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工艺美术史论文范文

中外工艺美术史论文范文第1篇

在的影响下，20世纪开始，中国就有一批有志青年胸怀爱国热情和教育理想，面向世界，发奋进取，力图发展我国的现代工艺美术。20世纪20至30年代，庞薰l，雷圭元，郑可、李有行先后留学法国，陈之佛，祝大年，沈福文等留学日本，他们从不同的着重点学习、研究工艺美术。回国后，在各自不同的工艺美术实践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奠定了中国工艺美术教育的基础，也成为第一批将外国工艺美术知识带回中国的人。

新中国成立之初，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建设的发展，工艺美术高等教育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家对工艺美术人才有了迫切需求。一批早年就怀有通过实用美术救国的有识之士，终于在此刻有了才干得以发挥的机遇，在经过了四年的精心筹备后，1956年11月1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正式宣告成立。国内从此有了正规而系统的工艺美术教育，为外国工艺美术史论的教学和研究提供了载体。

此时，由于政治气候的影响，我国对于外国工艺美术的介绍侧重于如苏联，波兰、民主德国等东欧友盟国家。如1958年，雷圭元和袁迈曾经编纂了四册有关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的工艺美术作品选集，第一次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外国的工艺美术。1959年，陈之佛亦曾撰文《波兰的民间工艺美术》，发表于《美术》杂志(1959年第7期)。1958年创办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报――《装饰》杂志，也在此时期文图并茂地介绍了诸如罗马尼亚，波兰，伊拉克等国的工艺美术发展情况和相关信息。

二、外国工艺美术史论教学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的发端

改革开放为外国工艺美术史论研究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大门，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一段时间，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在给学生讲授的公共理论课程中，开始设置有中国美术史，西方美术史、中国工艺美术史等，并逐渐发展为较为系统的专业史论课程。然而，直至工艺美术历史与理论系建立之初，外国工艺美术史的教学与研究尚属空白，这意味着给予学生的营养存有缺陷，如此的结构，对于我国高等工艺美术教学与研究来说也是极为不合理的。

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积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应国际艺术设计教育的优势，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率先在全国创建了工艺美术史系。1983年4月1日，教育部同意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增设“工艺美术史”专业，该系主要研究方向即为中外工艺美术的历史、现状以及相关理论。随着工艺美术历史与理论系的建立，原有的史论课程得以进一步的建设和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同时，外国工艺美术史的教学和研究也有了建设和发展的良好环境。

我国著名外国美术史论专家，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艺美术史论系主任奚静之教授，长期以来十分关注和支持外国工艺美术史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她对西方美术史，特别是俄罗斯和法国美术史的研究十分精深，对俄罗斯工艺美术和欧洲民间美术的研究也造诣颇深，并时常撰文介绍一些来自异域的工艺美术作品。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艺美术史论系建立后不久，奚静之教授给我带来了几本南京艺术学院学报，其中刊载有青年学者张少侠撰写的欧洲工艺美术史方面的连载文章，这是我知道的在当时较为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外国工艺美术史的第一位中国学者。他的文章使我很受启发，也促使我在外国工艺美术史论研究的田地里耕耘至今。之后，我还见到了张少侠、保彬等人编著的欧洲工艺美术图典之类的书籍，在学界有相当好的反映。此外，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原中国工艺美术总公司总工程师朱培初先生和原上海工艺美术学校校长朱孝岳先生一直笔耕不辍，历年来撰写了多篇关于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各国的工艺美术史文章，且学术视野相当广泛，涉及到家具，服装，首饰，陶瓷，金属工艺、民间工艺以及外国工艺美术理论史和中外工艺美术交流史等领域。我认为，他们为中国的工艺美术史论教学与研究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取得了成绩，特别是为外国工艺美术史论研究的开创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1982年，我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经过在学院一年时间行政工作的锻炼之后，成为当时新组建的史论系的一名青年教员。奚静之教授为了组建史论系，从当时学校的优秀毕业生中招纳了一些人，如工业设计系，装饰艺术系的毕业生，还有从沈阳鲁迅美术学院装潢系招聘来的毕业生，这些人都有不同的专业基础和实践经验，同时又对理论研究持有浓郁兴趣，具有良好的学术基础和文化素养。当时的系主任奚静之教授希望我来做外国工艺美术史方面的教学与研究，认为笔者外语比较好，并有一定的实践经验，有很好的条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于是，从此开始了专门的外国工艺美术史论的教学与研究，并且一直坚持做到今天。实际上，当时史论系的青年教师们研究外国工艺美术史有―定分工，我负责欧洲部分，另外两位分别负责伊斯兰地区，大洋洲，美洲、非洲部分，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其他教员有的调离了史论系，有的甚至离开了学校，最终，讲授并研究外国工艺美术史的重任，实际上就落在了我一个人的肩上，因此，我就把原来那些并不属于自己研究范围的内容也接过来一起做，进行基础的通史研究，并形成了最初的授课教案，外国工艺美术史论的教学与研究开始走向了稳固发展的道路。

三、外国工艺美术史论教学研究在中国的认同与发展

1、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实践与探索

1984年，创建一年后的工艺美术史论系，在奚静之教授此前初步构想的基础上，确定了外国工艺美术的教学与研究这个重大课题之后，我们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工作。研究之初，首先是搜集大量的文图资料，主要是通过各大图书馆来搜集相关文献和图片资料，其中外文资料占绝大多数。当时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根本不可能有到国外去考查的条件。把这些资料搜集整理好之后，自己要花大量的时间反复进行分析研究，然后努力兼容与消化，并进一步归纳、总结，最后编写出教案。庆幸自己读大学时外语就选择了日本语，当时学校图书馆的日文书籍数量最多，这为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许多方便。日本学者对外国的文化史迹的考察进行得十分广泛且特别深入，并有大量资讯可靠、内容深刻、图版精美的出版物和印刷品，加之研究工作做得也很深人细致，这对我的工作启发颇大，同时，也萌生了有机会一定要去日本留学的想法。这些想法和动因，促使我不厌其烦并周而复始地在外国工艺美术史论这块处女地上辛勤耕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在翻译外文资料，建立资料卡片，拍摄图片，撰写文稿，整理文案……就这样一点一滴地向前拓进。有效的积累和有益的探索，终于结出了可喜的果实――可用于开课的教案诞生了。

两年之后，也就是1986年，笔者在中 央工艺美术学院史论系开设了我国第一堂“外国工艺美术史”课，这样，就填补了我国艺术院校没有正式的“外国工艺美术史”课程的这一空白。同时，这一课程的问世，也与已有的中国工艺美术史对应起来，使我国的高等工艺美术教学结构更趋合理化。

外国工艺美术史论的教学与研究是从几个文明古国入手的，诸如古代埃及、古代印度，两河流域，以及古希腊、古罗马等等。一开始是分专题讲，一个专题讲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也有一种宗教体系下的工艺美术史专题，如伊斯兰工艺美术。在讲的过程中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定要区别于长期以来讲授的美术史，不能受其影响，只讲外国的工艺美术，如外国的陶瓷器，玻璃器、石器、金属器，漆器、染织物在造型与装饰方面的发展历史和艺术风格的演进等等。对外国工艺美术史发展的进程划分，基本上承袭了外国美术史研究的划分方法，因为外国文化艺术发展的大背景是一样的。但是，在一些具体的风格时段的划分上，如古希腊陶器的不同风格的分期(我将此划分为五个时期)和一些基本概念或提法上，坚持使用有利于认知和理解外国工艺美术史论的，如将过去一直称谓的“希腊瓶画”，改称为更为确切的“希腊陶器装饰”……就这样深入分析，精心研究，反复推敲，从原始社会时期，上古社会时期，中世纪一直到20世纪末，不断地充实、调适和完善内容，并积累经验。

2、赴外学习研究

1990年，笔者有幸受国家教育委员会(现教育部)派遣，赴日本东京艺术大学任客座研究员。在东京艺术大学美术学部的艺术学科主要学习研究的是日本工艺美术史，但我给自己设定了～个目标――不能仅是研究日本艺术，还要借助日本良好的研究条件，深入研究日本以外的其他地区和民族的艺术发展史。于是，除了在东京艺术大学图书馆和艺术资料馆阅读和鉴赏大量外国工艺美术资料外，我也反复观摩了古代埃及艺术博物馆藏品展，卢浮宫藏品展，以及埃特鲁里亚，玛雅，安第斯等专题性的古代艺术展。看到了不少工艺美术品的实物。同时，我也领略了许多西方现代艺术展和世界艺术博览会的风采，着实获益匪浅。利用境外的研究条件，学习了大量外国工艺美术史方面的知识，看了许多世界范围内的优秀艺术作品。通过这个学术研究平台，掌握到更多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地区的工艺美术史论知识。原来在国内学校开设的“外国工艺美术史”课程，其中讲到的许多作品，都只是看图片，从来没见过原作，但是在境外能够近距离地观察它们，对一些作品的质地、体量和色彩有了更为明晰的认知。

以此为契机，笔者又有计划地赴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等地的各大博物馆和文化遗址及艺术史迹，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进一步丰富了外国工艺美术史研究的图片资料与文献资讯，并购买了大量参考书籍，收获颇丰。

笔者认为，从留学的意义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留学国家先进的研究条件，学习其先进的研究方法，来充实自己的研究工作，最终要把它带回来，而且要在自己的国家实现和完成自己的理想。这种留学才是有价值的，尤其是从事外国文化历史与理论的教学与研究者。我认为，今天我所取得的这些成绩，应该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留学经历，学习到了先进的研究方法，这至关重要。

3、《外国工艺美术史》之问世

回国以后，我意识到，首先要做的事就是要把学习掌握的这些知识尽快地运用到教学中，要把它转化为自己的研究成果，这样就开始筹划写书。要在“外国工艺美术史”以前仅为一门课程的基础上，把这个学科体系建立起来。当时“外国工艺美术史”已经作为一门正式的课程向学生授课了，这些从国外带回来的资料进一步充实了我的教学资料，首先编写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外国工艺美术史授课提纲，然后在此基础上开始撰写正式的外国工艺美术史的学术专著。

为了进一步充实自己的学养和提升学术水平，我从1995年开始，师从奚静之教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为了紧密结合教学任务，与导师商定，就把攻读博士学位的论文选定为《外国工艺美术史研究》，这样就可以结合博士论文的撰写来完成这本书。3年后，1999年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毕业答辩前，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外国工艺美术史》，这是国内出版的首部研究较为深入、体例较为系统、内容较为全面的《外国工艺美术史》专著。当然，现在看来，这本书还不能说是很完美的，因为它毕竟是作为外国工艺美术的一种基础史和通史的定位来展开研究的，只能说是在这个领域作了积极的探索，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我想，在这个基础上，外国工艺美术史论的教学与研究还需要不断地充实和改进。让其进一步适合于我们的学科研究，并为此作出更大的贡献。目前已有很多艺术设计类院校和相关专业，都以这本专著作为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教材，反映了该书的应用范围，市场需求和学术质量。2003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再次出版了这本书的修订版，使之进一步完善和适用。从目前的乐观形势来看，在外国工艺美术史论教学与研究的田地里，很有必要继续耕耘下去。笔者认为，一方面仍要不断充实和修订《外国工艺美术史》这本书的内容，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在这一基础之上不断派生出一些专门史，如按照国家、地区或者宗教派别来分门别类地编写系列的专著和教材。这个工作要不断地做下去，并要有新的突破，仅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难以做到的，所以还要培养更多的专门人才。

《外国工艺美术史》一书在所用范例作品的选择上，一方面是从鉴赏的角度收录一些比较经典的工艺作品，就是许多史学家和艺术史学者都一致认为好的工艺美术作品，为读者提供赏心悦目艺术形象；另一方面，有选择地对一些比较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工艺美术作品进行分析、论述，从各个方面来展开，比如作品独特的制作工艺，罕见的材质肌理、强势美感的装饰，还有品种本身的独特性……从多方面来分析和考量作品的价值，然后，可以分门别类地解析，客观而深度地叙述，浓墨重彩地去描绘。总之，按照我们中国学者的眼光去审视外国工艺美术所呈现出的特质，作具体而深入的探究，并总结出优势和特点，再确定是否把它收录进来。

笔者认为，“中国工艺美术史”和“外国工艺美术史”应该并列发展，而且是一门有对比关系的课程。既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这样的教学与研究才是最合理的，这样的学科建设也才是最完整的。《外国工艺美术史》出版，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也使我国的高等工艺美术史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形成了较为理想的发展态势。但是，由于原来的一些同事都纷纷放弃了外国工艺美术史的教学与研究，专门研究外国工艺美术史论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学生又培养得很晚。眼下，后续研究人才和力量的不足便是问题了。

4、教学与研究模式之影响

目前在世界工艺美术通史方面，从教学与研究的角度来说，撰写教材，开设课 程，我们在国内开了先河，并且很快在学界得到了认可。经过多年的教学研究与推广外国工艺美术史的教学与研究在全国范围内的相关院校和机构得到了认同和赞许，很多学校都规定了有关外国工艺美术的教学和研究办法和内容，因此对于这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多。我们开创并建立了外国工艺美术史研究体系，出版了首部此类研究方面较为全面而具权威性的著作及相关图书，为全国范围内展开外国工艺美术史论教学与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由笔者撰写的《外国工艺美术史》已成为全国艺术设计院校和专业的必读教材。外国工艺美术研究已在全国相关院校、尤其是在艺术设计学博士点列为研究项目。我们开创并建立了外国工艺美术史教学方面的体系，在我国高等学府率先开设了外国工艺美术史课程。目前全国相关院校逐步开设外国工艺美术史课程，如苏州大学艺术设计学博士点已将此课指定为研究课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将此课定为所有专业的必修课，同时作为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研究课程。由于该课程内容的逐渐成熟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2006年起，清华大学已将外国工艺美术史定为大学人文素质核心课程。同年，外国工艺美术史课获得北京市精品课程奖。2007年，外国工艺美术史又荣获全国精品课程。可以说，外国工艺美术史教学与科研体系的建立，打破了长期以来工艺美术史教研活动只有中国工艺美术史单项的局面，完善了工艺美术史学科的建设。使其与中国工艺美术史教学研究并驾齐驱，和谐发展。

自2006年《外国工艺美术史》课程被确定为北京市精品课程和清华大学人文素质核心课程，并于2007年最终被评选为全国精品课程以来，笔者深感责任重大。笔者和同仁们清楚地意识到，要想实现进～步建设完美的精品课程和教材这一目标的艰巨与艰辛，必须发挥团队精神和拼搏精神，站在全球的视野上，纵观全局，把握时机，努力培养21世纪具有人文情怀和优秀专业素质的艺术设计人才。我们的目标是：确保国内领先，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将高科技与传统文化结合，培养综合性，具有优秀人文素质的新时代艺术人才。

外国工艺美术史研究的定位是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一体化，注重工艺美术理论研究和门类工艺美术实践的结合，中西工艺美术的比较研究，古代工艺美术研究与现当代工艺美术研究的沟通等领域的新课题。课程面向本专业，全院，全校开放。着力于对世界优秀工艺美术的学习、探研和借鉴，不断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积极培养学生的艺术历史观、文化观。

近年来，在笔者的指导下，清华大学外国工艺美术史专业已培养博士研究生4名，培养硕士研究生27名，培养高级访问学者9名，培养高级进修生18名。另外，由笔者讲授的外国工艺美术史课程的本科生听讲者已逾万名人次，总授课时数达11760学时。在笔者指导的研究生的研究方向中，关于外国工艺美术史研究领域的内容包括中世纪，伊斯兰，美洲，近现代等专题领域。同时，每年应邀到全国各地院校进行外国工艺美术史专题讲座十数场，对于外国工艺美术史在国内专业院校的普及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5、规划与构想

外国工艺美术史论的教学与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尚需继续发展和完善，因此，要分成几步走。

(1)教材建设

①在原有《外国工艺美术史》的基础上，编撰外国工艺美术系列史，该系列以国家地区，时代，宗教进行分类，每个领域独立成书，形成一定的规模，使外国工艺美术史的研究与教学更加具有深度和广度，可以与业已成熟的中国工艺美术史研究比肩。

②编纂一定规模的《外国工艺美术大图典》，按照国家，区域，时代、宗教等分为10至20册，以便读者充分地解读和领略外国工艺美术。

③编纂《外国工艺美术大辞典》。使外国工艺美术史研究系列化、整体化、综合化，学术化，并满足全国范围内设计艺术教学与研究的需求。

(2)教学，科研工作

①为了活跃教学氛围并与国际接轨，学习和借鉴先进授课经验，继续聘请国外知名专家学者来院讲学授课。

②继续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主办国内，国际相关工艺美术教育，研究和保护的学术展示与理论研讨活动。

③有计划地赴国外进行专业考察与调研，并选送学术骨干出国深造，确保外国工艺美术史论教学与研究的人才梯队和学术力量。

④引进优秀的青年教师，加强后续研究力量。

⑤提高外语水平，加大原文资料的阅读和检索数量与难度，确保研究水平和授课质量。

⑥创造和提供深造机会，强化专业知识，积极培养学术创新型人才。

进一步落实教学改革思路与方法，并不断完善，确保目标与定位的实现。外国工艺美术史论的教学研究体系犹如大厦的地基，它的课程设定、研究领域和涉及范围，都将对学科发展产生重大的作用与意义，是人文学科建设不可缺失的环节，也是国家工艺美术历史与理论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必不可少的课题，因此，我们将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向建设国际一流艺术史论学科迈进。

笔者认为，艺术史论的研究与教学，应注重其现实意义和价值，应对构建当今和未来的和谐社会，培育人文精神，发展健康的文化事业产生直接的作用，并以净化人的灵魂，养育人的美好情操，拓宽人的视野，优化人的心智为目标，而不能一味地总结前人的经验，只满足于停留在前人的思想境界或无所创新，无所开拓和发展的现状。我想，关注当下，着眼未来，不断创新，是艺术史论研究的关键。

外国工艺美术史研究作为人文学科中的重要环节，对培养国人的文化素质，提高我国综合素质教育质量，完善人文学科，树立学术形象，提升综合学术地位，皆有重要意义。我们在工艺美术领域的研究实力已经在国内学术界占有绝对优势，这个雄厚的基础是我们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结合实践的研究与教学的优势，发展形成体系完整的专业，还需与时俱进，不断提高研究水平，进一步丰富研究内容、完善教学研究体系。

中外工艺美术史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设计史教材 编撰体例 编撰方式 编撰内容

一、问题缘起、界定与研究意义

设计史课程是我国高校各类艺术设计专业指定的必修基础理论课，它对于艺术设计学科的各个专业方向而言是重要的知识背景，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抓好教材建设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中心环节，要上好这门课，选好教材十分重要。

然而，随着艺术设计学科招生规模的迅速扩大，出现了设计史教材编撰多管齐下的局面，教材的编撰问题亦日益凸显。具体来说，主要存在三种状况：第一，原有的工艺美术史作为专业理论的调整，着重挖掘曾经被忽视的内容，突出工艺规范与工艺加工的内容；第二，把工艺美术与艺术设计对应不同的历史阶段，只注重西方设计史而忽略了中国设计史，将设计史视为一种完全工业化之后形成的学科历史；第三，各类院校设计史教材选择的基础知识体系未经严格慎选，总的说来以通史型教学为主，部分高校稍涉门类史、断代史的教学。这些状况具体到各高校开设的设计史课程，更是名称不一、内容不一、教材体例不一等。①由此可见，将上述状况列举出来，很能说明设计史教材编撰探讨的意义和价值。从正式出版的现有教材来看，设计史教材的编撰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便是论题探讨的缘起。

本论题主要界定两点：

第一，随着学科设置的不断扩展，设计史教材使用的名称不一，包括中外工艺美术史、中外设计史，以及诸多直接产生于我国从工艺美术到设计艺术观念变革背景中的设计门类史，如工业设计史、室内设计史、平面设计史等。这里为了论述的方便，统称设计史，并分成三类：通史、门类史、断代史。在本文讨论中，以通史型教学的设计史教材编撰为主。

就设计史教材而言，由于设计艺术与工艺美术是一个有机体的不同阶段的产物，研究设计史教材编撰，必然离不开对工艺美术史教材编撰的研究，由此把工艺美术史的教材编撰纳入设计史教材编撰研究的范围。本文研究的为设计史教材1960—2012年间文献综述编撰的发展，在此领域中，诸多专家学者都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囿于篇幅，同时也为突出重点，笔者选择有代表性的设计史教材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第二，教材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文所讨论的教材主要是指狭义的教材概念，是指教科书。

本文通过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设计史教材的搜集、整理、分析，通过对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从而对设计史教材发展脉络进行归纳，有如下几点现实意义：

1.选题的针对性。关注设计史的研究现状，是近年来设计史学界持续关注的研究课题，但关注设计史教材的编撰却鲜有深度研究。通过梳理可帮助我们理解高校设计史教材的面貌，尤其是教材内容的革新、充实、推展，这也是对设计史教材资料留存的一项重要补充。同时，笔者力图依据高校设计史教材编撰的事实来揭示问题、分析问题，将呈现出来的主要问题，切入到相应的编撰案例之中加以论述，对下一步的教材编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设计史教材内容及知识结构的针对性。文章通过研究，以期探寻适合分层次教学的适用版本编撰体例。

3.为设计史教学实践和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本文对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设计史教材编撰问题进行思考，具有较强的现实性。

二、论题的研究现状

基于论题的资料论述比较零散，笔者把查阅的资料（包括直接或间接的论述资料）分为四类：

其一，是涉及具体教学内容选取的讨论。刘汝醴于1985年明确提出“关于海外的工艺珍奇，我们应该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拿将过来，为我所容，为我所用”。②田自秉于1988年提出“……我们还应该把研究的范围拓得更宽一些，不仅需要有工艺美术通史、专题史，更应该有各种断代史尤其是对于近现代工艺美术史的研究……”③张孟常于199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器以载道——中国工艺美术史分期研究》，论及早期五个教本的中国工艺美术史在课程内容上的革新、充实、推展。诸葛铠于1998年指出：“从工艺美术的范围和内容上，工艺美术史都应该得到补充，可用新的观念写工艺美术史。”④ 高丰于2000年指出：“许多艺术设计院校在讲授这门课程时，或只讲西方现代设计史，或还沿用中国工艺美术史的教材，容易给学生造成误解。就此，探讨中国艺术设计史与中国工艺美术史的区别……”⑤赵农于2001年就“艺术设计史论与工艺美术史论的本质区别等几个问题产生了明确认识”⑥ 。2007年底，在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召开了“设计与中国设计史研究年会”，其中钱凤根的《世界设计史的中国设计史板块构建》、杭间的《中国的工艺史与设计史》、诸葛铠的《关于中国设计史学术定位的思考》、荆雷的《以系统论的方法来研究并从事设计史教育》等文章，其内容都与设计史有关，并从教学资料的搜集、教学内容的选取等层面，或直接或间接地涉及设计史教材内容。2008年，李砚祖指出：“……设计史的研究同样应在文化研究的平台上构筑起自己的体系……重写设计史需要考虑这些问题。”⑦ 这些文论给予本文很大的启发。

其二，是《装饰》《美术之友》《美术》等期刊上发表的关于设计史教材的书评。这些书评从侧面反映了设计史教材编撰的新风格、新趋势，亦给本文很大的启发。主要有张金星、薛莉、邓中和、梅映雪、奇洁、颜晓烨、陈晶、滕晓铂、乔监松等先后发表的书评。关于教材的诸多评价，使我们从中看出设计史教材编撰的革新、充实、推展。

中外工艺美术史论文范文第3篇

美术教育的社会使命这一命题是张道一先生1989年发表在《中国美术教育》上的一篇论文题目，也是他从事美术教育多年的肺腑之言，字里行间都布满了他对美术教育现状的关心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社会造就了人的使命感，人类的使命感又促进着社会的健康发展。张道一先生已有着多年的教学经验并已形成自己独到的美术教育理论，他从1952年起任教于华东艺专、南京艺术学院，到1995年在东南大学创办艺术学院，已培养众多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和国内访问学者，可谓桃李满天下。他虽然在严酷的磨难中历经艰辛，但始终没能被命运征服，在我国美术教育领域依然忠诚地耕耘。从美术的启蒙教育、审美教育、师范美术教育、工艺美术教育到参与制定我国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宏观规划，张道一先生都以极强的社会使命感、务实的教育责任感，梳理着我国美术教育的现状，关心着未来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国家的栋梁之材。

张道一先生认为，教育是一种培养人才的宏伟事业，它在社会的各部门中带有基础的性质。一般地说，教育本身不直接在社会上产生效益，而是把培养的人才输送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其效益(社会的、经济的)才会显现出来。研究教育的特点和规律，调理相互的关系，以利全面发展，又是一门重要的科学，直接关系着一个民族的素质和国家的兴旺。就美术教育的问题他又明确指出：作为体现美育重要手段之一的美术，如何熟悉又怎样实践，在实践教学中思想并不统一，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成绩当然是明显的，只是冷静思考起来，缺少整体的把握，多注重微观而忽略宏观，重技巧而轻理论。假如孤立地评估一门具体课程，收效颇大，但对整体结构却失去平衡。这样就无法形成良性循环，果实很多，不少带有苦涩，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二、关干工艺美术教育及其设计观念

80年代初，张道一先生对我国工艺美术教育刚刚复苏时所碰到的一些现实问题十分关切，曾多次到工艺美术院校和一些企事业单位举办讲座，发表有关工艺美术在社会发展中所处地位的许多言论，同时也阐述了他对当时工艺美术教育的观点，明确指出工艺美术教育应首先解决专业思想问题，树立工艺美术的设计观念。张道一先生认为各种艺术门类的社会功能作用，本来就存在有“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哲理，但若以此度彼，或是把这些问题等同起来，不仅会导致在设计思想熟悉上的混乱，也必然造成工艺美术事业的损失。在工艺美术领域，长期存在的以“画画”为主导思想的观念应该打破，从而形成一个以现代设计观念为主导思想的工艺美术新领域。他还从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辩证地论述了工艺美术的本质及其实用因素，正是因为实用性，才决定了工艺美术同人们生活的依存关系，它所涉及的各种造物品类，同人们的衣食住行用等各个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画画”中心论的社会偏见和对工艺美术的误解，唯一解决的办法，张道一先生指出，应从教育入手，调整教学结构，改革陈旧的教育模式，创建适合工艺美术教学自身规律的教育体系。

我国的“学堂”式的教育形式开创于本世纪初，图案教学先设立在师范学校，为手工劳作课程之一，后来才逐步完善。“五四”运动前后我国才开始创办实业教育，为了使国民能在接受现代工业文明的同时，使教育同步发展，从而创立了新型的工艺美术教育体制。当时，一些有志于工艺美术事业的人士，先后到工业比较发达的欧洲和日本学习，同时也将他们先进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形式带回国内，将西方一些古典设计风格和德国新兴的设计观念直接接受过来。1949年以来，我国工艺美术教育的发展，基本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步，一些高等院校设立了工艺美术系或专业，成立了一些多学科综合性的工艺美术院校，使我国的工艺美术教育从幼稚走向成熟。张道一先生自80年代以来，以工艺美术理论研究主线，拓展到工艺美术教育的诸方面进行研讨，为我国现代工艺美术教育提出了有益的见解，从理论上建立了自身的体系，从教育观念上提出新论点，从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上补充了新内容。在工艺美术教育及其设计观念的创建中，张道一先生为此做出了贡献，同时他和同代学者一样也深知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针对我国一度出现的“百袖衣式”的教学结构，张道一先生曾撰文指出：教育目标不明确，更不可能制订出有力的教学措施和合理的教学结构。也就是说，工艺美术教育的对象、目标、市场、社会需求等诸多因素是制定和完善教学结构的要害。他认为，一个学科的教学结构，就好比是一部结构严谨的机器，虽然齿轮有大有小，转动有快有慢，但是必须和谐地运作，才能组成一个有机而完整的机体。针对工艺美术教学存在的课程设置、授课方法、授课内容与专业分工等问题，他认为这是百袖衣式的碎片连缀而造成的后果，不能形成完整的教学体系，需要增补或调换“齿轮”，调整教学结构，完善教学规划，使工艺美术教学这部机器向着更协调的方面发展。

在工艺美术院校的基础课教学中，有关绘画课的设置及课时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这种分歧也表明工艺美术基础教学结构与专业教学结构如何统一的问题尚有待解释。张道一先生主张“画”与“工”的量度，是建立在最终教育目的之上的，建立工艺美术的设计观念，就必须从纯绘画专业思想上转过来，也就是说以工艺美术为主体而谈绘画，在这里绘画是基础之一，而不是主体，这是专业性质所导致的，并非是排斥绘画的因素，只不过绘画在这门学科中所担任的不是主角而已。如他所说，在工艺美术教学中绘画“要害是画什么，怎样画，和带着什么目的去画，即立足点站在哪里”。工艺美术和绘画同属美术学科，因此两者既有个性又有共性，绘画就是基础练习的共性之一，但共性是寓于个性之中。现在讨论问题的焦点，不在于要不要画，而是不能以“画画”来代替“设计”的问题。关于工艺美术教学中设计课与绘画课所占比重和它所应有的位置，一些专业至今还存在结构上的偏差，张道一先生早在80年代初就发表如此鲜明的辩证观点，至今仍有着现实的意义，也是我们在当前工艺美术教学中应该深刻思考的问题。

三、关于工艺美术教学的“一二一”理论构建

张道一先生在长期从事工艺美术教学工作中，对教学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一直颇为关心，80年代末他提出了“一二一”教学的构想，为我国高等工艺美术专业的教学改革提供了较为系统的参照。所谓“一二一”教学法，即在四年学制中，一年打基础，两年攻专业，一年加强修养。这个教学理论的形成，是建立在我国工艺美术教育现状仍不健全、不够科学的情况下提出的，它将克服一些长期受着美术教育一统的偏见。科学的理论建构，将有效地提高高等工艺美术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使学生得到良好的、科学的教育。具体措施即：入学后的第一年从两个方面打好基础，一是写实的描绘能力培养，二是设计的匠意练习。入学后的第二、三年进人各专业工作室，在专业设计教师和教学辅导人员的指导下，分专题完成设计教学的主题课。与常规教学计划不同的是，张道一先生还着重提出最后一年的修养课，它包括一般史论、专业史论和选修自己所攻读的专业知识，研究与工艺设计和工业设计相关的各门学科，并深人基层对生产、市场、治理、设计进行全面的实地考察，撰写本专业既有理论又有实效的应用型论文为使“一二一”教学方案在高等工艺美术专业得以实施，张道一先生明确指出，改变我们目前工艺美术教育所存在的问题，首先要创造必备的条件，具体创见如下：

1·从招生做起，彻底改变现行的繁琐考试。必须保证高考课程的合格成绩，废除以掩盖文化课不及格为借口的浮动不定的“分数线”，各门课程均须达到60分以上。总的说是提高文化素质，加强面试，注重对艺术灵性与悟性的发掘。

2·改变包下来的办法，采取逐年择优升级，实行淘汰制，以促进学习的积极性，保证教学质量。

3·制定完整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案、讲义和示范作品、参考作品。制定严格的评定教学质量的标准，以及相应的奖惩措施。

4·提高教师素质，树立设计和生产的观念。彻底纠正以“画画”为指导的教学思想，逐渐使教师在设计与制作上成为全能，并研究教学法。

5·优化“双向选择”，在第四年即与用人单位建立联系，并鼓励学生在未来工作单位的合作。

四、关于工艺美术教学的课程设置

张道一先生针对我国一个时期工艺美术教学所存在的问题，多次从教育的宏观构架中寻找原因，发表了一些带有创见性的言论，对工艺美术教育的发展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他还围绕工艺美术教学中基础课与基本练习的关系，专业课与创作设计的关系，史论课与知识结构的关系等三个方面，为解决和完善在教育中所存在的矛盾，对各个方面的独立性和统一性的关系做了精辟的论述。

l·“在艺术上，凡基础都带有共性，不仅要学得全面，也要学得踏实，否则就无法适应进一步创作设计的需要。对于某些共性较强的基础课，己经提出的‘专业基础’、‘结合专业’以及‘为专业设计服务’等，是不恰当的。”张道一善于从艺术规律和教育规律出发，以实证为依据，阐述基础教学与专业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基础教育是学科需要的必修课之一，不仅是小专业范围的直接基础课目、基础教学所要达到的目的，不仅是服务于专业的先导，而应是培养学生举一反三治学能力的手段之一。他从全面概念的基础教育出发，提出了四点要求：（1）基础的写实描绘技能。不仅靠素描、水粉、水彩课教学，还应从广度上拓展;（2）基础图案的设计。这种基础练习与素描、水粉课有所不同，它具有形象思维的因素，要打破“四大变化和三大构成”百袖衣式的结构，抓住形象思维的规律实质，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基础练习;（3）配色练习。在研究色标与色谱的同时，使学生把握色彩学的基本知识;（4）基本制图法。培养学生制图学的基本技能。这四个方面较为准确地论述了我国基础课与基础练习的改革方向，具有较强的指导性意义。

2·专业课是针对工艺美术学科设置每个专业范围的课程。张道一先生主张，专业没有必要分得过细过多，因为从事物的性质来分析，其科目必然有其内在的联系，但必须把一些相近或相同的专业相对归类。他认为“就世界范围来说，以现代工业为主体，以机器大生产为手段的艺术设计，分成三大块是可取的。这三大块是：围绕商品的装潢所做的设计，为各种机械制品的塑造所做的设计，和为配置室内外环境所做的设计”。除此之外，他还非凡对我国传统手工艺的课程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应加以条理，纳入高等教育之中，使之成为专业教学的科目之一。就专业课的分工，他着重强调要加强五个方面的横向联系，使专业课的分类不流于一般，而具有可塑性和可变性，使之更为充实、更为完善。

1创作设计的艺术思考。美与用的辩证统一，审美的意匠与功能机构的发挥。

2人体的研究。即人与物与环境的关系。

3材料的研究。各种造物材料的性能、结构，及对物品的适应。

4工艺的研究。各种工艺手段、技术特点、加工方式，对设计的局限，及设计对工艺、材料的适应。

5消费心理和市场物资的研究。

3·史论课与工艺美术专业的知识结构，是我国现有院校所忽视的重点课程，如何将工艺美术史论纳入专业教学之中，从“共同课”中脱胎出来，是一些院校和相关专业院系所困惑的问题之一。张道一先生曾对目前学生入学前文化素养偏低、入学后又不重视补习的现实问题，提出要提高师生的基本文化素质，加强史论课规律的研究，充实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他还从历史、理论、知识三个方面阐述了专业史论教育的重要性，主张使学生学习一些优秀的中国工艺文献知识，增长一些理论的思辩能力，从传统的工艺思想和科学思想中汲取营养，理顺工艺美术发展的脉络，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创作新工艺的需求。他还从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阐释了工艺与科技、实用与审美、精神与物质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得出工艺美术理论与知识结构在教育中占着重要位置的结论。

五、关于师范美术教育

张道一先生从事美术教育多个春秋，曾执教于师范学院，对我国现行的师范美术教育工作有着较强的责任感，1986年在《美术》杂志第5朔撰文《塑造人的大业》，评述了中国师范美术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策略。

美术教育是整个文化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张道一先生把它分为三个层次：其一是学龄前儿童教育，其二是中小学教育，其三是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中，普通美术教育与师范美术教育虽同属一个层次，但其教育目的和要求又不尽相同。简而言之，美术院校以培养美术家、画家和专门的设计师为主，而高等师范美术教育则不同，它以培养“幼师”、“中师”师资为主，其任务是培养那些直接服务于各个层次教育所需要的美术教育工作者。而我国的美术教育的现状又恰恰混同于普通美术教育，从招生考试到授课内容，除毕业实习课安排之外，其它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均与普通美术教育相同。所以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大部分想从事美术创作，没有从事美术教育的意识，久而久之，造成了美术师资贫乏，大量毕业生改行的恶性循环。鉴于此，张道一先生曾指出：“高等师范院校的美术系，严格地说应当称作‘美术教育系’，唯其如此，才能纳入到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中，从而看出它所肩负的重大责任。”

为此，张道一先生根据我国师范美术教育的现状和实际，提出了只有将美术与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套既有原则又能变通的科学方法，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美术教育，使之成为一门教育科学，并提出了具体举措：

教育学：研究教育的现象，揭示教育的规律。其中美术教育的位置、美术教师的具体职责自会分明。

教育原理：用哲学的观点来解释教育的目的和价值。

教育心理学：研究人在教育过程中的心理活动规律，揭示儿童和青少年在道德品质和把握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心理过程。

教育工程学：面对受教育者的各个发展阶段，培养他们的性格、智力、技能和专长等的设计，以促使其更快的发展。美术教育的全部过程，也应进行合理的设计。

教学法：包括普通教学法和分科教学法。前者研究各门课程的教学任务、原则、内容、过程、方法和组织形式等，后者则分别研究每一课的以上特点，美术教育便是一个分科。

教育见习：对幼儿园和中小学的现行教学进行观察与分析，有助于理论联系实际。

教育实习：运用已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在中小学和幼儿园参加教学工作，以验证理论和培养实际工作能力。

张道一先生关于师范美术教育的思想在目前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阐述了一个最为重要的观点，即师范美术教育是培养美术教育家，而不是培养艺术家，师范美术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带动全社会美育的提高，培养各层次教育所需的美术教育工作者。

六、关于艺术学教育

我国的艺术院校，培养了大量的闻名艺术家和艺术工作者，当我们回顾历史、肯定成绩的同时，又可以看出，艺术教育结构存在一个重要的缺陷，“即在实践和理论这一对关系上，艺术理论研究和理论教育的不足”。艺术教育主要侧重于艺术技巧、艺术语言的练习，也就是说，无论是表演、演奏、绘画、雕刻，还是工艺设计，往往在具体实践中取得的成绩最大，而对于艺术学学科的建设和艺术理论的研究和完善提高则相对较为薄弱。虽然艺术院校一般都开设艺术史论课，但都是为创作服务，为了艺术实践增加知识和修养。也有零星的艺术院校设立了艺术史系、科，但经常是孤立进行，如美术史论、音乐史论等，彼此之间并无大的联系，也只是作为一间单科来设置，并为自己本专业服务。而对于艺术学的宏观思考及整体研究和艺术学的全面教育，不仅显得薄弱，而且备受忽视。

张道一先生在《艺术学研究》发刊辞中指出，要探讨艺术发展的原理和规律，研究艺术实践和艺术现象以及各门类艺术的共性与个性，必须建立艺术学并重视艺术学的综合教育。没有艺术活动和艺术实践固然谈不到艺术的学问，然而只有艺术的创作和实践也不能等同于艺术学的建立。长期以来，艺术界重实践、轻理论，重技艺、轻研究的状况十分普遍，因而造成了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的失衡。鉴于这种状况，张道一先生倡导建立中国的“艺术学”，并同时在东南大学设立了我国的第一个艺术学系。艺术学系以艺术学为重点开展教学和研究，从而为我国高等学校中填补了一个学科空白。张道一先生将艺术学系设立在综合性大学，是与艺术学的发展建设和艺术学教育分不开的。东南大学是一所以工为主、文理工等相互渗透的综合性大学，在80年代曾创建艺术系，其重点是培养实践人才，80年代后新建的艺术学系其重点在艺术理论的研究，这是一种合理的历史上升。张道一先生认为：“从人文科学的角度进行艺术学研究，设在综合性大学中更有利于发展。他可以与其他多种人文科学相互影响，也可以与自然科学沟通。由于艺术学的研究带有综合的性质，又属于人文科学的理论范畴，在科研、教学和培养人才方面，艺术学系与艺术院校便形成了自然的分工，并产生互补的关系，无疑对于我国艺术事业的发展将会起着积极的作用。”可以看出，张道一先生是将艺术学教育作为一间综合的人文科学教育来对待的，这正是艺术学教育区别于专门的艺术门类单科教育之所在。我们以为，张道一先生的艺术学教育思想不仅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而且对于提倡美育或者说对于普遍意义上的艺术教育是具有一定作用的。

对于艺术学的研究和教育，张道一先生将其分作九个方面：艺术原理、中外艺术史、艺术美学、艺术评论、艺术分类学、比较艺术学、艺术文献学、艺术教育学、民间艺术学，对这九个方面，张道一先生又作了进一步的诠释。其中，艺术教育学包括艺术教育的意义与作用、艺术教育的整体结构，它可以分成儿个层次的艺术教育：学前儿童艺术教育，中小学艺术教育，普通大学艺术教育，高等和中等专门艺术教育，社会艺术教育。可以看出，普通大学艺术教育和社会艺术教育是张道一先生艺术教育思想更为宽泛的延伸，它进一步将艺术学教育从专门的艺术教育拓展到全社会的艺术教育，这也是艺术学教育作为一间综合性人文学科的体现。另外，张道一先生还指出，在上述基础上，艺术学将与多学科相结合，形成交叉的、边缘的新学科，如中国艺术思维学、艺术文化学、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艺术伦理学、宗教艺术学、艺术考古学、艺术经济学、艺术市场学、工业艺术学、环境艺术学等，这些相关的学科也是艺术学研究和艺术学教育应该涉及的。

中外工艺美术史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陶瓷艺术设计；理论课程；教学；设置；研究生教育

中图分类号：J502文献标识码：A

一、陶瓷艺术设计专业研究生理论课程教学的

现状和改革的必要性

目前，陶瓷艺术设计专业的研究生由于专业的实践性强，很多学生都不喜欢、不重视理论课程学习。学生对理论课程教学的意见主要表现为：第一，部分学生认为理论课内容枯燥、没意思；对专业没有多大的帮助，因而学习理论课程纯粹是为了拿学分。第二，在理论课的教学中师生互动较少，教学模式单一，缺少实践考察环节，不少学生对理论课程学习缺乏兴趣。但是，理论课程是陶瓷艺术设计专业教学中一门重要的基础课，对学生后继课程的学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要进行设计创新就必须了解设计史、工艺史、陶瓷史等各种风格、流派，因此对陶瓷艺术设计专业理论课程教学改革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目前陶瓷艺术设计专业研究生理论课程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1.理论课程选题比较单一；2.理论课程的课堂教学时间设置过长；3.理论课程的成绩评定比较局限。

基于以上现状的现状，我们可以认识到陶瓷艺术设计专业理论课程的改革势在必行。

二、陶瓷艺术设计专业研究生理论课程开设情况

陶瓷艺术设计专业是一门特殊的专业，涉及的知识面也比较宽泛，因此，其理论课课程种类开设是这门课程改革的关键所在。理论课程教学必须根据教学内容的具体特点与相关教学要求来量身设计重新整合课程内容。

1.陶瓷史的课程

陶瓷史属于专题性的理论课程，是陶瓷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必学的课程。学习陶瓷史可以使学生了解陶瓷发生和发展规律，包括陶瓷艺术的变化、陶瓷工艺的改革和陶瓷文化的传播过程；并且使学生在进行陶瓷艺术创作时，更容易掌握陶瓷的泥料和釉料这种特殊材质的使用性能。因此，陶瓷史是陶瓷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首选的理论课程。

2.艺术设计史的课程

艺术设计史是艺术设计专业必修的专业理论基础课，对于这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从文化的、历史的、艺术的、审美的角度去审视人类的设计活动并获得丰富的艺术设计史论知识，从而以史为鉴进行创新设计；可以提高学生的史论修养拓宽他们的设计视野。

3.中外工艺美术史的课程

我国工艺美术历史悠久，制品精巧，丰富多彩，在世界工艺文化中独树一帜。对中外工艺美术史的学习可以了解中外各个历史时期工艺美术的发展以及各工艺美术品种的特点、艺术价值、风格特征和发展规律。陶瓷作为工艺美术的一个品种，在其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与其它工艺的设计有着必然的横向的联系，要了解各朝代陶瓷的艺术特色就必须了解其它工艺产品的艺术变化规律，这种横向的知识也是陶瓷艺术设计专业必须了解的知识点。

4.美学的课程

美学以揭示出人类审美现象的各种规律来指导人们的审美活动，端正人们的审美观念，培养人们健康的审美情趣和高尚的审美理想，提高人们的审美能力和审美素质，塑造完美的人格。这门课程的设置可以提高学生对美的对象的观赏、品味、赏析和评论能力，在陶瓷艺术设计的创作上有所突破和创新。

三、陶瓷艺术设计专业研究生理论课程教学的改革

陶瓷艺术设计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要求教师应充分突出它的整体观念和综合思维，打破学科、院系局限，甚至是学校的局限，充分利用各种有利资源，提高教学质量。加强学科、院校间的学习与交流，有利于取长补短，相互促进。比如，根据开设的设计史、陶瓷史、工艺美术史等课程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我们可以将一些教学内容分解为若干个单元，每个单元着重研究一个专题，更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1.课堂教学

改革课堂教学只靠老师一个人讲解的模式，要更好地引导学生，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学生在教师的辅导下展开主动学习。并将课堂教学的课时量减少，加入考察环节的课时量，将一些需要借助于图形或实物来讲解的章节纳入到考察中进行讲解。这样既能改变学生被动听教师讲课，又能改变学生考机械记忆相关知识点来应付闭卷考试，使学生真正记住相关知识并运用于以后的设计实践当中。

2.学术讲座

学术讲座包括老师的课题讲座和学生主动讲座。采取课题组式专题教学授课方式，课题组由涉及该课题的不同学科的教师组成，共同协调完成教学任务。这种教学方式不仅能培养学生对某个专题全过程的整体把握，提高团队合作能力，而且能改变学生的思维习惯。还可以让学生自己主动组成一个学术团体自己参与讲座，有好的观点和想法也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以课题的形式进行，这种方式可以培养学生对课题研究的能力。学术讲座的授课形式一般可以安排穿插于课堂教学中间，比如一周安排一次，讲座结束后布置作业让学生回去思考并查阅相关的资料，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查阅资料能力，并了解学术规范。另一方面整合教师资源，各取所长，优化教学资源，以强大的师资主导学生，让学生主动参与其中，这样学生才可能获得更多更权威的知识和观点。

3.田野考察

理论教学应与实践教学相结合，这里谈的实践并不是专业课程里的设计实践，而是去瓷厂了解陶瓷工艺流程，使学生在专业实践中体验并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如对陶瓷史的了解，可以通过田野调查了解陶瓷原料的开采情况，加工流程等等；深入作坊采用问卷方式进行调研了解技艺传承问题；有针对性地到陶瓷博物馆或收藏家那里对着陶瓷实物进行讲解可以使学生一目了然地归纳、总结和区分出各朝陶瓷艺术的异同和变化过程。

对这一课程的安排可以在一个学期的某一个时间段由任课老师自由选取时间进行考察，考察的地点和方式也可以由老师根据课程的内容进行选定。对课时量的安排可以集中一两天的时间，当然这里谈的考察由于时间和课时量的问题只能局限于陶瓷史的课程，而且考察地点只能限于在本市进行。

田野考察的形式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使枯燥的理论课变得有趣味，也使学生接触并认识到很多书本上所没有的知识。采用田野考察的实践性教学方式不仅可提高学生专业知识，更着眼于使学生具备较高的艺术审美。实践性理论教学能以生动活泼且变化多样的形式进行，让理论深入实践给抽象空洞的教条式理论注入可思索的空间。

四、陶瓷艺术专业研究生理论课成绩考核的评定

1.闭卷考核

传统的理论课程的考核通常采用闭卷考试方式进行考核，这种方式比较单一，不能全面考核学生对理论基础的掌握程度，在实际的教学中，我们应根据考核目标的不同而有选择地运用。考核内容越全面，考核指标越具体，考核的结果就会越趋于客观合理，从而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与能力水平，因而应该在知识考核和平时的综合能力两方面对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行综合评价。知识考核当然还是采用闭卷考试方式，闭卷考试方式主要是针对设计史、审美史的课程，综合考核方式就比较多样了，以上设置的考察课程和学术讲座课程就必须采用下面的两种考核方式来评定。

2.实践调查考核

这是综合考核方式中的一种，比如通过对陶瓷实物的鉴定来判断该瓷器的朝代特点，此为学生的实践考察鉴定能力。通过安排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了解陶瓷技艺的传承和陶瓷习俗与陶瓷的关系问题等等。学生问卷调查后要求其写一篇调查报告作为问卷调查的成绩。

3.论文写作考核

学生结合理论课程考察资料和书本的史论知识选取自己感兴趣的专题进行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完成论文的写作，对于考察收集的资料同学之间可以相互分享，这样利于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也利于拓展知识面。论文的考核培养了学生的写作能力，这为毕业论文的写作奠定了基础性的工作。

中外工艺美术史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当代中国；改革开放30年；工艺美术；美术设计；设计学学科；演进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J5 文献标识码：A

30多年中国设计艺术的历史是与整个中华民族改革开放的历程同步的历史。30年沧海桑田，神州大地由贫穷走向富裕、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孱弱走向强盛，同其他的行业一样，时代的转换与变革给中国设计艺术领域带来了新的机遇。回首过去，仿佛是在翻阅一部中国设计艺术改革开放的历史图册。在这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设计学学科的发展可谓是一波三折，既需要在政治与社会环境下得以发展，又需要解决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生产方式与现代生产方式之间的各种问题。要知道，在西方，艺术设计发展了上百年才有今天的成就；而在中国，只用了近30年的时间，设计艺术学科就已经发展到今天如此辉煌的局面。

改革开放30年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被前所未有地激活，人们不但超越了“艺术无用”和“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观，而如今设计艺术已经成为现实生活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设计艺术带给人类生活的美好感受是其它任何事物所不及的。设计艺术作为一门适应改革开放而迅猛发展起来的特色学科，在近30年的建设中获得了显著的成绩。学科结构得到了调整、完善和空前的发展，独立建制的艺术学院成倍增加，综合大学的各类设计艺术学科的规模逾千所。

但同时也应当看到，设计艺术学科本身是一门时代感强的综合性、应用性学科。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尤其是为了更好地适应与服务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需要，设计学学科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建设。我们必须立足国计民生，从定量到定性，深入研究设计艺术在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脉络，并指出制约我国设计艺术学科发展的规律的瓶颈所在，提出系统的解决对策。

我国高等院校美术教育专业设置较早，多数院校都有很强的师资队伍和悠久的办学历史。20世纪80年代，由于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剧，传统的工艺美术教学与工业生产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新的变化，在工艺美术教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设计艺术教育逐渐成为主流。设计艺术教育是工艺美术教育的核心，既包括基本的技能训练，又包括设计理念、设计能力和设计文化等的培养。

“设计学”是研究人―物关系的学科，是对设计活动的理性思考，几乎涵盖了西方设计概念中的所有内容，关联到众多的学科门类，它包括工业设计、环境艺术设计、染织艺术设计、服装艺术设计、装潢艺术设计、陶瓷艺术设计等诸多方面。设计艺术学科经过多年的发展，在概念界定、基本特征、领域分类、产生和形成目的、原则，以及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方法论和价值体系方面，具备了构筑学科概念的基本内涵。而不同门类的设计艺术活动，也以其各不相同的运作方式来体现自己的独立价值，这些都有机地构成了设计艺术自身系统的内在特质。

同时，作为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型学科，在具体的设计艺术活动中，从确定设计理念，凝练设计创意到付诸设计表现的整合设计程序运作，以及为达到综合价值实现而贯穿始终的设计管理因素，构成了设计艺术学科自身独特的实践应用理论。

设计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现代科学研究的综合性发展，使许多学科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并构成了边缘学科的内容。设计学的边缘学科特征一方面体现在它与其他学科横向联系交叉而形成的体系之中，另一方面，其自身的不断充实与完善，也造就了更加丰富的分支学科领域。从宏观角度来看，社会学、经济学、美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共同作用于设计学的发展。同时，各学科衍生出来的分支学科也更加丰富了设计学的研究内容――市场学、传播学、企业管理学、技术美学、艺术哲学、营销学、广告学、消心理学等等，涉及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多重领域。

虽然对于设计学外延领域的研究尚未完善，但我们的研究始终把握与其他学科有机联系，把握各系统之间互为影响、互为制约的基本原则，在基本原理、应用原理以及发展原理的研究中，充分体现其边缘学科的特质。

特别要提到的是，改革开放30年我国设计艺术的发展，是一个从最基本的图案装饰（工艺美术）为起始，稳步推进到学科门类齐全、实践应用广泛，并初步建立起完整的设计艺术体系的发展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设计艺术通过建立针对经济发展各个专业领域的发展，逐步建立起了面向社会、面向未来的设计艺术应用与教育体系结构。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是设计学思想和应用实践大发展的重要时期。伴随着国家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设计学界大力推进了各个专业领域的细分。服装纤维设计艺术、产品工业设计艺术、室内外环境设计艺术、景观规划设计艺术、动画数码设计艺术、平面视觉传达设计艺术以及由各个大的设计艺术门类衍生出来的各个专业类别，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设计学一级学科体系框架。

一、改革开放30年中国设计学学科理论发展的基本特征

（一）以“工艺美术”为概念的学科理论阶段

李砚祖在《设计之道――20世纪中国设计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一文中谈到20世纪中国大陆现代设计的几个特点，包括：“1.20世纪中国现代设计及其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从‘工艺美术’、‘图案’向‘现代设计’转化的过程，也是中国设计文化的现代性过程。2.现代设计的发生、发展，除内在性的要求之外，外力的影响具有重大作用。所谓内在性要求，主要指中国社会生产、生活等方面来自国内本身以及中国设计本身的要求。外力的影响，主要指来自国外的多种影响，包括来自国外设计的影响。3.国内设计教育界是现代设计发展、现代设计理论研究的主要动力。4.理论研究不是滞后于设计实践，而是走在前面。”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工艺美术教育所赖以依存的学科基础极其薄弱，历史和理论方面的研究，除了中央工艺美院史论教研室集体编撰的《中国工艺美术简史》外几乎是空白，老一辈艺术家意识到了这一点，及时推动了工艺美术的历史和理论的建设。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的出版，成为20世纪30年来影响最为广泛的系统描述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历史著作。20世纪70年代末，著名的北京“西山”全国工艺美术教育会议，在张仃、庞薰等人的发起下，对中国高等设计教育的学科建设做了高瞻远瞩的布局，此时设计艺术学理论研究逐渐有了成效。1983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工艺美术史论系，此后，中国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等院校也相继成立了“工艺美术学”、“设计学”系或专业。

在工艺美术理论研究上，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为重点，从建院开始，就开展了对工艺美术基础理论和工艺美术历史的研究。当时创办了名为《工艺美术通讯》的内部刊物，大约两年多时间，共发行12期，对工艺美术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探讨。在20世纪五六年代，庞薰、陈之佛、王朝闻等都先后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对工艺美术加以阐述分析，陈之佛在《什么叫工艺美术》一文中指出工艺美术是适应日常生活需要，与艺术相融合的实用工业活动；王朝闻在《美化生活》等文章中充分论述了工艺美术的社会作用、工艺美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工艺美术欣赏与创作等问题。

在这一理论研究的基础上，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工艺美术研究开始深化，张道一、王家树、田自秉等专家分别就工艺美术的基本理论进行深入的探讨。在70年代后期尤其是80年代的探讨中，这批学者成为工艺美术史论研究的主力和学术带头人，张道一曾先后出版了《工艺美术论集》（1986）、《造物的艺术论》（1989）、《美在民间》（与廉晓春合著，1987）等理论专著，王家树等也发表了数十万字的研究文章。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一批青年学者的参与，工艺美术的理论研究开始吸收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使工艺美术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标志是工艺美术理论专著的出现。

在历史研究方面，60年代前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等相继开始了中国工艺美术历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1961年文化部组织编写艺术教材，《中国工艺美术史》被列为重点选题。当时正式出版的通史性著作有：1983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艺美术简史》（10余万字）；田自秉编著1985年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艺美术史》（30万字）；王家树完成于90年代的《中国工艺美术史》也正式出版（30万字）。

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设计艺术学科，其标志是工艺美术理论专著的出现。1989年，李砚祖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攻读工艺美术理论博士学位，因教学的需要，边上课边撰写了32万字的《工艺美术概论》，这是第一本较为系统的工艺美术理论著述，全书共10章，包括工艺美术的概念、定义、范畴、意义、工艺美术的起源、工艺技术与材料、工艺与装饰、工艺设计、工艺美学、工艺美术经济学、工艺文化、工艺美术教育等内容。

李砚祖《工艺美术概论》以综合的角度，较为全面地对转型时期的工艺美术学科建构了理论框架。杭间《中国工艺美学思想史》是设计学理论第一部系统整理、研究中国古代设计思想的专著。尚刚对中国工艺美术断代史的研究，不仅进一步夯实了传统工艺的知识，同时还建立了工艺美术史与考古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联系。

（二）从“工艺美术”到“艺术设计”的理论研究阶段

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美学热”时，钱学森提出了“技术美学”的重要性。他在不同的场合强调这样一个观点，即为科学注入艺术的因素，也就是后来李政道、吴冠中主张的“艺术与科学”的结合。钱学森的思想对工业设计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鼓舞，年轻的中国设计界那时正处在最初的探索阶段，一些中年设计师从国外留学归国后，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对设计与文化的研究与国外研究成果的翻译。1984年成立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吸纳了设计界的专业人员参加，使学科理性的成分大大增加。

1977年，香港政府组织了一个9个人的设计组到广州讲课，其设计观念对内地产生了很大影响，香港成了一个最早对中国内地设计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地方。1979年，香港大一艺术学院院长吕立勋应中央工艺美院邀请，来京讲授了二门课程：平面设计基础和立体设计基础，即平面构成和立体构成，这个源自包豪斯的基础教学体系，使当时大部分年轻人相信，他们找到了设计现代的方法。三大构成从本质上看仅仅是西方设计体系中的基础教育方法，但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设计界开始接受西方的影响，建立现代设计观念，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尔后的辛华泉等人则完成了三大构成的中国化的系统表述。

南京的张道一是中国工艺文化论和民艺研究的最重要的提倡者之一，他站在强调传统的角度，对现代设计观念中的一些片面西化观提出批评。他的视野和广泛吸纳的方法，使民艺研究进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高度，并建立了设计和传统造物的联系，这是中国当代设计发展的重要财富。

北京的柳冠中走的路与张道一正好相反，他是从提倡“现代设计”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呼吁“设计至上”论的时候，国人对现代设计的认识还是停留在“工艺美术”阶段，但是，不可否认他从德国带回的对现代设计的认识，影响了改革开放后的几代设计师，他的认识在螺旋形发展的基础上，从“设计至上”（功能主义的提倡）到“生活方式意义”到“设计行为事理说”，其学术价值不仅具有前沿性，而且最为可贵的是它对中国设计的本土意义。

广州的尹定邦继承了郑可的来自包豪斯的设计思想，在他的主持下，广州美术学院的设计专业成为中国设计教育最重要的所在地之一，尹定邦的设计教育思想是明确的，是要在大设计的概念下，使设计教育与实践紧密结合，设计服务于人，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时代，并主导成立了著名的设计团体“集美组”，该组织对中国职业设计师制度做出了贡献。

在设计理论研究方面， 王受之凭借其良好的外语和哲学功底，及其在美国大学任教的经验，撰写的《世界现代设计史》等介绍欧美现代设计发展历史的著作，在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末期出版著作的有王明旨、柳冠中的设计论文合集《设计文化》，90年代至今，柳冠中相继出版了《设计文化论》等著作，王明旨亦出版了《工业设计》等教材。当时概论性的著作已有近十种，如《设计学概论》（尹定邦）、《艺术设计概论》（李砚祖）、《艺术设计学》（凌继尧、徐恒醇）等，史论结合的著作，如《造物之美――产品设计的艺术与文化》（李砚祖）等。由广州美术学院尹定邦主编的白马设计学丛书、张道一主编的《工业设计全书》、中国美术学院潘公凯等主编的《现代设计大系》四卷等都是近年来中国设计理论界的重要成果之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冠之以“中国设计史”、“设计概论”的著述相继出版，被相当多的人认为是过去“工艺美术史”的翻版，研究者和设计师们都要“重新描述”中国设计史的愿望，包含了中国设计界要回望、反思历史，寻找“中国设计”的新的潜流。

张福昌在《中国设计教育的现状与展望》中这样对中国设计艺术学理论研究描述：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入世和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的制造大国和设计教育大国。由于我国现代设计教育历史短、发展快，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研究解决，我们必须深化发展设计艺术学理论，加强设计科学与文化理论的研究。

未来社会的发展，决定了艺术并不只是少数人独有的专利，也不只是少数专业从业人员求生的技能，艺术应当成为每个人都可以享有的人生状态，艺术教育当然可以成为专业艺术从业人员的技能教育，但更应当也可以同时成为更多的受教育者的人生体验教育，设计教育同样应当如此。发展完整的现代设计教育体系，不仅仅是专门的高等艺术院校内的事业，而应当是向普及社会的一项教育事业，而这祥的教育应当如何实现，则是高等艺术院校中的设计教育必须考虑与面对的课题，怎样通过好的设计来真正提高人的生存质量与生活方式，怎样通过好的设计来促进社会健康、合理的发展，怎样通过好的设计来实现更多的人的创造力的开拓，实现更充实、更完美的人生。中国设计教育应当有更高的理想与目标――“作为人类艺术民主理想的设计教育” ，这是中国设计教育在开始新的启动时必须具有的眼界，或者说，是思考的新起点。

二、从“工艺美术”到“美术设计”到“设计学”

一级学科的发展阶段

（一）以“工艺美术”为概念的前期阶段

中国有悠久的文化和造物艺术的传统，从本质上看，它是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相适应的设计。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物质生产和生活都处于较低的水平。欧洲自一战之后兴起的现代设计运动对中国触动不大。这就使得我们的设计观念长期停留在以“美化生活”为前提的层面。在没有面向世界，又缺少工业化生产背景的时代，我们从未感到有什么不足和缺憾。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逐步接受西方的设计理论，“工艺美术”这一概念传入我国。与此同时，包豪斯对工艺美术教育的冲击，使我们对现代设计观念有了朦胧的认识。

工艺美术是将造型艺术美的元素与物质材料的功用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手段、方法和过程，古往今来，无论何种民族、何种文明的产生和发展都与工艺美术有着密切的联系。工艺美术是王朝时期和农业社会造物艺术的产物，它以延绵不断的技术传承和个体化制作为主要特色，直到今天仍存在于我们的造物活动之中。

“工艺美术”的概念起源于19世纪英国“现代艺术设计之父”威廉・莫里斯发起的“工艺美术运动”。这一概念体现了艺术与手工艺的结合，强调心灵、头脑、双手的合一。它力图将创造性与精良工艺两者结合起来，制造出美观实用的物品服务于人类的生活。这一概念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并逐渐开始流行。这种概念的演变反映了中国从传统手工艺的生产模式发展到大批量、机械化的生产模式过程殊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对于“设计”基本概念的发展所起到的影响。

中国的工艺美术发展开始于20世纪下半叶。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从此，我国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工艺美术发展的新局面就此展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教育部在1980年12月发出的《关于当前艺术教育事业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要求全国的美术院校要多培养一些工艺美术人才。中央工作会议也决定，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大力发展轻纺工业，相应发展和调整教育事业。于是，全国美术院校开始贯彻“日用品要工艺化，工艺品要实用化”的要求，把和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关系密切的日用工艺美术和装饰性工艺美术作为重点予以重视和发展。随后，明确了发展现代化的高等工艺美术教育，为生产服务，为美化人民的生活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发展理念。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轻工业部联合主办的“全国高等院校工艺美术教学座谈会”（又称西山会议）于1982年4月16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与会代表达成共识认为：工艺美术的发展有着其自身的特点，不能够把工艺美术简单地理解为工艺加美术。工艺美术的发展要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要学习中外古今一切有用的东西，深入研究传统，不断研究借鉴国外新成就，推动我国工艺美术事业的发展。这是一次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性的专业座谈会，是建国30多年来第一次工艺美术教育界的盛会。这次会议对进一步开展工艺美术教学，提高教学质量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新时期工艺美术学科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在设计学科中出现了一些新的专业，如环境设计、工业设计等。传统工艺美术中图案设计、陶瓷美术设计等专业，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导致了美术设计取代了工艺美术。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在新颁发的大学本科学科目录中，明确地将“艺术设计学”和“艺术设计”两个学科并列，正式取消了“工艺美术学”。与此同时，由于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及政策实施方面的原因，政府不再大力扶植工艺美术生产和以工艺美术出口换汇。从某种意义上看，工艺美术的历史使命算是终结完成。这一变化，标志着我们在设计观念的更新、设计学科的建设方面，适应了我国工业化的进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并逐渐向世界前沿靠拢。很快，我国的设计艺术发展进入“美术设计”的过渡阶段。

（二）以“美术设计”为概念的过渡阶段

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30余年，是中国设计从工艺美术向设计艺术转变的重要时期，或者说，是设计观念发生革命的30余年。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形成了以实践为先导的“现代设计运动”，进而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提高了我们对现代艺术设计的认识；上述的成果又反过来促进了设计的重大改革，并使中国的设计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美术设计”作为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中国整个社会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代表中国传统手工业文明的工艺美术的地位迅速下降，而以现代艺术设计为代表的“美术设计”的重要历史地位凸现出来。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整个社会开始步入工业化时代，伴随着西方社会后工业化速度的强力推进，对“设计”概念的应用和实践得到从思想到行动的真正推行。在中国土地上的工业化改造，房地产业的开发，城市环境的改造，绿地面积的扩大，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改善以及从农村到城市的物质水平的提高，从真正的实践意义上，将从世纪初即开始运用的“图案”即“工艺美术”或者“设计”意识的运用提高到一个全面应用和拓展的大幅度实践时期。在一个社会迅速现代化的历史时期，关于“设计”或者是“设计艺术”的学术讨论在理论界和实践界激烈和深入地展开。

1987年10月14日，“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在北京宣告正式成立，可以视为中国现代艺术设计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而1995年在广州召开的全国设计艺术教育理论研讨会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它意味着，人们终于可以不怀疑“设计教育”（Design Education）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在中国艺术教育中的存在，它预示着中国的设计发展将要开始一轮新的启动与迈进，我们完全有理由将其视为中国现代设计走向新世纪里程中的一件大事。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一些先进工业国家和地区有关工业设计的思想大量引进中国，三大构成、包豪斯和工业设计一时间成为中国设计界研究和讨论的热门话题。中国的现代艺术设计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人们对设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环境艺术设计、服装设计也得到了迅猛发展，一时间还出现了“广告热”、“装修热”、“时装热”。不同于以往的工艺美术发展时期，现代设计的最初发展使人们逐渐转变观念，对设计实用性的一面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与理解。

与此同时，数字时代的即将到来也为当时美术设计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都为即将过渡到现代“设计艺术”发展的阶段提供了条件。

（三）以“设计学”一级学科为概念的多元化阶段

随着我国从过去的“硬件社会”向今天的“软件社会”转化，设计艺术观念已经从有形的设计向无形的设计转变；从物质的设计向非物质的设计转变；从设计向服务转变；从实物产品的设计向虚拟产品的设计转变。数字化、集成化、网络化、智能化是21世纪设计艺术发展的必然方向。基于数字化的设计艺术具有信息更准确、更人性化的强大优势，作为走在时代最前沿的设计师应该积极运用数字化技术，紧紧把握住时代的脉搏，使我国的设计学水平赶上并超过发达国家。大力发展设计创意产业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的集中体现，现阶段的设计艺术已成为创造“绿色产业”的核心手段，推动着我国从“加工制造型”向“产品创新型”转变。

变革是持续不断的，设计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在人类科学与文化都在进步与革新的时代，对于作为艺术与科学、物质与精神、人与环境和谐之纽带的设计学科已形成自身特点，其下属二级学科各自发展迅速，包括服装染织设计、工业设计、平面设计、环境设计、展示设计、陶瓷设计、数字艺术设计及设计教育等。

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应用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逐渐从机器中解放出来，有了更大的思维空间和自由，人类的创造能力也越来越得到了解放，设计艺术作为一个边缘科学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数码设计、虚拟化设计、智能设计等信息化时代的设计产物层出不穷。这些新兴发展起来的设计科学在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也满足了人们精神领域更高层面的需求；与此同时，新时代的设计学越来越关注其服务的对象――“人”。于是，“以人为本”的理念开始渗透到设计的各个方面，对人性的尊重和关爱日渐成为当今设计学发展所关注的重要课题；另外，随着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的程度不断加深，诸如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生态破坏、能源短缺等一系列全球化问题日益严重，甚至已经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这就迫使人们积极思考如何充分利用大自然提供给我们的有限资源，使整个社会经济能健康、持续地发展。于是，以环境资源保护为核心概念的生态设计、绿色设计应运而生并已成为当今设计学发展的主流；除此以外，中国现代设计艺术的文化创意产业正在健康、平稳、快速地发展，并以其知识密集型、高附加值、高整合性的优势，不断提升着我国产业的发展水平。

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中国的设计学将直接面临世界各国设计的竞争。这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所以对中国设计学科的发展研究就显得非常有意义。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能够使我们“以史为鉴”，对以前走过的道路进行冷静的分析，对其得失进行反思，这样才能够为未来设计学科的发展方向选择正确道路。

中外工艺美术史论文范文第6篇

“十一五”期间，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变化较大，随着高等美术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教育日益普及，高等院校逐步向研究性大学转换，高校教师的研究性成果成倍增长，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课题申报数飞速上涨，立项数不断上升①，但高品质的学术成果却并不多见，反而在总量扩大的情况下，质的相对比率反而下降。这种情况在“十五”期间已经出现，国家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控制博士生的招生规模，对学术期刊进行学术评估，对核心期刊进行动态评估，加强对课题项目后期资助的审核及资助力度，出台各种对优秀著作及科研成果的奖励措施，各家出版社对优秀科研成果也在每年的出版计划中留有一定的比例，但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不良的学术风气依然存在，量与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全国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学科研究的整体态势是个体性的研究增加而集体性的研究减少，专门领域内的研究向纵深发展，个案研究比较多，边缘性研究比较多，地域性美术研究亦逐渐增多，一些新兴学科的概论性著作也逐渐增加。整体上说明了学科研究领域的面在不断扩大，基础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这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国家项目的推动及省(市)、部门各级项目的立项与资助力度不断增强，大多数有研究前景的个人与集体项目都能获得各种不同的支持;二是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成倍增加，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在总体上还是推动了学科研究的发展，因为其中的开题、评审、答辩等种种环节，在掌控论文的学术质量上还是发挥了作用，还有一些学生在认真地钻研学问。 与美术史论的传统学术研究相比，创作实践方面的研究更为活跃。美术市场空前繁荣，展览不断，当代艺术的浪潮一浪又一浪，画册、期刊及各种出版物让人目不暇接，对现状的研究也随之展开，美术批评理论也随着批评实践活动而有所发展，推动了各种创作理念;尤其是设计艺术理论研究，虽然还处于初创时期，亦初具规模，这与设计艺术教育的普及有关，与学科的基本教育规模与实践性有关，其研究成果大多还体现在教材与基础理论问题上。 现依据“十一五”期间美术与设计艺术学科研究的主要情况与基本特点，分述如下。 一、基础理论研究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基础理论比较薄弱。与“十五”期间相比，在研究范围上无突破，在数量上基本持平，基本上一年出版一本，还是以高等院校教材或辅助教材为主，如“美术概论”一类，有邓福星的《美术概论》(2009年版)、赵一丹的《美术概论》(2008年版)、陈美渝的《美术概论》(2007年版)及高国良的《影视美术概论》(2008年版)、肖清风的《设计艺术概论》(2007年版)、朱彧主编的《设计艺术概论》(2006年版)，其特点是强调了个体性的研究，突出一家之言，走出了集体编著的大一统模式，展开了多元论述。在门类美术的基本理论研究方面，近十年来还是局限在影视美术，未见其他门类美术的著述。 在博士论文方面，则有些专题性的理论研究，如王云亮的《话语的转型:以宗白华的中国画理论为解析案例》(2008年版)，就在探讨20世纪中国美术理论话语的现代问题。 在“十一五”国家课题立项中，基础理论方面的选题比例也小，占美术类课题总量约17%，其中包括对西方艺术理论的研究，设计艺术理论、批评理论及各项专题理论研究，未见原理论研究，而且有些选题重复立项。 与美术基本理论研究现状相比，设计艺术理论的研究成果略为突出，且作者队伍也趋向年轻化，其成果形式还是以教材为主。如余强主编了一套设计艺术基础理论丛书(2006年版)，以及邵宏编著的《设计学概论》(2009年修订版)、胡守海的《设计概论》(2006年版)、张焘的《室内设计原理》(2007年版)、焦健等主编的《空间设计原理》(2007年版)、清华大学课题组编的《设计艺术的环境生态学》(2007年版，“十五”规划题)、何灿群主编的《人体工学与艺术设计》(2007年版)、陆小彪等的《设计思维》(2006年版)等等。专题性研究则有桂宇辉的博士论文《包豪斯与中国设计艺术的关系研究》(2009年版)，以及熊嫕的博士学位论文《器以藏礼:中国设计制度研究》(2007年)。 二、美术史研究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史研究依然是重头戏，成果数量不少，但值得称道的却不多。其间以教材为多，特别是中外美术通史写作，虽然看似以个人撰著为主，体现研究主体的学术立场及其观点，实际上还是取通用的体例及通常的史学观，无甚建树。五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美术史出版有13本，外国(西方)美术史出版也有13本，基本上都属于简编。②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史就出版6部，有5部是个人专著。应该说，这与“十一五”期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大力展开有关，与设计艺术学科的兴起与普及有关，与文化研究及新美术史学观的兴起也有关系。外国美术史写作中比较值得关注的是陈平的《西方美术史学史》(2008年版)，特别是他又主编了一套“美术史里程碑”丛书，包括《罗马艺术》、《作为精神史的美术史》及《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 美术史的研究方法是这一时期倍受关注的问题。 图像学、艺术形态学、艺术社会学及艺术心理学等研究方法，甚至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意识形态研究、比较研究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也不断地渗入中国美术史学界，挑战传统的历史文献学及风格样式研究。 其间，较有影响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巫鸿的著作被介绍到大陆，如《礼仪中的美术》(2005年版)与《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中的思想性》(2006年版)。2007年4月，首届高等艺术院校美术史学教育年会在中央美术学院召开，会议主要着眼于青年一代的美术史学者，而来自各艺术院校及科研机构的青年学者所提交的论文，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两天会议不时掀起讨论的热点，如华南师范大学颜勇的论文《西学语境中的传统画论:以“墨分五色”的二三种现代诠释为例》，又如中央民族大学吴雪杉的论文《清初“四僧”与历史书写———民国时期美术史的一个考察》，还有中央美术学院张鹏有关寺观庙堂绘画、雕塑的研究，都具有各自不同的角度及独到之处。2008年4月第二届年会在四川美术学院召开，其研讨的主题是“美术的地缘性”，并设六个分论题，即(1)差异与融合;美术考古的视角;(2)地域性母题的图像呈现;(3)美术及其理论中的地方观念;(4)地缘性与风格流派;(5)文化地域性的价值限度;(6)地缘性理论的回顾和反思。显然，年会的学术议题已转向有关方法论的专题研究，“研究视角”比“学术立场”更受人关注。#p#分页标题#e# 2009年10月第三届美术史学教育年会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召开，主题是“边界与范式”，曹意强与潘耀昌均关注到越界问题，即在全球化视野下的“世界艺术研究”;而在“中国古代美术研究新视野”的专场讨论中，郑岩、张鹏等人所提交的论文依然注重图像分析，注意讨论具体的问题，由此及彼，由小见大。这样的研究方法正被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所接受。 中国美术史专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来自于之前的一些研究项目。如属于“十五”国家重点项目之一的“中国道教美术史”(2003年立项)，其课题成果之一《论〈八十七神仙卷〉与〈朝元仙仗图〉之原位》(李淞著)获首届中国美术奖理论评论奖(2009年)，与其同时获奖的还有李超的《中国早期油画史》(2001年立项的国家年度课题)及裔萼的专著《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2001年立项的文化部青年项目)。 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在“十一五”期间依然是一热点③。已出版的专著有吕澎的《20世纪中国艺术史》(2006年版)、张晓凌主编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文献集》第一辑(2007年版)、陈瑞林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教程》(2009年版);再版的有阮荣春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原名为“中华民国美术史”，2005年版)、潘耀昌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潘公凯负责的“中国现代美术之路”的课题组(北京市教委共建项目)于2006年相继在香港、上海组织召开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海内外学者就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问题展开讨论。张晓凌负责的“中国现代美术史”课题组(“十五”国家重点)也相继在北京、杭州组织召开编委会，其项目将在2010年下半年结题。郑工的《民国时期美术思潮》(2001年文化部项目，原题为“20世纪中国美术大论辩”)已于2006年结题(将在2011年出版)。而在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方面，数量更多，出版的也不少。 如顾丞峰的《现代化与中国百年美术》(2007年版)、薛娟《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史论》(2009年版)、马琳的《周湘与上海早期美术教育》(2007年版)、华天雪的《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2007年版)等等。相比“十五”期间，研究范围扩大了，研究深度也加强了，其特点是以现代化理论为核心，注重社会文化的整体转型，同时也在进一步整理资料，敞开学术视野，消除偏见。 中国书法史论研究在“十一五”期异军突起。说“异军”则是因为在20世纪书法渐次游离出了中国美术圈，而在21世纪，在学科整合的过程中开始有所沟通，学科建设迅速发展，“十一五”期间推出了一批成果。如丛文俊等人合著的《中国书法史》丛书(2007年版)，欧阳中石主编的《中国书法艺术》(2007年版);专题研究成果可见之南方出版社的“书法研究博士文库”(第1辑，2009年版)，王元军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汉代书刻文化研究》(2007年版)，获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一等奖。 三、区域美术(含民族美术)研究 “十一五”期间区域美术研究比较活跃，正因为这一时期通史性的写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地域性的美术研究又受到地方政府及有关文化教育单位的重视，作为地方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或有地方特色的研究项目进行扶持。区域美术研究的特点，一是文化中心区域，二是文化边缘区域。如北京的地区性美术研究就有两项成果，即邵大箴、李松主编的《20世纪北京绘画史》(2007年版)与李福顺主编的《北京美术史》(2008年版，北京市“十一五”社科规划项目)。前者聚集了国内颇有建树的美术史论家，如李树声、薛永年、水天中、单国强等人;后者主要是一批青年学者。二者体例不同，水平各异。相比“十五”期间出版的《上海美术志》(2004年版)和《20世纪上海美术年表》(2005年版)，在研究思路及具体做法上已不相同。澳门文化局近年也资助一批有关澳门美术与设计方面的研究项目，已结题并待出版的成果有胡光华的《澳门绘画史》、刘佳的《澳门设计艺术》。 由澳门基金会编辑出版一套《澳门史新编》(2008年版)，收录了莫小也的《澳门早期美术史:远古至1850年》与郑工的《澳门美术史的分期与分类》。莫小也的研究课题“澳门美术史”(2003年立项的国家年度题)也基本完稿。 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李伟卿主编的《云南民族美术史》(2006年版)、张亚莎的《美术史》(2006年版)、范晓杰等人合著的《山西美术史》(2009年版)、朱琦的《香港美术史》(2007年版)、徐文琴的《台湾美术史》(2007年版)。还有一些民族美术史的研究课题在“十一五”期间陆续立项，如彭林绪的《土家族工艺美术史》(2007年度)、张景明的《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造型艺术与文化表意》(2007年度)、李青的《丝绸之路与西北民族美术史研究》(2007年度)、李宏复的《中国少数民族刺绣工艺文化研究》(2008年度)及姜钟浩的《中国朝鲜族百年美术发展历程与特性研究》(2009年度)。 区域研究的性质应属于文化研究，或者说是有关地方知识及在特定空间区域内文化关系的总体叙述，故在文化边界、共时性关系、差异性论述等问题上容易形成关注的焦点。只是目前美术学界对文化研究的方法及意义认识还不明确，故在写作时容易出现视野不清。其中最大的认识误区，就是将区域美术研究作为局部范围内的一般美术史写作，即被缩小了空间范围的通史性写作。实际上，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研究，其目的不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都不一样，要解决的问题更不相同。这一问题在2010年4月的“中国地域性美术史研究暨《北京美术史》学术研讨会”上已被提出，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边缘性的文化研究 边缘性的文化研究主要指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十一五”期间，美术学及设计艺术学处于学科的基本建设阶段，新的边缘类型学科出现不多，其队伍基本是由民间美术、工艺美术及设计艺术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构成，理论基础较为薄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兴起后，带动了民间美术与民间工艺美术的文化研究热潮，但真正理论上的带动却是文化人类学及民俗学。如乔晓光的《本土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美术研究文集》(2008年版)、吴志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新视野下的福建民间美术》(2008年版)、沈泓的《节庆狂欢:民间美术中的节俗文化》(2009年版)等。还有一些研究课题在“十一五”期间陆续立项，绝大部分都属于调查报告④，其立项在美术及设计艺术类中每年的比例数高低不等，如2007年有五项(其中两项为国家重点)，2008年有四项，2009年有六项(其中两项为国家重点)，分别为当年美术及设计艺术类总立项数(含文化部项目)的19%、10%、17%(不含工艺史研究)，但重点题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为50%，而2009年则为100%。#p#分页标题#e# ⑤随着2007年当代艺术市场的火爆，艺术市场学也为人们所关注。有些学者开始研究艺术市场的运作规律，涉及种种与艺术品交易有关的经济现象，思考其中的理论问题，并涉及当代艺术的存在意义及其评价体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面对艺术的公共性，面对在新的城市天空中艺术的存在方式及交流方式。艺术社会学的内容必须置换，重新书写，其研究方式也不是传统的历史学所能胜任的。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正处于开始阶段，研究成果多是调研报告，以及建立在宏观基础上的分析判断。中国艺术市场的不规范，许多统计数字不可靠，资料来源也很复杂，给深入而客观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有些学位论文涉及到艺术市场机制、艺术市场语境下的当代艺术发展问题，关于中国艺术市场史的研究也已起步。 2006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由赵力主持，并主编了一套《艺术财富》丛书，如《艺术财富》(一)(2006年版)、《艺术财富:全球艺术市场新格局》(2007年版)、《艺术财富:全球化与中国艺术市场》(2008年版)、《艺术财富:金融危机下的艺术市场》(2009年版);同时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还陆续出版了2006年至2010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研究报告。自2009年起，国家文化部艺术市场研究中心也连续了2008年与2009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研究报告》。2010年4月，由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雍和园管理委员会、艺术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主办了“2010艺术经济论坛———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艺术市场与艺术收藏”，其议题有宏观经济背景与目前艺术市场、中国经济发展和艺术市场复苏、亚洲当代艺术市场是否能够走出危机以及亚洲艺术市场的前景。 五、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 美术创作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历来是美术学研究最为薄弱的环节。大多数著述都停留在基础性技法理论教材的编撰，也有结合自身的艺术创作实践总结一些经验，提出一些看法，有的也试图建构一个系统的创作理论框架，实现自己的艺术主张。 与原理论研究不同，创作理论的研究正在于实践性及可操作性，其中技术性的成分比重较大，或者说，其解决的主要就是技术理论问题。特别是在新媒介、新材料不断出现的当代社会，艺术的创新性不断为人所重视，而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却有所不足。研究比较活跃的应属设计艺术学科，如新媒体艺术、图形创意研究、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设计中运用等，论文数量较多，也有一定的见地，而那些传统的绘画与雕塑领域，创新性研究不多。但在“十一五”期间立项的一些国家课题，有望在这一方面取得发展。如2007年度的“中国画写意传统中的世界性研究”(国家重点)、“中西绘画图式与时空观念比较”(国家一般);2008年度的“书法创作理论研究”(文化部项目);2009年度的“当代中国水墨语言体系研究”(国家一般)、“中国北派山水画的自然形态与笔墨形态研究”(国家一般)、“基于工作过程的服装设计理论与方法论研究”(国家一般)、“数字传媒设计中中国元素的融入及其应用研究”(国家一般)等。 六、问题及反思 问题一: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选题规划上最突出的问题是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依然混合在一起，既不利于设计艺术学的项目规划与立项，也在挤压美术学的项目资源。在国家学科分类目录上，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都是二级学科;同样，在国家学科分类及代码表上，美术与工艺美术、书法也是并置的。 因为多项学科均囊括在“美术学”内，造成每年“美术学”类的项目申报数居高不下，从而引起项目资源配置上的问题，导致“美术学”类的申报项目被大量削减，影响了学科的健康发展。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些新兴学科的研究出现不少学术泡沫，与规划项目扶持不当也有关系。我们往往看到社会的需求，却没有注意到项目承担者的实际学术水平与科研能力。 问题二:学术创新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独到的见解，这一点在集体编撰的项目中最容易被中和，最终使研究成果流于平庸。这并不意味着否定集体的智慧，否定研究课题的集体行为，否认学科带头人的积极意义，而在于我们如何正确处理科研立项中学科的“体系化”建设与“课题性”研究的关系。所谓“体系化”建设，即指那些学科的系统性理论建构;而“课题性”研究，则是针对某一具体项目的深入研究。从目前的学科发展情况分析，恰恰需要的不是这些“通史”或“通论”，而更需要在某一课题上深入发掘研究，得出新的研究成果，拓宽研究领域。如果没有基础性的“课题”研究先行，那么，“通史”和“通论”只能停留在编撰的水平，不断重复地拼凑组合，在所谓的“框架结构”上做文章。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需要学科的体系化建设，学科的体系化建设不能只停留在“通史”、“通论”上，而应该形成各自不同的理论派别，从基础理论开始，形成“一家之言”，才能构成“百家争鸣”的大局，促进学术繁荣。 现阶段我们更需要独辟蹊径式的研究，从而加强某一选题的研究力度，以点带面，拓宽研究的领域。 特别在传统的中国美术史学领域，鼓励那些最适合个体性研究的选题系列，形成几项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如中国的宗教美术就是一个极有学术发展前景的研究领域，尚且不论四大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及敦煌莫高窟)美术，论敦煌学的影响及其在国际学术上的地位，就算那些零星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佛、道美术作品，数量也极其庞大。中国古代美术遗品中，半数以上应与佛、道有关。这是其它国家和地区难以具备的文化遗产与学术资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样，古代美术遗址及遗迹的保护与研究也迫在眉睫。过去，我们已经整理出版了大量的图录与图册，相关的文献资料也陆续加以整理，但深入细致的高品质论文却难得一见，相关的研究选题也很少。#p#分页标题#e# 另外，继续鼓励少数民族美术研究，以边缘性的文化研究排解单一性的主体叙述，建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新格局。同时，由少数民族美术及边远地区的美术研究拓展至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美术研究，提升区域美术研究的学术水平，既看到历史文化在不同区域间的交流与互动，也揭示美术在地区性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及意义。 问题三:美术基础理论研究贫弱。基础理论需要较长时间的学术准备，尤其需要由创作理论沉积一段时间后再行引发新的突破。目前，艺术创作空前活跃，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度也大，但却匮乏新的理论思考及相关艺术实验的研究报告。 我们不能说美术创作中没有学术问题。过去美术家总期待着理论家帮他们解决理论问题，而理论家往往又帮不了这个忙，因为那些理论问题都与创作实践密不可分。与其他的人文学者一样，美术创作者总为范式问题所困扰，而突破范式的束缚则被认为是天才的创造力的体现。但范式的成形及传播需要知识的帮助，一个成系统的新知识才能支撑艺术的新范式。当代艺术鼓励创新，也为新的艺术理论出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而这种理论又会支持新的艺术批评，促进艺术创作的实践，沟通艺术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审美联系。

中外工艺美术史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十一五”；当代中国；美术研究；学术成果；现状；分析

中图分类号：J201 文献标识码：A

“十一五”期间，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变化较大，随着高等美术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教育日益普及，高等院校逐步向研究性大学转换，高校教师的研究性成果成倍增长，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课题申报数飞速上涨，立项数不断上升①，但高品质的学术成果却并不多见，反而在总量扩大的情况下，质的相对比率反而下降。这种情况在“十五”期间已经出现，国家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控制博士生的招生规模，对学术期刊进行学术评估，对核心期刊进行动态评估，加强对课题项目后期资助的审核及资助力度，出台各种对优秀著作及科研成果的奖励措施，各家出版社对优秀科研成果也在每年的出版计划中留有一定的比例，但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不良的学术风气依然存在，量与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全国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学科研究的整体态势是个体性的研究增加而集体性的研究减少，专门领域内的研究向纵深发展，个案研究比较多，边缘性研究比较多，地域性美术研究亦逐渐增多，一些新兴学科的概论性著作也逐渐增加。整体上说明了学科研究领域的面在不断扩大，基础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这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国家项目的推动及省（市）、部门各级项目的立项与资助力度不断增强，大多数有研究前景的个人与集体项目都能获得各种不同的支持；二是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成倍增加，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在总体上还是推动了学科研究的发展，因为其中的开题、评审、答辩等种种环节，在掌控论文的学术质量上还是发挥了作用，还有一些学生在认真地钻研学问。

与美术史论的传统学术研究相比，创作实践方面的研究更为活跃。美术市场空前繁荣，展览不断，当代艺术的浪潮一浪又一浪，画册、期刊及各种出版物让人目不暇接，对现状的研究也随之展开，美术批评理论也随着批评实践活动而有所发展，推动了各种创作理念；尤其是设计艺术理论研究，虽然还处于初创时期，亦初具规模，这与设计艺术教育的普及有关，与学科的基本教育规模与实践性有关，其研究成果大多还体现在教材与基础理论问题上。

现依据“十一五”期间美术与设计艺术学科研究的主要情况与基本特点，分述如下。

一、基础理论研究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基础理论比较薄弱。与“十五”期间相比，在研究范围上无突破，在数量上基本持平，基本上一年出版一本，还是以高等院校教材或辅助教材为主，如“美术概论”一类，有邓福星的《美术概论》（2009年版）、赵一丹的《美术概论》（2008年版）、陈美渝的《美术概论》（2007年版）及高国良的《影视美术概论》（2008年版）、肖清风的《设计艺术概论》（2007年版）、朱主编的《设计艺术概论》（2006年版），其特点是强调了个体性的研究，突出一家之言，走出了集体编著的大一统模式，展开了多元论述。在门类美术的基本理论研究方面，近十年来还是局限在影视美术，未见其他门类美术的著述。在博士论文方面，则有些专题性的理论研究，如王云亮的《话语的转型：以宗白华的中国画理论为解析案例》（2008年版），就在探讨20世纪中国美术理论话语的现代问题。

在“十一五”国家课题立项中，基础理论方面的选题比例也小，占美术类课题总量约17%，其中包括对西方艺术理论的研究，设计艺术理论、批评理论及各项专题理论研究，未见原理论研究，而且有些选题重复立项。

与美术基本理论研究现状相比，设计艺术理论的研究成果略为突出，且作者队伍也趋向年轻化，其成果形式还是以教材为主。如余强主编了一套设计艺术基础理论丛书（2006年版），以及邵宏编著的《设计学概论》（2009年修订版）、胡守海的《设计概论》（2006年版）、张焘的《室内设计原理》（2007年版）、焦健等主编的《空间设计原理》（2007年版）、清华大学课题组编的《设计艺术的环境生态学》（2007年版，“十五”规划题）、何灿群主编的《人体工学与艺术设计》（2007年版）、陆小彪等的《设计思维》（2006年版）等等。专题性研究则有桂宇辉的博士论文《包豪斯与中国设计艺术的关系研究》（2009年版），以及熊的博士学位论文《器以藏礼：中国设计制度研究》（2007年）。

二、美术史研究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史研究依然是重头戏，成果数量不少，但值得称道的却不多。其间以教材为多，特别是中外美术通史写作，虽然看似以个人撰著为主，体现研究主体的学术立场及其观点，实际上还是取通用的体例及通常的史学观，无甚建树。五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美术史出版有13本，外国（西方）美术史出版也有13本，基本上都属于简编。②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史就出版6部，有5部是个人专著。应该说，这与“十一五”期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大力展开有关，与设计艺术学科的兴起与普及有关，与文化研究及新美术史学观的兴起也有关系。外国美术史写作中比较值得关注的是陈平的《西方美术史学史》（2008年版），特别是他又主编了一套“美术史里程碑”丛书，包括《罗马艺术》、《作为精神史的美术史》及《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

美术史的研究方法是这一时期倍受关注的问题。图像学、艺术形态学、艺术社会学及艺术心理学等研究方法，甚至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意识形态研究、比较研究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也不断地渗入中国美术史学界，挑战传统的历史文献学及风格样式研究。其间，较有影响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巫鸿的著作被介绍到大陆，如《礼仪中的美术》（2005年版）与《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中的思想性》（2006年版）。2007年4月，首届高等艺术院校美术史学教育年会在中央美术学院召开，会议主要着眼于青年一代的美术史学者，而来自各艺术院校及科研机构的青年学者所提交的论文，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两天会议不时掀起讨论的热点，如华南师范大学颜勇的论文《西学语境中的传统画论：以“墨分五色”的二三种现代诠释为例》，又如中央民族大学吴雪杉的论文《清初“四僧”与历史书写――民国时期美术史的一个考察》，还有中央美术学院张鹏有关寺观庙堂绘画、雕塑的研究，都具有各自不同的角度及独到之处。2008年4月第二届年会在四川美术学院召开，其研讨的主题是“美术的地缘性”，并设六个分论题，即（1）差异与融合；美术考古的视角；（2）地域性母题的图像呈现；（3）美术及其理论中的地方观念；（4）地缘性与风格流派；（5）文化地域性的价值限度；（6）地缘性理论的回顾和反思。显然，年会的学术议题已转向有关方法论的专题研究，“研究视角”比“学术立场”更受人关注。2009年10月第三届美术史学教育年会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召开，主题是“边界与范式”，曹意强与潘耀昌均关注到越界问题，即在全球化视野下的“世界艺术研究”；而在“中国古代美术研究新视野”的专场讨论中，郑岩、张鹏等人所提交的论文依然注重图像分析，注意讨论具体的问题，由此及彼，由小见大。这样的研究方法正被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所接受。

中国美术史专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来自于之前的一些研究项目。如属于“十五”国家重点项目之一的“中国道教美术史”（2003年立项），其课题成果之一《论〈八十七神仙卷〉与〈朝元仙仗图〉之原位》（李淞著）获首届中国美术奖理论评论奖（2009年），与其同时获奖的还有李超的《中国早期油画史》（2001年立项的国家年度课题）及裔萼的专著《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2001年立项的文化部青年项目）。

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在“十一五”期间依然是一热点③。已出版的专著有吕澎的《20世纪中国艺术史》（2006年版）、张晓凌主编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文献集》第一辑（2007年版）、陈瑞林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教程》（2009年版）；再版的有阮荣春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原名为“中华民国美术史”，2005年版）、潘耀昌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潘公凯负责的“中国现代美术之路”的课题组（北京市教委共建项目）于2006年相继在香港、上海组织召开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海内外学者就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问题展开讨论。张晓凌负责的“中国现代美术史”课题组（“十五”国家重点）也相继在北京、杭州组织召开编委会，其项目将在2010年下半年结题。郑工的《民国时期美术思潮》（2001年文化部项目，原题为“20世纪中国美术大论辩”）已于2006年结题（将在2011年出版）。而在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方面，数量更多，出版的也不少。如顾丞峰的《现代化与中国百年美术》（2007年版）、薛娟《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史论》（2009年版）、马琳的《周湘与上海早期美术教育》（2007年版）、华天雪的《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2007年版）等等。相比“十五”期间，研究范围扩大了，研究深度也加强了，其特点是以现代化理论为核心，注重社会文化的整体转型，同时也在进一步整理资料，敞开学术视野，消除偏见。

中国书法史论研究在“十一五”期异军突起。说“异军”则是因为在20世纪书法渐次游离出了中国美术圈，而在21世纪，在学科整合的过程中开始有所沟通，学科建设迅速发展，“十一五”期间推出了一批成果。如丛文俊等人合著的《中国书法史》丛书（2007年版），欧阳中石主编的《中国书法艺术》（2007年版）；专题研究成果可见之南方出版社的“书法研究博士文库”（第1辑，2009年版），王元军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汉代书刻文化研究》（2007年版），获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一等奖。

三、区域美术（含民族美术）研究

“十一五”期间区域美术研究比较活跃，正因为这一时期通史性的写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地域性的美术研究又受到地方政府及有关文化教育单位的重视，作为地方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或有地方特色的研究项目进行扶持。区域美术研究的特点，一是文化中心区域，二是文化边缘区域。如北京的地区性美术研究就有两项成果，即邵大箴、李松主编的《20世纪北京绘画史》(2007年版)与李福顺主编的《北京美术史》（2008年版，北京市“十一五”社科规划项目）。前者聚集了国内颇有建树的美术史论家，如李树声、薛永年、水天中、单国强等人；后者主要是一批青年学者。二者体例不同，水平各异。相比“十五”期间出版的《上海美术志》（2004年版）和《20世纪上海美术年表》（2005年版），在研究思路及具体做法上已不相同。澳门文化局近年也资助一批有关澳门美术与设计方面的研究项目，已结题并待出版的成果有胡光华的《澳门绘画史》、刘佳的《澳门设计艺术》。由澳门基金会编辑出版一套《澳门史新编》（2008年版），收录了莫小也的《澳门早期美术史：远古至1850年》与郑工的《澳门美术史的分期与分类》。莫小也的研究课题“澳门美术史”（2003年立项的国家年度题）也基本完稿。

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李伟卿主编的《云南民族美术史》（2006年版）、张亚莎的《美术史》（2006年版）、范晓杰等人合著的《山西美术史》（2009年版）、朱琦的《香港美术史》（2007年版）、徐文琴的《台湾美术史》（2007年版）。还有一些民族美术史的研究课题在“十一五”期间陆续立项，如彭林绪的《土家族工艺美术史》（2007年度）、张景明的《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造型艺术与文化表意》（2007年度）、李青的《丝绸之路与西北民族美术史研究》（2007年度）、李宏复的《中国少数民族刺绣工艺文化研究》（2008年度）及姜钟浩的《中国朝鲜族百年美术发展历程与特性研究》（2009年度）。

区域研究的性质应属于文化研究，或者说是有关地方知识及在特定空间区域内文化关系的总体叙述，故在文化边界、共时性关系、差异性论述等问题上容易形成关注的焦点。只是目前美术学界对文化研究的方法及意义认识还不明确，故在写作时容易出现视野不清。其中最大的认识误区，就是将区域美术研究作为局部范围内的一般美术史写作，即被缩小了空间范围的通史性写作。实际上，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研究，其目的不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都不一样，要解决的问题更不相同。这一问题在2010年4月的“中国地域性美术史研究暨《北京美术史》学术研讨会”上已被提出，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边缘性的文化研究

边缘性的文化研究主要指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十一五”期间，美术学及设计艺术学处于学科的基本建设阶段，新的边缘类型学科出现不多，其队伍基本是由民间美术、工艺美术及设计艺术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构成，理论基础较为薄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兴起后，带动了民间美术与民间工艺美术的文化研究热潮，但真正理论上的带动却是文化人类学及民俗学。如乔晓光的《本土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美术研究文集》（2008年版）、吴志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新视野下的福建民间美术》（2008年版）、沈泓的《节庆狂欢：民间美术中的节俗文化》（2009年版）等。还有一些研究课题在“十一五”期间陆续立项，绝大部分都属于调查报告④，其立项在美术及设计艺术类中每年的比例数高低不等，如2007年有五项（其中两项为国家重点），2008年有四项，2009年有六项（其中两项为国家重点），分别为当年美术及设计艺术类总立项数（含文化部项目）的19%、10%、17%（不含工艺史研究），但重点题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为50%，而2009年则为100%。⑤

随着2007年当代艺术市场的火爆，艺术市场学也为人们所关注。有些学者开始研究艺术市场的运作规律，涉及种种与艺术品交易有关的经济现象，思考其中的理论问题，并涉及当代艺术的存在意义及其评价体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面对艺术的公共性，面对在新的城市天空中艺术的存在方式及交流方式。艺术社会学的内容必须置换，重新书写，其研究方式也不是传统的历史学所能胜任的。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正处于开始阶段，研究成果多是调研报告，以及建立在宏观基础上的分析判断。中国艺术市场的不规范，许多统计数字不可靠，资料来源也很复杂，给深入而客观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有些学位论文涉及到艺术市场机制、艺术市场语境下的当代艺术发展问题，关于中国艺术市场史的研究也已起步。

2006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由赵力主持，并主编了一套《艺术财富》丛书，如《艺术财富》（一）（2006年版）、《艺术财富：全球艺术市场新格局》（2007年版）、《艺术财富：全球化与中国艺术市场》（2008年版）、《艺术财富：金融危机下的艺术市场》（2009年版）；同时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还陆续出版了2006年至2010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研究报告。自2009年起，国家文化部艺术市场研究中心也连续了2008年与2009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研究报告》。2010年4月，由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雍和园管理委员会、艺术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主办了“2010艺术经济论坛――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艺术市场与艺术收藏”，其议题有宏观经济背景与目前艺术市场、中国经济发展和艺术市场复苏、亚洲当代艺术市场是否能够走出危机以及亚洲艺术市场的前景。

五、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

美术创作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历来是美术学研究最为薄弱的环节。大多数著述都停留在基础性技法理论教材的编撰，也有结合自身的艺术创作实践总结一些经验，提出一些看法，有的也试图建构一个系统的创作理论框架，实现自己的艺术主张。

与原理论研究不同，创作理论的研究正在于实践性及可操作性，其中技术性的成分比重较大，或者说，其解决的主要就是技术理论问题。特别是在新媒介、新材料不断出现的当代社会，艺术的创新性不断为人所重视，而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却有所不足。研究比较活跃的应属设计艺术学科，如新媒体艺术、图形创意研究、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设计中运用等，论文数量较多，也有一定的见地，而那些传统的绘画与雕塑领域，创新性研究不多。但在“十一五”期间立项的一些国家课题，有望在这一方面取得发展。如2007年度的“中国画写意传统中的世界性研究”（国家重点）、“中西绘画图式与时空观念比较”（国家一般）；2008年度的“书法创作理论研究”（文化部项目）；2009年度的“当代中国水墨语言体系研究”（国家一般）、“中国北派山水画的自然形态与笔墨形态研究”（国家一般）、“基于工作过程的服装设计理论与方法论研究”（国家一般）、“数字传媒设计中中国元素的融入及其应用研究”（国家一般）等。

六、问题及反思

问题一：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选题规划上最突出的问题是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依然混合在一起，既不利于设计艺术学的项目规划与立项，也在挤压美术学的项目资源。在国家学科分类目录上，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都是二级学科；同样，在国家学科分类及代码表上，美术与工艺美术、书法也是并置的。

因为多项学科均囊括在“美术学”内，造成每年“美术学”类的项目申报数居高不下，从而引起项目资源配置上的问题，导致“美术学”类的申报项目被大量削减，影响了学科的健康发展。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些新兴学科的研究出现不少学术泡沫，与规划项目扶持不当也有关系。我们往往看到社会的需求，却没有注意到项目承担者的实际学术水平与科研能力。

问题二：学术创新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独到的见解，这一点在集体编撰的项目中最容易被中和，最终使研究成果流于平庸。这并不意味着否定集体的智慧，否定研究课题的集体行为，否认学科带头人的积极意义，而在于我们如何正确处理科研立项中学科的“体系化”建设与“课题性”研究的关系。所谓“体系化”建设，即指那些学科的系统性理论建构；而“课题性”研究，则是针对某一具体项目的深入研究。从目前的学科发展情况分析，恰恰需要的不是这些“通史”或“通论”，而更需要在某一课题上深入发掘研究，得出新的研究成果，拓宽研究领域。如果没有基础性的“课题”研究先行，那么，“通史”和“通论”只能停留在编撰的水平，不断重复地拼凑组合，在所谓的“框架结构”上做文章。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需要学科的体系化建设，学科的体系化建设不能只停留在“通史”、“通论”上，而应该形成各自不同的理论派别，从基础理论开始，形成“一家之言”，才能构成“百家争鸣”的大局，促进学术繁荣。

现阶段我们更需要独辟蹊径式的研究，从而加强某一选题的研究力度，以点带面，拓宽研究的领域。特别在传统的中国美术史学领域，鼓励那些最适合个体性研究的选题系列，形成几项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如中国的宗教美术就是一个极有学术发展前景的研究领域，尚且不论四大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及敦煌莫高窟）美术，论敦煌学的影响及其在国际学术上的地位，就算那些零星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佛、道美术作品，数量也极其庞大。中国古代美术遗品中，半数以上应与佛、道有关。这是其它国家和地区难以具备的文化遗产与学术资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样，古代美术遗址及遗迹的保护与研究也迫在眉睫。过去，我们已经整理出版了大量的图录与图册，相关的文献资料也陆续加以整理，但深入细致的高品质论文却难得一见，相关的研究选题也很少。

另外，继续鼓励少数民族美术研究，以边缘性的文化研究排解单一性的主体叙述，建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新格局。同时，由少数民族美术及边远地区的美术研究拓展至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美术研究，提升区域美术研究的学术水平，既看到历史文化在不同区域间的交流与互动，也揭示美术在地区性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及意义。

问题三：美术基础理论研究贫弱。基础理论需要较长时间的学术准备，尤其需要由创作理论沉积一段时间后再行引发新的突破。目前，艺术创作空前活跃，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度也大，但却匮乏新的理论思考及相关艺术实验的研究报告。

我们不能说美术创作中没有学术问题。过去美术家总期待着理论家帮他们解决理论问题，而理论家往往又帮不了这个忙，因为那些理论问题都与创作实践密不可分。与其他的人文学者一样，美术创作者总为范式问题所困扰，而突破范式的束缚则被认为是天才的创造力的体现。但范式的成形及传播需要知识的帮助，一个成系统的新知识才能支撑艺术的新范式。当代艺术鼓励创新，也为新的艺术理论出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而这种理论又会支持新的艺术批评，促进艺术创作的实践，沟通艺术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审美联系。（责任编辑：楚小庆）

① 仅就“十一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立项情况统计，2007年度为18项，2008年度快速递增为29项，2009年度为30项，分别占当年立项课题总量的21%、30%及29%，连续三年居各学科之冠。“十一五”期间，美术与设计艺术部分的结题数量也高居各学科之首，2007年度为18项，2008年度为9项，2009年度为12项，分别占当年结项课题的53%、50%与40%。

② 统计资料来源于国家图书馆馆藏书目。

③ “十一五”期间，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的课题立项数占当年美术学及设计艺术学项目总数的比例约为23%（2007年）、25%（2008年）、31%（2009年）。

④ 如“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传统手工艺的保护、发展”（2007年度国家重点）、“中国民间工艺美术传承人口述史数据库”（2007年度国家重点）、“闽台民间美术渊源与流变”（2007年度国家一般）、“珠江流域少数民族铜鼓艺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2007年度国家一般）、“毛南族传统织锦技艺的抢救与研究”（2007年度文化部课题）、“安徽省徽州雕刻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研究”（2008年度国家一般）、“现代社会湘西南少数民族民间美术生态与保护研究”（2008年度国家西部）、“赣闽粤边区客家服饰的艺术人类学研究”（2008年度国家青年）、“中国苗族刺绣艺术数据库”（2008年度国家数据库）、“中国现代手工艺术的发展研究”（2009年度国家重点）、“中国少数民族剪纸艺术传统调查与研究”（2009年度国家重点），“全球化背景下的岭南莨纱绸服饰文化资源保护与复现对策研究”（2009年国家一般）、“布依族摩教艺术调查研究”（2009年度国家西部），“民间美术资源的调查研究”（2009年度国家西部），“撒拉族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以青海河湟地区撒拉族民间艺术为例”（2009年度国家西部）。

⑤ 据《全国艺术科学规划历年立项课题汇编（1983-2009）》统计。

Primary Analysis on Research State for Chinese Fine Art in the 11th Five-Year Period

ZHENG Gong

(Institute of Fine Art, Chinese Academy of Arts, Beijing 100029)

Abstract:The comprehensive tendency of fine art research in the 11th five-year period is very obvious. The present article aims at current state of history theory stud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fine art and other relevant subjects as well, including already-published academic outcomes and national projects in contemplation. While analyzing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the present article propos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accommod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ystemic construction and that of distinctive projects, and pay attention to edge culture.

中外工艺美术史论文范文第8篇

一、要从母校说起

沈榆与设计的故事还得从他的求学时代说起。“1980年，我进入上海工艺美术学校装潢班求学，进校之初对设计可以说一无所知，母校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教育资源，如在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课刚传入国内之时，工艺美术学校便引入课程，由老师授课，训练设计基本功，使我对设计有了初步的认识。专业课老师颜鸿蜀老师请到当时中国包装技术协会王环秘书长来校作讲座，并两次邀请家化公司“美加净”品牌设计师顾世朋老师授课，让我们在那个物资及教育资源匮乏的年代第一次看到了化妆品。母校给我们提供的这些课程使我们尽可能系统地认识设计，特别是设计如何运用到实际产品中，如何让企业从中受益，又是如何让民众享用设计，这些知识在当时都是难能可贵的。”忆起母校，沈榆如是说。

或许现在大家都明白用死读书本的方法去学设计往往是事倍功半的，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上海工艺美术学校的老师已经采用了更加灵活的教学方法来启迪学生对设计、对美学的思考，在谈到这一点时，沈榆饶有兴致地回忆道：“给我们上工艺美术史的朱孝岳老师在给我们解读中国美术思想时，声情并茂地引用了‘上轿姑娘哭是笑，落第秀才笑是哭’等实例来启迪我们的思考，此外，有件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在当时还是非常荒凉的外冈镇校区桃园中，朱孝岳老师用小提琴给我们独奏《梁祝》片段，这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美学’课，至今难忘。”

最令沈榆难忘的除了课堂教学外还有图书馆的藏书，据他回忆，上海工艺美术学校早在他求学时代的80年代就采购了大量的外文版世界著名设计杂志和设计专著，沈榆及其同学虽非常渴望能够学到这些书籍真正的精华，但限于当时英文水平，也只能看看图片去了解大概内容，朱孝岳老师鉴于这种情况自学英语900句，“那时经常可以听到他在破旧板车的颠簸中大声朗读英文，为的是为我们翻译设计原著，在朱孝岳老师的帮助下，我们不仅体会到了书中精华，也开始意识到了外语的重要性，在朱孝岳老师的鞭策下开始学习外语，以致终身受益。”

毕业后，沈榆与上海工艺美术学校的缘素并未因此终结，他留校担任教师，把老师教给他的一切传承下去，“当时老教师亲切地称我们为‘小老师’，我当时跟随罗兴老师任教于造型设计专业，罗兴老师的舅舅是南京中山陵的设计者，他本人早在上世纪30年代便对构成理论十分熟悉，于是他率先在学校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此外，还带我到他家里去看他收藏的包豪斯风格的家具，这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机会。还记得朱孝岳老师帮我总结教学成果，并推荐到《实用美术》杂志发表，为此我兴奋了好几天。”

当笔者提出让沈榆以一句话来描述下母校上海工艺美术学校对自己的影响时，沈榆如是回答：“所有的老师都是用自己的满腔热血和充分的个性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培养了我们，使我们初步看到了国外设计的成果和方法。”

二、梦想照进现实

沈榆现为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副秘书长，上海设计创意中心秘书长、教授，曾是日本千叶大学工业设计系设计史、设计论研究室交流学者，主要研究方向是“传统资源、技术再利用”，是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的始作俑者，也是主要筹划者之一。作为熟读国际工业设计史，具有近10年工业设计史论教龄的学者，“深感讲解国际工业设计史较之讲解中国工业设计要容易，因为有大量的现成专著、文献可以查阅，而中国工业设计史只有一些零星的片断，要串联起这些片断，并非一年半载能够解决问题，随着历经中国工业设计发展的一些前辈在近年相继去世，一些史实将成为永远的谜团。此外，由于中国的当代工业经历了跳跃式的发展，虽然经济总量堪称新兴经济体的楷模，但在发展中重模仿，轻原创，重学习，轻实验，缺乏自主原创的技术和在产品上的应用，人们几乎来不及整理过去就要面对未来，大量的历史材料、设计过程和历史产品被迅速淘汰，大量具有历史意义的作品无人整理，成为中国当代工业设计发展史的一段空白。因此，建立一个记录中国设计发展历程的博物馆显得十分的重要。”正是基于记录中国工业设计发展的初衷，沈榆走上了一条筹划工业设计博物馆的15年艰辛之路。

据他回忆，15年前当他第一次将一件中国生产的电熨斗收藏的时候，还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已经行走在了筹划工业设计博物馆的“不归路”上，更没预料到筹划工业设计博物馆会是如此艰辛。由于中国工业设计史资料欠缺，他只能从一手资料入手，访问尚在人世的前辈，走访已去世设计师的家人，进行录音、录像，发动旧产品回收站员工，告诉他们只要写有中国字的产品一律留下有待甄别，并以优惠价格购买。

“分专题，进入到原企业内发掘资料是一项更艰苦的工作。原江西省景德镇有10大陶瓷厂，改制后相继破产，研究团队进入厂区收集技术资料，走访当年的工人、技术人员，初步还原当时生产销售的情况，研究团队的动机迅速被当地一位老者‘洞察’，并且发现这是一条生财之路，于是每当团队抵达，他都准备了相当可观的‘旧货’出手，于是当年保密的技术文件工艺图纸都被团队运回。”

随着工作的展开，包括沈榆在内的一些骨干对这项工作的艰巨性渐渐有了清晰认识，分歧也随之而来，“井冈山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连沈榆也无法回答，一

些人对这项研究工作的必要性和未来都充满疑惑，渐渐地“有尊严的人”都相继离去。此时千叶大学原副校长宫崎清教授却以自己从事日本地域开发40年的艰苦经历鼓励团队，并慷慨地赠送大量的研究书籍和论文，原无锡轻工业学院（现江南大学）设计学院张福昌教授热情地推介团队成员论文到国际刊物发表，以扩大影响，周爱华女士召集在玻璃、热水瓶行业的技术科、设计科前辈提供线索和文件，原瑞典驻沪总领事馆爱娃女士申请资金，请团队考察瑞典国家设计博物馆……“工作虽然惨淡，却还感到一丝的快乐。”

“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的实质性进展发生在2009年秋日的一个晚上，在上海市宝山区区委常委、副区长夏雨的引见下，我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与上海汽车资产管理公司总经理张国新在上海市内一个普通的茶室内相见，商定要在未来建设的‘上海国际工业设计中心’园区内创建一个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稍后加入的园区总经理张善晋是一个中国设计的狂热者，现在逢人便讲中国工业设计历史，并以自身的努力推动着建设工作。”“三剑客”互相配合，各司其职，充满想象，脚踏实地地展开工作。沈榆回忆说：“十五年来，我逢人便讲想建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的‘故事’，大家在赞赏之余，都显示出一种爱莫能助的无奈，唯有张总充满信心，没有他及其团队的努力，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还只能在人们的想象中。”

“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的主要藏品及内容是怎样的？”

“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旨在收藏1949年以来各个时期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收集与之相关的设计轶事和文献，目前展出的700余件产品以及设计师回忆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中国工业设计的特征及发展脉络。”

博物馆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中国古代的造物智慧”，展示中国传统机械的代表性经典产品，并以深入浅出的图表介绍了中国造物的巨匠之作《考工记》；第二部分：“中国近代工业的崛起”，介绍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历程以及中国民族品牌产品设计的特色；第三部分：“新中国的工业设计实践”，含装备产品设计、电子整机产品设计、交通工具设计、钟表设计、照相放映器材设计、轻工业产品设计几大版块，其中有镇馆之宝红旗牌770轿车、上海牌760a型轿车。还有和平牌、东方红牌，上海牌581手表，华生牌全系列产品，第一代黑白电视机，熊猫牌、红灯牌收音机，58-ll型照相机等100余件珍贵藏品，同时收录展示了产品设计的轶事；第四部分：“高速发展的中国工业设计”，以“设计与市场”、“设计与品牌”、“设计与工艺”、“设计与专利”、“设计与文化”、“设计与生活”（简称6大关系）为线索，配以案例，告诉参观者工业设计的真实作用，提升民众对工业设计的认知度。

历史的最大意义莫过于解读现在与创造未来，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这一国内唯一完整记录中国当代工业设计发展史的实体展馆，无疑会在中国当代及将来的工业设计中抹上华丽的一笔。它有着怎样的建馆思想？将对当下的中国工业设计产生哪些影响？沈榆为笔者一一解答了这些问题。

“博物馆旨在展示工业设计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不仅仅是怀旧，更重要的是启迪当代设计师的智慧。参照国际经验，当一个国家工业设计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会从自己国家的经典设计中找寻灵感，延续文脉，提升产品附加值，德国大众甲壳虫轿车、日本的电饭煲均是推动他们创造出更新设计的成功案例。工业设计的理念还需要普及，所以作为科普基地的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现除了为专业设计师提供了研究基地，同时也能起到普及工业设计知识的目的。”现如今每月接待近千人次参观，每周六、日开放，并由专人做讲解，同时由行业专家穿插作专场讲解。开馆以来已经邀请了科拉尼、喜多俊之等著名设计师来办展览，同时与德国驻沪领事馆、哥德学院合作举办了更新德国展，还举办了“下一秒”青年设计师展。

《解放日报》曾以《溯源中国工业设计，不仅仅是怀旧》为标题，以整版篇幅报道，东方卫视《创意天下》多次报道，大量专业杂志、网站报道该馆。

德国著名设计师科拉尼、香港设计中心董事局副主席刘小康先生等行业专家对此作了高度评价。阿尔卡特设计总监和英特尔资深设计师都认为这是一个能催生当代设计师创新灵感的博物馆，来考察的企业参观了博物馆后坚定了入园的决心，为园区带来了经济效益，并迅速集聚了一批有特色、有潜力的中外工业设计相关产生链上的企业。中国工业设计协会朱焘理事长盛赞此举为创意园区专业服务平台建设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对推动行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创新不遗余力

近十年中，沈榆始终致力于国际设计间的交流，促成了德国驻沪领事馆、德国哥德学院合作举办的“更新德国”展，与瑞典驻沪领事馆合作举办了旨在宣传节能设计的“视觉电压”展，并引进了“创新72小时”等一系列活动，与此同时他并没有忘记中国的设计师，特别是让上海设计师脱颖而出。

在上海经信委推举的影响上海设计的100位设计师和设计机构中，沈榆推介了他的母校成为其中之一，同时入选的个人还有工艺美校家具班校友，现任jwda建筑设计公司副总裁的柴之清先生及同为校友的现任日本ria设计公司中国总代表曹炜先生。另外，老校长朱孝岳老师也一并入选。

“我了解到除了创建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您还是今年的中国设计大展产品设计主题的总策划人，可以跟大家分享下此次设计大展的故事吗？”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现代设计取得了迅猛增

长，设计产业覆盖到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生活各个领域，成为中国综合国力迅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设计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当代文化的一种重要形体。中国设计大展的举办，将构建一个具有专业影响力和权威性的部级展览平台，引领和促进中国设计的创新发展，汇集和展示当代社会发展的最新成果，以推动中国设计和创意产业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设计大展旨在‘鼓励中国设计创新，促进社会生活进步”’，沈榆说。

在沈榆负责的产品设计版块，他同其他两位策展人通过对本领域情况的细致调查与审慎研究，突破简单的以行业分类的原则，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确定了产品设计版块的主题：高端之路，重点展示设计在重大工程、科技转换与产业转型中的创新贡献与应用：品牌活力，重点展示设计在民族品牌流失的现实下的品牌重建与持续努力；传统转换，重点展示民族文化及传统元素在现代设计中的创造性应用与价值拓展；协同创新，重点展示设计在着眼于未来的乡土重建、绿色生态与协同发展中的创新探索。

“集成创新”、“品牌重建”、“协同发展”，此次设计大展的关键词体现了沈榆对设计中传统与创新关系的一贯主张，即“创建与再生的关系，传统的创建与继承是再生的基础，再生是创建与继承的发展，两者紧密联系。创建继承不是照搬照抄，而是加以合理的取舍；再生创新不是离开传统另搞一套，而是对原有事物合理部分的发扬光大”。

中外工艺美术史论文范文第9篇

沈榆与设计的故事还得从他的求学时代说起。“1980年，我进入上海工艺美术学校装潢班求学，进校之初对设计可以说一无所知，母校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教育资源，如在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课刚传入国内之时，工艺美术学校便引入课程，由老师授课，训练设计基本功，使我对设计有了初步的认识。专业课老师颜鸿蜀老师请到当时中国包装技术协会王环秘书长来校作讲座，并两次邀请家化公司“美加净”品牌设计师顾世朋老师授课，让我们在那个物资及教育资源匮乏的年代第一次看到了化妆品。母校给我们提供的这些课程使我们尽可能系统地认识设计，特别是设计如何运用到实际产品中，如何让企业从中受益，又是如何让民众享用设计，这些知识在当时都是难能可贵的。”忆起母校，沈榆如是说。

或许现在大家都明白用死读书本的方法去学设计往往是事倍功半的，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上海工艺美术学校的老师已经采用了更加灵活的教学方法来启迪学生对设计、对美学的思考，在谈到这一点时，沈榆饶有兴致地回忆道：“给我们上工艺美术史的朱孝岳老师在给我们解读中国美术思想时，声情并茂地引用了‘上轿姑娘哭是笑，落第秀才笑是哭’等实例来启迪我们的思考，此外，有件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在当时还是非常荒凉的外冈镇校区桃园中，朱孝岳老师用小提琴给我们独奏《梁祝》片段，这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美学’课，至今难忘。”

最令沈榆难忘的除了课堂教学外还有图书馆的藏书，据他回忆，上海工艺美术学校早在他求学时代的80年代就采购了大量的外文版世界著名设计杂志和设计专著，沈榆及其同学虽非常渴望能够学到这些书籍真正的精华，但限于当时英文水平，也只能看看图片去了解大概内容，朱孝岳老师鉴于这种情况自学英语900句，“那时经常可以听到他在破旧板车的颠簸中大声朗读英文，为的是为我们翻译设计原著，在朱孝岳老师的帮助下，我们不仅体会到了书中精华，也开始意识到了外语的重要性，在朱孝岳老师的鞭策下开始学习外语，以致终身受益。”

毕业后，沈榆与上海工艺美术学校的缘素并未因此终结，他留校担任教师，把老师教给他的一切传承下去，“当时老教师亲切地称我们为‘小老师’，我当时跟随罗兴老师任教于造型设计专业，罗兴老师的舅舅是南京中山陵的设计者，他本人早在上世纪30年代便对构成理论十分熟悉，于是他率先在学校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此外，还带我到他家里去看他收藏的包豪斯风格的家具，这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机会。还记得朱孝岳老师帮我总结教学成果，并推荐到《实用美术》杂志发表，为此我兴奋了好几天。”

当笔者提出让沈榆以一句话来描述下母校上海工艺美术学校对自己的影响时，沈榆如是回答：“所有的老师都是用自己的满腔热血和充分的个性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培养了我们，使我们初步看到了国外设计的成果和方法。”

二、梦想照进现实

沈榆现为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副秘书长，上海设计创意中心秘书长、教授，曾是日本千叶大学工业设计系设计史、设计论研究室交流学者，主要研究方向是“传统资源、技术再利用”，是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的始作俑者，也是主要筹划者之一。作为熟读国际工业设计史，具有近10年工业设计史论教龄的学者，“深感讲解国际工业设计史较之讲解中国工业设计要容易，因为有大量的现成专著、文献可以查阅，而中国工业设计史只有一些零星的片断，要串联起这些片断，并非一年半载能够解决问题，随着历经中国工业设计发展的一些前辈在近年相继去世，一些史实将成为永远的谜团。此外，由于中国的当代工业经历了跳跃式的发展，虽然经济总量堪称新兴经济体的楷模，但在发展中重模仿，轻原创，重学习，轻实验，缺乏自主原创的技术和在产品上的应用，人们几乎来不及整理过去就要面对未来，大量的历史材料、设计过程和历史产品被迅速淘汰，大量具有历史意义的作品无人整理，成为中国当代工业设计发展史的一段空白。因此，建立一个记录中国设计发展历程的博物馆显得十分的重要。”正是基于记录中国工业设计发展的初衷，沈榆走上了一条筹划工业设计博物馆的15年艰辛之路。

据他回忆，15年前当他第一次将一件中国生产的电熨斗收藏的时候，还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已经行走在了筹划工业设计博物馆的“不归路”上，更没预料到筹划工业设计博物馆会是如此艰辛。由于中国工业设计史资料欠缺，他只能从一手资料入手，访问尚在人世的前辈，走访已去世设计师的家人，进行录音、录像，发动旧产品回收站员工，告诉他们只要写有中国字的产品一律留下有待甄别，并以优惠价格购买。

“分专题，进入到原企业内发掘资料是一项更艰苦的工作。原江西省景德镇有10大陶瓷厂，改制后相继破产，研究团队进入厂区收集技术资料，走访当年的工人、技术人员，初步还原当时生产销售的情况，研究团队的动机迅速被当地一位老者‘洞察’，并且发现这是一条生财之路，于是每当团队抵达，他都准备了相当可观的‘旧货’出手，于是当年保密的技术文件工艺图纸都被团队运回。”

随着工作的展开，包括沈榆在内的一些骨干对这项工作的艰巨性渐渐有了清晰认识，分歧也随之而来，“井冈山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连沈榆也无法回答，一些人对这项研究工作的必要性和未来都充满疑惑，渐渐地“有尊严的人”都相继离去。此时千叶大学原副校长宫崎清教授却以自己从事日本地域开发40年的艰苦经历鼓励团队，并慷慨地赠送大量的研究书籍和论文，原无锡轻工业学院（现江南大学）设计学院张福昌教授热情地推介团队成员论文到国际刊物发表，以扩大影响，周爱华女士召集在玻璃、热水瓶行业的技术科、设计科前辈提供线索和文件，原瑞典驻沪总领事馆爱娃女士申请资金，请团队考察瑞典国家设计博物馆……“工作虽然惨淡，却还感到一丝的快乐。”

“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的实质性进展发生在2009年秋日的一个晚上，在上海市宝山区区委常委、副区长夏雨的引见下，我与上海汽车资产管理公司总经理张国新在上海市内一个普通的茶室内相见，商定要在未来建设的‘上海国际工业设计中心’园区内创建一个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稍后加入的园区总经理张善晋是一个中国设计的狂热者，现在逢人便讲中国工业设计历史，并以自身的努力推动着建设工作。”“三剑客”互相配合，各司其职，充满想象，脚踏实地地展开工作。沈榆回忆说：“十五年来，我逢人便讲想建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的‘故事’，大家在赞赏之余，都显示出一种爱莫能助的无奈，唯有张总充满信心，没有他及其团队的努力，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还只能在人们的想象中。”

“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的主要藏品及内容是怎样的？”

“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旨在收藏1949年以来各个时期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收集与之相关的设计轶事和文献，目前展出的700余件产品以及设计师回忆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中国工业设计的特征及发展脉络。”

博物馆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中国古代的造物智慧”，展示中国传统机械的代表性经典产品，并以深入浅出的图表介绍了中国造物的巨匠之作《考工记》；第二部分：“中国近代工业的崛起”，介绍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历程以及中国民族品牌产品设计的特色；第三部分：“新中国的工业设计实践”，含装备产品设计、电子整机产品设计、交通工具设计、钟表设计、照相放映器材设计、轻工业产品设计几大版块，其中有镇馆之宝红旗牌770轿车、上海牌760A型轿车。还有和平牌、东方红牌，上海牌581手表，华生牌全系列产品，第一代黑白电视机，熊猫牌、红灯牌收音机，58-ll型照相机等100余件珍贵藏品，同时收录展示了产品设计的轶事；第四部分：“高速发展的中国工业设计”，以“设计与市场”、“设计与品牌”、“设计与工艺”、“设计与专利”、“设计与文化”、“设计与生活”（简称6大关系）为线索，配以案例，告诉参观者工业设计的真实作用，提升民众对工业设计的认知度。

历史的最大意义莫过于解读现在与创造未来，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这一国内唯一完整记录中国当代工业设计发展史的实体展馆，无疑会在中国当代及将来的工业设计中抹上华丽的一笔。它有着怎样的建馆思想？将对当下的中国工业设计产生哪些影响？沈榆为笔者一一解答了这些问题。

“博物馆旨在展示工业设计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不仅仅是怀旧，更重要的是启迪当代设计师的智慧。参照国际经验，当一个国家工业设计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会从自己国家的经典设计中找寻灵感，延续文脉，提升产品附加值，德国大众甲壳虫轿车、日本的电饭煲均是推动他们创造出更新设计的成功案例。工业设计的理念还需要普及，所以作为科普基地的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现除了为专业设计师提供了研究基地，同时也能起到普及工业设计知识的目的。”现如今每月接待近千人次参观，每周六、日开放，并由专人做讲解，同时由行业专家穿插作专场讲解。开馆以来已经邀请了科拉尼、喜多俊之等著名设计师来办展览，同时与德国驻沪领事馆、哥德学院合作举办了更新德国展，还举办了“下一秒”青年设计师展。

《解放日报》曾以《溯源中国工业设计，不仅仅是怀旧》为标题，以整版篇幅报道，东方卫视《创意天下》多次报道，大量专业杂志、网站报道该馆。

德国著名设计师科拉尼、香港设计中心董事局副主席刘小康先生等行业专家对此作了高度评价。阿尔卡特设计总监和英特尔资深设计师都认为这是一个能催生当代设计师创新灵感的博物馆，来考察的企业参观了博物馆后坚定了入园的决心，为园区带来了经济效益，并迅速集聚了一批有特色、有潜力的中外工业设计相关产生链上的企业。中国工业设计协会朱焘理事长盛赞此举为创意园区专业服务平台建设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对推动行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创新不遗余力

近十年中，沈榆始终致力于国际设计间的交流，促成了德国驻沪领事馆、德国哥德学院合作举办的“更新德国”展，与瑞典驻沪领事馆合作举办了旨在宣传节能设计的“视觉电压”展，并引进了“创新72小时”等一系列活动，与此同时他并没有忘记中国的设计师，特别是让上海设计师脱颖而出。

在上海经信委推举的影响上海设计的100位设计师和设计机构中，沈榆推介了他的母校成为其中之一，同时入选的个人还有工艺美校家具班校友，现任JWDA建筑设计公司副总裁的柴之清先生及同为校友的现任日本RIA设计公司中国总代表曹炜先生。另外，老校长朱孝岳老师也一并入选。

“我了解到除了创建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您还是今年的中国设计大展产品设计主题的总策划人，可以跟大家分享下此次设计大展的故事吗？”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现代设计取得了迅猛增长，设计产业覆盖到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生活各个领域，成为中国综合国力迅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设计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当代文化的一种重要形体。中国设计大展的举办，将构建一个具有专业影响力和权威性的部级展览平台，引领和促进中国设计的创新发展，汇集和展示当代社会发展的最新成果，以推动中国设计和创意产业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设计大展旨在‘鼓励中国设计创新，促进社会生活进步”’，沈榆说。

在沈榆负责的产品设计版块，他同其他两位策展人通过对本领域情况的细致调查与审慎研究，突破简单的以行业分类的原则，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确定了产品设计版块的主题：高端之路，重点展示设计在重大工程、科技转换与产业转型中的创新贡献与应用：品牌活力，重点展示设计在民族品牌流失的现实下的品牌重建与持续努力；传统转换，重点展示民族文化及传统元素在现代设计中的创造性应用与价值拓展；协同创新，重点展示设计在着眼于未来的乡土重建、绿色生态与协同发展中的创新探索。

“集成创新”、“品牌重建”、“协同发展”，此次设计大展的关键词体现了沈榆对设计中传统与创新关系的一贯主张，即“创建与再生的关系，传统的创建与继承是再生的基础，再生是创建与继承的发展，两者紧密联系。创建继承不是照搬照抄，而是加以合理的取舍；再生创新不是离开传统另搞一套，而是对原有事物合理部分的发扬光大”。

中外工艺美术史论文范文第10篇

首先，设计学是最古老的学科。设计是人类基于生存的本能，以进化达成的智慧，通过思维与表达，诉诸于器物发明，进而完善自身文明进程的生活方式。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下，古代的中国民众创造了灿烂瞩目的农业及手工业文明。那时的劳动实践与原始信仰、巫术活动、审美活动在许多情况下常常是混沌统一的，实用与审美统一的造物活动是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自从有了人类文明，也就有了设计。

其次，设计学是最综合的学科。设计是一种艺术与科学整体交融的创作方式。一方面，它以形象思维的感性特征作为创作源泉，以人的主观情感与想象作为设计原创的动力；另一方面，它以逻辑思维的理性特征作为理性规范，以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作为实施的保证。

再次，设计学是离哲学最近的艺术学科。考察中国传统哲学著作，有大量的有关设计思想的论述。《周易・系辞上》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被众多理论研究者认为是我国最朴素，也最准确的论述工艺美术思想的表述。朴素的道器观念以及数千年来致力于“道器合一”的设计思想体现了古人对器物与人、器物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深邃思考。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设计学的学科定位相对模糊。主要表现在大家对设计学学科本质认识的偏差：在传统的工艺美术学科称谓深入人心的大环境下，人们普遍认为“工艺”“设计”都是美术的衍生产品，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中，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的所有人造物，无一不是手工的制作，将“工艺”理解为手工，将“美术”类比于传统的以绘画为主的视觉艺术，就忽视了二者相融合所产生的学科交叉地带，而设计学的本质属性恰恰契合着这一交叉地带。

应该说，设计学学科称谓的最终确立，得益于“学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带来了以知识细分化和专业化的现实，学科既可以代表作为真理的科学知识体系，又可以作为大科学属性下的不同层次的若干分支学科，文理交融、互相渗透的现代科学发展模式造成了“跨学科”“交叉学科”普遍存在，大部分学科都处于一张复杂的知识体系网络的一个节点上，互相之间传递能量。所谓的“知识体系”和“学术分类”只能是以一种“学科群”“学科域”或者“学科场”的形式存在；所有的学科都是围绕着科学而展开的揭示事物规律的知识体系的分支，正因为如此，古代“分科治学”中暗含的“学科”是一种静态的指称，而现代意义的“学科”是一种动态的发展，随着历史的演进和时代的发展，学科的内涵在发生着变化。

交叉学科是已经存在并被普遍承认的学科，这种存在突破了已成定规的习惯，打破了自我和他人之间习惯的界限，了事物现成的秩序。交叉学科源于无法凭借自己的学科单独解决问题，而引用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所以，交叉学科意味着某种新学科的诞生。而“设计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广大从业者共同接受的学科称谓：传统的工艺美术、实用美术、应用美术均无法合理地解释“道”和“器”之间的融通转化问题。

经过艺术学学界多年的呼吁和卓有成效的工作，2011年，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中，艺术学从原属于文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升格为学科门类。成为原有的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学科之后的第13个学科门类。“设计学”由此上升为一级学科。设计学的地位和概念因此而确立。

目前，设计学是艺术学门类下招生规模最大的一级学科。据不完全统计，我国高校（包括独立学院、高职高专）开设有设计学专业的院校逾1705所，常年在校生已逾176万人。从事设计学学科建设研究长达20年的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汗青的一席话，可以说是对设计学学科现状的最客观总结，“设计学生源火爆，学科点显著增长，但发展过速，鱼龙混杂，问题凸显，学科方向笼统，学科建设理论滞后。全国高校范围的扩招与并校，部分院校设计专业存在仓促上马、基础薄弱、膨胀过度、管理模式削足适履、人才培养结构与知识结构面临重塑等问题，亟待解决。许多学校的艺术设计学科（专业）只能是艰难图存，严重影响了人才的培养。因此，从理论与实践结合方面加强与规范设计学科的建设，建立一套科学的、适于国情的学科评估体系，使设计学科健康、有序地发展，势在必行。”

学科基础：规模庞大质量堪忧

20世纪50年代，继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以后，各地美术院校几乎都开设了工艺美术设计专业，原有的美术学二级学科中自然就多出一个具有合法地位的分支，即“应用美术”或“实用美术”的三级学科。实用美术作为一个具有宽泛意义的跨学科称谓，在该三级学科下，诞生了数量繁多的专业方向，包括“装帧艺术设计”和“染织美术设计”等专业方向的室内装饰设计方向、室内环境设计方向的“装饰”艺术专业被确定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批本科专业，并在很长时间里成为中国工艺美术教育的主要专业内涵。

80年代以来，国家共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学科专业调整，修订专业目录和进行专业整顿，这一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设计学科的专业面。1998年，教育部在制定高校专业新目录时正式提出“艺术设计”专业。自此，“设计”概念被正式引入学科之中，实现了工艺美术到设计的转换。然而在教学实践上，真正能够将设计作为一门交叉性学科进行教学的院校在中国仍是凤毛麟角，业内对于设计的内涵尚未清晰。这一时期，我国经历了设计教育第一次从无到有的发展高潮，设计教育有了长足的进步，设计专业招生量逐年提高。

进入21世纪的设计学呈现出一种新的活跃姿态。整个20世纪及其之前的设计学以西方设计学学科为中心和唯一标准的格局，日益被多元化发展的新趋势所取代，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国家蓬勃兴起的新设计观念与设计教育呈现出积极创新的态势，使得全球设计学学科发展更趋多样；同时设计活动与设计教育对地域社会的介入、追求设计民主和均衡化发展的潮流也日益明显，这些都为我国设计学学科及设计教育在国民经济与文化实力整体增强态势中的提升与发展创造了良好机遇。在“自主创新”国家战略的带动下，设计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产业力量，视觉传达设计、媒体设计、工业产品设计、室内设计、服装设计、环境设计、建筑设计等领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

设计学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后，此前与“设计”相联系的“艺术”二字被取消。设计体现出从文科领域剥离出来的趋向。除艺术学学位以外，学习设计的学生还可以被授予工学学位。实施设计教育的院校类型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到2012年为止，在全国2200多所高等院校中，有超过1700所开设设计学科相关专业，在这其中，有29所单科艺术院校，900所高职院校，400所理工科院校，其余皆为综合性院校或独立学院；以往以艺术院校为主的设计教育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

大量工科及其他学科资源成为学校实施学科交叉、资源整合的有利条件，但是，在现实的设计教育中，主动实现多学科交叉的设计院校仍属少数；而在艺术院校中，工科、社会学科、人文学科与艺术学科交叉的有效资源更为有限，真正实现多学科交叉发展、结合多种学科成果的设计教育，仍然任重而道远。

因此，依附于宽口径的学科基础条件，加上艺术学升门类而带来的设计学成为一级学科的有利条件，成为设计学学科跨越发展的良机，也成为设计学学科体量庞大的直接诱因。如今的设计学学科，不但拥有高职高专、本科、研究生以及成人教育等多种教育类型形成的多层次的完整的设计教育体系，专业范围涵盖设计历史与理论、环境设计、工业设计、染织与服装设计、视觉传达与媒体设计、信息与交互设计、手工艺设计等广阔的领域，并与哲学、科学、艺术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伦理学以及工程学等学科密切关联互动。

大量低门槛的学科布点，一方面使得设计学成为艺术学学科门类中专业覆盖最广的一级学科，每年数十万的招生人数使中国设计教育规模居世界首位。这也使得设计学专业毕业生饱受“就业难”之苦。例如，某专业机构在2014年6月10日的《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中，将艺术设计列为2014年本科红牌专业，红牌专业指的是失业量较大，就业率较低，月收入较低且就业满意度较低的专业，为高失业风险型专业。这一消息直接促使教育管理部门对设计学专业布点“过饱和”现状的反思。如福建省教育厅宣布，今年将暂缓增设24个本科专业，其中就包括了2014年就业红牌专业的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产品设计，这3个专业都是设计学一级学科下、艺术设计二级学科之下的本科专业。

学科环境：严密清晰 成果丰富

设计学是艺术学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目前，全国有超过2000所高等院校开设了设计学相关专业，这其中，有超过100所院校（研究所）开设设计艺术学硕士研究生专业，其中有超过50所院校（研究院）开设设计艺术学博士研究生专业，另外，还有8个博士后流动站。再加上数量相当可观的高职高专层次教育，设计学拥有着一般新兴学科难以企及的全方位、立体化的学科建制。设计学目前还容纳着包括设计历史与理论、环境设计、舞台设计、服装设计、电脑美术设计、信息与交互设计等并不为大众所熟知的发展迅速的交叉学科。与设计学有关的学术组织众多，包括全国工艺设计学会、国际形象设计学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机械设计学会等横跨工科与艺术的学术组织，成为中国设计学学术交流的平台。在学术刊物中，有定期出版的《中国设计年鉴》《装饰》《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等杂志。可以说，设计学具备了一个规范的学科组织应该具备的一切条件。

第一，研究对象。设计学以人类的设计创造行为为研究对象，是关于设计行为的发生、发展、属性、内涵、目标、价值、程序、方法及其解释与评价体系的科学。另外，设计何以形成价值、设计何以诉诸行为、设计何以影响历史，这些自人类社会形成设计以来就如影随形的基本问题，构成设计学三大核心范畴。所以，设计学研究设计创造的方法、设计发生及发展的规律、应用与传播的方向，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考为基本方法，展开关于设计实践的、历史的、文化的、教育的研究；设计学强调以设计对象的物理特征、事理特征、情理特征的把握与体现为要旨，探讨构建人与理想世界的现实关系的原理与方法，建构设计学研究的理想坐标与科学体系。

第二，理论体系。一般认为，设计学的理论体系包括4个大的范畴：设计历史理论、设计认知理论、设计方法理论、设计教育理论；由设计历史与文化、设计思维与方法、设计工程与技术、设计经济与管理4个子知识领域构成的基本知识结构，该结构涵盖设计调查、设计创意、设计表达、设计工程、设计管理以及设计教育等多个专业环节。经过反复研讨，业界基本上将设计历史与理论、环境设计、工业设计、染织与服装设计、视觉传达与媒体设计、信息与交互设计、手工艺设计、设计教育这8个二级学科作为设计学的理论框架。

第三，研究方法。学科方法的研究是学科成熟和深化的标志，在欧美国家有关人文社科方法论的研究已经进入专业细分、操作性强的背景下，不少中国学者已经认识到不重视方法研究将不可能推进学科进步，并由此而加强了方法及方法论的研究。如南京艺术学院李立新教授曾经出版《设计艺术学研究方法》一书专门探讨该问题，体现了该学科的研究者在方法论上的自觉。

第四，研究中心。当前，我国设计艺术学基本形成了5个相对集中的研究中心，首先是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即原来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设计学科班底，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科班底；二是中国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等设计学学科的一些研究力量；三是广州、深圳一带立足于实际需求而开展的设计学研究力量，如广州美术学院、深圳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等；四是以武汉理工大学设计学院为代表的几所高校的研究力量；五是以西安美术学院设计学院、西安工程学院服装与设计学院为代表的设计学科组织等。

第五，培养模式。在现有的学科范围之内，设计学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培养模式。但是也存在一些衔接上的问题。比如西安工程学院服装与设计学院院长张星就提出，随着艺术学提升为门类，设计学相应地提升为一级学科，通常把三级学科的方向作为本科专业方向，本科专业方向比较齐全，但相对应的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向的二级学科短缺了很多方向，在二级学科和三级学科的衔接上并没有实现良好的对应。

第六，学术著作。目前出版的设计学学术著作比较丰富。仅考察国家图书馆的设计学科藏书就超过10万本，有关设计学的博士、硕士论文数量巨大。

学科体系：结构清晰 创新不足

设计学学科体系的基本内涵包括了两个系统类型：第一是艺术设计创作及制作系统的教学、实践与研究；第二是艺术设计史论系统的教学、实践与研究。前者主要包含艺术设计思维训练、三大构成规律的学习、设计素描、色彩的课程的学习、专业方向课程的学习、设计实践类课程的学习等内容。具体来说，艺术设计创作及制作系统是一个建立在艺术创作、制作实践、技巧发展等基础上的应用型系统。后者的艺术设计史论系统教学，主要研究艺术设计历史脉络、艺术发展规律、美学流派表现、理论方法呈现等内容的系统，包括历史发展、美学理论流变等多个范畴的研究内容。艺术设计发展研究，主要聚焦于艺术设计发展相关的文献资料等在内的系统的史料史学研究，包括了中外艺术设计发展历史的比较研究，以及科技、社会、文化等历史发展对艺术设计发展历史的影响，努力建立科学系统的艺术设计史发展体系等。艺术设计史论研究，主要对艺术设计美学思潮、理论批评研究观点、研究角度等基本规律，从哲学和美学的高度对艺术设计的审美本质、创作主体、美学特征、大师研究、作品研究、理论体系进行宏观与微观并存的理论把握。

上述两个系统关系密切，前者是产业化推进和创作实践拓展的关键系统，后者是推进艺术风格丰富和未来发展的重要动力。除了上述两大系统的核心内涵之外，艺术设计学科体系还包含相当广泛的外延，它在与多学科交叉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创新研究内容、理论架构。艺术设计学科并不局限于一种以行业划分为基础、以技艺传统和设计经验的传承与发展为主线、以职业技能培养为目标的教育，而是建立于感性和理性协调发展的人格教育基础之上，以现代工业生产和传统工艺美术生产中设计活动的艺术内涵、科学内涵、文化内涵的实现为主线，以人的创造素质与能力的培养为核心的教育。

对学科体系的逻辑划分，客观上反映了从不同视角切入学科建设问题的研究方法，比如深圳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副院长邹明认为，“重道轻技”古来有之，表现出一种价值观，而“以技通道”“以道观器”，是一种融合，立足学理建构、学科品质、寻源问道。譬如评价一幅名画常常离不开对其精湛技艺具有超高难度的肯定，同样，好的设计也少不了绝妙的技术，风格创意不是独立存在的，必须依附于一定的表现形式，方可产生活力。设计学科体系的建设，有其自身的特点，自由的学术精神、跨界的知识修养、综合的表现技能，凝聚成一个“史、论、术”的整体。它不是一种静态，而是动态的，重在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去发现、创新，从这一点说，设计学科体系的建设必须要关注社会、关注时尚、关注科技、关注商业，学院主义精神不只是对书本知识的学术研究，同时要有实践体验，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提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另外，对学科体系的认识，还直接决定了教学内容的取舍，有关专家建议，不应过分地将目光放在引进吸收外来设计学科思想上，而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改善设计学学科建设的方法。我国长期沿袭西方的艺术设计教育理论，特别是德国的包豪斯设计教育理论体系对我国的影响很大。一方面，包豪斯提倡的三大构成教育，大大促进了我国设计教学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我们不太了解包豪斯设计教育模式形成的特殊历史背景，忽视了对于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导致学生的实践能力较差。

天津美术学院教授李炳训认为，学科体系建设应当追溯到设计学立足于“善”与“美”的目标所体现的价值之中。就其价值而言，可以划分为3个部分：一为实用价值，二为审美价值，三为伦理价值。设计的实用价值是设计的基本价值，在设计的各环节中必须达到功能属性的目标，以及不遗余力地去刻意表达“善意”，来满足人的活动行为的需求和欲望。所以我们常说“设计要以人为本”，体现“人文关怀”，以表达充满道德属性的善意内涵。设计的审美价值即艺术价值。设计的作品审美特性是由设计创造的，美是可视的、可触的，美与审美对物而言可分为形态（造型）美、结构美、工艺美和材料美。设计的审美价值应存在于设计作品的最终结果之中，即适用与被使用的主客体之间功能关系形成之时。设计的伦理价值是设计造物中超越实用功能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更高道德层面的内涵，是控制、实施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的人文精神层面能力与自身道德修行的体现。

对于设计的价值观而言，一切为人服务的设计作品若达到善与美的标准，其设计创造的作品应该淋漓尽致地表达出对使用者的“善意”与“尊严”实用价值内涵、使用者对作品的“美意”认同而获得的“喜悦”，而“至善至美”的寓意应体现于对设计作品的价值的总体判定或对于精神层面的伦理价值内涵的确认。

在教育模式上，由于我国现代艺术设计教育起步较晚，我国当代的艺术设计教育还主要是一种美术型的教育，教育模式依然主要沿用传统艺术和美术教育的方式，以纯艺术的美术教育和传统工艺美术教育为基础，受写实造型艺术教育的深刻影响，形成长期以来“重艺轻技”的状况，忽视了设计教育应与专业实践结合的特点，尤其是缺乏技术实践教学，设计与市场相距甚远，理论与实践脱节，违背了艺术设计实用性的本质，导致学生毕业后很难满足社会需要。这是当前我国艺术设计教育存在的薄弱环节，也是中国设计教育落后于国际现代设计教育的关键因素之一。正如章利国先生在《现代设计美学》一书中所说：“进入信息时代，电子计算机时代和高科技时代的社会，呼唤现代设计教育的信息化、系统化和高科技化……信息科学、系统论、电子计算机原理和应用、生态学、行为学、环境科学等知识以及某些相关能力，已经或正在成为包括工业设计师在内的现代设计师必备的素养，对这些方面的教育培养绝非可有可无的事情。”

在艺术设计教育中，我国目前的现行高考制度，使得艺术类考生一直享受着十分“优惠”的政策――降低文化分数录取线，对艺术类考生在文化素质的要求上是网开一面。20多年的实践证明，正是这种“优惠”政策，造成了包括艺术设计在内的艺术类专业教育整体上缺少文化底蕴，使绝大部分学生成为“匠气十足”的“工匠型”技师，较少有人能成为“大师”级的艺术家或设计师，其根源在于对文化教育重视不够。

在课程体系的建设上，虽然1998年教育部以合并专业的方式，试图扩大专业的口径范围，以避免专业的过细过窄。但时至今日，大多数专业院校在执行时多以重设专业方向予以应对。如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等老牌专业院校，还是以专业方向为主设计专业系科，诸如装潢艺术设计、染织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等。而综合类院校的专业系科，则采取在艺术设计专业中分设专业方向来细分专业。这种以专业方向为核心的设置方式，直接造成知识结构偏窄，带有十分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加之在课程的设置上也存在着“重技轻文”的倾向，对学生的培养往往过多地注重专业技巧的训练，将理论知识，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作为可有可无的课程对待。这种教育状况造成了艺术设计教育与市场需求脱节。这种肤浅而缺乏市场导向性的学科设置必然导致高等教育与社会需求之间出现相当大的供需断层。

学科文化：内师心源 外师造化

设计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科，作为一种与人类史前文明几乎同样古老、在第一块砍砸器被确定功能时就已经蕴含于其中的创造方式，物的“意匠”的历史悠久而漫长，而且在各民族文化关于文明与历史的认同中有着崇高的地位。设计学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态势，其学科文化应当是立体的、多方位的，更为注重团队精神与合作精神，注重实效与实战。相对应的学科组织，应当保持一种常态格局，以及相应的评价体系。而真正产生学科组织作用的主要在于教师，一个强有力的学术团队，有方向性、有责任感、有能力解决问题的团队。

探究设计学的学科文化，近20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日趋繁荣，中国的艺术设计领域也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与提升，但在飞速发展的过程中，暴露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中国当代设计市场化味道浓郁，缺少有影响的设计思潮。从中国目前的现代艺术设计发展状况来看，市场的发展和商业形式的急功近利导致相当一部分平庸之作产生，对于国外某种流行“艺术语言”进行一哄而上的复制和抄袭。这种立足于大规模高等教育群体的“重复”对于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毫无意义。

为了获得短期的艺术效应，一部分人打着与国际接轨的旗号而沉溺于对形式与技法等视觉刺激的追求。殊不知，这正是在慢慢背离中国特色艺术设计学的主旨。相当多的现代艺术设计作品追随国际潮流之后，走别人已走过的路并且乐此不疲，“照猫画虎”，生硬地设计出一批“国际主义”的刻板面孔。大量国际风格的运用，使艺术设计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民族性、地方性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中国制造”的状态一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尤其是“设计的民族风格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人才饱和、扩招继续的无序现实，加剧了学科专业的结构性过剩，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而高考制度的缺陷更进一步影响了设计学在更高层次上的迈进，使学科文化低位徘徊。从高职高专到硕士、博士形成的体量巨大的金字塔形人才培养规模，使设计学学科人才培养质量整体呈下降趋势。文化课较差导致整个专业的从业者文化底蕴不足，培养出的只是具备一定技巧的“工匠型”设计师，从而制约了学科文化向更高水平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培养单位立足自身优势，越发注重设计人才的创新能力培养，以期培育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学科文化。邹明指出：“不同的院校设置设计学主干专业显然有着不同的特点。从专业布局到地域布置无疑都会受到所在院校的影响。深圳大学艺术设计学院置身于综合性大学，学科间的跨界、交流与影响，客观上会对设计学科的发展带来一些机遇。置身于深圳‘设计之都’特定的环境，为设计学科的发展创造了更为得天独厚的条件，事实上，我们在与学校和社会的沟通与交流之中，已经卓有成效。设计学主干专业本身也是跨界和动态发展的，专业特点的形成，不是刻意而为，常常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当然，其中也必须有发现的过程。不同院校，不同地域，对设计学科的制约与发展，也是顺势而为。”

而张星在人才培养方面也有一些特殊的思考，“当前设计学学科基本上分为三类：一类是传统的美术院校，这些学校的设计学科都是从美术学科中顺其自然地分化出来的，学科方向比较齐全；另一类是我们这种有行业背景的普通本科高校，这一类学校的设计学科大都注重与职业的衔接，纺织、服装、染织等专业方向性比较强；还有一类是一些民办院校或三本院校，这些学校没有完整的学科支撑，往往只开设一到两个零散的专业。所以，也就形成了现实中的三种学科文化。”在采访中，张星也表达了对当前设计学毕业生就业形势的担心，“首先是设计学毕业生总量的确很大，供大于求，造成人才市场竞争加剧，这就要求我们的学科文化要有特色性；其次是市场需求的变化也很快，今年比较热门紧俏的专业，到了4年后很可能就落后了。这就要求我们的学科文化要有前瞻性。”

学科文化的养成，反过来作用于艺术设计思想的提升。艺术设计专业考试制度目前也存在着严重的滞后性。学生在参加高考前的教育和进入高校后的教育差别较大，这就使学生在进高校后不能很快地投入正常的设计学习阶段，对自身的学习目的不明确，仍长期徘徊在对素描、色彩等基础课程的掌握中，对纯艺术领域与设计艺术领域的界限划分没有清晰的认识，过分注重基础技法，忽视了设计思想的培养。

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模式处于一个转型期，市场也呈现出不成熟的发展态势，从设计竞标、设计研发、设计管理直至设计投入市场以及后期的设计效果反馈等一系列系统化、规范化的运作体系都尚未形成规模，而这种缺乏良性循环的结果只能带来混乱的市场秩序。

大众对设计艺术学科的认识还比较肤浅，居民的购买力还很有限，使得设计研发尤其是对中高端的开发存在一定的难度。在经历了相当长时间对西方设计的“拿来主义”之后，近些年来，中国的设计界终于意识到了“中国设计”的重要性。“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丧失了民族文化原创力的设计艺术是没有任何生命力的。中国不同的思想、宗教、民俗、地域环境造就了五光十色的民族文化，我们应该有理由相信，如果对这些文化进行深入学习、研究、发掘，将会对中国现代艺术设计产业形成一个“质”的提升，成为“中国设计”的一种文化身份标识，大大加强了中国设计在世界设计产业中的竞争力，而为渐趋多样化、多元化的世界消费方式所欣然接受。

展望未来，中国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必定遵循本土化和全球化结合的路径。中国已经加入WTO ，作为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的现代艺术设计产业，如何尽快实现国际化，如何在全球的竞争中站稳脚跟并长足发展，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战略课题。比起中国入世后的经济运行，现代艺术设计观念的转换和国际化则应该更为超前。及时掌握最新的科技资讯，以最新的理念和前卫的姿态来统筹我们的创意，才能带动和推进中国经济向更新的目标发展。在本土化的基础上，实现全球化。在国际化的竞争中失去民族特色是短视的，也是危险的。从文化角度看，特色和个性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基石。如何在向世界学习的同时，进一步强化民族意识，完善和凸显民族品牌，仍然是一个重大课题。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态势和设计战略的思考，都离不开对国际最新科技资讯的了解和利用。我们需要具备国际的和当代的胸怀与思维，也需要站在世界的高度对中国本土文化加以审视，达到本土文化和全球化的结合，从而进行新的提高和适时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