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哲学关系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2 08:45:47

艺术与哲学关系论文

艺术与哲学关系论文范文第1篇

一、先秦儒家管理哲学的个案研究

对荀子管理哲学的研究,学者们进行的比较深入,有几篇硕博论文分别从不同研究方向进行了详尽阐述。于海舰《荀子管理哲学思想研究》沿着荀子的哲学观点,如“天人关系论”、“人性论”、“明分论”,来探讨管理的主体、管理的本质、管理的手段、管理的终极价值等问题。从“明于天人之人”和“制天命而用之”的天人关系论突破了“天命论”的枷锁,使人成为管理的主体;“群居和一”的群观念,为管理设定了终极价值目标;“明分论”和“礼法论”为实现管理目的提供了合乎天人的管理方法论;“隆礼重法”的管理思想;从“以礼分施”的君道论等哲学观点谈起,把人的问题分析明白,而后向管理层面落实,详细探讨了“明分论”和“礼法论”在其管理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余森华的硕士论文《<荀子>的管理哲学特色研究》,从荀子管理思想的理论基础、“修身”思想与自我管理间的关系、“王霸”思想与公共治理的关系、荀子管理哲学思想与现代管理的关系四个方面,审视《荀子》思想的管理之“用”。阮艳的《荀子的管理哲学思想与现代管理》采用历史研究的办法,通过整理和分析《荀子》及相关哲学思想的研究资料,从现代管理学意义上的管理前提、管理组织、管理主体、管理方法以及管理目标等五个方面对荀子的“化性起伪”、“明分使群”、“尽伦尽制”、“隆礼重法”、“求治去乱”等思想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另外,此文还将荀子的管理哲学思想与西方的X理论、马克思•韦伯的组织理论以及管理方法、管理目标等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探讨其差异和通融之处,阐释了荀子管理哲学思想之精华。

对于周易管理哲学的探讨,就所涉及问题而言,应该说比较全面,但他们共同存在的问题是宏观而不具体,从外部即儒家研究《周易》管理思想,或者说用一般儒家的管理思想看《周易》经传管理思想,未深入到经传内部。黄新根的博士论文《<周易>管理哲学研究》在吸收前贤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从《周易》经传出发,通过解读《周易》卦象符号和文辞,全面系统地探讨《周易》经传的管理思想。把经传管理思想分开研究,指明《周易》管理思想是其固有的,与西方管理思想不同,有自己的特色。文章客观理性地分析了经传管理思想的优与劣,提出真正建立《周易》管理学必须扬长避短,融合中西管理思想。黄宝先《<周易>的管理哲学》一文,从其管理体制———科层制出发,从“盛德大业”的管理目标论、“阴阳之道”的管理决策论、“变易协调”的管理方法论、“民为邦本”的管理主体论几个层面论述了其管理哲学。他认为,科层制管理思想是《周易》管理哲学思想的精华,只是思想太超前,没有适宜生存的环境和土壤难以推广。张耀天的《周易管理思想初探》一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中国管理哲学的发展趋势,从“道器不离的形而上学论”、“以和为贵的管理目的论”、“大道至简的管理方法论”及“以人为本的管理价值论”几个方面阐述周易管理思想,并理顺了周易管理哲学的基本体系。许尔忠《<周易>的管理哲学智慧》一文,从整体性管理思维、进取性的管理理念和变易性的管理方法三个方面论述了其管理哲学思想,认为这些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管理思维、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的形成,还给现代管理许多重要启示和直接浸润。对《中庸》及其思想的研究,多与儒家管理思想或是孔子管理思想融为一体。黎红雷的《“中庸”本义及其管理哲学价值》一文,认为中庸一词有“中正、中和、时中、用中、平常、不变、恰到好处、不偏不倚、动态平衡”[4]等多重丰富内涵,同时蕴涵着“正—反—中”的中庸辩证法。把中庸辩证法运用到管理活动中,正确处理“为己与为人”、“正己与正人”、“修己与容人”、“行己与安人”的辩证关系,便形成“立己立人”的中庸领导智慧;正确处理“王霸杂之”、“恩威并施”、“明德慎罚”、“德主刑辅”的辩证关系,便是“德法兼济”的中庸管理智慧;正确处理“见利思义”、“取之有义”、“先义后利”、“义利合一”的辩证关系,便是“义以生利”的中庸经营智慧。以此说明儒家的中庸思想对人类社会管理活动的重要价值。严金梅、胡春蕾《中庸之道与现代管理》一文认为过犹不及与适度原则、和而不同与原则性和灵活性、“时中”与“权”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中庸思想在管理过程中的具体作用,同时他也认为,中庸在管理中存在很大局限性,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使用。

二、先秦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问题和核心概念研究

对核心问题“仁”的研究几乎没有独立成篇的论文,大都与儒家其他管理思想融为一体,这里不再单独陈述。对“义利观”与儒家管理哲学及现代管理的研究比较深入,不同思想家的义利观都得到了归纳和发掘,研究深度也不断加强。李朝秀的硕士论文《先秦儒家义利观及其现代价值探微》从义利观的社会背景、理论来源入手,详细阐释其内涵、特点、儒家不同观点的共性与差别,并论述了其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文章认为,利和义是分层次的,达到“义”之不同层次的道德要求也是不同的。高晓红的《先秦儒家义利观及其现代意义》一文认为将义利观的主要内容归纳为:重义兼利、重义尚利、先公后私和先天下之公利。叶世昌《儒家义利观和现代企业管理》认为正统儒家的义利观可以“义以生利”和“何必曰利”[5]八个字为代表,其反映了贵义贱利思想。传统思想中的精华和糟粕具有相对性,要进行具体分析。对“人性论”的研究也较为深入,黎红雷《先秦儒家人性论的管理学意义》一文,从现代管理角度,重新审视先秦儒家的人性理论,论述了先秦儒家“性善论”、“性恶论”、“人性可塑论”与现代管理理论的异曲同工之处。文章认为,强调塑造人性以实施管理,正是先秦儒家人性理论的独特之处。易想和等人撰写的《何为人性?如何人性?———儒家人性论的管理意蕴及当代价值》一文,从儒家人性论的演变历程及哲学根源、管理意蕴及伦理困境、现代价值及伦理向度三个方面论述了管理中人性的重要性。认为其管理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中庸之道、修己安人三个方面,现代管理应坚持“以人为本”的伦理向度。对“道治”与管理哲学的研究,张贵明《论“道治”管理哲学与C管理模式》一文认为,道治是对德治和法治的统合与超越,因其建立在自然秩序和自然法则之上,是以科学精神为基础的人本管理思想,而成为科学管理基础之上人本管理———C管理模式中最重要的哲学智慧。

三、儒家管理哲学的意义与当代价值研究

黎红雷《儒家管理哲学的现代启示》一文,从“安人”、“教化”、“修己”三个方面论述了儒家管理哲学的现代启示。文章认为,儒家管理的基本精神:以“人为中心,以道德教化为导向,以正人正己为途径”,对于现代管理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李玲等人撰写的《管理哲学视野下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梳理了儒家“仁”学思想、中庸之道、“德主刑辅”、“义利观”的现代价值,具体阐释了在管理哲学视野下,儒家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与现代管理的人本主义价值观高度契合,充分体现了人文关怀精神和崇尚人本价值的理念;“中庸之道”倡导管理者道德修身,在管理中感悟和把握平衡的艺术,揭示了管理依循的途径及追求的终极境界;现代管理中“正人先正己”的原则传承于“德主刑辅”的管理理念,体现了鲜明的东方文化特色;儒家“义利观”蕴含着义与利两种价值取向的辩证关系,它鞭策着管理者见利思义,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警示自身。

四、先秦儒家管理哲学与西方管理哲学的比较研究

成中英的《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一书,认为西方的管理哲学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中国的管理哲学是以伦理为基础的,而中国哲学核心价值的来源是儒家。他指出中国管理哲学是具有一种现代性,融合希腊、西方的精髓在其中的,具有一种高度的知识性与伦理性、现实性与理想,实现和谐自由和正义的标准。书中倡导动态和辩证管理,是综合创新中国管理哲学的奠基之作。它运用逻辑分析与本体诠释方法重建中国哲学,开创了当代中国哲学与中西比较哲学研究的新蹊径。在论文方面,高志鹏的《浅谈中西方管理哲学的异同》、马鸿飞的《中国传统管理哲学与西方管理科学的整合》两文,以基本相同的框架结构分述了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的基本特征及价值取向,西方管理哲学基本特点及最新发展趋势,均认为中西管理哲学应逐步实现共通及融合,以利于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的管理哲学,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综上所述,对先秦儒家管理哲学的探讨,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一是许多学者着力于融合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兼容儒、释、道、法、兵、墨等中国传统的各家思想,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华,弘扬东方管理文化,建立中国式管理模式;二是与西方管理学理论的联系更为密切,许多学者开始进行中西管理思想的比较研究;三是儒家管理哲学的实用性、操作性大大增强。就所涉及问题而言,应该说比较全面,所包含的管理思想几乎毫无遗漏地论述,但他们共同存在的问题是宏观而不具体,从外部即儒家研究管理思想,或者说用一般儒家的管理思想看,未深入到内部,故使其研究流于表面。主要体现在:一是侧重于个案研究,缺乏对先秦儒家管理哲学发展脉络的梳理;二是没有总结出先秦儒家管理哲学的整体特征;三是没有指出先秦儒家管理哲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四是没有揭示先秦儒家管理哲学对于构建当代中国管理哲学的重要意义与价值;五是对儒家哲学当代意义和中西比较研究不够深入。总之,儒家的管理哲学思想,展示了儒家文化的核心特征,奠定了儒家文化的社会价值,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儒家的管理哲学思想所蕴含的丰富精华,依然具有适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生命力,值得继承和弘扬。将先秦儒家学派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总结其管理哲学的整体特征,并将其与当代社会管理结合,研究其在当代中国管理哲学理论构建与管理实践中的价值与意义,是我们的主要议题。

艺术与哲学关系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叶燮 《原诗》 研究综述

清代文论家叶燮的《原诗》,体系完整,论述精到,是继刘勰《文心雕龙》之后的又一座文学理论高峰。自其问世之后,研究者代不乏人,产生了较大影响。声名较著者,国内有朱东润、郭绍虞、霍松林、蒋凡等人,国外有日本的青木正儿、德国的卜松山等人。以上学者功底深厚,分别从文学、史学、哲学(美学)等领域切入,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就,为后世了解和进一步研究《原诗》提供了学习的范式。

自21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原诗》的研究更加细化,同时,由于西方文论的深刻影响,“中西比较”或“以西释中”的方法被引入,从而出现了新的研究热点。总体来看,新世纪以来的《原诗》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

一、关于《原诗》文学流变思想的研究

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以苏州大学李晓峰的博士论文(2006)为代表。该文认为,叶燮的文学史观十分明确和准确,是建立在对诗歌流变进行仔细考察的基础上的,并认同诗歌处在永不停歇的发展运动中,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一认识决定了叶燮文学史观的发展性和开放性。该文肯定叶燮文学流变的开明性,认为他打破了封闭的诗歌史,为诗歌史走向开放提供了新鲜血液。很显然,这种认识对我们分析叶燮的文学史观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与此相类似的论文还有马莹的《叶燮诗学思想基本特质的再检讨》(云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刘浏的《变而不失其正――叶燮论纲》(《华侨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白春香的《叶燮以“变”为核心的辩证的理性主义诗学观》(《晋中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杨晖的《正变思想研究的追溯与反思》(《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等。

除此之外,具有创新性的论文还有李晓峰的《叶燮的矛盾性和现代性的方法论生成》(《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3期),该文对“理、事、情”从客观到主观进行了描述,并且将“现代性”引入到《原诗》的研究中,她认为《原诗》的现代性表现在叶燮学科意识的独立、文学流变观的开明、批评意识的创新以及强烈的反传统的意识中,应该说,这一论断颇有见地。

二、关于《原诗》美学思想的研究

美学思想研究已经成为《原诗》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集中体现叶燮美学思想的,主要是创作论部分。刘晓春《叶燮美学思想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一文对《原诗》的审美主客体以及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作了较全面的论述,该文认为,叶燮诗学观中的审美主客体主要有4种关系:“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的对应关系、“含蓄无垠”的认识关系、“倘恍以为情”的体验关系、“虚实相生”的创造关系。

李晓峰《叶燮研究》认为叶燮的主客体关系论是叶燮诗学思想的核心部分,“情”是主客体发生关系的关键所在,在人、物由分离到合二为一的过程中,达到了情理交融的审美境界,从而消解了简单意义上的“情”“理”相对的看法。该文还将“法”这一理论贯穿其中,认为“法”是将“理、事、情”联系起来的重要枢纽,这样就将主客体关系论和创作联系了起来。

此外,刘晓春《论叶燮对审美主客体关系的分析》(《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张兆勇和张彩云的《论叶燮美学思想》(《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年第4期)、王向荣的《叶燮原诗的“中和”之美》(《哈尔滨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等文章都对《原诗》的审美思想作了分析。但就总体来看,这些论述都没有超越前辈学者的研究。

三、关于《原诗》与其他理论著作诗学观的比较研究

近年来,有学者将《原诗》与其他文论著作进行了比较,这其中也包含了与西方文论著作的比较。洪涛的《、心物接触论的比较――并略论西方文论的相关议题》(《聊城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主要围绕着“触”“迎”“合”这三个方面,将《姜斋诗话》与《原诗》进行了比较,在比较的过程中,借助了美国文论家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概念,论述两部作品在不同层面显现的优缺点。王向荣的《“诗性言说”与“思性言说”――与比较研究》(《绥化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以《文赋》和《原诗》为例,分析了中国文论中的两种言说方式,比较了两者的长处,指出这两种言说方式各自存在的意义。

方汉文的《清叶燮之“理”与柏拉图的“理念”(Idea)》(《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通过对中西文论中关键词“理”的解读来分析和比较中西方文化与思想观念的差异。靳希的《从与看如何正视古典文学――以叶燮与布瓦洛为例》(《芒种》2013年第21期)从批评态度、理论主张等方面对东西方的文论进行了比较分析。此外,白春香的《叶燮的诗歌审美思想与俄国形式主义诗学之比较》(《延安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殷晶波《两种美学追寻的碰撞――试比较贺拉斯与叶燮的美学思想》(《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等都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阐述了中西文论的相通之处,但个别论文对于西方文论的理解不够透彻,导致相关分析不能切中肯綮。

四、关于《原诗》创作理论及其影响的研究

叶燮认为写诗有“法”,这种“法”就是要恰当地表现“理”,确切地表述“事”,真实地表达“情”。张红玉的《论叶燮中的“法”》(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对叶燮的“活法”与“死法”进行了认真分析,论述了“法”与“理、事、情”“才、胆、识、力”以及“胸襟”之间的关系,认为“法”是贯穿其中的重要因素。“法”作为《原诗》中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对这一理论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原诗》的创作理论。张红玉在论文中还论述了《原诗》的“活法”理论对叶燮弟子及曹雪芹《红楼梦》诗歌创作理论的影响。

刘晓龙《试论叶燮对诗歌理论的影响》(《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4年第15期)一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叶燮理论对《红楼梦》诗歌批评理论的影响,这五个方面分别为:诗歌创作无定法,诗歌内容与形式,主客体的“理、事、情”,诗歌贵在创新,诗人要有形象思维。该文分析了叶燮诗歌创作理论对《红楼梦》诗歌理论的影响,虽然有证据不充足之处,但对拓展我们的研究视野仍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刘静的《沈德潜、薛雪对叶燮诗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从《原诗》的源流分析、创作方法解读以及影响接受等方面,较为详尽地分析了叶燮理论对其学生的影响以及学生对他的继承与发展。

五、关于《原诗》批评观的研究

叶燮《原诗》的批评观已经成为研究《原诗》的一个重要方面。邓心强的《论叶燮诗学批评的突出表征》(《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认为,《原诗》的批评思想既有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继承,又有创新,具有一定的现代性。文章从“破”与“立”的角度,运用“点线面”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叶燮的批评观。樊蓝燕《叶燮理论的“破”与“立”》(《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第14期)从“破”与“立”两个方面论述了《原诗》对诗歌、诗人、批评家的批评。刘铁男的《叶燮批评论中对历代诗学诗歌的批评》(《平原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从叶燮对历代诗学和诗歌的批评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除此之外,《原诗》理论建构的一大特色是大量采用比喻的修辞手法,对于这一点,研究者关注较少。据潘链钰的《叶燮比喻修辞的艺术特征》(《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统计,《原诗》使用比喻的地方多达19处,在全文中所占比例将近十分之一,可见叶燮对于比喻手法的钟爱。该文从叶燮所处的时代背景、学习态度以及特有的思维方式入手,分析了叶燮大量使用比喻的原因,指出使用这一修辞手法的作用。

综上所述,21世纪以来,对叶燮《原诗》研究的领域虽然有所拓展,研究也有细化的倾向,但总体来说,成果并不突出,尤其是对叶燮诗学思想与西方诗学思想的对比研究不够深入,仍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1]刘晓春.叶燮《原诗》美学思想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

[2]李晓峰.叶燮《原诗》的矛盾性和现代性的方法论生成[J].社会科学辑刊,2006,(3).

[3]李晓峰.《原诗》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4]马莹.叶燮《原诗》诗学思想基本特质的再检讨[D].昆明:云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5]方汉文.清叶燮《原诗》之“理”与柏拉图的“理念”(Idea)[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艺术与哲学关系论文范文第3篇

在选题过程中,常见的问题有下列几种:

一是选题过大。有的同学有这样一种想法:既然是写论文,就应该好好论它一番。所以选题很大,如“试论改革开放”、“论党的建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等。有的初稿洋洋洒洒几万字,仍然没有论述清楚。选题太大是不合适的,小一点,具体一点,把问题讲得清楚一点为好。

二是选题过难,即选择的题目难度较大,学生除了时间、精力的限制,在资料方面也有局限。有人想在短时间里探讨“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我国的行政管理制度”,这是难于解决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我国的行政管理制度都应该探讨,但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努力,作长期的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完成。

三是选题陈旧。选题陈旧,缺乏创新精神,照搬别人的材料和结论,缺乏新意。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敢于提前人没有提出过或尚未能完全解决的问题。学生论文的选题最好多选一点与现实生活、当代经济与科学技术发展关系比较密切的课题,注意研究现实生活中提出的新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给予新的解释。

二、标题中常见的问题

标题是论文的眼睛,居于全文之首,读者首先看到和关注的是标题,因此标题有“首因效应”,是窥见论文之要点的“窗口”。一些同学对标题起“指引内容、吸引读者”的作用认识不足,标题制作功夫不够,常出现以下毛病:

1.标题模糊、不确切。一些论文标题模糊笼统,过于抽象,读者看了标题不知道论文要论述什么,抓不住中心和要领。如:有一篇题为《》的论文,是论述报纸还是论述广播?都不是,作者写的是农村宣传网。像这种含义很不明确的标题必须加以修改,使其含义明确。

2.标题太大。有的论文标题太大,涉及面过宽、过深,也比较复杂,超越了大学生的能力水平,短时间内很难完成。有些大题目,论证时面面俱到,但对各方面的论述都不深不透。如;《论中国的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艺术原理论》、《论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等,这类题目都可以写一本专著。

3.标题陈旧。别人已写过的题目,自己再写,老生常谈,若无新认识、新角度和新材料,很难写出新意。如,《论改革的必要性》、《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史学要为社会主义服务》、《社会主义企业的使命》等,如写这类论文,一般与他人已写过的大同小异,使人缺乏新鲜感。

4。标题太长。有的论文标题过长,甚至三四十个字,不仅罗唆累赘,读起来费力,也不便于读者理解和记忆,还严重影响论文的美感。

三、观点方面的毛病

确立观点,是毕业论文写作的关键。论文的论点是在对材料的分析、研究中产生的。论点的形成,就是对材料进行整理、分析、概括、提炼的过程。要确立一个明确的观点,并且力求正确,有新意,有理有据,这是写好毕业论文的基本前提。学生在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基本观点错误。

基本观点是指统帅全篇毕业论文的基本论点或总结论。基本观点错了,其它一切论点、论据都不能成立,整篇论文也就站不住脚了。例如,有一篇毕业论文《公有制是造成我国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作者通过对我国几十年经济发展缓慢情况的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是公有制,提出减少公有制的比例。他把“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公有制”混为一谈,否定公有制的必要性和优越性,提出私有化的主张。这是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也是不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再如,有一篇毕业论文叫《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落后原因剖析》,作者的基本观点是:“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作者对“中央集权”和“专制主义”两概念不加区分,认为“中央集权”必然导致“专制主义”,又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落后”。这种对中央集权全盘否定的观点是不符合我国历史情况的。尽管这篇论文在论证、语言等方面不无可取之处,但由于基本观点有误,全文也就缺乏科学性。

2.观点主观、片面,缺乏准确性和真实性。

有些毕业论文的观点,作者往往只顾一头,缺少唯物辩证法所要求的全面性。例如,在研究某些中外古典文学名著时,只讲其民主性精华和艺术上的成就一面,而对作品思想内容方面明显存在的局限却一笔带过。有些毕业论文的观点好走极端,例如,有一篇论文为了说明企业分配制度改革,提出用“三铁”打破工人的“铁饭碗”,这“三铁”是“铁心肠、铁手腕、铁面孔”,这就在批判“铁饭碗”时走了极端,把工人放在被改革的一面。又如,有的论文为了说明农民起义虽不是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前进的唯一动力,又根本否定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在社会科学方面的论文中也有调查研究不够,资料不足,即事实论据不充分,或不准确、有水分;有的是捕风捉影,主观臆断,想当然、任意夸大或缩小,然后就轻易匆忙地谈看法、下结论。这样的论文,缺乏准确性和真实性,因而就缺乏科学性。

3.观点不鲜明,重点不突出。

对于文章写作,多次强调要力戒“概括不明”、“判断不恰当”。而有些毕业论文的中心论点提炼不够,没有把问题的实质想清楚,抽象概括也不准确,形成观点含糊不清,似是而非,似有若无。如,有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多样化》的论文,所论述的“多样化”的观点是不明确的,可以作多种理解:后人对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后人对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不同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派的存在和发展,等等。因此,论点必须十分明确、准确,不使人产生歧义或令人费解。

有的毕业论文过多地叙述工作过程,或选材不严,众多的材料缺乏认真的整理、消化,使中心论点不明显,重点不突出。这种情况在毕业论文中比较多,有的毕业论文似乎成了一份工作总结或汇报,有的是对某一工作的调查报告,而作者自己没有明显的见解。这种状况,必须予以纠正。

4.缺乏新颖性和创造性。

科学研究就是要不断开拓新的领域、新的途径,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从而推动科学文化的不断发展。因此,作为反映科研成果的毕业论文,也必须有新颖性和创造性,提出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见解,有独创性。而在毕业论文中,有些文章重复别人已经谈过的东西,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吃别人嚼过的馒头”,没有个人创见,没有什么新角度、新材料。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作者不注意阅读文献资料,研究信息掌握不足,研究的问题是别人已研究或解决了的,或者也是由于作者对某问题缺乏钻研精神,没有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

选题得当与否直接影响论文的质量,关系论文的成败。在选题过程中,常见的问题有下列几种:一是选题过大。有的同学有这样一种想法:既然是写论文,就应该好好论它一番。所以选题很大,如“试论改革开放”、“论党的建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等。有的初稿洋洋洒洒几万字,仍然没有论述清楚。选题太大是不合适的,小一点,具体一点,把问题讲得清楚一点为好。二是选题过难,即选择的题目难度较大,学生除了时间、精力的限制,在资料方面也有局限。有人想在短时间里探讨“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我国的行政管理制度”,这是难于解决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我国的行政管理制度都应该探讨,但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努力,作长期的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完成。三是选题陈旧。选题陈旧,缺乏创新精神,照搬别人的材料和结论,缺乏新意。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敢于提前人没有提出过或尚未能完全解决的问题。学生论文的选题最好多选一点与现实生活、当代经济与科学技术发展关系比较密切的课题,注意研究现实生活中提出的新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给予新的解释。

三、观点方面的毛病

确立观点,是毕业论文写作的关键。论文的论点是在对材料的分析、研究中产生的。论点的形成,就是对材料进行整理、分析、概括、提炼的过程。要确立一个明确的观点,并且力求正确,有新意,有理有据,这是写好毕业论文的基本前提。学生在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基本观点错误。

基本观点是指统帅全篇毕业论文的基本论点或总结论。基本观点错了,其它一切论点、论据都不能成立,整篇论文也就站不住脚了。例如,有一篇毕业论文《公有制是造成我国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作者通过对我国几十年经济发展缓慢情况的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是公有制,提出减少公有制的比例。他把“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公有制”混为一谈,否定公有制的必要性和优越性,提出私有化的主张。这是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也是不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再如,有一篇毕业论文叫《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落后原因剖析》,作者的基本观点是:“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作者对“中央集权”和“专制主义”两概念不加区分,认为“中央集权”必然导致“专制主义”,又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落后”。这种对中央集权全盘否定的观点是不符合我国历史情况的。尽管这篇论文在论证、语言等方面不无可取之处,但由于基本观点有误,全文也就缺乏科学性。

2.观点主观、片面,缺乏准确性和真实性。

艺术与哲学关系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丹纳;三元素;认识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26-0263-01

丹纳生活在19世纪的欧洲,那时的欧洲正处于一个极度骄傲和膨胀的时期,究其原因在于,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欧洲人逐步摆脱了封建宗教思想禁锢的枷锁,特别是在18世纪末期,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迅速发展,影响到整个欧洲。欧洲在自然科学和民主制度的影响下,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物质也变得丰富无比,这让欧洲人对自然科学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丹纳自然深受19世纪自然科学界的影响,特别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无论物质方面的或精神方面的,都可以解释;一切事物的产生、发展、演变、消灭,都有规律可循。因此,丹纳的治学方法是从事实出发,不从主义出发;不是提出教训而是探求、证明规律。同时,他还深受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和法国哲学家孔德的影响。孔德认为,理性已经渗入到自然科学的每个角落,很自然的也进入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所以,孔德第一次把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纳人到观察科学的范畴,把观察的方法引入人文社会科学之中。在这种学术环境的影响下,丹纳提出了一个重要理论―“种族、时代、环境”三元素说,强调了三元素对文学艺术的决定性影响。具体而言:丹纳在《艺术哲学》中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绘画、尼德兰绘画和古希腊的雕塑为例,以艺术发展史实为依据,强调了种族、环境、时代等三个元素对精神文化的制约作用,并认为在三个元素中,种族是“内部动力”,环境是“外部压力”,时代则是“后天动力”,这三种力量合起来共同促进了精神文化的全面发展。

丹纳“三元素”理论的形成是有历史渊源的。早在18世纪初,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就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政治文化不仅和居民的宗教、癖性、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等有关,而且同气候、地理条件及农、猎、牧等各种生活方式也有极大关系。史达尔夫人承袭了孟德斯鸠的这种观点,她在《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和《论德国》中进一步认为不同的自然环境决定了不同的精神风貌。不仅如此,、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也都不同程度地左右着文学艺术的发展。史达尔夫人的这种观点为丹纳的“三元素说”开辟了道路。除此之外,对丹纳影响较大的还有黑格尔。黑格尔虽然是从“绝对理念”出发研究美和艺术,但他关于环境、冲突、性格以及古希腊神话的分析,都给予时代、环境、民族等因素以极大的重视。可以说,丹纳是把孟德斯鸠的地理说、史达尔夫人的文学与社会关系的研究、黑格尔理念演化论和文化人类学的实证研究综合起来,提出种族、环境、时代三元素理论的,并形成了一个较为严密、完整的学说。我们从丹纳的“三元素说”可以看到民族特性对艺术家和作家的人生态度、理想、性格、情感等方面的持久性的影响,也可以看到环境、社会意识、时代精神对文化艺术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所以,丹纳在《艺术哲学》中,从三元素理论出发,详细论证了他的看法:因为种族的不同,造成日耳曼民族的艺术与拉丁民族的艺术不同,前者更浑朴,后者则更精致;因为自然环境的不同,所以意大利绘画多表现理想的优美的人体,而尼德兰绘画多表现现实的甚至是丑陋的人体;因为时代不同,所以古希腊人能够创造出简单而静穆的伟大作品,而现代人只能创作出孤独、苦闷、挣扎的艺术。在当时很多的文艺研究主要从既有观念出发,或仅仅围绕作品情节、人物进行研究,经常把人物孤立于其所生活的环境,不能从更广泛的社会、历史角度去考察的背景下,丹纳提出的“三元素说”无疑是开了一代风气之先河,极具启发性,并为以后的实证主义艺术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丹纳《艺术哲学》中所讲的“种族、环境、时代”中的具体内涵,是复杂多样的:“种族”,在丹纳那儿可以是“人种”,有时也指为“民族”、甚至“宗族”或艺术家群;“环境”,既指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有时也偶然地含有社会环境的意思;“时代”的内容就更为广泛,精神、制度、政治、文化、生产条件,甚至包括对经济状况的某种程度上的分析。这就明显地告诉我们,丹纳的“三元素”说与孟德斯鸠、史达尔夫人、圣・佩韦乃至孔德,都有着实质性的不同。他赋予这些概念以物质的实在性和具体性,而这是前人所不能企及的。但与此同时,丹纳把艺术的产生与发展以及艺术的本质,最终归结到“种族、环境、时代”三元素之上,使他所具有的唯物论的观点不能继续发展而走向唯物史观,并最终走进唯心主义的死胡同里。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在丹纳《艺术哲学》中唯物论与唯心论同时并存,并不时地发生矛盾,而这恰恰反应出丹纳世界观中正确与错误之间的经常不断的矛盾。

参考文献:

[1]李学智.丹纳中的地理环境与社会生活[J].史学理论研究,1994(04).

[2]丹纳.艺术哲学[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10).

[3]赵婷.论丹纳的“三要素”[J].文学教育(中),2011(06).

艺术与哲学关系论文范文第5篇

观点是文章的灵魂。对毕业论文,指导教师首先是检查它的观点是否正确。观点正确与否,表现在选题、主题的提炼以及标题的准确与否上。因此,在修改论文中首先要审视选题、标题和观点方面的问题。一、选题中常见的问题选题得当与否直接影响论文的质量,关系论文的成败。在选题过程中,常见的问题有下列几种:一是选题过大。有的同学有这样一种想法:既然是写论文,就应该好好论它一番。所以选题很大,如“试论改革开放”、“论党的建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等。有的初稿洋洋洒洒几万字,仍然没有论述清楚。选题太大是不合适的,小一点,具体一点,把问题讲得清楚一点为好。二是选题过难,即选择的题目难度较大,学生除了时间、精力的限制,在资料方面也有局限。有人想在短时间里探讨“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我国的行政管理制度”,这是难于解决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我国的行政管理制度都应该探讨,但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努力,作长期的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完成。三是选题陈旧。选题陈旧,缺乏创新精神,照搬别人的材料和结论,缺乏新意。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敢于提前人没有提出过或尚未能完全解决的问题。学生论文的选题最好多选一点与现实生活、当代经济与科学技术发展关系比较密切的课题,注意研究现实生活中提出的新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给予新的解释。二、标题中常见的问题标题是论文的眼睛,居于全文之首,读者首先看到和关注的是标题,因此标题有“首因效应”,是窥见论文之要点的“窗口”。一些同学对标题起“指引内容、吸引读者”的作用认识不足,标题制作功夫不够,常出现以下毛病:1.标题模糊、不确切。一些论文标题模糊笼统,过于抽象,读者看了标题不知道论文要论述什么,抓不住中心和要领。如:有一篇题为《》的论文,是论述报纸还是论述广播?都不是,作者写的是农村宣传网。像这种含义很不明确的标题必须加以修改,使其含义明确。2.标题太大。有的论文标题太大,涉及面过宽、过深,也比较复杂,超越了大学生的能力水平,短时间内很难完成。有些大题目,论证时面面俱到,但对各方面的论述都不深不透。如;《论中国的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艺术原理论》、《论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等,这类题目都可以写一本专著。3.标题陈旧。别人已写过的题目,自己再写,老生常谈,若无新认识、新角度和新材料,很难写出新意。如,《论改革的必要性》、《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史学要为社会主义服务》、《社会主义企业的使命》等,如写这类论文,一般与他人已写过的大同小异,使人缺乏新鲜感。4。标题太长。有的论文标题过长,甚至三四十个字,不仅罗唆累赘,读起来费力,也不便于读者理解和记忆,还严重影响论文的美感。三、观点方面的毛病确立观点,是毕业论文写作的关键。论文的论点是在对材料的分析、研究中产生的。论点的形成,就是对材料进行整理、分析、概括、提炼的过程。要确立一个明确的观点,并且力求正确,有新意,有理有据,这是写好毕业论文的基本前提。学生在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基本观点错误。基本观点是指统帅全篇毕业论文的基本论点或总结论。基本观点错了,其它一切论点、论据都不能成立,整篇论文也就站不住脚了。例如,有一篇毕业论文《公有制是造成我国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作者通过对我国几十年经济发展缓慢情况的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是公有制,提出减少公有制的比例。他把“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公有制”混为一谈,否定公有制的必要性和优越性,提出私有化的主张。这是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也是不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再如,有一篇毕业论文叫《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落后原因剖析》,作者的基本观点是:“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作者对“中央集权”和“专制主义”两概念不加区分,认为“中央集权”必然导致“专制主义”,又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落后”。这种对中央集权全盘否定的观点是不符合我国历史情况的。尽管这篇论文在论证、语言等方面不无可取之处,但由于基本观点有误,全文也就缺乏科学性。2.观点主观、片面,缺乏准确性和真实性。有些毕业论文的观点,作者往往只顾一头,缺少唯物辩证法所要求的全面性。例如,在研究某些中外古典文学名著时,只讲其民主性精华和艺术上的成就一面,而对作品思想内容方面明显存在的局限却一笔带过。有些毕业论文的观点好走极端,例如,有一篇论文为了说明企业分配制度改革,提出用“三铁”打破工人的“铁饭碗”,这“三铁”是“铁心肠、铁手腕、铁面孔”,这就在批判“铁饭碗”时走了极端,把工人放在被改革的一面。又如,有的论文为了说明农民起义虽不是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前进的唯一动力,又根本否定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在社会科学方面的论文中也有调查研究不够,资料不足,即事实论据不充分,或不准确、有水分;有的是捕风捉影,主观臆断,想当然、任意夸大或缩小,然后就轻易匆忙地谈看法、下结论。这样的论文,缺乏准确性和真实性,因而就缺乏科学性。3.观点不鲜明,重点不突出。对于文章写作,多次强调要力戒“概括不明”、“判断不恰当”。而有些毕业论文的中心论点提炼不够,没有把问题的实质想清楚,抽象概括也不准确,形成观点含糊不清,似是而非,似有若无。如,有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多样化》的论文,所论述的“多样化”的观点是不明确的,可以作多种理解:后人对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后人对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不同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派的存在和发展,等等。因此,论点必须十分明确、准确,不使人产生歧义或令人费解。有的毕业论文过多地叙述工作过程,或选材不严,众多的材料缺乏认真的整理、消化,使中心论点不明显,重点不突出。这种情况在毕业论文中比较多,有的毕业论文似乎成了一份工作总结或汇报,有的是对某一工作的调查报告,而作者自己没有明显的见解。这种状况,必须予以纠正。4.缺乏新颖性和创造性。科学研究就是要不断开拓新的领域、新的途径,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从而推动科学文化的不断发展。因此,作为反映科研成果的毕业论文,也必须有新颖性和创造性,提出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见解,有独创性。而在毕业论文中,有些文章重复别人已经谈过的东西,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吃别人嚼过的馒头”,没有个人创见,没有什么新角度、新材料。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作者不注意阅读文献资料,研究信息掌握不足,研究的问题是别人已研究或解决了的,或者也是由于作者对某问题缺乏钻研精神,没有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

艺术与哲学关系论文范文第6篇

一、选题中常见的问题

选题得当与否直接影响论文的质量,关系论文的成败。在选题过程中,常见的问题有下列几种:一是选题过大。有的人有这样一种想法:既然是写论文,就应该好好论它一番。所以选题很大,如“试论改革开放”、“论党的建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等。有的初稿洋洋洒洒几万字,仍然没有论述清楚。选题太大是不合适的,小一点,具体一点,把问题讲得清楚一点为好。二是选题过难,即选择的题目难度较大,除了时间、精力的限制,在资料方面也有局限。有人想在短时间里探讨“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我国的行政管理制度”,这是难于解决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我国的行政管理制度都应该探讨,但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努力,作长期的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完成。三是选题陈旧。选题陈旧,缺乏创新精神,照搬别人的材料和结论,缺乏新意。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敢于提前人没有提出过或尚未能完全解决的问题。论文的选题最好多选一点与现实生活、当代经济与科学技术发展关系比较密切的课题,注意研究现实生活中提出的新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给予新的解释。

二、标题中常见的问题

标题是论文的眼睛,居于全文之首,读者首先看到和关注的是标题,因此标题有“首因效应”,是窥见论文之要点的“窗口”。一些人对标题起“指引内容、吸引读者”的作用认识不足,标题制作功夫不够,常出现以下毛病:

1.标题模糊、不确切。一些论文标题模糊笼统,过于抽象,读者看了标题不知道论文要论述什么,抓不住中心和要领。如:有一篇题为《》的论文,是论述报纸还是论述广播?都不是,作者写的是农村宣传网。像这种含义很不明确的标题必须加以修改,使其含义明确。

2.标题太大。有的论文标题太大,涉及面过宽、过深,也比较复杂,超越了自己的能力水平,短时间内很难完成。有些大题目,论证时面面俱到,但对各方面的论述都不深不透。如《论中国的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艺术原理论》、《论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等,这类题目都可以写一本专著。

3.标题陈旧。别人已写过的题目,自己再写,老生常谈,若无新认识、新角度和新材料,很难写出新意。如,《论改革的必要性》、《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史学要为社会主义服务》、《社会主义企业的使命》等,如写这类论文,一般与他人已写过的大同小异,使人缺乏新鲜感。

4。标题太长。有的论文标题过长,甚至三四十个字,不仅罗唆累赘,读起来费力,也不便于读者理解和记忆,还严重影响论文的美感。

三、观点方面的毛病

确立观点,是论文写作的关键。论文的论点是在对材料的分析、研究中产生的。论点的形成,就是对材料进行整理、分析、概括、提炼的过程。要确立一个明确的观点,并且力求正确,有新意,有理有据,这是写好论文的基本前提。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基本观点错误

基本观点是指统帅全篇论文的基本论点或总结论。基本观点错了,其它一切论点、论据都不能成立,整篇论文也就站不住脚了。例如,有一篇论文《公有制是造成我国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作者通过对我国几十年经济发展缓慢情况的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是公有制,提出减少公有制的比例。他把“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公有制”混为一谈,否定公有制的必要性和优越性,提出私有化的主张。这是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也是不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再如,有一篇论文叫《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落后原因剖析》,作者的基本观点是:“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作者对“中央集权”和“专制主义”两概念不加区分,认为“中央集权”必然导致“专制主义”,又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落后”。这种对中央集权全盘否定的观点是不符合我国历史情况的。尽管这篇论文在论证、语言等方面不无可取之处,但由于基本观点有误,全文也就缺乏科学性。

2.观点主观、片面,缺乏准确性和真实性。

有些论文的观点,作者往往只顾一头,缺少唯物辩证法所要求的全面性。例如,在研究某些中外古典文学名著时,只讲其民主性精华和艺术上的成就一面,而对作品思想内容方面明显存在的局限却一笔带过。有些论文的观点好走极端,例如,有一篇论文为了说明企业分配制度改革,提出用“三铁”打破工人的“铁饭碗”,这“三铁”是“铁心肠、铁手腕、铁面孔”,这就在批判“铁饭碗”时走了极端,把工人放在被改革的一面。又如,有的论文为了说明农民起义虽不是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前进的唯一动力,又根本否定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在社会科学方面的论文中也有调查研究不够,资料不足,即事实论据不充分,或不准确、有水分;有的是捕风捉影,主观臆断,想当然、任意夸大或缩小,然后就轻易匆忙地谈看法、下结论。这样的论文,缺乏准确性和真实性,因而就缺乏科学性。

3.观点不鲜明,重点不突出。

对于文章写作,多次强调要力戒“概括不明”、“判断不恰当”。而有些论文的中心论点提炼不够,没有把问题的实质想清楚,抽象概括也不准确,形成观点含糊不清,似是而非,似有若无。如,有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多样化》的论文,所论述的“多样化”的观点是不明确的,可以作多种理解:后人对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后人对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不同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派的存在和发展,等等。因此,论点必须十分明确、准确,不使人产生歧义或令人费解。

有的论文过多地叙述工作过程,或选材不严,众多的材料缺乏认真的整理、消化,使中心论点不明显,重点不突出。这种情况在论文中比较多,有的论文似乎成了一份工作总结或汇报,有的是对某一工作的调查报告,而作者自己没有明显的见解。

4.缺乏新颖性和创造性。

艺术与哲学关系论文范文第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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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专题研究

(1)政府管理的新模式:政府人本管理 胡厚翠

(6)科学发展观与传统发展观暨跨越式发展关系问题的哲学思考 梁景时

(10)和谐社会视域下民生思想与实践的内在价值诉求 成玉华

语言理论研究

(13)泰语文字的设计原理和文字性质(下) 彭泽润 马芬

(21)三组概念与语文教学的关系论略 王希杰

(26)《新华字典》第11版对第10版在释义方面的修订 安华林 林晓阳

(30)中型现代汉语词典需要加强的几个方面 袁明军

经济学研究

(37)吉林省文化产业发展探略 葛君梅 王千

(41)对财产保险公司产品和服务创新的几点思考 付春红

社会学研究

(44)社区学院:农民工职业培训的期望载体与实践路径 王秋芳 王鹏

(47)器官捐献行为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王芬

文学研究

(50)奔突的熔岩遭遇隐藏的火山——比较诗学中的海子与戈麦 葛胜君

(53)论弗罗斯特的戏剧诗《家庭墓地》 刘保安

(57)自然主义小说与意识流小说相似的科学精神 单华艳 彭亮亮

历史学研究

(61)秦开东拓与修筑燕北长城时间新考 李树林 李妍

(66)《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原因管窥 王河江 吴振刚 张虹萍

(69)中世纪西欧《圣经》图书中的宗教宣传 高铁军

(72)王符生平及恩想研究述评 蒋泽枫

翻译学研究

(77)翻译中归化与异化的最适度原则 狄强羽

(80)自然生态环境对译文异化程度的影响 王海生

(83)德语科技文章中近义词的翻译——以《德国汽车工业协会标准》为例 高方然 黄行洲

(88)『日本の思想两个汉译本的“起始规范”考察——作为描写翻译研究的案例 李峰 罗萃萃

(92)中日身体词汇惯用语的对比研究 刘宇

艺术研究

(95)论文艺复兴时期若斯坎·德·普雷音乐创作风格特征的美学价值 王冰 陈颖

(99)关于“应物象形”的本义问题新探 刁秀航

(102)试论包装设计三原则与设计应用的关系 孟祥禹 常春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104)人文关怀视野下高师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构建 唐连凤 李龙一 马淑琴

(107)高师生学业自

效能感的失落及其唤醒 汤颖

(110)论优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时间结构的依据和途径 江洪明

(114)新形势下大学生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与对策 赵江 齐霁

实践教学研究

(117)教师教育课程改革实践取向探析 于桂霞 胥雅民

(120)区域经济视域下调整地方高校专业设置的理路探研 何香仪

(123)对新课程方案适用性的探参——基于城乡二元结构的理论视角 姜立刚

(127)“广谱式”高校创业教育实践体系构建的研究价值探析 商应美 马成龙 方琳

教育教学研究

(130)提升大学生法律素质的路径与方法 林榕

(133)英文原版电影介入下的大学英语教学 程亚品

(135)公考背景下的应用写作教学 王学胜

(138)高等师范院校学生情绪认知调节策略研究 李飞

(142)语文教师课堂语言艺术优化探析 尚瑞华

艺术与哲学关系论文范文第8篇

作者简介:王永祥(1967― ),男,汉,江苏大丰人,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博士。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美学,文化学。)

中图分类号:J01文献标识码:A

Bakhtin’s Dialogic Aesthetic Ideology

WANG Yong-xiang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Mikhail Mikhaǐlovich Bakhtin,1895C1975)堪称20世纪苏联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于20世纪60年代被发现后,其复调理论、对话理论、狂欢化理论等在欧美广为流传。他认为,如果将艺术的视野局限于艺术自身的领域内,追求形式上的完美或艺术家本身的创造的自由,那么艺术就陷入严重的危机。巴赫金的哲学美学是一种交往性美学,即参与性或对话性美学。而巴赫金的对话性思想首先表现为一种关系论。

一、巴赫金的三种“关系”

在《1970年――1971年笔记》中,巴赫金[1](P.401)提及三种类型的关系:客体间的关系、主体和客体间的关系、主体间的关系。

巴赫金的“客体间的关系”包括“物体之间、物理现象之间、化学现象之间的关系,因果关系,数学关系,逻辑关系,语言学关系等等”[1]( P.401)。巴赫金非常强调主体在各种关系中的作用。如果说在客体间的关系中主体仅充当了“见证人和裁判官”角色,那么在第二和第三种关系中,主体则直接参与,成为真正的“当事人”。巴赫金的“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相当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与事物的关系;人与客观世界打交道的过程,即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在这种认识和实践活动中,人与事物发生了联系。一切事物的本质都存在于该事物与人的关系之中,其本质必须以人的本质为衡量尺度;而人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在承认事物自然本质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注重事物的社会本质;在确定事物本质的时候,我们必须寻找事物与人之间普遍性的联系,把那些非普遍性的联系排除在外;即使是这一普遍性的联系,也需要经过历史的考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事物与人的本质关系都会发生变化。

巴赫金的“主体间的关系”包括“个人之间、个性之间的关系:表述之间的对话关系,伦理关系等等。属于此类的还有一切人格化了的涵义联系。意识之间、真理之间的关系,互相的影响,师徒关系,爱,恨,欺骗,友谊,尊敬,虔诚,信任,猜疑等等”[1]( P.401)。主体间的关系不同于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不是我与他的关系,而是我与你的关系;要知道,在人与物的关系之中,“人以智力观察物体,并表达对它的看法。这里只有一个主体――认识(观照)和说话(表达)者。与他相对的只是不具声音的物体。任何的认识客体(其中包括人)均可被当作物来感知和认识。但主体本身不可能作为物来感知和研究,因为他作为主体,不能既是主体而又不具声音;所以,对他的认识只能是对话性的”[1]( P.379)。

巴赫金的三种关系恰好反映了西方哲学和美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客体性哲学/美学、主体性哲学/美学、主体间性哲学/美学。他对三种关系的区分旨在突出主体间的关系,对话性是其理论的核心。巴赫金为我们领悟和洞察世界指引了正确方向:对话。

二、哲学基础与理论渊源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具有深厚的哲学渊源。巴赫金对主体的重视(或者说他的主体建构论)的理论来源是康德。他视康德哲学为哲学之主流。康德关于人的主体性的思想对巴赫金有重大影响:在《艺术与责任》、《论行为哲学》等文中,巴赫金把主体的建构看成一种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主体的建构是在我与他者的对话和交往中实现的。巴赫金的主体建构论强调人的主体性和个人的参与性;进行理论探讨的时候,主体(人)是其出发点。当然,虽受康德哲学的影响,巴赫金的主体建构论所回应的问题是现代哲学所面临的危机。

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代表人物柯亨对巴赫金的影响尤其巨大,其著作(如《康德的经验理论》)深受巴赫金的喜爱。柯亨强调伦理学的重要性,视其为哲学之中心。柯亨提出以哲学方式研究美学,主张“系统的美学概念产生于系统的哲学概念”。受德国古典哲学和柯亨的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巴赫金刚刚踏上学术之路,就特别重视伦理学,试图建立一种伦理哲学;他发现,人类文化的三个领域(科学、艺术与生活)在多半情况下未能得到统一,他提出要克服艺术与生活之间由来已久的脱节,艺术与生活要相互承担责任;而要“保证个人身上诸因素间的内在联系”,只能“在个人身上获得统一”,只能是“统一的责任”;还有,“艺术与生活不是一回事,但应在我身上统一起来,统一于我的统一的责任中”[2]( P.1C2)。

巴赫金于20世纪20年代上半叶撰写的论著表现出他思考问题的显著特征:美学的伦理化、哲学化思考,哲学、伦理学的美学化倾向。按刘康[3]( P.166)的分析,这一时期即可看作巴赫金哲学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早期哲学美学阶段。在这一时期,巴赫金的思想更多地体现了以柯亨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的影响。

三、作者与主人公的对话、“我”与“你”的对话

巴赫金关于主体间性的美学命题可以概括为作者与主人公的对话、“我”与“你”的对话。其对话理论源于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和发现,源于他对复调小说理论的阐述。巴赫金认为,陀氏小说不同于以往的独白小说,他的小说是一种复调小说。

在巴赫金看来,独白小说类似于主调音乐。在独白型构思中,主人公是封闭式的,其形象建立于作者的世界观之中,独白小说中的主人公的自我意识只是作者意识的一部分,主人公的声音缺乏独立性,只能对作为主旋律的作者声音起烘托和陪衬作用。而陀氏的复调小说则类似于复调音乐。在这种小说中,作者与主人公分别唱着各自互不融合的声部,主人公不再是作者声音的传声筒,它们互相独立。陀氏小说中的主人公是能够直抒己见的主体,彼此之间形成良好的“和声”关系。独白小说中一切使主人公按照作者构思成为特定形象的东西,在复调小说中已不再作为完成主人公形象的形式起作用,而是作为主人公自我意识的材料加以利用。复调小说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了真正的复调,这些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于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

对于陀氏来说,小说内部和外部的各成分之间的一切关系都具对话性,整个小说的结构就是一个“大型对话”结构。所谓大型对话,指的不是表现于布局结构上的、处于作者视野范围之内的、客体性的人物对话,而是一种对话关系。

陀氏复调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对主人公所取的不是高踞对话之上的立场,而是一种新的艺术立场,是认真实现了的对话立场。这样,主人公便具有其内在自由、内在逻辑、独立性、未完成性和未论定性。因此,在其复调小说中,主人公相互之间、作者与主人公之间均具有对话关系,这种对话不是文学中假定性的对话,而是严肃的、真正的对话,他的主人公不是描绘的客体,不是作者语言讲述的对象,而是对话的对象。在艺术上,陀氏小说的大型对话是作为一个非封闭的整体构筑起来的。这种对话是未完成的对话,不同于独白型小说中的客体性对话或完成了的对话的形象(或者说完成了的对话的记录)。

大型对话和微型对话是巴赫金研究陀氏复调小说时提出的一对范畴,它们最终归结于对话性原则;巴赫金发现,陀氏构建对话的原则到处都一样,大型对话和微型对话之间具有相互依赖的关系。大型对话与微型对话又可相互转化。一方面,当构成微型对话的、处于一个话语主体内部的两个声音进一步发展分裂为两个话语主体的思想意识。另一方面,巴赫金提出的大型对话仅是一个相对概念;在小说文本内部,相对于微型对话而言,作者与主人公之间、主人公相互之间的形诸布局结构的对话关系是大型对话;而相对于陀氏整个文学创作来说,这种大型对话又成了小对话,或微型对话。与此同时,巴赫金与陀斯妥耶夫斯基以及其他文学创作者也展开了大型对话;在这种对话中,巴赫金寻觅到了隔世的知音――陀斯妥耶夫斯基。

巴赫金独具慧眼地发现了欧洲小说发展史上的一场革命,认为陀斯妥耶夫斯基就如同歌德的普罗米修斯,认为他创造出来的不是无声的奴隶,而是能和自己的创造者并肩而立的自由的人;因此,陀斯妥耶夫斯基颠覆了独白小说的传统,突破了独白型的已经定型的欧洲小说模式,创造了一个文学艺术的复调世界。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为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作品的工作起了巨大的拓展和推进作用,他的对话性思想开阔了美学、哲学、语言学等的思维空间,对当代美学和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研究都具有启示意义。(责任编辑:高笑云)

参考文献:

[1]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四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3]沈华柱.对话的妙悟――巴赫金语言哲学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2]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一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3]刘康.一种转型期的文化理论――论巴赫金对话主义在当代文论中的命运[J].中国社会科学,1994,(2).

艺术与哲学关系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强制阐释”论;西方文论;有效性;否定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6)02-0030-09

张江教授指出:“当代西方文论的根本缺陷在哪里?我认为,‘强制阐释’四个字足以概括。这是一个新的概念,用这个概念重新观照西方文论的历史,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判断和认识。”[1]张江教授把西方文论的根本缺陷归结为“强制阐释”,并以此怀疑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就其主观意愿而言,“强制阐释”论是为了反对文艺理论研究的全盘西化,提倡从中国文艺的实践出发来建构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但是,由于从总体上否定了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在客观效果上势必会产生文化民族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的弊病,不利于文艺和文论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开放。

一、“强制阐释”是历史的必然

何谓“强制阐释”?按照张江先生的解释,“强制阐释是指,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2]按照这个定义,不仅从古至今的西方文论(包括文学批评)都是“强制阐释”,而且从古至今的中国文论仍然是“强制阐释”的。比如,《尚书・虞书・舜典》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孔子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毛诗序》所说的:“《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曹丕《典论论文》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3]11.14.130.136这些都可以说是一种“强制阐释”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意识形态论,列宁的“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说,的“文艺为政治服务,从属于政治”说,邓小平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一直到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的“文艺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应该说是“强制阐释”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这些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是以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预设的前提,要求文艺作品的文本话语为其一定的政治道德目的服务的,要符合阐释者的主观意图和结论,并不顾及甚至消解文学指征。例如,孔子把《诗》三百篇归结为“思无邪”,《毛诗序》把《周南・关雎》归结为“后妃之德”,都是背离文本实际的主观判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得非常明白:“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4]66作为一种阐释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必然会有一些非文学的“前理解”在起作用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一,这是因为文学艺术本来就是与人类的全部社会实践密切相关的。文学艺术的概念,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和先秦时代都是指的“技艺”,后来才逐步转移到“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生产劳动之上,到了18世纪的西方启蒙主义时代才把文学艺术视为“美的艺术”。因此,即使到了18世纪以后文艺逐步要求审美的自律性,然而非审美和非文学的他律依然顽强地进行着“强制阐释”。其二,这是因为在阶级社会中,也就是在迄今为止的文明社会中,非审美和非文学的他律性,仍然是一种驱动“强制阐释”的强大动力,马克思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德意志意识形态》)[5]50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必须符合统治阶级的思想,否则就肯定要被颠覆和消解,哪怕它再具有文学指征的审美性和文学性。其三,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发展是离不开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道德等非审美和非文学的实践的。我们认为,西方文论,一般说来是以西方哲学为基础,通过西方美学,与西方文学艺术的发展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因此,西方文论的发展,必然是以西方哲学和西方美学的演变为其基础,又以西方文学艺术的发展为根据的,同时还与整个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密切相关的。这就规定了西方文论的发展,既不可能远离西方社会的历史变迁,也不可能脱离西方哲学、美学和文学艺术的具体演化嬗变。然而,我们过去却由于长期受机械唯物论和教条主义的影响,注重于前者而忽略了后者,在西方文论的研究中往往产生了庸俗社会学的和简单化的错误,致使西方文论的具体发展变化的规律未能得到如实的、细致的揭示,往往成了社会历史一般发展规律的概念化图解。新时期以来中国对于西方文论的研究也随着思想解放的进程而逐步达到了注重实事求是的境界,这对我们揭示西方文论的发展及其规律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6]1。然而张江的“强制阐释”论却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似乎忘记了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发展规律的他律性,并以此来否定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其四,这是因为文学的本质规定性不可能由文学指征和文本话语来单向度决定,它是一个多向度的结构整体。按照美国文艺理论家艾布拉姆斯(Abrams)的观点,决定文学的要素至少应该有四个:世界、作者、文本、接受者,而仅仅强调文本话语和文学指征就不可能全面理解文学本质。而西方文论的发展恰恰是在这四者之间逐步转移而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结构。我们看到,西方文论的发展也受制约于文艺的内部构成的变化。一般来说,文艺的构成要素主要是社会、作家(艺术家)、作品、阅读者(接受者)。这四方面的主要的文艺构成要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受注意和研究的程度有所侧重,从而也相应地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文论研究和文论体系。在从古希腊罗马文论到启蒙主义文论之前,自然本体论和摹仿说使文论家主要注重研究对象本身,因此,社会历史和艺术作品的研究比较受重视,启蒙主义文论以后,特别是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期认识论和表现论的逐步兴起,作家(艺术家)的主体性研究,包括传记性研究就形成了文论的主要方面,弗洛伊德学说和人类学本体论的流行,使得作者的主体性研究大行其道,一些文学史、文艺史,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史、文艺史的编撰,都突出了作家、艺术家本人的经历、个性、人格等方面的研究,也出现了许多优秀成果。20世纪上半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广泛流传,社会历史的文论研究曾经成为西方文论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思潮,尤其以现实主义和实证主义、自然主义的文论为最突出的代表,它们与苏联、东欧和我国的文论研究中的马列文论共同占据了世界文论的主要地位。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和消费理论、解释学美学、语言和话语理论等共同影响下,当时的联邦德国兴起了以研究阅读者、接受者为主要倾向的接受美学及其文论研究。这种接受美学思潮很快由欧洲传到美洲,又形成了读者反应理论。文学研究的重点由社会、艺术家、作品转到了读者。当然这种研究存在着极大的困难,它的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流动性、不确定性,使得这种研究很难有可操作性,因而具有科学性的成果至今很少,故而,人们的研究又不得不回到了社会及其历史,这就产生了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的文论研究。在20世纪整个一百年的历史中,由于语言学转向,在社会研究和作家研究的逆反心理式的反抗等原因的影响下,艺术作品的研究成为科学主义文论研究的主要方面,20世纪20年代盛行的俄国形式主义美学的文论、英美新批评流行于20世纪30―50年代、英国“有意味的形式”论的文论、法国叙事学、结构主义神话研究、符号学文论等等,一直影响到后现代主义的美学和文论,成为文论研究中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和思潮。当然,同样也由于形式主义之类文论研究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反现代主义的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等文论又由艺术作品的封闭研究转向了社会历史,而文化批评的文论或跨文化的文论研究则明显显示出把这四个主要因素综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趋向,这应该是文化研究的文论的一个优长之处。不过,文学和艺术的自律本性却不能消失在文化的他律性之中,否则,文论研究又会重新开始分割式的研究。这是我们研究西方文论发展及其规律的一个重要借鉴[6]5-6。

因此,我们从整体上来看,决不能以“强制阐释”来否定西方文论的有效性。恰恰相反,我们在建构中国特色当代文论时还必须借鉴西方文论,特别是西方当代文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此外,我们理解,张江的“强制阐释”还应该有另一层更加深的含义,那就是,西方文论从近代以来一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对于中国文论(包括文艺批评)的强制性输出,使得西方文论成为了中国现当代文论的主导思想和话语模式,形成了人们所谓的“失语症”。

实际上,这种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也是历史的必然,是不可抗拒的。其一,这是因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积贫积弱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成了西方强势文化面前的弱势文化,西方文论也就趁势压倒了中国传统文论思想而成了主导思想和话语模式。这是从古至今文化交流,特别是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流发展的规律。其二,这是因为中国文论思想现代化的需要。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伴随着整个社会及其思想文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白话文运动改变了文学艺术本身的性质和表现形式,中国现当代文论再也不可能运用传统的文论思想的一套理论和话语体系,为了适应整个世界现代化的潮流,中国现当代文论不得不采取了西方文论的理论形态和话语模式。这也是大势所趋,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其三,这是因为中国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道路、制度,因而中国现当代文论也就是通过俄苏的列宁主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文论,并且逐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论中国化。在这个过程中,前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文论曾经对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论进行了“强制阐释”,可是,经过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逐步清醒过来,力求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直到今天我们力图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指导,以中国传统文论为基础,以西方文论为参照系,来建构中国特色当代文论体系。因此,在这个建构过程中,西方文论的有效性是不应该否定的。

二、西方文论的话语特征分析

张江教授所揭示的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的话语特征: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反序认识路径,从本质上来看是西方文论的科学性、系统性、完整性的主要表征,也是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不足之处,可以作为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借鉴。

张江教授说:“我把‘强制阐释’的话语特征总结为四条。一是场外征用。在文学领域以外,征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强制移植于文论场内。场外理论的征用,直接侵袭了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性,文论由此偏离了文论。二是主观预设。批评者的主观意向在前,预定明确立场,强制裁定文本的意义和价值,背离了文本的原意。三是非逻辑证明。在具体批评过程中,一些论证和推理违背了基本的逻辑规则,有的甚至是明显的逻辑谬误。为达到想象的理论目标,无视常识,僭越规则,所得结论失去逻辑依据。四是反序认识路径。理论构建和批评不是从实践出发,从文本的具体分析出发,而是从现成理论出发,从主观结论出发,认识路径出现了颠倒与混乱。”

先看场外征用。其一,人类的知识系统最先就是以哲学的形态表现出来的,西方哲学尤其如此,西方的“哲学”本义就是“爱智慧”,所以一切关于世界、宇宙、万事万物的知识都包含在哲学之中,关于文学艺术的知识系统理论是在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后来分化出来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就是西方文论的确立标志。它的真实摹仿说就是反对柏拉图的影子摹仿说的结果,是他的四因论本体论、灵魂论认识论、逻辑学方法论的建构;它的悲剧论、史诗论是古希腊文学艺术实践的总结和概括。它雄霸欧洲文坛一千多年(车尔尼雪夫斯基语),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被西方现代主义文论所代替。因此,西方文论是自然而然地从西方哲学的母体中分化出来的。它必然地受到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其他学科的决定和制约。这应该是西方文论的有效性的一个优势。这样就容易形成一种在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的科学、系统、完整的体系。不像中国传统文论思想那样,就事论事,就诗论诗,或者从伦理(政治、道德)的角度来论说文学作品,即使是像《文心雕龙》那样的鸿篇巨制也还是受到外来佛教思想的影响才组成一个体系,然而,在接受西方文论之前,中国传统文论仍然是以诗话、词话、评点、批注为主要形态,虽然其中也不免哲学思想或者伦理思想的指导,但是直觉感悟和情感体验的话语方式,毕竟使人难以从整体上得到总体印象和直接感受。这样的“场外征用”似乎应该是西方文论的有效性的表征。其实,中国传统文论也是起源于经学的,这已经是一种常识,不过它受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没有体系化。其二,正如张江教授所说的:“我们指出场外征用的弊端,并不意味着文学理论要自我封闭,打造学科壁垒。我从来都赞成,跨学科交叉渗透是充满活力的理论生长点。但我更想强调的是,文学理论借鉴场外理论,应该是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而不是现成结论和具体方法的简单翻版。生硬地照搬照抄没有前途。特别是一些数学物理方法的引用,更需要深入辨析。”实际上,西方文论,特别是西方当代文论在跨学科引进时,并不是一种横向移植,而是主要运用了其他领域和场域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比如,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在西方文学符号学中具有很高的地位,绝不是对数学矩阵的幼稚模仿,也不是场外理论的简单征用。我们必须看到,格雷马斯的阐释也是一种可行的阐释方式。现代阐释学不同于古典阐释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文本的意义并不是单一的、作者赋予的,而可能是多方面的、读者看出来的,所以用数学矩阵读出来的文本意义,其有效性不应该简单否定。反对“场外征用”的结果只能是把文论和文本意义的阐释定于一尊,不可能不封闭自己。即使某些“场外征用”还是不完善的、幼稚的,也应该成为我们建构中国特色当代文论的借鉴,吸取其成功之处,避免其失误之处。比如,弗洛伊德的“升华”学说文论,把欧洲文学史通过《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演绎,说成是“恋母情结”的历史,当然是以偏概全,有失偏颇的,但是,它指出了人类的之类的无意识和潜意识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的作用,不是非常英明的,足资借鉴的吗?其三,中国当代文论建设还必须“场外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和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具体观点理论。很难设想,一种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可以完全从文学文本的内部建立起来。似乎翻遍古今中外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历史,还没有这样建构起来的东西。中国现当代文论发展史昭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指导,以中国传统文论为基础,以西方文论为参照系,所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必须从“场外征用”的,也许这正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个核心思想。在当今这样一个各种学科高度发达和交叉融合的时代,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不仅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方法,还要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跨学科的“场外征用”。当然,这种“场外征用”,必须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而且是符合文学艺术的内在规律(包括自律性和他律性的规律)的“场外征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实践已经证明,这是可行的,有效的。

再看主观预设。张江认为:“主观预设强制裁定了文本的意义和价值。”“主观预设的批评,要害是‘三个前在’:前在立场、前在模式、前在结论。批评尚未展开,结果早已存在。”其一,按照现代阐释学,任何阐释都是有“先见”(Vorsicht)的理解和解释。现代阐释学的奠基人是海德格尔。他完成了从认识论阐释学到本体论阐释学的转变。他从人的此在性、历史性和人存在于语言之中等观点出发,认为理解并不是人的认识活动和方法,而是人通过理解而存在,理解是人的存在方式。他还提出了前理解(Vorverstehen)的概念,包括先有(Vorhabe)、先见(Vorsicht)、先把握(Vorgriff)所组成的理解的“前结构”。这些直接启发了伽达默尔。伽达默尔分析了审美理解的构成条件─客体(艺术文本)必须是一种具有意义统一性的对象;就主体而言,理解总是与理解者的历史境遇密切相关的。他指出,在阐释学所有必要条件中,首要的条件总是一个人自己的先行理解,这种先行理解来于与同一主体相关联的存在。(《真理与方法》2版序言)这种“先行理解”(或称“前理解”,Vorverstehen)构成了所谓“超越性预期”,也就是处在历史和传统中的主体对艺术文本意义的预觉。因此,理解(Verstehen)是在前理解的传统和历史的框架内进行的。理解者总是带着自己的“先入之见”(偏见)进入理解过程的。审美理解就是“视界融合”。所谓“视界融合”就是历史视界与现在视界的融合。因此,审美理解“必然包含着历史与正在理解者的现在之间的调解”。(《真理与方法》2版序言)这就表明,审美理解并不是单纯的对审美对象的理解,它必定包含了理解者的参与。审美理解是一种解释者与艺术文本之间的对话[6]346.348.349。因此,张江所谓的“三个前在”:前在立场、前在模式、前在结论,是任何阐释所不可或缺的。其二,对于文艺批评来说,似乎阐释结论不应该是前在的;可是,对于文艺理论来说,阐释结论似乎应该也是可以预设或者预测的。文艺批评当然要运用一定的文艺理论来对具体的文学文本或者文学现象进行分析和评价,所以文艺批评的阐释结论就应该是文本的视界和批评者的视界的“视界融合”,因而分析和评价的结论看起来不应该是前在的,而是后来得出的。但是,对于一种文艺理论来说,只要它已经确立为一种成型的理论,就必须有前在立场、前在模式、前在结论。那么,用一种固定的文艺理论去分析和评价一种文学文本或者文学现象,其所能得出的结论也就是可以预设或者预测的,从逻辑上来看也就可以说是一种前在结论。张江教授针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发问道:“我们不禁要问:莎士比亚写《哈姆雷特》的目的中,含有轻视和蔑视女性的动机与故意吗?如果没有,女权主义者把她们自己的立场强加给莎士比亚,是一种合理和正当的阐释吗?主观预设立场和结论,篡改文本的原生话语,理论失去正当性。”这种发问,西方文论家和文学批评家听到了,除了嗤之以鼻,还会有别的反应吗?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还有许多作为“先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论、思想文论、邓小平理论文论等基本原则和基本原理必须坚持,也就是所谓的“主观预设”,或者准确地说“主体预设”,比如,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生产论、文学意识形态论、文学特殊掌握世界方式论、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发展不平衡规律论、世界文学论、资本主义与某些精神生产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论、悲剧论和喜剧论、文学艺术的社会职能论、艺术中的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论、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和创作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阶级性和实践性原则,列宁的文学艺术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两种文化论、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的反映论美学原则、艺术家要观察新事物论,普列汉诺夫的劳动先于艺术论,艺术的形象性特质论,艺术与社会生活、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密切关系论,斯大林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论、民族文化与无产阶级文化相结合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高尔基的劳动对文艺起源的重要作用论、艺术的形象思维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文学思潮论、典型创造论、批判现实主义是资产阶级“浪子”论等等,的中国文化和文艺的性质分析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论、作家的无产阶级立场论、文艺的普及和提高关系论、文艺的生活源泉论、生活美和艺术美的辩证关系论、文学批评论、文艺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论、反对“全盘西化”论、艺术的“标新立异”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方针、辨别香花毒草的标准论,的文艺对立统一关系论、文艺的民主作风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论、文艺规律论、时代精神论、典型人物论、艺术真实论、艺术修养论,邓小平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论,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论,社会主义文艺的形象性、真实性、思想性原则,文艺的多样化原则,社会主义文艺方针,文艺工作者对人民负责论,文艺工作者努力学习论,文艺工作者的艺术表现力论,文艺工作者团结论、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原则论,文艺的“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论,坚持文学批评论,等等[7]3-28。这些被实践证明了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理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的理论预设或前提,进入了文论家和批评家的意识以后,也就是所谓的“主观预设”。

再看非逻辑证明。张江教授所谓的“非逻辑证明”指的是:“在具体批评过程中,一些论证和推理违背了基本的逻辑规则,有的甚至是明显的逻辑谬误。为达到想象的理论目标,无视常识,僭越规则,所得结论失去逻辑依据。”

张江列举了西方当代文论逻辑论证上存在的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的确存在,但是,它们是理论创新之中的问题,似乎并不影响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张江举普洛普的故事学研究来证明所谓的“个案举证”非逻辑证明。他说:“用个别现象和个别事例证明理论,用一个或几个例子推论文学的一般规律。普洛普的神话学研究应该说是比较好的,他从阿法纳西耶夫故事集里的100个俄罗斯神话故事中搜罗出31个功能项,并将之称为神话故事的基本要素,并被推论这是所有神话及文学的共同规律。对此我们还是要产生这样的疑问:从这100个故事中提炼的规律适用于所有的俄罗斯神话吗?其他民族、其他时代的神话故事也概莫如是吗?个别事例无论如何典型,只能作单称判断,不能简单地推向全称。要建立全称意义的判断,必须依靠恰当规则的逻辑演绎或大概率统计归纳。文学理论和批评没有这个意识,许多人把一个例子无约束地推广到全部文学。”这种批评似乎有失公允。普洛普分析了100个俄罗斯民间故事,而得出故事学的功能性规律。这应该是很有西方实证主义精神了。我们认为,“这种从民间故事的不同形态中寻找大致相同的结构模式和功能系统的方法对法国结构主义文论是一种直接的引导。”[6]308实际上,普洛普并不是单纯用归纳法来形成自己的理论,而是在当时已经非常流行的法国结构主义文论的前提下,即在演绎法的前提下,再以归纳法来构成理论,所以在逻辑上是没有大问题的。当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发现问题就应该进行修正或补充。而且一般寓于个别之中,一滴水可以反映太阳的光辉,这种一般和个别的辩证法似乎不应该忘记。事实上,中国传统文论最缺乏的就是实证的科学精神,往往是以“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方式再进行文论的经学注解和阐释,“宗经”“原道”是根本,至于具体文本是可以裁剪的。《毛诗序》把《周南・关雎》指为“后妃之德”才是“个案举证”,后来成为相当长时期的权威理论,直到朱熹注诗以后才有所改观,然而,《毛诗序》的观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仍然是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制阐释”。就在批评了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以后,张江提出了所谓的“本体阐释”来建构中国当代文论,并呼吁建立“文本统计学”,这种文本统计学要统计多少文本才不是“个案举证”呢?101个?就是1001个,也还是一种归纳法理论,随时都可能遇到例外。

张江又以精神分析文论来说明西方当代文论的循环论证。他说:“论据是Q,论题是P,因为Q,所以P;因为P,所以Q。弗洛伊德关于恋母情结的假说与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以及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的相互论证就是这样的圈套。两个都未确定为真的判断相互论证,还做出理直气壮的样子。这是‘强制阐释’的批评中常见的现象。”事实上,精神分析文论的建构实实在在是科学实证的。弗洛伊德首先是在大量的歇斯底里症的临床诊断基础上提出了恋母情结和力比多,然后从古希腊俄狄浦斯王的神话传说中举证,把恋母情结命名为“俄狄浦斯情结”,接着发现了《哈姆雷特》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例证,从而认为,欧洲文学史就是一部恋母情结的历史,反过来证明他的精神分析理论。从形式上看起来确实是循环论证的。但是,这种论证是以事实为根据的,至少是具有相对真理的。人类文学史上以和恋母情结为题材或主题的文学作品,至少不是个别现象,当然也不是绝对普遍的现象。所以,如果从实质上来看,在循环论证的背后确实潜藏着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文论的实证科学精神。再说,这种形式逻辑的循环论证,在辩证逻辑之中就是可以破解的。就像所谓“解释学循环”,在部分与整体之间永远具有形式逻辑的循环论证过程,但是,在辩证逻辑之中这种循环论证就可以化解了,也就是换一个角度即可能得到跨学科的互证。而中国传统文论的循环论证却是缺乏实证精神的,主要就是祖先、先王、先贤、先哲的思想的循环论证,形成了中国传统文论的“滚雪球”式的注解、传注、集解、注疏、疏证的文论体例,最终就是要证明经学的权威性。

张江还批评了西方文论的“以假说证实”。他说:“假说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形式。根据已有知识和个人经验对文学现象做出解释和判断,是理论和批评行进与发展的必要手段。但是,假说本身并不必然为真,需要经过有效论证,假说才可能为真。以假说承载文学理论和批评,理论和批评的科学性无以立足。”这个问题,以波普的“证伪理论”的角度来看,似乎就不是一个问题。一切科学理论,如果不能证伪,就不是真正的科学理论,而且科学理论也就不可能发展了。文论假说在中外文论史上比比皆是。中国传统诗学中的言志说、缘情说、意象说、意境说、妙悟说、性灵说、神韵说、境界说,西方传统文论的摹仿说、镜子说、反映说、再现说、表现说,西方现代主义文论的唯意志论、直觉说、移情说、心理距离说、符号说,英美新批评的“张力说”,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性理论,法国结构主义的叙事学、神话-原型批评,后现代主义的文学矩阵说、异延说、视界融合说、文学场论等等,都是一些假说,而且实践也只可能证明它们的部分真理性和部分有效性,实际上也不存在全能全智的学说,不然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文学理论学说相继出现,互相补充,相反相成。西方当代文论的假说同样是在科学实证的精神指导下逐步形成的,特别是那些“场外征用”的心理学、数学、物理学、伦理学、人类学、美学、哲学最新成果而形成的假说,都有着一定的科学实证根据。西方文论史,实质上就是一部不断反思批判旧有文论假说的演化史,可以说是一种“剥洋葱头”式的发展史。到了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主义异延说,一切都成了不确定的东西,所以“后现代主义之后”,西方文论经过了近代的“认识论转向”,达到了“社会本体论转向”(包括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精神本体论转向”和20世纪50年代的“语言本体论转向”),又走向了“实践转向”的道路,回到了现实生活和生活世界或者日常生活之中。这正是真正的科学理论的存在方式。如果有那么一种被证明了就永远是真理的理论,那么文论的发展和生命就终结了。中国传统文论的式微和现代转型,其契机就在于它的形而上学性质,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生存,所以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中国的文论家和批评家们就纷纷转向了西方文论的种种有效性假说,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现代主义文论、现代转型的中国传统文论,并且正在整合它们,以建构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

再看反序认识路径。张江教授说:“理论构建和批评不是从实践出发,从文本的具体分析出发,而是从现成理论出发,从主观结论出发,认识路径出现了颠倒与混乱。”张江认为,“这是因为西方文论在自身构建过程中其认识路径出现了混乱。首先是实践与理论的颠倒。文学理论的生长不是基于文学的实践,而是基于理论自身的膨胀,基于场外理论的简单挪移。批评不是依据文本的实际内容得出结论,而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用理论肢解文本,让结论服从理论。其次是抽象与具体的错位。抽象可以指导具体,但必须是从具体上升为理论的抽象。在实际批评过程中,抽象应该服从具体,在具体批评中丰富抽象,而不能用抽象消解具体。但很多西方文学理论的生成不是从文学的具体出发,而是从理论的抽象出发,改造肢解具体,造成抽象与具体的错位。再次是局部与全局的分裂。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建构中,诸多流派和学说,不能将局部与全局有机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相对完整、自洽的体系。从局部始,则偏执于一隅,对文本做分子级别的解剖分析,但却仅停留于此并声称文学总体就是如此,以局部充当总体。从全局始,则混沌于总体,对文学总体作大尺度的宏观度量,以宏观取代微观,弃绝微观分析。当然,这里最根本最要害的问题是,西方文论的生成和展开,不是从实践到理论,而从理论到实践,不是通过实践总结概括理论,而是用理论、碎化实践,这是‘强制阐释’的认识论根源。”

张江的这些分析,貌似有理。是啊,任何理论都必须从实践出发概括和总结出来。但是,他忘记了理论的形成并不是经验的直接、简单的归纳和提炼,而是一个复杂得多的直接实践和间接实践的过程。西方文论,特别是西方当代文论的形成,我们都了解得那么全面了吗?它们都是实践与理论的颠倒、抽象与具体的错位、局部与全局的分裂的吗?如果真的是这样,西方文论,特别是西方当代文论也不可能存在这么长的时间,产生这么广泛的影响。我们主编了一本《西方文论教程》,把西方文论的有效性作了分析和反思,我们觉得张江教授否定西方文论的有效性是不够审慎的。

其一,从实践与理论的关系来看,并非直接的实践就可以生成理论。古今中外的文论家和批评家大部分都不是文学艺术实践的直接参加者。他们的文论学说是从哲学和美学的高度,对文学实践的概括和总结,而不是自己的文艺创作的经验总结。文艺创作谈对文论的形成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更多的应该是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美学观上对文学实践的概括和总结。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罗提诺、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康德、黑格尔、泰纳、勃兰兑斯、叔本华、尼采、克罗齐、弗洛伊德、荣格、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马尔库塞、本雅明、利奥塔、福柯、德里达等等,都不是文学家,但是,他们是哲学家和美学家,他们从哲学和美学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了文学实践的某一个方面,建构了某一种文论体系,反过来对西方文学实践的发展起到了引导和推动的作用,或者阻碍了某一时代的文学实践,也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要求每一种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理论,都直接来源于文学创作实践的做法,是一种十足的经验主义认识论,是不可能建构起真正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理论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传统文论思想的那种直觉、感悟、体验式的感性化形式,是优劣参半的,必须以西方文论的理论化、体系化、科学化来加以补充。这也就是西方文论的有效性的表现之一,也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必须以西方文论为参照系的理由。

其二,从抽象与具体的关系来看,就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而言,具体文本必须服从抽象理论,抽象理论是分析具体文本的指导原则。任何具体文本分析,都必须把文本的具体形象及其构成因素拆卸为符合一定抽象理论原理和原则的元素,从而评价它们是否符合一定的抽象理论原理和原则,来决定对它们的高下文野、是非曲直的判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不是一种感性的具体活动及其结果,而是一种知性的抽象活动,或者确切地说,是一种从感性具体到知性抽象,再到理性具体的活动及其结果。因此,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学批评的那些诗话、词话、曲话、评点、传注等形式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多义性、玄学化、神秘化、诗意化倾向,还必须借鉴西方文论的抽象的理论化、明确化、科学化来加以克服。中国近代文论对古代传统文论的现代化转型,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摒弃了一些语义不明确的范畴概念,以西方的文论概念来重新阐释一些可以改造运用的范畴概念,如气、意、风骨、意象、意境、比兴等等。然而,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型,至今仍然是一个艰难的任务,必须参照西方文论的有效性才可能逐步完成。如果,仅仅关闭在传统文论的圈子内,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型不可能完成,建构中国特色当代文论的基础也就无法形成。

其三,从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来看,这是一个如何破解“解释学循环”的问题,必须以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才可能做到局部与全局的辩证统一。所谓阐释学的循环是指,我们必须根据局部来理解整体,而又必须根据整体来理解局部。对于这个循环,有不同的理解。施莱尔马赫认为,理解的循环沿着文本来回移动,而当文本被完满地理解时,这种循环就消失了。这时就获得了“顿悟”,解释者就把自己完全置入作者的精神之中,从而消除了一切关于文本的难解之处。然而海德格尔认为,对文本的理解永远是被理解的“前结构”所规定的。因此,完满的理解不是整体与局部的循环的消除,而恰恰是这种循环得到最充分的实现。伽达默尔继承了海德格尔的看法。他认为,阐释学的循环在本质上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而是传统的运动与解释者的运动的相互作用。这样,支配理解的是一种“前理解”,这种“前理解”来自我们解释者与传统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靠着“前理解”去理解整体,而对整体的理解又被对组成整体的各个局部和理解所规定,从而反过来又校正我们的前理解。这是一个永无完结的过程,而正是这才真正揭示了世界的本体和意义[6]349-350。因此,对于文学的整体与局部的阐释,就需要不断调整人们的“前理解”,以前理解为中介来辩证处理局部与全局的关系,而且不断敞开这种关系。也许西方文论和西方当代文论处理这种关系还有所偏颇,比如,西方文论偏向于宏观把握文学,对微观注意不够,像英美新批评那样的“细读”文论还比较少。然而,正是这种偏重宏观的西方文论,可以与偏重于微观的中国传统文论进行互补,建构起比较全面的中国当代文论体系。这同样也表现出西方文论的有效性。

三、“强制阐释”论的形而上学

“强制阐释”论否定西方文论的有效性,是一种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表现,它一是视野狭窄,二是以偏概全,三是主观臆断。

其一,建构中国特色当代文论必须视野开阔。西方文论的有效性是不应该否定的,西方文论包括了西方古典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现代主义文论、后现代主义文论,西方文论不仅有科学主义思潮,还有人文主义思潮。“强制阐释”论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的“全盘西化”的文论建构倾向,其主观愿望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它从整体上完全否定了西方文论的有效性,除去了建构中国当代文论的西方文论参照系,势必就会局限了我们的视野。我们不仅要看到西方文论的组成成分的多样性和多元化特点,还要看到西方文论的优长之处和不足之处是并存的,而且在总体上对中国文论建设是很有启发的。特别是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论,给我们提供了多层次、多角度、开放性的文论视野,给我们跨学科的透视的文论视角,启发我们建构起科学、系统、完整的文论体系,克服中国传统文论思想的伦理化、直觉化、神秘化所带来的某些不足之处。我们认为,为了在21世纪建构起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我们就必须认真了解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和文论思潮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的相互关系。尽管当今中国还不是后工业社会,也不具有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和美学的具体境况,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展开,全球各民族的政治、文化和美学(文论)也必然相互影响,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和美学(文论)当然必然成为中国当代文论建构的参照系和背景之一。同时,中国社会当下的现实正处于一个重大转型的时期,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美学、文论的因素多元共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因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历史发展及其特征、规律都必定是重建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文论)的借鉴。而且中国当代美学(文论)的建构,经过了20世纪的曲折历程,在20、21世纪之交初步形成了学术界的共识,即以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为指导,以中国传统美学(文论)的现代转型为基础,以西方美学(文论)的历史发展为借鉴,融汇中西,沟通古今,建构起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文论)。为此,了解西方后现代主义美学与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和中国传统文论的相互关系也就刻不容缓了[8]1。

其二,建构中国特色当代文论必须全面审视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即使西方文论有着张江教授所说的那些“强制阐释”的问题,我们也应该全面地对待西方文论,不能以偏概全。比如,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后工业社会的文化形式。它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至今仍然处于发展之中。它是对现代主义的反思,是一种“重写现代性”的文化形式,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化现代性”。它的旗号是彻底拒斥形而上学,反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它的特质在于:彻底消解理性,消解人类主体或人类中心,追求意义的延异流动;它采取的是反元叙事方式,即彻底反对本质主义、基础主义,鼓吹反普遍主义的多元化,追求意义的非确定性;西方后现代哲学主要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福柯的后结构主义或新历史主义,拉康的后精神分析,利奥塔的、德勒兹的、布迪厄的后现代主义等,杰姆逊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主义;20世纪90年代前后,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也加到后现代主义的重写现代性的“语言游戏”或“文化批判”之中,因此可以称为“文化现代性”[8]4-5。对于后现代主义的拒斥形而上学、反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彻底消解理性,消解人类主体或人类中心,追求意义的延异流动,反元叙事方式,即彻底反对本质主义、基础主义,鼓吹反普遍主义的多元化,追求意义的非确定性等等文论主张,我们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历史语境中还原它们的具体论点,分析它们的利弊得失,全面审视它们,做到“洋为中用”,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把它们作为建设中国当代文论的参照系,吸取它们的成功经验,摒弃它们的失败教训。从总体上,完全否定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只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不利于中国特色的文论的建设。

其三,建构中国特色当代文论必须从当今现实出发。中国当代文论家经过多年的实践,可以说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共识: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指导,以中国传统文论为基础,以西方文论为参照系。否定了西方文论的有效性,中国当代文论就不可能建构出科学、系统、完整的现代化文论体系。“强制阐释”论否定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实质上是一种主观臆断,因为它那表面上看起来头头是道的分析,并不是实事求是的,它本身就是一种“强制阐释”。我们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一书中,分别对解释学文论、接受美学的文论、解构主义文论、生存美学的文论、崇高美学的文论、女性主义文论、欲望美学的文论、文学场论文论以及重写现代性、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化研究等方面,探讨了中国当代文论建设与后现代主义文论的关系。我们认为,后现代主义美学与实践美学是同步发展的。早在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创立之初,实践美学就已经在拒斥启蒙主义美学(文论)的形而上学,走向后形而上学思想,在这一点上,它与后现代主义重写现代性、反思现代性的历史进程是同步的。当然,由于其根基是完全不同的,即实践美学以实践唯物主义为基础,从而比起西方现代美学,后现代美学更合乎现实地解决着有关美学的理性,主体性、个体性等现代性问题,更有力地消解了旧形而上学的普遍性、永恒性、必然性,为美学(文论)问题中的确定性、普遍有效性、合目的性、必然性等问题提供着实践辩证法的解决。我们可以说,实践美学是最具有建设性的当代美学(文论)形态之一,它将在批判(考察、清理、审查)后现代主义美学的基础上为建设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文论)做出应有的贡献[8]20。因此,从当今中国的现实出发,我们仍然坚持主张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指导,以中国传统文论思想为基础,以西方文论为参照系,建设中国特色当代文论体系或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体系。为此,西方文论的有效性是不应该否定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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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哲学关系论文范文第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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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艺学方向

1.论历史传统与现实生活对文艺创作的双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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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论新写实小说之“新”

5、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及其艺术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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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自然主义文学的真实性:意义及其局限

8、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关系一议

?D?D以左拉的小说创作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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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学语文教学与美育问题

11、语言教学与审美教育

12、日常生活与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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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论抒情文学中的意象及其意义

15、艺术散文中的意象和意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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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试论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陆流行歌曲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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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在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双重轨道上行走的科幻小说

27、科幻小说审美特征论

28、“韩风”何以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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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对一种非文学对象的文学探讨

?D?D以《实话实说》一类的电视节目为例

47、中学的文学教育与小学的文学教育异同论

48、当代视野中的“雅文学”与“俗文学”及其关系

三、古代汉语方向

(一)文字理论与中小学识字正字教学

1、中学生错别字成因及对策。

2、充分利用多媒体设备,加强识字教学的效果。(可参考中央电视台四套“语林趣话”栏目,已出书;可参考电子版本的《汉语大字典》提供的汉字字形材料。)

3、利用六书理论辨析形近易误字(如:雎,形声字,声旁是且,形旁是隹;睢,形声字,声旁是隹,形旁是目;又如:戎、戍、戊、戌、戒)。

4、了解古代文化常识,提高识字教学的趣味性和知识性。

(二)词汇知识与文言文词语教学

1、正确利用方言和土语,掌握文言文常用实词的意义。(大圩高桥村把“跑”说成“走”。)

2、利用成语,掌握文言文常用实词的意义。(赴汤蹈火,汤是“热水”的意思)

3、高中古文(散文,诗歌)词汇注解失误商榷(一篇或一册;一类或一册)

4、初中/高中常见成语的文化意蕴。

(三)语法知识与中学文言文教学

1、初中文言文/高中文言文(第X册)“是”字用法分析。

2、高中文言文(第X册)“之”用法分析。

3、高中文言文(第X册)宾语前置考察。

4、高中文言文被动句式分析。

5、高中文言文介宾结构作状语的位置的考察/高中文言文名词作状语考察。

6、成语中反映的古代汉语语法现象。

7、高中/初中古文(散文,诗歌)语法注解失误商榷(一篇或一册;一类或一册)

(四)综合

1、加强语文教师古文功底,提高文言文教学水平。

2、自主性学习中的文言文教学。

3、加强文言文功底,更好适应文言文学习重点调整(字词句的学习?D?D文化含义的理解)。(提示:文言文学习重点调整后,对教师的要求更高了,要求教师首先要正确理解教材,再深入分析教材)

四、现当代文学方向

1、鸳鸯蝴蝶派小说新论

2、胡适对现代新诗理论的贡献/论《尝试集》在现代新诗史上的地位

3、郭沫若诗歌的情感特征/论郭沫若早期诗歌的意象体系

4、冰心小诗的哲学意蕴/冰心散文的语言特色/冰心小说创作中的母爱主题

5、从《伤逝》看鲁迅的爱情观/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或忏悔意识)/论《故事新编》的“庄严”与“荒诞”

6、论庐隐的创作心态/论庐隐小说中的情智冲突(或情感模式)

7、比较郁达夫与庐隐的小说创作

8、论郁达夫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或知识分子形象)

9、论冰心散文的艺术特色/论“冰心体”散文的语言特征

10、论朱自清散文的美学风格

11、论何其芳《画梦录》的主体意识

12、论张资平的小说创作

13、施哲存小说创作论

14、穆时英小说创作论

15、论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16、论《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形象对传统母性的颠覆。

17、论丁玲小说创作历程中女性意识的转变/论丁玲早期创作中的女性形象

18、张天翼与沙汀讽刺艺术的比较。

19、闻一多诗歌创作中的死亡意识。

20、论穆旦诗歌的自我意识。

21、论萧红小说的生命意识(或女性意识、抒情性)/论萧红的《生死场》

22、论政治文化心理与30年代文学的关系

23、《家》中觉慧的形象与《寒夜》中汪文轩形象的比较

24、论巴金前期小说的青春气息/论巴金后期小说的悲剧色彩

25、论茅盾小说中的民族资本家形象(或新女性形象)/论茅盾小说的结构特征

26、论老舍小说的“京味”/论老舍小说与北京文化/论老舍小所语言的幽默特色

论老舍小说中的市民形象(或女性形象)/从老舍的小说看老舍的女性观/论《骆驼祥子》对城市文明病的探讨。

27、论周作人的“言志”散文/论周作人散文的“苦”与“涩”/论周作人散文的“雅趣”与“俗趣”

28、论梁遇春散文的哲理性(或梁遇春的散文与人生智慧)

29、论沈从文小说的湘西世界/论沈从文小说中的都市生命形态/论沈从文的都市题材小说/论沈从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或男性形象)/论沈从文小说中的诗性悲剧美(或牧歌情调、抒情性)/论沈从文的《边城》/从《边城》看沈从文的文学理想

30、论戴望舒诗歌的感伤情调(或意象体系)

31、论藏克家诗歌的情感特征(或形式技巧)

32、论曹禺话剧的诗性特征/《雷雨》与基督教文化/论《雷雨》中的象征性意象/从《雷雨》看曹禺的女性观。

33、论林语堂的幽默小品文/林语堂的散文与东西方文化

34、论赵树理的农民题材小说/论赵树理小说中的新一代(或老一代)农民形象

35、论孙犁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36、赵树理与孙犁农村题材小说的比较

37、论《华威先生》的讽刺艺术

38、从《华威先生》和《在其香居茶馆里》看张天翼与沙汀讽刺艺术的异同

39、论《围城》的讽刺艺术/论《围城》中比喻手法的运用/论《围城》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从《围城》中的女性形象看钱钟书的女性观

40、论张恨水《金粉世家》中的爱情悲剧

41、论艾青诗歌的独特意象

42、对新时期文学的反思

43、论莫言小说的形式感

44、论韩少功的“寻根”之作

45、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的思考/对“女性文学”作家、作品研究

46、论贾平凹散文的美学追求

47、论舒婷的诗歌创作

48、“女性散文”研究

49、论巴金的《随想录》

50、余秋雨散文的文化内涵

51、王蒙小说研究/论王蒙的意识流小说

52、论刘心武的小说

53、论王安忆的小说/论王安忆的《长恨歌》

54、港台文学研究(如论琼瑶的小说,三毛的创作,席慕容、陈映真创作,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

55、《白鹿原》的文化底蕴

56、论新时期通俗文学(或论新时期的知青文学)

57、中国当代电影文学中的女性形象

58、“第5代导演”(张艺谋、陈凯歌、周晓文、田壮壮等)的作品研究

59、当代都市小说研究

60、论前17年的政治抒情诗

61、论郭小川(或贺敬之)的诗歌

62、论穆旦建国后的诗歌创作

63、论艾青建国后的诗歌创作

64、论的地下诗歌(或论文学的文化语境、论中样板戏的审美特征)

65、论朦胧诗的美学特征

66、论顾城(或舒婷、北岛)的诗

67、论新生代诗的美学特征

68、论归来诗人群的创作

69、论中的地下写作

70、论路遥的小说/论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或《人生》)

71、论贾平凹的《废都》

72、论90年代的女性写作

73、论革命历史小说的美学特征

74、论“百花小说”的文学史意义

75、论新写实小说的反崇高/反思新写实小说/论新写实小说中人物塑造的特征/论新写实小说的人生哲学/论新写实小说与存在主义/论新写实小说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异同

76、论伤痕小说的社会学意义

77、论汪曾祺的小说/论汪曾祺与京派文学的关系/汪曾祺与沈从文小说的异同

78、论浩然在中的小说创作

79、论茹志鹃的小说

80、论池莉的小说/论池莉小说的世俗性

81、论方方的小说

82、论铁凝的小说/论铁凝小说中的少女形象/论铁凝的《大浴女》

83、论贾平凹的小说的地域色彩(或寻根意识)

84、论张承志的小说

85、论残雪小说审美意识

86、论张洁的小说

87、论林白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88、论陈染小说中的母女关系(或孤独意识、抒情意味、自传性)

89、论当代女性小说与死亡意识

90、史铁生小说的生命意识/论史铁生小说对死亡的思考/论史铁生散文的风格

91、论王朔小说与文学市场的关系(或与影视的关系)/论王朔小说中的“顽主”形象/论王朔小说的语言特色/论王朔小说的文学史意义

92、论苏童小说与江南士风/论苏童小说的抒情性/论苏童小说的诗性/论苏童小说的女性

93、论鬼子的小说/论东西的小说/论李冯的小说

94、论余华小说中的死亡与暴力/论90年代余华创作的转向/论余华的《活着》/论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

95、比较余华的《活着》与鲁迅的《阿Q正传》

96、比较王安忆与张爱玲的创作

97、比较池莉与方方的创作

98、论90年代女性散文的创作

99、论当代女性文学中的母爱主题

100、论当代女性小说中的“梦”

101、论80年代与90年代小说创作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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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间文学方向

1、壮族歌圩:历史传承与现代变迁

2、现代传媒冲击下民间故事的传承现状

3、当代民间文化传人?D?D歌王、歌师、民间艺人、故事讲述家的调查研究

4、南宁国际民歌节、河池山歌铜鼓文化艺术节的考察与研究

5、壮族文化圣地?D?D田阳春晓岩的文化底蕴与现代开发

6、漓江流域、下枧河流域、布柳河流域、盘阳河流域、左右江流域等特定区域的文化资源

7、研究《布洛陀经诗》、《莫一大王》、《密洛陀》、《欢传扬》、《马骨胡之歌》等少数民族经典作品的文化内涵与目前的传承情况。

8、从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审美人类学或者其他相关学科的角度,研究民间文化资源的历史演化与现展

9、广西著名村镇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发展研究

10、村镇社区婚姻习俗调查与研究

11、村镇社区丧葬礼仪调查与研究

12、特定区域民间医药习俗研究

13、村镇旅游资源开发研究

14、特定区域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研究

15、特定区域少数民族建筑文化研究

16、特定区域少数民族饮食文化研究

17、特定区域少数民族宗族制度研究

18、特定区域少数民族教育传统研究

19、特定区域少数民族习俗研究

20、其他富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文化现象、文化习俗、人文传统、生态保护等方面的调查和研究。

六、现代汉语方向

1、�w�w人怎样学习普通话(例如:平南人怎样学习普通话)

2、试论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拼音教学问题

3、试论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汉字教学问题

4、试论初中语文教学中的汉字教学问题

5、试论小学语文教学中的词汇教学问题

6、试论初中语文教学中的词汇教学问题

7、试论高中语文教学中的词汇教学问题

8、试论初中语文教学中的语法教学问题

9、试论高中语文教学中的语法教学问题

10、试论初中语文教学中的修辞教学问题

11、试论高中语文教学中的修辞教学问题

12、试论颜色词语的文化内涵

13、试论动物词语的文化内涵

14、试论植物词语的文化内涵

15、试论人名的文化内涵

16、试论地名的文化内涵

17、试论成语的构成

18、试论成语的意义

19、试论成语的文化特征

20、试论惯用语的构成

21、试论惯用语的意义

22、试论惯用语的文化特征

23、试论歇后语的幽默性及其成因

24、试论歇后语的地方性特征(以本地歇后语为例)

25、试论积极谚语的功能

26、消极谚语的成因及克服对策

27、试析�w�w句式(例如:试析“A不A,B不B”句式)

28、“把”字句的篇章功能

29、“被”字句的篇章功能

30、双宾句的篇章功能

31、存现句的篇章功能

32、连动句的篇章功能

33、兼语句的篇章功能

34、试论比喻的文化性

35、文学作品�w�w的语言艺术(例如:文学作品《日出》的语言艺术)

36、�w�w商品命名研究(例如:化妆品命名研究)

37、�w�w牌号命名研究(例如:店铺命名研究)

38、网络语言研究

39、广告语言研究

40、营销语言研究

41、广播语言研究

42、主持语言研究

43、叫卖语言研究

44、称呼语言研究

45、教学语言研究

46、新闻语言研究

47、手机短信语言研究

48、流行段子语言研究

49、经济类新词语研究

50、外来新词语研究

七、外国文学方向

1、论古希腊神话的特质及其对西方文化精神的影响。

2、试论荷马史诗的时代主题及其艺术成就。

3、论古希腊悲剧的命运观和艺术风格。

4、从《俄狄浦斯王》看索福克勒斯的悲剧艺术成就。

5、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的悲剧艺术比较。

6、东西方悲剧精神的比较研究。

7、论但丁《神曲》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

8、《巨人传》与法国文艺复兴精神。

9、堂吉诃德与桑丘•潘沙形象研究。

10、论莎士比亚历史剧的主题思想及其艺术特征。

11、试论莎士比亚喜剧的主题思想及其艺术特征。

12、论莎士比亚悲剧的艺术成就(四大悲剧或《哈姆莱特》)。

13、试论莎士比亚悲剧中的男性(女性)形象。

14、从《伪君子》看莫里哀古典主义喜剧的艺术成就。

15、试论《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思想意义。

16、论《浮士德》的思想主题及其艺术特色。

17、论《浮士德》的人物形象及其辨证思想。

18、论浮士德人生追求的主题意义。

19、从《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看拜伦浪漫主义诗歌特色。

20、从《巴黎圣母院》看雨果的美丑对照艺术原则。

21、从《悲惨世界》看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

22、试论《红与黑》的艺术成就。

23、从《高老头》看巴尔扎克对贵族的态度。

24、论《高老头》的典型人物及其主题意义。

25、从《高老头》看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艺术成就。

26、论《人间喜剧》的思想主题与“巴尔扎克式”小说的艺术特征。

27、从《包法利夫人》看福楼拜的小说艺术成就。

28、论《傲慢与偏见》中的简•奥斯汀的妇女观。

29、论《简•爱》的艺术成就。

30、论《呼啸山庄》的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

31、试论狄更斯前期小说创作中的“流浪汉小说”特征。

32、论狄更斯笔下的“小人物”形象。

33、从《双城记》看狄更斯的人道主义思想。

34、论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艺术成就。

35、论果戈理的幽默讽刺艺术(“含泪的笑”)。

36、屠格涅夫笔下的“多余人”形象研究(罗亭等)。

37、诗意的现实主义?D?D屠格涅夫小说艺术研究。

38、从《罪与罚》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艺术特点。

39、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及其艺术特征。

40、莫泊桑短篇小说研究。

41、从《玩偶之家》看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艺术成就。

42、偶然性与必然性?D?D论哈代“威塞克斯小说”的命运主题。

43、传统性与现代性?D?D论哈代“威塞克斯小说”的悲剧意识。

44、性格与环境?D?D论哈代“威塞克斯小说”的人物形象。

45、从《德伯家的苔丝》看哈代小说的艺术成就。

46、试论《战争与和平》的艺术成就。

47、论《安娜•卡列尼娜》的艺术构思及其主题意义。

48、论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及其“心灵辩证法”。

49、从《复活》的人物“复活”看“托尔斯泰主义”。

50、论契诃夫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

51、论马克•吐温的幽默讽刺艺术。

52、论《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小说成就。

53、论高尔基早期浪漫主义创作的艺术特色。

54、论《母亲》的思想主题和艺术成就。

55、论萧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的艺术成就。

56、试论劳伦斯小说中的两性关系研究及其文化价值观。

57、论《儿子与情人》的思想主题与艺术特色。

58、论《虹》的三代人情爱观及其思想意义。

59、试论海明威长篇小说中的反战主题和“迷惘的一代”人物形象。

60、论海明威笔下的硬汉形象及其“硬汉性格”。

61、从《老人与海》看海明威的“冰山原则”。

62、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思想和艺术特征。

63、论《荒原》的后期象征主义艺术特色。

64、论卡夫卡小说的思想主题。

65、试论卡夫卡短篇小说的艺术成就。

66、从《追忆逝水年华》看普鲁斯特的“回忆的诗学”。

67、论《尤利西斯》的意识流小说艺术成就。

68、试论存在主义小说、戏剧的现代哲理。

69、试论东方文学的文明特质及其文化价值观。

70、东方神话研究。

71、论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的人物形象及其文化意义。

72、论印度两大史诗的文化影响。

73、《圣经》文学研究。

74、试论《源氏物语》的小说成就。

75、论《源氏物语》的女性形象及其意义。

76、阿拉伯民间文学杰作《一千零一夜》研究。

77、试论泰戈尔散文诗《吉檀伽利》的艺术成就。

78、川端康成的小说美学及其艺术成就。

八、古代文学方向

1、论中国古代神话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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