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教育范文
时间：2023-03-09 18:49:42
思想教育范文第1篇
【摘要】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工程”。要实现对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这一重要任务，必须正确认识当代中学生思想道德意识的特点，把握政治思想教育的根本，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学生思想政治的教育。
【关键词】中学生；思想；教育
学校教育的核心工作就是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们所肩负的责任重大，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前途和命运。因此在学好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一定要加强思想教育，培养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养成优良的品质。思想教育工作应体现在教育工作的各个环节中，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
1 思想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思想教育是课堂管理者经常运用的最主要的也是最直接的管理方式。思想教育方法强调的是：人是理性的，人的思想能够客观正确地反映真理。只要使正确思想深入人心，就可以激发人的正确行为，调动人的积极性。思想教育方法的实质就是用正确的、先进的、科学的认识和观念来改变被管理者的思想，规范被管理者的行为，实现课堂管理的目标。总之，在课堂管理过程中，思想教育方法可以从根本上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起着其他管理方法不可替代的作用。
1.1 思想教育的地位。
1.1.1 思想教育是实现课堂管理目标的内在动力。课堂管理的实质就是“育人”，而其根本目标就是使学生的思想认识提高并付诸行动。它是从被管理者的思想入手，激发的是被管理者的内在动机。再辅之以外部条件，以改变其不正确的思想（认识、观念等），形成正确的思想，从而支配被管理者的行为，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1.1.2 思想教育方法是顺利完成课堂管理任务的重要途径。课堂管理的任务广泛而且针对性强。具体包括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指导学生各科知识、关心学生身心健康、组织学生参加各种课外活动等。这些任务的完成必须从被管理者的思想入手，如把品德培养作为班级管理的核心内容和任务、班级管理的目标之一。思想教育方法的广泛适用性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另外，要提高课堂管理效率，顺利完成课堂管理任务，只有动员学生积极参与才能实现。真正使学生了解课堂管理任务，明确课堂管理目标，实现由“要他做”向“他要做”的转变，没有思想教育是实现不了的，离开思想教育方法就会是一句空话。因而，思想教育是完成课堂管理任务的重要途径，思想教育方法是实现课堂管理目标的主要手段。
1.1.3 思想教育方法是其他管理方法的基础，在课堂管理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思想教育方法是课堂管理者经常运用的最直接最主要的方法。这是由课堂管理的实质决定的。管理就是教育，管理的过程就是育人的过程，就是要使学生达到社会要求的规格。另一方面，学生存在很大的差异和可塑性。运用思想教育方法，关键在于影响学生的精神世界，使之形成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从而体现课堂管理的目标要求。学生是受教育者，肯定会有错误的思想认识、不良的行为习惯，思想教育的意义正在于改变学生的错误认识，形成正确的积极的思想。其次，思想教育方法既可以运用于面向全体的管理，也可以运用于面向个体的管理；既可以运用于面向全过程的管理，也可以运用于针对某个问题的管理。因而，思想教育方法是课堂管理最直接、最主要的方法。
1.2 思想教育的作用。
思想教育在课堂管理中的地位如此重要，它所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1.2.1 思想教育具有保证作用。首先，运用思想教育方法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面宣传和落实。具体表现在对党和人民、对社会主义的拥护和热爱上。
其次，运用思想教育方法能保证学生坚持神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不动摇。通过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启发学生树立共产主义理想，自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能够抵御任何敌对势力和西方反动思潮的冲击。
1.2.2 思想教育具有规范作用。思想教育能够规范人的思想，使学生懂得什么是正确的、科学的认识和观念，怎样形成正确的思想，进而提高精神境界。同时，还可以让学生明白是非、真假、善恶、荣辱等，确立正确的判断标准。思想教育工作够规范人的行为。行为是思想的反映，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思想就可能导致什么样的行为。规范人的思想最终落实在规范人的行为上。行为是管理结果的体现，不能付诸行动的思想是缺乏活力的。
1.2.3 思想教育具有激励作用。思想教育可以在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们的学习热情。没有学生积极参与的课堂管理，各项任务的完成是根本不可能的。只要善于审时度势、因地制宜，恰当运用思想教育方法，充分发挥其机理作用，把学生的满腔热情调动起来，并且引导到具体的学习和工作中去。
1.2.4 思想教育具有协调和凝聚作用。运用思想教育方法可以更好地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团结是课堂管理目标得以实现的保证。同学间如果没有沟通，就会产生误解、冷漠，出现勾心斗角的现象。如果班集体缺乏理解和共识，就会大大消弱战斗力，就会影响各项工作的开展。运用思想教育方法可以很好地协调个人与班集体之间的关系。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运用思想教育方法，就会统一看法和认识，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让每一个人都能从中获取蓬勃向上的精神力量，让班级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健康发展。
2 课堂管理中思想教育的几种方式
2.1 周会
中小学一般每周都安排一节课的时间，以班为单位召开会议。习惯上称为周会，也称为班会。由于周会的显效性比较强，因而就被很多学校作为一种制度确定下来。周会的特点如下。
2.1.1 计划性。组织周会要有计划。首先，班主任应该根据学校工作安排和班主任工作计划对一个学期的周会在活动时间、内容、方式和方法和步骤上做出总体设计、总体安排。同时注意在实施计划前结合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尽量避免周会的随意性。
2.1.2 目的性。每次周会都有明确的目的。根据总体安排，每次主要解决一两个问题，并且在会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为了保证周会的教育效果。
2.1.3 灵活性。周会在时间上比较稳定，但体现在内容和形式上却灵活多样，可以收看国内外形势报道，可以收听英模人物事迹报告，也可以进行课堂教育教学工作的阶段性小结。
2.1.4 参与性。尽量使全班每一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周会的活动中，让学生在参与过程中接受教育，经受锻炼，让周会的召开过程成为学生思想品德的养成和能力培养的过程。
2.2 专题讨论会。专题讨论会是针对学生在思想、学习或生活等方面出现的倾向性问题，从进行自我教育的愿望出发而不定期限组织的一种课堂管理方法。
2.2.1 专题的确定。专题的确定至少要符合以下要求：要紧扣当前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要适应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要结合课堂管理目标；要针对大多数学生的行为。
2.2.2 专题讨论会的准备。专题确定仅仅是讨论会的一半，为了达到讨论会的目的，应当提前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准备工作：要引导学生广泛搜集资料，人人准备好发言稿；要有目的地培养重点发言人；要不带任何偏见地选定讨论会主持人，注意性别的搭配、能力的互补；要指导主持人拟定会的程序、效果是检验专题讨论会成功与否的标准。要对讨论会的效果做出正确的评价，就要注意采取各种方式获取反馈信息。
2.3 系列讲座。系列讲座旨在拓宽学生视野，增加学生的课外知识量。如保健、防火、自我保护和交通安全等方面的知识；科普知识，如环境保护、自然灾害、航空航天等方面的知识；
2.4 典型示范。典型示范是以他人的高尚思想、模范行为和卓越成就来影响学生品德形成的办法。典型示范把道德观点和行为规范具体化、人格化，形象生动，具有极大的感染力、吸引力和鼓舞力，是学校进行德育的有效方法之一。
今天的青少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人类的希望。中国的未来更加富裕和强大，就要靠这些新一代的接班人，他们所肩负的责任重大，因此在学好 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一定要加强思想教育，培养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养成优良的品质，努力把自己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参考文献：
[1] 吴国盛.科学与人文（中国社会科学，2001） 。
[2] 袁艳容.加强中学生的德育教育。（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7）。
思想教育范文第2篇
一、巧设“课前五分钟说话会”，潜移默化好机会
在每节语文课前，我都会让学生进行五分钟说话练习。可以安排讲述典故和成语故事。典故和成语来自古代寓言、历史故事，它们经过实践的千锤百炼，可以言简意赅而又形象生动地表达特定的复杂意义，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蕴涵了丰富的哲理，是对学生进行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教育极佳的教材。
学生讲完典故、成语后，我会找几个人评论该典故、成语讲述的道理或对自己的启发。不知不觉中，学生得到了思想品德的熏陶：如“精忠报国”、“ 勤能补拙”、“ 鞠躬尽瘁”、“程门立雪”等教会了学生爱国、勤奋、尊师等。还可以安排阅读文章。
如从《语文读本》上所选的作品读起，也可以是中外文学名著和当代文学、科技期刊，如《读书》、《随笔》、《读者》、等。鲁迅说过“大可以看各样的书”这样正“象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才能酿出密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学生把在阅读中最喜欢的精彩片断或文章背诵出来和大家一起欣赏，并进行一些简单分析，加深大家对文章的理解。这些精心选择的文章，有的能深深地打动学生们的心灵，激起学生们做一个高尚的人的愿望，感受到社会的美好，人类心灵的美好。学生不仅扩大了知识面，也提高了写作能力，还受到了思想品德教育，可谓一石三鸟，何乐而不为呢？
二、巧解作者，渗透品德教育的阵地
语文教学的主要形式是授课型的，以老师讲授为主，所以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课堂这个主阵地进行德育渗透。其中，德育的主要内容是对学生进行理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人之可贵，在于有志。志者，翅也、鳍也。鸟无翅，不能高飞；鱼无鳍，不能远游；人无志 ，则不能有所作为。爱国主义是学校德育永恒的主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仍不失为德育的主旋律。每次上新课之前，教师应该抓住“作者简介”这一环节，把理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巧妙地溶于作者简介之中。作者简介这一环，既不能花过多的时间去讲故事，以免喧宾夺主，但也不能忽视这一环的教育作者 ，教师如何利用，关键在于一个“巧”字。
三、巧用周记，搭建心灵沟通的桥梁。
作为语文教师，我们享有了解学生、与之沟通的独特渠道——周记本。由于学生平时可倾诉的对象太少，因此，在周记本中，学生基本是“我手写我心”，将周记本视为放飞心灵的天空。他们有时撷取生活的浪花，让美丽定格；有时坦诚自己的想法、困惑和迷茫，期待老师的交流与点拨。我读着孩子们的周记，或劝慰，或鼓励，或及时的给予思想指导，我感觉与他们离得很近，仿佛走入了他们的心房。可以说，周记本是一座桥梁，是我深入、全面了解学生的桥梁，是师生心灵沟通的桥梁。从这个意义上说，周记让我和孩子们成为了知心朋友，写周记，不但提高了他们的写作水平，因为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思想教育，周记对于我来说是一种非常宝贵的德育资源。
四、研究教材，创建情感投入的契机
语文学科的德育内容相当丰富，可以说每一篇课文都有思想教育的因素。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不仅要“晓之以理”，还得“动之以情”，即教师的思想感情要进入课文情境中，要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再现课文的情境，发挥文学形象的感染作用，陶冶学生的情感，触动学生的心灵，使他们在道德感上受到深切的影响。中学生对爱国这一概念认识较含糊，在语文教学中，我会有意识地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让他们认识到热爱家乡、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随时准备报效祖国就是爱国的最好体现。
五、提高修养，言传身教胜说教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作为教师，自身的品行尤为重要。教师的思想、信念和道德，以及处世的态度、行为等，对学生的成长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教育作用，这种教育方式比批评、责骂与训斥，效果要好得多，能达到“无声胜有声”的境界。
学校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学校的环境与设施是学生成长与发展的前提，在这前提之上的那就是教师的言传身教了。教师既是学校教育事业的中坚力量，也是学生成长的引路人。从某种意识上讲，教师的境界决定了学生的境界。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说过：“真正的教育是用一棵树去摇动另一棵树；用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用一个灵魂去唤醒另一个灵魂。”教师的一言一行，人格人品对学生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教师要树立良好的形象，既教好书，更育好人。这就必须从身边的一些小事做起，“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身教重于言教，无声的教育最美。
思想教育范文第3篇
《思想教育研究》（CN：11-2549/D）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大型月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思想教育范文第4篇
十六大精神是高校德育创新的根本依据 刘大军
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开创高校德育新局面 张耀灿
实践"三个代表"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邱伟光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迎接高校思想理论教育新的春天 郑惠坚
怎样实现德育理论的观念创新 陈秉公
坚持与时俱进推进高校德育创新 郑永廷
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范畴研究 张耀灿，徐志远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的新认识 刘新庚，李四益，文银花
新世纪高校道德教育沉思 杨明
人的本质与思想政治工作 窦兰峰
浅析"七一"讲话对建党学说的四大发展 段圣炼
邓小平的道德教育思想 王荣德
增强高校网络思政工作效果应坚持"三个结合" 周邵生
正确引导学生需要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周光发
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新机制的构建 黄建美
推进高校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发展 董元篪
加强和改进学生思政工作的新思考 李广才
贯彻"以德治国"必先"以德治教" 李建英
研究生德育工作的新探索 张富良
思想政治工作要在求真务实上下功夫 倪赛力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亟需实现四个转变 李雪萍
正确处理《邓论》课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和矛盾 王文昌
主体参与式德育课教学模式的依据和要求 黄莺，王勤
浅论邓小平理论课中多媒体手段的运用 马世杰，朱松山
把学校建成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 陆勤毅
论高棱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大使命 鲍江权
论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结构 马毅松，王雄杰
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规律 王敏
用"以德治国"思想指导高校德育 杨柳
网络文化对青少年负面影响的理性思考 刘定云
大学生边缘人格的文化诠释 张洪根
大学毕业生选择性失业初探 李海星
非智力因素开发与学校的人才培养 张春红
哲学教育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李俊
研究生德育比较研究及启示 西广明
导师教书育人工作的现状及分析 陈增堂，张娣
增强邓小平理论进头脑的实效性 赵洪恩
如何提高法律基础课教学的有效性 李庚全，马爱民
历史教育与新时期高校德育 舒醒
重视高校德育在新疆大开发中的作用 刘春萍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论论纲 苏斌
论思想道德教育的接受主体、过程与理想状态 郭柏春
在实践中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思考 郑捧柱
浅谈高校思政工作者必备的观念素质 李伟明
论进一步搞好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 徐世强
高校校园文化价值冲突的现状与思考 张春和，程宏娟，周光发，万志强
理想教育要解决好的两个认识问题 赵民胜
大学生择业心理与职业价值观教育 黄爱玲
军校大学生的就业观及教育对策 王玲玲
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关注人生设计 高金华
"三个代表"思想是对"三大规律" 科学认识的理论结晶 刘卓红，林俊风
思想建设理论与高校思政工作 杨燕华
论思政工作在突发事件中的功能和作为 马丽
加强"两个文明"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黄晓辉
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客体意识 童颖颖
弘扬人文精神的典范——十六大报告的人文解读 陈金龙
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楼成礼，林伟连，赵文波，张子法
要加强高校德育工作者的服务意识 柴永红，孙长林
略论高校政工干部队伍师德建设 陈永红
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培养的探索 宋吉鑫
学生成长过程中消极心理的分析 唐国忠，王富玉
对增强心理健康教育效果的思考 邱连刚
论高校"两课"教学模式的转换与重构 李瑞清，娜芹，李建斌，李雁舒
强化《法律基础》课的思想教育功能 蔡丹阳
试论军队院校的人文素质教育 魏新玲，陈德潮
如何在教学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 陈清平
"人的物化"问题与德育的理论反思 魏传光，葛畅
论多元文化与高校思政教育改革 王学风
德育实效的提高在于德育的创新 杨向荣，王菁华
试论思政教育人才资源及其开发 卢景昆
"纪念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创办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大学精神创新与大学文化构建 乔树桐
新形势下大学精神的困境 汪永平，秦燕
谈加强高校科学人才观教育 郝丽红
高校师德建设存在的问题、成因及对策探析 刘瑞平，蒋传东，叶绍灿
高校心理咨询与大学生思政教育的有效结合 彭萍，许放
高校"两课"的学科属性与梯队建设 辛文斌
理论教学必须与实践教学相结合 高维钫
论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三个转变" 张小燕，张鸿
浅谈教学活动中的"两主体"关系 袁雪松
有一种力量叫人格--浅谈教师人格在德育中的作用 徐文勇
顾公德讲私德建筑人格长城--陶行知德育思想再探 邓恩远，王玉兰
深入大学生思政教育的纵深地带 李玉华，马晓彬
实践思维--思想政治教育变革思维方式的必然选择 刘起军，陈天翼
试析邓小平理论的哲学思想 王英姿，马凤强
第9届全国高校青年德育工作者论坛综述 向波涛
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教育研究放在学科建设首位 梅荣政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 李爱华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加快学科建设步伐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研讨会综述 马丽
论科学发展观与高校德育创新 沈昕，凌宏彬
大学生的异化与现代高校德育 昝玉林
网络对青年政治社会化的挑战与对策浅析 张振宇
培育校园诚信文化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重庆医科大学学生工作部
坚持"五字法"把思想政治工作落在实处 李改仙
对当代青年大学生义利观教育的探讨 李莹
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培育英才--从给清华大学国防定向生回信谈起 范宝龙
论实践教学法在"思想道德修养"课教学中的运用 唐若玲
加强"两课"实践教学的研究 林雪原
军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思考 章爱先
中国革命史是"思想概论"课的切入点 段圣炼
高等学校应坚决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 王秉琦，WANG Bing-qi
试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调控 胡树祥，吴满意，HU Shu-xiang，WU Man-yi
论辅导员的专业化培养和职业化发展 冯刚，FENG Gang
儒家文化中的耻感品性及其当代启示 高春花，GAO Chun-hua
确立"以人为本"的高校德育新理念 闫拓时，YAN Tuo-shi
论和谐视野下的高校社团文化建设 朱军，ZHU Jun
辅导员队伍建设中"非专业化"障碍及其跨越 陈宁，CHEN Ning
加强辅导员职业生涯规划研究推动辅导员职业化发展 赵瑞君，ZHAO Rui-jun
建立"四高四重"的辅导员队伍建设机制 喻跃龙
辅导员如何引导大学生探寻人生意义——一则具体案例的启示 董晓蕾
大学生党员先进性建设的时代价值 周桂英，唐青女
创新工作理念加强学生党员思想政治教育 王健
高校党建信息系统的建设 王文兵，龙海波，WANG Wen-bin，LONG Hai-bo
高校稳定工作面临的形势及存在的问题 张羽鹂，倪晗
构建具有职业特色的校园文化 杨湘洪
积极:心理和谐的灵魂 王希永，WANG Xi-yong
"四个认同"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戚甫娟，QI Fu-juan
军校学员应对突发事件的思想心理素质调查研究 刘茂艳，蒋如洲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如何联系实际 肖贵清，刘爱武，XIAO Gui-qing，LIU Ai-wu
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与师德建设 任喜莹，傅强，REN Xi-ying，FU Qiang
以科学发展观主导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郑永廷，朱孔军
网络的挑战与思政工作的创新 徐增勇
实施"以学生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 郭芳
对主体性道德人格的探讨 白玉冬
师德是教师之魂 李玉华，张晓林
坚持以人为本推进师德建设--新时期高校师德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何柏芝，隋延力，周永源
不要让道德教育远离生活世界 胡斌武，陈晓丽
思政教育在控制校园流言中的作用初探 詹文都
论思政教育工作与辅导员的人际效应 张向战
班级、年级德育工作评估的探索 赵祖地，廖曰文
北京高校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工作调研报告 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宣教处
网络环境下大学生心理问题及其教育对策 孙丽丽，胡树祥
大学生自信心的培养与塑造 王志峰
思想政治课呼唤"情感教育" 王敏敏
思想道德修养课教学探讨--《人的本质是不是自私的?》教学设计 余琼
邓小平理论中的创新文化机制 潘学萍
暗示法在思想工作中的运用 张敏
思想教育范文第5篇
这个问题其实是十分尖锐的。它不是针对我们的思想教育的某些方面提出问题，而是就我们全部工作的基础和依据提出问题。这对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是一个致命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权利和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追求并尊重人的思想自由
平时，我们总是讲思想政治教育如何重要，并用一些论断性的话作为证据。似乎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天经地义的，这项工作不存在依据方面的问题。事实上，虽然我们在这方面的许多论断都很重要，也可以在某种意义上为此提供理论上的依据，但它并没有直接回答思想政治教育是否违背了思想自由的原则，并没有在与思想自由的关系上阐述它的合理性。比如，我们讲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性时往往说，它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优势，它是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等。这些论断可以看作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依据的阐述。但这里面确实没有从它与人的思想自由角度来阐述问题，因此应该探讨一下思想教育与思想自由的关系，说明思想教育并不是对人们思想自由的剥夺，而是以人们的自由思想为前提的，是在思想自由的基础上对人们进行正确的引导。
思想自由，包括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科学研究的自由，是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取得的文明成果，可以说也是现代社会人类文明的重要方面。对于资产阶级取得的积极成果，共产党人是承认并加以批判继承的。在井冈山时期，就努力废止军队中的肉刑，提倡军事民主。在反动派的专制统治下，中国共产党人争取自己思想信仰的自由。在《的十点要求》中提出：“信仰为人人之自由，而思想乃绝非武力所能压制者。”[1]从更广泛意义上讲，共产党是闹革命的党，它领导人民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争取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而所谓解放，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获得自由。建国以后，在讲到比较理想的政治局面时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2]当然，也写过《反对自由主义》，但那并不是反对自由，也不是反对思想自由。事实上，所反对的是革命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性，而不是全面清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遗产。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产业资本家是很少的，他们并不能像西方资产阶级那样提出系统的自由主义理论主张，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论对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革命军队来说影响并不大。其实，在革命队伍中大量存在并起着涣散组织消极作用的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写道：“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3]他还列举了自由主义的11种表现，比如因为是熟人，就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以求得一团和气；或不负责任地提出批评，当面不说，会后乱说；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人身攻击；不做宣传群众的工作，办事不认真，无计划，等等。从这些可以看到，所讲的自由主义有明确的含义，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当然，作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自由主义从本质上讲也是错误的，是脱离社会讲抽象的自由，而且也与个人自私自利的立场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有相近之处，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与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毕竟有许多不同，不能混为一谈。在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遗产中，也曾引出具有正面和积极意义的思想，比如尊重个人的自由，特别是思想自由，承认个人的利益等。因此，如果说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没有什么积极因素的话，那么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中却包含着一定的合理因素。中国共产党人在从根本上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批判地继承其中的合理因素和积极因素。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从反动的专制统治下争取人民群众的思想言论自由。在自己领导下的根据地，对人民实行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宪法中也有相应的明确规定。总之，我们党和国家是承认并尊重人们的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我们所从事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遵循宪法的前提下进行的，是以尊重人们的思想自由为前提的。从根本性质上讲，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更为自由的社会，体现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更高阶段。从一般意义上讲，社会发展阶段越高，社会成员所拥有的自由就越多，而且社会成员的自由思想和行为就越加符合社会发展本身的规律和要求。马克思主义把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自己追求的价值目标，在这里自由发展与全面发展是一体而不可分割的。没有自由发展就谈不到全面发展，而且没有自由的“全面发展”本身就是一种悲剧。
当然，我们对“自由”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从哲学上讲，没有绝对的自由，事实也确是如此。任何自由，都必然会遇到自己的界限。构成对自由根本性的不可避免的限制的，并不是人为设置的障碍，而是客观规律所带来的必然限制。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自由与必然才会形成一对矛盾。在这对矛盾中，我们认识到规律性和必然性并不是对自由的取消，而是自由实现的必要条件。当我们没有认识规律或不能自觉遵循规律的时候，我们就会受到规律的限制和惩罚，因而感到不自由。当我们认识到了规律并能比较自觉地遵循规律办事的时候，我们就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或者使客观规律为实现我们的自由来服务了。我们从哲学高度讲自由，从客观规律与自由的关系上讲自由，并不是用高深的理论来为我们处境的不自由做辩护。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感到的许多不够自由的情况可能有不同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客观规律性所要求的一种限制，另一方面也可能存在着一些人为设置而并不必要的障碍。我们并不把现实生活中对人们的限制都归结于客观规律的高度，而是承认有些是当前条件下的需要，有的则可能在当前也是不必要的。为了实现更充分的自由，我们的任务并不只是去认识客观规律，而是要做许多包括取消一些人为限制在内的工作。
二、思想教育着力于思想自由基础上的引导
那么，一方面尊重人们的思想自由，另一方面又要进行思想教育，是否矛盾？应该说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因为我们所进行的思想教育是一种思想引导，而不是思想控制或思想专制。思想引导与思想控制有着根本上不同的性质。思想引导是建立在思想自由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思想上的民主和自由，人们没有进行自由地思想问题的权利，那就谈不上思想引导。而思想控制则是思想自由的一种对立面，它从根本上是要取消思想自由的，是取消人自主思考的能力的。思想控制的原则就是力图对人的自由实行完全的控制，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努力。在封建社会，封建意识形态占据强势的统治地位，社会处于思想僵化状态，人们缺少思想的自由，自由思想家往往受到社会体制的压制。资产阶级打着追求自由的旗号登上社会舞台，建立起所谓的“自由社会”。这里面不乏虚伪的方面，但我们也承认资产阶级确实在这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向前推进了人类的文明。无产阶级从不否认资产阶级在这方面作出的贡献，并把尊重人的自由思想作为自己继续前进的起点。当然，资产阶级在实现社会统治的过程中，也并非像一些表面现象所表现的那样，完全放弃了对思想的领导和控制。但值得注意的是，资产阶级实现了思想领导方面的一个重大转变，就是基本上放弃了对思想直接控制和行政干预，而是通过间接的思想引导来实现思想领导。这其实是一种更为成熟的统治策略。比如西方的媒体，看起来是自由的很，但里面贯穿着很明确的思想导向。而人们对此并不持反感的态度。这正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策略的成熟和成功之处。
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工作，至少在策略方面可以而且需要借鉴资产阶级的经验。就是说要在思想引导上下工夫，在加强和改进思想引导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思想领导。当然，我们之所以把思想教育定位为思想引导而不是思想控制，还不只是从意识形态策略上来讲的，也是从意识形态的本质上讲的。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并不是一种思想控制，而是一种思想引导。思想的控制往往有另外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其特殊目的而采取的方法。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是向着人民开放的党，它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外并不存在自己特殊的利益。它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或利益，而对人民实行思想控制。虽然它的使命要求它有严格的组织和统一的思想，但它不是少数密谋者的组织，不是封闭团体。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人民当家作主当然包括在思想上自己做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人民自己的意识形态，是人民利益和愿望的体现。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是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是人民群众所需要的教育。
可以说，党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它的根本的合法性在于党的人民性和先进性。一方面，共产党来自人民，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它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外并无自己特殊的利益，因而它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是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是一家人内部的自我教育；另一方面，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先锋队，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它在人民当中最有进行教育的资格和能力。其中第一个方面是最根本的，它解决了思想教育的利益问题。党对人民进行教育，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这种价值取向不是一套说词或伪善，而是真诚、真实的东西。这种利益的共同性是不值得怀疑的。也许党在对人民进行教育的某些时候，方式方法不够恰当，但人民不怀疑党的动机。在此基础上，才有一个提高党进行思想教育的能力和水平的问题。
以上谈的是党对人民进行思想教育的合法性问题，此外还有一个国家对公民进行思想教育的合法性问题。一个一般性的问题是：国家，不论什么国家，是否有必要和合法的权力对自己的国民或公民进行思想教育？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人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合法性在什么地方？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国家具有阶级性本质，它实质上是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关。一个简单化的理解是，既然是“暴力”机关，那么它就应该而且只能用“暴力”的方式和手段来治理国家，也就是说不必用非暴力的方式如思想教育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因而统治阶级的国家不必对国民进行教育，只靠法律解决问题就行了。中国历史上的法家就是这样的观点，认为治理国家，维护统治，只需使用严刑峻法就行了。事实证明，治理国家不能仅靠法制，还要靠思想道德的教育，要靠意识形态的力量。中国儒家文化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中外历史也都证明了这一点。一个国家不能没有意识形态，不能不发挥意识形态的力量，但要做到这一点就离不开宣传教育。由于意识形态是一种群体意识，因而如果没有宣传和教育，意识形态就无法形成并发挥自己的作用。因此，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比较注重对国民进行思想道德的宣传和教育，而且把这种宣传教育纳入国家的法律体系中，作出法律的规定，因为毕竟法律也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但是，这种合法性还只是从统治者本身的需要出发来论证的，它可以证明对国民进行宣传教育和意识形态灌输具有国家治理的合理性或合法性，证明治理国家不能没有意识形态宣传，而且历来的统治者也都是这样做的。但是，为什么只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讲这种必要性，为什么不从公民的角度、从人民群众的角度来讲这种宣传教育的必要性呢？难道人民群众自身就需要接受教育吗？难道人民群众就没有权利拒绝接受那种违背自己根本利益和意愿的宣传说教吗？如果说历史上人民群众没有说“不”的权利，那么随着社会的进步特别是政治文明的发展，这个问题就应该从人民群众的角度来加以审视。由此可以看出，人民群众具有两个方面的权利：一是接受教育的权利，包括接受思想教育的权利；二是拒绝教育的权利，主要是拒绝某些方面的宣传教育的权利。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实现自我教育，这是一种获得的权利。在《论人民民主》中讲过：“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导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关于反动阶级和反动分子，人民的国家“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但这是我们对于原来是敌对阶级的人们所强迫地施行的，和我们对于革命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并论”。[4]
三、不能用抽象的思想自由来否定思想教育的合法性
现代西方有人对国家对公民进行思想教育的权力和合法性提出质疑，认为国家有权力制定和实施法律，并用法律来治理国家，但没有权力干预人的生活，包括人的思想活动。因而认为以国家的身份和权力来对公民进行思想教育，就是违法的行径。这个事情怎么看？我们认为，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因为单个的公民在国家面前是弱者，他们往往难以保护自己所应享有的权利，包括思想自由方面的权利。因而对国家所采取的行为，人们有权利提出质疑和审视。由于从历史上看国家的权力往往有膨胀的自发趋向，特别是我们国家封建社会很漫长，人民在封建专制统治面前没有多少自由。因此，限制国家对公民个人生活的干预，对于维护公民权利是有意义的。但是，至于国家是否有对公民进行思想教育的权力或义务，我觉得是另一个问题，不能简单地把国家对公民的思想教育等同于思想干预或思想控制。
我们的看法是：国家当然没有干预公民思想自由的权力，但国家却有对公民进行思想引导的责任。这里关键是要搞清这两者的界限，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两者的界限确实不那么容易划得清。国家在运用自己的力量进行思想引导时，有可能越过适当的界限，而成为对人们思想的干预。同样，国家为了避免干预公民思想自由的嫌疑，也有可能放弃思想引导的责任。这两种情况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在西方国家，人们的自我意识和人权意识比较强，思想家们的取向也多在如何防止国家对人们生活的过多干预，而且西方国家没有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思想理论上比较强的起核心作用的政党，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多是在人们的思想道德方面采取放任的态度。这倒不是说西方国家不搞意识形态，而是说他们不搞像我们这样公开的比较集中的思想教育，而且也缺乏像我们这样的条件。他们在搞政治意识形态方面花了很大本钱，但在对人们进行正确的思想引导方面则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这一方面使西方人士可以自我标榜是生活在“自由国度”，另一方面也向世人表明，国家放弃对人们的思想道德引导，尽管在许多情况下避免了对人们正常生活的干预，但也在许多情况下带来了相应的消极后果。在西方国家，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就好比一个动物生活在自然界中一样，很自由，但也很无奈。似乎社会就是一种自然状态，没有人为这种状态负责，也不必指望这种状态给自己指出正确的人生之路。所以，人们主要是从宗教中，从一些民间组织中，寻找生活的指导。西方国家中传统宗教的影响仍然很大，而且不断出现一些新的宗教或准宗教团体，以及一些民间的成人教育或培训机构，所有这些都在向人们提供价值观上的指导。而且，人们也自发地从各种大众媒体中吸取一些思想的营养。但是，不用说，所有这些思想信息的来源和渠道，它们所能提供的东西是很不相同的，有些甚至是危险的。比如组织，他们也打着信仰的旗号，也向人们提供和灌输一套特定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但却很可能把人们引向邪路。当自杀事件发生后，或类似的其他事件发生后，国家才开始出面处理，但是悲剧已经发生并无可挽回了。如果事先对人们进行适当的引导，也许不至于发生这样的悲剧。但这似乎又容易侵犯公民的信仰自由。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从古代起我们就有注重道德和政治教化的传统，我们党也一直重视宣传和组织群众，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使我们始终认为党和国家负有教育和引导群众的责任。党和国家从来没有怀疑自己是否有这样的责任，人民群众也没有怀疑党和国家是否有这种权力。简言之，这是一种共识。对于这样的体制，这样的传统，一些西方人是大摇其头的，认为这是一种可怕的专制。国内也有人认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过程中，这种教育过时了，成为历史了。本人不同意这样的看法。我认为，不能因为这样的体制和传统与西方有很大不同，就一下子否定它的价值。我们的传统当然可以反思，正像对西方的传统也可以反思一样。在这种反思中，我们可以客观地把这两种不同的体制和传统进行对比研究，比较它们的功用。通过这样的比较，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像我们国家这样以执政党和国家的身份出面，公开地对人们进行思想教育和引导，从根本上说是正当的，是社会有机性的表现，为人类社会及其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党和国家领导着国家建设事业，也引导着人们的思想潮流。于是，旧中国一盘散沙的情况结束了，国家和人民空前地团结起来，迈开大步向着现代化迅跑。在这个新的国家里，中国人找到了归属感，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喜悦的面貌。20世纪50年代那样的社会风气，那样的精神面貌，在中国历史上可曾有过吗？从没有过，在世界各国中也是不多见的。尽管后来情况起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不那么突出了，但是我们仍然要看到，党和政府对社会对人民进行思想上的引导，仍然是我们社会同一性的重要纽带。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整体，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有一个领导人民去追求和实现这个目标的政治核心，有一种主导的价值观，这难道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幸运吗？看一看世界上那些陷入种族矛盾、教派冲突和思想混乱的国家的情形，我们就会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
当然，任何一种体制和传统都会有它特定的问题。我们这样一种体制和传统，也是如此。我们不必讳言，在一些事情上我们搞得不好，没有体现出我们的优势和本质，也会带来一些消极后果。比如，党和国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如果不能摆正思想政治教育的恰当位置，把它放在不适当的冲击一切的位置上，或者在教育内容上安排不当，在教育方式上选择不当，都会给社会带来消极影响。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特别是“”时期，由于思想上犯了“左”的偏向，搞了许多政治运动，把思想教育搞过了头，使人们的思想自由实际上受到限制，使人们感觉到思想压抑和痛苦，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反感或厌恶。这无疑是一种偏向。这当然是一种特定时期的特定现象，但也提出一种值得重视的一般性的问题，即党和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建立在尊重人们的生活方式选择和思想自由的基础上，引导他们在多样化的价值观念环境中进行正确的选择，而不是对他们的思想进行包办代替。
在多样化的社会环境中，尊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选择，并不必然导致取消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实行拨乱反正，特别是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的自由空间更大了，思想观念的多样化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人们在思想方面有更多自由选择的余地。但这并没有取消党和国家对人民进行思想教育的责任，事实上正是由于人们在多样化的价值观念中进行选择的难度增大，也就越来越需要有人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引导。这样，人们思想进步的追求，思想选择的需要，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支点和生长之点。
以上所谈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对群众的思想教育，但事实上这一教育首先是面对党员的，它首先是一种党内的教育。面向党员的教育和面向全体人民的教育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可能有许多方面，我们这里主要讲在思想自由这个方面的不同。这里涉及到信仰自由的问题。对于不同的教育对象，思想自由有不同的含义。对普通群众来说，他们有信仰的自由，并不要求他们一定要相信马克思主义，也并不一定必须达到某种道德标准。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提出：“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5]但对共产党员来说，则不能如此说，如果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如果达不到一定的道德要求，他就不能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因此，在党内的教育中应有更严格的要求。当然党员也有一定的自由，但这种自由不是信仰自由，而是党内民主生活所规定和所要求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建立在共同信仰的基础上的，是在共同遵守党的纪律的前提下，为所规定了的自由。在谈论思想教育与思想自由关系的时候，这一点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注：
[1][3]《选集》第2卷，第723、360页
[2]《著作专题摘编》上册，第1050页
[4]《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6～1477页
思想教育范文第6篇
这个问题其实是十分尖锐的。它不是针对我们的思想教育的某些方面提出问题，而是就我们全部工作的基础和依据提出问题。这对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是一个致命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权利和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追求并尊重人的思想自由
平时，我们总是讲思想政治教育如何重要，并用一些论断性的话作为证据。似乎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天经地义的，这项工作不存在依据方面的问题。事实上，虽然我们在这方面的许多论断都很重要，也可以在某种意义上为此提供理论上的依据，但它并没有直接回答思想政治教育是否违背了思想自由的原则，并没有在与思想自由的关系上阐述它的合理性。比如，我们讲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性时往往说，它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优势，它是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等。这些论断可以看作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依据的阐述。但这里面确实没有从它与人的思想自由角度来阐述问题，因此应该探讨一下思想教育与思想自由的关系，说明思想教育并不是对人们思想自由的剥夺，而是以人们的自由思想为前提的，是在思想自由的基础上对人们进行正确的引导。
思想自由，包括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科学研究的自由，是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取得的文明成果，可以说也是现代社会人类文明的重要方面。对于资产阶级取得的积极成果，共产党人是承认并加以批判继承的。在井冈山时期，就努力废止军队中的肉刑，提倡军事民主。在反动派的专制统治下，中国共产党人争取自己思想信仰的自由。在《的十点要求》中提出：“信仰为人人之自由，而思想乃绝非武力所能压制者。”[1]从更广泛意义上讲，共产党是闹革命的党，它领导人民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争取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而所谓解放，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获得自由。建国以后，在讲到比较理想的政治局面时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2]当然，也写过《反对自由主义》，但那并不是反对自由，也不是反对思想自由。事实上，所反对的是革命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性，而不是全面清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遗产。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产业资本家是很少的，他们并不能像西方资产阶级那样提出系统的自由主义理论主张，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论对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革命军队来说影响并不大。其实，在革命队伍中大量存在并起着涣散组织消极作用的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写道：“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3]他还列举了自由主义的11种表现，比如因为是熟人，就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以求得一团和气；或不负责任地提出批评，当面不说，会后乱说；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人身攻击；不做宣传群众的工作，办事不认真，无计划，等等。从这些可以看到，所讲的自由主义有明确的含义，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当然，作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自由主义从本质上讲也是错误的，是脱离社会讲抽象的自由，而且也与个人自私自利的立场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有相近之处，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与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毕竟有许多不同，不能混为一谈。在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遗产中，也曾引出具有正面和积极意义的思想，比如尊重个人的自由，特别是思想自由，承认个人的利益等。因此，如果说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没有什么积极因素的话，那么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中却包含着一定的合理因素。中国共产党人在从根本上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批判地继承其中的合理因素和积极因素。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从反动的专制统治下争取人民群众的思想言论自由。在自己领导下的根据地，对人民实行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宪法中也有相应的明确规定。总之，我们党和国家是承认并尊重人们的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我们所从事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遵循宪法的前提下进行的，是以尊重人们的思想自由为前提的。从根本性质上讲，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更为自由的社会，体现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更高阶段。从一般意义上讲，社会发展阶段越高，社会成员所拥有的自由就越多，而且社会成员的自由思想和行为就越加符合社会发展本身的规律和要求。马克思主义把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自己追求的价值目标，在这里自由发展与全面发展是一体而不可分割的。没有自由发展就谈不到全面发展，而且没有自由的“全面发展”本身就是一种悲剧。
当然，我们对“自由”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从哲学上讲，没有绝对的自由，事实也确是如此。任何自由，都必然会遇到自己的界限。构成对自由根本性的不可避免的限制的，并不是人为设置的障碍，而是客观规律所带来的必然限制。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自由与必然才会形成一对矛盾。在这对矛盾中，我们认识到规律性和必然性并不是对自由的取消，而是自由实现的必要条件。当我们没有认识规律或不能自觉遵循规律的时候，我们就会受到规律的限制和惩罚，因而感到不自由。当我们认识到了规律并能比较自觉地遵循规律办事的时候，我们就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或者使客观规律为实现我们的自由来服务了。我们从哲学高度讲自由，从客观规律与自由的关系上讲自由，并不是用高深的理论来为我们处境的不自由做辩护。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感到的许多不够自由的情况可能有不同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客观规律性所要求的一种限制，另一方面也可能存在着一些人为设置而并不必要的障碍。我们并不把现实生活中对人们的限制都归结于客观规律的高度，而是承认有些是当前条件下的需要，有的则可能在当前也是不必要的。为了实现更充分的自由，我们的任务并不只是去认识客观规律，而是要做许多包括取消一些人为限制在内的工作。
二、思想教育着力于思想自由基础上的引导
那么，一方面尊重人们的思想自由，另一方面又要进行思想教育，是否矛盾？应该说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因为我们所进行的思想教育是一种思想引导，而不是思想控制或思想专制。思想引导与思想控制有着根本上不同的性质。思想引导是建立在思想自由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思想上的民主和自由，人们没有进行自由地思想问题的权利，那就谈不上思想引导。而思想控制则是思想自由的一种对立面，它从根本上是要取消思想自由的，是取消人自主思考的能力的。思想控制的原则就是力图对人的自由实行完全的控制，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努力。在封建社会，封建意识形态占据强势的统治地位，社会处于思想僵化状态，人们缺少思想的自由，自由思想家往往受到社会体制的压制。资产阶级打着追求自由的旗号登上社会舞台，建立起所谓的“自由社会”。这里面不乏虚伪的方面，但我们也承认资产阶级确实在这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向前推进了人类的文明。无产阶级从不否认资产阶级在这方面作出的贡献，并把尊重人的自由思想作为自己继续前进的起点。当然，资产阶级在实现社会统治的过程中，也并非像一些表面现象所表现的那样，完全放弃了对思想的领导和控制。但值得注意的是，资产阶级实现了思想领导方面的一个重大转变，就是基本上放弃了对思想直接控制和行政干预，而是通过间接的思想引导来实现思想领导。这其实是一种更为成熟的统治策略。比如西方的媒体，看起来是自由的很，但里面贯穿着很明确的思想导向。而人们对此并不持反感的态度。这正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策略的成熟和成功之处。
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工作，至少在策略方面可以而且需要借鉴资产阶级的经验。就是说要在思想引导上下工夫，在加强和改进思想引导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思想领导。当然，我们之所以把思想教育定位为思想引导而不是思想控制，还不只是从意识形态策略上来讲的，也是从意识形态的本质上讲的。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并不是一种思想控制，而是一种思想引导。思想的控制往往有另外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其特殊目的而采取的方法。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是向着人民开放的党，它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外并不存在自己特殊的利益。它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或利益，而对人民实行思想控制。虽然它的使命要求它有严格的组织和统一的思想，但它不是少数密谋者的组织，不是封闭团体。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人民当家作主当然包括在思想上自己做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人民自己的意识形态，是人民利益和愿望的体现。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是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是人民群众所需要的教育。
可以说，党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它的根本的合法性在于党的人民性和先进性。一方面，共产党来自人民，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它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外并无自己特殊的利益，因而它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是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是一家人内部的自我教育；另一方面，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先锋队，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它在人民当中最有进行教育的资格和能力。其中第一个方面是最根本的，它解决了思想教育的利益问题。党对人民进行教育，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这种价值取向不是一套说词或伪善，而是真诚、真实的东西。这种利益的共同性是不值得怀疑的。也许党在对人民进行教育的某些时候，方式方法不够恰当，但人民不怀疑党的动机。在此基础上，才有一个提高党进行思想教育的能力和水平的问题。
以上谈的是党对人民进行思想教育的合法性问题，此外还有一个国家对公民进行思想教育的合法性问题。一个一般性的问题是：国家，不论什么国家，是否有必要和合法的权力对自己的国民或公民进行思想教育？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人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合法性在什么地方？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国家具有阶级性本质，它实质上是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关。一个简单化的理解是，既然是“暴力”机关，那么它就应该而且只能用“暴力”的方式和手段来治理国家，也就是说不必用非暴力的方式如思想教育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因而统治阶级的国家不必对国民进行教育，只靠法律解决问题就行了。中国历史上的法家就是这样的观点，认为治理国家，维护统治，只需使用严刑峻法就行了。事实证明，治理国家不能仅靠法制，还要靠思想道德的教育，要靠意识形态的力量。中国儒家文化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中外历史也都证明了这一点。一个国家不能没有意识形态，不能不发挥意识形态的力量，但要做到这一点就离不开宣传教育。由于意识形态是一种群体意识，因而如果没有宣传和教育，意识形态就无法形成并发挥自己的作用。因此，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比较注重对国民进行思想道德的宣传和教育，而且把这种宣传教育纳入国家的法律体系中，作出法律的规定，因为毕竟法律也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但是，这种合法性还只是从统治者本身的需要出发来论证的，它可以证明对国民进行宣传教育和意识形态灌输具有国家治理的合理性或合法性，证明治理国家不能没有意识形态宣传，而且历来的统治者也都是这样做的。但是，为什么只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讲这种必要性，为什么不从公民的角度、从人民群众的角度来讲这种宣传教育的必要性呢？难道人民群众自身就需要接受教育吗？难道人民群众就没有权利拒绝接受那种违背自己根本利益和意愿的宣传说教吗？如果说历史上人民群众没有说“不”的权利，那么随着社会的进步特别是政治文明的发展，这个问题就应该从人民群众的角度来加以审视。由此可以看出，人民群众具有两个方面的权利：一是接受教育的权利，包括接受思想教育的权利；二是拒绝教育的权利，主要是拒绝某些方面的宣传教育的权利。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实现自我教育，这是一种获得的权利。在《论人民民主》中讲过：“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导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关于反动阶级和反动分子，人民的国家“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但这是我们对于原来是敌对阶级的人们所强迫地施行的，和我们对于革命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并论”。[4]
三、不能用抽象的思想自由来否定思想教育的合法性
现代西方有人对国家对公民进行思想教育的权力和合法性提出质疑，认为国家有权力制定和实施法律，并用法律来治理国家，但没有权力干预人的生活，包括人的思想活动。因而认为以国家的身份和权力来对公民进行思想教育，就是违法的行径。这个事情怎么看？我们认为，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因为单个的公民在国家面前是弱者，他们往往难以保护自己所应享有的权利，包括思想自由方面的权利。因而对国家所采取的行为，人们有权利提出质疑和审视。由于从历史上看国家的权力往往有膨胀的自发趋向，特别是我们国家封建社会很漫长，人民在封建专制统治面前没有多少自由。因此，限制国家对公民个人生活的干预，对于维护公民权利是有意义的。但是，至于国家是否有对公民进行思想教育的权力或义务，我觉得是另一个问题，不能简单地把国家对公民的思想教育等同于思想干预或思想控制。
我们的看法是：国家当然没有干预公民思想自由的权力，但国家却有对公民进行思想引导的责任。这里关键是要搞清这两者的界限，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两者的界限确实不那么容易划得清。国家在运用自己的力量进行思想引导时，有可能越过适当的界限，而成为对人们思想的干预。同样，国家为了避免干预公民思想自由的嫌疑，也有可能放弃思想引导的责任。这两种情况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在西方国家，人们的自我意识和人权意识比较强，思想家们的取向也多在如何防止国家对人们生活的过多干预，而且西方国家没有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思想理论上比较强的起核心作用的政党，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多是在人们的思想道德方面采取放任的态度。这倒不是说西方国家不搞意识形态，而是说他们不搞像我们这样公开的比较集中的思想教育，而且也缺乏像我们这样的条件。他们在搞政治意识形态方面花了很大本钱，但在对人们进行正确的思想引导方面则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这一方面使西方人士可以自我标榜是生活在“自由国度”，另一方面也向世人表明，国家放弃对人们的思想道德引导，尽管在许多情况下避免了对人们正常生活的干预，但也在许多情况下带来了相应的消极后果。在西方国家，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就好比一个动物生活在自然界中一样，很自由，但也很无奈。似乎社会就是一种自然状态，没有人为这种状态负责，也不必指望这种状态给自己指出正确的人生之路。所以，人们主要是从宗教中，从一些民间组织中，寻找生活的指导。西方国家中传统宗教的影响仍然很大，而且不断出现一些新的宗教或准宗教团体，以及一些民间的成人教育或培训机构，所有这些都在向人们提供价值观上的指导。而且，人们也自发地从各种大众媒体中吸取一些思想的营养。但是，不用说，所有这些思想信息的来源和渠道，它们所能提供的东西是很不相同的，有些甚至是危险的。比如组织，他们也打着信仰的旗号，也向人们提供和灌输一套特定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但却很可能把人们引向邪路。当自杀事件发生后，或类似的其他事件发生后，国家才开始出面处理，但是悲剧已经发生并无可挽回了。如果事先对人们进行适当的引导，也许不至于发生这样的悲剧。但这似乎又容易侵犯公民的信仰自由。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从古代起我们就有注重道德和政治教化的传统，我们党也一直重视宣传和组织群众，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使我们始终认为党和国家负有教育和引导群众的责任。党和国家从来没有怀疑自己是否有这样的责任，人民群众也没有怀疑党和国家是否有这种权力。简言之，这是一种共识。对于这样的体制，这样的传统，一些西方人是大摇其头的，认为这是一种可怕的专制。国内也有人认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过程中，这种教育过时了，成为历史了。本人不同意这样的看法。我认为，不能因为这样的体制和传统与西方有很大不同，就一下子否定它的价值。我们的传统当然可以反思，正像对西方的传统也可以反思一样。在这种反思中，我们可以客观地把这两种不同的体制和传统进行对比研究，比较它们的功用。通过这样的比较，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像我们国家这样以执政党和国家的身份出面，公开地对人们进行思想教育和引导，从根本上说是正当的，是社会有机性的表现，为人类社会及其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党和国家领导着国家建设事业，也引导着人们的思想潮流。于是，旧中国一盘散沙的情况结束了，国家和人民空前地团结起来，迈开大步向着现代化迅跑。在这个新的国家里，中国人找到了归属感，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喜悦的面貌。20世纪50年代那样的社会风气，那样的精神面貌，在中国历史上可曾有过吗？从没有过，在世界各国中也是不多见的。尽管后来情况起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不那么突出了，但是我们仍然要看到，党和政府对社会对人民进行思想上的引导，仍然是我们社会同一性的重要纽带。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整体，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有一个领导人民去追求和实现这个目标的政治核心，有一种主导的价值观，这难道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幸运吗？看一看世界上那些陷入种族矛盾、教派冲突和思想混乱的国家的情形，我们就会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
当然，任何一种体制和传统都会有它特定的问题。我们这样一种体制和传统，也是如此。我们不必讳言，在一些事情上我们搞得不好，没有体现出我们的优势和本质，也会带来一些消极后果。比如，党和国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如果不能摆正思想政治教育的恰当位置，把它放在不适当的冲击一切的位置上，或者在教育内容上安排不当，在教育方式上选择不当，都会给社会带来消极影响。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特别是“”时期，由于思想上犯了“左”的偏向，搞了许多政治运动，把思想教育搞过了头，使人们的思想自由实际上受到限制，使人们感觉到思想压抑和痛苦，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反感或厌恶。这无疑是一种偏向。这当然是一种特定时期的特定现象，但也提出一种值得重视的一般性的问题，即党和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建立在尊重人们的生活方式选择和思想自由的基础上，引导他们在多样化的价值观念环境中进行正确的选择，而不是对他们的思想进行包办代替。
在多样化的社会环境中，尊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选择，并不必然导致取消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实行拨乱反正，特别是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的自由空间更大了，思想观念的多样化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人们在思想方面有更多自由选择的余地。但这并没有取消党和国家对人民进行思想教育的责任，事实上正是由于人们在多样化的价值观念中进行选择的难度增大，也就越来越需要有人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引导。这样，人们思想进步的追求，思想选择的需要，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支点和生长之点。
以上所谈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对群众的思想教育，但事实上这一教育首先是面对党员的，它首先是一种党内的教育。面向党员的教育和面向全体人民的教育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可能有许多方面，我们这里主要讲在思想自由这个方面的不同。这里涉及到信仰自由的问题。对于不同的教育对象，思想自由有不同的含义。对普通群众来说，他们有信仰的自由，并不要求他们一定要相信马克思主义，也并不一定必须达到某种道德标准。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提出：“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5]但对共产党员来说，则不能如此说，如果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如果达不到一定的道德要求，他就不能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因此，在党内的教育中应有更严格的要求。当然党员也有一定的自由，但这种自由不是信仰自由，而是党内民主生活所规定和所要求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建立在共同信仰的基础上的，是在共同遵守党的纪律的前提下，为所规定了的自由。在谈论思想教育与思想自由关系的时候，这一点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注：
[1][3]《选集》第2卷，第723、360页
[2]《著作专题摘编》上册，第1050页
[4]《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6～1477页
思想教育范文第7篇
站在为党的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之交，站在内抓管理教育、深化体制改革的责任高度，党和国家领导人通过深入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牢牢抓实全体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教育，把好了“总开关”，精神上补好了“钙”。但这只是起点，没有终点。从干部队伍建设方面来看，必须继续深入开展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认真做好这一关系干部队伍建设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干部思想教育工作，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重中之重，作为干部队伍建设的核心支柱，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政治保证，尤为重要。那么夯实干部思想教育，必须把握三个注重：
思想教育属于意识形态，意识决定了存在，会影响到客观事物。从我党的发展历程为看，从工农红军时期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到抗日战争时期论持久战，从____届三中全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全面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到当前的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党在每一个时期都着重紧抓干部的思想教育，步步落实了干部的思想阵地建设。全体干部的思想政治认识就是各级党组织的核心阵地，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成败，要把准干部思想教育的阵地特性，坚决不丢，要坚决夯实，建设好。一是要责任担当。干部的思想教育如何组织？如何落实？哪里的是核心阵地，哪里是关键点，力量分配如何？等等，要排好兵布好阵，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要有铁肩担道义的责任感、要有“有我在，阵地就在”担当精神。二是要攻防兼备。攻是要靠干部思想教育培训来夺取广大党员同志的思想阵地。要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思想精髓；要将党史国史教育与世情国情党情教育结合起来，引导干部增强忧患意识、使命意识；要突出抓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培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矢志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进一步做好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取信于民，造福民生。防是要“防微杜渐”，坚决抵制各种糖衣炮弹与不良风气的影响。为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与纯洁性要建好防火墙，划定雷区，搭好高压线。要时常警醒教育，不忘根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三是要长期坚守。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是一项长期性的系统工程，是一项任务艰巨的重大课题。无数的历史告知我们，不管一个国家如何强大，一个政党如何团结，关键看能否经受时间的考验。古代的商、秦王朝何其强大，近代的苏共又何其荣耀，结果消亡崩塌，弹指一挥间。最坚固的城堡是从内部攻破的。对于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我们要有时代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必须弛而不息，锲而不舍地按提出的“思想建党”的宏伟目标，担当好、建设好、坚守好干部思想教育这一主阵地。
思想教育的切入时间不同，直接影响了教育的效果。一是抓住干部成长经历的不同阶段。一个干部的成长历程有三个重要的节点：进步阶段要趁热打铁，激发热情，牢固打好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基石；担当阶段要着重用理论教育重新强化武装、党性教育提高政治品质、传统道德教育提升人格魅力从三个方面做好思想教育的补火工作；成熟价段要结合工作的实际，帮助树立正确的心态，注意提炼思想上的精华，注意总结工作中的宝贵经验，开始着手传、帮、带为后续力量积累厚实的思想财富与经验宝库。二是抓住重要的敏感时段。抓住换届选举、抓住干部调整、抓住落实重大工程的敏感时段，进行重点的思想教育工作。因为这些时段是考验干部能否经受考验的时候，往往是干部容易犯错误的时候，我们要从大局出发，要从保护干部的角度从发，及时性的做好党风党性的思想教育工作与正风肃纪的案件警示工作。可将重点时段、重点对象的思想教育工作作为常态化，持之以恒。三是抓住当前的政治时事热点。思想教育可以敏感把握时代的脉博，紧扣大家感兴趣的热点切入。如当前：公务人员出现一些离职潮。现阶段社会管理方面复杂局面的必然性及对策。网络世界如何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通过热点问题的思考与讨论，大家的思维更开阔更清晰，站得高才能看得更远。
干部的思想教育面对是社会的精英层级，每个人的个性习惯、成长经历、工作风格等方面存颇大的差异。一是干部思想教育要做好统筹兼顾。干部的思想教育有普遍性要求，但类别、层次、岗位的不同，决定其存在的特殊性与不同的需求，因此要注意区分差异，统筹兼顾，妥善解决“需”与“学”的矛盾，逐步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培训内容更新机制，“因材施教”保质保量实现教育效果的最优化。二是要引导教育干部要瞄准自己的弱点入手。正确引导干部反思自己的思想认识上的优缺点，寻不足，找缺陷。干部思想教育的组织者要深入了解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尽量掌握教育对象存在思想认识方面、思想认识程度的差异，通过帮忙找、相互提，找准其薄弱点，起到进一步正好衣冠的目的。找准了弱点，标明的病根。教育对象能重新审视自已，认识到不足，为下一步的身体力行，践行立改指明了方向。干部教育的组织者就能对症下药，针对性加强学习教育、案例警示。多管齐下，达到了以问题为导向，取得实际效果的目的。三是要从个体差异中形成共鸣。一个人的言行要有转变关键在于其思想的改变。只有思想认识改变到位，才能是由内至外、由里及表、达到治根治本的目的。我们要使广大的干部真正受到教育，思想行动有进步。我们的教育应求同存异，促进大家形成共鸣，触及其灵魂，使之精神受到洗礼。我们在注重教育对象个体差异性的基础上，要通过革新教学内容、创新教育手段、积极探索、找准激发大家的共鸣点。当前，处于信息时代，网络发达，超量的信息以图片、影音传播，阅读趋向于“读图时代”。干部的思想教育也要与时俱进，近期党员干部通过观影《永远的焦裕禄》等纪录片与影片，鲜活的人物形象、生动的语言、感人的场景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共鸣，受到深刻的党性教育与人格熏陶，收到了实际的效果。今后，我们要进一步大胆创新教育的内容与形式，思想教育要与干部更多的形成共鸣。充分利用实地体验、网络平台，通过QQ、微信、微博、网络论坛等，为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服务，力求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东风吹来满眼春，潮起正是扬帆时。党和国家已制定了《____—2017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对加强和改进干部教育培训、提高干部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作为主抓干部教育培训的组工部门，我们应该抓好干部思想教育这个主线，把握好干部思想教育的三个注重，进一步夯实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推动干部教育培训的全面发展！
思想教育范文第8篇
关键词：语文教学 思想教育 革命传统 道德教育
近几年来，社会上出现了许多不良现象，作为教育工作者，积极反思除去智力、体育方面之外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该如何开展，是当前素质教育下每位老师都应努力探索并尝试解决的问题。
一、语文与思想教育
在我国颁布的语文教学大纲中，明确提出要在教学过程中积极发展学生的智力，开阔学生视野，全面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社会主义道德情操和健康高尚的审美观，这无疑正是思想教育所要达到的目标。语文作为一门特殊的学科，继承着我国古代文学“文以载道”的精神思想，文学的内涵多数均以伦理道德、政治文化为主，无论是《诗经》还是四书五经，都十分提倡文道统一，尤其是唐宋时期盛行的古文运动，更是明确提出将文学和思想合二为一，这种将思想教育蕴含于文学的做法，正是当前我们所积极提倡的在语文教学中融入思想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培养良好道德品质的内在需求，这对于学生个人成长、社会发展建设而言都有积极意义[1]。语文学习训练历来十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教育本身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它可以与语文学科积极结合，广泛地渗透到教学过程中，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带给学生正能量，在发展学生智力、培养学生能力的同时完成思想教育目标。
二、思想教育与语文教学的融合
思想教育的内容丰富多样，比如爱国主义教育、思想品质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审美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等，将思想教育与语文教学相融合，就需要从这些方面入手，以最终完成思想教育目标。
无论是任何国家和民族，爱国教育历来是民族教育中的重点，正如同苏联教育专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的那样，“要让孩子们一听到爱国这个词就觉得热血沸腾，这才是真正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教育”[2]。在孩子们的心灵沃土种下爱国的种子，就必须充分利用语文这个学科，语文学科最重要的一点是教导学生识文断字，语言和文字提供了他们认识世界、了解世界的桥梁，他们在使用语言工具的时候就已经有机会去认识更多未知的世界。语文课本中收罗着本民族关于文学的历史和成就，历史上的众多文人或描绘了祖国山河的大好美景，如泰山的雄伟、天山的富饶、黄山的秀丽，有些人描绘了民族文化曾有的辉煌，如铭传后世的大文豪坡、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著名的唐宋家等，这些人的作品通过语文课本将他们内心的情感和所属时代的痛苦辉煌传递给学生，让学生了解到他们的过去和未来，这些内容的存在不仅仅是学生了解文学历史的窗口，了解祖国大好河山的途径，更是进一步陶冶、深化学生心灵，将爱国爱家的情感传递给学生的最好方式。将这些融入语文教育，让学生了解到古代灿烂的文化、古今优秀的文学作品、先人为国家富强人类文明作出的卓越贡献，都是培养他们爱国精神和情操的途径，他们能够从这些辉煌的历史和艰苦奋斗的现在中汲取文化的力量，为生在这个世界上最古老且传承至今的民族感到骄傲。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历史悠久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我们的课本中有无数记载爱国古人的诗篇，无论是代父从军的花木兰、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还是辛弃疾的金戈铁马、与的英勇牺牲，这些民族英雄的存在都是我们的骄傲[3]。
在当前语文教学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教育重点就是革命传统教育，在我们的课本中有意气风发的《飞夺泸定桥》与《沁园春・雪》，有《倔强的小红军》，有助人为乐的雷锋，有《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些素材为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内容。无论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阔画卷，还是革命年代不怕牺牲积极抗争的革命勇士，这些人展现了革命战士视死如归的精神，歌颂了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对于当代学生而言，这是他们了解革命传统增强对党和国家向心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流血奋斗牺牲换来今天幸福生活的歌颂。
思想教育中道德品质的教育是亘古不变的重点，语文课本中对文人武将气节的歌颂、对美好品质的宣传都向学生传达了一个人拥有良好道德品质的重要性，通过语文教学将何为真正优秀并受人认可的人做了明确阐述。课本中无论是对吝啬鬼葛朗台的描述、对为朋友捐血的小男孩的歌颂、对麦琪的礼物中爱与奉献的剖析，都会给学生以情感启迪，他们在不同作家的细腻笔触下接触到优秀的人与优秀的品德，了解这些人背后的世界与内心的情感，并与当代社会生活进行对比，不断地完善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道德观，在实际践行中逐渐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审美教育也是语文教学的一个重点，教师在语文教学中引导学生去积极地欣赏美、发现美、创造美的过程无疑是进行审美教育的过程。引领学生欣赏不同形式的美，无论是屈原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志趣、司马迁忍辱负重坚持编写史记的坚忍不拔、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蔺相如为国为家的广阔胸怀、焦裕禄的无私奉献、鲁迅先生的犀利批判，这些都能带给学生或志趣、或情怀、或抱负方面美的享受，在优秀文化的熏陶中得到思想与精神上的升化，明确自己的人生追求和价值观，在成长中积累正能量。
三、寓思想教育于语文教学中的方法
语文教学为思想教育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想要实现思想教育与语文教学的高度融合，还需要巧妙借用多种方法以达到教育效果。
语文教学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感性，所以，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利用情感的感染力互相影响。众多心理学研究结果证实，情感的传染性会使得人们产生相同的情绪体验，这个理论在语文教学中就得到了验证，教师们要积极利用蕴含在语文课堂教学中的各类积极情感以唤起学生的共鸣，叩击学生的心弦，获得他们的认同，完成思想教育与语文教学的融合。教学中因材施教理念已有千年，语文课堂更是要积极贯彻这一理念。比如爱国情感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等，都不能走上枯燥的政治课堂教学模式，要联系事件、人物、故事等以鲜活的姿态、充沛的情感感染学生，让学生自己去挖掘这些情感和背后隐藏的正能量，从而自然接受这些正面思想的熏陶，心悦诚服地接受老师们传递的思想情感[4]。
语文课本上每篇课文都有一定的思想核心，围绕核心在教学中寻找突破点，不仅能够循序渐进引导学生进入学习状态，还能够围绕思想核心展开教学，让课堂变得行云流水、顺其自然，消解学生对于各种枯燥知识的抗拒。在语文教学中，语言因素的影响很大，不同类型的课文会带给学生不同的情感体验，有的令人热血沸腾，有的令人哀伤叹惋，有的令人心情愉悦，但是这些课文普遍都十分有教育意义，在教学中，教师们要积极鼓励学生们抓住语言因素从阅读、朗诵、背诵入手了解文章的思想内涵和情感底蕴，不断培养自身的语感并从中获得良好的感知体验[5]。将思想教育与语文教学相结合，要通过多种形式或途径，比如除了课堂教学之外，还可以将作文、演讲比赛、课外阅读与社会调查等相结合。我们以作文为例，在作文材料积累中培养学生细腻的情感贯彻能力，在审核作文题目进行立意的过程中把握主旨思想，引导学生在立意的过程中提炼健康深刻的思想情感，在写作文过程中将具有代表性的正面案例融入写作之中，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以达到将思想教育与语文教学相融合的目标，为学生身心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结语
将思想教育与语文教学相融合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目标与必然需求，有助于提升语文课堂含金量。在融合探索过程中，要与时俱进，积极钻研教材教法，将思想教育目标与教学巧妙结合，以更好地为学生服务，为他们身心的健康成长提供帮助。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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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余晓艳.语文教学德育功能探微[J].泰山乡镇企业职工大学学报，2006（01）.
[3]卫慧萍.试论在语文教学中德育因素的渗透[J].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03）.
[4]张伟.浅谈语文教学中的德育渗透艺术[J].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7（02）
思想教育范文第9篇
探究多年聋校教学，我认为：学校、家长以及社会对聋生的生活能力培养，胜过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尤其是低龄生的思想教育，始终没被重视起来。现在的低龄聋生教育，一般只徘徊在知识教育的层面。思想教育很多地方都没有涉及到，有的地方虽然也开了思想品德教育课，也只是针对传统的“以课堂为中心，以书本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的封闭性弊端提出来的。从而使思想品德课脱离了生活实际，没有达到真正的教育目的。
为什么聋生，尤其是低龄聋生的思想教育没有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低另龄生对手语接触的少，无法理解更深一步的理论性的手语，有些事情不好表达清楚。二是大多数人认为小龄生用不着进行思想教育，认为只要把他们应该知道的知识传授给他们，再照顾好他们的日常生活就行了。普遍认为思想教育对他们还是早了些。
其实情况真的是如此吗？事实证明这种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一旦思想教育跟不上，养成一些不良习惯，这种不良习惯就会根深蒂固，有可能跟随他们一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究其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思想教育没有跟上，让教师觉得不好管，家长觉得管不了，抓好低龄生的思想教育，我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 从日常行为开始，对低龄生进行初步思想教育性渗透。
很多低龄生从一入学就带来了一些社会上的不良习惯，例如：平时对人没有礼貌，不知道尊敬长辈，看见别人东西好就拿来说是自己的……。一些正常学生认为不用教师讲，自己很自然就能明白的道理，聋生是很难明白的。
由于聋生生理上的障碍，使得他们接触社会的机会比正常人缩短了一大截。再加之家长对他们的溺爱和别人的宽容，很自然就放纵了他们的日常行为。久而久之，使得他们不知道自己行为的错误，积习难改，屡纠屡犯。
这就要求小龄生的教师，必须担当起对他们进行日常行为规范教育的重任，而且这种教育不能只放在课堂上，而应该随时随地的发现错误，及时纠正，反复纠正，因事纠正。只有这样做，才能让低龄生明白自己行为的错误性，知道自己错在那里。同时，也只有反复强化，才能使学生了解自己的行为，从而有意识去改正。
二 、从日常行为入手，对其进行进一步思想教育
有些低龄生特别是入学两、三年以后的学生，开始出现思想上的极端。比如：好学生认为自己什么都是对的，不准许老师和同学对自己的错误进行纠正，更接受不了挫折。差一点的学生则认为自己学习不好，自卑感很强，认为老师不关心，同学不喜欢，家长不疼爱，自己是谁都讨厌的孩子，因此学习上自暴自弃，行为上出现偏激。有时为了引起别人的重视，故意做一些具有破坏性的事。加之孩子在这一年龄段，正是逆反心理开始出现的年龄，而残疾学生表现得犹为突出。
为什么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会出现以上两种极端？究其原因，一是学习差一点的学生从内心深处需要鼓励和关爱，而他们却在应该得到这些的时候被忽视了，其内心失去平衡。而学习好一点的学生受到只注重知识教育的影响，得到的表扬和肯定相对多一些，换句话说，就是被惯坏了。他们经不起批评，时间长了，形成心理上的障碍。
如何避免出现学生思想上的两种极端呢？这就需要低龄生教师从日常生活入手，对他们进行思想上启萌教育。同时，努力发掘每个学生的闪光点，不要只把学习成绩做为区分学生好不好的标准，要善于发现学习较差生的优点、强项，及时对其强项进行有意识的开发、引导、认可。注意少批评、多鼓励、勤关爱、善引导。对学习较好学生不要一味表扬、迁就，对他们做错的事也要多引导教育，逐步使其懂得“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道理。使每个学生都能认识到自已和他人的优点与缺点，让优等生得差等生能互促互学，相互帮助，相互提高。给他们创造一种良好的学习生活氛围，逐步形成健康的心理素质。
三 、家庭、学校、社会相结合 增强教育效果
所有的聋生都来自不同的家庭，受到不同环境的影响，多数聋生的家长都希望孩子能学到一技之长，将来自食其力。但由于自己的文化修养所限或由于生活习惯的不良影响，以及周围环境不够适应孩子成长之故，或多或少给聋生的生活习惯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正如小学教育学所说的："因为家庭是儿童首先接受教育和影响的地方，家长是儿童接触最多最亲近的人和第一位教师"，家庭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儿童的成长。凡是家庭教育抓得紧，抓得好，儿童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学校里接受教育就比较快，反之就比较困难，进步得比较慢，甚至有的还会变坏。对低龄聋生来说，家庭教育更强于学校教育。
因此我们应当对这部分学生加强思想教育，开办家长学校，每学年至少上课两次，共同研讨教育子女的方法，以提高家长的科学文化、行为习惯、道德品质、思想观念等方面的素质。同时利用家校联系卡做好家校的沟通工作，平时还要多和家长联系，摸清学生校外的思想状况和行为习惯，以便更好的掌握每个学生的第一手资料，及时帮助、及时纠正。
虽然说学校是思想教育的主阵地，但是家庭是思想教育的第一课堂，社会是思想教育的熔炉。在思想教育工作中，我们要“三教和一”。通过家长学校、家长会、家访、家长开放日等形式，使学校和家庭形成合力，增强教育效果。
只有做好低龄生的思想教育工作，使他们有正常的心态，才可以避免出现高年级管不了的现象。才更有可能避免高年级学生出现思想偏激。真正使残疾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得到全面的发展，使他们虽然没有健全的体魄。但却能拥有充足的知识，健康的心理，完善的人格，成为自食其力，有益社会的建设者。
思想教育范文第10篇
西方世界把“舌头、原子弹、金钱”喻为当今世界的“三大战略武器”，视语言、科技和财富同等的重要，足见语言的力量是巨大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要把思想教育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而思想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要凭借语言这个工具。因此，要真正发挥思想教育者的应有作用，就有必要加强其思想教育语言的修养。
一、当前思想教育语言的病态表现
1套话、大话多，活语言少。所谓“活语言”就是生命力很强的语言，包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语言。活语言之所以活，就是不呆板且携带着新的信息。它来自于使用者对现实的关注和对历史的思考。要能使用活语言就需要使用者勤思苦索，善于将原有的政治理念赋予新的内容，敏于捕捉现实工作和生活中的新信息。思想新才能使语言活，思想教育语言的呆滞化必然导致工作的程式化。
2假话、空话多，实话少。假话、空话，是造成受教育者产生不信任情绪的主要原因。用假话、空话进行思想教育，在未识真假时可能会有一点作用，但一旦被识破，就会产生极大的负面作用。所谓“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台上头头是道，台下乌七八糟”之类的骂语，其实就是对假话、空话之类的典型的痛切之言。在开放的环境中，受教育者接受各种信息的渠道空前广泛，我们不能害怕袒露负面的东西，要在进行实事求是的比较分析中甄别、选择正确的方面，给予良好的思想导向。可以说，诚实、信用的语言是我们搞好思想教育的强大力量。
3压制性语言多，说理性语言少。思想教育应当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一项工作，也就是要用理性语言去释疑、解惑、导向、化解矛盾。但在现实中，教育者往往过多地使用压制性语言。如，“不行就是不行”！“错了也要照办”！再比如“你如果不听，后果是危险的”，等等。诸如此类近乎野蛮的恐吓性语言在思想教育中屡闻不鲜。这类语言借助权力与地位可能一时会产生较强的威慑作用。但是它失去了对人的尊重和受教育者的“心服”，而心不服就难以产生向心力，因此在社会民主平等意识越来来越浓的情况下，思想教育语言使用压制性语言所产生的负作用力就越大。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受教育者文化素质的提高，人们的理性和文明程度明显提高，思想教育语言同样必须赋予其理性，才能形成思想教育的力量。
二、思想教育语言的基本特点与要求
思想教育语言与其他的“教育语言”、“谈判语言”、“交际语言”等各种语言有很多共同之处，但又有明显的区别，可以说它是各种语言的综合运用，因而更有自身的独特要求，表现在下列方面：
1政治性。这是思想教育语言的大前提，也是其最根本的要求。我们的思想教育必须站在维护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的基点上，这个“基点”就是我们的政治，离开这个基点，我们的思想教育语言越有力量，便越会走向思想教育的反面。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在人们的个体意识、利益意识日益增强的条件下，我们更需要强调国家、民族、人民利益这一根本政治，它是社会主义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基本保证。
2丰富性。在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们利益的多元性和思想意识的多层面性决定了我们的思想教育语言必须具有丰富性。如果我们把思想教育语言及其效果比喻成钥匙开锁，那么，过去思想教育语言似乎是一把“万能钥匙”，用到哪里哪里灵。但是对现在的“新锁”而言，这把“万能钥匙”明显失去了效用。因为新锁提高了科技含量，必须是具有不同科技含量的钥匙去开启不同的锁。思想教育语言的丰富性，其意义正在这里。&%现实性。思想教育是瞄准未来针对现实的学问，重点是解决现实思想问题。只有注重和分析现实的各方面情况，才可能找到贴近现实的话语，针对性地阐释现实问题。今天的现实无论是从国际还是从国内看都表现出空前的复杂，人们的思想行为也越来越出现不确定性。对种种复杂现象的理解离不开对现实的深入分析和研究。只有正视和研究现实，思想教育语言才能在解决现实问题时发挥其力量和作用。
3思辨性。思想教育语言不能只是一般的叙述性语言，更重要的是一种说理性的语言。对主张的辩白，对真理的辩护，对邪恶的辩驳离不开“思”。思想教育语言苍白无力，往往是缺乏思辨性的结果。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在新事物不断涌现、多种意识相互冲撞、各种欲望相互交织的情况下，解决思想问题更需要有强烈的、超常的思维理念。只有对传统的思维理念进行不断的反思和吐故纳新，才能保持语言的鲜活力，说理才有现实的力量。
4情感性。思想教育活动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感情的融通。当代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无论是管理还是教育都必须以“人”为中心。人是有感情的，“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古代贤人把语言称之为“妙药”。正是语言的这种特性，决定了思想教育要能给人以感染和鼓励，能帮人治愈“心病”。这正是思想教育语言所具有的强烈情感性的表现。
5平等性。思想教育最忌居高临下，家长式、训斥式的语言。动辄粗暴训斥的打压性语言在当代社会越来越失去了市场，因为社会进步了，人们的素质提高了，现实思想问题在很多情况下都需要平等地探讨和分析。在不断发展的社会，不存在教育者一贯正确的情况，特别是在信息爆炸的社会大背景下，教育者接受信息并不一定具有先天的优越性，被教育者也不一定必然处于劣势。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思想教育活动是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相互教育。在社会不断鼓励、倡导知识创新的环境中，如果思想教育主体语言不平等，可能会扼杀“创新”，走向思想教育最终目的的反面。思想教育运用平等性的语言，你的观点、思想才易于被人接受，才有可能说服对方，取得实效。
6新异性。思想教育是一个动态过程，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思想教育的艰巨性在于人们思想的变化性。人们的思想在不断变化，思想教育的方式、方法及其工具也应发生相应的变化。我们要求思想教育语言的新异性，这既是适应客观对象不断变化的要求，也是人的心理特征的内在要求。人们的求新求异心理在今天的现实条件下变得越来越强烈。因此，思想教育的语言要不断更新，要不断吸纳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新的语素。只有这样，思想教育语言才能与人们的思想合拍，才能显示其应有的生命力。否则，不管你怎样“年年讲，月月讲”，恐怕不能得到应有的效果。#p#分页标题#e#
三、思想教育语言的修养
科学有效的思想教育语言是能否搞好思想教育的重要保证。要加强思想教育的力度和效果，必须加强思想教育语言修养。良好的语言修养主要不是形式上的修剪和雕琢，而应从深层的本质问题上强化。笔者认为，它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基本的政治理论修养。如前所述，政治性是思想教育的最根本的要求，今天的思想教育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离开了政治性，所谓“思想教育”就失去了依附，迷失了方向，而政治性的语言来自于对政治理论的把握和对国内外局势发展的及时关注。因此，思想教育工作者首先必须加强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修养，系统掌握其世界观、方法论体系，并将这一体系内化为自己对新事物进行分析判断的基本功底，有了这一功底作基础而构筑起来的思想教育语言，无论其华丽、朴实，还是机敏、幽默都不会偏离正确的方向；其次，政治性与时代性是紧密联系的，因而要密切关注国内外大事，思想教育语言只有贴近时代主题才能凸现出强烈的生命力，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2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思想教育语言与其工作性质的特点决定思想教育工作者的知识主要是“博杂”的和开放的，必须具有宽泛的、综合性的知识结构。因此，首先，要加强文、史、哲著作的大量阅读，它是建构良好的思想教育语言的源泉和基础。文学写景抒情，描摹万物，能令种种事物栩栩如生；历史能使人总结经验教训，趋利避害；哲学能启人智慧，透析自然和人类社会及人自身的本质和规律。可以说，文、史、哲知识既是我们思想教育语言建构的材料，也是创新的原料。其次，要加强自然科学知识和新兴、边缘学科知识的修养。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和信息技术被认为是未来世界三大支柱产业，对此，我们应当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对新的管理理论、公共关系和人际关系理论、社会学等等都应广泛涉猎。它们对提升思想教育语言的品位，丰富我们的语库，施放思想教育的能量，无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思想教育工作者的知识结构应当是开放性的，为此，要广泛吸纳新知，不断补充营养。只有这样，我们的思想教育语言才能永葆其青春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