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教育论文范文

中华教育论文范文第1篇

他二十余年如一日，锐意教育教学改革，以研促教，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他始终以德育为首，育人为天职，关心爱护学生，呕心沥血，勇于创新，积极探索，大胆尝试教学改革，勤奋工作，无私奉献，在教书育人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成绩，教育教学改革效果显著、成绩突出，赢得了社会、学校、家长、学生的信赖和爱戴。他主持研究的教改小课题《小学生应该从小养成好行为、好习惯》和《如何指导小学生有感情的朗读课文》已于2012年9月全部结题并且获普安县教育科研教改实验优秀成果一等奖；他参与研究的教改课题《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分课题“中小学生个性化教学实验研究”》已于2012年6月全部结题，课题评奖在进行之中；《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ESD）项目“十一五”重点课题分课题子课题体育学科课后拓展有效性的策略研究》已于2012年6月全部结题，并获全国科研教改实验优秀成果一等奖。他参与研究的中国教育科学“十二五”教育部规划课题子课题《语文有效阅读与写作教学研究》已经申请立项在研究中；他负责研究的中国教育学会“十二五”教育科研规划重点课题《学科小课题有效设计与实施的策略研究》子课题《小学美术生活化教学研究》已经申请立项，在研究中。

二十年来，郑志江无论担任哪科教学，都刻苦钻研教材，根据学生年龄特征和学习基础进行教学。以学生为主体，用亲切平等的语言与学生沟通，大胆尝试现代教学法，不断改进教学方法，让学生学得主动、学得快乐，学习成绩有所提高。同时，把德育渗透到各学科教学之中，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在教学工作中，所任学科，学生成绩逐年提高。他率先尝试教学改革，推行“引导――发现”语文教学法，取得明显成效。2005年指导三年级学生吴爱霞等五位学生参加全国青少年五好小公民主题教育“做诚信人，办诚信事”读书征文活动，吴爱霞获一等奖，其余学生获二等奖，2005年7月他获全国青少年五好小公民主题教育“做诚信人，办诚信事”读书征文活动优秀辅导奖。2005年9月他获普安县全国青少年五好小公民主题教育“做诚信人，办诚信事”读书征文活动指导二等奖。2010年3月指导学生撰写的作文李灵芝《人生的选择》、杨瑾《艰辛的快乐》、张怡《快乐与感恩》、郑诗红《童年的快乐》、《快乐，其实很简单》在“中华颂”全国万校小学生魅力部级大赛中获部级一等奖，以上五篇作文被贵州民族报刊登；本人在“中华颂”全国万校小学生魅力部级大赛中荣获部级辅导“金”奖，并同时被教育部授予“全国作文教研明星教师”荣誉称号。2010年12月指导学生郑诗撰写的作文《山上的致富经》、《国家强盛》、刘贤梅《今天的祖国》在“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分课题‘中小学生个性化教学实验研究’”第四届作文大赛中荣获小学组二等奖，本人获优秀辅导奖。2011年12月指导学生郑凤《大自然的声音》在“艺义丰”杯第三届《当代教育》贵州省小学生作文竞赛中获佳作奖，本人同时也在“艺义丰”杯第三届《当代教育》贵州省小学生作文竞赛中获佳作奖。

综合素质不断提高，继续教育出硕果。学高为师，要让学生掌握“一滴水”，教师必须具备“一桶水”的知识。任现职来，郑志江注重知识更新，认真钻研业务知识，积极实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熟悉教学技能，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具有爱好特长，全面发展。在教师继续教育培训中，2002年8月普通话经贵州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测试，成绩80.4分，确认为二级乙等水平。2009年12月27日参加贵州省农村中小学财务人员培训班第十一期培训，2010年8月21日参加由贵州省教育厅主办、贵州财经学院高校财务教研承办的全省中小学财务人员培训班，经考试成绩合格。

勤于笔耕，教改教研论文颇丰。郑志江2002年撰写的《如何指导小学生朗读课文》、《情感教育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小学课改中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上好小学作文课的几点做法》四篇教育教学论文在《中华教育论坛》杂志2002年1、2期合刊上刊登；2003年撰写的《如何调动学生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小学作文教学的一点体会》教育教学论文在《中华教育论坛》杂志2003年1、2期合刊上刊登，并分别获部级一等奖、二等奖；2009年和2012年撰写的《如何指导小学生朗读课文》、《情感教育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小学课改中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上好小学作文课的几点做法》四篇教育教学论文在《学苑新报》报刊上刊登；2012年撰写的《如何调动学生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小学作文教学的一点体会》教育教学论文在《贵州民族报》报刊上刊登，并分别获部级一等奖、二等奖；2012年撰写的《浅议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谈一谈指导朗读课文》等教育教学论文在《中国教育科学》杂志第9期上刊登，分别获一等奖、二等奖。

任劳任怨，无私奉献。郑志江老师爱岗敬业、爱校如家，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从不计较报酬，只要认定能做的事，就踏实地去做，并将它做好。比如学校的绿化、美化，他常常放弃休息时间、节假日到校园浇花、施肥、除草等。学校工作，哪里有困难，他就被安排到哪里去。勤奋工作、无私奉献、默默无闻是他的性格。工作到深夜才回家已习以为常。生病了，利用午休输液，拔掉针头后又继续工作。他2002年获普安县人民政府“优秀少先队大队辅导员”荣誉称号；2003年参加黔西南州体育科优质课竞赛，获普安县小学阶段体育科优质课一等奖；2004年9月年被普安县盘水镇人民政府评为“优秀教育工作者”；2004年12月年获普安县人民政府首届“十佳青年”荣誉称号；2006年被普安县教育局评为继续教育工程“先进个人”；2007年被普安县教育局评为“优秀教师”；2008年被普安县盘水镇人民政府评为“优秀教育工作者”；2009年被普安县盘水镇人民政府评为“优秀教育工作者”； 2012年6月在（2010-2011年）普安县教育系统干部人事档案整理工作中成绩突出，获县级“优秀工作人员”称号。2012年荣获普安县县委、普安县人民政府“师德标兵”荣誉称号。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锐意教改，勤奋工作，无私奉献”是郑志江二十年来的教育教学工作准则，他总是鞭策自己去做、去实践，并竭尽全力做好。

中华教育论文范文第2篇

臧亚伟，2002年9月参加工作。2004年7月取得大学专科毕业证书。2006年12月被评定为小教一级职称，工作至今一直在珠东乡中心小学从事班主任和语文教学工作，现任二年级（1）班班主任。下面将本人的工作情况向评审组做如下汇报：

记得7年前，我第一次站在孩子们面前的时候，显得那么的局促和紧张。没有教学经验，记得当时讲台下那几十多双眼睛所传递的好奇、信任与敬佩。使我在走上三尺讲台的那一刻起就暗暗对自己说：“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我要力争做一名优秀的教师！”这7年来也一直为之探索努力着。在工作的7年里，始终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依法执教，热爱学校，爱岗敬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工作责任心强，积极做好本职工作，积极参与听课、评课，虚心向有经验的老师学习先进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确立“以学生为主体”，“以培养学生主动发展”为中心的教学思想，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重视激发学生的创造能力，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顺利完成教育教学任务。

在教学工作中，以丰富多彩的语文课堂活动、灵活多样的授课方法，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努力在教学中求创新，在活动中促发展，及时批改作业、讲评作业，做好课后辅导工作，广泛获取各种知识，形成比较完整的知识结构，严格要求学生，尊重学生，发扬教学民主，使学生学有所得，不断提高，课堂教学重视学生的训练，精心设计练习作业，练习作业有层次有坡度，对学生的作业严格要求，培养良好的作业习惯。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集体辅导和个人辅导。所带班级赢得了社会家长学校的好评。

在班主任工作中，我努力从整顿班风入手，培养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与学生建立“师生＋姐妹+朋友”的关系，在日常管理上坚持“三个一”（每天和一名学生谈心、每周和一位家长电话访谈、每月开展一次自我批评）和“三到位”（课间操到位、学生间产生矛盾到位、集体活动到位），使班级工作顺利开展。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我班先后在各种活动中获得许多奖项。在7年多的班主任工作中，我始终坚持千方百计地做好后进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先后获得学校优秀班主任、优秀教育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我大胆改革、积极投身教科研，结合教学实践、学科组以及学校的科研课题，撰写了多篇教育教学成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2007年教育工作中成绩较突出，荣获“优秀教师”称号；2008年2月撰写的《农村学校怎样培养学生的提问意识》在第四届全国“良师杯”教育教学优秀大赛评比中荣获二等奖;2008年6月撰写的论文《继续教育二期培训要实而不华》在中华教育教学优秀论文评比活动中荣获一等奖；并入选中华教育书库系列丛书《中华创新教育论坛》三卷中，由中国计量出版社出版。

7年多的教育教学工作给我一个这样的启示：坚持不说有损同事情谊的话，不做有损教师人格形象的事。用真情和行动去凝聚新老教师，识大体、顾大局，事事从我做起，忠于职守。虽然我的工作做的并不优秀，离“名师”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或许我的事业永远也不能够轰轰烈烈，惊天动地，但我的工作充满着希望，决定着未来，所以我会始终坚持用心去做好每一项工作,用爱心耕耘终生。相信不久的将来，我的目标会距离实际越来越近乃至实现。

针对本人任现职以来的工作表现，符合申报小学高级教师资格。因此，本人特申报小学语文高级教师，恳请各级评审小组和有关审阅并提出宝贵意见。

述职人：臧亚伟

2009年8月30日

中华教育论文范文第3篇

办学理念：以德立校，以德立人。

办学特色 ：以爱育爱，打造阳光工程。

时光匆匆，白驹过隙。2004年9月23日，__初小全体教师眼含热泪，依依不舍地把__校长从__初小送到了__中心小学。一转眼，她在__中心小学从事管理工作已经五年了。五年来，她犹如一位杰出的园艺师，把这块贫瘠的校园阵地打理得生机勃勃。

她是校长，是学校行政的最高负责人。她认为，校长必须做到处处以身作则，事事率先垂范；校长必须以其才能管好学校的人和事；校长必须做到廉政、心正和辛勤……她是这样想的，她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一直以来，__校长坚持以德治校。她时刻牢记“天下为公”的理念，发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格，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原则；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具备百折不回的硬朗作风，深信“身教重于言教”，凡是要求教职工做到的，自己首先必须严格做到。

__校长坚持以才为政。对于一所培养人才、造就人才的学校来说，科学管理取决于管理者的能力，取决于以其能力去组织队伍、培养队伍、优化队伍。校长的教育思想、观念、学识、精神是办学成功的关键。她是校长，工作非常繁忙。尽管如此，她却坚持挤时间温习文化知识，钻研教育理论，吸收管理经验，夯实知识功底。并且用理论指导实践，把实践升华成理论。她长期在坚持学习，并辛勤笔耕。几年来，她写两百多篇文章。2004年秋，她写的《微笑面对》和《感悟宽容》获得部级科教成果特等奖，并在国际刊物《中华教育论坛》中发表；2005年春，她写的《从小事做起》一文获国级论文二等奖，在《中国教育研究与实践》丛书中发表；__年，她写的教师示范作文获得__省教师作文赛二等奖，她写的诗歌《人格》和《纯洁》在《当代百家诗选》中发表；__年春，她写的《爱是温暖的阳光》获得__市品德学科论文一等奖；__年秋，她撰写的《我是一校之魂》获得__省名校长征文一等奖；__年6月，她写的《谈管理》一文获得部级论文一等奖……。她说，成绩只能说明过去，她将不断学习，不停耕耘。

作为校长，她把主要的管理精力放在“以教学为中心”上。因为教学质量是一个学校发展的生命。为此，她始终以常规落实为重点，以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心，以培养合格学生为目标，加强两个“建设”，即师资建设和班务建设；开展了两项活动。即教研活动，教改活动；落实和完善一个计划，即国家课程计划；调整一个体制，即教学奖惩体制；严格三项制度，即考勤制度、教职工及班级考核制度、教职工奖惩制度；严明一项纪律，即考试纪律；培养两种习惯，即自觉学习，独立完成作业的习惯。

为搞好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我着重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1、认真落实国家课程计划

她按照省教委颁布的《课程计划》，开齐课程，开足课时。教师要按教学大纲和教材进行教学，要把严格执行国家课程计划提升到执法的高度来认识，在增强执行教学计划意识和自觉性的同时，学校严格管理，以保证全部课程，特别是音、体、美、品、自、劳课程的落实和质量的提高，将“两操”活动纳入正常的教学管理轨道，使活动课落到实处，减轻学生的心理压力，促使学生主动发展，使活动课实现由随机无序到规范化的要求。

2、规范教学环节

不管东南西北风，狠抓常规教学不放松。抓常规教学必须做到重环节、讲过程、看实效。她坚持对常规教学情况进行一月一大查，一周一小查，平日随时查。查备课，看谁备课有特色；查作业，杜绝抄袭坏习惯；查批改，严禁错批和漏改；查辅导，课堂内外相结合。这样就做到了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

3、积极开展教研教改活动

教研教改是提高教育质量的成功之路，是教育发展的需要。她组织教师认真学习教育理论，学习身边或外地经验，并结合我校的校情、学情，积极探索出合适的教法。①注意上好每一堂课；②每学期安排教学活动月；③安排好说课、讲课、听课、评课、

教案及作业展评，互相学习，共同提高；④要求教师写心得体会或教学论文，教务处汇编成集。教研、教改活动提高了课堂教学质量，提高了教师教学、教研的水平。 安全工作是学校的头等大事，必须把它当重中之生的工作来抓。这项工作除了制订制度、签订责任状之外，还必须做到勤督、勤查、勤管、勤宣传。每天上午课间操做完后，__校长都要对学生进行集训，集训的首要内容就是总结近两天与安全有关的好坏典型，褒优贬劣之后，她还要领学生齐读：“热爱生命，注意安全！”每一次行政会、教师会、师生大会，她对安全工作逢会必讲。每时每刻，她都要安排政教处抓安全，值周领导查隐患，少先队干部督查量分并作好记载，班主任随时处理偶发事件，门卫坚守岗位，杜绝外来干扰。作为校长，她要求师生把即将发生的不安全苗头或口头或书面向她反映，然后她雷厉风行地解决问题，这就把安全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大大降低了学校的管理成本。另外，在中午放学后，下午放学后、学生就寝后，她加强了课外安全管理和巡查的力度。烈日炎炎的夏日中午，她带领一队人马在校园周边的小溪旁、池塘边、河堤上汗涔涔地巡逻，防学生下水洗澡，防安全事故发生；寒风凛冽的冬日深夜，她冒着寒冷独自在学生寝室周围徘徊，防学生翻墙越壁夜逃外出上网。我们学校地居“闹市”，街上游手好闲的小青年常常来校黑我们学生的钱卡。为了排除外来侵扰，确保学生安全，实现学校封闭管理，为“封门”一事，她作为校长勤苦奔走相告，求索了几年，她写呈报、跑政府、求支书、磨嘴皮，历尽沧桑，终于在__年秋季封闭了学校东边历年来被作为群众过路道的侧门，实现了学校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美好愿望——封闭管理。从而基本上杜绝了令人头疼的外来干扰。

在实施管理的过程中，经常会碰到许多困难。面对艰难曲折，她具有克难奋进、勇往直前的精神。__年春季，我们教育总支的阚伟书记告诉张校长，区团委争取的“希望工程援建项目”安排给我们学校。当时，她一听到这个消息，喜出望外，内心对阚书记的安排充满了感激。然而，争取这个项目却是一个“马拉松”式的求索过程。从__年3月15日开始，到__年8月15日，她带领行政几个苦苦劳作了17个月，奔波了17个月，求门拜户了17个月。其间，她做了大量资料，她的手都写起了泡！她跑市团委、跑区团委、跑区政府、跑教育局、跑设计局、跑竞标局、跑检测站、跑监理站、跑省团委……她在这些部门来回跑，反复跑，简直快跑断了腿，磨破了嘴！在这艰难的旅程中，经常会遇到“拦路虎”。有时，一项材料要反复做几次，有时得求爹爹告奶奶地跟人打恭作揖，求人盖章签字。最后，在某人手里彻底卡壳，她急得大哭一场。后来，她才知道这是某某小学跑了两年没跑到手的项目。她想，人家知难而退了，我能退缩吗？我不能！别人能办成的事情，我们要能办成；别人办不成的事情，我们通过努力也一定要办成！我们学校负债严重，运转艰难，百破待修。__春，我们修路、做围墙、装安全网、打地坪、漆黑板、翻修宿舍、封门等又负新债，而且为跑项目花了一定的资金，我们学校的日子非常艰难！我必须用不屈不挠、永不言弃的精神把项目争取回来！想到这里，她只好又绞尽脑汁写“呈报”，跑政府，求领导，终于迎来了“柳暗花明”！她的路没白跑，她的资料没白做，她的汗水没白流，她的心血没白费，她看到了希望，我们的项目已经成功了！不经风雨，哪能见到美丽的彩虹？！她历尽艰难，她坚持不懈，她有始有终，她克难奋进。她面对了无数难题，她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她管事必立，她办事必成！

她是校长，她做到了公正无私、廉洁奉公、克己待人。她以廉政为荣。她的廉政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正义理财。她在理财方面做到了制度化、层次化、规范化。我们学校的每一笔开支都必须有经手人、证明人、财务副校长、校长四人签字，甚至更多的人签字，并注明开支事由。一个人签字的票据，学校不予认可。每张票据，我们都要经过层层严密审核，方可报销。严格控制重报、错报现象的发生，杜绝私用公报现象。2、做到公私分明。一次，她的一群同学来学校找她派饭，她就私人开支，有人说她太机械了、太原则了，她说：“同学是我的，不是学校的。我不能滥用手中这巴掌大的权。”正因为她做到了科学理财，廉洁奉公，因此，她引领两所学校走出了低谷，走向了光明。她在__初小任校长3年，为学校偿还各种债务将近20万元；在__中心小学任校长四年，为学校争取危改款和项目资金近50万元，消除了校园内的所有危房，大大改善了校容校貌。3、乐善好施。由于学校困难，她经常私款公用。她因公开会的车旅费时常私人掏钱，她长期没向学校报销手机费；她经常济困扶贫，徐育清老师患肝癌，她曾经捐款2000元；印尼发生海啸，她捐款500元，是印尼海啸后__市最高的一笔个人捐款；四川地震，她捐款700元。她一直坚持50元、20元地资助许多特困生、留守儿童、单亲孩子，她自己平时一向节衣缩食，经常一袋学生面打发一餐饭。她却一直坚持济困扶贫。在日常生活和平时的工作中，她把关心送给了每一位教师，把爱心献给了每一位学生。正因为她为人清正廉洁，善良 博爱，所以她赢得了师生的拥戴，每次考核评分，她的分数总是名列第一；她也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她坚持不贿选，然而她却连续当选两届区人大代表；她还多次被评为“__镇先进个人”、“__区模范校长”、“__去优秀党员”“__区十佳敬业女明星”“__市优秀爱心妈妈”“__省名校长”等。我们学校在她的领导下成绩卓越，捷报频传。今年，我们学校被评为“__区德育工作先进学校”、“__区三关爱工作先进单位”、“__省少先队工作先进学校”。在荣誉面前，她不骄不躁，始终保持朴实本色，一如既往勤恳工作，不懈拼搏。

中华教育论文范文第4篇

非法期刊包括：未经新闻出版部门批准，擅自印刷的出版物；伪造假冒别人名称印刷的出版物；没经过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非法进口的境外出版物；买卖书号、刊号、版号的出版物。

二、非法期刊特征：

（1）向投稿者收取版面费、审稿费等名目的费用——这是非法刊物存在的目的。

（2）纸张、印刷质量差，经常采取小字印刷，单本刊物文章数量过多，排版样式粗糙，刊物内所用的图片过时、缺乏美感，当然也有少部分非法刊物的纸张和印刷质量较高。

（3）刊物名称与所刊载文章的内容大相径庭；文章质量不高、篇幅相近、篇目很多、杂志很厚；刊物所载文章集中于某一地区或某些高校发表的；刊物是国际性的,而所刊载的文章几乎全是国内的。

（4）非法刊物的投稿地址多为某地的邮局信箱，电子信箱多为知名网站提供的免费信箱。比如“世界华文传播媒体协会”等不存在的单位建立了网站，还将其旗下所有的非法刊物列为所谓的“世界华文传播媒体协会核心期刊”。

三、非法期刊类别：

（1）无刊号的刊物。这是易辨别的非法刊物，既没有国际国内刊号，也没有内部准印证号。

（2）假刊号的刊物。比如《中国教育与教学》，其刊号为CN98—1813/G，这种刊号是胡乱编造的，根本不存在。

（3）冒用刊号的刊物。有些非法刊物为了蒙蔽读者和作者，冒用其他刊物的刊号，单从刊号的真假难以辨别刊物的真伪，必须进行查询。

（4）使用境外刊号的非法刊物。有些非法期刊只有国际刊号或缀有NR或者HK即香港刊号，在境外注册而在境内出版、印刷和发行，如《中华教育教学实践》(ISSN1726-6416、CN03-4383/HK)。

（5）完全套用其他刊物名称、刊号的刊物。这类非法刊物有如“套牌车”，封面式样、刊物名称、刊号以及其他一些信息完全与被套用的合法刊物一样，具有很大欺骗性，辨别起来很难。

（6）使用已经作废的期刊号。合法期刊变更刊名后，原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即作废停止使用，因此，也有一些非法期刊利用已停止使用的刊号出版。

四、如何鉴别非法期刊：

从新闻出版执法部门目前掌握的情况看，非法学术期刊通常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假冒国内正规期刊的刊名、刊号和出版单位名称，尤其是名社、名刊；有部分假冒期刊是以“增刊”、“合订本”的名义出现的。

二是国内某些正规期刊社未经批准擅自编印所谓“论文集”，以“宣传推广本刊为名”，故意将本刊社名和刊号混排其中，给读者造成错觉。

三是署名香港“某某出版公司”出版，或与某单位联合主办，编造所谓的“国内统一刊号”如“ CNxx-yyyy(HK) 或“ CN(HK)xx-yyyy ”等扩大“知名度”(香港根本没有新闻出版署,只是有一个康乐处书刊注册组,从来没有资格颁发国内统一CN刊号,香港本身具有新闻出版自由)，这些非法期刊常常虚张声势，在刊名上冠以“中华”"中国"字样用来欺骗国内急于想发论文评职称的人。

四是署名“某某省教育厅”主办，无刊号或杜撰刊号，未署出版单位名称或杜撰某某编辑部等。

五是仅有国际标准刊号，而无国内任何部门批准发行的书刊编号或没有国内统一刊号。

六是偷梁换柱，将正规期刊的某些内容替换成自己撰写或收集的文章，仍以原刊的刊名、期号、装帧重新制版印刷。

七是限于内部交流的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打着公开出版发行的旗号。

除以上特征外，由于不法分子追求利润最大化，同时缺少正规的编辑人员，不按正规编辑程序操作，非法学术期刊绝大多数都粗制滥造，用纸较差，编排有误，错漏较多，只要仔细分辨，一般都可识别出非法学术期刊的真面目。对于以“香港某某出版公司国内组稿中心 ” 名义有偿约稿，或打着“某某杂志”、“某某杂志驻某地记者站（工作站）”幌子主动上门收费组稿的，广大作者更应多添几分警惕；必要时，可向期刊上署名的出版单位（或主办单位、编辑单位）所在地的政府行政部门咨询。

非法期刊辨认难度比较大，但可以初步辨认，首先看其是否有书号、出版社以及印刷单位；其次，印刷品是否质量粗糙，错别字特别多，图片模糊；将出版物拿到新闻出版部门，确认其是否合法。 近年来，某些不法分子利用专业技术人员评职称心切而正规期刊又容量有限的情况 , 采用欺骗的手法 , 许诺协助刊登论文 , 四处组稿、约稿，收取所谓的“版面费”，将收集的论文印制成非法期刊，攫取高额利润。

五、非法出版物的刊号常见问题：

（1）在境外注册刊号，在境内非法编辑、出版、印刷和发行。为了蒙蔽作者，他们通常只在版权页上注明国际标准刊号ISSN，而不标注国内统一刊号CN。

（2）表面上既有国际标准刊号ISSN，又有国内统一刊号CN，所不同的是它的CN号后边加括号或缀有别的字母（如HK、NR、H），说明它是在港澳台地区注册的，这类报刊如果在内地设立编辑部、记者站或办事处进行出版、印刷和发行活动也是非法的。

（3）假冒国内刊号。比如，CN后面的前两位数（地区号）为00-10、16-20、大于66或者超过两位数的，都是假冒的国内统一刊号，因为《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规定的地区号中没有这些号；也有的是冒用其他已有的合法出版物的刊号。

（4）一个刊号多个版本。比如，某大学学报，它的ISSN和CN都没有问题，但每期学报都出版两个或多个版本，其中只有一个版本是正式的、合法的、对外的、公开的，其它版本则是收费的、非发的、非公开的、只给作者收藏的，这种情况下，如果只看刊号，很难发现问题，只有对比其他的几个版本才能发现问题所在。

（5）地区号与所在地区不吻合，即异地办刊，或者说编辑部地址与CN后面的地区号不相一致。《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规定：题名不变，出版地改变，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要重新分配，即：连续出版物题名没有改变，出版地从一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转移到另一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应重新分配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如，非法出版物《中国教育论坛》的CN号为43，应是在湖南出版的，若改在山东出版，应重新分配CN号，或者说，CN号的前两位应改为山东的地区号37。

中华教育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3）04-0052-04

舒新城不仅是我国著名的出版家，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自1919年任福湘女学教务主任始，他先后创办《湖南教育月刊》，担任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主任、东南大学附中研究股主任和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倡导和发起“新教育”运动，竭力宣传“道尔顿制”，并在学校开展实验，进行理论阐发。然而，新教育运动最终却以失败而告终，这使舒新城深深认识到，中国的教育问题，绝不是一个教育方法所能解决的。职是之故，他开始将目光转向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希望能“从近代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上，得着一个适当的解答” [1 ]。概括起来，他对近代中国教育史的探讨和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

一、对近代中国教育史史料的整理与研究

舒新城对史料予于高度的重视，他把史料比作“供建筑用的材料”，在他看来，史料是研究的基础和依据，脱离史料的教育史研究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要研究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历程，寻求中国教育发展的方向，首先必须从史料上下功夫。正是基此，其对近代中国教育史的研究，首先就是从史料的搜集、编辑着手的。他批评说，一些教育家“只知道引用现成书籍，尤其只知道引用美国的书籍” [2 ]，“有若干自国外归来专治教育的专家……，对于本地风光的教育资料，不愿搜集研究，以至著述例证，都得采取其留学国的材料” [3 ]，所有这些，都是极不好的研究态度。

然而，由于此前学界对中国近代教育史的资料尚没有进行整理，在这一特殊的背景下，面对浩繁的资料，以及相应的鉴别和选择，舒新城深感“中国近代教育史料问题之困难”。在他看来，中国近代的教育史料的搜集，真可谓是一项艰巨而又繁琐的系统工程。“一般研究者或师范生，欲于漫无头绪之书中逐一搜集，其事至难，盖经济与时间既非人人所能胜任，而可遇而不可求之材料更难必得” [4 ]；而“欲将正在进行之各种记载一一收存之，则不知其价值如何，若置之不问则又恐其稍纵即逝，欲折中办理择要收存，时间稍久，亦不知须淘汰若干” [1 ]。

为了搜求教育史资料，舒新城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频繁奔走于当时南京的3大图书馆――东南大学图书馆、金陵大学图书馆、江苏省立图书馆，查阅抄录各种文献资料，亲手购买各类古籍及近代期刊，并通过其他各种渠道，尽最大努力搜求。他自称：“自民国十年来即注意于此，五年间历游长江各省，无时无地不留意。除购买印刷物外，凡与新教育有关系之人，亦多走访，藉以探询各种史实。” [4 ]经过艰苦的搜集整理，他最终编辑成《近代中国教育史料》（全四册），于1928年由上海中华书局正式出版。

《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以“经过事实现象者，叙述事变因果者，言论之代表时代思潮者，言论于实施上发生影响者”为编辑标准；且对其中的资料不作过多的评论，“惟求叙述事件为主，不多加批评，免影响读者之判断” [4 ]。在此原则下，纵横兼顾。舒新城认为，近代教育应以京师同文馆的设立为起点，所以“我们所欲研究者为中国教育史”的人，就抱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史实为依据，“从中国教育事实之本身上立标准，不必顾虑他人之异说”。他说：“在中国教育之事实上有一种最显著之现象，即清同治元年以后之工商业社会的教育制度代固有的农业社会教育制度而兴，故近代中国教育史之‘近代’亦以清同治元年为断。” [1 ]有鉴于此，该资料的编写也从京师同文馆的史料编写起。一方面，从纵向上以时间为主轴，将1862年至1928年期间60多年来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曲折历程作了系统的梳理，从而呈现给读者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一条清晰线索；另一方面，在横向上，将所搜集到的史料按其性质加以分门别类，“……分为‘兴学创义’、‘维新教育’、‘京师大学堂’、‘教育宗旨’、‘教育行政’等三十大类”，涵盖面极为丰富，节录的内容既“有法令、奏章，也有正史、佚闻，有课本、回忆，也有传记、日记、广告” [5 ]。此外，书中关于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资料占有相当篇幅，有关制定新学制、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的教育行政机构等资料，均有所体现。

《近代中国教育史料》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亚洲地方教育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阿部洋曾评价道：“《近代中国教育史料》是中国最早有关近代教育史正式的资料书籍。……作为唯一的综合性的近代教育史资料书，不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等国外的学术界，都广泛地运用之。” [6 ]它的编成，可谓开启了中国近代教育史料研究的先河，并已经被历史证明乃是一套质量上乘的经典资料书。自出版后，多次再版。1961年，应教学之需，人民教育出版社在《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的基础上，整理成《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全三册）出版，1981年修订后又再版，内容上较之原来的四册有所减少。2011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将1928年的“全四册”本，整理重新出版。

除此之外，舒新城还编写有《民国十四年中国教育指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和《民国十五年中国教育指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等。这两部著作，均属年鉴式的史料集。关于其编辑动机与目的，舒新城在《民国十四年中国教育指南》“序”中言道：“编辑此书之目的既在供中小学教师师范生与教育研究者之参考，故一面注意于书籍论文及出版物之提要介绍与教育大事记、教育法令之分类汇集，同时并注意于书中所见之书籍论文、出版物、著作者等之统计。” [7 ]由此，足以说明舒新城致力于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以存中国新教育之文献” [4 ]，寻求教育发展方向的良苦用心！

二、对近代中国教育专题史研究的思考与贡献

加强中国教育专题史研究是推动中国教育史研究深入的重要途径。早在20世纪20年代，舒新城就曾“将目次拟定，材料集好”，拟就“初等、中等、高等、师范等”，先做系统之研究，“再就各专史而别辑百万言之《近代中国教育通史》” [1 ]。在舒新城看来，所谓“教育专史”，就是指围绕学制系统以及留学教育和教育思想，从纵向上对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再到职业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乃至大学教育、留学教育以及其他各种教育思想等等，逐一对其做专门的梳理，和深入系统的考查，以勾勒出各级各类教育发展的大致轮廓，从而全面把握近代中国教育发展的整体脉络和历史进程；并通过如此对各领域的专门研究，寻求相互之间发展的内在因果关系，从而探求出中国教育发展“之所以如此的原因”。

此后，围绕此，舒新城陆续撰写了一系列相关论文，主要有：《近代中国女子教育思想变迁史》（载《妇女杂志》第14卷第3期），《中国留学小史》（载1926年3月《中华教育界》第15卷第9期），《中国近代师范教育小史》（载1926年5月《中华教育界》第15卷第11期），《中国中学教育之分期》（载1926年12月《新教育评论》第3卷第3～4期），《中国新教育史料凡例及目次》（载1926年12月《新教育评论》第3卷第6～9期），《中国幼稚教育小史》（载1927年2月《教育杂志》第19卷第2号），《近代中国教育史问题》（载1928年2月《中华教育界》第17卷第2期），《职业教育思想变迁史》（载1928年4月《中华教育界》第17卷第4期），《六十年来中国教育思想总评》（载1928年9月《教育杂志》第20卷第9号），等等。

通过上述专题论文，舒新城从多角度分析了中国近代以来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历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影响与问题，并提出了诸多促进教育发展的可行性建议。特别是，由于这些论文多为对近代中国教育史相关专题领域的开拓性研究，对进一步拓展这些领域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借鉴作用。1936年，舒新城将这些论文稍加修改，整理成《近代中国教育史稿选存》一书，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该书除收入《近代中国教育史问题》、《中华民国教育小史》、《近代中国幼稚教育小史》、《近代中国中学教育小史》、《近代中国师范教育小史》、《最近中国教育思潮的转变》和《近代中国留学小史》等7篇论文外，还将《中国教育之出路》和《我与教育》作为“附录”，从而使我们得以更明确地了解舒新城在当时对近代中国教育史的研究目的和研究痕迹。

遗憾的是，由于忙于其他编辑事务，特别是编辑《辞海》，“为时间所限制”，舒新城最后“只以余暇整理《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和《近代中国留学史》两册” [1 ]。这两部教育专史著作，可谓是填补空白的开山之作，是舒新城致力于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的系统性成果，倾注了其大量的心血。正如他自己所言：“《留学教育史》与《教育思想史》（即《近代中国留学史》、《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引者）在我的教育著作中，算是尽心之作。” [3 ]

《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发展的学术专著” [8 ]，采用纪事本末的形式，以教育事件为纲，“分类编纂”，对中国近代60年来教育思潮的发展历程作了系统的阐述。

该书首先论述了近代教育思想史研究的意义：“思想的产生是由于应付环境，故其本质可视为一种工具，教育思想也就是应付教育环境的一种工具。” [9 ]因此，“研究思想史的目的，是在根据历史的事实，求得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沿革变迁的线索与所以变化的原因，从其中抽出若干公例，来作应付现时及未来教育问题的南针。” [5 ]之后从“第三章”开始，舒新城将中国近代60年的教育思潮依次划分为“方言教育思想”、“军备教育思想”、“西学教育思想”、“西艺教育思想”、“西政教育思想”、“军国民教育思想与军事教育思想”、“实利教育思想与实用教育思想”、“美感教育思想”、“大同教育思想”、“职业教育思想”、“民治教育思想”、“独立教育思想”、“非宗教教育思想”、“国家教育思想”、“公民教育思想”、“党化教育思想”、“近代中国女子教育思想变迁”等，每种教育思潮均以“背景―变迁―影响”的模式进行分析，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因素，详细论述各种教育思想的产生、演变及其对教育实践所产生的影响，由此探究出“中国近代60年来教育思想发展的因果及其进步的趋向”。由于体例新颖，创新性强，后来，“在中华书局考察日本出版界时，曾由钱歌川译成日文，分赠给日本文化教育界的人士” [10 ]。2009年和2011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和湖南教育出版社又先后再版此书。

《近代中国留学史》撰写于1925～1926年间，1927年9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1929年再版。此著开中国留学教育史研究之先河，为新中国留学教育的研究建构了基本的研究框架，成为中国留学教育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著作。

该书致力于揭示留学与社会的关系。前10章主要以历史为线索对清朝同治九年（1870）至民国十五年（1926）50余年间中国留学教育的演变历程作了系统的勾勒，并结合当时的国情民性进行适当的分析。各章节依次为留学创议、留美初期、欧洲留学之始、日本留学之再续、留日极盛期、庚子赔款与留美、勤工俭学与留法、日本对华文化事业与留日、官绅游历、贵胄游学、女子游学，之后从“第十一章”始，笔锋从对历史的考述转向制度，对当时留学资格与经费、留学管理、留学奖励等具体的规章制度进行探讨，概括出留学教育思想之变迁；最后在“结论”部分总结了近代中国留学问题产生的种种原因以及未来中国留学教育发展的方向。

在《近代中国留学史》中，舒新城将留学教育的发展轨迹分成了2个阶段，即初始期（前四章）和发展期（第五章至第十章），“初始期人数少，无固定的留学政策。……发展期留学人数剧增，留学成为一种固定的政策，并有了一系列管理的具体规定” [5 ]。在他看来，无论是初始期还是发展期，中国的留学政策都“可以说是无宗旨的政策：初次派遣学生赴美，取十六岁以下的儿童使之在国外学习十五年而后返国，方法已极拙劣，而派遣时并无一定目的，既不问国内需要如何，也不规定学生应习的科目，完全为一种盲目的举动而已……” [11 ]。可见，舒新城对近代中国留学教育有着清晰的认识和深入的思考。正因如此，虽然书中前半部分关于留学史实的论列，留美、留欧、留日相互穿插，在行文结构上看似凌乱缺乏连贯性，但实则不然。通过研究，舒新城认为“中国六十年之留学政策均把受教育当做研求学术，留学界之一切因果均由此观念造成” [12 ]。

但值得指出的是，舒新城并非对留学教育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强调接受教育与研究学术不能混为一谈。他说：“教育为改进国家最重要的工具，谁也承认。可是一国有一国立国的精神，也有其民族特性……因而一国的教育，都有其针对国家特性力求改进发扬的特质，凡属该国国民都当受此种教育以期有利于国。这种教育之实施，均当由本国直接负责，不当假手他人；倘由他人代庖，便有发生盲目外国化的危险。……研求学术的性质则大异：是自动的，有目的的，有计划的，虽然因国内之需要与其他关系而出国研究，但研究者对于其欲研究的学科有明了的目的，且有判断力能吸收精英以为己用，一旦出其学术应用即能对症发药。” [12 ]由此可见，在舒新城看来，教育应由国家掌握，不可由他人“代庖”，而学术则应立足于中，兼采中外，根据本国实际，借鉴西方优秀研究成果，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三、对中国教育史史学观的认识

舒新城的教育史学观是实证主义的教育史学观，这种教育史学观是在特定背景下形成的，是以“实验教育学和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为两个基石”的 [5 ]。

20世纪20年代，我国史学界流派纷呈，关于史学研究的取向各有所长，而其中多数学派均强调史实的重要性，主张一切从史料出发，以事实说话。如胡适宣称：“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受此影响，舒新城也极为重视实证。他指出：“我们治近代中国教育史虽也如治他种历史一样，有‘求因’、‘明变’的两大目的，然而我们更有超于其他一切的一个目的，就是从六十年来的事实中求出教育上民治的趋势与民众的意识之实证来，以为建设中国的教育的借镜。” [1 ]这实际上是指明了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的目的，即立足于中国教育实际，着眼于现实的教育问题，由此探究新教育失败之成因，寻求中国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

通过对60年来中国近代教育历史概貌的系统梳理和反思，和对中国教育史现实问题进行的深入研究，舒新城逐步形成了其自成体系的教育史观。

1. 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必须立足中国实际

他认为：“近六十年之中国教育史，完全为中西文化杂糅过渡期之教育记载。” [13 ]清末兴学完全是迫于外患、救亡图存的仓皇之举，是在没有任何准备和系统计划的情况下对西洋教育崇拜模仿和盲目移植照抄，脱离了中国的国情民性和社会背景。在他看来，教育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其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由于当时的中国以农立国，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教育正是以这种小农制社会为基础，而引进的新教育则是西洋资本主义的教育，是欧美工商业社会的产物，如果对其“优点如何，功效如何，其所需要之社会环境、历史背景又如何”均贸然不察，即全盘照搬，必会致“遂至橘逾淮而变为枳”。所以，舒新城总结说：“教育只是一种工具，可以用之建国，也可以用之亡国……讲教育的人只在教育本身上用工夫而不注意于教育材料的社会环境、历史背景，也不注意于实施教育的教育政策，结果就算不戕害生命，也是徒损材料而已。” [1 ]教育制度的实施必须与诸种社会因素相结合，而不能“独立而行”！

2. 对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方法的总结

正是以实证主义的教育史学观为指导，舒新城总结出了一整套系统的教育史研究方法。

首先，关于史料的分类和收集。他认为教育史料大致可以归结为3类：文字记录、实物记录和誊旧回忆。文字记录有正史、公牍、规章、报刊、著作、文艺；实物记录有建筑物、纪念物（如纪念铜像）、图片模型、先民遗迹；誊旧回忆有事件、运动等发起人、亲历人的回忆。他提出，近代教育史料的搜集困难重重，搜集史料应着重注意6点：即“立定目的”、“注意各种史实的背景”、“求平衡”、“求旁证”、“求正确”、“有科学的态度” [1 ]。可见，他十分强调资料搜集的全面、系统和客观性。他说：“本此六点以搜集史料，则偏私臆造之弊当可减至最小限度。” [1 ]

其次，强调教育史资料的论列。舒新城并不仅仅满足于史料的搜集和考证，他更为强调史料的论列。他说：“史料只是一些可以供建筑用的材料，欲为史的建筑，必须另加一番绳墨工作……史实之论列其重要更甚于史料之搜集，盖非此将前功尽弃也。” [1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3种编纂范型：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三者相较，他更为倾向于纪事本末体，认为这种体裁“更能予读者以系统观念”。

综上可见，在20世纪20～30年代，为解决中国教育的现实问题，舒新城毅然转入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在研究中，他努力将教育实践与其理论相结合，极力搜集、整理近代教育史料，撰写并出版了多部标志性教育史论著，开辟了教育史专题研究的新领域；同时，力图从中国教育实际出发，总结和反思中国近代教育的现实问题，以寻求中国教育建设和发展的方向，从而对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做出突出贡献。

参考文献：

[1]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稿选存[M].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36.

[2]舒新城.狂顾录[M].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36.

[3]舒新城.我和教育――三十五年来教育生活史（下册）[M].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45.

[4]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1册）[M].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28.

[5]崔运武.舒新城教育思想研究[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

[6][日]阿部洋.舒新城的中国教育近代化论――他的教育思想与实践[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2，（4）：33.

[7]舒新城.教育指南[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8]张瑞，金一鸣.中国学术名著提要・教育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9]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

[10]唐兴年.舒新城编辑出版思想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1.

[11]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序）[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

[12]舒新城.近代留学教育史[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

中华教育论文范文第6篇

哈斯高娃，一位在教育战线上奋斗了25年的教育工作者，光荣地被国务院授予全国“两基”工作先进个人，内蒙古自治区受表彰的13人中，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基层学校校长。 她以扎实的工作作风和出色的工作业绩，赢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认可。

执著的信念擎起崇高的事业

哈斯高娃1984年毕业回乡后，怀着对教育事业的满腔热情来到绰勒中学任教。“园丁”，多么崇高的称号！从走上岗位的那一天，她就憧憬着“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当时的她，决心“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这样的信念，让她一干就是20多年。任教的七年，她所教的学科中考成绩在农村牧区始终名列前茅。1995年被团中央授予“希望工程园丁奖”。

她一步一个脚印，1995 年担任绰勒中心校校长后，立志要把学校这个“大家庭”办好。“让学生在这里快乐成长、让教师在这里舒心工作、让自己的理想在这块沃土上得以实现。”为此，她付出了太多艰辛。上任伊始，她便科学规划学校的发展蓝图。在2006年全旗“两基”达标验收之前，为了解决危房改造，她不辞辛苦，跑上跑下争取资金。共筹措资金79.31万元，全部投入到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共建校舍595平方米，新建院墙2095延长米，维修校舍3047平方米，维修及新建厕所115个蹲位，购置了电脑、打印机、摄像机、DVD、电子琴等设备。同时，她带领全校师生利用节假日修建草坪、花池，校园绿化达到4000多平方米，硬化面积5000多平方米，植风景林1000余株。她把一个简陋的校园建设成了花园式学校。

创新的理念促进了学生的成长

在学校管理中，哈斯高娃本着“把学校办成全面加特色，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加特长”的原则，以创新的理念引领学校，以创新的思想影响教师，以创新的精神带动发展。要求每一位授课教师对学习困难的孩子实行三优先：提问优先、批改优先、辅导优先。三特殊：作业特殊、提问特殊、表彰特殊。并给予优等生更好的教育支持，使他们各有发展的空间，真正体现了因材施教。她在教学中以身作则，身为校长，一直担任各年级的思想品德课。她2000年撰写的论文《小学思想品德课中的素质教育》获部级一等奖，被收入《中国教育研究论坛――小学世纪版》一书中。2003年撰写的《思想品德要创新》一文获部级二等奖，被收入《中华教育论文萃选》一书中。多年来，在她全新教育理念的引领下，学校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办学特色。

科学的管理铸造了学校的辉煌

她从改革学校内部管理体制入手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建立完善了一系列规章制度。确立了学校四大管理机制：目标管理机制；完小和中心校层次协调管理机制；德、能、勤、绩统一管理机制；制度管理机制。她善于研究和分析教育规律，实施了精致化管理，使每个管理者都明确自己的岗位职责，从领导到教师，从学科组到后勤，从中心校到完小，从大的育人目标到小的各室、各教学点、各班、各道走廊，甚至是一扇门、一张桌，都纳入管理，都有岗位责任制，形成了人人有事干、事事有人管的精细化管理。她还在学校实行了行政管理和行为管理相结合，制度管理和情感管理相结合的人性化管理模式，使学校各项工作和谐发展。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她的管理下，扎赉特旗绰勒中心校先后荣获 “自治区义务教育示范学校”、 “兴安盟实验教学优秀学校”、“兴安盟人民满意学校”、 “兴安盟民族教育示范学校”、 “兴安盟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兴安盟校园文化建设优秀学校” 等称号。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哈斯高娃在兴安大地这片沃土上从教20多年，始终站在教育这块精神高地上，正如一首歌中唱道：“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沃土”。

中华教育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民族音乐体系 母语教育扎根 办学多元化

20世纪初，由于受“欧洲音乐中心论”思想的影响，我国的音乐教育从基本乐理到和声到曲式分析完全照搬了欧洲音乐教育体系模式，忽视了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的建构，通过对一百年以来中国音乐教育之得失分析之后，中国人提出了“建立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的宏伟构想。

那么什么是民族音乐教育体系？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简单地说，就是把民族音乐引进学校音乐教育之中，以民族音乐为基础来构建学校音乐教育体系。

建国以来，我国在保护民族音乐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保护和重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思想和行为早已存在，而真正提出将民族音乐纳入到学校音乐教育体系，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本文将对这一时期民族音乐教育发展的历程进行一个回顾。通过对这一时期的回顾，把握民族音乐教育发展的脉络，进一步明确民族音乐教育发展的方向，同时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探讨民族音乐的传承问题。

一、在政策方面，为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的建构铺平了道路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在西方音乐和港台流行音乐的冲击下，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正在面临新一轮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教育政策法规，明确了民族音乐在学校音乐教育中的地位，为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的建设铺平了道路。

1979年颁布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中首次涉及到了音乐教育的文化传承价值，其指出：“通过音乐教学，应使学生热爱祖国的音乐艺术，熟悉民族音乐的语言。”①

1988年国家教委又颁发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音乐教学大纲（初审稿）》，在教学目的中指出：“（二）使学生了解民族音乐，热爱祖国的音乐艺术。通过欣赏，学习中、外优秀音乐作品，并着重学习民族民间音乐，使学生热爱祖国的音乐艺术，增强民族自豪感。”

1992年国家教委颁布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音乐教学大纲（试用）》中，对音乐课的教学目的提出了明确要求：“了解我国各民族优秀的民族民间音乐，培养学生对祖国音乐艺术的感情和民族自豪感、自信心”②。

1995年第六届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在广州召开，大会的主题为“以中华文化为母语，充分发挥音乐教育在国民素质教育中的积极作用。”在这次会议上，众多学者对民族音乐教育进行了论述，如赵宋光的《对于唱名谱的历史沉思》、王耀华的《根，深扎于中华土壤：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冯光钰的《国民音乐教育与中华文化母语》、樊祖荫的《中华文化母语与专业音乐教育》、修海林的《音乐教育的共识，跨世纪的选择》、管建华的《二十世纪末世界文化发展与国际音乐教育》等等。这次会议在音乐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首次提出“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首次把保护和传承民族音乐引入学校教育讨论之中，逐渐形成了将学校音乐教育作为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基础的共识。

随着社会各界对学校音乐教育的重视，2001年教育部又颁布了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明确规定了“音乐教育的文化传承价值”，文件指出“音乐是人类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智慧结晶。学生通过学习中国民族音乐，将会了解和热爱祖国的音乐文化，华夏民族音乐传播所产生的强大凝聚力，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学生通过学习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音乐文化，将会拓宽他们的审美视野，认识世界各民族音乐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增进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尊重和热爱。”③这个文件的颁布可以说是中国音乐教育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在对音乐教育的价值上认识更加完善，进一步巩固了弘扬民族文化的观念。

2007年党的十七大也对民族文化提出明确要求，提出要“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第一，认真挖掘和提炼祖国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思想价值。第二，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第三，运用多种方式宣传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要切实做好中小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④

2008年2 月， 教育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开展京剧进中小学课堂试点工作的通知》[教体艺（2008）2号]， 通知指出：“为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部决定将京剧纳入九年义务教育阶段音乐课程之中。”这一法规的颁布进一步说明了国家对音乐教育的文化传承价值的认同。

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关政策法规以及相关会议精神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一直都非常重视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并且逐渐确定了学校应该担负起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重任。

二、在社会方面，众多学者对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的构建进行了的探索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学者都意识到了学校在民族音乐文化传承方面的重要性，并在这方面做出了许多贡献。

（一）王耀华教授提出了建立以“中国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

王耀华教授对中西方音乐文化发展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识，王耀华曾在1994年《音乐研究》第2期发表文章《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得与失》，该文章分析了中国近百年来学校音乐教育的“得”与“失”，他指出：“在学校音乐教育中，‘欧洲音乐中心论’的影响较为严重，以欧洲音乐理论体系为基础对学生进行教育，忽视了中国音乐理论体系的深入探讨和重建，助长了妄自菲薄、盲目崇洋的思想，不利于民族优秀音乐文化的弘扬和发展。”⑤

在这个基础上，王耀华教授于1995年参加了第六届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并提交论文《根，深扎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这篇文章随后发表于1996年《乐府新声》。这篇文章分为四个部分：1.缘起：为什么要提出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2.界定。3.机遇与挑战。4.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篇文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什么是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呢？王耀华教授指出：“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就是要以在中华民族历代生产斗争、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文化为深厚基础和广阔背景而进行的音乐教育。”⑥

（二）樊祖荫提出建立“多元文化音乐教育”

樊祖荫根据自己的学术背景提出了建立“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他指出：“既要针对20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中的不足与失误，大力推进和建设中华文化母语音乐教育；又要结合当今全球文化发展和国际音乐教育发展中出现的新趋势作统盘考虑。在实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过程中，要把握和处理好“中国音乐与外国音乐”、“汉族音乐与少数民族音乐”、“欧洲音乐与其他国家音乐”和“形态、技术与文化”这几对关系。”⑦

（三）赵宋光提出“扎根办学”

赵宋光也非常赞同民族音乐的传承要依靠教育，他认为“要解除（民族音乐）滑向悬崖的惯性运动，要靠调整教育制度，保证受普及教育年龄段的一辈又一辈儿童少年，有机会受到民族传统音乐精品的熏陶濡染”。同时，赵宋光提出的“扎根办学”，也具有重大的文化学意义和教育学意义，对民族音乐在学校中的传承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实施的方法。赵宋光在《“扎根办学”实践的文化学与教育学意义》一文中对“扎根办学”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存在于基层的民族音乐传承活动还必须得到教育行政领导、文化艺术行政领导、教育科研力量和民族音乐科研力量的关心，在多方位的保护培育下，形成多层面整合的教育实践网络。这一有待构建的理想网络，我建议称之为‘扎根办学’。”⑧

（四）谢嘉幸教授提出“让每一个学生都会唱自己家乡的歌”

在新世纪之初，谢嘉幸教授在2000年《中国音乐》第一期发表了《让每一个学生都会唱自己家乡的歌》，提出“让每一个学生都会唱自己家乡的歌”，看起来是一句很平常的话，然而它却有着深刻的文化意义，它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学习西方”一种文化回应。这篇文章一经发表，便引起了音乐教育界的广泛讨论。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音乐学者、文化学者、民俗学家对民族音乐的传承提出了很多有意义的探索，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三、 对民族音乐教育体系发展历程之思考

（一）已经取得的成果

1.保护民族音乐的意识已经建立起来了

从1979年6月颁布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中首次提到了音乐教育的文化传承价值，到2001颁布的《音乐课堂标准》中明确提出“音乐教育文化传承价值”再到2008年2 月，教育部实施“京剧进课堂”，可以看出，通过几十年国家对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视，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意识逐渐建立了起来。

2.确立了把学校教育作为民族音乐传承基础

无论从国家政策方面还是社会方面，都意识到了学校在传承民族文化方面的重要性，他们都强调要保护和传承民族音乐，就必须改革教育制定，把民族音乐引到学校教育体系之中，这样民族音乐就像我们的语言一样，可以活态的保存下来。

3.从理论到实践的升华

从提出建立以“中国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 、“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到“扎根办学”再到“让每一个学生都会唱自己家乡的歌”，我们可以看出，学者们不仅从理论层次上提出了民族音乐传承与学校音乐教育之间的关系，而且从实践层面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且付诸于实践。

（二）存在的问题

1.如何处理好多元化的问题

目前，我们在民族音乐教学中要注意多元化的问题，怎样处理好“中国音乐”和“世界音乐”的关系，“汉族音乐”与“少数民族音乐”的关系以及各个区域音乐之间的关系。这三对关系处理的不够恰当，民族音乐的传承就会产生问题。例如2008年教育部实施的“京剧进课堂”，就存在京剧与地方戏的问题，这里就不进行展开了。

2.民族音乐的传承还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众多学者对民族音乐的传承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上，还会出现各种各样问题，民族音乐的传承需要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这就要求处在一线教学岗位的教师，要积极地参与到民族音乐传承的研究之中，探索更好传承民族音乐的方法与手段。

四、结语

近年来，在保护和传承民族音乐方面，又进行了新的努力和探索，如2008年首届全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学术研讨会，2009年“全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民族音乐研究与教学回顾暨首届区域音乐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以及2009年首届北京传统音乐节中的“传统音乐如何面对现代化的挑战”论坛、“高等音乐艺术院校与区域音乐文化建设”论坛、“传统音乐与学校音乐教育”学校教育论坛，都涉及到了民族音乐如何传承的问题，对民族音乐在学校音乐教育中的传承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通过几十年的发展，民族音乐教育体系已经逐步建立了起来，在传承中华民族音乐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面对民族音乐的传承还存在很多问题。然而，这个问题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需要我们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来完善它，发展它。

参考文献：

[1]谢嘉幸，郁文武.音乐教育与教学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姚思源.中国当代学校音乐教育文献（1949-1995））[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3]赵宋光.“扎根办学”实践的文化学与教育学意义[J].中国音乐，2000，（01）.

[4]樊祖荫，谢嘉幸.中国（大陆）以音乐文化多样性为基础的音乐教育：发展现状及前景[J].中国音乐（季刊），2008，（02）.

[5]樊祖荫.传统音乐与学校音乐教育[J].音乐研究，1996，（04）.

[6]樊祖荫.多元文化与21世纪的音乐教育改革[J].黄钟，2001，（01）.

[7]王耀华.根，深扎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J].乐府新声，1996，（01）.

[8]王耀华.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得与失[J].音乐研究，1994，（02）.

[9]谢嘉幸.学校音乐教育要注重民族音乐传承[J].中国艺术报，2006，（05）.

[10]谢嘉幸.让每一个学生都会唱自己家乡的歌[J].中国音乐，2000，（01）.

[11]教育部.音乐课程标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注释：

①姚思源：《中国当代学校音乐教育文献（1949-1995）》，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87页。

②同上。

③教育部：《音乐课程标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④新华社：《 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党的十七大报告解读） 》，《人民日报》，2008年1月3日。

⑤王耀华：《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得与失》，《音乐研究》，1994年第2期。

⑥王耀华：《根，深扎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乐府新声》，1996年第1期。

⑦樊祖荫：《多元文化与21世纪的音乐教育改革》，《黄钟》，2001年第1期。

中华教育论文范文第8篇

摘要： 民国时期，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是一种由复制模仿到消化吸收再到自主创新的模式。1919年后，引进的动力逐步加强。在引进的主体上，虽然政府与民间皆有作为，但明显呈现政府为主、民间为辅的格局。其引进的路径主要有译著及近代报刊等媒介；外国学者来华讲学；国外宗教势力传教行为的附带植入；各类学前教育师资培训机构的设立。其引进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包括海外幼儿心理与保育思想、学前教育体制思想、具体学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及教育方法、学前教育事业整体认识、学前幼儿关系学思想等。

中图分类号： G619.2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7）03036409

Key words： modern times； preschool education thought； mode； path； content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he introduction of the overseas preschool education thoughts was a kind of mode from copying，digesting and absorbing to independent innovation.After 1919，the introduction power gradually strengthened.Although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were the main body，obviously the government was a major role，the folk people are auxiliary.There were four main ways to introduce the thoughts： translations and newspapers，foreign scholars visiting China to give lectures，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religious forces on missionary behavior，the establishment of various preschool teacher training institutions.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tent was very rich，including the idea of children's psychology and conservation，preschool education system thoughts，specific preschool educators' thoughts，educational ideas and educational methods，the overall understanding of preschool education，the study of preschool children's relationship，etc..

海外W前①教育思想自晚清进入中国，延至民国时期，得到了大规模的引介。分析民国时期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模式，可以帮助我们整理民国时期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中国的具体内容，亦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国时期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对中国的影响程度。

一、引进的前提与模式

19世纪前，全球的幼儿养护都处于一种经验习俗式的保育水平。“早教育法K非新发明品，古昔希腊已盛行之。希腊历史上称为天才者，代

①本文所指的“学前教育思想”以19世纪中叶兴起的针对入学前儿童（0～6、7岁）为对象的教育思想。本文不涉及革命根据地的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内容。有其人，皆以受早教育之故。”[1]154但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进行，育儿矛盾的逐渐显现，学前教育思想在欧洲萌芽并逐渐扩展开来。1816年，欧文（Robert Owen）在苏格兰纽兰纳克创办了幼儿学校；1837年，福禄贝尔（F.W.A.Frbel）在德国勃兰根堡创办了“幼稚园”（Kindergarten），这些新生事物的出现标志着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起步。至20世纪，海外学前教育事业已颇具规模，为向中国进行思想引进创造了基础。民国肇始，经验习俗式育儿模式在中国的育儿世界中依旧占有统治地位，但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及女权运动在中国的逐渐兴起，育儿与妇女职业化的矛盾开始激化，公育浪潮不断对落后的育儿模式进行攻诘。学前教育成为社会的关注点，时人称学前教育思想“世固有说来似迂阔而实切要的问题即吾今所提出者”[2]73。晚清开始的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过程也因此而加速。

尽管“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类传统育儿习俗中的精华文化可以保留，但缺乏科学内涵的先天不足，使得民国初年关心学前教育的国人失去了对传统育儿习俗进行改造的信心，他们热衷于引进海外学前教育思想。这种倾向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是海外学前教育思想中对幼儿主体认知的尊重，使幼儿从一个附属于成人、受成人支配的物品到一个独立个体的转变，这是欧洲文艺复兴影响下的成就。即使是欧美等学前教育先进国家，“至于儿童在社会上的地位的承认与得享有适宜的教育，还是很晚近的事。”[3]1国人急需在此领域求得进步。其次海外学前教育事业通过各种媒介所展示出来的优势，使国人倍受刺激，兴奋之余亦添不少惆怅。“美国儿童的活泼，实在使人兴奋。”[4]49中国社会有尊老扶幼的传统，有重视下一代成长的风俗。先进的国人开始呼吁对学前教育的重视，以海外学前教育强国为目标，“在极端重要的儿童教育旗帜下，吾人应如何警惕，急起直追，是值得注意研讨的一个问题。”[3]2再次是在社会转型期的剧烈动荡中，中国传统的经验习俗式育儿模式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如妇女就业与育儿之间的矛盾就十分迫切。“其奈经济的压迫，不能不割弃爱子育儿的时间，而从事于职业。”[5]16传统的经验习俗式育儿模式中无法提供解决矛盾的方法，只有从海外学前教育思想中探寻解决之道。其实这种尴尬并非育儿领域所独有，整个中国教育界皆存在这样的境况。时有外人如此评价：“支那教育对于文字哲理伦理之训练，实有最高之价值。……惟关于具体与实际的问题，须试验方法及规纳推理之智识者，彼即茫然失据耳。”[6]219这种不切于实用的教育模式必须改革，已经成为其时大多数学者的共识。1934年，周予同在谈到解决中国教育当前问题时称：“找寻中国现代教育病因的入手方法，可分两方面：一是横的社会调配的方法；一是纵的历史探究的方法。”[7]6无论所谓“横的社会调配的方法”，还是“纵的历史探究的方法”，都不能将海外教育思想排除在外。此外，民国时期持续的战争环境产生了现实的战争与育儿的问题，如何借鉴他国经验，解决战争环境中的育儿问题，也是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的重要原因之一。“为华胃求好种子，为中国求好国民，舍对于儿童设施上注意，更无其他办法。”[2]73这就是民国时期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的必然前提。

在这样的前提下，对于民国时期海外教育思想引进中国的模式，学界多有争论。有学者以为“鸦片鹫以后，帝国主义者打开而且闯进我们的大门使我们不能不接受他们的文物制度。所以现代期的教育制度的采用，不是自动的，而是被动的；不是内发的，而是外烁的。”[7]9但笔者并不苟同，以为民国海外近代教育思想引进模式是一种由自觉的动力源所主动驱动，由复制模仿到消化吸收再到自主创新的引进模式。时人以为：“中国的民族，需要加倍速力的改造，需要必有充分识力的改造者，恐怕不是通常缺乏常识、缺乏浓厚爱力的母亲所能胜任愉快的。”[5]17这就是自觉动力的体现，这种自觉的动力源最初的启动来自于先进国人“开眼看世界”的启蒙热忱心与忧国忧民的末世悲灼感。就海外学前教育思想领域的引进模式而言，虽然也是由复制模仿到消化吸收再到自主创新的引进模式，但亦有其独特之处。

首先在引进的动力方面，存在着一个由民初的被动性明显至1919年后的能动性逐步加强的转变过程。

民初，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中的被动性十分强明显，也即海外力量成为引进的主导方。原因在于学前教育思想在中国没有根基，不同于其他的教育思想领域，国人本有认识基础，可在此基础上进行调整或变革。除了为一些先进的国人所知晓外，学前教育思想在民初的国人脑海中几乎是空白一片。“所谓良教育者，施于孩童，则有以满足其好奇之心，而增多其与世界之接触。”[6]219这是民初先进国人才有的认识。学前教育领域因其特殊的教、养双重属性，晚清未得到国人普遍重视。西方教会创办的学前教育机构成为最早阐述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载体。至于民初，状况虽有改变，但总体依旧。1912年，曾任哈佛大学校长的“爱理亚氏”游历中国，“于东西教育之得失，颇有论列。”[6]219曾作演说，“意在取我之短。证彼之长。”[6]219这种对于中国教育的逆向关注亦可佐证其时海外教育思想引进过程中的被动感。改变发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对传统儿童观进行了批判，在舆论的压力与推动下，更多的国人关注到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先进，从而增强了引进的主观能动性。也因此，国人的视野更加开阔，开始更加关注到欧美等国的学前教育思想，对晚清以日本学前教育思想引进为主的趋势作了调整。张宗麟就曾说：“‘五四’运动起来了，反基督的空气起来了，但是欧美学问为国人所注意，昔日不为国人所重视的传教徒，只要有几分真本领的也就被重视了。我国过去的幼稚园，一味模仿日本，不但教师的技术太差，甚至日本已经行了二十年的老方法也不能尽行模仿。当时基督教所主持的几所保姆班，对于技能的训练，都还能练习。他们所办的幼稚园小巧玲珑，虽然宗教色彩太浓，但是处处给参观者愉快，而模仿福氏、蒙氏以及美国新方法也还能做到几分。”[8]390民国中后期，学前教育思想已经为国人所普遍接受，引进的主动性有所增强。

其次在引进的主体上，虽然政府与民间皆有作为，但明显呈现政府为主、民间为辅的格局。

政府教育机构中的学者与技术官僚是民国时期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的主力军，其中以研究教育学及心理学专业的学者最为关心。民国政府在教育部门或其他部门的学者与技术官僚的不断推动下，也在学前教育领域屡有动作。这一切都源于民国时期政府教育指导思想的转变，如对科学与人性的重视，对现代国民教育的追求等。这些改变促成了近代教育在民国阶段的飞跃，也缔造了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中国的便利条件。1912年，民国政府出台《师范教育令》，要求女子师范学校“得附设保姆讲习所”。1922年11月，教育部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令》（壬戌学制），将蒙养院改称为幼稚园，将其正式列入学制系统，确立为国民教育第一阶段的地位。1929年8月，教育部公布了《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1932、1936年两次修订），这是一部结合海外学前教育思想与中国国情的课程标准。1939年，《幼稚园规程》（1942年修订为《幼稚园设置办法》）出台。同时，教育部门或其他部门的学者与技术官僚也不断对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献策献力，如关于学前教育的师资培训问题，在1928年的全国教育大会上，陶行知和陈鹤琴分别提议开设幼稚师范和在普通师范中设幼师科，以培养幼儿教育人才，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在这个时期的海外学前教育师资引进、学前教育制度设计等方面，都能隐约看见政府的影子。

从引进的动力与主体，我们可以察觉到民国时期海外学前教育引进的这种复制模仿到消化吸收再到自主创新模式的转折点在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自此之后，海外学前教育的引进进入了一个高速时期。

二、引进的路径

民国时期致力于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的学者与学术官僚人数众多。很多关注这一领域的学者有留学或国外考察学习的经历，所留学及考察学习的国度中以日本为首，美国次之。学术界普遍的观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国人以日本为主要学习榜样，之后则以美国为主要学习目标。有日本学者称1921年时，“东方留学生，当以中国首屈一指，现在国外之中国留学生，计有九千人，其中在日本者四千人，在法国者两千人，在美国者千四百人，在英国者四百人，其他一千二百人，则散处欧洲各国。”[9]62这个数据很快被改变。“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大量中国学生留学欧美国家，其中专攻教育学的则首选美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成为中国教育学专业留学生的集中地，如陈鹤琴、汪懋祖、邰爽秋、陈剑恒、萧孝嵘、黄觉民、艾伟、刘廷芳、刘炳藜等人均在此留学。除了留学外，民国时期所组织的各类政府或民间较大的赴海外教育考察团体约有十数次。这些考察虽不以海外学前教育为主要观察目标，但“举其适用于我国而切近易行者，备将来回国，与邦人士参考研究之资”的考察目的也将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纳入了其考察视野。同时，海外宗教文化的植入扩散也利用海外学前教育作为工具之一。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民国时期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路径并不单调，呈现出四种主要的引进路径。

通过译著及近代报刊等媒介传播海外学前教育思想是最主要的路径。

在译著方面，其时对海外学前教育思想传播出版贡献较大的出版单位有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后在长沙等地开展业务。、儿童书局、中华书局、泰东图书局、北新书局、大华书局、民智书局、神州国光社、黎明书局、世界书局、新中国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正中书局以及重庆正中书局等。此外，上海的新月书店、华通书局、申报馆、联合书店、新国民图书社、现代书局、光明书局、长城书局、青年协会书局、女子书店、辛垦书店、育英出版社、华华书店、耕耘出版社；天津的百城书局；南京的南京书店、正中书局；北平的新云堂书店、文化学社；昆明的中华书局；贵阳的交通书局；桂林的天下书店等。其中，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儿童书局、世界书局、大华书局等可称为民国海外学前教育思想传播的主力军。而中共所创办的华北新华书店、新辽书店等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近代报刊方面，其时有数百种报刊杂志曾经登载过介绍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内容的文章。其中，教会所办的有《中西教会报》《公教妇女》《圣教》《公教学校》等；综合类的报刊杂志有《东方杂志》《申报》《国闻周报》《晨报》《京报》《中国青年》等；全国性教育类的有《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教育学期刊》《新教育评论》《基础教育》《民众教育》《教育与职业》《新教育》等；地方教育类报刊则有《上海市教育》《安徽教育行政》《河南教育》《首都教育》《湖南教育》《辽宁教育》《龙溪教育》《安徽教育》《大上海教育》《山东民众教育》《金山县教育》《江苏教育》《青岛教育》《江西教育行政》《浙江教育行政》《广东教育厅旬刊》《陕西教育》《福建教育》等；儿童类的有《时代儿童》《镇海儿童》《儿童》《新儿童》《儿童知识》《儿童福利》《厦门儿童周报》等；妇女类的有《现代妇女》《职业妇女》《福建妇女》《江西妇女》《甘肃妇女》《妇女杂志》《新女性》《今代妇女》《妇女时报》《女子月刊》《主妇之友》《妇女新生活》等；学校等教育团体所办的有《复旦旬刊》《中法大学月刊》《国立劳动大学劳动周刊》《国立中央大学教育丛刊》《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半年刊》《师大月刊》等。还有一些文学类、体育类、生活休闲类等报刊也涉及到相关内容。中共所创办的《群众》《共产党》等杂志亦有此类内容的介绍。《新运导报》《妇女新运》《战时教育》此类时效性很强的报刊中，也不乏此类内容。甚至于在伪政权官方倡办的《大同文化》《兴任季刊》等中，也以此作为吸引读者的卖点。一些报刊还专门开辟专栏，以为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提供了方便，如《教育杂志》的“国外教育杂讯”；《新教育》的“国外教育要闻”、“国外教育消息择要”；《中华教育界》的“国外教育新闻”；《安徽教育行政周刊》的“国外教育消息”；《教育研究》的“国外教育研究摘要”、“国外教育消息”；《河南教育月刊》的“国外教育消息”；《东方杂志》的“国外教育杂讯”；《四川教育通讯》的“国外教育动态”等。一些报刊也常有相关介绍，如《申报》就经常刊载外国学前教育方面的消息：从巴黎议员兼国家体育及公共卫生委员会会长思利柏树丹氏最近在议院中提出重视儿童教育，到“美国专为小儿而设之实验学堂，今已风起云涌，纷纷成立，其根本上之宗旨，在供给儿童生长时有关性之需要物。”所引介的内容十分庞杂。

外国学者来华讲学也成为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的路径之一。

据统计，仅1912年至1937年间，有12个外国教育家、教育专业人员来华。[10]177这其中不乏当时杰出的名家，如杜威、孟禄、罗素等。他们在中国游历各地，讲学演讲。如杜威（John Dewey）先后在北京、南京、杭州、上海、广州等地讲演200多次。孟禄（Paul Monroe）还与中国教育界人士共同组织了中华教育改进社，被推选为名誉董事。在由美籍和华籍人员组成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他曾连续3年担任副董事长。有学者认为其时分别兴起于欧洲和美国的“新教育运动”和“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促进了外国――尤其是美国――学者的来华。[10]177并且这些运动点明了20世纪前半叶美国教育的发展方向，即“重视儿童的需要和个性差异、强调为儿童提供更多的活动空间、鼓励探究和创造性的发展、对儿童权利的尊重。”[11]235这就使得近代学前教育思想成为来华学者较常谈论的一个话题，客观上促进了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

国外宗教势力出于宗教传播的需要而通过公教等组织进行的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植入渗透，也丰富了引进的路径。

尽管“宗教传播本身就隐含着种族主义征服其他民族的心理背景”[12]129，但基督教将开设幼稚园作为向贫民传播教义的方法之一，“幼稚园对于贫民也是有特别意义的。”张宗麟说1902年已有6所教会幼稚园。[8]392张宗麟就以为：“基督教来我国传教，一面用医术，一面用教育，因为国内士大夫鄙视教义，鄙视教友，所以他们就向一般贫民去下功夫。医药对于贫民是最有效的宣传，其次当然是教育，幼稚园对于贫民也是有特别意义的。所以在光绪二十八年全国已有教会设立的幼稚园六所，国人几乎完全不知道。”[8]3921924年，南京女师曾作调查显示全国190所幼稚园中，有156所为教会所办。一位名叫麦美德的传教士曾建议：“基督教k学的等级，宜从幼稚园以至大学。”[13]81又有人称：“公进是团体的组织，欲使儿童公进化，也必须自幼童期就开始训练他们。”[14]176这种转变的原因很简单，一则因为自晚清至民国，西方学前教育思想也处于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中，它的成熟为其传播奠定了基础；二则因为西方宗教势力意识到了海外学前教育对于西方宗教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及对于中国人增强宗教思维的影响。“欲造民主国国民之根基，除幼稚园外，无他术也。”[13]81为着这个目的，民国时期的各类西方宗教组织都很积极地进行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有一名蔡姓主教到达天津时，曾“特嘱公道会员着重儿童教育，因为儿童是一切社会的基础，俗话说：‘根不正，苗不正，结了葫芦瓠不正。’儿童是根苗，成人是葫芦，是瓠，成年人的好坏，多半是看他在儿童时代所受的教育如何”[14]164。甚至有人认为教会中最重要的部门就是处理妇女儿童事务的部门，例如，“公进妇女部是公进各部的基础，可以说是公进各部中最要紧的一部。”[14]168因为幼儿学前教育的特殊性，使得此时的宗教教育事半功倍。“如果为之家长者，对于自己的一切行为，皆表现着教友的色彩，本着公进的意义，儿童自然就容易公进化。再者，除此以外，为之家长者，使儿童自幼就习于作公进的事业，……就是要本着公进的宗旨去作。”[14]167教会组织热衷于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甚至实践，其目的在于为西方宗教培养接班人与拥护者，培养其信仰群体。所谓“儿童是公教青年的候补者、准备人，如果在准备的时期，准备的充实，后来他在行为上表演出来，必定能有很好的成绩。”[14]165教会创办了大量学前教育方面的杂志，如《小孩月报》、《福幼报》，甚至于1947年有《儿童圣经课本》的出版。不独在中国，在西方世界，也是这样做的。时有无名氏介绍说：“巴黎总主教区在凡典爱枢机赞助下，有幼儿宗教教育会之组织，专为四岁至八岁尚未入学校之儿童，施行适当之宗教教育。”[15]77这些宗教教育“使家庭中从未提到天主二字之幼儿，至少每星期一次，可以生活于富有宗教气味之环境中。”[15]78此类组织在西方已呈星星之火燎原之势。“‘幼儿宗教教育会’原只系巴黎总主教区内一种组织，现已渐形发展，里昂、冈白来、爱物肋等教区内，亦已有所组织云。”[15]78

各类学前教育师资培训机构的设立，成为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中国的第四条路径。

晚清时期西方教会曾创办了一批学前师资培训机构，如苏州英华女中的幼师班（美国卫理公会1889年）、上海幼稚园教师训练班（美国监理公会1892年）、厦门幼稚师资班（英国长老会1898年）、苏州景海女学（美国监理公会1902年）、岭南大学高等幼稚师范专科部（美国长老会1904年）、北京协和女书院高等幼稚师范专科部（美国公理会1905 年）等。这些机构都强调了宗教课程，如景海女学与宗教有关的课程占了全部学分的 1/3，教育理论科目反而比例很小，还不到1/4。[16]284285恰如张雪门所说：教会培养出的幼儿教师“拿的是教会的钱，吃的是教会的饭……为他们自己的教会尽责，不是为教育服务，是为了宗教，不是为了孩子。”[17]189这种现象在民国时期还有保留，如1912年英国传教士在厦门创设怀德幼稚师范学校、附设幼稚园。宗教色彩极浓，“不欢迎带政治色彩的教员……教幼稚园的女教师要梳头，不得结婚。”[17]353但很快得到改变，出现一批国人自办的幼稚师资培训机构。如1927年创办的厦门集稚师范学校、1929年创办的南京晓庄幼稚师范学校、1930年创办的北平幼稚师范学校与上海幼稚师范学校等。1940年，还出现了第一所公办的幼稚师资培训机构――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这些国人所办的幼稚师资培训机构虽然没有浓烈的宗教色彩，但大多以海外学前教育思想为指导，对学生灌输相关的理念意识，也客观上成为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的一个重要路径。

三、引进的内容

尽管存在着四种主要的引进路径，但我们仅从译著、著作及报刊中就可以了解到民国时期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的主要内容。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所出版的学前教育思想类著作约有200部，相关文论约有3000篇。其中对海外学前教育思想进行介绍的译著及著作大约百部，文论1000余篇。其出版发表的高峰期在1919年至1949年间。1933年，林仲达曾撰文参见林仲达：《新妇女与儿童研究》，《东方杂志》第30卷第11号，第110页。谈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阶段性发展，对夸美纽斯的婴儿学校、洛克的教育论、卢梭的爱弥儿、裴斯泰洛齐氏对于他三岁半的孩子的发达之观察记载直至苏俄幼稚园、美国依瓦华儿童幸福研究社所创办的‘幼稚儿童心理实验室’等皆有论述，这是其时国人对于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一次较系统的总结，也反映了当时先进国人的认识水平。儿童中心论、新课程设计法、幼稚园制度等都在这个时期也被引进中国。抗战的爆发与解放战争的进行使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的内容向儿童保护与福利领域集中，这也成为了那个时期的特色。

民国时期的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内容分为五大部分，分别是：海外幼儿心理与保育思想、学前教育体制思想、具体学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及教育方法、学前教育事业整体认识、学前幼儿关系学思想等。限于篇幅，本文仅作概括介绍。

近代科学的进步加深了人们对幼儿生理、心理发育的了解，海外幼儿心理与保育思想在民国时期引介深度与广度也远超晚清时期，很多海外幼儿生理心理研究的最前沿思想为国人所知晓。如佛初的《欧美对儿童之养护》（《中华教育界》1913年第9期）、佚名的《苏俄之儿童教育及卫生》（《先驱》1922年第10期）、价人的《德国儿童的健康状况》（《世界知识》1935年第3期）、朱觉方的《美国的健康婴儿诊所》（《家》1947年第17期）等文都介绍了此类内容。幼儿心理学方面的内容尤其为中国学者所看重。如华特尔（C.W.Waddle）著、葛承训译的《儿童心理学》（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就是一本关于儿童心理发展的教材，其中包含了儿童的游戏、语言、图画、道德等诸多问题。祝雨人译的《儿童心理学的方法》（《教育杂志》1936年第7期）等都顺应了这个趋势。与晚清时期相关介绍的泛泛相异的是，其时在一些具体的幼儿生理心理发育理论上有集中的探讨，如在幼儿的智力测量方面，就有樊炳清的《比纳氏智能发达诊断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年）；比奈（A.Binet）、欣蒙（T.S.imon）著、费培杰译的《儿童心智发达测量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特尔曼（L.M.Terman）著、华超译的《比奈西蒙智力测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等论著进行讨论。对于幼儿性教育的探索，则有文宙的《瓦尔氏儿童性教育之三时期》（《妇女杂志》1922年第9期）、紫鸢译的《儿童性教》（《妇女月刊》1947年第4期）等文。不但关注到正常儿童的生理心理发育，还关注到了特殊儿童。如周太玄的《欧美特殊儿童之教育》（《教育杂志》1912年第12期）、何其恺译的《印度儿童的智力分配》（《教育半月刊》1946年第2期附刊）等文即是此例。在儿童的保育方面，成果也非常多，例如孙敬婉译的《儿童之日间集团保育》（《社会工作通讯月刊》1947年第12期）等文。

在对海外学前教育机构初步了解与国内学前教育事业起步的基础上，国人对于深入了解海外学前教育体制的愿望更加迫切。这方面的文论大量面世。如华里阿・华斯孔遂洛（Faria de Vasconcellos）著、陈能虑译的《比利时之新学校》（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祝其乐等著的《幼稚教育及日美之幼稚园》（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朱镇荪的《德国的学前教育》（《东方杂志》1933年第12号）、诗哲的《意大利政府妇婴保育事业》（《新北辰》1935年第9期）、佚名的《比利时的幼儿培育院》（《中华教育界》1936年第4期）等。对于学前教育师资与教材的关注也开始起步，如杜威（Dewey）著、郑宗海译的《儿童教材》（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田贵銮的《谈美国支加哥大学儿童福利人材训练》（《儿童福利通讯》1947年第6期）是这个时期的亮点之作。因为苏联政权在那个时代的特殊性，很多学者对于苏联的学前教育体制特别有兴趣，如福同的《苏维埃俄国之妇女与儿童》（《解放与改造》1920年第15期）、佚名的《俄罗斯的母亲与儿童》（《妇女杂志》1921年第3期）、佚名的《苏联的学前教育》（《东方杂志》1934年第14号）等文就介绍了苏联的学前教育体制的独特性。民国时期还出现了对相关理论进行讨论与反思的文章，如金仲华的《托儿所与婴儿院之理论的基础》（《东方杂志》1933年第17号）、佚名的《英婴儿学校之改进》（《中华教育界》1935年第11期）等文。与晚清时期明显不同的是，民国时期的海外学前教育体制思想的引介国以美国、苏联等为主，日本则逐渐被边缘化。当然，也有学者对于采取海外学前教育制度有不同看法，由此衍出对整个教育制度泛海外化的疑问。“我国的教育制度本来是参采诸欧美，但这带有‘来路货’风味的制度，是否适应于中国社会的一般情形，在人们的心里依然是一个大疑团。”[18]5实际上，民国时期的学前教育制度海外化程度非常深，就以课程为例，占据主流的三种类型分别为：日本蒙养院式、教会宗教式与福禄贝尔及蒙台梭利式。陈鹤琴曾说：“我们中国的幼稚园大抵是抄袭外人的。”[19]1但这并不代表国人没有自主化的努力。早在1917年，实用主义为指导的美国设计教学法进入中国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就开始设置学前教育课程。参见薛钟泰：《南京高等师范附属小学的幼稚园》，《中华教育界》第10卷，1920年第5期，第7180页。只不过因为各种客观环境的限制，这种自主化的努力其效能并不明显。

在具体教育家及教育方法领域，晚清时期得到国人推崇的福禄贝尔教育思想1903年，福禄贝尔的教育思想传入中国。在民国时期不再一枝独秀，蒙台梭利的教育思想更受人们关注。如今西嘉藏著、但焘译的《蒙台梭利教育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年）；佚名的《蒙铁梭得教育之儿童》（《中华教育界》1916年第2期等连载）；李惟远译述的《蒙特梭利论儿童的科学研究之重要》（《教育通讯》1948年第6期）；天翼的《蒙苏兰氏教育幼童之新成绩》（《进步》1913年第1期）等。而对于其他学前教育思想家的介绍也开始丰富起来。如唐编译的《近代教育家及其理想》（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中就介绍了福禄贝尔等海外近代学前教育家的思想。如爱伦凯（Ellen Key）著、沈泽民译的《儿童的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蒲富慎译的《儿童教育法》（《时与潮副刊》1948年第2期）；高尔基的《新儿童教育》（《中苏研究》1946年第2期）等。闻松龄的《苏联儿童教育的新设施》（《申报月刊》1935年第7号）；胡复译的《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教育通讯》1948年第5期）；吴桢译的《儿童怎样了解人情》（《儿童与社会》1948年第2期）等文则在具体的学前教育方法上提供了人们更多的认识内容。

民国对于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包含了整体认识与反思，这也是对于晚清时期相关不足的反动。这方面的成果数量庞大，体现了其时的先进国人已经开始认识到完整、系统地了解西方近代学前教育事业的重要性。相关成果有赵宗预的《美国幼稚教育》（中国图书公司1917年）；祝康的《奥国革命后的幼稚教育》（《中华教育界》1931年第5期）；谢康译的《德国幼稚教育史要》（《中华教育界》1934年第9期）；唐牧记的《中美儿童福利事业》（《家》1946年第12期）；郝连栋的《国外儿童事业掠影》（《红十字月刊》1947年第15期）；蒋良玉的《英国的儿童教育》（《活教育》1948年第2期）；袁昂的《英国幼稚教育的发展》（《教育杂志》1948年第5期）等。一些对海外教育总体介绍的著作也谈到这个内容，如汪懋祖的《美国教育彻览》（上海中华书局1922年）；罗曼（F.W.Roman）著、李大年译的《欧洲新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等。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云五、韦U主编的比较教育丛书，其中有《美国教育》、《坎拿大教育》、《波兰教育》、《意大利教育》、《德国教育》、《比国教育》等册，都对各国的学前教育事业有重点介绍。反思方面，有佚名译的《从苏联儿童教育看苏联思想》（《时与潮半月刊》1948年第4期）；伊诺斯夫著、田贵銮译的《美国儿童局局长的功绩》（《妇女新运》1948年第2期）；佚名的《英国幼稚教育之现状及其改造的途径》（《中华教育界》1934年第2期）等文。甚至于汪伪政权的新国民运动也将学前教育作为噱头加以宣扬，如方与严的《儿童教育与新国运》（《新教育杂志》1947年第1期）。这类文章中，很多人的笔调十分尖锐，如谷陈白坚对杜威儿童教育学说的批判，“过去一向实施儿童教育，是遵循着杜威的教育学说，……以学校来辅助家庭之不足，但学校依然有其缺点。”[3]12有人接受了外国人对其他国家学前教育事业的评论文章，如东序的《俄国的自学儿童》（《东方杂志》第28卷第21号）就翻译了德国人Hans Siemsen“在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上发表一文，叙述俄国自习学校的情形。”[20]87此类文章不在少数，颇有价值。也有一些对中外学前教育现状进行比较的文章出现，蒋方良就描绘道：“自从沙皇制度被了之后，俄国儿童，以至整个苏联儿童，完全过着另外一种生活。”[21]4这些对学前教育的整体认识与反思是当时难能可贵的新突破。

在晚清时期引进的幼儿自立及妇女与职业讨论的基础上，民国时期的学前幼儿关系学思想引进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儿童保护与福利方面。“在这个世纪的开始，西欧各国慈善家，便已进行儿童福利的工作，然而这运动引起各国政府的注意，还要算是最近十几年来的事。”[22]271首先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种种弊端与经济危机的发生，“各国无产儿童目前是遭受到灾害，其原因是由于无产者普遍的失业，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各国，可怕的不幸宰制着儿童的命运。”[23]21其次是因为一、二次世界大战，使得儿童的地位得到提升，人们普遍认识到只有保护好儿童，提高儿童的福利，国家与民族的未来才有希望。“各国都已识清保护儿童福益，推进儿童教育，才能有健全第二代的国民。”[24]8如程谷青的《美国对于儿童之保护》（《妇女杂志》1919年第1期）、迪筠译的《战时苏联的儿童》（《时与潮副刊》1944年第2期）、李的《美国的儿童福利工作》（《妇女新运》1945年第9期等连载）、宋蜀碧节译的《捷克政府对妇女和儿童的保护》（《新中国妇女》1949年第2期）等。由战争环境引发的对儿童保护与福利的单纯介绍又引申至对儿童保护与福利的法制保障的研究，如赵演的《英国儿童保护法之演进及现状》（《中华教育界》1936年第1期）；佚名的《墨西哥教育当局声言儿童的权利和义务》（《中华教育界》1936年第1期）等文。又因为中国为半殖民地国家的痛楚刺激着人们关注殖民地国家的状况，于是N.鲍达列娃著、榆青译的《妇女和儿童在殖民地国家》（《时代》1947年第9期）；孟昌译的《殖民地国家妇女和儿童的生活》（《现代妇女》1947年第2期）等文也应运而生。随着世界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一些国际性的儿童保护组织也纷纷建立，也有不少文章对其进行了介绍。如刘王立明在《贫苦儿童之救济》（《东方杂志》第32卷第19号）中对国际儿童幸福促进会的介绍。[22]271晚清时期对于海外幼儿自立及妇女与职业的矛盾问题展开了充分讨论，还引发了对于公育思潮的争论。如牛若望对当时希特勒所鼓吹的“妇女回家”运动进行评论：“我们正在唱着妇女要跳到社会中去的高调时，而德国的国社党领袖希特拉却作着‘妇女回家’的运动。”[5]18也有学者对海外的幼儿保护与福利现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胡愈之对英国政府保护妇女不足的批判，“知今日英国政府，对于全国女孺，实不能尽其保护之责任。夫母道之训。练育儿之法则，为女子教育中最要之点。前此吾英当局，皆不能注意及此。”[25]82这些讨论启发了人们的思维，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为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开辟了新的空间。

民国的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过程持续时间长，影响深远。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学前教育事业发展中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但早期对学前教育思想的吸收有些囫囵吞枣。陈鹤琴曾评价道：“今日抄袭日本，明日抄袭美国，抄来抄去，到底弄不出什么好的教育来。”[26]110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时代文化方向的选择，不是哪位思想家灵机一动想出来的，也不是哪位思想家照搬外国的某种模式就可以决定和奏效的。”[27]17上世纪20、30年代开始，以陈鹤琴、陶行知、张雪门等为主体的国内学者们启动了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自主化（亦称本土化）进程，包括鲁迅、蔡元培等人亦参与其中。陶行知直言：“我们下了决心，要把外国的幼稚园化成中国的幼稚园，打破外国的偶像。”[28]160张雪门指出：“研究教育的目的，本来于实用。分析过去，捉住现在，改进将来，无一不须从本国里找材料；也正唯从本国材料中找出来的路子，才能解决中国幼稚教育的问题。”[29]442这些言论又恰恰证明了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的历程与内容的价值取向。如本土化、科学化口号之下，实际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在中国的应用。杜威的“从做中学”、儿童中心观都被中国学者们所运用。对于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影子，他们并不讳言。“最近的教育思潮是注重实验，这是从美国实验主义派的哲学来的，杜威、弥勒等主张最有力。这个思潮，影响到各种教育……幼稚教育是各种教育中之一种，当然也应该依着实验精神去研究。”[19]43陶行知说得更加明白：“我们（的幼儿教育）一方面还要吸收别人的经验，我们要把英国的，法国的，日本的，意大利的，美利坚的一切关于幼稚教育的验都吸收进来，我们来截长补短冶成一炉，来造成一个‘今日之幼稚园’！”[28]160

民国的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的模式、路径与内容告诉我们，无论是引进还是自主化，先进国人倾注大量心血和殷切期望，他们一直为一个目标而努力，就是：培养中国的下一代，“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17]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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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教育论文范文第9篇

本人在任职的近几年里，一直担任中高年级的班主任和教学工作。先后两次从四年级接班带到六年级毕业。两个循环中，既任班主任工作又在四年级期间教语文数学双科，五年级六年级教数学课。这六年时间里一直保持出全勤、勤奋工作、努力进取、成绩出色，在校领导和老师们的大力支持下圆满的完成了上述工作任务。

二、热爱教育事业，自强不息，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1、世纪之交培养新时代高素质的新型人才是对我们小学教师的新的挑战和考验。为了适应素质教育、基础教育的需要，我自中师毕业的同时先后进修北大心理学、教育学院英语专科，目前还在进修中文本科学历，充实全面丰富的文化知识，为教学工作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2、在工作实践中自己特别注重向身边的老师学习经验，探讨教书育人的道理和方法，同时又根据本班学生的客观实际情况去探索、体验，出于热爱教育、热爱学生的心理，大胆的应用儿童心理学的理论和素质教育的精神指导自己的工作，以执着、热情、无私奉献和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赢得了领导和家长及老师们的认可，于2000年至2001年和2001年至2002年连续两年荣获区先进班集体和优秀班主任奖励称号。

3、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和写作水平。根据各阶段教育教学中的任务和实践情况，不断的总结经验、，争取得到各级领导、专家们的指导，从中提高自己的理论认识水平。如1999年12月写《推进小学素质教育的关键在于教师素质的提高》被评为全国基础教育研究优秀论文，并收入《中国基础教育改革论丛》中；2000年6月撰写《浅谈小学作业的强化管理》论文获全国中小学教育论文三等奖；2004年2月写《操行评语改革中怎样评价学生》论文获市小学素质综合评价优秀论文三等奖；2004年8月写《浅谈小学数学与素质教育》获市“走进新课程”优秀论文三等奖；2005年4月写《素质教育必须将德育工作放在首位》论文获中华教育科研论文二等奖。

三、注重德育工作，为学生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小学基础教育是培养人才的摇篮，它肩负着培养跨世纪人才的重任，人才的质量当然成为重中之重。全面落实素质教育迫在眉睫，我作为小学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尽全力去拼搏，为完成这一艰巨任务而奋斗。

1、为人师表，突出身教重于言教。

班主任在学生心目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一言一行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对学生的道德认知、情感产生具有强烈持久的影响，这是我深有切身感受的体验。不管在生活、学习、工作中，由于学生的认知能力和班主任施教地位这种特殊的关系，足以成为学生效仿的榜样。教师就是一面镜子，一本书。所以我深知要规范学生的行为，首先要规范自己的行为，提高学生的素质首先要提高自己的素质，要求学生做到的教师必须先做好。如按时到校、文明礼貌、尊重学生、认真写作业、热爱劳动、遵守纪律，以至日常行为规范等等，真正在学生的健康成长中发挥导师的作用。几年的育人工作使我更加认识到教师的人格魅力具有极高的影响力，在塑造一代新人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2、重视养成教育，培养爱国主义思想从小做起，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基础教育要奠定学生一生需要的基础素质。素质教育必须从小抓养成教育，立足于做人教育。我充分利用每周的升旗、国旗下演讲、少先队主题班会、保护绿色家园、清理白色垃圾、校园之声广播、文明监督岗、看电影等各项活动及时组织讨论、演讲、写心得、办墙报、口头表扬等各种形式，进行生动、活泼的寓教育于丰富多彩的活动之中，把握这些教育的机会，教育学生爱集体、爱祖国的思想情感，从一点一滴地突出教育的基础性、启蒙性和实效性，表现在学生对团组织开展的向贫困地区学校捐款捐物的活动都积极主动参加，何杰同学拣到手表主动交公，李海路同学在校外拾金不昧受到失主对学校的表扬感激。在完成社会公开课上，学生表现热情积极、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深厚情感受到各级领导老师们的赞赏；在参加全市各区县开展的第一届头脑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团体第一名等等。事实证明，突出养成教育小学阶段是最佳时期，从小树立爱祖国爱人民的人生观。

3、强化日常行为规范，培养自律及责任感。

我的原则是以课堂为生活主体，以常规训练为主线，加强对学生课堂纪律、常规礼貌、卫生劳动、待人接物等几个方面的行为准则教育，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自学、自理、自控能力，使课堂教学中师生和谐统一，完成各项教学任务。如在课上自控能力培养上，要求学生拿起书做到手到、眼到、口到、心到；只要写作业，就及时提示姿势正确；学会抓紧时间保证效果；发言时要求站姿端正、态度自然大方，声音响亮，吐字清楚。过细的言行举止养成自觉控制的能力和良好的行为规范，同时班里建立全班学生轮流值日制度，使每个学生都有表现和锻炼的机会，每个学生对班集体都有一份责任感。在值日的一天里不管是纪律、卫生、出勤、各项活动、值周检查等都要管理到位，每个值日生都做到尽职尽责。久而久之，一个良好的班风将给全班学生营造出良好学习环境，而且使全体学生都具有独立工作能力、自制自律能力，从而更加热爱班集体。

4、重视舆论导向是德育教育的重要环节。

班主任为人师表，严格管理是重要导向。建立培养有利的班、队委、抓好骨干队伍也是重要的导向。我特别注重坚持民主作风自荐、考查、民主选举的原则产生班干部，并严格要求培养他们的榜样作用，放手让他们大胆工作，适时指导，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使他们得到全班学生的信任，具有号召力和凝聚力。几年来班里的文、体、少先队等活动都由他们出面组织，取得良好的效果也锻炼了学生。

对于校内外、班内外出现的正反两方面典型事例及时做分析、讲述利弊关系，进行是与非的教育，提高学生的辨别能力，学会做人的道理，保证学生健康的发展。如对打架、偷窃行为，假期里学生花钱顾人写作业行为，校外偷自行车、偷铁卖钱行为、进网吧不回家行为等等进行导向教育，使学生明确自身的价值、自身目标、自身的位置和存在的问题，从而改邪归正，在正确舆论导向作用下，健康的发展。

5、重视与家长的沟通，是做好德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面对的学生多是独生子女。由于家庭生活条件优越、家长对孩子期望值高，造成德育工作难度较大。如普遍学生都比较自私、花零钱、不爱劳动、学习不刻苦、集体观念差、不礼貌等等。凭借教师的大量思想工作，五十多人的班集体远远做不到及时和深入，必须与家长保持及时的沟通，二者形成合力才能准确的了解掌握学生的心理、学习等各方面情况，有的放矢的开展德育工作。如薜宏亮同学经常去网吧，开始家长不管还给钱，后来旷课2天到网吧没有回家，在与家长联系后控制了形势的发展。几年的教育工作证明德育工作必须得到家庭和社会的大力配合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因为当今社会是复杂的，家庭条件也各不同，甚至我们还要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做家长的工作，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

四、以高度的责任感，努力做好教学工作。

多年来的教育理论学习和教育实践使我深刻的认识到，当今社会确实迫切需要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面向未来转变教育观念，明确教育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都集中在育人的基点上，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突出了这个道理。作为教师必须具备高度的责任感、事业心、全面的科学知识才能胜任起教师的重任，所以我必须不断的拼搏进取，从理论到实践。

1、在教学实践中尽职尽责。

六年来的带班教课，我一直坚持以学生为主体，教育为主导的原则，根据不同阶段的教学内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以课堂为主阵地，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学习的积极性；以激发鼓励为主，培养学生学习兴趣；以培养能力为重点，强化基本功训练；以双基训练为中心，强化作业管理，突出针对性，保证整体效果，具体在（1）备课中做到认真备教材的同时充分的备学生，保证不同程度的学生得到良好的学习效果；（2）讲课中做到表达准确，把握学生的听课效果，讲练结合；（3）对待学生作业一直坚持全批全改；（4）辅导与讲评，针对性强，及时解决问题，尤其对后进生加强课外教练，不让一人掉队；（5）对待每次单元考试都做到认真批阅，严格要求，总结经验，尽职尽责。

2、关爱学生是我的享受，也是保证教学成功的必备条件。

常年的教学中，出于对事业的热爱，总能保持和善可亲的自然教态与学生相处，课上得到学生的大力支持与配合，一直保持良好效果，使学生从中体会到参与之乐，思维之趣，成功之悦，对后进生我倾注了更多的关爱，不厌其烦的教会为止，在多次考试中差生的成绩并不差，使我由衷的感到欣慰。我的关爱、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无私奉献的精神，感染鼓励鞭策着学生，久而久之，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情感，学生变得很自觉，彼此都很了解，都一样的努力。在班级整体的教学效果上，近几年来一直保持年级之首，多次考试达标率为100%，优秀率为80—87%，直到毕业统考2003年平均分为93.6分，2006年为91.7分。

3、积极参加教研，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和自身水平。

探索新形势解决新问题是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在这一方面（1）本人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理论培训，订阅了有关教学的学习辅导资料如“小学数学参考”等接受再教育；（2）在平时教研活动中理论结合实际，针对自己教学中的问题在教学方法上灵活多样，如果用多媒体技术教学，能集声、光、动画为一体，有效的化抽象为具体，变枯燥为有趣，化静态为动态，大大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效果，不仅生动形象，还能引导思维，启示难点，开发智力，提高效率，充分调动学生求知欲望和积极性，我制作的《圆的周长》课件在2004年获市优秀CAI课件二等奖，并写论文《浅谈电化教学在数学教学中的应用》获市2005年度现代教育技术优秀论文二等奖；（3）新课程呼唤新的学习方式，如何在教学中体现学习的主体，变“要我学”为“我要学”是教研的另一课题，对此我充分利用所学的儿童心理学理论结合我班学生实际、分析学生的心理特征、精心设计教学情境，收到良好的效果。如让学生从“学数学”到“用数学”的方法：即在教“三角形和平行四边形的认识”时，让学生自己动手拼拉拽，去感受理解其特性及体验生活中数学应用的乐趣，同样达到认识的教学目的。

中华教育论文范文第10篇

数学科学发展到今天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的巨大的贡献。从某种程度上说，数学的发展历史就是人类思维能力的发展过程，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数学中蕴含着人类无数的思想精华，是人们对世界对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而初中数学作为数学科学的基础教育，也承担着培养学生数学综合能力和思维能力的使命，在整个数学教育中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

数学思维是指学生在对数学认识的基础上，运用比较、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等思维的基本方法，理解并掌握数学内容，而且能对具体的数学问题进行推论与判断，从而获得对知识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能力，数学思维虽然并非等同于解题，但我们可以这样讲，数学思维的形成是建立在对数学基本概念、定理、公式理解的基础上，发展学生的思维有利于知识的掌握和能力的提高。

1.初中数学思维培养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实施，初中数学教学已由原来的“重成绩”转变为“重能力”，注重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数学思维的培养，不仅能提高学生独立思考能力而且还能帮助树立正确的学习目标。与此同时，初中数学思维培养，不仅是学生数学学习的基本前提，同时还是教师提高数学教学质量的根本保障。

2.培养学生数学思维的多样性

初中数学是人类智慧的总结，体现了人类思维发展的成果，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思想体系。初中数学虽然只是基础教育，但是在素质教育观下，从培养学生综合素质能力的角度出发，初中数学知识的编排和问题的设置也是呈开放性、多元化的。因此，要在教学中适当的尝试对学生进行多种思维的训练，力求在保证学生掌握多种思维方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培养学生独立思维能力。毕竟，对初中学生而言，进行跳跃式的、非常规的独立思维培养，是具有一定难度的，教师只有让学生在吸收多种思维内涵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启发学生，让学生在学习中尝试独立思考，找到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这就需要具体到数学问题解决上了。

3.培养学生观察问题的灵活性

要想培养学生数学思维的能力，增强学生独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得先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只有从观察能力着手，提高学生判断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才能进一步培养学生的个性思维。一般来说，数学思维的形成，总是先要对问题有正确的认识，能看透问题背后的规律和实质，唯此才可能寻得思维的突破口。因此，初中数学教师应该在教学中注意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落实到实际数学问题的解决中，也就是要培养学生审题能力。众所周知，良好的审题能力，是解题的关键前提，审好题才能把握问题的本质，才能找到最好的解题方法。

4.要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品质

在学生初步学会如何思维和掌握一定的思维方法后，应加强思维能力的训练及思维品质的培养。要注意培养思维的条理性与敏捷性。根据解题目标，确定解题方向。要训练学生思维清晰，条理清楚，遇到问题能按一定顺序去分析、思考，对复杂问题应训练学生善于于局部到整体再从整体到局部的思维方法。学生在思维过程中，要能迅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要注意培养思维的严密性和灵活性。每个公式，法则、定理都有它的来龙去脉，都有使它成立的前提条件，都有它特定的使用范围，要做到言必有据。选择一些习题让学生先做，再针对学生思维中的漏洞进行教学分析。

5.对学生数学思维培养的教法与学法进行指导

5.1 利用一题多解，训练发散思维。教学中注重发散思维的训练，不仅可以使学生的解题思路开阔，妙法顿生，而且对于培养学生成为勇于探索新方法、新理论的创新人才具有重要意义。一题多解是训练发散思维的好素材，通过一题多解，引导学生就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位、不同的观点分析思考同一问题，从而扩充思维的机遇，使学生不满足固有的方法，而求新法。

5.2 利用互逆因素，训练逆向思维。逆向思维是在研究问题时从反面观察事物，去做与习惯性思维方向完全相反的探索，顺推不行时考虑逆推解决，探讨可能性发生困难时考虑探讨不可能性，由此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事实上，正向思维定势经常制约了思维空间的拓展，有时，正面解题很难，不妨改变思维方向，就会柳暗花明。

5.3 抓住分析时机，训练联想思维。联想能使学生进行多角度地去观察思考问题，进行大胆联想，寻求答案。在教学中，教师应抓住有利于训练联想思维的时机，强化训练。

5.4 “导入出新”──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引人入胜的教学导入可以激发学习兴趣和热情。以“创设情境”，“叙述故事”、“设置悬念”等新颖多变的教学手段，使学生及早进入积极思维状态。

5.5 “错解剖析”──提供给学生题解过程，但其中有错误的地方。让学生反串角色，扮演教师批改作业。换一个角度来考察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寻找错误产生的原因，以求更好的加深对知识的掌握。

5.6 “例题变式”──从例题入手，变换条件寻求结论的不同之处；变换结论寻求条件的不同之处；变换提出问题的背景，寻求多题一解；变换问题的思考角度，寻求一题多解；……以变来培养学生灵活的思维。

5.7 “编制试卷”──列出考查知识点、考点、试题类型，让学生自己编制一份测验试卷，并给出解答。使学生站在老师的角度体验出题心理，更好的掌握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

5.8 “撰写小论文”──根据学习体会、解题经验、考试心得等等，撰写学科研究性小论文。选择比较好的指导修改并编辑出版，激励学生善于进行总结，培养良好的思维品质。

总之，数学课堂教学中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需要教师以现代教育教学理论为指导，综观全局，充分协调教学中的各种因素，采取教学技法，激活思维能力，运用人格力量，弘扬学生个性。

参考文献：

[1]文海山.《激发兴趣，培养学生数学思维》《当代教育教学理论研究》，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