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学论文范文

中外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中外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由于历史因素，苏雪林与大陆读者一度暌隔将近半个世纪。从中国知网收录的资料看，有关苏雪林与外国文学关系的研究主要分为四个方面：

（一）苏雪林与基督教文化杨剑龙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第七章阐述了苏雪林成长、学习的相关背景，并以其小说《棘心》为例剖析文中主人公的皈依之路，文章分析苏雪林选择基督教的原因：一是受“耶稣伟大的人格”感召，二是眷恋“母亲的爱”，三是认为“彼西来之教，则大可补吾儒之不足”。同样关注到苏雪林接受基督教过程的文章还有几篇硕士论文，以及王珊《文化碰撞与精神遇合———论五四女作家接受基督教文化的历史语境》等，但大多只是对之前学者研究的借鉴。此外，有些文章关注到苏雪林与基督教文化关系中更细致具体的方面，如郭晓霞《论“五四”女作家的伊甸园情结》，《论五四女作家笔下的上帝形象———以苏雪林、冰心为例》，陈由歆《从原型理论看〈棘心〉的宗教意识》，金宏宇、章宗鋆的《〈棘心〉的版（文）本考释》等。

（二）苏雪林与唯美•颓废主义解志熙《“青春•美•恶魔•艺术……”唯美—颓废主义影响下的中国现代戏剧（上、下）》选取了众多作家及作品作为研究对象，苏雪林及其剧作亦在其中。在苏雪林部分，解志熙首先指出，苏雪林的《玫瑰与春》运用了童话与象征的手法，可能受到王尔德的《玫瑰与莺》《自私的巨人》等童话的影响。其次，作者认为在中国现代戏剧中，受唯美—颓废主义影响最深的剧作之一就是苏雪林的《鸠那罗的眼睛》，并从戏剧主题和人物性格两个方面，将《鸠那罗的眼睛》和王尔德的《莎乐美》进行了比较，虽然二者有不少相似之处，但苏雪林也并非完全模仿，而是有所创新。学界认为，《鸠那罗的眼睛》是苏雪林唯美主义戏剧的代表作，因而对该剧的关注度较高，专题研究论文也较多。如潘讯《〈鸠那罗的眼睛〉的唯美主义风格》，丁增武《“艺术”与“道德”之间的厚此薄彼———从〈鸠那罗的眼睛〉看苏雪林对唯美—颓废主义思潮的接受》等。此外，散文集《绿天》、小说《棘心》等作品也被纳入了唯美主义研究视野，相关论文有：毛锦花《哀艳的笔调，唯美的爱情———试论唯美主义对苏雪林早期创作的影响》，丁增武《苏雪林早期散文的“西化”色彩》等。

（三）比较文学视野下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苏雪林既是作家，又是学者。对于她在学术研究中具有的比较文学视野，关注较早的是徐志啸，他在《论苏雪林教授的中外文化比较》一文中指出，苏雪林将中外文化比较引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她的屈赋研究，中外文化比较可分为两方面：一是以域外文化中的材料记载印证屈赋作品中的内容；二是将屈赋作品内容与域外文化材料做横向比较，探寻中外文化的共同渊源。文章还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将苏雪林的中外文化比较分为平行研究、影响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三方面。在平行研究方面，最突出的是她提出的“世界文化同出一源”说；在影响研究方面，苏雪林偏重探讨外来文化因子，认为中国上古文化曾受到外来文化的巨大影响。而在徐志啸之后，相关研究基本上即着眼于“世界文化同出一源”和“域外文化”对中国上古文化的影响两个方面，鲜有更深入的研究。除了以上三方面研究，还有学者提出苏雪林作品有取材希腊神话的迹象，并受到伤感主义和西洋水彩画技法的影响。如朱双一的《苏雪林小说的保守主义倾向———〈棘心〉〈天马集〉论》、祝宇红的《“老新党的后裔”———论苏雪林的〈天马集〉与曾虚白的〈魔窟〉对神话的重写》等。

二、珞珈山美人———凌叔华

凌叔华被誉为“东方典型美人”，这不只是对她清丽气质的赞美，也是对其温婉淡雅的文风的肯定。凌叔华的创作中，小说成就最高。学术界对于她的小说研究也较多。相关研究可分为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一）凌叔华与曼斯菲尔德凌叔华与曼斯菲尔德的关系颇受论者注意，这与徐志摩、沈从文和苏雪林等人都把凌叔华比作中国的曼斯菲尔德不无关系。李钦业《凌叔华小说论》论及了人们将二者相提并论的几点原因；李奇志《温婉淡雅的人生之歌：曼斯菲尔德凌叔华小说之比较》则从创作内容、审美风范、艺术格调等方面将曼氏与凌氏进行了具体的比较。作者认为，在艺术构思上，两位女作家共同的文学主张是不“创造奇迹”，只摄取“生活的原样”来反映“事物的本质”，但是曼斯菲尔德小说构架比凌叔华更具有开拓性；在艺术格调上，两人都有敏锐的观察力，重视对人物心理的描写，但选择的表达方式和视域侧重不同。此外相关论文还有杨慧《“高门巨族”中说话的女人们———凌叔华与曼斯菲尔德小说的比较研究》、陈寿琴《哀婉、淡远的艺术风格———凌叔华与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创作之比较》等。除了整体性比较，还有一些论文着眼于创作个案的对比分析，如杨春红、郑友奇《素雅婉约的女性之歌———曼斯菲尔德的〈幸福〉与凌叔华的〈花之寺〉之比较》、熊文艳《女性价值的追寻与幻灭———曼斯菲尔德的〈第一次舞会〉与凌叔华的〈茶会以后〉之比较》等。另外，还有少数论文研究凌叔华与曼斯菲尔德的女性意识等，如，杨梅《试析凌叔华与曼斯菲尔德文本中的女性意识》等。

（二）凌叔华与契诃夫对凌叔华与契诃夫关系研究较为系统的是吴惠敏的几篇文章，其中《试论契诃夫对凌叔华小说创作的影响》一文认为，凌叔华受到来自契诃夫三方面的影响：一是题材与情节，二是戏剧式结构，三是讽刺幽默的艺术风格。《论契诃夫对凌叔华成名的助益》则指出凌叔华的部分小说直接借鉴了契诃夫相关小说的情节，正是契诃夫的影响使她从1925年开始创作的小说风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另外，还有一些文章从叙事角度进行分析，如，周春英《试论凌叔华小说的叙事模式》，文章认为凌叔华形成第三人称叙事方式的原因之一，是她师承契诃夫无情节或情节淡化叙事技巧，只选择一两个生活片段或者一段对话来叙说描写。薛双芬的《试论凌叔华小说叙事风格》一文中提到，凌叔华受契诃夫小说客观化的叙事态度影响，因而在作品中大部分采用客观中性的全知视角进行叙述。

（三）凌叔华与布卢姆斯伯里关于凌叔华与布卢姆斯伯里关系的研究，相关论文也不少。如蔡璐的硕士论文《凌叔华与布卢姆斯伯里》，全文分为三章：第一章介绍布卢姆斯伯里在中国的传播情况；第二章讲述凌叔华与朱利安的文学关系；第三章叙说凌叔华与伍尔夫的文学关系。布卢姆斯伯里集团中，凌叔华与伍尔夫关系最近，因此，研究者对她们二人及凌叔华的英文小说《古韵》关注较多。《古韵》是在伍尔夫的鼓励下用英文写作的自传体小说。前述蔡璐《凌叔华与布卢姆斯伯里》第三章即以《古韵》中的女性主义色彩与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暗合展开，认为她们在战争期间的通信体现了女性写作与战争的关系，在反战思想的背后实际上是对男权的否定与质疑。相关论文还有江淼《和伍尔夫一起写作———〈古韵〉的西方视野》、董姝雯的硕士论文《在现代与传统之间———论凌叔华小说创作》等。除了以上三部分主要研究内容，部分论文还涉及到西方现代派的心理分析方法、西方悲剧美学、唯美主义、西方讽刺艺术、存在主义和女性主义等，如张衍芸《写出女性的心灵———凌叔华小说艺术论》，余文博、陈卓《从凌叔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透视其女性主义立场》等。

三、“珞珈三杰”

目前将三位女作家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的学术论文几乎没有，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篇介绍、回忆文章。如杨静远《让庐旧事（上、下）———记女作家袁昌英、苏雪林、凌叔华》，文章回忆了抗战时期，武汉大学搬到乐山时袁昌英和苏雪林、凌叔华的一些旧事；秦春燕《修为人间才女夫———〈让庐日记〉中“珞珈三杰”》，以杨静远的《让庐旧事》为基础，重点放在“三杰”的情感问题上；陈学勇《珞珈三杰》，在简单介绍了袁昌英、苏雪林和凌叔华各自的成就后，记叙了三人的友谊，并将她们从性格、婚姻、人生归宿等方面进行了简略的比较。除此之外，几乎没有文章论及三人，更不用说是综合三人与外国文学关系的学术研究了。

中国知网收录的近30年来关于“珞珈三杰”个体和整体的研究资料显示，学界对于袁昌英、苏雪林和凌叔华各自与外国文学的关系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这些研究多方面、多角度揭示了三位女作家对外国文学的学习与吸收，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还不够深入，涉及的面仍显狭窄，且“珞珈三杰”的整体研究还没有引起关注。袁昌英、苏雪林、凌叔华作为20世纪上半叶的新女性，同受西方文化影响，同样以创作、翻译、研究而博得才名，彼此又私交甚密，她们对于外国文学、文化的选择与接受，乃至外国文学因素在她们的文学创作中的呈现，有怎样的相同与相异，这些异同背后又有怎样的思想文化渊源，这些都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中外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主题学 主题 典型人物形象 意象 题材

【基金项目】此论文得到了2012年度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民办高校青年教师科研项目资助。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8-0001-01

主题学是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主要“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母题、人物典型、情境、意象等跨国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或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作家对它的不同处理”（谢天振，1997），“并进一步辨析、阐发之所以产生不同点的那些民族或国家的文化背景、道德观念、审美情趣等方面的异同”（孟昭毅，2003）。

主题学研究自然需要研究作品的主题，但它并不等同于一般的主题研究。一般的主题研究着眼于一个点，关注的是个别作品主题的呈现，重点是研究对象的内涵；而主题学研究则将研究对象的外在形式作为焦点，重点分析的是不同作家对同一主题、题材等的不同处理。因此，主题学研究着眼于一条线，甚至一个面，重点在于研究对象外在的手段和形式。

国内学者对主题学研究范围和内容的分类大体上均涉及了主题研究、母题研究、题材研究、人物研究和意象研究以及情境研究等。因此，本文对主题学研究成果在中外文学教学中的运用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展开：

一、主题研究成果的运用

主题是文学作品的灵魂，是文学作品中所体现出的一种综合的价值观。作品的思想内容，蕴含的精神实质，作家的主观意图和态度倾向等，都经由主题加以体现。所谓“主题研究”指的是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语境中作家的不同处理。

1.不同民族文学同一主题比较

文学即人学，文学以人类境遇和情感为核心，不同文学作品往往呈现出共同的生命形式和生命体验，从而蕴含起共同的主题。中外文学作品中常常涌现出许多相同的主题，比如爱情与政治、社会或道德观念之间的冲突，感情与理智的冲突，个人与群体的矛盾，人生短暂和自然的永恒，人与人沟通的困难等等。

2.不同民族文学同一母题比较

比主题小的主题性的单元叫作“母题”。德国学者弗伦泽尔认为：“它是还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情节和故事线索，但本身却构成了属于内容和形式的成分，在内容比较简单的文学作品中，其内容可以通过中心母题概括为一种浓缩的形式。”一般来说，在实际的文学体裁中，几个母题可以组成内容。也就是说母题指对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人类基本行为事件和情境的基本概括，是构成作品的基本单位。

3.不同民族文学同一情境比较

母题往往出自于情境，所谓情境指“人的观点、感情或行为方式的集合，它们产生或产生于几个个人参与的行动”（韦斯坦因，1986），也就是说，情境指的是人物在某个时刻的交错关系，即情节、事件、行为方式的组合或者相关环境因素，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一种典型的格局，诸如 “一男子爱上了一个姑娘，但这个姑娘却爱上了另一个男子”；“被遗弃的女人”；“两个朋友或父与子之间的冲突”；“仇人子女的相爱”等等。

二、典型人物形象研究成果运用

典型人物形象大致分为原型形象和类型形象两种。本文的研究重点以类型形象研究为主。类型形象指“某种性格与个性”，“往往与具有价值判断的主题相关，只不过以一种形象为轴心而已”（林健华、彭洋，1993）。比较文学范畴内的典型人物形象研究的重点是：通过不同民族文学作品中性格与个性大致相同的人物形象，来探讨不同民族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不同主题。

三、意象研究成果运用

主题多与题材、人物有关，在叙事作品中它主要体现在人物、事件或环境上，在抒情作品中往往通过意象传递出来。意象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同一主题不同意象或同一意象不同主题的研究，去考察作家的文化心理、审美倾向、艺术表现等内容。

意象是指具有特殊审美意味的文学形象或文化形象，它可以是一种自然现象和客观存在，或是一种动植物，甚至可以是一种想象中的事物。作品中的自然意象如天空、高山、海洋、森林和四季变化等，经过几千年来文学作品中的描写，尤其是诗歌中的吟诵，已经成为各民族的某种象征，获得某种特定的含义。

一般来说，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审美意味”，同样的自然景象在不同民族的人们心中引起不同的情感体验。

朱光潜曾总结过中西方诗人在文学作品中对于自然意向选择上的不同偏好，“西诗偏于刚，中诗偏于柔。西方诗人所爱好的自然是大海，是狂风暴雨，是峭崖荒谷，是日景；中国诗人所爱好的自然是明溪疏柳，是微风细雨，是湖光山色，是月景。”

四、题材研究成果运用

弗伦泽尔曾这样解释题材：“一个存在于这一作品之前轮廓清晰的故事脉络，一个‘情节’，由另外一个作家加工了的作品，或者甚至是一件想象的产物，用文学方式进行了处理。”所以可以说，题材指的是可以构成一个完整故事或情节的素材。只有被文学作为表现对象的那部分素材，才会成为题材。

在没有事实的影响和关联下，各民族常会不约而同地使用同一题材，但在具体的操作中又各有差异。

本文通过目前主题学理论的研究成果，探讨了如何将其在中外文学教学中进行运用，发挥主题学理论的实用价值。于教师而言，可以让主题学研究的成果深入到中外文学课堂，改变相对单一的教学方式，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视角、不同方法对中外文学进行解读。于学生而言，可利用相对熟悉的中国文学和文化知识作为基础，采用平行研究的方法，与相对陌生的外国文学作品进行比较，或对于不同民族文学进行类比，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的融会贯通，培养学生举一反三和中外文化联系的思维习惯。

参考文献：

[1]陈、孙景尧、谢天振.《比较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2]胡亚渝.中国的“变形记”――《中学语文比较文学导读》之四[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0（3）.

[3]林建华、彭洋.《中西散文比较研究二题》[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3（7）.

[4]孟昭毅.《比较文学通论》[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5][美]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M].刘象愚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6][美]韦斯坦因.《主题学》.见《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选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中外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首先，学生可以极大地开阔学术视野，最大限度了解学术前沿动态，培养自己的学术思维。其次，可以建立学术联系。我们与美国、德国、日本、香港的学术机构建立了经常性的学术关系，已经在马来西亚、韩国及中国各地与他们合作举办了多场国际学术会议。这样的环境让我们的学生实现了求学无国界、学术无止境的目标，为以后更大的发展打下了相当坚实的基础。再次，为学术创新提供了基本条件。在信息社会里，学者们走出国门与学术方法引进国门都是必须的。许多新的学术批评方法的产生，与这种交流是分不开的。与西方学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对于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撰写、项目申报以及科研任务的完成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在研究生招生方面，华师有哪些政策？

现在，我们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实行的是双向选择制，学生可以选择导师，导师也可以选择学生。在研究生考试之前是不报导师的，但是在进来之后，导师与学生的双向互选要求在两周之内完成。学生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他们有的是因为某一个导师而报华师的，有的是因为想当老师而报华师的，有的是因为想来南方读书而报华师的。基础好的学生，并不一定会选我，我也不一定能够选择到优秀的学生。

您在招收研究生的过程中，更看重学生哪些方面的能力？

我选学生有一些与别人不同的讲究：一是他的出身，即他是什么学校毕业、学什么专业的。如果是“211”学校的，或者是某一个省里最好的学校，虽然是跨专业的，是学地理与历史的，我觉得也还不错。二是他的口才与人生态度。如果其人生态度比较上进，踏实肯干，与他人交流比较顺畅，我认为是可取的；如果与此相反，则是不可取的。三是心态。如果一个人比较安静、沉稳、进取，有自己的兴趣和追求，则可以在未来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四是学外语的与学中文的要搭配一下。如果我们可以招收3个学生，最好是一个是学外语的，一个是学中文的，一个是学相关专业的，这就是比较合理的结构，因为他们在研究生3年里讨论的时候，可以做到互补与互证。五是写作能力。当然，开始的时候很难看出他具有什么样的能力，只是一种感觉而已。如果发现他们有什么特别的才能，自然会相当惊喜。比如发现他写赋很好，写诗很好，散文也写得不错，终于认识到这还是真正有才之人。不过，有教无类，什么样的人都有成才的可能，所以我在选学生的时候不是太挑剔。

请问您在培养研究生的时候，注重培养学生什么样的能力呢？

我是1998年开始指导研究生的，至今已经15年，我比较注重培养学生以下4个方面的能力：一是文献调查的能力，二是语言表达的能力，三是策划与组织的能力，四是论文写作与学术创新的能力。

您创办了中外文学讲坛，请问这个学术平台在学生培养方面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中外文学讲坛学术活动，人数不是很多，但每一个人都有说话的机会，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我所指导的研究生之所以具有超强的口头语言表达能力，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成长环境。

在中外文学讲坛的每一次活动中，我们都设有主持人、主讲人、讲评人、辩论人，每一种身份的人，都可以从不同角度发言，从而经受不同要求的训练。书面语言表达能力，主要是通过做简报、写听会报告、写策划方案进行提高。3年下来，每一位研究生虽然只可以在中外文学讲坛上主讲一次，然而做主持人、讲评人与辩论人的机会却相当多，这样的过程就是领导能力获取的过程。

学生有哪些锻炼专业工作能力的机会？

我们所主办的期刊与杂志，给了研究生提高策划才能的机会。我们每一届研究生，有的参与了《世界文学评论》的编辑工作，有的参与了《中国诗歌》的编辑工作，有的参与了《东林诗刊》与《南海学术》的编辑工作，有的参与了中外文学讲坛新浪与网易博客的编辑工作，有的参与了中外文学讲坛网上研讨会的策划以及海报设计，这些都是让研究生得到全面提高的机会。他们的写作水平与学术创新的能力也会得到很大的提升。学术论文的规范与学术论文的结构，都必须全面掌握。我要求他们坚持写一些小论文，篇幅虽短小但必须是学术论文，并且要求能够发表。

对于比较文学这样的研究型学科，您是否鼓励您的学生都去考博呢？

从事比较文学研究是很难的，如果要一生都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只是读个硕士学位虽然也可以，然而如果能够进一步深造，则有更为雄厚与坚实的基础。新世纪以来，许多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而取得杰出成就的中青年学者，基本上都有博士学位。因此，自我开始指导硕士研究生以来，一直鼓励他们去报考博士。所以，我真的还创造了一点奇迹：我指导的硕士研究生与访问学者，考上博士得以继续深造的，有将近30位，现在他们绝大多数已经毕业，成为各高校本专业的学术骨干。

这样的情况直到最近几年才有所改变。为什么呢？我开始指导博士生以后，发现硕士生直接考上博士是相当难的，因为指标越来越少，要求也越来越高。考博是一条正确的学术深造之路，然而也是一条艰难的路，因为对博士的要求越来越高，许多人因为达不到要求而不能按时毕业，一些人放弃了自己的学业，而从事实际的社会工作。因此，对于硕士生考取博士，我是鼓励的，然而每一个人也需要根据自己的兴趣与水平，而进行不同的选择。

您认为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目前比较文学学科有三大问题：一是学科建设的“空洞化”倾向；二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泛化”倾向，三是比较文学基本理论与西方不能实现对接。比较文学学科的当务之急，还是做扎扎实实的具体研究，特别是中国文学与其他各国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国文学理论与其他各国文学理论之间的比较研究，其他学科对文学产生影响的历史研究。的确是要突出中国特色与中国立场，突出自己的主体精神与主体风格，然而“求实”与“求是”是最为关键的。

读书的最后方向都要指向就业，比较文学的研究生一般在哪些行业就业呢？

除了考上博士的以外，主要的去向包括：一是高校教师，前几年的毕业生去了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长江师范学院、湖北师范学院，去年的去了河北第二民族师范学院等；二是在媒体出版机构，如湖北教育出版社、武汉出版社、新浪总部等任职；三是行政事业单位，如中国科学院病毒研究所、中国农科院武汉油料研究所等；四是在中学与中专担任教师。

您怎样看待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莫言获奖对中国文坛有怎样的影响？

中外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1 毕业论文写作的目的和意义

毕业论文是高等学校对学生整个学习过程的一个综合性考查。大学生毕业论文质量的好坏是评价高校教学水平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对学生的培养质量和综合水平的一个总体检验.通过大学毕业论文写作，可以使大学生熟悉科学技术研究论文写作的基本方法、基本的论文格式与规范，初步了解科研创作的一些技巧，了解本专业方向的一些研究内容，掌握文献资料查找的基本方法。

2 毕业论文写作的一般步骤

中学生的一篇语文作文一般在考场上花上几十分钟就可以完成，而一篇较好的毕业论文通常是一篇较长的有文献资料佐证的学术论文，一般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写作过程.要完成一篇毕业论文，一般需要经过以下几个过程:

2.1 毕业论文选题

毕业论文题目的选定不是一下子就能够确定的.若选择的毕业论文题目范围较大，则写出来的毕业论文内容比较空洞，难以结合实际;而选择的毕业论文题目范围过于狭窄，又难以查找相关文献资料，会让人感到无从下手.对于毕业论文题目的确定，通常可以采取先选出一个大的研究方向，再围绕该研究方向查找文献资料，通过阅读、思考、分析材料逐渐把毕业论文题目范围缩小的方法。

比如，英语专业的学生如果对英语语法感兴趣，可以先选出大的毕业论文题目“on english grammar”，然后查找相关的文献。如“如何学习英语语法”、“如何使英语语法教学走出平淡”、“解读报刊英语中的语法隐喻”等文献资料 。对师范类英语毕业论文题目应进一步缩小，围绕英语语法教学和学习来选择。比如可以选择“英语语法教学的思考”、“论中学英语语法的教学”、“英语语法教学之我见”、“英语语法教学定位的几点思考”等题目，谈谈英语语法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技巧，再结合师范专业的特点和在实习中的一些体会来写作，就会感到有内容可写，使得所述内容不至于空洞。

在毕业论文选题过程中，应做好前期准备工作。目前，国内大多数高校将毕业论文的写作安排在最后一学年甚至是最后一学期，这是具有合理性的。首先，本科生通过低年级的基础知识的学习，对理论的掌握比较系统，能够站在更高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其次，一般情况下，为高年级学生所开设的课程较少，且通过实习阶段，学生们对书本知识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比较容易写出较好的毕业论文。但是另一方面，这样的时间安排对学生写作毕业论文也有很大的弊端:一是学生离毕业时间太近，花在毕业论文写作上的时间太少;二是学生忙于找工作和考研，使得写作的时间更少。很多大学毕业生在写作毕业论文时，基本上没有自我选题这一步，而是根据指导教师所定的题目，在网上查找几篇相关的文献，通过“剪刀糨糊式”的复制、粘贴，拼凑组合成一篇毕业论文了事。这样写出来的毕业论文其质量可想而知，这就失去了毕业论文写作的意义。学生要想写出高质量的毕业论文，首先自己要能对毕业论文题目内容及写作思路有一个大致的理解，因此自我选题就显得非常重要。在低年级学习阶段，指导教师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及早查阅一些文献资料，让学生对所学课程的研究现状有一定的了解，并让学生结合自己的知识和兴趣有选择性地阅读文章。这样，学生在毕业论文写作时，才不至于在写作时感到无从下手。

2.2 毕业论文材料的收集与整理

通过收集得到的材料一开始没有必要都通读，可以先翻翻目录或索引，找出与毕业论文论文题目有关或紧密相连的章节。通过泛读，大致了解本论题有关的研究现状和前景，避免重复别人的工作。在这些过程中，有几样事情需要做:概括出与毕业论文题目有关的研究现状，整理出毕业论文提纲或大致思路，熟悉基本的毕业论文格式与写作规范。

2.3 撰写毕业论文

在写毕业论文时，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一是注意段落与章节之间的逻辑性。对于理学方面的毕业论文还应当注意理论论证的严密性和知识的系统性，同时论述要以论题为核心展开;二是论文的阐述宜客观，一般采用第三人称叙述，尽量避免使用第一人称;三是文章内容的叙述要详略得当，要注意避免重复。对于有新意、有争论的观点，则要讲透，绝不能吝惜笔墨。

3 毕业论文文献资料的查找

毕业论文不同于一般的论文，专业的毕业论文是某一学科领域的科研成果的描述与反映，没有研究，写作就无法进行.而研究的一定前提是必须掌握尽可能多的文献信息资料。一个人读的书越多、查找的资料越全面，专业水平就越高，创造性的思考可能性就越大，写出来的论文质量就更高。因此，大学生在写作毕业论文时，首先要学会如何检索文献资料，懂得文献查找的方法与技巧。

文献资料的查找也就是文献资料的检索，它是现代科技人员获取文献和信息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时也是大学生写作毕业论文获取资料的主要方法。每到大学毕业班开始做毕业论文(设计)时，学校图书馆及系资料室就挤满了查找资料的学生。但大部分学生在图书馆、资料室里东翻翻，西找找，浪费了许多时间，又给资料员增加了许多无谓的工作。许多学生由于不会查找文献，而找不到相应的文献资料，影响了他们的毕业论文(设计)的质量，有的甚至做了重复前人工作的劳动。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大学生缺乏动手获取文献情报的能力。笔者认为，大学生们认识有关毕业论文写作与文献资料的关系以及学会文献查找的方法和技巧，会利用相关工具去检索自己所需资料是很有必要的。

图书馆及其它文献信息机构收藏的文献资料有很多种类，随着internet的流行，现在图书馆有很多电子期刊数据库可供选择。电子期刊数据库不但检索种类齐全，而且速度快，是当今科技人员资料查找的首选。

下面简单介绍几种目前用得较多的电子期刊数据库:

(1)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网(cnki数据库)。它是由清华同方光盘股份有限公司和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负责牵头实施的.其建立的cnki系列数据库包括期刊、报纸、博硕士毕业论文等，收录了自1994年以来的国内公开出版的6000多种期刊(编者注：现在已达到8400多种)和报纸上发表的文章的全文。网址是。

(2)万方数据资源系统。它是由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万方数据集团公司开发的建立在因特网上的大型中文网络信息资源系统。它由面向企业界、经济界服务的商务信息系统、面向科技界的科技信息子系统及数字化期刊子系统组成。网址为.cn或。科技信息子系统是集中国科技期刊全文，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中国科技机构与中国科技名人的论文和毕业论文等近一百个数据库为一体的科技信息群。数字化期刊子系统使得用户可在网上直接获取万方新提供的部分电子期刊的全文。

(3)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它是由重庆维普咨询公司开发的一种综合性数据库，也是国内图书情报界的一大知名数据库。它收录了近千种中文期刊和报纸以及外文期刊，其网址为。

以上简单介绍的几种数据库在一般高校的图书馆里都可以查到。关于电子期刊文献资料的查找，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基本查找和追踪查找.所谓文献的基本查找是指文献的题目或内容一般无从知道，只知道该文献大致属于哪一个学科或者属于某一方面，或者只知道某些关键词;追踪查找则大致知道文献的题名、出处或者作者等相关信息.两个层次的查找方式有一些区别，下面分别介绍。

对于电子期刊资料的基本查找，以重庆文理学院网站为例，先进入学校图书馆主页，点击常用数据库下方的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选择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默认的帐号和密码登录(限校内ip)，在检索项中有篇名、作者、关键词、机构、中文摘要、引文、基金、全文、中文刊名等选项。一般说来，初次使用者最好选择“篇名”项，通过它查找得到的文章与论文题目比较接近，容易查找到相关的文章。如果要查找某个作者的文章，则可以选择“作者”选项。比如中文专业的学生需要写作有关“中外文学比较研究”方面的文章，可以在篇名选项中输入“文学”，按“检索”选项，则在搜索结果中可出现32540篇与“文学”有关的文章。 很显然，对几万篇文章来说，我们不可能一一下载，更不可能一一去看，这时候就要有所选择。因此，根据研究题目，还应当缩小搜索范围。在“二次检索”栏目中选择检索项“篇名”，输入检索词“中外”，点击“二次检索”，则在收索结果中可出现71项结果。如果对其中一篇文章感兴趣，比如《论跨文化研究的视角—兼评曹顺庆〈中外文学跨文化比较研究〉》，单击该文章题名后，点击“caj原文下载”按钮，则可将文章下载到自己的电脑上，再下载文章阅读器软件cajviewer6.0并进行安装后，就可以打开并阅读所下载到的文章了。

对于电子期刊资料的追踪查找，由于这时候我们基本上掌握了要查找的文献资料的一些信息，相对来说要比基本查找容易一些。比如，我们在读了文献《论跨文化研究的视角—兼评曹顺庆〈中外文学跨文化比较研究〉》后，想要了解更深层次的内容，则可以进一步检索该文后参考文献中的文献。如果想知道文献《论跨文化研究的视角—兼评曹顺庆〈中外文学跨文化比较研究〉》的作者关于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可以在检索条件中选择“作者”，输入该文章的作者名字“刘介民”，点击检索，就会出现许多有关刘介民的文章。如《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现状》、《21世纪“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学断想》等文献。

中外文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高校图书馆　国内版外文图书　图书文种界定　图书采编工作　资源整合共享　分类号　G253

1　问题的提出

笔者长期从事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业务与管理工作，发现近年来国内版图书的中外文文种界定日趋困难，且有难以区分的趋势。虽然国内有关编目机构早已了有关中外文图书界定原则或规定，但还是没有达成统一共识，因此，出现同种图书在不同图书馆中外文界定不一致的情况，在此仅举2007－2008年国内出版的图书4例，如表1所示：

图书馆界曾经有“国内出版物应是中文图书的常规”的说法，而且“由于授权版西文书的出版信息刊登在国内出版的新书目录中，并以人民币标价，各馆多随中文图书一同购入，按照中文采编和西文采编各自归口的传统做法，于是这批书被‘顺理成章’地送到中文编目组”，“受以上这些因素的影响，多数图书馆将这类文献作为中文图书编目，并归人中文目录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国内原版外文图书也出现类似情况，“鉴于本土西文图书以上特征及出版数量还不多的情况，使得该种图书在从采购到进人流通的全部工作流程中被作为中文图书处理”。另外，国内出版的图书的在版编目(CIP)一律是中文文种编目。且中文题名为正题名，外文题名为并列题名，这也造成图书文种界定的误导。目前，国内出版的中外文图书征订目录结合在一起，图书馆一般由中文图书采访人员负责采购，到馆后再区分中外文图书，分别移交中文编目部门和外文编目部门，国内版外文图书与进口的国外原版外文图书一起编目入藏，所以，中外文图书的界定成为重要的业务工作。

2　中外文图书的界定

2.1　中外文图书界定原则

对中外文图书的界定，一般多从图书的封面、封底、书脊、题名页、版权页、前言、目次、出版说明、正文等各部分的文种特征来描述分辨，制定详细的区分界限。但事实上，目前的图书出版外表特征千差万别，举不胜举。例如有学者单单就国内出版的授权重印版西文图书的出版形式就列出了6种，而且以后还会有更多种多样、纷繁复杂的出版形式，所以，用于中外文图书界定的外表特征的详细描述越来越无法包罗万象，造成图书馆采编人员经常无所适从。笔者认为，图书的外表特征固然是中外文图书界定的重要因素，但我们更应该解放思想，以人为本，服务读者。抛弃采编部门注重技术、自我完善的传统工作方式，从读者需求的角度来考量。“轻外表，重内容”，不要固守于某些部分特征的细小区别，侧重从图书偏重的主要读者群、读者借阅的倾向、图书阅读效能的最大化等图书的使用功能、读者实用性方面来界定。下面分别探讨两大类图书的中外文文种界定：

2.2　引进版图书的中外文文种界定

2.2.1　添加大量中文翻译及注释的授权影印版图书宜界定为外文图书　对于与原版图书在内容和形式上基本保持一致，只是在图书封面、题名页等地方增加翻译中文题名，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汁原味的授权影印版图书，图书馆一般界定为与原版图书一样的文种。例如有学者指出：“影印版外文图书文种的确定，决定因素是文献内在特征，授权版图书的特点是引进版权，受影响的只是图书的版权，而不涉及图书的语种”。但国内出版的授权影印版图书的出版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外表跟引进版权的译著版极为相似。内容简介、出版说明、序言、导读、目次等内容都为中文；中文CIP及版权页、内容改编重印、正文增添中文内容等情况日趋普遍，经常让图书馆采编人员产生包含了这么多中文内容，是否应该界定为中文图书的疑问。例如图书《The Pragmatic Programmer From Journeyman to Master》(程序员修炼之道)(978－7－115－15566－5)的编者在“出版说明”中指出：“本次出版的英文注释版，除了按原版版权方的要求翻译了前言、序等文字，并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原书的正文部分之外，还在多位业界专家的大力支持下，利用页边和页脚的空白增加了一些注释，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力求为读者能够提供更多的价值”。笔者认为，尽管此书章节标题有中文翻译，内容有中文提示主题，还有中文内容提要、序言、前言、作者简介等内容，但是，本书还是应该被界定为英文书。与本书类似的情况还有相同出版社出版的《重构(英文注释版)》、《企业应用架构模式(英文注释版)》等书，以后多种语言交叉的情况还可能更多。

2.2.2　系列文献的中外文界定要尽量保持一致　外语教学参考资料，即使是授权影印版图书，从读者外语学习的作用出发，还是界定为中文图书为宜，正题名应该为中文。如《挑战日本语中级》(978－7－301－12863―3)正文为日文，是日语水平考试参考资料，授权影印版。国家图书馆界定为中文图书，正题名为中文；北京大学图书馆虽然也界定为中文图书，入藏中文书厅，但著录时正题名为日文，中文题名为并列题名。笔者认为，系列文献的中外文界定要尽量保持一致，即要求采编人员在界定图书文种时，应该查检本馆馆藏状况及通过有关出版动态信息查询系列图书出版预期，特别是避免多卷书前后界定为不同的文种并入藏到不同的书厅。与此书关联的还有《挑战日本语学生用书》(7－301－10972－5)，它的中文前言指出“本书为《挑战日本语》系列丛书的学生用书。”题名页与封面都有“中文版”字样，正文中有部分中文翻译，从整系列图书总体考虑，界定为中文图书为宜。

2.2.3　引进版英汉双语图书宜界定为中文图书　过去英汉对照图书一般是为学习英语而编著的，当然界定为中文图书。现在引进版专业图书也在正文中出现英文原版和中文译文，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英汉对照，而是分开两部分，英文部分在前，中文部分在后。如《商业分析》(978－7－5058－6482－5)，“中英文双语版专有出版权属经济科学出版社”。题名页没有英文，标明“英汉双语”，责任者有“主编”、“译者”，还有“译审”，“总目录”中显示本书前半部分为“英文部分”，后半部分为“中文部分”。中文部分是中文翻译，还有审译。因此书是引进版图书，且前半部分都是英文，采访部门的图书验收人员很直观就把本书界定为英文图书。笔者认为，虽是引进版专业图书，但既然有完整中文译文，还是界定为中文图书为宜。

2.3　国内原版图书的中外文文种界定

2.3.1　国内原版外文图书出现中外文交汇在一起的状况　为适应国际学术文化交流需要，近年来，我国学

者用外文撰写学术专著在国内外出版的数量迅速增多，特别是随着双语教学的进一步开展，更多国内学者根据我国国情用外文编写出版教材，同时外国学者在国内出版的外文专著也日渐增多。国内原版外文图书比授权影印版外文图书更容易误判为中文图书，且多数内容特征和外表特征复杂多样，中外文交织在一起，出现了许多不但封面、封底、书脊、题名页有中外文字样，图书正文也包含了中外文内容的图书，给图书馆图书中外文界定增加难度。

2.3.2　没有英文题名的英文图书　《德国文学史》(978－7－5321－3157－0)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本书的著者是美籍学者，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题名页、封面、书脊、版权页都只有中文题名，还有译者，但第二题名页的第二责任方式却改为“编注”。全书是由英语写成，目次及正文都是英文，只是脚注有中文解释及每章后面有中文思考题，没有中文翻译，所以第二责任方式实为“编注”。有图书馆将该图书界定为中文图书，笔者认为虽然题名页等处没有英文题名，但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文献来考虑，并结合本书的内容特征，还是界定为英文图书为妥。

2.3.3　宜以主要的文种来界定文种图书　我国学者在国内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如《Approaching Gender in Chinese Compliments》(汉语称赞语中的性别研究)(978－7－03－019885－3)的封面、书脊、题名页等处都出现中文题名及著者姓名，有中文CIP、版权页、序言、摘要、中文提要，含有中文参考文献，甚至正文中还出现个别中文内容，但考虑到图书的主要文种还是应该界定为英文图书。又如，对于有区分不同外文文种的图书馆，宜以主要的文种来界定文种图书，如国内出版的《Foreign Language Studies》(外国语言研究)(978－7－89490－391－4)，题名页中文题名在上，英文题名在下，系我国学者撰写的外国语言研究文集，主要是英文，还有几篇是日文。论文的参考文献出现少量中文，应该界定为英文图书为宜。

2.3.4　外语教学与自学的图书宜界定为中文图书　国内原版图书《英语演讲选评100篇》(978－7－5600－6000－2)“前言”介绍：“我们从2002－2005年‘CCTV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的半决赛和决赛中挑选了定题演讲和即兴演讲各50篇，每篇演讲的文字材料后面都附以简短的点评，指出该演讲的优点和可以改进的地方”。点评和演讲内容都是英文，而且本书的目录、正文(包括演讲的基本原则介绍、演讲建议等)都是英文，如果只从图书正文的文种形式来区分，一定界定为英文书，但笔者认为，从外语教学和学习的角度出发，还是界定为中文图书为宜。

3　国内版外文图书的采编工作

3.1　国内版外文图书采访职责有待明晰

国内版外文图书经常把中文题名用大号字体突出印刷在封面、书脊等处，容易造成“中文图书错架混进外文书厅，图书馆藏杂乱无章”的错觉。这种外表特征中文化的情况给图书馆现场采访也造成一定的困难，往往导致未能及时正确判明文种而造成错过选择的机会或采购不恰当的复本量。此外，征订目录都是与中文图书混杂编排在一起，采用中文题名，与中文图书一样的采访途径，与目前图书馆文献采访一般按文种区分中文图书采访与外文图书采访的分工现状不吻合，很容易造成中文图书采访人员认为是额外负担，而外文图书采访人员又爱莫能助，成为谁也不愿办理的图书采访三角地带。由于业务缺乏沟通，未能很好地协调国内版与国外版外文图书采编，也没有建立完善的链接检索功能，因此，有待分工更为合理的采编业务职责岗位的设置。

3.2　授权影印版图书的国内拆分出版及跳页现象

有的授权影印版图书在国内拆分出版，如清华版双语教学用书《Microelectronics Circuit Analysis and De－sign》(电子电路分析与设计)(978－7－302－15684－0)就是根据国内电子技术类课程教学的特点，在国内出版时一个题名下按多卷书形式出版三分册，高校图书馆采编人员就要注意完整采购和编目。大多数双语教材都进行改编，但一般不改编正文的实质内容，只是删除部分内容，如《Quantitative Analysis for Manage－ment》(面向管理的数量分析)(978－7－301－12838－1)就删除了原书3章，并且“编辑在对原版图书进行删节、重新编排页码的同时，为了便于读者使用索引等，仍保留了原书的页码(在每页正文的上面)”。这类书的出版特点应引起采编部门的重视，虽然每页的下面有重新排列的页码，但图书验收人员如果没有详细了解本书改编影印的特点，一看到正文每页上面的页码，容易误解为图书缺页。有的改编版影印图书甚至没有重新排列页码，如《International Management》(国际管理)(978－7－111－20801－3)就出现跳页的现象，“因为文中提到的页码或内容有可能已被删掉……”，也造成图书著录的“页数”项不准确。

3.3　国内版外文图书书目数据著录注意事项

对于国内读者来说，正题名是检索识别图书的最重要标志，因此，我们一贯非常重视题名检索点的设置。ISBD规定：“如果题名用不同的语言和／或文字，正题名应是资源内容或主要部分所用语言和／或文字的题名”。国内版外文图书应该著录外文题名为正题名，把中文题名著录为并列题名，并分别提供检索点。授权影印版图书编目数据要尽量提供原书的题名、ISBN等检索点，以备国外原版图书采访时。要建立国外原版外文图书、授权影印版图书、引进翻译版图书的机读目录数据联接，例如，上面列举的引进版外文图书《The Pragmatic Programmer From Journeymanto Master》(程序员修炼之道)(978－7－115－15566－5)于2003年出版，在2004年又出版翻译本，图书馆机读目录编制应该进行有效链接。授权影印版图书出版发行项应该客观著录，即不要把出版地和出版者进行翻译；许多授权影印版图书都系丛书之一，丛编项也宜如实著录，无须再翻译。这可以说也是授权影印版图书编目数据区别于国外出版外文图书的一个特色。笔者认为，版本项应该是与出版发行项对应的，出版发行项著录了国内授权影印出版社与出版时间，版本项就不应该著录原版版本，原版版本应该与原版的其他信息一起著录在附注项，即USMARC的“534 Original Version Note”字段，且一般以“$P Reprint.Originally published：”子字段开始。

4　进一步的建议与设想

通过本文的图书实例分析和研讨，笔者认为针对国内图书出版的形式日渐多样化，中外文交织在一起，

中外文图书的采访渠道逐步交融等实际情况，各图书馆中外文图书界定无法统一有其必然性和客观性。而且，人为地把相同学科内容的图书按文种分散典藏于不同的书库，且不同文种馆藏的排架方式、借阅规则都不一样，给读者借阅同一个学科的图书设置了很多障碍。再之，往往因为把外文图书区分馆藏，减少了读者借阅外文图书的积极性，未能把中文图书与外文图书从内容的学科属性有效联接，造成外文图书借阅量少，馆藏资源浪费。有学者对引进版外文图书入藏外文书厅早就提出忧虑：“因诸多原因，光顾外文书库的读者不多，若又将引进版最新外文书和其它外文书混排在外文书库的‘大海’中，读者很难发现、查找，也就谈不上充分利用，委实可惜”。

“一切以读者为中心”，图书馆应该从读者对文献需求的角度出发来改革图书馆的业务管理。高校图书馆为学校教学科研服务，主要服务于教师和学生，读者对象外语水平普遍较高，在教学和科研中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多文种文献交流利用已是基本的学术研究要求，更应该从学科门类来区分组织各类型文献，方便教师和学生全面掌握某一学科专业的文献资源。“以学科为标准，将相同学科的知识类集在一起是古今中外各种文献分类普遍采用的方法”。有学者在参观考察香港的高校图书馆后在论文中记述：学科文献按分类实行多文种混合排架，读者在一个区域里可以检阅到同一学科的多文种的文献资料，可阅读、复印，也可借出，既方便又省时。有学者更进一步研究指出：“港校馆大多是中外图书混合排架的。究其原因，为便科研和教学参考。这样做与大陆截然不同。各品种图书混排要求管理人员都要具备外文知识，否则就不知如何排架。这给上架、整架带来不便，然而，以读者为重，以研究为重，馆员宁肯自找不便”。

中外文学论文范文第7篇

（聊城大学山东聊城252000）

摘要：教材是教育改革的着力点，而选文是语文教材的核心。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所能够搜集到的关于小学语文教材选文部分研究的硕士论了梳理分析，得出总体结论，发现现有的文献内容条理清晰，内容较为充实，但是也存在着研究的文献量不够丰富，视角不够多元化的缺点。在此基础上进行反思，对深入的研究做出展望。

关键词：小学语文；语文教材；选文编排

我国的语文教材经历了多次变革，但一直在维持大传统的格局下进行，而选文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小学是学生学语文的基础阶段，因此，小学语文教材中选择什么样的文十分重要。本文通过梳理所搜集到的关于小学语文教材选文部分研究的硕士论文，在此基础上考察小学语文教材的研究现状，发现目前研究的薄弱点，寻找可供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以期为教材的修订提供参考意见。

一、研究方法

聊城大学图书馆的文献查找系统是与独秀中文学术搜索网相关联的，笔者以“小学语文教材选文”为关键词搜索，共检索到相关文献120篇，其中硕士论文23篇，期刊论文97篇。这些论文虽然不能覆盖所有与小学语文教材选文部分研究相关的文献，但其内容也能说明一些问题，给语文教材的研究一些参考意见。

二、研究结果及分析

通过对所能搜集到的23篇硕士论文的分析，将所搜集到的论文大致分为六类，以下将一一讲解。

1.对不同版本或不同时间段的小学语文教材选文部分的比较研究

该部分中三篇是关于《开明国语课本》与其他版本教材的选文部分研究，一篇是我国当代小学语文教科书之比较研究，一篇是对人教版与北师大版小学语文教材阅读部分研究。从内容上看，三篇论文都肯定了《开明国语课本》中选文注重儿童为主体的编辑思想。内容紧系儿童生活，从儿童周围开誉，逐渐拓展到社会。材料活泼隽趣，文体兼容博取，文章力选各体的模式，词、句、语调切近儿童口吻，以适应儿童学习心理。[1]

以上是几位作者对于《开明国语课本》优点的共同看法，并在对比后找出了不同版本的区别。对人教版进行对比的认为人教版的选文更加注重历史、地理、国家等体裁，虽符合时代特色，但没有合理地考虑儿童的心理特点。相反，以儿童身边的日常生活事物、学校生活作为教学的材料，不仅使他们在智力、心理上更容易接受，而且，小学语文作为基础教育，传授给学生的应该是生活所必须的习惯和能力，它的角色只能是“人类获得生存资料和经营生活的一种工具。[2]

2.对小学语文教材选文编撰思想和标准的研究

这一部分所能搜集到的硕士论文有2篇，从这可以看出，现有的硕士论文对于小学语文教材选文编撰思想和标准的研究还不够全面。“文质兼美”这一观念是叶圣陶先生教材观中的一点，这一点在《开明国语课本》中得到了体现。针对此，该文作者主要提出了三点，一是多选精选优秀的文学作品进入小学语文教材；二是着眼儿童心理实现教材文质兼美；三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文质兼美”标准与其它标准之间的关系。[3]而关于小学语文教材中生命教育因素的研究，该论文并不是专门结合选文研究，而是结合教学进行分析，并没有太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3.对儿童文学进入小学语文教材的研究

该部分的论文主要探究了儿童文学进入小学语文教材的现状，可以看出，现行部分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中儿童文学作品选文的基本面貌为体裁种类较多，插图丰富多彩，更加关注儿童成长。同时也存在问题，如儿童形象的塑造“成人化”，不利于儿童健康成长，外国文化选文缺乏体验性等。

4.对《开明国语课本》中选文的研究

通过对文献的阅读可以从中总结出如下的关键词，儿童本位、生活本位、时代特色、游戏化、审美教育和多样化。其中，儿童本位最为突出。以儿童为本位来关爱儿童，从儿童的视角来观察世界，而非一直以来以成人的经验来训导儿童的成人本位。[4]这一点现行的部分教材就做的不够到位。但在《开明国语课本》中，看不到刻板严肃的教育内容，而是充满活力的，是优美的。这点的确是值得现在的教材编者们所借鉴的。

5.对《复兴国语教科书》选文研究

该论文总结了《复兴国语教科书》选文的特点。在编排上，故事类课文比重较大、遵循儿童心理发展的规律、在编排顺序上，注重时令性。在文体上，在《复兴国语教学法》（初小）的第一册明确提出：“《复兴国语教科书》以儿童文学为中心，兼及含有文学性质的普通文和实用文。”[5]在内容上，以儿童生活为中心，符合儿童经验。在语言上，注重儿童文学化语言的运用，采用“语体文”，贯彻“言文一致”的原则。

6.对小学语文教材选文部分内容及特殊版本教材选文部分的研究

这部分的论文分别对寓言、中外文化选了研究，其中对于苏教版教材中寓言选文编排的研究，在过去对其的研究中并没有出现，这是第一次有人针对寓言选文进行分析，因此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此外，对于中外文化选文的研究，该论文作者对苏教版、人教版、北师大版这三种教材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三套教材的外国文化选文，都是以人格塑造类选文为最多，占了外国文化选文的绝大部分。其次是科学类选文，其它的则相对较少。[6]

三、结论与反思

通过对所能搜集到的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小学语文教材选文部分的研究相比于初高中教材要少很多，说明学者专家对于小学语文教材的关注度还不够，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2.对于小学语文教材选文部分的研究主要在对比各版本语文教材选文的内容和编排体系上，而对于选择什么样的文章，以什么样的标准选文章，还没有太多的涉及。而这一点，也是现在教材改革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3.民国时期的小学语文教材选文编排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教材内容主要是以选文为核心，而以儿童为中心的选文编排传统值得借鉴和发扬。

参考文献：

[1]邓从兰.开明国语课本与苏教版国标本小学语文教材的比较研究[D].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09.

[2]张文.《开明国语课本》与人教版《小学语文》选文对比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4.

[3]孙苗苗.小学语文“文质兼美”选文标准探析[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0.

[4]黄洁.《开明国语课本》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2.

[5]孙艺旗.1933年《复兴国语教科书》选文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4.

中外文学论文范文第8篇

当学生对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和学习有了一定的积累后，进一步强化学生的自主性学习训练，培养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就显得尤其必要。在传统的外国文学教学中，教师要介绍各个时期各个国家的文学发展历史以及文学成就、文学思潮，要介绍作家生平、作品背景与情节，再分析人物形象、主题思想、艺术特色等等。介绍的内容可能因教师个人的专长爱好以及当下学术的发展而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没有发生多大变化，那就是教师是课堂的主体和中心，学生只是听众，只需接受教师传授的内容即可。这样学习下去，学生就会变得越来越被动，对外国文学既很难产生感性的认识，也更难运用理论去分析解读外国文学作品，这对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是极为不利的。为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加强学生自主性学习的训练，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和中心，真正学会学习。自主性学习是指学习主体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对学习内容和学习过程具有自觉的意识和反应的学习方式。为了让学生适应和掌握这种学习方式，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笔者做了以下尝试。把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个组领受一部外国文学经典作品进行自主性学习，并对他们的学习提出明确的要求。要求他们仔细研读，并写出读书笔记，把自己阅读后的真实感受写出来。然后在讲授每部作品时，拿出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让学生上讲台讲述，把自己的感受讲出来与同学分享。每个小组在谈自己研读作品的感受时，可以结合音频、视频和课堂剧片段表演等多种形式进行，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锻炼了自己的口头表达、做课件和表演等多种实践能力。学生对这种自主性学习训练兴致很高，兴趣很浓，学习效果也很好。教学中还可组织学生进行深入讨论，教师对学生的感受和讨论的观点进行修正、补充和完善，深化学生对作品的理性认识。根据学生的读后感撰写情况，教师还可以从中挑选出一些有研究价值的感受，引导学生提炼出中心观点，并对观点展开论证。在论证时，可引用相关的参考文献来丰富、充实自己的论据，加强论证的力度，由此就可形成一篇正式、规范的学术论文。参考文献可以指导学生到中国知网期刊资源库去查找相关作品的研究文章。比如2009级的蔡芳芳同学读了希腊神话故事与传说后，对其中的爱情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很想写出自己的读后感受，但一下子又找不到切入点。笔者引导她从希腊神话中爱情故事的爱情模式入手展开论述，从神话中的各种爱情故事中找出不同的爱情形态，挖掘其特点，总结其规律，得出结论，就能写成一篇很有价值的好文章。在写作过程中还指导她查阅一些相关的参考文献，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补充和完善。后来她以《古希腊神话与传说中的爱情模式探析》写出了一篇不错的论文，为她毕业论文的撰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较为有效的途径。由此，学完一部作品后，学生就会真正感觉到学有所得，学生的读、说、写等实践能力也能得到很好的锻炼和提高。

二、注重比较意识的启发，激发学生的创新性思维

为了更好地消除学生对外国文学的陌生感和隔阂感，在外国文学教学中有意识地展开一些中外文学的比较，让学生了解和掌握中外文学的一些本质性差异，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西方文化和我们中国文化是有质的差异的。“西方文化的源头是古希腊罗马文化和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理性的哲学思考和虔诚的是西方文化的两大特色。”理性的哲学思考带给西方人对人自身的认识，突出表现在肉体和精神的二元论认识上。这种二元论也是西方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集中体现。虔诚的带给西方人对人自身更深刻的认识就是人性恶。在基督教中，人是有原罪的，人经不起外在的各种各样的诱惑，因而会走上犯罪的道路。人类的祖先亚当与夏娃就是经不起诱惑而偷吃了智慧果，被上帝逐出天堂的。人自己又无法让自己脱离这个受欲望引诱的苦海，只有靠至善至美的上帝才能得到拯救，所以人应该不断向上帝忏悔，才能获得上帝的救赎。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要不断地悔罪、行善和做功，到最后末日审判时，人的灵魂才能重新进入天堂。西方文学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中产生与发展起来的。所以西方文学对人的描写，对人性善与恶的挖掘与探讨特别用心，也特别深刻。西方的作家们对人的审视更多是从人性恶的角度出发的，揭露人性的丑陋，批判人性的罪恶，抨击不合理的人类社会对人性的压制和摧残，成为他们作品思想的主流。也正因为如此，外国文学作品大多流露出对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充满悲观失望乃至绝望的感伤情调，给人一种压抑感和沉重感。中国文学产生与发展的文化背景有三种。一种是儒家的礼教文化。它倡导人伦教化，要求人们要遵守礼仪规范，服从等级秩序;第二种是道家的逍遥文化。主张“齐物我”、“去人欲”，宣扬“无为而为”，“安享天命”;第三种是外来的佛教文化。主张万事皆空，要求人们乐善好施，看破风尘、脱离苦海。这三种文化中儒家文化是正统，占据着主导地位，其余两种文化传统是次统，起着辅的作用。儒家文化主要倡导人性善，认为只要不断地用礼乐、人伦规范和等级秩序去教化人们、引导人们，人们就可以成为恭顺善良的仁人君子。在这一主流文化背景中产生的中国文学秉承了对人的认识这一传统。作家们在作品中对人的描写，充满正能量，尽可能地表现出人性善与美的一面，揭示出人类社会充满正义和阳光的一面，让我们对人类的命运和前途尽可能多地充满信心和希望。了解和掌握了这一本质的差别，我们就可以更好地进入外国文学的艺术天地，去发现外国文学所具有的独特的艺术魅力，也可以更好地领会我们中国文学的精神实质，从中发现中外文学各自的长处和不足之处。这对帮助学生学好外国文学，同时帮助他们提高对中国文学的认识，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文学是人学。”这在中外文学家的眼里都是一个不争的共识。中外文学中对人的认识的差异性，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全面地认识我们人类自身，认识我们自身人性中的善与恶，及其给我们人类自身带来的好与坏的不同的命运。西方文学对人性中的恶的深刻揭露和批判，有助于我们看清人自身隐藏得很深的那个阴暗的本质，从而帮助我们看清现实社会中人的表象背后的真实面目。中国文学对人性善的弘扬与讴歌，有助于我们相信人生前途是美好的，并且确信光明终将战胜黑暗，从而帮助我们树立起对幸福美好生活向往和憧憬的信心和勇气。

三、总结

在这些差异性的比较中，有利于学生重新认识和反思中外文学的本质和规律，激发他们的创新型思维方式。比如对英雄的认识，中国文学中的英雄充分地揭示了英雄身上的可贵品质，坚强勇敢、行侠仗义、不怕牺牲、乐于奉献等等，但很难看到英雄的自私自利和为所困的不足，如大禹、后羿、岳飞等，而像曹操那样的形象就被称之为奸雄而不认可为英雄;但在西方文学中的英雄，既有英雄的气概，也有常人的私利和，像阿基琉斯、伊阿宋，恺撒和亚历山大大帝等等。通过这一比较，学生就会对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中不同的英雄观产生新的认识和看法，从而对英雄形象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与把握，提高对英雄的鉴别力，并能对英雄形象做出全新的诠释和评判。

中外文学论文范文第9篇

纵观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历程，文学与传播的关系以及相关诸种问题无疑始终是该学科一个不可或缺的研究领域。比较文学学科范围内的文学传播研究经历了从单向辐射传播模式到双向互动传播模式，再到多元系统传播模式的历时流变。传媒时代中日新月异的诸种传播媒介与方式赋予了跨越国界、语言与文化的文学传播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从而使比较文学意义上的相应研究彰显出了独特的考察范式与发展态势。

关键词：比较文学视域;文学传播范式;历史流变;目前态势;应对策略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1)12-0174-06

作者简介：

胡燕春，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黑龙江大学博士后 ( 北京 100089)

综观人类文明的传播历程，随着传播的主客体、媒介、手段以及路径等内外部条件与环境的不断变化，传播范式也经历了诸种颇为繁复的历史嬗变，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时期，即：口语传播时期、文字手抄传播时期、印刷传播时期、电子传播时期以及网络传播时期。此外，加拿大学者哈罗德•伊尼斯依据传播媒介将20世纪中期以前的人类文明划分为九个时期：以泥版、硬笔和楔形文字为媒介的苏美尔文明时期；以莎草纸、软笔、象形文字为媒介的埃及、希腊-罗马时期；从以管笔与字母表为媒介到帝国在西方退却的时期；从以羊皮纸与羽毛笔为媒介的时期到中世纪时期；以中国纸笔，欧洲纸、羽毛笔为媒介的时期；印刷术初期；机器印刷与木浆造纸时期；电影发展的赛璐璐时期；广播时期①。20世纪90年代中期诞生的互联网促进了电子邮件、报刊网络版、留言板以及聊天室等传播媒介的逐渐出现。目前，博客、智能手机等堪称“新新媒介”的传播媒介相继问世且不断更新。

与之相应，比较文学意义上的文学传播不仅同样经历了从直线模式、循环模式到系统模式的类型流变，而且伴随着此起彼伏的媒介革命以及诸种新兴媒介的兴起，出现了诸种新现象与新问题。鉴于此，以下依据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进程的历时顺序，梳理该学科有关文学传播的诸种理论观念与操作实践，进而探讨当下媒介语境中该学科的生存、发展及其文学传播研究所应选取的相应策略。

一、单向辐射传播模式

早在比较文学学科形成之前，比较文学“借用理论”的奠基人德国学者特奥多尔•本菲就曾于1859年凭借其对印度《五卷书》的长期实证研究，宣称印度文学中的部分寓言、童话与民间故事是在中世纪经由欧洲得以传播，继而传遍世界的。此后，经过本菲的诸多追随者的共同努力，比较民间故事学中注重研究传播路径的“传播学派”得以确立。对此，季羡林先生曾指出：“从此奠定了一门新学科的基础：比较童话学或者比较文学史，两者都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在比较文学学科诞生之初兴起的法国学派的主导研究范式中，对于跨越国界的文学传播而言，其路径主要体现为立足于传播者的直线模式。该派素以倡导影响研究法而著称，然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如果要对法国学派的研究倾向和特点加以概括的话,我认为将它们称为‘传播研究’更合适些。梵•第根等人所推介的国际文学之间的‘经过路线’的研究,伽列、基亚等人所主张的‘国际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及其方法,严格地说,都是传播研究方法”(王向远：《论比较文学的“传播研究”――它与“影响研究”的区别,它的方法、意义与价值》,《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事实的确如此，梵•第根曾在其专著《比较文学论》中表明：“在作那对于一位作家、一件作品、一种文体或一个国家的整个文学在外国的成功以及总括的影响的任何比较文学研究之前，我们有着一个条件：对于这些作品的多少要广阔一点的知识。人们所谓一部书或一系列的书的‘传播’，是可以由原文直接地传播的；对于只有少数人懂外国文的某一些国家，这种情形当然是少有的；如果是说一部法文作品在十八世纪或十九世纪的意大利、荷兰、俄罗斯等国的传播，这种情形却是更多一点。”( ④梵•第根：《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104、121页。)鉴于此，该著述将传播“媒介”划分为“个人”、“社会环境”、“批评；报章和杂志”以及“译本和翻译者”等。在梵•第根看来，“在两国文学交换之形态间，我们应该让一个地位――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地位――给促进一种外国文学所有的著作、思想和形式在一个国家中的传播，以及它们之被一国文学采纳的那些‘媒介者’”④。由此可见，他赋予了个人媒介，也就是传播者，以极高的地位。其后，法国学者基亚承续了梵•第根的学说，在其《比较文学》一书中倡导研究“有助于国与国之间或文学与文学之间了解的人士或典籍”的“文学世界主义的”，具体涉及如下层面，即：语言知识或语言学家；翻译作品或译者；评论文献与报章杂志；旅游与观光客；一种因为地理与文化特殊情况所造成的国际公民；等等(基亚：《比较文学》，颜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8-40页。)。

毋庸讳言，该派的确对于国家之间的文学传播活动及其相关现象颇为关注。然而，必须承认的事实是，时过境迁之后，对于该派的传播研究予以重审，可以看出其中的诸种历史局限。首先，该派囿于其时的社会条件将传播的环境限定为“朋友的集团”、“文学会社”、“沙龙”以及“宫廷”，此种划分方式与现代实际情境之间不免存在差异；其次，尽管该派的传播研究并非仅强调孤立的影响，而是凭借辐射研究策略呈现出发散研究的模式，但是，其研究是以放送者为本位的，明显缺乏对于受众以及传播效果的应有关注，因而主动转播者与被动接受者的实际关系无疑暴露出该派有关传播的研究来而不往且有去无回的宿命。由此，该派仅关注信源与信道，而忽略了反馈渠道的研究实际上隶属于单向直线的文学传播模式。

二、双向互动传播模式

1958年9月，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教堂山(Chapel Hill）召开，期间耶鲁大学教授雷纳•韦勒克通过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学术报告向其时掌握比较文学学科话语权的法国学派的诸位权威发起挑战。其后，以解构法国学派及其影响研究法为己任的美国学派逐渐兴起，进而曾长期居于比较文学学科的领军地位，并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后，韦勒克曾在其《比较文学的危机》、《今日之比较文学》等文章中数次强调他否定的只是导致学科陷入危机的僵化认知模式与方法论所存在的不恰当之处,而“令人遗憾的是，它被理解成为美国比较文学学派的宣言，并且是对于法国学派的攻击，尽管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它所针对的并非是一个国家而仅仅是一种方法”(René Wellek,Discriminations: Further Concepts of Criticism,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p.43.)。由此,韦勒克及其美国学派的诸位同仁以平行研究法为圭臬，反对把比较文学研究仅局限于确有直接影响的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实证分析，主张对于文学与其他文化现象之间的关联性予以探讨，提倡从美学的角度分析各民族文学的异同，并且广泛涉及对于主题、题材、文体、人物形象、技巧、思潮与文学史等方面所存在的类同与差异的研究。客观而言，该派的平行研究法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法国学派的“一言堂”方式所带来的诸种痼疾，在其时的确堪称是力挽狂澜之举，从而为比较文学学科史书写了可圈可点的一页。此外，该派奉行对等原则，不考虑事实联系，因而不再如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法那样强调放送、流传与媒介，转而倡导总结异质文化的发展规律，涉及不同作家、流派、团体、国家之间的文学文本与现象，从而较为充分地体现了诸国文学之间的双向互动。然而，随着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该派对于法国学派矫枉过正，其盲目排斥传播研究与实证方法等弊端逐渐暴露无遗。鉴于此，其后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逐渐表现出跨文化互动的强烈诉求，基于各国文学的传播研究不仅重新成为该学科的一个重要考察维度，而且呈现出兼顾放送者与接受者的循环传播模式。

以中国比较文学领域的相应研究为例，有关中外文学与文化关系的诸种双向阐释突显了传播者与接受者的互动特征，在内容的深广度与成果的丰厚性等方面均彰显出具有开创意义的延拓。

自20世纪上半叶起，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跨文化交流问题即引发了诸位杰出学者倾尽心力的研究。如针对中西交通史研究而言，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张星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以及方豪的《中西交通史》等著述相继问世。基于中外古代文学的关系研究来看，季羡林的《〈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陈寅恪的《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以及杨周翰的《弥尔顿〈失乐园〉中的加帆车》等无疑堪称典范之作。

新时期以来学界有关中外文学的交互传播以及对话与交流的诸种研究呈现异军突起之势。

首先，针对中外文学关系进行双向观照的著述陆续问世。例如：《中印文学关系源流》(郁龙余编,1987年)、《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严绍著,1987年)、《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王晓平著,1987年)，《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论》(于语和主编,1997年），《20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论》(殷国明著,1999年），《中外文学交流史》(周发祥主编,1999年），《二十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李岫主编,2001年），《中西文化交流史论》(何兆武著,2001年），《中西戏剧文化交流史》(李强著,2002年），《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葛桂录著, 2004年），《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汇编(1898―1937)》(贾植芳、陈思和主编, 2004年），《中外交流史事考述》(蔡鸿生著, 2007年），《冷战•民族•文学：新中国“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方长安著, 2009年)等。

其次，有关国外文学与文论在中国的传播情况的论著可分为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一方面是对于国外文学思潮、流派与团体以及国别文学的整体引介，例如：《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译介与研究史述论》(王向远著, 2001年），《20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许钧等著,2007年），《走向全球化：论西方现代文论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传播与影响》(冯黎明著,2009年），《俄苏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陈国恩等著,2009年），《“误读”的方法：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叶立文著, 2009年）等。另一方面是针对国外具体作家及其文本在中国的传播情况的著述，例如：《屠格涅夫与中国：二十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孙乃修著, 1988年)，《普希金与中国》(张铁夫主编, 2000年)、《荒原之风――T•S•艾略特在中国》(董洪川著, 2004年)等。

再者，关于中国文学在国外的传播情况的著述相继出现。例如：由北京大学与南京大学合作出版的“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先后刊行了数种专著，包括：《中国文学在朝鲜》(韦旭升著, 1990年)，《中国文学在日本》(严绍等著, 1990年)，《中国文学在俄苏》(李明滨著,1990年)，《中国文学在英国》(张弘著,1992年)，《中国文学与法国》(钱林森著, 1995年)，《中国文学在东南亚》(饶子主编, 1999年)，《中国文学在德国》(曹卫东著, 2002年)，《中国•文学•美国――美国小说戏剧中的中国形象》(宋伟杰著,2003年)等。

此外，针对具体个案展现中外文化交汇状况的专著先后完成。如《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乐黛云主编，2005年)选取王国维、吴宓、钱锺书、朱光潜、林语堂、梁实秋、冯至、卞之琳、梁宗岱、闻一多、陈铨、宗白华、穆旦以及刘若愚等中国近现代学术名家进行了个案研究。

三、多元系统传播模式

目前，传播媒介的发展的确堪称日新月异，媒介的更替并非仅为工具、手段乃至渠道的变化而已，而是导致了阅读方法、思维方式甚或价值观念的转变。由此，比较文学学科层面的文学传播同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一）文学传播的媒介更新与变革

针对文学与时代的关联性问题，刘勰曾在其《文心雕龙•时序》篇中指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由此论及因文学的载体置换所导致的文学形态的时代变迁，鉴于文学必须通过媒介在文本与社会、文本与作者、文本与读者、作者与读者、创作与阅读、生产与消费、传播与市场之间实现沟通与交换，媒介对于文学自身的发展无疑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人类历史进入20世纪以来，信息传播不再仅依靠传统的纸质媒介，而是转为兼用相继诞生的第二媒体电波、第三媒体电视、第四媒体互联网以及第五媒体手机等。与之相应，曾经凭借传统的纸质文本独霸天下的文学存在方式、传播方式以及接受方式发生了具有革命意义的转变，出现了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整合的局面，而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融为一体的数字媒体使文学的体裁、类型、生产、沟通与交流都发生了数次转型。

1999年，博客(blog）被正式定名。诸种新型媒介随即相继应运而生，例如：维基网(Wikipedia)、第二人生(Second Life)、聚友网(My Space)、播客网(Podcast)、脸谱网(Facebook)、掘客网(Dig)、优视网(You Tube）以及推特网(Twitter)等。与之相应的诸种载体硬件也纷纷出现，例如：iPad平板电脑，黑莓手机、iPhone手机以及其他智能手机等。与此前的传播媒介相比较而言，“新媒体的用户不得不等待被人生产的内容，比如从亚马逊书店买书、在iTunes播放器上下载歌曲就不得不等待。相反，新新媒介的用户被赋予了真正的权力，而且是充分的权力；他们还可以选择生产和消费新新媒介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又是千百万其他新新媒介消费者-生产者提供的”( ③保罗•莱文森：《新新媒介》,何道宽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莱文森中文版序”第2、3页。)。基于未来的媒介走向与前景来看，“这样的媒介不是‘后’新新媒介，也不是‘新’新新媒介，而是新新媒介的‘超级版’，也就是新新媒介的‘仿生版’”③。

(二）比较文学学科的应对策略

陈寅恪曾倡导：“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载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页。)上述治学理路对于不断受到新兴媒介冲击的比较文学学科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值此数字媒介时代，面对层出不穷、模式翻新的传播媒介，比较文学学科只有与时俱进，有效利用传播媒介这把双刃剑，才是其谋求生存与发展的明智之举。

首先，坚守传媒语境中比较文学学科的文学本位。

“传媒时代”所带来的诸种困惑与焦虑使有关“文学终结论”、“理论终结论”以及“批评终结论”的激烈论争频繁交锋。由纸质阅读到屏幕阅读再到拇指移动阅读的历史变迁，使文学研究的对象与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嬗变。正如伊格尔顿在其《理论之后：文化理论的当下与未来》中所指出的，“轻声细语的中产阶级学生勤奋地聚集在图书馆里，努力地研究着骇人听闻的题材，例如吸血鬼、挖眼球、半机械人或”。在他看来，“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研究乳胶的文学或肚脐环的政治涵义，是完全依据一句古老且睿智的箴言字面义――学习应该是充满乐趣的；这就如同你可以选择全麦威士忌的口味比较或终日躺在床上的现象学作为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一样。由此，知识生活与日常生活之间不再有任何罅隙。不用离开电视机就可以撰写你的博士论文是有很多好处的”

②Terry Eagleton,After Theory,Penguin Books, Basic Books, 2003,p.2；3.。由此，他认为，“在今天，研究弥尔顿文本中的经典表述的老顽固轻视沉浸在与赛伯空间中的女性主义的激进分子；专注于论述恋脚癖或男性紧身裤前饰袋史的年轻学者，则带着怀疑的眼光望着胆敢主张简•奥斯汀(Jane Austen）比杰佛瑞•亚契(Jeffrey Archer)更为伟大的老学究”②。

与之相应，日益更新的媒介语境使比较文学范围内的文学史、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研究取向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与啮合。

新型媒介语境中的文学传播凭借迅捷、便利、高效与广泛等优势逐渐赢得了受众的青睐。电子传播载体对于受众的自主性与能动性的有效调动以及对于传播的深广度的提升，无疑是功不可没的。然而,其负面影响也是必须予以警觉的。鉴于此，针对比较文学学科而言，在文学传播范式的蜕变中，如何甄别良莠不齐的文学现象，如何更好地利用诸种数字化媒介而不是为其所囿，进而在坚守中彰显与提升文学性，无疑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课题。

一方面，新媒介自身在功能与效力等方面的特点带来了文学生产与接受方式的变化,传媒的发展为大众文化广泛、快速的传播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和载体，影像、电子媒介使个体的原创文学作品能够迅速转换为大批量的复制品。此外，传统的静态阅读转换为动态阅读,深度消平后的文学阅读方式呈现出平面化、碎片化等倾向，而对于文学性的解构则致使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发生错位，由此导致了传统的文学经典遭遇了阅读危机，进而直接阻碍了经典得以确立与传播的路径。

另一方面，新媒体的商业化倾向也带来了无以回避的负面效应，不仅导致文学观念与使命意识的淡化，而且促使文学的扩容与泛化现象的滋生。数字媒介的市场化运行模式致使文学的超功利性被纯粹功利性所取代，提升精神价值的诉求被迎合受众品位的目标所取代，追求审美愉悦的目标被追求物质利益的动机所置换。由此，就对于文学传播的评判标准而言，传播方式胜于传播内容，传播范围胜于审美意义，媒体创新胜于文本创新，因而不免流于浅表化和噱头化。

其次，关注新兴传媒构成的比较文学研究领域。

随着互联网的逐渐普及与手机等通讯工具的广泛使用，网络、手机等新兴载体逐渐成为现代传媒中的后起之秀。2011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首次向网络文学敞开了大门，共有七部网络小说参选，其中《遍地狼烟》还在首轮中胜出，虽最终未能折桂，但标志着电子媒介进入现代中国主流文学。

又如，诞生于美国的“第二人生”是一个基于因特网的虚拟世界，刚开始被认为与其他具有游戏功能的媒介并无二致。然而,由于其不断加快自身的真实化进程，并为作家开设了网络虚拟书店，从而为各国文学作品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提供了平台。目前，不仅美国最大的在线书店Amazon书店业已进驻“第二人生”接受网友购书申请，而且路透通讯社也进入该网站开辟分社，为其网友报道新闻。

再如，手机小说发端于日本，该国不仅较早将传统小说搬进手机，而且率先推介原创手机小说。《深爱》、《恋空》等手机小说的实体书先后在书籍销售排行榜上独占鳌头，并且陆续被拍摄成影视作品且反响良好，进而对于其他国家的相关创作与传播领域形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正是依托日本手机小说的发展空间与市场优势，美国作家贝瑞•约克鲁(Barry Yourgrau)与其日语译者合作，专门针对日语手机阅读群体创作超短篇小说。他的作品被称为“快速小说”或“瞬间小说”，以善于描写家庭关系，具有戏剧性著称，并且风靡日本。此种创作行为与传播方式同林纾当年所从事的译介活动在传播方式与操作路径等方面具有跨越历史时空的相似之处。

再者，拓展中外文学交流的传播路径。

加拿大著名的传播学领军学者麦克卢汉曾在其《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明确指出：“在机械时代，我们完成了身体在空间范围内的延伸。今天，经过了一个世纪的电力技术(electric technology）发展之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又得到了延伸，以至于能拥抱全球。”(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载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页。)事实的确如此，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创作、阅读与传播不再局限于个体、地域、民族与国家的范围之内，而是构成了一种跨文化的文学场域。目前，作家无论身处何地都可以通过BBS、博客、播客或手机等媒介直接、宣传与推广自己的作品，并参与其他作者的类似活动，从而既是创作者，又是传播者、发送者与接受者。与之相应，文学参与方式的变化、传播速度的加快使传播空间得以拓展，进而不断为建立新的多元化世界文学格局提供了诸种可能性。

以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为例，在以传统传播方式为主导的时代，尽管《中国文学》杂志、“熊猫”丛书等媒介都曾为中国文学在国外的译介与传播做出过筚路蓝缕的贡献，可谓功不可没，但是以往因囿于媒介与方式等因素的限制，最终能够在国外获得认同的中国文学作品数量甚少，反响也极为有限。在新兴传播媒介不断更替的当下，诸种新型传播渠道使中国文学的对外输出得以强化与发散，相关影响也日益扩展。2011年，王安忆与苏童同时入围著名的布克国际文学奖(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的最终候选人名单。尽管并未夺魁，但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作家正在日益赢得海外的关注与肯定。近年来，中国作家荣获国际文学界各类奖项及提名的现象屡见不鲜，除作家实力、作品质量之外，传播媒介的作用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比较文学学科范围内的文学传播范式经历了由单线向复线进而趋向多元的历史变迁。目前，对于身处日新月异的传媒环境中的比较文学学科而言，如何凭借学科在视角与方法等层面的诸种优势，合理、有效且充分地彰显文学与传播的诸种关联性，无疑是该学科的未来发展策略的题中应有之义。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Present Tendency on Literary

Communication Patter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u Yanchun

Abstract:

In reviewing the historical pedigre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 a discipline, the relationship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 as well as referent problem, are indispensable researching field. In the disciplinary scop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 relational models have been showed for literary communication from unidirectional communication, bidirectional communication to multiple directional communication.In the media era, cross-culture, cross-language and cross-nation literary communication is given update community media and methods，and confronted with the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 According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 various characteristics of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tendency have been reflected.

Keywords:

中外文学论文范文第10篇

早在比较文学学科形成之前，比较文学“借用理论”的奠基人德国学者特奥多尔•本菲就曾于1859年凭借其对印度《五卷书》的长期实证研究，宣称印度文学中的部分寓言、童话与民间故事是在中世纪经由欧洲得以传播，继而传遍世界的。此后，经过本菲的诸多追随者的共同努力，比较民间故事学中注重研究传播路径的“传播学派”得以确立。对此，季羡林先生曾指出:“从此奠定了一门新学科的基础:比较童话学或者比较文学史，两者都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①。在比较文学学科诞生之初兴起的法国学派的主导研究范式中，对于跨越国界的文学传播而言，其路径主要体现为立足于传播者的直线模式。该派素以倡导影响研究法而著称，然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如果要对法国学派的研究倾向和特点加以概括的话，我认为将它们称为‘传播研究’更合适些。梵•第根等人所推介的国际文学之间的‘经过路线’的研究，伽列、基亚等人所主张的‘国际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及其方法，严格地说，都是传播研究方法”②。事实的确如此，梵•第根曾在其专著《比较文学论》中表明:“在作那对于一位作家、一件作品、一种文体或一个国家的整个文学在外国的成功以及总括的影响的任何比较文学研究之前，我们有着一个条件:对于这些作品的多少要广阔一点的知识。人们所谓一部书或一系列的书的‘传播’，是可以由原文直接地传播的;对于只有少数人懂外国文的某一些国家，这种情形当然是少有的;如果是说一部法文作品在十八世纪或十九世纪的意大利、荷兰、俄罗斯等国的传播，这种情形却是更多一点。”③鉴于此，该著述将传播“媒介”划分为“个人”、“社会环境”、“批评;报章和杂志”以及“译本和翻译者”等。在梵•第根看来，“在两国文学交换之形态间，我们应该让一个地位———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地位———给促进一种外国文学所有的著作、思想和形式在一个国家中的传播，以及它们之被一国文学采纳的那些‘媒介者’”④。由此可见，他赋予了个人媒介，也就是传播者，以极高的地位。其后，法国学者基亚承续了梵•第根的学说，在其《比较文学》一书中倡导研究“有助于国与国之间或文学与文学之间了解的人士或典籍”的“文学世界主义的”，具体涉及如下层面，即:语言知识或语言学家;翻译作品或译者;评论文献与报章杂志;旅游与观光客;一种因为地理与文化特殊情况所造成的国际公民;等等⑤。毋庸讳言，该派的确对于国家之间的文学传播活动及其相关现象颇为关注。然而，必须承认的事实是，时过境迁之后，对于该派的传播研究予以重审，可以看出其中的诸种历史局限。首先，该派囿于其时的社会条件将传播的环境限定为“朋友的集团”、“文学会社”、“沙龙”以及“宫廷”，此种划分方式与现代实际情境之间不免存在差异;其次，尽管该派的传播研究并非仅强调孤立的影响，而是凭借辐射研究策略呈现出发散研究的模式，但是，其研究是以放送者为本位的，明显缺乏对于受众以及传播效果的应有关注，因而主动转播者与被动接受者的实际关系无疑暴露出该派有关传播的研究来而不往且有去无回的宿命。由此，该派仅关注信源与信道，而忽略了反馈渠道的研究实际上隶属于单向直线的文学传播模式。

二、双向互动传播模式

1958年9月，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教堂山(ChapelHill)召开，期间耶鲁大学教授雷纳•韦勒克通过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学术报告向其时掌握比较文学学科话语权的法国学派的诸位权威发起挑战。其后，以解构法国学派及其影响研究法为己任的美国学派逐渐兴起，进而曾长期居于比较文学学科的领军地位，并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后，韦勒克曾在其《比较文学的危机》、《今日之比较文学》等文章中数次强调他否定的只是导致学科陷入危机的僵化认知模式与方法论所存在的不恰当之处，而“令人遗憾的是，它被理解成为美国比较文学学派的宣言，并且是对于法国学派的攻击，尽管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它所针对的并非是一个国家而仅仅是一种方法”①。由此，韦勒克及其美国学派的诸位同仁以平行研究法为圭臬，反对把比较文学研究仅局限于确有直接影响的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实证分析，主张对于文学与其他文化现象之间的关联性予以探讨，提倡从美学的角度分析各民族文学的异同，并且广泛涉及对于主题、题材、文体、人物形象、技巧、思潮与文学史等方面所存在的类同与差异的研究。客观而言，该派的平行研究法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法国学派的“一言堂”方式所带来的诸种痼疾，在其时的确堪称是力挽狂澜之举，从而为比较文学学科史书写了可圈可点的一页。此外，该派奉行对等原则，不考虑事实联系，因而不再如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法那样强调放送、流传与媒介，转而倡导总结异质文化的发展规律，涉及不同作家、流派、团体、国家之间的文学文本与现象，从而较为充分地体现了诸国文学之间的双向互动。然而，随着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该派对于法国学派矫枉过正，其盲目排斥传播研究与实证方法等弊端逐渐暴露无遗。鉴于此，其后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逐渐表现出跨文化互动的强烈诉求，基于各国文学的传播研究不仅重新成为该学科的一个重要考察维度，而且呈现出兼顾放送者与接受者的循环传播模式。以中国比较文学领域的相应研究为例，有关中外文学与文化关系的诸种双向阐释突显了传播者与接受者的互动特征，在内容的深广度与成果的丰厚性等方面均彰显出具有开创意义的延拓。自20世纪上半叶起，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跨文化交流问题即引发了诸位杰出学者倾尽心力的研究。如针对中西交通史研究而言，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以及方豪的《中西交通史》等著述相继问世。基于中外古代文学的关系研究来看，季羡林的《〈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陈寅恪的《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以及杨周翰的《弥尔顿〈失乐园〉中的加帆车》等无疑堪称典范之作。新时期以来学界有关中外文学的交互传播以及对话与交流的诸种研究呈现异军突起之势。首先，针对中外文学关系进行双向观照的著述陆续问世。例如:《中印文学关系源流》(郁龙余编，1987年)、《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严绍璗著，1987年)、《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王晓平著，1987年)，《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论》(于语和主编，1997年)，《20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论》(殷国明著，1999年)，《中外文学交流史》(周发祥主编，1999年)，《二十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李岫主编，2001年)，《中西文化交流史论》(何兆武著，2001年)，《中西戏剧文化交流史》(李强著，2002年)，《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葛桂录著，2004年)，《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汇编(1898—1937)》(贾植芳、陈思和主编，2004年)，《中外交流史事考述》(蔡鸿生著，2007年)，《冷战•民族•文学:新中国“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方长安著，2009年)等。其次，有关国外文学与文论在中国的传播情况的论著可分为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一方面是对于国外文学思潮、流派与团体以及国别文学的整体引介，例如:《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译介与研究史述论》(王向远著，2001年)，《20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许钧等著，2007年)，《走向全球化:论西方现代文论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传播与影响》(冯黎明著，2009年)，《俄苏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陈国恩等著，2009年)，《“误读”的方法: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叶立文著，2009年)等。另一方面是针对国外具体作家及其文本在中国的传播情况的著述，例如:《屠格涅夫与中国:二十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孙乃修著，1988年)，《普希金与中国》(张铁夫主编，2000年)、《荒原之风———T•S•艾略特在中国》(董洪川著，2004年)等。再者，关于中国文学在国外的传播情况的著述相继出现。例如:由北京大学与南京大学合作出版的“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先后刊行了数种专著，包括:《中国文学在朝鲜》(韦旭升著，1990年)，《中国文学在日本》(严绍璗等著，1990年)，《中国文学在俄苏》(李明滨著，1990年)，《中国文学在英国》(张弘著，1992年)，《中国文学与法国》(钱林森著，1995年)，《中国文学在东南亚》(饶芃子主编，1999年)，《中国文学在德国》(曹卫东著，2002年)，《中国•文学•美国———美国小说戏剧中的中国形象》(宋伟杰著，2003年)等。此外，针对具体个案展现中外文化交汇状况的专著先后完成。如《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乐黛云主编，2005年)选取王国维、吴宓、钱锺书、朱光潜、林语堂、梁实秋、冯至、卞之琳、梁宗岱、闻一多、陈铨、宗白华、穆旦以及刘若愚等中国近现代学术名家进行了个案研究。

三、多元系统传播模式

目前，传播媒介的发展的确堪称日新月异，媒介的更替并非仅为工具、手段乃至渠道的变化而已，而是导致了阅读方法、思维方式甚或价值观念的转变。由此，比较文学学科层面的文学传播同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一)文学传播的媒介更新与变革

针对文学与时代的关联性问题，刘勰曾在其《文心雕龙•时序》篇中指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①由此论及因文学的载体置换所导致的文学形态的时代变迁，鉴于文学必须通过媒介在文本与社会、文本与作者、文本与读者、作者与读者、创作与阅读、生产与消费、传播与市场之间实现沟通与交换，媒介对于文学自身的发展无疑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人类历史进入20世纪以来，信息传播不再仅依靠传统的纸质媒介，而是转为兼用相继诞生的第二媒体电波、第三媒体电视、第四媒体互联网以及第五媒体手机等。与之相应，曾经凭借传统的纸质文本独霸天下的文学存在方式、传播方式以及接受方式发生了具有革命意义的转变，出现了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整合的局面，而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融为一体的数字媒体使文学的体裁、类型、生产、沟通与交流都发生了数次转型。1999年，博客(blog)被正式定名。诸种新型媒介随即相继应运而生，例如:维基网(Wikipedia)、第二人生(SecondLife)、聚友网(MySpace)、播客网(Podcast)、脸谱网(Facebook)、掘客网(Dig)、优视网(YouTube)以及推特网(Twitter)等。与之相应的诸种载体硬件也纷纷出现，例如:iPad平板电脑，黑莓手机、iPhone手机以及其他智能手机等。与此前的传播媒介相比较而言，“新媒体的用户不得不等待被人生产的内容，比如从亚马逊书店买书、在iTunes播放器上下载歌曲就不得不等待。相反，新新媒介的用户被赋予了真正的权力，而且是充分的权力;他们还可以选择生产和消费新新媒介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又是千百万其他新新媒介消费者－生产者提供的”②。基于未来的媒介走向与前景来看，“这样的媒介不是‘后’新新媒介，也不是‘新’新新媒介，而是新新媒介的‘超级版’，也就是新新媒介的‘仿生版’”③。

(二)比较文学学科的应对策略

陈寅恪曾倡导:“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④上述治学理路对于不断受到新兴媒介冲击的比较文学学科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值此数字媒介时代，面对层出不穷、模式翻新的传播媒介，比较文学学科只有与时俱进，有效利用传播媒介这把双刃剑，才是其谋求生存与发展的明智之举。

首先，坚守传媒语境中比较文学学科的文学本位。“传媒时代”所带来的诸种困惑与焦虑使有关“文学终结论”、“理论终结论”以及“批评终结论”的激烈论争频繁交锋。由纸质阅读到屏幕阅读再到拇指移动阅读的历史变迁，使文学研究的对象与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嬗变。正如伊格尔顿在其《理论之后:文化理论的当下与未来》中所指出的，“轻声细语的中产阶级学生勤奋地聚集在图书馆里，努力地研究着骇人听闻的题材，例如吸血鬼、挖眼球、半机械人或”。在他看来，“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研究乳胶的文学或肚脐环的政治涵义，是完全依据一句古老且睿智的箴言字面义———学习应该是充满乐趣的;这就如同你可以选择全麦威士忌的口味比较或终日躺在床上的现象学作为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一样。由此，知识生活与日常生活之间不再有任何罅隙。不用离开电视机就可以撰写你的博士论文是有很多好处的”①。由此，他认为，“在今天，研究弥尔顿文本中的经典表述的老顽固轻视沉浸在与赛伯空间中的女性主义的激进分子;专注于论述恋脚癖或男性紧身裤前饰袋史的年轻学者，则带着怀疑的眼光望着胆敢主张简•奥斯汀(JaneAusten)比杰佛瑞•亚契(JeffreyArcher)更为伟大的老学究”②。与之相应，日益更新的媒介语境使比较文学范围内的文学史、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研究取向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与啮合。新型媒介语境中的文学传播凭借迅捷、便利、高效与广泛等优势逐渐赢得了受众的青睐。电子传播载体对于受众的自主性与能动性的有效调动以及对于传播的深广度的提升，无疑是功不可没的。然而，其负面影响也是必须予以警觉的。鉴于此，针对比较文学学科而言，在文学传播范式的蜕变中，如何甄别良莠不齐的文学现象，如何更好地利用诸种数字化媒介而不是为其所囿，进而在坚守中彰显与提升文学性，无疑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课题。一方面，新媒介自身在功能与效力等方面的特点带来了文学生产与接受方式的变化，传媒的发展为大众文化广泛、快速的传播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和载体，影像、电子媒介使个体的原创文学作品能够迅速转换为大批量的复制品。此外，传统的静态阅读转换为动态阅读，深度消平后的文学阅读方式呈现出平面化、碎片化等倾向，而对于文学性的解构则致使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发生错位，由此导致了传统的文学经典遭遇了阅读危机，进而直接阻碍了经典得以确立与传播的路径。另一方面，新媒体的商业化倾向也带来了无以回避的负面效应，不仅导致文学观念与使命意识的淡化，而且促使文学的扩容与泛化现象的滋生。数字媒介的市场化运行模式致使文学的超功利性被纯粹功利性所取代，提升精神价值的诉求被迎合受众品位的目标所取代，追求审美愉悦的目标被追求物质利益的动机所置换。由此，就对于文学传播的评判标准而言，传播方式胜于传播内容，传播范围胜于审美意义，媒体创新胜于文本创新，因而不免流于浅表化和噱头化。

其次，关注新兴传媒构成的比较文学研究领域。随着互联网的逐渐普及与手机等通讯工具的广泛使用，网络、手机等新兴载体逐渐成为现代传媒中的后起之秀。2011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首次向网络文学敞开了大门，共有七部网络小说参选，其中《遍地狼烟》还在首轮中胜出，虽最终未能折桂，但标志着电子媒介进入现代中国主流文学。又如，诞生于美国的“第二人生”是一个基于因特网的虚拟世界，刚开始被认为与其他具有游戏功能的媒介并无二致。然而，由于其不断加快自身的真实化进程，并为作家开设了网络虚拟书店，从而为各国文学作品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提供了平台。目前，不仅美国最大的在线书店Amazon书店业已进驻“第二人生”接受网友购书申请，而且路透通讯社也进入该网站开辟分社，为其网友报道新闻。再如，手机小说发端于日本，该国不仅较早将传统小说搬进手机，而且率先推介原创手机小说。《深爱》、《恋空》等手机小说的实体书先后在书籍销售排行榜上独占鳌头，并且陆续被拍摄成影视作品且反响良好，进而对于其他国家的相关创作与传播领域形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正是依托日本手机小说的发展空间与市场优势，美国作家贝瑞•约克鲁(BarryYourgrau)与其日语译者合作，专门针对日语手机阅读群体创作超短篇小说。他的作品被称为“快速小说”或“瞬间小说”，以善于描写家庭关系，具有戏剧性著称，并且风靡日本。此种创作行为与传播方式同林纾当年所从事的译介活动在传播方式与操作路径等方面具有跨越历史时空的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