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统战工作贡献

摘要：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对统战工作进行了艰辛探索，并取得了较显著的成绩。如上井冈山之前与滇军范石生部合作，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搞“黄色村庄”，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前与江西当局谈判。在中共面临各种困难的时刻，总能根据党的相关政策，既不“左”也不右，既团结又斗争，通过宽广的政治胸怀和特有的人格魅力，去寻找我党我军的朋友、合作者与同情者，最终渡过难关，使革命工作能及时开拓新的局面。

关键词：；土地革命战争；统战工作；贡献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4）01-0029-05

同志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国人民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被誉为“天才的统一战线的执行者”。但是目前学界对于在统战领域的卓越贡献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其实，他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进行了统战工作的艰辛探索，并取得了较显著的成绩，这些丰富实践也为他后来成为“一代统战楷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上井冈山之前与滇军范石生部合作

自从在江西抚州赶上南昌起义军，经过三河坝分兵后，协助进行“赣南三整”，最终将这支革命火种予以保存，部队的政治和军事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的支持让感到非常欣慰，他于1927年10月下旬在信丰城西的一次全体军人大会上宣布“今后这支队伍就由他和同志来领导”[1]。

11月中下旬，部队进至上堡。时至隆冬，物资供应十分困难，如不及时解决，部队将有垮掉的危险。危急时刻，情况有了转机：范石生与接上头了。驻防在粤北韶关、湘南汝城一带的国民革命军第16军军长范石生主动派遣在他部队工作的共产党员韦伯萃前来联系，希望同南昌起义军余部合作，还在给的信中指出该军内部有一批共产党员，他并未取缔他们的活动，以示诚意。此时的范石生除了与是故交及思想比较开明外，更重要的是与蒋系、桂系、湘系军阀都有矛盾，尤其受到蒋系军阀的排挤，急需寻找盟友加强自己的力量。

其实，早在南昌起义军南下时，即曾授意致函金汉鼎、范石生、杨如轩等滇军将领进行争取。等各军师负责人也都带上了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的组织介绍信备用。因此，与保持一定合作，中央是支持的。

、等领导对与范石生的合作进行了慎重研究，考虑到部队此时非常疲惫，被服弹药等也极度缺乏，有建立统一战线关系的必要，于是通过会议决定，在保持共产党武装独立自主的原则下与之实行短暂的合作。

11月21日，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到第16军第47师师部驻地汝城与范石生的代表、该师师长曾曰唯进行了两天谈判，达成了以下协议：“朱部是共产党的队伍，一切行动听从共产党的调动；范部给朱部的物资补充，完全由朱部自己支配；朱部的内部组织和训练工作等，完全按照朱部的决定办，范部不得干涉”[2]。以王楷名义任第16军总参议、第47师副师长兼第140团团长，任团政治指导员。此后，又将所部分为三个番号，南昌起义军余部为第140团，张子清、伍中豪从井冈山带来的一个营改称为第一四一团，何举成带领的湖南宜章、汝城农军200余人改称为第16军特务营。前两支队伍驻扎湖南资兴，后一支驻扎广东乐昌。“为统一这三支部队及十六军原有共产党组织的党的领导，秘密建立了中共第十六军军委，任书记”[3]。

与范石生合作后，这支部队在、的领导下继续施行党的政治主张、开展革命活动。如在上犹、崇义期间，部队照旧打土豪、支持农会活动。他们还与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取得联系，于11月底在汝城召开中共湖南省衡阳市所属各县县委书记会议，讨论和布置了湘南暴动准备工作。12月上旬，、率部作为范石生的后卫，从资兴南下抵达粤北仁化县境，更有力地支持农民运动。

此时，广州起义爆发在即，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北江特委要求、率部赶赴广州。他们即行开拔，范石生部没有阻拦；他们途径韶关，请范石生拨给去广州的车皮，范也如数调拨。中旬，部队正准备上火车开往广州时，忽遇广州起义失败后撤出的几十名干部，方知起义已失败，于是计划临时中止。下旬，部队移驻韶关西北15公里的犁铺头，继续进行军政训练。

1928年1月初，察觉南昌起义军余部隐蔽在范石生部，指令方鼎英率部从湖南来粤北，“拟以四个团驻韶关，另以四个团留驻犁铺头以北之乐昌，对其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并要求范解除其武装，逮捕同志”[4]。范不忘旧情，秘密通知赶紧撤离。与此同时，和也接到中共广东省委通知，要他们率部脱离范石生，到广东北江的英德、清源一带发动群众暴动。于是，与以“野外演习”的名义，在1月6日前率部撤离犁铺头北上，“准备经南雄迅速赶往海陆丰，与的队伍会合再作打算”[5]。后在南雄受阻，便折回向西北挺进，到湘南开创根据地，这才有后来轰轰烈烈的湘南起义。

1962年在《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一文中回忆到：“当时同范石生合作，对我们来说是有好处的。第一，可以暂时隐蔽目标（我当时化名为王楷），求得修整的机会，待机行动。第二，可以得到物资补充。合作时，他给我们发了两个月的军饷，补充了被服弹药等，我们临走时，他又给了我们几万元现洋作为路费。”[6]

可见，在上井冈山之前，不仅和一起挽救了南昌起义军余部，而且协助与范石生部进行合作，利用各派军阀之间的内部矛盾，在反革命营垒中与个别集团结成了特殊的统一战线关系，使部队得以修整，并保存和壮大了自己的实力。这些都为后来的湘南暴动和艰苦的井冈山斗争，作了充分的准备。

二、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搞“黄色村庄”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根据中央的指示，和项英留下来共同领导余下的部队保卫中央苏区，配合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

除了用大量兵力追堵主力红军外，还以占绝对优势的另一部分兵力专门对付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面对军队的军事进攻和严密的经济封锁，协助项英迅速转变战略思想和斗争方式，将部队和干部分散突围，从过去集中和正规化的作战方式向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转化。1935年3月底，来到信丰油山，与李乐天、杨尚奎等会合，领导开展赣粤边游击战争。

在建国后回忆：“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是一种新的斗争形式，它不仅要有正确的方针、统一的意志，还需要有正确的斗争策略、鲜明准确的政治口号和灵活的游击战术。”[7]

游击战之初，在赤白尖锐对立的山区和靠近山区的村庄，游击队只知搞赤色区域与反动派控制的白色区域对立，对白区的官员和地主土豪，一律予以镇压，试图扩大赤色区域。指出，这是受到“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在当时条件下是错误的。因为游击斗争是长期而残酷的，敌强我弱难以改变，搞一次赤色村庄，群众就受一次摧残。结果游击队成了祸害之源，游击队一来，敌人就烧房子、杀人，这不利于与群众保持长期的团结。于是，游击队在实际工作中，慢慢摸索出一种兼公开与半公开、兼合法与半合法的斗争方式，即搞“黄色村庄”。利用敌人的保甲制度，结合军事压力，搞革命的两面派，从政治上争取反动保甲为我们工作，应付敌人，搞一些“白皮红心”的地方基层组织。这样，既保护了群众，又保证了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并且可以通过“黄色村庄”争取比较进步的地主、开明士绅及其知识分子，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以推动抗日工作。只要他们不危害革命，红军就不镇压他们，还可以利用他们了解外面的信息，进行革命宣传。

根据陈丕显的回忆，在的领导下，游击区派一些没有暴露的地下党员、革命群众和年纪大的开明人士去担任保长或甲长，使之成为革命的两面派。在赤白交界区，主要是搞“黄色村庄”。先具体摸清联防保甲长的情况，利用其互相之间的矛盾，将掌握实权的联防主任或保长孤立起来，然后利用夜晚或雨天，突然“访问”，给他们约法三章，不准危害游击队员及其家属，不准摧残群众；敌人命令带路搜山时，可以照办，但必须事先通知游击队，或打枪让游击队知道；当游击队通过屋场时，不得阻止；等游击队走后，可以朝天开枪，好向敌人交代。同时要他们代买粮食、药品，在限定的时间送到指定的地点，照价付款。谈判告成时，要他们签字盖章，这些人只好乖乖照办。经过多次工作，有的几乎完全听命，成了“白皮红心”――皮是的，心属共产党的，挂的牌子，干共产党的事情。对最反动的保长、联防主任，根据群众的要求予以镇压，“杀掉后又叫群众去报告，使群众不受牵连”[8]。不仅普遍布置工作，还亲自出马，总结经验。如黄坑出现了一个顽固的黄保长，工作特别难做。亲自带领精干游击队员，深夜潜入黄保长家，将其抓获。最终，黄保长逐渐成为两面派，黄坑也成了“黄色村庄”。在的指示下，还抓住了黄老拐，订了条件，让他为游击队做事，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帮助他当上来池江区长，通过这重关系改善了游击区的物资供给。

指出，这个策略很重要。期间除了警惕争取对象可能“反水”之外，在内部还必须同另一种倾向作斗争，那便是想单纯做地下工作，下山去到“黄色村庄”搞半公开斗争，而忽视坚持武装的重要性。因为斗争实在太艰苦，长期的山林生活，忍饥耐寒，有的人厌倦了，认为现在有了“黄色村庄”的条件，便想到村镇里去。这很危险，会削弱党的武装力量。经验证明：游击队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政治旗帜必须坚持。党的武装是敌后游击斗争的主要方面，是革命的本钱。抗日高潮必将到来，共产党在未来的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取决于党的武装力量的强弱；有了枪杆子，才有发言权。

事实证明，“两面派”和“黄色村庄”的斗争方法，是三年游击战争中等共产党人的一大创造。这一宝贵经验是符合当时实际的阶级政策，避免了游击队树敌过多。这一斗争艺术后来在抗日战争中的广大游击区得到了广泛地运用和发展，为壮大我党我军力量、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功勋。

可见，在南方三年浴血奋战中，领导南方游击队获得主动权，争取群众支援，区别对待地主、豪绅，采取争取、分化、瓦解和打击相结合的策略，在赤、白交界区有组织、有计划地创建“两面政权”、“黄色村庄”，巧妙地与敌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白区游击斗争经验，最终为党保存了南方革命战略据点和一批革命骨干力量。

三、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前与江西当局谈判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剧，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最主要的矛盾。“西安事变”后，特别是“七七事变”后，军停止了对游击区的进攻。

此时，和项英通过各种报刊间接得知中共政策的转变，国共双方即将开启第二次合作共同抗击日寇。他们根据报刊上的会议讲话精神和当时国内外形势，起草文件、召开会议，使大家在思想上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还决定将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更名为抗日义勇军。中共赣粤边特委先后《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宣言和《告赣南民众书》，提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口号，受到了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的热烈拥护。但针对随即提出的红军游击队要“归顺”、“自首”的谣言，以书信和传单的形式大加驳斥，严正声明：只有承认共产党和义勇军的合法地位，才能进行谈判。

“八一三”事变爆发，集团和英美在华利益受到严重威胁，被迫承认南方各省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在南昌成立了所谓“招抚委员会”，赣州、宁都两个专署也都成立了相应的机构。这样，在南方的国共合作谈判事宜才真正进行。

据大余县长彭育英的心腹赖志刚回忆，为了找到赣粤闽边境中共游击队的负责人下山洽谈整编事宜，彭育英接到指令，要其与中共游击队取得联系。“彭接到要与中共游击队洽谈的命令后，连续给油山去了三封信”[9]。通过报纸了解到彭育英出生士绅家庭，留学日本，有一定的民族气节。他于9月3日给彭育英发去“快邮代电”，陈述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重要意义及红军游击队所持的立场，对方面的造谣污蔑之辞进行了斥责，要求彭育英转函政府，改变对红军游击队的敌视态度，立即停止一切破坏活动[7]61-63。彭育英希望游击队能派一负责人立即出山接洽，商谈相关事宜。紧接着，第四十六师，南康、南雄、信丰、赣县等县长也发电，表示愿意谈判。这样，被推选为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南抗日义勇军的全权谈判代表。

9月8日，在大余池江圩与彭育英的代表鲁炯雯谈判合作抗日事宜，初步达成了7项协议，但在某些重大问题上，鲁不敢表态。为了早日实现联合抗日，在彭育英的陪同下，又于“11日前往赣州与江西省政府代表、江西全省抗日义勇军编练处副主任熊滨、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马葆珩举行抗日合作谈判”[2]198，“12日，向赣南军政当局提出了合作抗日意见书，共七条”[10]， “至16日，双方达成九项协议”[11]。

24日，与项英来到南昌，继续与江西省政府谈判，解决了军队从游击区撤退、释放政治犯、在南昌建立红军游击队接洽处等6个问题。期间，项英通过南京的博古传电、，向中央报告谈判进展情况。9月底，项英与在南昌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公开信》，要求各游击队立即集中，听候改编，为抗击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而战斗。南昌谈判的成功，标志着南方地区国共合作局面基本形成。10月至12月，在南昌、吉安等地组建了红军游击队接洽处、通讯处，继续与当地的当局谈判，解决在合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由于顽固派希望通过谈判达到消灭游击队的目的，使谈判变成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与进行了针锋相对、有勇有谋的斗争，最终形成了共识、达成了协议。谈判基本结束后，党内有的同志说国共合作就是“国共一家”，甚至提出要“合作到底”。及时提醒大家，不能再提“合作到底”，而只能提“长期合作”。虽然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但阶级矛盾仍将存在，“抗战是有条件的，必须壮大自己的力量，否则就无所谓合作”[12]。

在与谈判的过程中，还结交了两位朋友，成为国共合作的一段佳话。一位是上面提到的彭育英县长。他既促成了双方的谈判并达成初步协议，又解决了游击队的部分经费和冬衣等困难。另外，他开具的200张盖有大余县政府官印的空白通行证，不仅帮助了复员回家生产的游击队员，对留在游击区工作的同志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另一位是江西省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刘振群。于10月来到吉安，受到刘振群的热情接待，两人经常畅谈到深夜。在刘振群的积极配合下，至1938年1月，吉安地区各县红军游击队的收编工作顺利完结，共集中1900多人、1400多支枪。赣南、赣东和江苏等地的一些游击队也来吉安集中，“统由刘振群代雇民船，运往南昌，开赴皖南抗日前线”[13]。

可见，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前，下山奔走于大余、赣州、南昌、吉安等地，与进行了艰辛的谈判。他秉持求同存异的原则，态度不卑不亢，开展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维护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取得了谈判的成功，促成了江西乃至南方六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为新四军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

作为一位成功的职业革命家，其早年参加革命期间的统战工作就可谓艺术高超，内容更可谓丰富多彩，他也在统战工作中不断增长着自己的才干。在中共面临各种困难的时刻，他总能根据党的相关政策，既不“左”也不右，既团结又斗争，通过宽广的政治胸怀和特有的人格魅力，去寻找我党我军的朋友、合作者与同情者，最终渡过难关，使革命工作能及时开拓新的局面。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统战实践，不仅对于推动中国革命的进程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中共在历史新阶段推进统战工作持续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粟裕.粟裕战争回忆录[M].北京：出版社， 1988：42.

[2] 刘树发.年谱：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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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等.人民的忠诚战士――缅怀同志[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80.

[5] 中共宜章县委党史办.湘南起义在宜章[Z]，1987：102.

[6] 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96.

[7] 军事文选[M].北京：出版社， 1996：605.

[8] 中共株洲市委宣传部.怀念同志[Z].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107-108.

[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Z]，1982：35.

[10] 中国人民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Z].北京：出版社，1994：51-53.

[11] 中国人民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Z].北京：出版社， 1994：1424-1425.

[12] 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27-128.

[13] 耿艳鹏.和他的两个朋友[N].团结报， 1987-0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