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家范文

语言学家范文第1篇

语言与思想或观念的关系是怎样的?当我们这样提问时须警惕其中的预设，即预设两者是先在的存在物，实际上不然，语言对思想所起的独特作用不是为表达观念而创造一种物质的声音手段，而是“作为思想和声音的媒介，使它们的结合必然导致各单位间彼此划清界限，思想按本质来说是混沌的，它在分解时不得不明确起来”。也就是说，思想、概念或观念等并不先在于语言，世界本来是混沌的，无论是声音还是思想，只有是区分之后才变得清晰，混沌是没有意义的，而有区分后意义才产生。这就像老子说的“无中生有”，因此索绪尔将能指与所指的结合称为“可怕的”结合，可怕如斯。作为意义的系统，语言本身并没有实质的东西，承载它的声音实质并不曾改变什么，语言只是形式，即区分的形式。我们可以想象，波浪是由于空气和水相遇作用的结果，波浪没有增加实质性的东西，语言也如此，它只是一种形式。因此，意义并不是与外界的事物对应的，意义只与区分形式对应。可以说，事物从来没有进入语言之中，尽管语言必定指称事物。语言使混沌世界具备了形式，世界的实质没变，但语言使之具有了意义。比如，把自然界的花叫成紫荆花、杜鹃花、波斯菊……并不比叫1、2、3……高明，因为命名只是为了把一种花和其他花区分开来，说“紫荆花”并不对应于花的实质。再例如，在日常语言中，我们说“杯子”，仿佛有一种实质与杯子对应起来，其实是在日常语言中我们已经忽略了这种区分过程，因为在长年累月的使用中早已把这种区分的结果固定下来了，使人仿佛觉得它有某种实质对应的错觉。其实我们说“杯子”，是因为在系统中有杯子、桌子、椅子、瓶子……等无限的区别，这个区别的格式是“不是什么”，除去桌子、椅子、瓶子……之后，剩下的就是“杯子”。所以索绪尔下断言“我们表示语言事实的一切不正确的方式，都是由认为语言现象中有实质这个不自觉的假设引起的”。

语言中各个要素之间都有连带关系，孤立的东西毫无意义。我们不能相信词典，词典其实是为日常交际服务的，词典中的义项都是在日常语言系统中已经固定下来的概念，从我们二三岁时所掌握的语言情况看，我们的语言能力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区分能力，后来词典里写下的一个个概念在儿童大脑里不过是一个个相互区分的空位。那么如何解释“表达”?我们常说语言是思想的表达工具，即思想产生在前，语言表达在后，并且除语言之外思想还有别的表达工具。然而如前所述，思想(观念)不可能预先在那里，是语言划开混沌，所以并没有一个预先要表达的东西。我们可以再试想，如果思想预先在那里的话，语言就不会变了，但语言却千变万化。表达不过是重复表达，即用日常语言系统的现成观念表达类似的观念，因此海德格尔会说“常人”从未说过一句真正的话，因为常人说的都是套话、重复的话。真正的语言是崭新的区分所带来的崭新的思想的呈现，这个呈现正是语言与思想共现。语言的意义是由价值所决定的，价值是最确切的特征，价值是系统中的区分带来的，某个语言要素的价值即它不是别的东西。意义依存于价值，没有价值，意义是不可能存在的。语言的本来状态就是系统中的区分，但在言语活动中，社会与交际使这些区分相对稳固，指称物逐渐占领了每个区分的格，形成日常语言。索绪尔从人们对语言的幻觉中恢复了语言的本来面貌，但他同时肯定这个幻觉的合理性，他的致命处在于用“社会”偷换“系统”，从而达到对日常语言系统的认可，并不再往前推进去理解文学语言对于语言的意义。

索绪尔为了避免人们忽视那个不出现的所指，或错误地把能指当作符号整体，而用专门的术语对它们进行区分，即符号、能指和所指，能指与所指并无先后，而像一张纸的两面，符号是可怕之物，可怕在它们的结合之神秘。我们无法探寻能指和所指是如何发生联系的，这种联系似乎只在人类世界里产生，并且无法知道是何时产生的，这一种“无中生有”是先天的符号能力，分享着神之创造力。索绪尔把在能指和所指层面上的区分叫做“差别”，它们把浑然之物区分开，把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区分称作“对立”，由此产生“概念”，这一不同区分之重大意义，学界仍认识不足。区分不是命名，命名是孤立的、有内容的，而区分只是形式，没有实质。能指与所指的结合没有理据，是任意的，这或许是索绪尔的“可怕”意思之一。文学语言秉承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断裂状态，意指活动远比日常语言活跃，将每个现有的语言单位都推入二次符号化过程之中。文学语言更接近于语言的本质，有两人的思想可提供支持，一是海德格尔，二是德里达，后者反对“语音中心主义”的武器，与其说是文字，不如说就是文学语言。

二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也离不开关系这个基础。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认为语言中各要素的关系和差别都在两个跟心理活动类似的范围中展开。这是一种有机关系，简单而又无法穷尽，与生命的特征相似，它们是联想关系和句段关系。联想关系有两个特征:一是通过某种共同点，人在记忆中把那些语言单位联合起来;二是心理联想还能抓住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某种关系，这一关系取决于特定场合或语境，其实它提示的是一个相对封闭而确定的系统范围，那么有多少种关系，就有多少种联想系列。但是，联想关系永远不在场，只是潜在的记忆系列(记忆系列只是潜在的，是因为不同的言语者就有不同的记忆条件，不同时空中的同一言语者，记忆系列也不全相同)。线性表达是语言的命定特征，出现在线性位置上的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句段关系，具有连续的顺序和一定的单位数目(而联想关系相反，没有确定顺序和一定的单位数目)，然而各个要素都只是从联想关系中选择出来的，或者说语言表达就是联想关系向句段关系的投射。

联想到的东西形成了一个有区分关系的聚合，每个人头脑中都有独特的区分系统，对于一个诗人而言，看到一个杯子，他也许会想到父辈贫苦的生活，想到一段旧情，想到圣杯……这与大众所用的日常语言区分系统是不同的，在诗人那里，他的区分系统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诗人如何让人知道自己心内隐藏的聚合系统(聚合才是系统，在术语上，“联想关系”“句段关系”后分别为“聚合关系”“组合关系”所替代，)呢?这就要通过组合的方式呈现出来才能使人理解，比如“杯子”、“苦难”、“父亲”……的聚合系统，这些语言单位的单纯罗列也是一种句段表现，但一般不能使人理解，句段关系来自于民族语言的共同规则，否则他人是无法理解的。组合的可能性很多，组合的可伸缩性也很大。例如:天空、大衣、耗子、肺病，如果这是一个可能的聚合系统，彼此之间的关系、差别与对立，就必须靠组合来呈现了，由于聚合系统的独特，组合的句段关系即使为说该语言的人所熟习，在语义上也依然会觉得不寻常。严格地说，句段关系有两种，一种是索绪尔及以后的结构主义者所描述的形式关系，一种是语义语法中的义素搭配规则。在日常语言中，不仅是组合中的形式关系是确定的，并且语义搭配规则也是确定的;在文学语言中，组合的形式关系或者与日常语言完全一样，或者有一定程度的扭曲，而语义搭配上对日常语言的偏离是普遍特征，原因正是出于诗人、作家的联想关系或聚合系统之独特。诗人在玩味内心聚合系统的时候也在不断变换句段关系的表达，以形成组合对聚合最大程度的涵盖。

所以读文学语言不能只读字面的，要从字面中读出其他尽可能多的意味，如果只读字面的意义就等于没读。读出了可能性意义那是读者的本领，作者有没有能力写诗做文，跟读者无关。但这里有个概率问题，对于一个语言作品而言，1000个人中只有1个人将它读成诗，那它不一定是诗，如果再多一些人也读成诗，那就一定是诗，读不懂的人很可能是文学素质问题。作者无意，读者有意，读出诗来;作者没有能力写成诗的，读者也能读出非诗，恰恰说明读者是诗人，作者不一定是，作者不能想着凭运气蒙出一个伟大的作品来。作者写出诗来，而读者读不出(根据前面的概率)，这是读者没有读文学语言的能力。

三俄国形式主义者的文学语言观是对立于日常语言的，我们为了强调对待语言的非工具态度而沿用其术语，而实际上如前所述，文学语言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语言属性，它与语言本性是一致的，反而是日常语言，语言的本性被遮蔽在实用的重复中，但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在本质上并不对立，更不存在哪些语言单位实体属于文学语言。将“陌生化”作为区别文学语言和日常语言的标志，显然有误，它虽然揭示了文学语言的部分特征，充其量是从读者角度所看到的一种语言风格上的效果，但多数情况下文学语言和日常语言在能指层面并无二致，这又怎么解释呢?我们须回到语言本身去谈论，看看语言本身给文学提供了怎样的空间。

为什么说文学语言更接近语言的本性?因为它更显著地呈现了语言生命的本来状态———区分和可能性，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却将可能性变成了一种———惯用的那种，日常语言的意义空间是扁的，总是迅速穿过能指到达所指，理论上说所指并不能到达，但日常语言的所指停留在实用的层面就够了;日常用语中少有前因后果，基本上都是脱口而出，而文学中语言都是有“安排”的，必须把包含该要素的空间都展现出来，于是诗歌中的“杯子”不是日常语言中的“杯子”，而是另有所指，甚至是多重所指，保存了饱满的可能性。文学中的语言空间有两种，一种是由于特意的安排所呈现出的要素之间关系的空间，一种是单一要素的多义可能性所呈现的意义空间。文学语言中使用“陌生化”技巧的好处，就在于它至少可以打破日常语言的扁平性，形成一个形式与意义上的双重语言空间，即在形式上与日常语言拉开距离，在意义上又产生变化的可能性。

从聚合系统的空间到组合的线性之间是有张力的，那么什么样的张力是合适的呢?这就需要调，就像调校琴弦一样，要调到合适的张力，过小、过大音准都不对，理论上说调试也是无止境的。在语言上尤其如此，因为日常语言也在无限变动之中，文学活动相对于常规的语言活动而呈现张力，就只能是动态的。但对这张力空间的呈现有一定的方法与规律，这个就叫做空间语法。如何运用空间语法，使语言保持其诗歌的本性，才是文学语言最值得玩味的地方。

聚合系统是空间性质的，线性的组合是时间性质的，从语言的运作看，空间必须时间化才得以被理解(这跟我们在语言经验中体会到的时间概念常通过空间隐喻来表示的情况不同，这里并不是要使空间概念时间化，而指时间是使空间可理解的条件)，语法是对语言要素线性组织关系的理解与解释，这种解释是多种多样的，现在大致有三个角度，即结构的、认知的和功能的。空间的时间化有二，一是语言单位的形式组织，二是语义上的逻辑组织。从西方中世纪时期的语法理论看，这两者联系紧密，语法几乎是建立在逻辑基础上的，但逻辑研究是独立于语法研究的，中世纪“七艺”中有逻辑学和语法学，并且把逻辑学、语法学、修辞学合称“三艺”，把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合称“四艺”。这两部分的划分恐怕跟前三艺的共性有关，即都是以语言为对象或基础的学科。

现在我们来看，逻辑和语法侧重于对语言的时间特征的阐释，修辞则侧重于对语言的空间特征的阐释，因为修辞学是研究选择之学问，选择是以聚合空间的呈现为前提的。我们对语言空间的时间化图示如下：竖轴及虚线椭圆为日常语言空间轴，横线及实线圆为文学语言空间轴，空间越小越向日常语言靠近，反之越向文学语言靠近，但设这个空间的最大张力为+1，也就是说，这是文学语言的最佳状态，大于+1，就转向相反的－1，如镜面反映，或如弓箭，拉力过大致弦断，箭反而射不出去，所以弓箭手的拉力都只是逼近+1而已，越好的弓箭手越靠近+1，同样好的文学语言亦然。文学语言空间轴的张力以形式上可连接(或逻辑上可理解)为弦，日常语言有弦无力。

我们既不要讲修辞格又要讲修辞格，也就是说，我们要把传统的修辞格学问纳入空间语法，讲修辞格时勿忘它是空间语法的一部分，修辞格的魅力在于它们是打开语言空间的技法。修辞在过去的语言学中是没有地位的，但纳入空间语法后就可以与线性语法抗衡而取得它应有的地位了。

空间语法与线性语法是并列的，也是相互依存的，线性结构上的变化也是造成语言空间的手段，而语言的空间必须得到线性结构的展现，空间是欲望，线性结构是欲望的抒写。古诗在线性结构上的变化很灵活，最典型的是回文诗，有“通体回文”、“就句回文”、“双句回文”、“本篇回文”、“环复回文”等，如民间广为流传的秦少游、苏小妹和坡三人所作的回文诗，其他两人都是仿秦少游而作，秦诗如下:静思伊久阻归期，久阻归期忆别离；忆别离时闻漏转，时闻漏转静思伊。

这是一首叠字回文诗，首尾回文形成圆形空间结构，中间以顶针形成梯形空间。古诗断句不同所呈现的形式空间如杜牧《清明》一诗，这首诗的断句有许多可能性，如可以断为“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断句其实也同炼字一样，是一种调试。断句、炼字的背后是个形式空间，不同的形式并不像回文同时呈现出来，但合格的读诗者应该能够读得出来这一隐藏的空间，对于诗作者来说，他是要体会哪一个空间是最合适的、最美的，这时，修辞格就决不是一种技术了。有人说，近体诗的格律是对诗意的束缚。从形式上说，这个断言大谬，它恰恰是解放、展现语言的诗意，它在古汉语形式空间的造就上是完美的，很难再有比近体诗更好的音顿节奏、平仄和押韵之模式。

之所以是束缚，一是因为汉语的结构特征变了，格律渐成僵死的模式，二是形式空间与语义空间的矛盾和不一致日趋严重，语义空间扁平，单靠形式空间不足为诗。我们可以依据语言空间类型把传统修辞格分为形式空间手段和语义空间手段，押韵、对仗、回文等语音、语法方面的修辞格属于前者，而比喻、夸张、比拟、移就等语义方面的修辞格属于后者。“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中“光”与“霜”的押韵都是打开空间的因素，但如果从单句来看，其实就是日常中的大白话。“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中“举头”和“低头”的联系和对应也打开了一个意义的空间，值得玩味。

对于语言空间的认识可以先从系统与价值来理解，如索绪尔的一个最重要观点是:任何单独的语言要素本身是毫无意义的，它只有在一个系统中才有意义。一个东西有没有意义永远不在于它自己，符号这个东西永远是别的东西。打个比方，a的意义不在于a自己，而是在于a不是b也不是c、d、e、f……意义是在与系统之中相联系的其他东西的关系中确定的。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系统就是空间，意义就是一个单位项(词语)在系统中的价值。系统是多样的、变化的，不是封闭的，即使是日常语言的系统也在产生着变化，比如随着“虐心”一词的进入，现代汉语的词汇系统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只是我们没有觉察到。再从每一个使用环境或语境来理解，比如同样是使用“语言”这个词，在不同语境中其意义也不同，我们说“鲁迅的语言很漂亮”，和说“语言学研究”中的“语言”是不同的意义。语境可以小到每一个可再分解的语言单位和言语当下的环境，即同一个能指形式在每次使用中的意义一定会有不同(这里不用“词语”而用“能指形式”，指意义发生变化时，整个符号其实也变了，此词语已非彼词语了，所谓“偷换概念”，就是因为有意或无意分不清彼与此)。因此，语境是造成旧的系统变迁的动力，诗歌语言就生存于这一变迁带来的空间张力里。

语言学家范文第2篇

本文正在起草过程中，惊悉黄伯荣教授不幸于5月12日因病与世长辞，噩耗传来，痛惜万分。在此，谨向黄老先生的不幸辞世致以深深的哀悼，并祈祝黄老先生的崇高品格和辉煌业绩与世长存！

在阳江这幅灵山秀水里，伴着时代风云，一代英才辈出。著名的语言学家黄伯荣，就是阳江人民引以为骄傲的一员。黄伯荣教授今年已91岁高龄，他的人生充满忧患、波折和坎坷，但更多的是奋斗、开拓和进取。60多年的辛勤耕耘，他在语言学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先后出版或合编出版了语言学专著23本，发表语言学论文40多篇。其中，由他主编的《现代汉语》重印44次，总发行量达500万套，创造了同类统编教材的最高纪录；《汉语方言语法类编》和《汉语方言语法调查手册》填补了现代汉语方言研究的空白，饮誉国内外。

怀着无比激动之情，我们走进这位漠江之子——语言大师黄伯荣教授波澜壮阔的人生历程。

书香世家，发奋求学

黄伯荣先生出生于书香家庭，到父亲黄大颖这一代已是三代书香门第。他出生于1922年农历六月二十日。不幸的是，他刚满周岁时，父亲就因病辞世了。不过尽管黄伯荣年纪幼小，在母亲的教育下，却很懂事，他立志好好读书，长大后做个有文化、有出息的人。从7岁起，黄伯荣就在父亲生前任教的那所小学念初小，后来考上当时全县最好的小学——阳江模范小学读书。

黄伯荣在模范小学读书，学习非常努力，课余时间总是泡在图书馆里读书，他的成绩是拔尖的。当时学校规定，总成绩排在全班前三名的学生，德智体中每得一个甲等就可免交一块银元的学费，三项全得甲等就全免学费。黄伯荣的学习成绩4个学期都名列第二，得甲等。因此，黄伯荣多次得到减免学费的奖励。

1936年底，黄伯荣考进阳江县立中学，即现在阳江市第一中学的前身。1940年初，再以优越成绩考进了省立两阳中学读高中。两阳中学也是一所名校，1934年省立二中迁到阳江，抗战爆发后，两阳中学被迫迁到阳春松柏寨（即现在的松柏镇）的祠堂和木屋。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又远迁偏僻之地，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但黄伯荣不以为苦，反而学习更加刻苦了。坎坷的读书生活也丰富了黄伯荣的人生阅历，在一些进步老师的影响下，他阅读了邹韬奋等人写的进步书籍，开始学会思考人生和社会问题，初步形成了一些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观点。他对共产主义废除剥削人人平等的社会制度有所了解，认识到自己不可能靠祖传家产而是要通过诚实的劳动来生活，开始同情共产党，把自己的政治前途和命运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联系起来。

专攻语言，崭露头角

1943年秋，黄伯荣从两阳中学高中毕业，他当时只有一个心愿，一定要考入当时中国最著名高等学府之一的国立中山大学，后来由于战乱原因他错过了考期，却意外收到了广东省立文理学院的入学通知书。1945年底，黄伯荣毅然放弃文理学院的学籍，以优异成绩考取中山大学中文系，实现了心中久藏的“中大梦”。

中山大学文学院久负盛名，人才济济，尤其是上世纪40年代后期由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执掌文学院之后。王力是我国当代最有成就的语言学家和著名的教育家之一，享有“生前一代雕龙手，身后三千倚马才”之美誉。黄伯荣在中大中文系学习了一年，适逢语言学系新办，慕王力之名，即转入语言学系。1949年夏天，黄伯荣本科毕业。接着考上了导师岑麒祥教授的语言学专业研究生。主攻语言学，旁及文字学，直到1951年秋毕业。中大六年，黄伯荣如鱼得水，广阅百家之书，博闻众家之言，深得名家真传，为往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1年秋，黄伯荣研究生毕业，由于成绩优秀，得到著名语言学家、导师岑麒祥的赏识，他被留在中大文学院，安排到语言学任教，从此正式走上了现代汉语教学与研究之路。在中大工作的三年中，黄伯荣致力做好教学工作并勤于笔耕。1951年，黄伯荣在《光明时报》语言文字副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广州话的几个特点》。此后又接连发表了好几篇关于阳江方言语法的研究论文，用学术实践来推动现代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1954年6月，黄伯荣第一本著作《祖国的文字》由中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约10万字，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汉字的起源、发展及其结构特点方面的知识。可以说，这是黄伯荣崛起于文字学领域中一次标志性的成果。

1954年，国家将创办8年的全国独一无二的中大语言学系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以加强北大语言学力量，有重点地为我国培养语言人才。8月初，黄伯荣和王力、岑麒祥，周达夫教授以及近百名学生，来到既向往又陌生的首都北京。黄伯荣和他的老师王力安排在汉语教研室工作，他负责教授现代汉语课程。除了尽心尽力搞好日常教学业务之外，黄伯荣一头扎进学术研究之中，并且迎来个人学术生涯的第一个丰收期。自1954年8月进入北大到1958年2月调往兰州大学，三年半中他先后出版了《北京语言学习》、《广州人怎样学习普通话》、《陈述句、肯定句、祈使句、感叹句》三本著作。这对于刚刚出道不久的黄伯荣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收获。

兰大创业，创造辉煌

1958年2月，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建设的号召，黄伯荣毅然离开工作近4年的北京大学，举家西迁，到兰州大学中文系工作。兰州大学也是中国名校，解放后，国家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开发大西北战略，兰州大学于1953年被确定为国家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为扶持兰大，国家教育部决定从北京大学高校抽调一批年富力强的教师支援。经人推荐，兰大教务长陆润林亲自到黄伯荣的家里，恳请黄伯荣到兰大做学科带头人，开辟新天地。渴望闯出一番事业的黄伯荣为之心动了，报名调往兰大，到兰大担任语言教研室主任，主持编写了一部现代汉语教材，后来被任命为校系两级的学术委员和学位委员。

1958年，全国高校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活动，接着是“拔白旗”运动，黄伯荣初到兰大，处境和生活都非常困难。尽管条件艰苦、生活困难，黄伯荣仍然努力工作，出了不少有影响的科研成果。如学术论文《〈水浒传〉疑问句的特点》（1958年）、《阳江话物量词的语法特点》（1959年）、《汉语语法研究》（1961年）、专著《句子的分析与辨认》（1963年）等，其中在语言学界影响最大的是《句子的分析与辨认》一书。该书为后来他被选为全国《现代汉语》主编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966年，“”风暴席卷神州大地，兰州大学和全国一样，陷入了一场灾难之中。黄伯荣在教学和研究中都受到了极大冲击。兰大学生仿效批判“三家村”整理黑材料的办法，从他讲语法课用的案例和论著中的例句找“罪证”，贴他的大字报。

（1）“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诗。这是他讲破折号用法所举的例子。可是，大字报就此说他借古讽今，用“朱门酒肉臭”诬蔑，用“路有冻死骨”影射困难时期，攻击社会主义。

（2）大雾弥漫着山城，山城弥漫着大雾。

（3）两个人穿一条裤子，一条裤子穿两个人。

这是讲语法句子主语和宾语对换而意思不变所引用的两组例句，大字报又说他借题发挥，污蔑社会主义。在高中、大学读书期间，黄伯荣参加过夜灯社和阳江同乡会、同学会，造反派便把他定为“有‘特务’分子操纵的反动组织的成员”，据此把他打成“历史反革命”。他有很多学术成果，自然便成了“反动权威”。“数罪并罚”，黄伯荣成了“牛鬼蛇神”，被选进“牛栏”，成了“统管组”统管的对象。“统管”期间，天天要写交代材料和揭发材料，背语录，参加打扫卫生；天天还要“早请示，晚汇报”，听最新指示，轮番接受批斗。

随着1976年10月“”的，中国终于结束了十年“”噩梦。教育事业和社会科学研究开始走进了万象更新的春天。1978年，由河南郑州大学讲师张静发起，联络全国23所高校打算新编一本富有创新精神的《现代汉语》协作教材。当年3月，这23所高校的学者和教师汇集郑州，讨论协作编写《现代汉语》问题，时任兰州大学讲师的黄伯荣也应邀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决定两套方案来分头拟订编写大纲。其中第一方案推选黄伯荣为召集人。当时还是兰州大学讲师的黄伯荣任主编，郑州师范学院教授廖序东任副主编。

1979年3月，两套教材的定稿会分别在兰州和郑州同时召开。在兰州会议上，黄廖本《现代汉语》顺利定稿，并交由甘肃人民出版社试用。1980年7月，经教育部批准，黄廖本《现代汉语》专家审稿会在青岛举行。会议认为，这部教材总结前人的经验，吸取了科研新成果，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编写体例和内容都符合教学的要求，推荐作为全国高校文科统编教材。

黄廖本《现代汉语》试用本1979年一经问世，就发行10万册（套），随后风行全国，最高时八成以上高校中文系选用此书作教材。该书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在10年内印刷20次，从1991年起，转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迄今共印制44次，总印量超过500万套，创造了高校同类教材的最高发行纪录。

煌煌巨著《现代汉语》是黄伯荣学术研究的一个代表作，也是我国现代汉语研究有代表性的重要成果。20多年来，黄廖本《现代汉语》在我高等学校和现代汉语研究界，一直享有崇高的地位，其发行量之大，读者面之广，在国内外影响之深远，至今无人出其右者。黄廖本《现代汉语》曾多次获奖。1986年，获甘肃省教育厅颁发的省高校优秀教材奖；1988年，获原国家教委颁发的全国高校教材二等奖。此外，1999年，教育部公布文科27种重点推荐使用教材，其中就有这本教材。这些成果的取得，黄伯荣教授无疑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支援新校，再攀高峰

尽管教学和科研水平高，出了不少成果，但教授职称却姗姗来迟。由于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极左思潮的影响，全国高校长期不搞职称评定，再加上10年的原因，黄伯荣当了24年讲师。1979年，黄伯荣才被评为副教授；不久就成为全国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导师，有学位授予权。1981年，评为教授，但由于诸多原因，至1983年才正式公布他的教授职称。

1987年6月，临近退休的黄伯荣又一次工作调动，支援新建的青岛大学。青岛大学曾有过辉煌灿烂的历史，后来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至1987年，又恢复成为一所拥有18个学院的大型综合性大学，山东人很敬重这位名满天下的学者，让他非常舒心。在青岛大学执教期间，黄伯荣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加强中文系师资队伍的建设，除帮助青年教师之外，还先后推荐了一些有能力的人到青岛大学中文系任教。教学的同时，他带领几名中青年教师争分夺秒地为撰写《汉语方言语法类编》搜集资料，这部专著后来得以顺利出版，填补了语言学这方面的空白。岁月不饶人，转眼间工作了4年多，于1991年69岁时退休。

黄伯荣从1951年走上讲台到1991年退休，从南边的中山大学到北边的北京大学，再从大西北的兰州大学甘肃大学到东边的青岛大学，先后在5所大学的讲台上耕耘了整整40个春秋。南北西东，他在神州大地上走了一个大大的“十”字。

对于勤劳的黄伯荣来说，“退休”二字只是政策上的字符，而实际上，他似乎比退休前更忙了。退休后黄老先生始终笔耕不辍，主编了三部著作，发表了6篇论文，还把《现代汉语》修订了两次。其中，1996年由青岛出版社出版的长达180万字的《汉语方言语法类编》，以及2001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2.5万字的《汉语方言语法调查手册》两本专著属填空白的，受到学界普遍的欢迎和肯定。《汉语方言语法类编》一书先后获青岛大学科研成果一等奖、青岛社科联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山东省教委高校优秀成果一等奖、山东省社科联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另外，黄老还应邀为《阳江县志》写了一章2万多字的《阳江方言》，为家乡县志的编写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2011年，已退休20年整，九十高龄的黄老先生迎来了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刻：2011年7月18日—7月20日，由中山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所主办的“高等院校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教材教法研讨会暨黄伯荣九十华诞庆典”在中山大学中文堂隆重召开，作为中山大学的兼职教授，黄先生冒着酷暑前来参会。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大、青岛大学代表以及黄先生弟子陆俭明、傅雨贤等教授到会同庆黄先生九十华诞，发表贺词，高度赞扬黄先生的学术成就和人生品格。

“黄伯荣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汉语学家和汉语语言教育家。60年来，不论是在岭南，在北京，还是在兰州，在青岛，黄先生为新中国汉语言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尊重。这是中国汉语语言界的光荣，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光荣！”这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在“黄伯荣九十华诞庆典”上的贺辞。她代表了黄伯荣教授工作过的几所大学对黄教授的崇高评价——这一切，黄伯荣先生是当之无愧的。

语言学家范文第3篇

这名罪犯所拟寄送炸弹名单中包括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此罪犯落网之前,乔姆斯基收到的所有邮件因此都要经过警方检查,看里面有无爆炸物。他还随时得到便衣警察的保护,尤其是在校园内,尽管他自己并不欢迎这种保护。

乔姆斯基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在语言学研究方面有杰出成就,尤其是他在《句法结构》(1957)一书中提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更有突破性贡献。他将语言结构划分为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其生成语法即是研究从深层结构转换为表层结构的理论。一般英语词典现都收有“Chomskyani”一词,意为“乔姆斯基语言学理论的”,可见其理论的重要性。198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丹麦免疫学家尼尔斯・吉尔讷甚至用乔姆斯基的“生成模式”来解释人类免疫系统,他的诺贝尔讲座的题目就是《免疫系统的生成语法》,可见这一语法理论还具有跨学科的重大意义。另外,他所阐述的语言哲学思想和心理语言学,又使他被公认为哲学家和心理学家。

本文无意介绍乔姆斯基的比较深奥的语法理论。那名炸弹罪犯以他为袭击目标,也并非因为他憎恨生成语法理论。乔姆斯基历来也不仅仅被一个人憎恨。之所以招某些人之恨,因为他不仅仅是语言学家,还是一名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有独立思想,有正义感,敢于发表不同政见,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赞赏和钦佩他的人称他为“社会良知”、“我们时代的思想家”,《纽约时报》甚至称之为美国“最重要的健在知识分子”。讨厌和憎恶他的人说他“狂妄自大”,斥责他“不爱国”。他甚至曾因批评美国对外政策而遭到死亡威胁。他出身于犹太家庭,可连有些犹太人也不喜欢他,说他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新纳粹分子”。

“左翼批评家”

乔姆斯基1928年生于费城。父亲来自乌克兰,是名希伯来语学者和大学教授,母亲生于白俄罗斯,在纽约长大,讲一口“纽约普通英语”。他们的第一语言其实是意第绪语,可在家里却禁止说这种话。他家住在分为“意第绪区”和“希伯来区”的犹太人聚居地,而他父母认同后者,使用让他沉浸于希伯来文化和文学的方式来培养他。他既在学校里学英语,又在家里学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还曾为挣学费去教希伯来语。在从小交替使用多种语言的过程中,他对语言以及研究语言本质、结构和发展规律的语言学发生了浓厚兴趣。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了语言学和哲学,在哈佛大学做了4年博士研究生,最后在宾大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1955年他开始执教于麻省理工学院,至今已在该校连续任教54年。

在他麻省理工学院办公室里,挂着一幅罗素的照片。照片下面录有这位英国哲学家自传前言的开头一句话:“有三种简单而极为强烈的感情主宰了我的一生: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的难以承受的怜悯。”

这是乔姆斯基的座右铭。他也可以由此联想到父亲对他的教导。老乔姆斯基给自己定的主要人生目标是:“培育人,使他们彼此平等相待,具有自由、独立的思想,关切如何改善和美化世界,渴望参与使生活变得更有意义、对所有人都有价值的活动。”小乔姆斯基正是按照其父亲和罗素的话一步步走到了今天,不仅学识渊博、学术有成,而且把人类的苦难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为改善世界使所有人生活得更有价值而向世界发出了他独特的声音。

乔姆斯基著作等身,有30多种语言学著作,还有40多种政论书籍,是美国人文科学方面著作被引述得最多的学者之一。他先后荣获美国和其他国家30多所大学的荣誉学位。尽管他自称是个“乏味的演讲者”,但每次他到各大学演讲,礼堂里总是挤得满满登登,有时只好把会场挪到学校操场上去。他的演讲确实不是那种慷慨激昂的煽情风格,而是摆清事实、讲明道理的呢喃细语,加上他的温文尔雅及古稀之年的鹤发童颜,都与其讲演内容的尖锐、深刻形成鲜明对比。这是因为他不爱哗众取宠,不喜欢花里胡哨,他只是相信他了解到的事实,坚守他认清的道理,保持他个人的独立性和批判性,并用平实的语调朴素地表达出来。一部关于他的纪录片赞扬他说:“他只是一个具有道德勇气公开说出自己信念的人,与普通人保持同样的价值观和看法。”当然,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之分,乔姆斯基自称为“自由社会主义者”,被人视为“左翼批评家”,他在其讲演会场上既得到了来自“左边”的热烈掌声,也挨过从“右边”扔过来的鸡蛋。

抨击“战争总统”

从反对越南战争以来,乔姆斯基一直虔诚地履行着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在他执教伊始,越南北方和南方之间的战争已经爆发,美国政府开始向南越派遣军事顾问。1966年,美国总统约翰逊下令出兵越南。一直注视着越战动向的乔姆斯基,第二年初就在《纽约图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分子的责任》的文章,公开亮明他的反战观点,并呼吁全国知识分子们一起来反对这场介入越南的侵略战争。他还组织了一个公民委员会,宣传用拒绝缴税的做法来反对越战。这是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首次亮相,从此之后,他便经常撰文、著书、演讲、接受采访,大胆发表对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看法。

他的许多政论文章和谈话把矛头直指美国政府及其对外政策、传播媒体及其宣传模式。从2001年“9・11”事件到布什总统发动伊拉克战争,乔姆斯基都及时发表了“酷评”,说出了美国民众想说、传播媒体不敢说的话。

在“9・11”后《每月评论》发表的乔姆斯基访谈录中,在谈及恐怖主义活动时,他说道:“我们不应该忘记,美国本身就是最主要的恐怖主义国家。”――在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人们都在同仇敌忾声讨外来野蛮行径之际,他竟然说自己的国家是头号恐怖主义国家,这是需要极大勇气和事实依据的。访谈记者担心他这种说法会激怒美国民众,便问他如是说有何根据,他立刻举出近一二十年来的一系列例子,如美国以集体自卫为由对尼加拉瓜采取军事行动,在贝鲁特放置卡车炸弹使许多人伤亡,波斯湾战争使伊拉克百万平民和50万儿童死亡,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采取暴行,军援土耳其政府镇压库尔德地区人民,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各地策划暗杀和颠覆活动,等等。

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采访他时问道,是否应以保护美国自身利益这个准则来理解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他马上反问道:“难道在土耳其东南部的大屠杀也符合美国人民的自身利益?难道摧毁越南、把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变为坟场也符合美国人民的自身利益?不。这些都符合对外政策制定者及其所代表的权力中心人物的自身利益,他们在保护自己的权势、利益、统治地位和霸权。”

对“战争总统”小布什,他自然恚恨无比,曾不止一次严加抨击。他曾说:“现在世界上都认为,乔治・布什对和平的威胁比萨达姆・侯赛因还大。”他说,布什访问英国时,有人指称“他是威廉一世‘征服者’之后英国最不欢迎的访问者”(注:威廉一世即自立为英国国王的法国诺曼底公爵)。他还说:“假如按纽伦堡国际法庭的标准来审判乔治・布什,他应该被绞死。”

批评美国传播媒体

乔姆斯基对美国传播媒体的表现也十分不满。当布什政府说,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以要攻打伊拉克,各媒体也跟着这样说。当布什政府改口说,伊拉克拥有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能力,所以要“先发制人”打过去,各媒体也跟着这样说。乔姆斯基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中指出,媒体的这种鹦鹉学舌就是替政府传播谎言、误导民众,所谓“先发制人”只是“裸侵略”的委婉语。他说:“任何独裁者都会赞赏美国媒体的这种顺从和一致性。”

美国传播媒体的屈从、畏缩态度,早已受到乔姆斯基的严厉批评。他曾说:“美国大众媒体主要是作为美国政府和美国大公司的一支宣传队伍和‘被收买的祭司’在尽其职责。”他又说:“媒体为国家和大公司权力的利益效劳,国家和大公司彼此紧密勾结,规定媒体以维持既定权威的方式进行报道和分析,从而限制争辩和讨论。”

他在与经济学家爱德华・赫尔曼合著的《制造共识――大众媒体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用大量的具体案例研究揭示了新闻媒体的“宣传模式”,也即一种不完全按中立立场和客观态度来报道,而须经审查、“过滤”、删削的新闻模式,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哪些报道不惜篇幅,哪些报道片言只语,都直接与美国企业界和政界的头目相关。按照这种模式,比较民主的社会如美国,往往使用隐蔽的、非暴力的控制手段,而不像专制政体那样采用激烈的强制性手段。他说:“民主政体的宣传等于是专制国家的大头短棒。”

在美国,新闻要经过怎样的“过滤”才公之于众呢?乔姆斯基和赫尔曼列出了五种“过滤器”:

1.媒体所有者。美国大多数媒体均为大公司所拥有,大公司则大多为富人所把持,新闻报道首先就须代表富人利益。

2.媒体资金来源。主要来自广告,而非读者或听众,媒体报道方式就须反映广告商们的要求和利益。

3.新闻源。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等政府机构和大公司、大企业往往是主要新闻源,其他新闻源常被其堵塞。

4.各种压力。政府部门、大公司和资助者等各种团体和人士往往都会对媒体的所谓“偏差”施加压力,要求慎重处理。

5.共同观念。以前是指“反对共产主义意识”,苏联解体后泛指要考虑到舆论的转变。

他们指出,通过这些“过滤器”,媒体便形成了强有力的宣传体制,它能调整和控制舆论,将公众的议论框定在一定范围之内,而又不失“民主共识”的表面。

不过,尽管尚有各种“过滤器”在阻碍着言论自由,乔姆斯基仍然认为“在许多方面,美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正由于比较宽松的言论自由度,他自己才能不断发表不同政见而未受到政治上的迫害。

作为犹太人的乔姆斯基

作为犹太人,乔姆斯基也没有受到明显的种族歧视。除了小时候常害怕挨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打骂外,他长大后,从无种族上的屈辱感。倒是他自己的犹太同胞们,不时地要“修理”他一番,质疑他对以色列的态度,似乎他是他们种族里的叛臣逆子,甚至是“新纳粹分子”。

大多数美国犹太人都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也完全拥护美国的以色列政策,而很少有像乔姆斯基这样的犹太人,超脱种族主义的局限,站在客观立场上,说出其对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美国-以色列关系的看法。

乔姆斯基说,以色列军事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已有40多年,“美国是其最主要支持者”,“这个占领一开始就很残酷野蛮”。以色列现已成为地区的超级大国,“欧洲和平的主要威胁是源自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国际上早已取得政治解决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的一致意见,以色列却在美国袒护下始终拒绝接受。

他多次强调说:“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是对世界和平的极大威胁。”从一个美国犹太学者口中说出如此与众不同的大胆观点,可见其思想境界和道德勇气。然而,数十年来,美国的总统们,还有乔姆斯基的许多同族同胞,又怎能听得进这种逆耳之言?欧洲和世界和平又怎能朝夕可盼?

像大多数犹太人一样,乔姆斯基十分重视家庭,珍惜和平环境中和睦的天伦之乐。他与妻子是青梅竹马,20岁时就与之结婚。妻子也是语言学家,夫妇俩两情缱绻,育有二女一子,真正做到了白头偕老。今天,两名八旬翁媪依然一起相处,情意融融。他不爱上理发店,而常由妻子代劳。有人说,他平生淡泊,“唯一的虚荣”是在照相前要妻子给他理发。

语言学家范文第4篇

王力教授是怎样保持健康的身体，旺盛的精力，为祖国的语文科学作贡献的呢?最近我们来到北京大学燕南园，访问了他。

眼前的王力教授红光满面，精神矍铄，步履轻快，头发还有不少黑的，看上去身子骨很硬实哩。

说到身体好，他告诉我们的却是少年时代身体一直不好。十岁那年闹了一场大病，险些儿丧生。后来一病再病。有个亲戚给他算了一卦，说十八岁的关口过不去啦。“天知道!”他说，“我不光闯出了十八岁的关口，八十的大关也闯过了啊!”

他现在不咳不喘，心脏正常，血压130／80。医生说，这样的年龄，身体还这么好，是少有的，王力教授真是养生有方啊!

“喜爱看书做学问，也喜欢玩”

我们请王力教授介绍锻炼身体的经验，他笑了笑说，这可是个不好回答的问题。“我从小就最怕上体育课，经常逃课。我不会打球、做操，至今也不会打什么拳。”的确，你想让王力教授有意识地去作某项锻炼，那真是难上加难。他的老伴给我们讲了一个笑话。当甩手疗法时兴的时候，家里人也劝他练几下。于是他工作累了，就在书架前甩起手来，谁知甩了没几下，忽地想起一本什么书来，就情不自禁地从书架上抽出、看上了。

王力教授读书入了迷，但也不是不运动。只是运动的方式不同罢了。他是结合自己的兴趣进行活动的。他说：“我喜欢看书作学问，也喜欢游山玩水。”他在清华大学时才二十六、七岁，友人给他写小传，就说他可以一连一两个月专门读书，也可以一两个月痛快地玩。前，星期天他都不在家坐着，总要溜溜街或者逛逛公园。近些年每年都多次去香山、白塔寺游玩。

一九七八年夏天，女婿来北京，老人家兴致勃勃地同他一起去登长城。爬到半路上，碰到一位秘鲁农学家。他问王老：“您多大年纪啊?”“七十八啦!……你多大了?”“六十二啦!”王老微笑着说：“对我来说你还是青年喽?”那位专家先往上攀登了，接着王力教授也登了上去。他们在长城的最高处又见面了。那位专家用英语对王老说：“祝贺您”，还并肩照了相。一位妇女端详着王老，不由得脱口而出：“我看您老能活一百岁!”接着又改口说：“不，不，您能活一百二!”提起这件往事，王力教授同我们一起大笑起来。

王力教授说，“我觉得自己还不老，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去人民大会堂开会，进门台阶很多，有人要搀扶我，可是我看见前边一位老政协委员比我走得还快，那我就不甘心了。”说着，他得意地笑了。古人云：“养生之道，常欲小劳。”王力教授现在经常到城里开会，从来不用人搀扶，不用人陪伴。有时在旅馆住上十几天，他走来走去，不用人特殊照顾。对于老人，要说锻炼，这不也是锻炼活动吗?

“想不开的话，有十个王力也死了”

中医说：“暴怒伤肝，思虑伤脾。”人的情绪同健康的关系可密切哩。在这方面，王力教授是深有体会的，他心胸豁达，遇事不怒，使他的身体获益非浅。

他虽然做不到《十叟长寿歌》所说的那样“坦坦无忧虑，”但是他说：“人家忧虑十分，我忧虑五分。要不就活不到今天了。”“想不开的话有十个王力也死了。”

十年浩劫期间，王力教授第一批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清理阶级队伍”时又加上了“特”、“反”两顶帽子。那期间，肉体上被折磨，精神上受压迫。没有人身自由，每顿饭一个玉米面窝窝头，一碗白菜汤。对于他这样一个有名望的老人，这是多么残酷的打击啊!然而，王力教授坦然地对待严酷的现实，乐观地经受住了一生中最大的打击，活下来了。

王力教授说：“那时也苦恼过，但从来没有往悲惨结局想――从来没有想过上吊，吃安眠药。”“我想我们国家总有一天会好的，不会永远倒霉。”谈到这里，他严肃的脸上闪现出笑容。是呵，对生活的坚定信念和乐观的性格，使他度过了那阴霾密布的艰难岁月。

“你说我有那些罪行，我不承认。什么叫特务?我在哪个特务头子领导下?”“说我是员，谁是介绍人啦?”王力教授忍不住地笑起来。

在平时，他也是达观快乐的。既不为那些区区小事自寻烦恼，也不为别人的诽谤中伤耿耿于怀。王力教授常常对孩子们说，做人只要行得正走得直，就不要去计较别人如何议论。王力教授这种洒脱超然、专心事业的精神不正是他身体健康的奥妙之一吗?

“起居作息定时，生活要有规律”

提起王力教授的起居饮食来，他的老伴向我们提供了不少情况。王老生活有规律，每天早晨五点多钟醒来听收音机，六点多起床，不睡懒觉。中午总爱躺一会儿，就是睡不着也要养养神。晚上不晚于十一点睡觉。白天，他仍每天到学校上下班，保证八个小时工作。晚上他就不工作了，看会儿电视或者看看读者来信。他有一个了不起的本事就是能睡觉，还从来不失眠。

生活有规律，工作效率也就高。不论是接待来访，还是散步，只要回到办公室，王力教授就能立即集中精力于工作。即使有人在旁边拉手风琴、唱歌，他都不在乎。这可真有点过硬功夫。

王力教授饮食兴趣广泛。老伴说，他不挑食，不迷信什么高级营养品，不喜欢喝牛奶、吃鸡蛋。对水果可却有特殊的爱好，一天吃上一斤多是常有的事。如果碰上是桔子，那就不止是一斤了。他不抽烟，不暴饮，但好酒还是要喝上几口的。现在喝蛤蚧酒是每天以一两为限。冷食他是不吃的。这些，对他的健康大概也很有好处吧。

语言学家范文第5篇

二战后，他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

后来，他到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巡回讲演，赵元任当翻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他在途中向湖南人学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人跑来和他攀老乡。

赵元任曾表演过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江西、福建到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话，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

这位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奇才，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研究者称，赵先生掌握语言的能力非常惊人，因为他能迅速地穿透一种语言的声韵调系统，总结出一种方言乃至一种外语的规律。

他还被称为罕见的通才、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作为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称于世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语言学是他着力最深的领域，然而他同时还兼授物理、逻辑等课程。

他雅好音乐，曾专攻和声学与作曲法，会摆弄多种乐器，毕生都与钢琴为伴。他一生创作过一百多首音乐作品，包括声乐和器乐。

赵元任曾编了一个极“好玩儿”的单音故事，以说明语音和文字的相对独立性。故事名为《施氏食狮史》，通篇只有“shi”一个音，写出来，人人可看懂，但如果只用口说，那就任何人也听不懂了：“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20世纪20年代，赵元任为商务印书馆灌制留声片，以推广“国语”（即普通话）。有一则轶闻，难断真假，但颇可见赵氏当年的风光。赵元任夫妇到香港，上街购物时偏用国语。港人惯用英语和广东话，通晓国语的不多。他们碰上的一个店员，国语就很糟糕，无论赵元任怎么说他都弄不明白。赵无奈。谁知临出门，这位老兄却奉送他一句：“我建议先生买一套国语留声片听听，你的国语实在太差劲了。”

赵元任问：“那你说，谁的国语留声片最好？”

“自然是赵元任的最好了。”

赵夫人指着先生笑曰：“他就是赵元任。”

店员愤愤：“别开玩笑了！他的国语讲得这么差，怎么可能是赵元任？”

语言学家范文第6篇

2009年8月19日，是父母亲金婚纪念日。4月12日，我和家人陪同父母到西站拍摄纪念照片。下午5点多，雒鹏来电话，说著名汉学家、法国国家科学院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东亚语言研究所所长罗端及汉学家徐丹教授莅临兰州，晚上可以一叙。法国汉学在欧洲处于领先地位，我读过伯希和的《蒙古秘史》，当时正读戴密微的《吐蕃僧诤记》。由于写敦煌题材小说，也对沙畹、马伯乐等汉学家有过了解。现在，他们到兰州，有种故人来的感觉。

到约定饭馆，很快进入话题，相谈甚欢。

我奉上敦煌小说，他们对王炎林的插画赞不绝口。罗端说有位法国籍黎巴嫩裔作家也写丝绸之路文学作品，因母语文化关系，他只写丝绸之路西段的中亚、西亚。

罗端懂蒙古语。家乡好几个地方名字是蒙古语汉译，例如“打拉池”。话音刚落，罗端就说“打拉”是平地之意，“打拉池”就是“平地之湖”。读普尔热瓦尔斯基传记时，对“黑扎撒”无法理解，曾拜访过西北民大郝苏民教授，他说蒙古语“黑”之意是“律令”，“扎撒”则涉及到某一方面。罗端对“黑扎撒”捉摸不定。语言在不断发生变化，何况，普尔热瓦尔斯基当年很可能以俄语音译记录，又翻译成汉语，经过两次转化，增加或丧失了某些成分。于是，大家感叹人之精力太有限，否则，研究领域涉及西北文化地理学者、作家精通蒙古语、藏语、阿拉伯语等几门外语，很有必要。

4月13日早晨，我请两位客人到北滨河路吃蓬灰牛肉面。饭来了。“韭叶”、“毛细”，面两道，带小菜、牛肉。他们赞不绝口。

不知道怎么，话题转到糜子、黄米，两人很感兴趣，我邀请他们吃黄米糁饭。如果要地道，就在家里，我请母亲来做。他们愉快答应。

向家人说了，都很高兴，积极准备。

我与妻子拟定一个像模像样的菜单：

凉菜：苦苦菜、蒲公英、牛犍子、小乳瓜、油炸小黄鱼、鸡米花

热菜：糖醋排骨、羊羔肉、土豆丝、茄子炒辣椒、豆腐丝、地达菜、

辣子西红柿

汤：醪糟

主食：黄米糁饭、白米糁饭

考虑到客人专业，决定邀请学者型官员胡秉俊、画家杨国光两位先生参加聚会。

秉俊先生回复短信，说他将原定星期六的工作安排协调一下，争取参加。

二

4月18日11点，法国客人如约到达。家人热情接待。我从厨房里拿出黄米给他们“研究”。罗端认为黄米应该是“黍”，一年生草本植物，子实叫“黍子”;我的家乡称作“糜子”，碾成米，叫黄米。黄米可酿酒，味苦涩。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中经常可见有关米酒的记载。“粟”是谷子，民间叫小米。罗端说法语“黍”，很长一串词，主要描绘“黍”的叶杆。法国不生长“黍”，造词的第一位法国人灵感大概来自象形字“黍”――就像一株生长着的、并且结了子实的“糜子”。我写过一部中篇小说《野糜川》，糜子是主要文化符号。

我拿出2006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伯希和敦煌图录》。

罗端问这是伯希和100年前拍摄的吗？我说是的，有些照片成了绝版。伯希和离开后，有些佛窟中的壁画、彩塑遭人为破坏和地震影响，永劫不复。

徐丹提起张大千在敦煌“破坏壁画”之事，问我看法。张大千喜欢唐朝壁画，看到残损的宋朝壁画就拆剥，寻找里层唐朝壁画，客观上造成严重破坏。作为一名修养很高的画家，张大千应该认识到壁画价值，不能因个人好恶取舍。有人说那时候莫高窟很衰落，部分壁画破烂不堪，即便张大千不拆剥，自己也会掉。这纯属狡辩。不过，他在宣传敦煌文化方面的贡献及艺术成就，应大书特书。这与他拆剥壁画的行为是两个话题，不能搅和到一起。

秉俊先生来短信，即将到达。我出门迎接。

家人了解秉俊先生的高尚品格，都心存感激。母亲想说很多感激的话，但不知该如何表达，只是不断重复：“好人！真正的好人……”

罗端、徐丹得知胡秉俊先生身份与职务，很感兴趣。交谈中，秉俊先生的广博学识改变了罗端和徐丹对中国党政官员的看法。不久，雒鹏陪同杨老师到了。大家话题很多，其乐融融。杨老师与徐丹谈起了画家赵无极。

饭好了，大家入座。首先品尝苦苦菜。《诗经・谷风》中有“谁谓荼苦，其甘如荠”的诗句。“荼”大概主要指人们现在仍然喜爱的苦苦菜吧。“”时期，甘肃民间闹饥荒，苦苦菜救过很多人的命，近年则成了无公害、无污染的时尚绿色食品。

秉俊先生说《诗经・采薇》中的薇菜，人们认为是蕨草，他推测，当时可能是一种泛称，如同水果不具体指苹果、葡萄或人寿果一样。

由此话题展开，自由漫谈。后来，说起形式化问题。

雒鹏问：“现在的科学发展观有没有必要搞？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没？”

秉俊先生说：“毫无疑问，科学发展观应当搞。实践证明，这个活动取得了效果。不过，由于个别人将精神领会错，在实施中出现形式主义问题，存在的个别问题，就像俗话说的，经是正的，只是被歪嘴和尚念歪了！”

“歪嘴和尚？”徐丹一愣，大笑起来。罗端却陷入沉思。他不能理解“歪嘴和尚”的比喻意义，或许，他在想：嘴歪，难道会影响发音和思想？

笑一阵，聊起目前教育存在的严重问题，归根到底，还是那句话：“经是正的，只是被歪嘴和尚念歪了！”

秉俊先生谈起欧洲与巴黎文化：“我们对法国人的印象，有两句话可以概括：第一，浪漫的法国人;第二，傲慢的法国人。浪漫在法国也许是中性词，但在中国是褒义。说某人浪漫，那是在称赞他生活潇洒，自在，富有诗意。”他还举了一些文学、影视作品中的例子。后来话题转到文化的差异与包容。秉俊先生说20世纪80年代初期，因为西方人要在中国长江漂流，国内舆论哗然。他曾写过一篇文章，表达自己的意见：“只要是积极而且有意义的活动，谁首先漂流都一样，何必那样狭隘？”

杨国光先生含笑赞许：“对！狭隘的民族主义要不得，不能以义和团时代的思维来对待外国人。”

母亲做熟了纯正的黄米糁饭，每人一碗。罗端、徐丹首次吃，不断夹菜，赞叹：“好吃，好吃。”

罗端使用筷子如同汉语，得心应手。

我按照中国礼仪敬酒――莫高冰白。

秉俊先生解释说：“在西方，不习惯劝吃劝喝，但中国待客的传统，不主动积极，似乎意味着不够热情。”为活跃气氛，他先用普通话说：“树上一只麻雀高高兴兴地飞走了！”然后用兰州话复述一遍。书面阅读，普通话描述，仅仅叙述一种行为、状态，而用兰州方言说出来，却妙趣横生，大家捧腹。雒鹏就中国语言特点，讲了一个有趣的“段子”――《成功人士标准》：“3岁不尿裤子，5岁能自己吃饭，18岁有爱情，30岁有钱，40岁身体好，50岁还有钱，60岁还有爱情，80岁能自己吃饭，90岁不尿裤子！”形象地总结了人生的“马鞍型”发展轨迹。

徐丹说：“最近美国有部电影，刚翻译成法语，很感人，结构与雒先生讲的完全一样。真有意思！雒先生事前肯定同美国导演没沟通过，但对人生认识惊人相似。”她讲了电影大概情节。印象最深刻的，是关于钟表的象征――主人公儿子牺牲后，他感觉到时间倒着走。我在丝绸之路文化小说探索中常常用这种表现手法，很有意思。

大家再次感叹文化无国界，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大“道”都相通。

母亲做好掺了少许大米的糁饭，并给客人敬酒。母亲是一位普通劳动妇女，6岁丧母，她的家族也在那时走向败落，外祖父挑起所有重担，艰难前行。我最初关于博爱、宽容、自尊等方面的教育大多来源于母亲的言传身教，而母亲则受之于外祖父。

饭后闲聊，徐丹提议让小雅拉个曲子。小雅拉《陕北抒怀》。秉俊先生到阳台上抽烟――整个会客期间，因有女士参加，他一直没抽烟，很绅士（他不光对外国人如此，以前小聚，有女士在场，他都照顾。2010年，他宣布戒烟，很成功。

演奏结束后，大家鼓掌。

我说：“这是小雅最高级别的一次演奏，听众有国际友人、高干、画家、学者！”

杨老师问罗端：“您听惯小提琴的耳朵，还能适应吧？”

“还行，还行。”罗端说。

秉俊先生说：“东方人听这首乐曲时，会浮想联翩，例如我，脑海中时而浮现出黄土高原上窑洞成排的情景，又好像一个牧羊人孤独地站在高山上，或者，一家人温馨地坐到驴车上在盘山路上缓慢前行……”

经他诠释，罗端有了更多理解。

聚会愉快结束。主人留客，天成全我意，也留客――下雨了。但敬业的罗端和徐丹要整理资料，秉俊先生也要加班。微雨中，道别。

送法国客人回寓所路上，徐丹由衷说：“你的家庭很普通，但是，和睦，幸福。”

为这一切，我感恩。

三

4月20日，罗端和徐丹前往东乡唐汪川做调查。

我们约好在临夏市见面，一起到“残联”看“花儿”研究专家王沛编导的演出节目，内容包括“花儿”、贤孝、平弦等。

4月22日晨，我与《兰州晚报》记者张燕前往临夏。兰州的雨大多都发生在早晨，空气湿冷。两边山沉浸在烟雾中，古朴神秘。车子上高速公路，司机谨慎驾驶，正合我意。

罗端、徐丹提前到达临夏，购买很多地方文化书。不久，东乡族诗人马钟翔来了，大家直奔“残联”，看演出。至此，法国友人活动内容由语言学调查转向考察“花儿”。

王沛热情接待。我与王先生从没见过面，但神交已久，1993年，曾买到他的《河州“花儿”研究》，很喜欢，经常品读。

或许得益于“花儿”文化滋养，王沛的形象和风度集淳朴、儒雅于一体，令人难忘。

王沛编排、指导的《河州牡丹别样红》由临夏演出队为参加甘肃省第五届残疾人艺术汇演而准备，这是最后一次彩排，24日将在兰州正式演出。节目集中了临夏地区优秀的传唱艺人、歌手。他们都是残疾人，如果我们到各处走访，至少得半个月。大家非常珍惜这次机会，忙着录音，记录，照相，尽可能多保存些资料。

残疾人演员兢兢业业，一丝不苟，通过舞蹈、曲艺、器乐、声乐、小品等艺术形式反映改革开放30年来生活的巨大变化。

原定九个节目演完，王沛问：“还有什么要问的没有？要不要座谈？”

我建议请艺人再表演几个传统曲子。

王沛爽快答应。经协调，董海江演唱了《河州大令》，金海燕演唱了《水红花令》，马海米东唱了一首传统“花儿”。弹唱艺人张正良、王威学表演《韩起功起解》片段。还表演了平弦――王沛说，它与苏州平弹同源。

次日晨，参观临夏彩陶博物馆。之后，前往冶力关。途经和政，参观了古生物博物馆。最具代表性的是铲齿象、三趾马、剑齿虎。铲齿象体形高大，伟岸凶猛，是生活在距今120～100万年前的霸主之一。和政羊化石堆积成一堵墙，生动地反映出当年地壳激烈运动时的惊骇瞬间。

大家感慨说，这就是证据。有证据，什么都不用说;没有证据，说什么都没用。

从和政到冶力关的路随着山形地势起伏，缠绕，风景甚好，赏心悦目。

抵达目的地，已经下午1点。正是农忙时节，年过60的老歌手李廷明很难约齐散布到各处田野的“联手”们。我们只好商定明天上午到亲昵沟唱歌。

为了充分利用时间，冯学俊联系卓尼县康多乡杨书记。杨书记委托安姓乡长请到几位老歌手，可以采访，录音。这是意外收获，大家欣然前往。逆冶木河而上，穿行西峡，路难行，车子走得慢，正好观景。一小时后，坐落在山腰的康多寺跃入视野，接着，出现一片开阔小盆地，康多乡政府坐落其间。

安乡长朴实无华，真诚自然，没官场气。于是，心理距离很快拉近。我献哈达。他憨厚地笑了：“你活学活用，也学会了藏族礼仪？”

这是他笑得最灿烂的一次。大多时候显得忧郁，说话声音也低，很轻。只有在我们问到什么时才谨慎回答。时间紧迫，我再三问歌手在哪里？他不温不火，说正在安排。

来几朵云，竟下起小雨。安乡长出出进进忙碌一会，带我们到不远的一片小草地。夏天，当地人经常在此喝酒，唱歌，跳锅庄舞。

歌手陆陆续续来了。他们是学生。安乡长解释说老歌手们在附近大山沟里住，联系不上。即便联系上，山高路远，他们也赶不过来。

穿着节日盛装的学生唱歌，跳舞。他们虽然年轻稚嫩，但苍凉优美的歌声还是深深打动了我。有个小小少年，一进入歌曲，就显得激情澎湃，没有丝毫表演痕迹。当地妇女、老人也站在草地边观赏。

演出结束，我问小演员：“歌是跟谁学的？”

他们都说跟电视学的。大家瞠目结舌。我有些失望。遥望乌云迷漫的大山，有多少真正传承民歌的高手隐藏其间？

山中天黑早。徐丹怕走夜路，催促尽早赶回。安乡长说已经安排了饭。我解释路况和天气。他不争辩，但神情却极真诚，不容置疑，仿佛在说：“你们来了，就是我的客人。既然是客人，就必须受到接待。”

拗着离开，就是对这种淳朴感情的伤害。与两位客人商量，说明当地风俗习惯。他们答应了。不久，汤面片端来，在简易的乡长办公室里，我们就着小菜，用餐，其乐融融。

安乡长最后吃饭。我们打算等他吃完饭再辞行，正巧说到某个话题，大家摆开龙门阵。安乡长露出急躁神情问：“你们不是说要乘天亮回去吗？”

大家急忙应和：“对，对。”

汽车颠簸着，摇晃着，穿越西峡，一个多小时后，到冶力关镇。天已黑透。民居灯光与寥落狗吠声别样生动，别样真实。

密密实实的夜啊，淳朴如安乡长！

四

4月24日清晨，浓雾，冷风。亲昵沟去不成了。冯学俊用他那久摔不坏的小灵通打数个电话，联系到莲花生态园。那里空间大，演唱，座谈，录音，都很好。

8点，李廷明先生准时到达宾馆门口。他焦急地向路上张望：“接人的车去了，可是，找不到人，真急死人！电话也打不通。尕改英丈夫不让女人来。还有一个女人家的牛跑了，她去找，恐怕也来不了。原来说五个人来，现在，来四个。”

他不停地打电话联系。等一个多小时，终于，五个女歌手拿着红红绿绿扇子带着浓厚田野气息在大家期待的目光中出现了。步入大厅，很快，进入工作状态。

参加这次演唱活动的歌手是：

李廷明，男，64岁。

邢改英，女，43岁。

邢桂英，女，34岁。

邢菊英，女，39岁。

邢成英，女，49岁。

冶力关“花儿”属洮岷“花儿”流派，距离著名会场莲花山仅15公里。

他们现场编词，就主题、意象、分工互相商量一下，便开始演唱。歌手一开唱，风格顿现。第一位演唱者起调，第二位歌手搭腔，第三位歌手继续推进，一浪高过一浪，最后，大家齐声唱：“花儿哟，两叶儿呀！”非常壮观。

这种“花儿”演唱方式、腔调迥异于河州“花儿”，保存了古代羌族音乐的悲凉成分，主旋律是哭腔。古代羌族几乎历代都遭受征伐、屠杀、虐待，这种文化背景下形成了特殊的民族心理。由于自然环境相对封闭，较少受外界影响，很多原始成分保留下来。我曾经尝试学唱洮岷“花儿”，很难。尤其是合唱的尾音，变化莫测，哀婉欲绝，与高亢哭腔没什么分别。学过歌剧的罗端听过几遍，竟然也能“搭腔”，尽管他的歌喉属于歌剧。

洮岷“花儿”真声，假嗓，高腔，没有音乐伴奏，唱起来十分费力。所以，唱一阵就要休息一会。间隙，罗端演唱一段歌剧，歌词大意是：河里来了一条船，村里的姑娘们很好奇，跑到码头上看，后来又上了船，却被船带走了……

假如罗端的歌剧长期与洮岷“花儿”交融，某些成分会不会被当地群众吸收？我想大概不会。“花儿”扎根民间，歌手是创作者、歌唱者、传播者、倾听者，从来没有谁用什么套路要求他们怎样唱、唱什么，他们也从来不模仿别人，所以，至今风格古朴生动，尽管歌词内容“古瓶装新酒”，随时代变化而变化。

令人感动的活态与坚守。

……

采访结束，罗端、徐丹请歌手吃午饭。

餐前，罗端让我听了他录制的东乡“花儿”，演唱者为80岁老人，用东乡话。风格又不同于河州、洮州两路“花儿”。老歌手的咏叹、旋律更接近中亚音乐。

餐后，大家参观洮州民俗馆。应馆长冯学俊邀请，罗端、徐丹用毛笔题词。

语言学家范文第7篇

2013年初冬，《国家人文历史》杂志记者还未进周老的家，站在北京朝阳门内一栋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老楼下，不禁感叹，我国这么重要的一位大学者，竟然居住在这样的环境里。走进他家，更让人感到家中陈设的简朴之极，除了几个书架，便是一张老旧的书桌，将一间小小书房填得满满。

一问才知，他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前，北京已经三十几年没盖房子了，没有几家家里是有卫生间的。这个房子我已经住了三十年了。这是简易楼，但在当时算是好房子了，我这套就属于第一批被优待的。”

“两大劫难”和“三次破产”

周有光生于清朝光绪年间，一生中经历了晚清、北洋、政府和新中国四个时期，有人戏称他是“四朝元老”。周老的一生几乎跨越了20世纪，在这一百年中，中国可谓内忧外患不断，民族文化备受摧残。资中筠在为周有光刚刚出版的《我的人生故事》一书序言中这样写道：“有人比喻历次运动就像撇奶油一样，一次运动撇掉一层，最后几乎剩下清汤。周老先生是没有被撇掉的幸存者。能幸存到今天，是他的幸运，更是我们民族之幸。”

周老的长寿，与其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是密不可分的，即使讲起他的“两大劫难”和“三次破产”也是声情并茂。“我一生都是在动乱当中，特别是抗战八年，那是很苦的，但我逃过了很多劫难。对于我来说，最大的两次劫难都逃过去了。在重庆的时候，一个炸弹在我身边爆炸，我当时正坐在滑竿上从一个坡上下来，我被那个炸弹的风吹到阴沟里面去了。这样上面的机关枪扫射下来，就没有打到我，但是旁边的人都死了。”他回忆道：“还有一次意外的事情，我从美国回来，在复旦大学教经济学。后来成立了文改会（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1955年，中央就把我调到文改会，离开经济学研究文字去了。1957年反右，上海是一个经济中心，经济教授多得很，从美国回来的经济学家很多都自杀了。我在复旦大学有一个博士生好得不得了，最后也自杀了。我当时不知道，回到学校才知道，那时候不允许通信。我到了文改会什么事情都没有，逃过了这个劫难。这些都是自己想不到的事情，只能说命大。”

所谓“三次破产”，周老解释说：“我们家破产很多次了。我的曾祖父是做大官的，但中年就退休了，回到本地办工厂，有纱厂、布厂，还开了当铺。后来，太平天国打来，把我们家的所有产业一扫而光，这是我家第一次破产。第二次破产是在抗日战争，我们家从苏州逃到四川去了，家里的东西都被扫荡了。1969年，我被下放到宁夏五七干校，等回来的时候家里连一个纸片都没有了。前前后后我家破产了三次。不过，我觉得很好，财产是一种包袱，我没有包袱了。”

1945年，抗战胜利后，周有光因公前往美国。“我在美国的银行工作，待遇非常好，而且假期也很多。他们鼓励职员在假期去世界各地旅游，因为他们认为银行的职员应该知道世界各地的情况，回来写一个报告，你了解到了什么东西，银行还会给你一笔旅游费。另外，那时我们一年十二个月，却可以领到十八个月的工资。这样的生活在国内是不可想象的。”

1949年6月，上海解放不久，周有光就回到了祖国，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兼任新华银行秘书长。为此很多人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从美国回来？“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会体会我们当时的感受。我们经历的八年抗战，内心对祖国特别的热爱。1949年后，在国外的知识分子大批归来。我们都认为中国有希望了，中国的建设等着我们。而且抗战时期，我在重庆跟就很熟悉，他当时在政协天天宣传，我们共产党是走民主道路的。那时，每个月开一两次小规模座谈会，我都参加了，所以我们很熟悉。”周老解释说：“学经济这么多年，我想中国当时最缺乏的也是经济建设，于是立志回国搞经济。还有个原因，我妈妈不愿意到美国去，最终我还是选择回国了。至于后来的‘’谁也不会想到。”

目前有些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的发展并不乐观，但周老认为：“我为什么对中国还是充满希望的？很简单，中国是世界中的一个国家，整个世界在发展，中国不可能不发展的，所以这是我乐观的基础。我现在每个月的退休金是一万一千块，我的学生都比我多，哈哈。”

成为“汉语拼音之父”是一个巧合

虽然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但周老曾笑言：“我是假语言学教授，吕叔湘才是真的语言学教授。”在他看来，研究语言学完全是一个巧合，“我是复旦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到了北京变成了北大的语言学教授。所以开始他们让我来的时候，我说我不行，我是搞经济学的，语言学是业余的。领导说，这是一个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所以我就来了。但我说，我是假的语言学教授，吕叔湘才是真的，哈哈。他是我的同班同学。”

周有光的主要贡献在于语文现代化，这也是现代化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从孩童识字到成人查字典，再到把汉字输入手机和电脑，汉字能在信息时代通行无阻，全都离不开汉语拼音的发明。周有光提出世界文字发展的三个阶段，即从形义文字到意音文字，再到表音文字。从表面上看，汉字和拼音文字截然不同，但实际都遵循这一发展规律。他由此建立了中国的比较文字学，直接促进汉字改革的研究。

语言学家范文第8篇

【关键词】 抗战时期；西南地区；民族语言学家；体质人类学家；民族学研究

【作 者】聂蒲生，贵州财经学院马列主义教学部副教授。贵阳，5500 04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004-454X(2007)02-0090-004

On NationaI Linguists and Physical Anthropologists’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Research of NationaI Science in SomthWest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Nie Pusheng

Abstract：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a large number of famous national linguists and physical anthropologists went to Work in Southwest .They spe nt a large amount of time and energy in investigating mjnority languages and phy siques.They made gteat contributions to Chinese Ethnology.

Key words：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Southwest China ； national lingu iStS and physical anthropologists；the research of Ethnology； important contrib utions.

一、导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一批著名的民族语言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纷纷来到抗战的大后方 西南地区工作。这批著名的民族语言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较为集中的城市依次是昆明、重庆 、成都、贵阳等。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辞劳苦地在山高林密、人烟稀少的民族地 区走访、调查。这批民族语言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在经费短缺和资料匮乏的艰苦条件下，克 服了交通极为落后等重重困难，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和少数民族体质进行实地调查研 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而对我国民族学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李方桂、罗常培、马学 良、闻宥、张琨、邢公畹(又名邢庆兰)、高华年、袁家骅等将西南诸省视为语言学研究的黄 金之地，尽量加以发掘。他们在研究中注意到民族语言研究与民族学的结合，涉猎了民族学 问题，将民族学的理论与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从民族学理论出发 ，研究民族语言问题；另一方面，从民族语言材料入手，探究民族学问题。民族学理论的引 入，帮助民族语言学家更好地去认识语言发展变化的社会文化因素，使民族语言的研究领域 拓宽了；民族语言学的研究又为民族学问题的解决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早在中国民族学学科建立初期，民族学家就进行了包括民族语言在内的文化整体的考察 。同时，一批专门从事语言研究的专家也开始进行语言学的调查与研究。美国语言人类学家 萨皮尔(E.Sapir)的学生、中国非汉语研究的创始人李方桂，在20世纪20年代末留学回国后 ，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就曾调查 广西的壮族语言和瑶族语言；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对贵州的侗族、水族语言和云南的壮族 语言、傣族语言进行研究。赵元任在抗战之前就已对瑶族聚居区的语言文学作了实地考察。

二、抗战时期迁居西南地区的民族语言学家对民族学研究的重要贡献

抗战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至湖南联合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 月，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址在云南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语言组 的罗常培教授将自己的研究领域由汉语研究发展到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先后进行了傣族语言 和傈僳族、纳西族、独龙族、怒族、景颇族、白族、苗族等多种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调 查，发表了《贡山俅语初探》、《茶山歌》等语言学调查研究成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 究所的助理研究员张琨在20世纪40年代对四川、贵州一带的苗族、瑶族、藏族等民族语言进 行了调查，为他以后在此方面的语言学研究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 任闻宥对羌语音系、嘉戎藏语语法等项专门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

民族语言学家对民族学研究的贡献，还表现在通过他们的调查，为民族学研究提供了极 有价值和很有说服力的参证资料。例如，李方桂在《龙山土语》中发表的语言材料，不仅有 故事和山歌，还有讲婚俗和葬俗的材料各一篇；李方桂的学生邢庆兰在关于云南罗平县境内 的台语(即傣语)的调查中，有亲属制度、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宝贵材料；罗常培的弟子马学良 1944年到云南去研究彝族语言，在当地搜集了2000多册彝文经典，种类有祭经、占卜、律历 、谱谍、伦理、古诗歌、历史、神话等①。由民族语言学专家从事的这些资料搜集工作， 由于语言记录和翻译准确，而强化了其价值。

一些民族语言学家还利用在调查民族语言时搜集的大量资料，直接参与了民族学方面的 专题研究。自1942年起，罗常培在研究语言学的同时，更多地注意将语言学与民族学紧密结 合进行研究，先后发表了《从语言上论云南民族的分类》、《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 的关系》、《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等与民族学有更多关系的文章。他注意到利用语言资 料考虑民族分类，从语源看文化遗迹，从造词心理看民族文化，由地名推论民族迁徙踪迹， 通过姓氏别号分析民族来源和，进行亲属称谓和婚姻制度的研究，一些文章甚至基 本上通篇都是以语言人类学家的风格讨论文化人类学问题，与民族学家直接对话②。他不 仅 注意语言学与民族学的结合，而且注意到民族学理论的发展，避免简单的牵强附会。他在论 述亲属称谓和婚姻制度的关系时，依据西方学者的观点，对摩尔根古典进化论将两者之间简 单武断地加以联系的做法提出批评。在引证独龙族亲属称谓材料之后，他指出：“民族中的 亲属称谓颇可作为研究初民社会里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的佐证，不过，应用它的时候，得要 仔细照顾到其他文化因素，以免陷于武断和谬误的推论。”③

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任闻宥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了许多关于西南各民族的语言、 文字和文化的论文，涉及羌族语言、彝族语言、嘉戎的藏语言、白族语言、彝族文字、纳西 族文字、西南地区古代民族史等方面，也对西南的各民族的语言分类发表了意见。他对民家 (白族一支系，“民家”系他称，后同)的地名进行了分析研究，并说明其意义，发表了《民 家地名的初步分析》一文。他还著有《么些象形文之初步研究》一文，旁征博引中外材料， 分析纳西族的东巴文字，总结其特点。

马学良在云南研究彝族的文字期间，除了搜集彝族的祭经和其他经典之外，以其中的作 斋经和作祭经作为主要研究课题进行探讨，他的研究没有就经典本身研究经典，而是注意到 了作斋和作祭的礼俗，对斋场、祭场情况和重要名物的位置绘图说明，并较为详细地记录了 作斋的全过程。④高华年在《黑彝语中汉语借词研究》中研究了汉语借词和汉文化在当地 彝 族中传播的关系，从语言借词的分析说明文化的接触和民族的关系。⑤后来，他又进一步 发挥，写成《论汉语介词与汉文化的传播――一个倮族实地调查的统计和研究》。

民族语言学家的上述研究，由于他们在语言学上的造诣，回答了时常被民族学家有意或 无意忽略的一些重要问题，丰富了研究的内容，成为中国民族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特 别是他们将语言视为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一部分，探讨语言和其他文化现象之间的彼此关 联和相互影响，更清晰地展现了民族文化的全貌，对各种文化要素之间的关系，从语言角度 进行了阐述，在民族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民族学家和其他从事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实地调查的学者，在调查中注意搜集各民 族的民间文学资料，有些甚至将此作为实地研究的主要工作之一，并将这些资料的整理和刊 布作为研究的重要成果。中国民族学家意识到，歌谣是研究民族学的宝贵资料，“因它多自 民族群众的口中唱出，也就是民族个性的真实表现，而且反映民族的过去或现在社会的一切 人情道德、生活形态、风俗习惯、制度文化等”。⑥迁往贵阳的大厦大学社会研究部的教 授陈国钧在专门研究贵州少数民族的过程中，因为每次作调查附带搜集歌谣“是件轻而易举 并有意味的事，而且材料积累到相当多时，也不必花多大的整理工夫，就可以编成书”，将 经几年搜集所得的布依族、苗族、侗族、水族等民族的1000首歌谣编成《贵州苗夷歌谣》。 ⑦

三、抗战时期迁居西南地区的体质人类学家对民族学研究的重要贡献

中央研究院对于体质人类学的专项研究，将中国的各民族体质的调查研究作为主要内容 。在民族学组改为人类学组后，由吴定良主持该组工作，开始更多地注意体质人类学的研 究。抗战开始后至1944年4月，该组的体质人类学研究与民族学的关系较为密切的研究课题 有：“中国人颅骨研究”、“丁文江遗著整理(中华民族体质之研究)”、“殷墟颅骨研究 ”、“各族下颚骨颏孔位置比较”、“罗罗体质分析”、“中国人足庶骨与跗骨之比较”、 “中国人发旋之统计”、“云南头骨研究”、“贵州苗夷血液型研究”、“国族体质分类” 、“摆夷体质研究”、“昆明人锁骨之研究”等。该组对于贵州苗族、彝族、仡佬族、布依 族、汉族等民族的调查，是将体质调查、测量和民族文化调查结合在一起进行的，研究题目 是“贵州苗夷体质与文化之调查”。吴定良、吴汝康及张洪夔等人于1941年8月开始，调查 了安顺、镇宁、普定、织金、贵阳、龙里、平坝等县的60个多村寨，调查的民族和族群有“ 青苗、坝苗、水苗、补陇苗、仲家、龙家、打牙仡佬与披袍仡佬等”。该组在调查中得到体 质测量材料2000余份，指纹与血型材料1000余份及民族文化和人口统计资料。1942年，吴定 良又和技术佐理张洪夔到贵州的大定(今大方)、毕节、威宁、纳雍等地，再次调查苗族支系 中的大花苗、小花苗和彝族的不同支系等族群的文化与体质。

1944年4月1日，中央研究院成立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由吴定良担任主任。因为一 些成员曾参加过原民族学组及人类学组的工作，对于民族学的研究有一定的认识和见解。同 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该组对各民族进行体质人类学研究较为重视，推动了民族学研究 范围的开拓。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的研究范围包括边疆各民族之源流与支派的问题 、种族心理的各项研究、种族生命统计的各项研究等15项。出版有三种刊物：《人类学集刊 》(年刊)，专门刊登短篇研究文章，用英语发表；《人类学志》(不定期刊物)专载专题长篇 研究，也用英语发表；《人类学年报》(年刊)，专门刊载实用的短篇研究文章，并介绍各国 人类学知识、技术与消息，用中文发表。⑧他们研究的课题许多都与民族学有较串联系， 其 中有：“安顺坝苗之体质”、“西黔小花苗之体质”、“西黔水西苗之体质”、“贵州仡佬 之体质”、“贵州仲家之体质”、“贵州罗罗体质调查报告”、“栗粟之体质”、“华族血 型之分析”等，部分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杂志上发表。

此外，当时在西南地区的其他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也进行了少数民族体质人类学的测量 。其中一些测量是民族学家在民族学的综合调查时进行的。燕京大学成都分校的林耀华教授 在凉山进行彝族调查时，曾有体质测量一项，但因当时统计考核不便，未列入《凉山夷家》 一书中，林耀华曾打算就体质问题另作一篇专门文章。⑨中央博物馆筹备处专员马长寿在 对 川康民族调查时也包括体质测量的内容。还有一些从事医学等专业的学者也在抗日战争期间 作过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体质测量。例如，1943年暑假，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方超带领两名 学生到雷波测量彝族的体质。⑩德国人类学家布克莱尔也在贵州调查时测量了安顺地区的 仡佬族的体质。

以上研究采取体质人类学的科学数据采集和现代统计分析手段，并依托于对各民族体质 的身体测量，试图通过这些研究，对各民族的体质特征、体质与民族分类之间的联系等问题 能够有更准确而科学的认识。即用现代科学方法搜集的体质人类学多项指数来说明民族分类 的体质人类学的根据、民族的起源，甚至解释文化与体质的关系。希望由此可以更好地分析 各民族的来源、民族群体间的相互关系、民族发展的道路和前途等问题，拓展和深化了对各 民族的研究。很明显，这是一种创新研究，这种创新研究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填补了这项 研究工作的历史空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参考文献：

①马学良.边疆语文研究概况[J].文讯(第8卷)，1948(6).

②③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语文出版社,1989.P87.

④马学良.倮文作祭献药供牲经译注[J].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二 本)，1948.

⑤高华年.黑彝语中汉语借词研究[J].语言人类学专刊(乙集)，1943.

⑥⑦陈国钧.贵州苗夷歌谣[M].贵阳：文通书局,1942.

⑧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计划书[J].中央 研究院档案393-2505.

语言学家范文第9篇

摘要：什么是语言？尽管很多的语言学家已经给语言下了各种各样的定义，但是我们仍然无法总结出一个准确、规范的定义，本文中将列举几个对语言的定义，浅析各个语言学家是从什么角度出发和考虑的。

关键词：语言学；语言定义；语言学流派

语言是我们人类所特有的宝贵财富，没有了语言，可以说就没有了世代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语言是用于人类交际的一种任意的，口语的符合系统。”[1]这个定义是为大部分的西方语言学家所赞同的，而之所以能被大部分语言学家所赞同，主要因为这个定义抓住了我们人类语言的独特的特征，也只有抓住了语言的独特特征的时候，我们才能给语言下一个更加准确又全面的定义。而在语言学家从不同角度分析语言定义的时，这里有几条原则来去约束他们所提出理论是否科学，分别是客观性、穷尽性、系统性、简洁性、清晰性，这五点原则是语言学家长期的探索中所提出的。客观性是对语言学家的基本要求，要求他们在一切以事实为基础上提出和不断地修正其假设和理论。第二条原则是穷尽性是要求在准备和收集资料时要注意尽量的全面和不断的补充，不能马虎潦草的将资料拿出来进行研究。第三条理论是系统性，语言研究要有系统性，理论内部有联系。第四条是简洁性，语言的科学研究不是文学作品，不需要华丽的词语去修饰，要注重话语的经济性，用简洁的方式去进行分析和概述。第五条是清晰性，语言学家需要将理论、概念等清晰明了的表达出来，而不能模棱两可，科学清晰的将理论讲解清楚。这五点要求对语言学家的理论研究在一定自由的范围内又有了科学的限制。

一、乔姆斯基和韩礼德对语言的定义

首先要提出的是一位在语言学上极有创见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他认为语言是一组有限或无限句子的集合，其中每个句子的长度都是有限的，并由一组有限或成分构成。从乔姆斯基对语言的定义来看，他将语言定义为句子，然而并不是乔姆斯基不清楚语境的重要性，而是更加倾向于将从句法的角度去分析研究语言，乔姆斯基曾经举过一个这样的例子，儿童所学的话是有限的，但是他们却可以说出许多他们没有学习过的句子，也可以说出从未听过的句子。这个例子要说明的是儿童能从句子中学到大量的词汇和短语，即一套完整的语法知识，再用这些所学到的知识这些来创造新的句子，用此来表达无限的思想。这个例子可以用来帮助理解乔姆斯基对语言的定义。而与乔姆斯基所持观点相反的是另一位语言学家――韩礼德，韩礼德所代表的系统功能流派还认为语言是“做事”的一种方式，他所强调的是语言和社会之间关系密切，语言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是一种功能。乔姆斯基和韩礼德的语言观为何如此的不同其实并不难理解，乔姆斯基作为一个心智学家，自然关注的是人类的心智是如何运作的，因此将语言看成为语法知识；而韩礼德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考虑的，将语言看做行为、一种功能，乔姆斯基提出了著名的“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两个概念，而韩礼德所区分的是“语言行为潜势”和“实际语言行为”。[2]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对语言的认识不同既语言观的不同，韩礼德并不将语言作为知识来分析，而是“语言和文化允许他选择的范围”，与乔姆斯基所认为的“语言能力”是个人特征是不同的，两者对语言的定义自然也不同。

二、萨丕尔对语言的定义

接下来本文分析的是美国结构主义著名代表人物――萨丕尔，他给语言的定义是“语言是人类特有的，非本能的交际方法，是表达思想、感情和愿望等主观意志的符号系统。”关于这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关系，萨丕尔说，语言是工具而思维是产品，没有语言思维是不可能的。从他对语言的定义来看，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他所提出的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这个假说还有“强势相对论”和“弱势相对论”。强势相对论的观点强调的是Z言决定、制约着人的思维；而弱式的相对论主张着语言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影响着人的思维；萨丕尔认为语言与走路的性质是不一样的，走路时人类与生俱来的，是遗传的、生理上的，一种“本能的”功能，而说话是非本能的、一种需要习得的“文化的”功能。沃尔夫在许多语言中都做了充足的研究和分析，他发现语言的结构直接影响着人对世界观的观察。而由于语言的内部结构不同，人对世界观的看法自然也是不同的。萨丕尔的观点得到了语言学届、社会学界和哲学界的承认，认为它使人们重视文化对语言的影响。但是与此同时，也有很多学者认为强势的相对论十分偏激，相对论有其合理性，但难免以偏概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的假说使人们深刻的感到了语言和思维、文化之间的关系，更加重视文化对语言的影响，语言对人类思维的影响。与萨丕尔所持观点不同的是布洛赫和特雷杰，他们只字不提语言对交际功能，强调了文化与社会功能的重要性，将语言的研究局限在口头语言当中。而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所提出的一个语言研究的重大问题是区分语言和言语，“语言”是说话的规则，是语言的共核部分，“言语”是在实际中说出来的话。他们认为“语言”是语言功能的社会产物，也是社会成员中所能接受的允许个人使用语言功能和必要规则的集合。索绪尔还认为言语本身既是一种社会制度，又是一个演变的过程，而语言不像言语，语言可以单独研究。可以排除言语所涉及物理学、生理学和心理学方面的问题，独立考查语言诸因素，总之，语言是言语活动的一个确定的部分，而且也是主要部分[3]。

三、结语

从以上的语言学家对语言的定义中可以看出，他们分别从社会、思维、心理、文化等方面去入手，虽然入手角度不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任何一个对语言的定义都无法不打上语言学家的思想和研究角度的烙印，我们其实很难去定义哪一个定义更加精准。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研究语言学家的对语言的定义，去分析、理解他们的语言观和语言学观，然后去充实自己的语言学知识。

参考文献：

[1]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M].修订版.北京：外语教学出版社，2013.

[2]胡壮麟.语言学教程[M].第四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语言学家范文第10篇

1.应用语言学的研究领域

一些应用语言学家更关注广泛沟通、语料分析、或重要应用语言学。由于英语是当代的通用语，应用语言学家尝试包括他们的兴趣在内的语言政策和规划，同时也关注分析语言和身份，以及特殊的教育需求。语料的分析需要用定量和定性的方法来研究语言，应用语言学家认为语言的使用取决于社会环境、观众、流派和设置模式的识别。重要应用语言学对与失业、文盲和教育学相关的社会问题更有兴趣。

2.关于应用语言学的几点疑问

应用语言学是一种文化的科学吗？我第一次知道，到底什么是“文化学”，如何能界定其核心与边缘以及它的界限呢？应用语言学是一门学科吗？应用语言学包括心理语言学、第一和第二语言习得、阅读理解、对话分析、政治话语分析、性和语言、语言政策、神经语言学、媒体语言领域等，这些异构的主题作用于不同的层面，有些定义了社会领域的应用或研究（媒体，语言的性等），有些命名了分析方法（会话分析），有些由两种学科交叉构建而成（心理语言学），还有一些理论化的语言学对象（文字，话语）。以前的研究项目中，以语言的使用和建设意义或现实的相互作用为核心，项目的研究重点致力于语言和人类语言学科。在大多数情况下，理论围绕单个语言学习者和它们的语言轨迹发展演变，即作用于语言采集策略的心理或神经生物学模型。

二、应用语言学与普通语言学的关系

相比之下，“应用语言学”在普通语言学体系中执行一套完全不同的基本原则，应用语言学隶属于“语言学”。语言学家的共同主题还是语言，及其功能、设计和制定，也常把重点放在文章、话语和对话上。许多应用语言学家仍重视言语结构和社会意义，例如，研究短语“howdoyoudo”在医患交流中的功能；或研究不同的部分在言语交流中的作用；或重复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语言不再只是“反映”或“成为其他部分”的特定含义，其意义是构造、改变，按语言进行修饰，它们是动态对象。语言使现实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具有特殊的意义。在这种概念中，语言不再被视为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变化着的。它可以与理论语言学相比较，理论语言学关注的是形态学、音韵学和词汇学方面。应用语言学教师感兴趣的领域包括语言习得、语料库研究和社会语言学。除了外语教学与机器翻译，当今，被视为应用语言学的领域的中心问题包括涉及如航空、语言障碍、法律、医学、科学等特殊用途的语言和语言沟通问题，语言政策与规划，以及语言和文化问题。

三、结语

总结起来，应用语言学的研究着眼于语言学如何能帮助理解像心理学、社会学和教育等领域的现实问题。语言的兴趣对象就是与识别和构建相关的结构，即使有时一种结构在构建时而其他在破坏其构建，这样做是为了彻底理解对象和构建对象的框架。此外，“解构”通常表现出“局部性”，有些方面仍然允许应用语言学家使用基于普通语言学家提出的结构性描述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