理论框架，在实践上尚未使得这一“体系”规范、有序的运行。［8］甚至可以说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还未建立起来。因此，还需要体育社会学者们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作进一步的研究。

北京奥运会研究2001年北京获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权，引起国人的振奋，举国上下为之欢庆，体育界更是如此。此后关于北京奥运会的报道不绝于耳，同时，学界对北京奥运会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从内容上看，涉及奥运理念，奥运会场馆、设备，运动队的备战，奥运会对城市与社会的影响等问题，从时间上看，奥运会前的研究成功主要涉及技术、条件等的准备性研究，奥运会后主要注重对奥运会各方面的分析总结和对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方向的思考等问题。其中不乏从社会学的视角去研究与这一主题相关的问题，如“影响我国女性2008年奥运会成绩的社会学因素分析”、“2008年奥运会与北京的流动人口问题”等等，这些研究对我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后，这一研究热点逐渐淡出多数学者们的视线。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与退役运动员保障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一直备受学界关注，从90年代初讨论的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到“体教结合”，再到以学校、家庭、社会多元化培养的讨论不曾停止过。由于退役运动员不再安排就业，没有退役后的保障，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选择从事体育运动训练，特别是北京奥运会后，公众的金牌意识逐渐淡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面临更大困境，体育界不得不再思考这一问题。主要集中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现状调查、问题总结、对策分析、模式探讨上，也有关于美国、日本等国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介绍与比较研究。其中也有部分采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或者视角来分析问题，如“美国学校培养竞技体育人才的社会学归因”、“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不同层次利益整合的机制”等。通过对相关文章的梳理不难发现，对该问题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宏观层面或中观层面，对微观层面的研究极少，比如通过个案研究，深层次追踪不同年龄段的运动员对从事运动训练的看法，随着社会变迁与政策变化，家长对子女从事运动训练的态度变化，从微观层面探寻因果关系。

有关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进展介绍与比较研究除了上述体育社会学研究的问题外，值得一提的是，近10年来有关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进展成果介绍与比较研究颇多，这可能与早期的学者们呼吁应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体育社会学译著与成果介绍相关。在著作方面，国内有关学者翻译了部分国外著作，如卢元镇主持了《美国体育社会学》的译介、清华大学组织翻译了美国学者JayJ•Coakley的《体育社会学:议题与争议》、金季春主持翻译了《体育科学指南》等等;［9］在论文方面，有的探讨了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理论、视角等理论问题，［10］［11］［12］［13］［14］［15］［16］有的分析了近年来国际或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与发展趋势，［17］［18］［19］有的对中西体育社会学研究内容与热点进行了比较研究，［20］［21］还有的专门探讨了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进程中的对外联系。［22］这些成果使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者们了解了国外同行们的研究现状、研究取向、研究方式、研究成果，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参考，同时也有专家指出在借鉴与参考的过程中应考虑本土化的问题。

近十年来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特点

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通过对近10年来相关研究成果的阅览和梳理可以看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往往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不管是课题、毕业论文还是期刊论文，都热衷于选择大而难的课题，也倾向于选择思辨性的课题而非实证性课题，似乎有功利性之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国处于社会急剧变革时期，体制改革需要更多宏观视野的研究予以支持;另一方面，我国现行体育学各级课题规划和评审导向中，微观研究课题得不到重视，难于立项。此外，体育学各级课题资助金额小，难以完成以长期田野调查、访谈、观察等方法为手段的资料收集与分析论证的微观研究也是原因之一。

浓厚的政策导向色彩从对近10年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几个主题的逐年成果数量来看，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国家提出“三农”问题、提倡新农村建设、倡导和谐社会建设，则以此为背景的和与此相关的论文相继涌现，并成倍增长，尔后逐渐冷却。关于“北京奥运会”论题的情况如此，关于“阳光体育运动”论题的情况亦如此。北京奥运会后主席提出“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战略方针，则以“体育强国”为题名的论文不久便见于各刊物，中国知网以“体育强国”为篇名检索2001－2011年论文共计145篇，其中2009－2011年120篇，占10年来总篇数的82．8%。以上充分表明，我们的体育社会学研究紧跟政策，亦步亦趋，这虽体现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任务应以社会学视角分析体育中的社会问题，揭示现象背后的规律，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与方法，以供政府部门决策参考;而不是在政府部门做出某一决策后，再一窝蜂地去解读某一策略的内涵，讨论对与错、可行性等等问题。

缺乏学理探讨纵观近十年来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大多在描述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定的对策与建议;或直接提出问题并陈述作者的观点与看法。从以往的思辨性研究向实证研究倾斜，再到思辨与实证研究的融合，可以说体育社会学研究在这一方面取得了很大发展。理论指导实践也来源于实践，我们总在借用他人的理论来指导或解释我们的实践，未在的实践中形成符合我国社会环境的理论。我国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不能止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三段式论述，而应有更深层次的学理探讨。

公共服务科年中总结范文第9篇

关键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产品穿行原理，完善路径

一、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顶层设计与鄂州市的探索

1.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背景与顶层设计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导致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在城乡之间的产品市场又处在相互渗透相对放开的状况下，城乡之间的要素非对等交换使得城乡反差更加明显。

2003年我国财政收入大幅增长，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两个趋向的论断，我国开始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在这种背景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措施应运而生。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地区和农村居民成为发展公共服务体系、增强公共服务能力的重点对象。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各项政策相继出台，政策范围不断拓展。公共财政对农村发展的支持由原来比较狭窄的农业生产向农村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延伸，逐步把农村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文化和乡村道路建设、人畜饮水、农村能源纳入公共财政支出范围。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必须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发展农村公共事业。2012年《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对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任务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规划，要求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比较健全，城乡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明显缩小，争取基本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近年来，在以基础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为代表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保持了不断增长的投入势头。

2.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鄂州实践与成效

2005年起，鄂州就确立了两个率先的目标，即是率先融入武汉城市圈，率先实现城乡一体化。2008年，湖北省委、省政府确定鄂州市为全省城乡一体化试点城市。经过几年的探索，实现了“三年明显变化“的阶段性目标，初步形成了具有鄂州特色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模式，特别是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取得了明显成效。

基础教育方面：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向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对贫困家庭的寄宿学生提供生活补助。2008年开始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进城务工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免费就学和补助政策同步落实到位。“四集中”原则调整中小学布局，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四集中”即：小学和幼儿园向中心村（新社区）集中，初中向乡镇所在地集中，高中向市、区政府所在地集中，学校布点向交通便利地带集中，根据全市106个新社区的城镇布局，规划将全市农村学校调整为103所。通过新建、撤销、重组等办法，先后撤销了32所规模小、条件差的中小学，教育资源不断优化。危改资金总计投入2343万元，对106所学校的78735平方米危房进行了改造。在财政拨款、学校建设、教师配置等方面重点扶持农村教育发展，提高农村中小学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

医疗卫生方面：鄂州是全国19个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之一，借改革试点机遇，全面启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大力推进管办分开、政事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同时加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重大公共卫生服务投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提高到每人25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率达到99.44%。加大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医疗设备配备投入，并对基本医疗机构在岗人中进行全科培训，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社会保障方面： 实行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三网合一”，城乡居民参加医保可选择、可衔接、可转换，综合参保率99.4%。实现城乡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建立普惠型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基本实现应保尽保，并将农民工纳入公共租赁住房供应范围。

基础设施方面：强力推动城市交通、供水、供电、信息、供气、市场等基本设施向农村延伸，全市320个行政村全部实现有线电视村村通，公益电影放映继续惠及城乡，在全省率先实现村村通水泥公路，全市通村、通农业基地的等级公路达1300公里。2011全市建成通村公路达到926公里，在全省率先实现了村村通达水泥路。2011年筹资1亿元投入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工程。2012年继续推进清洁乡村工程。

二、鄂州模式的多维视角特征与制约因素分析

1.鄂州模式的特征

（1）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相结合。顶层设计与地方探索相结合是中国改革模式的一大特点，鄂州在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主动性更强，契合性更高。一是宏观层面上积极落实自上而下的推进项目，二是结合地方实际，自主创新项目，三是上下共建项目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鄂州先后承担了36项国家和省级改革试点，鄂州结合地方实际，进行自主探索的项目比较多，很多方面走在前列。教育方面，在加快城乡中小学布局调整的基础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促进学校教育质量均等化，让全市学生享有同质的基础教育。2012年葛店开发区撤销乡镇政府，组建功能区，逐步将区以下管理的教育医院上划市级管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市级统筹、标准统一。在公共服务执行机制方面，以BT、BOT、TOT等办法，同时采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丰富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在政府与居民边界层面，探索社区管理新模式，建设“1+8”农村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将33项公共服务沉入社区，基本实现群众办事不出社区。

（2）自主发展与“厅市共建”相结合。为支持鄂州城乡一体化试点，湖北省专门建立了城乡一体化试点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省直鄂州城乡一体化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与鄂州市开展“厅市共建”。“厅市共建”模式，向上借力，向外借脑，省直部门与挂点村进行“一对一”共建，在项目上倾斜，在资金上扶持，为鄂州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作出了贡献。“厅市共建”机制既将上级财政公共资源以项目制方式落到实处，又克服了现行体制下项目制的条块分割弊端，使公共资源在市级范围内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统一安排进行了全域整合，实现了公共资源的集约化高效化。

（3）经济发展与综合改革相结合。2012年全市生产总值、地方公共预算收入分别为560亿元、32.58亿元，分别增长12%、23.8%，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为公共服务提供了基本保障。围绕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鄂州在加大行政管理体制和社会管理领域等五大方面，大胆先行先试，推进综合改革。其中，一级政府三级管理扁平化改革，城乡新型社会网格化管理改革，变管理为服务，理顺政府公共服务的体制机制。同时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真正前置于政府公共服务，在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方面，为城镇化和人地关系的协调均衡创造条件，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在市场与政府的协同作用下，促进城乡资源合理流动，激发社会活力和动力，使得公共服务均等化在转变政府职能的方式下实现经济发展与体制机制的良性互动。

2.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约因素

（1）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力保障能力方面。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取决于财政保障能力，根据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临界关系，公共服务均等化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输入型均等化，二是自给自足型均等化，三是对外贡献型均等化。鄂州作为中等地级市，用于公共服务的财力保障来源于两大方面，一是地方本级财政收入，二是财政转移支付。

2011年鄂州市地方一般预算收入为26.31亿元，在全国338个地级以上的城市中排名第226位，人均地方一般预算收入2506元，在全省16个市州中排名第3位，但是人均地方一般预算收入仍低于16个市州的平均水平。长江沿岸23个主要地级城市中，鄂州在人均地方一般预算收入中排名第14位，比平均值4137元低1631元。

从全口径的收支情况看，2012年鄂州市财政总收入达到50.61亿元，全年一般预算支出62.68亿元。从一般预算收入水平和全口径收支规模看，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鄂州市的财政保障能力还是处于欠发达状况，鄂州属于公共服务输入型均等化之列。从市内所属区乡镇的财力状况来看，输入型均等化的特点更是明显，这也是鄂州处于输入型均等化的主要原因。

（2） 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体制机制方面。从宏观到中观乃至微观的考察，我们发现要求财权与事权，甚至财力与事权相配比的政策诉求是不切实际的，相关理论解释的说服力也是不强的，因为严格来讲，地域性财力与公共服务供给地域是不可能完全对称的。也正因为财力来源与公共服务供给责任的不对等，现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总体上有极大的合理性。就鄂州而言，虽然地方财政收入增长较快，地方财力满足公共服务仍显不足。由于区域差距的客观存在，全域性公共产品的穿行原理才能更好解释当下中国多重二元差异下的均等化问题。公共产品的穿行特征是公共产品的本质所在，也是公共财政体制的应有之义。根据调查，我们也发现现行分税制体制的转移支付制度存在一定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除税收返还的转移支付外，历次增加工资、农村税费改革、义务教育等沉淀性的专项转移支付较多，真正从总体体制缺口考虑的一般综合性的转移支付欠缺。

因此，要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一方面必须继续依赖分税制财政体制，另一方面也必须改革相关的转移支付制度，使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机制更加完善。

（3） 均等化过程中公共产品供求关系方面。就农村而言，随着形势发展，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正发生新的变化。目前农村社会保障水平还比较低，农村生产生活环境问题也比较严峻，为了解决农村公共环境治理和养老保障等相关问题，公共服务项目会增多，公共服务的标准也会提高。特别是随着城乡发展中人地关系的空间调整，学校医院需要跟上人口转移进行重新布局。而从全域视角，从城镇化的发展趋势看，在鄂州城镇化加快推进的过程中，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最终需要以农民市民化的方式加以解决。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定居、子女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公共需求将成为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内容。

按城镇常住人口计算，鄂州市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2.09%，而满足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城镇化率还有待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方向要与农民转移过程中的公共需求相符，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规划投资要更加符合城镇化的发展规律。随着城镇化发展，农民转移过程中的新生需求，会增加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由此替代农村的部分投资额会更大，这再一次考验统筹城乡的财政供给能力。

三、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完善路径与策略选择

1.完善政府间分税制财政体制

我国实行的分税制对于调动中央与地方积极性起到了作用。但是由于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财政分权必然要受到城乡地域多重二元差异的影响，因此完善分税制要超越财权与事权配比的传统思维，回归到公共产品的本质属性上，按公共产品的穿行原理，从宏观到微观层面，对财力进行基本的均衡配置。具体而言，要归并专项转移支付，将转移支付中的专项来源项目直接归并为一般综合性转移支付的支出责任项目。这样既可在取消专项转移支付的同时，强化地方对应的公共支出责任，也可在上下级财政体制中将零基测算与永续测算相结合，使专项转移支付的项目作为调整综合性转移支付的事由，突出综合性转移支付的体制意义。省及以下地方政府着眼于区域财力均衡，也可实施相应的分制税。鄂州应该按照全域统筹的理念，调整和完善市对下财政体制。

2.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分类制度

广义来讲，政府全部的财政支出均具民生意义，都是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在推进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要处理好整体性公共服务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关系，优先和重点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特别是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目前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在农村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和农村基础设施等方面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分类，但是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要能真正打破城乡地域概念，突出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农民作为公共服务的受益主体和农民的行为选择决定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方向，让公共服务跟着农民走，因此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分类，一方面要以城乡公共服务基本性差异决定，另一方面要以农民市民化的需求来决定。这种分类可以保证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长远效益。

3.“一改两化”提升财力与机制保障

综合改革、城乡一体化、城镇化与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作为全省试验田、改革主战场的鄂州在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进行了相应的配套改革。为了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有利的体制机制保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一级政府三级管理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农村新型社区服务体制改革等方面还需进一步深入。特别要根据鄂州资源禀赋和优越的区位条件，坚持多中心、组群式城市发展战略，让老城区与新兴城区竞相发展，打造鄂州经济升级版，不断提高城镇化率，通过农民市民化的方式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项目基金：中共湖北省委党校调研课题（2013QSDX13）“农村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多维视角考察”研究成果】

公共服务科年中总结范文第10篇

不过,对于中国社会是否真的存在“国富民穷”现象,学界还有不同看法。比如,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前不久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虽然也承认收入分配问题不容忽视,但却表示,“国富民穷”的说法“过于苛刻”,有失偏颇,认为中国在走向富强的过程中,百姓生活水平已有明显提高,成绩有目共睹。

他的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中国近几年过快的财政收入增长属于之前跌入谷底后的恢复性增长;二是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名义指标只在两成左右,即使加上社保基金等也只占三成左右,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中,也只属于中等偏下水平;三是目前中国正处在赶超阶段,同时也处于民生方面的公共需求激增的阶段,需要保持适度的财政规模。

贾康说的是事实。仅仅以财政收入来说,其占GDP的比重相比其他国家而言的确不是很高;另外,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口众多,基础仍然薄弱,解决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城乡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等诸多难题,都需要政府大笔投入,就此而言,可用的钱只嫌其少,不嫌其多。

但是,贾康的论证“有意”忽略了两个问题,之所以说“有意”,是因为对于一个财政专家来说,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两个问题:其一,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政府财政收入或许比中国要多,然而,人家基本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财政都用在正道上了。反观中国,这些年来财政收入用于公共服务的比重虽有提高,但有相当一部分还是被政府和官员自身消耗掉和浪费掉了。其二,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没有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非税收入。如果把其他非税收入算进来,中国政府的收入占GDP的比重就远不止现在的水平了,或许应该翻倍。

所以,这里就存在一个如何计算中国政府的收入问题。按照一般的说法,中国政府的收入至少包括这样几部分:一是税收;二是土地收入;三是社保收入;四是收入;五是国有企业上交的红利;六是政府的收费和罚款。财政收入仅仅是指税收以及纳入政府预算内管理的土地收入和国企红利等,如果后两者没纳入预算内管理,也不算财政收入。

以此计算,我们来看看2007年中国政府的实际收入是多少。

对一国政府收入的计算,有直接法、间接法和支出法三种测算方法,按直接法计算出的2007年中国政府的收入为10.16万亿元,包括税收收入47002亿元、预算内非税收入5691亿元、土地出让收入12763.5亿元、社保基金收入9656亿元、公益金332.5亿元、预算外资金收入12331亿元、其他收入13824亿元。按间接法计算的中国政府的收入是10.28万亿元,按支出法则是10.86万亿元,三者相差都不大。根据这些计算结果,即使不考虑债务等收入,2007年中国政府收入也超过了10万亿元,比财政部公布的5.1万亿元的财政收入要整整高出一倍。

事实上,单一个土地收入,近几年平均下来,每年将近万亿元规模。根据国土资源部的统计,2006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达到7600亿元,2007年猛增到13000亿元,2008年虽受金融危机影响,仍维持在9600亿元水平。今年第一季度土地交易虽然清淡,但随着二季度房价的反弹,最近各地也频频出现“地王”,想来今年土地出让收入达到万亿元左右应该不成问题。再以政府的各种收费和罚款来说,根据经济学家周天勇提供的数字,近年来每年也达到上万亿元规模。因此,基本上可以说,最近10年来政府的财政收入和非财政收入的比重大概为1∶1。

政府占有过多的社会财富,民众占有的财富就少。据统计,在过去10年,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了13个百分点左右,工资占GDP比重下降了5个百分点左右。其中,居民的财产收入自1996年以来在绝对额上出现了停滞。假设这两个指标都维持在10年前的水平(不下降的话),以2007年25.4万亿的GDP测算,13%折合为3万亿元左右,5%折合为1.2万亿元。这意味着劳动者能多拿到3万亿元收入或1.2万亿元工资,对扩大消费将会产生何等巨大的促进作用,或许就根本不会有今天的内需不足问题。

鉴于中国还是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不反对政府在国民收入和社会财富的分配中多拿一点,但必须有一套严密的财经纪律来约束。而要解决中国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分配不公问题,缩小分配差距,必须推进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的结构性改革,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建设,以良好健全的民主保障机制保证政府福利能够用于民生。(摘自《中国经营报》)

居台湾反思失败原因

叶永烈

每天清晨6时,台北介寿路准时响起“中华民国国歌”,青天白日满地红之旗徐徐升起。

那里是“总统府”的所在地,路名是纪念60诞辰时取的。“总统府”原本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也改称“介寿馆”。在1950年3月1日复任“总统”时,便在介寿馆三楼办公。

痛定思痛,此时此际,认识到自己在发动内战之初所实行的“速战速决”“全面进攻”犯了战略性的错误。

认为:“我们此次失败实在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他总结了4条“自己打倒自己”的原因:

第一,内部不能精诚团结,因之予奸匪以分化挑拨的可乘之机;第二,违反国父遗教,大家不以服务为目的,而以夺取为目的;第三,丧失了革命的党德,不能以个人自由与能力,贡献于革命大业;第四,丧失了民族的自信心,不知道民族道德的力量和民族精神的伟大。

认为,他的军队也是“六无”之军,即“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军人们也就成了“六无”之军人,即“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

由此,得出结论:“非失败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