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体制改革与职业精神

依学者研究，1978年以来的大陆新闻改革，总体进程呈“边缘突破”、“上下协商”的方式(潘忠党，1997)，从央视1993年开始的新一轮电视新闻改革的历程来看，这一说法大致不差“东方时空”之用兵早间，恰在时间敏感点的“边缘地带飞“焦点访谈”之可能现身晚间黄金时间，甚至其名称确立，都有“上”的规定和对“下”的认可，由是可以说，新闻改革的这一框架和逻辑，规约着置身其中者的认识和行动，但是反过来，既然有自下而生的“突破”和“协商”，新闻从业者也有可能在体制改革的特定空间里，表达出自身特定的立场和行动。正如舒德森所说，新闻机构对政治的界定，与政治机构对新闻的决定作用，至少应得到同等重要的考察，二者之间存在着持续的互动。

本文正基于此，以孙玉胜的《十年：从改变电视语态开始》(以下简称“《十年》”)为文本，以新闻机构的职业化演变为视角，试图通过话语分析，揭示在当前中国大陆的新闻改革过程中，媒介组织的职业精神(伦理或规范)，是如何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一步步萌发并生长的；以及，在特定体制空间下还面临着什么制约。

改变语态：以新闻为“安身立命的根本”

从媒介组织的角度，“职业化”首先意味着媒介是一个独立的组织，有其特定的职业行为、行业规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与其他社会力量的关系(Schudson，2001)。这种视角至少能帮助理解孙玉胜表达的起点：为什么“十年”是“从改变电视语态开始”?

孙的答案是电视“家庭属性”的发现：观众“人在家庭”，应当是电视从业者对观众最基本的理解和认知，是一切的传播设计与传播目的的起点(孙玉胜，P336，下引只注明页码)。正是“人在家庭”的观众，决定着电视是“平民化’、“大众的”，而非“贵族化”和“精英的飞10年新闻改革的历程由此出发，从“庄严”“神圣”的语态转到亲切平和，从宏大、抽象的“新华体”转到鲜活趣味、世俗口语化的“中新体”(p53)。

《东方时空》在孙眼中是电视管理及运作体制改革的产物(p32)。所谓“管理及运作体制改革”，具体表现为来自“上”的两项政策：经费包干和变“新华体”为“中新体”。“经费包干”的逻辑对于孙玉胜们而言，就表现为：要生存就要实现“让广告收益与栏目互动”，在不可预知中惟一“自己可以把握的”，就是“用以吸引广告注意的节目质量”(p36)。而节目质量的关键，首先就在于对观众特定收视行为、心理需求的把握、判断和有效满足。

于是，在孙的描述中，所谓“电视新闻改革的第一个突破”，就是表现为《焦点时刻》对新闻事件的快速反应就是从增加现场报道、让记者在现场开口说话开始的。孙玉胜从“television”这个词解读出了4个“原本属于电视本质的要素”：同步、现场、真实、过程进而认为，10年电视新闻改革，表现在节目形态上，就是接近再接近这4个元素的过程(p132～135)。不管孙所提炼的“电视本质要素”存在着何种逻辑问题，他的总结至少表明于“语”和“态”，都是要符合电视新闻规律的。

电视作为“技术媒体”的特性，也规定着孙的反思中对职业行为的理解。电子摄录设备、微波和卫星传输系统，以及DSNG(移动式数字卫星传送系统)，使电视记者得以在任何地方第一时间报道新闻，甚至“同步传输”。由是，“传播态度和传播理念”上泛泛的“平等”关系在此具体化为对“职责”的理解：现场记者的职责就是，替观众发现新鲜的事实和现象并告诉他们；不管对新闻有何种解读，事实及其背景本身是既定的和真实的――这正是观众得出正确判断的依据(p142)。

对职责的理解固然基于对电视规律和技术特性的认识，但更是基于对观众、对“平等”关系的深层审视：观众不仅不再是需教化和指导的被动体，而是有着能做出解读并“正确判断”的认识能力；因而，电视新闻从业者便再也无法维系居高临下的“宣传”、“指导”，而是“代表观众走进前方现场”，发现并客观公正地报道“新闻”。用孙的练的表达就是，“新闻，只有新闻，才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p494)。

此种理念不仅渗透、体现在央视新闻评论部具体所制的节目中，还被以制度规约的形式力图发展成为一种组织文化，从“部训”、“誓词”、各栏目的定位，到种种对报道新闻的规章，都已反映出这一新闻职业理念已不再仅是个别人认识上的反思，而是作为组织的规范和理想，起到了如Schudson在其《探索新闻》中所说的“韦伯式”和“涂尔干式”两种功能：即对内凝聚团结、组织控制，对外形成认同区分，维持职业自豪感。 孙之反思的可贵，还在于对原先那种追求“灌输”与“理性”的思维模式从更深处给予批判。无论从政治宣传还是“道德教化”的角度出发，那种并非报道事实，而是向观众灌输、传达概念、本质和意义的所谓“理性”和“深度”，都是有悖电视新闻的知识特性的，因为“电视作为视听传播的工具是向人们传达感性材料的窗口，”(p209)尽管孙的批判失之简单，也未从组织特性等角度说明为何“新闻媒体”只能生产此种知识(Phillips，1977)，但是却为“报道新闻”的职业理念奠定了深刻的认识基础。或与此相关，“一深入，就深刻”，被称为央视新闻评论部“血脉相传的一种文化”(p210)。作为“一种文化”，对“深入”与“深刻”的追求，无疑首先就是一种独立、客观，全面、平衡地发掘事实、报道新闻的职业精神。

总之，“语态转变”最终落在“新闻”上，是“新闻”而不是“宣传”或“评论”，成为关乎存在的“生死问题”。其实质，就是电视新闻从业者独立、自主意识的觉醒，是对职业精神追求与确立的努力。如果将眼光稍微放开一点，此种理念与近百年前中国新闻学先驱们所孜孜以求的“以新闻为天职”说，似有根本一致的旨趣(徐宝璜，1987；邵飘萍，1924等)。

不做“孤军”：体制“渐变”下的职业精神

说以“新闻”为“安身立命的根本”，理念倡导的意味大过现实分析。《十年》对此亦有清醒认识如果不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保持“协调与适应”，单独推进的新闻改革易成无根的“孤军”而退败(p119)。但事实上，一旦“传播态度和传播理念”根本转变，媒介组织与政治、经济力量的关系，乃至组织的内部架构，必然会随之调整。而“协同前进”，在免去退败危险的同时，也对职业精神形成掣肘。

“经费包干”的政策不仅让孙玉胜们“发现”了观众，也获得了小环境下的“经济独立”。在一个“有偿新闻泛滥的年代”，这是从业者“获得尊严”、从事自身职业的第一步(p188)。以更好的新闻提升节目质量，以更好的节目吸引更多的广告，此种经济结构和营运方

式。确为孙所理解的职业精神提供了某种保证，《十年》描述了央视为此制定的种种措施，防止“赞助”、贿赂等交易方式对报道新闻的侵蚀，在组织内部进行诸如“制片人制”、“明星制”等改革，其用意都无非为了从组织到个体的经济独立。

以更大范围来看，上述种种，是大陆新闻体制改革走向“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组成部分。这固然使电视媒体遮蔽许久的商业(产业)属性得以凸显，与职业理念的“尊严”有莫大干系，但当电视台本身成为巨大盈利垄断企业，其将对从业者的角色、职业理念产生何种影响，诸如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所提出的社会责任问题(新闻自由委员会，2004)、莫斯可(2000)所提出的公共服务压力问题，却甚少为《十年》作者关注。

而“事业单位”的性质决定了，“语态转变”自始至终有着“”和“边界”，这一点，从今日“语态依旧”的《新闻联播》即可印证。作为体制内的实践者，孙玉胜对此的深切感触，集中体现于媒体最易与其他社会部门发生冲突的两类新闻报道上，即突发事件和舆论监督。对于此两类报道，在孙看来，电视新闻媒体的职责都在于通过客观、真实、全面、深入的报道，消除人们对环境变动的不确定认知，及时向社会发出强烈、有效的预警信号，形成舆论的力量(p114；310)。由是，基于特定的职业行为和理念，新闻媒体与其他社会部门的关系，首先是“信源――采访”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由媒体汇聚受众意见所形成的舆论监督关系。这样的关系，自是与社会各部门、尤其是党政机关长期持有的媒体认识存在冲突，正因此，《十年》呼吁政府对所控制消息的应符合“即时即地原则”和“递进式原则”，媒体也应建立严格自我约束机制(p313―315)。

如果说，政府改革和媒体自律的呼吁，是为“报道新闻、以供判断”职业精神的维系提供内外两面更好的保证，且具有重大的民主意义的话，《十年》为此呼吁的论证还进一步深化了对职业精神的理解：“给处于弱势但却代表着正义的人以舆论的支持”，是《新闻调查》及其精神兄弟“义不容辞的责任”(p310；150)。换言之，大众传媒不仅是公众维护自身利益的“社会公器”，也是弱势群体的代言者，只是，这些职业精神的实现，都必须建立在“报道新闻”职业行为的基础之上。

至少，孙玉胜对这个“基础”有着清醒认识：新闻业不能承担那些本属行政、司法系统应具备的职能，而应以自身的调查报道，成为行政与法律进入的向导(p113)；《焦点访谈》成功后，一方面有成为“准行政部门”的危险(邓正来，2007)，另一方面“焦点”差不多就是“监督”、“批评”和“曝光”的代名词，甚至有“焦青天”之誉。孙如此反思：更多时候，由于《焦点访谈》特有的“监督性”和“典型性报道”，而使其新闻性被弱化了(p463)。

从而，也说明真正建立起独立客观报道新闻的职业精神，绝非一蹴而就。它需要媒介体制、政治经济关系的调整，也必然伴随着文化观念的转变和革新。

(作者单位：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