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连锁型学生社团中行动与制度相脱节的原因

摘要：本文以连锁一分支型社团中行动与制度相脱节的原因为研究对象，以南开大学DK社团为例，由组织的外部组织场域、内部组织成员身份认同和组织成员目标认同三个角度来进行分析，并适当引入动态决策过程分析。阐明了该类组织经由“变种”、“选择”、“保留”三种方式形成了组织行动与组织制度相脱节的现象。

关键词：连锁一分支型社团；组织场域；身份认同；目标认同

对于当今中国大学生来说，“学生社团”绝对是一个毫不陌生的词汇，几乎在每一个大学生的生活中都或多或少地有社团活动的影子。学生社团的种类繁多、样式各异，而其中有一种在组织结构上与其他社团有所不同的类型――“连锁型社团”。所谓“连锁型社团”即指结构类似于像麦当劳那样的连锁企业的学生社团，这类社团有世界性的也有国家、地区性的，但就结构上看，基本上均是在某地有一个起中心作用的“总部”作为控制中心，之后在各地开枝散叶、广设分部，比较有名的有Aiesec、宝洁求职社等。笔者也曾加入过一个连锁型社团在南开大学的分支社团（以“南开DK”代称）并在其中度过了三个学期。这一连锁-分支型社团在北京建立了一个社团总部，并由这个总部负责在全国各重点大学中建立分支学生社团，以便在高校学生中宣传其所推崇的某位管理学家的思想，并进一步宣传其所代表的某学院，目前已经在全国17所高校中建立了分支社团。

这一组织在理论上而言有着严密的组织体系及组织结构，总体而言总部每学年给予各分支社团一定活动资金以及若干管理思想图书，并且提供远程教师指导及一定的培训师资，而各分支社团要服从总部领导并执行总部的各项工作计划。总部负责各分支社团的组织架构、活动内容及形式，而且采取以任务为中心的监管模式，即以听取活动总结汇报、学期汇报、年度汇报、远程视频会议等方式进行监督。所以其给人的第一感觉是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制度规范。但随着在此的时间越长，越可以发现在此分支社团的日常运行中并不完全按照总部制定的制度行事，如虽然有着严格科层制组织架构，但实际上只是社长一人负责社团工作分配且多为临时布置；又如虽然规定每人必须每月完成相应的阅读计划并向总部上交整个社团的完成状况，但实际上并没有人完成，所谓的报告书也是有社长向总部编造的；再如虽然有着严格的活动规范（如关于迟到早退、缺席活动、损坏图书等的惩罚）但实际上几乎没有实行过……这些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之后我又向天津大学、天津财经大学的此社团分会的朋友以及在其它连锁型社团有过活动经历的同学打听情况，发现这种行动与制度规定相脱节的现象在连锁型社团的分支社团中是普遍存在的。这就引起了笔者的兴趣与思考，于是笔者决定以“南开DK”为例尝试分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所在。而在分析层次上而言，我倾向于由外部的组织场域、内部的组织成员身份认同和组织成员目标认同来进行分析。

一、外部组织场域

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学派认为，对于组织现象的研究应该重视外部环境视角，因为组织只有适应了环境的要求才能生存。对于学生社团来说，宏观大社会环境对其影响不大，而其所属的中观组织环境却对其有重大意义。“组织场域”是新制度主义学派学者受布迪厄之“场域”概念启发而引入的一个分析视角，DiMaggio和Powell等人将其定义为由一系列受到相同制度影响的组织所构成的、明确的组织范畴，处于场域中的组织彼此间存在差异且互为依赖。笔者在“南开DK”这三个学期，一共举办了2次跨校级活动、3此校级活动、15次小规模社团内部活动。而在这些活动中，被本社团邀请来参加的兄弟社团分别是南开大学某学习型社团（8次）、某理论型社团（5次）、天津大学某管理协会（4次）、天津财经大学某管理协会（2次），而同样的，在我们被邀出席的15次活动中，有11次是由以上四个社团中一个或几个举办的。因此，可以说“南开DK”所处的组织场域正是与这四个兄弟社团共同营造的。

但是，这四个社团均不是连锁分支社团，而都是由几个学生自行创办的，他们均把参加社团当作一个结交朋友、丰富生活的业余活动，其组织目标也就是“找寻志同道合之士”。这也就决定了其组织架构是松散型而非严格的科层制；其管理模式还是权威型统治而非规范型统治；其对于规则、惩罚等控制手段并不敏感……而这与“南开DK”的组织体系是完全不同的，这时对于“南开DK”来说就存在一个如何获得“组织外部合法性”的问题。所谓“组织外部合法性”是指组织的权威结构获得组织外与组织相联系的社会的承认、支持和服从。当一个组织所处的“社会”衡量其是否合法时，“社会”所关注的中心在于组织的权威结构，而“社会”对于一个组织的认可最终完成也在于对组织权威结构的认可。那么“社会”认可的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呢？一般认为“社会”会通过那些能够迫使组织采纳具有合法性的组织结构和行为的观念力量即“合法性机制”来完成这一过程，即当一种制度被社会上大多数组织采用后，其就会被认为是合理的组织形式，从而形成了维持与沿用这一模式的力量。因此对于“南开DK”来说，当与共同构成组织场域的社团频繁接触时就不得不做出让步以便获得合法性认可。即在此时，“南开DK”不得不进行“变种”（即为了符合外部环境的预期需要而出现新的组织形式的过程），不得不接受组织场域中文化环境的影响而改变行动方式，从而造成了与制度的某种脱节。而由总部角度来看，由于其目的是扩大总部的影响，而且其对分支社团难以进行人力等方面的扶持，因此在早期其非常支持个分支社团在本校内寻找兄弟社团以互帮互助。但随着总部对于各分支社团的监控力度不断加大，总部逐渐意识到了问题，开始用鼓励各分支社团之间的互助以期来逐步弱化其他类型社团对我们的影响。这一做法也许对于那些成群聚集的、刚刚建立的分支社团产生一定的作用（如江苏一地即有8个分支社团），但对于大多数像“南开DK”这样的分支社团来说，一方面周围的本组织社团太少，另一方面又存在竞争、评比等问题，因此情况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二、组织成员身份认同

“经济人假设”假定个人面临选择时总是倾向于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最大收益的机会，每一个参与者都能依据自己的偏好、用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活动。随之延伸，新制度主义把其与功能主义相结合，认为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会对组织产生或正或负的潜在功能。

对于“南开DK”这样的连锁社团的分支社团来说，北京总部的制度制定者、监督者和管理者是视这一工作为其职业的全职工作人员，而具体活动者则是视社团活动为课余活动的普通学生，这就造成了成员在身份认同上的差异。这种差异首先表现在对于社团工作的重视程度及时间分配上，由此而来的冲突则进一步使得社团成员在认同上产生了分化。在“南开DK”中，成员对于总部总是称“他们”，而对于本社团成员称“我们”，并对“他们”按照正式科层制组织制定的制度以及命令也产生了抵制情绪。因为对于这些成员来说，总部的权威以及总体组织理性是被设计好并强加给分支组织的，相比较于这一权威，成员更倾向于认可本团体权威，而本团体的权威如果想维系自身权威就不得不把自己置身于“我们”之中，进而进一步抵制了总部的命令。

但对于总部来说，像“南开DK”这些分支社团是由他们一手扶植建立的，因此理所当然应该听从其命令并严格执行各种计划。而且总部对于其内部正式员工的考核也正是基于其项目设计的完善性与执行结果的有效性。因此，在本组织的行动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总部的“高层”提出一个方向，进而总部的“中低层”按照他们自身的标准严格制定一套严密、完善的执行与考核计划（往往包含了若干个前期步骤、若干个执行步骤以及若干个汇报步骤）并扩大了上层的意向，而发到成员手中后，成员们则先由会长对项目进行简化，之后再由核心成员们开会简化，最后完成一个与原计划相差很大的一个项目，然后撰写报告。这一过程周而复始，而其之所以会凸显于连锁社团而非连锁企业则是因为真正社会上的其他连锁组织都会有其加强组织成员认同的方式，一般为经济利益、等。而对于“南开DK”来说，其维系的纽带仅为每年千余元的活动经费及若干图书，很难起到维系的作用。只有当组织成员对于自己的组织身份有积极的认同并承认、支持、服从组织内的权威时，组织的内部合法性才能建立。而对于“南开DK”来说，组织成员与其说是对整个联合组织拥有认同，不如说是对本分支组织拥有认同，因此，其成员更倾向于遵循本分支机构内不成文的潜性规范而非总部制定的正式规则。即在此时，此社团进行了“选择”，即当在“变种”基础上找到自己的领地或缝隙、并能从生存环境中获得资源以长期生存下去。

三、组织成员目标认同

一个组织的目标就是该组织努力争取达到和所希望的未来状态，从根本上来说，一个组织之所以存在也就是为了实现其目标。对于“南开DK”来说，组织目标就有一些微妙了，总部方面之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宣传总部思想、宣传总部所代表的学院。可是“南开DK”的很多学生管理者却希望把它打造为一个供大家深入交流思想的平台，而非宣传组织。这种冲突首先体现在对组织规模的构想上，总部是希望分支社团规模越大越好，其所制定的各项制度、组织模式也都是适用于上百甚至数百人的大组织。但“南开DK”的学生领导们却认为人数过多不利于成员之间的深度互动与交流，而且人数太多后在申请场地等方面也非常麻烦，因此，历届都尽量控制人数，最多时也不过四十余人、最少时仅为二十余人。而这样，总部制定的多个部门、层层管理的体制也就毫无用武之地了。制度化实际上是价值内化于结构的过程，而当分支组织对于本部的价值目标无法完全认同时，制度的执行也就无从谈起了，DiMaggio早已指出当合法性要求所导致的压力和组织所追求的效率相矛盾时，组织往往会采取把内部运作和外在结构分离开来的办法。因此在包括活动次数、活动内容、报告频率、换届选举等诸多方面，“南开DK”也均渐渐与总部要求脱节。此时此社团已经进入了“保留”阶段，即有选择性地保存和形式化组织的制度，此时组织已经半公开地对制度选择性执行，行动已与制度相脱节。

综上所述，“南开DK”组织实际上是由于外部的组织场域、内部的组织成员身份认同和组织成员目标认同的变动，由“变种”、“选择”与“保留”分步或同时作用而造成其行动与制度规定的脱节。新制度主义学派早已提出组织的最佳结构取决于一个组织的具体环境、技术、目标和规模等。因此，在没有强烈经济、升迁的刺激的激励下，作为分支社团很有可能与总部的意志相脱节，从而造成行动与制度的脱节。而作为连锁社团的管理者来说，其应该考虑到连锁社团与其他连锁机构的不同之处，从而真正制定出适用于本组织的制度。当然，本文仅仅以“南开DK”为例，固然能探寻一些普遍适用的关于连锁型社团行动与制度相脱节的原因阐述，但是是否还有适用于其他类型连锁型社团的理论解释，以及这些解释在应用于其他社团时应进行哪些相应调整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