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思良,先让灵魂登岸

教育，与谁共鸣？

曾让学生作文，命题要求如下：钱钟书有《写在人生边上》，刘亮程有《我今生今世的证据》，在18岁门槛上，请补充并写作“，我今生今世的证据”。学生填写的内容大致类同：“奋斗，我今生今世的证据”、“坚强，我今生今世的证据”、“学习，我今生今世的证据”、“记忆，我今生今世的证据”……

太宏大的用词，太冰冷的表达。不禁倒吸一口冷气：何似在人间！

生命，竟在思索间滑向空洞，丧失了生命本应有的冲动、激情、力量、跋扈和深度。

我思，故我忘，这真是知识教育的一种灰暗！

我们曾经和正在强调着生命教育，强调教育要为学生的人生奠基幸福。而我们的学生却在形而上的知识的攀爬中走向了生命的荒疏。今天的学生，他们对自我的需求与定义茫然无知，他们不了解自己，就像他们从不曾了解他人，他们是自己“最熟悉的陌生人”。肖川说：“我们的教育无助于学生生命尊严的提升，却有愧于学生生命尊严的失落。”我们今天的教育，更多的是让学生学会了消灭生命知觉。

我们的教育甚至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思想文化的普泛的尴尬：当代文化灵魂的集体失语。王培元先生如是陈述传统知识分子形象：“在政治压力面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如西方知识分子那样奋起反抗，而是忍耐、等待、挣扎，退回到自己的内心，惟以沉默的超重的工作体现自身的价值。”今天，顾彬说：“迄今为止，21世纪中国文学似乎面临着许多内在的问题。”而其中最大的问题，他认为是一些中国作家缺乏意志力，不能为他们的艺术忍受磨难，而是去为商业世界服务，且无文学规范：“无规范，则无艺术；无规范，则无道德。”无怪乎徐中玉教授也要为中国知识分子集体的“过分自律”而慨叹。

教育，正在以什么为核心？难道除了在教育的皮相里累积与卖弄，我们再无可陈？

身份认同：公共知识分子的良心

在《教育不是良心活儿》中邓梁说：“如果我们仅从目前某些方面的一些进步就觉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必然会减少对教育深远影响的思考。把教育当做良心活儿，无疑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近视’。把教育当做良心活儿，很多时候，是面对教育失败的一丝难言无奈；是面对教育失败的一声被动叹息。”

“教师”首先应该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他应从知识分子的立场坚守自我精神的纯洁性与崇高性。萨伊德说：“知识分子的本质就是流亡者、边缘人、质疑和批判的角色。流亡不是一般意义的物理概念，而是一种面对存在而在心理时空建立起来的生存态度。”流亡意味着边缘，边缘意味着独立和质疑，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拒绝附和从属，永远不让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他们正如卡尔曼海姆所说：“不隶属于任何阶级，他们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的立场、观点，努力追求一种非偏狭的视野。”所以，惟有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才能够用自己的心灵去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也惟有心灵自由的知识分子才能探索到真正能使人类进步的真理.他们不知疲倦，执着探索，永不安居，永远在路上。

教育之维：建构生命品质

罗曼罗兰说：“一个活生生、具有相当价值的性灵，比伟大的艺术品还可贵。”

教育，如何建构生命品质？

给予生命自由――

给予生命自由，并非形而下的放任，而是基于良知的人性的认知与执着。每个生命都有极大的潜能与弹性。俄国诗人尼古拉马克西莫维奇明斯基说，给予辛劳不已的人生以安慰的，不是来自哲人的著作，也不是来自诗人甜蜜的杜撰，不是来自战士的赫赫功勋，也不是来自禁欲者的苦苦修炼。而是来自美好生命的再生：“心灵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循环/看，我又回到童年的梦幻。”在生命的循环链中，晚年不是落入衰朽，而是与朝日般的童年相接，美甚。

而我们的经验总是太多，孩子们的“自己”总是太少。不能忘记《死亡诗社》中18岁尼尔的纵身跃下，他在另一世界里实践了自己对戏剧的梦想。以“死亡”来明证成人经验的失败，实在是太浪漫而轰烈的悲壮。

我们的规训总是太多，孩子的自由总是太少。当有朝一日我们悲哀地发现，原来幼年朴素的游戏足以休憩我们暴涨的神经，甜美我们干枯的生命，而在后文明时代烦琐的戒律里成长的孩子却连从最简单的游戏里寻找快乐也不会时，会是一种怎样的惊诧。

冲破的逍遥并不只在庄子的梦里。《召南有梅》：“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有梅，顷筐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这是怎样的女子啊!她渴望爱情，把自己比作熟透的梅子，呼唤小伙子们快来采撷。这对爱情的热烈追求，顺乎人性自然发展，不受礼法约束：“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女孩向她的情人热烈着她的爱情宣言，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她们任性、主动、粗犷甚至无理，她们早就是爱情坚定的强者。《有梅》的自然之爱，《溱洧》的坦诚之爱，《氓》的理性之爱，可见古圣人的道德训诫并不牢靠，经不起诗与真的原始野性的冲击。我们今天的训戒，还要怎样去违背真实内心的声音？

培养生命感觉――

培养生命感觉，并非要让学生面对低俗化的生命姿态。原始蒙昧的生命感觉与精神认知的生命感觉不是一个维度。本原意义上的哲学带有哲人个体的生命气质，而不仅仅是知识学的，它关系到人生、希望和信仰。我们今天的教育正是缺失了这种哲学的姿态，才使得这个时代普遍充斥着在后物欲时代里不知所措，物的狂欢与心的沉寂形成巨大反差的现象――甚至在自己的生命意味里从未明白，什么是生命应有的形态，什么是生命极致的美好，什么才是生命真正的权利与责任。

在这时代我们学会了改变感观审美来标榜个性，却未学会提升内质来改塑生命，以至一部分人轻易地结果自己的生命，也漠然地面对他人的生命。在他们缺乏参照与历练的轻而易举的人生里，他们缺失哲学意义上的灵魂自省；从而他们浮华的笔下，从不理会阿多尔诺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时代灵魂巨痛。

和平年代，我们太缺少经典，生命太缺少质量。

教育要深入人心，是需要一点刺心的疼痛的。而我们今天的教育却阅读着轻飘。《中国青年报》载：现代社会虽然提供了越来越完备的有关“生”、“老”、“病”的教育，唯独关于“死”的教育非常缺失。大部分地区、绝大多数学校中根本就没有关于生死、尤其是关于死亡方面的基本教育。有财经评论者这样说：目前最有害的是，让一夜暴富引领社会价值观。“超女”、恶搞等现象是当代经济大环境下人们价值观畸形嬗变的突出案例。一旦主流和传统道德被边缘化，社会就会陷入价值失调和道德焦虑，就难以凝聚起亿万民众的力量，更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改革的成果也可能被消耗。

今天我们读到的更多可能是这样的社会新闻：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知名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说“前几天我在新闻中看到，一个年轻人奋不顾身跳进水里救人，人救上来了，自己却受了重伤，结果最后没人管了。于是，只好打官司解决治病的问题。”

或者读到这样的文化：“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当国家一级作家、诗人赵丽华把这首《一个人来到田纳西》与多首类似的“实验性”诗作在网络上发表时，网民愤怒地诘问赵丽华，“这也叫诗？我一晚上可以写出一千首！”并恶搞：“我／终于发现／我／也能／写诗了”。

与此相反，我们听到来自国外的阅读深度。胡星斗说：“有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人的阅读量正在逐年下降；相反，并不富裕的印度人均阅读量排世界第一。”刚刚从南美访问归来的作家张炜说，南美是出了很多文学大家的地方，也是近20年对中国文学有较大影响的地方，让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沿途所见的浓厚的读书氛围：“这次我们在多个国家转机，在机场等飞机的一两个小时内，我数了数，这些国家的机场内差不多有2/3的人在读书，后来在当地的公交车站，随处所见也都是读书的人。”

多元价值整合尚未完成，传统道德业已失范，在这样一个进亦难退亦难的困窘里，中国式生命遭遇前所未有的尴尬与惶悚。爱默生说：“我们的一举一动、一思一想，都是生命中不可磨灭的痕迹；我们怎样的想，就成为怎样的人。”决定人一生发展的最核心的因素不是别人，而是他自身的主体力量，只有让每一个孩子形成最佳的主体状态，才能使他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而这最佳的主体状态便是孩子阳光生命感觉，它才是影响孩子一生发展的灵魂。因而生命教育的问题质言之是灵魂的问题，精神引领殊为必要。

提及灵魂，不得不提到苏珊桑塔格。对于“死”的关注，构成美国公众的良心最耀眼的品质，看这一段来自她的代表作《疾病的隐喻》里的文字：

“通常情况是，一个人一旦患上癌症、艾滋病之类的病症，便立刻成为另一个物种，立刻被一道玻璃反转门隔离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他不仅要忍受疾病本身带来的痛苦，而且还要承受加在疾病之上的那些象征意义的摧残。不再有人需要他，除非是想拿他做怜悯或贬斥的材料。在熟悉的街道上，他变成了一个异乡人；在熟悉的符号世界里，他仿佛置身异域；在社会通行的各种语境里，他和他的疾病都成为不祥之物。病人本应服用清心散，到手的却只有恶心丸……”

尊重生命本身，正确地面对自身与他人，这是桑塔格一贯核心的姿态――不只是桑塔格才有批评的热情，许多作家和批评家都有同样的热情。但热情并不一定有效……桑塔格的批评是有效的，它将一种公共关怀的热情有效地传递给了公众。她让“政治”回到了日常生活场景，也让公众在日常经验中发现了“政治”，于是“批评”具备了生命关怀的厚重与份量。

突然想起一个主流与边缘的有趣对话，贾宝玉与薛宝钗婚后有这样一番关于“赤子之心”的探讨：

薛：“但自古圣贤，以人品根柢为重。”

贾：“据你说人品根柢，又是什么古圣贤，你可知古圣贤说过‘不失其赤子之心’。那赤子有什么好处，不过是无知无识无贪无忌。我们生来已陷溺在贪嗔痴爱中，犹如污泥一般，怎么能跳出这般尘网。如今才晓得‘聚散浮生’四字，古人说了，不曾提醒一个。既要讲到人品根柢，谁是到那太初一步地位的！”

如何不失“赤子之心”？教育，须要触到灵魂，才是于人真正有效的教育，道德的引入，他律的严守，不外乎成全大而立的“人”。故而，教育思良，先让灵魂登岸！

（作者单位：浙江省温州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