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交流论文范文
时间：2023-12-04 02:18:31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篇1
（辽东学院外国语学院，辽宁丹东118003）
摘要：如何在日语教学中自然地导入文化教学，使学生不仅能够流利地表达日语，还能从对象国的文化层面进行思考后进行正确的交流，即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是高校日语教学的最终目标。但现下中国的高校日语文化教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对此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避免交际中可能出现的尴尬、误解和不快，保证日语文化教学的顺利进行。
关键词 ：文化导入；高校；日语文化教学；跨文化交际
DOI:10. 16083/j. cnki.22 -1296/g4.2015.08.030
中图分类号：H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8-0066-02
单词、语法都掌握得很熟练，可与日本人交流时却经常让对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学日语的学生可能都遇到过这种情况。究其原因，主要是两国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思维方式的不同所致．因而，仅靠语言本身来研究语言是远远不够的，只有结合日本特定的文化背景去学习日语，才能掌握日语的精髓，说出地道的日语。因此，“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质量将直接影响语言能力和商务能力的培养”。所以，在日语教学中导人文化教学至关重要。”所谓文化导人，就是在了解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前提下，在语言教学过程中，引入该语言的文化背景和内容，使社会文化融人到语言教学中”。卡希尔说，人是文化的动物。他的这一观点也为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沟通和融合打开了一扇门。
在外语教学中导人与语言国相应的文化内容是必不可少的这一观点已被各国教育界所认可。但是，受到教学大纲、教材、教师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在我国的日语教学中，偏重听说读写练的教授模式还普遍存在。在这种模式下，学生学习了一段时间后，也可以取得国际日语能力一级考试证书，但应用能力相对薄弱，最明显的就是用中国的思维方式去组织语言来表达日语，出现与日本人交流受阻的现象。本文拟在分析日语文化教学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矛盾的原因的基础上，探索实践日语文化教学的有效措施和方法，构建日语开放式的文化教学模式。
一、文化教学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矛盾的原因
（一）《大纲》的问题
目前，中国高等学校日语专业主要还是依据教育部2001年颁发的《高等院校日语专业基础阶段教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来设置各高校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课程，而《大纲》对如何培养文化理解能力、丰富学生的社会文化知识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要求及标准，只有一个抽象的渗透概念。这也说明如何在现行高校日语教学中导入文化教学和用何种方式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还没有得到中国日语教学界的重视。
（二）现有教材的问题
在当前出版发行的日语教材中，在基础教学中以图像或音频的形式融入日本文化的教材很少，在日语教学中介绍日本的生活、文化、交际等的教材几乎没有，这很不利于现代语言教学的开展。
（三）教师的问题
现在不少教师没有认识到文化教学在基础日语教学中的重要性，且没有把文化教学融入到基础教学之中，依然按照老式的听、说、读、写方式来训练语言技能。这是因为他们认为文化是除听、说、读、写四项技能之外的“第五技能”，这种认识上的误区使其不能很好地将文化教学融人到听、说、读、写等基础技能训练中去，“教师如果没有较高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方面的文化素质，必然导致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缺失”。
二、改进的方法
（一）调整《大纲》刻不容缓
现行《高等院校日语专业基础阶段教学大纲》对培养文化教学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具体教学内容和要求没有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可借鉴2000版《高等院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如“在课堂上开展具有语言交际性意义的任务型学习活动”、“改变以往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中心”、“采用启发式、讨论式、发现式和研究式的教学方法，最大限度地让学生参与学习的全过程”等。
（二）重新制定及编写教材
要想让学生不用中国式思维去理解日语，就必须在基础教材中加入文化讲解，使语言内容与文化内容并存，只有全面、透彻地理解了具体文化，才能促进学生文化意识的形成，才能使学生用日本人的思维去思考日语。同时，教材中的日本文化和中华文化应该被置于一种对比的构架之中。
（三）提高教师的文化修养势在必行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也就是文化素质的培养。要想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教师的文化修养格外重要。例如：可以定期派教师去日本进行短期进修，让教师积极参与到日本商务活动中，有意识地引进有实际跨国工作经验的人才，鼓励教师参与到与日语文化相关的课题中，定期组织一些与日本文化相关的讲座等，通过此类方式提升教师跨文化交际的能力。跨文化交际的双向互动性要求教师首先要深刻理解日本的传统文化，在此基础上提高自身传统文化的修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将日本社会文化教学融入到基础教学之中。
三、文化导入的教学实践方式
有学者认为“跨文化交际的文化制约并不是来自对目的语文化和母语文化的不了解，而是来自对目的语文化和母语文化之间差异的不了解”。要想帮助学生充分地了解异国文化，除通过“课堂输入式教学”以外，还可以通过其他多种形式和渠道来吸收文化知识。例如：可以通过开展日本文化方面的知识讲座，邀请日本文化人士进行日本礼仪文化、企业文化、生活实践文化的讲解；还可以引导学生大量阅读日本本土的书籍和报刊杂志，利用日剧、电影、日本网站等方法辅助教学，激发学生对日本文化的兴趣，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通过以上方式，“开展研究性学习，提高学生的主体意识，开阔文化视野”。
四、中日文化兼容并举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篇2
序言
四、可持续发展领域
一、中日韩合作概况
五、社会人文领域
二、政治安全领域
六、展望
三、经贸财金领域
序言
中国、日本、韩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三国地缘相近，文化相通，友好交往源远流长。进入21世纪，三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更加密切，惠及三国人民。
1999年，中日韩领导人在菲律宾出席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早餐会，启动了中日韩合作进程。2008年，中日韩领导人首次在10+3框架外举行会议，三方合作迈入新阶段。
经过十多年发展，三国对话机制日臻完善，各领域合作稳步推进，了解与信任逐步加深。三国确立了面向未来、全方位合作的伙伴关系，经贸联系日益密切，人文交流更加活跃，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沟通与协调不断加强。中日韩合作已成为三国巩固睦邻友好、拓展共同利益的重要平台，也成为东亚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是今年中日韩合作协调国，将主办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今年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和国民交流友好年，中韩建交20周年和友好交流年。值此之际，谨以此手册回顾三国友好交流历程，展现务实合作成果，展望未来广阔前景。
一、中日韩合作概况
1999年11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日本首相小渊惠三、韩国总统金大中在菲律宾出席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早餐会，启动了中日韩合作进程。2000年，三国领导人决定将会晤定期化。2002年，三国领导人早餐会改为正式会晤。此后，三国领导人原则上每年在出席10+3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会晤。迄今，在10+3框架下三国领导人已举行11次会晤。
2008年12月，中日韩领导人首次在10+3框架外在日本福冈举行会议，决定建立面向未来、全方位合作的伙伴关系。三国并决定，在保留10+3领导人会议期间会晤的同时，将三国领导人单独举行会议机制化，每年在三国轮流举行。
2009年10月，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北京举行，纪念三国合作十周年。2010年5月，第三次领导人会议在韩国济州岛举行，展望了未来十年三国合作发展。2011年5月，在日本遭受严重灾害的情况下，三国在东京举行了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拓展了地震、灾害、核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今年，中国将主办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2002年，三方将经贸、信息产业、环保、人力资源开发、文化确定为5大重点合作领域，2007年又将财金、科技、物流、卫生、旅游、青少年交流等6个领域列入重点合作领域。目前中日韩已在20多个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涵盖了三国经济、社会各个层面。
中日韩合作达成多个重要文件，主要包括《中日韩推进三国合作联合宣言》(2003年)、《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新闻声明》(2007年)、《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2008年)、《中日韩合作十周年联合声明》(2009年)、《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2010年)和《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宣言》(2011年)。
经过十多年发展，中日韩合作已建立起较完备的合作体系，形成了以领导人会议为核心，以外交、经贸、科技、文化等18个部长级会议和50多个工作层机制为支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格局。2011年9月，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在韩国首尔建成，将为三国合作提供优质、高效、专业的服务和支持。过去十多年的成果证明，中日韩加强合作，符合三国和三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维护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中国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中日韩合作。中国国务院总理出席了历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和会晤，中国积极参加并主办了中日韩框架下各领域部长会、高官会和司局级会议，在众多领域倡导、主办或参与了形式多样的合作项目，推动三国合作不断走向深入并逐步走向机制化和规范化。中国为巩固三国合作基础、提升三国合作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政治安全领域
(一)伙伴关系
2008年12月，首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提出，三国将面向未来，开展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2009年10月，第二次领导人会议明确提出，三国建立面向未来、全方位合作的伙伴关系。2010年5月，第三次领导人会议表示，将推动三国合作达到新高度，使面向未来、全方位合作的伙伴关系更加巩固。2011年5月，第四次领导人会议提出，将进一步加强三国面向未来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
根据领导人会议达成的共识，近年来，三国加强高层交往和战略对话，开展政策磋商，拓展非传统安全合作，增进了解，扩大共识。三国在经贸投资、财政金融、交通物流、信息通信、海关、知识产权、标准计量等领域不断深化互利合作，促进经济融合。三国积极探讨在循环经济、科技、环境、农业、水利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促进可持续发展。三国积极开展社会人文交流，扩大文化、教育、旅游、人事、卫生及民间合作，逐步增进国民感情，巩固三国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
在三国各部门共同努力之下，三国面向未来、全方位合作的伙伴关系日益提升和深化。
(二)政策磋商
亚洲政策磋商
在2011年5月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中国提议举行三国亚洲政策磋商，日韩予以响应和支持。2012年3月，首次中日韩亚洲政策磋商在北京举行。三国高官重点就亚洲地区形势、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三方认为，举行亚洲政策磋商，及时就亚洲事务沟通协调，有助于加深对各自亚洲政策的了解，有助于增进信任。三方同意保持磋商势头，继续探讨在亚洲事务上加强沟通与合作。
非洲政策磋商
举行中日韩三边非洲政策磋商系2007年11月中日韩领导人会晤时达成的一项共识。2008年12月，首次中日韩非洲政策司局级磋商在日本东京举行。目前磋商已举行四次。三方就各自对非洲政策及合作情况、非洲热点问题等深入交换看法，取得良好成效。三方均认为，中日韩非洲政策磋商有助于加强三方在非洲事务上的沟通和协商。三方将继续利用这一平台，增进在非洲事务上的相互了解，扩大共识，共同促进非洲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拉美政策磋商
2004年，中日韩三方合作委员会(外长级)提议举行三国拉美政策外交部门司局长会议。2006年4月，首次中日韩外交部拉美司司长磋商在中国北京举行。目前磋商已举行五次。三方重点就拉美地区形势、各自对拉美政策、与拉美国家关系等议题进行沟通和交流，并探讨三方在拉美开展合作的可能性。磋商为三方就拉美事务增进了解、相互借鉴、增信释疑起到了重要作用，有利于增进三方关系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与合作。
随着拉美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日韩三方对拉美事务将更加关注，同拉美国家在政治、经贸、人文等领域合作将进一步加强。继续就拉美事务开展交流是三方共同需要和愿望，三方将保持和加强这一机制。
反恐磋商
为落实2010年5月第三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达成的加强三国反恐合作的共识，2011年3月，中日韩首次反恐磋商在韩国济州岛举行。三方重点就国际和地区反恐形势、打击海盗、网络安全及三方具体领域合作等交换意见。三方一致认为，应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日韩反恐磋商机制，三方可就国际和地区反恐形势、反恐领域的重大问题、各自反恐政策深入交换意见，就各自关切的问题及时交流信息、协调行动，同时促进三方职能部门间的合作及专家学者间的交流与对话，为丰富中日韩三方合作内涵，维护三国共同安全利益，促进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三方商定于2012年在日本举行第二次反恐磋商。
(三)非传统安全
灾害管理
为应对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三国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进灾害管理合作。2009年10月，三国举行首届灾害管理部门负责人会议。会议隔年轮流在三国举行，现已举行两届。三国商定将在以下领域开展密切合作：一是建立互访交流和会议机制，逐步建立共同访问灾区机制；二是加强信息共享，共享灾害管理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及政策信息，共享灾害信息和巨灾风险研究成果，共同构筑灾害风险防范体系；三是加强减灾救灾能力建设，开展三国间的灾害管理人员培训，建立三国在灾区现场开展救援、保护居民的有效合作机制；四是加强卫星灾害监测，共享减灾地球空间数据。目前三国正在积极落实上述共识。
2011年3月，日本发生地震、海啸、核泄漏特大灾难，引发三国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积极援助。当年5月在东京举行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期间，中、韩领导人专程前往日本灾区慰问受灾民众，展现了三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睦邻友好关系，极大地鼓舞了日本政府和人民应对特大灾害的信心和决心，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今年，三国将在秘书处的协调下举行首次中日韩救灾合作桌面演练，以提升三国协同应对灾害的能力。三国正在为演练预做准备。
地震科技
中日韩地震科技合作始于2003年，中国地震局、日本气象厅和韩国气象厅于2004年至2006年举行了三次地震减灾三边会议，随后每两年举行一次。迄今，共举办过五届会议，并在此框架下开展了地震海啸数据准实时交换、信息处理技术、重大地震研究、人员交流等多方面合作。
2011年10月，中日韩三国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东亚地震研讨会，共有来自三国及泰国、印度、蒙古等18个国家和地区以及5个国际组织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形成《北京共识》，并决定启动东北亚地震、海啸和火山联合研究项目。
为进一步推进中日韩地震科技合作，中国地震局今年将在北京召开第六届中日韩地震减灾会议，并开始实施东北亚地震、海啸和火山联合研究项目。
核安全
为推动亚洲区域核安全合作，三国于2008年启动中日韩核安全监管高官会机制，每年举行一次会议，由三国核安全监管当局轮流举办。高官会目前已举行四次。
2011年11月在东京召开的第四次中日韩核安全监管高官会上，三方签署了“中日韩核安全合作倡议”，确定将建立合作框架，采取协同一致的行动在地区和国际合作中发挥领导性作用，并承诺在地区核安全标准、区域应急响应机制和监管能力等领域开展合作行动。倡议的签署是三国核安全合作的重要里程碑，为实现地区核安全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日韩核安全监管高官会已经成为亚洲国家在核安全监管领域的良好合作机制和信息交流平台，为促进本地区核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
执法合作
中日韩执法部门同为东盟地区论坛、东盟与中日韩打击跨国犯罪部长级会议机制成员，也都是东盟警察组织的对话伙伴，三方在上述合作机制中保持着良好沟通与合作。
2007年6月，第27届东盟国家警察首长会议期间，中日韩三国警方建立国际合作负责人会晤机制，并举行首次会晤。三方通过此机制，就提高区域执法合作水平、加强在打击跨国犯罪领域的合作、加强人员培训合作等交换了意见。此外，三国职能部门在法庭科学领域也开始开展合作。三国消防协会建立了协商会议机制，就消防学术与技术交流等问题进行定期磋商。
(四)地区和国际事务
中日韩三国就东北亚形势保持着密切沟通，积极致力于通过对话和协商维护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致力于与其他各方密切合作，推进六方会谈进程。
作为东亚重要成员，中日韩三国在东盟+3、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地区合作机制中保持着良好合作。三国积极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主导地位，致力于推动东亚自贸区建设和东亚经济一体化，促进东亚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作为世界重要国家，中日韩三国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平台内保持密切沟通与协调，携手应对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粮食和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积极推动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
三、经贸财金领域
(一)贸易投资
中日韩三国经贸合作成效显著。三国间贸易额从1999年的1300多亿美元增至2011年的6900多亿美元，增长超过4倍，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日本、韩国最大贸易伙伴，日本、韩国在中国贸易伙伴中分别位居第四位和第六位。日本、韩国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外资来源地。截至2011年底，日本、韩国累计对华直接投资分别接近800亿和500亿美元。
中日韩经济贸易部长会议是促进三国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2002年9月，首次中日韩经济贸易部长会议在文莱举行，此后原则上每年举行。2010年5月起，三国经贸部长会议开始在三国轮流举办。目前已举行8次。今年5月，第九次会议将在中国举行。
2002年底，在中方倡议下，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同意就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开展可行性研究。2003年至2009年，三国研究机构对自贸区给三国产业带来的影响进行了综合研究，并形成了共同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建立中日韩自贸区可消除贸易壁垒，扩大区域内市场，推动三国经济融合，实现三国互利共赢。2009年10月，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就尽快启动由政府、产业、学界共同参加的中日韩自贸区联合研究达成共识。2010年5月，中日韩自贸区官产学联合研究正式启动，经过三方共同努力，2011年12月研究完成，并发表了联合声明。目前三方正在积极协商尽快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
根据2003年《中日韩推进三国合作的联合宣言》，2004年起三国政府相关部门就商签中日韩投资协定进行了多轮研究和磋商，并于2007年启动中日韩投资协定谈判。目前三国共举行了13轮谈判，已就投资协定文本达成一致，有望近期正式签署。
泛黄海中日韩经济技术交流会议于2001年正式启动，是三国间唯一由政府、经济团体、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共同参与的次区域合作机制，重点探讨三国相关地区在贸易、投资和科技领域的合作方案。会议每年在三国轮流举行，今年9月，第12次会议将在中国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
中日韩工程商务圆桌会议由三国工程承包行业组织和企业共同参加，旨在加强三国在工程承包等领域的交流合作。第一次会议于2011年10月在日本东京举行，三方讨论通过了首次圆桌会议的《联合声明》。第二次会议将于2012年下半年举行。
自2009年起，在三国领导人会议期间三方举行中日韩工商峰会。峰会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共同主办，目前已举行三届，每届会后都发表共同宣言，就三国合作未来发展向领导人提出工商界看法和政策建议。工商峰会作为领导人会议一项配套活动，有助于为领导人会议的举行营造良好氛围，同时搭建起三国工商界之间、工商界与政府之间对话交流的平台。
(二)财政金融
中日韩三方财金合作十分密切，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已逐步成为深化东亚区域财金合作的主要推动力量。三方在财金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以财长机制为主，其下设财政及央行副手、司局长、工作层及研讨会等多个层面的平台。三方财长每年定期会晤(一般与10+3财长会相连举行)，就10+3财金合作的具体倡议协调立场，并讨论三国共同关心的财金问题。中日韩三国财政和央行副手、国际司局长和工作层也不定期召开会议，讨论经济形势和区域财金合作进展，为每年的财长会做准备。在三方的积极推动下，东亚财金合作不断深入，在建立区域危机救助和防范机制、促进亚洲债券市场发展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自2012年起，三方财长会议改为财长央行行长会议。
2011年以来，在世界经济复苏面临严峻挑战的形势下，中日韩三国财政部继续深化协调与配合。在中日韩财金合作框架下，重点就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立场协调：一是在完善清迈倡议多边化(CMIM)区域危机救助机制的基础上，积极推动CMIM建立危机防范职能；二是进一步推动亚洲债券市场发展倡议(ABMI)取得进展；三是大力推动10+3财金合作未来重点领域研究，目前研究工作已取得进展。
自1996年起，三国央行行长一直利用共同出席国际会议的机会举行中日韩央行行长年度会议。2008年12月，三国央行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立中日韩央行行长会议机制，每年举办一次，迄今已举办了3次。会议主要就三国宏观经济金融形势以及国际和区域金融合作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此外，中日韩三国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及东亚及太平洋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组织等区域性框架下保持沟通与合作。
(三)交通物流
交通运输
2006年9月在韩国首尔召开的首届中日韩海上运输及物流部长会议签署了《中日韩海上运输及物流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决定建立中日韩海上运输及物流部长会议机制，每两年轮流在三国举行，并确定了12项具体行动计划，由三国分别主导4项，包括交流信息、消除物理障碍、开展联合技术研究、加强港口合作等。
2008年5月，在日本冈山召开的第二届中日韩海上运输及物流部长级会议通过了未来工作计划，三方确定了中日韩运输与物流合作的三大目标：建立无缝物流系统、发展环境友好型物流业、实现物流安全与高效的平衡。会议决定将合作范围扩大到航空物流领域，将会议名称从第三届起改为“中日韩运输与物流部长级会议”。
2010年5月在中国成都举行的第三届中日韩运输及物流部长级会议签署了《第三届中日韩运输及物流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联合声明》提出了建立东北亚物流信息服务网络的倡议。在2010年12月召开的中日韩运输及物流发展论坛上，东北亚物流信息服务网络(NEAL—NET)正式成立。网络的组织机构包括指导委员会、理事会和秘书处，秘书处设在中国杭州。目前，三国物流信息共享服务接口已成功开通，三国试点港口中国宁波一舟山港、日本东京一横滨港和韩国釜山港基本实现船舶动态信息的互联共享。
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将于2012年7月在韩国釜山召开。
(四)信息通信
信息通信是中日韩重点合作领域之一。2002年9月，三国信息通信部长举行首次正式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立信息通信部长会议机制，目前会议已举行五次。2011年1月第五次中日韩信息通信部长会议确定三方将加强政策交流，开展物联网、云计算、网络安全、新一代移动通信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在中日韩信息通信部长会议机制下，三方在第三代及下一代移动通信、下一代互联网及RFID／感应网络、网络与信息安全、开放源代码软件、电信服务政策、2008年北京奥运会通信等领域开展了良好的交流与合作。
(五)海关合作
2007年，中日韩三方海关领导人会议机制正式建立，为三方海关加强在地区性事务方面的协调与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目前，三国海关共召开了四次领导人会议。2011年11月第四次会议通过了经修订的《中日韩海关合作行动计划》，对三方海关合作方向进行了规划。目前，三国海关领导人会议机制下设4个工作组，即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组、海关执法与情报工作组、经认证的经营者(AEO)工作组和海关手续工作组。三国海关在上述四大领域及人力资源开发方面开展了密切合作，取得良好成效。
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三方制订了《中日韩三国海关保护知识产权行动计划》(即《零假冒计划》)，在加强综合信息和个案信息交换、立法和执法实践交流、提高公众意识、与权利人合作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在执法合作领域，三方达成了《执法合作和情报交流的行动计划》，并切实围绕行动计划确定的内容，在打击商业瞒骗、走私等方面加强情报信息的传递和使用，开展案件协查，共同打击了跨国走私活动，并取得一定成果。三方将继续进行磋商，共同提高情报信息交换的效率和质量。在AEO互认领域，三方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推进AEO互认合作，中韩海关签署了《AEO互认行动计划》，预计将在2013年形成中韩AEO互认安排。中日海关也制定了AEO互认路线图，并正在开展双方AEO制度对比。在改进海关手续领域，三方制定了《海关手续改进工作计划》，确定了海关手续工作组的工作重点与目标。在人力资源开发领域，中韩、中日海关分别签署了《关于人力资源开发的合作备忘录》，为进一步深化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方海关通过海关领导人会议机制，就地区贸易安全与便利、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合作、人力资源开发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有效促进了本国乃至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并对世界其他区域海关问的合作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六)知识产权
2001年9月，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与日、韩特许厅在日本东京举行了第一次三局局长会谈，确立了“中日韩三国知识产权局局长政策对话会议”机制。2007年，第七次三局局长会议首次审议通过“三局合作路线图”，确定了三局未来合作的中期目标和远期目标。2011年，第十一次三局局长会议更新了合作路线图，并签署了《中日韩三局关于加强知识产权领域合作的共同声明》，标志着三国知识产权合作进入新阶段。
自建立知识产权局长会议机制以来，三国知识产权局在自动化建设、专利审查对比研究、人才培训、制度建设等方面开展了有效务实的合作，有力地推动了各自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发展。同时，该机制还积极探讨与东盟开展合作，并就其他国际知识产权热点、焦点问题交换意见，为亚洲区域乃至国际知识产权合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七)标准计量
东北亚标准合作会议是中日韩在标准化领域的三边合作机制。该会议最初由韩国标准协会提出，自2002年以来每年由中日韩三国轮流主办，到2011年已举办十届会议。三方还分别于2003年和2008年开始同期召开中日、中韩和日韩双边会议。成立之初，由民间主办、政府支持，三国通过该平善了标准化领域合作的运行机制。目前，中日韩标准化合作已实现了从最初的民间交流到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的转变，提升了三国实质性参与国际和地区标准化活动的能力和水平。
为落实2010年5月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韩国发表的《中日韩标准化合作联合声明》，2010年12月，三国标准化管理机构在日本签署了《中日韩构建标准合作框架谅解备忘录》，一致同意成立中日韩标准化合作常务委员会，以进一步加强三国标准化合作的规划与协调。第十一届东北亚标准合作会议暨2012年中日韩标准化合作常委会会议于2012年4月在中国成都举行。
自2003年起，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在中日计量合作备忘录、中韩计量领域合作议定书的基础上，加强了中日韩计量领域三方合作与交流。每年在韩国、日本和中国召开计量研讨会。
由中国、韩国、日本三国国家计量院联合发起“亚洲标准物质联合研发计划”(ACRM)旨在通过强强联合及技术资源互补，联合研究和开发确保化学测量可靠性和溯源性的有证标准物质，为区域经济和科技发展提供技术支撑。2005年8月，三方共同签署了《亚洲有证标准物质协作谅解备忘录》。2010年10月，又重新签署该谅解备忘录。2005年5月，中日韩三方共同完成了《中日韩计量学名词术语》的出版工作。
四、可持续发展领域
(一)循环经济
中日韩循环经济示范基地是三国可持续发展领域重点合作项目之一。建设示范基地是中国在2009年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提出的倡议，会议发表的《中日韩可持续发展联合声明》提出探讨建立示范基地，为促进形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而共同努力。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本经济产业省、韩国环境部建立了工作层沟通渠道，商定将首先在中国选址建设。
(二)科技
目前，中日韩科技合作主要有三国科技部长会和科技合作局长会两个机制，均为每两年一次，在三国轮流举行，参加方为中国科技部、日本文部科学省和韩国教育科技部。截至2012年2月，双方已经举办了2届部长会及5届局长会。第三届中日韩科技部长会于2012年4月在上海举行，第六届三国合作局长会将于2013年在华举行。
在2009年第二届中日韩科技部长会上，三方启动了联合研究计划以支持三国科学家开展联合研究活动，该计划由科技部国际合作司、日本科技振兴机构(JsT)、韩国国家研究基金会(NRF)共同实施。截至目前，三方已共同支持了两期共六个项目，领域涉及污水处理、新材料、灾害预防、气候变化和节能技术。2012年4月，三方启动了第三期项目征集工作。
在第二次中日韩科技部长会上，三方还启动了青年科学家交流计划，同意每年选定主题举行三国青年科学家研讨会，由中国科技部、日本文部科学省、韩国教育科技部轮流举办。2010年5月第一届三国青年科学家研讨会在韩国济州举行。第二届中日韩青年科学家研讨会于2012年4月在上海举行。
2010年5月第三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发表《中日韩加强科技与创新合作联合声明》和《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明确三国将努力推动合作，提高三国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支撑三国经济社会发展，合力应对共同面对的区域性和全球性问题。为推动三国产业技术合作，2010年11月，由韩国倡议，中国科技部、日本经济产业省、韩国知识经济部共同举办了第一届三国产业技术合作论坛。第二届三国产业技术合作论坛于2011年10月在中国举行，就可再生能源领域合作广泛交换了意见。
韩国教育科技部于2010年在韩国济州主办三国绿色技术论坛，中国科技部和日本文部省均派人参加。后经韩方倡议，第一届三方共同主办的绿色技术论坛于2012年3月在日本东京举行。
2011年5月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期间，中国倡议成立中日韩可再生能源产学研创新联盟，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汇聚三国合力，集成各方资源，促进共同进步。目前，中国科技部已向日、韩介绍了中方就建设创新联盟提出的建议实施方案。
(三)环保
中日韩环境合作是三国合作中起步最早、成果最丰硕的领域之一。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是三国开展环境政策对话、共同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平台。自1999年三国环境部长会议启动以来，每年在三国轮流举办，目前已举办13次，每次会议均发表《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联合公报》，就重要区域和全球环境问题达成共识。
2009年6月召开的第十一次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确立了环境合作的十大优先领域，即环境教育、环境意识与公众参与；气候变化(协同效应、低碳社会和绿色增长等)；生物多样性保护；沙尘暴；污染控制(空气、水和海洋环境等)；环境友好型社会／3R／资源再循环型社会；电子废物越境转移；化学品管理；东北亚环境管理；环保产业与环保技术。2010年5月，第十二次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审议通过了《中日韩环境合作联合行动计划》。十大优先领域和《中日韩环境合作联合行动计划》为三国开展具体合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在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框架下，三国环境部门在十大优先领域开展了形式多样、成果丰富的合作，包括建立共同打击电子废弃物非法越境转移机制、中日韩环境教育研讨会、中日韩环境教育培训、中日韩少儿环境共同读本、中日韩沙尘暴联合研究项目、中日韩绿色经济研讨会、中日韩3R研讨会、中日韩光化学氧化物研讨会、中日韩化学品政策对话、东北亚环境治理联合研究、中日韩环保产业圆桌会等。通过以上途径，三国在政策和技术层面的环境务实合作不断推进。
(四)农业
中日韩三国农业经营规模、农业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各有差异，加强农业合作不仅有助于推动三国农业的发展，同时有助于提高三国人民的福祉，维护亚洲乃至世界粮食安全。
在2009年召开的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三国领导人达成了“探讨三国建立农业合作机制”共识。2012年4月，首届中日韩三国农业部长会议在韩国召开。中国农业部部长韩长赋、韩国农林水产食品部长官徐圭龙和日本农林水产大臣鹿野道彦分别率团与会。三国农业部长就粮食安全、动植物疫病防控、建立农业伙伴关系和其他全球及区域粮农热点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并共同发表了联合公报。这次会议成功举行，标志着三国农业合作机制更加完善，三国农业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也将不断增加。
农业科技
2007年8月，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科所、韩国农村振兴厅国家作物科学研究所及日本国家作物科学研究所互签科技合作谅解备忘录，决定在三国轮流召开中日韩作物科学研讨会。2008年至今，已举办四届研讨会，推动和加强中日韩在水稻、大豆科研和产业发展等领域的交流，促进了三方农业科技交流。第五届研讨会将于2012年在北京召开。
2003年10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韩国农村经济研究院和日本农林水产政策研究所共同商讨未来三国在农村经济和农产品贸易等研究领域的合作，并成立“东北亚农业政策研究论坛”，迄今已走过8年的发展历程。
中日韩在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加速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等方面有着共同的需求，下一步三国将加强农业科技战略研究，通过合作需求对接会等形式商定合作项目。三国将确定农业科技合作优先领域，在食品安全研究、可持续农业生产、小型农业机械引进等方面开展交流与合作。
渔业科技
自1990年起，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日本水产综合研究中心、韩国国立水产科学院共同开展了科技人员学术交流工作，每年举办一次中日韩水产科技研讨会，截至2011年11月已召开了22届。中日韩三国水产专家已在研讨会上300多篇。研讨会对三国渔业资源养护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科研和管理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006年6月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日本水产综合研究中心、韩国国立水产科学院水产科研机构负责人在韩国釜山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为进一步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决定以后三方每年轮流召开一次中日韩水产科研机构负责人会议，迄今已举办5次。
在中日韩水产科技研讨会和中日韩水产科研机构负责人会议机制下，三国积极推进水产科技人员的交流。
在三方签署的合作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三方机构按照共同制定的合作方向开展了合作研究。在气候对渔业及环境产生的影响、大型水母发生机制、减轻黄海大海洋生态系环境压力等方面开展了广泛的合作，逐步形成了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有力地推动了三国渔业科技的可持续发展。
在当前渔业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以及渔业发展对科技需求不断加大的前提下，中日韩三方应在以下方面加强合作：拓展合作领域，在渔业增养殖研究、气候变化对海洋环境及资源影响研究、水产品的安全性研究、大型水母的研究、低碳节能型社会构建的研究、沿岸生态系统与资源保护及可持续利用技术研究等方面继续开展合作研究；加强平台建设，继续完善中日韩水产科技研讨会和中日韩水产科研机构负责人会议两个机制，同时探索双边或多边联合实验室或试验基地等平台建设，促进开展合作研究项目。
(五)水利
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极端天气频发多发，洪涝灾害、干旱缺水等水问题日益凸显，已成为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共同面临的挑战。中日韩三国同属东北亚地区，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在水利领域有着广泛的交流与良好的合作。
2009年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发表了《中日韩可持续发展联合声明》，表示将“适时启动水资源主管部长会议机制，重点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河流综合管理和水资源管理’议题的研究”。2012年3月，中日韩三国在法国马赛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日本国国土交通省、大韩民国国土海洋部关于建立水资源部长会议机制的合作备忘录》(以下简称“《合作备忘录》”)，确定“每三年至少举行一次”部长会议，具体合作领域包括政策交流对话、经验和信息共享、联合科研、能力建设和发表共同立场声明等。《合作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三国在水资源领域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中日韩水资源部长会议机制建立前，三国在水利方面的合作主要在世界水论坛机制下进行。2006年3月在墨西哥举行的第四届水论坛及部长级会议期间，中国水利部、日本国土交通省和韩国原建设交通部联合举办了“洪水管理”、“亚洲季风区的河流修复”和“水资源信息系统”三场议题分会，并了《第四届世界水论坛中日韩议题分会联合倡议))。
2009年3月在土耳其举行的第五届世界水论坛及部长级会议期间，中国水利部牵头举办了“特大自然灾害与水利基础设施风险管理特别分会”，日本和韩国应邀出席特别分会；在论坛组委会的协调下，中国水利部与日本国土交通省和韩国国土海洋部共同举办了“水与灾害”部长级圆桌会议；三方在水论坛期间签署了《中日韩三国水利部长关于水管理合作的联合声明》，表示将考虑签署合作备忘录，开展联合研究，并适时举行中日韩三国水利部长会议。
2012年3月在法国举行的第六届世界水论坛及部长级会议期间，三国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中国水利部与日本国土交通省共同举办了“涉水灾害”部长级圆桌会议。
五、社会人文领域
(一)文化
自2007年首届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在中国南通举行以来，三国已形成文化部长定期对话机制，该机制为持续推动三国文化交流与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2007年至2011年间，三国文化部长共举行三次会议，分别通过《南通宣言》、《济州宣言》和《奈良宣言》等合作文件，并在扩大和加强文化艺术交流、推进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加强文化产业交流及深化三国青少年文化交流等重点领域进行合作达成共识。2012年5月，第四次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将在上海举行，计划签署《第四次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上海行动计划(2012年至2014年)》，适时启动评选“东亚文化之都”、联合举办“东亚艺术节”等项目。
由中国文化部、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和日本经济产业省轮流主办的中日韩文化产业论坛是三国文化产业领域的一个重要合作项目。论坛于2002年在中国首次举办，自第三届起，形成三国副部长级会议机制，并被列入《中日韩合作行动战略》。该论坛重点合作项目包括三国文化市场调查、文化产业展会信息汇总、文化产业政策对话和文化产业合作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方案等。
2009年9月，三国在韩国釜山第八届中日韩文化产业论坛签署《釜山宣言》，并根据《宣言》成立了中日韩文化产业论坛的工作机构——中日韩文化产业合作联合工作组。工作组的建立标志着中日韩三方文化产业合作进入新阶段，是建立政府问国际文化产业合作平台的探索。
2011年，三国完成了《中日韩文化产业合作备忘录》文本的拟定工作。该备忘录确立了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产业方面进行教育及培训、专业人员交流、探索文化产品的共同制作与投资、相互参加国际文化产业展会、保护文化产品版权等方面的合作，是确定三国逐步扩大文化产业合作的指南。
(二)教育
1999年以来，中国高度重视并一直致力于推进三国教育合作。2006年3月和2007年4月，中日韩先后在韩国首尔和中国北京举行了中日韩教育部司局长会议，探讨高层次人才培养、科研合作、学生交流、语言教学等具体合作项目。
为推进中日韩大学交流合作，三国决定联合实施“亚洲校园”项目，旨在通过学分互认、学生交流等各种形式的交流项目，增强学校竞争力，培养亚洲下一代杰出人才。由中日韩三国政府教育部门、大学、质量保障机构、企业界等代表组成的“中日韩大学交流合作促进委员会”已成功举行三次会议，就实施“亚洲校园”项目的指导方针、试点项目有关细节达成了一致。“亚洲校园”试点项目于2011年11月启动实施，2012年4月正式开始学生交流。试点项目将持续3至5年。
目前三国教育部门正在保持密切磋商，争取及早建立三国教育部长会议机制，以进一步推进三国教育合作。
(三)旅游
在中日韩旅游部长会议为主体的交流机制推动下，三国旅游部门及产业界在各个层面展开了密切务实的合作。
为落实三国领导人2003年10月发表的《中日韩推进三国合作联合宣言》，三国旅游部门签订了“关于建立中日韩旅游部门的合作谅解备忘录”，制定了推动三国旅游合作、举办三国旅游部门会议等合作计划。
2006年第一届中日韩旅游部长会议在日本北海道召开，确认了《中日韩旅游交流计划》，即三国旅游交流规模力争从2005年的1200万人次扩大到2010年的1700万人次。该目标已如期实现。2010年，第五届三国旅游部长会议制定了2015年实现三国问人员交流规模达到2600万人次的新目标。
目前中日韩旅游部长会议已连续举办了六届，每届会议成果以《会议宣言》或《联合声明》等形式发表。
2007年，中日韩旅游部长会议增加了业界交流机制。自2006年开始举办的“中日韩教育旅游研讨会”也纳入部长会议框架之中，并由三国轮流举办，已成为加强三国青少年教育旅游交流的有效平台，为三国青少年通过旅游加强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年，第七届“中日韩教育旅游研讨会”将在中国四川省召开。
(四)人事
2005年，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日本人事院、原韩国中央人事委员会(韩国行政安全部前身)签署了《中日韩人事行政合作谅解备忘录》，建立了中日韩人事政策网络，通过资料交换与三方轮流主办青年公务员交流、研讨会、联合研究等形式在人事行政领域开展合作。2010年8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了第六届中日韩人事部门首长会议，三方续签了《中日韩人事行政合作谅解备忘录》，确定中日韩人事部门首长会议和司局长会议由每年举办一次改为每两年举办一次。六年来，中日韩人事政策网络已发展为比较成熟的合作机制。
(五)卫生
为降低传染病对本地区造成的威胁，2006年5月中日韩三国卫生部在瑞士日内瓦签订了《中日韩关于共同应对流感大流行合作意向书》，将应对流感大流行确定为优先合作领域，并以此为契机正式开启三方合作。2007年4月，在韩国倡议下，三国卫生部门在韩国首尔召开首届中日韩卫生部长会议并形成年度对话机制。截至2011年底，共举办了五次卫生部长会议，签署了《中日韩三国卫生部关于共同应对流感大流行的合作备忘录》和《中日韩三国卫生部关于食品安全的合作备忘录》、《中日韩三国卫生部共同应对流感大流行的行动计划》等3个合作协议。
随着卫生部长会议机制的建立，中日韩卫生合作领域从流感大流行逐渐扩大到传染病防控、食品安全、卫生信息和自然灾害卫生应急等领域。三国先后举办了多届中日韩食品安全论坛，传染病、非传染病防控论坛，并共同为实现本地区卫生相关的千年发展目标开展合作。2011年3月日本发生地震海啸灾难后，三国同意加强在灾后卫生应急领域的合作，并分享了在处理核泄漏事故中卫生应对的经验。
(六)新闻、地方和民间友好
东北亚名人会
2006年2月，在韩国中央日报社的倡议下，新华社、韩国中央日报社、日本经济新闻社共同发起了东北亚名人会。作为中日韩三国的知名人士论坛，东北亚名人会旨在促进三国的民间交流，增进三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自2006年2月以来，已先后在韩、日、中三国轮流举行过七次会议。会议从三国的经济、文化和学术界各邀请10位知名人士参加。钱其琛和中曾根康弘曾分别担任中方和日方代表团团长。现三方代表团团长分别为曾培炎、福田康夫和李洪九。
自发起以来，东北亚名人会为增进三国人民间的友谊、加深相互了解、扩大交流与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逐渐成为三国间高层次、机制化交流的平台，受到了政界、商界、学界以及媒体的广泛关注。
新闻交流
中国人民日报社与日韩主流媒体都签署了合作备忘录，缔结了友好合作关系，保持了不定期人员交流，并且与其中部分报社合作举办过国际会议。
2011年9月，人民日报社在长春主办了主题为“中日韩媒体给力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首届中日韩名记者圆桌对话会”。近百位来自日本、韩国的主要媒体负责人、知名记者及国内主流媒体负责人出席了对话会。对话会是中日韩合作机制确立以来，最具广泛代表性的三国媒体交流活动，进一步推动了三国主流媒体间的交流与合作，充实了中日韩合作机制的实质内容并增进了媒体间了解。对话会今后将每两年举办一次。
人民日报社自2007年起举办“东盟与中日韩媒体合作研讨会”，邀请日韩主流媒体代表与会。迄今已举办过四届会议，增进了东亚主流媒体之间的交流。人民日报社还与日本朝日新闻社、韩国东亚日报社合作，举办了“中日韩文化论坛”，并分别合作举办过几届“中日文化论坛”和“中韩文化论坛”，为中日韩文化学术交流提供了平台，并促进了民间文化合作与交流。
友好城市大会
自1999年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韩国全国市道知事协议会(原为韩国地方自治体国际化财团)、日本自治体国际化协会共同主办中日韩友好城市大会，在中日韩三国轮流举行，每年由三国建立友城关系的城市派代表出席，共商友城合作和城市发展经验，迄今已举办13届。经过多年努力，友好城市大会已成为三国地方政府交流与合作机制，为三国地方政府通过友城形式沟通信息、扩大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第十四届大会将于2012年7月30日至8月3日在中国昆明举行。
迄今为止，中国与日本已建立友城247对，与韩国已建立友城139对。
青少年交流
中日韩青少年交流领域主要有中日韩青年领导人圆桌会议(原“中日韩青年领导人论坛”)和中日韩青少年友好会见活动。
根据《中日韩推进三国合作联合宣言》，日本国际交流基金、韩国国际交流财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分别在2002年和2004年共同举办了两届“中日韩青年领导人论坛”。自2006年起，全国青联正式成为该论坛的中方主办单位。目前，论坛已成功举办八届。该论坛由三国各派遣六名代表(分别来自各国的议会、政府部门、经济界、学术界、新闻界和青年组织)历访三国，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相关领域展开充分讨论，增强相互理解和信任、增进友谊。2012年起，“中日韩青年领导人论坛”更名为“中日韩青年领导人圆桌会议”，并将在三国举办第九届活动。
为落实总理关于加强中日韩青少年交流的提议，配合2007年“中日韩文化交流年”活动的举办，全国青联于2007年8月邀请日韩两国各100名青少年来华，与中国100名青少年共同参加第一届“中日韩青少年友好会见”活动。该活动受到日韩政府的高度评价。此后，日本和韩国分别作为东道国举办了第二届和第三届“中日韩青少年友好会见”活动。目前该活动已形成三国轮流主办的态势，已成功举办五届。
佛教友好交流
佛教交流是三国民间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1993年，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提出了中、韩、日三国佛教“黄金纽带”的构想，用来概括三国佛教关系的过去和未来，得到韩、日佛教界人士的积极响应与认同，三方共同决定定期召开“中日韩佛教友好交流大会”。1995年至1997年，第一次至第三次“中日韩佛教友好交流大会”先后在中国、韩国和日本举行，会后发表了宣言。每次会议三国均派出千人代表团出席，成为三国佛教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出席人数最多、内容最丰富、成效最好的多边友好交流活动。
根据大会提议，三国成立了中日韩佛教友好交流联络委员会，负责探讨落实大会决议。同时，三国选派出有代表性、权威性的人选，成立三个窗口组织，每年召开联络委员会会议。三国窗口组织分别为：中国佛教协会、韩国佛教宗团协议会、日中韩国际佛教交流协议会。目前，三国会议已机制化，每年举办一次春季预备会议和一次秋季会议。1998年10月第一次中日韩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在北京召开，截至目前，已举办了十四次会议。2012年10月，第十五次中日韩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将在日本召开。
除定期会议外，三国佛教界友好交流具体事项包括：互相派遣访问学者、留学生，培养人才；举行学术交流会议，互相交换佛教书刊，加强信息沟通与交流；组团互访，朝拜佛教胜地；每年4月三国佛教徒都在本国植树，借以推进环境保护事业；选编三国佛教共同盛典以三国文字公开发行；互相派遣和接收修行体验僧人。迄今为止，中韩、中日之间的修行体验活动各自举行了5次。2012年秋，韩国、日本佛教修行体验团将来华进行修行体验。
六、展望
当前国际形势正在经历复杂深刻的变化，世界经济增长仍面临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亚洲地区总体稳定，经济保持较好增长，地位与影响不断上升。东亚合作蓬勃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推进。中日韩三国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
中日韩三国人口占东亚74％、世界22％，经济总量占东亚90％、世界20％，贸易总量占东亚70％、世界20％。三国进一步推进合作不仅有利于三国自身发展，还将促进东亚一体化进程，为世界经济增长增添动力。
中日韩一致同意，将秉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开放透明、尊重文化差异等合作原则，致力于推动三国关系朝着睦邻互信、全面合作、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方向前进，致力于推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致力于为东亚、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
中国愿从战略视角审视和把握三国合作关系，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平等互利、谋求共赢的基础上，同日韩拓展和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三国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展望未来，中日韩合作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篇3
Abstract: The communication,especially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is important not only in the language,but also in languages other than non-verbal elements. Whether personal daily life or business communication,all the non-verbal elements that accompanied verbal behavior are communicating with each other to exchange information.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Japanese non-verbal communication,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mastering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in the life and study.
关键词:语言交际;非语言交际;交流
Key words: verbal communication;non-verbal communication;exchange
中图分类号:H0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30-0142-01
交际行为由语言行为和非言语行为两部分组成,交际礼俗包括这两种行为的交际规范。文化不同,交际行为互有差异,商务交往也各有不同的交际规范。举手投足之间往往就反映出不同的文化特征,这种特性的差异还常常引起文化误解和交际障碍。在不同的文化中,非言语所表示的含义不一样,因此,要用外语进行有效的交际,在听别人说某种语言的同时还得了解说话人的手势、动作等所表示的意义,这就是说,既要“听其言而知其行”,又要“观其行而知其言”。
身体的接触:在商务交际中,人们应当注意体触的方式以及体触行为与人际关系的文化差异。例如,在社交场合,文化不同,体触行为就有许多区别。在日本,一般朋友和熟人之间交谈时,要避免身体的任何部位与对方接触,即使是仅仅触摸一下也可能引起不良的反应。
除了轻轻触摸外,再就是当众拥抱的问题。在许多国家,两个妇女见面时拥抱亲热是很普遍的现象,夫妻之间或久别重逢的亲朋好友也常常互相拥抱。两个男人是否相互拥抱,各个国家的习俗不同。阿拉伯、俄国、法国以及东欧和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国家里,两个男人见面后采用热烈拥抱,亲吻双颊来表示欢迎。但在东亚和一些说英语的国家,男人见面一般只是握握手,握手(shaking hands)这一身势语在全世界许多国家都表示同一个意思,即友好(friendly)。作为见面和告辞时“握手”已被大多数国家接受。但握手并不是一种全球性的礼节,在有些国家,握手仅限于特殊的场合,如在美国只有被第三者介绍后,被介绍双方才可握手;在日本,见面的一般礼节是相互鞠躬致意;在东欧一些国家则是相互拥抱、贴面,而不是握手。在交际中,最常见的体触行为当然是握手、拥抱和亲吻。除此而外还有其它许多体触行为。而作为交际者应谨慎对待,认真了解每一体触行为的含义及其文化差异。非言语交际行为既有表现性,又有社会性,而且多与文化相连。这是因为非言语交际是一定社会文化的产物,日常学习与生活中,注意多积累不同国家的文化风俗,认真了解不同国家的非言语交际的含义及其文化差异。达到良好的交流目的。非言语交际作为一种传递信息、交流思想的方式,不仅仅是一种非言语符号系统,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形态,折射出交际主体强烈的文化特征,它会随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内涵迥异。
非语言交际行为,作为文化的一种载体,往往负担着一定的重要信息,蕴涵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容。它在整个交际中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文化特性,在跨文化交际中比语言交际行为所起的交际作用更大。它所起到的代替,调节甚至挽救交际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交际双方应不断提高跨文化非语言交际意识和非语言交际能力,正确得体地运用语言行为和非语言行为,手段进行跨文化交际,避免发生文化误解或冲突,更好地实现交际目的。
日本人之间的交流方面,重要的不仅在语言,而且还在语言之外的东西,无论是个人的日常生活,还是正式的商务活动,除了语言表达外,那些伴随着言语行为的所有非言语的要素都在向交际对方传达着某种信息。
面部表情是丰富的,因为它可以传情达意,然而,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丰富多变的表情却难得一见,他们在很多情况下都喜怒不形于色。在此,最具代表性的有[ジャパニ-ズスマイル](日本人式的微笑)日本人非常注重这种面部表情的运用。所谓的[ジャパニ-ズスマイル]是指日本人特有的没有深沉含义却和蔼可亲的笑容,日本人无论在与上司或同辈谈话或走亲访友时都面带笑容,即使是在不高兴的时候仍然保持着笑容,对此,《日本人的微笑》一书中这样写到:“对对方来说,最令人心情好的表情便是微笑”。
因此,一定要以最令人愉快的微笑面对周围所有人,这是惯例,是常规,向社会显示出精神饱满的状态,是生活的的规范,即使是在痛苦万分的时候也凛然地保持笑容是个对社会的义务。
这种标志性的微笑有好处也有很多弊端。好处是和别人交流时,不会因为自己个人的情绪来影响交流的氛围,即便自己心情有所改变,但只要不表现出来,别人也不会在意。但弊端却是不能表露自己的真实情感,相同的微笑要在不同的场合下出现,常常会使自己活的很累也会给不知情的人带来误解,认为此人深不可测。必有防备之心。
笑在日本人心目中最初总是与美好相连的,日本民族的审美意识与农耕稻种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的。稻谷离不开太阳的照耀,对太阳的渴望与追求,成了人们内心永恒的向往与冲动,如果用颜色来描述人们内心世界的光明和憧憬,那就是白色和红色(这两种颜色在日本被认为大吉大利)而在感情上的表现就是一种向着太阳的笑,因此在十分重视团体生活的日本人,将最简单也最容易表达的笑视为赠送给对方的第一个最美好的礼物,在他们看来笑是一种通行证,一种愉悦众人的武器,是团体生活不可或缺的精神调剂品,更是人们相互交流和沟通时的信号和语言。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日本人常用一种矛盾的心态克制着笑,并对笑过多地灌注了文化内涵和社会的约定俗称,反而使原本十分单纯和自然的笑变得复杂多样和神秘起来。
一个人即使日语说得很好,如果表情配合得不恰当,有时也会使意思的沟通受到障碍;反过来说,即使不用语言,如果非语言交流处理得很恰当,有时也可以使人与人之间得到很好的沟通。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日本人的非言语交际非常独特,了解这一点,跟日本人打交道就会方便一些,而且能避免一些误会。而且学习日语的目的就在于运用口语进行交流和沟通,这个交流和沟通的重要基础就是要理解对方的文化,并且尊重自己的文化,注重非言语要素在交际中的作用,并准确地运用这些非语言要素来传达信息,这样才能达到良好交流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毕继万.跨文化非语言交际[M].北京: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2001.
[2]李杰群.非言语交际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篇4
【关键词】日语；教学；文化导入
引言：
外语教学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学生在跨文化领域进行沟通、交流以及开展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桥梁，日语教学的目的也正是如此。根据最近几年的实践研究和观察发现，目前很多日语系的学生都掌握着较扎实的日语基础，而且还能讲出一口流利的日语。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与日方进行真正的语言交流时，表现极为不适应，究其根本，最关键的原因是他们将语言交流与文化人为的分割开来，单纯的把语言当做工具，没有融入日本文化对语言的影响，二者结合不好，日语的真正熟练运用就无从谈起。对于这种现实情况，就要求我们的教职人员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除了理论方面的培训，还应从文化的导入方面入手，引导学生加深对日语及日本文化的学习和了解。
一、文化导入的概念
所谓文化导入，就是在了解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化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等的前提下，在语言教学过程中，引入该语言的文化背景和内容，使社会文化融入到语言教学中。
文化包括一切人类社会共享的产物，包含了一个民族的全部活动方式。语言是其重要的一部分，并对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语言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人的语言行为是文化的一面镜子，从中可以探索到许多文化奥秘，不同的文化对相同的问题可能产生不同的看法和评价，外语教学实际上是一种跨文化的语言教学，所以就应该立足于理解所学语言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行为和观点，学习语言与了解语言所反映的文化是分不开的，那么，文化导入究竟指的什么呢？文化导入又被称为“文化移入”，结合日语教学的实际，本文将其定义为：在对学习者传授语言及语言结构知识的同时。通过分析语言的结构、意义，发现隐含在其中的文化结构，设法让学生了解以及习得所学语言中隐含的文化背景和应遵守的文化规约，从而使学生获得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实际的交际能力。
日语教学中导入日本文化，能够让学生尽可能多的了解中日文化差异，让学生课后主动去认识中日文化差异，建立学习者自己的对比框架体系，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日语这一语言，同时避免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移植到日语表达中去，以日本人的思维去思考与运用日语进行跨文化交际。
二、文化导入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传统的日语教学一直强调挺、说、读、写、译等五项技能的训练，去忽视了文化因素对日语学习的影响。即使有文化课程的设置，也今单一的从文化角度进行知识的阐述，而从语言相关的角度出发来进行教学实践的较少。每一种语言都有其存在的文化背景，它不能脱离文化而单独存在，且其本身就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对于跨文化的交流来说，语言与文化知识密是不可分的。文化知识的导入直接影响到语言教学的深入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目前的教学与应用存在脱节现象
外语教师应该能够通过日常的教育工作得到这样的一种经验：语言的学习不仅仅是包括词汇量的增加，还包括实际的应用。只有把应用好，才能做好实际的文化交流，实现语言的真正掌握。但是在日常的教职工作中，很多教师都是把教学的重量放在理论的学习以及影视方面，然而应用方面的运用长期得不到重视，最终导致学习和运用脱节。
（二）促进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
学习日语这门语言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得跨文化交际更加顺利的进行。众所周知，在跨文化的交流活动中，日语学习者是不可能只围绕日本国家的文化跟日本人大谈特谈的。文化交流是不同文化的互动交流，是交流双方在进行彼此国家文化的分享与对比的交流过程中相互增进友谊、相互了解以及加深对彼此文化的熟悉。当日语学习者在交际中遇到不会表达的本土文化知识时，就给本土文化提供了最佳的语言输入和输出的机会。
同时，本土文化针对语言学习者而言，是第二种语言的基础。由于中国与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国家，文化、政治和经济的交流源源不断，经久不息。然而在交流的过程中，中国与日本在行为、价值观、思维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在学习日语的过程中，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增加对日本及其本土文化知识的学习，通过我国和日本文化对比，进行进一步的对比学习。通过日语的学习，既能增加对日本文化和语言的学习，又可以有效提升民族自豪感，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三、目前日语语言教育中文化导入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模式单一
目前，日语的教学中普遍采用传统的语法翻译法和结构分析法，教师把教学的重点放在了日语基础知识的传授上，课堂集中例解单词、精讲语法、辨析各种近义词的区别及分析各种语法现象为主，处理课后练习巩固复习为辅。对学生的非语言行为能力、文化辨识能力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学生不了解语言背后的社会文化知识，常常会出现一些看似正确实则不符合日本人习惯的误用。
另外，虽然不少学校也开始了“日本概况”“日本世情”“日本文化”等相关课程，学生也能学到不少关于日本文化的知识，但是这并不能够涵盖所有的日本文化知识，教师还需要在语言教学的过程中有意识和有针对性地进行文化导入。
（二）缺乏良好的文化氛围
由于长久以来的应试教育的影响，很多学生甚至老师还存在着考试成绩至上的看法，教师课堂上采用传统教学法，往往比较重视学生做题的准确度，学生也更加在意考试成绩如何。很多学生学了几年的日语，只知道“武士道”读作“ぶしどう”，“歌舞伎”读作“かぶき”，但是当问及武士道的内涵及歌舞伎的相关知识的时候，却知之甚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教师在课堂上没怎么讲，也不涉及考试。
另外，我们绝不能忽视的一个因素就是教师自身的因素，这甚至可以说是文化导入的根本性问题。如果教师自己对日本文化都不甚了解的话，谈何去给学生讲解？所以教师也必须多了解日本社会文化知识以提高自身能力。
（三）实践教学环节的缺失
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教师比较强调词汇、语法的掌握，而轻视了实践教学环节。常常有很多学生考试成绩很好，词汇量也很丰富，但说出来的话却支离破碎，有的看似正确却不符合日本人的习惯表达。
四、日语教学中文化导入的策略
第一，选用正规的日本原版会话教材。原版教材简单易懂的对话自然会涉及到日本文化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日本人编写的教材，相比国内出版社的教材，对日本文化的渗透更加深刻，学生对日本传统文化与社会现状、人际沟通等方面有更深刻的了解与体会。原版教材中的会话为日本人编写，大多是日本人之间的对话，所以自然都遵守既定的文化行为，因此对话能够表达出他们正规的相互响应。日语教学初级阶段，应选择一定比例涉及日本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等方面知识的日文原版书作为会话教材。有了这种教材，教师进行文化知识的讲解与传授就有了出发点，文化知识的导入就变得很自然。
第二，运用多媒体、网络等现代教学手段。在传统的教学设施通常是黑板、粉笔、黑板檫。而现在包括专业的培训学校在内的都是利用多媒体教学。现在的教学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学中文化导入的问题。教师的口头讲解不能直观的让学生了解教学内容，比如日语。而现在通过网络和多媒体很快捷的帮助学生了解到日语的文化背景，通过这些途径可以直接看见、播放相应的图片资料或视频影音，能让学生直观地了解“日本社会的风土人情、人际关系、思维方式等社会文化知识”。就比如，很多日语学习者都会看一些日语电视剧来学习日本的文化和语言语境的运用来提高自己的听说读写能力。
第三，积累相关日本文化知识的材料。教师应该大量阅读日本文学作品，同时鼓励学生进行大量的课外阅读，尤其是阅读日本著名的文学作品，这是一种学习日本文化知识的重要手段。因为无论哪一个民族的文学作品都是该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是传统文化的积累，是了解一个民族的性格、内心世界、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社会交际等方面的最生动最丰富的材料。另外，要大量阅读日文报刊、杂志，除此之外，网上阅读是迅速获得最新知识的有效途径，也是了解日本当前社会动态、社会问题及社会关系的最直接、最快捷的方法。教师和学生都可以通过网上阅读等形式，留心积累日本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社会关系等有关文化知识的材料。
第四，课堂教学中的教师，必须注意语言形式的正确性，还要重视日语运用的恰当性。培养学生中日两种语言的对比语言学修养和中日两国的比较文化背景学方面的知识，减少汉语习惯对日语交际的干扰。另外，及时纠正学生的失误，对学生的语音、语调、表情、用词甚至手势等都要不断更正或提醒。在讲授知识文化的同时要加大交际文化导入的力度，增强学生的文化感悟和辨别能力。
第五，充分发挥日语外籍教师的作用。日语外籍教师地道的发音和表达，相对丰富的日本文化背景知识、适中的音速、适当的音量、抑扬顿挫的音调，都能对学生未来的语言能力产生积极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教师被派往国外学习，越来越多的外籍教师和语言专家来到中国讲学，各种流派的教学理论、教学方法被引进中国，外籍教师是国外先进教学方法的接受者和受益者，他们懂得学生在接受这些教学方法时的心理变化和必要的环境因素，能够及时地对这些方法进行调整和变通。
第六，运用实践教学，开展有益的课外活动。学好日语抓住几个关键，而发音就是关键之一，学生课堂上开口讲日语的机会不多，大都是老师在讲解。鉴于此，教师应该给学生提供说日语的机会。如：举办日语专题讲座、开办日语角、搞日语演讲比赛、编导日语短剧等，制造日语学习的人为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到的文化知识通过这些具体形式得到更深刻的理解。
以上是日语教学中导入日本文化知识的六种基本途径，无论哪种途径或方式的采用，导入的文化内容要与所学的语言内容、日常交际所涉及的主要方面密切相关，同时也要考虑到学生今后要从事的职业性质因素，根据学生的语言水平、接受和领悟能力循序渐进。教法要得当，内容要适度。
五、结语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镜像折射，民族间的文化差异就体现在语言中。日语在各种外语中受到重视的程度逐渐加大，这也是顺应社会发展趋势的，我们学习日语，不仅要会怎么运用，而且要精通，这就需要我们对日语教学进行适当的改革，也就是把文化导入到教学过程中，使之成为语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让日语背后的文化背景展现在学生面前，既了解文化又能学习日语，一举两得，同时也能开拓了自身的知识面，满足了社会对跨文化国际交流人才的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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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秦娟.在日语教学中导入文化因素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J].考试周刊，2009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篇5
韩中日三国共同拥有着源远流长的数千年历史，即使是在那动荡不安的年代，战争也未能阻挡我们交流与沟通的前进步伐。因此，韩中日三国人民自然而然地达成了情感上的共通性，形成_『相近的想法，并且也展现了一贯的整体性。
这样的一种三国历史背景，与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韩中日三国戏剧交流实践方案》是有相互排斥的一面的。传统戏剧除外，近代意义上的戏剧从用语到内容、形式都只是对西方艺术进口，同时，消化和发酵这些“进口产品”花费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换句话说，韩中日三国间的戏剧交流可能只是在互相交换各自的“进口产品”，缺少了创新发展能力，这一现状是令人忧虑的。对于戏剧交流来说，首先要考虑的莫过于各个国家对戏剧表演形式和内容的全新创作。
这里，作为交流与沟通的积极因素的发言人，我认为有必要将这样的人物当作一个话题，进行探索。这样的人正如同还剩下很多空格的填字游戏，还留有许多未完成的探讨与研究，近代世界著名舞蹈家崔承姬就是这样的一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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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崔承姬欣赏完日本现代舞蹈家石井莫在首尔的表演之后，以不足15岁的幼小年纪投入石井门下，开始舞蹈学习。石井莫在首尔的演出促进了韩国近代舞蹈艺术的萌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师从石井莫的崔承姬在充分继承西方现代舞蹈技巧的基础上，将韩国的传统舞蹈形式与之相融合，迅速成长为世界性的著名舞蹈家。1938年至1941年间，通过在南北美大陆及欧洲各地一系列巡演，更加奠定了其世界性舞蹈家的地位。成功结束了西方巡演之后，她在日本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么说过：
“至今为止，大多数人出国仅是为了学得西方国家的文化，而我一直希望通过我的舞蹈，能把东方艺术的魅力广泛宣扬出去，为此我也在不停地努力实践中。与此同时，我也深切感受到无论是舞蹈或是我们的其它艺术，如果想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就必须具备最纯粹的东方内涵。在这次的巡演中，当我演出一些西方作品时，常常会遭到批判，说我只不过是在模仿西方艺术；然而与此相反，当我表演如《菩萨》、《凤山假面舞》以及《天下大将军》等一些纯粹的东方作品时，却大受好评。于是我认为创造崭新的、世界一流的东方艺术是我们不可推辞的义务。”
结束西方巡演之后，崔承姬就正式投入到东方舞蹈艺术的创作中。在中国的演出中，她与艺术家梅兰芳先生共同讨论京剧中舞蹈的整理与创新方案。同时在北京成立了崔承姬舞蹈研究所，招收了一些中国学生。20世纪50年代，崔承姬在中国担任舞蹈教授，从更系统的角度对京剧中的舞蹈进行分析整理，同时也教育指导了更多的中国学生。今天，这些学生已经成为中国舞蹈界发展的中枢力量与领军人物。
在参观完敦煌石窟中的雕刻之后，启发了她更多关于东方舞蹈创作的灵感，同时也更进一步的达成了她最初树立的关于东方舞蹈的目标。
崔承姬一生的努力不仅使她自己成为世界一流的舞蹈家，同时通过韩中日三国间的舞蹈交流与合作，为三国文化艺术的创新发展制造了更多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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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崔承姬一生大致的回顾，我们可以了解到，只有将韩中日三国戏剧的创新发展列为首要任务才能为各项交流与沟通创造良好条件。
并且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的戏剧，从体裁特征上来看，通常具有以演出交流的形式来实现戏剧交流的局限性。事实上，戏剧交流最好的手段是语言，也就是说，如果一场演出不是用本土语言进行的，就很难引起广大观众的共鸣，演出时的相互直接交流也会受到限制。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戏剧的交流就只能以素材和创作交流为中心来实现了。
事实上，交流与沟通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处方”，这是一种本能需求，无论是对食物的需求还是对情感的需求，都是自然而然实现的。如果忽视了这种本能需求，当政府或其它机关以促进交流为名目介入时，反而会扭曲了交流与沟通的原目的。针对在2005韩日友好交流年一系列活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戏剧评论家金芳玉做出的如下评论，我认为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例子：
“虽然很多有关韩日交流的作品在两国公映了，但这些作品并不是都获得了积极肯定的反映。事实上，即使是在(韩国)国内，对于演出本身的结果的关注，或是大获好评的情况还是很少的，大多数作品仅止于庆典活动层面。宋先浩说在看到日方的来韩演出的节目单时(这些演出作品都获得了日本提供的韩日友好交流年赞助金)，非常地惊讶。(《戏剧评论》，2005，冬季，27页)。即使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西堂也表示了关于‘这一时期在韩国公映的日本戏剧是否都具有演出价值’的怀疑态度。韩日友好交流年之际，以获得文化赞助金为目的而来韩演出的作品很多。(《戏剧评论》，2005，冬季，26页)。”
同时，金芳玉对韩日两国间的“戏剧朗读会”进行介绍，作为参考，我们可以将这种形式当作戏剧交流的一个临时手段。
首先，近年举办的第三、四届2005“韩日戏剧朗读会”相当值得关注。“韩日戏剧朗读会”于2000年正式成立，是当时日本的日韩戏剧交流中心为了理解与研究韩国现代戏剧而举办的活动。2005年2月，作为“日韩友好交流年2005工程”的一环，在――举办的第三届“韩国戏剧朗读会与研讨会”中，展出了一系列作品，有吴泰锡的《自行车》，金明和的《鸟儿不穿人行横道》，李晚熙的《猪和摩托车》，洪元基《恐惧大王》，李康白的《感觉，似极乐》等。
接下来，2005年11月17日起至20日，在国立剧院的星升剧场举办了第四届2005“现代日本戏剧朗读演出与研讨会”，这期《现代日本戏剧集2》收入的作品清水邦夫的《乌鸦啊，填满我们的子弹吧》，别役的《开花的树》，郑义信的《行人码头的心情》，以及《敲起鼓来，吹起笛》，唐十郎的(《泥人鱼》，这其中的3部作品都在朗读会上参展。
本次朗读会中参展的三部作品并不仅限于单纯的朗读，而是加入了国内演员的解说与动作演示，并配合简单的舞美及灯光，以一种类似于正式演出的形式进行的。虽然演员们都手拿剧本，但台词几乎都已背熟，即使未能充分表达一些细腻的情感过渡，但都很好的完成了对角色的把握。
在20日举办的研讨会中，日方的剧作家与大吉雄，扇田昭彦等几位日本首屈一指的评论家们，以及韩方的金哲等共同参与并讨论了各国戏剧教育方面的问题。
“韩日戏剧朗读会”对于极度渴求高质量作品的戏剧界来说，能刺激其多产，具有相当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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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提出建议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以下几个问题是需要考虑的。
(1)“相互理解，友好共谋，信息交流”等一系列口号是不是已经成为倒人胃口的文化政策了呢?这些口号，比起对于真正优秀的导演或作品的迫切需求，是不是更多的被工具化地利用了呢?对于欣赏演出的观众以及文化隔膜的消除方面的作用也不是
很肯定的。因此，我们也许该再次考虑下固有的必要性及现实性问题呢。共同探索新的方案。
(2)共同筹备各国艺术交流所需的基金。
不应把资金用在类似于论坛性质的活动上，而应像欧共体一样形成联合体制，文化艺术基金也应从个体的层面跳出，应用于整体。不能仅仅理解为交流事业的所需，而应看做是解决各自圈里整体问题的需要而进行的资金筹备。这样不仅能取得丰硕的成果，各国间的交流也会随之促成。同时要激活现在的BESETO，是否能从三年一次改为一年一次，从而更好地实现三国间的文化交流。
(3)选定一个相对落后且不为人知的城市，用文化来促进其发展。
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在一年的期间内，通过管理并利用演出与宣传的形式发展这个城市，不仅仅是经济层面，对于以前被熟知的部分也要加以宣传，使他人了解。事实上，作为一个导演的身份，我所从事过的一些国际交流活动到底能有多大的贡献呢?对于“什么是真正的艺术与文化”还需要更深刻的思索，让我们一起从交流方法论或框架的本身出发，再次进行一番深思。
(4)整体性问题一说是否为时已晚了呢?
怎样摆脱亚洲国家自身的劣势感才是最重要的。各国分别成立一个小组，这些分散的小组在发挥本身个性时也要注意整体性，要有战略性地将各小组再组合成一个大组，共同唤醒对亚洲文化艺术交流的重视。欧洲共同体的形成曾努力以文化为媒介而实现，虽说欧洲各国家地理位置上相互毗邻，，历史文化方面也互通互融，比起亚洲来说，它们的联合要容易得多，但我们所需要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方式呢?采用这种方式再将其具体化实现。
(5)韩中日三角关系的构图问题是哪些呢?这是否已经是一个固定观念了呢?所谓亚洲概念是否有点狭隘呢?这个时代一定需要三国构图吗?虽然交流是必需的，但我们的交流还很有限。西方人对于亚洲的概念是包括印度和东南亚的。从广义上来说，要实现文化的多彩化。
(6)共同用新的视野来观察圈内圈外。我们需要能读懂亚洲“地形”的交流。是不是应该首先考虑一下“亚洲艺术是什么?现代亚洲艺术家的烦恼又是什么?”对于别国的传统，我们更要去观察那些传统创造了什么，正在创造些什么。对于传统的保存花费了太多资金，而对于未来的投资又显得过于吝啬。虽说欧洲历史一直毫无间断地，持续地向着未来前进，但对于我们来说恢复期还是需要的。同时，对于历史认识的共同问题还是亚洲文化发展的一个未完成的作业。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篇6
关键字：跨文化交际、洋径滨日语、洋径滨汉语
洋径滨语是语言交际中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不同语言使用者之间为了达到应急交流目的，形成的接触性语言。是一种语言接触另一语言时，两种语言相互摩擦斗争或者相互妥协促成的两种语言或者两种语言变体的混合语。本文通过分析洋径滨日语、洋径滨汉语，结合洋径滨英语的先行研究来初步探讨洋径滨语的特征。
日语文献关于洋泾浜语的论述，总结如下。
洋泾浜语是语言接触所产生的混合语言。是一种语言现象的称谓，不能指向某一特定的语言。例如，以英语为基础，和其它语言混合而成的叫做洋泾浜英语：以法语为基础，和其它语言混合而成的叫做洋泾浜法语。「日本大百科全書（小学館）
〔名〕（洋泾浜为中国人发英语business这个词的讹音）不同母语者，为达到相互交流所形成的接触语言的一种，为跨文化交流的应急手段。「日本国語大辞典
（pidgin（洋泾浜）为中国人发英语business这个词的讹音）殖民者在殖民地和当地人使用的混合语。经常提到的是在中国、东南亚、美拉尼西亚等英国旧殖民地形成的混合英语、洋泾浜英语。没有特定的母语者，有语法简单、单词量小等特定特征。「広辞苑
为更近一步探究洋泾浜语的真实面目，本论文分析洋泾浜日语、洋泾浜汉语会话例子并结合洋泾浜英语的先行研究展开论述。
洋泾浜日语又叫协和语。所谓的协和语，满洲建国初期所使用的简单日语。可以例举如下例子：
私日本人アルヨ。（我是日本人。）
姑娘（グーニャン）きれいアルネ。（姑娘很漂亮。）
あなた座るの椅子ないアルヨ。（你坐的椅子没有。） アイヤー（哎呀）！ （惊叹时的感叹语。）
分析以上洋泾浜日语例句，可以得知。洋泾浜日语句末「アルヨ、「アルネ等助词。但「アルヨ、「アルネ等助词并非日语的助词，而是为达到跨文化交际目的临时制作的。虽为临时制作的语言，多人多次使用后，逐渐定型，并形成一种处在这一洋泾浜语境下的人共同认同的固定语法格式。这些固定语法格式逐渐增多，有形成系统的趋势。同时可以看出，洋泾浜日语的语法规则所使用的助词数量较少，相对于日语语法简单。
洋泾浜日语吸收了其他语种的语言要素。「 “グーニャン”和“アイヤー”是用日语假名标注的汉语 “姑娘”、“哎呀”发音，借用汉语的发音和词义。「座るの椅子的「の明显是跟日语语法规律相悖，但是它却迎合了汉语的习惯表达。“座るの椅子”的日语表达应为“座る椅子”，而汉语会很自然的说道“坐的椅子”，所以在说洋泾浜日语时加入了汉语习惯在“座る”和“椅子”之间加上表示“的”的“の”。这可以看做是洋泾浜语为混合语的特征显现。
洋泾浜汉语是指在中国被殖民时代，外国人为达到和中国人交流目的,模仿汉语发音而成的汉语讹音。引用『国語文化講座 第六巻 国語進出篇中所记载的满洲国洋泾浜汉语实例如下:
日本官吏的妻子和满洲国当地中国人的蔬菜买卖会话。
ニーデ、トーフト、イーヤンデ、ショーショー、カタイカタイ、メーユー？（你的、豆腐と、一样的、少少、固い固い、没有?）
ニーデ、チャガ、ダイコン、ナカ、トンネル、ターター、ユーデ、ブーシンナ!（你的、这个、大根、中、tunnel、大大、有的、不行哪!）
トンネル、メーユー!（tunnel、没有!）
分析以上的洋泾浜汉语例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同一句子，混用汉语和日语的语言要素。“ニーデ”、“イーヤンデ”、“メーユー”、“チャガ”、“ターター”、“ユーデ”、“ブーシンナ”都是汉语讹音。 “トーフト”、“ショーショー”、“カタイカタイ”、“ダイコン”、“ナカ”、“トンネル”、“ない”则是根据日语单词或短语而来表意的，分别对应日语的“豆腐と”、“少々”、“固い固い”、“大根”、“中”、“トンネル”、“無い”。实际上是利用汉语单词和日语单词混合表意的方式来呈现句子意思。从句子中单词的排列顺序上来看，是采用日语的语法体系来排序的。对比日汉单词使用数量，汉语单词使用较多。由此可以判断洋泾浜汉语将汉语单词配上日语语法使用的大体状况。
使用跨文化交际策略。在交际双方没有办法使用“コンニャク”（魔芋）进行交流时，回避使用“コンニャク”，利用其它单词来间接表达。由于日语的“トーフ”跟汉语的“豆腐”发音相似，利用豆腐来间接表达魔芋是一个有效的跨文化交际策略。根据语境，可以推断当时会话场景中双方均能看到“豆腐”这一事物而进行的交谈，这也可以认定为一个跨文化交际策略。
发音清晰明了。“ニーデ”、“イーヤンデ”等，都是以长音。这实际也是一个跨文化交际策略，将音拉长，使发音清晰明朗，利于达到交际目的。这是实现跨文化交际的有效策略，其类似故意放慢说话速度，以便让对方听清楚。
在国际交流频繁的现代社会，洋泾浜语更是跨文化交际的急先锋，洋泾浜语新词不断涌现。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的力量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跨文化交际，那么洋泾浜汉语就会更多的出现。
参考文献：
1.《広辞苑》,岩波書店, 6版, 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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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本大百科全書》,小学館,1993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篇7
关键词：口译；文化传达；实践
abstract：interpretation is a vital and necessary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mong nations. cultural exchange，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interpretation，mainly refers to communication of different cultures among nations and peoples with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effective exchanges of cultures necessitate not only much attention to the shared cultures，especially the shared etiquettes，but also a good command of the unique cultural elements of a nation in such fields as religion，food，gestures and numbers.
key words：interpretation；cultural exchange；practice
不同国家和民族拥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国与国、人与人之间要达到沟通，就必须有翻译。翻译，作为人类交往的一个必须与必然的手段，作为不同文化传播的媒体，在日益国际化的今天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的翻译无论是在书面翻译还是在口译方面，长期以来大多定义为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也就是传统翻译的“转换—替换”模式。这种简单保守的翻译模式，虽然能最大限度地忠实于语言本身的含义，但在翻译过程中容易忽略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无形造成了新的隔阂和新的文化障碍。最近，对于“中国龙”和“北京奥运吉祥物”翻译问题的争论，就极好地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忽视文化背景而给翻译带来的理解差异，也体现了在翻译过程中文化理解的重要性和各国所存在的文化差异[1]。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特别是口译就是利用所学语言进行文化传播的桥梁。如果译者不能很好地理解交流双方的文化差异，交流的障碍就有可能因译者的原因而产生。本文将在概括阐述口译历史、异文化交流以及交际功能理论的基础上，探讨外语口译中文化传达的内容。
一、口译中文化传达的内容
口译伴随着人类语言的出现而诞生。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甚至不同民族的人在进行交流和沟通时，除了手势等肢体语言外，大多需要翻译作为交流和沟通的媒介。在社会和民族因素相对单一的时代，翻译只需要表达基本的含义，达到简单的沟通就可以了。但社会的发展却使各国呈现出文化发展相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世界文化呈现多元化，各民族和国家由于出现不同的图腾崇拜，也由于地理位置和自然形态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文化；另一方面却是“全球化”使世界各种文化信息同享，文化资源共享，促使民族的、国家的文化融入世界，融入到人类共同的文化信息之中。这两种倾向就要求我们在参与国际交流和国际活动时，既要遵照国际共同的文化规则行事，又要尊重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这也是对口译工作者的基本素质要求。
进入20世纪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口译作为一种独立的职业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和关注，可以说口译工作的认可是和所谓的地球村、万维网的发展分不开的，也是和口译工作者所具有的双重文化素质分不开的。随着国际交流的发展，更显现出在国际交流中不同文化交流，即异文化交流和理解的重要性。
异文化交流是文化的相互交流或者跨文化交际的通俗说法，是指文化背景不同的个人之间的交流[2]。在当今社会中，随着异文化接触的增加，因文化背景的不同所产生的问题也同时在增多。在交流体系方面，在不同的文化当中有不同的规则和规定，在与异文化进行接触时，有本国文化圈不能预想的“陷阱”。比如在某种文化圈内被认为是有礼貌的行为，在别的文化圈内则可能被认为是无礼的行为；善意表达的语言，因文化的不同，可能会被理解为侮辱性的语言；同样的耸肩动作，会因国家不同而表达不同的含义。
因此，没有对异文化的理解，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之间就不能真正进行有效的交流和交际。如果不了解对方的文化，而单纯以本国文化的思维方式进行交流的话，不仅会很难达到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目的，还很可能会因文化差异而产生误解和摩擦。因此，国与国(也可指狭义上的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之间要进行的相互理解的交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文化与文化的交流。而对于在不同文化交流中起桥梁作用的口译工作者，在口译过程中对这种异文化的理解和传达具有重要的作用。
口译中的文化传达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我国口译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且大多局限于口译的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的理论和授课方法的研究，忽视了对文化传达方面的研究。在近年的口译理论研究中，即使意识到了口译中文化传达研究的重要性，也大多因种种原因仅仅是一提而过，很少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近年来一直作为全国高校口译教材的《实用中日口译、即席翻译、同声传译》也只能看成是大量口译实例材料的汇编，而根本没有对口译理论，特别是口译中文化传达理论进行阐述。但在我国各外语专业的教学大纲中，都或多或少地阐述了文化传达在口译中的重要性，在《高等院校日语专业高年级阶段教学大纲》中，对口译的教学目标阐述为“口译课要通过大量的汉译日、日译汉的听说实践，训练学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口译能力。同时还应注意提高学生的政策水平和涉外工作的能力”。对口译的教学要求阐述为“在无预先准备的情况下，能承担生活翻译；经过准备后，能胜任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翻译；忠实原意，语言表达流畅，并能区别各种不同的语感和说话人的心态”[3]。从该大纲的目标和要求可以看出，在口译过程中，对文化传达有明确的要求，也显示了文化传达在口译中的重要性。二、口译中文化传达的实践
口译工作者接受异文化的普遍形式是通过外国文学和历史来了解外国文化，但是文学和历史所反映的文化一方面范围有限，另一方面和现实的文化和社会有一定的差距，而且仅仅通过一个国家的文学和历史的了解，也不能完全知道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现状。所以，口译工作者在口译实践的过程中，可以从国际交流中的共性文化(本文主要分析礼仪文化)和所学语言对象国的独特文化两个方面入手，来提高自己的异文化理解力。
1.共同礼仪文化的内涵
国际交流中共同文化主要是表现为外交活动中的礼仪文化。国际社会发展的趋势，一方面是世界的发展呈现多样化，从而使世界文化也呈现出多样化；另一方面是随着世界各国之间交流的加强，世界又表现出空前的统一化，各种局部的经济联合体以及战略伙伴关系出现，比如欧共体、上海峰会、apec等国际和地域组织也佐证了这种国际发展的趋势。当然，在各种国际交流中都有一定的行动规范，其中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这些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出现在公众面前时所表现的共同礼仪文化，了解这种文化是外语口译工作者的基本素质。具体来说，共同礼仪文化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①举止。在外交场合，举止是有很多规定的。在国际交流活动中，口译工作者应保持不卑不亢的举止和态度，具有较高的语言水准却因动作滑稽等引起他人注意的不是成功的翻译[6]。口译的最高境界应该是让听众不太注意到译者的存在。除此之外，译者还应充分注意自己的站姿或坐姿的细节问题。在现代国际性会议和会见中，常用的会见礼仪是握手或拥抱，口译工作者，在自己了解该采用哪一种方式的基础上，也有告知自己的服务对象该用哪种礼仪的义务。
②着装。在国际交流事务中，不同的场合对着装有不同的要求。比如在政治会谈或正式商务会谈时，通常是西装；在旅游兼商务的会谈中，可以是相对自由的便装；在多国文化交流的联欢活动中，可以穿自己的民族服装。译者应充分考虑自己服务对象的会谈性质和会谈内容，以便采取和与会者相符的着装方式。
③站位。在口译过程中，除会谈时的坐立翻译外，很多时候还要参加互赠礼品时的翻译，或者共餐时的翻译等。参加这些活动时，口译工作者的站位方式也很有讲究。比如在互赠礼品之后合影时，译者应该主动退后，这些看似小事却极为重要的站位方式直接关系着口译工作的成败。
虽然说国际交流的共同文化还是有分歧的，但是，任何文化规范都有一个形成的过程。 共同礼仪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实践过程中，外语学习者或口译工作者应保持对它的敏感性，不断地学习和总结新出现的外交礼仪文化。
2.独特文化的基本内涵
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个体文化差别的内容主要包括宗教文化、饮食文化、肢体文化、数字文化等。
①宗教文化。国家和民族不同，所信仰的宗教也有所不同，在因不同而引起各种社会纷争的今天，外语学习者和口译工作者应该详细了解所学语言对象国的和宗教习惯，特别是某些禁忌习惯。比如，对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人不能经常提及猪和猪肉，在信仰佛教的泰国不能摸小孩的头等等。如果不了解这些，不但不能进行很好的交流，甚至会在交流过程中因宗教文化的不同而产生冲突。
②饮食文化。由于宗教不同或饮食习惯的差异，饮食文化在国际交流的过程中也显得非常重要，比如：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人不吃猪肉和无鳞鱼，日本人不吃羊肉，东欧的很多国家不吃动物的内脏，阿拉伯国家做客不能喝酒等。外语学习者既要了解所学语言对象国的饮食习惯又要了解所学语言对象国有无因而忌讳的饮食。
③肢体文化。与人会谈时，我们一般用语言、声音和肢体语言三种方式进行沟通。有研究表明，沟通的55%是通过肢体语言进行的，38%是用声音完成的，只有7%是用语言完成的，由此可以看出肢体语言在交流时的重要性。口译过程中，口译工作者除了注意自己的站位要适当、要保持良好的眼神、双手不要放到口袋里、双臂不要交叉在胸前、不要表现得懒散没有精神等常识性肢体语言外，还要根据所服务的对象来读解交流双方的肢体语言。这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和民族不同，耸肩、树大拇指和微笑等所代表的意思也有所不同。译者只有在充分了解了所学语言国的这些肢体语言和肢体习惯后，才能在实践过程中更加准确地掌握双方所要表达的意思。
④数字文化。国家和民族不同，对数字的喜好也有很大不同，西方人认为“十三”和“星期五”是不吉利的，尤其是逢到十三日又是星期五的时候，最好不要举办任何活动。在日常工作中的编号，如门牌号、旅馆房号、楼层号、宴会桌次等，也尽量避开十三这个数字。其原因主要源于基督教传说，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犹大，为了贪图三十个银币，出卖了耶稣，结果使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那天最后的晚餐上的第十三个人就是犹大，这天又是星期五，因此，人们将十三日又逢星期五的日子称为“黑色星期五”，有些人在这天会闭门不出，唯恐会出现不吉利的事情。日本和朝鲜、韩国以及中国人不喜欢“四”这个数字，因为在中文和日文以及韩语中，“四”的发音与“死”相近，因此，这些国家的医院里没有四号病房和病床。在国际交流过程中，大多会有赠送礼品、安排宴会桌次等活动，这时如果不知道对方的数字禁忌，势必会引起一些不愉快，好事办成坏事。
除此之外，在个性文化中，还包括了色彩文化、图案文化等等，对于这种个别国家的独等文化，外语口译工作者除了可以和文学作品相结合进行解释外，还可以通过专题的方式来理解和思考。
三、结语
口译中文化传达的理论和实践才刚刚起步，只有在口译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探索，才能真正实现口译中的文化传达。外语口译工作者不但要有很好的语言功底，还要对本国和所学对象语言国文化有的深刻理解。口译过程中忽视了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和文化的传达，就会成为一种不完整的口译。
如今的世界，文化差异还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有可能是未来世界冲突的主要原因。翻译特别是口译就是要越过社会文化差异的障碍，来进行跨文化的无障碍翻译，这是翻译工作者追求的最高境界，更有助于人们的相互理解，构建和谐世界。
参考文献：
[1]陆永昌.翻译：不能再增文化障碍[j].译林，2006(3)：211-215.
[2]锅仓健悦.异文化间ｺﾐｭﾆｹ?ｼｮﾝ入门[m].东京：丸善文库，1999.
[3]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组.高等院校日语专业高年级阶段教学大纲[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3-5.
[4]高见泽孟.初めての日本语教育基本用语事典[m].东京：ｱｽｸ讲谈社.1997.
[5]ﾈｳｽﾄﾌﾟﾆ?.外国人とのｺﾐｭﾆｹ?ｼｮﾝ[m].东京：岩波新书，1996：194.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篇8
随着中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翻译所起到的桥梁纽带作用也日趋明显。作为全球化时代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有利于优化区域经济结构。文化创意理念的提出，翻译产业的飞速发展以及世界文化的融合，都表明世界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进程的速度在不断加快 [1]。
陕西是文化资源大省，发展文化产业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陕西又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西部省份，积极发展文化产业是实现“文化强省”战略目标，建设“西部强省”的重大历史抉择。近年来，陕西的文化产业不断发展壮大，从“以文补文”“多业助文”到经营创收、产业兴文，为陕西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作出了贡献[2]。
随着我国对外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文化在全球影响的进一步扩大，文化产业的输出性和外向性也日趋明显。而翻译作为文化输出的重要手段，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文化翻译产业就是在对外交流日益广泛和深入，文化产业和翻译产业蓬勃发展且不断相互融合的历史条件之下产生的。
文化翻译产业的提出
1.翻译与“文化赤字”
语言是文化传播和文化输出的一种重要媒介，而翻译正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语言得以交流的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手段[3]。张今认为：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4]。黄有义也指出，翻译工作作为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交流的纽带，是文化传播的必经之道，是决定文化传播效果的直接因素和基础条件，从某种角度讲，也是一个国家对外交流水平和人文环境建设的具体体现[5]。
在“纪念全国翻译产业创立10周年暨中国思想文化走出去翻译研讨会”上，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张卫峰指出，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升和话语权的加强，我们越来越需要将我们的声音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让世界人民以读得懂的方式和语言，以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理解我们的文化。在这里，翻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和中国对外贸易“出超”相比，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则是严重“入超”，存在“文化赤字”。以图书为例，多年来我国对欧美的进出口比例超过100比1。2007年4月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武在北京举行的“中译外——中国走向世界之路”高层论坛上表示，近年来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严重“入超”，“文化赤字”巨大，而翻译工作已成为改变这一现象、推进中国文化更大规模“走出去”的重要环节。作为沟通中外交流的桥梁和媒介，翻译工作直接决定中国对外传播的效果，也是一个国家对外交流水平和人文环境建设的具体体现。更完整、系统、准确、深入地向世界展示中国，真正实现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汇通与融合已成为翻译工作者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2.文化翻译产业
翻译产业，尤其是文化翻译产业，并不是与生俱来的。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与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合作与交流日益频繁，特别是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国际经济大家庭中的一员，以及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进一步增强了翻译产业快速发展的动力，翻译的作用显得尤为突出，发展翻译产业的呼声逐渐高涨。
2006年5月28日至29日首届中国国际翻译产业论坛在上海举行；2007年12月中国第一届翻译产业管理论坛在北京召开；2011年中国翻译服务产业论坛在福建召开。经过二十多年的开拓，翻译产业已经发展成为现代服务业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并呈现出内容多样性、服务社会化、企业专业化、市场规范化和手段信息化的特色。
2009年4月7日，由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办，陕西省翻译协会、西安翻译协会、陕西省作家协会承办的“首届东西部文化翻译产业论坛”在西安举行。这是我国第一次明确提出文化翻译产业，第一次将文化翻译事业纳入经贸洽谈活动，也是陕西省人民政府首次将文化翻译产业论坛纳入一年一度的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是一次东西部以中译外为主题的高端论坛。
文化翻译产业是翻译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对外宣传我国文化、加强文化交流为使命，主要体现在将中国历史、宗教、人文、旅游、饮食、文学等具有强烈文化色彩的信息通过翻译的渠道，输送到海外各国；按照翻译对象的不同，又可分为旅游文化翻译、历史文化翻译、饮食文化翻译等。
随着文化产业在我国的蓬勃发展，作为传播中国文化重要渠道的文化翻译产业却显得力不从心，尤其是在将文学、历史等方面的文化推向海外时，遭遇到了发展的瓶颈。
翻译——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
翻译一直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充当一种协调者和翻译者的角色。在此意义上的翻译早已经超越了其简单的语言文字上的转换功能[6]。随着翻译产业的逐渐形成及不断壮大，翻译必然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更有力的软件支撑。翻译可以提供语言服务，引入新的创意理念，对外传播优秀文化，提升地方文化产业知名度，扩大海外影响，吸引外资、提高外汇收入，多方面刺激文化产业的发展。
陕西是我国文化资源最富集的省份之一，文化产业作为其支柱产业之一，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投资与扶持。陕西省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2014年，陕西将大力促进文化产业、现代服务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力争文化产业增长25%以上，将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扩增到10亿元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