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文化关系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9 19:39:07
语言与文化关系论文范文第1篇
政治学研究
(1)什么的平等？——当代政治哲学中关于平等的客体之争 高景柱
无
(5)建设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当代哲学 冯俊来
政治学研究
(6)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的当代转向（二）——威尔·金里卡多元文化主义公民身份思想述评 张正瑞
(10)论戴维·哈维对后现代主义的空间化阐释 尹才祥
马克思主义研究
(1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公民道德建设的文化路径 王永明
(19)马克思“人的解放”视阈中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尹业初
历史哲学研究
(22)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及其启示 饶涛
(28)批判与反思：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历史逻辑及启示 鹿云
(33)历史理性与文学张力关系论析 厉梅
社会史研究
(36)试论“新县制”时期县参议员群体之蜕化 贺宝玉
(40)试析华北抗日根据地农民的政治意识 郑立柱
(43)危机与应对：论1930年代国民政府的矿业政策 向明亮
文化研究
(47)从楚辞的龙马精神论其与殷商文化之关系 王伟
(50)元上都扈从诗与上都多元宗教文化 杨富有
(54)清代花谱传播与京城文化 岳立松
(59)朱舜水研究的最新史料——《西行手录》的史料价值 李心纯 林和生
古代史研究
(64)《禹贡》中“贡”与“赋”的关系 郭永琴
(68)司马迁军事思想中的黄老因素 陈金霞
(72)三国时期家学考论 程平
(77)论北魏对出镇宗室的监控措施 刘军
(81)南宋地方桥梁的修建与士人参与 宋燕鹏 张素格
(88)论《文献通考》之存《序》说 崔志博 樊兰
妇女史研究
(92)孔子“女子难养”说的诠释学意义 吴信英
(96)民初夫妻关系中妻权利的变化——以大理院夫妻关系的判解为例 王坤
(102)五四知识女性话语空间的拓展与让渡——以陈衡哲为考察中心 谢燕红 李刚
(107)闽南女神民间信仰与社会性别文化建构——以妈祖文化崇拜为中心 黄耀明
文艺理论研究
(112)杜甫的文艺思想与实践 韩成武 张东艳
(116)朱熹《论语集注》文学观简论 李春强
(121)“作者意图”追问与叙事作品的意
解释——从解释学视角谈金圣叹叙事作品评点 光
(126)中国现代词学中的词意论 胡建次 周永忠
现当代文学研究
(131)新世纪文学的困境和困境中的文学 罗坚
(136)20世纪中期民族小说一体化认同的“自我”原因探析 朱斌 于晶晶
(140)漫谈十七年乡土小说中的方言问题 魏宏瑞
(145)陆文夫美食思想的社会批判性 高建国
(149)李锐：从“寻根”走向“后寻根” 周引莉
外国文学研究
(153)论歌德的文学哲学——兼论文学的幽默 赵升平
(158)论朗费罗诗化的宗教话语 柳士军
无
(f0002)山西省第七次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项 无
语言与文化关系论文范文第2篇
会议期间，代表们围绕议题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研讨活动。不少文章和发言对当前桐城派研究有所突破和刷新，是桐城派研究成果的新发展。其中值得注意的创获有以下几点：
1、对桐城派发展与成功原因的探讨进一步深化。关于桐城派在清代得以发展和成功的原因，历来有多种说法。或认为是清王朝的政治需求，或谓得利于桐城的自然人文环境，还有认为出于桐城文士的职业选择……，多停留于桐城派与外界关系的表象，此次会议上，杨义先生从清代文化中心的转移和清代文化结构的大背景上考察桐城派，认为“桐城派是唐宋文章、程朱理学和清代学术的综合体，它把中国传统文章的精华、传统道学的脉络和传统学术的精彩东西结合在一起，带动了天下文章的写作，占据了清代文坛二百多年。”他认为桐城派成功的原因有四：“一是它的旗帜。”即所谓“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 ，把程朱道统和韩欧文统结合起来，用文统蕴涵道统，用道统支撑文统，起到了对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二是宗师相承，不断地给予同时又吸收。三是姚鼐的文章论。真正使正宗文章学形成体系的是姚鼐。姚鼐的“义理、考据、辞章”为三纲，“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八目，又提倡阴阳刚柔、相依为用，这是清代文章理论的重要里程碑。第四是人才培养，创办书院。总之，“桐城派源流很正，弟子很多，纲目清楚，所以能够不断发展。”他的这些论述从宏观高度概论了桐城派传衍发展的原因。而北京语言大学王兵教授则论析了清廷不同时期学术宗尚对于方苞、姚鼐、曾国藩三位代表人物文论和选本实践的不同影响和其差异；南京大学中文系曹虹教授则探讨了清帝训诰倡导的“清真雅正”的文统理念与桐城派文章风格形成的关系，从一个角度揭示出桐城派开宗传衍的背景。他们的发言和文章从微观上深化了对桐城派发生、发展的研究。
2、辩证地看待桐城派与“新文化”的关系，注意从桐城派中发掘对新文化建设有益的经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王达敏在其《张裕钊与清季文坛》一文中以大量材料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张裕钊、吴汝纶共同开创“莲池派”造就大批才杰的历史贡献，文章尖锐地指出：“治中国近现代文学和学术史的一些学者，每在进化史观笼罩下研究历史，以新旧论学，并进新而退旧，少有追寻历史之是的兴趣。这就使得所谓旧，如张、吴及其弟子群体，在以新为主线的历史叙述中被遮蔽，而长期沉没于无言的历史之海。”“那些旧人所创业绩，不惟是新派得以成立的基础和背景，而且其本身就是文坛、学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正面相呼应的是安徽大学中文系张器友教授，他在《近代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关系的思考》一文中指出：90年代以来随着对国学的重视，一些人在研究五四新文学与传统文化关系时注意到了传统文化中流淌着“被压抑的现代性”。“但是人们一直没有从晚清之际传统文化的代表性文派――桐城派与新文学的关系论述古代文学的现代转换，这是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他认为：“近代桐城派是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路障，更是通向后者的‘桥梁’。”而人们对近代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关系未能作出科学评价的原因则在于“西方中心论”、“新旧断裂论”、“成王败寇论”和“反传统论”等错误观点使然。
从桐城派及桐城文化与当今社会新文化建设的关系来看，还有不少论文注意到从桐城派和桐城文化中发掘那些对于新文化建设有益的思想、观点和主张。如安徽大学周中明在其论文《论姚鼐鲜为人知的一面――民主性和进步性》中广泛论述了姚鼐宣扬做“亲民之吏”、赞扬“尽去苛政”、鼓吹“男女一也”、主张“与时俱进”等民主进步思想，指出这些仍是我们今天所应继承发扬的优秀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皖西学院中文系卢佑诚在论文中指出：梅曾亮的“民颉彼枷胗邢嗟庇诮裉焖说的“人民公仆”的意思，它包含有爱民、忧民，惠氏、利民，导民、顺民之性的内容，是传统的民本观和柳宗元“吏为民役”思想的发展；还有安庆市图书馆邹子荣剖析的张廷玉“疑罪惟轻”的司法理念等。这些文章观点，对于我们今天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文化无疑都是俱有启迪意义的。
3、对桐城派诗学、诗歌的研究呈现出活跃的态势。谈到桐城派，人们头脑中总是不自觉地想到它是古文流派，因而在历届桐城派研讨会上，研究桐城派诗歌的论文都了了无几。本次会议所收论文中论及桐城派诗歌的论文8篇，占全部论文的15％以上；从内容上来看，既有桐城派诗论研究，也有桐城派诗歌作品研究。这些论文有的填补了研究的空白，也有的用大量资料和有力论证驳正了前人对桐城派诗歌的误判。如山东大学王小舒教授在其《体兼唐宋气合刚柔》一文中，通过对姚鼐的诗及诗论的论析，提出了与包括钱钟书先生在内的学界长期以来将姚鼐及其桐城诗派认定为清朝的宋诗派所不同的看法，指出“姚鼐及其所代表的桐城诗派在清代诗歌史上自有其不可替代之地位，这种地位是因唐宋兼融和刚柔相济两大特点奠定的，而不是在其是否为宋诗派。”
语言与文化关系论文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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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专题研究
(1)政府管理的新模式：政府人本管理 胡厚翠
(6)科学发展观与传统发展观暨跨越式发展关系问题的哲学思考 梁景时
(10)和谐社会视域下民生思想与实践的内在价值诉求 成玉华
语言理论研究
(13)泰语文字的设计原理和文字性质（下） 彭泽润 马芬
(21)三组概念与语文教学的关系论略 王希杰
(26)《新华字典》第11版对第10版在释义方面的修订 安华林 林晓阳
(30)中型现代汉语词典需要加强的几个方面 袁明军
经济学研究
(37)吉林省文化产业发展探略 葛君梅 王千
(41)对财产保险公司产品和服务创新的几点思考 付春红
社会学研究
(44)社区学院：农民工职业培训的期望载体与实践路径 王秋芳 王鹏
(47)器官捐献行为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王芬
文学研究
(50)奔突的熔岩遭遇隐藏的火山——比较诗学中的海子与戈麦 葛胜君
(53)论弗罗斯特的戏剧诗《家庭墓地》 刘保安
(57)自然主义小说与意识流小说相似的科学精神 单华艳 彭亮亮
历史学研究
(61)秦开东拓与修筑燕北长城时间新考 李树林 李妍
(66)《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原因管窥 王河江 吴振刚 张虹萍
(69)中世纪西欧《圣经》图书中的宗教宣传 高铁军
(72)王符生平及恩想研究述评 蒋泽枫
翻译学研究
(77)翻译中归化与异化的最适度原则 狄强羽
(80)自然生态环境对译文异化程度的影响 王海生
(83)德语科技文章中近义词的翻译——以《德国汽车工业协会标准》为例 高方然 黄行洲
(88)『日本の思想两个汉译本的“起始规范”考察——作为描写翻译研究的案例 李峰 罗萃萃
(92)中日身体词汇惯用语的对比研究 刘宇
艺术研究
(95)论文艺复兴时期若斯坎·德·普雷音乐创作风格特征的美学价值 王冰 陈颖
(99)关于“应物象形”的本义问题新探 刁秀航
(102)试论包装设计三原则与设计应用的关系 孟祥禹 常春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104)人文关怀视野下高师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构建 唐连凤 李龙一 马淑琴
(107)高师生学业自
效能感的失落及其唤醒 汤颖
(110)论优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时间结构的依据和途径 江洪明
(114)新形势下大学生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与对策 赵江 齐霁
实践教学研究
(117)教师教育课程改革实践取向探析 于桂霞 胥雅民
(120)区域经济视域下调整地方高校专业设置的理路探研 何香仪
(123)对新课程方案适用性的探参——基于城乡二元结构的理论视角 姜立刚
(127)“广谱式”高校创业教育实践体系构建的研究价值探析 商应美 马成龙 方琳
教育教学研究
(130)提升大学生法律素质的路径与方法 林榕
(133)英文原版电影介入下的大学英语教学 程亚品
(135)公考背景下的应用写作教学 王学胜
(138)高等师范院校学生情绪认知调节策略研究 李飞
(142)语文教师课堂语言艺术优化探析 尚瑞华
无
语言与文化关系论文范文第4篇
书柜里满满当当，有他刚刚出版的大部头，也有他这些年田野调查时的笔记、资料。他一页页细心翻阅着这些资料，仿佛与远古的思想和文明进行交流。
2014年7月，朝克出版了自己历经30年搜集、整理和研究的系列学术专著《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源研究》、《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史论》和《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汇比较》。在新书发表的研讨会上，学界同仁纷纷用“绝学”、“原创”和“唯一”来评价这套巨著及其学术价值。
朝克说，在我国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全面走向濒危的今天，必须抓紧时间进行抢救保护，为未来的人们尽可能多地留下一些满通古斯语族语言文化遗产，留下这份人类文明进程中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忆。
最新的资料显示，历史上曾在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广泛使用的满通古斯语族中的绝大多数语言，由于使用人口过少已经濒临灭绝。而由于研究难度大，在世界范围内真正从事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的学者也寥寥无几……
正在消失的记忆
2014年8月初，记者来到了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堂子胡同附近的一所中学。多年前，这里曾办有北京市唯一的一所满文教学机构――满文书院。据知情者讲，满文书院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免费教授满文，办了将近20年。但最终由于师资缺乏等原因，不得不在2003年停办。
附近的一位居民白先生说，他本人就是满族，但对满文却一无所知，“连一个字都不认识”。在他所认识的族人中，除了个别的尚能记得几个满文词汇，其余人的情况也大致与他相同。
朝克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境内掌握母语的满族人已经不足10人了，且基本上都是生活在东北偏僻农村的七八十岁的老人。而就是这些老人的口语里仍大量使用汉语借词，他们对于母语的记忆已经变得不完整、不系统，甚至已经碎片化。
与满语的遭遇类似的还有赫哲语和鄂伦春语等满通古斯语族通古斯语支语言。根据最新的统计资料，在我国1100万满通古斯诸民族人口中，使用母语者已经减至3万多人，且基本上属于高龄人群。
而同属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并在我国历史上曾经有重要地位的女真语，早在清朝前期就已经灭亡。
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如果失去了本民族的语言，这个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就会被削弱。“由于生活方式的变化和全球化的影响等原因，满通古斯语族语言遇到空前危机，许多古老的词语因不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而不断消失，许多珍贵的民族记忆也就此消失了，”朝克说。
对于满语和满文来说，这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中国社科院秘书长、著名清史研究专家高翔说，语言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中保存的明清档案中绝大多数是满文或满汉合璧的清朝档案，故宫博物院中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也是用满文写成。如果不懂得满语或满文，这些历史档案就无人能识，这对我国历史研究的影响可想而知。
而在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汝信看来，由于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与俄语、朝鲜语和日本语之间诸多复杂的联系，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也具有了世界意义。对提升我国在东北亚乃至北极圈诸民族语言文化研究的水平，增强文化自信有着直接而现实的影响。
“比如一般认为从西方传来的圣诞节，其实与在寒带、寒温带地区牧养驯鹿的通古斯诸民族早期文明有着必然的联系。”朝克说，“在极度严寒且难得见到阳光的冬至时节，赶着驯鹿雪橇在风雪中为人们送去燃料和食物的白发老人（圣诞老人）就是他们共同而古老的记忆。”
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的合适人选
盛夏的北京，酷暑难耐。而在千里之外的内蒙古兴安岭深处，人们却还要在早晚换上秋装甚至薄棉衣才能抵挡高山深林的寒风。7月初新书发表的研讨会刚刚结束，朝克就带上他的研究小组，又一次离开北京踏上了田野调查的征程。
从事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30多年来，朝克每年都会拿出充足的时间进行田野调查。在他看来，对于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来讲，田野调查实践是理论基础和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为此，他学术探索的脚步踏遍了满通古斯诸民族生活过的山山水水。
1957年，朝克出生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的鄂温克草原。在那里，鄂温克人、鄂伦春人、达斡尔人、汉人、蒙古人等众多民族和睦相处。所以他从小就熟练掌握汉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蒙古语等多种民族的语言。
1975年，他高中毕业后，曾在鄂温克草原的伊敏苏木（“苏木”蒙语，指“乡”）的一所小学教书。两年后恢复高考，他匆匆复习后就进考场，结果考上了中央民族学院蒙古语言文学专业。
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言文字教学力量十分雄厚，像马学良、戴庆厦、张恭瑾、陈其光等均属该学界代表性人物。也正是从那时起，在老师们的指导下他充分认识到，自己从小就会说的那些民族语言所蕴含的无尽奥秘。
“无论有没有文字，满通古斯诸民族语言均有丰富独特的词汇系统，完美严谨的表现形式和语法体系。这对研究我国寒温带或温寒带地区的自然环境及社会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朝克说。
1982年大学毕业时，朝克的学士论文《论鄂温克语的语音系统》被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的胡增益研究员看中。朝克独特的语言背景和天赋，使胡增益觉得他是从事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的合适人选。随后朝克进入该所工作，他的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之路也由此开始。
彼时的中国，国门初开。已经停滞多年的民族语言研究工作也重获新生。当时，北京各高校的各种学术讲座和沙龙不断。朝克经常到社科院相关研究所及各大院校聆听吕叔湘、王力、季羡林、费孝通等老先生的讲座，并有幸获得他们的当面指导。
当时，国外的民族语言学家与国内的学术交流活动也有很多。这让刚刚走上满通古斯语言研究之路的朝克，经常能听到王士元、梅祖麟、白保罗、马蒂索夫等国际语言学界大师的讲座，并与罗杰瑞、杨虎嫩、桥本万太郎等大师进行学术交流。
“那是我国民族语言学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我广泛汲取前人学术思想，打造坚实的学术理论基础，拓展学术视野的理想时期。”朝克说，“是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培养了我，让我得以在大师们的关心、指导下一步步成长。”
1989年初，朝克到日本攻读语言学博士课程。令日本学术界惊叹的是，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在日本国际阿尔泰学会、日本东方学会和日本语言学会等组织的一系列重大学术交流活动中崭露头角。
他先后用日文撰写并发表了《日本阿依努语与阿尔泰诸语的关系》、《论日本阿依努语与通古斯诸语共有关系》、《论语言中潜在的民族文化性》等一连串的学术论文，进而否定了日本学界提出的阿依努语与阿尔泰诸语无关系论。
这让他的日本导师大为震惊。他万万没有想到，来日本留学不到半年的朝克就已经能用熟练的日文发表学术论文，并用坚实可靠的理论否定了日本学界长期固守的学术观点。
接下来，朝克在赴美国、欧洲进行学术交流时，提出了北极圈诸民族语言文化相关论、东北亚诸民族语言文化关系说，以及日本和朝鲜语起源多元论等学术观点。这些观点一直引领并影响着相关学术领域的研究。
这是朝克学术生涯的辉煌时刻，也是他语言研究的新起点。此后，他以更宽广的视野继续自己的研究，先后提出了美洲印第安诸语与我国诸民族语言的关系说、美洲爱斯基摩语与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底层结构共有论、北欧萨米语言文化相关性等全新学术观点。
这些学术理论和观点很大程度上改变着学界，特别是西方学术界曾经有过的不成熟、不切合实际的学术态度和思想，并为我国包括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在内的北方诸民族语言文化研究注入极大活力和生命力。
由于他在学术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1997年英国剑桥大学授予朝克“20世纪成就者勋章”。1999年，世界名人委员会又授予他“世界文化名人成就奖”。
现在，他是中共中央直接联系的社科专家、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四个一批人才”、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专家、中国社科院最高职称委员会委员和国家民委语文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
把“绝学”传下去
朝克生于1957年，今年刚好57岁。从1982年开始从事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时起，他坚持每天写学术笔记，即使是在野外进行田野调查时也不例外。32年来，他先后出版了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方面的专著37部，学术论文150余篇，总字数超过1200万字。
这些著作和资料都珍藏在他的书房里。如今，打开他的书柜，我们仍能看到他多年前在田野调查时所做的笔记。这些已经泛黄了的笔记本，不仅是他青春时期的记忆，更是我国满通古斯诸民族语言历史文化的珍贵记录。
朝克将它们按照年份和日期一一编号并整理归档。他说，“这些资料不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社科院和我的祖国，属于全人类。”
朝克精通汉语、蒙语、满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锡伯语、赫哲语、达斡尔语、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诸民族语言和日语，同时还学过俄语、英语、朝鲜语、日本阿依努语、北美爱斯基摩语和北欧的萨米语等多种语言。
英国剑桥大学东方研究中心及日本多所大学和语言研究所都曾以高薪邀他前去任教，却都被他婉言谢绝。他说：“我的根在祖国，我的学问和研究的沃土也在祖国。我没有权利离开她，只能以无私的奉献来回报她的养育之恩。”
自近代以降，国际东方学的中心就在欧美。这每每使中国在涉及自身重大利益的问题上丧失话语权，进退失据。如果我们不能保护好自己的民族语言，那我们的历史将如何传承？国家利益又将如何保护？
由于使用者少，研究者更少，多年以前外界就视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为“绝学”。对此，朝克也颇为无奈：“实际上，有的语言几百年前就已经是‘绝学’了。女真语，不就灭绝几百年了吗？而很多关于大金朝的女真文历史资料也随之而去，所剩无几！”
他现在担心的是，由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展，满通古斯诸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在这种现实面前他们的母语还能保存多久？
事实上，现在严重濒危的满通古斯语族的一些语言，除了极个别的而极其有数的老人或个别专家以外，已经无人能说了。伴随他们一个个离去，使用母语者也一个个减少，他们用生命维系的那些符号及其历史记忆也不断丢失。
语言与文化关系论文范文第5篇
观点是文章的灵魂。对毕业论文，指导教师首先是检查它的观点是否正确。观点正确与否，表现在选题、主题的提炼以及标题的准确与否上。因此，在修改论文中首先要审视选题、标题和观点方面的问题。一、选题中常见的问题选题得当与否直接影响论文的质量，关系论文的成败。在选题过程中，常见的问题有下列几种：一是选题过大。有的同学有这样一种想法：既然是写论文，就应该好好论它一番。所以选题很大，如“试论改革开放”、“论党的建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等。有的初稿洋洋洒洒几万字，仍然没有论述清楚。选题太大是不合适的，小一点，具体一点，把问题讲得清楚一点为好。二是选题过难，即选择的题目难度较大，学生除了时间、精力的限制，在资料方面也有局限。有人想在短时间里探讨“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我国的行政管理制度”，这是难于解决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我国的行政管理制度都应该探讨，但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努力，作长期的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完成。三是选题陈旧。选题陈旧，缺乏创新精神，照搬别人的材料和结论，缺乏新意。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敢于提前人没有提出过或尚未能完全解决的问题。学生论文的选题最好多选一点与现实生活、当代经济与科学技术发展关系比较密切的课题，注意研究现实生活中提出的新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给予新的解释。二、标题中常见的问题标题是论文的眼睛，居于全文之首，读者首先看到和关注的是标题，因此标题有“首因效应”，是窥见论文之要点的“窗口”。一些同学对标题起“指引内容、吸引读者”的作用认识不足，标题制作功夫不够，常出现以下毛病：1．标题模糊、不确切。一些论文标题模糊笼统，过于抽象，读者看了标题不知道论文要论述什么，抓不住中心和要领。如：有一篇题为《》的论文，是论述报纸还是论述广播?都不是，作者写的是农村宣传网。像这种含义很不明确的标题必须加以修改，使其含义明确。2．标题太大。有的论文标题太大，涉及面过宽、过深，也比较复杂，超越了大学生的能力水平，短时间内很难完成。有些大题目，论证时面面俱到，但对各方面的论述都不深不透。如；《论中国的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艺术原理论》、《论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等，这类题目都可以写一本专著。3．标题陈旧。别人已写过的题目，自己再写，老生常谈，若无新认识、新角度和新材料，很难写出新意。如，《论改革的必要性》、《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史学要为社会主义服务》、《社会主义企业的使命》等，如写这类论文，一般与他人已写过的大同小异，使人缺乏新鲜感。4。标题太长。有的论文标题过长，甚至三四十个字，不仅罗唆累赘，读起来费力，也不便于读者理解和记忆，还严重影响论文的美感。三、观点方面的毛病确立观点，是毕业论文写作的关键。论文的论点是在对材料的分析、研究中产生的。论点的形成，就是对材料进行整理、分析、概括、提炼的过程。要确立一个明确的观点，并且力求正确，有新意，有理有据，这是写好毕业论文的基本前提。学生在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基本观点错误。基本观点是指统帅全篇毕业论文的基本论点或总结论。基本观点错了，其它一切论点、论据都不能成立，整篇论文也就站不住脚了。例如，有一篇毕业论文《公有制是造成我国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作者通过对我国几十年经济发展缓慢情况的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是公有制，提出减少公有制的比例。他把“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公有制”混为一谈，否定公有制的必要性和优越性，提出私有化的主张。这是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也是不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再如，有一篇毕业论文叫《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落后原因剖析》，作者的基本观点是：“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作者对“中央集权”和“专制主义”两概念不加区分，认为“中央集权”必然导致“专制主义”，又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落后”。这种对中央集权全盘否定的观点是不符合我国历史情况的。尽管这篇论文在论证、语言等方面不无可取之处，但由于基本观点有误，全文也就缺乏科学性。2．观点主观、片面，缺乏准确性和真实性。有些毕业论文的观点，作者往往只顾一头，缺少唯物辩证法所要求的全面性。例如，在研究某些中外古典文学名著时，只讲其民主性精华和艺术上的成就一面，而对作品思想内容方面明显存在的局限却一笔带过。有些毕业论文的观点好走极端，例如，有一篇论文为了说明企业分配制度改革，提出用“三铁”打破工人的“铁饭碗”，这“三铁”是“铁心肠、铁手腕、铁面孔”，这就在批判“铁饭碗”时走了极端，把工人放在被改革的一面。又如，有的论文为了说明农民起义虽不是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前进的唯一动力，又根本否定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在社会科学方面的论文中也有调查研究不够，资料不足，即事实论据不充分，或不准确、有水分；有的是捕风捉影，主观臆断，想当然、任意夸大或缩小，然后就轻易匆忙地谈看法、下结论。这样的论文，缺乏准确性和真实性，因而就缺乏科学性。3．观点不鲜明，重点不突出。对于文章写作，多次强调要力戒“概括不明”、“判断不恰当”。而有些毕业论文的中心论点提炼不够，没有把问题的实质想清楚，抽象概括也不准确，形成观点含糊不清，似是而非，似有若无。如，有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多样化》的论文，所论述的“多样化”的观点是不明确的，可以作多种理解：后人对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后人对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不同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派的存在和发展，等等。因此，论点必须十分明确、准确，不使人产生歧义或令人费解。有的毕业论文过多地叙述工作过程，或选材不严，众多的材料缺乏认真的整理、消化，使中心论点不明显，重点不突出。这种情况在毕业论文中比较多，有的毕业论文似乎成了一份工作总结或汇报，有的是对某一工作的调查报告，而作者自己没有明显的见解。这种状况，必须予以纠正。4．缺乏新颖性和创造性。科学研究就是要不断开拓新的领域、新的途径，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从而推动科学文化的不断发展。因此，作为反映科研成果的毕业论文，也必须有新颖性和创造性，提出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见解，有独创性。而在毕业论文中，有些文章重复别人已经谈过的东西，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吃别人嚼过的馒头”，没有个人创见，没有什么新角度、新材料。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作者不注意阅读文献资料，研究信息掌握不足，研究的问题是别人已研究或解决了的，或者也是由于作者对某问题缺乏钻研精神，没有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
语言与文化关系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翻译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03-0142-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5.03-069
[本刊网址]http：//
一、引言
国内学者早有总结，我国翻译理论工作者在翻译学的构建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即翻译学的三大主干学科分别为：语言学、哲学和文化学。仅从语言学方面而言，结构主义、功能主义、转换生成语法等学派都为翻译理论的建构注入了很多新鲜血液并源源不断地给予更多的启示。正如Toury所述“翻译理论的建构永无终结。“（Theory formation within Translation Stud-ies has never been an end in itself.）而近年来新兴的认知语言学，它以体验哲学为基础，挑战传统的以生成语法为主的主流语言学派，为语言学也为翻译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启示。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中发展，科学理论的建立也莫过于此。Shreve & Angelone认为，翻译未来的方向是从“认知角度研究翻译”，而且短期内必将会硕果累累。Martin注重融和，提倡“科学-人文视野”（Scientific-humanistic spectrum）来研究翻译，更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直接提出了认知翻译学（CognitiveTranslatology）这一学科术语。国内学者王寅首次在国内论述了“认知翻译观”，初步阐述了从Cognitive Linguistics（以下简称CL）角度建构翻译理论的思路。国内学者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探究翻译问题的范围如何，研究深度何许？为了探寻近期认知语言学的翻译研究在国内的发展趋势，以期对中国的译学理论的建构提供一些启示，笔者拟就认知语言学和翻译研究的近期趋势做出一些总结，希望为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二、认知语言学与翻译研究简介
早在2000年，吴义诚就以《翻译研究的认知取向》为题发表了自己的愿景：认知语言学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对它的研究有助于建立翻译科学。2001年，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的出版，弥补了国内学者自己著书系统介绍认知语言科学概论的不足。新的千年，认知语言学与翻译研究的结合如火如荼地在国内展开，而且可以欣喜地看到，研究的点趋于细化。笔者统计了中国知网（CNKI）、万方中文数据库以及学位论文数据库，以认知语言学和翻译作为主题词和关键词键人检索，统计近期发表在各刊物上的有关认知语言学和翻译研究相结合的论文有25篇（数据统计截止时间：2014年9月8日）。笔者将对这25篇论文进行述评，以期对我国认知语言学与翻译研究现状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为今后从事认知语言学和翻译研究及翻译实践提供一定的帮助。从2005-2013年，有关认知语言学与翻译研究的论文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14年多见书评和会议介绍）这和认知语言学研究在国内的蓬勃发展有很大关系。
三、认知语言学翻译研究现状与述评
（一）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和翻译本体研究
徐莉娜从认知角度重新审视并定义翻译单位，分析探讨了从深层到表层，从意图到意图载体的认知路径，将这一新的翻译理论应用于翻译实践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只要能够正确地判断翻译难点的性质就能设定理想的翻译单位，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毫无疑问，认知语言学的框架理论和意图定位给作者带来了很大启示。王仁强，章宜华明确指出：把翻译看成是原型范畴的原型翻译观有助于拓展我们的研究视野，深化我们对翻译本体的认识，从而打破一些人为设定的藩篱，指导我们的翻译研究，尤其是描写一解释性翻译研究，并最终指导我们的翻译实践。李弘，王寅在《语义理论与翻译研究》中分析：重视认知语言学对翻译的解释力，认为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理诸如始解可以有效综合作者、文本和读者，弥补基于语义的指称论、观念论、替代论、关系论观点，以便更好地认识作者、理解作品、译好文本，实现翻译的和谐性。谭业升是国内较早尝试以认知语言学视角对翻译现象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转喻的图示及其例示的语言差异》，以英汉名词动用为例，探讨了其语言差异与转喻图式一例示级阶的关系，指出了后者揭示了一般概念结构和语言特有概念结构的联系。
（二）认知语言学和多种翻译题材的结合
国内学者开始慢慢关注认知语言学与具体语言现象和语言学科的结合，范围慢慢扩大，从实用文体、诗歌研究到小说等。中南大学的萧立明教授的《认知语言学与翻译》虽然从题目上看似简单但全文却言简意赅且例证翔实地论述了认知语言学经验观、突出观和主义观这三种表征对翻译原则和方法的启示，尤其在谈到自己数十年以前遇到的一个句子：“The coali-tion government is a shotgun wedding.”对于“shotgun wedding”的翻译严谨务实，而从经验观角度去探究其异化的翻译原则，将认知的角度研究阐释得深入浅出，让人印象深刻，受益匪浅。李发根以唐诗《蜀道难》为例，探讨了认知语法和功能语法小句理论与翻译，认为认知语言学的五种始解方法恰恰能补充功能语言学中的经验功能和人际功能词语转换的不足，从认知的角度出发，使得功能语法小句理论与翻译形成一个比较完整地体系，力求为译文准确无误找到一个较完备的方法。段峰借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同时佐以翻译身体学理论，提出了认知语言学的解释力还可以辐射到分析和描写文学翻译主体性，他以白莽翻译裴多菲的诗歌“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为例，以及众多翻译大家的主观体验，从认知体验出发，向内纵深挖掘译者主体性的深刻内涵，以期在译者的翻译体验和基于体验的翻译认知之间对话关系的建立找到一个坚实的基础。谭业升《论小说翻译中的隐喻连贯》，他以“火”的隐喻为例，用认知语言学的隐喻观为基础，对隐喻翻译问题做了系统深入地分析，提出翻译“火”时不可以随意“灭火”，也不任意“点火”，形象地说明了小说翻译中隐喻连贯的重要性。
（三）认知语言学对外语教学及译者培养的启迪
余文华在《认知语言学研究对外语教学的启示》中，论述了原型与范畴、意向图示、概念隐喻、相似性等认知语言学理论，重点结合翻译等教学探讨这些研究理论和领域对外语教学的启示，认为外语教学必须注重学生外语学习风格的个体差异、学生自身的外语体验和学生外语学习的自主性。陈传显在《译者的认知能力与译文质量》中，从认知视角、认知结构和认知逻辑三个角度探讨译者的双语言文化认知能力和逻辑能力对译文质量的影响。陈吉荣《论认知语言学对译者认知不足与认知过度的解释力》一文在纵观认知语言学对翻译研究的启示的基础之上，运用认知语言学的方法，从一个新的角度研究翻译，即认为译者认知不足与辖域和背景有关，而认知过度与“焦点与场景”翻译框架紧密相连。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语料库研究学者胡开宝《基于语料库的莎剧汉译文本中“把”字句应用及其动因研究》分析了把字句成因时特别提到了认知原因，在他新近的一篇讲座文章《莎士比亚戏剧汉译本中“使”字句的应用》中，他借助语料库的研究将翻译文本做细了，但在分析动因时，还是特别强调了认知动因，这体现了新兴翻译学的热门研究领域与认知语言学的结合，二者皆新，更彰显当今翻译研究的新趋向一一创新更追求方法、思路和结果的创新。
四、国内认知语言学与翻译研究的启示
通过以上分类比较可以发现：以往研究的内容和范围有了很大拓展，从翻译单位的词法、句法、语法，都有涉及：从研究的材料上看，现有研究涉及到诗歌、小说等，但对典籍类译作鲜有提及，潘震在情感隐喻这方面已有了一系列成果，所选语料也结合了典籍作品，这为其做出了突破；从研究的语种来看，大部分文章都集中在英译汉，今后的研究应鼓励逐步向小语种的拓展；此外，现有研究表明，学者单篇研究论文数量可观，但涉及认知语言学和翻译研究相结合的专著和硕博论文还很少，这一领域需要更多的年轻学子们注入新的思想和活力。
综上所述，认知语言学给翻译带来了新的启示和研究视角，应该看到所取得的成绩并以此为出发点，将研究做得更加深入和彻底，相信认知语言学将为翻译研究提供更加广阔的视角和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1]谭业升.跨越语言的始解――翻译的认知语言学探索[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2]徐莉娜.认知与翻译单位[J].中国翻译，2004（ 11）.
[3]王仁强，章宜华.原型理论与翻译研究[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 11）.
[4]李宏，王寅.语义理论与翻译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 （10）.
[5]李发根.认知语法与功能语法理论与翻译[J].外语教学，2007（9）.
[6]谭业升.论小说翻译中的隐喻连贯[J].外语教学，2007（ 11）.
[7]段峰.认知语言学与文学翻译主体性研究[J].外语学刊，2007（ 12）.
语言与文化关系论文范文第7篇
一、培养对字词的感受力
语言是一种表情达意的符号体系，因此，阅读者需要具备系列的专门知识和技能。中学生已经掌握了一定数量的字词，对文字的社会功能、汉字的字形、词汇的构成、短语的组合已经有一定的了解。但要培养学生敏锐的语言感受力还远远不够。所以培养语感首先要从字词积累着手。中学生已经具有一定的语言感受力，他们积累词语并不仅仅依靠字典、词典，而是在大量的阅读中得到的。这是由语言符号中的“共同性”和“个体性”决定的。言语是个别的，它是语言存在的形式，其语词和语义的关系往往是变化的，使语言的使用具有任意性。从语言的理解角度来说，根据一定的语法规则来理解所得的意义往往是明确、具体的，这就是“共同性”。但说话者、写作者却千方百计地挣脱语言系统的规则，以便把自己想要传达的特殊意义、内涵意义表达出来，而这往往是流动的、可变的，具有个人倾向性，称之为“个性化”。这种“个性化”又往往是作家在传情达意时有意为之。中学生所面对的往往是这样的“个性化”语言。此外，语言中存在着大量的模糊语词。我国的传统文化思维中又以直觉、顿悟见长，与之相应，汉语词汇具有很强的模糊性和意象性，富于弹性，富有韵律，内涵的自由度很大。
鉴于上述语言系统的种种特征，语文教师只要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的一定数量的词语积累作为语感训练的基础，通过大量的阅读训练，就可以使学生的语汇积累如滚雪球般增多。在课外阅读中，中学生面对丰富多彩的新词语，第一、第二次接触时可能不懂，到十几次甚至几十次接触到时，这个词就比较熟悉了，并对词的意义从不懂至开始有些懂，到完全懂了，这个词在不同语境中的意义变化规律也可以掌握了。如此日积月累，就不易遗忘。
二、注意意象积累
每一语言符号，都指向特定的事物，代表特定的意义。古人对言和意的关系论述颇多。张裕钊说： “日意、日词、日气、日法，之数者，非判断自为一事，常乘乎其机而混同以凝于一，惟其妙之一出于自然而已。” (《与吴函父书》)他认为“意”、“词”、“气”是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意”是作者要表达的思想，“词”是客观存在的语言符号，而“气”就是作者在创作时饱含情感色彩的意象活动。韩愈则特别强调“气”对“言”的作用：“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即意象活动)的重要性还在于它一直伴随作者创作的全过程，并驾驭着作者。巴金说：“我写嫁》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块儿受苦，跟一些人一块儿在魔爪下挣扎。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福楼拜在写到包法利夫人服毒自杀时，自己也感到“嘴里有砒霜的味道”。作者的这种全身心投入意象，正是他们情感的契合和感觉的移入。读者凭自己的语感“入境”，情形也往往如此。既然意象活动也始终伴随着创作过程和解读过程，我们就有必要认识意象的性质、特征。从阅读角度来说，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意象形成的快与慢、完整与否，标志着语言感受力的高下。语言符号是阅读的客体，作为阅读主体的读者，只有头脑中有丰富的意象积累，才能被作品的语词迅速唤起，组合成相应的准确鲜明的新意象。对中学生来说，这一点正是他们的局限。他们的生活阅历有限，这大大限制了他们想象力的有效发挥，影响了意象组合的准确性、完整性，即妨碍了语言感受力的发展。要提高学生的语感力，丰富学生头脑的意象积累，最主要的途径是进行大量的课外阅读。另外，养成学生勤于观察生活的好习惯，多欣赏有益的影视，也是一种途径。
三、强调诵读
语言与文化关系论文范文第8篇
内容提要: 山中敬一是日本刑法学界研究客观归属论的代表者。他以传统理论的局限性和现代社会的需要为切入点，展开以危险制造和危险实现为基本要素的客观归属论。山中的客观归属理论不足有三：一是前提性分析不充分，忽漏了对作为意识问题的主体及参加到归属过程中的参与者的分析；二是缺乏对现代社会风险的深刻洞见，没有超越传统因果关系论的局限；三是客观归属类型的预设目标不明确，过于复杂从而难以把握，而且存在漏洞。
一、评价背景与结构
在当今的法学理论中，无论在侵权法还是在刑法学中，客观归属论（lehre von der objektiven zurechnung，或称客观归责论）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新理论。作为解决“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的替代性理论，客观归属论是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到70年代才在德国刑法学中得以定型。⑴
根据德国客观归属理论的集大成者罗克辛的观点，⑵在构成要件阶段进行客观归属，是由于行为人制造了超越被容许的危险之外的危险，并在具体构成要件的预定范围内实现了这个危险。他进而将客观归属论的基本框架确定为三部分：第一，行为人的行为对行为客体制造了不被容许的危险；第二，这个危险在现实中实现了具体结果；第三，这个结果存在于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内。当这三个条件都满足时，由这个行为所引起的结果才可以作为行为人的结果归属于该行为人。[1]（p230—281）现在，这种理论在德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刑法学中替代了因果关系说并成为通说。罗克辛还将“客观归属”作为目的合理主义这一刑法哲学思潮的核心内容。
客观而言，客观归属论克服了因果关系理论中潜在的思维偏差，使相关范畴的任务从寻求因果联系转移到寻求归责的本来轨道上来，体现了刑法中事实评价和规范评价的必要结合，它一方面可以更好地限制客观归责的范围，另一方面在诸如不作为的场合，可避免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因果关系论的不足，为处罚行为人提供必要而充分的根据。日本刑法理论具有明显的德国痕迹，自二战后就有相当多的学者注意到客观归属论，并对其加以研究。⑶但在研究客观归属论方面的集大成者，笔者认为，当属关西大学的山中敬一教授（以下称山中）。山中的刑法学研究成果颇丰，其对客观归属论的研究贡献尤其突出，表现为：
第一，研究全面、深入。山中在客观归属论方面发表的著作和论文非常多，如《刑法中的因果关系与归属》（1984年）、《客观归属论理论史之考察》（1995年）、《对“客观归属论”之研究》（1996年）、《危险实现关联论之展开》（1996年）、《对状态的危险的第二次危险介入——危险实现关联论的展开》（1997年）、《自客观归属论的立场》（《刑法杂志》第37卷第3期）、《刑法中的客观归属理论》（1997年）、《日本刑法学中相当因果关系的危机与客观归属论的抬头》（1998年）、《我国客观归属论之展望》（1999年）、《刑法总论ⅰ》与《刑法总论ⅱ》（1999年）等等。他较为详尽地考察了客观归属论的理论沿革，提出了自己的立场和运用客观归属原理的见解，特别要指出的是，他将自己对客观归属的见解进一步展开，形成了一种比较新颖的刑法理论体系，其专著《刑法中的客观归属理论》和《刑法总论》是其标杆之作。
第二，发展了客观归属论。山中的客观归属论习自德国理论，可是在客观归属的结构和具体类型上，他和德国“老师”的理论有明显分歧。德国客观归属的基本结构，在其杰出代表罗克辛的理论中是：（1）行为人的行为制造了不被容许的危险；（2）这个危险在具体的结果中实现了；（3）这个结果存在于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内（规范的保护目的）。[2]而山中客观归属的基本构造是：（1）条件关系。这是客观归属论的存在基础；（2）危险制造关联，就是以因果关系的存在为前提，由行为的时点出发探求行为结果发生的危险性，属于事前的判断；（3）危险实现关联，就是考察被制造的危险是否实现了结果，属于事后的判断。[3]可见，至少在规范的保护目的的地位上，山中的观点就比较独特了。至于客观归属的事例类型，他更是在危险制造和危险实现判断中分列数种，以期赋予客观归属更具体、更机能的类别。
第三，发挥了客观归属论。在山中的系统之作《刑法总论》（ⅰ、ⅱ）卷中，他提出了诸多观点新颖、视角独到的理论，仔细推敲这些理论，可发现它们与“客观归属论”有着丝丝关联，这在犯罪论体系的理论基础、行为概念（包含不作为犯）、过失犯等基本范畴中有比较明显的体现，如他提出，“所谓行为，是人的、社会的归属可能的身体的动静。”[4]（p140）这不仅复苏了“归属可能性”意义上的行为概念，而且赋予客观归属论更为基础性的地位，为客观归属原理在刑法中进一步展开提供了一个引导性的视角。
笔者认为，他不仅继承了德国客观归属理论的内核，拓展了客观归属的理论空间，而且深化了客观归属的内容，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对于研究所谓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以及客观归属问题而言，这些特色都是值得关注的。纵观客观归属论的理论态势，其取代传统法学中的因果关系论的倾向已经比较明显，但研究客观归属论于当下中国刑法学依旧具有挑战性的意义。基于这一判断，考虑到客观归属论本身对刑法理论和实务所蕴涵的独特功效，考虑到山中在客观归属论方面的研究贡献，笔者以山中的客观归属论中的切入点以及危险制造和危险实现为批判性研究的对象，期望对于客观归属论有更深入的认识。同时，笔者还期望本文能引起我国内陆刑法学界乃至法学界对客观归属论的重视，并展开对客观归属论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
二、前提性分析之不足
跳出传统因果关系论的樊篱，对客观归属论情有独钟并且构造其新的理论体系，这“大致是根据‘以往理论的局限性’和‘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归属标准的展开’的要求为契机”。[3]可见，检讨以往的理论和关注社会的实际情形，是山中客观归属论展开的两个基本切入点。笔者对这两个切入点基本上是赞同的，但是，考虑到这两个切入点各自都存在一些问题，以致于难以达到其理论的目标，因此以下分别对它们进行检视。
（一）关于“以往理论的局限性”
所谓“以往理论的局限性”，具体指因果关系论，尤其是相当性因果关系论存在的局限性。以往理论存在着自然因果关系、预见可能性概念和经验的通常性概念三个方面的局限性：自然的因果关系，不符合刑法上根据目的论对存在论的事实加以限制的法则；强调关于结果的客观预见可能性，只是为了限制行为人的责任范围，这种做法在实际操作上是困难的，并且为了将它和主观的预见可能性相区别，于是假定为以“一般人”为判断标准，这种“客观的预见可能性”显然是虚幻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所依据的“经验的通常性” （相当性），是从概率论出发的，具有事前判断“相当性”的性质，但因果关系论要对事后展开的事实进行相当性判断，所以不可能使用事前的判断公式。而且，“经验上的通常性”并不能说明为何要对结果负责。[3]
显然，山中之于相当因果关系论的评价，是针对基于自然科学（或存在论）的因果关系论的理论局限而展开的，它的见地在于：其一，指出了基于自然科学的因果关系论在方法上的欠缺。对于这一前提，即使是支持因果关系说的町野教授也是承认的：“在我国，将条件关系作为‘前法律的因果关系’、‘自然科学的因果关系’、‘存在论的因果关系’加以理解也很常见，我认为这是不对的。”[5]其二，揭示了相当因果关系说的两难困境。山中认为，相当因果关系说，向来是从“概率论的思考”出发的，具有事实性和经验性的特征，但现在，在其中增加了“预防”、“社会的整合”等刑事政策的目的，这样的相当因果关系论，以“目的论”的因果关系说置换本来属于事实性的相当因果关系论，具有脱胎换骨的意思。[6]当然，也有德国学者认为，相当因果关系说本身就是对因果关系的过程加以规范化的限制，[7]但无论如何，现在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不可能是纯粹意义的自然科学上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结果，必然导致将因果关联的问题转向为对于结果的客观归责问题。
可惜的是，山中对因果论以及作为因果论标准的“客观的预见可能性”的检讨，立足于和被检讨对象相同的范式上，而没有把握现代化范式危机及其转型之于刑法学的影响。在此我们必须注意，因果关联的理论和“客观的预见可能性”是现代科学观念的产物，[8]（p107）以追求科学真理和普适性标准为主导思想。但是今人发现，在人文社会学中科学真理非但不现实，而且不可取；[9]（p4—6）亦如康德业已证明的，不可能存在一个适于所有时代所有人的、在理性上可认识的自然法，一个纯粹的自然法。[10]（p91—97）在这种认识的影响下，现代法哲学的思维已经从“独白式”转向“对话式”，法律效力的标准不再着眼于事实上的共识，而是着眼于共识的能力和程序。[11]（p290—293）因此意图提供“相当性”一致标准的努力是徒劳的。可是，山中没有意识到现代性范式的这一转换，因此他难以摆脱“独白”的色彩，他的理论也可能依旧注重于为事实上的共识提供本体性的标准，而司法实践中“对话式”的共识过程问题则被本体性认识的客观化操作的阴影所遮蔽。这点在其后的类别化研究中表现得相当明显。
（二）关于“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归属标准的展开”
“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归属标准的展开”的核心，山中主要是针对现代社会已经发展为一个“体系化的危险社会”的现实，如在高度信息化的时代，一个细小的攻击就可能导致网络社会的毁灭，而且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有发生动摇的危险，例如核电站的事故、破坏环境、经济、交通、医疗、金融等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危险社会的一个特征，就是细微的行为，都会招致连锁反应，带来严重损害。[4]（p48）。
山中认为，这种社会变革对刑法产生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第一，在业已形成的“危险社会”中，为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法律中必须承认所谓的“被容许的危险”。德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展开现代意义的客观归属论，具有和过失犯中“被容许的危险”、“信赖原则”等限制预见可能性的原理具有相同的时代背景，因为在现代社会即使对发生结果的预见是相当的、但不能被禁止的行为也较多，危险成为充斥于现代社会体系中的一个内在因素，我们只能根据有用性的衡量、法的容许性、自己的权限、自己和他人的责任分配之衡量等对其进行限制。第二，“体系化社会”的到来，即在现代社会中，为了防止发生一定的事实，在社会制度或者组织上，将各种事实和行为予以体系化、组织化，例如，在网络化社会中，超越时间和空间、从外部看因果联系不密切的体系化场合是存在的，如企业中由于过失行为导致灾害，该过失行为产生的原因往往体现为介入了数个被组织起来的人的行为；再如，在过失行为导致结果的过程中，会出现负伤者、急救者、医生等介入因素，这些在制度上可以预见的介入因素可能完全是偶然地、自发地介入的，因而也存在没有预期的介入的各种情形。介入的这些因素，表现为根据社会习惯作为制度上的介入、法律义务的介入，它们形成为个人的各种各样的动机。以这些动因组成的复合因果连锁是否存在，作为相当因果关系论判断“日常生活经验上相当”的标准，不可能采取一刀切的做法。第三，在危险社会，对危险产生了分担责任及权限的必要性。在过去，无人对偶然的、宿命的或者不可抗力而产生的结果负责；但在现代社会，根据危险性内因和组织化体系的特质，要求根据危险的责任分配观念对结果进行归属性考察。而就某人所制造的危险对于结果的发生具有何种程度的影响，根据实质危险进行判断，还要另外考虑法对该事实如何评价，如果没有这一“规范的判断”，就不能决定具体行为的所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因此，对因果关系的判断，就必须考虑规范的评价，例如，制度的介入、法律义务的介入、个人动机的介入等，这包含着规范的动机的影响。可以说，法如何进行评价，对于归属的决定具有重要性。换言之，对归属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不是经验上的通常性问题，而是行为、介入事实以及结果等事因的“规范的意义”问题。第四，在危险社会中，由行为人本人负责任导致限制他人责任的必要性。在危险社会，要预见具体的危险是困难的，但如果对此忽略不计，则其中的抽象危险谁都可以预见。为了防止危险实现，国家设定了各种各样的禁止规范。但是，在他人自己招致危险进而产生后果的场合，没有监督责任的人是否要对危险实现负责呢？对此，肯定要考虑被害者、加害者的危险的责任分配等规范性问题，例如刑法上关于他人自己答责的行为，行为人如果没有支配结果发生的事实，就不负责，这样的规范标准是必须确立的。第五，对规范的判断标准要予以类型化。以相当因果关系说为前提，这是客观归属论的必要基础，不过，相当因果关系说将最终的标准集中于经验上的通常性，该标准没有对介入因果关系的各种动因予以规范性的评价，不能得出具体的归属结论，因此，有必要为归责提供类型化的标准，并将这些标准体系化。[3]
从社会的实际出发，山中在把握相当因果关系论的缺陷时，却未给予客观归属更好的立论。在当今社会，生活危险源的扩大拓展了法律中危险的存在空间，社会的体系化改变了社会（包括法律）责任分配的结构，在此意义上，因果关系论即使不存在逻辑和方法上的障碍，却也只能在社会关系较为简单、危险不甚明了的传统社会有所建树，而在如山中教授所揭示的体系化危险社会中，因果关系论就当面临两种命运：或者退出历史的舞台，或者迎合社会实践的要求。为了迎合社会的发展，自然需要考虑规范的评价标准。
山中所提交的社会因素的根据，较为准确地揭示了因果关联理论的发展方向，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就现代社会对于刑法的影响而言，山中的观点无疑是极富有洞见性的。可是，仅仅如山中那样，在相关的判断中添加规范的标准，是否真的能实现以上目标呢？考虑到“作为陈述的案件事实之终局形成，取决于可能适用于该事件之法规范的选择，”[12]（p164）如果进一步承认“归责是一种存在于法官以及行为人（被告）间的沟通过程”，那么，“在其中不仅要确定行为人在想象什么，而且要将行为人及法官的理解层面（法官透过他的语言使用将法律的意义确定）的相当性制造出来。”[11]（p196）在此，作为“对话式”范式下的归属问题，就不单单是事实的评价标准和规范的评价标准问题了，而且还包括形成标准的程序性问题。这是一个文化多元的危险社会，为了确立合理、有效的危险分配进而划分责任归属，必然会表现出来的一种做法。可见，作为客观归属论基础的社会现实变迁，还必须充分考虑现代社会的人对于法律认识和参与法律过程的特质。在这个问题上，山中发现了作为问题对象的社会的变迁现实，而恰恰忽漏了作为意识问题的主体及参加到归属过程中的参与者。
三、现代社会风险之认识不足
山中将危险制造关联分为制造直接危险的行为类型和制造危险状况的行为类型，进而提出可以归属的情形：（1）制造直接危险的行为类型，指对行为客体行使直接的物理力，例如，殴打、刺杀、投毒等。为了肯定危险制造关联，必须“高度的危险”得到认定，或者有“不被容许的危险”。在“被容许的危险”的场合，则不认为有危险制造关联。危险制造关联的判断是事前的判断，要求有关于危险的“认识可能性”，即“认识客观危险制造的可能”。（2）制造危险状况的行为类型，是惹起了如果没有被害人、第三人的事后介入行为，就不会发生具体危险的危险状况的事例，例如年久失修的建筑物的管理者有过失，导致进入建筑物玩耍的孩子从柱子上掉下来负伤的场合，管理者的行为就是危险状况制造的行为，在这种类型中可以肯定危险制造关联。危险状况制造的行为类型还包括：一是制造狭义的危险状态的行为类型；二是促进危险状态的行为类型，即行为人实行的行为促进了业已存在的危险状态的场合；三是危险状态扩大源设定行为类型，如物件放置不当的结果，导致火灾之际火势得以扩大使受害人死亡的，物件放置者的不当行为扩大了由于放火行为形成危险状态。
在此，山中以积极的方式在危险制造的关联中区分了“危险”和“危险状况”。笔者认为，这种理论构造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整体上是不成功的。除了危险制造类型的论证没有被置人程序性思维考虑之外，其所涉及的实体性内容也有以下问题：第一，以积极的方式构造危险制造的关联，是和法律论证的目标相背离的。就客观归属的危险制造而言，罗克信证立的是阻却归责的消极的事例类型，而山中为了展开自己的理论，采取了积极的方式，围绕值得归责的事例进行讨论。⑷可是，在决定责任归属的思考程式中，我们通常不会为了赋予行为人某种责任而积极地证立他和责任之间的法律关联（这种方式倒很可能发生于传统因果关系理论中）；恰恰相反，我们往往采用消极的方式证立他和责任之间不存在法律关联，这样做的原因，一是考虑到论证的效率，二是考虑到论理的周全。而积极的论证方式不足以全面发现归责的事由，容易产生法律适用上的漏洞，因此不可取。
第二，“危险”和“危险状态”划分不明确。山中根据积极的论证方式，提出“危险”和“危险状态’’的界限，这存在目的不明确和界限不明晰的问题。首先，有无划分两种类型的必要，山中对此没有给予充分的说明；其次，为了区分危险和危险状态，是否需要提供某种标准，这也为山中所回避。他仅仅告诉我们，危险状态存在于“惹起了如果没有被害人、第三人的事后介入行为，就不会发生具体危险的危险状况的事例”中，可是，危险本来就是一种状态，那么作为状态的危险和危险的状态之间的关系就相当不确定了，在此语境中，危险和危险状态的区分意义就并不突出了。
第三，风险社会的意韵没有得到体现。“危险制造”是根据风险社会提出来的概念，显然，它应当体现危险社会基本建构的特征，特别是其中的“被容许的危险”特征。本来山中意识到了该特征，但是在其危险制造的关联论中，“被容许的危险”却没有发挥必要的功能。笔者认为，“被容许的危险”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在法律中得以存立，改变了传统的刑法评价的基点，危险的出现或者存在不再是刑法消极评价的起点，因此在“被容许的危险”的范围内实施的行动，通常不再认为是不合法的。只有当行为的危险性被认为超出了被容许的范围，才会认为行为人的行为是不合法的。就危险超出被容许的范围这一点，即危险的增加而言，在客观归属中正好是一个相当关键的论域。可是，山中对此基本上置之不理。这使得山中的事实分析不足，进而不能为其后的研究提供更充足的前提。
第四，也是一个较为核心的问题，即山中的危险制造关联论的目标不明确。在笔者看来，由于上述三种因素，直接导致山中的危险制造关联论所针对的问题不明确。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认为：由于山中关于危险制造关联要解决的问题没有形成明确的意识，因而限制了客观归属中的判断基础、判断材料和判断方法的理解和适用，导致了上述三个问题。基于这个原因，山中还不能彻底超越因果关系论的局限性，当他继续在结果犯的场合思考结果的归属问题时，他甚至连危险犯中所必要的关联问题也忽视了，因此，他终将丧失进一步拓展自己的理论空间的机会。⑸
四、类型的预设目标不明确
对结果的客观归属的第二个要件是危险实现关联，其含义是：只有被制造的危险开始实现了结果，才可将结果归属于行为。山中将危险实现关联分为危险增加关联和狭义的危险实现关联。
所谓危险增加关联，是诸如某个司机超过限制速度引起交通事故，造成被害人死亡，但如果司机在限制速度内行使，结果也会发生的，事前看引起了形式上不被容许的危险，事后从实质上看，即便遵守规范，结果也要发生，就不认为增加了被容许的危险。在没有增加危险的场合，违反规范的行为限于实质上被容许的危险的场合，就不能说实现了结果。如前所述，危险增加本当在制造危险的阶段考虑，但它在山中的归属论中直到危险实现时才登场，这不仅不能区别两种不同类型的关联各自的判断任务，相反还混淆了其中的界限。
所谓狭义的危险实现关联，是对具体的事例类型进行的“事实上的危险”的判断和各个事实的“规范的评价”。为了追问危险实现关联，要将该危险对应各自的阶段加以类型化。危险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首先是具体危险对结果发生有直接重大的结果惹起力的直接危险阶段；其次是被制造的危险对结果的发生具有充分的危险的间接危险阶段，再次，被制造的危险本身不一定导致结果发生，但由于第二次危险的介入使结果发生的状况危险阶段，最后，残存的危险阶段。围绕这几个阶段的危险实现类型，规范的评价标准被进一步展开：（1）介入直接危险的类型，当被制造的第一次危险极大，但外部诱发的第二次危险超过或者压倒了第一次危险时，不问第二次危险是人的任意行动还是自然现象，认为其具体的影响力甚微，也肯定危险实现关联。山中还用材料场事件的判例加以证明；⑹当介入第二次的危险是自然现象、社会的反映行为和潜在的危险等内部诱发的危险时，肯定危险实现关联，但如果该内部诱发的危险是日常生活的危险，则否定危险的实现。（2）介入间接危险的类型，当遭遇到潜在危险源的时候，如存在被害者的特异体质、疾病等，通常要根据“危险的继续作用”的程度、第一次危险遭遇潜在危险的概率、潜在的危险源的结果惹起力大小等，决定有无危险实现关联。潜在的危险源，存在于行为事实的内在场合和行为客体的内在场合；当介入内部诱发危险时，例如交通事故的被害者再次被后面的车撞倒，对于被制造的第一次危险，要根据是否“准平常化”、“是否局部的断绝”、危险的“物理的迫切性”到达何种程度等等来做出决定，如病状发生变化的事例，当一个因子不具有决定性，“恶化”的条件加重而导致结果发生的场合，就属于非典型的危险并发，可以否定危险实现关联。当介入不合理的行动时，由于人的不合理的行动在意识上不能说是自己答责的行为，就要考虑这样的行动是否诱发准物理的、准心理的强制性，如被害人为了逃脱紧急状态而选择不合理的行动导致结果发生时，可视为物理、心理的准强制状态，即便被害人也存在“重大过失”，也未必否定危险实现关联。（3）介入危险状况的类型，在这类类型中，由于被“制造的危险”的程度比间接的危险阶段低，即使在内部诱发时，第一次危险诱发第二次危险的影响小，所以要考虑诱发第二次危险的“资本”是否对其有“促进”、以及第一次危险的作用是否“准平常化·镇静化”等。如医疗救护等状态的危险阶段，医疗事故成为死因，但医疗对该伤害的治疗只是不可欠缺的，而不是“固有的”，此时，结果被认为是“附加的手术”所产生，否定第一次危险的实现关联。（4）介入规范的、自己答责的行为类型，当受害人有意识地介入自己答责的行为时，危险实现的关联被“中断”，如信仰某种宗教的被害人，因为拒绝输血而死亡的；当介入第三人或者行为人的故意行为时，原则上要依据“动机关联”的存在肯定危险实现关联；当介入他人答责的义务救助行为时，则有必要限定有意识的自己危险化范围，只有行为人对被害者的近亲属的法益造成了显著危险，自己危险化的人才被认为包含在刑法的保护范围中进而肯定危险的实现，但当救助显然是不合理的时候就要另当别论了。（5）介入残存危险的类型，主要是行为人的侵害在行为之后数年，由于当初的伤害而导致死亡事故的，如因为爱滋病而感染者，在感染15年后死亡，要根据刑事政策的考虑否定危险实现关联。
显然，狭义的危险实现处理的是由于介入因素而产生的客观责任归属，也就是由于存在数个导致结果的因素时，从规范的评价上看，应当将结果最终归因于哪一个因素。根据山中的理论构想，我们可以假设a、b、c、d、e五种因素参与了特定死亡结果的实现，那么，是否可以将死亡的结果归因于其中的一个呢？对此，山中也给出了一定的答案。作为他使用的规范标准，我们看到了“刑事政策”的影子，可是，除此之外，我们发现他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在继续使用一些事实层面的评价，如物理、心理的准强制状态、关联的中断、对危险的促进等等。事实上，笔者认为就a或者b是否要对结果负责而言，这里所涉及的并不是事实层面的问题了，而是对事实与规范的一致性的理解：是a对死亡的作用，还是b对死亡的作用，可以认为是法律关于死亡规范的含义。此时，我们要证立的是如何认识和适用某一个特定刑法规范（如禁止杀人）的命题。⑺对此，德国刑法学者试图使用“规范的保护范围”或者“规范的保护目的”概念，对具体刑法规范的含义加以诠释或者论证。尽管山中也意识到这个概念的意义，可是他的论述主要是围绕着民法学中的规范保护目的理论展开的，[8]（p196—280）而远远未触及刑法规范目的判断的核心内容。他对于在危险实现关联中采用规范标准的前提性问题，甚至还没有明确的理解。因为在他看来，危险实现关联不单纯是依据事实或者经验的类型化关联，而应当以事实或者经验为归属基础，从规范的观点出发进行归属。其中作为“规范目的”的关联，主要是综合评价规范的违反以及事后的制裁规范的作用来决定的。[8]（p490—492）这样的见解，只能说明山中意识到了规范评价时所必要的一些要素，但他始终没有追问规范评价的逻辑前提及其意义，因此，他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关于规范评价的内容、标准和方法的较为明晰和完整的理论构造。根据这一判断，他在说理上所提供的理由明显是苍白和无力的。
客观而言，山中关于危险实现关联的事类是极为具体的，他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远远超越了日本和德国的其他学者甚至包括罗克辛本人。可能正是因为他太执迷于对客观归属的类型化划分，⑻反而使他没有充分考虑危险实现中的核心问题，更没有反思关于这个核心问题在法律世界的本质，结果他迷失在自己的繁杂的事例群中。
五、余论
以上对于山中客观归属的批判，不仅是为了更好求证客观归属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更为深刻地暴露现代法律因果关系论的弊端，因为现代客观归属论中存在的问题，受到了因果关系论在此论域中所产生的一些潜在因素的影响。可是，我们必须看到，虽然日本刑法学中的通说依旧是相当因果关系论，但是学界关于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危机的认识由来已久，为了消除此危机，在相当因果关系说内部，已经有学者提出以客观归属论来补充相当因果关系论，甚至还有学者主张将相当关系说转换为客观归属论，这导致了日本相当因果关系论危机的进一步加剧。
在这种理论背景下，我们可反观德国的理论动态：在相当因果关系论母国的德国，条件说、原因说以及相当因果关系论等理论基本上为客观归属论所取代，不能不说明因果关系理论本身潜在着严重的缺陷，也证明客观归属论较之这些理论的可取性。正是基于对此现象的认识，山中大力提倡客观归属论。事实上，经他和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客观归属论在日本还是逐渐获得了普遍的认可，只是认可的观点是提倡以客观归属论来完善相当因果关系论。这种做法本身是否可取，它是否隐含着一种矛盾的情感或者方法，也是值得关注的。
山中很敏感地捕捉了日本理论界的复杂感受，并为此富有洞见性地提出了两点看法：其一，他认为，日本现代因果关系论的实质性转型，即“日本相当因果关系论自己的见解，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脱逃逸了古典的含义，积极采取了和本来相当因果关系不同的‘异质的要素’，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尽管在形式上维持相当性的判断，但是其中实质的机能应当有所变更了。”“最近在相当因果关系论的内部……，在形式上是相当说，在内容上是客观归属论。”[6]这种观点比一些学者以相当因果关系说的旧皮囊装客观归属论的新酒的做法不仅具有更大的理论创新的勇气，而且表现出独到的胆识。其二，他提出，日本司法在不自觉采用客观归属论。他研究了日本20世纪80年代以后因果关系论在刑法司法中的实践，特别是对1986年的柔道师整复事件、1990年的材料场事件、1992年的夜间潜水事件进行分析，指出最高法院不再使用相当因果关系，而是用“行为的危险性”、“不合适的行动的诱发”等，意图以客观归属论来判断因果关系，认为“虽然不能说判例中自觉采用了‘客观归属论’，但就事例固有的选择考虑，用适当的标准等，多少和客观归属论的思考非常接近。”[13]这两点认识，为日本刑法因果关系论的研究转向提供了一个“阶梯”，暗中发挥着强化其他学者认同客观归属论的作用。
注释:
⑴关于客观归属论在德国的理论沿革，可参见童德华：《刑法理论中的客观归属论》，《现代法学》2002年第6期。
⑵“罗克辛”是德文“roxin”的一种汉语译名，另外还有“洛克辛”、“罗可信”、“洛克信”等译法。
⑶例如平场安治：《刑法中的行为概念》（1966年）；齐藤诚二：《关于所谓的客观归属的理论》（《警察研究》49卷8号）；下村康正：《条件说之一试论——客观的归属关系说之提倡》、《德国刑法中的所谓客观归属理论》（1979年）；伊藤宁：《关于过失犯中的因果关系和客观归属》（1989年）；本间一也：《过失犯中的结果的客观归属》（1990年），等等。
⑷罗克信将危险制造的关联的理论类型分：（1）危险减少、（2）制造假定的因果经过中的危险、（3）欠缺危险的制造、（4）制造了被容许的危险。参见[日]山中敬一著：《刑法中的客观归属理论》，成文堂1997年版，第432页。
⑸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客观归属论可适用于举动犯、行为犯、危险犯和结果犯的场合。请参见拙著：《规范刑法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174页。
⑹材料场事件（1990•11•20刑集44卷8号837页）：行为人在三重县的饭馆殴打受害人头部，导致受害人内因性高血压性桥脑出血，陷入意识丧失状态，然后，行为人将受害人用汽车运送并弃置在大阪府住之江区南港的材料场。此后，受害人头部不知道被什么人用角材殴打数次，这个暴行扩大了内因性高血压性桥脑出血，使之提前死亡。最高法院认为：“由于犯人的暴行，在形成促使被害人死亡的伤害的场合，假如此后第三人的暴行使死亡时间提前，就可以肯定犯人的暴行和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案原判认为成立伤害致死罪，是正当的。”
⑺在此，本文沿用了考夫曼教授关于法哲学的两个命题：一是何谓“正确之法”；二是如何认识及实现“正确之法”。请参见[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1页。
⑻山中对此问题的重视，可参见[日]山中敬一著：《刑法中的客观归属理论》，成文堂1997年版，第487—488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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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山中敬一．我国客观归属论之展望[j]。东京：现代刑事法，1999，（4）．
[4][日]山中敬一．刑法总论i[m]．东京：成文堂，1999．
[5][日]町野朔．因果关系论[a].中山研一等．现代刑法讲座•刑法的基础理论（第1卷）[c]．东京：成文堂，1977．
[6][日]山中敬一．自客观归属论的立场[j]．东京：刑法杂志，(37)．
[7][德]伯尔德•席勒曼．论客观的归属[j]．东京：刑法杂志，(37)．
[8][日]山中敬一．刑法中的客观归属理论[m]．东京：成文堂，1997．
[9]姚大志．现代之后——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
[10][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m]．郑永流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11][德]考夫曼．法律哲学[m]．刘幸义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12][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语言与文化关系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模式；专业英语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6）08-0012-02
高校专业英语教学长期存在“中国文化失语”现象。多数学生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更不会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概念。美国语言学家Claire Kransch 指出：“对外国文化的理解必须把文化放在与本民族文化的对比中进行，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切入包含着对目的语以及母语的再认识。”[1]可见，重目的语而轻母语文化，不利于外语学习，也不利于跨文化交流，还会伤害民族自信心。鉴于此，黑龙江大学应用外语学院从2012年起面向商务英语专业二年级的学生开设以“内容为依托”的中国传统文化英文授课课程。
一、教学目标
通过学习中国人传统的智慧与信仰，创造与交流，美学与艺术，以及民情与风俗学生掌握中国文化的精神实质，提高文化素质与民族自信心，为日后从事跨文化商务沟通积累文化知识，进而更加积极地参与祖国文化传播。课程还涉及以下能力的培养。
1.外语学习能力：课程属于以中国文化内容为依托的英语语言习得性学习，因此，课程既要求理解中国文化相关内容，又要求熟悉中国文化相关英文表达。此外，学生还要掌握语言学习策略知识、学术语言表达技能以及语言学习评价知识。
2.跨文化交流能力：21世纪是跨文化交流全球化的时代[2]。跨文化交流是双向交流，只有掌握了双方文化，才能真正达到平等交流。本课程就是期待通过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并能使他们以平等的身份参与交流，进而扩大其国际视野。
3.高端思维能力：课程不限于语言表述和知识认
知，还要求结合所学分析文化现象并思考文化问题。这要求一种批判性的高端思维能力。这种能力的欠缺在英语专业教学中表现突出。文秋芳教授曾于2009年11月针对11所高校14个文科专业超过2000名一至三年级的学生展开过思辨能力的实证调查。实验结果显示，“大学3年期间，英语专业学生思维水平有小幅量变，但未呈现质变的阶段性特征。其他文科类大学生不仅进步幅度大，而且呈现质变的关键期在二到三年级之间”[3]。原因在于英语学习多是碎片化的积累，学生缺乏整体思维。本课程就是期望抓住思维质变的关键期来培养学生的高端思维能力。
4.审美鉴赏能力：英语课程的教学不应该仅是语言技能的培养，更应该是一种人文教育，其目标是发展完满的人性，因此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加强美学意识的培养[4]。中国的传统文化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它是世界四大文明唯一未曾中断而延续至今的文明，是全世界人民公有的文化宝藏[5]。这也蕴含着审美内容，学生通过学习可从感性角度体验人生，使自己感受到有意味的、有情趣的人生，对人生产生无限爱恋，无限喜悦，从而使自己的精神境界得到升华，并且在此基础上得到作为人的全面发展[6]。
二、教学内容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有限课时内无法面面俱到，也不能深入探讨。因此，课程突出通识性意义，选取最能反映中国文化特点和最能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部分，帮助学生了解中国文化并增长其见识进而促进其思考。课程的内容要集精练性、代表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为一体。
授课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介绍中国传统的主观文化（孔子思想、老子思想、《周易》思想、孙子兵法、禅宗思想和生态哲学），另一部分介绍中国传统的客观文化（饮食、饮茶、服饰、建筑、园林、民俗、节日、艺术、京剧、中医、文字和文学）。两部分彼此渗透互为反映。授课采用以“内容为依托”的形式分专题进行，每周探讨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专题。
三、授课模式
课程按照“赏―读―习―论―写”五步来开展教学。第一阶段通过视频材料激发学生的兴趣，第二阶段通过阅读来扩展学生的视野，第三阶段通过习题来检验学生的掌握，第四阶段通过课后讨论来加深学生的理解，第五阶段通过写作来促进学生的反思。
“赏析”属于课前引导，类似于课前热身讨论。由于“我国基础英语教学的一大缺陷‘中国文化失语’，即 ：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不会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概念似乎已经成为中国大学生的通病”[7]，因此学生难对主题进行有效讨论。而教师如给出与中国文化主题相应的视频短片，既可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又可使其快速进入情境，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而且，当今社会的一大趋势是“各式引起视觉刺激的图像通过影视和互联网等媒介空前地渗透到整个社会文化，参与大众的文化生活”[8]，我们的学生是视觉文化下成长起来的一代 ，更熟悉也更易于接受图像给予他们的信息，也更为自然地融入其中。
“阅读”属于主干学习，类似于课上精读学习，选择适宜的文章。这不仅要求内容包含所学主题的精华，还要求语言包含所学主题的词汇。这种基于“内容”的学习兼顾了语言的扩展和知识的储备。旨在培养学生交际能力的交际法教学对我国语言教学界影响颇大，但“尽管有许多可取之处，却受到其自身及我国外语教学环境的种种限制，仍然存在着一些弊端，许多教师运用交际法组织教学活动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9]。其中一个弊端就是学生的文本阅读能力变弱，而这一阶段的“阅读”就旨在提高学生文化素养的同时提高其文本阅读能力。
“复习”属于学习检测，类似于课后练习。这部分属于学生自主检测，不涉及学生间互评和教师评价。这种检测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从所学知识层面设计问题，可通过判断、选择和填空等来考查学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点的掌握；另一方面从所学语言层面设计问题，可通过词语释义、选词填空和英汉互译等来考查学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英文表述的掌握。文化学习始于兴趣，但不该止于兴趣，必须要让学生真正掌握所学内容，才能在日后跨文化商务沟通中有效应用。
“讨论”属于学习反馈，类似于课堂讨论。这是学生的自主性学习。教师仅作为教学活动的“主导者”，而学生才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师需要于前一次课留下下一次课的讨论话题，并将学生随机分组，给学习充足的自主性，让他们课下查找资料并制作PPT，于下一课课上演示。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分组必须随机，如分组固定，组内个别学生会产生惰性；（2）组内学生分工平均，可按学生具体表现打分并计入总成绩；（3）无法监控课下讨论，可要求学生根据组别提交组内讨论记录。这个阶段不仅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参与性与主动性，而且教学相长，教师也可以通过学生的表现得到及时反馈，进一步提高教学水平。
“写作”属于学习反思，类似于深入性学习，培养学生的高端思维能力。它需要以前几个阶段的学习为基础，探讨一些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关主题的深层次问题，是一种形而上的思考。教师可留几个思考问题供学生参考，学生也可以自拟问题，最终目的是让学生在透彻理解主题的基础上做深入思考，并将其所思所想用流畅英文加以表述，这是对上阶段“讨论”结果的系统化呈现。写作可设最低字数（如500字），上限不控制，且教师要尽量保护学生写作的创造性，鼓励其打破常年应试教育的思维定式，表述心中真实所想内容。写作初期可能存在很多问题，如语法混乱，结构不清，逻辑混乱，论点不明，论证含糊，可让学生自评后再进行学生间互评，最后教师点评，这样学生的写作逐渐地会有很大提高，可以写得更多，写得更准，表达更自如，开始感受用英语畅快表述自身的快乐，不仅可以改变中国文化失语的现象，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学术英语写作能力。
四、教学评价
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教学评价采用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形成性评价为平时考核，占50% ，包括：课堂提问、随堂测试、课堂讨论、课后翻译和课后写作。终结性评价为期末闭卷考试，占50% ，包括填空、搭配、判断、翻译和写作。
笔试中，考核学生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点识记能力（5%），指对具体知识和抽象知识的辨认，表现为回忆、识别、列表、定义、陈述、概括等能力；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领会能力（10%），指对观念的初步理解，表现为能够转换、解释、区分、推断等能力；中国传统文化现象分析能力（15%），指把复杂的知识整体分解为组成部分并理解各部分之间联系的能力，包括部分的鉴别、部分之间关系的分析和对其中问题的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理论整合能力（20%），指将所学知识的各部分重新组合，形成一个新的知识整体，强调的是创造能力，即形成新的模式或结构的能力；中国传统文化事件评价能力（20%），指对材料（如论文、观点、文化报告等）做价值判断的能力，包括对材料的内在标准（如文化问题）或外在标准（如某种学术观点）进行价值判断；以及综合应用所学的中国传统文化处理一些文化实务问题的能力（占30%），指运用恰当的原理解决实际问题，表现为论证、澄清、举例说明、解答问题等。
这种评价方式不仅关注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掌握和看重评价结果对教学的反拨作用，更加强调学生在文化教学中的自身成长，也尊重并守护每个学生的发展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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