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陕西烟毒的泛滥及影响

摘 要：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远离沿海的陕西也未能例外，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特别是鸦片在陕的传入与蔓延，冲击了陕西地区传统的经济模式，加之军阀为敛财强迫民众种植鸦片，造成当地农业大幅减产，民族工业的发展遭到重创。同时，由于鸦片的泛滥，原本民风淳朴的陕西地区，社会风气急剧下降。民众吸食鸦片，危害了国民的身心健康。

关键词：近代陕西；烟毒；鸦片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9-0142-02

近代中国，随着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政治上的步步丧失，领土步步被蚕食，在中国引发了众多的社会问题，烟毒是产生较早危害最深远的社会问题之一。陕西地处内陆，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相比沿海省份而言，并非西方殖民者侵略的主要目标，但西方列强的毒瘤终究流入陕西并逐渐泛滥，对陕西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一、近代陕西烟毒的缘由

近代陕西地区流传较广的烟毒为鸦片烟，又称大烟土，海外名为海洛因，其本为药材，具有提神、止泻、辟瘴功效。明朝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就有记载，将其命名为阿芙蓉，据此可知鸦片在明朝时就已经传入。鸦片战争后，英帝国主义利用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并迫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给中国带来亡国灭种的危机。鸦片像一股汹涌的黑色毒流向中国大地倾泻而来，吸食鸦片的由最初的贵族、官僚、地主而转向一般平民、士兵和下层民众。吸食者的不断增多，仅靠进口无法满足这些群体的精神需要，因而开始了自己种植鸦片的历程，鸦片战争后，鸦片也随之流入陕西，陕西地区鸦片主要来自于以下两方面：一是陕西商贩经商从沿海城市所带入陕的；二是外来商贩通过非法手段偷运至陕。鸦片进入中国后便在陕销售、贩卖，使得原本民风淳朴的陕西也开始出现人民吸食、种植、贩卖。而“在京官中有十分之一二，地方官中有十分之二三吸食鸦片，至于衙门中吸食鸦片的人更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吸食鸦片者十之八九，特别是在盛产鸦片的地区，不仅成年男子染上烟疾，就连妇女儿童也未能幸免。”[1]10

八国联军侵华后，慈禧潜逃入陕西，当时陕甘总督贿赂太监李莲英，以“宁夏土”与陕西渭南的“高唐土”进献慈禧，受到慈禧的大加褒奖。自“天语褒扬”后，西北地区种烟就公开化，并以产烟的多少定县缺的优劣，以此为卖官定量的标准。西北各州县的官员到任后，就向农民勒索烟款，待其到手之后，中饱私囊，鱼肉百姓。中华民国成立初期，封建专制王朝，大小军阀趁势而起，各地军阀林立。为获得更多的利益，他们加强了对鸦片烟的种植与税款的征收。

二、近代陕西烟毒的形成及其演变

（一）关中地区的烟毒

西安最早经营鸦片业的是协和福，为鲁锡九在南大街开设的特货店，后迁移至北广济街，即烟业聚会之处，作为经理曾担任过特货业公会董事长。武子敬兄弟贩卖烟土并开创新盛和土店，其货物大都来自宝鸡、汉中一带。西安协和成土店经理雷升云1934年前后，背着稍马子带着干粮进入宝鸡、汉中一带收购大烟，限于资金紧缺，收购数量有限，后来发展壮大后开设钱庄，因此成为陕西的巨商。陕西地区商号绝大多数都是做大烟土生意的，走到大小商号，一落脚就摆烟盘成为当时社会不可缺少的应酬，也是为知己者而设的。还有一般居民、农民也都存放收购大烟，所以人民吸食鸦片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陕西地区除特货业的烟店外，普遍有烟馆并按税承包，仅西安就有一百余家。因吸用时要吸取其精华，故需借用专门的器具，铜锅铜勺并有渗入少量的假膏（骨皮炼成的膏子），加水煎炼，以河水雨水为好，又用专制的一种小喇叭式的竹筛和火纸过滤去渣成眼膏后，用笋皮制成烟棒子大量出售予嗜好者。1940年前后成立官膏专卖局，由公家设点专卖，盛行一种小铁盒烟膏，每盒五角至一元，私人烟馆因税重利小慢慢地被淘汰。

1933年至1937年，是西安大烟土行业极盛时期，土行林立，陕甘路途较远，运输困难，加之土匪蜂起，地方不宁，如甘肃产物为兰砖，汉中产物为碗块，各大县镇设立联运所，汉中、凤翔、宝鸡、渭南、潼关等地设立联运所专理大烟土运输事宜。曾有地方军队保险运输，如兰州地区有孙辅臣、柳彦彪，西安地区有孔从周、韩自芳等军队，由西安运往潼关、荆紫关等地东去，由汽车商王志廉等开车运送，之后严禁贩运，军队不能保送。宝鸡一带由泰州、徽成县等地商人私贩，由当地保安团队个别负责人和地方恶势力接送，如徽成县惯匪头子蔡德江、刘瑞等。也曾被关卡军队查出没收和土匪抢劫等情况。

（二）陕南地区的烟毒

陕南鸦片烟商的活动以安康为中心。当时川北所产鸦片大部是由私商运到安康分销，当时安康的烟土商行就达十多家，著名的土行有敏鸿生、聚寰、义和祥、惠通、久利、福记等号。土行经理大都是陕西、湖北、四川人，他们与驻军、禁烟局互相勾结以谋私利。当时的官署对陕南烟土行销坐销的管理，并不能彻底禁烟，反而使得烟土商人买卖泛滥。烟土商行和商人，以及禁烟局相互勾结，除了给官署捐缴烟土商税外，借征税之名增加附加杂费以谋私利。当地驻军以保护运输为名而加收烟商保运费，烟商借官署的非法敲诈剥削而大量运销。从禁烟局到烟土行，有安平镇岚禁烟分局（局设安康）、汉石紫禁烟分局（局设汉中）、旬白禁烟分局（局设白河）。当时贩运烟土商人，大都取道紫阳入巴山到四川开县、禹源、绥定等地买货。

1931年汉石紫禁烟分局长房向离建议省禁烟局，对四川烟土运销，由安康、汉阴、白河三个分局共同分配税额，得到省局的批准。之后汉石紫分局和荀白禁烟分局都在安康设立办事处，专门办理三个分局共同征收烟土税款事宜。当时安康财政专员严祥和，为监督收税的总机关，各局每月税款征收数目必须按旬报告财政专员。商人由川北运来的鸦片烟土，集中放在安康江西会馆，之后由各土行和三个禁烟分局，按局的范围大小分配征收数目。如安康、汉阴两局各分配应征税烟土四十担，荀白局分二十担，然后将其分发各烟土商行。给商人报税，收缴税款，贴印花税票等手续统一由烟土商行代办。商行也进行抬价来牟取暴利。

安康烟土商行的经理在川烟运销泛滥的情况下，由于盘剥顺利而成为当地财主，同时也成为鸦片烟瘾最大的烟鬼，他们过着骄奢淫逸、不劳而食的生活，每一个行店里都有五六副大烟灯，同时备有上好的鸦片烟膏，作为拉拢禁烟机关人和烟商的应酬品，另外备有麻将等牌具，以供烟商和机关人员消遣。

三、烟毒对陕产生的社会影响

鸦片烟在陕西危害深远，对陕西民众的心理造成严重的阴影，摧残了国民的意志，也对陕西地区农业、手工业、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烟毒在陕泛滥，打破了陕西优良的民风民俗，造成社会风气下降。陕西地区自古以来就民风淳朴，劳动人民辛勤耕作，创造了辉煌的历史。自鸦片传至陕西后，打破了以往淳朴的民风，社会风气日益下落。“凡吸烟之人，不耐劳苦，筋力减也，不能振作，精神颓也，思不久远，心术坏也。图片刻之安，不问来日，贪一身之苦，不顾全家。”[2]451陕西民众自沾染烟毒后，为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便不择手段获取财富以支撑鸦片烟的费用，娼、盗现象也逐渐增多，摧残了民众的良知，败坏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致使抛儿弃女的现象时有发生。“1929年陕西一省出卖的妇女既有20多万，一些灾区出现了专门买卖人口的场所――人市。据载：当时河南、山西等省人贩，云集西安及周至、武功、礼泉、眉县、浦城等地。”[3]366由此可见，贩卖人口也逐渐加剧。同时，掘坟挖尸也不断出现，甚至出现骨肉相食的惨状。

其次，造成陕西地区农业大幅减产，生产力水平低下。陕西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产粮大省，关中平原土壤肥沃，加上勤劳朴实的劳动人民，使陕西的农业生产发展较为乐观。自鸦片入陕之后，陕西民众开始吸食鸦片，并大量种植以满足其需求。加上封建军阀督陕后，鉴于鸦片的利润丰厚，强迫民众种植鸦片，“自十五年（1926年）当局尽下令强迫人民种烟，诱之以利，迫之以威，西北二分之一以上的田地都种了毒物。这些烟的土田还是择其肥土沃壤，于是五谷一定不登，五谷不丰，人民当然没粮食，没有粮食，哪能不发生灾荒呢？”[4]93大量的农田变成烟田，罂粟取代了小麦，并造成土壤的破坏，粮食产量直线下降，在灾荒之年发生严重的饥荒。同时，造成民众心理逆差，对种植鸦片的兴趣远远超过粮食的栽培。有资料表明，“陕西农民对于栽种烟苗一事，在过去却是用全副精神去惨淡经营，唯恐不胜。而对正当的农作，反以任其荒芜……大田地种了鸦片，主要的农作大见减色，民食不无发生重大问题。”[5]民众吸食鸦片，长此以往，耗费大量财富，使得陕西地区农村经济日益凋零，农村经济处于危机之中。

最后，鸦片在陕的泛滥，占用了大量的社会资金，限制了陕西民族工业的发展，造成陕西地区工商业发展缓慢。自鸦片烟在陕泛滥后，带动了与鸦片相关的烟具、烟膏、烟馆业发展，造成工商业出现畸形发展趋势。根据相关资料显示，1931年陕西地区工业关闭过半，“陕北商业，一落千丈，商贾累赔，店铺倒闭。至于陕南，商业辍业，店铺关门，一片萧条景象。当时，甚至连商业荟萃之区的西安，也出现了市面交易日趋衰落的局面。”[6]101

参考文献：

[1]西北大学历史系.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2]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

[3]咸阳市志编纂委员会.陕西地方志丛书・咸阳市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

[4]康天国.西北最近十年来史料（1931）[M].台北：文海出版社，1990.

[5]仵建华.西北农村经济之出路（续）[J].西北农学，1936（5）.

[6]李庆东.烟毒祸陕述评[M].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