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解毒” 商机初现

沈阳铁西新区，国际纺织服装城及住宅小区景星花园的脚下，是原沈阳冶炼厂旧址。该厂于1999年停产，因多种重金属污染已渗透至深层土壤及地下水，36万平方米的废弃厂区长期闲置。2006年，这块规模庞大的污染地块进入了铁西区政府的规划圈子，在几经研讨、测污之后分等级进行治理，其中最严重的污染土壤被运用新技术锁定后全部置换成新鲜泥土，最终这块著名的“毒地”顺利通过环境测评，重新投入市场。

“毒地” 修复再利用并非孤例。在中国如火如荼的城镇化过程中，原先处于市中心或者市郊位置的化工厂、造纸厂、矿场等相继迁出，为了达到地产开发的环保测评要求，这些受到污染的土地首先要经过一番“解毒”手术，尽管耗资不菲，但后续的土地增值效益更加可观。属于复合型重金属污染的沈阳冶炼厂地块，治理难度高，当时由沈阳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全权负责，根据其提供的数据，一共治理修复污染土壤15.2万平方米，总投资1.2亿元，修复后场地实现土地增值约7.3亿元。土壤修复市场价值魅力凸显，引得众多企业涌入掘金，并初现产业链雏形。

城镇化撬动千亿土壤修复市场

在经历30年的快速发展后，中国受到污染的土壤面积有多广？目前并没有权威部门披露相关信息，但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件正是这一问题的表征。环保部曾联合国土资源部斥资10亿元，耗时6年时间对全国的土壤污染情况进行摸底，然而最终这一调查结果被束之高阁，未能公开。中国土壤污染的严重程度不言自明，但真实情形却“犹抱琵琶半遮面”，从而给土壤修复行业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

土壤污染主要分为有机污染（以农药污染为主）、化肥污染、重金属污染和其它污染。原环保总局早期调查显示中国大约90%的土壤污染为重金属污染。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的化工业和矿山开采、各类制造型工厂，以及近年兴起的IT产业供应链都是重金属污染的原凶。据公开报道，IT配套业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近40%的农田菜地土壤遭重金属污染，其中10%属严重超标。土壤污染具有延时性、隐蔽等特点，当土壤所受污染超过自身净化能力时，如不及时修复，重金属会不断累积，说其为定时的化学炸弹并不为过。

“毒地”规模庞大，但具有商业修复可能性的则相对“瘦小”许多。由于受到修复资金短缺等限制，污染地块必须要具备后续开发价值，地方政府才有足够的动力与资金去修复。随着城市的发展和扩容，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紧张，原工业、矿业用地，市郊的生活垃圾用地，或其它特殊用地（如危险品生产、贮运、处理处置等用地）都可能变身城市新区的一部分，污染地块必须经过治理方可再规划，而这部分治理成本通常都能够通过地块拍卖或升值收回。这也是为什么在城区污染场地修复、矿山土地修复和耕地修复三种土壤修复类型中，污染场地修复成为掘金焦点的原因。

污染场地修复的具体价格取决于受污染的程度及修复时限长短。从各地披露的信息看，一个大型污染场地的修复动辄耗资过亿元。2011年，武汉市环保局对口区化工企业搬迁后腾退的土地进行了初步调查，4118亩土地中，污染土壤面积为1260亩，占比30.6%，而后期的土壤与地下水详查及土壤修复工程总投资预算约24亿元。2013年，苏州、常州、无锡等地也相继推出了五六个上亿规模的项目。

据中科院地化所估算，目前中国城市受重金属污染地块共有七八百块，以此推算场地修复市场规模不下千亿元。而在未来，随着环保立法的跟进，矿山污染、耕地污染等更严重的问题或可解决资金难题，土壤修复企业的市场空间将进一步扩容。事实上，在环境产业发达的国家，土壤修复产业在环保行业中的产值份额高达30%-50%，而这一比例在中国当前还不到1%。 “十二五规划”中，节能环保行业总产值将在2015年达到4.5万亿元，庞大的基数效应加乘规模占比的攀升，可以预见，现在还稍显冷门的土壤修复产业在日后将攫取更多的注意力和资本的关注。

40%高毛利集结产业资本

土壤修复行业刚刚起步，2011年，有20多家以“环境修复”为关键词的新公司注册，现在仅北京地区就已增加到100多家。行业前景看涨，传统的专业技术力量和受前景及高利润率诱惑的企业一同涌入，共同塑造着现下野蛮生长、无序竞争的行业格局。

从程序上看，土壤修复的过程大致可分为污染土壤的环境评估、修复方案的咨询设计、修复工程的实施，及修复后的验收测评。不过，由于中国土壤修复产业目前主要服务于房地产开发，且无相关法律法规约束，因此具体如何操作还是由开发商说了算。各地环保局科研所及相关院校如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清华大学环境学院、中国地质大学等，由于具有专业知识上的积累，主要参与环境风险评估、方案咨询设计及验收测评这三个环节。在政府立项的重难点示范工程中，由于具备政治资源及地缘的优势，也会出现由科研机构全面负责的案例。但科研机构在产业中面临着施工资质缺乏、需借助外力修复施工以及实施效果好的修复技术因耗时长而难以进入商用市场两大竞争劣势。

相比科研机构，专业的土壤修复企业凭借资本和技术引进扮演着创新者的角色，其优势在于具有更好的市场敏感度，且能更方便地提供一站式服务。以北京建工环境修复有限责任公司为例，国内第一例农药污染场地、焦化场地、石化场地修复项目均由其完成。纵观其发展历程，一方面是积极与传统科研机构的合作成立修复技术研发中心、工程技术中心等，借助外部知识力量提升自身技术；而另一方面，母公司北京建工集团也为其提供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机会，凭借“立足北京”的区域优势抓住了北京城市改建的机遇。目前北京建工环境修复已基本成长为全能型选手，业务也扩展至兰州、武汉等地。而在长三角等地，以杭州大地环保、北京高能时代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则在分食着中小型土壤修复项目。

资本同样已悄然入驻。北京建工环境修复得到了红杉资本、北京国资部门及中持环保等的增资入股，而德丰杰基金也在密切关注这一产业中的投资机会。土壤修复产业的快速增长和高毛利是实业及资本捧场的重要因素。从创业板上市公司永清环保（300187）2012年的年报中不难看出，重金属土壤修复的毛利率高居所有业务之首，达到40%，且2012年的营收同比增长了2.6倍（表1）。

在市场规模扩大，而现存企业规模小、数量少的情况下，不少相关企业将土壤修复列入了转型扩张的新方向。通过巨潮信息检索发现，从事餐厨垃圾、固废回收处理的环保企业如江苏维尔利、桑德环境、铁汉生态等，均在积极储备与土壤修复相关的技术和人才，而园林景观类企业如东方园林，也毫不掩饰对生态修复市场的垂涎之意，在其二次创业的新发展战略中，计划以景观为切入点，整合流域治理和土壤修复技术，进军生态修复板块。

与土壤修复相关的土壤质量检测是另一大商机。引入第三方来评估场地污染情况及修复后的效果，将使修复过程更加透明。不过，土壤检测作为环境检测中的一个分支，目前只要取得CMA资质认可的机构，就可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和结果。因此这一领域的掘金者是现成的，竞争也已相当激烈，科学院所下辖的检测中心如清华大学环境质量检测中心、专业的第三方检测企业如华测检测等均已覆盖这一业务，并可实现网络下单、异地送检等一站式服务。

同样经历过“先污染、后治理”的发达国家拥有着成熟的环保产业，海外环保巨头在中国污水处理等领域占尽技术及资本优势，不过在土壤修复行业则受到政策掣肘。因为土地污染数据的敏感性，目前外资企业主要参与方案咨询设计环节，而未能进入修复施工领域。不过巨头们并不甘心就此蛰伏，而是通过各种方式潜伏其中，如比利时DEME集团与中方对半合资成立了大连德泰土壤修复工程有限公司，成为老东北工业基地上的第一家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治理的专业公司，大化老厂区成为其示范工程试点。而国际工程咨询服务公司伊世特（ESD）收购了一家名为中环循环境技术中心的中资企业，曲线进军中国市场。日本的土壤改良公司JEM则和曹妃甸开发区合作，试验的盐碱地改良项目效果明显，销售额有望从3亿日元摸高至100亿日元。

总体来看，专业选手正在积极热身跑步入场，非专业选手满天飞则是当下的尴尬现状。由于中国土壤修复行业暂无具体法规，对企业的准入门槛和资质也尚未有明文定规，在有的地产商那里，土壤修复工程简化成两个词—“挖走，埋掉”。只要不影响自己开工，是否造成“二次污染”不用理会。在地产商偏好于以价格高低决定项目权的大环境下，专业的土壤修复企业抵不过挖土方的工程队也是常有之事。中国环境修复网总编高胜达就评论道，根据他们的统计（2012年），100多家企业在做土壤修复相关的事情，但真正有能力做好的不足10%。

法治与环节独立：

成熟市场的修复经验

巨大的掘金价值伴随着法律空白下的无序竞争，是没有“裁判”的必然现象。虽然中国早在2006年就已经开始了相关法案的起草工作，但尚未形成有效的土壤污染综合防治体系，缺乏土壤污染治理的专项法律法规。作为立法组的首席专家，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王树义曾于2013年初透露，酝酿多年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不久将出台，该法将最终确定以“治”为重点，“防治兼顾”的立法方向。

从环保产业发达的国外市场来看，有法可依将是产业发展的有力催化剂。日本在上世纪经历“四大公害事件”后，先是于1970年颁布了《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止法》，2002年又出台了主要针对城区工业迹地污染的《土壤污染对策法》。据日本环境省土壤环境中心的初步计算，仅《土壤污染对策法》就催生出13.3万亿日元的行业产值规模，其中调查费用2.3万亿日元，净化费用11万亿日元。该法的实施还刺激了土壤污染评价、土壤调查对策工程中介，以及与土壤污染有关的保险业务、金融业务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法律的“定责机制”无疑将保障修复资金来源。不过，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取舍平衡，尤其是中小企业难以自筹污染修复的资金，一步到位并不现实。国家专项基金援助也必不可少，荷兰在20世纪80年代已投资15亿美元进行土壤污染的修复，而德国在1995年一年之内就投资了60亿美元净化污染土壤。中国也已开始初步尝试，在“十二五”规划中，土壤修复工程成为重点规划的治理项目，国家初步投入的专项资金将达300亿元。

相较于中国目前出现的“全能型”企业，咨询、修复、测评环节相互独立将是土壤修复产业成熟后的演化模式。一方面法律法规有望对评价机构、施工机构、检测机构等各方资质有所规定，规范产业链各环节的发展，如日本的《土壤污染对策法》中，以专章规定了专业调查机构资质的相关问题，包括资质的认证、取得、管理和取消等，一并纳入环境省监管；另一方面也是产业高度发展后细化的必然方向。

2012伦敦奥运场馆的土地修复就提供了一个典型治理模板：政府、调查机构、咨询方案提供商、施工工程方彼此独立，共同协作完成了伦敦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壤清洁工程。奥林匹克公园所在的伦敦东区特拉特福德，此前为垃圾填埋场及废弃工业园区，伦敦发展署买下该地后，本地工程集团WSP介入调查，证实部分重金属甚至已渗入地下40米的地下水和基岩中。从2006年10月起，在对该块土地的污染情况进行了接近3000次的现场调查后，欧洲最大的设计和工程咨询机构阿特金斯集团同时领衔奥林匹克公园的总设计师和清理行动总工程师，制订了详细的恢复生态计划。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给这块土地上的200万吨土 “解毒”的任务交由比利时Deme集团完成，他们利用创新的泥土清洗和生物降解法，令其恢复至“干净安全”的标准。伦敦奥林匹克交付局（ODA）则对工程质量进行监督，最终达到了连儿童误吞泥土都不会产生任何问题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