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华学派文学观念的纸媒介传播

【摘要】清华学派作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卓越学术共同体，其学术风格和文学观念通过报纸副刊得到集中的展现和传播。这种传播具有很强的议程设置性，清华学人通过掌控报纸副刊的编辑权力，不但传播了鲜明的学术思想，而且在文学批评领域，为社会树立了一种不循私情、求真独立的批评精神范型。清华学派控制报刊，利用报刊，体现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知识权力意识和社会承担意识。通过报刊，他们实现了大学学术文化思想资源的社会化、普及化，从而也就在文化实践意义实现了大学的教育使命。

【关键词】清华学派；文学观念；纸媒介传播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4）02-0047-4

清华学派作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卓越学术共同体，与报纸文学副刊有着密切的联系。《大公报・文学副刊》由清华教授吴宓主编，《新生报・语言与文学》由清华教授、中文系主任朱自清主编。细究两个副刊的编辑阵容，主编为清华教授，撰稿人又以清华学人为主，通过报纸文学副刊向社会展示出“清华学派”的学术气象，起到引领学术风气的作用。杨振声在抗战复原后主编《大公报・星期文艺》时的身份是北大教授，但他在1930年代曾主持清华中文系，是清华学派的重要成员，因此《大公报・星期文艺》同样成为清华学派知识分子活动的一个阵地。

一、“会通”思想的传播

清华学派的学术思想集中体现为两个字：“会通”，包括古今会通、中西会通、文理会通。清华学派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思想通过《新生报・语言与文学》《大公报・文学副刊》《大公报・星期文艺》得到集中的展现和传播。这种传播具有很强的议程设置性，清华学人通过掌控报纸副刊的编辑权力，刊载具有清华学派学术风格，体现清华学派学术思想的研究成果，从而既使得报纸副刊的学术性得到凸显，又促进了学院派知识的普及。

吴宓在为《大公报・文学副刊》撰写的“通论”中阐明的是中西古今文学“会通”的学术观点，与他为《文学副刊》撰写的《本副刊之宗旨及体例》所阐述的学术思路一致。朱自清在《新生报・语言与文学》开场白里交待刊物努力的方向是“语史学和文学史”，着重在“解释与批评”，范围不以古代为限，而要延展到现代，讨论到古代的时候，“也打算着重语言和文学在整个文化里的作用，在时代生活里的作用，而使古代跟现代活泼的连续起来，不那么远迢迢的，冷冰冰的。”这里表述的显然是古今“会通”的学术立场，与吴宓的思想是一致的。吴宓与朱自清的学术思想贯穿在了文学副刊的编辑实践中，“会通”的立场与眼光成为他们约稿、选稿、用稿的一个主要标准。杨振声主编《大公报・星期文艺》，其基本立场也是要求“会通”，打开新旧文艺的壁垒，打开中外文艺的界限，打开文艺与哲学及科学的划界，“以融会的精神，培养成文艺的基础”，“以创造的精神，从过去的与现在中，综合中外新旧，胎育我们新文化的蓓蕾以发为新文艺的花果。”

清华学派同仁之间还利用报纸副刊，通过评述同仁的著作来传播“会通”的学术思想。《中国哲学史》是冯友兰现代释古学的代表作。陈寅恪为此写了两篇“审查报告”，均发表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冯友兰的著作被列为清华丛书之一种，陈寅恪在赞其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中国传统学说而具新解的同时，表明了对中西会通的看法，“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陈寅恪借冯著为例还指出历史文本在阅读上的三重困难：一是处于当今时解文本形成的时代、社会之困难；二是历史文本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把握其历史叠印的过程非常困难；三是文本作者主观之思想情绪加给其历史论著的不自觉的烙印。这三种困难为阐释者提供了用武之地，克服了这三种困难，就接近了历史真实本身。

清华学派注重对本土学术文化传统方法的会通融合，“兼有京派海派之长”。京派上接汉学，下承乾嘉，注重字、词、句的考据；海派则更近宋学，注重义理的阐发。京派严谨而失于拘囿，海派宏阔而失于空疏。清华学派“兼有京派海派之长”，即是指避开了京派作风与海派作风的局限，而融合了二者的优长之处，在学术风格上做到既严谨又宏阔，既重字句的考据又重义理的阐发。清华学派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追求都体现在他们通过报纸副刊发表的学术成果中，如朱自清《论意义》、王瑶《文学的新和变》、余冠英《汉魏诗里的偏义复词》等论文，都能做到取材精当，考证细密，辨义清晰，深得京派海派治学方法之精髓，深显京海会通之气象。

二、秉持真理的文学批评

“会通”的学术眼光贯穿在秉持真理的学术批评活动中，是对任何一种学术现象的批评，清华学派学者担任编辑的报纸副刊都不会采取单一的立场，而是要把一种学术现象放在一个大的参照框架中来看，这是体现了清华学派审视问题的方法的。譬如，当革命文学运动在上海轰轰烈烈开展的时候，北平却没有什么反响，没有什么人谈论革命文学。朱自清发表于《大公报・文学副刊》的《关于“革命文学”的文献》是最早向北方文化界传播上海兴起的革命文学运动的文章。文学副刊编者在刊登朱自清的这篇文章的时候，还译登了清华大学教授兼北京大学讲师美国R.D.Jameson撰写的《文学与革命》（载84、85期）一文，编者认为文章所论“有关目前中国文学最重要问题”，故译登之。作为对“革命文学”的学理源头的考释，《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了日本学者井上哲撰写的《日本左翼文坛之进展》和《日本左翼文坛的现状》，井上哲的文章叙述了1928至1930年问日本左翼文艺运动的开展情况，并对左翼文坛诸流派如战旗派、文艺战线派、农民作家及女流作家进行了解说。为着革命文学的实行，不能不求讨论之资料于西方。文学副刊编者又编发了美国Marcus Graham编选的An Anthologyof Revolutionary Poetry（《革命诗选》）中的一些作品，译者说明翻译的意图是鉴于国内革命文学，尤其是革命诗歌的单调。从这里可以看出，围绕“革命文学”的批评介绍，副刊不仅刊登朱自清的文章，而且刊登了国外学者的文章，这就在一个会通互证的视野中为读者认识国内的革命文学运动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这也表明，清华学者凭借其主编的报纸副刊在有意识地彰显自身的批评价值观。

吴宓作为清华教授，而又长期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这使得副刊的批评风气始终体现着清华学派的特色。在《文学副刊》第一期发表的《本副刊之宗旨及体例》中，编者对《文学副刊》之宗旨进行了详明交待：“其立论，以文学之全部真理为标准，以绝对之真善美为归宿。”这里所陈述的办刊宗旨，反映的其实就是清华学派的批评宗旨，这一宗旨非常鲜明地贯穿在了《文学副刊》的办刊实践中。即以用稿制度而言，“凡各派各体之稿投来，编者甄采编列之时，决不以其稿属于某派某体而特右之或特黜之。”这样的用稿制度，实质上体现了学术公正与批评的公平原则。

有读者责备《文学副刊》的文章不署名是不负责任，编者对此表示，《文学副刊》实行匿名制，编者自有其深虑，“本副刊以为在今中国，惟有提倡不署名之批评，方可得近真理而免误会。”《文学副刊》提倡公开学术讨论，对主张相反评鉴不同之论文，苟非恶意之批评，皆予登载，见仁见智，各畅其所言，如第186期发表丁漱《评中国文学进化史》之后，在第239期、240期、241期连续发表谭正壁《驳丁漱君评中国文学进化史》。类似这样的学术批评与讨论文字在《文学副刊》有很多。对这种批评所应遵守的规则，《文学副刊》有明确的陈述，这就是“以古今中西名贤哲士之至言及其一致之公论为权威（Authority），以各国各派各家各类之高下文学作品为比较，以兼具广博之知识及深厚之同情为批评之必要资格”。

学术批评不为贤者讳，而能摘举缺失，清华学派的这种对事不对人的批评风格体现在《大公报・文学副刊》的编辑实践中。如《文学副刊》上发表过《评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这样不留情面的批评文章，评者认为东南大学教授顾实所编的《中国文学史大纲》谬误太多：杂抄众说，漫无系统；因果不明，不相衔接；考订不精，舛误时有。类似的批评文章经常发表在《文学副刊》，真正体现了以真理为本位的学术批评宗旨。

三、现代性追求

清华学派通过在报纸副刊的学术活动，也展示了其现代性的追求。这种追求体现在文学研究领域，是他们所主张的以今释古和以西释中的原则。以今释古，要求观点是历史的，立场是现实的，研究者面对历史，要意识到自己的现代身份，如朱自清指出的，“一面可以设身处地为古人着想，一面还是可以回到自己立场上批判的。”基于这种观点，朱自清反对烦琐的死板的考据，认为绝对的超然的客观，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所以考证的尺度必须放宽，必须和批评联系起来，才有价值。以西释中，注重的是引进西学思想，阐释中国问题，如朱自清的《论白话》是典型。

现代性追求还体现在外国文学作品的大量翻译与介绍。清华学人借报纸副刊为园地，发表了大量译作，包括各国文学作品以及文论。翻译作品中，尤可注意的是追踪西方文化新潮流的作品。在报纸副刊的编辑实践中，清华学派学人的现代性追求体现为在副刊编辑体例上与西方的报纸看齐。吴宓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期间，《文学副刊》的体例略仿欧美各大日报之文学版（Literature）及星期文学副刊（Literary Supplement；Review 0f Literature）之体例。

清华学派的现代性追求，渗透在清华校园文化中，推动了清华大学富有现代色彩的校园文化的形成。在清华学派老师辈的影响下，清华大学学生积极投身报刊活动，以报纸副刊为园地，展开现代性的文化活动。清华大学诗与批评社在《北晨学园》附刊过《诗与批评》，这是一个以清华学生为主体的报纸副刊园地。清华学生利用副刊发表诗歌，也从事译介西方现代性诗学思想的活动，翻译介绍西洋诗理论以曹葆华译文最多，要者有：I.A.Richards之Poetic Experience（《诗的经验》），A.Background for ContemporyPoetry（《现代诗歌之背景》），T.S.Eliot之Poetryand Propoganda（《诗与宣传》），Experimentin Criticism（《批评中的实验》），Function ofCriticism（《批评底功能》），J.M.Murry之PureP0etry（《纯诗》），Herbrt Read之Phases ofEnglih Poetry（《近代英国诗歌》），On Poetry（《诗的界说》），John Sparrow之Obseurity andCommunication（《论传达》），节译的有ArthurSymons之The Symbolist Movement in Literature，还有从杂志The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Life and Letters_k摘译的诗论。袁可嘉出身西南联大，他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主要受到清华学派一脉的老师的影响，他在1940年代以《大公报・星期文艺》为阵地所展开的诗歌批评活动，集中体现了现代性为中心的诗学思想。他在《星期文艺》发表的《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新诗现代化底再分析――技术诸平面的透视》、《诗的戏剧化――三论新诗现代化》、《谈戏剧主义――四论新诗现代化》、《诗与民主――五论新诗现代化》等文章，都是围绕中国新诗现代性问题的探讨而展开的。

结语

报学家戈公振指出：“京师为人文渊薮，其中有思想高超，研究深密，发为文章，投诸报纸者，虽片语只字，都觉可观。以言附刊之精采，举国无其匹也。”这段话用来概括清华学派之于报纸副刊的影响是再恰当不过了。清华学派以报纸副刊为园地，不但传播了鲜明的学术思想，增强了报刊的学术含量，而且在学术批评领域，为社会树立了一种不循私情、求真独立的批评精神范型；在学术方法层面，清华学派为中国学界提供了释古研究的方法案例，并通过报刊的传播渠道，施惠于青年学子。清华学派控制报刊，利用报刊，体现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知识权力意识和社会承担意识。通过报刊，他们实现了大学学术文化思想资源的社会化、普及化，从而也就在文化实践意义实现了大学的教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