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建设范文

法治建设范文第1篇

【关键词】政府;法治政府;公共治理;公共治理和谐;公共治理模式

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政治体制下,在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政府都承担着重要的公共治理角色。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政府治理亦是最为关键。在我国,各级政府都是公共部门中最主要的成员,是最具权威的公共机构,支配和运用着最广泛的公共资源,掌握着国家权力中重要的行政权,担负着大量重要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关系国计民生的管理任务。政府的公共治理理念、措施(包括公共政策及其他制度)、公共治理的水平高低,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公共治理和谐目标的实现[1]。公共治理和谐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政治结构内在关系与整体运行实现协调、健康发展的动态平衡过程。实现公共治理和谐关键在于政府治理。建设法治政府,实现行政权力的法治化,是实现公共治理和谐的必由之路。本文将对法治政府与公共治理和谐的关系,如何建设法治政府等问题做深入的探讨。

1建设法治政府:实现公共治理和谐的必由之路

在以民主法治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国度里,作为人民治理国家的者——政府,理当成为法治政府。在当代中国,造就一个法治政府,更是小康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和选择。因为毫无疑问,法治政府是实现公共治理和谐的前提和保障。

1.1建设法治政府,是解决政府公共治理不和谐的前提: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同时,在我国政府公共治理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不和谐的情况、问题、面临挑战。譬如,一些政府官本位思想严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意识比较薄弱;行政决策缺乏科学化和民主化,导致政治制度缺失、公共政策的偏颇;政府职能的无限扩张导致腐败现象的蔓延;,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现象比较严重;收入差距拉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食品安全、社会治安、资源环境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2]体制创新触及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触及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政府自身建设和管理水平,与人民群众的期望存在差距,等等。解决这些问题,离不开法治政府的建设。

政府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依法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方面,作用巨大。如,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后,国务院及时并实施《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各级政府依法采取各种应急处置措施,控制、减轻和消除地震灾害引起的严重危害,依法解决因地震灾害而引起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有力地保障了抗震救灾各项工作规范、有序、有效进行,为积极稳妥恢复灾区群众的生活、生产、学习、工作,促进灾区经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事关我们是否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改革和经济发展大局。

1.2建设法治政府,是实现公共治理和谐的根本保障

1.2.1建设法治政府是实现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协调、有序发展的需要。公共治理和谐之所以要“建设”,正是因为它不可能自发产生,不可能单独依靠市场机制或仅仅通过社会自治去实现;相反,和谐社会的实现不能没有政策引导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疏导机制、社会控制机制和权力监督机制。而这些社会性机制只能由以政府为主体的法定政治机构与社会公共组织及其公民社会来共同建立和发挥。其中,法治政府始终处于支配地位。譬如,社会和谐的基础与前提是公平和正义,要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需要营造一个制度公正、机会公平、司法正义的社会环境,处理好不同阶级、阶层、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在环境优化和利益调整的过程中,政府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引导和执法示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又如,和谐社会必须是能有效化解各种矛盾的社会,特别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需要及时得到处理和化解,否则会引发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政府通过加强制度建设、畅通表达渠道、健全和实施行政复议制度等积极措施,综合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的手段妥善而及时地疏导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对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将起着关键的作用。再如,和谐社会是建立在尊重人的权利基础上的有秩序的法治社会。法治社会的根本特点是对公共权力实施有效控制和约束。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严重侵犯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时引发社会冲突;政府通过完善行政考核、备案审查、执法监查等措施,对部门权力进行规范,同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无疑会对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起到有效制约的作用。

1.2.2建设法治政府是政府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统筹规划、积极推进的主导性作用的需要。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政府作为国家意志的执行者,既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又要统筹规划、积极推进。在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德治与法治、发展与稳定、人类与自然的矛盾方面,政府不但要协调好市场机制与社会机制、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且要协调好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公共组织与私人组织、政府管理与公共管理、行政手段与经济和法律手段之间的合作互补关系。[3]政府要通过不断地自我革新和管理创新,向市场、社会和公民提供充足而高效的公共服务,才能有效调动各社会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齐抓共管的综合效能,实现社会公共事务的和谐治理。而政府全部职能的行使,无论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还是社会管理、公共服务,都是建立在依法行政的基础上。因此,建设一个依法行政的法治政府,将政府的行为严格限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才是保证政府有效行使公共治理职能,保持经济社会稳定、快速、协调发展,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发挥市场和社会的功能,进而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

2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模式与实现路径

法治政府是在理念指导下,依照宪法原则而构建的国家行政管理与公共治理机构。因此建设法治政府的内在要求应是政府从决策到执行及监督的整个过程都纳入法制化轨道;作为外在表现,必然是政府行为全面受到法律的约束,政府权力运行有着明确的法律边界。

2.1建设法治政府的总体要求和目标模式:建设法治政府的总体要求: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执政为民,全面贯彻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维护宪法权威,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一致的要求,实施管理、履行责任、提供服务,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侵权要赔偿,切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良好的体制环境和有效的制度保障。

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模式:

(1)法治政府必须是民意政府。人民政府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基本职能就是执行民意,因此法治政府制定的所有的法律、所有的规范性文件必须反映人民的意志,法治政府必须按照人民的意志来行政和治理国家,判断政府行为是否正当的根本性标准是人民对行政是否满意。(2)法治政府必须是有限政府。法治政府的要义和精髓是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而要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就必须依法规范和限制行政权而非扩大和强化之。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权与委托和法律的规定。法治之下的政府权力和职能是有限的,政府的有所为和有所不为都限定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以法律作为自己的最终依据。

(3)法治政府必须是服务型政府。政府固然要管理,但管理不是目的,“公共服务”才是政府存在的理由。服务型政府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的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中,把政府定位于服务者的角色,并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并承担着相应责任的政府,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政府管理领域的具体体现。服务型政府的核心内容是为公众提供廉洁、公正、高效的公共服务。

(4)法治政府必须是阳光政府。政务公开是实现决策民主和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政府信息公开化,是公民管理国家事务的基础,离开了知情权,公民参与国家事务就是一句空话,政府信息不公开、不透明,造成政府部门和行政人员,行政执行随意性强且缺乏监督而极易导致腐败。政府信息公开包括办事内容公开,办事程序公开,适用法规公开以及办事结果公开。凡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行政事项,除涉及国家机密、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以外,都应向社会公开;建立和完善在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基础上的政策听证制度,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实行开放式管理,接受社会监督,为建立廉洁透明政府提供制度保证。

2.2建设法治政府路径

2.2.1树立“民本位”思想。建设法治政府,必须从理念上破除“官本位”意识,强化以民为本的服务理念。实行民主行政,实现政府与公民间的良性互动;搞好权能划分,建立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公共服务机制;依法行政,加快行政程序立法,规范行政权力,增加政府行为过程的透明度,使行政过程发生在法律和人民的密切监督之下,保障公民权利,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2.2.2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做好政府立法和行政决策工作。国务院及各级政府等行政立法机关,应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坚持以人为本,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高度重视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立法、以及经济调节、市场监管方面立法、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的立法以及促进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协调发展方面的立法,高度重视规范政府共同行为的制度建设;健全政府行政决策机制,实行依法、科学、民主决策,这是法治政府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重大决策实施后实行评价和决策、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行政首长问责等制度,严格追究责任[4]。

2.2.3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行业的执法力度,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加大对各执法部门之间的协调力度,完善法规规章及相关规定,进一步明确责任,及时解决职责交叉重叠等问题,防止出现监管职责不清问题;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针对不同的违法行为和种类,制定公平、公正的行政处罚实施标准,增强行政执法透明度;规范行政执法程序,行政执法机关要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区分普通程序和特别程序,分列执法流程图,明确各自执法权限、执法流程、执法依据。

2.2.4完善行政监督机制,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建设法治政府,确保执政为民,必须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国务院及各级政府在加强行政监督方面,应做好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推进政务公开,切实使政府在阳光下运作,不断加大新闻舆论、互联网等的监督力度。二是要加强层级监督和责任追究。要从源头上厘清政府和行政机关各项权力对应的责任和行使程序,形成监督制约关系。要整合现有的监督资源,切实推行行政问责、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等制度,加大责任追究力度。三是要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化解争议、维护公民权利、监督政府的职能作用,构建良好的政府自我纠错机制。

2.2.5建立有效的利益机制,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不同的利益群体为了自己的利益会产生竞争,出现矛盾,如何处理这些利益矛盾则成了关键。一方面,政府应协调治理主体为不同的利益群体提供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使他们有机会申诉其愿望和要求;另一方面,建立健全利益分配、利益整合机制,通过合法的形式、正规的渠道解决利益需求。人们的利益问题解决了,社会的稳定运行才有了基础。

建设法治政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既要统一规划、统筹安排、分步实施,又要分清轻重缓急,突出重点。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离公共治理和谐的目标越来越近。新晨：

参考文献

[1]玉凯.公共治理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N].《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10月12日

[2]唐进.我国公共服务型政府构建现状及对策[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3]翟三江.法治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导力量[N].《河北日报》2008年05月27日

法治建设范文第2篇

关键词：法治；法治文化；法治城市

1 法治文化在法治城市建设中的作用

法治文化是法治的灵魂和源泉，体现着法治的理念、精神、原则、制度、现实运行等。正确认识并充分发挥法治文化在创建法治城市中的作用，有助于进一步推进法治城市、法治政府、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全面构建。

（1）法治文化是法治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法治城市建设的宏观体系应包括地方立法完善、法治政府构建、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法治文化培育、法治工作队伍培养等诸多方面。所以，研究法治文化的历史变迁、重大成就以及新形势下所面临的困境，必然成为法治城市建设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基本内容。

（2）法治文化是法治城市建设的思想基础。弘扬法治文化，传播法治理念，有助于培养法治精神、形成法治思维方式、提高法律素养，以奠定法治城市的思想基础和重要精神支柱，从而为法治城市建设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3）法治文化是法治城市建设的必要条件。法治城市建设中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制度的完善，都需要先进的法治文化作支撑，发挥法治文化的理论指导作用、舆论引导作用、示范引领作用。因此，法治文化是法治城市建设的重要保障、内在动力、必要条件。

2 武汉市法治文化培育的现状

多年来，武汉一直在法治城市建设的道路上砥砺前行，并逐渐认识到法治文化在法治城市建设中的渗透力、引导力和感染力，不断摸索和创新法治文化的培育方式，采取有效措施，从而使法治文化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主要包括：加强组织领导，建立有利于武汉法治文化建设的机制和制度。如将普法经费列入各级财政预算，提供财物保障，又如依托各专业文艺团体和社区文化站，加强城市法治文化队伍建设，鼓励其深入城市各街道、社区巡回演出；创新法治宣传教育活动的形式和法治文化传播平台。如组织“12・4”法制宣传活动，举行法制教育讲座，利用电视台、广播电台、报刊等传统媒体以及微信、QQ、微博等网络新媒体向全体市民普及法律知识，又如鼓励将法治文化与机关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社区文化、乡村文化有机融合，创作各类法治艺术形象和作品，拓展法治文化建设的发展空间；加强城市法治文化示范点创建工作，创建法治公园、文明小区等一批法治文化示范点；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武汉法治文化建设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法治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还比较滞后，尚未形成基础理论体系；部分部门及领导干部对法治文化建设的认识深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法治文化培育的运行模式有待转型，目前主要由政府主导和推动，社会各界对法治文化建设的参与意愿和热情不足；法治文化宣传队伍的培育力度和专业化程度不够；虽然拓展了法治文化的载体，但总体上看，内容不够丰富、形式相对单一，传统文化融合不足；法治文化与城市法治实践的结合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典型成果的推广和转化还不够；对特殊群体的法治文化培育有待加强，如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涌入的农村居民；等等。

3 加强武汉法治文化培育的建议

城市法治制度和秩序的迅速发展与法治文化缓慢成长之间的鸿沟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武汉法治化建设的全面展开。为此，针对以上不足之处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1）立足于荆楚文化和武汉历史，加强武汉法治文化的理论研究，努力创造符合市情、体现时代、地域特色的法治文化。要充分发挥市委党校、市社科院、市社科联等机构的作用，调动全市广大法学人员、法律工作者、文化工作者以及各界人士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到法治理论研究的工作中来，开设全市范围的法治文化建设论坛，为法治文化建设实践提供理论指导。（2）积极推进武汉法治文化体系建设，按照法治文化发展的规律制定和完善法治文化建设规划和具体的实施意见。（3）改变法治文化培育的运行模式，通过政府、社会和公众层面的多维互动以及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法治教育体系来推进武汉法治文化建设。（4）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立体的法治文化宣传体系。加强重点对象（党员干部、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农民、外来经商务工人员及流动人口等）的法制宣传教育；扩大创作队伍，鼓励各类法治文化相关的文学、艺术和影视作品的创作，努力创造出更多的反映武汉法治实践活动和全体市民法治生活的优秀作品；充分利用“互联网+”的新载体，创新法治文化宣传教育平台，如创办法治文化网，举办法治文化夜市、社区学法俱乐部，兴建法治主题公园、广场、长廊、街区，在轻轨、地铁、公交站台，出入口通道、车厢内等新型载体上，加大法治文化宣传力度等。（5）召开法治文化建设经验交流会，推广经验，注重培育并总结全市法治文化建设的先进典型，形成在全省、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先进经验，并加以推广，扩大法治文化建设成效。（6）注重培养专门的法治文化宣传队伍，不断提高专兼职工作人员的法律知识水平和普法宣传、参与法治文化教育的能力，尤其要加强对基层法治文化人才的培养和扶持。成立多个层面的法治文化的宣传队、艺术团等（7）积极构建覆盖全市、惠及全民的法治文化服务，坚持不懈地开展法治文化惠民工程建设，使全体市民共建共享法治城市建设成果。

总之，培育成熟的法治文化对推进法治武汉建设的全面展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培育法治文化建设是个全面、渐进的工程，需要找准法治与文化的契合点，从文化建设的自身特点出发，确立明晰的目标，坚持正确的领导，发动社会广泛参与，创新法治文化的形式和内容，注重法治文化建设的成效，从而为法治武汉的建设注入强大活力，为武汉社会经济又快又好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和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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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汤达金、梁玮、朱振进.浙江法治文化及其建设路径 [J].浙江社会科学，2006（2）.

[4]刘斌.当代法治文化的理论构想[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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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峰会.构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路径透析――以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为背景[J].学术探索，2012（2）.

法治建设范文第3篇

【关键词】边检;法治;建设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研究部署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彰显了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魄力和决心，标志着我国法治建设开启了崭新的历史起点。边检机关作为国家设立在对外开放口岸的重要执法力量，代表国家形象，担负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管理人员和交通运输工具出入国（边）境的重要职责，其执法行为直接体现国家法治文明程度和建设水平。因此，边检机关更要学习和深刻理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紧紧围绕全面深化改革、建设法治国家的大局，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全面推进法治边检建设。

法治思维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又是建设法治边检的基本准则。社会历史发展表明，法治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社会发展的选择和结果。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要运用法治思维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法治思维这一全新论述，为新时期边检机关如何科学有效地进行口岸管理提出了新标准、新要求、新方法，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科学指导性。

一、制约法治边检建设的重要因素

（一）“法制”的缺失。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属于制度的范畴，是一种实际存在的东西，是法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要实行法治，必须具有完备的法制。我国出入境边防检查法律制度的确立是一个从无到有，不断完备的过程，新出台的《出境入境管理法》，较之前的“两法两细则一条例”，实现了出入境管理制度在法律阶位上的全面升级，是出入境管理领域最为主要的一部法律，其构建了较为科学、完整的出入境管理制度体系，但从法治边检建设的总体目标和要求上来看，法律的执行还需要有相关配套的制度，在执法环节中还需要具体的操作性规范。

（二）“文化”的缺失。法治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对于法律生活所持有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法治动力和发展方向。如果说“法制”的缺失是“硬件缺失”，那么“法治文化”的缺失则可以称为“软件缺失”，也可称之为法治精神的缺失。边检法治文化是边检机关在执法管理和执法服务过程中形成的具有鲜明特点的行业文化，是边检管理与行政的实质特征和核心内容。法治文化的缺失主要受传统文化影响，中国固有文化中自古以来便缺乏法治精神，不论是主张“法治”的法家还是主张“德治”的儒家，其共同所持的“法治工具论”使得法律追求平等、自由等其他价值得不到彰显，并对法律信仰的形成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影响。边检法治文化的缺失主要受到思想认识、发展方向等方面的影响，没有把文化建设与检查员自身建设结合起来，没有认识到法治文化由内而外、由里及表的潜移默化作用，没有认识到边检法治文化建设对边检执法的促进作用，更没有将边检法治文化纳入边检职业文化总体框架统筹谋划推进，缺乏基本的认识和深入的思考。

二、自学运用法治思维推进法治边检建设

既然法治已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那么作为国家治理重要组成部分的边检机关更应当贯彻执行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推进法治边检建设。

（一）完善法规体系，为法治边检建设奠定基础。一是完善边检执法制度，确保执法有理有据。“法律的牙齿在于强制执行”，一部好的法律需要有与之相配套的法规和制度保证其执行。当前，与《出境入境管理法》配套出台的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一个行政法规和《关于规范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依法独立行使行政处罚权的通知》等四个规范性文件。由此可见，边检执法制度还需完善。二是规范边检执法行为，握好执法标准尺度。要坚持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的原则，严格按照《出境入境管理法》的规定，建立一套系统严谨的执法标准体系。三是健全边检执法监督，彰显执法公平公正。边检无小事。边检机关位于国门一线，执法工作具有较强的涉外性和时效性，稍有不慎就可能引起涉外事件。边检机关在健全执法执勤全过程监督机制的同时，增强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拓宽社会监督、群众监督等外部监督渠道，让执法行为始终在阳光下运行。

（二）坚定法治信仰，为法治边检建设筑牢理念。一是大力加强执法理念教育。边检机关要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引导边检人员不断巩固强化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执法理念，打牢“为谁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思想根基。二是大力推进法治文化建设。法治文化是边检工作中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和道德规范。边检机关要始终坚持将法治文化建设作为边检工作的核心驱动力，着力培养边检人员的法治思维和法治人格，并逐步内化为对法治文化的自觉追求，从而自觉使用法治精神执行法律。三是大力营造和谐法治氛围。建设法治边检不单单只是边检人员唱“独角戏”，它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和认可。因此，边检机关要鼓励和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边检法治文化建设，大力开展边检法治宣传教育，通过执法回访、满意度测评、邀请监督员等方式，提高群众对边检工作的知晓率，增强群众的法治意识和观念，做到依法维护权益，自觉履行义务，不断筑牢法治边检建设的群众基础。

（三）建强执法队伍，为法治边检建设提供支撑。一是在创新教育形式上下功夫。边检机关要广泛吸收、借鉴各领域、各行业在教育培训上的经验做法，积极应用先进的科技资源，探索新的学习载体和形式多样的教育方式。二是在培养法制人才上下功夫。制定相应的培养方案，实施边检法制工作人才的分类培养，如对基础型人才的培养，要抓基层、打基础，引导其练好基本功，对专家型人才的培养则要在完成基础型、专业型、复合型的逐步升级后，提高理论研究造诣和解决边检法制工作疑难杂症的能力。

参考文献：

法治建设范文第4篇

【关键词】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

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跌宕起伏，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曲折的探索中，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念智慧，逐渐形成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伟大成就，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需要更多的群众更加主动、自觉和积极地参与法治建设，必须使最广大人民群众认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理解现代法治，尊重法治和信仰法治。

一、法律的概念

依法治国的“法”是什么？法律是如何产生的？法律代表正义、理性，还是代表强权？科学地认识法律，才能从观念上重视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价值。

法律是国家的产物，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是统治阶级为了实现统治并管理国家的目的，经过一定立法程序，所颁布的基本法律和普通法律，是国家的统治工具。这是马克思主义法的学说的基本理论。社会主义法律具有巨大的作用，首先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所制定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它的使命是建立、保护、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消灭一切旧制度和旧的社会关系。其次，社会主义法律反映了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意志，它是依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制定的。

二、法治与法制的关系

法治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法治的出现需要法制的准备，没有法制同样也不会产生法治。法制既不同于法治，又内含于法治，两者具有逻辑和历史的一贯性。法治与法制的关系：一是法治是法的统治，依法而治的意思，是动态与静态的统一，既包含依照法律治理国家的动态过程，也包括法理国家所遵循的各种法律这一静态规则；而法制则多为静态的概念，是法律及相关制度的总称，侧重于法的静态方面；二是作为治理国家的方式，法治的对立面是人治，而法制作为一种制度则是相对于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来说的；三是法治的前提必须是“良法之治”，既在治理国家中所依据的法律必须是在民主基础上制定出来的代表大多数人利益和意志的法律。而法制则既包含良法也包含“恶法”；四是法治与民主政治有必然的联系，法治是民主政治的要求，而法制则同民主政治没有必然的联系。可以说，有“法制”未必有“法治”，而有“法治”必有法制。

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涵、特征

新中国法治建设从无到有，从否定法治的存在到树立法治的权威，从法治认识的片面化到法治建设的全面化，坚持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最终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

（一）社会主义法治概念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在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上处于领导核心的地位，探索和总结了一些成功的方法和经验。首先摒弃了“人治”思想。建国初期，我们对法治的重要性还是有很清醒的认识的，但由于种种原因及几千年传统的“人治”思想的影响，致使在治国的过程中经历过一些波折，十年“”的浩劫使中国法制遭到了彻底的破坏，法律的权威也丧失殆尽。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思想指导下，中国理论界开始了对人治与法治问题的新的大讨论，从而真正揭开了正面解释“法治”的序幕。在这次人治与法治的争论中，“法治主义”获得胜利。二是从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转变。建国初期，由于“法治”被认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而加以回避，所以那时很少使用“法治”一词，基本上都讲“法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对“法治”概念不再进行批判性的解释，但许多人仍然存有种种顾虑，不敢大胆揭示“法治”的真实内涵，而是采取回避或价值中立的态度。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一般也使用“法制”而非“法治”。1997年党的十五大胜利召开，大会决议正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1999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彻底宣告几千年来中国人治和专制社会的瓦解，国家政治发展的道路勘定了“法治”这一科学文明而充满生气的目标。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涵和特征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形成的有关法治问题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包含五个方面内容，即：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核心内容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我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本质要求是执法为民，执法为民理念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其主要精神内涵是实现、维护、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基本价值取向是公平正义，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和落实依法治国的目标，不但要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和理论，还要使公平正义的精神和价值通过法的适用和实施，并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实现、彰显和弘扬。重要使命是服务大局，指法治建设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保障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服务。为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和高效的法治环境服务。根本保证是党的领导，我们要搞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必须明确树立党的领导地位，坚信党能带领全国人民健康有序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五个方面是一个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构成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完整理论体系。

四、培育法治精神的重要性

法治建设范文第5篇

法治文化是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主流意识形态、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制度安排、社会秩序构建等要素发展形成的社会文化现象。他法律制度、法制精神在一个国家文明程度和社会对法律信仰的总和，是人们建立在法律信仰上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是全社会对法律的共识性法治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一、加强法治文化的重要性

法治文化既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重要组成，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法治文化是一个内容博大，内涵丰富的大概念，是法制宣传教育深入发展你的必然产物，是诸多法制文明的综合体现表现在立法、司法、执法、法制宣传、法律服务、法律监督等方面。

（一）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是提高公民素质的必然要求。

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对内是促进和谐的一种保障，对外是可彰可显的法治国家的一种新形象。十七大报告要求，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从“一五”普法到“五五”普法，经历了从中重点宣讲法律文件、法律解释的具体规定到面向公民阐释法律精神，启发抽象化的法律权利意识，从宣扬“法律无情，疏而不漏”到宣传“法律是人民维权的利器”，从倡导公民作一个守法者到鼓励公民成为一个积极的护法者的不断完善、更富成效也更加人文化的过程。这种历程实际上就是从法律制度层面深入到法治精神内核，从法治体系构建深华到法治文化培育。

（二）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法制建设和法治工作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健康发展。首先，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要用以人为本这一核心理念审视、反思立法、执法、司法，切实把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利、促进人的自由平等发展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作为一条红线贯穿于法治工作全部过程及其各个环节。其次，要立足于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题，也必然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主题。我们应该认真研究法治发展的战略思想，把法治发展引入科学发展的轨道。第三，法制建设要做到全面协调和统筹兼顾。做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三）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法治文化建设本身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内容 一，因为法治文化与和谐社会的目标具有根本的一致性。和谐社会追求的就是化解矛盾、解决冲突，使社会归于和平与安宁。人类社会是由若干个不同方面，不同组织和个人结合而成的，他需要一系列的规则来维系。这些规则有道德、有纪律、有传统、有习惯，但其中最明确的无疑是法律。而法治文化正体现着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民主法治，必须以法治文化作为思想基础，而和谐社会追求的公平正义，也恰恰是法治谋求的最高理想。法治文化在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发展上，不仅能为和谐社会提供制定蓝图，而且能为人们提供重要的观念，为和谐消除矛盾，提供守法意识。

二、法治文化建设的目标。

法治文化建设是一个渐行渐远的实践过程，必须通过不断地培育、升华，逐步实现由偏重法律知识普及到注重法治精神倡导的转变，实现由偏重政府推进到注重政府推进与民间自觉相结合的转变，实现由偏重法制宣传教育到注重法治实践的转变。凸显公平正义、权利本位、崇高法治的文化取向，是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指标，把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作为“六五”普法依法治理的重要任务。

三、当前法治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法治文化建设缺乏基础

当前基层法治文化建设普遍缺乏一定的基础。虽然基层有着源远流长的法律文化，作为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儒家礼法思想对大多数人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封建“人治”、“德治”的观念在一部分人心中还根深蒂固。儒家的礼法思想蕴涵的是人治理念，无法为法治文化建设提供建设基础。用托马斯潘恩的一句名言改过就是“在人治的社会里，国王就是法律；而在法治的社会里，法律是国王”。同时中国古代法治注重“刑治”与现代的法治不能相混同。现代基层法治文化建设中存在着诸多与现代法治文化建设不相和谐的问题，但分析这些不和谐问题的深层因素，关键在于还未在基层形成于法治文化建设相适应的法治文化基础。

（二） 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以和为贵” ，重关系、讲人情的传统和习俗几乎渗透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人情和亲情是社会生活和交往不可缺少的剂，缺少人情的社会也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就像任何事物都有两面一样，熟人社会过分发达的人情伦理也有其自身的弊端，特别对现代文明所认同的法治文化更是具有瓦解和剖坏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有时“以情压法”、“以情代法”、“以情乱法”等现象在当代中国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深层原因。社会公众的普遍心理是，一旦面临讼争，首先想到的不是运用法律维护权利，而是能如何做到息事宁人，如何运用各种方式寻找关系和人情资源。在崇尚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的同时，人情与法治并非绝对向左，但情之于法需要一定的尺度和界限。所以基层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法治文化建设中必须要处理好这种重情轻法的文化传统，引导人们重新进行法律价值目标的选择，逐步培育人们的法治精神和对法治的信仰。

（三） 经济因素的影响

法治文化的形成以发展受制于物质生活的条件和经济活动的发展程度。基层尤其是农村地区经济和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的相对滞后，造成乡镇文化的贫乏。在农村，大量的农民固守土地，沿袭着传统的 农业生产方式，收入主要来自种植业，参与经济活动的单一性制约着人们观念的改变，使法制宣传效果不高。同时，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矛盾凸显的重要关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物质基础还比较薄弱。建设法治国家、培育法治文化既要增强紧迫感，又要具有长期努力的思想准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需要保持高度敏感与警觉。全面提高广大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法律素质，使法治成为全体公民的一种精神信仰和生活方式。

四、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途径

（一） 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建设

法治理念和其他文化种类相比，基层法治文化是一项崭新的建设领域，必须坚持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弘扬中华文化，提高全民文化素质。

首先要确立发展的理念，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必须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以人为本、与时俱进，尤其是在建设法治型政府、公正司法执法、社会平安和谐、经济法治建设、社会管理创新等领域，进一步加大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力度，有力推动法治文化的协调发展。

其次，推进法治文化建设重在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建设的法治文化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其核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与党的领导三者的有机统一，不可有所偏离。在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同时，还应认识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还出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在理论和实践的层面还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在理论和实践的层面都有很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新的矛盾，需要认真去梳理、去探索、去研究。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框架下，不断地去丰富、去探索、去发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并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不断推进法治文化建设。

第三，要强化服务群众的理念“法治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在利益表达方面，弱势群体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时，往往素手无策，少数激进的人可能会采取极端手段来寻求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目前，农民工、流动人口、城市拆迁户等社会问题还未到达到根本性的解决。因此，我们必须把服务基层、满足需求作为履职为民的宗旨，使工作着力点前移，深入实际生活，及时掌握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缺、所盼，努力做到以法治精神塑造人、以法治信仰引导人、以法治实践提高人、以法治文化熏陶人，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最终实现人的法治意识、法律素质的提升。

最后，推进法治文化建设，提高人民法律素质是基础。要在发挥好党委和政府在法治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更多地注意依靠社会力量来推进法治建设。因此，提高人民的法律素质，激发人民参与法治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我们推进法治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从实际情况来看，公民的法律素质现状与法治文化的目标差距还很大，必须继续在深入推进法制宣传教育方面下功夫，积极探讨如何在社会法治理念的指导下，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和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创新与发展，努力将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法治观念融入头脑，融入人们的日常行为当中，努力在全社会形成法治信仰，形成法治风尚。

（二） 加强法治理论研究，创新形式，着力营造良好氛围

理论是实践的指导，要把握法治建设的新特点和新规律，加强法治文化理论研究和解决问题的应用对策研究。注重在法治实践中丰富和发展法治文化理论，更好地指导法制宣传教育和法治实践。由于中国法治文化的缺乏，目前，对法治文化内涵的研究基本都是以西方的法治文化为坐标，所以，在法治文化的研究培育工程中，要注重继承吸收传统的法治元素，并大胆借鉴和移植外来的先进法治文化，同时使之民族化、本土化。

但加强法治文化培育和移植同时要梳理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观念，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尽管没有西方法治文化中的法治精神，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是经历了几千年发展形成、积累和流传下来的，其内容博大精深，影响深远，体现着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民族性建设。现代法治所要求的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私权神圣、权利制衡等观念，还要注重中国法治文化的现代性建设。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走上了一条以经济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国家现代化道路，与之相适应的法治现代化道路要求用全新的法律规则来保障和维系市场经济的发展，重塑一种法律主治的现代法治文化，法治文化应以市场经济为根据，进行理论创新和理论更新，以一种新的形式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我国的法治文化建设也要剔除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人治思想、特权思想等，形成普遍的自由、平等、公平、民主和权力至上的观念以及信仰法、崇尚法和尊重权利的法治精神和良法主治的现代法治文化。

加强法治文化建设，需要先进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思想理念作支撑，即要创新法治文化的表现形式。所以要借助各类传播载体，改进方式方法，使依法治理特别是法制宣传从过去的灌输式、被动式向感性共鸣、理性思考、自觉接受方向转化。同时，推进法治文化建设要采用接近大众、群众喜闻乐见的法治文化表现形式，依托各种媒介，如公益广告、手机短信、普法网站，运用图片、文艺节目、法制动漫等多种形式开展工作，增强法治文化的渗透力。

（三） 推进公正司法、依法行政，着力构建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法治价值体系

真正实现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法治价值文化，从根本上讲要通过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提高司法公信度，而逐步培养形成。法律实施中满足了人们的安全、正义和秩序的需要，使损害得到救济，利益分配的扭曲得以矫正，其威信才能树立，其权威性、公正性和神圣性的价值才得以彰显。司法公正起到了公平正义法治价值体系形成的巨大潜在作用。法治文化的建立不但要以良法存在为前提，更要以良法的公正实施为目的、为保证、为重点。虽然说整个法律的实施，是包括着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执法司法和公民群众的普遍守法两个基本的方面，但前者即掌握并行使公共权力的执法和司法者却始终处在决定和影响法律实施的主导方面。因此，作为一个必须满足法治要求的和谐社会，就必须要实现执法和司法的公正。因为只有执法和司法公正，才能维护社会公正，而这显然是整个法治文明的基础。所以，培育法治文化的实践中，必须进一步强化法治政府建设和抓紧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促进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法治价值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法治建设范文第6篇

摘要：

法治是融汇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法治思维包括两方面，即法律应当得到普遍服从的思维和良法之治的思维。法治思维是法治中国建设的主观要件和重要内容。建设法治中国、培养和提高法治思维的具体途径包括法治思维的培养、对法治中国建设主体中“关键少数”法治思维的引导、“法律应当得到普遍服从”的法治思维的形塑、“良法之治”的法治思维的形塑、营造有利于法治思维建设的社会环境。

关键词：

法治；法治思维；法治中国建设

建设法治中国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战略目标，意义重大、任务艰巨，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文简称《中央依法治国决定》）所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需要付出长期艰苦努力。”法治中国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的要件共同发挥作用才能取得成功，缺乏任何一方面的要件就可能阻滞“工程”的进展，法治思维是法治中国建设非常重要的要件，是法治中国建设重要的主观要件和融贯性要件，同时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

一、法治与法治思维

（一）先贤的法治观

法治主要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曾认为法律的统治是不可行的，主张贤人之治，“法律从来不能用来确切地判定什么对所有的人说来是最高尚和最公正的从而施于他们最好的东西；由于人与人的差异，人的行为的差异，还由于可以说人类生活中的一切都不是静止不变的，所以任何专门的技艺都拒斥针对所有时间和所有事物所颁布的简单规则”。[1]95然而，现实却使柏拉图一次次失望，甚至被卖为奴隶。在晚年，柏拉图只得退而求其次了，他认为，如果统治者不是哲学家，而且在短时间内又无法使统治者变成哲学家，那么就应该以法治国，法律是第二等好的治策。[2]192柏拉图的思想经历了从人治到法治的重大转变，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继承了他的法治思想，并将其发扬光大。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包括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3]199时至今日，这段话仍然是对法治的经典表述，法治包含这两重含义：

一、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

这要求社会中的任何人无论地位高低，财产多寡都必须守法，这是对专制社会中的法外特权的否定，也必然要求当法律权威与个人权威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任何个人权威应服从法律权威。

二、良法之治

良法不应仅从其规定的内容是否维护民主和人权来判断，还要从其形式、制定的主体和程序等来作出判断。

（二）现代法治的内涵图像

给法治一个准确的界定仍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法治’是一个融汇多重意义的综合观念，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4]631我们尝试通过描述现代法治的内涵以期获得一个较完整的图像。1.民主。法治中的“法”应当是人民及其代表所制定的法，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制定法律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途径和方式。如果法律由国王或者极少数的贵族制定，体现的是极少数人的意志，那么这样的“法治”其本质还是人治。2.平等。法治一方面要求法律得到普遍、平等地遵循，任何人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另一方面也要求法律的内容应当平等和公正。前者是要求法律适用之平等，后者是要求立法之平等。3.自由、人权、理性、文明。法治中的“法”的内容应当体现自由、人权、理性、文明的理念和价值，应当是“良法”。如果一部法律甚至是一整套法律体现的是奴役、野蛮、非理性以及对人权的漠视，这样的法律越是严格执行不就越是与现代“法治”理念相差越远吗？4.秩序、效益。法治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实现人民的福祉和社会的良好秩序。如果一部法律是严格依照法律程序由人民的代议机关制定，其内容也体现了“自由、人权、理性、文明”，但是其实施却没有带来人民的福祉和社会的良好秩序，甚至带来了较大的负面效益，那么这样的“法”只是“看起来很美”，这样的法治也不是真正的法治。真正的法治应当是能够达到保障人权、实现人民福祉、维护良好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等目的，实现内容与形式、实体与程序、价值与效益的完美结合。

（三）法治思维的界定

“法治观念”、“法治意识”与“法治思维”这三个概念的含义比较接近，但又有所不同。《中央依法治国决定》对党员干部的要求是“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而对于全社会的要求是“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对前者的要求明显高于后者，原因在于党员干部是法治建设的组织者、领导者、实施者，对其有较之于广大人民更高的要求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守法者而不是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对其要求是有法律意识。“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两个概念比较接近，一方面强调要有这样的意识和观念，另一方面又表明这样的意识和观念只是众多意识和观念的一种，甚至不是主要的意识和观念，只要有这样的意识和观念就可以。法治思维的要求更高，一方面强调这是一种思维方式和模式，另一方面又表明这样的思维方式和模式非常重要，甚至是最主要的思维方式和模式，再一方面侧重于主动性和积极性，即运用法治思维立法、执法、司法。所谓“法治思维”，本文的简单界定就是行为主体从事社会活动时应当或者已经遵循的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和模式，包括法律应当得到普遍服从的思维和良法之治的思维，是法治的“知、情、意”①的有机结合，是行为主体依法而行的前提和基础。具体来说，法治思维应当是具备法律的知识、实行法治的情感和践行法治的意志三者的有机结合。首先，应当具备法律基本知识，知道行为的准则，不论这种“知”是自发的还是自觉的；其次，要有实行法治的热情，愿意为此付出努力；最后，要有践行法治的意志，即使有困难和阻力也有决心实行，即使与自己的利益有冲突也有毅力克服，如果一个人具有法治的“知、情、意”，那么他就具有法治思维，法治的“行”就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呼之欲出的事情了。如果一个人仅仅具有法律知识还不能说他有法治思维，难道我们能说一个知法犯法，甚至故意犯罪的人有“法治思维”？一个人具有法律的基本知识，又有实行法治的情感还不能说他有法治思维，因为实行法治必然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阻力，如果仅有知识和热情而没有意志和毅力是不可能转化为实行法治的行动的，因此，只有法治的“知、情、意”三者有机结合，才能形成法治思维。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法治意识的提高，公民通过法定方式广泛参与立法、执法、司法、监督国家机关，人民也逐步从比较纯粹的消极的守法主体逐步演变成为运用法治思维参与治国理政的积极主体。因此，我们现在对全社会的要求是“树立法治意识”，这仅仅是基本的、初步的要求，在全社会的法治意识基本建立起来之后，可以而且应当提出“法治思维”的要求，只有当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都具有法治思维之时，法治中国的建设才能更好地稳步推进。法治思维是法治中国建设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人民都应当具备的主观要件，同时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和融贯性要件。

二、法治思维的内容

“法治思维”简言之就是法治的思维，就是依据法治的精神和原则进行思维的方式、活动和过程。法治包含两重意义，相应地，法治思维也包括两重含义：其一、普遍服从法律的思维。法治思维最基本的含义应当是服从法律、遵守法律，如果人们视法律为无物，“无法无天”，这样的社会不管怎样也不能称之为法治社会，这样的思维缺乏法治思维最基本的特性。法治思维要求每一个人都遵守法律，没有任何例外，连“一把手”也不例外，因为“不管一个国家的政体如何，如果在它管辖范围内有一个人可以不遵守法律，所有其他的人就必然会受到这个人的任意支配”[5]52。其二、良法之治的思维。如果一个社会只是要求每一个人都遵守法律，法律本身并不符合正义，那么很难将这个社会称之为法治社会，这样的思维称之为法治思维确实有点勉为其难。因此，法治思维包括两个大的方面，即法律应当得到普遍服从的思维和良法之治的思维，每一个方面都有其丰富的内容。

（一）普遍服从法律的思维

亚里士多德为什么将“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作为第一重意义，而将“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作为第二重意义，难道说“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比“制定良好的法律”还重要？仔细思考一下，确实如此，只要是“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哪怕法律本身是恶法，也能够让民众有一个合理的预期，也比虽有良法而得不到普遍的遵守要好，如同我们玩一个游戏，游戏规则不合理但是参与者都严格遵守，那么这个游戏也能够进行下去，虽有合理的游戏规则但参与者都不遵守，那么这个游戏根本就玩不下去。我国古代的名言“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常常被人们用来说明中国古代的平等执法，其实这句话恰恰说明中国古代没有“法治”，因为这句话里没有包括皇帝，恰恰表明皇帝凌驾于法律之上。如果我们说“皇帝犯法与庶民同罪”，那么这个社会就不同了。“法律应当得到普遍服从”的思维，最主要的要求就是政府带头守法，接受法律的规范和约束，“真正的法治政府不仅要求依法治理社会，要求公众守法，真诚信仰法律，树立法治意识，让守法用法成为一种习惯，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求政府公务人员守法诚信，依法用权，真诚信仰法律，树立法治思维，真正做到严格依法行政”[6]。法律应当得到普遍服从的思维具体包括：普遍性思维；规则思维；程序思维；说理思维。

1.普遍性思维

普遍性思维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法律应当得到普遍的服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特权，反对任何人凌驾于法律之上；二是法律本身是一个普遍性的法则，而不是一个特定的、具体的命令。法律简约掉了诸多的个性和特殊性，只保留了一个规则的框架和形式，例如一个人涉嫌犯罪要追究其刑事责任，在分析主体要件时，我们只考虑法定的要素如年龄、精神状态等等，其他的非法定要素如血型、星座、基因、身高、体重、种族和家庭出身等等各种个性化的要素都不予考虑也没办法考虑。这两层含义的本质就是：法律提供了一个普遍性的框架和模式，任何人的行为都会被这个框架和模式进行衡量，没有被纳入这个框架和模式的“个性化”的因素都被过滤掉了，都不被考虑，法律之下没有“法外之人”也没有“法外因素”。

2.规则思维

法律就是人的行为规范。规则思维也是规矩思维，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要尊重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敬畏宪法和法律，遇到问题讲法而不是讲“官”的大小、地位的高低、关系的亲疏，哪怕你是总统，我是平头老百姓，但是你的言行是违法的，我的言行是合法的，那么你的言行就是错的，我的言行就是对的。“宪法法律至上”的本质就是规则至上，是规则思维的具体体现。

3.程序思维

法律是普遍性的行为规范，规范行为的规则有两种：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前面讲的规则思维就包括实体规则思维和程序规则思维，为什么还要单独提出程序思维？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常常有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很多人认为只要实体合法就行，程序合法与否并不重要，例如在行政处罚时，认为只要处罚数额合法，实施过程中的程序不合法也无伤大雅；另一方面，从法律的角度看，程序优于实体，程序合法是实体合法的前提、基础和保障，程序如同算术中的运算法则，只有依据先算乘除，再算加减，先算小括号里的，再算中括号里的，最后算大括号里的这样的“程序”，才能保证运算结果的正确，如果不依据这样的“程序”也得出了正确的运算结果，那纯属巧合，这样的运算仍然是错误的；再一方面，程序思维也是“说理”的需要，考试的时候做算术题要求有步骤，要让阅卷人知道答案是怎么来的，法律也是如此，“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只有通过合法的、正当的程序，才能“以理服人”，人们才能看得见结论是如何得出的，才能心服口服；最后一方面，程序是实现其他社会价值的重要保证，“为国家治理行为的规范运行构筑了控制轨道，它是实现有节度的自由、有组织的民主、有保障的人权、有制约的权威的必要条件”[7]。程序思维要求我们严格依据法定程序办事，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和违反实体规定的行为同样都是违法行为。

4.说理思维

法律规则是一个简约掉了诸多的个性和特殊性的行为模式，法律规则往往具有较高的抽象性和原则性，因此适用法律往往并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目了然的、机械的事情，这就需要说理和解释。在司法实践中，遵循程序是最起码的“说理”，不讲程序甚至没有程序就直接给出结论，就是不讲道理。一个案件的原被告双方面对的是同样的证据和法律，但是双方都会有一套自己的说法，而且都“于法有据”，法庭可能会选择支持其中一方的主张，也可能对双方或者一方的主张给予部分支持，这实际上就是同一个案件有两种或者几种说法，那么哪一种说法是“合法”的呢？得到法庭支持的说法应当有充分理由的支撑，这些“理由必须是公开的，而不能是秘密的……理由必须有法律上的依据……理由必须有法律上的说服力”，[8]谁说的更有理谁就“合法”。法律有自己的解释和适用技术，归根到底就是说理的技巧和技术。说理思维并不是对法律的“阳奉阴违”，而是选择和适用更合适、更恰当的法律，其实质是对法律的尊重和服从。

（二）良法之治的思维

法治思维除了普遍服从法律的思维之外，还包括良法之治的思维。良法之治的思维有三方面的要求，即法律应当形式良好的思维、法律应当实质良好的思维、依法民主科学立法的思维。

1.法律应当形式良好的思维

法律首先要符合法律的基本特征和形式要件，也就是说法律首先要是“法”。美国学者富勒关于法的内在道德的论述实际就是对于法律的形式要求，他认为法的内在道德包括八个要素：一般性或普遍性；公布；可预测性或非溯及既往；明确；不矛盾；可为人遵守；稳定性；官方的行为与已公布的规则的一致性。[4]64-65这八个要素就是一部法律应当具备的形式要求，它无关于法律的具体内容是否合符正义、是否保障人权、是否维护了民主，而只是关乎这部法律是否是一部符合基本形式要件的法，这些形式要件保证了它是一部法律而不是一个通知、计划、广告、小说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因此，法律的制定者和参加者一定要有制定形式良好法律的思维，如果制定出来的“法”连法都算不上，何谈“良法之治”。

2.法律应当实质良好的思维

所谓实质良好的法律就是法律的内容体现了公平、正义、民主、人权等良好的价值追求。法律往往通过赋予公民广泛的权利，规范和限制国家机关权力的行使，来实现人权和民主等价值。当然，不同的国家对于法律应当具体体现怎样的价值往往会有所不同，但是人性和道德有其相通之处，否则有关人权的对话就不可能进行。另外，一部实质良好的法律不仅要体现对这些价值的追求，还应当能够通过实施达到好的效果，较好地实现了这些价值。制定实质良好法律的思维就是要求在制定法律时一方面要体现好的价值，另一方面也要达到好的实施效果。

3.依法民主科学立法的思维

良好的法律不仅仅表现在其形式和内容上，还应当表现在立法的主体和程序上，即立法的主体和程序应当是依法民主科学的，应当体现人民的精神，应当体现法律是人民的意志，也即是说立法的过程应当是良好的。依法民主科学立法是保证所制定的法律的形式和内容良好的必然要求。依法民主科学立法思维要求我们一方面应当依法制定法律，另一方面应当进行民主立法，特别是重要的法律更应当广泛征求民意，再一方面应当进行科学立法，应当采取科学、合理的方式方法进行立法。依法民主科学立法的思维，表明“良法之治”也是人民制定的法律之治。

三、法治思维对于法治中国建设的价值

（一）法治中国建设的四个要件法治中国建设需要主体要件、主观要件、客体要件、客观要件等四个方面的要件。

1.法治中国建设的主体要件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即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法治中国建设

《中央依法治国决定》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并且还指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如果不坚持党的领导，不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法治中国建设就没有主体，法治中国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法治中国建设的主观要件是法治思维，是主体进行法治中国建设所应当具备的思想和思维方式

作为法治中国建设主体的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应当具备法治思维，特别是党员干部更应当具备较强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

3.法治中国建设的客体要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也就是说我们要达到的目标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中央依法治国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4.法治中国建设的客观要件是稳定、和平的国内外环境

战争的环境不适合法治建设，急剧转型的社会也不适合法治建设，因为宪法法律的重要特点就是相对稳定，如果一个社会正处于急剧转型之中，在这种条件下，即使有宪法和法律也会处于经常变动之中，法治建设难以有效推进。稳定、和平的国内外环境是法治建设的外部条件，同时法治建设的积极推进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我国正处于千载难逢的建设法治中国的大好时机，一方面要维护好社会稳定，创造法治建设的良好环境，另一方面要抓住当前有利时机积极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主体要件、主观要件、客体要件、客观要件等四个要件是一个相互影响、密切联系、缺一不可的有机整体，主体要件揭示谁是建设主体，主观要件揭示作为建设主体应当具备的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客体要件揭示建设的目标对象，客观要件揭示进行建设应当具备的客观外在条件。法治中国建设的四个要件分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法治思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稳定、和平的国内外环境。联结起来表述就是：在当前稳定、和平的国内外环境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运用法治思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法治中国建设的四个要件分别表明了这个“系统工程”建设和施工的主体、主体应当具备的思路和思维、工程的蓝图和目标、建设和施工的内外环境。这四个要件都是不可或缺的，缺少任何一个要件“工程”建设就不可能成功。

（二）法治思维是法治中国建设的主观要件、融贯性要件、重要内容

法治思维是法治中国建设的主观要件，是法治中国的建设主体应当具备的思维和精神特质；也是融贯性要件，贯穿于法治中国建设的各个要件和整个过程之中；还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我们需要建设的法治中国的核心“软件”。

1.主观要件

法治思维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前提，为法治中国建设主体提供凝聚共识的平台。“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同样，没有法治思维就不可能有法治建设，从这种意义上说法治思维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前提，建设主体特别是最主要的领导者一定是有良好的法治思维的，否则不可能提出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和构想。法治思维是一种思维的模式和范式，建设主体有共同的法治思维模式，才能有“共同语言”，才能凝聚共识，才能对“法治中国的蓝图是怎样的、如何建设法治中国”诸如此类的重大问题有相对一致的思考和回答。只有越来越多的人有了较高的法治思维，才能凝聚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积极投身于建设之中，法治中国才能启动、加速、驶上稳步发展的快车道。

2.融贯性要件

法治思维是融贯性要件，贯穿于法治中国建设的各个要件和整个过程之中。具体来说，它贯穿于建设主体之中，是建设主体应当具有的思维；贯穿于客体要件之中，设定法治中国建设的总目标是法治思维的具体体现，而且法治思维本身是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目标；贯穿于客观要件之中，长期稳定、和平的国内外环境需要运用法治思维、切实实行法治才可能得以实现。法治思维融贯于法治中国建设的整个过程和所有的环节之中，因为法治中国建设的整个过程和所有的环节都是建设主体积极推进的。

3.重要内容

法治思维是重要内容，是法治中国建设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中国建设不仅仅是要建设完备的法律及其实施体系，而且还应当进行法治思维建设。如果说前者是“硬件”，那么后者就是“软件”，两方面都非常重要，缺一不可；没有“软件”的支撑，再好的硬件也不能发挥其作用。“如果只有制度的变革，思维方式不能及时跟进的话，就会因思维路径的不一致而陷入困境”，[9]因此，我们在建设法律及其实施体系的同时，积极推进法治思维建设，将提高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法治思维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目标和任务。

四、培养和提高法治思维的具体途径

培养和提高法治思维是一个非常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一方面，“法律不是由从上到下的等级决定的，而是不同中心并行地处于相邻的系统中”[10]158。人们全面、准确、深入地把握法律的含义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另一方面，“就一般规律而言，治国理政的思维作为价值观的一种形态，其不仅深受经济形态、社会结构的影响，而且政法思想、主流意识形态都会对其产生重大影响，”[11]344-345在各种或有利或有弊的影响之下培养和提高法治思维绝非易事。

（一）法治思维的培养：教育、培训、宣传和专业人员的辅助

法治思维是一种思维，思维以一定的知识为基础，有自己的思维模式、方式和技巧，虽然并不要求全国人都成为法律专家，但是要求每一个人具备与其日常生活、本职工作相关的基本法律知识应该说并不过分。即使一个人要掌握基本的法律常识也需要相当时间的学习，更不用说一个领导干部要掌握与本职工作有关的法律知识和技术了。因此，我国应当采取多种方式培养和提高人们的法治思维。

1.教育和培训

教育和培训都是有组织的学习活动，只是前者是比较正式的、时间较长的学习活动，后者是比较灵活的、时间较短的学习活动。《中央依法治国决定》多次提到要加强法治教育和培训：要求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要求用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全方位占领高校、科研机构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阵地；要求坚持普法教育，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求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把宪法法律列入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内容，列为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必修课；要求把法律知识学习纳入军队院校教育体系、干部理论学习和部队教育训练体系，列为军队院校学员必修课和部队官兵必学必训内容。

2.舆论宣传

我们党和政府历来重视舆论宣传的作用，善于利用新闻媒体把自己的思想主张传递给广大人民。一个媒体的法治思维的高低决定着其节目是引导人们提高法治思维还是相反，一些媒体报道案件时常常先入为主，有的甚至为此造成了不良社会后果，即使对于一些基本事实清楚的案件，媒体也不能添油加醋，极尽夸张之能事，也不能为了博人眼球而没有起码的法治思维。除了宣传以外，文艺作品对人的思想的影响也很大且潜移默化，甚至在某些方面对人的思想的影响力超过了宣传。批判古代和当代作品中的反法治的、“无法无天”的思想，引导人们创作和推广蕴含法治思维的文艺作品很是重要。

3.专业人员的辅助

法制机构的人员和法律顾问是协助领导干部从合法性的角度，以法治思维处理问题的法律专业人员，同时也是帮助领导干部提高法治思维的重要力量；一方面他们在工作实践中让领导干部知道怎样运用法治思维处理问题，另一方面他们也直接给领导干部讲解法治思维的有关理论和知识。

（二）对法治中国建设主体中“关键少数”法治思维的引导：考核、选拔与调离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各级领导干部是“法治建设的‘责任人’”，也是党的执政权和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执行人”，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举足轻重，“决定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方向、道路、进度。”[12]虽然说党和人民是法治中国建设的主体，但是领导干部是“关键少数”，只有“关键少数”的法治思维提高了，才能够引领“最大多数”。“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3]526领导干部应当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时时以法治思维对自己的言行加以检视，努力使自己的言行成为提高全社会法治思维的正能量，努力使自己成为践行法治思维的典范。在现实生活中，有的党员干部的行为不符合法治思维，有的党员干部的言语不完全符合法治思维，例如有些领导做决策，只看上级领导怎么说，只看这样的事情习惯上是怎样处理，不看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不看法律法规是否已经发生变动。除了教育、培训和舆论宣传的引导以外，还可以通过激励和惩戒的方式对领导干部加以引导，正如《中央依法治国决定》所提出的：“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内容，在相同条件下，优先提拔使用法治素养好、依法办事能力强的干部。对特权思想严重、法治观念淡薄的干部要批评教育，不改正的要调离领导岗位”。

（三）“法律应当得到普遍服从”之法治思维的形塑：监督和追责、违法必究

“法律应当得到普遍服从”是一个思想理念，教育和倡导还不足以让它深深扎根于人的内心，只有在要求人们严格遵守法律的同时进行监督并对违法者一视同仁地追究责任，人们的法治思维才能得以形塑和深化。这里特别注意两个问题：一视同仁地监督和追责；严格追究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这两个问题的本质是任何人违反法律都应当一视同仁地被追究，违反法律的任何规则都应当一视同仁地被追究法律责任。

1.一视同仁地监督和追责

法律应当得到普遍服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然包括对违法者无差别对待地追究法律责任。如果违法能办成事，“跑部者”钱进，不守规矩者被提拔；守法办不成事，老实做事的人吃亏，守规矩者不被重用，在如此法治不彰、违法不究的环境下，还有谁会在乎法治思维？如果一边高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边对有些人的行为不监督或者对其违法行为视而不见而对另一些人的行为严于监督或对其违法行为严加处罚甚至法外处罚，如此这般还要人们形成“法律应当得到普遍服从”的法治思维？只有违法必究，违法者寸步难行，人们才真正相信“法律应当得到普遍服从”的法治思维，法律的权威才能在人们的心中竖立起来，人们才会心甘情愿地遵守法律、服从法律、信仰法律。

2.严格追究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

一些人认为违反程序是小事甚至不是事，因此就对违反实体规则者严惩不贷，而对违反程序规则的人从轻发落甚至不予追究，这种思想完全不符合法治思维。一方面，既然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同样都是法律规则，就应当同样被遵守，违反了任何规则都应当被追究法律责任，因为所有的法律规则都应当被遵守，法律是一个整体，法律的尊严也是一个整体。另一方面，违反程序的危害性丝毫不亚于甚至要大于违反实体的危害性，因为程序是得出实体结论的前提和先导，处理问题都是运行程序在先、得出结论在后，如果运行的程序都错了，想要实体结论正确就只有靠运气了，如同算术的运算法则错了，运算结果正确就只是巧合。最后一方面，对违反法定程序的态度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具备法治思维的重要标志，如果一个人认为违反法定程序无伤大雅，那么这个人顶多只是个“半法治思维者”，实际上他是没有法治思维的。

（四）“良法之治”的法治思维的形塑：依法民主科学立法，实现有“良法”可依

虽然说立法主要是立法机关的事，但是在当代中国立法也是广大人民的事，“良法之治”的法治思维只有在人们参与立法或者遵从法律的过程中才能得以形塑，特别是在人们参与立法的过程中形塑，因为在参与立法的过程中人们才会比较全面的考虑法律的“良好”与否。

1.形式良好

形式良好，简言之就是法要是一部法，符合法的形式要件，一篇论文、散文或者诗歌写得再好也不是法。上文已经提到美国人富勒关于法的内在道德的论述实际就是对于法律的形式要求：一般性或普遍性；公布；可预测性或非溯及既往；明确；不矛盾；可为人遵守；稳定性；官方的行为与已公布的规则的一致性。

2.实质良好

法律的内容是否公平、合理、保障人权，是否能达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好的效果是判断法的实质是否良好的标准，“从终极性上说，法治的目的在于通过限制公权力，以保障人权”。[14]通常一般民众判断一部法律的好坏就是依据这些标准。

3.依法民主科学立法

这是从立法过程上对法律“良好”与否的判断，包括对立法的主体、权限、程序、方式、方法等方面的考量。以上三个标准是评判法律的基本标准，人们在了解和掌握这些标准的基础上，积极参与立法并提出可行性建议，依据这些标准来评判现有法律并提出修改意见，长期锻炼，“良法之治”的法治思维就能够得到形塑和提高。当然，对于立法工作者来说更应当有意识地在理论的指导下不断学习和实践，提高和深化“良法之治”的法治思维和立法水平。

（五）营造有利于形塑法治思维的社会环境：稳定、市场经济、良法

法治建设和法治思维的形成都离不开稳定、和平的国内外环境，其中政治稳定是首要的条件；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建设与法治建设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既需要又激活了人们的法治思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法治思维成长的经济环境。良好的法律体系是法治思维形成的重要条件，不可想象在一个法律体系非常不完善，诸多方面的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的情况下，人们可以形成很高的法治思维。在法律严重欠缺的国家，人们无法可依，习惯于“无法无天”，法律都没有，哪里来的法治思维；在一个恶法充斥的国家，法律得不到人们的遵从，不守法成为常态，法治思维无从谈起。虽然我国的法律体系还不是很完善，但是到2010年底，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截至2011年8月底，中国已制定现行宪法和有效法律共240部、行政法规706部、地方性法规8600多部。”而且从总体上说这个法律体系是“良好”的，体现了广大人民的意志。我国有利于形塑法治思维的社会环境基本具备，但是我们还应当继续努力，保持和发展和平稳定的国内外环境，积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继续完善国家法律体系，营造更加有利于提高法治思维的社会环境。

注释：

①心理学理论中的“知、情、意、行”有其确定含义，“知”指的是认知、观念；“情”指的是情绪、情感；“意”指的是意志；“行”指的是行为。知、情、意是人类心理活动的三种基本形式，行是这些心理活动的外现。从本质上说，法治思维是一种内化于心的心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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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李常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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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郑成良．论法治理念与法律思维[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7)．

[9]陈金钊．高度重视法治思维的作用[J]．环球法律评论，2014，(1)．

[12]人民日报评论员．担负起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责任[N]．人民日报，2015-02-04(5)．

[13]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1．

[14]吕世伦，金若山．法治思维探析[J]．北方法学，2015，(1)．

法治建设范文第7篇

[关键词]农村法治；法律意识；农村民主自治

不断加快农村法治化进程，是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支撑和必要保障。因此，新农村建设中必须大力强化依法治农、依法建农、依法兴农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精神，切实把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和农民利益纳入一个系统化、规范化的法律环境之中。

一、农村法治建设的涵义

农村法治是指在国家法与民间法良性互动的基础上，以实现村民自治为核心、以培育农民的民主、平等和自由理念为目标、以建立保障农民基本权利的公共机制为关键的政府推进与社会演进力量的有机统一。

二、农村社会法治化进程中的主要问题

（1）农民法律意识落后。以主体理性自律精神为内核的法律崇拜和法律信仰，是中国法治进程的内驱力，如果没有内生性的法律信仰，中国现代法治将寸步难行。现代社会法律意识的形成是法治建设的不可缺少的要素。这一理论早已被中外法学家们认同。这么多年来中国农民的法律意识虽已有所提高，如民告官现象的出现等。农民的维权意识在讲法治的今天应该说是大大增强了。但就整体来看，农民的法律意识仍远远落后于现代法治建设进程的要求，阻碍着农村法治建设。但总的来说是缺乏应有的对于法律的信仰。人们对农村的立法感到疏远和陌生，法律权威感在农村的丧失和人们对法律价值的怀疑。可以说这对于农村的法治建设可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和愚弄。（2）村民自治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缺陷。随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我国农村政治民主程序从制度上得到了根本性改变，取得了一定成功，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但从新农村法治要求的标准来看，这种好的制度安排在实践中尚有较大的缺陷，已成为新农村法治进一步推进的障碍。主要表现在：第一，村民委员会的议事、决策民主程度不高，村委会公开办事制度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在农村，农民对村委会的议事决策参与很少，甚至大部分的村委会决议农民都不知道。在村务不透明不公开的情况下，村民自治导致了村干部说的算，村民自治流于形式，无法真正体现政治民主的本意。第二，村民委员会的法律地位不明确，村委会与村党支部、乡镇府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理顺。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有两种相对独立的权力：乡（镇）政府的行政管理权和村民自治权，它们构成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社会“乡政村治”的总格局。在这样一个体制下，他们的性质等在法律上都有明确的规定，他们应该能互助有利，各得“其所”。但在实际工作中，二者又经常发生矛盾，主要表现为“过度自治化”和“附属行政化”两种倾向。所谓“过度自治化”的倾向，是指村民自治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范围，村自治组织擅自作出不属于村自治范围的决定，或随意增加村民的非法定义务，违法限制村民的自由权利；或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乡镇政府布置的国家各项任务。（3）农村法律制度不健全。制度是实现法治的前提，法治制度是一定国家分配权力、责任、权利、义务、自由、限制等的方案、原则和细则，是法治的构成部分，也是法治的基本依据。法治制度预设了法治发展的状况，制约着法治的每个环节和整个过程。而我国目前农村的各项法律制度还很不完善，主要表现在：第一，法律制度不健全，不完善，有的领域存在立法上的空白，一些急需的法律尚未制定出来，使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无法可依。第二，立法层次低。不少仍停留在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层次上，缺乏较高的法律效力，且法律法规的内容政策性强，规范性、可操作性差。第三，内容过于原则，规范性、可操作性差，特别是缺乏必要的法律责任，难以发挥法律规范的强制功能。第四，有些法律法规没有适时修改，已不能适应新农村建设的客观需要。第五，缺乏农村法律援助制度。在程序方面，村民选举和村务管理的程序方面缺乏法律、法规。因此，应尽快建立和完善农村法治制度体系，从制度上确保农村法治健康有序的发展。（4）农村执法混乱、司法监督救济不力，司法不公正现象仍存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行为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行为的法治化。由于目前乡镇政权的运行机制仍存在“党政经”高度一体化、以行政支配为主导的弊端，乡镇政府的权力具有很强的扩张性。良好的法律最终必须通过执法行为来体现。农村立法固然重要，但执法工作更不能轻视。真正体现法的作用和价值，还必须通过公平有效的执法。现行农业法律法规的执行还存在不少问题，不少农村基层干部长期习惯于单纯依靠行政命令而不善于运用法律手段来管理农村，依法治农的观念淡漠，执法不严、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现象屡见不鲜。种种“不法行为”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影响了农村的发展和稳定。

三、加强农村法治建设的建议

（1）改善农民生活是农村社会法治化的基础。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决定因素。任何社会的民主与法制，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和客观社会物质条件之上的。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也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没有社会主义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的繁荣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前提和基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体现和保障。要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就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积极推进农业的集约化经营，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第二，大力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把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第三，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2）农民当家作主是农村社会法治化的前提。农村社会法治化追求的目标是政治上民主、经济上繁荣、法律上公正，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得到充分的发挥和保护。经济体制改革在我国社会中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为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所以，政治体制改革是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是农村社会法治化的保障和依据。要抓住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为全面推进农村法治化打下坚实的基础。（3）提高农民素质是农村社会法治化的条件。农村社会要实现法治化，从深层次上还必须依靠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依靠农民良好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第一，要进一步拓宽农民了解法律知识的渠道和途径，增加农民的法律知识；第二，要积极培养农民的守法精神，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第三，要积极培养宪法意识和公民意识，不断增强农民的主体意识。（4）依法办事是农村社会法治化的保障。严格依法办事，严格执法，树立司法的权威，是当前农村社会法治化的重要任务。农民只有通过对执法效果的感性认识之后，切实感受到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甚至党群组织的公职人员，树立严格的法治理念，严格依法办事，才会对法律作出理性的判断，才会真心实意地信服法律，才能更好地理解法律的精神和增强对法律的认同感，也才能自觉自愿地拥护法律，把对法律的服从转化为对法治的信仰，成为内心一种坚定的、自觉的信念。（5）精神文明建设是农村社会法治化的载体。在农村社会法治化进程中，必须以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突破口，通过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来推动农村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开展以家庭美德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第二，开展以农业实用技术为重点的科技文化教育活动；第三，开展以文明进步为主题的农村文化建设活动。

我国农村社会的法治化进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在分析我国农村社会现状的基础上，充分认识我国的农民和农村问题，才能更好地认识我国农村社会的法治化之路，才能更全面地认识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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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涌群．《农村民主自治发展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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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鑫．《农村法治实践论――社会转型与国家、社会（农村）法治资源的重新发现、重组及良性互动》．2002-10-28

法治建设范文第8篇

一、“法治城市”创建的有利条件

（一）法治建设面临从未有过的良好外部环境和发展机遇。从大的方面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方略写入宪法。“法治建设”的推进速度加快、力度加大。近几年沿海及经济较发达的省、市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相继开展了“法治区域”的创建，发挥了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省委、*市委也相继提出了“法治*”及“法治*”创建的要求。“法治城市”创建的条件环境基本成熟。

（二）领导干部法律意识和依法办事的自觉性日益增强。近几年来，随着法治建设的推进，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已从一种制度性规定慢慢演化成一种内心的自觉。*市最近几年来，各级“四大家”领导班子都成立了律师顾问组，市及部分县市区还为主要领导配备了个人公务律师。领导在工作决策、基层调研、处理问题等方面都带律师参与，确保严格依法办事。此外，司法机关公正司法，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意识普遍增强。法制建设责任主体的内在动力趋强。

（三）广大群众对法制建设的要求越来越高，参与度也越来越高。全市“**”法律咨询热线其咨询内容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既有简单的法律知识的询问，也出现了对法律深层次问题的探讨，及结合现实问题对法治建设的建议等，反映出群众对“法治精神”的追求。“*司法行政网”的“*法治”网页开通1个月点击率就超过14万人次。法治建设中，群众对“法治建设”的期望在提高。

（四）法治建设的基础日益巩固。经过20年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实践，法治建设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物资基础及工作体制日趋完善，成为法治城市创建的现实基础。

（五）经济社会发展对法制建设的要求越来越迫切。最先开展“法治城市”创建的往往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它反应了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对法制建设的内在必然要求。经济社会与法治建设协调发展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这是法治城市创建的思想基础。

二、“法治城市”创建可能存在的不利影响

（一）认识统一的难度较大。从实践来看，主要领导非常重视，但由于“法治城市”创建涉及到权利的制约与调整，可能导致一些地区和部门利益受损，阻力较大。还有一些地方和部门领导将“法治城市”创建当成“软”任务，重视程度不够。由于这种影响的症结在于利益的得失，因而具有长期性，不利于统一思想，形成共识，整合力量。

（二）组织协调工作难度较大。“法治区域”创建是一个地区法治建设的综合性体现，内容涵盖立法、司法、行政执法、普法、法律服务、工作监督等，涉及到方方面面。若由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来牵头，就会出现小马拉大车的局面，并且由于其原来的工作重心是以普法为主，工作侧重点转移以后，有一个相当长的调整过程。此外，各个部门之间都存在协调难度大的问题，尤其是与人大及“一府两院”的协调更甚。同时，由于各部门都有各自的工作职能和工作模式，在法治城市创建的具体工作环节也会存在一些矛盾和冲突，其影响也具有长期性。

（三）工作摸索的难度较大。“法治城市”创建是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开展的民主法治建设工作，具有地域性特色，没有一定之规，虽有外地经验可以借鉴，但要结合本地实际进行消化。同时由于这项工作起步时间不长，都在摸索，风险较大，且短时间难见明显成效，工作开展的内在动力不足。

（四）工作保障的难度较大。开展“法治城市”的创建需要专人专编，并要有经费保证。从工作需要来讲，一般地市专班定编5至6人，县市区专班定编3至4人比较适合。工作经费保障，地市一级年度专项工作经费至少在60万以上，县市区30万以上才能保证基本运转。内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人员编制和经费要达到上述标准，难度是显而易见的。

三、“法治城市”创建的几点思路

（一）强化职能，理顺体制，完善机制。在实践中我们体会到，“法治城市”创建由下到上不好推，也推不动，须自上而下层层推动。同时，由于“法治城市”创建涉及到党的机关、国家机关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没有强力部门来牵头，工作落实不了。可考虑构建“党委领导、各方负责、社会参与”的工作体制。具体来讲，一是党委“一把手”挂帅制。因工作性质一致，“法治城市”创建工作机构可与“依法治理领导小组”整合。但小组长由党委“一把手”担任。这是“法治城市”创建能否顺利有序推动的关键点。二是对依法治理办公室进行重新定位。目前各地依法治理办公室一般设在司法行政部门，侧重抓普法，职责没有理顺，力度也有限，要强化工作责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最好由党委常委担任。领导小组办公室可设在司法行政机关，但应单独核编，并重新制定工作规划及工作的督办、考评制度，明确其组织协调地位。三是按照职责要求分线落实工作责任。根据“法治城市”创建实施意见对目标任务分线实施的要求，建立分线责任指导协调机构。即建立由党委政法委牵头的促进公正司法协调指导小组；由政府法制办牵头的依法行政协调指导小组；由党委宣传部牵头的舆论宣传协调指导小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牵头的依法经营管理协调指导小组；由民政部门牵头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协调指导小组；由司法行政部门牵头的法制宣传教育协调指导小组；由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的综合督查指导小组。同时，各协调小组根据工作职责在相关单位确定建立联络员队伍。各司其职，落实责任。四是坚持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各协调小组例会制度，定期沟通、总结、研究和督办工作。此外，“法治城市”创建的专项经费要纳入财政预算，确保工作正常运转。

（二）认真调研，制定规划，落实责任。“法治城市”创建的具体依据是党委出台“法治城市”创建的决定和“法治城市”创建实施意见或纲要。实施意见或纲要一般跨度在5年以上，既与相关的“五年”普法规划相衔接，更侧重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相街接，并在起止跨度上相一致。实施意见或纲要的出台，应经过相关单位的反复讨论、征求意见。印发后，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各协调指导小组和相关责任单位分别将工作任务指标进行细化、量化，制定分年、分块的实施方案，进行目标管理和考评，将责任落到实处。

（三）搭建载体，狠抓活动，注重实效。为避免创建工作流于形式，层层虚化，要注重载体创新，多途径开展创建活动。一是层层开展“法治合格区域”创建活动。一般是省负责创建法治合格县市区的方案制定和考核，市州负责创建法治合格乡镇街道的方案制定与考核，县市区负责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方案的制定与考核。在考评中要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从群众中随机抽样调查，有超过半数的群众认为不合格则不能通过考评授牌。同时，可以广泛开展“执法规范先进部门”、“十佳法治单位”、“十佳学法用法模范”等创建评选活动。二是建立法治新闻会制度。执法部门分别就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的依法解决进行信息公开，接受群众监督。三是开辟法治网站并整合好大众媒体。及时反映“法治城市”创建的动态和成效，解答群众疑问，接受群众投诉，帮助群众解决具体问题。

法治建设范文第9篇

突出源头治理，规范公共权力运行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从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等方面对规范权力运行提出了更加具体化、强制性的要求。公共权力涉及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承担着调整社会关系、平衡社会利益、整合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等诸多功能，对人民群众合法利益的实现、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最广泛、最直接的影响。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就是要从源头上、机制上抓好公共权力运行的规范化，“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权力运行充分体现宪法精神，切实有效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近年来，如东县委、县政府坚持把规范公共权力运行作为法治建设的重要着力点，创新发展党务公开体系，开设“如东县委权力公开运行”网站，推行县委常委会、全委会旁听制度，出台《如东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议事规则》，实施律师顾问制度，全面建立“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和县、镇、村三级社会管理服务平台，严格履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合法性审查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相关程序，重大决策项目实现应评尽评，有效畅通了群众依法表达诉求、维护权益的渠道，规范了权力运行，提升了社会治理水平。今后，我们要深刻把握法治建设的本质要求，不断改进党的领导，加快实施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全面推进政务公开，严格规范执法行为，建立健全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度，坚决防范制度建设中趋利、诿责等现象，深化“风险评估”工作，完善公共决策社会公示、听证对话、专家咨询论证、问卷调查等制度，更加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切实把权力规范到合乎宪法精神、合乎法律规定的运行轨道上来。

突出重点整治，办好法治惠民实事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全面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不仅需要科学系统的理论引导，还要强化法律的实施，特别是基层党委、政府要牢牢抓住当前老百姓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坚持问题导向，加强依法治理，切实将一条条法律规定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去，以一项项实实在在的法治惠民实事工程来增进共识、凝聚合力、破解难题，扎实有效地推进法治社会建设。近年来，如东县委、县政府每年针对群众关切的实际问题，精心实施“绿色餐桌”、“和谐海洋”、“平安交通”、“技防城市”、“新型社区”等系列法治惠民工程，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与司法联动机制，持续加大依法强制执行力度，取得了良好的法治效果和社会效果。今后，我们要进一步发挥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作用，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扎实推进涉法涉诉改革等工作，努力使影响社会安定的问题得到有效防范、化解、管控；紧紧围绕食品药品、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与司法联动机制，积极推进综合执法，着力解决权责交叉、多头执法、合力不强等问题，依法严厉打击涉黑、涉恶、涉暴、涉毒等违法犯罪活动，进一步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主动为全面推进法治社会建设营造良好的氛围。

突出法治理念，合力化解矛盾纠纷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把纳入法治化轨道，保障合理合法诉求依照法律规定和程序就能得到合理合法的结果”。围绕这一要求，我们必须更加突出依法治理这一总理念、主旋律和大方向，积极发挥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作用，正确认识现实条件与所处阶段，客观面对存在的不足与问题，妥善处理好“维权”与“维稳”、“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间关系，在社会治理工作中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教育等多种手段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近年来，我县紧扣平安建设、法治建设主题，全面建立“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和县、镇、村三级社会管理服务平台，紧密结合基层党建、新型社区建设，积极推动网格化管理模式转型升级，切实加强“一综多专”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体系建设，在全省率先设立县级涉法涉诉联合接访中心，有效地推动了社会矛盾纠纷得到有效防范、依法化解。今后，我们要进一步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实现调解、仲裁、诉讼等纠纷化解方式有机衔接。积极探索推进涉法涉诉改革，依法打击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努力从根本上破解“不信法”，甚至“以访压法”的现实困局，依法规范秩序。同时，不断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司法救助体系，建立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切实保证人民群众在遇到法律问题或权利受到侵害时获得及时有效的法律帮助，努力为法治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

突出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法治观念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提出“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要求“坚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这充分说明了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和加强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有丰厚的法治土壤，其中应蕴含着全民知法、信法、用法、守法的养料，这就是我们要建设的法治社会。近年来，我县持续加强和改进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在全国首创开展企业守法诚信指数评估工作，建成南通市规模最大的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常态化组织开展具有如东特色的“普法三宝”、“5+X”公务员培训、“两情”法律服务等主题活动，取得了较好的阶段性效果。但对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有关树立全民法治信仰、发展法治文化、全面提升法治软实力的新要求，我们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高度、深度和精准度都还远远不够。今后，我们要积极更新理念，创新方法，紧密结合地方风土人情，加大法治文化产品创作力度，着力打造一批知识性、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机结合、贴近群众生活、深受群众喜爱的法治文化作品，充分利用各类基地、平台，开展更多体验式青少年法治实践活动。进一步强化组织、加大力度，切实将法治教育列入党校对各类领导干部、机关公务员培训的必修课，严格落实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法制宣传教育责任制，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法治宣传。更加注重以法律规范引导社会思潮、约束社会行为，切实纠正片面化、功利性“法治”思维，积极引导树立“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的正确认识，不断提升全民法治素养，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氛围。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法治中国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一切难题终将在改革中得以破解，一切愿景必然在实干中得以实现。面对新形势、新目标、新要求，必须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为新起点，积极投身基层法治实践，以更大的决心、更务实的举措深入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在实现“中国梦”的康庄大道上坚定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