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势阱:清末我国体育发展的文化审读

【摘要】清末，我国在西方列强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以及社会精英对本土文化的不自信和自戕共同作用下形成文化势阱的机理。在这种文化势阱中，西方体育文化通过传教、殖民统治、洋务派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积极引入以及通过留学等形式传入我国。本文从文化学的视角对清末我国体育文化进行重新审视，可为进一步研究我国近代体育发展态势以及深度挖掘促进我国现代体育事业发展的社会文化因素提供研究基础。

【关键词】文化势阱；清末；近代体育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4）02-0108-5

清末，随着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西方文明如洪水般涌入中国。东方体育文化在被动与主动、自觉与不自觉中开始了与西方体育的冲突与交融。2008年，通过全球华人的共同努力，我国百年奥运梦想终于得以成功实现，这是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又一次历史性跨越，也是我国体育文化走出中国特色，逐渐为其它文化所认同的历史一步。9月29日，同志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提出“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发展愿景。

虽然超越式发展是不变的趋势，但是，回顾我国近现代体育发展的文化脉络，反观近现代中国体育的主体内容，以及迄今仍然以举国体制来保障实行的金牌战略、“奥运争光计划”等，不难看出在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中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生了变迁――我国近现代体育以西方体育为参照进行了重构。特别是当鸦片与大炮撬开中国大门后，我国文化曾经在一段不短的时期内处于黑暗的“势阱”状态，在此种语境中，中国传统体育相对于西方近代体育则处于一种相对低级的文明形态，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不得不做出全方位的调适。

一、清末我国文化势阱产生机理

（一）文化势阱产生的基本原理

粒子在某力场中运动，势能函数曲线在空间的某一有限范围内势能最小，形如陷阱，所以称为势井或势阱。处于势阱中的粒子不能由势能转变成另一种形式的能量，比如动能，而处于比较稳定状态。

物理学意义上的“势”，或叫“位”，是指在保守场里，把一个单位质点从场中的某一点移到参考点，场力所作的功是一个定值。“势”是保守场的位置的单值函数，与质点的存在与否无关，只有在保守场中才能引入势的概念。可见，“势”是由保守场里系统各个组成部分的相对关系、相互作用以及系统与环境的相对关系决定的，势系统可以通过系统行为变量和外部控制参量描述系统的行为。因此，势能不仅仅存在于自然界，社会系统同样存在各种类型的“势”，如信息传播中传授双方就存在信息势能差。“势”的存在，势阱的形成就无可避免。

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适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因此，在文化变迁过程中，会受到其它诸多要素的影响，形成各种的“场”。一种文化一旦在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中处于受制约或排挤的边缘地位，势能差由此产生，它的发展就将受周围其它异质文化给定的、带有强制性的规范力量的影响，并在一定时期内保持比较稳定的动态平衡状态，文化势阱形成。

（二）西学的强势东渐及国内对本土文化的不自信和自戕

1、崛起的西方文明在中国的强势扩张

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结构，造成中国封建社会不可克服的周期性的政治经济危机。鸦片战争之前的嘉庆、道光年间，清王朝的闭关自守、固步自封造成社会制度的腐败、经济技术的落后，与西方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的兴起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和交通的发达，西方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都卷入所谓的文明中来了，“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迫使一切民族采取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西方列强通过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向东方进行殖民扩张，将东方国家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成为它们组织、经济和文化上的附庸。在“西学”的东渐过程中，西方文明依仗强大的经济、技术和军事后盾，业已形成强势。

2、国内对本土文化从怀疑到全盘否定

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中屡战屡败，强烈刺激了中国朝野，少数爱国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他们通过收集、翻译传人的外国报刊以及向外国商人、传教士直接询问等方式来获取世界知识，寻求救国道路和御敌方法。1843年，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开创了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新风。李鸿章主张：“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通过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兴办洋务。洋务运动继承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以冯桂芬在《校庐抗议》中提出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委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从19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创办30多所新式学堂，先后派遣赴童及官费赴欧洲留学生200多人。此阶段，主要着眼于对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器物层面“拿来主义”。但随着甲午战争一役，洋务派经营多年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激发了新的民族觉醒――不但要求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更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在内忧外患的冲击和中西方的碰撞过程中，国人逐步形成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的共识。

戊戌维新运动以及晚清政府创办的新学堂、派留学生等措施，使大批有志青年走出国门接触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但“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轮转，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已吁！”对孔学的批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甚至以胡适为代表的文化激进派，认为“在二千多年前，我们在科学上早已太落后了！从此以后，我们所有的，欧洲也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的，人家都比我们强”，“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提出了全盘西化，将中国被动挨打归罪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这种对本民族固有文化非理性的文化自戕，反映了在西方思想的巨大冲击下，国内对传统文化的固有信心已经崩溃。

西学的强势东渐的同时国内对本土文化的不自信和自戕，巨大的文化势阱产生。

二、文化势阱中中国近代体育文化的形成

在文化势阱状态中，借道日本传人我国的近代体育也俨然成为了优势文化，这与传统的本土体育产生了较大的势能差，它们以一种强势的、单向的传播模式在我国迅速传播，并形成了一种可以“强种强族”的身体文化――近代中国体育文化。

近代体育最早是从教育的角度提出来的概念，是一种以身体活动为手段的教育，是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体育”一词直接来源于日本，日本人将由欧洲传人的“Physical Education”译为“身体教育”、“体育教育”、“有关身体的教育”，1883年被近藤镇三简化为“体育”。在之前，“体操”是近代体育的代名词。

（一）作为西方传教手段进行传播

早期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以零散形式出现，在传教的同时兼当中国社会信息的搜集者。直至鸦片战争期间，西方传教士开始以有组织的形式进行活动，如在中国成立“青年会”及建立教会学校。1876年，上海成立第一个青年会；1885年福州英华书院和通州协和书院成立青年会；1895年，该组织北美协会派李昂到天津，在水师学堂等5校成立青年会……到1912年止，全国已有城市青年会25处，会员11300余人；学校青年会105处，会员3876人。

青年会作为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同时，将他们的一些生活方式通过传教和教会学校的各种活动形式带到了中国，近代体育就是其中重要的内容。津沪等青年会还通过组织表演、运动会，建体育馆、游泳池等形式以招徕更多的青年加入青年会。如上海圣约翰书院在1884年“甲午”战后，还曾一度开设兵操课，在1890年就举行了中国最早的一次田径运动会，1896年又开展足球运动。天津青年会于1896年举办了中国最早的一场篮球赛；1912年，篮球发明人奈斯密士的学生蔡乐尔（C・Saler）来华任天津青年会体育干事时，就训练过中国的篮球队员、组织篮球比赛等，对中国（特别是华北）篮球运动的发展起过推动作用。1905年，在广州、香港等一些教会学校里就开展排球运动（当时中国称之为“队球”或“抵球”）。部分青年会骨干或直接进入一些中国学校任体育教授或主任，或游走于各地宣讲“西洋体育”，如1904-1908年，天津青年会干事饶伯森（c・H-Robertson）曾到京津各校宣讲“西洋体育”，上海干事麦克乐（c・M・Mecloy），也在沪宁一带进行演说，并任南京高师体育科第一任科主任，还在东南大学体育科创办《体育季刊》杂志。

（二）近代体育借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殖民统治得以传播

西方列强在中国瓜分租借地，兴建现代体育设施，开展游戏活动，无形中传播了西方生活方式。英、法、德、意等国租借地在天津兴建了赛马场、体育场、游泳池、室内篮球馆及保龄球、台球、壁球、台球等体育俱乐部，以及球房、回力球场等体育场馆设施，成为西方近代文明进入天津的显著标志。1900年在上海老靶子路租空地作运动场，1905年有购买施高塔路5亩多地建运动场。

作为西方资本在中国得以快速、高效运行的中介――买办，是西方生活方式在中国推广的有力的推波助澜者。从19世纪五十年代起，许多买办染上了西方人的嗜好和消遣方式，比如抽雪茄或烟斗，穿西服、戴礼帽、眼镜等，还有许多对西方近代体育产生“兴趣”，如在津沪汉等地开展的赛马。赛马主要是由条约口岸的外国人主办和参加的，但买办参加的踊跃程度极高，1865年汉口的买办们将赠品送给汉口春季会赛马会，1869年，上海买办赠给上海的跑马会一个“买办杯”。在社交活动方式和组织形式上，买办们也倾向于西化，买办这样做一是出于取悦并与外国资本家沟通，二是表示他们在国人中的优越地位。叫买办对西方近代体育的身体力行无形中为当时的社会树立了一种“高品位”的生活方式，也成为当时上流社会追求的时尚。

（三）通过军事体操积极引入并得以推广

西方近代体育首先传人中国的是“体操”（最早是兵式体操和普通体操）。朝廷有识之士、社会精英阶层首先看到了西方体育的军事价值，欣赏“军国民教育”有利于“强兵”，因而迫不及待地引进了西方兵操。1860年左右，洋务派开始编练新军，废除了传统的骑射、弓刀等，改练洋枪、洋操，请洋人作“教习”。1876年，李鸿章曾派卞长胜等7名军官到德国学习陆军，1979年回国后即以德国兵操来训练亲军。1885年，李鸿章在天津办武备学堂等新式学堂时就设置了“操课”或“体操科”，并聘请德国人李宝教习德国兵操。

到19世纪末，西洋兵操有在清军中逐渐推广之势。1895年冬，袁世凯在天津小站，以德国人伯罗恩、祈开芬、曼德为教练，“专练德国军操”（史料《梦蕉亭杂记》），这就是史称的“小站练兵”，并成为后来北洋军阀的班底。1898年，清朝户部与兵部在一封公文中，曾提到“精练陆军，一律改为洋操。”此时的洋操，主要内容就是单兵教练、队列教练，和少量器械体操，但已经开始显露出对“体育”从概念到目的、内容、方法等信息的模糊认识。

（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通过清政府推广“体操”

部分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也是大声疾呼、积极主张学习西方兵操。冯桂芬认为“夷人练兵首重行步，先较定若干丈尺，行步若干，又较定若干分秒，行步若干，千人一律，行军时两胯齐举，其间虽流矢洞穿，无碍阵法之整，实胜于我……”（《校庐抗议》），因此，他积极呼吁引进兵操。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也提出“重视体操，以行气血而强筋骨”；梁启超根据“西洋学校之教学……必学体操”的主张，在其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时（1897年），就开设“摄生”课程（即体育卫生课），要求学生“行体操锻炼”。他们开始从身体教育的角度，对兵操的教育价值进行了认识。在1903年清政府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的《学务纲要》中明确规定：“各学堂一体练习兵式体操，以肆武事”。1906年，清政府“学部”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中向皇帝建议：在学堂设体操课，幼稚时以游戏体育发展其身体，稍长者以兵士体操严整其纪律。这一宗旨立即得到清王朝批准并颁行全国。清政府之所以如此看重“兵操”，主要是洋务派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所认为的兵操能够促进社会“忠君”、“尚武”教育，培养“临事不辞难，事君不惜死”的精神，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五）通过留学、编译等形式，大力推广西方近代体育

1872年，清政府派第一批幼童赴美国留学，每年30名，共120名。他们回国后带回了不少西方体育项目和积极参与体育锻炼的生活习惯。如詹天佑等带回了美国棒球。严复留学英国学海军，亲自观察并体验了西方学术和体育，因此，在其以后的大量有影响力的译著中较为深刻地反映西方“富国强兵”思想，如在《原强》中，严复提出西方列强“以人种日下为忧，操练形骸不遗余力”，“君子小人，劳心劳力之事，均非气体强健者不为功”等论述。严复还从身体教育的角度来论述了体育是强兵之本、富国之基，从而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政治理念，对后世影响甚大。20世纪初，为数不少的中国留学生从日本留学归国后代回了大量欧化的日本体育。如徐敷霖日本体操学校毕业后于1904年在上海创办了中国体操学校；其妻汤剑娥毕业于日本体育会体操学校女子部，回国后创办中国最早的女子体育学校――中国女子体操学校。徐锡麟、徐一冰、秋瑾等人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创办了各种体育学校，我国培养了大批体育师资，为西方体育的引入、促进我国近代体育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1909年，徐一冰主编出版了我国最早的体育期刊――《体育界》，为介绍和推广近代体育思想开辟了一个新领域。

结语

清末，不论是义和团运动还是洋务运动，都曾轰轰烈烈了_一时，但最终都失败了。这不完全是西方列强枪炮的威力，更有西方近代文明的侵入。西方近代文明强势介入我国社会生活，与现实的传统文化自觉或不自觉发生了冲突。而社会精英在这一文化冲突背景下对本土文化的反思和检讨中逐渐散失了信心甚至出现自戕。人们习以为常地赖以生存的自在的传统文化模式迅速失范，我国陷入了文化势阱中。近代体育文化以传教方式以及殖民统治中的生活方式进入中国，国内社会精英则以主动学习姿态引入近代体育，并内化为社会统治的手段。

但是，文化作为历史凝结成的生活方式，从本质上讲，体现着人对自然和本能的超越――在特定的历史客观条件下，新的文化要素完全有可能通过人的实践活动的革命的和批判的本性进行重构――即实现了文化自我超越，近代体育在中国获得了新生，五四文化运动后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