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经济论文范文

中日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目前，日本政治正处在极度动摇之中。1955年，时任总裁的鸠山一郎联合自由党，成立了自由(自民党)，创建了超稳定的政治体系――“55年体制”。在这个体制下，除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因为自民党分裂，出现了短时间的自民党下野的情况之外，其他时间均属于自民党执政，或者是自民党联合其他政党执政。

但是“55年体制”在2009年8月的大选中行将崩溃，日本将首次出现执政党轮替现象。鸠山一郎的嫡孙鸠山由纪夫率领的，很有可能赶自民党下台，抢夺到执政党的地位。

日本政治的动摇今后将会延续多长时间?自今年4月开始出现的日本经济的复苏，是否会夭折?日本GDP总量在退出世界第二的地位后，将何去何从?中国及世界对这些问题都十分关心。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日本经济并没有因为政局的动摇而出现明显的下滑趋势，经济在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正常运行。不存在出现混乱、失控的可能。用日本经济蓝皮书的话来说，“日本国内金融秩序仍较稳定，经济社会基础层面尚好，经济本身依然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可遵循的经验教训，陷入类似20世纪90年代长期萧条的可能性不大。”

该如何看待日本经济?白皮书从“缩小贫富悬殊”、“公平分配”、“金融”、“贸易投资与区域经济合作”几个方面，对日本经济进行了分析。这些基本上是2008年全年及2009年上半年日本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总报告里，张季风认为：“2008年日本经济受到了比美国和欧洲更严重的冲击。股市暴跌、出口骤减、工矿业生产迅速下滑、企业收益下降、失业率攀升，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在恶化。”日本经济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谭晓军、王海涛在论文中分析说：“日本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个政策是导致日本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解决贫富悬殊的方法在于公平分配。樊勇明、贺平从日本经济战略的制定方面，分析了该国“一切以国民生活富裕为出发点的民本思想。”

崔岩则从金融的角度，分析了日本经济停滞的原因，认为“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的长期经济停滞中，金融因素不仅贯穿始终，而且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影响因子。”

日本国内出版的白皮书均为日文版，也有个别由日本机关翻译成英文的，但绝无中文版日本经济白皮书。让中国人了解日本经济，特别是在日本是中国第三大贸易对象国、中国为日本第一大贸易对象国的时候，对这种书籍的需求就特别的紧迫。第二版日本蓝皮书的出版无疑弥补了这个空白。

中日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1934年,农研会创办中国经济情报社和中国征信所资料室,分别由骆耕漠、姜君宸负责。前者负责收集各地报纸、杂志和其他经济材料,编写各种有关经济的报道或专题文章,分送日报和刊物,曾编辑发行《中国经济情报》周刊,出版《中国经济年报》(1、2辑)、《中国经济论文集》(共3集)等。后者主要负责供应各报刊、机关有关杂志论文、报刊新闻和其他各种资料,并在南京设立一个门市部,陈列资料,供人参阅。《中国农村》原本由黎明书局印刷出版,但到1935年因“新生”事件面临困境,农研会于是决定筹建自己的出版机构。当年8月新知书店正式成立,钱俊瑞、姜君辰、张仲实、薛暮桥、孙晓村、张锡昌、徐雪寒等为理事会理事,钱俊瑞任理事长,徐雪寒与华应申任正、副经理,负责书店的日常业务,姜君辰主持编辑工作,并由教育家经亨颐题写店名。创业之初,新知书店在上海华龙路(今雁荡路)元昌里租赁厢房,作为工作和住宿之用。后来业务有所发展,又迁到环龙路(今南昌路)福寿坊。(9)据冯和法回忆:“新知书店的创办,徐雪寒付出了不少辛苦。每股股金五元,多数是由一些会员担负;他们不是投资,而是支持新兴出版事业。新知书店的资金为数不多,可以说是白手起家。”(10)成立以来,新知书店除继续出版《中国农村》外,还出版了姜君辰主编的《新世纪》月刊和叶籁士主编的《语文》月刊以及大量图书。据统计,新知书店出版的书籍约有五百部,涉及经济、文学、哲学等学科领域。在农村经济、经济学方面,有《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国乡村建设批判》、《中国农村描写》、《农村经济底基本知识》(薛暮桥)、《中国货币制度往哪里去?》《通俗经济学讲话》(狄超白)、《中国农村经济常识》(薛暮桥)、《中国经济问题讲话》(钱俊瑞)等;在哲学、政治学方面,有《简明哲学辞典》(M?洛静泰尔、犹琴着,孙冶方译)、《历史哲学教程》(翦伯赞)、《共产党宣言》等;在文学方面,有《李家庄的变迁》(赵树理)、《古庙钟声》(许幸之)、《苏联的发明故事》(伐西列夫斯基着,克定、廖甲译)、《拜伦传》(鹤见佑辅着,陈秋子译)、《人属之间》(斯坦倍克着,秦似译)、《小夏伯阳》(茅基莱福斯卡亚着,金人译)等。新知书店出版的书籍颇受读者欢迎,常常是一本书一出来马上就被抢购一空,不得不接着出第二版、第三版。上海沦陷后,新知书店的一些负责人和《中国农村》的负责人,如钱俊瑞、张仲实、姜君辰和薛暮桥、张锡昌等,先后离开上海,书店业务几乎完全停顿。迁到武汉后,新知书店设立广州分店,又在长沙设立办事处。同年在河南设立南阳分店,在湖北设立襄阳分店,在湖南设立衡阳分店、常德分店、桃源分店和沅陵办事处,在广西设立宜山分店,在浙江设立金华分店、丽水分店和碧湖支店、龙泉支店。1938年10月,新知书店总管理处撤至桂林,设立桂林分店和重庆分店。次年,又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在云南和湖南设立昆明分店和辰溪分店,在广东曲江设立北江书店。为开展中国香港和东南亚各国华侨中的宣传工作,还在中国香港设立了香港办事处。1944年9月,新知书店总店撤离桂林,一路到桂林八步,一路到重庆。抗战胜利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又回到桂林,多数人则到了上海、广州。1948年,新知书店与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合并,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组织农村调查,开展学术研究

农研会还相继出版了《中国农村描写》(1936)、《中国农村动态》(1937)等书,大量收录会员撰写的农村调查报告。抗战期间,农研会组织会员在浙东南等地坚持进行农村经济社会的调查与研究,调查结果在《中国农村》上予以刊载。农研会还在《中国农村》上载文介绍实地调查需要的理论、方法及技巧,如薛暮桥《怎样研究中国农村经济》(1/1)和《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问题》(1/11)、张锡昌《怎样做农村调查》(2/4)、韦健雄《农村经济的调查和统计》(2/6)等,皆颇有价值。在《怎样做农村调查》一文中张锡昌指出,从事农村调查前先要明确调查什么,还要明确需要调查哪些问题。他强调,“农村调查工作一定要以农村经济的理论和实际知识做基础;如果缺乏理论上的修养,调查时候一定会被许多表面现象所蒙,不容易抓到问题的中心。”(13)接着,他介绍了进行农村调查的一些技巧问题。韦健雄在文章中不仅阐述了从事农村调查的基本方法,如概括调查、挨户调查、选样调查、通讯调查等,还介绍了编制调查表格、分类统计的方法及技巧,等等。所有这些,对有志于从事中国农村调查与研究的工作者颇有裨益。农研会明确提出“不但是要认识农村,而且是要改造农村”。为此,农研会拟定了自己的研究工作,涉及11个方面:(1)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之方法;(2)中国农村经营的形态和性质;(3)中国的土地分配和租佃制度;(4)中国的农村借贷制度;(5)中国农村市场之结构和商业资本的作用;(6)中国的税捐及其性质;(7)中国的农村手工业;(8)中国农业劳动的雇佣制度;(9)中国农民的乡村;(10)中国的灾荒及其性质;(11)中国的农民运动。(14)从其研究内容来看,可谓非常全面,既有对研究方法的探讨,也有对农村经济具体内容的细致考察,还有对农民运动的思考。当然,也有会员批评它“不但太简单而且还缺乏一条中心线索把它各个联系起来”。(15)农研会注意吸纳各方意见和建议,研究重心不断发生变更。1934-1935年,农研会着重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农村调查的分类研究。1936年初,《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报》的“复刊词”写道:“我们似乎常常在一个狭隘的范围里面兜圈子,我们对于农村青年工作人员的注意委 实太少,我们很迟很迟才部分地接受大众化文化运动的启示,才跟周遭的文化浪潮合流起来。”(16)薛暮桥在文章中也指出,处在农村经济危机中的广大青年“感到怀疑,感到动摇;于是一部分人抱着自暴自弃的混饭主义;另一部分因为厌弃乡村工作,回到都市中去过他们的流浪生活;最后还有一部分人仍在那里埋头苦干,烦恼着,悲哀着”。(17)针对这一情况,农研会提出要“尽力帮助这些歧途上的乡村工作青年,同来开辟一条光明的道路”。1936年上半年,农研会的目光集中到各种农村改良运动。到1936年下半年,又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如何建立乡村中的联合阵线这一具体课题上”。(18)从1936年开始,农研会每月规定一个中心研究问题,供会员们研究,如《中日经济提携对于中国农民的影响》、《中国农村中富农经营底现状和前途》、《暑期调查研究工作大纲》、《乡村工作人员大联合与今后乡村工作应含之内容》等。为使会员踊跃参与讨论,《会报》对会员们提出了具体要求:同一地点之会员应经常联络作共同研究及讨论;各地会员应相互通信供给材料,讨论问题;会员赴他处旅行考查调查,可请本会介绍当地会员予以协助;会员研究农村问题或其他社会问题,如有疑问可向本会研究部通讯讨论组提出讨论;会员应将本人的研究工作经常向本会报告,以便给予协助或介绍研究同一问题之会员互相发生联系。(19)每个议题均有一些会员来稿讨论。但总体而言,效果并不理想。农研会研究部总结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第一,我们所提中心问题并不能引起多数会员的研究兴趣,只有极少数的会员参加讨论;第二,大多数的研究报告犯着零碎或幼稚的毛病,不能够在会报上面发表;第三,会中不能够把这些研究结果整理出来,作一有系统的报告。”(20)1936年10月25日在上海会员组织召开的第三次座谈会上,与会会员也认为,过去会报及座谈会所定的中心研究问题过于高深,使大家不易普遍参加讨论。(21)除了中心问题讨论外,通信讨论、座谈会等也是重要的研究方式。薛暮桥指出,“本会会员散居全国,我们相信通信讨论是最适当的研究方式,同时也是会中最重要的研究工作之一。”(22)农研会解答了读者们关于“怎样分类观察村户经济”、“怎样写农村通讯”、“农村价格为什么会低落”等许多问题,刊载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报》上,待《中国农村》创刊后则刊载于该刊的“读者问答”或“读者园地”栏。农研会总会及各地分会通过座谈会、叙谈会等形式积极开展学术研究与交流。1936年3月10日,南京乌江会友召开座谈会,孙晓村、千家驹、周万岭、云毅、陈洪进、王一青、胡泽润等会员出席,座谈会讨论了“农村中救国运动与联合阵线的问题”。讨论会上会员们各抒己见,非常踊跃。陈洪进在最后的总结中指出:(1)在农村中救亡与反封建压迫剥削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以中农贫农为主力的联合阵线愈开展,切身问题愈能得到解决,同时解除束缚的农民大众,就愈能发挥出救亡的力量;(2)因为救亡是目前全国人民的要求,所以是救亡第一;(3)救亡联合阵线需要都市与农村的联合;(4)农村中要努力推广国难教育,救亡宣传;(5)农村救亡联合阵线虽包括各阶层,但应以中农贫农为主力。(23)上海、河南、温州等地会友也多次召开座谈会、叙谈会,其中1935年上海会友围绕农户分类和农村社会性质等问题展开的讨论会就有七、八次之多。1937年3月9日,农研会在上海召开“国民经济建设”讨论会,讨论会因钱俊瑞发表的几篇有关“国民经济建设”的文章而起,场面异常热烈。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