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城市黑幕小说的再审视

摘 要：文字而冠以黑幕，本就带有浓重的商业炒作色彩，这在小说市场化、商品化的近代城市并不为过。问题在于学界过高期待其匡时警世的社会功能而忽略了其作为文学消费品的消遣娱乐实质，因而毁之赞之，众说纷纭。当下有必要站在客观的立场，重新审视这波一百年前兴起的文学浪潮。

关键词：双城；黑幕小说；再审视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3）03017409

作者简介：施 晔，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上海 200234）

黑幕小说是近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通俗文学类别，盛行于20世纪初叶，以揭发、曝光当时社会各界的阴暗面为手段，以期达到“幕中人知所惧，而幕外人知所防”①、 “令众生目骇心惊、见而自戒”②之目的。学界对黑幕小说的界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鲁迅将其归入“以抉摘社会弊恶自命”③之三类小说④的最末等，因“其下者乃至丑诋私敌，等于谤书；又或有谩骂之志而无抒写之才，则遂堕落而为‘黑幕小说’”⑤。周作人却认为：“黑幕不是小说，在新文学上并无位置，无可改良，也不必改良。”⑥有些学者则对黑幕小说的界定相对宽泛，认为凡是暴露丑恶社会现象的近代揭黑小说皆可归入黑幕范畴，如罗家伦将《孽海花》、《留东外史》等小说均划入黑幕派，认为它们比《中国黑幕大观》、《上海黑幕》、《孽镜台》等杂凑什锦类小说略好一点⑦。还有学者认为黑幕小说是在《时事新报》发起“黑幕大悬赏”前后存在于文坛上的一种小说题材类别，而该报“上海黑幕”之应征文只是非文学作品的答案，而非黑幕小说⑧。

本文认为，近代黑幕小说实有广义及狭义两个范畴。广义黑幕可囊括所有“抉摘社会弊恶”之近代小说，如著名的四大谴责小说、朱瘦菊的《歇浦潮》、包天笑的《上海春秋》、陆士谔的《新上海》、天公的《最近官场秘密史》，等等，及所有以“黑幕”、“秘幕”、“骗术”等词命名之小说；而狭义黑幕则指兴起于民国五年前后，专事揭黑曝光乃至发人隐私之小说，如《上海秘幕》、《上海黑幕汇编》、《广东秘幕大观》、《中国黑幕大观》范伯群将此书归入黑幕书，而非黑幕小说，他认为“黑幕书”、“黑幕小说”为两个概念。参见《黑幕征答·黑幕小说·揭黑运动》，《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新黑幕大观》、《复辟之黑幕》、《中外黑幕丛编》等。应该指出的是，某些小说尽管以“黑幕”命名，究其实则属广义黑幕，也即谴责类小说，如《北京黑幕大观》；而某些小说虽无黑幕之名，却有黑幕之实，如《文明强盗》《文明强盗》，不题撰者，宣统二年（1910）上海改良小说社再版，收录《某银行》、《考陆军》、《光线》、《密探烟员》、《女骗掉包》、《骗遇骗》、《借窟捕兔》、《假教习》八个短篇，各叙一个骗局，借以揭露所谓文明社会中各行业的诈骗行为以警戒世人。、《上海之骗术世界》《上海之骗术世界》，作者颠公，民国十三年上海扫叶山房发行，分上下两卷，叙妓院、私娼、、戏园、茶馆、掷包、洋货摊等骗局凡六十则，每则配有插图一幅。等。尽管狭义的黑幕小说大多肇始于报刊的黑幕征集，但它们皆具有现代意义上小说所需的人物、情节、环境等诸要素，因而笔者认为仍可归入小说范畴。

“五四”前后，随着黑幕小说的兴起，一场文学界大讨论亦拉开了序幕。以周作人、钱玄同、罗家伦等为代表的新文学家认为黑幕文字为流毒社会之诲黑、导黑教材，大力声讨、口诛笔伐。钱玄同《“黑幕”书》、志希（罗家伦）《今日中国之小说界》、周作人《论“黑幕”》及《再论黑幕》等文。1918年，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也“劝告小说家勿再编写黑幕一类小说之函稿”，力陈黑幕小说之弊，“核其内容，无非造作暧昧之事实，揭橥欺诈之行为。名为托讽，实违本旨。况复辞多附会，有乖实写之义；语涉猥亵，不免诲淫之讥。此类之书，流布社会，将使儇薄者视诈骗为常事，谨愿者畏人类如恶魔”《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关于不再编写黑幕一类小说致作家函》，转引自严家炎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二卷（1917—192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9页。。而著名学者杨亦曾、戏剧理论家宋春舫等则大力为黑幕小说辩护，认为“黑幕小说是文学进化上产出来的，是改良社会必须的，并且没有不道德的地方”杨亦曾：《对于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劝告勿再编黑幕小说之意见》，载芮和师、范伯群、郑学弢《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知识产权出版社、海峡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55页。。本文认为，作为由中国近代都市催生的一种特殊文学类型，黑幕小说在文学史上留下短暂而深刻的痕迹，虽具有明显的缺陷，但在揭露社会乱象的及时性与深入性方面可圈可点，有必要将其置于城市近代化及近代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对其社会语境及文化价值加以重新审视。

一份报纸引发的文学浪潮

黑幕小说的狂飚突起源于1916年9月上海《时事新报》开辟的“上海之黑幕”专栏，该专栏向社会悬赏、征集揭橥上海各界魑魅魍魉、罪恶渊薮之时文，由此揭开了轰轰烈烈的黑幕文学浪潮。一时，应者如云，文字迭出，笔锋所及几至旧中国每个阴暗龌龊之角落。因黑幕小说高举摘奸发核之大旗，因而读者反响热烈，盛况空前。其他报刊杂志见此亦纷纷跟进，如《申报》于1917年登载“黑幕小说”征文启事，欲“将中国各省各界黑幕之事业探缉真实，编辑成书，以行于世，名其书曰中国黑幕大观”《申报》1917年12月“黑幕小说”征文启事，转引自陈文新主编《中国文学编年史·现代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1918年，随着《绘图中国黑幕大观》的正式出版，黑幕文学运动达到了高潮，并渐呈走火入魔之势，“诲淫者有之，攻人隐私者有之，罪恶昭著，人所共见”《时事新报》1918年11月7日。，因而引发了以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罗家伦等新文学运动健将的激烈批判。1918年9月，教育部“劝告小说家勿再编写黑幕一类小说之函稿”，同年11月7日，《时事新报》裁撤黑幕栏通告，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从此式微。然而，其搅起的揭黑浪潮仍旧余波未平，对“五四”后的现代文学乃至21世纪的当代文学仍起到了一定的辐射作用。

本文作为讨论中心的两部小说与《时事新报》的黑幕悬赏亦有极大关系。《上海秘幕》出版于《时事新报》黑幕悬赏后两个月，其体例及内容也与该报“报余丛载”之“黑幕大批露”、“小黑幕”相同，笔者认为这不是一个巧合，而是一个文学营销策略。而《北京黑幕大观》的作者则直言其为《时事新报》之黑幕悬赏引发灵感而创作了这部小说。

黑幕征集只是导火索，晚清近代社会转型期产生的诸多社会矛盾，城市畸形扩张所带来的副作用，报刊及文学作品的商业化运作需要，市民阶层求新鲜、求刺激、求消遣的阅读诉求等各种因素，皆为黑幕文学的爆发作好了充分的准备，而上海、北京这两座融文明与堕落、发达与落后、繁盛与贫穷于一体的近代双面城市正是滋生黑幕进而引发黑幕文学热潮的最佳场域。

双城黑幕述略及比较

近代黑幕小说经“五四”等运动的狂暴洗礼，几至被赶尽杀绝之境地。《上海秘幕》在国内已难觅其踪，当年黑幕小说的大本营上海也只保存了为数相当有限的几种黑幕说部。笔者有幸在荷兰莱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觅得汉学家戴闻达教授所藏之《上海秘幕》。

《上海秘幕》一函四册，封面均为一捧花微笑女子之照片，照片上方为苍奴题签之“上海秘幕”四字。书无序跋，不分章回，每册扉页印有该册篇目及作者。该书由一社出版部发行于中华民国六年，作者多达二十余人，既有黄花奴黄花奴与花奴似为同一人，写情小说《凤仙无恙》、哲理小说《心潮》同署“黄花奴”及“花奴”，另署名黄花奴之小说《江山青峰记》（又名《红羊轶闻》，出版于1917的国华书局）似为署名花奴之《莺魂唤絮录》（红羊佚事）及《紫罗衫记》（红羊佚史三）等小说之合成本。、梦梦生署“梦梦生”之小说有《富》、《缪夫人》、《秋风秋雨》、《双玉镯》等。、药聋署“药聋”之小说有《悍姑》、《离鸾别凤》、《情场悲剧》、《双鸳井》、《三侠记》、《滑稽游记》等。、履冰署“履冰”之小说有《东京梦》、《鬼影》等。这些较为知名的小说家，也有名不见经传的瘦峰、懺孽、华玉等业余作者。全书所有故事均以“秘幕”为题，内容驳杂，涉及流氓、拐骗、医生、买办、娼妓、乞丐、赌徒、僧道、车夫、女巫、佣人、侦探、女学生、拆白党、掷包匪、新剧家、姨太太、翻戏党等人物，以及官场、花会、旅馆、、尼庵、书场、药店、番菜馆、旧戏馆、夜花园、游戏场、拆字摊、慈善业、函授学校等社会各界，琐碎而写实，尤其贴近百姓生活。每则故事短则三四百字，长则近千字，行文中偶有夹注。

《北京黑幕大观》共六册，作者署“不幸我生喋喋”，由上海广文书局出版于民国七年。全书凡六卷三十回，扉页有包天笑题签之“鬼趣”二字，正文前有“海上漱石生”（孙家振）戊午（1918）序、刘坡公民国七年序及目录，另有“梦花馆主荫香”眉批，现藏上海图书馆。小说采用了传统章回体形式，每回回目为十六字对偶句。小说具有明显的自传性，以“我”在北京的宦海生涯为线索，展现了清末民初武昌起义、清帝退位、民国建立、袁世凯窃权称帝、张勋复辟等重大历史事件，同时细述了其亲见亲闻之宫廷、官场、议院、军队、妓院等黑幕。

两部小说虽皆以揭黑为主旨，然其出版体例、行文风格、反映的黑幕内容皆有较大差异，《上海秘幕》属上文所讲的狭义黑幕范畴，而《北京黑幕大观》则为社会谴责小说。

《上海秘幕》采用报章体，不分回目，以“XX秘幕”命名所叙故事，各则之间相对独立，篇幅短小，每则正文前皆以三五短句提示故事梗概。通篇使用浅近文言，偶尔夹杂苏白方言。作者众多，叙述风格不一，质量略嫌粗糙，与报章黑幕征文之汇编本极为相似；而《北京黑幕大观》则为长篇白话小说，采用传统说部的叙事策略，从第一人称叙事者“我”的视角出发，历述“我”于北京任职法部主事前后耳闻目睹的社会各阶层种种黑幕。小说以时间为序依次叙来，回末均以两句七言短诗总括该回内容或提示下回情节，并多用“话说”、“且听下回分解”、“且待下回再记”之类话本套语。眉批以臧否小说人物、评论故事情节、溢美写作技巧为主。

《上海秘幕》的作者多为一社成员，是一群社会中下层文人。他们生活在素以西方文明窗口著称的上海，关注更多的是这个五色染缸底部的黑色沉渣，因而，社会底层人物如娼妓、流氓、骗子、车夫、乞丐、扒手、瘪三、僧道等成为秘幕的主角，他们的行骗行为和手段甚至成为当时上海的城市流行语。如“淴浴”是、老鸨常用的一种谋财手段。拆白党是结伙成党、以色相行骗的流氓，奉行吃白食、看白戏、睡白觉“三白主义”。翻戏党是巧设圈套、骗人钱财的流氓集团。嚇诈党则是软硬兼施，用暴力明火抢劫之犯罪团伙。《上海秘幕》叙银楼总经理某公于妓院结识衣着华丽、器宇轩昂之嫖客三人，酬酢往来，遂成至交。一日此三人来银楼选购首饰，于光天化日之下持枪劫去价值两千三百多大洋之金银珠宝，该公遇上翻戏党也。

另外，上海是中国最早接受欧风美雨洗礼的城市之一，随着西方文明进入中国，一些新生事物却异化为投机诈骗者假手之对象，出现了诸如保险业、函授学校、女子学校、洋行买办、新剧院、番菜馆等黑幕。番菜馆除宴饮宾客外，还特设密室专供欢会；函授学校多为不法之徒冒充留洋博士，托庇租界，拼凑油印讲义以获厚利；骗保黑幕则多为不义之徒自编自导火灾骗得巨额保费；洋行买办多半是洋人之走卒，为一己之私利，克扣低级职员薪金，甚至不惜损害国家利益；学校本为一方净土，而滑头女学生却借自由恋爱之名，四处售色，骗人钱财；所谓新剧家舞台大显“吊膀”手段，勾引富翁姨太，从而人财两得……总之，上海之秘幕光怪陆离，林林总总，琐碎而又日常，呈现出浓郁的海派特色及市民气息。《北京黑幕大观》的作者身处国家政治中心，且于法部任职，故其关注点更集中于政界之黑幕。除全景式再现清末民初历次重大政治事件外，小说着重揭露晚清及民国官场之重重黑幕。朝代鼎革并未带来官僚体制的改革，袁世凯把持的民国官场腐败依旧。作者为此总结出北京求官门径，曰烧冷灶、趋热路、拜老师、作干儿、广结交、换贴子、认同宗、走内线，并对每一条门径都作了真实精彩的描写：

托人走了门路，通了线索，探听贵客嗜好古玩，则送以金石书画；爱宝物则送以珠玉等品。但不可当面送去，致触其忌。因贵客既贪利又爱名，要避得贿的嫌疑。如送金钱入内，更须掩耳盗铃。或将汇票夹入条陈中当面呈递，或将金珠藏在食物内遣人馈献。只等贵客赏收或有效验，然还未能一定，最好窃听贵客得宠的姨太太心爱何物，我即以何物送之。密陈自己的意旨，效力方觉大些。但非善于运动者，曷克臻此。不然所托非人，难免金掷虚牝，石投大海了。《北京黑幕大观》第十九回，第四册，上海广文书局民国七年版，第65页。

作者对行贿法门的描述可谓一针见血、鞭辟入里。袁世凯临时政府参众两院成立后，议员在政治上却庸碌无为，面对袁世凯倒行逆施之举竟然束手无策。北洋政府法部总长马世雄和检察厅长柏效廉热衷于去椿树胡同私窠子寻花问柳，并为一而醋海生波，以致动用警察寻隙蹈瑕，声名扫地；财政部长郑敬陶才识平庸却贪婪成性，抱定“千里为官只为财”之宗旨，最终因恃权纳贿及权力派系间的矛盾而锒铛入狱。

除了政治与官场黑幕，喋喋生也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弱肉强食、尔虞我诈、人欲横流的北京市民社会。孤女小喜子迭遭家变而堕落平康，因不善倚楼卖笑、应酬嫖客而被老鸨日打夜骂，最终落入人贩之手，此生难逃为奴、为妾、为土娼之厄运。广化寺方丈清朗六根未净、四大难空，骗娶良家女子慧敏在寺外另筑香巢，后因身份败露而夫妻反目，居然休妻另娶。此外，篾片、念秧亦作“ 念殃 ”，方言，谓以甜言蜜语和貌似忠谨之行做成圈套，诈取行旅财物。泛指设圈套诱骗他人。也是京城市井黑幕的一大特色。

城市黑幕从一个角度透露出了上海、北京两城不同的城市气质。上海黑幕多与女性相关，沪上文人下意识地将社会动荡或男性美德失堕的焦虑投射到女性身上，同时黑幕上频现的女性身影又凸现了上海城市的阴柔气质；而北京黑幕展现的多为不同政治集团间的角逐，如袁氏父子苦心经营洪宪王朝、张勋的复辟闹剧等，男性是北京黑幕的绝对主角，体现了政治之都的阳刚气质。

此外，《上海秘幕》一书洋溢着浓重的商业气息，四册书中共插入八则广告，大部分为书刊广告，另有一则“三角版中国牙粉”的广告。最值得一提的是，第二册上还刊登了一则黄花奴《他之秘密——上海拆白党之黑幕》的小说广告：

书叙上海拆白党之秘密，描写流氓浪子莫不各如身分，至运笔之不落痕迹，行文之反扑出奇，尤属近来小说界中甚少见之名著。最难能可贵者，篇中大半苏白吴侬软语，素为国人所醉心。手此一篇，不啻同绝世妙人儿晤谈斗室中也。都十万言，洋装一册，定价大洋六角。发行者上海城内九亩地富润里广育书局，代售处：一社出版部、各省各大书坊。《上海秘幕》第二册，荷兰莱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本，第72页。

黄花奴是《上海秘幕》的编辑主任，一位热衷写作黑幕小说的“鸳蝴派”作家。而此类商业广告在《北京黑幕大观》中则难觅踪影。这也形象阐释了发行者不同的营销观念及对市场的敏感度。黑幕作者之特性

由于狭义的黑幕小说源于报刊征文，且内容重在抉摘弊恶，因而其作者群具有流动性、匿名性、趋利性等特点。流动性具有两层意思，一谓颇多黑幕并非职业文人，而是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市民，因受黑幕悬赏之启发而触动相关生活经历，一时兴起撰写或口述黑幕小说，其中不乏揭人隐私以报仇隙者。他们的文学水准参差不齐，有些稿件常需编者修改润饰；流动性二谓一些并不擅长谴责、揭黑题材的小说家受这股文学浪潮的影响，也来客串黑幕小说。如梦梦生是典型的言情小说家，有过《双玉镯》、《富》、《秋风秋雨》等署名小说，笔者怀疑此“梦梦生”即为著名小说家张恨水，有较多资料证明张用过“梦梦生”这一笔名董康成、徐传礼：《闲话张恨水》有云“另外他（张恨水）还刻有‘东郭文丐’图章一枚，又曾戏称过自己为‘梦梦生’。”黄山书社1987年版，第23页。 另据《张友鸾纪念文集》记载，“后友鸾叔到乡间小住归来，见壁上又增一绝云：‘谁将心事托微波？玉体横陈似此么？我是烂柯山下客，转难面壁作维摩。’友鸾叔说，此诗最清丽，为打油诗中上品，署‘梦梦生’，不知为谁。细辨其字，乃知是恨水老大哥。”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页。。如这一猜测属实，便更可坐实梦梦生为言情小说家。当黑幕文学浪潮掀起后，梦梦生也积极参与，仅在《上海秘幕》中，署名“梦梦生”之文就有18则。此为言情小说家客串黑幕小说之例证。 匿名性不仅为黑幕小说，亦为清末民初小说作者群之特性。尽管梁启超等人曾于晚清发起“小说界革命”，将小说地位提升到经史、语录、律例之上。然而千百年来鄙薄小说的传统偏见无法消解于一时，很多文人仍喜用化名来撰写小说，再加上黑幕小说揭黑、揭秘的特殊性，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匿名在所难免，更不用说某些欲以揭黑幌子实施人身攻击之不良作者。《北京黑幕大观》及《上海秘幕》之作者均用化名，前者“不幸我生喋喋”可能姓江，吴人《北京黑幕大观》“刘坡公叙”：“江郎喋喋，吴下士也。少年英俊，著作等身。”，曾先后在山东、北京出任过知县、主事等小官，小说作品极少，署名“不幸我生喋喋”或“喋喋”者目前仅见《北京黑幕大观》及《村学究》两种，因而可以断定其为一业余小说作者。但《北京黑幕大观》的两位序者则颇有名气，前者为海上著名报人及武侠小说家孙家振，有《海上繁华梦》、《苦社会》等十余种小说存世。后者为民国著名诗人、词人刘坡公，有《学诗百法》、《学词百法》等著传世。而《上海秘幕》之作者多达二十余位，其中白沙黄花奴（亦称黄花奴、花奴）、履冰、梦梦生、药聋等均为相当活跃的小说家，同属文学社团“一社”。尤其是署名“花奴”之小说，约有四十余种，题材涉及言情、革命、义侠、侦探、滑稽、军事等各领域。另，药聋也有《悍姑》、《离鸾别凤》、《情场悲剧》、《双鸳井》等多种小说，履冰有《东京梦》、《鬼影》等小说，但因皆用笔名，故其姓氏、生平难以考证。 趋利性指报人及作者投读者之所好、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运作模式。平襟亚在《上海出版界琐闻》中多次提及出版社及作者为谋利而粗制滥造小说之事参见上海文史馆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地方史资料》（四），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第237-238页。。《时事新报》自1916年9月1日发起黑幕悬赏后，引起极大社会反响，报纸销路大增。编辑钱生可为增加销量，使每篇录用征文粉墨登场三次：首先在报上刊登，然后以单张或丛书形式再次发表，年终再汇总成书出版。即便这样重复销售，黑幕书仍购销两旺。包天笑在1918年所作的小说《黑幕》中曾说：“上海的黑幕，人家最喜欢看的是里的黑幕，烟窟里的黑幕，堂子里的黑幕，姨太太的黑幕，拆白党的黑幕，台基上的黑幕，还有小姊妹咧，男堂子咧，咸肉庄咧，磨镜子咧……说也说不尽。要是就这几样，做出来要比大英百科全书还多。定价略贵些，还可以卖预约券咧。”庞大的消费市场及可观的利润令出版机构趋之若鹜，《上海秘幕》就有明显的杂凑及仓促出版之痕迹。需求量的增加必定推高稿酬，故众多“鸳蝴派”小说家皆乐意客串黑幕。而业余文人更不会放过这种名利双收的机会，正如钱玄同所云：“此种书籍盛行之原因，其初由于洪宪皇帝不许腐败官僚以外之人谈政，以致一班‘学干禄’的读书人无门可进，乃做几篇旧式的小说，卖几个钱，聊以消遣；后来做做，成了习惯，愈做愈多。别人见其有利可图，于是或剪《小时报》、《探海灯》之类，或抄旧书，或随意胡诌，专拣那秽媟的事情来描写，以搏志行薄弱之青年之一盼。”钱玄同：《“黑幕”书》，载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史料部分》，第103页。钱氏之言意在诋毁黑幕文字，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他讲到的黑幕小说有利可图却是不争的事实。作为文学作品之黑幕小说

1城市黑幕小说产生之必然性

城市发展对传统价值坐标及思维框架构成的剧烈冲击是黑幕小说产生的原因之一。揭黑小说实质上是传统儒家文化反城市话语体系中一种较为直接和快捷的文学形态。积淀了几千年的农业文明与兴起未久的近代城市文明在价值坐标中呈现出正反两极之态势，具体表现为与自然的和谐及对立、人际关系的亲密及冷漠、人性的自然及矫饰、价值观念的凝聚稳定与分裂驿动，等等。高速扩张的城市带给传统文人一种前所未有的心灵失重及漂泊感，城市金钱本位的价值观与儒家文化重义轻利的观念背道而驰，“于是在都市对乡村的一系列强硬对话中，一种近乎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被建立起来：都市——物和欲的象征，是‘人性丑陋’的供养地；乡村——情与真的故乡，是圣洁灵魂的寄附处” ④ 叶中强：《从想象到现场——都市文化的社会生态研究》，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因而近代城市小说普遍存在着一种反城市倾向。乡村美好、都市罪恶是许多黑幕作者的固有想象或原始记忆，他们将黑幕的产生归咎于城市的快速发展：

世界愈繁华则人类愈庞杂，人类愈庞杂而狡诈之徒乃盘踞社会，日肆其鬼蜮之技，黑暗竟无天日。故英之伦敦，法之巴黎，世传为神奸巨慝荟萃之所。见之译本小说者不一而足。以伦敦巴黎皆为都会，若辈易于匿迹，且易于诪张为幻。愤世嫉俗者因箸为小说以痛揭之也。京师为我华冠盖之区，其繁华与伦敦、巴黎埒，而人类之纷杂则更过之。上而官僚政客，下至优伶娼妓，日营营于富贵利禄之途，欺世盗名者有之，设阱陷人者有之，贪婪违法、窃柄乱国者更有之。至若夤缘奔竞之流，狗苟蝇营之辈，其种种作奸犯科尤不可以偻指计。《北京黑幕大观》“海上潄石生序”。

孙家振所说的“繁华”意指城市的高度物质化，而“物不仅构成了都市的形式，亦演化为都市的内容——一个物化的世界和物化的人生”④。这些文人一方面享受着都市繁盛便利的物质文明，一方面又痛感精神家园的无处可寻，于是采用谴责及揭黑的形式来反叛、逃离物化的都市，宣泄心中的失落彷徨及末世情怀，“都市生活提供的益处越多，都市文人对它的诅咒越多。把自然理想化，哀悼乡村纯洁的丧失，在浪漫主义运动中达到了高潮”Roy Porter，London： A Social Histo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60.。

社会动荡、政治腐败也为黑幕小说的产生提供了充足、鲜活的素材。晚清近代的中国处于王纲解纽、政权更迭、列强环伺的社会转型期，官僚体制腐败、自然经济解体、城市流民剧增都为黑幕小说的产生提供了丰厚的土壤。“纵目社会，在在黑幕高张，商界则机诈万端，女界则怪态百出，政界则蝇营蚁附，军界则虎噬狼吞，以视当年有中无已。‘信义’两字，何须计及，‘廉耻’一道，久已无存。”海上说梦人：《新歇浦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现实的黑暗唤醒了传统文人固有的使命感与责任心，尽管思想的局限性影响了他们对黑暗根源的深挖与探索，但他们仍迫切希望以黑幕文字揭发时弊、暴露丑恶，“士君子不得志于时，手无尚方斩佞之剑，而乃污此干净之笔墨与一辈羶腥恶物争胜负，使狐鼠不能用其诈，鬼蜮不敢藏其奸” 《北京黑幕大观》“刘坡公序”。。客观地讲，大部分黑幕作者的初衷在于揭黑警世，明知个人力量微薄，仍然希望能以拳石杯水振狂澜、挽末俗。不能以部分黑幕末流的丑诋私敌而抹杀这一文学浪潮在当时社会背景及文化语境中所起的正面影响。

最后，黑幕小说又是满足创作者及接受者窥恶、窥淫及审丑心理的必然。偷窥，是人类欲望表征之一，“每个人的潜意识中都有偷窥他人的欲望”[奥地利]弗洛伊德著，孙名之译：《释梦》，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43页。。揭黑小说实是典型的文学窥恶现象，与伦理习俗、传统观念及社会禁忌密切相关。从作者的角度来讲，时代浪潮的冲击使他们经受了身心双重拷问，一方面试图固守忠孝节义的传统道德底线，一方面又备受来自人欲横流物质世界的诱惑，于是将这种矛盾与困惑倾注于窥恶书写，偷窥黑幕的同时揭开自己人性深处的阴暗丑陋及被压抑的欲望；从读者的角度来讲，对黑幕小说的追捧更表现为一种好奇之窥及欲望之窥。“探索与好奇，似乎是一般人的天性，对于神秘微妙的事物，往往是大家所熟悉关心的注目对象。”刘安彦、陈英豪：《青年心理学》，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94年版，第269页。官场、妓院、赌窟对很多读者来说是陌生的场域，距离感产生好奇心和吸引力，对黑暗秘幕的好奇、对声色犬马的欲望，在阅读过程中得到了充分释放，从而实现潜意识中不同程度的欲望满足及审丑想象。正如近代教育家、思想家罗家伦所云：“推求近来黑幕小说派发达的原因，有最重要的两个。第一是因为近十几年来政局不好，官僚异常腐败。一般恨他们的人，故意把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家庭，描写得淋漓尽致，以舒作者心中的愤闷……第二个原因是为了近来时势不定，高下两类游民太多。那高等多占出身寒素，一旦得志，恣意荒淫。等到一下台，想起从前从事的淫乐，不胜感慨。于无聊之中，或是把从前‘钩心斗角’的事情写出来做小说，来教会他人……那下等游民，因为生计维艰，天天在定谋设计，现在有了这种阴谋诡计的教科书，为什么还不看呢？”志希：《今日中国之小说界》，载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史料部分》，第97-98页。罗家伦之言或多或少揭示出了黑幕小说作者及读者群体的心理特征。

2黑幕小说之文学功能

黑幕小说首先是时事文学，对当时社会发生的丑恶事件，不分巨细作出了迅速及时的反映，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和新闻性。如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分别发生于1915年12月及1917年6月，但这些倒行逆施的政治事件已在1918年6月出版的《北京黑幕大观》中得到了生动详尽的刻画。以小说的形式对重大政治事件进行及时反映，有助于读者窥破隐藏于其后的重重内幕，了解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博弈，从而拥有一双洞悉当下及将来时局的慧眼，“非特足以垂戒当世，并足以示儆将来”《北京黑幕大观》之“海上濑石生序”。；《上海秘幕》中所写的各类大小秘幕可以说每时每刻都在大街小巷发生着，而“政府不管，社会不论。这是我国社会极不平的一件事情。我们文人，有闻必录，乃是天职，只好把社会罪恶，做一部写真录，叫作黑幕小说，供社会人大家看”杨亦曾：《对于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劝告勿再编黑幕小说之意见》，载芮和师、范伯群、郑学弢《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第157页。。很多黑幕作者本身就是新闻记者，因“科举废除断绝了士人的晋身之路，他们只好委身洋场，卖文为生，从事传统看来听短问长、播弄是非的卑贱职业”江文君：《无冕之王：近代上海的新闻记者》，《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4期。。将每天发生于城市的奇闻怪事刊布于报纸的同时顺手编为黑幕文字，对于记者来说是件一举两得、广拓财路的易事。因而包天笑《黑幕》一文中还有书局经理向作者传授创作黑幕书的“高招”：

你要看报时，就留心报上的本埠新闻和那种小新闻，这里头就有许多黑幕在内……那报上所登，不过寥寥三数行，他便装头装脚，可以衍长至一万余字，至少也得数千字。全在无中生有，移花接木，加上许多佐料。你别小觑那报上所登寥寥三数行，这便似药房所卖的牛肉汁一般，只用得一茶匙把开水一冲，便冲成一大碗。做黑幕的，他就用这个法子。你想上海之大，奸盗邪淫之多，社会之复杂，一天里头，总有一条两条够得上做黑幕材料的，这可不是用之不尽，取之无竭吗？

虽然包天笑主观上意在揭露部分黑幕书的粗制滥造，但在客观上也传导出这类小说的新闻性及时效性。

黑幕小说还是谴责文学。大部分作者抱有“悯世运之阽危，忧人心之陷溺” 《北京黑幕大观》之“刘坡公叙”。之心，希望用燃犀烛怪、铸鼎象奸之笔揭黑揭丑，达到“或知所警而不敢妄为，或知所备而不为所陷”《中国黑幕大观》序四。的目的。其隐刺世俗之苦心确也产生过较强的社会效应，因而宋云彬在致钱玄同信中惊叹：“有一位书业中人对我说，黑幕书销路之广，出人意外。那些正当杂志，如《科学》等，购者反寥寥无几。”钱玄同、宋云彬：《“黑幕”书》，《新青年》1919年1月第6卷第1号。黑幕文字虽然缺少文采和叙事技巧，但至少给读者以警示与参照，给黑幕制造者以棒喝及告诫，“可比做一个警火钟，把钟敲，这些人都知道警戒，若没有钟，火来了还不知道呢。我们读过黑幕小说，就不敢恣心妄想，吊膀子，打野鸡；因为这样事很危险。故黑幕小说，是普渡众生，指导迷途的利器”杨亦曾：《对于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劝告勿再编黑幕小说之意见》，载芮和师、范伯群、郑学弢《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第157页。。然而，无可否认的是，黑幕作者担当不起改变社会体制、肃清黑幕根源的重任。连周作人也承认，“做这样事，须得有极高深的人生观的文人才配，决非专做‘闲书’的人所能”仲密：《论“黑幕”》，载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史料部分》，第107页。。然而，大部人黑幕小说作者，如那些混迹洋场的中下层文人，他们就是做闲书之人，而非政治家或思想家，他们能自觉地在闲书中揭示社会毒瘤，曝光其溃烂腐败，发泄忧世愤俗之感，以期达到警醒世人之目的，已算是尽了他们作为文人的良知和贡献了。

黑幕小说更是写实文学。蔡元培在为《中国黑幕大观》序中曾云：“前于各报广告栏见黑幕大观，意为近世写实派小说一流。”路滨生：《中国黑幕大观》，蔡元培序。确实，黑幕小说具有很强的写实性，尽管它们呈现的社会面多元而复杂，有时也不乏夸张讽刺的笔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不论宏大的皇城还是细小的里弄诈骗，大多能做到还原复杂多变的时代、再现现实生活的原型，“这些黑幕小说所叙的事实，颇与现在之恶社会相吻合”钱玄同：《“黑幕”书》，载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史料部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03页。，给后人留下了处于社会转型期的近代城市详细而鲜活的素材。即便是黑幕派的坚决反对者周作人，也不得不承认其写实性，尽管他对黑幕所实录的内容却并不认同：“但这种实录的东西（这单说所指的实有其人；描写的事，自然也是虚构），比虚构的更为恶劣；因为中国人好谈人家闺阃的这个坏脾气，十足发露了。”仲密：《论“黑幕”》，载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史料部分》，第106页。其实，黑幕并不全是实录别人的闺阃之事，其触角深入社会各个阴暗角落，慧眼识奸、热心救世之作者不乏其人。因而，笔者认为不宜对此类小说作简单武断的抹杀，斥责其在文学价值上“不值一文钱”仲密：《论“黑幕”》，载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史料部分》，第103页。。

3黑幕小说对现当代文坛之辐射及影响

兴起于20世纪初的黑幕文学浪潮对现代乃至当代小说界都产生了较大的辐射及影响。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狂澜横扫黑幕及鸳鸯蝴蝶派小说，文坛一时谈“黑”色变。然而，揭黑小说的余波始终延绵不绝。冷眼热血出版于民国十年的《新黑幕大观》、醉眠山人梁纪佩出版于民国十一年的《广东黑幕大观》、李绍忠出版于民国三十四年的《上海与上海人：上海内幕》等小说可视为“五四”以后黑幕浪潮的余响；更多的小说家则摒弃了专事、堂子、台基、姨太太、拆白党的狭隘文字，将目光到更为广阔深远的政治、教育、商业、官僚体制等社会问题，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李定夷的《新上海现形记》、陈逵九的《袁政府秘史》（恶探黑幕）、朱瘦菊的《歇浦潮》、网珠生的《人海潮》、向恺然的《留东外史》、陈辟邪的《海外缤纷录》等，都在试图涤荡沉积在国人精神及传统文化深处之污垢，重塑一个清明洁净之文明社会。

黑幕文学对改革开放以后的当代文坛也有相当的辐射作用。20世纪末，一种以描写官场生涯或政府官员日常工作生活的小说渐成气候，如《官场》、《出局》、《秘书长》、《挂职》、《驻京办主任》、《领导司机》、《省长秘书》、《党校同学》等，这些“官场小说”以揭橥当代官场之黑幕为能事，生动再现了权力纠缠中角逐、虞诈的当代官人，受到了广大读者的追捧，成为图书市场一枝畅销奇葩。稍后，商业揭黑小说亦大举进军文学市场，王晓方的《大房地产商》巧妙地融合了2007年最引人注目的拆迁、钉子户、无良地产商以及各类官员等元素，揭出了人性之恶及与房地产业相关的诸多黑幕。同类小说还有乔萨的《原罪》、阳德鸿的《开发商》、王强的《圈子圈套》、郑涛的《破冰》、付遥的《输赢》等。近来，“黑道小说”又大行其道，《黑道风云20年》、《打黑》、《黑道悲情》、《狱霸：我躲猫猫的故事》、《我的黑道男友》等小说层出不穷，网络上还出现了黑道小说写作接龙，令玄幻、青春、言情类小说黯然失色。或许不久，文学界又将掀起一轮是“揭黑”还是“诲黑”的大讨论。结 论

黑幕小说作为一种既成的文学事实，自诞生之日起便承载着“共除人道蟊贼，务使若辈无逃形影，重光天日而后已”《时事新报》1916年9月1日。之作者自我期许及社会殷切期望，但事实上，黑幕仅是城市消遣、娱乐性文学之一种，其消费价值甚至超过了社会价值，因而想象与现实之间产生了较大的差距与矛盾，导致期望愈大、失望愈大的结果，乃至被责为诲淫盗、揭隐私、无中生有、夸大事实之文学败类。应该承认，黑幕小说同晚清民初谴责小说一样，具有许多不足之处，如辞气浮露、笔无藏锋、言过其辞、迎合时人嗜好等。然而如果我们持客观公正的态度，不偏激、不片面地审视其产生的时代背景、文化语境及城市文人心态的话，黑幕小说自有其出现的必然和存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