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历史论文范文

中外历史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历史小论文 探究活动 小组合作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962（2012）12（a）-0077-02

2011年高考历史科江苏卷有个突出的亮点和变化就是主观题的第22题“近代中国经济结构变动题”。本题第（3）问是一道历史小论文试题，该题设问如下，“（3）运用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论证陈旭麓先生提出的观点。（要求：观点理解准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清楚；200字左右）到了2012年，大题中继续引入了一道小论文型的题目，题目要求考生（2）运用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以萧公权的康有为研究为例，以“时代、史家与历史认识的修正”为主题进行论证。（9分）（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清楚；250字左右）这些历史小论文题目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思维和答案的开放性，能较好地鉴别出学生在历史学科方面的基本素养。

但是由于教师、学生平时对于历史论文写作的疏忽，导致这两年江苏省高考中这种类型题目得分普遍不高。如何提高历史论文的写作水平呢？常规教学中我们可以通过倡导学生撰写历史小论文的方式进行探究学习，本文以人教版必修三《中国传统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历史小论文》为例，浅析历史小论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 主题的确定——明确具体的学习（写作）目标

学习目标既是教学出发点，也是归宿，它支配着教学的全过程，教师在任何一项教学工作开展前，都必须明确：我想让学生获得什么知识？取得怎样的进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历史小论文的写作同样如此，在高考阅卷中，我们发现不少学生对于历史小论文的写作，连基本的着眼点都找不准，没有主题没有核心，出现这样现象的原因不外乎在平时的教学中就忽视了确定明确的教学目标、主题。对于一线高中教师来讲，教学目的的具体化，就是课程标准，这是引导一切教学活动的总方针，实际中我们应结合课程标准，结合教材，学生，硬件条件等具体情况，将课程标准分解为具体的可操作的，可评价的学习目标。以《中国传统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为例，在课程标准中并没有直接以该课的学习目标与标准，但我们可以间接借鉴到与本探究活动课内容相关联的单元，如第一单元《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及《古代中国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学习要点与标准，首先对“传统文化”的概念进行定位，通过了解中外历史上思想文化，科技、文艺、文学领域的重大事件，重大现象及相关人物；学会搜集并综合分析思想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相关资料，探讨思想文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影响；认识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多样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地区、各国家、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增强对祖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树立自觉传承祖国和人类思想文化遗产的意识。在其中要注意几点问题：①不要用空洞的教育目的代替具体的学习目标，如这一课的目标不是立即让学生成为祖国文化的传承者，而是要把握几个关键词，如“传统文化”，“过程”，“现在”、“未来”，这几个词都很大，可帮助学生具体为“传统文化”中的某一项具体，任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我们来看一组学生的选题：《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男女地位的古今变化》、《茶香溢史》、《中国陶瓷文化的发展和变化》、《春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服饰进化论》、《庆生》、《我与汉字——执子之手，与子同生》，《科举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些选题有具体的主题，便于学生搜集资料。行为动词具体化：该探究课教材给出的形式是“历史小论文”，但历史小论文不同于一般的作文，所以在学习目标确立中要明确历史论文与一般论文的区别在于何处，同时不是想通过一次写作历史小论文，就能“提高学生写作论文的技巧”，或学生在“写作上获得全面发展”学习目标的具体化不能含糊其词，不仅不利于学生论文写作而且不利于以后的评价。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特提供了一组正反两个学习目标供参考：

我们来看一下正反两个学习目标的对比：

正面：（1）学生能理解传统文化的含义、地位、意义

（2）学生能自主选择“传统文化”中的某个点

（3）学生能写出这个点中过去、现在与未来

（4）学生能明确历史论文的写作规范

反面：（1）使学生成为“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使学生获得全面发展（空洞、宽泛）

（2）提高学生的写作技巧（难以评价）

（3）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主体是教师，而不是学生）2过程的掌控——设计完备的活动方案

2.1明确了学习目的后，如何才能让学生有更好的表现？学习活动的设计非常重要，一个设计良好的活动可以有效调动学生参与的热情，较好的达成学习目标。在活动并更设计中要考虑的因素，活动主体、活动方式、活动流程，以历史小论文写作为例，呈现一个完整的探究活动设计方案：

活动主题：中国传统文化的过去、现在与将来

活动任务：通过探究，小组合作完成1000字左右的历史小论文，内容包括（1）本小组对“传统文化”中某一具体内容（如京剧）发展历程的简要介绍（2）本小组对该主题在当今社会发展的认识-及感情（建设等）。

活动准备：（1）教师拿出教学方案，根据课标确立学习目标，并明确传达给学生。（2）学生利用周末来上网或去图书馆等场所搜集资料，学生按一定原则分组（3 4人为一组）。

活动安排：（1）时间：2课时（课前准备时间为周末）（2）方式；小组合作课前搜集资料与整理第一节课整理资料，第二节课在全班展示汇报。

活动总结：结合各小组论文、学生互评、自评、和教师评价，确定本次探究活动课的成绩。

2.2 树立自主学习的意识：历史小论文的写作实质是学生自主学习的过程，自主学习的最终目标是让学生学会学习，最终不再依赖教师，教师要做的就是给学生提供学习的机会，学生通过自己对信息的发现及利用，得到的远比单纯的灌输多的多，当教师做到以下几点时，对帮助学生开展自主学习帮助很大。①激发动机、兴趣：传统教学太强调作业测验等，学生早已经厌烦，所以一种新的活动形式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②评价与反馈：活动不能流于形式，一定要建立公平公正的评价机制，才能进一步刺激学生在自主学习中的作用。

2.3开展合作学习

什么样的内容适合小组合作呢？有学者进行过该方面的研究，结果显示：含有互动、互助、协同、整合、求新、辨析、评判、表现等因素的教学任务适宜合作学习。’还有研究表明，当学习目标非常重要时，学习任务复杂或抽象时，问题有待解决时，要想培养发散性和创造性思维时，希望学生能牢记所学知识时，学生的社会性发展成为最主要的教学任务时，都应该使用合作学习方法。。探究活动课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等方面看，完全适合小组合作的教学模式。同时，论文不同于一般性的文章，它需要有详实的史料做支撑、有科学的态度做研究、有深刻的见解来充实：有严谨的笔法来写作，所以同样适合小组合作的形式。

但实践中，根据笔者这几年的工作经验看，发现小组合作往往会流干形式，一个3-4人的小组，也许只有一个或两个同学在认认真真的准备着、工作着。其他人则是采取“不闻不问”。只在小组挂一个名的态度。此时教师的指导作用就要发挥起来，为小组合作提供引导和帮助。确保每位同学在小组合作中发挥作用。

2.4规范写作技巧

采用小组合作的形式，这样便于学生搜集资料、讨论见解，在生生交流的思想碰撞中有更深入的思考，形成更加完整、深刻的认识。但是落实到具体实践，我们鼓励小组里的每位学生都拿起笔来进行写作，在实践中，笔者发现有不少学生将历史论文写成了作文，没有突出历史学科的特色。作为历史论文，就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①选题的意义②材料是否详实③论证是否合理④有无自己的见解。⑤语言是否严谨。

历史小论文写作必须注意以下几点：①要有逻辑性，历史小论文试题是论文，不是问答题，不能像记录流水账一样，而应以文章的形式来呈现。②要史论结合，不空谈，历史小论文应突出强调历史学科性，抛开史料乱发挥，是不可取的。因此，历史小论文不管是应紧扣选题以及围绕选题搜集的材料，从材料出发有史有论。③语言要严谨，因为历史学科本身的学科特色，要求学生不能以散文、记叙文形式去写作，而应采用严谨的文字形式。

3 客观的反馈——提供公正的评价机制

说到底，教学活动的有效性，要依据评价才能生成，教学能否更加完善，也同样依赖于评价结果，作为一种探究活动的历史小论文写作与传统教学在评价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它不是依赖于各种各样的考试，而主要依赖于教师自己在课堂层面的实施，不是依赖于纸笔测验，而更是“要求学生实际创作产品，或形成对问题的创造性回答并通过一解某种行为的表现交流答案”，它不是局限的结果评价，还是关注过程评价，“学生提供有关学习进程的信息，——根据需要可适当的修正措施，使学习成为一个“自我纠正系统”，从而更有效的促进学习”

3.1鼓励学生注重自我评价：传统教学中，教师是唯一的控制者，这对学生的长期的调整并不利，让学生学习自我评价是促成他进步的一个因素，以笔者在《传统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这一探究活动课中的实践发现，如果是由老师直接宣布谁写的好，学生有可能不服气，但当不同小组汇报完自己的见解后，学生对本组结论有了进一步清晰的认识，通过典范样本与自己进行了有效对照。

3.2形成协商评价机制：“单一主体的评价实际上是将某一种价值观视为唯一正确的冰强加于人，显然可取的。”5因为“探”位之于用小组合作的形式，所以小组形成这一的竞争、评价机制也是有效的方法。因此笔者就设置了小组打分这一环节，吸收各方意见，从而达成共识。

3.3评价标准的细化：当然，不管是教师、学生个人还是小组，要形成有效评价，必须有一定的标准，在历史小论文的写作中，就可以以主题、观点、史料、写作四个方面设置具体评分细则，指引大家进行客观的评价。

中外历史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历史教学 搭建平台 主动探究 优化教学

随着新课程的开展，历史教学要面对的是全体学生，对每一个学生充满信心和爱心，教师应当主动搭建锻炼学生的动脑、动口和动手能力的平台，让更多的学生有机会展示和发展自己的独特才能，让他们能实实在在地体验到成功和被其他人欣赏的滋味。探究性学习是以通过活动促进学生发展为目标，以教学实践为切入点，充分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学习、主动探究、主动实践，从而使学生产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和热情，并在活动中不断建构历史知识和能力，实现新课程下的优化教学。

一、历史学科开展探究性学习的必要性。

所谓探究性学习，是学生从学科或生活中的问题出发，通过形式多样的探究活动，采取以获取知识技能，培养实际能力，获得情感体验为目的的学习方式。历史学科的探究性学习，是指学生在历史教师的指导下，从历史学习和社会现实中选择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以自主学习、合作学习为基础，通过个人与他人合作的方式，学会对大量信息的收集、分析和判断，从而增强思考力和创造力。但学生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去主动探究，所以教师必须搭建学生主动探究的平台，让学生主动探究。

二、改变传统的授课方式，搭建主动学习的平台。

在新课程理念的指导下，教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面面俱到”的做法只能是一厢情愿，因为学生的学习兴趣得不到激发，学习积极性得不到提高，其对历史知识的掌握只能是被动的、低效率的，而其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就更死板、缺乏生气了。笔者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探究热情。

1.虚拟历史情境，培养情感体验，激发探究兴趣。

在讲授必修二中国古代手工业的发展时，我让学生扮演大秦商人，然后问他：“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到中国来买丝绸，怎么来呀？”“让你在中国接受教育，该上什么学校？”通过让学生融进角色，体验历史，真正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有助于中国古代经济史部分的教学，教师都可以借助虚拟的历史情境来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

2.搭建辩论舞台，创设探究空间，提高探究能力。

对中外历史人物的评价、历史事件的分析及历史现象的评论等，我在教学过程中鼓励学生敢于打破教材的定性结论，并结合所学知识展开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比如如何全面看待李鸿章，辛亥革命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国民政府前期的统治是否具有进步性等话题，我先布置学生查阅相关资料，然后在课堂上抽出时间让学生分成正反两方，展开辩论。这样，学生得到表现的机会，非常踊跃，课堂气氛也相当活跃。当然，学生辩论结束后，教师一定要画龙点睛，做出点评和总结。

3.密切联系实际，结合社会生活，挖掘探究资源。

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对学生来说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很陌生，而大量的历史知识又与社会生活相联系。因此，密切联系社会生活，帮助学生缩短历史与现实的距离，有助于让学生感悟历史，以史为鉴。同时也有助于使学生关注社会现实，挖掘探究性学习资源。在讲科举制时，我首先让学生讨论今天考试制度的利弊？让他们谈谈对目前的考试制度有什么新的建议？这个关系到每位学生切身利益的大事，一下子就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学生纷纷各抒己见。尽管有的建议显得幼稚，但也不乏创新思维的火花。从而拓宽了学生的思路，培养了学生的兴趣。

4.制定探究课题，开展探究性学习活动。

依托历史教材，可以选取不同类型的探究课题。比如三本必修两本选修教材后独有学习和探究比如图说中国经济的发展，对社区居民生活方式变迁的调查等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培养探究学习的能力。只有努力转变以往那种学生在课堂上被动地听和记，课后完成作业，临考前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才能真正将探究性学习落到实处。课堂上教师要教会学生掌握探究性学习的基本功，指导学生撰写历史论文，帮助学生寻找、搜集和利用学习资源，逐步掌握探究历史问题的方法。

5.改变考查和评价方式，优化探究学习环境。

传统的应试教育以考试成绩为指挥棒，强调学生对历史知识的记忆和掌握，不利于学生个性的培养和素质的提高。在探究性学习下，考试仍然是一种检测学生学习状况的重要手段，但是，在考试形式和考试内容上应该有所改革。

改变以往以考试成绩的高低作为评价一个学生学习好坏的单一标准，努力做到评价方式的多元化、客观化、公正化。关注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为成绩一般的特长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对成绩差而又无特长的学生也要多鼓励、少批评，尽量从他们身上寻找闪光点。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全体学生开展探究性学习的兴趣。

历史学科是人文教育的一门重要学科，在学校德育工作中负有重要使命，在新课程改革浪潮的推动下，历史学科更应该深入开展探究性学习，努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民族精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傅道春编著.新课程中教师行为的变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关文信主编.新课程理念与课堂教学行动策略丛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3]朱永新著.我的教育理想.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布鲁纳教育论著选》布鲁纳著.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外历史论文范文第3篇

还有一些老师没有直接给我们授课，但是也有所接触和了解。

这些老师中，首推周一良先生。我们入学时，周先生是历史系副主任，世界史教研室的教授。他没有给我们上过专业课，但是教授中第一个给我们讲课的就是周先生。那是系里搞入学教育，他作为专家型的领导给我们讲了一课。主持人给我们介绍了他的职务，还特别讲到，他是共产党员，是知识分子无产阶级革命化的代表。讲课内容大部分记不清了，好像主要是灌输专业思想，讲历史系的学生就要热爱历史学习历史，不仅要热爱学习中国历史，还要热爱学习世界历史，学习历史具有的重要意义；还讲到考上了北大，千万不要骄傲等等。刻骨铭心的是周先生那种学者风度和气质，中等个，白净脸，不太浓密的白发梳理得有条不紊，穿着得体，衣料高档，裤缝笔直。尤其是他的举手投足，都显示出高级知识分子的儒雅气度。当时令我们惊讶和不解的是，他手上竟然戴着一只金戒指，以至有些思想比较“左”的同学，觉得他不像共产党员，而像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这是周一良先生与夫人结婚时的定亲信物，已经戴了20多年。据周先生在《毕竟是书生》一书里讲，1966年一开始，周先生为了怕找麻烦，就想摘下来，由于年深日久，自己已经取不下来，还是到海淀找行家锯断才拿掉的。

后来得知，周先生祖籍安徽东至，生于山东青岛。民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他的父亲就是天津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周叔，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藏书家、文物鉴赏家。中批判刘少奇讲的“剥削有功论”，就出自刘少奇在天津与他的谈话。

周一良先生出身世家，家学渊源，自幼聪明好学的他1931年就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翌年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5年毕业。与杨联升同是陈寅恪的弟子。他才华过人，连杨联升都承认，在当时的青年学者中，周一良是最有希望继承陈老先生衣钵的。后来他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获博士学位，1945年，傅斯年向为北京大学延揽人才的胡适推荐人选，周一良排名第一。1946年，陈寅恪到美国去，见了赵元任，还特别打听周一良的消息，对他的状况极为关注。1946年，周先生怀着“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心情回国，任燕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一年后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49年转任历史系教授，并曾兼系主任。1952年以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亚洲史（后改亚非史）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及主任。还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人类科学文化史》第三卷编委会编委、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周一良先生通晓数种外语，甚笃汉学，学贯中西，学术成果颇丰。论著已结集者有《魏晋南北朝史论集》（1963）及《魏晋南北朝史札记》（1985）。此外，他对中国佛教史及敦煌文献也有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他对日本史和亚洲史造诣尤深，培养了一批亚洲史及日本史的教学和研究人才。这个领域的著述代表作是高校教材《亚洲各国古代史》。上世纪60年代周先生主持过世界现代史教材的编写，又与武汉大学教授吴于廑共同主编了4卷本《世界通史》（他负责东方及中外关系部分）。我们在学校学习世界史上课用的就是这本教材。该书1988年获得国家教委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1981年，周一良以近古稀之年应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后任常务副主任，并兼任分支学科三国两晋南北朝史主编。周先生于2001年10月23日逝世，他在中国史学界特别是在世界史研究方面，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我们与周先生再次直接接触已经是开始以后了。记得是1966年6月初，我们从半工半读的昌平分校奉命回本校参加，最初住在东操场第一体育馆。不久，工作组进校进系，就开始组织学生揭发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天晚上，疯狂了的学生首先把系里行政领导拉上台上批斗，然后就是大牌教授们。记得周先生参加会议时还是衣着光鲜，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突然被几个“革命”得出奇的学生吼叫着点名押上主席台，让他与其他十几位党政领导一起低头认罪，接受批判。当时好像还有人要动手打他，被一个还懂一些政策、头脑尚比较冷静的人拦住了，但却没有也不可能阻止住周先生从此走向厄运和政治恶斗的旋涡。他的家被抄，人被打，还戴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美国特务”、“老手”、“老保翻天急先锋”5顶大帽子。第一个是指副系主任、总支委员，第二个是指知名教授，第三个是指在美国待过，第四个是指他在燕京大学当研究生演讲时的照片上有旗，第五个是指他中反对过聂元梓，总之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让周先生更加知名和富有争议的,就是他后期参加“梁效”写作组了。他是这个写作组的“四老”之一，后备受知识界的诟病。据说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曾以“一个老朋友”的名义给周先生修书一封，内容只有4个字：之尤。难能可贵的是，周先生对这些事的态度，淡然处之，还一度把这4个字压在玻璃板下，以资警惕。当然，后来人们逐步了解到事实真相，都有所表示。启功先生与周先生在后人的调解下，也虽未相逢一笑，却抿了以前恩仇，并且互相赠书，以复往日情谊。

1980年，北大校党委曾宣布：周一良等同志参加“梁效”工作，是由组织派去的，他们在“梁效”期间犯有错误，写过错误文章，应以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待，进行解释，他们个人是没有责任的。虽然如此，周一良在政治上人格上还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尽管后来不少人都理解了，毕竟还有早逝而未得了解真相没有释怀的，陈寅恪先生就是这样，他的全集中，就把所有涉及周一良的内容都删去了。须知，周先生可是他当年最器重的门生啊！

周先生的儿子在文章中写道：解放前夕，周一良同情共产党，在家里曾掩护过朱基、艾知生等共产党员，后来，父子俩由于经历不同，一些政见不一，曾多次辩论，一次周先生甚至摔下筷子拂袖而去。读到这里，不禁感慨万端。

为情而殇秦文炯

秦文炯老师是1957年毕业的师长，他当时是汪先生的助教，在课下给我们当过辅导老师。他个子很高，白净略长的脸，讲起话来也是川音普通话还有些口吃。中跟我们接触较多，毛笔字写得很有特色，字如其人，清秀俊雅，一笔一画，一丝不苟。

我们毕业后不久，忽然听说这位四川才子已经死于非命，原因是老婆在青海，调不到北大，只好舍弃母校，调回青海与老婆团聚。没想到发现老婆早已红杏出墙，一气之下，投河身亡。听了此讯，我们一是为英才早逝不胜痛伤，二也叹息他太没出息，为了一个不贞的女人竟如此奢费自己的生命，堂堂北京大学一教师，找个女人做老婆是件容易的事，干嘛非一棵树上吊死！近40年后，才知道秦文炯娶的这个老婆是四川军阀王陵基的外孙女，是他苦苦追求的女方，自然一往情深，投入甚多。中才在北大结的婚，1970年就为她“殉情”。大概是满怀希望而又失望至极。无论如何，这也是不值得的。

从助教到专家的吴宗国

吴宗国是辅导过我们的另一个青年教师，他身材魁梧，性格内敛。他也是从事隋唐史的研究的。前接触不多，因为辅导是到学生宿舍，预先若不通知，去图书馆学习的同学们不一定都能见得到。接触多是中工军宣队进校以后，吴宗国老师与张传玺老师一块儿在我们班，算是“一条战壕的战友”。他们上班就到我们宿舍，一块儿讨论问题，一块儿开展所谓“大批判”。记忆中，吴老师得毛笔字写的也是端端正正，像他的面目表情一样，不苟言笑。那时候一个系一个“大批判专栏”，我是负责人。稿子一般由学生撰写，抄写大字报则大部分由教师们特别是年轻教师完成，因为他们这个年纪，从小都练过毛笔字，有一定功底，写起来又都很认真。老师们没有了师道尊严，和我们关系处得像同事一样。毕业后，与吴老师再无联系。

2007年下半年看80集电视连续剧《贞观长歌》，忽然发现该剧片头字幕里数位顾问的首席便是“吴宗国”，很为自己有这样的老师而自豪。可随着剧情发展的荒诞，我不禁又琢磨起来：吴老师这顾问是怎么当的？让编剧这么如此蹂躏历史？比如把魏征描写得那么格调低下，还有唐太宗很赏识准备立储的一个太子，极具才华和胆略，可却骗奸了政敌的妻子，十分下作等等。再后来，见一家媒体披露：《贞观长歌》剧组只是让“顾问”们给电视剧提提意见，况且只让看了两集，并没有说当顾问一事。电视剧播出后，他们还莫名其妙呢。

最近，从网上查了一些资料，发现吴老师后来在隋唐史方面研究成就斐然。从政治制度到社会变迁，从科举取士到治国方略，从文化思想到人物评点，都有他耕耘过的痕迹。他撰写了不少有一定影响的著作，如《唐太宗与贞观之治》、《唐玄宗》、《唐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隋唐五代史》等等，可谓是北大历史系隋唐史研究的领军人物。

默默无闻张注洪

张注洪先生，中等个，50多岁的小老头，貌不惊人。我们印象中，前是历史系资料室的资料员。当时他年纪已经不小了，问他的情况，介绍说好像历史上有问题，所以不让讲课，在资料室做些工作。我们到系资料室查资料的时候很少，因而接触不多。偶尔见他，话很少，一副谨小慎微、唯唯诺诺的模样。但问起索要的资料，他了然于胸，一翻就能找着，说明他肚子里很有些东西。

后，张注洪先生的历史问题可能也不算什么问题了，其专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原来张先生1946年考入清华大学，先在外文系，后转入历史系，又调整到北大历史系，1952年毕业留校工作。曾在世界史教研室，又到近代史教研室。1957年被错划为以后，近30年默默无闻，后终于“大器晚成”，著有《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述略》，《中国现代史论稿》，成为北大历史系硕士研究生和外国进修生导师、教授，还担任了中国近代史史料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理事，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会理事，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所顾问等职务。他的成就说明，坚守在北大，不怕坎坷与曲折，自己又耐得住寂寞，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就会有丰厚的回报。

独辟蹊径张广达

还有一位也很值得一提，那就是张广达先生。我认识他也是在中，也是办大批判专栏抄墙报稿。张先生是主力，他的毛笔字写得又快又清楚，他本人的态度更是没说的，给多少抄多少，说什么时候完成就什么时候完成，从没说过“不”字。听人介绍说，他曾被划过，后来虽然摘了帽，但“摘帽”仍然是悬在他头顶上的一把剑。一来，他心有余悸，唯恐再出问题，所以一直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现在想起来都非常愧疚，竟然把人家当劳动力使用。

其实，张先生是解放后北京院校调整后北大历史系1953年首批毕业生，外语功底扎实，又有幸接受了众多名家的浸润，学问底子已经比较厚实。反右以前，已经崭露头角，尤其是几部译作已很有影响。但是帽子让他1978年才走上讲台。中间有10年大多是体力劳动，与历史和学问绝缘。但是坎坷的遭遇，用他的话说，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他没有在历史的旋涡中沉沦，而是艰难地坚守，终于在后喷薄而出。他先后担任北大历史系教授，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秘书长，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主持的《中亚文明史》中国编委，法国亚洲学会会员，《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委会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张先生的专业特长是唐史、西域史、敦煌吐鲁番出土官府文书、中外文化交流史。他还通晓多种外语，治史注意借鉴中外历史学家的经验，重视利用出土文书资料考证中外文化记载。他的研究重点是：西域史地，特别重视唐代典章制度和中原文明对西域绿色国家的影响，唐代以来多民族在西域的活动，多种文化在西域汇聚和汇合的过程。他的论著十分可观，书籍有《大唐西域记校注》、《海舶来天方，丝路通大食――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历史联系的回顾》、《天涯若比邻――中外文化交流史略》等等。他撰写的有价值有影响的论文和译著，汇集一起，让人叹为观止。由于他较强的外语能力，1981―2004年间，曾应邀到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校和研究单位访问和讲学，比如到荷兰莱顿汉学院，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做研究员；到法国巴黎高等实验学院与高等师范学院、法兰西学院做讲师、教授；到瑞士日内瓦大学、美国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研究员和全时教授。可以这样说，在这方面张广达先生在北大历史系的教师中独树一帜。

背负半生恶名的商鸿逵

商鸿逵先生则是另一种类型。他没给我们任过课，但我们认识他却较早――原因却是他背负半生的“恶名”。

原来商先生1932年就考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院研究生，从师著名文学家、新文化运动干将刘半农。其间，刘半农曾带他3次去见名妓赛金花，并在一起吃饭交谈，当然主要是赛金花述说。商先生根据老师刘半农的意旨，把赛金花口述的内容，整理撰写成一本书，这就是遗传后世的著名的《赛金花本事》。然而，北大文科研究院院长胡适知道后，认为商鸿逵作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院的研究生，屈驾为一个作传，“不成体统”，“有辱斯文”，非要开除他不可。商先生只好写一份检查了事。但是商鸿逵先生却落下了“黄色文人”的不佳名声。

解放后，不少人的看法并未发生本质的变化，北大历史系同样如此。我们认识商先生，源于这样一个背景。当时，由于时代观念的局限，我们也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商先生。十年浩劫中更不用说了。老是觉得这个个子不高的老头不怎么地道，而且他还满不在乎，依然故我，瞪着两只大眼睛，眼珠还滴溜滴溜地转，没有多少大学教授的气质。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商先生原本就是一个宽宏大度、永远达观的人，什么情况他都敢于面对，不论别人如何看他。他还特别热情，乐于助人，喜欢发表自己的看法。在学术事业上，他一开始跟着刘半农治文，途中刘半农病逝，胡适劝他师从孟心史（孟森）治史，最后成为一位文史兼治的大家。解放前在中法大学就被聘为教授。

后，这位老先生也迸发出无限的活力，在明清史的研究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首先为他的两位先师整理著述，刘半农逝世第二年，他就编辑出版了《半农杂文二集》；后来，又为孟心史先生整理出《明清史论著集刊》、《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明清史讲义》、《满洲开国史讲义》等多部著作，使两位著名学者的学术成果得以传承。在明清史的研究方面，他有着多方面的突破，比如对康熙的充分肯定，对清孝庄文皇后的正名，对清初内地人民反清斗争的科学评价，对清初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客观论述等等，都在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专著《明清史论著合集》与《赛金花本事》，负有盛名。

商先生晚年为了挽回以前20年被耽误的时间，拼命工作，终于在76岁时，因劳累过度，患脑溢血逝世。2007年1月6日，北大历史系和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商鸿逵教授百年诞辰纪念会”，给商先生以很高评价。

考古名师吕遵谔

吕遵谔老师就是在我们参观考察周口店中国猿人旧址时作讲解的那一位。他中等身材，白净微胖的面孔，他的讲解让我永远记住了他，尽管他以后很少给我们上课。他渊博的考古知识，生动活泼的解说语言，拉近了我与历史学科尤其是考古学的感情。遗憾的是，作为中国史专业的学生，无缘得到他更多的授业。再见面就是十年浩劫中了，不知为什么他会被打成“特务”，而且被打得够呛。

他是1949年20岁时考上北大历史系的，1952年作为考古专业设立时选中的5名学生之一，于1953年首届毕业，从此留校任教，哪有机会当什么“特务”呢？那个疯狂的年代，荒唐得令人不可思议！大难不死，这位一入学就从师著名科学家裴文中先生而且学习成绩优异的考古专业的老师，也同其他中受迫害的老师一样，后焕发了学术青春，一发而不可收，成了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后来独立的考古文博学院的顶梁柱。他不但担负起繁重的培养我国高端考古人才的教学任务，而且多年活跃在全国各地考古第一线，为我国考古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成为博士生导师。

“劝降教授“杨人鞭

我与杨人鞭先生只见过面，没有更多接触过。我们看到的先生是一个小老头，身体单薄而羸弱。那时候，他是所谓“资产阶级反对学术权威”，没有太多的了解。后来翻了一些资料，才知道他十分了得，早就是学有专长的史学专家。

杨先生早年就是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北京解放前夕，提出和平解放的八项主张，傅作义将军举棋不定，在一次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杨先生作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和著名艺术家徐悲鸿力劝傅作义接受的主张。杨先生还说，如果傅先生实现北平问题和平解决，我将在修史时为你大书一笔！庆祝建国60周年的50集电视剧《解放》中，写到北平解放时还记述了杨先生的这个闪光点，我以为这才是共产党人对待爱国知识分子的正确态度。

杨先生的学术特长是世界史，尤其是非洲史，代表作有编译的《法国革命史》，专著《非洲通史简编》，在史学界都享有盛名。后来，北大历史系还专门设立了杨人鞭青年世界史论文奖。

近代史专家邵循正

邵循正先生也是位个子不高的小老头，貌不惊人。这位1909年出生的清末进士的后人，虽家道中落，却聪慧异常，酷爱读书。1928年考上清华政治系，后又考进清华研究院，改学历史专业的研究生。他致力中国近代史的研究，20万字的硕士毕业论文《中越法关系始末》成为他的成名作，并奠定了他一生的学业基础。由于他成绩优异，著名学者陈寅恪尽管不是他的导师，却破例推荐他到法国留学，并到德国柏林大学进修。学成归来，先后在清华、西南联大历史系任教，并担任讲师、教授。

邵循正博闻强记，满腹学问，他在西南联大做过一次演讲，时间是在晚上，学生们慕名而来，听者如云，座无虚席，他的老师其中包括吴宓都到了。刚要开始，却停电了，等了一会儿，仍然没有，邵先生便抛下提纲，摸黑讲了起来。依然是旁征博引，有声有色，听者无不为他的渊博学识、高超见解和非凡的记忆力所折服。“黑暗之中，鸦雀无声，无敢哗者”。演讲结束，掌声雷动，无不称叹。

1952年，他成为清华历史系系主任，合并到北大历史系后，担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国社科院第三研究所（即现在的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他在蒙古史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利用他通晓英、法、德、日、波斯、蒙、满等多种语言的优势，把蒙文资料、波斯文资料、汉文资料、满文资料和西欧诸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糅合参证，互纠讹误，做了很多史实订正工作。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有很深的造诣，被史学界称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奠基人。1949年后，他利用对中外关系的了解，开拓对中国国内政治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资产阶级问题的研究。他是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委员，并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他的著述代表作有：与翦伯赞、胡华合著的《中国历史概要》，与陈庆华合著的《中国史纲要》第四册，《邵循正历史论文集》、《素馨记――纪念邵循正先生论文集》。

先生如此有才学，由于“左”的原因，曾受到不公正待遇，中更是变本加厉，所以在我的印象中，他总是一副拘谨的样子。后期，提出要组织一批专家学者标点二十四史，邵先生名列其中。结果由于劳累过度，1972年4月，这位著名历史学家，没有等到十年浩劫结束，便带着满腹惆怅，溘然长逝。

“梁效”主笔范达人

范达人老师，熟悉的人，特别是熟悉后期“梁效”大批判组的人大都知道他。他的经历富有戏剧性，让人叹息时代对一个人命运的捉弄，哪怕这个人才华横溢。范老师前在我们系就小有名气，年轻，富有才气，担任过系里团组织的负责人，业务好，是系里重点培养的对象，发展空间很大。往往前的“红人”，一开始便会受到更严厉的冲击。范老师也不例外，结果被当成“修正主义苗子”，被斗得稀里哗啦。后来就不太注意他了。没想到他的一生从小到老，会有如此“丰富”的阅历。

他原籍浙江绍兴，生于上海，出身官僚地主家庭，但他1956年就加入了中国人民，然后上军校，表现一直很好。后来考上北大，原来在东语系，又转入历史系学习，1962年毕业，留系工作。一开始搞政工，后自己坚决坚持搞业务，到世界史教研室当了教师。前曾负责历史系的学术批判工作。一开始，他也不理解，写了一张批评聂元梓的大字报，结果可想而知，惨遭批斗。特别是工军宣队进校以后，他成了地地道道的革命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他老老实实接受批判，下乡时表现极好，整天背着药箱给贫下中农看病（他在部队时当过卫生员），又被系里当权派认可，让他参加了系革命大批判组，重获重用，更加积极。他参与起草的4篇文章在《红旗》杂志发表，为此获得两项荣誉：一是被推荐为中国科学院考古小组成员到秘鲁、墨西哥考察美洲古代文明，一是被定为全国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了会议。这在当时都是了不起的荣誉。

1973年10月，范达人受命参加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并担任写作组组长。当知道这个大批判组是主席掌控的底细后，他受宠若惊，拼命工作。这个大批判组改名“梁效”，就是他的提议，而且获得了的赞同。当时这个名为“梁效”的大批判组，威风凛凛，名闻遐迩，在两报一刊（《人民日报》、《报》、《红旗》杂志）经常发表重量级的文章，担当着引导中国“”舆论的重任。“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是那个时期舆论走向的真实写照。公平地说，“梁效”在期间曾被“”利用，制造了不少反动舆论。“梁效”总共发表了181篇文章，范老师执笔和参与的就有28篇。他领导的写作组被称为“尖刀班”，他是主笔，乃“尖刀班班长”。所以结束，“梁效”被封，范老师与其他人一样，被隔离审查了好长时间，还在半步桥监狱关了一年多。释放后，结论是“没有问题”，但是被规定“三不”：不准上讲台讲课，不准发表文章，不准出头露面。1980年以后得以“解套”，1987年在中国文化书院被评为教授。后赴美，任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著作有《当代比较史学》、《“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

“硬骨头”郝斌

历史系中挨斗厉害的要算郝斌老师了。我印象中，前郝斌老师没有什么名气，加上他又带队下乡搞“四清”，对他不太熟悉。他曾给同学们讲过党史，可能是现代史教研室的教师。据说郝斌根红苗正，是烈士子弟。我们相识是在中批斗他的时候。罪名是“反对”，自然是罪莫大焉。原来郝斌老师带队参加“四清”，学生里有的女儿李讷（音nè而非人们惯叫的nà，我们系1959级的学生），可能她也是一个负责人，因为对“四清”所在大队干部私分的玉米棒子究竟是红色的还是白色的，意见发生了分歧，彼此之间有些矛盾，结果就被一些人上纲上线成“反对”。那时候反对，那还了得？把郝斌往死里斗。每次都是“坐飞机”（即把被斗者的两只胳膊反绑起来，监押者使劲儿把反绑的胳膊向上掀，使被斗者弯腰90度甚至更多,极其难受）。但是令人佩服的是，怎么斗，郝斌都坚决不承认自己反对。让我说，中，历史系的老师们，凡受过冲击的，郝斌的骨头是最硬的，虽然他身材弱，体单力薄。其实，斗他的人们，也不一定认为他就是反对，这是按“反对的女儿就是反对”的逻辑推理出来的。可当时“左”得要死，谁敢说“反对的女儿”不是“反对”？幸亏郝斌出身好，不然就顺理成章了。进校后，也许看这个案子实在是证据不足，太过勉强，才把郝斌解放出来。不然按中制定的五条，他早就没命了。后来郝斌老师先后担任了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北大党委副书记，北大校友会常务副会长。

平易朴实的马

我们二年级的辅导员是马老师。大高个，河北邯郸人。他也是1964年北大历史系毕业的。他本人是个艰苦朴素的模范，下身经常是一条旧军裤，上身是一件中式的对襟褂子，冬天经常披一件军大衣，十分朴实。他平易近人，不摆官腔教训人，有时候还挺幽默。

记得他给我们讲过一个笑话：有一个外籍汉学家，中国话没学地道，说话常常辞不达意。有一次，他和同伴一起到中国一个村子搞调查，一只狗突然向他的膝盖扑来，他赶忙向他的中国同伴呼喊求救：快，快，狗到我的膝盖上吃饭哪！原来他不会说中国的“咬”字。

开始，8月18日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并给清华附中的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以后，改名风日盛。有人突然给马贴大字报，说他竟然敢起一个辱骂林副主席的名字，勒令他立即改名，他赶紧把名字改为马东彪。

马老师对同学们要求很严格，而他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中，有一个时期，我在半工半读的北太平庄躲避学校武斗，他在那里负责管理“黑帮”劳动。系里从农场里接收了大片苹果园，正是苹果即将成熟的时候，他从不容许任何人擅自摘苹果吃。总是他去苹果园子里巡视时，发现有自己落下的苹果，就捡起来拿给我们解馋，他自己从来不吃。在他的影响下，大家也都很自觉，我在那里待了几个月，也有自己一个人到苹果园巡视的时候，从没有违反过纪律。要知道，那是个非常时期，况且那里也没有几个师生。成百亩的大果园，我们尽情吃，也不显山露水。可我们那时还真有点过某地不摘苹果的精神。

上世纪80年代中末期，在邯郸召开的河北省历史学会的一次年会上，我突然见到了马老师，原来他为了解决夫妇分居，从北大调到邯郸市文物局。在考古方面俨然是邯郸的专家。记得他当时叹息现在的年轻人，害怕艰苦，不愿在野外做考古的发掘工作，远没有原先搞考古的人事业心强。原来他偌大年纪，还经常到文物出土现场，带领人们做具体的发掘工作。在农村住，自己搞饭吃，异常艰苦。我感慨不已：一个人长期养成的秉性和精神，想改都难。

一代史家翦伯赞

上北大历史系念书以前，孤陋寡闻的我并不知道翦伯赞的大名，不像其他一些有志于历史研究的同学是慕其名而来。只是到学校以后，才零零碎碎地听到一些关于他的介绍。知道他是仅次于名闻遐迩的郭沫若、范文澜的历史学家，是历史系系主任、北大副校长。说心里话，当时对自己能到翦伯赞担任系主任的历史系学习，并不感到有多么荣幸，反而觉得北大历史系怎么没让范文澜来当系主任。原来还心想，不知翦伯赞什么时候能给我们讲课，后来才知道自己的这些想法是多么浅薄无知而又可笑的。

入学几个月以后，在历史系欢送1960级毕业、欢迎我们1964级入校两会合一的全系师生大会上，才得以目睹这位身材瘦小神情严肃的老人的风采。再见面恐怕就是1966年寒春我们到昌平半工半读的开学典礼上了。

后来听说翦老是湖南桃源人，羡慕他能有这样人间仙境般的美妙祖籍地。又听说他是维吾尔族，便惊讶他的相貌怎么与新疆的维吾尔族人相去甚远，而且居住在距新疆如此之远的地方。后来得知，他的祖先哈勒八士是西域高昌畏吾儿哈勒将军后裔，公元14世纪中叶，元亡明兴时，明太祖朱元璋为巩固其统治地位，仍起用部分元朝官员，因哈勒八士擅长武功，屡立战功，遂将义女吐叶公主赐给八士为妻，并赐姓“翦”。但同时，他也很担心哈勒八士重新投向蒙古族统治者，为断绝他与蒙古人的历史关系，贯彻其以夷制夷的怀柔政策，遂于1372年（洪武五年）将他调往南方，封他为荆襄都督，晋封为镇南定国将军，加太子太保衔，镇守湖广辰常一带。翦氏至第七代因故失其官爵，子孙或农或商或仕，定居于湖南桃源，至今已有26代、600多年历史，有万余后裔。

前，听到关于他的信息自然都是正面的，比如他早就是共产党员，曾担任过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商震的秘书，是我国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历史研究有着重要贡献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他的负面信息逐渐风言风语地多了起来。比如他的“让步政策”史学观点受到了的点名批评，“历史主义”也遭到当时理论界一些“左派”的诟病，系里也有人议论说他埋头学术研究而不关心政治，连当时中国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中央制定的“前十条”、“后十条”都分不清。

开始不久，翦老被当作“老手”、“反动学术权威”常常被揪出来批斗。当时他已年近7旬，还身患重病，仍然是批斗传审，天天不断，有时还遭到拳打脚踢，坐飞机，每天被斗十几小时。在1966年6、7、8这3个月中，被斗100多次。他有一次被从厕所揪出，有人将粪纸篓扣在他的头上，几乎被打死。聂元梓、孙蓬一几次开万人大会斗翦老。翦老卧床不起，就让用平板车将翦老拖到会场，不许坐下。翦老站立不稳，就让双手扶着竖起的长凳腿站着，一斗就是几个小时。老人的身心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摧残。

后来北大只顾打派仗了，一两年都没有听到翦老的消息。直到1968年下半年，才从主政的工军宣队那里听到关于对翦伯赞、冯友兰这样的知识分子要“给出路”的政策精神。令人吃惊的是，时间不长，就听到翦老夫妇双双服药自尽的消息。还听说，为此事总理气坏了，把“肇事者”那个中将叫来，让人一把将他的领章帽徽拽了下来。以前关于翦老，就知道这些。

后来，从有关资料上查出了准确的信息：翦伯赞，中国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他的确是湖南桃源的维吾尔族人。1898年4月14日出生于此。1924年夏去美国，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专攻经济学。1926年1月回到北京，从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的研究。从1930年开始，积极参加有关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论战。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任南迁的北平民国大学教授，出版名著《历史哲学教程》一书。抗战期间，发表60余篇历史论文，还著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内容翔实的《中国史纲》l、2两卷。1946年5月到上海，与张志让、周谷城等组织并领导“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兼任大夏大学教授。1947年10月到香港，任达德学院教授。1949年2月1日到达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并被选为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和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从50年代初开始，翦老即致力于史学建设。首先发起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共11个专题，62册，约3000万字。他亲自主编其中《戊戌》和《义和团》两个专题。从1961年春开始，兼任全国高等学校历史教材编审组组长，主编通用教材《中国史纲要》和《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资料》。他，批评史学界从5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极“左”思潮。1966年“”开始，他被划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1968年12月18日夜，与夫人同时在北京大学含冤弃世。1978年9月1日，北京大学党委为翦老昭雪。

翦老最大的贡献在史学方面。无论解放前出版的《历史哲学教程》，还是解放后面世的《中国史论集》、《历史问题论丛》、《中国史纲要》（主编）等著作，都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翦老主张：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严格按照历史实际来分析和研究历史，史论结合，言之有物。他重视史料的整理和应用，抵制唯心史观及虚夸学风。他敢于说真话，坚持自己的良知，勇于顶住恶势力的进攻，伸张正义。因此，在黑白颠倒的年代，就无法避免一场悲剧性的结局。

关于翦老，从章诒和《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记父亲与翦伯赞的交往》一文中，了解到翦老解放后心路历程的另一面。解放初期，他也曾“左”过，但是对于50年代后期越来越“左”的政治氛围，也是越来越不适应，而且越来越反感。在学术界，自从陈伯达发表了历史研究要“以论带史”的谬论遭到翦老的强烈反对后，翦老就陷入到万劫不复之中。随着的不断深入，翦老终于带着相濡以沫一辈子的夫人，用极端的方法，离开了他自己越来越不理解的这个世界。

翦老夫妇自杀离世，早就真相大白。原来发出对像翦伯赞、冯友兰这样的知识分子要实行“给出路政策”的指示后，他们的待遇还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从被关押的地方搬回到北大校园内风景优美的燕南园。翦老夫妇甚至还欣喜地参加了有关方面的落实关于“给出路政策”的会议。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为时不久，更大的厄运又来到他们的面前。原来，当时中央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人员在副组长巫中的带领下，来找翦老，让给刘少奇的一条所谓罪状作证。翦老实事求是地说明自己不清楚这件事，无法作证。然而极“左”到顶点的这位部队出身的副组长，蛮横到了穷凶极恶的程度，面对这位心有余悸而又坚持操守的老人，威胁、恫吓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掏出了手枪。翦老仍然不为所动。气急败坏的巫中再次恶言相逼。对这个专案组副组长及其后面的恶势力，翦老最终选择了夫妇二人服下十多天攒下的安眠药，以死抗争。知道此事后，大动肝火，和把谢富治叫去狠狠骂了一顿。谢富治又如法炮制，把负责北京军管的一位副军长骂了一气。最后只给这个巫中一个“严重警告”的处分，虽然后来还让他回北大检讨了一年，但是无论如何，翦老这样一位誉满天下的一代史家，毕竟是死于非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