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经济学范文

服务经济学范文第1篇

服务经济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从20世纪30年代 ,英国经济学家费希尔在《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一书中提出“第三产业”的概念以后,人们开始对第三产业进行理论研究。第三产业又称服务产业,所以也是对服务经济理论研究的开始。

第三产业是农业、工业以外的包括文教卫生、政府机关、军队警察在内的各行各业的总称,内容十分庞杂。服务产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是服务业的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基石 ,服务经济学就是以这些关系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服务产品是商品。同一般商品一样,服务产品的二重性是由创造服务产品的服务劳动的二重性决定的,即服务劳动的具体形式创造使用价值,服务劳动作为人类脑力和体力的支出形成价值。服务产品的价值论是劳动价值论的一部分,是对劳动价值论的补充和发展,也是服务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服务产品是由服务企业或个体劳动者生产和经营的。大多数服务劳动者在企业或经济组织中进行劳动,个体劳动者是少数。企业活动中的各种经济关系是由服务业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性质决定的生产资料,或以货币为代表的生产资金,是服务业发展的前提。

由于服务产品的生产和经营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服务者对消费者直接的服务,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对生产和流通的发展比其他部门更有决定意义。因此,服务经济学特别注意研究如何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服务产品作为商品必须进入市场才能实现自身的物质替换和价值补偿。服务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也是以市场为舞台。因此,对服务产品市场的研究,也是对服务业内部和外部的纵横交错的经济关系的研究。同时,由于服务产品的特殊性,决定了服务产品市场不同于实物产品市场。

例如,服务产品市场的弹性很大,是由于自我服务与社会服务经常处在相互替代的变动之中。服务企业或单位若要扩展市场、开拓市场,必须使自己的服务产品适销、优质、廉价。因此,对服务业进行计划指导,也要以服务产品市场的特点为依据。

服务经济学不是孤立地考察服务业的经济活动,而是在它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相互联系中,考察它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全过程,考察它发生、发展的客观必然性。服务业为社会生产、流通和消费服务,它的产品是当作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进入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

它为了满足自己再生产的需要,又要从其他部门取得必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个过程,就是服务业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相互作用的过程。社会生产越发展,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对服务业的需要越大,同服务业的关系也就更为密切。

服务经济学是一门部门经济学。它既研究服务经济活动中各种基本理论,也研究服务业经营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从理论探讨中找出促进服务产品生产和交换发展的规律。

服务经济学范文第2篇

所谓纳税服务是指税务机关在税收征收过程中向所有纳税人提供的旨在方便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和享受纳税权力的服务总称。纳税服务观即树立全心全意为纳税人服务的理念。全心全意为纳税人服务是人本社会的必然要求。如果将整个税收体系比作金字塔，那么纳税服务工作就是整个金字塔的基础，它涉及税收工作的方方面面。我们要改变过去“以我为主”的服务方式，强调以为纳税人服务为中心，以满足纳税人各类办税需求为出发点，通过运用信息化等先进手段，为纳税人提供全方位、系统的、综合的、整体的服务。把纳税人满意度作为评价各项工作实绩和效率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指标。纳税服务是税务机关根据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纳税人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和行使权利的过程中，为纳税人提供的规范、全面、便捷、经济的各项服务措施的总称。自1996年税收征管改革以来，以办税服务为基础的纳税服务体系逐步建立，各级税务机关在提高纳税服务方面都下了很大的功夫，从规范纳税服务厅，到相继公开纳税服务厅窗口服务职责，并形成了相应的服务制度体系都促进了纳税服务质量的提高。但从宏观上看，当前纳税服务工作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与不足，不能完全满足纳税人的需要。主要表现在纳税服务法律体系不完善、税务干部服务理念亟待提高、税务机关的组织机构及其职责模式缺少深化纳税服务改革、税务系统内部还未能建立协调高效的运行机制、缺少统一规范的纳税服务考察机制等等，这些问题都使纳税人的权力难以落实。因此研究纳税服务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我国的纳税服务体系深化，使之从监管型向服务型转变具有现实意义。

二、目前我国纳税服务体系的现状

（一）纳税服务理念落后

纳税服务理念落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税务干部服务理念落后。我国的宪法规定了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却忽视了对公民在缴税过程中应当享受的权利，从而导致税务干部服务理念落后，自身定位不准。虽然近年来在改进服务制度，提高服务层次方面有了一定的突破和发展，服务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这种服务理念还停留在精神文明和职业道德范畴，缺乏实质性突破，远不能适应新的税收工作形势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1）长期以来，税务机关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官本位”意识，一些地方的税务机关和税务干部对征纳税关系的认知局限于管理与被管理，监督与被监督的层面。这种权力意识本位化直接带来的是服务举措“本位化”。在当前的纳税服务体系中，税务机关是纳税服务的主体和主导，服务举措是更多地倾向于便于管理的角度建立的。严格地说，这是一种管理的体系，而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服务体系。（2）过多注重形式，肤浅地照搬了银行等窗口服务部门的做法，服务层次不深。（3）忽视了纳税人的需求，使得纳税服务“供求不对路”，纳税人需要的项目没有被列入服务重点。（4）纳税服务未能遵从纳税人自愿的原则，而以税务机关管理需要为出发点。

2.纳税人理念落后。本身作为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纳税人，由于其自身的文化水平和对纳税人的权利缺乏了解，因此缺乏要求税务机关提供完善的纳税服务的自觉意识，期望值不高。这种期望值的不高，直接导致税务机关在提供纳税服务的过程中缺乏监督。

（二）税务系统内部还未能建立协调高效的运行机制

1.征收、管理、稽查各环节之间衔接不到位。纳税服务机制要求无论是征收、管理、稽查哪个环节，都有征求纳税服务需求并向有关环节反馈的义务，面对纳税人时都是代表税务机关的服务者，而不能因工作分工忽视了税务工作者法定的纳税服务义务。由于缺少纳税服务组织机构，征收、管理、稽查各环节之间信息联系不畅，征收岗位发现的纳税人服务需求不能及时传递到管理岗位，在日常管理中发现的纳税人对税款征收、税务稽查环节的服务需求不能及时传递到征收、稽查环节。税务稽查只管查账，没有担负起相应的纳税服务职能，征、管、查未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纳税人服务。

2.跨地域的税务机关之间缺少必要的联系渠道。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跨国、跨区域的纳税人日益增多，而在现行的属地管辖的原则下，同一企业在不同地区的分公司所接受的税务管理机构不同，不同地区的税务机关缺乏必要的联系渠道，各管各的事。在办理纳税事宜上，本来税务机关相互联系就可以了解的税收信息，却由纳税人到一个税务机关取得信息资料，再送到另一税务机关，加大了纳税成本。

3.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缺乏畅通高效的沟通联系渠道。纳税人与税务机关之间没有固化、畅通、高效的联系渠道，纳税人对纳税服务的需求不能及时传递到税务机关，税务机关也不能及时了解不同纳税人对纳税服务的不同需求。有的税务机关了解纳税人服务需求信息的主动性差，重税收管理性信息，轻服务需求信息，没有建立长期、固定的模式，对纳税服务信息的了解片面、不完整。

（三）信息化服务形式和渠道相对单一

1.政府对税收信息化服务的支持力度不够，没有制定严密的发展规划，缺少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目前税收信息化建设已经基本形成了联系各级税务机关、功能齐全、信息共享的税收信息管理系统。但由于政府缺少严密的信息化发展规划，各部门之间信息化发展很不平衡，有的部门才刚刚起步，形成了税务机关一枝独秀开展信息化服务的局面，总体服务效果不理想。

2.信息管理部门技术手段比较落后。从目前的情况看，税务机关信息业务技术部门人员少、技术力量薄弱，基本上仅仅能够负责系统内的网络建设和后台数据库的维护工作，不能对前台操作人员进行有效的技术支持和操作监控；而前台操作人员由于计算机水平低、工作责任心不强等原因，采集数据的准确性不能完全达到要求，形成一些垃圾数据和失真数据，降低了信息数据的利用价值。同时，由于技术维护人员缺乏，对纳税人的技术支持不到位，影响了纳税人的应用。

（四）缺少统一规范的纳税服务考核机制

缺少统一规范的纳税服务考核机制，主要表现在：一是目前的纳税服务只计投入，不计产出不同，不重视政府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即不重视成本—效益分析，从而不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二是税务机关内部不重视对征管工作质量的考核，没有把服务质量考核摆到相应的位置上。不但没有专门的服务考核机构，而且对于应该开展什么服务，服务是否到位，也没有建立切实可行、易于操作的内部考核制度。即使是行业作风评比，也是以社会各界参与的多，真正纳税人参与的少，真正的服务对象纳税人对税务机关服务水平评价的机会很少，缺乏由纳税人广泛参与的纳税服务评价机制。

（五）税务中介服务有待深化

我国税务中介服务的主要形式为税务服务，我国税务始于1998年，在维护纳税人权益、配合征管改革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当前运行情况看，有些地方还不尽完善，主要表现在：一是个别地方税务与当地税务机关未彻底脱钩，人员与税务机构工作人员交叉，服务内容上存在“越位”现象，服务方式上有行政命令的痕迹。二是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职业道德素质亟待提高，服务内容的层次较低，服务质量较差。

（六）纳税服务法律体系不完善

虽然目前新的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对税务机关应当为纳税人提供哪些服务做了原则性指导，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纳税服务的立法层次仍然较低，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反映纳税服务的法律法规。对纳税服务本质、范围等内容缺乏法律层面的界定，缺乏纳税服务统一标准，考核评价机制、监督制约机制、过错追究机制，导致了纳税服务体系的建设缺乏法律支持，纳税服务规范征收行为的作用难以发挥，纳税人权利的保障难以落到实处，这是影响纳税服务质量的根本原因。

三、建设纳税服务体系的理论分析

（一）纳税服务的必要性———公共财政理论

当代西方公共财政理论认为，财政存在的必要性，在于市场存在缺陷，也就是“市场失灵”。社会经济的运行应当以市场调节为主，只是在市场难以调节或者调节不好的领域，才需要政府进行适应性调节，对市场进行干预。公共财政产生的前提则是市场经济。1776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著《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公共财政理论的诞生，亚当。斯密崇尚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竞争，极力要求缩小国家活动的范围，提出“最好的财政计划是节支，最好的赋税制度是税额最小”等观点。此后，约翰。穆勒、威克塞尔、林达尔等都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理论，公共产品理论的创立和福利经济学的兴起使得公共财政理论越来越丰富，职能范围也有所拓宽。上世纪30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从而宣告了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理论的破产，从罗斯福“新政”和随后应运而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开始，政府必须干预经济逐步获得了人们的共识，各国政府和财政开始对经济进行大规模干预，以便弥补市场缺陷，充分利用市场的功能作用，促进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收入和财富的合理分配以及经济的稳定运行。

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干预经济在实践中开始暴露出自身的缺陷，70年代的“滞胀”使得人们重新认识“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的关系，理性预期学派和供给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对国家干预提出了责难和质疑，开始主张减少国家干预，恢复自由经济。进入90年代以来，又开始重新重视国家干预政策。但是，从大的趋势来看，在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政府干预经济的职能呈现出不断增强的趋势，财政的职能也相应地不断增强。正是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公共财政作为一种财政模式，政府向个人提供公共安全和公共服务，个人向政府缴纳税款，反映了政府与公民之间在税收与公共物品的等价交换。税收既是政府提供服务的报酬，也是个人购买政府服务的成本，即税务机关提供纳税服务是无偿的，这是对税务机关工作性质的定位。税务机关职能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在整个公共服务体系中的特殊作用，除为公共产品供给提供费用外，“直接以纳税人为调控对象，引导个体纳税人的经济行为向有利于提升整体纳税人公共利益水平的方向转移。”建设服务型税务机关的核心，是将税务机关由行政执法机关调整为执法与公共服务并存的机关，其实质是把服务的理念融入税收工作之中，进而调整税收工作思路，达到税收与经济、税务与社会、征税与纳税的良性互动。因此，为纳税人提供规范、全面、便捷、经济的各项服务措施是其作为政府行政机关的基本要求。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决定了广大纳税人的主人翁地位，赋予广大纳税人权利，维护其根本利益，提供各种纳税服务是“公共财政”的必然要求。

（二）如何提供纳税服务———新公共管理理论传统的公共行政以威尔逊、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论和韦伯的科层制论为其理论支撑点，新公共管理则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为理论基础。新公共管理从现代经济学中获得诸多理论依据，如从“理性人”的假定中获得绩效管理的依据；从公共选择和交易成本理论中获得政府应以市场或顾客为导向，提高服务效率、质量和有效性的依据；从成本—效益分析中获得对政府绩效目标进行界定、测量和评估的依据等等。其次，新公共管理又从私营管理方法中汲取营养。新公共行政管理理论认为，私营部门许多管理方式和手段都可为公共部门所借用。如私营部门的组织形式能灵活地适应环境，而不是韦伯所说的僵化的科层制；对产出和结果的高度重视，而不是只管投入，不重产出；人事管理上实现灵活的合同雇佣制和绩效工资制，而不是一经录用，永久任职，等等。总而言之，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那些已经和正在为私营部门所成功地运用着的管理方法，如绩效管理、目标管理、组织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等并非为私营部门所独有，它们完全可以运用到公有部门的管理中。

（三）建立和谐社会———税收遵从理论

税收遵从成本的测量源于1934年，美国学者海格（Haig）首先对税收的遵从成本进行测量，他对美国联邦和州税收的税收遵从成本进行了研究，但是没有明确地对遵从成本进行定义。之后不断有学者对其进行测量，直到20世纪80年代，英国巴斯大学的锡德里克。桑福德（CedricSandford）教授，在税收遵从成本领域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将许多国家政府的目光都吸引到了这一长期被漠视的领域。西方纳税人遵从理论认为，纳税人会对遵从成本（包括时间成本、货币成本、心理成本等）和不遵从成本（罚款）进行比较，从而做出是遵从税法还是逃税的决定。时间成本是指纳税人搜集、保存必要的资料和收据、填写纳税申报表所耗费的时间价值；货币成本是指纳税人在纳税过程中向税务顾问进行咨询所支付的咨询费用或者交由税务等中介机构办理纳税事宜所支付的中介费用及拜访税务机关所花费的交通费用等；心理成本是指纳税人认为自己纳税并没有得到相应报酬而产生不满情绪或担心误解税收规定可能会遭受处罚而产生的焦虑情绪。

我国税收遵从成本存在的问题有：

1.我国税收遵从成本的时间成本较高。首先，纳税人申报纳税，填纳税申报表所需时间较长，如增值税需要填9张表；其次，由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尤其是对税法宣传力度不够，使我国纳税人了解有关税法规定、收集和保存相关资料的渠道比较少，所花费时间较长；再次，由于受到技术水平等相关因素的限制，我国现在的纳税申报还做不到像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电子化申报，还需要纳税人去税务机关和银行缴纳税款，需要大量的时间成本。

2.我国税收遵从成本的货币成本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税收法律法规也将不断完善，加之企业不断向规模化发展，纳税人在纳税过程中向税务顾问进行咨询或交由税务等中介机构办理纳税事宜的现象将不断增多，这必将导致货币成本不断提高。

3.我国税收遵从成本的心理成本高。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完善，税收法律法规将变得更加纷繁复杂，纳税人了解税法更加困难，加之一些地区和税务部门的不正之风依然严重，纳税人产生的焦虑及不满情绪就愈发严重，心理成本必然增加。

税收遵从理论认为，税务行政过程既是税务机关依法行政的过程，也是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的过程。税务管理活动的实施必然产生两方面的费用：征税费用和奉行纳税费用（税收遵从成本）。纳税服务的水平直接关系着纳税人奉行纳税费用的高低以及纳税费用分配的公平，并直接影响征税效率。如税收信息服务有助于减少纳税人的信息搜寻成本；实行限时服务、延时服务则可以节约纳税人的时间成本。税务机关通过提高纳税服务水平，可以极大地减少纳税人的税收遵从成本，提高税收遵从率，降低征税成本，提高征管效率，从而建立一种和谐的税收体系。

四、小结

服务经济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教育服务；教育服务产品；教育服务组织；教育服务产业；教育服务的经济价值

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教育开始逐步走向市场并与国际接轨，“教育服务”一词越来越成为理论界的重要概念，不少学者从市场经济角度去诠释教育服务，但更多的学者并非从教育本体角度理解教育服务。主要有两种理解：一是“为教育的服务”，即外系统、外领域、外地域为某类教育、某地教育发展提供的要素支撑（物质、信息、能量等）的服务，如“为基础（高等）教育服务”、“为农村教育服务”等；二是“教育所带动的服务”，即教育部门自身提供和生产所引发的经济活动，如后勤服务、仪器设备服务、考试服务、图书及课件服务、文具服务、其他相关服务（教育广告服务、教育展览服务和教育金融服务、交通、旅游等）。习惯上，人们理解的教育服务是以后勤保障为轴心来实施教育服务，这是“教育产业化”和“教育拉动内需”的立论基础和本质。许多人正是打着为教育服务的幌子，从事为个人或小集团盈利的经营活动，如教育房地产、各类教育改革培训、各类教辅资料等。这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教育服务”的本质，也引发了人们对教育服务产业性的怀疑。我们认为，从经济学角度看，教育服务是一种产品，教育服务是可以经营的，经营教育服务的组织具有自利性，教育服务的生产、提供、分配、消费活动，形成了教育产业链。这样思考可以深刻理解现代教育的经济本质，促进教育服务的发展和自主创新。

一、教育服务的经济性质

教育服务作为一种服务类型，其产品、生产组织、产业都具有经济特性，这种特性不仅反映了现代教育的本质，而且成为教育服务的其他属性的基础。

1教育服务产品的商品性

在经济学理论中，产品和服务是进行市场交易的媒介。服务也可以像有形产品一样进行交易和转换，可以称作一类产品。20世纪90年代，克里斯廷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对服务概念重新进行了界定。他认为：“服务是由一系列或多或少具有无形特性的活动所构成的一种过程，这种过程是在顾客与员工、有形资源的互动关系中进行的，这些有形的资源(有形产品或有形系统)是作为顾客问题的解决方案而提供给顾客的。”[1]它概括了服务最为重要的3个特征：(1)过程性。这个过程是由一系列活动(而不是有形物质)所组成的。在服务过程中，顾客亲自参与，顾客的这种参与构成了服务过程的主要组成部分。服务的其他特征都源自这种过程性。(2)同步性。即生产和消费是同步进行的。(3)参与性。在服务生产过程中，消费者不仅仅是服务的接收者，同时也作为一种资源要素亲自参与其中。除了以上3个重要特征之外，服务还具有以下4个特殊的特征：无形性、不可分性、可变性和易消失性。

教育产品就是服务[2]，世界贸易组织按服务的部门(行业)划分，把全世界的服务贸易分为12大类，下分143个服务项目。教育服务(Educationalservices)属于12类服务贸易中的第5类。WTO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3条规定，除了由各国政府彻底资助的教学活动之外(核定例外领域)，凡收取学费、带有商业性质的教学活动均属于教育贸易服务范畴。

与其他服务相比，学校服务是以服务于学生大脑为主的高接触型的、智慧型服务。由于学生的先天素质、家庭环境、发展潜能不一样，学生发展具有整体性、潜在性，要求学校的教育服务产品具有多样性、整体性。多样性是指学校教育服务要面向全体学生的身心，尽可能提供不同类型的、不同层次的课程服务和相关服务。整体性是指学校的教育服务者、教育服务设施、教育服务环境都要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服务，教育服务者之间要形成一致的连贯的正面影响力。

教育是一种具有服务性质的社会实践活动，和一般的服务相似，它既具有使用价值，也具有交换价值，即具有商品性。马克思经济理论中关于“服务商品”的论述从一开始就包括了“教育服务”在内，他曾经十分精辟地指出：“服务这个名词，一般地说，不过是指这种劳动所提供的特殊使用价值；但是这种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在这里取得了‘服务’这个特殊名称，是因为劳动不是作为物而是作为活动提供服务的。"[3]“对于提供这些服务的生产者来说，服务就是商品。服务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和一定的交换价值。”[4]“有些服务是训练、保持劳动能力，使劳动能力改变形态等等的，总之，是使劳动能力具有专门性，或者仅仅使劳动能力保持下去，例如学校教师的服务、医生的服务……”[5]。这说明，教育服务也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其经济本质是通过教师的教育劳动向受教育者提供“教育服务"的过程。教育教学、学校管理等活动是教育服务的“生产"，学生受教育活动则是教育服务的“消费"。学生向学校交纳学费（或政府补助）是为了换取教育服务的消费权，学校收取学费（或接受政府拨款）就有义务向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这是发生在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教育服务商品的“交换"。在计划经济时代，教育服务也是有价的，只不过政府垄断了价格（同质化产品始终保持均衡价格），教育服务的价值交换发生在教育服务机构与政府之间，教育服务的经济性质被政治、道德性质淹没。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教育服务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行为和道德义务，更是一种经济行为。上学交费不仅作为成本分担的政治学理由，而且作为教育消费者的经济责任及相应的权利来认识。教育服务可以作为一种产业来经营，当优质教育服务作为一种拥挤性的准公共产品时，要扩大优质教育服务生产，就可以利用价格、用收费来调节，以保障教育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水平。

当然，教育服务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或混合产品），其价格不能象说私人产品价格那样由“成本加利润”构成，因为公立学校非营利性，其收费价格不能包含“学校利润”，也不能等于或近似等于学校教育成本（即所谓的“准成本”）。因此，学校收费价格只能是对教育服务成本的适当补偿。由于教育服务产品的公益性，政府应成为成本负担主体；为了反映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和教育服务产品价值的后效性，政府还应加大对教育的持续投入。

2学校作为教育服务组织的自利性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所有组织的经济理性。学校作为一种生产和提供教育服务的组织，与生产和提供医疗服务、健康服务、信息服务等组织一样，都有追求组织自身利益问题。私立（民办）学校如同私有企业一样，通过明晰产权，建立有效的制度，减少交易成本，促使学校不断增值。“公立学校"是生产公共产品程度较高的教育服务生产组织。它的生产要素包括政府或私人投资建立的教育服务生产组织者（学校）、经营者（校长和书记）、生产者（教师）和协作生产者（学生及其家长）。校长和教职工是基本的生产要素。学校在运行中要消耗人力、物力等生产要素，这些生产要素是全部通过市场交易获得，还是部分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是反映学校市场化运作的重要标志[6]。学校教育生产要素中蕴含着经济契约关系。政府作为教育服务的主要购买方与学生及其家长作为次要购买方，形成一种共同购买和消费教育服务的财务安排，政府购买以拨款的方式支付给学校，学生以学杂费等方式支付给学校。学校内的薪酬制度规定了教育生产要素契约各方的绩效考核方法、标准及与薪酬支付（包括奖励与惩罚规定）的关系。当然，教育服务的提供与生产不同于私益品的生产，它涉及到一个特别复杂的委托—问题。因此，公立学校，即使在边界刚性条件下，也存在自利行为，这就导致教育内部生产活动的扩张（扩招、招收择校生、品牌扩张）和内部市场化（专业化分工、成本监控等）。如通过提高教育质量获得的政府绩效拨款、社会捐资，通过学校经营获得的品牌增值、各种投资。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这种自利行为减少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效率的损失。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这种自利行为带来了市场导向的自组织创新。

3教育服务系统的产业性

教育服务系统越来越成为一种特殊的产业形式。首先，从产业要素构成来看，教育服务存在教育服务生产者、提供者和消费者等产业要素，存在教育服务市场。如火如荼的考研市场、培训市场、高校市场、生源市场、教师劳动力市场等都展示了各类教育资源的流动性、资本性。国内学者已经用公共物品、公共选择理论分析了教育服务的生产、消费等问题[7]。我们认为，教育服务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具有集体提供和集体消费的特点。学校是“教育服务”的生产机构。学校教育过程作为一个“人才生产”过程，学校的人力资源、教学设备、教学经费就是投入元素，教育过程中培养的学生就是中间投入元素，毕业学生、教师及各类社会收益就是产出元素。在市场环境中，学校和学校之间的关系从合作转变为竞争，其行为模式由向公共资源的分配者——教育行政当局游说转为向消费者展示自己的特色、效率和回应性，和同类同级院校展开竞争。学校与政府的关系是产品销售者和集体购买者的关系，也是一种松散的委托－关系。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在效率和公平意义上同样在教育产业领域适用。

其次，从教育服务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关系来看，教育服务产业与其他产业存在经济要素、经济结构的广泛关联。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与教育服务相关的其他产业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为教育服务的庞大市场，由教育所带动的服务产业引起了经济界的积极关注。但提供教育服务本身是否是产业，往往是教育界讨论的重点，也是教育政策争论的焦点。我们认为，教育服务产业与教育服务所带动的产业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不管争论结果如何，在实践上，教育服务部门开始借鉴产业发展的一般做法，学校产权的重新界定、学校与政府之间的委托—关系的调整、教育制度变迁与创新等。如随着ISO9000在学术界得到公认，其借鉴范围已从企业逐渐渗透到教育领域，有些学校主张采用ISO9000的标准化质量认证体系来构建学校管理体系，以推动教育服务的全面实施。

再次，教育服务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经济体系中，教育作为第三产业中的以知识高度密集为基础的“产业部门”，不仅直接构成国家综合实力，尤其是GDP总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通过其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等方式，对产业的技术能级、产业的知识贡献具有特殊影响。西方国家在国民经济分类统计中，也早已将教育的产值作为第三产业的产值的一个构成部分，直接计入国民生产总值之中。我国在1985年后使用第三产业分类方法。1992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强调教育是“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行业”，把它作为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重点。中央《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更明确提出要“发展教育产业”。

当然，教育服务产业不等于经济产业。教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也不能简单归结为“教育产业化”提法带来的。“正是有了教育的私有性、商品性、生产性和先导性、全局性特性，才使得教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普遍意义的明显的产业属性。当然，其公共性、公益性、消费性及迟滞性和个别性等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教育产业的自由延展。”[8]从政府角度来看，不仅从经济的角度认识到服务行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还要从教育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关系以及与整个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关系，来发展教育产业。“应从投资结构、管理结构、人员结构、分配结构、资产结构和发展结构等方面考虑，逐步形成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我国教育服务产业运行体系。”[9］

二、教育服务的经济价值

经济价值是指事物、现象和行为所具有的满足经济主体需要的属性，它是人们从经济的角度出发，用经济的标准来衡量一定的事物、现象以及人们的行为的价值。在政治经济学中，经济价值既反映一定的关系，也是一种实体，其内容是专指凝聚在商品里的一般劳动(抽象劳动)，其形式主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既然教育服务能够创造价值，那么，在教育服务创造的价值大于消耗的情况下，教育本身也就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教育的经济效益是教育服务的劳动耗费与劳动成果的比较（即与教育服务的收益之比）。教育服务是能进行交换的产品，“教育的经济价值”就是作为商品的教育服务的价值。教育经济价值是教育产品（或教育商品）——各级各类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所提供的教育劳务的抽象[10]。其内涵就包括人们的生产技能、对正式约束的适应能力及非正式约束的感知能力与行为对象的效果。当教育的存在、属性及其发展变化同社会经济的结构、需要及其发展变化处于相符合、相一致或接近的性质状态时，教育就有明显的经济价值或有正经济价值，反之，则意味着教育没有经济价值或有负经济价值[11]。教育经济价值的存在不但早已受到斯特鲁米林、舒尔茨、丹尼森等的关注，而且他们对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还做了具体的数据分析。这些学者的主张和所提供的具体数据使得我们认识教育经济价值更加清晰与具体。传统的理解强调教育与经济的间接联系和教育的外部经济价值，我们认为教育服务直接具有多方面的经济价值，主要表现在：

1教育服务具有个体经济价值

（1)教育服务可以提高教育消费者的劳动生产能力、生产效率和收入水平。教育能提高劳动者的生产能力，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劳动者不是没有科学技术知识和技能的简单劳动者，而是掌握一定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劳动者。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技术水平，提高其工作能力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个人收入，促进社会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有助于提高企业家式的才能，这种才能在农业和非农业中，在家庭生产中，……在向较好的专业机遇和生活地点的转移中，都很有价值。"[12]教育服务是教育机构利用教学人员、教学辅助人员和教育训练设备向个人和团体提供教育训练服务，进行知识传授与技能训练，通过使受教育者将教育服务产品内化为自己的观念、知识与技能，改善受教育者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提高受教育者的基本素质，使受教育者的人力资本得到增值的一系列活动。

（2)教育服务增强教育消费者在经济生活中“处理非均衡状态能力”，合理配置经济资源。教育可以使人提高认识能力和信息获得与处理能力，了解竞争规则和竞争技能，使人能对周围的环境变化和反应能力做出迅速判断和适当反应。一般来说，教育投入越多，这种判断和反应能力越强。

（3)教育服务可以使教育消费者在劳动力市场交易中节约交易费用。在劳动力市场交易中，由于雇主和受雇者所具有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双方所具有的“经济理性”，使交易的进行面临困难和障碍，雇主对受雇者不了解，受雇者难以让雇主了解自己、确认其能力。许多研究表明，有较高的学历受雇者可以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容易找到比较理想的工作。

2教育服务具有组织经济价值

（1)教育服务可以促使教育机构（主要是学校）进行产业化经营，形成品牌，不断增值。在教育服务的背景下，学校不仅需要管理，更需要经营，经营的目的就是通过盘活教育存量资本，搞活增量资本，激活无形资产，使教育规模得到扩张，质量得到提高，从而通过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回报。学校经营是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在资源配置日益市场化的条件下，教育的发展逐步摆脱对国家、政府及其部门的行政依附关系，在教育过程之中和教育过程之外，遵循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和政府宏观调控的要求，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按产业化方式运营，走自主办学、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道路。学校升值或增值是现代学校发展的迫切需要。许多学校从办学理念、学校形象、师生关系、学校关系入手，改进服务环境和质量，便于教育消费者从环境、人员、设备、资料、象征物和价格上做出种种相关的判断，减少不确定性，吸引优质生源，形成了品牌效应，进而减少招生费用，适度提高学费标准，进行低成本扩充，使学校有形和无形资产增值。

（2)教育服务可以促进学校形成内部交易市场，减少交易成本，提高教育服务生产效率。学校教育服务可以促进资金、人员等向教育生产效率高的地方流动，优化教师、学生、资金等资源配置，从而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

（3)教育服务可以拓展教育投资渠道。确立教育服务观点，就承认了教育服务存在价格，投资教育服务可以有适当的回报，这可以扩大教育投资渠道，增加教育投资，扩大优质教育服务生产规模。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教育体制改革，我国非义务教育经历了从全部免费到部分收费再到招生并轨、实行普遍收费的过程，使得学校教育经费来源已由单一的政府拨款向财政拨款、学费、教育税费、校内产业、社会捐资等多渠道转变，确立起了学校教育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制度，其中学费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据统计，2001年全国学费、杂费收入为745.60亿元，占教育经费总投入的16.08％，其年增长速度在25％左右。这一比例充分说明教育服务消费，对于解决我国长期教育投入总量不足，增加教育投资总量具有更为直接的经济价值[13]。

3教育服务具有国家经济价值

教育服务具有促进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价值，主要表现在：教育服务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教育服务对经济发展的增值贡献，或是间接与衍生贡献；人才资本与其他受益于教育的方面。

（1)教育服务可以直接促进经济增长。教育机构既获得收入，又有支出，还创造了就业，为国家和地方的整体经济做出了贡献。教育机构需要的消费来自于教育机构所在地内外的商品与服务，这些消费同时支持着其他产业的生产、服务与就业。此外，教育机构，特别是高等教育机构还吸引了海外学生与访问者的到来，他们为当地教育机构直接带来了收入，并通过在当地的消费支持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从表1可以清楚地看出伦敦海外学生与来访者在英国的消费和对英国经济的贡献。教育服务机构不仅可以直接获得经济效益，而且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斯特拉思克莱德大学研究的结果表明：2001～2002学年，伦敦高等教育机构、海外学生与来访者共为英国经济创造了87亿英镑的价值，相当于英国GDP的0.8％。此外，还为英国创造了12.2万个全职工作岗位。伦敦高等教育部门为伦敦经济创造了38～46亿英镑的价值，相当于伦敦GDP的2.5～3％。伦敦高等教育部门支持了当地66700～75500个全职工作岗位。伦敦高等教育产业的连锁效应促进了英国其他产业活动的开展，其中对制造业的带动效应最明显，达12亿英镑，其次是商业服务业（8亿英镑）和批发与零售业（6亿英镑）[14]。

（2)教育服务通过改变收入分配的差距，实现其经济价值。教育是消灭贫困的手段，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可以减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缩小收入差距，使穷人增加收入，消灭贫困[15]。

（3)教育服务贸易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教育服务产品不仅在国内教育市场交易，而且可以进入国际教育市场，进行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在WTO框架下，教育服务作为整个服务贸易的一部分，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目前全世界对教育服务贸易做出承诺的国家共有47个。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全球教育市场中，价值总量为20000亿美元，公立和私立学校的教职员工占全部劳动力的5％以上，150多万留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占有270亿美元的市场份额。其中，美国占全球市场的1/3，新兴和转型中国家约占15％[16]。目前，境外消费及留学生教育，在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同时，境外支付及网络远程教育和境外办学教育服务贸易也在快速发展。据国际经合组织初步估计，2002年经合组织国家的外国留学生的数量比过去二十年翻了一番，教育服务贸易额将近300亿美元，这相当于经合组织成员国当年整个金融服务贸易额，占经合组织国家服务贸易总额的3%。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教育服务已经成为一项主要的贸易，教育服务贸易分别是他们本国第三、第四和第五大出口业，教育出口值占本国服务贸易总值的11.6%、4.9%和3.8%[17]。

当然，教育服务经济价值的实现机制非常复杂。教育服务可以通过提高人的劳动技术水平、处理非均衡状态的能力、降低交易费用、促进技术和制度变迁，改变收入差距以及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信号标识作用等多种渠道实现经济价值。不同社会经济中教育服务经济价值实现的机制和途径是不同的。

三、教育服务的经济学研究的意义

教育服务的经济学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1“教育服务经济”研究具有重要学科价值

教育经济价值范畴是现代教育科学体系的理论基石[18]。但教育经济价值的基础是什么？按照经济学的一般理解，应该是教育提供的产品或劳务。在教育界，尽管很少有人提及“教育产品”一词，但在许多人看来，教育产品就是指教育质量或学位或向社会输送的合格人才。如教育产品就是指“每一位学生的认知、能力、素质和个性的培养，促进个人的发展不断地得到提高”，即“学校的毕业生和科研成果”[19]。几种体现为“人才产品说”和“知识产品说”的观点是不科学的概念。因为学生不是被动加工的“物品”，“人才”只是对教育生产函数的间接判断，人才不仅仅是“教育”的结果。至于把“知识”作为教育的产品是对教育产品的一种不全面的概括。此外，“知识”只是教育产品所包含的内容之一，并不是教育产品的全部。

我们认为教育服务与教育服务消费的结果是不同的。教育服务的直接结果提高了受教育者“人力资本存量”或增加了其“知识资本”，间接的结果是提高了教育生产者（教师和管理人员）的生产能力，包括其教育教学能力、管理能力、学术能力。学校毕业生和科研成果只是教育服务结果的实体化形式。“在教育经济理论研究中，过去只是把教育产品解释为培养劳动力和专门人才，应该肯定这些观点没有错，但这只是强调了教育劳动的成果，没有说清楚教育活动本身。因此，理论阐述得不彻底、不科学，没有说到根本上。因为劳动力和专门人才的交易市场是在教育外部，在社会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上，没有在真正的教育市场内交易。而教育内部交易市场则是学校提供的，是教育服务商品，学校和教育者为教育市场提供的是教育服务消费品，而受教育者购买的是教育服务商品，这样才能在教育市场内进行真正交易活动，也才是教育市场交易的实质内容。”[20]可以说，人才产品说或知识产品说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化学校的单一的政治功能或经济功能的必然反映。教育服务作为一个教育经济学概念，只能是从教育本身作为一种服务产品来理解。只有“教育服务”这一内涵丰富的概念才能准确反映教育产品的本质以及学校活动的经济本质[21]。这种服务是以课程服务、教学服务为典型内容的教育服务，是教育劳动者向社会或家庭提供教育机会的复杂劳动。教育服务是教育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对它的深入研究将促进教育经济学体系创新。

2增强学校服务意识和核心竞争力

教育被看作一种“服务"，学校的各项工作就构成了服务链，最终由教师将一种优质的教育服务提供给学生。将教育机构看成是生产和提供教育服务的组织，区别于将教育机构看成单纯的行政机构、事业机构的传统认识。学校的经营事实上与一般企业的经营一样都是建立在消费者的基础上，即从消费者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消费者效用最大化为目的，经营与消费者的关系。国内已经有人用市场营销理论分析高等教育服务[22]。

教育界曾流行“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提法，其中“服务育人”一般指的是学校后勤向教育教学工作提供优质服务，以达到育人之目的。其实，教书、管理、后勤都是学校服务的形式，它们构成学校教育服务的整体产品，教学服务是整体产品的核心；教育教学管理是服务的服务或教学的后台服务，是教育服务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后勤服务是为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提供的附加服务，是教育服务产品的必要内容。因为学生身心发展的整体性、不可分割性，多样化的附加服务成为学校吸引力的重要源泉。

把学校视作教育服务的生产、销售机构时，实际上我们是把学校放在了一个市场环境当中。此时，校长不仅仅是一个“管理者”，更是一个“经营者”，对学校的管理不仅仅意味着“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更意味着要根据教育市场需求找准学校在市场中的位置，要把自己生产的教育服务产品推销出去，在教育市场的竞争中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并赢得更多的消费者（即吸引更多的生源）。通过创出品牌，学校建立具有竞争力的生源市场；通过开拓生源市场，学校建立有实力的经济资本；通过学校品牌输出、品牌扩张、品牌延伸，扩大经济资本，学校提升学校品牌的价值。由此，形成学校品牌与生源市场、生源市场与经济资本、经济资本与学校品牌的良性互动，从而实现学校品牌的升值，促进学校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学校的市场竞争力。

3促进教育服务产业的健康发展

“教育服务是一项特殊的服务，学校是特殊的服务业。”[23]“办好教育，发展教育，必须树立教育服务产业观。”[24]发展教育产业，本质上是“以市场为基础的教育”(market-basededucation)创新。发展教育产业不等于私有化，学校的市场行为不等于学校企业化。教育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产业，但非营利性与实现盈利是不矛盾的。作为一项充满经济活动的产业，办学者通过经营管理是可以实现盈利的。零利润并不必然导出良性循环，实现盈利也并不意味着教育的恶性发展。事实上，市场化不过是一个工具，一个克服“从属文化”的工具，并能使公共服务非政治化[25]。

国外很早就注意到了教育的产业性，注意开发教育产业。美国经济学家E•科恩在20世纪70年代就指出:“在美国，教育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部门，即使不是最大，也肯定是极大的产业部门之一。”[26]1996年，美国出版的《教育产业指南》中指出:“教育是美国国内最大的事业之一，每年耗资600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9%，超过国防费用，是仅次于医疗保健的全国第三大支出[27]。关于教育是否产业化的讨论仍在继续，但教育市场化的改革却在深入。人们相信，提高教育效率的市场化改革与教育公益性的终极目标并不矛盾。

如何实现教育服务产业化是一个实践难题。从已有的研究和实践经验来看，主要措施有：第一，坚持效率、效益和公平的统一，即投入成本的最小化与创造效益的最大化，个人价值最大化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统一。第二、制订有效的产业政策。对教育产业制定特殊的产业政策，加以扶植，促进其发展[28］(P9-14)。特别是对办教育的准入机制、盈利和非盈利教育机构的界定、教育机构盈利的限制及其对盈利的分配等问题要认真研究。国家通过适当的政策优惠，鼓励办学者通过盈利进一步充实教育发展基金，促进教育自我积累、自我发展，并使投资者得到一定的回报，激发投资教育的积极性。第三、教育产业的经营和管理，包括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学校微观经营两方面。“整个教育产业要有效地经营，一个个教育单位也要进行有效经营。”[28］(P9-14)教育服务产业要遵循服务产业运行的一般规律，进行服务资源的配置、服务组织结构的调整、服务战略的选择等，但关键是要提高教育服务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影响教育服务竞争力的关键是教育服务整体发展水平和服务质量，具体则体现为知名教育品牌的数量和市场影响力，如世界或全国一流的大学、中小学。

4促进教育服务贸易，提高教育服务的国际竞争力

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是国与国之间主要出于经济目的而进行的教育输入输出，是教育国际化与国际服务贸易相结合的产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急剧增长，一些发达国家的国际教育已经成为他们国家服务贸易的重要部门，全球国际教育服务贸易额每年高达300亿美元以上，国际教育成为名副其实的产业部门和新的经济增长点。2000年世界各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外国留学生共有162万，其中在OECD国家留学的外国学生人数为152万。199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因招收留学生产生的贸易出口产值估计在300亿美元，相当于OECD国家服务贸易总额的3%。澳大利亚学者估计，2000年国际教育市场带来的贸易量已经达到了500亿美元。同年，在国际高等教育服务中，美国获益102.8亿美元，英国获益37.58亿美元，澳大利亚获益21.55亿美元。英国文化协会和澳大利亚IDP教育机构曾预测，全球范围内出国留学的人数2003年为310万，到2020年将增长到580万，上升幅度超过87%。这是一个令世界各国垂涎的巨大贸易市场[29］(P49-53)。从上述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教育服务贸易在国际服务贸易领域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我国是人口大国，具有教育服务贸易的巨大优势。但目前，面对入世后国内教育市场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在观念、体制、法规、管理方面仍未有充足准备；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教育服务贸易逆差国，这种现象造成我国巨额的教育资金和大量人才的“双外流”，对我国的国际形象和文化建设与发展有负面的影响[29］(P49-53)。如何发展我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以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教育市场竞争，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我们必须彻底改革教育观念，真正树立起教育服务理念，努力开放教育贸易市场，加大教育服务贸易的输出量，发挥教育服务贸易的经济作用，推进我国教育服务市场化、贸易化和国际化进程；及早制定并实施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规划和相关发展对策，积极发展我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抢占更大的市场份额，如积极改革现有的留学生政策、以亚洲和第三世界各国为“目标客户群”实施“教育输出”、设立“教育特区”；培育和完善教育服务市场体系，加快建立我国教育服务质量保障体系，建立以认证为基础的各级各类教育质量保证体制与机制；创设多元化文化氛围，为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学生在这里相互欣赏、相互学习提供便利，同时也突出我国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开放性[30]。

［参考文献］

［1］［芬兰］克里斯廷•格罗鲁斯.服务管理与营销:基于顾客关系的管理策略(第2版)［M］.韩经轮，等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2.32.

［2］杨移贻.教育的产品就是服务.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1)：120－123.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6卷)第1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5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49．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59.

［6］袁连生.论教育的产品属性、学校的市场化运作及教育市场化［J］.教育与经济，2003，（1)：11-15.

［7］郑秉文.公共物品、公共选择理论中的教育［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12):73-78.

［8］张铁明.浅谈教育服务产品的特性［J］.教育科学，1998，（3)：16．

［9］张伟江、陈国良.教育服务产业运行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02,（5)：5-11．

［10］谢家训.关于教育经济价值的再探讨［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2，（9)>：22－26．

［11］黄胜,黄育云.“教育的经济价值”探微［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02，（2)：49－51．

［12］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125．

［13］靳希斌.论教育服务及其价值［J］.教育研究，2003，（1)：44-47．

［14］伦敦高等教育之经济价值，.

［18］谢家训，田凤清.教育经济价值范畴是现代教育科学体系的理论基石［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02)：111－114．

［19］吕卓超.论教育服务产品的概念和特性［J］.教育探索，2000，（8)：25-26.

［20］靳希斌.论教育服务及其价值［J］.教育研究，2003，（1)：44-47.

［21］王红，李求真.从管理到经营：教育服务理论与中小学管理理念的转变［J］.北京教育，2003，（7/8)：18－20.

［22］杨树才,吴萍.市场营销理论在高等教育服务中的应用［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58-61．

［23］张祥明.教育就是服务［J］.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03，（10)：65－67．

［24］杨德广.树立教育服务产业观［J］.教育发展研究2004，（3)：76－77．

［25］Martin,B.InthePublicInterest?PrivatizationandPublicSectorReform.London:ZedBooks.1993：48．

［26］E•科恩.教育经济学［M］.王玉琨，李国良，李超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3．

［27］秦行音.教育市场化的比较研究：中国和世界［J］.教育科学,2003，（5)：53－56．

［28］厉以宁.关于教育产品的性质和对教育的经营［J］.教育发展研究，1999，（10）.

［29］茹宗志，朱苏飞.论我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逆差及对策［J］.现代大学教育，2005，（5)．

服务经济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纳税服务新公共管理税收遵从

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纳税服务是指税务机关在税收征收过程中向所有纳税人提供的旨在方便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和享受纳税权力的服务总称。纳税服务观即树立全心全意为纳税人服务的理念。全心全意为纳税人服务是人本社会的必然要求。如果将整个税收体系比作金字塔，那么纳税服务工作就是整个金字塔的基础，它涉及税收工作的方方面面。我们要改变过去“以我为主”的服务方式，强调以为纳税人服务为中心，以满足纳税人各类办税需求为出发点，通过运用信息化等先进手段，为纳税人提供全方位、系统的、综合的、整体的服务。把纳税人满意度作为评价各项工作实绩和效率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指标。纳税服务是税务机关根据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纳税人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和行使权利的过程中，为纳税人提供的规范、全面、便捷、经济的各项服务措施的总称。自1996年税收征管改革以来，以办税服务为基础的纳税服务体系逐步建立，各级税务机关在提高纳税服务方面都下了很大的功夫，从规范纳税服务厅，到相继公开纳税服务厅窗口服务职责，并形成了相应的服务制度体系都促进了纳税服务质量的提高。但从宏观上看，当前纳税服务工作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与不足，不能完全满足纳税人的需要。主要表现在纳税服务法律体系不完善、税务干部服务理念亟待提高、税务机关的组织机构及其职责模式缺少深化纳税服务改革、税务系统内部还未能建立协调高效的运行机制、缺少统一规范的纳税服务考察机制等等，这些问题都使纳税人的权力难以落实。因此研究纳税服务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我国的纳税服务体系深化，使之从监管型向服务型转变具有现实意义。

二、目前我国纳税服务体系的现状

（一）纳税服务理念落后

纳税服务理念落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税务干部服务理念落后。我国的宪法规定了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却忽视了对公民在缴税过程中应当享受的权利，从而导致税务干部服务理念落后，自身定位不准。虽然近年来在改进服务制度，提高服务层次方面有了一定的突破和发展，服务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这种服务理念还停留在精神文明和职业道德范畴，缺乏实质性突破，远不能适应新的税收工作形势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1）长期以来，税务机关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官本位”意识，一些地方的税务机关和税务干部对征纳税关系的认知局限于管理与被管理，监督与被监督的层面。这种权力意识本位化直接带来的是服务举措“本位化”。在当前的纳税服务体系中，税务机关是纳税服务的主体和主导，服务举措是更多地倾向于便于管理的角度建立的。严格地说，这是一种管理的体系，而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服务体系。（2）过多注重形式，肤浅地照搬了银行等窗口服务部门的做法，服务层次不深。（3）忽视了纳税人的需求，使得纳税服务“供求不对路”，纳税人需要的项目没有被列入服务重点。（4）纳税服务未能遵从纳税人自愿的原则，而以税务机关管理需要为出发点。

2.纳税人理念落后。本身作为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纳税人，由于其自身的文化水平和对纳税人的权利缺乏了解，因此缺乏要求税务机关提供完善的纳税服务的自觉意识，期望值不高。这种期望值的不高，直接导致税务机关在提供纳税服务的过程中缺乏监督。

（二）税务系统内部还未能建立协调高效的运行机制

1.征收、管理、稽查各环节之间衔接不到位。纳税服务机制要求无论是征收、管理、稽查哪个环节，都有征求纳税服务需求并向有关环节反馈的义务，面对纳税人时都是代表税务机关的服务者，而不能因工作分工忽视了税务工作者法定的纳税服务义务。由于缺少纳税服务组织机构，征收、管理、稽查各环节之间信息联系不畅，征收岗位发现的纳税人服务需求不能及时传递到管理岗位，在日常管理中发现的纳税人对税款征收、税务稽查环节的服务需求不能及时传递到征收、稽查环节。税务稽查只管查账，没有担负起相应的纳税服务职能，征、管、查未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纳税人服务。

2.跨地域的税务机关之间缺少必要的联系渠道。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跨国、跨区域的纳税人日益增多，而在现行的属地管辖的原则下，同一企业在不同地区的分公司所接受的税务管理机构不同，不同地区的税务机关缺乏必要的联系渠道，各管各的事。在办理纳税事宜上，本来税务机关相互联系就可以了解的税收信息，却由纳税人到一个税务机关取得信息资料，再送到另一税务机关，加大了纳税成本。

3.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缺乏畅通高效的沟通联系渠道。纳税人与税务机关之间没有固化、畅通、高效的联系渠道，纳税人对纳税服务的需求不能及时传递到税务机关，税务机关也不能及时了解不同纳税人对纳税服务的不同需求。有的税务机关了解纳税人服务需求信息的主动性差，重税收管理性信息，轻服务需求信息，没有建立长期、固定的模式，对纳税服务信息的了解片面、不完整。

（三）信息化服务形式和渠道相对单一

1.政府对税收信息化服务的支持力度不够，没有制定严密的发展规划，缺少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目前税收信息化建设已经基本形成了联系各级税务机关、功能齐全、信息共享的税收信息管理系统。但由于政府缺少严密的信息化发展规划，各部门之间信息化发展很不平衡，有的部门才刚刚起步，形成了税务机关一枝独秀开展信息化服务的局面，总体服务效果不理想。

2.信息管理部门技术手段比较落后。从目前的情况看，税务机关信息业务技术部门人员少、技术力量薄弱，基本上仅仅能够负责系统内的网络建设和后台数据库的维护工作，不能对前台操作人员进行有效的技术支持和操作监控；而前台操作人员由于计算机水平低、工作责任心不强等原因，采集数据的准确性不能完全达到要求，形成一些垃圾数据和失真数据，降低了信息数据的利用价值。同时，由于技术维护人员缺乏，对纳税人的技术支持不到位，影响了纳税人的应用。

（四）缺少统一规范的纳税服务考核机制

缺少统一规范的纳税服务考核机制，主要表现在：一是目前的纳税服务只计投入，不计产出不同，不重视政府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即不重视成本—效益分析，从而不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二是税务机关内部不重视对征管工作质量的考核，没有把服务质量考核摆到相应的位置上。不但没有专门的服务考核机构，而且对于应该开展什么服务，服务是否到位，也没有建立切实可行、易于操作的内部考核制度。即使是行业作风评比，也是以社会各界参与的多，真正纳税人参与的少，真正的服务对象纳税人对税务机关服务水平评价的机会很少，缺乏由纳税人广泛参与的纳税服务评价机制。

（五）税务中介服务有待深化

我国税务中介服务的主要形式为税务服务，我国税务始于1998年，在维护纳税人权益、配合征管改革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当前运行情况看，有些地方还不尽完善，主要表现在：一是个别地方税务与当地税务机关未彻底脱钩，人员与税务机构工作人员交叉，服务内容上存在“越位”现象，服务方式上有行政命令的痕迹。二是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职业道德素质亟待提高，服务内容的层次较低，服务质量较差。

（六）纳税服务法律体系不完善

虽然目前新的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对税务机关应当为纳税人提供哪些服务做了原则性指导，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纳税服务的立法层次仍然较低，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反映纳税服务的法律法规。对纳税服务本质、范围等内容缺乏法律层面的界定，缺乏纳税服务统一标准，考核评价机制、监督制约机制、过错追究机制，导致了纳税服务体系的建设缺乏法律支持，纳税服务规范征收行为的作用难以发挥，纳税人权利的保障难以落到实处，这是影响纳税服务质量的根本原因。

三、建设纳税服务体系的理论分析

（一）纳税服务的必要性———公共财政理论

当代西方公共财政理论认为，财政存在的必要性，在于市场存在缺陷，也就是“市场失灵”。社会经济的运行应当以市场调节为主，只是在市场难以调节或者调节不好的领域，才需要政府进行适应性调节，对市场进行干预。公共财政产生的前提则是市场经济。1776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著《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公共财政理论的诞生，亚当。斯密崇尚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竞争，极力要求缩小国家活动的范围，提出“最好的财政计划是节支，最好的赋税制度是税额最小”等观点。此后，约翰。穆勒、威克塞尔、林达尔等都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理论，公共产品理论的创立和福利经济学的兴起使得公共财政理论越来越丰富，职能范围也有所拓宽。上世纪30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从而宣告了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理论的破产，从罗斯福“新政”和随后应运而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开始，政府必须干预经济逐步获得了人们的共识，各国政府和财政开始对经济进行大规模干预，以便弥补市场缺陷，充分利用市场的功能作用，促进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收入和财富的合理分配以及经济的稳定运行。

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干预经济在实践中开始暴露出自身的缺陷，70年代的“滞胀”使得人们重新认识“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的关系，理性预期学派和供给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对国家干预提出了责难和质疑，开始主张减少国家干预，恢复自由经济。进入90年代以来，又开始重新重视国家干预政策。但是，从大的趋势来看，在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政府干预经济的职能呈现出不断增强的趋势，财政的职能也相应地不断增强。正是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公共财政作为一种财政模式，政府向个人提供公共安全和公共服务，个人向政府缴纳税款，反映了政府与公民之间在税收与公共物品的等价交换。税收既是政府提供服务的报酬，也是个人购买政府服务的成本，即税务机关提供纳税服务是无偿的，这是对税务机关工作性质的定位。税务机关职能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在整个公共服务体系中的特殊作用，除为公共产品供给提供费用外，“直接以纳税人为调控对象，引导个体纳税人的经济行为向有利于提升整体纳税人公共利益水平的方向转移。”建设服务型税务机关的核心，是将税务机关由行政执法机关调整为执法与公共服务并存的机关，其实质是把服务的理念融入税收工作之中，进而调整税收工作思路，达到税收与经济、税务与社会、征税与纳税的良性互动。因此，为纳税人提供规范、全面、便捷、经济的各项服务措施是其作为政府行政机关的基本要求。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决定了广大纳税人的主人翁地位，赋予广大纳税人权利，维护其根本利益，提供各种纳税服务是“公共财政”的必然要求。

（二）如何提供纳税服务———新公共管理理论传统的公共行政以威尔逊、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论和韦伯的科层制论为其理论支撑点，新公共管理则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为理论基础。新公共管理从现代经济学中获得诸多理论依据，如从“理性人”的假定中获得绩效管理的依据；从公共选择和交易成本理论中获得政府应以市场或顾客为导向，提高服务效率、质量和有效性的依据；从成本—效益分析中获得对政府绩效目标进行界定、测量和评估的依据等等。其次，新公共管理又从私营管理方法中汲取营养。新公共行政管理理论认为，私营部门许多管理方式和手段都可为公共部门所借用。如私营部门的组织形式能灵活地适应环境，而不是韦伯所说的僵化的科层制；对产出和结果的高度重视，而不是只管投入，不重产出；人事管理上实现灵活的合同雇佣制和绩效工资制，而不是一经录用，永久任职，等等。总而言之，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那些已经和正在为私营部门所成功地运用着的管理方法，如绩效管理、目标管理、组织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等并非为私营部门所独有，它们完全可以运用到公有部门的管理中。

（三）建立和谐社会———税收遵从理论

税收遵从成本的测量源于1934年，美国学者海格（Haig）首先对税收的遵从成本进行测量，他对美国联邦和州税收的税收遵从成本进行了研究，但是没有明确地对遵从成本进行定义。之后不断有学者对其进行测量，直到20世纪80年代，英国巴斯大学的锡德里克。桑福德（CedricSandford）教授，在税收遵从成本领域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将许多国家政府的目光都吸引到了这一长期被漠视的领域。西方纳税人遵从理论认为，纳税人会对遵从成本（包括时间成本、货币成本、心理成本等）和不遵从成本（罚款）进行比较，从而做出是遵从税法还是逃税的决定。时间成本是指纳税人搜集、保存必要的资料和收据、填写纳税申报表所耗费的时间价值；货币成本是指纳税人在纳税过程中向税务顾问进行咨询所支付的咨询费用或者交由税务等中介机构办理纳税事宜所支付的中介费用及拜访税务机关所花费的交通费用等；心理成本是指纳税人认为自己纳税并没有得到相应报酬而产生不满情绪或担心误解税收规定可能会遭受处罚而产生的焦虑情绪。

我国税收遵从成本存在的问题有：

1.我国税收遵从成本的时间成本较高。首先，纳税人申报纳税，填纳税申报表所需时间较长，如增值税需要填9张表；其次，由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尤其是对税法宣传力度不够，使我国纳税人了解有关税法规定、收集和保存相关资料的渠道比较少，所花费时间较长；再次，由于受到技术水平等相关因素的限制，我国现在的纳税申报还做不到像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电子化申报，还需要纳税人去税务机关和银行缴纳税款，需要大量的时间成本。

2.我国税收遵从成本的货币成本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税收法律法规也将不断完善，加之企业不断向规模化发展，纳税人在纳税过程中向税务顾问进行咨询或交由税务等中介机构办理纳税事宜的现象将不断增多，这必将导致货币成本不断提高。

3.我国税收遵从成本的心理成本高。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完善，税收法律法规将变得更加纷繁复杂，纳税人了解税法更加困难，加之一些地区和税务部门的不正之风依然严重，纳税人产生的焦虑及不满情绪就愈发严重，心理成本必然增加。

税收遵从理论认为，税务行政过程既是税务机关依法行政的过程，也是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的过程。税务管理活动的实施必然产生两方面的费用：征税费用和奉行纳税费用（税收遵从成本）。纳税服务的水平直接关系着纳税人奉行纳税费用的高低以及纳税费用分配的公平，并直接影响征税效率。如税收信息服务有助于减少纳税人的信息搜寻成本；实行限时服务、延时服务则可以节约纳税人的时间成本。税务机关通过提高纳税服务水平，可以极大地减少纳税人的税收遵从成本，提高税收遵从率，降低征税成本，提高征管效率，从而建立一种和谐的税收体系。

四、小结

国家征税与纳税人缴税形式上表现为利益分配关系，但经过法律明确双方的确立和义务之后，这种关系便上升为一种特定的税收法律关系。和其他的法律关系一样，税收法律关系同样是由权利主体、客体和法律关系内容三方面组成的。税收法律关系的权利主题即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当事人，其中，一方面是代表政府行使职责的税务机关，另一方面即纳税人。在税收法律关系中，这二者之间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不仅如此，这两个权利主体之间的关系，应该说，纳税人主体是基础、前提，是征税人主体存在的根据，因为如果没有纳税人，征税人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此征税人应当为纳税人服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正处于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过程中。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税务部门在税务征收过程中，必须要由“管制型”税收向“服务型”税收转变。

注释：

①万素林。关于纳税服务改革若干问题的探讨。中华财税，2003（10）。

②谢少华。从新公共管理的兴起看西方税务管理理念的转变[J].涉外税务，2003（4）。

服务经济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服务经济 第三产业 协整

一、引言

世界经济已经进入“服务经济”时代,现达经济的标志之一就是发达的服务产业经济。经济中服务能力的强弱大致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综合能力,落后的国家大多没有强大的服务经济竞争力。服务经济的强势发展,正如历史上所发生的几次社会化大分工一样,都可以归结为劳动分工。服务经济具有较好地满足人们细致化需求的特性,因而,充分适应了日趋复杂的经济社会环境。

中国服务产业在迎接这一时代到来的同时,也呈现出令人担忧的一些问题。服务贸易的出口能力是一国服务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之一。1982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仅为24.8亿美元,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0.7%;到2006年,这两个数值分别达到92亿美元和3.4%。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服务出口的规模仍有较大差距。服务贸易表现出的问题说明服务经济的弱势必然会制约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但同时也说明中国服务经济的发展空间还很大。为了更好地解决服务经济当前所面临的难题,我们有必要先对服务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作逐一分析。

二、相关理论研究回顾

威廉・配第将服务视为一种具有专门职能及独立的经济部门。斯密的观点是,任何经济活动都可以划分成生产性的或非生产性的,前者主要是指物质产品的生产,可以“增加其行为对象的价值”,并同时创造自己的收入,而非生产性劳动则不能创造自己的收入,从事非生产性劳动的工作人员所获得的只能是收入之外的报酬。而萨伊不同意斯密的这种观点,指出服务也属于生产性劳动,并把服务劳动成果统称为无形产品。法国的P. Lepesant de Boisguilbert在他的《法国的零售业》一书中指出,医生、律师、商人、军队和国家公仆等所提供的劳动都是国家的财富,且认为在财富的创造上,服务与农业、工业生产没什么区别。马克思认为,只有生产性劳动产生价值和剩余价值,而作为非生产性劳动的服务不能产生价值,自然也不能生产剩余价值。

关于服务的研究,十九世纪也涌现出一些名家和不同于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如巴师夏(Frederic Bastiat)认为交换实际上是一种服务的交换,在其著作《经济和谐》(Harmonies Economiques)中,他以服务交换为基础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系统分析。巴师夏及其追随者卡尔松(Clement Colson)都认为,所有的活动都是服务,物质产品自身也在提供服务。关于公共服务,两人都有论述。巴师夏认为,公共服务来源于“具有普遍性和同一性”的公共需求,公共服务与私人服务一样都服从于价值规律。由于巴师夏坚定地信仰自由主义,因而他反对所有形式的政府干预。卡尔松的观点是,公共服务的发展是政治和文化进步带来的,政府服务不同于其他服务活动。

我们所熟悉的服务经济理论大概是从三次产业的划分开始的。英国经济学家费雪(Fisher)在其著作《进步与安全的冲突》(The Clash of Progress and Security)中首次提出了“第三产业”的概念,并将其应用于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划分,从而形成了三次产业的分类方法。他认为,第三产业是为了满足人类除物质需要以外的更高级需要(如精神上的需要)的产业。随后,克拉克(Colin Clank)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发展了费雪的第三产业理论,认为除农业、工业以外的所有部门都是第三产业,或叫服务性产业。他还提出了著名的“克拉克定理”,即随着国家的经济进步,劳动人口由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再从工业部门转移到商业和服务业。二十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人们的消费需求重点转向了服务产品。对服务经济的研究也上了一个台阶。美国经济学家维克多・富克斯(Victor R. Fuchs)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采用统计学方法论,分析了战后美国从以工业经济为主导过渡到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过程中,服务业的发展状况。他得出结论:一方面,社会对服务产品的需求增长加快,分工专业化衍生了专门为企业(尤其是为制造业)服务的各类组织;而另一方面,服务业人均产值增长慢,导致美国服务业就业人数大幅增长。他还发现,与工业部门相比较而言,服务部门的生产率趋于不稳定,服务部门的工资比工业部门少得多,且服务业各行业间工资差别很大。富克斯的研究还指出,服务经济的快速发展将使以垄断性大企业为主的经营转向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经营,服务工业的个性化与工业的同质化正好相反。

三、中国服务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以网络技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主导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中,国民经济中的主要产业逐渐依赖于服务产业的支持,各项服务产业正对传统产业的面貌和发展有着变革性的影响。区别于传统产业部门,服务产业表现出巨大的共享性和外溢性。信息通讯服务、交通服务及产品售前售后增值服务等各个支持业将成为其他产业发展的最有力支撑。中国服务产业究竟对国民经济起到多大的拉动作用?在此运用一些简单的计量分析进行说明。

先选取1992―2008年中国GDP与第三产业增加值季度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后再协整检验两者关系,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这样,我们就能大致看出服务经济(在此用第三产业代替)与国民经济的关系。

第一步,通过协整检验并观察结果,我们发现这两者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见表1)。其中SER是service的缩写,代表第三产业增加值,GDP是国内生产总值。Trace(迹)检验结果这一栏中,20.50>15.49且0.02614.264且0.026

第二步,在协整关系成立的基础上,再对这两者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这一检验的正式名称应该是“格兰杰非因果检验”,且说明xt-1是对yt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而习惯上却用xt来代替。而且格兰杰因果关系和哲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是有区别的,其无外乎是说明,xt-1中包含了预测yt的有效信息。我们可以通过对GDP和SER(即服务产业,在此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代替)实施格兰杰因果检验,观察两者之间是否具有一定的“因果”联系,结果如表2所示。

结果显示,都拒绝原假设,即“SER不是GDP的格兰杰原因”和“GDP不是SER的格兰杰原因”,也就是说,这两个原假设被检验出不成立,这就证明了SER和GDP相为格兰杰原因。这一结果还是很具有启发性的,说明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增长起到拉动作用,而且国民经济的发展又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这与本文开头所述观点一致,即第三产业或服务业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产物,发达国家的服务业份额占比越来越高,是其GDP拉动的。所以,发达国家服务业相对较发达,是以强大经济基础为支撑的。

四、结论与建议

随着世界经济与贸易的发展,市场容量在不断扩大,分工与专业化程度日益加深。经济效率越来越取决于整体产业链每一个环节的运作,而服务产业由于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剂”的功能,因而成为各国经济增长和效益提高的强力助推器。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国民经济与第三产业或服务业之间存在高度的正相关联系。为了增加本国在未来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必须把发展服务业放到突出地位。首先,鼓励企业增加服务创造,培养企业的服务创新意识。其次,加快服务业结构调整步伐,生产业要优先于消费型服务业,因为前者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制造水平。再次,通过高校为服务创新发展提供人才,中国有巨大的人力资源基础,应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快速培养出一支服务创新队伍。

【参考文献】

[1] 顾国达:服务经济与国家竞争优势――基于波特“钻石模型”的分析[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0).

[2] 裴长洪主编:中国国际商务理论前沿[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

[3] 王述英:西方第三产业理论演变述评[J].湖南社会科学,2003(5).

服务经济学范文第6篇

本文对信息及其对称性原理加以改进，在“两人”模式之外加以“三人”模式，并以此改进当前信息经济学，提高了信息经济学的解释力和可用性，使其可解释现代市场经济的所有信息现象并可应用。

本文对当前信息经济学加以改进后，有两个重要应用：1、主体市场和边缘市场；2、改进后的信息经济学是服务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需指出，本文各种信息原理不仅适于经济领域及其信息经济学，而是普适整个人类的各种信息生活，只是本文仅仅讨论经济问题。

关 键 词：信息原理 改进信息经济学 现代市场 两个应用

任何科学，归根到底是为了应用。信息经济学研究信息的对称性（信息的对称和不对称），目的就应该是当存在信息不对称时，“能否”和“怎样”将不对称的信息转化为对称。但目前国内外的信息经济学，因其解释范围狭窄，解释能力不足，所以很少能指导社会的经济实践。例如对“中国农民和世界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现有的信息经济学就无法解释，更谈不上怎样解决了。

当前信息经济学之所以无法解释现代市场经济，是因为它们只是“信息供求双方”的“两人”模式。但是两人模式只适合范围狭小、操作简单的小商品经济，而在当今“范围特别广大、开发特别困难、操作特别复杂、风险特别难测”的现代市场经济中，只靠供求双方的“两人”就不够，需要在两人之间加上第三方，为双方提供各种服务，从而成为“三人”模式。

例如农民和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或更广义地说，与“类市场”（例如农业资金需求）的信息不对称，就可以在农民和市场之间添加“农业经营”的“第三方”，使两者间的信息不对称转为对称。

一、信息经济学及其当前的“两人”模式

信息经济学出现于二十世纪初。我国七十年代末引入信息经济学（注1），至今主要是叙述国外理论。

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是“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不完全”，这是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

传统的经济学设定了若干个前提，其中一个前提是“信息对称”。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生活完全透明，从而使得每个参加经济事务的人（供应者或消费者，统称“经济人”）都已具有他所需要的一切信息。

但是信息经济学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信息对称”的情况不多，多数倒是“信息不对称”。就是说，对经济人来说，他拥有的信息和他所需要的信息相比常常不足，因此在市场中容易处于不利的地位。

当然，严格地说，“信息不对称”的思想要比信息经济学早得多。曾被无数学者分析过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就是信息不对称（这已有悖传统经济学“信息对称”前提）。但是信息经济学毕竟把“信息”问题从各种经济现象中专门提出来，应该说是很好的贡献。

信息不对称理论对人们实际的经济生活很有指导意义。比如说，所谓“消费者知情权”，就是要使消费者从信息不对称变为信息对称。公司选择经营者，公司对经营者的实际能力或道德水平可能不了解，候选的经营者却可能对公司的现实经营状况、人际关系等等不了解，双方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对称。

其实信息的对称性（信息的对称与不对称）并非仅限于经济学，而是普遍适用人类的各种生活，例如恋爱双方就常发生信息不对称。

信息的对称性，是指信息需求人和所需信息两者之间对称与否。因此研究信息的对称性，首先限于信息供求的两者之间，是正常的。诚如华人学者钱颖一说：“他们（阿克洛夫、史宾斯、斯蒂格利茨）三人的贡献，是提出了当买方和卖方具有非对称信息时，市场运作的理论”（注2）。换言之，以阿克洛夫等学者为代表的当前信息经济学，是仅仅以买方和卖方的“两人”说明信息不对称。

当前信息经济学研究的两个主要课题“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注3），就是仅限于“两人”之间。逆向选择，就是“选劣不选优”：选择者因信息不足，为降低“错选”风险，因此只愿出较低价格购买，致使较优的被选者退选。例如雇主因不知各应聘人员能力而怕错选，因而降低工资，进而使优者拒聘。至于道德风险，则已被社会公知了。

逆向选择如果改称“趋劣选择”，不但更通俗，而且更准确。

逆向选择其实也是道德风险，就是候选人的“自荐道德”风险。换句话说，当前国内外的信息经济学，实际是使经济学“非经济化”，变为经济学以外的、道德等等的研究，目的是使人“讲真话”（注4）。经济学“非经济化”虽然不妥，但因与本文无关，所以我们不说它。

但是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不仅要提出问题，而且要解决问题”。信息经济学提出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那么所谓“解决问题”，就是使信息由不对称转为对称，即“能否转化、转化条件、怎样转化”。不幸，当前国内外的信息经济学，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完全令人满意。

当前信息经济学解决信息不对称，是假定可以在信息供求双方的“两人”之间实现对称性转化。（由于当前信息经济学的非经济化，转为对道德问题的研究。所以当前信息经济学的对称性转化的方法，都是以非经济的方法，主要是进行更完善的机制与合约设计（注5））。

但是这里就有问题：无论保持信息经济学的“经济学”性质还是“非经济化”，无论是“两人”模式还是其它什么模式，也无论使用“机制与合约”还是其它办法，信息经济学归根到底是研究信息转化。但是两人模式因其局限，就对一大批现实的信息转化现象无法解释。

对“信息转化”来说，能且只能有如下三个可能之一：自力转化（只靠信息需求人自己的能力就能实现对称性转化）、无法自力转化、但是添加第三方的能力就能转化、即使添加“第三方”也无法转化。然而在这三种可能中，两人模式只适合其中的两种，即“自力转化”和“无论如何也无法转化”。而对第二种可能：“虽然无法自力转化、但添加第三方能力就能转化”，是两人模式无法解释、更无法解决的。它需要在“两人”之上添加第三方，形成“三人”模式。

例如农民和市场的关系（不妨假定这个农民是新疆某县的农民）。这位农民需要市场信息，他和市场就形成了“两人”模式。那么如果1、家里有一棵苹果树。由于产果少，只须到“巴扎”（维吾尔族语言，集市贸易市场）卖掉就可以。或2、他不但是大面积种植苹果的果农，而且种的是一种青苹果（非食用果，而是工业用果，用于制造苹果汁），苹果汁以美国和欧洲为市场。上述第一种情况，由于信息获得简单，仅仅农民和市场的“两人”模式就足够了。但若是第二种情况，显然，两人模式就不够。若没有例如龙头企业、项目设计、法律服务、新闻、政府等“第三方”，这个农民是无论如何也无法适应欧美市场信息的。

生活中这样的事例很多。某人想办某事，只靠自己的力量办不成，别人（相对于“某人”和“想办的某事”来说，就是第三方）帮帮忙，就办成了。但当前国内外信息经济学只有两人模式，实际就是排除了“别人帮忙”的可能。如此认识世界，难道不是太狭隘了吗？

二、一般信息原理和信息经济学的改进

两人模式和三人模式，其实只是理论的结果，但却不是理论本身。我们应该对两个模式加以理论的证明。它将先从一般信息原理说起，最终才论及具体的信息经济学。

一般的信息原理，那么第一条：什么是信息？

某人为实现某欲望，就需要一定量的某知识。

知识来自客观事物。客观事物的现象，经过思维过程，变成知识。

但是同一事物，常有若干种不同现象。例如水，既有“滋养生物”现象，又有“浮力”现象。不同的知识需求人，只关心和他所需知识相关的现象。例如农民关心水“滋养生物”现象，而不关心它的浮力；船夫关心水的“浮力”现象，而不关心它的“滋养生物”的能力。

事物中可能被特定的人关心的那些现象，对那些特定的人来说，就是信息。提供信息的事物，是信息的供体。

例如对“水”这一客观事物来说，“浮力”现象是船夫的信息，对农民来说就不是信息；“滋养生物”的现象是农民的信息，对船夫来说就不是信息。而无论对农民或船夫，“水”都是他们的信息供体。

这样定义信息，就把“信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信息不是唯心主义，更不是“既非唯物主义，又非唯心主义”（注6）。“信息”不过是事物的现象。它虽然不是一般的现象，而是被特定的人关心的特定的现象。但是无论如何，它总是事物的现象。换句话说，“信息”具有明确的物质性。

这样定义信息，还把“信息”和“知识（也包括经验）”区别了（注7）。信息不是知识，而只是形成知识的原料。人们获得信息后，经过“思维”的加工，就使它们变成了知识。“思维”就像一个生产“知识”的工厂，信息和知识分别处于思维过程的两端。思维的过程，就是信息转化为知识的过程。

知识源于信息，我们可以把知识看成信息的变形，就像钢是铁矿、电力、工人劳动、企业管理等资源的变形一样。

知识不仅是信息的变形，而且是信息凝固的、固化的变形，所以“知识”可以看成是已有信息的存量。反过来说，对继续供应的信息，相对于知识来说就是流量。

下面说说信息的对称性。

某人想实现某欲望，就需要一定量的（相关的——下同）信息，该人就称为信息需求人。

信息需求人想实现某欲望，是以已经有若干知识存量为前提的。一个文盲想设计航天飞机，这虽然是异想天开，但却绝非毫无知识。至少，他有“某些物体能在天上飞”的知识，这可是“设计航天飞机”所需要的重要知识。

信息需求人想实现某欲望，和他为实现该欲望而有的知识存量，两者之间的差距，是知识差距。然而由于知识差距必须由信息补足。因此所谓“知识差距”，也可以假借地称为“信息差距”（注8、注9）。

这就是说，信息差距=所需知识－知识存量。

信息差距不大于0，是知识存量不少于所需知识；信息差距大于0，是知识存量少于所需知识。前者是知识过剩或均衡，后者是知识不足。知识过剩或均衡，就是知识对称；知识不足，就是知识不对称。那么假借地，就可以称为信息的对称与不对称。

信息的对称和不对称，统称为信息的对称性。

由此也可以看出，所谓信息的对称与否，实际就是信息充足与否。因此平心而论，所谓信息的对称性，倒不如直接就称为信息的充足性。这不但在理论上同样严格，而且更为通俗。只是由于当前“对称性”的提法已经约定俗成，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如此应用。

信息差距必须被消除。而消除信息差距，就要获得和处理信息。消除信息差距的能力，是信息需求人自有的信息能力，信息能力≥0。

只有信息能力≥信息差距时，信息差距才能够被消除。

信息能力是否大于信息差距（即：信息能力的可获得性），要从“技术、财务成本、机会成本”3方面观察。

有了“信息能力”的认识，就可以这样理解信息的对称性：

信息需求人的信息能力，如果能够消除信息差距，就是信息对称。如果不能消除信息差距，就是信息不对称。

信息的对称和不对称，统称信息的“对称性”。信息需求人消除信息差距，就是使信息由不对称转为对称，称为信息的“对称性转化”。

还应该说明信息的“相对”和“绝对”不对称。

如果信息需求人的能力不能够消除信息差距，就是信息不对称。但是即使信息需求人自身能力（自力）不能消除信息差距，也未必是“信息差距”本身不能被消除。如果添加信息需求人以外的信息能力（外力），就仍有可能消除这一信息差距。这一外力，就是“第三方”的信息能力。

如果信息需求人的自力，添加第三方的外力，就能消除信息差距，是信息的相对不对称。即使添加第三方的外力，也不能消除信息差距，是信息的绝对不对称。

信息的相对和绝对不对称，统称为“信息不对称的相对性”。

信息需求人添加第三方的信息能力，这时第三方就是插入信息的“两人”之间，从而就截取了原有“两人”模式时的一段信息差距，这就缩短（直至消除）了原有“两人”之间的信息差距。另一方面，第三方插入后，实际就代替了原来的第二方（即：变成信息供体），而成为新的第二方。

同样地，添加第三方能否消除信息差距，要从“技术、财务成本、机会成本”3个方面观察。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事物中可能被特定的人关心的那些现象，对那些特定的人来说，就是信息。信息需要人所需要的知识，和他已有的知识之间的差距，可以假借地称为信息差距。

信息需求人消除信息差距的能力，是他自有的信息能力（自力）。消除信息差距，是使信息由不对称转为对称，称为信息的对称性转化。

信息需求人如果能自力实现信息转化，是信息对称。如果不能，是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时，如果添加第三方信息能力就能消除这一不对称，是信息的相对不对称。如果即使添加第三方也不能消除信息不对称，是信息的绝对不对称。

三、信息经济学及其两个重要应用

信息经济学，就是将一般的信息原理在经济学领域中的具体化。

我们以“农民（假定他是新疆某县的农民）和市场的关系”举例。某农民需要把他种的哈密瓜卖往市场。如果他只想把瓜卖到附近的“巴扎”（维吾尔族语言，集市贸易），由于他对这个“巴扎”很熟悉，所以他已经具有的这个“巴扎”的各种知识（例如怎样安顿卖瓜摊位），和他今天进入这个“巴扎”所需要的新的知识（例如今天瓜的价格），两者之间的知识差距（以“信息差距”为代表），他自己就可以消除。

这就是说，这个瓜农对他所需要的那个“巴扎”的信息是对称的。仅靠这位瓜农和“巴扎”的“两人”模式，瓜农就可以实现信息转化。

但是如果这位瓜农的瓜不是卖往附近“巴扎”，而是卖往（例如）遥远的欧洲市场。那么他关于欧市场的现有知识（知道有个叫“欧洲”的地方），和他的瓜进入欧洲市场所需要的新的知识（例如市场法规、贸易壁垒、商业渠道、汇率机制、结算方法）两者之间的信息差距，他自己是不可能消除的。

这就是说，这各瓜农对他所需要的欧洲市场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仅靠这位瓜农和欧洲市场的“两人”模式，瓜农不可能实现信息转化。

既然瓜农和欧洲市场的两人模式不能使这位瓜农实现信息转化，那么就需要第三方插入其间，例如农产品销售公司、政府外贸机构、质量和认证机构、新闻宣传、法律服务等等，于是形成“三人”模式。

瓜农和欧洲市场的两人模式之间添加第三方后形成的三人模式，如果能使这位瓜农的瓜卖往欧洲市场，他对欧洲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就是信息的相对不对称。但是如果即使为他添加了各种“第三方”，也不能使他的瓜卖往欧洲市场。他对欧洲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就是信息的绝对不对称。

改进后的信息经济学有两个重要应用：1、主体市场和边缘市场；2、成为服务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1、主体市场和边缘市场：

对某种商品说，“不但市场容量大、而且可以密集销售”的市场，是主体市场。市场容量小，或虽然容量大，但却不能密集销售的市场，是边缘市场。

例如对新疆的葡萄来说，北京、上海、美国等市场就是主体市场，附近的“巴扎”、在县城推车叫卖就是边缘市场。边缘市场的特点是：范围狭小、开发容易、操作简单、风险易知。主体市场则正好相反：范围特别广大、开发特别困难、操作特别复杂、风险特别难测。

用信息经济学可以看出，由于主体市场和边缘市场的不同特点，对新疆的葡农来说，边缘市场的信息是对称的，可以实行两人模式；主体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两人模式行不通，必须实行三人模式。

有了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市场和边缘市场的认识，结论就是，“全民皆商”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要求，而是应该有专业分工。例如农民，不能像现在常说的那样，“让农民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农民是现代农业的生产主体，但决不可能成为市场主体，市场主体是“龙头”企业、各种服务商等等。把农民还原为“种田人”，还原为“只埋头种田，不抬头看市（市场）”的生产者，才是现代农业方向。

2、建设服务经济学：

现有的服务经济学由于只是两人模式，因而没有“服务”的余地。改进后的信息经济学证明了三人模式，在信息的供求双方之间添加了“第三方”，即是“服务”方，所以可以成为服务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目前国内外“服务经济”研究，实际只是单种服务（例如银行学、技术经济学），而对“服务经济”本身的研究却很薄弱。国内虽然有“服务经济学”文章，但实际只是生活，或是附于企业生产的“售后服务”（注10），所以实际仍是单种服务。也有的用西方经济学一般原理，加几个“服务”名词（注11）。

应该建设一般的服务经济学，首先要对“服务”定义。

某人需要某资源。使其可能获得该资源的行为，是服务。

也可以这样说：为了获得某资源，资源需求人必须有一定的能力，就是能力存量。现有能力的存量和为获得该资源所需要的各种能力，两者间的差距，是资源需求人的能力差距。消除这一差距，就是服务。

服务经济学所说的服务，不限于统计学意义上的“服务业”范围。

例如一，资源的需求人是新疆的农民，所需要的资源是欧美市场。显然，对欧美市场来说，诸如市场设计和开发、销售渠道、商业关系、法规适应、壁垒突破、汇率知识、结算方法等信息、知识和能力资源，与新疆农民的知识存量相比，有巨大的信息差距。这一差距不能由新疆的农民自力消除，就是新疆农民的信息（或知识、能力）不对称。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在“新疆农民”和“欧美市场”之间，添加一系列“第三者”，例如大型“龙头”企业、农产品生产者协会、农业市场设计公司、现代经济新闻、律师等等，就把“新疆农民”和“欧美市场”之间巨大的、农民不可能自力消除的信息差距，缩短为农民和“龙头”企业之间“产品订单、质量、价格”等等非常简单的、农民可以自力消除的信息差距，这就是服务。

例如二，资源的需求人是新疆某家小企业，所需要的资源是资金。我们假定（实际上，这种假定是符合新疆地区大多数中小企业现实的）该企业自身没有能力设计项目、开发市场，无力编制规范的项目报告。简单地说，企业目前的知识存量，和获得资金所需要的信息、知识、能力等等资源相比，有很大的信息差距，这就是企业的信息不对称。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在“需要筹资的小企业”和“资金供应商”之间，添加一系列“第三方”，例如项目设计公司、招商公司、现代招商新闻、律师、法制经济评估等等，就可能使“筹资企业”和“资金供应商”之间很大的、筹资企业不可能自力消除的信息差距，缩短为“筹资企业和‘已经对筹资项目非常熟悉’的投资商直接商谈”的、筹资企业可以自力消除的信息差距，这就是服务。

注1：参看《信息经济学教程》（陈禹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页）第一章。

注2：《信息经济学的奠基人/记2001年的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注3：“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信息经济学两大基本研究课题”（《西方信息经济学/当代西方流行理论简介》，张国君，来自网上）。

注4：“信息经济学是研究如何让人讲真话，如何让人守诺言的学问”（《混乱的信息经济学著述》，王则柯）。

王文所说只是比较直白，不少国内学者都有类似观点。

又如当记者问及中山大学信息经济学者谢康教授“非对称信息经济理论对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有什么借鉴意义”时，教授回答：“非对称信息理论表明，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它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需要用非市场手段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非对称信息理论挑战市场机制万能/访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谢康博士》，马汉青，《羊城晚报》，2001/10/18）

注5：“信息经济学是有关非对称信息下交易关系和契约安排的理论，……故又称为契约理论，或机制设计理论”（张维迎《詹姆斯·莫里斯教授与信息经济学》，来自网上）。

“西方信息经济学主要研究……当事人之间如何制定合同、契约，及对当事人行为的规范问题，故又称契约理论或机制设计理论。”（《西方信息经济学/当代西方流行理论简介》，张国君，来自网上）。

近日所见《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研究现状述评》（高红阳，对第五届中国经济学年会投稿）：“不对称信息经济学（asymmetric infonomics）是……研究交易关系和契约安排的理论。”

注6：信息的哲学性质曾经被广泛争论，吴定求、梅岱2人所写《意识的起源、本质和作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辅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中，介绍了这些争论情况（该书第36页）。

注7：一些文献对“信息”的定义，似乎直接或间接地与“知识”混同。例如《信息经济学教程》（陈禹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页）、张远，《信息与信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注8、有署名guojianguang的网友说：“上海交通大学王浣尘教授定义了信息距离的概念”（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论坛/《新疆经济理论》）。但我从网上查找，未找到王教授相关论述。

注9、虽然不应该将信息和知识相混淆。但是如果用信息差距来“假借地”作为知识差距的参考指标却无不可。就如某产品的生产能力虽然不是该产品本身，但却可以成为该产品需求状况的参考指标。

注10：例如《服务业运作管理的理论框架》、《论服务运作管理的特殊性》，作者均为清华大学刘丽文，依次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02、1999/02。

服务经济学范文第7篇

关键词：服务产业；服务贸易；服务经济

0 引言

富克斯（Fuchs，1968）是第一个提出“服务经济”概念的经济学家，他于1968年出版了服务经济学研究的经典著作《服务经济》，他指出：富克斯以实证的方法对二战后美国从工业经济过渡到服务经济的进程中，服务业就业人数的增长情况、增长的原因、各服务行业之间在生产率变化方面的差异，以及工资、商业周期特点、行业组织和劳动力特征等重要方面进行分析，得出美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服务经济”国家的结论，并指出服务经济的两层含义：一是服务业的就业比重超过了工业和农业总和；二是服务业就业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增长速度。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但目前中国服务经济发展仍存在很多问题，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服务经济结构的扭曲和失衡，因此，对我国服务经济发展现状进行整体认识，分析制约其发展的因素，对促进我国服务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我国服务经济现状

1.1 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有待提高

1978-2008三十年间，中国三次产业在不断的进行调整，第一产业所占的比重在不断下降，服务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在不断上升，但第二产业的比重变化不大。服务业的比重由1978年的24%增加到2008年的40%，上升了16个百分点，增长较快。自2000年，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升为39%，至2008年的40%，这期间一直变化不大，说明产业结构调整已经进入突破阶段，需要创新改革才能打破影响服务业发展的“瓶颈”，实现其快速发展。

1.2 服务业的增加值需要提升

1988年以后中国服务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为30.51%，随后中国服务业进入快速增长阶段，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超过30%，但自2000年以后一直在40%左右徘徊没有新的突破。目前，发达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基本超过65%，中等发达国家则为50%，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仍然相对落后，相当于一般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1.3 服务业增加值结构需要改变

至2008年，我国金融和房地产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为24.51%，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务增加值比重为38.4%，可见中国服务业的增加值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而金融、房地产业还不能成为支撑服务业发展的主体，并且金融和房地产对服务业的贡献还很不稳定。2005年，美国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已经达到77%以上，其中，金融、保险、房地产等新兴服务业发展较为迅速，占行业比例较高。与美国相比较我国服务经还处于传统主导的时代，没有进入新兴服务经济时代。

1.4 服务业就业人数需要进一步增加

随着服务经济的增长，服务业就业人员在不断增加，1994年服务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首次超过工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但至2008年服务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一直没有很大提高，2008年农业就业人口、工业就业人口、服务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分别为39.6%、27.2%、33.2%。

在1980年以后，日本开始调整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出现较大变化，原有重化工业比例明显下降。由此，1987-2003年间，服务业劳动力就业人数快速增长，2003年达到65%以上。同年，美国服务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76.6%。

1.5 服务贸易持续逆差

我国服务贸易总额从1998年的529亿美元增长到2009年的2，868亿美元，年均递增19%。虽然我国的服务贸易总额不断扩大，但却出现了连年的逆差。2008年我国的服务贸易额达到最高3，045亿美元。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出现自2001年以来的首次缩减。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为2，868亿美元，比上年下降6%，而服务逆差高达296亿美元。与经济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的服务贸易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比重依然偏低，且中国服务贸易的总体水平还是很低的，明显落后于货物贸易的发展。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份额仅仅相当于排名第一位的美国的10%和16%。如果考虑到经济规模的话，中国服务贸易在世界上的份额比中国香港、新加坡还低。

2 我国服务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分析

目前我国服务经济发展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还低于新兴国家，并且发展结构不合理和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制度的原因，本文仅提出以下几点原因。

2.1 服务业结构不合理

我国传统服务业的主要特征是市场基本饱和、服务标准化程度较低、服务产品种类单调、服务功能较弱、附加值较低等，比如高档服务设施过多而适合百姓消费的不多，交通运输业垄断严重，与人民需求脱节，平时票价偏贵，春节期间运力又出现严重不足。

2.2 服务业税赋过重

一是服务业担负的水费、电费价格比第二产业高，二是我国对工业部门征收增值税，对服务业征收营业税。营业税是按照交易额征税，增值税则是扣除部分成本后进行征税。营业税还会导致重复征税，在专业化要求越高的经济活动中，重复征收的频率就越高。而且，我国的营业税税率几十年不变，一般为5%（加上其他附加，服务业企业营业税的实际税率为5.55%左右）。2009年，增值税又进行了一次从生产型向消费性的转型，相对而言服务业的税负又加重了。

2.3 金融服务创新不足

一方面是服务传统服务业的金融理念有待创新，传统服务业从业人员绝大部分是小企业，是个体户，他们需要的流动资金数额比较小，而现在的银行系统形成了专业的为大企业服务的机制，而针对中小企业的银行业务很少，即大量的中小企业和个体户得不到银行金融支持，而服务业的发展必须依靠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不仅抑制了中小企发展的积极性而且使中小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减弱。另一方面银行、保险等金融服务业自身服务能力有待提高，在我国金融服务一直都是政府主导型，金融创新工具开发不足，投资主体和品种单一，与投资主体意愿、需求不协调，自身竞争力不强，金融服务能力需要继续加强。

2.4 思想观念束缚

长期以来，政府官员的头脑中主要以发展工业为主导，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经常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在政府工作报告里，也对如何发展服务业提出了很多政策措施，对服务业发展的重点作出了明确的部署，特别是为生产服务的现代服务业必须加快发展，要制定一个鼓励服务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但是因为发展工业是一直以来政府工作的重要工作，转变工作思路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3 促进我国服务经济发展的几点建议

我国服务经济的发展是个系统工程，需要整体全方位的协调改革，一是通过服务创新发展服务经济，服务创新可以加快现代新兴服务业发展，比如咨询、广告、金融、保险，服务创新可以优化服务业内部结构，优化服务经济资源要素配置，带动服务经济发展。二是积极走出去，承接国际服务业产业转移，发达国家发展服务经济有丰富的经验，在大力引进外资的基础上，积极走出去，参与国际服务合作，比如工程承包、合资办企业等，都可以开辟服务经济发展的新渠道。三是转变思想观念，改善服务经济发展环境。各级政府部门要积极为服务经济发展搭建平台，提供帮助，积极解决服务经济发展的资金短缺和人才缺乏问题，改善服务经济发展环境，进行制度创新、环境创新，为服务经济发展扫清障碍。四是进行制度创新，服务经济发展要求宽松的发展环境，加强对服务业发展的引导和扶持。从政策、资金等方面采取切实措施加以推进。一方面是加大对服务业的政策支持力度。落实和完善服务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把促进服务业发展纳入法制化轨道。比如减轻服务业税赋；另一方面加大对服务业的资金支持力度。国家通过补助、贴息、参股等多种方式支持服务产业化、市场化，形成多方资金融合发展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 何德旭，夏杰长.服务经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2] 姜义茂.服务经济全球化时期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战略思[J].财贸经济，2008（9）.

[3] 康承东.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分析[J].决策借鉴，2001（5）.

[4] 黄建锋.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理论及实证研究[D].上海社会科学院，2007.

[5] 季铸.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分析[J].财贸经济，2002（11）

[6] 危旭芳，郑志国.服务贸易对我国GDP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J].财贸经济，2004（3）.

[7] 范柏乃，兵.我国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4（4）.

服务经济学范文第8篇

服务业是实现分工的重要保障，经济要素的流通靠服务业实现，信息、情报、技术等服务业对于分工的协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AllenYoung的《递增报酬和经济进步》发展了斯密关于“分工受到市场广度的限制”的斯密定理，指出分工是一种“网络效应”．在分工网络中，经济因为分工而产生整体的递增报酬，服务流通网络与市场的规模相互决定．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范畴为服务经济研究提供有效的分析工具．分工、专业化、交易费用交易效率(与交易费用成反比)，内生和外生等基本概念可以为经济现象特别是服务经济现象给出新的解释．服务经济是分工与专业化的产物，也是分工的过程体现．在经济实现的过程中，大量的服务经济是作为交易费用的形态出现的，服务经济对交易效率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内生和外生成本的概念可以用来很好分析服务经济本身的效率．

二、服务经济、分工与专业化

服务业的发展是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结果．服务最深刻的根源在各类劳动的独立化和社会化，也就是生产劳动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专业化和协作化的程度越高，与此相应的服务业的发展越快．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水平提高，组织管理水平同时也大大提高，使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促进了生产和生活过程中的自我服务转化为社会服务．服务业发展与分工演进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斯密定理指出，市场的范围决定分工的程度．服务业的核心部门流通服务业如商业、金融、交通、信息、物流等，都是通过建立市场网络来提供服务的，服务业将分割的市场在空间和时间上联接起来，服务业的发展某种意义上直接决定了市场的范围与深度，也决定了市场分工的水平．此外，服务业功能性部门中的生产业如咨询、技术支持等行业，作为高效的中间投入为生产服务的同时，更加速了信息传导，强化了各类资源的整合能力，大大减少了社会分工试错过程的盲目性，间接推动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经济发展．

三、工业经济与服务经济的融合发展

一些研究者将服务经济简单地等同于“发达经济阶段”、“后工业化社会”、“丰裕社会”．事实上，“服务经济”虽然在表面数字结构上有其突出的特征，但它同时也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代表着原有的工业经济增长路径的逐渐改变，并随之不断延伸拓展、以及从中所反映出的一系列社会生产生活特征．

1.工业经济阶段工业经济是指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工业因大量使用机器而在短时期内实现了非常迅速的规模扩张，工业与其他产业在结构互动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时期，服务业的主要部分是流通服务和基本功能服务．工业主要带动的是诸如交通运输网络、商业和金融之类的经济网络型服务活动的增长，因为它们是工业生产供应和需求之间的桥梁和网络;而其他服务业的发展可能更多地来自于一些消费型服务的增长，这类服务业的增长因素更多地来自于收入在较短时期内较大幅度的提高．在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工业财富膨胀过程中，工业和服务业的互动加强和反哺机制还并不特别显著，工业生产中服务活动的中间投入地位也还没有那么突出，工业或制造业的劳动生产效率发展迅速，大大超过服务业，服务业在就业方面快速扩张，但产值贡献增长远落后于就业增长速度，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低于工业部门．

2.服务经济阶段服务经济是指随着分工的深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因物质生产及其实现所需流动性带来的非物质交易与活动超过物质生产活动自身的经济形态．随着市场的不断进化、深化，社会分工的链条不断加长，一些原本不能交易(即交易费用大于自给自足费用)的人类活动被市场卷入，成为市场交易的重要部分;信息、物流、金融、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等不断成长，提高经济效率，成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义流通服务业占据服务经济的主导地位，引领服务业总体水平迅猛增长．传统服务活动因注入新的时代特征(如网络技术、物流技术、营销方式等)在形态上得到改进．服务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辅相成．市场经济必须有大量从事服务行业的人员从事包括融资、销售、定价、广告、评级、筛选、质量保证、保险等在内的看似无用，实质上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业务，来确保产品的生产、交易得以完成．随着市场深度与广度的拓展，产品需求更加多样化或精细化，服务行业的形式、机构、人力、物力资源等都得到迅速的增加．

3.工业经济与服务经济的融合发展在服务经济时代，服务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互动和反哺机制日益加强．由于服务业自身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服务业中的某些行业的产值比重增长速度要高于制造经济时期，社会整体生产效率较之于制造经济时期也有大幅的提高．乔根森从实证的角度比较了1947—1985年间不同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年平均增长率，发现服务业中许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幅度都比较高，甚至在总体上不比制造业低．在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工业比重日益下降的同时，工业物质财富对社会生产生活的支撑地位和能力仍继续存在．黄少军对22个OECD国家和57个其他国家所做的实证分析显示，即使在服务经济阶段，服务业仍不是整体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工业始终都扮演着经济增长发动机的角色．在经济结构变动与增长速度的关系方面，只有工业比重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服务业的比重变化影响并不显著．但从ThijstenR的实证中又可以看到，美国1980年代到1990年代间制造业生产力的恢复与这个时期服务外包所促成的服务经济飞速发展是密不可分的，说明流通业和知识资本集中的功能业对工业经济的增长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制造业较长期的强劲增长表现与产业结构表现中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的事实并不冲突，这也是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精髓之一，即服务业通过自身的增长和结构的放大，同时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巨大变革，帮助比重下降的工业仍能提供足够的社会物质财富，反过来支持这种高服务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态．服务经济的发展实质上是社会生产分工的深化过程．

四、服务经济在经济体系中的网络效应

随着经济发展与市场容量的扩大，分工与专业化逐渐深化，经济体系对服务业创造了条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商业贸易具有了更丰富的含义，金融资本市场、原材料市场、中间市场等新型服务业逐渐壮大;公共服务体系的功能进一步增强，人类活动的冲击力更大，需要的公共基础设施更多，协调机制也远比过去更为复杂精巧．服务业的范畴已从最初的商业贸易、公共服务、个人消费深入到生产的内部环节中．人们已充分认识到了流通的效率不仅在于其自身，更在于其作为中间投入所发挥的微观积极作用和宏观经济影响，它有助于促进产业集聚、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经济)效率(efficiency)……越来越取决于在不同生产活动之间建立起来的互相联系，而不仅仅取决于生产活动本身的生产率状况．”这一现象被杨小凯称为“分工经济的网络效应”．物质生产对经济发展的有形作用与服务业无形作用之间的关系，可以借用老子在《道德经》第11章的描述来表示:有形的辐条汇集到一根毂的孔洞当中，有了车毂中空的地方，才有车的作用．开凿门窗建造房屋，有了门窗四壁内的空虚部分，才有房屋的作用．所以，“有”给人便利，“无”发挥了作用．老子的这段话表明，服务业是“无”，农业工业是“有”，“有”是“无”的寄托，“无”是“有”的媒介，“有”和“无”的共同作用构成了完整有效的经济体系．Riddle通过构造一个“经济部门相互作用模型”向我们描绘了服务在分工经济中的独特作用:服务不是“边缘化的或奢侈的经济活动”，而是位于经济的核心地带．具体而言，服务经济在经济体系中有3个重要作用:一是加速流动，实现市场扩张．“贸易、金融在某种程度上讲在集中固定的生产和分散变动的需求之间所起的桥梁作用明显地加强了．”不受时间、地点和环境限制的大规模工业生产能力极大减少资源对生产制约的同时，将分散市场与集中的生产联结起来的商业和金融业变得格外重要．二是提高交易效率，提升经济体系效能，促进了工业的效率．“国家生产系统的越来越复杂导致中央政府监督和调节作用的加强”，同时，“政府对劳力消费需求(警察、卫生、公共保健、教育及其他)大大增加”．三是增加经济体系的弹性，实现经济平滑调整．市场的透明性加强，信息传导更迅速，避免了盲目生产;生产链条加长，生产消费过程更具有弹性;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服务的最终需求也会增加．

五、结论

服务经济具有加速要素流动、丰富市场网络、提高交易效率、增加市场弹性等重要作用．如果说物质资料生产部门是经济森林中的树木，那么服务业就是树与树之间的空气、树梢之间彼此纠缠的枝叶、附生的藤蔓、树根之间流动的水滴．新古典主义思想可以静态分析森林中的树木，但对于其他东西却无能为力．以新兴古典经济学为基础，运用“分工与专业化、经济网络”等分析工具，才能更贴近服务经济的动态及无形性特征．在制度学层面，服务经济的发展意味着人类活动可交易性的加深，意味着市场规则的趋同与适用范围的不断扩大．由于服务经济规则变迁表现为“自下而上”的市场博弈，与我国“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服务业管制的放松与制度改革所带来的流动性，可能对经济制度、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带来更深层次的冲击，迫使其由一个均衡过渡到另一个均衡．

服务经济学范文第9篇

法国《回声报》副主编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博士所著《当中国改变世界》一经推出，便成为欧洲人争相观读的畅销书。作者从一个欧洲人的视角向世界诠释了和平崛起的中国正改变着世界经济的竞争格局，作者表明的一个观点就是：既然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无法拨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迷雾，似乎只能归结为一条，就是全世界最丰富、最廉价的人力资源供应成就了中国经济的持续繁荣。然而，一边是年均逼近10%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13亿人口超过1700美元的人均GDP；一边是超过2亿的农村隐性失业人口和2400万的城市在册失业人口，两个看起来似乎不应该同时发生的问题，却在向世界表明一个发展中经济帝国的自信与矛盾？可是，问题不止如此，每年近500万的大学毕业生和2300万人的高等教育规模本应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强大智力资源，与之形成强烈反衬的却是全国不足60%的大学生就业率！

这些问题也许艾里克博士可以发现，但是却没有给予解释。到底经济增长与就业有没有关系？

众所周知，“奥肯定律”给予了回答。1962年时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的经济学家奥肯为了研究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的关系，按照美国经济长期观察得到的经验事实，假定美国的失业率为4%时经济处于最大可能的产出水平，更高的社会失业产生于实际产出与经济的潜在产出间的差距，奥肯在用美国宏观数据计量后发现，当失业率高于4%时，失业率每下降1%，产出就增加3%。后人将奥肯的结果进行逆向解释，认为当社会失业率高于4%时，如果产出增加3%，则失业率将下降1%。这个3比1的比率，就是著名的奥肯定律。国际上分析就业与宏观经济的关系，依据一般来源于该定律。

简单理解“奥肯定律”就是：“经济增长速度快，就业岗位增加，就业水平高，失业率低；反之，就业水平低，失业率高，体现出失业率与GDP增长率二者呈反方向变化的替代关系。”但中国似乎出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不能同时带来就业相应扩大的“奥肯悖论”现象，正如前文的数据显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们发现失业率也在增长。

统计资料表明，1985-1990年，全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7.89%，同期就业人口平均增长率为2.61%；1991-1995年，全国GDP平均增长率为11.56%，同期就业人口年增长率为1.23%；1996-1999年，全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8.30%，同期就业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96%。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为9.5%，而与此同时，登记失业率亦居高不下。可见，我国就业增长率并没有随GDP增长率同步增长，反而出现较大幅度降低现象。在国内外得到普遍认同的“奥肯定律”在这里为何失灵？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没有充分就业表明老百姓没有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增长，加上我国的社会保证体系尚未完善和财政转移支付的“马太效应”，使得失业人员的社会经济地位每况愈下。有鉴于此，中共十六大报告把“增加就业”作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主要目标之一，同时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是当前和今后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国家实行促进就业的长期战略和政策”。此外，千方百计推动大学生就业也成为各地政府政绩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

作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本应成为受社会欢迎的香饽饽，却为何陷入踏破铁鞋、鏖战求职的尴尬困局？应该如何来解惑我国失业、尤其是大学生失业的矛盾局面呢？笔者认为，关键在于我国当前的经济结构失衡，服务经济比重太低，2005年我国服务经济仅占GDP的35%左右，经济增长并没有创造相应的就业机会，经济学表现就是“奥肯定律”似乎不灵了，国内甚至有学者质疑“奥肯定律”。

从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来看，服务经济比重都在75%左右，而且服务经济创造的就业机会比重还要大于服务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可见，服务经济才是驱动就业率增长的关键所在，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型人才。以信息服务业为例，北京市信息服务业就业增加对总就业人数的贡献率达到62%。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深入，以信息技术外包（ITO）和业务流程外包（BPO）为代表的信息服务逐步成为密集知识、资本和人才于一体的新兴产业，而且吸引了大量的具有较高知识背景的人才加入这一产业。

服务经济学范文第10篇

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ivinTomer)预言:来自消费者的压力和希望经济继续上升的人的压力将推动技术社会朝着未来体验生产的方向发展;服务业最终会超过制造业,体验生产又会超过服务业;某些行业的革命会扩展,使得它们的独家产品不是粗制滥造的商品,甚至也不是一般性的服务,而是预先安排好了的“体验”。体验工业可能会成为超工业化的支柱之一,甚至成为服务之后经济的基础。依据约瑟夫•派恩(B.JosephPineII)与詹姆斯•吉尔摩(JamesH.Gilmore)在美国《哈佛商业评论》指出:体验式经济时代已来临。从此“体验经济”的提法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随着科技、信息产业日新月异的发展,人们的需求与欲望,消费者的消费型态也相应的受到了影响。经济提供物由货物、商品、服务转变为体验,经济形态的演变也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至体验经济。这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每一次经济提供物的改变,都会导致经济形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而促使社会从一个经济时代进化到另一个经济时代。经济提供物的改变和经济时代的变迁,势必会影响到营销所关心的“相互满足的交换关系”。而交换关系一旦改变,营销的模式就必然要进行相应的调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革。

服务经济到体验经济的演进

自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自工业革命以来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制造业在西方国家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日渐减少,作用日渐削弱,而各类新兴、门类繁多的服务部门蓬勃发展。服务部门创造的价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大于50%,是对服务经济的一个公认判断标准。依据这一标准,西方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进入了服务经济时代。在服务经济中,服务代替商品变成了社会上的主要经济提供物。

进入21世纪后,体验经济开始慢慢显露出来。首先从宏观上看,体验经济是因为社会高度富裕、文明、发达而产生的。物质文明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多、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先进企业对人们消费观念的引领和示范,都促进了服务经济到体验经济的演进。其次,从微观上看,体验经济的兴起是由于企业对产品及服务在质量、功能上已作的相当出色,以至于顾客对特色和利益已经淡化,而追求更高层次的“特色和利益”,即“体验”。服务逐渐向商品化方向发展,商品化逐渐抹杀产品和服务给人们带来的个性化、独特的感受和体验,当服务变得更加自动化与商品化后,体验就从服务中分离出来,逐渐成为企业向市场提供的、供顾客消费的提供物。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人的非理性内存外化的必然结果。

目前从美国到欧洲的整个发达社会经济,正以发达的服务经济为基础,并紧跟计算机信息时代,在逐步甚至大规模开展体验经济。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渴望得到体验,愈来愈多的企业精心设计、销售体验。体验经济从工业到农业、计算机业、因特网、旅游业、商业、服务业、餐饮业、娱乐业(影视、主题公园)等各行业都在上演着体验,尤其是娱乐业已成为目前世界上成长最快的经济领域。“体验经济”也将成为中国21世纪初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形式之一。

服务经济与体验经济的区别

所谓体验经济,是指企业以服务为重心,以商品为素材,为消费者创造出值得回忆的感受。传统经济主要注重产品的功能强大、外型美观、价格优势,体验经济则是从生活与情境出发,塑造感官体验及思维认同,以此抓住消费者的注意力,改变消费行为,并为企业找到新的生存价值与空间。体验经济虽然产生于服务经济内部,但与服务经济有很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一)消费行为不同

服务经济时代在生产行为上强调分工及产品功能,消费行为则以服务为导向。当人们购买服务时,购买“一组按自己的要求实施的非物质形态的活动”。体验经济时代在生产行为上以提升服务为首,并以商品为道具,消费行为则追求感性与情境的诉求,创造值得消费者回忆的活动,并注重与商品的互动。当人们购买一种体验时,“他是在花时间享受某一企业所提供的一系列值得记忆的事件(就像在戏剧演出中那样)使他身临其境”。它本身不是一种经济产出,不能完全以清点的方式来测量。

体验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心理需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购买商品时不仅考虑商品的功能性价值,还更多地关注隐藏于商品中的象征意义和象征功能,偏好那些能够展示自己个性化形象,能与自我心理需求引起共鸣的感性商品。越来越多的人不仅关注获得的商品,还关注获得的地点和获得的方式。在体验经济时代,人们的消费行为将表现出如下特点:从消费结构看,情感需求的比重增加。从消费内容看,大众化的产品日渐失势,对个性化产品(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从价值目标看,消费者从注重产品本身转移到注重接受产品时的感受。从接受产品的方式看,消费者从被动接受厂商的诱导、拉动,发展到对产品外观要求个性化,进而对产品功能提出个性化的要求。

(二)顾客的角色不同

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是卖方经济,所有的经济产出都停留在顾客之外,不与顾客发生关系。工业经济的定位是以生产者为中心,注重质量和价格。服务经济的定位是“生产者+消费者”,服务经济时代从生产方来理解和强调产品,“按需定制”中,消费者不是生产者,不参与企业价值的形成过程。服务在生产出来后其价值就固定下来。而体验经济的定位是完全以消费者为中心,从消费方来理解和强调产品,经济学家汪丁丁指出:“体验不再是消费与生产截然分开的,体验是消费的,同时又是生产的过程”。顾客参与企业价值的形成过程,体验本身就是目的,这是体验经济与服务经济的最大不同。此时企业的主要工作是为顾客的体验提供舞台,真正的体验要由顾客来实现。顾客可以在实现体验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从而使体验品产生更大的价值。

(三)满足的需要不同

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满足的是一般的生存需要;服务经济满足的是发展的需要;体验经济满足的是自我实现的需要。托夫勒进一步解释了从生存到发展到自我实现的历史和逻辑过程。他说:顾客一方面希望所生活的环境有一定程度的稳定、重复和熟悉程度,但是另一方面要求得到一些刺激和兴奋,他们希望有范围广泛的各种体验能感觉到。体验经济正是从市场需求角度强调了人的无限需求中的“体验”类需求开始转变为现实需求,从而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自我实现需求,对顾客来说,就是快乐,对企业来说,就是成功。让用户快乐和成功,是工业经济的价格战和服务经济的服务战饱和后,价值链上移的主要战略空间。经济形态演进的过程随着消费型态的改变,已从过去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转变至“体验经济”。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当经济发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人类的消费重点将从产品和服务向体验转移,这是人类发展的一种自然境界。

(四)功能不同

产品是有实体的,服务是无形的,而体验是难忘的。服务经济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如顾客通过维修服务,排除了故障。当顾客购买一种服务的时候,他实际上买的是为他度身定做的一系列无形的活动。体验经济没有解决顾客的任何问题,也没有留下任何有形的东西,当顾客购买一种体验的时候,买的是时间和享受,顾客在这段时间里享受一系列值得回味的活动,认为它比有形的东西更值得珍视。体验经济与服务经济的一个重要不同,就在于体验经济是制造高潮的经济。体验经济就是把这些高潮系统地、产业化地“制造”出来。

(五)收费和定价不同

在实践中,体验与服务有时很难区分,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服务经济时代体验消费的提供者不对顾客的体验活动进行收费,而体验经济时代体验消费的提供者对顾客的体验活动进行收费。这种情况像给顾客提品和服务一样,如果企业只对产品收费,这属于工业经济的范畴;而如果企业既对产品收费,又对服务收费,就属于服务经济的范畴。同样,体验原先属于个人自己的事情,现在让别人为我们上演体验,并支付一定的费用。事实上,整个经济发展史就是一部将原先免费的东西进行付费的历史。

服务经济时代价格变动的程度在相当程度上是可以预测的。体验经济时代定价将主要取决于顾客获得的价值,而不取决于企业为设计体验所付出的成本,是与产品的实际理性价值相背离的。其价值是由体验者的心情、感受来决定,体验者认为花费那么多是值得的,消费者愿意为这类体验付费,因为它美好、难得、非我莫属、不可转让、转瞬即逝。因此企业有比较柔性的定价权,定价的空间非常灵活。

(六)把握价值的方式不同

服务经济是用理性把握价值,体验经济是用直觉把握价值,认为消费者的消费行为除了包含知识、智力、思考等理性因素以外,还包含感官、情感、情绪等感性因素。消费者在消费前、消费时、消费后的体验,才是研究消费者行为与企业品牌经营的关键。如果说服务经济可以用经济学来指导,那么体验经济甚至可以不用经济学,而是用美学指导。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只是使人们走入必然王国,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必然经历从经济人理性向“行为”的转变。

(七)核心问题不同

工业经济的核心问题是质量,服务经济的核心问题是管理,体验经济的核心问题是创新。创新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体验经济的经济提供物必须给顾客留下深刻和永久的记忆,而要达到这种效果,就必须要有好的主题和创意。继标准化洗礼服务传递之后,创新将是体验竞争的焦点。因为,今天看似无法实现的服务,明天很快就会成为行业标准。更何况,即使是服务标准本身也需要用创新来增强它的活力,让创新推动体验走向完美。因此,在体验经济中,创新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唯有创新才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出路。

(八)解释理论不同

工业经济以泰勒、韦伯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来解释;服务经济以梅奥等开辟的行为管理理论(又叫人际关系理论、社会人理论)来解释;体验经济的未来学源头在托夫勒,心理学源头在马斯洛,经济学源头在戴维•莱布森和穆拉伊纳丹,媒体源头在约瑟夫•派恩和詹姆斯•吉尔摩,哲学源头是“另类”的尼采哲学,尼采认为人的本质是未定型的,人类可以自由地创造自己的本质,人类也应该好好地利用自己的未定型,塑造出更健康有力的人性。

经济形态演进带动营销模式的变革

在工业经济中,消费者完全是被动的接收者,消费者对于产品的制造过程和进入市场的过程并不知晓,只能感受到结果物品的存在。而在服务经济中,消费者作为消费主体的主动性增强,逐渐能够感受到服务的过程,企业家们也逐渐照顾到消费者的消费心理。体验经济时代,消费者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得到肯定,真正的体验要靠顾客自己来实现,也就是说体验产业的产品体验是一个消费的过程,它的价值不是由厂家商家来提供确定而是由消费者自己来选择设计。所以,消费者能够感受到,在消费过程中自身的重要性和主观能动性以及作为主人的控制性都得到肯定;这样可以刺激消费者的消费意识从而促进消费。

随着经济形态的演进,营销模式也发生了变革,经历了从“4Ps”到“4Cs”再到“6Es”的转变。

(一)从“4Ps”到“4Cs”的营销模式

工业经济时代的营销模式以杰罗姆•麦卡锡提出的“4Ps”营销组合为指导,专注于产品的特色与利益,把顾客当作理智的购买决策者,把顾客的决策看成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非常理性的分析、评价、最后决策购买。服务经济时代的“4Cs”营销组合策略是由美国营销专家劳特朋教授在1990年提出的,它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重新设定了市场营销组合的四个基本要素:即消费者(Consumer)、成本(Cost)、便利(Convenience)和沟通(Communication)。它重视顾客导向,以追求顾客满意为目标,这实际上是当今消费者在营销中越来越居主动地位的市场对企业的必然要求。在“4Cs”理念的指导下,越来越多的企业更加关注市场和消费者,与顾客建立一种更为密切的和动态的关系。

(二)体验营销6Es

体验经济环境认定的顾客价值,是针对目标市场中每一位顾客的个别价值提出的。它要求在企业的经济运行中,使每一位顾客都能获得满意的价值,因此企业必须按照特定顾客的具体需求进行量身定制。这种量身定制的最大特点就是个性化,量身定制是体验经济的必由之路,并统领着体验经济的运行。体验营销从消费者的感官、情感、思考、行动、关联5个方面,重新定义、设计营销的思考方式,突破传统营销“理性消费者”的假设,认为消费者的消费体验才是营销的关键。从重视产品的性能与质量转变为重视顾客的感性需求,从产品的制造者或服务的提供者转化为体验的策划者。因此,体验营销既是营销重点的转移,又是营销视角的转换;既是一种营销策略,又是一种全新的营销模式。体验策略组合由以下要素构成:体验(Experience)、情境(Environment)、事件(Event)、侵入(Engaging)和印象(Effect)延展(Expand)。这六大要素的英文单词都是以“E”开头的,为简单起见将其称为“6Es”组合策略。

一是体验策略。体验经济的灵魂或主观思想核心是主题体验设计,根据消费者的兴趣、态度、嗜好、情绪、知识和教育,把商品作为“道具”,服务作为“舞台”,环境作为“布景”,创造一项顾客拥有美好的、值得记念的回忆,引发消费者在情感上的共鸣,增加产品的附加价值。在体验经济中,应注重“市场营销+戏剧舞台”概念,“工作就是剧院”和“每一个企业都是一个舞台”的设计理念应在企业经营活动中被广泛应用。主题体验设计现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一个设计行业,成功的主题体验设计必然能够有效地促进体验经济的发展。

二是情境策略。情境是企业为顾客创建的“表演舞台”,是体验产生的外部环境。它既可被设计成现实的场景,也可被设计成虚拟的世界。在情境策略的设计中,可以借鉴戏曲理论、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服务于体验策略。企业要关注消费情景,以创造体验吸引消费者,强调与消费者的沟通,并触动其内在的情感和情绪。

三是事件策略。这里的事件特指为顾客设定的一系列的表演程序。如果企业提供的体验零散且无法辨别,那将很难在顾客心目中形成一个清晰的概念和定位,因此,企业必须对表演的过程进行特别的设计。事件策略根据表演的松散程度设立严格的或相对宽松的程序。在事件策略的设计中,要塑造完整的体验,不仅需要设计一层层的正面线索,还必需减除削弱、违反、转移主题的负面线索,考虑顾客相互之间的关系,协调他们之间的活动。

四是浸入策略。消费者比以前更愿意参与产品的设计,希望通过创造性消费来体现独特的个性和自身价值,获得更大的成就感、满足感。体验营销关注顾客的主动参与性,浸入策略是要通过营销手段使顾客真正浸入到企业所设计的事件中,要求在角色的设计中一定要使顾客成为一个真正的“演员”。顾客只有真正地参与事件,其心理活动才真正地浸入到情境中,才会最终导致愿意付费的体验的产生。

五是印象策略。体验营销在向顾客让渡体验的同时,要注意顾客终生价值的问题,引入印象策略以提升企业的顾客资产。体验的难忘过程产生了印象,成为维持长期顾客关系的重要因素。但印象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衰减,如不对其进行管理,顾客关系的长期保持将很难实现。

六是延展策略。企业将产品的研发拓展到相关领域中去,形成完整的价值链,顾客体验可以延展到企业的其他产品,延展到不同的地区和时期,并向他人进行传播,从而实现了顾客价值的最大化。

在“6Es”组合策略中,各个E之间联系密切,首先,体验策略是体验的设计过程,是情境策略、事件策略和浸入策略的前提和基础,其他策略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体验策略的基本内涵和思想。其次,情境策略、浸入策略和事件策略是体验的实现过程,企业通过这三个策略的实施,完成体验的生产和让渡,同时顾客也完成了对体验的消费。最后,印象策略和延展策略是体验营销的管理过程,它建立在前面策略的结果上,力求保持长期的顾客关系,提升企业的顾客资产。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