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北开发思想述评

一、近代以来的西北开发思想

近代西北开发思想是在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转折大变动的历史条件下萌动的,并在爱国主义原动力的推动下,在抗战时期发展成为一股影响遍及全国的西北开发思潮。

在晚清经世思潮中,比较系统地提出西北开发思想的是龚自珍。1820年,新建天山南路发生了张格尔兄弟在浩罕汗国支持下的叛国分裂活动,而昧于边疆形势的军机大臣却束手无策。龚自珍相继撰写了《西域置行省议》、《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等著名文章,提出了“执行正确民族政策,尊重当地人民信仰”,“移民事边,发展生产”,“行政改制”等以巩固边防为取向的西北开发思想主张。1842年,林则徐被清政府谪戍边疆“效力赎罪”。林则徐与龚自珍、魏源等人交往密切,禁烟期间已经注意到沙俄对我国边疆的威胁及其支持西北少数民族上层反动贵族挑起武装叛乱的情况。抵达新疆后林则徐进一步感受到来自沙俄的威胁:“俄国自西北包我边境……陆路相通,防不胜防……将来必成大患。” 由此积极研究新疆历史地理,形成了“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因地制宜,加强民族团结”,“开荒垦地,大办屯田”,“加强边防,抵御英俄”的西北开发思想。

在近代西北开发思想史上,左宗棠是一位非常值得注意的人物。1862年西北爆发陕甘回民起义;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军事头目阿古柏率兵侵入南疆,并在喀什格尔建立“哲德沙尔汗国”反动政权;沙俄又乘机出兵占领我国伊犁地区;英国也蠢蠢欲动,妄图混水摸鱼,西北局势岌岌可危。1866年,左宗棠临危受命,督办西北军务,达12年零8个月之久。其间,他一边挥军讨平叛乱,以便整顿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生产。在生产中,它不仅继承发展前人的西北开发思想,提出了“水利为屯政之要务”,“兴教劝学为急”,“以畜牧导民,渐谋耕获”,“引民所利而利 ”,发展交通和植树造林,保护环境的西北开发主张,他还将求富自强的洋务思想运用于西北,兴办了兰州机器制造局和兰州机器织呢局,发西北近代工业之端,赋予西北开发思想近代意义。另外,他还将保障西北安全提高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强调:“重新疆者,所以保新疆;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胜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非特陕甘晋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因而尖锐地指出:片面地强调海防而忽视塞防,“富的东边到了西边”,那么“西边必倒,东边亦未能扶也”。

庚子之役后,中国完全落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之中,帝国主义在中国肆意妄为,尤其以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帝国主义国家或利用南北问题上下其手,或借中华民国与取得国际承认问题的机会进行威胁,或鼓动蒙、藏上层少数分子发动叛乱扩大侵略权益。中国的领土完全陷入被割裂的危局之中。由此西北开发问题引起各政治力量的关注,呼吁西北开发的言论多了起来。在种情况下,孙中山系统阐述了“民族平等”,“发展交通”,“移民垦殖”,“开发资源”,“发展工业”等开发西北的思想主张。他的这些思想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所继承,构成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思潮的主流。

国民政府完成北伐统一全国后,揭开“开发西北”的口号。不久,日本侵略者相继发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三省,进而威胁华北及东南沿海一带。这一系列实践推动国人进一步思考西北在当时所具有的重要战略地位,关注西北开发、建设问题,“以为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之计”。有人提出“窃维国家当前急务,无过东北问题,居世界是瞩目,不知西北问题比之东北问题,关系尤为重大。今及不图,数年是数年后,恐将一发不可收拾,期祸或更烈于今日”。更有人说:安南缅甸为我毫发,东北为我手足,西北则为我腹地……安南缅甸早已为外敌所侵,东北已沦入敌人之手,若再不经营西北,则腹心亦危矣,“现在举国心理,咸以开发西北为首要”,中国逐渐掀起全国性的开发西北的思想热潮。

二、开发思潮兴起的原因

近代西北开发思想因应国家、民族危机而出现,随着国家危机不断加深,在爱国主义的推动下逐渐发展,并在“九・一八”事变后由于空前的民族危机演化为举国关注的西北开发思潮,在其内核中救亡图存的要求表现得更为激烈。

首先,民族危机的忧患意识,激发出国人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欲借开发西北达到巩固国防,建立抗日根据地及国家复兴基地的目的。“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西北的国防地位变得更加重要。“近者国际均势,已被突破,强邻挟其军事上种种优越条件,随时足以亡我。在此种环境之下,欲言国防,事实上已不我许,固欲救亡图存,唯有积极开发西北,因其地势,充实国防……近则可以控制天下规复失地,退则可以闭关自守为民族复兴根据地。故今日中国之言国防,舍积极开发西北以外,别无良好之出路也。” 然而,此时西北也处在苏、日、俄的窥视之下,面临着更大的边疆危机。苏联策动外蒙独立,亦然至新疆地区。英国则在20世纪30年代挑起分裂势力发动了康藏战争、青藏战争,威胁西北地区安全。日本的势力也开始向西北地区渗透,在内蒙地区成立所谓“回回国”可见当时西北开发呼声的高涨,实是既有为日后抗战建设“规复失地”与民族复兴根据地,又有加强西北国防,杜绝外人觊觎的意思。对此戴季陶说:“日本苏俄都在积极图谋我国,日本是以辽东湾胶州湾两点,北向做弧形包围我国,苏俄是以外蒙新疆两处紧迫我国,我国已在日俄的包围之下,必须将西北各省充实建设起来,才能与之抵抗,中国方有出路,方得生机……西北文化物质过于欠缺,人口过于稀少,那就是大大的危险。这是就外患情形说,西北是不能不急于建设的。”

其次,西北地区复杂的民族关系和民族离心倾向,使国人注意于西北开发,力谋改善民族关系,维护民族西北地区的安定团结,巩固国本。西北地区民族众多,宗教种类繁杂,“种族又及复杂。汉人回人最多,蒙人次之,青海更有人,绥远、新疆又有满洲人,五族之外,新疆尚多杂色种族人,宗教互异,情感难洽,足为事业进行之阻碍”。不和谐的民族关系导致西北地区政治上极不稳定,各民族间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和生活习惯的不同而引发的,但归根结底则是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生存空间窘迫所引起的。为杜绝外人觊觎西北的野心,防患于未然,时人极力呼吁政府尽快开发西北,优抚西北各民族,以巩固边疆:“开发西北,须得联合西北境内的各民族,共同努力,方能收效。若是只顾汉人的利益,不顾其他种族的生活,而用势力强迫的去开发西北,非但不能收得预期的效果,反而激起变故。”

再次,近代以来的文化危机,使得国人注意于西北开发以复兴中国国民的民族性和重塑中华文化。近代以来的百余年间,中国屡受西方帝国主义的欺凌,处于积贫积弱的畏难困境之中。在西学东渐中,先进的中国人积极向西方学习,寻求强国方剂。然而事实并没有如期待的那样,使中国摆脱受国际帝国主义奴役的局面,走上富强道路。于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化界内产生了一股“文化回归”的潮流,坚持东方文化本位,并企图从中国文化内部寻找救国的良方,并将眼光转向西北,认为西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他们希望通过西北开发,在中华文明的发祥地重拾旧日的荣耀,借以发挥中国固有文化,重塑民族精神,以挽救中国危亡的局面。

最后,近代以来国家的衰败,经济的停顿,农村的破败,使国人寄希望于西北开发能够解决中国民生问题,振兴国家经济,堵塞漏卮,并为抗战奠定物质基础。当时民众认为西北地区拥有丰富的资源,长期以来只是未能得到很好的利用,开发西北必可使西北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动力,这样不仅可挽救将要破产的中国经济,也可挽回国家权益,即所谓“西北富源之大,知者甚鲜,我国现已至山穷水尽,国外贸易入超惊人,内外国债与日俱增,若勿开发资源,全国破产即在目前,强邻之枪弹可避,而经济之危亡难免,故唯一要图,在开发西北之富源无以自救也。”西北地下的蕴藏很丰富,如煤矿、煤油矿之类,现代重工业最要者为煤与铁,我们如能开发地下富藏,将来我国的工业,大有希望,不必仰赖他国,不致受他国的牵制”。由此表达了努力开发西北工矿业,促进西北现代经济增长,乃至以依靠西北建立和完善工业体系,摆脱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独立发展的精神。

小结:

在纷繁复杂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中,虽然有的处于主导地位,有的处于非主导地位,但只要是进步的,他们便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他们都围绕着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改造中国走近代化道路的历史主题而展开的。因此就中国近代社会出现的诸种进步社会思潮总体而言,都集中表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英勇抗争的民族精神,爱国主义则贯穿于这些进步社会思潮的是中,是它们的原动力。尽管西北开发思想尤其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思潮虽然有多种表现形式,或主张“移民垦殖”,或主张“发展交通”,或主张“开发工矿”,或主张“振兴教育”等等,但这一切不过是服务于近代时期国人救亡图存要求的手段而已。随着抗战全面爆发后西北地区工业的迅速发展,时间的深入与认识水平的提高,人们逐渐认识到推动西北地区工业化对于发展西北经济的重要意义,提出了西北工业化的呐喊,但这也是服务于建立国防经济要求的。

综上,救亡图存是近代西北开发思想的核心原因,反映了其时代性,资金是经世思潮到抗战时期发展为独立的西北开发思潮都紧紧围绕这一内容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