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福利文化研究述评

摘 要：近年来，福利文化研究作为交叉学科形成的新领域逐渐成为热点，中国近代福利文化的研究在思想、制度与实践、慈善事业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近代福利文化研究也还存在一些薄弱点：福利文化的概念需进一步明晰，需要立足文化视角建立理论框架，近代福利文化研究的资料和内容应进一步拓展。

关键词：中国近代；福利文化；综述

中图分类号：D5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4-0169-03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福利事业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更是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但是，由于中国社会正处于深刻转型时期，在福利思想观念的更新、福利制度的建设和福利实践活动中也难以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要正确认识和妥善解决我国社会福利事业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既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已有的成功经验，更需要从近代以来我国社会福利文化嬗变的过程中寻找规律。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文化研究和社会福利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与社会福利相关的文化现象，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与福利政策、社会保障制度的关系也成为社会福利研究的热点议题。“福利文化”的理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并越来越受到重视的。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涉及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影响巨大而深远，在近代史研究中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方法和新视角，文化是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把“福利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并进行理论探讨的中国学者还不多，但对中国近代福利文化的思想观念形态、制度实践形态等的研究，以及相关的慈善事业研究，都还是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而这些研究无疑也是福利文化的题中应有之意。下面主要就近年来对中国近代福利文化及相关问题研究情况做简单梳理。

一、福利文化研究

福利文化概念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由英国学者罗伯特・平克最早提出，后逐步引起重视。香港学者黄黎若莲较早涉及了中国福利文化研究，她的《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福利：民政福利工作研究》（1995）一书即以“福利文化”概念为分析框架，在她的另一本著作《边缘化与中国的福利社会》（1998）中还独辟了一章来阐述中国的传统福利文化，深入探讨了福利文化的概念。她认为在福利领域，文化的影响是十分突出的，在福利制度形成过程中随处可见文化的影子。

毕天云的《社会福利场域的惯习：福利文化民族性的实证研究》（2004）一书系统研究了福利文化并以此作为研究框架。他认为把文化作为社会福利的内生变量能够较好地解释社会文化影响和作用于社会福利的内在机制，并建构了一个由福利模式观念、贫困观念、救济观念、养老观念、生命价值与疾病观念、教育观念和宗教福利观念七个方面构成的福利文化概念框架。在《福利文化引论》（2005）一文中，毕天云又进一步深入地探讨了福利文化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提出福利文化属于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是指在社会福利实践活动中存在和体现出来的各种思想、意识、心理、态度等观念要素的总和。一方面福利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另一方面福利文化区别于社会福利系统的其他要素。社会福利包括了主观方面（福利文化）和客观方面（如福利机构、福利设施等），“社会福利系统内部的各种福利设施、项目、机构、服务本身显然不属于福利文化的范围”。外延方面，毕天云认为福利文化的外延至少包括福利模式观念、贫困观念、救济观念、养老观念、生命价值观念、疾病观念、教育观念和宗教福利观念等八个要素，这八个要素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制约和渗透，共同构成一个福利文化系统。

张军在《社会保障制度的福利文化解析：基于历史和比较的视角》（2010）一书中，也对福利文化的内涵、表现、结构及功能进行了分析，认为福利文化与福利制度的关系集中体现在文化与制度的统一性和一致性，提出福利文化系统是由贫困观念文化、养老（孝道）文化、健康观念文化与宗教福利观念四个部分构成，并系统考察了这四个福利文化子系统及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中西方各自的历史变迁。指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产生的福利文化渊源主要来自于儒家“仁爱”的道德观念、道家“积善”的善恶报应观以及佛教“慈悲”的观念文化，以及在此传统福利文化影响下的“家庭―宗族”模式的传统保障制度[1]。

二、近代福利思想研究

由于外来文化的传入，中国近代福利思想的发展和变革较为剧烈，因此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出了不少论文，但尚无研究中国近代福利思想的专门著作。在丘创焕的《中国社会福利思想制度概要》（1977）、潘皓的《中国社会福利思想与制度》（1991）、田毅鹏的《中国社会福利思想史》（1999）等福利思想研究著作中，都有涉及近代福利思想的论述。近代福利思想的研究关注比较集中的有两个方面。

1.探讨近代福利思想的变革与发展。中国近代福利思想的转变原因在于外部侵略的压力和内部变革的动力两个方面，田毅鹏曾撰文对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西学东渐”时中西福利思想的碰撞与结合进行了剖析，认为中国福利思想从传统到近代经历了从初步接触和简单介绍，到频繁接触和详尽介绍，再到中西结合提出新的福利观这样三个时期。有学者还探讨了我国传统社会福利观念向近代演进的一些表现，比如由“怜民”演进为“责任”，由“重养轻教”演进为“救人救彻”等。

2.探讨近代人物的福利思想。近代以来，从经世派到洋务派，从维新派到革命派，从清末新政到新文化运动，从清末到民国，因应急剧变革的中国近代社会，出现了许多在福利事业嬗变和发展中颇有思想与见地的人物。郑观应、康有为、盛宣怀、洪仁、章元善、经元善、张謇、熊希龄、孙中山、蒋廷黻等人物都有学者专门探讨过其福利思想。

三、近代福利制度与实践研究

关于近代福利事业的组织机构、制度措施及实践活动的研究，内容涉及面较为广泛，成果也多，但鉴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基本上多属于以史实重建为基础的微观研究。研究内容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保障救济。清末时期，社区与灾荒赈济越来越社会化，民间组织逐渐成为和政府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赈济主体。民国时期，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已经脱胎于传统模式，演变为现代模式并逐步制度化，但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政府时期也还是有较大不同。相比之下，学者们对南京政府时期的关注更多一些。南京政府成立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一套包括社会救济、组织管理、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内容的初具雏形的社会保障网络体系，但城市远远好于广大乡村。蔡琴禹2003年著有《国家、社会与弱势群体――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1927-1949）》一书，从民国社会救济立法、社会救济设施、社会救济思想、社会救济体制、社会救济措施，到社会救济的绩效和水平等，都作了具体的考察。

2.社会团体。靳环宇的《晚清义赈组织研究》（2008）一书利用1876年到1895年的 《申报》，从社会背景、发展脉络、组织结构和关键人群等入手对晚晴时期义赈组织加以分析，理清了义赈组织的运行机制，认为红十字医院的出现是“中国近代义赈组织的转折”。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社会出现大量的慈善机构，其中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等有影响力的大型组织较为人关注。

3.育婴事业。溺婴、童养媳等问题在中国传统社会早已存在，晚晴时期由于内外环境的变化，溺女与劝诫、童养、育婴堂等现象发生了较大变化。王卫平曾对清代江南地区的育婴事业做了深入研究，认为清代中后期，育婴机构在江南市镇得到普及，育婴事业向乡村拓展，逐渐形成育婴堂和保婴会两大系统，构成了城乡一体化的育婴网络，并对江南育婴事业圈的分布、构造及其生成机制作了进一步探究[2]。

4.战时福利。抗日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打断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当时的福利事业也转为以抗战为中心，具有明显的战时特点。战时后方的社会救济、就业、教育、劳工福利、儿童教养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相关政策的有效实施也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儿童保育工作，多位学者对相关的组织机构（儿童保育会）及其运作方式进行了研究。

5.福利立法。晚晴和北洋政府时期先后都颁布了若干福利事业的法律法规。“南京政府”建立后，为了解决社会转型所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以西方各国所建立的现代社会福利制度为参照并结合中国自身特点，初步制订并颁布实施了一套社会福利法律制度。张益刚曾重点研究了民国时期的水利制度、垦荒制度、仓储制度等社会救济法律制度和组织保障，认为专职救济机构特别是中央、地方科层制的专职救济机关的出现，使政府履行救济责任有了直接承担管道。蔡勤禹著文专门论述了民国社会救济事业的法制化状况，并特别对1943年颁布的《社会救济法》进行了分析，在肯定民国社会法制建设取得进步同时，也指出了人治现象普遍、法律效能低下等问题。

6.基督教福利活动。晚清以来，基督教会及其传教士为了在华有效开展传教活动，创办了学校、医院、育婴堂、养老院等一些慈善机构，并对中国社会逐渐产生了较大影响。中国社会福利活动中的救助主体、受助对象也因此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基督教组织的相关活动以及李提摩太、丁韪良、李佳白、傅兰雅、狄考文、卜舫济、司徒雷登等人的思想观念、言论活动等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四、近代慈善事业研究

慈善与福利并不是一个概念。慈善是指对人关怀而有同情心，多从同情、怜悯或出发，对贫弱者进行帮助。但慈善活动以救济他人、服务社会、提升人类福祉为目的，应当属于福利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浓厚的儒家悲天怜人情结和佛教慈悲为怀的情怀，中华民族历史上也有着丰富的慈善思想和慈善活动。对慈善事业的研究也是传统福利文化研究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侧面。

周秋光、曾桂林的《中国慈善简史》（2006）考察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慈善思想、观念、制度和社会变迁的关系，追溯了传统慈善思想的渊源，缕述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始兴、发展、鼎盛的过程，也对中国近代慈善事业有详细论述。

中国近代的慈善事业明显区分为晚晴和“民国”两个时期。王卫平一直对晚晴时期慈善事业较为关注，特别是江南地区从传统到近代转变过程中的慈善活动。也有学者专门就会馆公所及其他慈善组织的慈善活动做专门研究。民国时期，不但在慈善观念上与传统社会发生了很大的不同，慈善事业的组织机构、参与人士、运作方式、救助对象、救助内容等也都发生了转变。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慈善组织越来越规范化和法制化。慈善活动法制化的意义在于确立起比较完整、系统的近代慈善法律制度，促进了中国慈善事业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五、有关研究的评价分析

通过以上对中国近代福利文化及相关问题研究的基本内容和主要学术成果进行简单梳理与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料收集与运用、研究内容等方面所取得的可喜成绩，但是由于福利文化研究还处于起步段，在基本概念、基础理论等方面的一些根本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在研究内容方面也还存在一些缺憾和不足。

1.“福利文化”概念有待进一步明晰。福利文化这一概念在西方出现的时间也并不长，运用这一概念及范畴进行中国传统福利文化研究，也还存在不同文化背景的转换问题。国内几位较早直接研究福利文化的学者都对这一概念做了分析与解释，各自对福利文化作了内涵与外延的探讨，但却未能够统一认识。这一方面源于“文化”、“福利文化”本身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因为研究尚不够深入。

英国学者罗伯特・平克最早提出“福利文化”的概念，认为价值观与行为习惯组成“福利文化”。黄黎若莲认为福利文化是指因应文化的价值观和传统。毕天云认为，福利文化是在社会福利实践活动中存在和体现出来的各种思想、意识、心理、态度等观念要素的总和。张军认为福利文化是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价值观念的精神文化与社会保障制度规范的制度文化的综合体。杨蓉蓉认为福利文化包括考虑、实行和评价或感知社会福利各项目时体现出的主观价值选择或价值观，以及在这种价值选择下的社会福利状态与运行及福利产品。简单来说，毕天云认为福利文化是单指精神文化，张军认为是指思想和制度两个方面，杨蓉蓉则认为包括精神、制度和物质三个方面，可见其分歧之大。

以上还仅仅是“文化”这一方面的分歧，“福利”这一方面也同样存在着争议。狭义的福利是指职工的间接报酬；广义的概念是指幸福和利益，或者幸福的生活状态。但是作为“福利文化”中的福利概念，其范畴太大或太小都不具有学术意义。另外，福利经济学认为福利是收入、财富带给人们的效用，而福利的内涵是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不断变化的，从历史上单纯的经济收入为主的衡量指标，到营养、居住、保健等新的经济层面，再到教育、娱乐和社会关系质量等非经济层面，乃至现代新福利观念中所包含的公民权利和生态指标，都充分说明了福利内涵的愈加丰富。

2.需要立足文化视角建立理论框架。除了个别学者直接探讨了福利文化的概念和理论体系、理论框架等问题，大部分研究者并没有把研究内容纳入福利文化的范畴。虽然研究的问题都是属于福利文化的系统之内，但并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理论框架所统领，仍然处于社会福利研究和历史研究的“球”的尴尬境地。

近代福利文化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者主要来自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也有法学和政治学背景下的研究。立足于社会学或经济学的角度，从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制度的变迁逐步延伸出对福利制度的研究，显得对于“文化”的体察和对历史的分析不够深入；在历史传统的语境下研究福利文化，则文化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不够。这些缺憾是福利文化研究根基不深、框架不牢的原因，当然也是交叉和新生学术领域发展完善的必然过程。

福利文化属于文化，近代福利文化研究应该立足于文化的视角，遵循“文化”――“福利文化”――“近代福利文化”的思路，跳出历史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的窠臼。毕天云认为文化是福利活动的内生变量，福利文化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很有道理的。黄黎若连也十分强调文化因素在福利制度与模式中的重要意义。把福利文化作为文化系统的一个子域，把福利文化放在整个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中，来探讨文化视野下的生命观、疾病观、贫富观，探讨近代中国社会福利制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建构适合中国社会自身特点的福利文化体系。这应该成为传统福利文化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3.近代福利文化研究的史料和内容需要进一步发掘。近代史的任何一方面研究都需要充足的史料来做支撑。近代福利文化的史料非常丰富，但是目前还比较零碎，还需要大力整理与拓展。从以往研究的梳理中可以看到，学者们对史料及其他资料的运用还是比较注重的。比如靳环宇的《晚清义赈组织研究》一书，资料翔实，尤其是认真梳理了1876年到1895年这二十年的 《申报》，从中得到了大量具有新视角、新价值的资料。

近代福利文化研究的内容还需要进一步地拓展与深化。一是近代人物及人物群体的福利思想研究还远远不够。二是缺乏对近代以来在内忧外患之下中国社会福利文化的嬗变原因、规律和特点缺乏整体把握。三是对传教士、太平天国、洋务派、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等的社会福利思想及实践缺乏系统的专题研究。

参考文献：

[1]张军.社会保障制度的福利文化解析：基于历史和比较的视角[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2]王卫平.清代江南地区的育婴事业圈[J].清史研究，2000（1）：75-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