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茶文化对比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7 04:32:15
中日茶文化对比论文范文第1篇
茶文化从中国传入日本之后，被日本人吸收、丰富与发展，使茶文化具有了日本本圭化的特点。日本人对茶文化的定义与中国不同，也们认为：茶道就是有关沏茶、饮茶的文化祗，是用以修身养性，与别人进行沟通与学习的工具。二十世纪末期，日本的谷川激三先生曾在《茶道的美学》中，对茶文化进行了定义，也认为茶文化是一种艺术，是以茶品为媒介而演出的一种艺术。因而谷川激三先生认为茶文化具有四个方面的因素，即艺术、社交、礼仪与修行。可以说，日本的茶文化更具有实用价值，从中国古代高深玄妙的宇宙观中解放出来，将之用于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化工具。日本茶文化的核心是禅，这与中国古代诗词中所说的“本来无一物”“无一物中无尽藏”的禅修行十分吻合，中国传统的禅宗思想认为，思想的修行不需要去全心向佛，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注重修养，品茶正是修身养性的方式之一。日本茶文化的形成，受中国影响很大，与中国的“和、静、怡、真”相比，日本提出了“和、敬、清、寂”四个品茶原素。与中国的道家形上的思想观相比，日本茶文化则具有相互尊敬、渴望社会安定、国家和平的愿望，这是日本茶文化在吸收了中国茶文化之后，进行了本土化思想的加工与改变。
二、中日茶文化之异同
饮茶，是中国与日本代表的东方世界所特有的生活现象。虽然茶文化最先起源于中国，但当它传到日本之后，茶文化开始发生变化，开始与中国的茶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以下，本节将对中日茶文化的异同进行分析，希望能对更好的理解茶文化有所帮助。
（一）中日茶文化相同之处中日茶文化虽然在发展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茶文化中重视“精神内涵”的特点却是相同的。中国的茶文化中注重“天人合一”“、禅茶一味”等思想，是中国人对真、善、美境界的追求。因而中国人品茶十分注重“品”字，他们把茶看到一种形而上的存在物，甚至把茶水当作人与自然、人与天地的媒介，而饮茶的过程则是人与天地、人与自然进行交流与感悟的过程，其精神内涵的追求是品茶最终目的。在这一点上，日本茶文化与中国相似“，和、敬、清、寂”是日本茶文化的精神理念，日本人在品茶时，茶水制作的每一道工序都十分讲究，及时茶具的使用也是极具禅宗意味的。从茶室的布置与安装，到茶具的选用，茶叶制作的程序等等，日本的茶文化无一不体现着禅宗文化中“本来无一物，勿使染尘埃”的精神追求。此外，中日两国的茶文化的相似之处还在于，都追求品茶活动舒缓身心的作用，简而言之，饮茶成为人们放松心灵的一种方式。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儒家思想影响之下，人们背负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的重担，每一个中国人都把家庭、民族的伟大与振兴当作自己的责任，从而背负着重重重担的中国人，把饮茶当作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希望在这种放松心灵的品茶活动中，能够收获更多的动力与领悟。由于日本民俗所特有的民族特征，品茶理所应当的成为他们放松身心的方式，正是基于品茶这样的特点，饮茶才成为社会中最为普遍的放松方式，无论是王化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对茶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喜爱。
（二）中日茶文化相异之处中日两国茶文化的相异之处，首先表现在形式方面。中国人品茶最喜欢的地方就是茶馆，在一些古装电视里经常会有茶馆出现，茶馆成为中国茶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因为中国的茶馆面向于社会各个阶层，因而具有平民性、开放性的特点，茶馆是人们休息、娱乐的场所，是古代人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娱乐休闲方式。到了现在的中国，茶馆虽然已经不见身影响，但是一些极具古典特色的茶楼、茶间却开始出现，它与古代的茶馆一样，有着随意性、开放的特点。而日本的品茶形式则与中国有所不同，日本茶文化的场所主要是茶室，日本的茶室与中国的茶馆不同，以其严谨、繁琐与等级为特色。
在气氛与环境上，中日茶文化也有所不同。在中国的一些古老的茶馆里，我们会发现，其环境十分幽静，里面所收录的家具、茶具等都是极具古典气息的，有的茶馆里面甚至有花花草草、鱼虫等等，有的还会有大荧幕上的皮影戏表演，因而整体的氛围是“悠闲”与“自在”的。相比之下，日本的茶文化氛围则相对要严肃很多，日本的茶室总是静悄悄的，茶室里的任何物品都极为讲究，给人一种严肃、严谨之感，并没有中国茶馆里的随意的感觉。此外，中日两国茶文化在文化社会中的地位也不同。中国的茶文化成熟于唐朝时期，此时的中国文化与思想已经处于成熟阶，中国的社会、文化以及思想都已经定型，因而茶文化是处于主流文化的支流地位，它处于辅的地位。但是日本则与中国不同，茶文化传处入日本时正是七、八世纪，此时的日本文化还没有形成，茶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着不可小视的作用，因而茶文化对于日本文化来说是一种主流性文化，对茶文化的改造与丰富，才使得日本文化具有本土性的特点，与中国茶文化的辅地位不同，日本茶文化则处于日本文化的主流地位。
茶文化，是东方世界特有的文化现象。无论茶文化起源于中国，还是发展于日本，茶文化始终因其国家背景、时代背景的不同，有着各自的特点。但是中日茶文化也有着很多相似之处，这是茶文化“精神内涵”的共同要求。近些年来，随着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弘扬，人们开始对中国的茶文化有了较为浓厚的研究兴趣，对于中日两茶文化的正确分析与对待，是中国茶文化继续发展与进步的前提，因而对中日两国茶文化异同的分析，是有着巨大的时代作用的。
中日茶文化对比论文范文第2篇
一
虽然我们在时间上界定了30年来的陆羽《茶经》研究，但并不忽视在这之前的学者所做的研究。目前可查的最早公开发表的陆羽《茶经》研究论文是庄晚芳先生《关于陆羽及其茶经的一二事》(载《茶叶通讯》1963年第1期)，该文对陆羽生平的片断史料，以及陆羽撰写《茶经》的动机作了简要辨析。真正学术意义上对《茶经》进行比较全面而系统地研究的，开始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即1978年至今的30余年。这一时期的研究逐渐走出了传统茶学、茶业的界限，而在更为广阔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视野当中对陆羽及其《茶经》进行考察和研究。众所周知，学术研究活动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所处时代(或时期)的影响或驱动，陆羽《茶经》的研究历程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概括地说，新时期以来的陆羽《茶经》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1978至1989年是陆羽《茶经》研究的复苏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茶叶工业的需要，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追寻和回归，作为茶学、茶史和茶文化的经典著作，陆羽的《茶经》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传播茶叶知识、进入茶学以及传统中国茶文化领域的门径，此时在中国内地逐渐复苏并引起了关注。这一阶段出版了一些科普性或介绍性的图书和文章;同时也出现了不少专题性的研究论著，包括公开出版的《茶经》研究著作10部，陆羽研究专著6部，发表《茶经》与陆羽研究论文39篇。这些著作与论文对《茶经》的文献价值、陆羽的历史地位进行了研究，或对《茶经》的版本、成书进行考察，或加以译解注释，或对陆羽的生平进行史料方面的搜辑、整理与考辨等。这些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张芳赐的《茶经浅释》(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傅树勤和欧阳勋的《陆羽茶经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陆羽研究会编的《茶经论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都是产生了一定影响力的著述。傅树勤的《茶神陆羽》是早期出版的一部关于陆羽的传记。欧阳勋的《陆羽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寇丹的《探索陆羽》均为作者多年研究陆羽的集成之作。在香港，由内地学者陈彬藩撰写的《茶经新篇》可谓“海外最畅销的书籍”，此书一版再版，如今已发行第五版，书中收录陆羽《茶经》研究论文一篇，并附录《茶经》原文，加上注释和语体译文，此外还补充了有关现代茶文化交流的论文若干篇，是谓之“新篇”。在台湾，张宏庸编的《陆羽全集》、《陆羽茶经译丛》、《陆羽研究资料汇编》、《陆羽图录》、《陆羽书录》于1985年出版，这一系列著作汇辑了陆羽的生平史料、《茶经》的多个外国译本、以及相关研究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这一时期的权威著作是吴觉农主编的《茶经述评》，其富有新意的“且译且评且述”的写作方式至今仍被许多学者所沿用。该书初版于1987年5月，并于2005年3月再版，是茶学界公认的典范之作。这一阶段陆羽《茶经》的研究者主要是茶学和茶业界的学者，这些研究著作和学术论文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陆羽《茶经》研究的基础，对此后的研究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二)1990至2002年是陆羽《茶经》研究的调整阶段
20世纪80－90年代之交，是新时期茶文化研究的重要转型期。一方面，中国茶文化的民间团体活动在此时活跃了起来，另一方面，一些颇具影响力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也陆续建立起来，全国各地种种国际性、全国性或专题性的茶文化活动及学术研讨会纷纷举行，极大地推动了茶文化研究的开展。在这股茶文化研究的热闹场景中，与其说陆羽的《茶经》研究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勿宁说是进入中国茶文化的一个端口，一个绝佳的、当仁不让的范本。因为研究陆羽不可能不涉及到唐代佛寺、唐代茶经济、文人心态、酬唱交游等文化范畴的内容，研究《茶经》也不可能不研究中唐以前的茶史。在某种程度上，陆羽《茶经》研究应该说是茶文化研究与发展的先导。1986年，湖北天门举行了首届陆羽研究学术讨论会，1990年，浙江湖州举办了陆羽茶文化研究会，两次会议都为陆羽《茶经》的中外学术交流与研讨提供了平台，但两次会议主题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即从“茶学”(或“陆学”)向“茶文化研究”的转向。面对20世纪90年代新的契机和背景，陆羽《茶经》研究的调整和转向似乎是自然而且必须进行的。事实上，这一阶段出现的论著的确从一般性的普及、介绍性写作进入到较深层次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比如日本学者千宗室的博士学位论文《〈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1992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专著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着力考察了《茶经》对日本茶道的影响和意义，是中日茶文化交流的研究成果。与前十年相比，这一阶段的研究状况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探索与固守同在、冷寂与热闹并存。据笔者初步统计，出版的研究著作的数量减少了，只有5本;但发表的学术论文的数量则显著地增加了，共计113篇。这其中当然有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大背景方面的原因，但有两个直接因素值得关注:一是进入深一层次的和更加广阔的茶文化研究领域是这一阶段的大势所趋，在论著的选题上，表现为“面”的铺开甚于“点”的钻探，不少学者撰写和发表了许多有独到见解的茶文化论文与著作，一批颇有价值的资料性著作与工具书也在这一阶段先后编撰问世。这些论著发表和出版的背后，是学者们所付出的大量时间与精力。陆羽及其《茶经》虽然是茶文化研究必然会涉及的部分，但并不是这一阶段的研究重点，研究视野的拓宽使其成为研究茶艺、茶道、茶文化的载体或重要文献之一，因此研究专著的数量有所减少也就不足为奇了。二是这一阶段茶文化杂志与学术期刊对茶文化研究所起到的推助作用。茶文化的杂志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所增加，但刊发论文数量仍然十分有限。直到1991年，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主办、陈文华主编的《农业考古》杂志推出《中国茶文化专号》，此后每年出版两期，成为国内唯一公开出版的茶文化研究刊物。据笔者有限的统计与分析，在1991至2002年公开发表的90余篇陆羽《茶经》研究论文当中，有60篇发表在《农业考古》，约占该阶段总数的65%，超过了半数。虽然这65%当中有相当数量只是平庸之作，但有一定学术影响的佳作大多都刊载在《农业考古》上，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陆羽《茶经》的研究论文能够成倍增长，与这份杂志所提供的平台是分不开的。这一阶段学界对陆羽《茶经》的研究除了继续对陆羽生平及行迹、陆羽的茶学等进行考察之外，尝试着将其与茶道、茶具、唐代经济文化等结合起来，对《茶经》的文化内涵以及陆羽的思想、形象、生平轶事也进行了初步研究。虽然有精微见解的作品罕见，但学界拓宽研究视野、转向茶文化研究的努力还是值得肯定的。
(三)2003至2011年是陆羽《茶经》研究的提升阶段
进入21世纪以来，茶文化的当代认同与学术研究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在现实生活中，渐入小康的中国人在喝茶品茗之中，更注重审美的体验，作为茶文化重要载体的都市茶艺馆，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立了新的形象。相关学术活动仍在继续，如2010年，湖北天门成立了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陆羽茶经研究中心”。从学术成果的统计数据来看，这一阶段共116篇，研究著作12部，科普类图书及文献31部。此外，还有硕士学位论文及博士学位论文各一篇。(1)下表按年度列出2003－2011年间公开发表及出版的论文、研究著作、科普类图书及文献的目录，限于篇幅，论文一栏在此只标明当年发表的篇数。从上表可以看出，2003年可作为这一阶段研究整体水平提高的标志性年份，这一年21篇，出版专著3本，其他图书4本。这一年关于陆羽的生平史料的辑佚、年谱等文献研究工作取得较大进展，同样在这一年，陆羽《茶经》的学术研究和专业性的通俗读物也保持在一个稳定的增长状态。2006至2011年，《茶经》的通俗读物在图书市场更是有增无减，各种影印、精装、图解、茶话性质的《茶经》编译图书不断地推陈出新，可谓琳琅满目，作为传统的经典文献，近几年《茶经》有向常销书甚至是畅销书迈进的势头。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在当时“国学热”的背景下，茶文化、茶知识的学术普及及市场需求情况。这一时期的著作有三个特点，一是在《茶经》的解读与译注方面有所精进，除了文字注解之外，还出现了不少图解类的图书。除了纸质出版物外，在互联网上还出现了电子版的《茶经集注》。第二个特点是将《茶经》与唐代以后的茶书，如《续茶经》、《意林》、《陶说》等合并呈现。第三个特点是深层次的研究探索著述少，普及性的编纂图书文字多。此阶段在《茶经》的校注上达到较高学术水准的学术著作有两本:一本是程启坤、杨招棣、姚国坤合著的《陆羽〈茶经〉解读与点校》;另一本是沈冬梅的《茶经校注》。
二
通过对新时期以来陆羽《茶经》研究历程的回顾，从整体上我们能看到一个比较清晰的行进履迹，即从最初的发现与关注，到注释与考证、版本与成书，以及陆羽生平史迹为主的文献学研究，到古茶叶、茶学研究，再到作者心理、时代背景、写作思想、文化意义及当代启示等等的综合性考察，研究者的视角在逐步扩大，研究重心也有所转移。纵观30年来陆羽《茶经》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大致可从五个方面来进行归纳:
(一)《茶经》的校注和考释
从文献学角度对《茶经》进行研究是治学的基础，是认识《茶经》文献价值的辅佐，也是进行其他深入研究的起始。《茶经》虽然篇幅不长，但毕竟在寰宇中流传了1200多年，它不仅文字精短简明，而且很多语词“奥质奇离”，还有不少异体字、简笔字、通假字，想读懂它并不容易。关于最早的现代《茶经》译注本，一般认为是台湾学者林荆南，于1976年据张宗祥刊本将《茶经》今注今译。近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黎际明(1880－1956)是最早的《茶经》译注者。(2)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做了大量的校订、注释、语体文翻译的工作。在众多的校译之作中，吴觉农先生编撰的《茶经述评》广征博引、校注严谨，并将《茶经》放在传统茶文化史的大背景下进行考释，获得了学界的高度赞誉，陆定一称其为“二十世纪的新茶经”。经过第二版修订，该书以十章为纲目，依次按照正文、校记、注释和译文的顺序逐章书写，并自绘相应图片，最后附录四则。这本书具有区别于其他校注之作的学术价值和创新意识，但是限于体例，《茶经述评》最突出的还是其中“述评”的部分，校记和注释两部分不得不删繁就简，这也给更为细密的校注与释译工作留下了空间。到了21世纪以后，有两本《茶经》校注的力作陆续出版，给学界提供了新的解读和有益的参照。一本是程启坤、杨招棣、姚国坤合著的《陆羽〈茶经〉解读与点校》，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年出版，全书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在收集研究陆羽《茶经》多种版本的基础上，对《茶经》进行了逐段逐句的解读，特别对原文中难以理解的词语和难读的字进行了注解和注音，同时还插入了大量的彩色图片，点校采用繁体字，并附有校注说明，目的是为国内外茶文化爱好者提供一本文字规范的《茶经》白话文本;另一本是沈冬梅的《茶经校注》，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出版，全书以现行所有《茶经》版本的祖本———国图馆藏宋刻百川学海本为底本，选用26种国内外藏本为校本，并参阅大量相关文献，同样采用繁体字对《茶经》作了认真的考释，书后附录陆羽传记资料和历代《茶经》序跋赞论。总的印象是该书的校勘做得十分严谨，并提出了许多前人所未发的独到见解，是一部相当出众的学术著作。除了上述公开出版物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一些茶学机构内部印行了对《茶经》进行校注的作品，也为不少学人所参考和使用。(3)此外，前面提到的电子版《茶经集注》在网络上也有很高的人气和点击量。这些为促进更多的人阅读理解《茶经》是有积极作用的。由于《茶经》在南宋之前并无刊本，在相当长的时间靠钞本流传，此后虽在官修、私修目录中均有著录，但即使是最早的百川学海本也有讹误，很显然，校订工作对《茶经》原文的释义和引用的正确性都会产生重要影响，细致的校注、点读是为后人解惑增益的基础。曾有学者对四库全书文渊阁本陆羽《茶经》进行了校订，这些校订有不少是正确的，有些则出现了理解上的偏差。(4)这也说明要圆满地解释原文，必需有深厚的文字学、音韵学方面的根底，同时还需要对茶知识的不断理解与深化，可见校勘的工作殊为不易。老一辈学人张芳赐先生早已指出，《茶经》前八章都有“原注”(指现存《茶经》版本中的文间注)，特别是第八章的原注最多。这些原注，有的当非陆羽自注，有的难以辨明何人何时所注。对这些原注的辨析其实很重要，虽然囿于资料的限制，很难对所有的引文及原注进行辨析，但还是有不少学者进行了讨论与探究，并提出了不少独立的见解。邓乃朋对于《茶经•七之事》中记载的一则史料，即晏婴食“茗菜”一事表述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一史事是后人羼入的，并非陆羽原文;(5)而游修龄则认为“茗菜”应是“苔菜”之误;(6)于良子对于《茶经•一之源》中“其字旧注”中的舛误作了文字上的辨析;(7)王家葵对《茶经》所引述的“苦茶”条目进行了考证，(8)王钟音对《茶经•三之造》中两段文字中若干形容词的涵意提供了一种解释的可能性。(9)这些文章为我们客观地理解《茶经》原文中的字词及部分史事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二)《茶经》的成书和版本研究。
《茶经》不仅文字古奥难懂，而且版本复杂，经历了多人多次传抄、校订、翻刻、印行，千百年来《茶经》的版本甚多，在传统四部分类当中又归类不明。厘清《茶经》的版本源流，能为学术界更好地使用《茶经》提供可靠的依据。对为数众多的版本进行研究，不仅可以解决《茶经》自身的文字内容问题，同时也可以梳理出相关的茶文化发展史。对于《茶经》问世的时间，学界一般认为在公元756－780年之间，但具体成书于哪一年，仍然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争论主要聚焦三个问题:一是《陆文学自传》是陆羽自撰还是经他人篡改的伪作;二是陆羽著《茶经》是一次完成还是作过修改，有没有所谓的“初稿”和“修改稿”;三是短时期内陆羽获取《茶经》写作的资料来源问题。1958年，万国鼎在《茶书总目提要》中确定为乾元元年(758年)左右;傅树勤对美国和日本学者的研究结论做出的回应是:《茶经》初稿成于760年底或761年初，其后有两次大的修订，一次在764年，一次在774年;(10)杨浩认为《茶经》撰写于760年，成书于761年;钱时霖认为《茶经》的成书时间最迟是761年，不同意775年再度修改的看法;(11)沈冬梅在其著作《茶经校注》中分析了有关成书时间的三种看法，认为《茶经》经历了初稿和修改稿的过程，对于《韵海镜源》三条茶资料未入《茶经•七之事》的原因，沈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除了以上各种观点，还有不少学者撰文论述《茶经》成书时间，甚至引发了陆羽在何地撰写《茶经》的争论，表明了这一问题研究的分歧依然存在。从宋代至民国，历来相传的《茶经》大约有六十余种版本，迄今可见的五十余种版本，都是南宋以后流传的《茶经》版本，这其中还有不少在海外流传: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有卡本特儿《茶经》本;另有威廉•马克斯《茶叶全书》本;英国有大百科全书本;韩国有茶文化本、崔孔述韩国茶道本、韩国茶文化研究资料本、徐庭柱茶经刊本、金云学韩国茶文化本、李圭正茶经刊本、金明培茶经刊本、韩国茶书本;日本的《茶经》藏本更多，达到20多种，早在元禄5年(1692年)的《广益书籍目录》就有《陆羽茶经》两册，这恐怕是日本刊行《茶经》的最早版本。学界对可见的各种版本的《茶经》进行了爬梳、研究和一定的对比。有的学者曾将它们分为“四库全书本”和“桑繧庐藏本”两个大类;(12)后又在这两大系统之外加上一类曰“名家校勘本”;(13)有的学者将它们分为刊本、丛书本、附刊本和译注本;有的学者分为有注本、无注本、三是增本、删节本(14)。马晓乐、祝恩元对历代《茶经》及海内外版本的流变情况进行了考察;(15)此外，基于百川学海本的文献价值，沈冬梅撰文专门介绍了该本的概貌，并指出了国图宋刻百川本《茶经》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百川本、民国陶氏景刊百川本的异同。(16)
(三)《茶经》本体研究
《茶经》本体研究，指的是在茶学和茶史的学科意义上对《茶经》进行的研究，它既要有令人信服的资料依据，又要关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联，应当引起重视。作为一部茶书，《茶经》总结了中唐以前关于茶的知识，论述了茶之源、茶之具、茶之造、茶之器、茶之煮、茶之饮、茶之事、茶之出、茶之名、茶之图等许多方面。按照现代科学划分，一部《茶经》几乎囊括了茶学和茶叶生产的各个方面。30年来，《茶经》本体研究不能说涵盖了陆羽茶学的所有面向，但是对其中有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究和研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茶的产地起源、茶的形态特征、茶的采制用具和烹饮器具、茶的术语、茶的地名等与现代茶学相关问题的阐释、考辨与解析上。茶的起源是研究茶史无法避开的问题，《茶经》开篇的“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不仅是关于野生古茶树的生长环境和地点的最早记载，而且为我们寻找茶树的原产地框定了范围。在国内外各种茶树起源的假说中，以中国起源说最为有力，而在中国起源说中，有越来越多的证据倾向于认为西南地区(特别是云南)是茶树的原生地。不过，在讨论茶树原产地问题时，经常出现把茶树的原产地与饮茶文化的起源混淆起来的现象，如有学者就认为最早出现人工栽培茶的地区，和最早培植出茶文化的地区都是四川，(17)这就没有把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进行区分。还有学者发现《茶经》记述有与现实地理情况不尽相符之处，经过实地调研后认为，“巴山峡川”应不仅是指长江三峡一带，而应包括川渝南部、黔西北部。(18)我们认为，基于田野调查资料对《茶经》原文的存疑和新证，是应该加以提倡的。“一之源”从字义看是茶的起源，其实并不完全如此。陈椽先生认为这节研究的主要问题有二:一是茶叶品质与土壤和鲜叶性状的关系;二是饮茶与卫生的关系。(19)邓乃朋、戈佩贞在两篇重名文章中，联系现代茶叶生产的实际，对“一之源”进行了逐句的解析，说明《茶经》中的许多表述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20)丁俊之认为，陆羽对茶叶效用的评价虽有局限性，但提示了茶不仅可以健身体而且健心灵，“采不时，造不精，杂以卉莽，饮之成疾”一句对当今茶叶市场上出现的质级不符，农药超标等问题仍有启示作用。(21)林盛有调查了顾渚紫笋茶的生态环境、茶树品种与茶质特点，论述了其与“一之源”中有关“上”的一段文字的相关性。(22)这些都有一个共同的关注视角，即以满足现代茶业发展的需要为目的，实现对历史文献的有效利用。除了“一之源”外，不少学者还撰文对《茶经•四之器》进行了考察。如沈冬梅的《风炉考》、罗庆江对“风炉”和“漉水囊”的考辨;(23)殷玉娴、王峰还对“漉水囊”的佛教属性进行了一番讨论。(24)此外，一些学术争鸣颇值得关注。这里不妨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关于“四之器”中一段文字的理解，《茶经》原文是:“眊，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瓷不如越三也。”“邢不如越”的瓷评由此滥觞，影响着后代文人雅士对瓷的评品。李纪贤先生对这种所谓褒越贬邢之说提出反驳。作者以邢、越二窑系的历史遗留物和考古证明为依据，从烧造工艺到造型装饰、色彩等方面进行比较，甚而利用现代科学的条件，通过化学分析和物理鉴定来比较质量上的异同，以说明陆羽论断的偏颇和错误。(25)李砚祖先生则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他认为陆羽“邢不如越”所指界的实质内涵不是邢、越二窑瓷器在实际质量上、烧造上、造型上乃至装饰上有多大差异;而是包括陆羽在内的整个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人文心理、审美意识和特定的工艺审美观。正是这种审美观所导向的内在文化心理，才是我们理解陆羽这一定论的钥匙。(26)另一个例子是对茶器的辨析，从《茶经》上下文和《封氏闻见记》等平行文献中可知，“四之器”中应列录陆羽煎茶二十四器，然今本《茶经》列有二十五器，到底误入了哪一“器”，学者似有不同的看法。丁以寿认为“繶”为采茶用具，而非茶器;(27)沈冬梅认为，文中有“以则置合中”，或许是陆羽将“罗合”与“则”计为一器;(28)而欧阳勋在一篇论文中认为“交床”应为附属器。(29)究竟哪些是言之凿凿的论据，哪些只是猜度，还有待学者明鉴。这两个例子带给我们某种提示，即要想真正理解和把握《茶经》的实质内涵，还需要进入深层次的、根本性的文化研究领域。
(四)对《茶经》的文化内涵进行了探讨
《茶经》的出现不是偶然，它的存在也不是孤立的，作为一部承前启后的茶学巨著，它受到中国文化的形塑，也是中国文化的载体。如果以“古为今用”的标准去衡量，《茶经》中的很多茶科技方面的内容由于时过境迁，只能作为历史经验;但如果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茶经》中所体现的茶道精神、文人心态、民族意趣、饮茶习俗、以及生活方式等，却能跨越时空，散发出独特的魅力和价值。30年来，学界对《茶经》文化内涵的研究探讨主要涉及茶道精神、茶艺观、美学思想、宗教关系、以及唐代茶文化的社会思想根源等几个方面。如傅铁虹对《茶经》中的道家美学思想展开的论述，并初步讨论了道家美学思想对后世品水文学、对茶诗、对茶艺术创作、对现代饮茶情趣的影响;(30)寇丹关于《茶经》的诞生基础和文化内涵的论述，(31)钱大宇对《茶经》的人文精神所作的阐发，(32)徐荣铨对陆羽《茶经》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唐代茶文化的思想源泉的论述，(33)林瑞萱对陆羽茶道美学的讨论，(34)朱海燕等对《茶经》体现出来的“生态美”农业观、陆羽茶审美观的成因及其现实意义所作的阐释(35)等等。这些论文的最大特点是提出了新的问题与新的角度，其中不乏出色的论述，然而，继续深入展开的研究却罕见。对《茶经》的文化内涵讨论最多、争议最大、也是最核心的要目大概当属学界对“精行俭德”的解释了，对于该词在行文中如何断句、如何释义、浓缩了怎样的茶道精神等问题，学者们各抒己见，至今仍众说纷纭。据学者统计，仅该词在原文中如何断句，目前就有至少6种不同意见。(36)“精行俭德”这一主旨所反映的茶道精神，有的学者认为它代表的是一种儒家理想人格和儒家茶文化的理想，有的认为它受道教茶文化的影响更多，还有学者认为它主要是源于佛禅文化的影响。的确，陆羽作为一个早年与佛家分道扬镳、后又与这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与儒、道、隐各家均有涉猎的颇为传奇之人，他将自己置身于不同的思想与文化系统，并游走其间，这背后应当是相当复杂的文化交织与碰撞。因此，仅仅从字面意义来考察“精行俭德”语出何方，恐怕过于肤浅，在儒、释、道、隐等文化之间建立起相互联系应是认清这一主旨内涵的方向。陆羽所生活的唐代，儒、释、道、隐都有其自身固有的发展，但它们总是互相影响着，其方式时而十分微妙，时而又显而易见，这种微妙的交叉是研究“精行俭德”丰富性的重要构成部分。期待学界在这方面有新的观念和更有力度的阐释。
(五)对陆羽进行了多面向的研究
作为《茶经》的作者、茶学的开创者，陆羽被后世奉为茶神、茶仙、茶圣，享有崇高的地位。陆羽和《茶经》在学者们看来，已形成一种互为关系，这就意味着研究陆羽不可能不关注《茶经》，研究《茶经》也脱不开陆羽，两者成为统一体。因此，前述的《茶经》研究四个方面的论著几乎都涉及到陆羽的茶学。但这里的区别在于，既然是对陆羽进行全方位的研究，那么除了关注作为“茶人”的陆羽，也关注作为“文人”的陆羽。据笔者统计，从1980到2011年，公开发表的以“陆羽”为研究主题的论文有150余篇。这些论文基本可归结为六个方面:一是陆羽的生平身世，包括对他的名号、卒年、行踪遗迹、交游、著作存佚的考述;二是陆羽的形象，包括他丑陋的常人形象以及在民间信仰中光彩的“茶神”形象;三是陆羽的思想品格;四是陆羽的茶学观念;五是陆羽的文学创作，主要是他的诗歌创作、书法理论、方志编纂;六是陆羽研究的评论文章。可以看出，这些研究内容是多面向的，甚至是驳杂的。但实事求是地说，每个面向研究的学术水准并不均衡，而是有短有长，有高有低。其中持续时间最长、研究成果最多的，当属陆羽的生平研究与考证。关于陆羽生平最权威的考证是储仲君、陈耀东二先生作的《唐才子传•陆羽传》笺证，(37)但限于体例，他们对陆羽生平的重要问题未能作出翔实的考订，其中就包括陆羽的卒年问题。陆羽生平公元733年，学界对此没有意见，但对其卒年却有不同的说法。近几年随着研究的深入，在更广泛深入的史料发掘基础上，对陆羽卒年的认识基本明朗并趋于一致:陆羽卒于贞元十九年，即公元803年。对这一问题的争鸣及讨论，可参考殷玉娴的《陆羽卒年考述》(38)和竺济法的《陆羽卒年再认识》(39)。由于《新唐书》和《全唐文》所载陆羽传记简略，使人们对他的生平总有扑朔迷离之感，不少学者挖掘和增补了不少有关陆羽生平的史料。史念书对《全唐诗》中与陆羽相关的诗句及其中晚年的行止做了考述。(40)关于陆羽的生平著述，除了载于茶叶典籍之外，广泛散布在其他相关史料中。万国鼎曾据《梁繷漫志》作过考证，但增补不多。此后，欧阳勋、周靖民、朱自振等多位学者从诗集、方志中辑出有关陆羽的史料，(41)尹占华从唐宋诗集、文集、碑记中将陆羽的著作与佚文作了辑考，(42)周志刚撰述的《陆羽年谱》和《陆羽著述辑考》等等，这些学者在史料文献上作的发掘，为陆羽研究的深入、为更接近历史上那个真实的陆羽，提供了新的资料，铺设了新的地基。
三
我们已经详尽地评述了30年来陆羽《茶经》研究走过的历程和取得的学术成就，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者的知识背景和研究旨趣。回顾以往的学术得失，是为了理性而客观地加以省察与思考，从中得到些许对今后的研究者有益的提示，以促进学界在这一课题研究上有所提升，有所突破。
总的概括，30年来陆羽《茶经》研究呈现出一些特征:一，从研究者的学科背景来看，主要来自茶学、农学、史学、文献学、食品学等传统学科，大多数学者同时也是茶界人士。这就决定了陆羽《茶经》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来自茶学、文献学和史学等几大领域。二，从研究方法来看，学界正经历从传统茶学、文献学、史学的观念方法到文学、美学、文化学的观念方法的转变，这一点在近几年表现尤为明显。进入21世纪以来，科技的突飞猛进、时空的流转变换使得《茶经》在物质与技术层面的现代价值日渐式微，然而在精神与文化层面所焕发出的价值却愈显珍贵。三，从研究模式来看，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研究多，观照问题与反思问题的研究少;理论性弱，功利性较强。这里也涉及到学界所乐谈的“问题意识”，体现在陆羽《茶经》的研究中，建立起学术前提和学术理念的论著寥若星辰，而基于学术意义上的真诚对话也不多见，因此难以碰擦出“火花”。除了这几个特征以外，陆羽《茶经》研究的不足之处也是比较明显的。如同大多数对历史经典的研究一样，虽然可以从多个角度、多个侧面对它们做一种“大问题，小切口”式的考察，但个案或专题研究难免存在支离破碎的问题，换句话说，微观研究、细部研究多，中观(或宏观)研究、系统(或理论)研究少。陆羽《茶经》研究也出现过这种现象，这里暂且以学界对陆羽行迹与交游所做的考察为例。我们知道，陆羽一生到过许多地方，结识了不少友人。考察陆羽的行踪、遗迹、交游、轶事，对于切入陆羽的文化身分、社会风貌、性情品格、以及当时文人雅士阶层的心理意趣等课题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相关研究的某些方面却存在着一些误区，从对陆羽行迹研究的论文标题看，几乎都呈现出相似的“点对点”的简单套路，其中以“陆羽+地名(+宾语)”的格式为题的论文就有将近30篇。这多少暴露出在对一些问题的研究过程中，学术视野的狭窄和问题意识的缺席。此外，一些对于陆羽行踪的考证夹杂着比较明显的地方利益，强调现代行政区划的地理概念，淡化古代行政区划的地域及文化属性。这些问题都是在学术研究中应当尽量避免的。不管怎样，通过对陆羽《茶经》研究的成绩与不足进行反思，从中可以汲取一些对于未来的进一步研究有用的信息，简要地说，就是了解学界已经研究了哪些问题，哪些问题研究得还不够，哪些问题很重要却亟待学者去解决。到目前为止，学界已做了很多关于陆羽《茶经》的茶学、文献学、史料的考证与研究，在没有发现新史料之前，一些传统学科的研究已进入相对饱和的状态，而文化学层面的研究却刚刚开始，开辟了新的学术研究空间。新的空间有新的空白和新的挑战，还有待学界和更多学者的关注和努力。
陆羽的《茶经》把茶的学问和文化系统化了，这是一个开创性的贡献，研究陆羽和《茶经》也是中国茶文化研究的重要构成。目前，中国茶文化的学科地位尚未确立，这就更需要学术的积淀、方法的整合、理念的重构，来提高中国茶文化研究的学术水准，通过真正的学术影响力来带动整个学科地位的提升。余悦先生曾指出，“茶文化研究最有可能产生较强影响力的，大体有六个方面:一是与哲学相关的研究，即中国茶文化与儒释道及其他思想层面的探讨，中国茶文化精神的进一步探寻;二是与历史学相关的研究，如茶文化各个历史阶段和事项的研究;三是与文学艺术相关的研究，许多文学艺术形式都有关于茶的内容，都得得关注和探讨;四是与民俗相关的研究，这方面还有许多未被发掘的领地;五是与美学相关的研究，茶艺可以说是美的集中表现，但对这一形态的美学思想和审美情趣都缺乏有深度的成果;六是与文化学相关的研究。”(43)这六个方面的研究虽然时对中国茶文化研究的整体而发，但对于陆羽《茶经》研究的未来走向，同样是适用的。这里不妨根据陆羽《茶经》的研究实际，对一些可行性课题作一简要而初浅的抒发。
首先，不管是论《茶经》的物质还是论《茶经》的精神，不论是探寻陆羽的生平还是他的思想，把他们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去揭示《茶经》所诞生的时代与历史上其他时代所共同面临的饮茶、制茶、茶的习俗、茶的利用、茶的交流、茶的变化等问题，去剥开陆羽及其跟随者对茶的道德、茶的精神、茶的意义进行宣扬的层层包裹。这将与那些单纯地把陆羽和《茶经》作为至高无上的“茶神”和“百科全书”所作的理想化研究有着根本区别。
其次，从哲学的角度观照陆羽的茶道精神，既要从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出发，同时也要兼顾思想史的非主流因素。在对陆羽思想的研究中，儒、释、道因素已有所考量，有学者曾零星提及“隐”、“野”、“禅”等观念意识，这些主流与非主流思想之间的分别，以及它们曾对陆羽的内在文化心理产生了何种影响，和程式化的茶道研究相比，这种研讨或许更值得期待。
第三，《茶经》用有三分之一的文字记载了茶的史事，涉及故事、散文、诗歌、传说、寓言等各类文学作品，这些为数不少以茶为对象的文学艺术作品既需要史学的日常叙述，也需要文学的丰富想象。这些叙述和想象或许能激发《茶经》新的生命力。
第四，在民间，有不少关于陆羽的俗信、传说故事和茶事习俗。但30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屈指可数，仅见学者曾对双溪地区民俗遗风进行过考证，其中提到了记载陆羽的民间故事和民间自编书籍。(44)要想在这一领域有所开辟，则需要民俗学者做进一步的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
最后，除了对已知领域的陆羽《茶经》研究应有掌握之外，对海外学者的研究情况作及时的了解，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如今热热闹闹国际茶文化交流表象的背后，从学术层面进行的交流并不尽如人意，大多数情况下是“自说自话”，缺少学术观点的撞击和深入的探讨。因此，在国际茶文化学术对话中的陆羽及其《茶经》的形象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正待开垦的领域。
中日茶文化对比论文范文第3篇
一虽然我们在时间上界定了30年来的陆羽《茶经》研究，但并不忽视在这之前的学者所做的研究。目前可查的最早公开发表的陆羽《茶经》研究论文是庄晚芳先生《关于陆羽及其茶经的一二事》(载《茶叶通讯》1963年第1期)，该文对陆羽生平的片断史料，以及陆羽撰写《茶经》的动机作了简要辨析。真正学术意义上对《茶经》进行比较全面而系统地研究的，开始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即1978年至今的30余年。这一时期的研究逐渐走出了传统茶学、茶业的界限，而在更为广阔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视野当中对陆羽及其《茶经》进行考察和研究。众所周知，学术研究活动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所处时代(或时期)的影响或驱动，陆羽《茶经》的研究历程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概括地说，新时期以来的陆羽《茶经》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1978至1989年是陆羽《茶经》研究的复苏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茶叶工业的需要，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追寻和回归，作为茶学、茶史和茶文化的经典著作，陆羽的《茶经》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传播茶叶知识、进入茶学以及传统中国茶文化领域的门径，此时在中国内地逐渐复苏并引起了关注。这一阶段出版了一些科普性或介绍性的图书和文章;同时也出现了不少专题性的研究论著，包括公开出版的《茶经》研究著作10部，陆羽研究专著6部，发表《茶经》与陆羽研究论文39篇。这些著作与论文对《茶经》的文献价值、陆羽的历史地位进行了研究，或对《茶经》的版本、成书进行考察，或加以译解注释，或对陆羽的生平进行史料方面的搜辑、整理与考辨等。这些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张芳赐的《茶经浅释》(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傅树勤和欧阳勋的《陆羽茶经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陆羽研究会编的《茶经论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都是产生了一定影响力的著述。傅树勤的《茶神陆羽》是早期出版的一部关于陆羽的传记。欧阳勋的《陆羽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寇丹的《探索陆羽》均为作者多年研究陆羽的集成之作。在香港，由内地学者陈彬藩撰写的《茶经新篇》可谓“海外最畅销的书籍”，此书一版再版，如今已发行第五版，书中收录陆羽《茶经》研究论文一篇，并附录《茶经》原文，加上注释和语体译文，此外还补充了有关现代茶文化交流的论文若干篇，是谓之“新篇”。在台湾，张宏庸编的《陆羽全集》、《陆羽茶经译丛》、《陆羽研究资料汇编》、《陆羽图录》、《陆羽书录》于1985年出版，这一系列著作汇辑了陆羽的生平史料、《茶经》的多个外国译本、以及相关研究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这一时期的权威著作是吴觉农主编的《茶经述评》，其富有新意的“且译且评且述”的写作方式至今仍被许多学者所沿用。该书初版于1987年5月，并于2005年3月再版，是茶学界公认的典范之作。这一阶段陆羽《茶经》的研究者主要是茶学和茶业界的学者，这些研究著作和学术论文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陆羽《茶经》研究的基础，对此后的研究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二)1990至2002年是陆羽《茶经》研究的调整阶段
20世纪80－90年代之交，是新时期茶文化研究的重要转型期。一方面，中国茶文化的民间团体活动在此时活跃了起来，另一方面，一些颇具影响力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也陆续建立起来，全国各地种种国际性、全国性或专题性的茶文化活动及学术研讨会纷纷举行，极大地推动了茶文化研究的开展。在这股茶文化研究的热闹场景中，与其说陆羽的《茶经》研究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勿宁说是进入中国茶文化的一个端口，一个绝佳的、当仁不让的范本。因为研究陆羽不可能不涉及到唐代佛寺、唐代茶经济、文人心态、酬唱交游等文化范畴的内容，研究《茶经》也不可能不研究中唐以前的茶史。在某种程度上，陆羽《茶经》研究应该说是茶文化研究与发展的先导。1986年，湖北天门举行了首届陆羽研究学术讨论会，1990年，浙江湖州举办了陆羽茶文化研究会，两次会议都为陆羽《茶经》的中外学术交流与研讨提供了平台，但两次会议主题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即从“茶学”(或“陆学”)向“茶文化研究”的转向。面对20世纪90年代新的契机和背景，陆羽《茶经》研究的调整和转向似乎是自然而且必须进行的。事实上，这一阶段出现的论著的确从一般性的普及、介绍性写作进入到较深层次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比如日本学者千宗室的博士学位论文《〈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1992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专著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着力考察了《茶经》对日本茶道的影响和意义，是中日茶文化交流的研究成果。与前十年相比，这一阶段的研究状况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探索与固守同在、冷寂与热闹并存。据笔者初步统计，出版的研究著作的数量减少了，只有5本;但发表的学术论文的数量则显著地增加了，共计113篇。这其中当然有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大背景方面的原因，但有两个直接因素值得关注:一是进入深一层次的和更加广阔的茶文化研究领域是这一阶段的大势所趋，在论著的选题上，表现为“面”的铺开甚于“点”的钻探，不少学者撰写和发表了许多有独到见解的茶文化论文与著作，一批颇有价值的资料性著作与工具书也在这一阶段先后编撰问世。这些论著发表和出版的背后，是学者们所付出的大量时间与精力。陆羽及其《茶经》虽然是茶文化研究必然会涉及的部分，但并不是这一阶段的研究重点，研究视野的拓宽使其成为研究茶艺、茶道、茶文化的载体或重要文献之一，因此研究专著的数量有所减少也就不足为奇了。二是这一阶段茶文化杂志与学术期刊对茶文化研究所起到的推助作用。茶文化的杂志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所增加，但刊发论文数量仍然十分有限。直到1991年，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主办、陈文华主编的《农业考古》杂志推出《中国茶文化专号》，此后每年出版两期，成为国内唯一公开出版的茶文化研究刊物。据笔者有限的统计与分析，在1991至2002年公开发表的90余篇陆羽《茶经》研究论文当中，有60篇发表在《农业考古》，约占该阶段总数的65%，超过了半数。虽然这65%当中有相当数量只是平庸之作，但有一定学术影响的佳作大多都刊载在《农业考古》上，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陆羽《茶经》的研究论文能够成倍增长，与这份杂志所提供的平台是分不开的。这一阶段学界对陆羽《茶经》的研究除了继续对陆羽生平及行迹、陆羽的茶学等进行考察之外，尝试着将其与茶道、茶具、唐代经济文化等结合起来，对《茶经》的文化内涵以及陆羽的思想、形象、生平轶事也进行了初步研究。虽然有精微见解的作品罕见，但学界拓宽研究视野、转向茶文化研究的努力还是值得肯定的。
(三)2003至2011年是陆羽《茶经》研究的提升阶段
进入21世纪以来，茶文化的当代认同与学术研究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在现实生活中，渐入小康的中国人在喝茶品茗之中，更注重审美的体验，作为茶文化重要载体的都市茶艺馆，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立了新的形象。相关学术活动仍在继续，如2010年，湖北天门成立了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陆羽茶经研究中心”。从学术成果的统计数据来看，这一阶段共116篇，研究著作12部，科普类图书及文献31部。此外，还有硕士学位论文及博士学位论文各一篇。(1)下表按年度列出2003－2011年间公开发表及出版的论文、研究著作、科普类图书及文献的目录，限于篇幅，论文一栏在此只标明当年发表的篇数。从上表可以看出，2003年可作为这一阶段研究整体水平提高的标志性年份，这一年21篇，出版专著3本，其他图书4本。这一年关于陆羽的生平史料的辑佚、年谱等文献研究工作取得较大进展，同样在这一年，陆羽《茶经》的学术研究和专业性的通俗读物也保持在一个稳定的增长状态。2006至2011年，《茶经》的通俗读物在图书市场更是有增无减，各种影印、精装、图解、茶话性质的《茶经》编译图书不断地推陈出新，可谓琳琅满目，作为传统的经典文献，近几年《茶经》有向常销书甚至是畅销书迈进的势头。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在当时“国学热”的背景下，茶文化、茶知识的学术普及及市场需求情况。这一时期的著作有三个特点，一是在《茶经》的解读与译注方面有所精进，除了文字注解之外，还出现了不少图解类的图书。除了纸质出版物外，在互联网上还出现了电子版的《茶经集注》。第二个特点是将《茶经》与唐代以后的茶书，如《续茶经》、《意林》、《陶说》等合并呈现。第三个特点是深层次的研究探索著述少，普及性的编纂图书文字多。此阶段在《茶经》的校注上达到较高学术水准的学术著作有两本:一本是程启坤、杨招棣、姚国坤合著的《陆羽〈茶经〉解读与点校》;另一本是沈冬梅的《茶经校注》。
二通过对新时期以来陆羽《茶经》研究历程的回顾，从整体上我们能看到一个比较清晰的行进履迹，即从最初的发现与关注，到注释与考证、版本与成书，以及陆羽生平史迹为主的文献学研究，到古茶叶、茶学研究，再到作者心理、时代背景、写作思想、文化意义及当代启示等等的综合性考察，研究者的视角在逐步扩大，研究重心也有所转移。纵观30年来陆羽《茶经》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大致可从五个方面来进行归纳:
(一)《茶经》的校注和考释
从文献学角度对《茶经》进行研究是治学的基础，是认识《茶经》文献价值的辅佐，也是进行其他深入研究的起始。《茶经》虽然篇幅不长，但毕竟在寰宇中流传了1200多年，它不仅文字精短简明，而且很多语词“奥质奇离”，还有不少异体字、简笔字、通假字，想读懂它并不容易。关于最早的现代《茶经》译注本，一般认为是台湾学者林荆南，于1976年据张宗祥刊本将《茶经》今注今译。近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黎际明(1880－1956)是最早的《茶经》译注者。(2)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做了大量的校订、注释、语体文翻译的工作。在众多的校译之作中，吴觉农先生编撰的《茶经述评》广征博引、校注严谨，并将《茶经》放在传统茶文化史的大背景下进行考释，获得了学界的高度赞誉，陆定一称其为“二十世纪的新茶经”。经过第二版修订，该书以十章为纲目，依次按照正文、校记、注释和译文的顺序逐章书写，并自绘相应图片，最后附录四则。这本书具有区别于其他校注之作的学术价值和创新意识，但是限于体例，《茶经述评》最突出的还是其中“述评”的部分，校记和注释两部分不得不删繁就简，这也给更为细密的校注与释译工作留下了空间。到了21世纪以后，有两本《茶经》校注的力作陆续出版，给学界提供了新的解读和有益的参照。一本是程启坤、杨招棣、姚国坤合著的《陆羽〈茶经〉解读与点校》，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年出版，全书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在收集研究陆羽《茶经》多种版本的基础上，对《茶经》进行了逐段逐句的解读，特别对原文中难以理解的词语和难读的字进行了注解和注音，同时还插入了大量的彩色图片，点校采用繁体字，并附有校注说明，目的是为国内外茶文化爱好者提供一本文字规范的《茶经》白话文本;另一本是沈冬梅的《茶经校注》，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出版，全书以现行所有《茶经》版本的祖本———国图馆藏宋刻百川学海本为底本，选用26种国内外藏本为校本，并参阅大量相关文献，同样采用繁体字对《茶经》作了认真的考释，书后附录陆羽传记资料和历代《茶经》序跋赞论。总的印象是该书的校勘做得十分严谨，并提出了许多前人所未发的独到见解，是一部相当出众的学术著作。除了上述公开出版物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一些茶学机构内部印行了对《茶经》进行校注的作品，也为不少学人所参考和使用。(3)此外，前面提到的电子版《茶经集注》在网络上也有很高的人气和点击量。这些为促进更多的人阅读理解《茶经》是有积极作用的。由于《茶经》在南宋之前并无刊本，在相当长的时间靠钞本流传，此后虽在官修、私修目录中均有著录，但即使是最早的百川学海本也有讹误，很显然，校订工作对《茶经》原文的释义和引用的正确性都会产生重要影响，细致的校注、点读是为后人解惑增益的基础。曾有学者对四库全书文渊阁本陆羽《茶经》进行了校订，这些校订有不少是正确的，有些则出现了理解上的偏差。(4)这也说明要圆满地解释原文，必需有深厚的文字学、音韵学方面的根底，同时还需要对茶知识的不断理解与深化，可见校勘的工作殊为不易。老一辈学人张芳赐先生早已指出，《茶经》前八章都有“原注”(指现存《茶经》版本中的文间注)，特别是第八章的原注最多。这些原注，有的当非陆羽自注，有的难以辨明何人何时所注。对这些原注的辨析其实很重要，虽然囿于资料的限制，很难对所有的引文及原注进行辨析，但还是有不少学者进行了讨论与探究，并提出了不少独立的见解。邓乃朋对于《茶经•七之事》中记载的一则史料，即晏婴食“茗菜”一事表述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一史事是后人羼入的，并非陆羽原文;(5)而游修龄则认为“茗菜”应是“苔菜”之误;(6)于良子对于《茶经•一之源》中“其字旧注”中的舛误作了文字上的辨析;(7)王家葵对《茶经》所引述的“苦茶”条目进行了考证，(8)王钟音对《茶经•三之造》中两段文字中若干形容词的涵意提供了一种解释的可能性。(9)这些文章为我们客观地理解《茶经》原文中的字词及部分史事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二)《茶经》的成书和版本研究。
《茶经》不仅文字古奥难懂，而且版本复杂，经历了多人多次传抄、校订、翻刻、印行，千百年来《茶经》的版本甚多，在传统四部分类当中又归类不明。厘清《茶经》的版本源流，能为学术界更好地使用《茶经》提供可靠的依据。对为数众多的版本进行研究，不仅可以解决《茶经》自身的文字内容问题，同时也可以梳理出相关的茶文化发展史。对于《茶经》问世的时间，学界一般认为在公元756－780年之间，但具体成书于哪一年，仍然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争论主要聚焦三个问题:一是《陆文学自传》是陆羽自撰还是经他人篡改的伪作;二是陆羽著《茶经》是一次完成还是作过修改，有没有所谓的“初稿”和“修改稿”;三是短时期内陆羽获取《茶经》写作的资料来源问题。1958年，万国鼎在《茶书总目提要》中确定为乾元元年(758年)左右;傅树勤对美国和日本学者的研究结论做出的回应是:《茶经》初稿成于760年底或761年初，其后有两次大的修订，一次在764年，一次在774年;(10)杨浩认为《茶经》撰写于760年，成书于761年;钱时霖认为《茶经》的成书时间最迟是761年，不同意775年再度修改的看法;(11)沈冬梅在其著作《茶经校注》中分析了有关成书时间的三种看法，认为《茶经》经历了初稿和修改稿的过程，对于《韵海镜源》三条茶资料未入《茶经•七之事》的原因，沈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除了以上各种观点，还有不少学者撰文论述《茶经》成书时间，甚至引发了陆羽在何地撰写《茶经》的争论，表明了这一问题研究的分歧依然存在。从宋代至民国，历来相传的《茶经》大约有六十余种版本，迄今可见的五十余种版本，都是南宋以后流传的《茶经》版本，这其中还有不少在海外流传: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有卡本特儿《茶经》本;另有威廉•马克斯《茶叶全书》本;英国有大百科全书本;韩国有茶文化本、崔孔述韩国茶道本、韩国茶文化研究资料本、徐庭柱茶经刊本、金云学韩国茶文化本、李圭正茶经刊本、金明培茶经刊本、韩国茶书本;日本的《茶经》藏本更多，达到20多种，早在元禄5年(1692年)的《广益书籍目录》就有《陆羽茶经》两册，这恐怕是日本刊行《茶经》的最早版本。学界对可见的各种版本的《茶经》进行了爬梳、研究和一定的对比。有的学者曾将它们分为“四库全书本”和“桑繧庐藏本”两个大类;(12)后又在这两大系统之外加上一类曰“名家校勘本”;(13)有的学者将它们分为刊本、丛书本、附刊本和译注本;有的学者分为有注本、无注本、三是增本、删节本(14)。马晓乐、祝恩元对历代《茶经》及海内外版本的流变情况进行了考察;(15)此外，基于百川学海本的文献价值，沈冬梅撰文专门介绍了该本的概貌，并指出了国图宋刻百川本《茶经》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百川本、民国陶氏景刊百川本的异同。(16)
(三)《茶经》本体研究
《茶经》本体研究，指的是在茶学和茶史的学科意义上对《茶经》进行的研究，它既要有令人信服的资料依据，又要关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联，应当引起重视。作为一部茶书，《茶经》总结了中唐以前关于茶的知识，论述了茶之源、茶之具、茶之造、茶之器、茶之煮、茶之饮、茶之事、茶之出、茶之名、茶之图等许多方面。按照现代科学划分，一部《茶经》几乎囊括了茶学和茶叶生产的各个方面。30年来，《茶经》本体研究不能说涵盖了陆羽茶学的所有面向，但是对其中有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究和研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茶的产地起源、茶的形态特征、茶的采制用具和烹饮器具、茶的术语、茶的地名等与现代茶学相关问题的阐释、考辨与解析上。茶的起源是研究茶史无法避开的问题，《茶经》开篇的“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不仅是关于野生古茶树的生长环境和地点的最早记载，而且为我们寻找茶树的原产地框定了范围。在国内外各种茶树起源的假说中，以中国起源说最为有力，而在中国起源说中，有越来越多的证据倾向于认为西南地区(特别是云南)是茶树的原生地。不过，在讨论茶树原产地问题时，经常出现把茶树的原产地与饮茶文化的起源混淆起来的现象，如有学者就认为最早出现人工栽培茶的地区，和最早培植出茶文化的地区都是四川，(17)这就没有把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进行区分。还有学者发现《茶经》记述有与现实地理情况不尽相符之处，经过实地调研后认为，“巴山峡川”应不仅是指长江三峡一带，而应包括川渝南部、黔西北部。(18)我们认为，基于田野调查资料对《茶经》原文的存疑和新证，是应该加以提倡的。“一之源”从字义看是茶的起源，其实并不完全如此。陈椽先生认为这节研究的主要问题有二:一是茶叶品质与土壤和鲜叶性状的关系;二是饮茶与卫生的关系。(19)邓乃朋、戈佩贞在两篇重名文章中，联系现代茶叶生产的实际，对“一之源”进行了逐句的解析，说明《茶经》中的许多表述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20)丁俊之认为，陆羽对茶叶效用的评价虽有局限性，但提示了茶不仅可以健身体而且健心灵，“采不时，造不精，杂以卉莽，饮之成疾”一句对当今茶叶市场上出现的质级不符，农药超标等问题仍有启示作用。(21)林盛有调查了顾渚紫笋茶的生态环境、茶树品种与茶质特点，论述了其与“一之源”中有关“上”的一段文字的相关性。(22)这些都有一个共同的关注视角，即以满足现代茶业发展的需要为目的，实现对历史文献的有效利用。除了“一之源”外，不少学者还撰文对《茶经•四之器》进行了考察。如沈冬梅的《风炉考》、罗庆江对“风炉”和“漉水囊”的考辨;(23)殷玉娴、王峰还对“漉水囊”的佛教属性进行了一番讨论。(24)此外，一些学术争鸣颇值得关注。这里不妨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关于“四之器”中一段文字的理解，《茶经》原文是:“眊，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瓷不如越三也。”“邢不如越”的瓷评由此滥觞，影响着后代文人雅士对瓷的评品。李纪贤先生对这种所谓褒越贬邢之说提出反驳。作者以邢、越二窑系的历史遗留物和考古证明为依据，从烧造工艺到造型装饰、色彩等方面进行比较，甚而利用现代科学的条件，通过化学分析和物理鉴定来比较质量上的异同，以说明陆羽论断的偏颇和错误。(25)李砚祖先生则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他认为陆羽“邢不如越”所指界的实质内涵不是邢、越二窑瓷器在实际质量上、烧造上、造型上乃至装饰上有多大差异;而是包括陆羽在内的整个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人文心理、审美意识和特定的工艺审美观。正是这种审美观所导向的内在文化心理，才是我们理解陆羽这一定论的钥匙。(26)另一个例子是对茶器的辨析，从《茶经》上下文和《封氏闻见记》等平行文献中可知，“四之器”中应列录陆羽煎茶二十四器，然今本《茶经》列有二十五器，到底误入了哪一“器”，学者似有不同的看法。丁以寿认为“繶”为采茶用具，而非茶器;(27)沈冬梅认为，文中有“以则置合中”，或许是陆羽将“罗合”与“则”计为一器;(28)而欧阳勋在一篇论文中认为“交床”应为附属器。(29)究竟哪些是言之凿凿的论据，哪些只是猜度，还有待学者明鉴。这两个例子带给我们某种提示，即要想真正理解和把握《茶经》的实质内涵，还需要进入深层次的、根本性的文化研究领域。
(四)对《茶经》的文化内涵进行了探讨
《茶经》的出现不是偶然，它的存在也不是孤立的，作为一部承前启后的茶学巨著，它受到中国文化的形塑，也是中国文化的载体。如果以“古为今用”的标准去衡量，《茶经》中的很多茶科技方面的内容由于时过境迁，只能作为历史经验;但如果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茶经》中所体现的茶道精神、文人心态、民族意趣、饮茶习俗、以及生活方式等，却能跨越时空，散发出独特的魅力和价值。30年来，学界对《茶经》文化内涵的研究探讨主要涉及茶道精神、茶艺观、美学思想、宗教关系、以及唐代茶文化的社会思想根源等几个方面。如傅铁虹对《茶经》中的道家美学思想展开的论述，并初步讨论了道家美学思想对后世品水文学、对茶诗、对茶艺术创作、对现代饮茶情趣的影响;(30)寇丹关于《茶经》的诞生基础和文化内涵的论述，(31)钱大宇对《茶经》的人文精神所作的阐发，(32)徐荣铨对陆羽《茶经》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唐代茶文化的思想源泉的论述，(33)林瑞萱对陆羽茶道美学的讨论，(34)朱海燕等对《茶经》体现出来的“生态美”农业观、陆羽茶审美观的成因及其现实意义所作的阐释(35)等等。这些论文的最大特点是提出了新的问题与新的角度，其中不乏出色的论述，然而，继续深入展开的研究却罕见。对《茶经》的文化内涵讨论最多、争议最大、也是最核心的要目大概当属学界对“精行俭德”的解释了，对于该词在行文中如何断句、如何释义、浓缩了怎样的茶道精神等问题，学者们各抒己见，至今仍众说纷纭。据学者统计，仅该词在原文中如何断句，目前就有至少6种不同意见。(36“)精行俭德”这一主旨所反映的茶道精神，有的学者认为它代表的是一种儒家理想人格和儒家茶文化的理想，有的认为它受道教茶文化的影响更多，还有学者认为它主要是源于佛禅文化的影响。的确，陆羽作为一个早年与佛家分道扬镳、后又与这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与儒、道、隐各家均有涉猎的颇为传奇之人，他将自己置身于不同的思想与文化系统，并游走其间，这背后应当是相当复杂的文化交织与碰撞。因此，仅仅从字面意义来考察“精行俭德”语出何方，恐怕过于肤浅，在儒、释、道、隐等文化之间建立起相互联系应是认清这一主旨内涵的方向。陆羽所生活的唐代，儒、释、道、隐都有其自身固有的发展，但它们总是互相影响着，其方式时而十分微妙，时而又显而易见，这种微妙的交叉是研究“精行俭德”丰富性的重要构成部分。期待学界在这方面有新的观念和更有力度的阐释。
(五)对陆羽进行了多面向的研究
作为《茶经》的作者、茶学的开创者，陆羽被后世奉为茶神、茶仙、茶圣，享有崇高的地位。陆羽和《茶经》在学者们看来，已形成一种互为关系，这就意味着研究陆羽不可能不关注《茶经》，研究《茶经》也脱不开陆羽，两者成为统一体。因此，前述的《茶经》研究四个方面的论著几乎都涉及到陆羽的茶学。但这里的区别在于，既然是对陆羽进行全方位的研究，那么除了关注作为“茶人”的陆羽，也关注作为“文人”的陆羽。据笔者统计，从1980到2011年，公开发表的以“陆羽”为研究主题的论文有150余篇。这些论文基本可归结为六个方面:一是陆羽的生平身世，包括对他的名号、卒年、行踪遗迹、交游、著作存佚的考述;二是陆羽的形象，包括他丑陋的常人形象以及在民间信仰中光彩的“茶神”形象;三是陆羽的思想品格;四是陆羽的茶学观念;五是陆羽的文学创作，主要是他的诗歌创作、书法理论、方志编纂;六是陆羽研究的评论文章。可以看出，这些研究内容是多面向的，甚至是驳杂的。但实事求是地说，每个面向研究的学术水准并不均衡，而是有短有长，有高有低。其中持续时间最长、研究成果最多的，当属陆羽的生平研究与考证。关于陆羽生平最权威的考证是储仲君、陈耀东二先生作的《唐才子传•陆羽传》笺证，(37)但限于体例，他们对陆羽生平的重要问题未能作出翔实的考订，其中就包括陆羽的卒年问题。陆羽生平公元733年，学界对此没有意见，但对其卒年却有不同的说法。近几年随着研究的深入，在更广泛深入的史料发掘基础上，对陆羽卒年的认识基本明朗并趋于一致:陆羽卒于贞元十九年，即公元803年。对这一问题的争鸣及讨论，可参考殷玉娴的《陆羽卒年考述》(38)和竺济法的《陆羽卒年再认识》(39)。由于《新唐书》和《全唐文》所载陆羽传记简略，使人们对他的生平总有扑朔迷离之感，不少学者挖掘和增补了不少有关陆羽生平的史料。史念书对《全唐诗》中与陆羽相关的诗句及其中晚年的行止做了考述。(40)关于陆羽的生平著述，除了载于茶叶典籍之外，广泛散布在其他相关史料中。万国鼎曾据《梁繷漫志》作过考证，但增补不多。此后，欧阳勋、周靖民、朱自振等多位学者从诗集、方志中辑出有关陆羽的史料，(41)尹占华从唐宋诗集、文集、碑记中将陆羽的著作与佚文作了辑考，(42)周志刚撰述的《陆羽年谱》和《陆羽著述辑考》等等，这些学者在史料文献上作的发掘，为陆羽研究的深入、为更接近历史上那个真实的陆羽，提供了新的资料，铺设了新的地基。
三我们已经详尽地评述了30年来陆羽《茶经》研究走过的历程和取得的学术成就，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者的知识背景和研究旨趣。回顾以往的学术得失，是为了理性而客观地加以省察与思考，从中得到些许对今后的研究者有益的提示，以促进学界在这一课题研究上有所提升，有所突破。总的概括，30年来陆羽《茶经》研究呈现出一些特征:
一，从研究者的学科背景来看，主要来自茶学、农学、史学、文献学、食品学等传统学科，大多数学者同时也是茶界人士。这就决定了陆羽《茶经》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来自茶学、文献学和史学等几大领域。
二，从研究方法来看，学界正经历从传统茶学、文献学、史学的观念方法到文学、美学、文化学的观念方法的转变，这一点在近几年表现尤为明显。进入21世纪以来，科技的突飞猛进、时空的流转变换使得《茶经》在物质与技术层面的现代价值日渐式微，然而在精神与文化层面所焕发出的价值却愈显珍贵。
三，从研究模式来看，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研究多，观照问题与反思问题的研究少;理论性弱，功利性较强。这里也涉及到学界所乐谈的“问题意识”，体现在陆羽《茶经》的研究中，建立起学术前提和学术理念的论著寥若星辰，而基于学术意义上的真诚对话也不多见，因此难以碰擦出“火花”。
除了这几个特征以外，陆羽《茶经》研究的不足之处也是比较明显的。如同大多数对历史经典的研究一样，虽然可以从多个角度、多个侧面对它们做一种“大问题，小切口”式的考察，但个案或专题研究难免存在支离破碎的问题，换句话说，微观研究、细部研究多，中观(或宏观)研究、系统(或理论)研究少。陆羽《茶经》研究也出现过这种现象，这里暂且以学界对陆羽行迹与交游所做的考察为例。我们知道，陆羽一生到过许多地方，结识了不少友人。考察陆羽的行踪、遗迹、交游、轶事，对于切入陆羽的文化身分、社会风貌、性情品格、以及当时文人雅士阶层的心理意趣等课题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相关研究的某些方面却存在着一些误区，从对陆羽行迹研究的论文标题看，几乎都呈现出相似的“点对点”的简单套路，其中以“陆羽+地名(+宾语)”的格式为题的论文就有将近30篇。这多少暴露出在对一些问题的研究过程中，学术视野的狭窄和问题意识的缺席。此外，一些对于陆羽行踪的考证夹杂着比较明显的地方利益，强调现代行政区划的地理概念，淡化古代行政区划的地域及文化属性。这些问题都是在学术研究中应当尽量避免的。
不管怎样，通过对陆羽《茶经》研究的成绩与不足进行反思，从中可以汲取一些对于未来的进一步研究有用的信息，简要地说，就是了解学界已经研究了哪些问题，哪些问题研究得还不够，哪些问题很重要却亟待学者去解决。到目前为止，学界已做了很多关于陆羽《茶经》的茶学、文献学、史料的考证与研究，在没有发现新史料之前，一些传统学科的研究已进入相对饱和的状态，而文化学层面的研究却刚刚开始，开辟了新的学术研究空间。新的空间有新的空白和新的挑战，还有待学界和更多学者的关注和努力。
陆羽的《茶经》把茶的学问和文化系统化了，这是一个开创性的贡献，研究陆羽和《茶经》也是中国茶文化研究的重要构成。目前，中国茶文化的学科地位尚未确立，这就更需要学术的积淀、方法的整合、理念的重构，来提高中国茶文化研究的学术水准，通过真正的学术影响力来带动整个学科地位的提升。余悦先生曾指出，“茶文化研究最有可能产生较强影响力的，大体有六个方面:一是与哲学相关的研究，即中国茶文化与儒释道及其他思想层面的探讨，中国茶文化精神的进一步探寻;二是与历史学相关的研究，如茶文化各个历史阶段和事项的研究;三是与文学艺术相关的研究，许多文学艺术形式都有关于茶的内容，都得得关注和探讨;四是与民俗相关的研究，这方面还有许多未被发掘的领地;五是与美学相关的研究，茶艺可以说是美的集中表现，但对这一形态的美学思想和审美情趣都缺乏有深度的成果;六是与文化学相关的研究。”(43)这六个方面的研究虽然时对中国茶文化研究的整体而发，但对于陆羽《茶经》研究的未来走向，同样是适用的。这里不妨根据陆羽《茶经》的研究实际，对一些可行性课题作一简要而初浅的抒发。
首先，不管是论《茶经》的物质还是论《茶经》的精神，不论是探寻陆羽的生平还是他的思想，把他们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去揭示《茶经》所诞生的时代与历史上其他时代所共同面临的饮茶、制茶、茶的习俗、茶的利用、茶的交流、茶的变化等问题，去剥开陆羽及其跟随者对茶的道德、茶的精神、茶的意义进行宣扬的层层包裹。这将与那些单纯地把陆羽和《茶经》作为至高无上的“茶神”和“百科全书”所作的理想化研究有着根本区别。
其次，从哲学的角度观照陆羽的茶道精神，既要从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出发，同时也要兼顾思想史的非主流因素。在对陆羽思想的研究中，儒、释、道因素已有所考量，有学者曾零星提及“隐”、“野”、“禅”等观念意识，这些主流与非主流思想之间的分别，以及它们曾对陆羽的内在文化心理产生了何种影响，和程式化的茶道研究相比，这种研讨或许更值得期待。
第三，《茶经》用有三分之一的文字记载了茶的史事，涉及故事、散文、诗歌、传说、寓言等各类文学作品，这些为数不少以茶为对象的文学艺术作品既需要史学的日常叙述，也需要文学的丰富想象。这些叙述和想象或许能激发《茶经》新的生命力。
中日茶文化对比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地球与空间科学 国际合作 学术交流 引文分析 对比分析
中图分类号： G25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3）03-0072-08
1 引言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浪潮下，科技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速度加快，配置更加合理，科学研究的规模越来越大，学科向着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方向发展，相当多的科研难题必须通过国际间的交流合作得以解决；同时互联网技术、信息通信技术和交通领域的不断进步，也为深化国际科技合作创造了技术条件[1]。因此，加强国际科技合作成为各国政府和跨国企业的必然选择。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特别在古代中国，科学技术成就辉煌，为世界科技发展史做出不朽的贡献，但由于一些近现代历史原因，中国科技发展历经曲折，而随着改革开放，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各学科领域发展迅速。英国是近代工业革命的发祥地，哺育出一大批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并奠定了近代科学和现代科学坚实的基础，为世界科学技术众多领域的发展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直至今天，英国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科技强国之一。由此可见，中英两国在科技文化方面可谓各有优势，同时，两国间的交流渊源已久，早在17世纪，中国的茶和茶文化传播到英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英国茶文化，对英国的社会的生活方式、精神生活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英国传教士Robert Morrison是迄今所知最早将唐诗英译的汉学家[3]；而20世纪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和科学史家李约瑟则被誉为“架起中英文化交流之桥”，他倾毕生精力撰著的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为中国科技史及西方中国学的研究树立了一座令人叹为观止的丰碑[4]。而近30年来，中国政府和各领域学者充分意识到国际间学术交流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视与其他各国学者间的合作，英国学者也不例外，中英在各领域均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尤其是在科学技术、教育等领域尤为突出。
21世纪人类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资源、环境及自然灾害问题。21世纪也是空间技术蓬勃发展的时代。地球科学与空间科学既是一门基础科学，又是一门在现代国防和国民经济建设中有着广泛应用的科学。以地球及其远近空间为研究对象，所取得的基础性研究成果，是全人类共同点财富。现代地球科学与空间科学研究，不仅在航天、资源堪察、自然灾害的预测与防御等传统领域中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核爆监测、重大和生命线工程的选址与抗震设计、地球环境监视与预测、数字地球等新领域也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国民经济和现代国防建设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5]。今天，地球与空间科学已成为最具活力的学科之一，其发展将对21世纪人类的生存发展、太空环境的充分利用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成为决定未来世纪国家综合国力和科学技术水平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以中英两国在地球与空间科学学科领域为样本，通过一系列的数据反映两国在该领域的发展及合作情况，以期为中国该领域学科规划发展决策提供客观的分析数据支撑，同时也为中英两国该领域未来更有序的合作交流提供保障，真正使中国从地学大国走向地学强国。
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说明
为充分了解中英两国在地球与空间科学领域的科学研究情况，以及在该领域两国的国际间合作交流情况，我们以Web of Science为检索平台，根据Web of Science的学科分类，选取了地球与空间科学学科涉及到的研究领域，并将相近领域进行归类，来分析中英两国在地球与空间科学领域的研究状况，从而增进两国对各自在地球与空间科学领域研究状况的了解，通过加强两国间的合作与交流，促进中国在地球与空间科学学科研究领域未来进一步的发展。这些研究领域包括：astronomy astrophysics（天文学及天体物理学）、engineering aerospace（航天工程）、geology & engineering geological（工程学及工程地质）、engineering petroleum（石油工程）、geochemistry geophysics（地球化学地球物理学）、geography & geography physical（地理学及自然地理学）、geosciences multidisciplinary（地球科学综合学科）、meteorology atmospheric sciences（气象学和大气科学）、mineralogy & mining mineral processing（矿物学及矿业选矿矿物加工）、oceanography（海洋学）、paleontology（古生物学）、remote sensing（遥测技术）和urban studies（城市发展研究）。
本文的数据选取Web of Science数据库1999～2011年共13年的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图表等形式展现相关数据，具体数据包括从SCI-EXPANDED、SSCI、A&HCI（下文简称引文索引）和CPCI-S、CPCI-SSH（下文简称会议索引）中检索中英两国学者历年的发文数量和被引数量，中国分别与英、美、德、法、日这五个国家学者历年合作数量与合作论文被引数量，并就中英两国间在该领域的合作情况进行详细分析。
3 对比分析
通过检索我们得到如下数据，1999～2011年Web of Science收录的地球与空间科学学科论文（包括13个子领域类）1，016，218篇，其中中国在该领域的发文量为96，656篇，占总量的9.51%，其中与国际间存在合作关系的论文有28，166篇，占中国总发文量的29.14%，合作的国家/地区达到134个，中国发文的累计总被引次数为518，308次。英国在该领域的发文量为144，956篇，占总量的14.26%，其中与国际间存在合作关系的论文有76，869篇，占英国总发文量的53.03%，合作的国家/地区达到187个，英国发文累计总被引次数为1，915，772次。
由上述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在地球与空间科学学科领域，无论是发文量还是被引频次，英国都远高于中国；在国际合作方面，英国学者也更加积极，有超过一半的论文是通过国际合作完成的；如果从篇均被引频次上来看，英国达13.16次/篇，而中国不足英国的一半，仅为5.35次/篇；这一差距在地球与空间科学各子领域均同样存在。因此就总体而言，中国该领域学者不仅要在论文的数量上，更要在论文的质量上得以提高；而英国在地球与空间科学学科领域研究比中国成熟，发表的论文得到更多学者的引用和借鉴，学术影响力更大。
3.1 中英两国发文量统计及被引分析
在地球与空间科学学科领域，中国学者被Web of Science 收录的文章不及英国，英国发文总量为中国的1.5倍（详细统计数据参见表1），说明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英国发文量上存在着一定的优势。
从数据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些信息：1999～2011年，在地球与空间科学学科领域，中国的发文量除2007年外，其余年份均低于英国。中国早期发文量较少，远不及英国，但发展速度快，与英国发文量差距日益减小，特别是在2007年，发文量到达顶峰，且反超英国；反观英国的情况，在1999～2011年13年间发文量变化不大，基本保持在9000～13000篇之间（两国论文数量的年度变化趋势和比较见图1）。
众所周知，中国在古代和近代就对地球与空间科学学科不少领域都有一定的探索和研究，并涌现出大批杰出的科学家，明代科学家万户、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近代地质学家李四光等都为我国乃至世界该学科领域做出巨大的贡献，因此可见中国学者在地球与空间科学学科领域有一定的基础，但由于近代一些历史原因导致中国没有紧跟国际科学发展的步伐，在该学科领域停滞不前，同时中国学者普遍英语水平不高，制约了在该学科领域世界顶级期刊上的。虽然初期较少，但近年来发文数量有明显的提高，与英国差距也越来越小。而英国在地球与空间科学领域的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并有显著地成就，其中不少子领域都有望达到世界最高水平[6]。通过对数据进行细化分析发现，近五年来中国在该领域数量持续保持较高水平，这得益于中国学者和政府部门对该领域引起足够的重视，举办了大量的学术会议，方便中国该领域学者与世界其他国家学者间的交流，了解领域先进知识，发表了大量论文；此外，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也是发文量增长的因素之一，近年来中国在航天工程领域的发展举世瞩目，神舟系列飞船成功发射使得该领域的发文量也自2006年开始有了明显变化，相信随着最近神舟九号飞船的升空，中国在该领域发文量会进一步提高。而反观英国，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在科学技术各领域均有长足的发展，地球与空间科学领域也不例外，因此学科发展较为成熟，近十几年来发文量变化幅度不大。
引文是学术期刊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显示出科学研究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反映出知识流动方向和渗透关系。论文被引次数的高低则反映了文章在该领域的研究影响，继而反映出该国整体的科研水平和国际影响力。根据项目和协议，我们对1999～2011年中英两国在地球与空间科学学科领域所发表的文章同样在1999～2011年间的历年被引作了统计（详细数据见表2）。
由表2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些信息：英国论文的被引总量是中国论文的被引总量的3.70倍，远高于中国，其主要原因是中国论文总量不及英国，尤其在2007年以前中国的发文量与英国相比有较大差距，虽然在2007年后中英两国发文量差别不大，但由于论文从出版到被引用需要经历一段时间，同时，文献的被引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所以造成了中英两国发文被引量的巨大差距。通过表1和表2我们也计算出发文的篇均被引量，该指标可以反映出两国论文的影响度差异。中国在地球与空间科学领域的论文篇均被引次数为5.36次/篇，英国为13.22次/篇。在地球与空间科学领域英国的篇均被引要远高于中国，说明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引用影响更大，得到了更多的认可，当然，随着近几年中国发文量的增加，未来阶段论文被引量势必有所提高，篇均被引也将有望得到提升。
从中英两国之间在地球与空间科学学科的年度被引的变化情况和趋势图（见图2）可以看出，1999～2011年中英两国在地球与空间科学领域发文被引量的差距逐年拉大，英国学者所的被引频次始终领先于中国学者，剪刀差已经形成。正如前所说，文献的被引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且论文从出版到被引需要一段时间，而近几年中国在该领域论文的高产将会带来更多的被引机会，影响也将会进一步提升。此外，中国学者利用在本国近几年频繁举办学术会议的机会大量发表学术论文的同时，更应重视发文的质量，得到更多国家学者的认可，从而不断提高该领域中国学者的国际学术影响力。进行国际间学术的合作与交流，无疑是提高自身科研水平，提升学术影响力的有效途径，因此，我们应进一步推动中英两国学者在地球与空间科学领域的合作交流，促进学科发展，从而使研究成果能够更好的造福两国人民乃至整个人类社会。
通过统计地球与空间科学领域下13个子领域1999～2011年的总发文量，发文总被引量以及计算篇均被引量我们可以更清晰的比较出两国在各分支领域的发展情况（详细统计数据如见表3）。
由表3数据我们可以对比中英两国在地球与空间科学13个子领域中的发文总量、总被引量及篇均被引量，数据显示中国虽然在一些子领域（例如工程地质&地质学、石油工程、遥测技术矿物学&矿业选矿矿物加工）的发文量要明显高于英国，但所有子领域的被引总量和篇均被引量均不及英国。我们发现导致这一情况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在这些学科领域举办的大量的学术会议引起会议论文数量的增加，从而使得发文总量提高，但这些会议可能由于其论文评审周期短、机制不完善等原因，收录论文质量不高，因此被引量很低。这给予我们中国学者以启示：通过举办会议论文的方式促进学科交流发展，这一出发点是正确的，但与此同时会议举办方应规范会议论文评审制度，我国领域学者也必须提高论文写作质量，避免造成发文泛滥的情况。英国学者在地球与空间科学各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力，目前英国在该领域发展成熟，中国则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因此深化合作交流必将对中英两国均具有积极影响。
3.2 中、英与国际间的合作发文量统计及被引分析
随着信息科技越来越发达，整个世界也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从而为世界范围内的学术交流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各国学者的学术研究不仅局限于本国，更多的会走出国门，地球与空间科学各学科领域也同样如此。表4为中英两国与国际间合作的发文量以及占对应年份论文数量的比例。
从表中数据我们发现，在地球与空间科学学科，中国学者的国际间合作度明显不及英国。中国在13年间共合作发文28，166篇，占全部发文的29.14%，而英国国际间合作发文总量高达78，669篇，占全部发文量的53.03%；比较中英两国历年国际合作发文比例，英国从1999～2011年比例由39.66%逐年增至64.13%，而中国该比例则变化不大；若比较中英两国合作国家/地区数量则发现，与中国存在合作关系的国家/地球达134个，而与英国合作的国家/地球多达187个，由此可见，英国学者更注重且越来越善于和世界各国的领域学者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合作。这一点同样可以从中英两国在13个子学科领域的国际合作情况中展现（见表5），除在地理&自然地理学、古生物学中国国际间合作发文占学科总发文的比例高于英国外，其他学科国际合作比例中国均不及英国，在这13个子学科领域中英国有7个领域的国际合作发文数量超过学科总发文量的一半，由此可见在地球与空间科学绝大部分子领域英国学者比中国学者树立了更强的国际合作意识。
学术交流与国际间开展合作在当今社会已成为推动科学技术发展不可缺少的有力手段，各国都十分重视国际间交流。在地球与空间科学领域，国际间合作是否具有更大影响力？表6为中英两国与国际间合作论文的历年被引量统计，图3为根据表6数据所做的两国合作论文被引量的年度变化图。
由表6中的数据和图3的变化趋势我们看出由于中英两国在地球与空间科学领域国际合作发文被引量之间差距悬殊，且该差距逐年增大，中国国际合作发文累积被引304，091次，而英国国际合作被引量是中国的4.28倍，高达1，301，769次，引起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英国国际合作发文量逐年均远高于中国，而论文被引是一个按年度累计的过程，因此英国学者发文带来了更多的被引机会。我们也计算了中英两国国际合作发文篇均被引频次，以此反映两国国际间合作发文的影响力，中国在该领域国际合作论文篇均被引10.80次/篇，而英国达16.94次/篇，通过该指标我们发现英国国际合作发文得到更多的认可和引用，中国与英国相比尚有较大差距。同时我们发现，中英两国国际合作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相比全部论文篇均被引频次均得以提升，且中国提升幅度更大。由此我们得出结论：通过国际合作发文可以获得更高的被引频次，这也就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国际合作性论文具有更高的学术影响力。尤其对中国领域学者来说，通过国际合作交流可以缩小与领域强国之间的学术差距，通过百家争鸣，才是科学进步的重要保障。因此，中英两国都应该紧紧抓住合作的机遇，不断深化国际间的合作交流，以提升两国在该领域的学术地位，同时也可以促进世界科技水平进一步发展，从而更好的造福人类社会。
3.3 中英两国之间合作分析
随着资源、能源、环境等问题成为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热点话题，人类活动已经开始对地球产生一些不可忽视的影响，甚至会威胁到人类自身生存。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21世纪地球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许多地球科学问题的宏大空间尺度和漫长时间尺度要求国际地学界的广泛合作研究，最近50多年来全球范围内的合作计划日益兴起，从50年代的国际地球物理年计划，到后来的国际岩石圈计划、国际减灾十年计划、世界气候研究计划、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国际地质对比计划、大洋钻探计划和日地能量计划等。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与发达国家合作，借助他们现有的科学技术，可以加快实现中国的科技现代化的梦想，从而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和提升自身在本地区的影响力[7]。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和日本作为世界主要的五个发达国家，他们的科技发展水平不容小觑，在地球与空间科学各领域研究成果颇为丰富，而英国作为世界上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拥有世界最一流的高等教育水平，特别是其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在地球与空间科学相关领域的科研实力在世界范围内也属于顶尖水平[8]。
为此我们检索了1999～2011年中英、中美、中德、中法、中日在地球与空间科学学科的合作发文量，以及历年发文的被引量（见表7-表11，中国存在合作关系的主要国家的数量及比例见图4）。
可以看出，在地球与空间科学领域按合作发文数量统计，与中国合作的五个国家的排名为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其中与美国合作数量最多，高达12514篇，占中国全部合作发文的份额的近一半，几乎与中国与其他四国合作数量的总和相持平，而中国与其他四国合作数量差别不大，保持在2000～4000篇的范围内，这说明中国学者尤其偏爱与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进行学术交流，而中英在该领域合作数量虽然不多，仅高于中法合作发文数量，但被引总量名列第三，仅次于中美、中德合作发文被引量。这一点同样可以由表12看出，该表为我们清晰展现出中国与五国合作发文的篇均被引量。
在中国与五国的合作中，中美虽合作发文量最高，篇均被引量却最低，仅12.24次/篇，而中法合作发文量最低，但篇均被引最高，达16.57次/篇，可见美国虽然是科技大国，但在与中国的合作进程中发文质量不高，没有得到更多领域学者的认可，而中法合作论文少而精，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正如前所说，中英合作虽然数量较少，但被引情况有所好转，且篇均被引13.35次/篇，处于中游水平，且自1999年至2011年一直保持稳步上升的趋势，发展势头良好，未来两国可以通过互派学者访问、举办学术会议等多样化的交流活动，深化合作，优势互补，实现共赢，共同提升两国在该领域的学术影响力，相信中英两国在地球与空间科学领域的合作无论从发文数量还是篇均被引量都将会有进一步的提升。
由地球与空间科学中13个子领域分别来比较和考量中英两国的合作情况（见表13）。从表中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在地球与空间科学各子领域中，中英合作发文量占中国国际合作发文的比例更高，这说明在国际合作发文量不及英国的情况下，对中国学者来说，英国该领域学者是他们很好的合作伙伴，而由于英国发文量较大，且与欧美合作更加频繁，因此中英合作发文在英国显得微不足道。在这13个子领域中，中国与英国在天文学及天体物理学、城市发展研究等领域比与其他四国往来更密切，合作更多，而在遥测技术领域， 中英两国合作发文量无论占该领域中国国际合作发文比例还是占该领域中国总发文量比例都是最低的，地球与空间科学学科开展合作研究，对两国该领域的发展均具有积极的影响，两国要在原有合作的基础上，不断提升学科合作的深度和全面性，对中国学者来说，英国成熟的学科技术值得借鉴，中国巨大的发展潜力对英国该领域学科来说是良好的“催化剂”。
4 结论与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在地球与空间科学领域的研究与英国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但中国正逐步取得发展，且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因此中英两国需要加强合作交流，共同提升学术影响力，结论与建议如下：
（1）1999～2011年这13年间，中国在地球与空间科学领域的发文总量与英国有明显差距，虽然中国古代及近代在该领域卓有成就，但由于一些历史原因以及中国学者英语水平限制了其被web of science收录的论文数量偏少，起步较晚，同时我们也发现随着最近几年中国学者和政府部门的重视，举办了大量的学术交流活动，促使发文量有明显的提高，并从2007年起发文量开始与英国齐头并进，这说明中国在该领域具有大量的研究人才和良好的发展潜力，而英国在该领域发展较为成熟，一直保持较高发文量。
（2）中国在该领域的被引次数与英国相比，同样具有较大差距，这一方面是由于发文量本身存在差距，另一方面也存在科研背景、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作为崭露面孔的科研新生力量，若想在国际上取得更高的学术地位，需要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两手抓，不仅要注重论文的数量，更要注重提高论文的质量，这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本国的学术影响力。
（3）在地球与空间科学领域的国际合作交流方面，英国比中国更加积极，无论是合作发文数量、合作发文国家/地区数量还是和五个国家合作发文的数量，英国都普遍高于中国，中国该领域学者在未来的科学研究中应更加注重学习和吸收各国的先进技术，充实自己的科学研究，这对提升中国在领域内的学术地位起着重要作用，而英国在不少子领域具备世界领先水平，必将成为中国学者合作交流的主要对象。
（4）通过国际间合作交流而发表的论文更能得到该领域学者的认可。数据显示，无论是中国还是英国，与其他国家学者合作发文的篇均被引次数均高于全部发文的篇均被引次数。因此，加强各国学者间的学术交流是提高学术影响力的有力措施。对于我们中国学者而言，加强合作，优势互补，缩小与技术领先国家的差距，才能真正在该领域获得更大突破；同时在进行学术合作交流的过程中，不应该局限于本国周边国家，更应该开拓视野，吸取各国的先进技术，实现全球范围内的科研融合。对于英国方面而言，则应该抓住中国处于科研上升期的机遇，发挥中国具有最广大科研人才资源的优势，积极与中国开展这一领域的科研合作，进一步提升发文量和国际学术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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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茶文化对比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在全球化的发展背景之下．中国现代园林正面临着发展的严峻挑战。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外来文化、设计理念的冲击．使中国的现代园林设计失去了传承与特色，没有了园林设计的精神内涵。如何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外来优秀的园林设计更好地融糅在一起．在融入全球化中提升中国景观设计同时又体现出中国景观设计的特色，正是中国景观设计师探寻与追求的。本文通过分析宗教对日本传统园林的影响及在精神层面上的阐释．揭示中国现代园林设计在精神层面的重要性。
一般来说，文化现象总是以特定的区域为中心向周边传播，随着时间的推移，外来文化会在被传播地慢慢积淀下来，并在最后一个被传播地得以保存。不仅如此，积淀下来的外来文化会与当地文化在风土环境等条件下融合，形成当地新的独特文化体系。
一、宗教与东方园林
宗教在东方园林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儒、道、释对中日古典园林影响深远。由于中国汉民族文化所具有的兼容并包的特点，而形成对外来文化强有力的同化。各宗派相互融会、相互吸收而变异复合，形成独特的东方文化。儒、道、释的思想和艺术修养渗透到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很大程度影响了日本园林艺术。我们稍加注意就能发现在园林中，处处隐寓着儒、道、释的诗意，或心灵世界，或人生作为，或山水审美和艺术风格，无不折射出创作者的精神世界。
佛教早在东汉时己从印度经西域传人中国，是为“汉地佛教”。它的教义和哲理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融会了一些儒家和老庄的思想，以佛理而人玄言。作为一种宗教，它的因果报应、轮回转世之说对于苦难深重的人民颇有迷惑力和麻醉作用。因此得以广泛流传。佛学作为一种哲理渗透到社会思想意识的各方面，甚至与传统儒学相结合而产生新儒学—理学。道教开始形成于东汉.公元450年前后，中国的道家思想传人了日本。其渊源为古代的巫术、合道家、神仙、阴阳五行之说。中国道教以阴阳变化、天人合一、形神并进为指导思想。讲求养生之道、长寿不死、羽化登仙。中国偏于儒，显现出人世治世的特点和仁者的理想观，日本偏重于佛，以智者的形象带有出世解脱的色彩。中国园林生动形象，表现了乐天爱人的景象，日本园林则是在荒凉孤寂的山林中体现着孤独的禅意和对短暂人生的寂寞思考。
中日园林都基于道家的道法自然思想，也从来都讲究天人合一的理念。正是因为道家的这种思想才造就了东方园林体系本于自然，高于自然的园林创作宗旨。目的在于求得一个精炼、典型而又不失其自然生态的山水环境。但是，在对待天人关系上，中日园林在创作上的表现手法、思想追求上存在诸多不同。
中国古代的自然观属于“人”型。人定胜天，人类至上主义。中国园林中的建筑通常是园林中的视觉中心，亭、台、楼、阁、厅、堂、榭、舫等诸多建筑形式是中国园林艺术的重要表现手法。以建筑轴线的延伸而控制园林全局。在园林的总体上使得建筑美与自然美融揉起来，达到一种人工与自然高度协调的境界—天人谐和的境界。
而对比来说，日本园林属于“天”型。日本是一个岛屿国家，海洋性气候明显，地处火山、地震、台风多发的地带，大自然不可抗拒的力量使得日本人们认识到生命的无常和自身的渺小。加上道教、佛教神仙思想的影响，大自然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保持这一种浓重的神秘感和崇拜感。所以日本古代的自然观，自然就是可信赖的“神”。在日本的园林创作中，多用自然材料体现原生自然的枯荣和力量。山、水、石、木一直是园林的主角，而建筑不占主要地位。经常采用拟佛拟神抽象的处理手法来表现园林艺术。在对中国文化全盘照搬直接引入的时代，日本在园林创作上仍然表现出自己独有的特色。也许就是因为深深扎根于日本民族意识中的那种对自然的亲近和热爱，那种对泛神论中众神的崇拜以及对多样事物兼容并蓄的态度所决定的。禅宗主张远避俗世，修身于自然，以天地自然为静，并以之为修身养性之所，以求有所悟，通过“顿悟”、“静虑”、“冥想”得出“无我”或“空”之境。受其影响日木园林逐渐摆脱开诗情画意和浪漫情趣，走向了枯、寂、佗的境界，日本园林用质朴的素材、抽象的手法表达玄妙深邃的哲学法理。着重人内心的精神体现。
二、日本的园林精神
(一)枯庭。日本庭园的特色是把大到大海那样的大型风景，小到身边周围有限的小型风景，从高处、大处着眼，使其融于一园。日本的庭院以描写自然风景为目的，枯庭即枯山水庭园。它是一种利用地形地势建造的庭园，园中无泉池等水景。以石、砂、苔鲜等为主要素材，以砂代水，以石代岛，往往平铺白砂，这种白沙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经过雨水的洗测，更加纯白、美丽。也许正是这种美感和洁净感抓住了人们的心理，而深受人们的喜爱。人们利用它做出海流、海滨、水畔、水流、水纹等造型，其中放上几块石组象征山岛，创造出一个寂寥的空间，使人进人静思和冥想之中。它作为一门艺术，至今仍为人们所喜爱。仅用白沙和石块，就能做出奔流的大河、幽邃的溪谷，还可以做成飞流直下的瀑布。其背景造型受禅宗的禅界意识和水墨山水画宗表现出来的禅学观念影响颇大。
据说中国战国时代的帝王和贵族们都期望自己能成为仙人，能像仙鹤一样自’由飞翔，像海龟一样潜入深海，并且会长生不老。要像达到此目的，必须饮用仙丹。于是便下令召集各路修道士四处寻找。而仙丹往往在各地的灵山神岳上。在长满青苔的洞窟里，或在遥远的海中漂浮可见的孤岛上。因此，这些永世长存的愿望就作为象征，寄托在如须弥山、蓬莱山、鹤、龟等身上。后来它又作为一种蓬莱神话传说传人日本。这种虚幻的想象以及对它的憧憬，一经传人日本庭园，就出现了鹤龟蓬莱仙境的石组造型。龟石和鹤石是江户时代最流行的枯山水模式，景石有时一个，有时一组，形似龟或鹤。龟鹤作为长寿的象征，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拜。在佛教的宇宙观中，倡导天动说。据说须弥山是被视为伫立于世界中心的高山，相传这是一座了不起的圣山，有九山八海相互环绕，日月均以须弥山为中心旋转。人们就是由此产生灵感，做出了须弥山石组造型。
(二)池水庭院。日本的庭园无论是泉池庭园，还是枯山水庭园，它们的一个大主题就是“大海”。池水庭园的荃本构思在于涌泉、泉水、湖泊、河流等，大概是来源于神池神岛。这与古人包括现代人的居住都离不开生活用水有关。有意识地选择河岸、池塘边或者水源丰富的地方居住，是人们的共识。古代的日本人认为，涌泉里有神，它们往往怀着一种对神的敬畏，虔诚地祭拜泉池。日本国土的}o%为山地，从山涧流出的溪流沿山谷汇成大河。自古以来就具有丰富的水资源。由于河川的水源、湖泊、涌泉形成了神态各异的岛屿，日本的祖先从中看到了神的身影，感到了神灵的存在，于是就用泉池来供奉 降临的诸神。特别对涌泉、清水和流水具有非常强烈的感情和 憧憬，将其作为水神来崇拜。这大概也是泉池庭园到处可见的 原因之一。人们还建造神社和神社牌坊，作为神体来参拜。在 四面环海的日本有着得天独厚的降雨量，到处可见涌泉、水 井。可以说日本庭园之所以能浓缩日本独特的自然环境，就 是得益于这种优势的地势。在古代日本，有很多有关涌泉水井 的传说。人们崇拜弘法井、姥井、阿弥陀井、婴儿出生后初浴的 水井等，一直把它们作为池神、井神、河神、给水神来敬奉。一 般在庭园内设计的涌泉造型有喷泉、喷水池等，而在书院式庭 园、茶室庭园中则必须有涌泉、水井等。
“一池三山”是从中国传承过去的水处理形式。它表现是虚无缥缈的水中神仙所居住的岛屿景观。关于“一池三山”的来历也有佛家说和道家说两种，佛家说源于须弥山，道家说来源与东海三神山，蓬莱、方丈、壕洲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三神岛，为神仙居住的岛屿。据说这一传说传人日本是在允恭天皇时期。这种神话传说的核心是道教思想，这种思想幻想到大自然中采集野生的草药，做成长生不老的仙药，喝后就能成为神仙。它的修行方式是在修道、修行中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锻炼意志和精神，并借助神灵、神威来完成成仙的修炼。人们希望通过实践体验，进一步领悟而成为神仙，于是就把这些愿望寄托在有形的山石上，用石组来造型，将其引人日本庭园。
在枯山水庭园里，没用利用清泉建造的水流。但是在大型池泉式庭园里，必须建造水流。庭园的水流形式很多，平安时代流行的曲水宴，来源于中国的“曲水流筋”。曲水流筋最初是来自于宗教的诗歌活动。这种活动从中国传到朝鲜，再由朝鲜传到日本。古代中国有这样的例行活动:人们把每年农历3月的第一个巳日当作季节变换的节日。在这一天，人们把筋(酒杯)放到河川上，任其顺水漂流，以示拔楔不祥，后来传到日本，发展为“游宴”形式的曲水宴。坐在流水边，趁着漂浮在水面上的杯盏还没流到自己身边时，开始赋诗吟咏，然后举杯痛饮。这种消遣游戏，曾经一时曲水庭园就是因此而兴盛起来的。这种弯曲的小溪称为“曲水”。利用从假山山谷飞流而下的瀑布流水，或把附近河流的清水以及地下的泉水、自来水等引人庭园，建成富于变化、多姿多彩的“大江”、“小河”、“溪流”、“沼泽”等。
(三)茶庭。中唐以后逐渐兴起的品茶习尚普遍盛行。品茶已成为细致、精要的艺术即所谓“茶艺”。宋徽宗曾提倡以“清、和、淡、洁、韵高致静”为品茶的精神境界。然而茶道却大成于日本。中国的茶道传到日本，经日本人民消化、吸收、创造与中国大不相同的茶道文化，目的是修养心性和参禅悟道。日本受到宗教中“神”的影响，出现很多具有象征意义的空间划分的标志。如神社人口处的“鸟居”，同样茶庭中被称为“中门”，神社的“水手”，茶庭的“蹲”，都是一种意念上的东西，表示以此为界，一边是圣地，一边是凡尘。
茶庭庭园在室叮时代后期诞生于京都和奈良。茶庭也叫露地或露路。日本人把茶道融人园林之中，为了进行茶道礼仪而创造了这种园林形式。一般的庭园，都具有观赏、游览、接待的功能，而对于庭园的观赏方法则没有任何限制。一般说来，在茶室庭园，人们相约去茶室往往是为了喝上一杯清茶，身临茶室庭园，感受一种返璞归真的闲寂噶幽雅。一般是在进人茶室前的一段空间里，布置各种景观。步石道路按一定路线，经厕所、洗手钵最后到达目的地。茶室庭园设施齐备，有草庵式茶室的院门，还有把茶室内院和外院隔开的中门，有石制洗手盆，用于茶道仪式的净手，象征着圣洁的泉水，是茶亭的显著标志，有踊口(饮茶的客人在茶室内的出人口)和石灯笼，创造出肃穆清净的环境。通往茶室的路上，沿途都是人工种植的林木，凸起的地方是山坡，涓涓细流是河川。途中经过铺设着许多称为“役石”的石头的地方，那是茶室主人接待重要客人时寒暄的地方。日本人崇拜白然岩石，认为岩石中有神灵附体，是神石，在举行茶事的时候，人们不能大声说话，而用这些岩石的位置、形状、尺寸来起到暗示作用。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追求茶道所讲究的“和、寂、清、静”和日本茶道，使人们容易忘却俗世中的烦恼、私欲，洗清心中的尘埃。昔日，千利休(千家流茶道的鼻祖)建造了草庵式茶院，开创了简朴、清静的日本茶道的纪元。当今很多人尤其是生活在大都市中的人们承受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往往渴望能够在清新幽静的大自然中体验平淡无奇的生活。走进那掩映在绿色丛中的茶室，那’涓涓细流、清澈的泉水，那典雅、朴素的草庵，那竹篱笆，还有那铺满松叶的院地，都在悄然地把人的心灵净化，显示了“千百妄想抛云外，一身清净万事空”的茶文化心境。
三、结语
中国现代园林拥有巨大丰富的传统园林资源可供借鉴，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内涵。由于难以找到沟通传统园林情趣与现代审美思想的途径和将传统空间转换为现代生活场所的方式，加上外来文化的冲击，目前，许多中国设计师正与传统日渐疏离，简单地照搬照抄、生搬硬套、简单拼凑，如此一来环境和功能的要求尚不能满足，更谈不上意境的营造。从而，使中国现代园林正与传统文化渐行渐远，失去了精神内涵。
中日茶文化对比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安藤忠雄；清水混凝土；建筑；日本；禅宗哲学；传统美学
中图分类号：TU．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06)04。0064。04
收稿日期，2006―04―15
作者简介，向正祥(1964―)，男(土家族)：湖南保靖人，长沙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1 引言
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的作品，总会让人感觉到一股禅气扑面，如同品尝一杯苦茶，能回味出它的寒素与枯涩。着的清水混凝土直墙似乎成为安氏建筑的显著特征，他所设计的建筑独有的那种酷似老僧禅定般的纯粹素净，或许会令东方人感觉生硬，也或许会让西方人感到陌生，但它将西方建筑的豁达与东方建筑的婉约巧妙地柔和在一起，展现出日本现代建筑阳刚与阴柔综合美的奇特艺术魅力。
安藤的建筑与现代主义大师柯布相比，其清水混凝土反映出的建筑形象有着本质区别。柯布的建筑是塑性、连续、粗犷的；而安藤的建筑表现的是细腻、均质，更多的是为体现日本传统木构件之趣味(安藤的清水混凝土建筑墙面与日本传统木屋的纸格栅颇为类似)，并且源自他的切身感受，包含着人性化的精神。故此，论及安藤的清水混凝土建筑时，完全可将柯布搁置一旁。安藤酷爱运用清水混凝土演绎建筑，这是因为他深刻理解其属性及其抽象的美学价值，能够赋予它一种更为精致的表达方式，尽管这种精致在历史的今天正日趋消失，但却依然能在日本人对待生活的态度中得以幸存，这与日本的民族传统以及历史文化密不可分。
早在《源氏物语》时代，受原始的贬神论文化影响，日本人就已特别钟爱天然素材，且对材料本性的认识异常地敏感，对本身材料的开发也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禅宗哲学传入之前，日本民族就已形成极其亲近自然的传统审美观，体现在建筑上就是喜欢运用简单、素朴的材料来塑造空间，安藤正是运用清水混凝土表达着这种简单与素朴。而禅宗一经传入后和日本母体文化嫁接，大力宣扬“无处不修禅”、“粪堆里寻佛”等禅宗义理，使得任何在常人看来低微的生活琐事，都被标榜“带有禅的体验”，从而大大提升了精神境界。由此观之，日本当代涌现出的大量清水混凝土建筑，这决不仅仅是一种没有由来的审美体验，它的产生、形成与发展必定有着深层的历史渊源，这必定与日本的禅宗哲学以及传统美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2 日本禅宗哲学思想
禅宗是中日两国佛教史上的一大宗派，它创于中国而后又流传到朝鲜和日本。传于日本的禅宗一派，是日僧荣西和道元分别传入的临济宗和曹洞宗的禅法。宋元时期中日僧人的频繁交流，使禅宗的影响在是利时代以后的日本迅速扩大。
禅宗哲学的主要观点：
2．1“本性是佛”说
人性即是佛性，心中有佛性，万事万物随心而生灭。“佛在性中作，莫向身外求”《坛经・般若品》；“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古尊宿语录》卷3)。
2．2“无念为宗”说
“无念”是指心不为外物所牵，“不断在境上生心”；还要“无相”，即心中不存在任何物象，“外离一切象”。如此，则虽然处身尘世，但心中一尘不染，精神超然而自由。
2．3“顿悟成佛”说
须累世修行，不用烦琐仪式，不做财物布施，只凭自己的灵知，刹那间有所领悟，便达到成佛的境界。
总之，禅宗认为，人的心性清净空寂，心中灵明的佛性则永不泯灭，只要静悟心中佛性就可成佛。这种日本民族由来已久的禅学哲理、艺术思维及其审美感悟是相通之处，就是感性中的直觉领悟：刹那间见千古，平凡中出奇幻，自然中有妙谛，简易中含深趣。禅宗哲学揭示了在“禅定”状态中，以“直观”世界和“内省”自身的方式认知世界和人自身，基于此产生的朴素辨证思想与安藤清水混凝土建筑的精神源泉似乎一脉相承。
3 日本传统审美意识
受禅宗哲学的影响，日本传统的美学观也颇具禅意，在日本传统的艺术审美观中也相继出现了“余情”、“幽玄”、“寂”、“刹”等禅学美意识，讲求“韵味”与“余情”，注重“空灵”、“冲淡”、“闲寂”与“清幽”，试图以此来体现直觉顿悟之妙意。日本传统审美文化就是禅趣所赋予的一些独特的美意识。
3．1韵味与余情
含蓄美造就出的韵昧与余情是日本美学文化“幽玄”的中核。日本文艺审美也极其注重”余情”，这些大量反映在纪贯之《古今集序》中。众所周知，日语的显著特点，即是朦胧意味，三十一音中包含有丰富的内容，得以暗示气氛和情绪。“韵味”与“余情”也是日本中世纪歌论文化的核心。
3，2空灵冲淡与闲寂枯淡
日本的传统美学观念从中世纪开始，受禅宗意识影响而趋向闲寂清幽的禅趣。到中世纪后期，日本的能乐家们大肆倡言“枯萎风体”、“冷寂之曲”、“无心之能”及“无文之能”等空灵、枯淡的艺术美，带有浓厚的禅趣，追求圆通无碍的空寂之境，推崇的更是一种空灵素淡的“幽玄”美。蕉门俳谐讲求“寂”重视的还是闲寂清幽，以及此种“寂”境中隐现的华采，这些乃是日本传统美学文化与禅宗思潮的集中反映，日本的禅文化较之中国更加突出闲寂与枯淡。
4 清水混凝土
清水混凝土(As-cast Finish con-crete／bareconcrete)又称装饰混凝土，属于一次浇注成型，除了表面涂有一、两层透明的保护剂外，不加任何修饰，直接体现天然的表面肌理，用于建筑立面装饰显得格外的天然与庄重。它与身俱来的厚重与清雅是其它现代建材所无法比拟的，不仅能对人的感官和精神产生极大的：中击，还能传达出设计师的创作情感。这种潜在的高贵朴素看似简单，实质上比金碧辉煌更具艺术感染力，极其接近于日本的传统美学与禅学思想，无外乎日本的现代建筑在清水混凝土的应用上走到了世界的前列。日本利用现代建筑的外墙修补技术结合传统手工艺，对混凝土墙面拆掉模板后进行处理，脱膜后墙面呈现出的自然纹理在缝与螺栓孔的划分限定下，能呈现出一种特有的天然质朴与厚实，且还能借季节的变化呈现出不同气质。这种极其接近于东方禅学“无为而为”思想精神世界的建筑素材，被以安藤忠雄为代表的日本建筑师广泛融入创作，并将其发挥的淋漓尽致。
5 安藤的清水混凝土建筑
带圆孔的清水混凝土直墙似乎成为安氏建筑的显著外表，他的建筑多半其局部或
整体由清水混凝土构筑，且墙面不加任何修饰，依然保留着由模板螺栓留下的圆形孔洞。他就是运用这种朴素的建筑语言，巧妙地向世人诠释着日本民族的传统哲学，造就出一部“安氏混凝土美学”。在20世纪的日本，很少有人能像安藤这样将清水混凝土演绎地如此完美：
5．1住吉长屋
住吉长屋是安藤的成名作，这是对大阪的旧式住宅进行的一次改造项目。为能更好地满足当地人们生活对采光、日照、通风等条件的需求，丰富空间层次，设计中切掉了部分原有建筑，在两个大小相同的混凝土立方体间插入了一个具抽象艺术表现力的混凝土方柱。建筑外墙上没有采光，似乎就是一个封闭严实的黑匣子，但中庭为室内注入的大量光照与日光，使得室内异常地明亮。安藤的住吉长屋从表面上看，均一、单调且缺乏细部装饰，它留给人们更多地的是一种空间体验。这座建筑的中心――庭院，占据总面积的1／3，这从一个侧面向人们暗示，自然界的各个方面是住宅生活的中心，并且呼唤着现代生活正日趋消失的光、风、雨等自然物质[1]室内光线从天空渗入，落到内庭四周墙壁上留下深深的阴影，人们能通过光影的微妙变化，体验到日、月和地球的运动以及气候变化，虽说只是一个普通的庭院，它能够激发人产生出与自然界间的情感触动。安藤通过住吉长屋中清水混凝土建筑形式揭示出日本人的生活与自然(如光)共生中的亲密性，这也是禅宗哲学揭示的“以‘直观’世界和‘内省’自身的方式认知世界和人自身”的朴素辨证哲学观的主要理念。
5．2“双生观”茶室
“双生观”最初是安藤为两个兄弟家庭设计的住宅，而后改造成的一个抽象、独特，且充分继承日本茶文化的冰冷茶室。(采用混凝土这样的硬制素材建造茶室，让使用者感觉到非常紧张，这是一个茶室从未有过的冰冷)建筑外形依旧处理成单调的混凝土几何形式――通过平台连接左右对称的两个方盒子。室内从混凝土直墙上小天窗射入的光线，沿着墙面由高到低逐渐削弱，且各层光线生成的光影之变化各不相同，它们变化微妙且层次丰富。利用预制混凝土板悬梁组建的两个榻榻米房间，室内没有任何照明，仅由墙上并排的三个接地窗射入的光线会使坐在对面的客人产生强烈的苛求欲，感觉这是一个隐藏在光缝深处的专门用来品茶的空间，在这里能真正地感受到品茶的乐趣。茶道是日本人修身养性的一门生活艺术，他们为了陶冶内在的精神及培养礼让恭敬的品德，而将禅宗精神的隐逸思想融入生活。日本茶室建筑一向注重格调洗练、简约，重点突出隐逸气势，及平淡恬逸的境界。在传统的茶室中，光线经由撑张在框栅中的纸来分割，光穿过纸时在室内静静地漫散开，与黑暗混合在一起形成单色退晕的空间。传统的茶室建筑正是凭借这种感性的方式，将精细微妙的光影变化赋予室内。在安藤的“双生观”中，清水混凝土将这一切装扮地朴实无华，凭借无形的自然光力量，以禅宗心身感悟的方式将人们引入一种淡泊清幽的脱尘境界――品茶修禅。
5．3直岛当代美术馆／分馆
美术馆建筑主体采用清水混凝土曲面直墙围合成一筒柱体，顶部没有封合，不经意间形成一个圆形的天井，且随建筑顶光角度的不同而呈现出各异形态：有的可以形成完整的圆，而有的只呈现出扁的……然而，不论你观察到的形态究竟如何，在该混凝土墙体下方的水面总能呈现出一个清晰的正圆投影。安藤主要依托清水混凝土墙体来组织光、影、水这一类自然元素，无形中为凝固着的建筑赋予了自然的生命力，造就出一种奇特的动态建筑。禅宗思想尤其注重对意象思维的激发，在当代美术馆中安藤表现出对禅圆通无碍空寂之境的追求与向往，这座清水混凝土建筑向人们展现着一种空灵素淡的“幽玄”美，它抽象的几何造型，纯净的装饰语言，为人们留下无限的遐想空间。受禅宗“空、静”观念的深刻影响，馆中的池水也显得异常地明澈、纯净，加上倒影在文口镜水面上的实物与景象的虚实变化，构成一副空幽的图景，使得建筑的清幽与凝重、动与静能如此完美地相互综合。
5．4光主教堂
这栋建筑几乎完全由坚实的清水混凝土直墙围合，没有施加额外装饰，只是墙面开出纵横交错的两条裂缝，为空间赋予了张力，使建筑变的神圣化。室内没有任何照明设施，然而在这异常昏暗的环境中却依然能浮现出由墙面裂缝产生的“十字”光束。光在日本传统建筑中是最有生命力的，它单纯而简洁，光主教堂室内的冷灰色光调，能够为人们营造出一种沉静安宁和寂静的心境，这种情绪的纯粹和净化会使人们深刻感悟出这座神圣殿堂外部的物质世界和内在的精神世界。在一个黝黑的教堂室内，在这极其抽象的文脉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火焰般燃烧的“光的十字”缝隙，被深深切割在圣坛背后的混凝土直墙上，不禁让人感觉到它连接着另一个神秘的精神世界。安藤就是这样运用朴素、纯净的清水混凝土直墙，采用光明与黑暗对比并存的禅学理念，抽象地渲染着已被净化的室外光线，为建筑的神圣赋予了高度纯粹的艺术表现力。安藤对自己的设计解释道：当世间万事万物被光照揭开神秘的面纱时，人们便有了精神上的存在，甚至可以达到更高境界，同时亦可以成为建筑的一部分，这种看似无形胜有形的清水混凝土建筑，给人留下的印象会更加让人难以忘怀。
6 结束语
解读安藤的清水混凝土建筑我们能够深刻感受到：刹那间见千古、平凡中出奇幻、自然中有妙谛、简易中含深趣，这即是隐藏在安氏清水混凝土建筑深处的精神源泉――感性中的直觉领悟，这也是日本民族由来已久的禅学哲理、艺术思维及其审美感悟的共通之处。日本禅宗哲学揭示出在“禅定”状态中，以“直观”世界和“内省”自身的方式认知世界和人自身，基于这种认识产生的朴素辨证思想与安藤的清水混凝土建筑的精神源泉实质上是一脉相承的。与其说安藤的建筑是一部承载着日本民族传统的清水混凝土艺术，毋宁说是一部清水混凝土禅学文化。安藤的清水混凝土建筑具有的这种抽象、纯净的物质形式，给予人们无限遐想的天地，他以自己的人生观、思想素养和生活经历来塑造心目中神圣或美好的净土。他对建筑的追求与其说是美学境界，不如说是禅宗意识，它的产生和发展必定与日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日本人的民族情感有着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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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安藤忠雄论建筑》安藤忠雄著，白林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