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贸易理论范文

服务贸易理论范文第1篇

一、服务业的分类

任何一个经济体系都包括商品和服务两个部分，如何对商品和服务进行分类成为困扰经济学界的难题。1975年,两位美国经济学家根据联合国产业分类标准对商品和服务产业进行了分类。他们认为一个除去公共服务的经济体系所提供的服务共有三种，一是消费者最终服务,即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的,满足其最终需求的服务；二是生产者中间服务,即生产者在市场上购买的，被企业用作生产商品或其他服务的中间服务；三是分配服务,即消费者和生产者为了获得商品和销售商品而购买的服务。在上述的服务分类中，消费者最终服务是服务业的最基础、最原始部门，它的发生与发展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对消费的需求程度。生产者中间服务则依赖于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和生产分工程度。严格意义上说，分配服务不是一个独立的服务领域，因为可以将其中消费者获得商品和生产者提供商品的服务分别划归消费者和生产者服务范畴，所以可以认为，将服务业分为消费性和生产业两大类具有一定的科学含义

二、从服务贸易转移理论来看新疆服务贸易发展趋势

随着服务业日益成为产业进步的标志，服务贸易增长速度超过商品贸易的增长，西方理论界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服务贸易领域的研究。在此笔者想通过目前国际上关于服务贸易形成和发展的有关理论，来表明新疆发展服务贸易趋势。

（一）梯度推移理论与新疆服务贸易发展

梯度推移理论是指在一个大区域范围内，由于地理环境、发展条件、自然资源、历史基础等原因，社会与经济技术的发展在区际之间总是不平衡的，客观上存在着经济技术梯度。当然，有梯度就必然会有空间的梯度推移，使生产力从高梯度发达地区向低梯度落后地区转移，从而逐步缩小地区间差距，实现一国的经济分布的相对均衡。从一个国家或区域内部来说，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不仅体现在物质产品生产能力上,也体现在服务产品的生产和服务业发展水平上。如在生产力水平上,我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从东部到西部呈现递减的阶梯层次,与之相对应的是物质产品和服务产品生产力水平上的差异,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也呈现递减的阶梯水平。另外，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服务业的分工深度。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农业自然经济条件下，消费业强烈地依赖着农业生产活动而存在。新疆作为生产力水平较低的以农业为主的西部省份之一，消费业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将成为新疆发展服务业的主流。

(二)产业结构变迁理论与新疆服务贸易发展

从产业结构变迁理论分析，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于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一方面，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所表现出来的产业结构的状况不同；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转变，特别是在非均衡的条件下，能够加速经济的增长。由于各部门在相同投入的条件下，收益情况存在差异，因此，劳动力和资本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流动，从而加速经济的增长(H….钱纳德的理论)。由于经济水平及人均收入的不平衡，导致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其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而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其企业生产成本的下降。根据产业结构变迁理论及消费性和生产的分类法说，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来说，劳动力和资本开始向生产率更高的生产部门转移，其制造业开始向城市(即劳动力、生产资料成本低的城市)转移，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则成为本地区新的增长点。这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新疆来说，将成为发达省市为追求低成本将制造业向转移的目标地。随着这种垂直型生产专业化分工的深入所引起的制造业转移，也为新疆提供了参与服务业生产分工的机遇，为发展新疆服务业水平的提升创造了条件。对新疆来说,国内服务业转移的第一种方式也是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一种主要方式就是制造业中的加工贸易，第

二、三种方式则相当于FDI。因此，新疆今后在发展加工服务业及服务贸易方面，具有广扩的前景。

(三)配弟-克拉克定理与新疆服务贸易

所谓配弟-克拉克定理，是指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力构成逐渐由第一产业占优势而逐级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优势的方向发展，具体来说，农业劳动力急剧下降，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比重与经济增长同步，但通常在接近40%时便稳定下来，而服务业的劳动力比重则不断增长。这主要是因为：

1、从劳动力需求来看，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消费的服务产品的数量会越来越多。因为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们的欲望是无限的,基本的物质需求(即居民用于吃、穿等基本生活支出费用)满足后，就转而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这往往由服务产品来满足，如影视娱乐、教育、心理咨询、旅游、通信和耐用消费品等。而且，相对于物质产品的有限性来说，人们对于服务产品的需求则是无限的。因而对服务业的劳动力需求也会越来越大。

2、从劳动力供给来看，一方面，随着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企业为了降低成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机器代替人工，从而货物产品的生产所需的劳动力将会越来越少。相对服务业，便会获得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另一方面，由于服务业是人力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因此，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往往要快于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加之人们对物品消费的有限性和对服务消费的无限性，必然会倒致制造业的劳动力过剩，其结果使这些过剩的劳动力会更多地向服务业转移。

新疆虽然近年来总的来说，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南疆一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还很落后，人们的基本物质需要，还未得到全面满足，贫富差异较显突出，因此，新疆与内地发达省市相比，在同期内对服务产品的需求远不及内地发达省市，按照配弟-克拉克定理，对新疆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尤其是对生产业及服务贸易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三、结论

服务贸易理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服务贸易 理论 述评

20世纪70年代以来,服务贸易研究逐渐引起经济学家们的重视。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服务贸易才正式被纳入到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中。国际服务贸易理论研究虽然仍未能建立起像货物贸易理论那样完整统一的理论体系,但也已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学者们不断尝试着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下和不同的研究角度对服务贸易理论进行研究。到目前为止,业已形成对现实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

一、传统贸易理论分析框架内的服务贸易理论研究

传统贸易理论分析框架内的服务贸易理论研究,是对比较优势理论是否适用于服务贸易所展开的研究。国际学术界对此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比较优势理论完全适用于服务贸易;一种观点是比较优势理论完全不适用于服务贸易;第三种观点是比较优势理论不完全适用于服务贸易,即:承认比较优势理论基本适用于服务贸易,同时也承认由于服务贸易独有的特性,比较优势理论在解释服务贸易时存有缺陷,主张对比较优势理论进行修正,在此基础上再用于解释服务贸易,以便使其更加贴近现实,更具有说服力。总的来说,第三种观点得到国际学术界较多的认同。其代表性观点有:Deardorf(1985) 率先对标准的H-O模型中个别要素作了改变,成功解释了服务贸易是如何遵循比较优势原则的。Sampson & Snape(1985)在放松标准的H-O模型中两国生产要素不能移动的假设的前提下,得出传统贸易理论是适用于解释服务贸易的。Tucher & Sundberg(1988)主张在运用传统贸易理论分析服务贸易时,要更多关注相关市场结构和需求特征,这样就可以圆满地解释服务贸易,并可以获得拓展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空间。Burgess(1990)在对标准的H-O-S模型进行简单修正的基础上,也得到了解释服务贸易的一般模型。

二、新贸易理论分析框架内的服务贸易理论研究

Deardorf等人在传统贸易理论分析框架内对服务贸易理论的研究,在解释服务贸易时会遇到困难,因为服务贸易比货物贸易更具有不完全竞争的特点,服务部门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很高。为克服传统贸易理论分析框架内的服务贸易理论出现的各种问题,经济学家开始在新贸易理论分析框架内即产业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内对服务贸易理论展开研究,其代表性观点有:Markusen(1989)从服务部门内部专业化角度,讨论生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征的差异性或专业化中间产品的贸易,指出,在生产者服务贸易中,对于初始的固定成本,实际提供的服务成本比较低,导致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和国际分工的发展,并得出生产者服务贸易优于单纯的最终产品贸易。Francois(1990)则从服务部门外部专业化角度,讨论服务在协调和联结专业化中间生产者过程中的作用,指出,生产者服务贸易对于国家间相互依存的重要性,积极参与生产者服务贸易,有助于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高专业化水平。

三、“新新贸易理论”分析框架内的服务贸易理论研究

无论是在传统服务贸易理论分析框架内还是在新贸易理论分析框架内对服务贸易理论所进行的研究,其所关注的都是服务业整个产业的贸易发展,并未涉及其微观主体的服务贸易。因此,“新新贸易理论”以微观主体――企业的服务贸易为研究对象,研究企业对出口和FDI的选择、固定成本和企业异质性、不完全合约以及全球组织生产及其经济效应等问题。Jones & Kierzkowski(1988)运用“生产区段和生产链”理论对服务贸易进行解释,认为,由于比较优势的存在,服务链可以促进生产国际化,从而服务贸易可以大大促进货物贸易。Dunning & McKaig-Berliner(2002)基于对96家专业商务服务企业的问卷调查发现,在所有竞争优势中,对劳动力的获得、对当地市场容量和顾客需求的了解等是最有可能从国外获取的,与其他产业的跨国公司一样,服务业FDI的目的也是为保护或增强已有的竞争优势。Grunfeld & Moxnes(2003)对OECD的双边服务出口和FDI流动进行研究,指出,两个国家之间的服务贸易与它们的规模成正相关,与它们的距离和进口国的服务贸易壁垒成负相关。

四、服务贸易理论发展研究述评

关于传统贸易理论分析框架内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否适用于服务贸易的问题,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基本适用于服务贸易,没有必要再另行建立专门的适用于服务贸易的理论体系。服务贸易具有不同于货物贸易的特点,但两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因此,本文同意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观点,即:比较优势理论基本适用于解释服务贸易,但为了更加充分地解释具体的服务贸易现象,应在对比较优势理论进行修正的基础上用于服务贸易的解释。

关于在新贸易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分析框架内对服务贸易理论的研究,虽然两者是从不同的角度对服务贸易理论进行解释,但由于两者均考虑到了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其所建立的服务贸易理论模型更加地贴近现实,对于服务贸易的发展具有更加现实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Deardorff,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Services [J]. Canada/US Perspectives, 1985:39-71

[2] Francois, J. Explaining the Pattern of Trade in Producer Services [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Journal, 1993(7):23-31

服务贸易理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比较优势理论 要素禀赋论 国际服务贸易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服务贸易量不断增加，服务贸易开始引起经济学家们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各国签订《服务贸易总协定》明确服务贸易的定义为，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移动。服务贸易正式被纳入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中。

1、 比较优势理论不适用于服务贸易的观点

由于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因此，建立在货物贸易基础上的比较优势理论在应用于服务贸易领域时，存在着诸多疑虑。

首先，对国际服务贸易的贸易壁垒较多。服务贸易的无形性导致服务贸易不能依赖关税政策进行管制。因此国际服务贸易以非关税壁垒为主，而这些非关税贸易壁垒在大多数情况下有表现为一国政府对服务业进行管制的各种措施，如对专业服务行业的资格认证和许可条件。服务业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因此政府必须对服务业加强管制，防止损害贸易自由化的收入。

第二，服务贸易的发展带来的要素跨国流动。在服务贸易交易的过程中，无论是过境交付，商业存在还是消费或人员移动，都要涉及到生产要素的流动。而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采用静态分析方法，在构建模型时，一般都假设生产要素都不能跨国流动，因此，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中“生产要素不能跨国流动”的假设并不适用。

第三，服务的生产效率难以计量。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侧重比较两国的生产效率。在衡量货物贸易中，货物的生产效率仅由生产方确定，与消费者的效用没有直接联系。但由于服务是生产与消费同时存在的，所以服务贸易的效率不仅仅由服务的提供者决定，而且受消费者的效用高低的影响。而消费者效用的大小难以度量，因此服务的生产效率难以确定。

第四，H-O模型主要从要素的供给角度分析国际贸易，强调一国生产力水平和丰裕要素的供给结构，最终出口国会出口大量使用本国丰裕要素的产品。然而，当贸易服务的生产函数与主要要素投入相结合时，任何国际服务贸易都依赖于需求因素而不是生产成本，强调需求因素导致的贸易量的增加，消费者的选择，运输成本，信息成本，消费者收入和偏好，服务种类消费环境等因素都会影响服务出口的贸易条件，所以，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仅从资源禀赋角度探讨服务贸易优势是不够的，而更注重服务贸易的流向，相关的市场结构和需求特征角度来检测服务贸易性质。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传统贸易理论并不能恰当的解释国际服务贸易。在服务贸易理论研究早期，迪克等人利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对18个经合组织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结果：没有证据表明比较优势在服务贸易中的决定作用并不明显。之后，山姆普森（Sampson）和斯纳普（Snape）根据对国际服务贸易实例的研究认为，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并不适合国际服务贸易，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适用性提出了质疑。

2、比较优势理论完全适用于服务贸易

另一种观点则完全相反，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完全使用与服务贸易。没有必要把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完全分离。1981年，萨皮尔（A.Sapir）和卢兹(E.lutz)对迪克等人的观点提出挑战，通过对35个国家服务贸易数据进行定量分析，表明有形资本禀赋充裕的国家在运输服务业享有比较优势，人力资本丰富的国家在保险和其他私人服务业拥有比较优势。因此，他们得出比较优势理论不仅适用于货物贸易，而且适用于服务贸易，要素禀赋在货物和服务贸易模式的决定上都具有重要作用。美国著名的国际经济学家查德・库珀（R.Koope）认为，“作为一个简单的命题，比较优势说是普遍有效的，正如存在与商品生产中那样，比较优势也存在于服务贸易中。”

3、比较优势理论不完全适用于服务贸易

第三种观点，介于前两种观点中间，即承认比较优势理论在解释服务贸易方面存在缺陷，但经过一定改进后，还是适用于服务贸易的。这种观点得到了学术界大多数人的认可。迪尔多夫（A.Deardoff）对H-O模型中的个别要素做了改变，成功的解释了对比较优势理论在服务贸易中的适用性。1990年，伯格斯（D.Burgess）对传统的H-O-S模型进行了简单修正，将生产者服务作为一种投入要素放入商品生产的成本函数中，发现各国生产者的技术和质量差异将影响该国商品生产的比较劣势和贸易模式。他认为，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服务技术会改变出口国的贸易条件，提高出口国的整体福利水平。这个结论证明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可以用来解释服务贸易的。

长期以来，在国际贸易中，货物贸易占主导地位，服务贸易为辅。随着服务贸易的兴起和发展，有关服务贸易的理论也开始逐渐发展。传统贸易理论的实质在于各国利用本国比较优势，实现贸易自由化，提高本国福利水平。世界各国通过实行包括服务贸易在内的自由贸易，必然促进经济资源在各国间的合理分配，产生规模效应，达到各国经济共同发展，整体福利提高的目标。

参考文献：

[1]程新章.国际服务贸易[M].立信会计出版社，2011年6月

[2]龚新宇，李才波.比较优势理论在国际服务贸易中的适应性分析[J].当代财经,2000年第1期

[3]杨圣明，刘力.服务贸易理论的兴起与发展[J].经济学动态,1999年第5期

服务贸易理论范文第4篇

随着中国与东盟双方经济的不断发展，贸易往来频繁，双方的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中，服务贸易领域是中国与东盟经贸往来的重要一方面，双方该领域合作不断深入，贸易额不断上升，在许多领域中国与东盟已经成为彼此重要的出口服务对象，因此，积极发展中国与东盟的服务贸易合作有利于双方经济的发展和服务贸易产业结构的升级。2007年1月双方签署了《服务贸易协议》，60多个服务部门相互做出了高水平的市场开发承诺，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的发展。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如期建成，为双方进一步经贸往来、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开展服务贸易活动带来了更多的机遇。

文献综述

关于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合作，国内许多学者也对其进行了分析和研究。邹春萌（2008）对中国和东盟服务贸易竞争力、中国与东盟重点服务部门竞争力进行了分析，得出双方的服务贸易自由将加强服务贸易的合作。王粤（2005）描述了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合作的现状与问题，分析了东盟国家的服务贸易政策，提出中国要抓住机遇，让服务业走出去。霍伟东和轩文娟（2008）提出中国与东盟贸易发展应积极推进服务贸易方面的发展，大力促进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运输、金融、保险等重点出口部门，继续扩大旅游、运输等传统劳动力密集的行业的出口，在与东盟合作取得双赢的同时，逐步形成自然具有行业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并使自身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得以改善。高绵、肖琼和林珊（2010）描述了中国和东盟五国服务贸易发展趋势，并且以TN指数的变化为标准对双方的服务贸易竞争力进行了分析，得出中国与东盟各自服务贸易竞争力都在不断提升,但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结论。王娟（2008）分析了促进和制约中国―东盟服务贸易发展的因素，并相应的发展对策。

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合作的理论基础分析

第一，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是指双方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发展在立足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双方优势，进行服务贸易。中国与东盟在服务贸易领域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这给予了双方巨大的合作空间。从中国目前的服务业资源来看，在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方面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中国人口数量多，劳动力充足，在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方面能够运用人口数量多的优势，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形成优势。此外，在东盟国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经济发展迅速，技术、制度等方面较领先，中国可引进和学习相关先进技术，带动中国制造业等方面的发展。

第二，资源禀赋理论。中国和东盟在旅游资源上各有资源禀赋优势，中国具悠久的历史文化、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特有的人文景观世界闻名，许多著名旅游经济吸引众多东盟游客来游览。而东盟国家则有神秘的热带雨林、迷人的岛屿风光和独具特色的风俗习惯，让人体验不同的风土人情和欣赏美丽的风景，吸引众多游客前往。此外，可利用泰国、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的资源优势，投资能源开发型服务项目。资源禀赋的不同是中国与东盟各国服务贸易产生的理论基础之一，也是双方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同时也促进了双方在服务贸易方面合作的机会和交流发展。

第三，规模经济理论。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市场都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中国与东盟部分国家的服务贸易行业远远没有达到饱和的状态，存在巨大的商机。此外，双方都拥有一批优秀的本地企业，发展平稳，运营状况良好，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营业额度随之增加，当本地市场饱和度不断增加的时候，考虑转战国外市场，东盟国家具有地理位置优势，文化程度相似，利于企业的跨国发展，因此各国企业可充分利用本身资源扩大市场规模，实现规模经济，从不断扩大的市场规模中，获取经济利益。规模经济理论是各国企业走出国门实现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

提出对策

第一，积极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制度。应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并加快对外投资的步伐，以扩大技术在本地的溢出效应。东盟各国长期以来一直注重对外招商引资，并加大了对外投资的力度，如新加坡，通过签订《投资保障协议》，给予了国外投资各种保障，吸引了各国投资的进入。因此，我国应积极学习其它国家这方面的优势，加快这方面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加快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步伐，增大中国与东盟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应加快服务业水平发展。东盟各个国家特别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其服务业发展水平较快较高，相比较而言，我国的服务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较小，与东盟差距较大，从总体上看，我国服务业面临许多突出问题：规模小、服务水平不高、结构欠合理、机制创新滞后等。因此，应借鉴东盟发展服务业的经验，要大力促进我国服务业的发展。

第三，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随着中国与东盟双方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往来，将会给服务贸易业发展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双方的需求也会不断增加，为了抓住合作发展的机遇，我国必须加紧调整产业布局，大力发展服务产业，完善相应的发展制度，为以后更好的合作做好前提准备条件，有利于双方更快、更好的发展。

服务贸易理论范文第5篇

（一）服务贸易总协定简介

世界贸易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变得比以往更为复杂也更为重要。伴随着这股潮流，全球经济一体化急聚发展，而原关贸总协定所未能规范的国际投资领域一时间受到举世瞩目。在此情势下，大多数原关贸总协定成员认为启动新一轮谈判以图加强和扩展该多边贸易体系已迫在眉睫。于是一场划时代的贸易对话于1986年9月28日在乌拉圭拉开帷幕。历时七年之久，经过各种利益集团的不同较量、讨价还价以及相互妥协，遂产生了世人称之为乌拉圭回合的重要成果之一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

（二）一般原理

1.范围与定义

总协定覆盖的国际服务贸易：

A“跨境交付cross－bordersupply”例如外贸海运；

B“境外消费consumptionabroad”如境外旅游；

C“商业存再commercialpresence”比如某外资银行在他国成立分行并开展业务；

D“自然人流动presenceofnaturalpersons”例如，英国律师在香港提供法律服务。

2.机构与运行机制

服务贸易理事会（TheCouncilofTradeinServices）。服务贸易理事会实质上是总协定的行政管理机构，它行使总协定及世贸组织总理事会为其设置的诸项功能。此外，理事会必须审查被赋予（连续行使）超过5年以上的任何例外，并决定产生这种例外的基础是否有效存在。

争端解决机制与决议执行机制DisputeSettlementandEnforcement。本协定在处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争端时，仍沿用了《世贸组织争端解决规则及程序的谅解》（UnderstandingonRulesandProceduresGoverningtheSettlementofDisputes－DSU）所采用的程序与规则。［1］（三）普遍义务与准则

1.最惠国待遇TheMostFavourNation－MFN

最惠国待遇是服务贸易总协定中一项中心原则，它实质上是一项义务－即一国给予另一国及其公民的待遇不得低于（现在或将来）它给予／可能给予第三国及其公民的待遇。然而，这项普遍义务不适用于成员国在签订本协定时所作的保留与例外。［2］2.透明度原则Transparency

每一个成员国必须公布其与服务贸易有关的所有相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以及其参加的国际协定。但是，机密信息、披露将导致阻碍法律执行的信息、与公共利益相违背的信息以及使合法的商业利益受到损害的信息不在此限。

3.经济一体化EconomicIntegration4.国内规章DomesticRegulations

5.相互承认Recognition

鼓励成员国之间相互承认教育学历、资历、行业标准、许可证、资质证书以及相关协定。

6.支付与划拨PaymentandTransfers

7.政府采购GovernmentProcurement

几乎所有的国家使用其公共资金引导和发展产业尤其是国防和科研。此外，政府开支已成为创造就业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服务贸易总协定提请各成员国迅速将这一领域框架协议纳入多边贸易机制，希望在随后的各轮谈判中尽快达成一致协议。

8.一般例外GeneralExceptions

总协定对环保、人类健康和国防安全等“例外”做出解释。

9.补贴Subsidies

尽管世贸组织设专章（即以“补贴及抵消措施议定书”）将补贴问题纳入其一体化的管理，但服务贸易尚不适用该议定书。

（四）具体承诺

1.市场准入MarketAccess

乌拉圭回合就市场准入问题促成了一项初步对等的妥协方案。

2.国民待遇NationalTreatment

国民待遇是仅次于市场准入的重要义务。当一国制定其产业政策时，依照本协定它有义务将给予其国内服务和服务供应商同等的（没必要是完全一致）待遇扩大至其它成员国。

（五）有关服务贸易总协定的部长会议决定

部长会议决定旨在清理一系列（WTO协议生效前）未完成的工作。部长会议有关金融服务的决定结果是达成一份称之为《服务贸易总协定第五议定书》的文件；有关电信服务领域则达成《服务贸易总协定第四议定书》。此外就专业服务ProfessionalServices、船舶运输、自然人的流动、服务贸易总协定内部机构安排、争端解决程序以及服务贸易与环境保护等达成部长会议决定。

（六）对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简要评价

服务的种类包罗万象，而服务几乎囊括了现代经济发展的全部要素：资本流动、信息、技术与人员。今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紧急稳定增长的压力。确保实现这一目标的措施，似乎毫无争议也颇为直接：即在增加就业的同时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众所周知，服务业不但直接吸纳了大量的服就业人口还会在境内外间接得创造许多的就业机会。此外，随着服务水准的提高，人人均可从中受益。故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不但符合多边贸易机制的利益，更是世界经济的根本潮流。［3］无可置疑，基于这种对竞争地位混合式的妥协性质，服务贸易总协定不可避免得存在结构性不足。例如，该总协定第二部分有关水平义务与纪律的规定被附加上不少的条件与限制。附条件的最惠国待遇连同自选式的例外，很可能剥夺某些成员国应享有的（贸易）自由化利益，而使另一部分成员成为规则的特权阶层。美国在金融领域武断且自行其是地罗列最惠国待遇例外就是最好的例证。其所持的态度颇为强硬：它可以灵活得评估其它成员国服务供应商的申请，并在对等的基础上（即美国企业可在对方市场享受的待遇条件）做出申请人能否进入美国市场的结论。［4］对服务贸易总协定持批评态度较多的方面还集中在其第十九章的规定上。因为它允许“针对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在它们开放新的部门、放宽某些交易、按照它们的发展水平逐步扩大市场准入以及当外国投资进入它们市场的条件成熟时，附加旨在促进它们参与世界经济的条件等方面采取‘适当’的灵活性。”这一点被认为赋予了发展中国家实质性特权，成为它们限制可能提供的开放措施的最有利屏障。［5］中国有句古语“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从历史上看，被称之为无烟工业的服务贸易曾经一度，受各国非贸易壁垒的严重制约，这种壁垒往往也是无形的。许许多多的努力，如统一或规范有关服务贸易的国际贸易法律、法规均以失败告终。即便是广为世界各国所接受的《1980年维也那国际销售合同公约》也未能将服务贸易涵括在内。［6］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诞生使世界范围的自由化浪潮为之一振。它首开先河，为解放限制服务贸易的政府性措施而引入一套国际化的机制，使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约束自律。其潜在的影响在于：它为提高服务产业的运作效能、增加出口及和平解决争端，建立起一整套可预测的和以规则为导向的机制。［7］例如，依照金融服务的临时协议，所有成员国已在最惠国待遇基础上将它们的新承诺扩大到其它成员国。就连被称之为“规则的玩弄者”的美国，虽在谈判之初始终不愿做出最惠国待遇的承诺。最终，它还是采取积极态度重新考虑其广受批评相关贸易政策。

此外，针对透明度和垄断，该总协定既包括了一般性亦包括了附条件的义务条款；而针对支付与划拨及国内规范，仅规定了附条件的义务。这些均显示了总协定的灵活性。进一步讲，大量未完工的附件、部长级会议决定以及持续进行的谈判，似乎展示了总协定在服务贸易领域，不断增强的逐步和有效得消除歧视性和违反公平竞争的信誉度与能力。

作为一项框架性协议，总协定仅仅是最终使国际服务贸易迈向全面自由化的万里征程的第一步。伴随着服务产业近年来对全球经济的巨大贡献，总协定已成功得让全世界认识到其本身的价值。在全球经济越来越一体化的今天，对总协定的深远影响持怀疑态度的作法，必将被证明是不可取的。总而言之，无论总协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瑕疵与不足，它都是一次对全球贸易（含无形贸易）划时代得解放。［8］二十一世纪之初，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减缓。面对金融和商品市场剧烈波动，倒退回保护主义、放弃对外开放与增加贸易机会、放弃经济改革的作法只能适得其反。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只有不断得扩大和加强经济合作，任何一个国家才能从一体化的经济中受益。

二、中国加入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法律问题

（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程序问题

Marrakesh《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2条2款规定：“附件1.2.3所含协议及相关法律文件，……是本协定的组成部分，对全体成员国均有约束力。”它隐含着，任何一方申请加入服务贸易总协定，必须首先成为WTO成员国。按照WTO的组织机构，总理事会依照上述《议定书》第十二条之规定，负责审查申请方的申请。第十二条，作为WTO准入规范，范围不够宽广且在精确的操作性程序缺方面缺乏细致的规定。这种局限性使WTO对形形申请方敞开大门，也造就WTO多元化的特征……若某个申请方是一个可观的经济大国，这意味着它迅速给它的贸易伙伴提供无数的商机。因此，必然吸引众多的WTO成员直接参与谈判-其后果是使谈判变得更为复杂和冗长。在某种意义上，WTO准入谈判的申请方与感兴趣成员国，就贸易妥协和期望的体制改革等问题上的讨价还价存在很大的偶然性。因此，以最后的加入议定书方式达成退让的机率，大小国家均等。虽然WTO本身以法理清晰和可预见性等原则作为其基石，但中国的加入过程却遵循了一条疲劳性谈判的不平坦道路。

（二）中国履行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法律问题［9］

1.我国的法律渊源

在我国对法律渊源的理解，一般指效力意义上的渊源，主要是各种制定法。也就是说，当代中国法的渊源主要以宪法为核心的各种制定法，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经济特区的规范性文件、特别行政区的法律法规、国际条约国际惯例等。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国实际存在着多个机关行使立法权的情况，即中国国内法律、法规、规章依它们的制定机关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等级效力。

2.国内法律渊源作为我国法院审理案件定案依据的等级效力

我国各级法院必须遵守基本法、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各级法院可援引国务院各部门及各委员会、省、市（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人民代表大会及政府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所有这些法律、法规及规章均有不同的等级效力：除宪法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依此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省、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地方法规和国务院各部门各委员会制定的行政规章，最后为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政府制定的规章。

这种等级序列意味着处于低一级规章或法规若与高一级的法规或法律相抵触，即没有法律效力。例如，省、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地方法规，只有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制定的法律、法规不相抵触才具有约束力。

就我国的法律系统而言，采纳高一级别法律规范的机关，有权识别该规范与低级别的规范之间的冲突，并进而宣布该低级别规范无效。换句话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修改和废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的不当决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则有权废止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以及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机关颁布的地方法规；国务院有权废止其下属的各部门、各委员会及地方政府制定的规章，依此类推等等。但任何一个有管辖权的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即便发现对于一个法律问题同时存在相互抵触的两个以上的不同级别的法律规范，也无权修改和废止低级别的法律规范。进一步说，依照我国《立法法》，法院无权提出动议制定、修改、或废止任何一部法律，因此它几乎不可能引用法律条文要求有权机关进行适当的修正。

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在我国的法律地位。我国宪法对此尚属空白。但考虑到统一适用法律的需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在审理有关的案件当中解释法律和法令。从以往的司法实践看，最高人民法院对此的理解是，它有权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就有关案件适用法律和法规，具体做出对各级法院有约束力的指令。因而在事实上，基于这种普遍的约束力，使它的各相指令享有了与法律、法规同等的法律效力。

3.我国批准和认可国际条约的法律与实践

我国宪法第89条第9项规定“国务院管理对外事务，同外国缔结条约和协定……”。该法第64条第14项则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的权力”。而依照我国1990年《缔结条约程序法》，第7条第4项“条约和重要协定”系指，与我国法律有不同规定的条约和协定。理论上讲，我国宪法隐含着“不重要”的国际协定无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事实上，《缔结条约程序法》第8条“其它法律文件需经国务院审核和通过。故从宪法角度出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存在着拒绝批准某项条约或重要协定的可能性。

实践中，基于政治架构和权利运作的需要，谈判加入继而批准某项条约或重要协定往往是由中央最高领导层实质决策的。透过缔结和批准《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的整个过程，不难得出这样一种推论，若以国务院的名义缔结某项条约或重要协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实质上不会行使其否决批准权，至少迄今尚无这样的先例。

4.条约作为法律渊源在我国国内法的地位

鉴于国际条约对于国家如何履行其条约义务并未形成统一的确定的规则，除非某项条约另有约定，它的履行和实施就取决于各缔约国的法律传统和宪法体制。换句话说，一项按正规程序缔结和批准的国际条约对各缔约方均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该条约必然成为某缔约国法律体系有机组成部分。各国的实践在理论上大体可归结为“一元论”和“二元论”。前者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并非两种彼此独立的法律，而是同一法律体系的不同组成部分。且传统意义上的一元论者主张国内法律规范是从国际法派生出来的，因此国际法可以自动成为国内法的一部分并且在效力上高于国内法。属于这种类型的主要是德国、法国、瑞士、日本等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后者则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属于两种不同的法律体系，国际法所调整的仅限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为国家创设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而国内法所调整的是本国权力管辖之下的法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因双方之间不存在彼此隶属关系，国际条约必须借助于国内法才能在国内层面发生效力，必须在转化为国内法之后才能得到适用，换句话说，对条约当事国来说可适用的是该国实施国际条约的法律，而非国际条约本身。奉行二元论的主要是英美法系国家。

理论上讲，很难确定我国是属于“一元论”或“二元论”系统。实践上，我国在条约适用方面并未采取统一的或单一的模式。首先，我国宪法对条约的法律地位及适用问题未做出明确的规定，迄今也尚未确立一般性原则。从我国历次宪法的情况来看，宪法虽然也涉及条约事项，但基本上限于缔约程序方面，而未明确条约在国内法中应如何适用。1990年《缔结条约程序法》首次以法律形式对条约问题作了调整，但仍仅限于条约的缔结和国内审批程序而未涉及条约在国内的实施问题。其次，我国立法实践中有多种不同的条约实施方式：1）将条约转化为国内法律，在加入时制定专项法律，将条约的内容和原则在国内法中加以直接规定，或者虽不直接提及条约的规定，但在国内相关立法中体现条约的原则精神以实施国际条约。199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依照我国加入的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而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即是很好的立法例。2）不具体规定条约的内容，而是在立法中确立处理条约与法律关系的基本原则，一般是明确国内法律与条约有不同规定的优先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第2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8条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这里产生一个问题：在国际条约规定不允许有保留条款的前提下，国际条约是否应毫无保留得加以适用？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规定有限制国际条约在国内法体系中之效用的嫌疑。因为，它们暗示只有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发生冲突时，才考虑适用前者。这无疑会使WTO成员对我国履行加入承诺的诚信度，打上一个不大不小的问好。

5.法律、法规的统一性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在一些政策制定程序、法律体系和一些经济贸易、金融政策制度缺乏透明度，加之有些法规和政策在各地执行时不统一，已经给国内外的投资者造成很大的疑虑。因利益驱使，而导致的一些地方通过立法、执法和司法表现出来的严重地方保护主义问题，更成为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之一。中国加入WTO后，会有更多的外国投资、外国服务进入中国市场，如果地方保护主义仍不解决，我国按WTO原则所做一系列承诺就会受到破坏，很有可能引发国家间的无休止的贸易争端。

WTO法无论在性质和内容上都与一般国际条约明显不同，这样一种国际协议在我国如何履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无可置疑，对于WTO这样一个内容广泛以及经济贸易利益重要的协定，使得及时制定相应法律成为各国共同的必要选择。我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WTO多边贸易机制的有效合作。要取得其他贸易伙伴的信赖，除了用实际行动在经济领域展示我们扩大开放的诚意，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必将有助于使我们的理念获得世界广泛的认同。

（三）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法律实务问题

作为一名WTO成员，它必须保证接受WTO／GATS的全部条款而无所保留。它还必须确保，其本国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符合WTO／GATS项下的一揽子义务。这项义务发达国家须在WTO协议生效立后即执行；发展中国家5年内执行；最不发达国家10年内执行。

1.中国的谈判地位问题

服务贸易总协定包含了不少对发展中国家相对优惠的内容。因为在谈判之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认为它们的服务贸易产业十分脆弱无法与发达国家成员公平竞争，故而极不情愿加入到乌拉圭回合构筑起来的服务贸易大家庭。发展中国家的另一重忧虑聚焦于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可能给其本国脆弱的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值得庆幸的是，经过仔细权衡入关后可能获得的巨大经济、政治利益；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将会认可，它们为促进本国发展目标而制定和执行新的措施的特殊的经济权利与需要，最终都在协议上签了字。作为相互妥协的结果，总协定一方面许可给予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不同的甚至是优惠待遇及最低限度的承诺，以鼓励它们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提高这一领域的竞争力。另一方面，总协定敦促发达成员建立相关机制以资助发展中国家，在进入它们市场时获得与服务有关的信息、商业与技术帮助、注册登记、认可和获得专业资格证书。［10］例如，在其第四、五、十五、十九章等等，总协定提请将特殊的照顾和特别的灵活性赋予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以便它们加快逐步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但是，发展中国家也被期望采取积极和有效的措施充分得开放本国市场，以便在不久的将来使它们权利与义务逐渐趋于对等。

谈判之初，中国以何种身份（即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加入GATT／WTO（GATS），成为中外各方争执的法律焦点问题之一。虽然中国主张它日渐趋向市场经济（而大多数成员国并不认同这一点），但无可否认，中国经济在服务产业领域的开放程度较总协定的基本要求有明显的差距。不仅如此，中国的谈判对手们将中国视为极具潜在威胁的竞争者。大多数成员-发达国家和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极力反对给予中国发展中国家的谈判地位；中国则据理力争要求对方充分考虑其承担一揽子义务与国内支持的承受能力问题。因为放弃这个“底线”，意味着中国在入关后立即承担起发达国家的义务，而不是像发展中国家那样有5年的过渡期。通常，所有的WTO成员无一例外要求一个申请方确保：统一国内贸易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取消所谓的不平等交易规则；公示其重要的对公平竞争可能产生影响的商业和司法文件以及采取其它的“透明”措施。换句话说，中国显然不能这排斥些服务贸易领域基本的义务。作为一个在上国际贸易领域上升的经济大国，中国自然会被期望承担超过其以往的义务。谈判往往是不同利益相互较量与妥协的结果。因此，中国的入关谈判可能需要突破GATT／WTO对市场经济国家的定义框架限制。举例说明，以中国现有的经济实力，似乎难以接受除广泛得使用“逐步推广”［11］以外的其它改革措施－尽管这样做，WTO成员依照长期形成的有关经济调整的国际贸易政策，会理解为“不公平”。任何一方必须共同面对这样一件事实：中国二十多年来养活着世界1／4的人口，这种处境在21‘世纪的前半叶不会有太大的改观。扣除中国官方公布的“下岗”［12］（即失业）数字，任何来自外部世界对其稚嫩服务产业-创造新型就业的主要源泉的冲击，都会给其相对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带来难以承受的负担，甚至引发一场残酷的灾难。不给予这种“逐步推广”，中国内部现存的和未来的抵制势力会愈演愈烈，这种事态与各方达成协议的期望背道而驰。故而谈判的两方势必做出相当的退让。从另一种角度看，中国的社会机构尚处于剧烈得调整当中，企望它们（的运作）在入关之始就符合WTO的通行标准或许极不现实。相反，不经过充分计划而顿开国门（即开放商品和服务贸易），很难不引起恐慌；很难让各方取得预期的利益。［13］简而言之，为铺平达成最终协议的道路，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监管能力的现实可能性。除了经济因素，“”亦是不可忽略的环节之一。历史的原因使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实质上形成了两个各自独立的关税区。但政治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迄今是全世界公认的代表“大中国”（含香港、澳门、台湾）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历来仅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出于国际法尊重国家以及兼顾这种复杂的政治现实，只有在中国大陆首先加入后，WTO才能接纳中国台湾以一个特别关税区的身份加入该组织。经济上，中国台湾长期以来早已是世界经济及世界市场重要一分子。尤其是自1992年以来，大陆与台湾双双晋升全球贸易排行榜的前十位。因此，缺乏大陆与台湾的共同参与，WTO的广泛使命就难以实现。

进一步说，中国的入世谈判不单纯是中国本身重要，因为针对中国这一特例而形成的原则，为今后可能进行的俄罗斯及其它前独联体国家的类似谈判活动设定一项先例，也必将对WTO框架下与服务贸易有关的事项（例如国营贸易）进行相应的修改产生深远的影响。［14］2.中国的国内法律、法规与总协定不符之处需要修正的问题

若中国成功得劝说总协定成员国接受其发展中国家的角色，那么直接影响中国入世的第二个法律实务问题则聚焦于，中国能否消除其现存的对服务贸易不公平限制。中国入世前，外资在华获许经营的服务行业的持股比例一直被中国法律限制在49％（例如1990年《中外合资经营法》及其实施细则）。此外，当地成分要求、外汇收支平衡条款、出口业绩要求、以及合资企业的经营计划必须备案审查等，在中国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中屡见不鲜。因为不能以人民币进行业务结算以及不能参与面向公众业务［15］，外资可以经营的范围仅仅边际性的，实质上被限制于以外币结算向外资企业提供服务。因此，消除与服务产业的国际规范不相符的法律、法规及规章，是中国加入服务贸易总协定不可回避的一步。

这一点上，总协定反复强调：“每一个成员必需保持或尽速建立独立行使职权的司法、仲裁或行政裁决机构。应任何一个受影响的服务供应商请求，这些机构应尽快审查（被投诉的）影响服务贸易的行政决定。必要情况下，责成加害方对受损方进行公正、适当的补偿。”［16］关于修改这些不符点，目前中国仍存在着一个突出的问题：

中国的现行《宪法》对国际条约（如WTO协议）在其内国司法系统的法律地位未予以规定。而中央和地方的不少机构享有实际意义上的立法权；甚至法院无权废除相互矛盾的法律，也无权废止与法律相违背的行政性法规、规章。［17］针对中国如何在其国内法律领域兑现WTO协议，WTO成员绝对会要求中国进行大范围的司法体制改革。这样一来，难免牵涉到另一个复杂问题-因为，有时很难明确区分那些是经济问题那些是政治问题。其后果往往造成，阻碍了各方在《争端解决机制》的框架范围平息争议。

三、中国在服务贸易领域为执行服务贸易总协定所作的准备

普遍认为服务贸易与商品贸易在经营的本地化问题上存在着显著差异。前者往往通过投资建立分公司或子公司和雇用当地人员，将母公司先进的国际标准和经营方式引入宗主国。由于竞争带动资金、技术及管理的升级换代，服务产业不断向分工的纵深发展。这种趋势在扩大了就业的同时，反而将服务成本降低，最终使接受服务的消费者获益。中国的20多年改革开放，已经使广大民众品尝到商品贸易领域自由竞争的丰硕成果。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自然要将目光转向服务贸易领域。如同前者在开放之初要经历的阵痛一样，后者一定会在兑变中获得新生。这种求变既是普通民众的呼声，是那些真正经得起市场考验的商家的呼声，又符合现政府倡导的和平、稳定及发展的大局观。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中国政府在入世谈判中所显示的决心与诚意是不容置疑的。

中国加入WTO以来，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履行承诺。中国政府根据所做出的承诺在一些重要的服务贸易部门颁布了新的审批外资进入中国的法规和条例，包括：《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中外合作音像制品分销企业管理办法》、《国务院关于修改＜旅行社管理条例＞的决定》等。对于以上的法规，中国政府各部门还将根据需要制定实施细则，以便使这些法规更具操作性。此外，还有一些法规正在积极制定之中，如《外商投资商业企业管理暂行办法》、《中外合资证券公司审批规则》，其中《中外合资证券公司审批规则》还在网上公开征求了公众意见。以上法规在完成有关程序后将尽快公布。

四、结束语

成功得加入《服务贸易总协定》，使中国得以重新按市场规律配置资源、重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这些都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利用服务贸易创造就业的特征，将大多数农村和城镇剩余劳动力转化到服务产业，既是中国实现稳定走向繁荣富强的梦想，也是其成为区域性乃至全球贸易大国的必经之路。这种成功的转化离不开明确的司法保障和一系列有效的财产权保证，更应增强法治体系加大透明度和监管力度。总之，中国未来面临着沉重的任务和艰巨的考验。一旦抓住机遇，中国一定会履行她向自己的人民以及世界许下的诺言。18即便这一进程是缓慢的。

正如WTO总干事莫尔先生评论的那样：

“……没有中国参加的WTO是不完整的。中国加入时所作的承诺以及它坚定得支持启动新的多边贸易谈判将为WTO美好的未来做出杰出的贡献。”

服务贸易理论范文第6篇

关键词：竞争优势理论 服务贸易 传统优势 创新机制 传统优势

竞争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经典学说，在我国服务贸易不断扩大开放的今天，基于竞争优势理论研究服务贸易发展方向与途径，对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价值。

一、竞争优势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生产要素与需求要素

竞争优势理论认为，生产要素与需求要素对贸易竞争起到基础资源的供应与内驱力作用。生产要素一方面是指自然生产资源，比如气候的适宜性、地理环境的优越性、非技术的单纯劳动力等等；另一方面是指高级智力资源，即人们创造所得的现代化技术设备、高等教育机构与专门研究机构的发明创造等等。生产要素作为基础资源性材料，是贸易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需求要素则指向国内市场的需要，国内市场是产业进步的动力，没有市场需求就没有产业化发展，特别是服务贸易产业，其消费者直接参与服务贸易的全过程，决定着服务贸易的生产、路径，以及结果，服务贸易对市场需求的依赖相较其他产业更为突出，因此，需求要素提供了服务贸易发展的内驱力量。

（二）产业要素与企业要素

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产业要素与企业要素是贸易发展高度的决定性因素。产业要素是指区别于主导产业，且为主导产业提供投入的其他国内产业，产业要素的完善水平影响着主导产业的成本大小、品质高低以及产业内部的有益信息流，即只有相关产业的产品具有质量优势，主导贸易产业才可能具有产品的质量优势，只要相关产业的产品具备国际竞争力，主导贸易产业才可能为自己赢得国际竞争的有力位置。另外，企业要素涵盖了以产业化经营为目标的企业战略、企业组织结构，以及企业同其他企业的竞争关系。企业要素受到国情的影响，各国家企业的差异性条件形成了企业竞争的国家优势，一个国家的企业所处的国内竞争环境压力大，竞争程度高，那么企业对技术改进的要求与产品创新的要求就更为紧迫，本国竞争的白热化促使企业时刻保持忧患意识与前进欲望，成为民族企业走出国门的重要动力。

（三）机遇要素与政府要素

竞争优势理论将机遇要素与政府要素作为贸易竞争的辅助要素。机遇要素是指促使行业结构重组的某些重大技术革新或突变性力量，机遇要素不常有，但往往造成行业局面的根本转变，给予了其他企业异军突起或取代原优势企业的机会。除此，政府要素指向政府在贸易发展中的作用，包括国家的经济制度、法律条例、金融投资体系、税收政策等等，它们或促进或阻碍贸易发展。例如一个国家对于光纤通讯、民用科技、高等教育的投入大，重视程度高，税收更优惠，那么这个国家的服务贸易行业便具备了发展的优越土壤，反之则对国内服务贸易发展造成阻碍。

二、竞争优势理论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启示

（一）保持传统优势与挖掘国内需求

我国服务贸易出口行业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优势型产业为主，比如旅游行业、劳务行业与运输行业等等，这些行业的特点是技术要求与资本的附加值低。我国服务贸易的生产要素突出表现为廉价的劳动力与广袤的地理资源，生产要素中的自然资源力量是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条件，我国在占据传统行业发展优势的同时，需要认清高级生产要素的不足，比如知识与科技含量的低下，只有重视对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才能从根本上为我国服务贸易创造活力。同时，竞争优势理论中的需求因素决定着服务贸易发展的内驱力，我国政府应大力整顿国内消费环境，通过实施一系列鼓励性消费政策，挖掘内需，刺激市场容量以及高关联度的产品生产，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二）增进行业交流与推动企业竞争

我国服务贸易行业，除旅游业、通讯业等自然禀赋产业的竞争力指数较高，其余产业的竞争力薄弱，特别是金融与保险服务的TC指数持续保持负增长，说明外来环境对它们造成了强劲的冲击，随着政策性费用的比重上升，前景更是不容乐观。我国服务贸易行业应树立危机意识，一方面，竞争优势理论中的产业要素告诉我们，只有产业链的整体竞争力提升，才能为主导行业赢得市场先机。因此，服务贸易行业间的信息交流与互助合作必不可少，比如交换行业状况，探讨行业发展趋势，建立优势资源的互补平台等等，完善行业自律与自省途径，有助于服务贸易的市场化、社会化改革。另一方面，根据竞争优势理论，没有企业竞争就没有产业发展，在行业合作交流的纽带性作用得以发挥的同时，良性的企业竞争能焕发企业生产积极性，帮助企业调整战略结构，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促使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贸易企业脱颖而出。

（三）完善创新机制与发挥政府作用

竞争优势理论中的机遇要素指向科技的日新月异，企业技术创新能有效地为行业开辟生存空间，拓展新市场。因此，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必须依靠创新机制，全面推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促使先进技术与经验作用于服务贸易。比如引进国际合作模式、外派学习人员、联合高校带动产业研究、重视产品的差异性营销，以及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并重等等。最后，服务贸易发展还有赖于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在服务贸易中的有效作为包括打破市场垄断，维持竞争环境的公平公正，通过税收优惠与相关产业政策手段，帮助服务贸易向知识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流动。

参考文献：

[1]唐玉红.《试论国际服务贸易和我国的服务贸易开放》，《经济师》，2006年第02期。

服务贸易理论范文第7篇

竞争力的相关理论由来已久， 英国经济学家张伯伦(E.Chamberlin)于1939年提出“竞争优势”的概念，经霍弗和申德尔(Hofer & Schendel)引入战略管理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得到以波特（M. Porter）为代表的战略管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后来（1990）又将其引入国际竞争领域，是对比较优势说的补充和发展，也是当代国际竞争力理论的核心内容，它在战略管理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为提高一国竞争力而进行的政策改良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竞争优势理论

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其基础体现为著名的“钻石模型”，它将一国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归纳为四点:

1.生产要素

2.需求要素

3.相关产业

4.企业战略和组织结构

另外，机遇和政府行为这两个因素也对产业国际竞争力产生重要影响。而一国优势产业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生产要素推动阶段，这一阶段的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该国的生产要素禀赋，即是否拥有自然资源和大量廉价劳动力；第二阶段是投资推动阶段，这一阶段的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资本要素，即该国是否可以投入大量资本用于更新设备、扩大规模和增强产品的竞争能力；第三阶段是创新推动阶段，这一阶段的竞争优势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研究和开发投入（R&D）;第四阶段是财富推动阶段，即这些国家或地区将过去的成果累积成为财富后，财富的运用可以再推动增长。波特将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分为三种主要形态，一是客户以旅游方式在他国购买劳务；二是服务企业派遣母国总公司的人员和设备到其他国家提供服务；三是服务性企业通过国外分支机构网点，雇用当地人或侨民，为该国提供服务。他认为，服务贸易给予厂商或国家竞争优势的基本要素可以分解为六个：服务技术要素、服务资源要素、服务管理要素、服务市场要素、服务资本（投资）要素、服务产品要素。

二、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

比较优势学说基于要素分析，强调自身禀赋在优势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而竞争优势基于竞争力分析，强调优势的形成不仅仅依靠禀赋，更重要的是将优势发挥出来，形成真正的竞争力，这样才能在纷繁复杂的贸易实践中取胜。相对于传统的比较优势，竞争优势的提出从更高的层面阐述了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和保持。当某些产业在国际间转移，国际比较利益发生变化时，原先拥有该种产业比较优势的国家可能就会因为固守静态比较优势而失去贸易上的竞争优势。各国只有在国际经济格局的动态调整中，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及资源，在各个层次上进行优势整合，不断创造新生的竞争优势。克鲁格曼（Krugman 1994）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在解释禀赋差异较大的国际贸易方面具有优势，而竞争优势理论在解释资源禀赋相近的国际贸易和产业内贸易现象方面具有优势。竞争优势理论更多地适用于那些处于寡头、垄断竞争德市场结构且具有一定规模的公司，与相对弱势的中小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并不贴合。萨缪尔森、诺德豪斯认为，竞争优势只是比较优势的一种直观表述。早在斯密的《国富论》中就已将绝对优势一分为二――自然优势和获得性优势，显然，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从两个方面分别体现着斯密“绝对优势”的精神。

三、增强服务贸易竞争优势――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建议

如何增强国际竞争中本国服务贸易的竞争优势，是各国政府和企业所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飞速发展并迅速扩大的国际服务贸易中形成和保持自身的竞争优势，无疑是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必要条件之一。

1.知识（Knowledge）和教育(Education)

知识是许多行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之一，也是企业的重要战略资源（巴尼，1991; 格兰特, 1996; 格兰特・巴登 福勒, 2004; 斯彭德, 1996）尤其是相关的服务行业;而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就是教育或培训。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要在贸易竞争中获得和保持优势，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要提高

2.创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作用不言而喻，企业在经济中建立和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即在于非线性创新。根据波特的理论，一国经济持续繁荣的源泉是这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而主导产业的竞争优势又来源于这个国家的主导产业的竞争优势，而主导产业的竞争优势又根源于企业由于具有创新机制而提高了生产效率；各因素互相影响和加强，共同构成了一个动态的、激励创新的竞争环境。

3.政府行为

服务贸易理论范文第8篇

（一）银行积极修订操作规程从调查情况来看，大部分银行均由总行统一制定相应的服务贸易外汇业务内控制度。从内控制度的内容上来看，大部分银行的制度均比较完善，都能将服务贸易外汇管理规定落实到其内控制度中，且均有内部检查核对机制。

（二）真实性审核规定有效执行从调查情况来看，绝大部分企业能按照政策规定提交和留存交易单证，银行也能按照真实性审核原则审查并留存证明材料，并在分次办理的业务凭证上签注、盖章。另外，银行对管理信息的报送也较及时、准确、完整。

（三）外汇业务人员有效转型改革后，服务贸易外汇管理人员及时转变管理理念，从重事前审批转向重事后监测，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看系统、找线索”等非现场监测核查工作上。同时按照工作制度要求，依托服务贸易外汇监测系统，积极探索实践服务贸易主体监管方式，打破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资本项目管理框架，有效提升服务贸易外汇监管水平。

二、改革成效逐步显现

（一）收入存放境外效果明显，资金成本大幅降低改革后，广西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外汇收入存放境外需求得到释放，改革一年来服务贸易外汇收入存放境外规模达1270万美元。在不考虑汇率变动造成资金损益的情况下，可为企业节省汇兑成本近150万元人民币。另外，对于在东南亚及安哥拉等国长期从事承包工程的企业来说，还有利于收取工程所在地货币用于当地物资采购和劳务支出，缓解因项目业主外汇短缺造成的工程款拖欠问题，该项政策受到企业的极大称赞。

（二）简政放权效果明显“，脚底”成本大幅减少改革后，取消了特殊非贸易售付汇、国际海运船长借支项下提取外币现钞等6项核准业务，极大地便利了企业的外汇收支，“脚底”成本大幅减少。以广西北部湾沿海三市为例，改革前几家大型海运企业船长借支提钞核准业务频繁发生，几乎都要指定专人负责该项业务，改革后，该核准项目被取消，一年就减少审批程序100余次，直接为企业节省时间1000余小时，节省交通成本近万元。

（三）税务备案效果明显，资金周转明显加快改革后，企业付汇不用再往返国税、地税部门开具税务证明，只用到国税办理税务备案，资料齐全时，企业当天就能获得税务备案表到银行付汇，且备案金额由3万美元提高至5万美元，企业普遍反映付汇周期明显缩短。如广西某公司厂区设在来宾市，但公司注册地在南宁市，每年都会多次聘请外国专家到来宾厂区做技术指导。改革前，该公司办理技术服务费付汇，都需往返南宁市国税局和来宾市地税局办理税务证明，改革后，不用再到地税，每笔付汇时间至少提前4天。再如某房地产公司有较多的小额设计服务费付汇，金额大多在3~5万美元之间。改革后，5万美元（含）以下付汇不用办理税务备案表，每笔付汇提前2~3天，单笔业务仅交通费就可节约50~100元人民币。

（四）简化单证效果明显，经营效率大幅提高改革后，企业外汇收支单证大幅简化。以出口海运费为例，由6种凭证简化为1种。据某货运公司反映，改革后海运费付汇时间由原来的1~2星期缩短到半天。某国有商业银行广西区分行也反映，改革后，办理海运费付汇时间由20分钟缩短到8分钟，缩短近60%。另外，单证的简化还减轻了银行装订保管留存材料的压力和成本。对于5万美元以下外汇收支业务较多的企业而言，便利程度更加显著。以某制造公司为例，改革一年来，该公司单笔5万美元（含）以下对外付汇业务超过100笔，占比超过70%，单证简化为其节省的人力成本、资料成本和脚底成本等费用超过8000元人民币。

（五）境内划转政策效果明显，汇兑成本大幅减少改革后，联合体形式对外承包工程、服务外包等重点领域的境内外汇划转业务得以放开，便利了企业的外汇境内划转。以联合体对外承包工程为例，仅广西某企业与广东某单位组成联合体承包境外某项目，就为企业节省外汇汇兑成本近80万元。

三、仍需关注几个问题

（一）个别银行柜员理念尚未转变一是个别银行柜员办理技术服务费付汇时，仍然要求企业提供《技术进口合同登记证书》和《技术进口合同数据表》。二是个别银行柜员在遇到改革前由外汇管理部门核准的业务时，有畏难情绪，仍然向外汇管理部门核实需要审核的凭证，仍希望经外汇管理部门认可后再办理，政策效果受影响。

（二）个别条款需要进一步明确一是新政策规定办理等值5万美元以上的限制类技术进出口收付汇时，金融机构应审核《技术进出口许可证》，但哪些技术属于限制类，金融机构难以判定。二是新政策规定赴战乱、外汇管制严格、金融条件差的国家（地区），设立代表处办公经费或对外承包工程项下外币现钞提取，直接在金融机构办理，但哪些国家属于战乱、外汇管制严格、金融条件差的国家（地区），金融机构也难以判定。

（三）系统基础数据查询模块“导出”功能不够完善在服务贸易外汇监测系统的基础数据查询模块中点击“导出”按钮后，出现的交易明细数据与导出前查询到的交易明细不一致，且不符合查询条件。如查询2014年1月1日至8月31日广西服务贸易跨境支出基础数据时，查询结果显示均为该时间段的数据明细，但导出后的交易明细虽然总笔数与查询结果相同，但总金额却存在较大差异，且含有大量的2008~2013年的业务数据，这给业务人员的监测核查带来不便。

（四）故意分拆认定依据不够充分外汇管理人员核查发现，某企业向境外同一公司支付服务费6笔，单笔金额均在4.7~4.9万美元之间，当日累计支付29.16万美元，有明显的通过分拆规避税务备案和单证审核的嫌疑，但由于对故意分拆的认定依据不够充分，检查部门认为处罚依据不足，服务贸易业务管理人员也无法顺利办理案件移交手续。

（五）税率鉴定降低税务备案政策便利性由于担心付汇金额与实际扣缴税款后的金额不同，导致后续税款多退少补和境外收款方退汇等情况，部分企业办理技术服务费、管理费等项目对外付汇前，仍然会到国税部门办理《非居民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鉴定表》，用以确定代缴税款和可付汇额，使得等值5万美元（含）以下的对外付汇不需提供税务备案表的便利政策效果打一定折扣。

（六）“异常企业”分类管理政策有待完善监测制度规定外汇管理人员应将核查发现的存在异常的境内机构标注为“异常企业”，加大对“异常企业”的监测力度，并对相关金融机构做好窗口指导、业务风险提示，但被列为“异常企业”后，其服务贸易项下收付汇没有受到任何限制，与正常企业没有政策差异，服务贸易主体分类措施不够有力，“扶优限劣”效果不够明显。

四、完善管理相关建议

（一）进一步加强对银行的培训和指导一是加大对银行的宣传培训力度，使银行业务人员切实掌握政策内涵，转变业务理念。二是督促银行尽快完善操作规程，避免临柜人员无具体办理依据，影响改革政策的高效顺畅执行。

（二）进一步明确限制类技术和外汇管制国家一是建议与商务部门协商，将现行的限制类进出口技术目录，在商务部网站显眼位置，方便金融机构查询。同时明确由商务部门负责认定进出口技术是否为限制类，并公布咨询电话。二是建议向金融机构公布符合战乱、外汇管制严格、金融条件差的国家（地区）的名单，或规定由企业向金融机构提供证明符合战乱、外汇管制严格、金融条件差情形的证明材料，如公开发行报刊的报道等，由金融机构认定。

（三）完善服务贸易外汇监测系统功能建议分析查找服务贸易外汇监测系统基础数据查询模块导出数据与查询结果不一致的原因，改进基础数据导出功能，保证导出数据的准确性，为外汇业务人员监测核查工作提供技术保障。

（四）进一步明确故意分拆收付汇认定规则建议明确规定当企业某一时期单笔等值5万美元（含）以下的服务贸易外汇收支笔数增幅，明显高于收支规模增幅，且企业无合理解释的，可被认定为故意分拆。另外，加强与税务部门的数据共享，对于未按照规定办理税务备案的分拆付汇行为，也可被认定为故意分拆。

（五）与税务部门协商加强对企业税率认定的指导建议与税务部门协商，通过举办培训班、发放宣传手册、在税务部门网站公布税率认定说明等形式，加强对企业税率认定工作的指导，使企业不用到国税部门办理《非居民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鉴定表》就可掌握付汇后需要缴纳的税款金额，使企业充分享受单笔等值5万美元（含）以下的对外付汇不需提供税务备案表的便利政策。

（六）完善对“异常企业”的分类管理措施建议研究制定对服务贸易“异常企业”的分类措施，外汇管理部门通过“信息交互系统”向银行定期“异常企业”名单，“异常企业”的服务贸易外汇收支不再享受单笔等值5万美元（含）以下无需审单、单笔等值5万美元（含）以下对外付汇不用办理和提交税务备案表等便利政策，对其外汇业务进行有区别的管理。同时，可探索与货物贸易主体分类政策的协同监管，实现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主体分类政策的协调统一，提升经常项目主体分类管理成效，引导涉汇主体合法合规经营。

服务贸易理论范文第9篇

内容摘要：服务贸易理论相对于货物贸易理论来说尚处于探讨和争议阶段。对生产者服务的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基于货物贸易理论总结了服务贸易理论的一些观点，提出了生产者服务贸易和制成品贸易互动性的相关理论，在这些理论基础上得出了发展国际贸易的启示。

关键词：生产者服务贸易 成品贸易 互动性 理论

严格来说，国际服务贸易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但服务贸易发展实践却又需要服务贸易理论的诞生，建立相对完整的服务贸易理论体系，因此理论界存在着两者选择：一种通行的研究方法是将传统商品贸易理论加以扩展，使之适用于对服务贸易的解释。但是由于服务贸易实践与商品贸易理论中很多前提假设显著相悖，因此，理论家们又面临对传统商品贸易理论不断修正的尴尬。而另一方面，与商品生产不同，无论是从生产要素投入还是生产过程来看，各类服务业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生产函数类型，因此出现传统商品贸易理论只能解释部分服务贸易行业的局限性。

服务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学说”

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说认为，各国应该按照专业分工的原则生产和出口本国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进口绝对劣势的产品，其结果对贸易双方均有利。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生产本国条件比较优越、成本比较低廉的产品，并用以与其他国家交换本国需要的、生产成本较高的产品。与商品贸易同理，通过出口其生产率较高的服务，进口其生产率相对较低的服务，可以使参与贸易的每个国家都从中获益。H-O理论则认为，由于不同国家或区域的诸如劳动力、资本、土地（供应状况）等生产要素禀赋存在着差异，因而导致生产成本存在差异，因此各国应该集中生产并出口本国要素丰裕产品，而进口要素相对短缺的商品。按照H-O理论，一个国家的比较要素服务优势，表现为密集使用其禀赋相对丰裕的生产要素的服务，通过出口密集使用其禀赋相对丰裕的生产要素的服务和进口密集使用其禀赋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的服务以从中获得利益。

以美国经济学家G•菲科特克蒂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认为比较优势说不适用于服务贸易，原因是服务与商品相比，有自己的特点。而以哈佛大学著名国际经济学家理查德•库伯为代表的很多西方学者认为，作为一种简单思想，比较优势是普遍适用的。如果承认比较优势原理适用于服务贸易领域，必然要承认服务贸易的自由化是必然的选择。但不同类型的国家对服务贸易自由化有不同的主张。由于发达国家在服务产业拥有较强的比较优势，他们一方面极力扩大高科技产品和服务的出口，另一方面又阻止发展中国家有优势的产品和服务进入本国市场，从而使发达国家最能从国际服务贸易中获得比较利益，因此发达国家倾向于承认比较成本理论在服务贸易领域的适用性。而发展中国家却否定其适用性，因为他们不愿在新的分工结构下仍然处于从属地位。

比较优势的深邃博大的思想对于服务贸易仍然具有指导意义的，只是在具体运用过程中需要作一些必要的修正。Deardoorf（1985）从比较优势说用于服务贸易的局限性入手，在标准的H-O模型框架下放松假设，允许要素在国家间流动并可以从国外购买要素服务，成功地解释了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原则。生产要素优势为服务贸易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如天然良港对于国际运输；自然风光对于国际旅游；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对于劳务输出；历史形成的金融中心对于国际金融服务等。拥有这些提供服务的必要条件优势，就可以使得服务成本较低。但与商品贸易相比，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不再依赖自然资源、资本等要素，而是更多依赖于人本身的特征及相关的文化因素。

生产者服务贸易和制成品贸易互动性理论

（一）生产区段和服务链理论

古典经济学架构下的比较利益理论是一种静态的比较利益优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琼斯等人依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论和赫克歇尔一俄林模式，建立了生产区段和服务链理论，引入动态的比较利益原则认为由于比较优势的存在，服务链可以促进生产国际化，从而服务贸易可以大大促进货物贸易。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果一国在某种商品或服务的每一个生产区段和服务链的成本都比较低，为了将比较优势发挥到极致，企业就将在国内与国外同时分散生产制造产品。由于产品的生产区段位于不同国家，生产者服务链可以由不同国家的服务提供者提供，于是就产生了生产者服务贸易。制造企业包括服务企业能否获得高质量、高效率、低成本的生产者服务投入，生产出满足市场需要的差异性、高附加值产品，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持久的生存与发展。

马库森和弗兰科斯从需求角度分析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下的服务，进一步印证了琼斯等人的观点。马库森发现由于服务贸易，尤其是生产者服务，规模报酬递增显著，许多中间产品又具有差异化或与国内要素互补的特性，因此生产者服务优于单纯的最终货物贸易，其分析了服务部门的内部专业化。弗兰科斯强调了服务在协调和链接各最终产品的专业化生产过程中的外部集聚作用，他建立了一个具有张伯伦垄断竞争特征的产品差异模型，讨论了生产者服务由于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和制造而实现的报酬递增之间的关系，一级生产者服务贸易对货物贸易产生的影响。

（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产品生命周期说（Product Life Cycle Theory）由美国销售学家费农于1966年在《生命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一文中首先提出，经威尔斯（Louis T. Wells）、赫西哲（Hirsch）等人不断完善。 “生命周期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思维方式被广泛应用于产业经济学领域，是二战后解释制成品贸易的著名理论。由于生产者服务业是从制造业的职能部门分化、升级而成，笔者以制成品生命周期理论来探讨制成品贸易与生产者服务贸易的互动发展过程。费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包括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生产阶段，每个时期内制成品贸易与生产者服务贸易以及制造业和生产者服务业的互动发展形势存在着差异，也体现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发展。

在创新阶段，由于制造业中的生产者服务部门不存在外部市场关系，创新国家（如发达国家美国）按照分工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的原理将制造企业的非核心生产服务活动外部化给本国生产者服务部门进行专门生产以降低产品成本，使得本国的制造企业更加集中精力研发高技术含量的制成品，随着制造流程中外包行为的增长，像产品设计、研发、物流信息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越来越多的制造流程中的生产者服务外包给了专门企业，这样，传统的价值链由原来的纵向一体化向横向一体化发展，制造业不再盲目追求纵向的扩张，而开始在价值链上专注于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和关键资源。在国际贸易中像美国这样的创新国家始终处于价值链的高端，赚取的利润也更高，因此在制造业对生产者服务业需求越来越强烈的支撑下，作为一种中间产品，美国这种发达国家的生产者服务水平迅速的成长起来。这时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通过进口美国的高科技制成品模仿其将生产者服务在国内进行外包，同时也开始从美国进口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生产者服务贸易以此带动本国生产者服务业和本国出口制成品的技术含量（见图1）。

到了成熟阶段，随着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从创新国家美国进口高科技制成品的增加，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的许多制造业内部的制造和服务活动开始外化，许多生产者服务部门从制造企业中分离出来成自我管理的企业。因此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外在的生产者服务市场逐步成长起来，并相应地推动着这些发达国家制成品贸易的发展，同时，较高技术含量的制成品贸易也需要更多的生产者服务的支撑。这时候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的生产者服务贸易开始向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出口。在这个阶段由于制成品中的研发要素已经不重要，产品由智能型变成资本密集型，经验管理水平和销售技巧成为比较优势的重要条件。创新国美国比较优势下降，其产品出口开始下降。

到了标准化生产阶段，发展中国家大量从美国和日本、西欧等国家进口生产者服务并通过 “干中学”使得其本国生产者服务可以为制造企业提供更多的专业化服务，因此生产者服务在制造业的生产活动强烈的需求压力下发展非常迅速，经过一段时间的互动，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贸易在生产者服务业的支撑下开始向高端挺进，而生产者服务业在制成品贸易需求的压力下发展非常迅速，由于发展中国家这个阶段的生产者服务业的生产要素中人工成本比例较高，因此发展国家的生产者服务业占比较优势，美国开始退出市场并转而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生产者服务贸易。

综上所述，在国际市场上，生产者服务贸易的发展、演化过程与制成品贸易的发展息息相关，它的生命周期既是生产者服务业自身所在制造业外化发展的过程，也是与一国制成品贸易互动发展的演化历程。

生产者服务贸易与制成品贸易互动性理论的启示

（一）国际贸易竞争重点必将从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特别是生产者服务贸易转移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国际贸易竞争重点必将从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特别是生产者服务贸易转移：而且货物贸易从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加工业向以研发等知识产权和高附加值为核心竞争力的制造业产品进行转移，一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需要有以智力和知识密集型为主的生产者服务业的支撑，因此现代制造业产品的发展已经表现出对生产者服务的需求越来越旺盛的趋势，而全球服务贸易的发展方向已经呈现出由传统服务贸易向现代生产者服务贸易转移的发展方向。从发达国家对外贸易发展的客观事实可以看出，一国生产者服务贸易发展水平越高，其制成品贸易的发展水平就会越高，因此各国在制成品贸易上的竞争实际上是各国生产者服务贸易之间的竞争。

（二）大力发展生产者服务贸易有利于促进我国制成品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

从生产者服务贸易与制成品贸易互动性理论可以看出：一国对外贸易的提升离不开工业制成品贸易的加强，而制成品贸易的加强离不开以知识密集为主要特征的生产者服务业的支撑。因为生产者服务活动已成为决定现代制造业附加值的最重要因素，对整个产业链条效率乃至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明显。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主要基地，加工贸易占50%以上，而为制造业发展提供服务的服务产业及服务贸易却相对落后。这需要我们对之进行研究并着力加快我国生产者服务贸易的发展，为我国工业化的发展注入新的能量。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已经基本服务化，对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行产生了重大影响。而生产者服务国际化的趋势对贸易格局的影响正在日益扩大，给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启示。

参考文献：

1.王荣艳，齐俊研.东亚生产者服务与商品贸易模式研究―基于制造业生产分割框架的探析[J].世界经济，2009（2）

2.陈宪，黄建锋.分工、互动与融合：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演进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4（10）

3.陈宪，程大中.国际服务贸易[M].中国软科学.立信会计出版社，2004

4.James R. Melvin.生产者服务贸易―一个基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方法[J].陈雪，陈林琳译.经济资料译丛，2005（4）

服务贸易理论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产业贸易理论 中美国际旅游服务贸易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高新技术快速发展，服务贸易发展迅猛。据WTO相关数据显示，世界服务贸易总额从1980年的1.9万亿美元上升到2013年的8.9万亿美元，增幅为368%。而这期间，其中的国际旅游业表现尤为突出。2013年，全世界的国际旅游人数近10.87亿，同2000年的6.983亿人相比，增长了55%。

伴随着中美两国货物贸易的发展，中美之间的服务贸易也迅速成长，而中美旅游贸易更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那么，接下来本文将基于产业内贸易的视角和中美国际旅游业的发展现状，并分析中美旅游服务贸易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而试图提出相应的有效政策建议。

二、中国和美国国际旅游服务贸易现状分析

（一）现状特点

（1）中美旅游贸易总额发展迅速。中美国际旅游贸易在2000

-2003 年期间发展趋于平缓，但是2004 年是个转折点，无论是中国从美国进口旅游贸易还是中国出口，都显示出较大的增幅，中美旅游贸易发展处于一个强势递增的状态，中国向美国出口额由 2000 年的11.85 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29.51亿美元，增长了近2.5倍。而相应的进口额也从20.27亿美元增加到98.14亿美元，增长了近5倍，而两国旅游贸易总额增幅也是达到了3.9倍。

（2）中国对美国的旅游服务贸易逆差明显。中国在与美国进行旅游贸易时，长期处于一个贸易逆差的状态，而且自2006年开始，其逆差额越来越大，进口额的增长速度要明显高于出口额的增长速度。图中的出口额的曲线位于代表进口额曲线的上方，且前者明显向右上方倾斜，而后者的较为平稳。从产业内贸易的角度来分析，也就说明了中美国际旅游业产业内贸易水平在下降。从贸易竞争力的角度出发，美国的国际旅游服务贸易属于净进口国，其国际竞争力较强，而中国属于净出口国，相比之下，其国际竞争力较弱。

三、中美国际旅游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资

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促进了中美两国之间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因为外商直接投资，特别是针对旅游相关产业的投资能够为外资旅游企业创造直接的就业机会，通过加大对旅游业瓶颈部门的资金与技术的投入，能优化我国的旅游产业结构，丰富我国的旅游资源，因此能够促进我国旅游业的出口，进而促进我国与美国旅游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由此说明美国跨国公司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增加时，中美两国国际旅游贸易产业内水平会随之上升。

（二）旅游市场规模差异化

当两国拥有的市场规模的差异越大，其生产出来的产品拥有的差异性可能就会增加。同时，由于资源的有限性特点，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为本国的居民生产所有差异性的产品和服务，来满足其理想偏好，此时，一国就会倾向于想另一国进口与本国有差异的产品或服务。由于中国与美国旅游市场规模的差异大，其所拥有的产品的差异性可能就会增加，从而满足消费者对不同差异化产品的需求，以此促进两国旅游产业内贸易的发展。

（三）服务贸易开放差异

服务贸易开放度也是影响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一国市场开放度的提高，能够促使更多的国际因素对本国产生影响，同时也让本国的经济发展的节奏跟上世界经济发展的步伐，其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就会更加频繁。

对于国际旅游业，当一国采用较强的贸易保护主义会降低其对外开放水平，而美国的签证等政策同中国相比更为严格，其对外开放的差异较大，不利于美国旅游业的出口，会降低旅游产业内贸易水平。说明当中美两国在服务贸易开放上有很大差异的时候，此时两国间发生贸易更多的是产业间的形式存在，即，产业内贸易水平会下降。

四、政策建议

而且虽然中美两国的旅游业贸易总额巨大，但中国对美国旅游业的进口额远远大于其出口额，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状态，并此现象有逐步扩大的态势。那么，该如何改变这种局面？下面为进一步促进我国国际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一）提高我国人均收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但是无论是居民收入还是收入中消费所占比例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都存在较大差距，导致消费结构不合理、内需不足等问题的出现，阻碍了我国旅游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发展旅游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根本途径是促进经济发展，只有加快经济发展，才能尽快缩小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

（二）政府提供政策保障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国开放程度可以用其国际旅游业的发达程度来衡量，在现代社会，旅游业已经成为服务业中发展最为强劲的一个行业，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一国的发展程度。在促进一国国际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政府扮演者至关重要的角色。政府确定的国家发展战略导向和相关贸易政策都对其有重要作用。

（三）优化国内旅游资源

一方面，我们要科学旅游资源开发规划，保护和优化旅游资源。但是，目前国内很多地方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急功近利，过于追求眼前的利益，对现有的旅游资源进行破坏性的开发，削弱了我国旅游贸易的比较优势。要保证我国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就应当在其开发和使用的过程中严格按照制定的规划来进行，同时我们还应该立足于生产旅游精品，创造出特色产品来满足人们的多样化消费需求，以此来吸引更多的外国旅游者到我国来旅游。另一方面，我们应该进一步创新旅游服务的境外营销手段，开拓国际旅游市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