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污染,我们该如何作为?

2013年1月份，国务院印发了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的通知，其中提到，“中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仍不容乐观，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要求“到2015年，全面摸清中国土壤环境状况，初步遏制土壤污染上升势头”。

一串串触目惊心的数字提醒着我们土地日益千疮百孔，当警钟已敲响，面对土地污染，我们该如何作为？

一张“病历”兜底不了耕地健康

邓海建（光明网评论员）：一方面是“镉米事件”阴魂不散，一方面又是外媒称中国移民体内重金属含量“夺冠”，这些偶发性的线索，让公众对耕地污染悬疑产生不尽联想。早在2009年，环保部就开始编制污染调查总报告和各专题报告，“完成12项试点工程、18份研究报告和7部污染土壤修复技术指南草案”。诡异的是，这项耗资高达10亿元的调查，却成了“国家秘密”，至今秘而不宣。

好在国土资源部说要“绘制土壤重金属污染图”，秘密总算要有解谜的一天，但担心仍客观存在：靠谱的标准何在？如何界定其“污染”与否的性质呢？即便在国际上，土地“风险”评估也是语出多门，譬如美国要求100万人中如果有一人可能致癌，土地就要修复，荷兰要求10万人中若有一人可能致癌，就得修复——那么，我们健康耕地的参数与指数在哪里？另外真相会不会继续掣肘于各方利益？2012年9月，《全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进入立法阶段。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立法小组组长王树义曾表示，土壤污染数据一定要公布，这是每个公民都该有的知情权。但问题是，一旦公开各地土地污染实情，那么，依附于土地之上的农副产品必然会受影响，农林牧副渔等大农业、乃至食品加工等产业也会受影响，如此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数据，谁来保障其必会公开呢？

眼下的问题是：防治土地污染、尤其是农业耕地污染，真的非要等一个皆大欢喜的权威图吗？

在没有这个图表之前，以下数据还不足以让防治行动有所作为吗？譬如国土资源部曾公开表示，中国每年有1200万吨粮食遭到重金属污染，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譬如新华社报道称，2009年到2012年，中国已有30多起重特大重金属污染事件；譬如中国水稻研究所与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2010年的研究称，我国1/5的耕地受到了重金属污染；又譬如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陈同斌估算，全国范围内受到重金属污染的耕地比例在10%左右的可能性较大……即便不从宏观上透视中国耕地的健康度，只要看看工业“三废”边上的粮食蔬菜产地，生活逻辑还不足以让人警醒吗？

绘图当然是有意义的，但防治耕地污染却不能、也不应坐等这张传说中的“病历图”。道理很简单：小小的镉米事件，半年过去，责任都快指到鼻尖上，有关方面却迟迟拿不出一个权威真相，那么，全国意义上的重金属土地“族谱”，又能寄望几何？

土壤治污立法宜单兵突进

陈志强（《法制日报》评论员）：土壤污染并非新问题，我国早在2006年就开始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与防治专项调查工作，但治理工作一直未见成效，土壤污染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近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推出了多个关于土壤防治的财政补助、补贴等扶持政策，但收效甚微。我们知道，地方政府对于“地方经营”的理念在现行GDP考核之下根深蒂固，如何将一项好的环保政策贯彻下去是最大的难点，地方领导一般在任三五年，“人走政息”的现象更是成为常态，很难保证治理款项真正用于治理土地污染，甚至有的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会暗保严重排污企业。

在缺乏土壤修复技术和工程经验的现状下，群众和政府部门指望在很短的时间内、花很少的成本就立竿见影地解决土壤污染问题，这些想法和期望都是不切实际的。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当前现状，土壤污染防治是一个缓慢的大工程，而终极的防治就是需要一个明确的立法。近年来，每年都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建议要尽快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对土壤污染却一直没有明确的法规，只是在其他的一些法律中涉及到土壤环境保护条款。

据悉，由环保部牵头，国家发改委、国土部、工信部、农业部等八部委联合制定的土壤环境保护法初稿已经完成。但是即便乐观地估计，该法恐怕在短时期内出台也不容易。我们知道，治理土壤污染相当缓慢，成本相当高，立法抉择较难，但防范仅有执法成本，更容易实施。

因此，在完善的土壤环境保护法出台前，能否“治理暂缓，防范先行”，先行出台防范土地污染的单行法规，其内容可以包括：对土壤污染设立普遍性的监测制度、在土壤污染较为严重的地区建立土壤污染档案、进一步明确土壤污染的责任划分和问责制度、设立土壤污染信息公开制度等。从国外的例子来看，日本是最早在土壤保护方面立法的国家。2002年日本制定的《土壤污染对策法》，基于风险管理的土壤污染防治模式，对工业企业关停与转产以及进行土地再开发时产生的土壤污染进行了规定。

土壤污染信息应适度公开

潘洪其（《北京青年报》评论员）：2006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土资源部联手，对全国土壤污染状况展开调查，该项调查预算经费高达10亿元，但调查得出的数据和结论至今未向社会公布。土壤污染信息与公众的健康和生命息息相关，且是职能部门花费巨额财政资金调查采集而得来，6年来却一直封锁在“国家秘密”的暗室之中，普通公众不得与闻，从情理上说，这实在是让人无法接受的。

不过，环保部至今不公开全国土壤污染信息，从程序上看没有大的问题。我国《保密法》规定，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泄露后可能损害国家在政治、经济、国防、外交等领域的安全和利益的七大类事项，应当确定为国家秘密，其中之一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秘密事项”。同时规定，中央国家机关、省级机关及其授权的机关、单位可以确定绝密级、机密级和秘密级国家秘密。环保部如果认为，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事项，全国土壤污染信息如果公开，将可能损害国家安全和利益，那么，他们就有权将其确定为国家秘密，并拒绝公开。

问题在于，土壤污染信息公开后到底会不会损害国家安全和利益，要对此作出客观的判断和理性的确认，并非易事。一方面，土壤污染相比大气、水、垃圾等污染更具隐蔽性和深层危害性，土壤污染信息一旦公开，可能引起较大范围、较多人群的恐慌。另一方面，土壤污染信息如果长期秘而不宣，则可能使政府、企业和居民丧失对土壤污染的必要警惕，耽误、妨碍对土壤污染的防范与治理，影响公众在土壤污染环境中的自救避险行为。在前一方面，如果较大范围、较多人群的恐慌得不到有效控制，可能发展升级为严重混乱局面，从而损害国家安全和利益。在后一方面，如果土壤治污问题得不到应有的警示和重视，公众对土壤污染状况知情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缺乏自救避险的警惕性和主动性，很可能使土壤污染愈演愈烈极度恶化，导致局面不可收拾，最终也将损害国家安全和利益。土壤污染信息如此特殊而敏感，公开还是不公开，是公开的风险大，还是不公开的风险更大，成了一道令人万般纠结的难题。

当前，政府信息公开越来越多、“国家秘密”越来越少是大势所趋，一些最初看似属于国家秘密、政府可以不予公开的信息，后来都逐步揭开了神秘的面纱。10年前“非典”疫情肆虐，最初的信息不公开是祸首之一。一名一线医生认为，在大型疫情面前，保密制度很可能成为“要命制度”。“保密”压过“公开”每每带来祸患，从大型疫情到环境污染数据，再到关系国计民生的各种政府信息，该保守的秘密要保守，该公开的信息一定要公开，千万不能让不恰当的“保密”要了百姓的命！

有多少污染的土地就有多少“镉大米”

周云（华南理工大学教授）：“镉大米”事件呈发酵之势。广州市食药监局在舆论压力下，终于公布了镉超标大米的品牌。后又有消息称，佛山市早在3月份，也抽检到“镉大米”。而广州有两所高校食堂，也没逃过“镉大米”的侵袭……最新的消息则有点“罗生门”——在“镉大米”原产地湖南衡东、攸县等地，农户和加工户齐喊冤，都称合法生产，不知镉从哪里来，最后大家将问题归咎于不能说话的土地。

这件事情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疑问。广州药食监局在信息公开方面的问题不必再多言，现在的疑问是，大米中的镉果真来自土地？如果来自土地，土地中的镉又从哪里来？为什么2009年湖南衡东等地就查过镉大米，后来不了了之？

按照以往经验，如果真的是土地惹的祸，无非是以下这么几种情况。一是工业废水、废气污染。这既有可能是工厂超标排污，农户被动污染，也有可能农户是“共谋”。前不久不是有报道说河南农户用工业污水灌溉小麦，只卖不吃吗？二是农户过度使用化肥。笔者就此查了些文献，结果显示，无论是进口化肥，还是国产化肥，都有可能造成土地的镉污染。三是这里的土地“自古以来”就镉超标。

无论哪种原因，仔细想想，都相当令人恐怖。因为“自古以来”就有污染的土地，少之有少。而大面积土地污染，则已是公开的秘密。虽然没有找到国家权威部门公布的数据，但从之前的一些报道中，我们还是能看出一些端倪，譬如广东珠三角近40%的农田菜地土壤遭重金属污染，其中10%属严重超标。而湖南媒体也曾报道，该省13%的土地被重金属污染。全国其他省市，也有过相关报道。全国上下都在为保卫18亿亩耕地红线而努力，但辛辛苦苦保留下来的土地却被污染了！

农田中有重金属，就意味着食品中有重金属，就意味着我们身体中有重金属。这也意味着，湖南的“镉大米”，只是冰山之一角。土地大面积污染，又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在全国大面积造就出名副其实的“铁人”“铅人”“镉人”。

重金属对人体有害，却不易引起人们的察觉。因为重金属对人体的损害，一般不会一下子就显现出来，而是在人体中滞留一定的时间，达到一定数量之后，才会显现出来，真正是“杀人于无形”啊。或许也正是这种“时间差”，造成了官方对于土地污染问题的忽视。

土地之祸，其实就是人祸。四年前，湖南省就在衡东等地调查“镉大米”，但一直没有给公众一个明确的说法。现在，“镉大米”仍在广东各地横行。而我们也已无数次地听到过各地政府关于整治环境的承诺，但整治目标却迟迟难见实现。但愿此次“镉大米”事件，能够开启有关部门对土地污染的整治吧。

挤牙膏式信息令人诟病

陈飞（《健康报》记者）：在6月17日召开的第五届中国食品安全论坛上，“镉大米”事件再次被专家提起。他们谈论的不是含镉大米的健康危害，而是批评有关监管部门在处理该事件中的表现，认为这是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失败的典型案例。

5月16日，广州市食药监局公布餐饮环节一季度食品抽检数据，发现8个批次米及米制品产品中镉超标，但是并未公布不合格产品的品牌、生产厂家及销售单位名单。5月17日，有人向广州市食药监局提出信息公开申请。当晚，该局公布了镉超标米及米制品的镉含量及4家使用单位，但仍没有公布相关产品品牌及生产厂家。5月18日晚，该局公布不合格米及米制品的生产厂家及品牌，但仍未公开产品流向及数量。

“公众的安全感来自于政府对科学的尊重，对民生的关切，和稀泥、不敢明确表态，顾左右而言他的外交辞令以及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都是不可取的。”多位专家认为，广州市食药监局对镉超标大米具体信息遮遮掩掩，导致公众对食品安全信任危机加剧。

“有效的风险交流是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重要基础，但令人失望的是，当前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很不顺畅。”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罗云波说，在公众眼中，新闻媒体是勇敢的真相披露者，专家是御用的胆小鬼，而政府相关部门固有的“维稳”思维定势，阻断了风险交流的预防、预警和教育功能的实现。罗云波认为，保证信息透明公开、坦荡和勇于担当，是政府最好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和危机公关方式。

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个陌生的词。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风险交流是在风险分析全过程中，风险评估人员、风险管理人员、消费者、企业、学术界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就某项风险、风险所涉及的因素和风险认知，相互交换信息和意见的过程，内容包括风险评估结果的解释和风险管理决策的依据。专家表示，目前，风险交流在我国仍处于探索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