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语言与反语言族群

摘要： 次文化群体为了逃避主流社会的权力控制， 必须借助反语言建构族群身份， 进而构筑另类社会现实， 让族群成员能寄居其中。反语言的语言特点有： 否定投射、 重新归类、 重新词汇化和过渡词汇化； 反语言还具有隐喻性。说唱乐、 狱友语言、 黑人话语、 校园俚语是是典型的族群反语言， 他们借此来表达对社会的反制和不满情绪的宣泄。

关键词： 反语言； 次文化； 另类社会； 身份构建； 隐喻

中图分类号： H00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055X（2013）03-0124-08

反语言（anti-language）是社会方言的极端形式， 是由处于社会边缘地位和不稳定地位的次文化及其群体滋生出来的， 因为这些群体的主要行为是游离于法律之外的， 或者有意识地规避主流社会的权力控制。在通常情况下， 这类次文化或（anti-society）族群与主流社会存在敌对的关系， 对局外人产生怀疑感， 因此， 反语言致力于构建不同于主流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身份， 以维护自身的利益。这种反制模式要么是被动互利共生的（passive symbiosis）， 要么是主动敌对的（active hostility）。1976年， M. A. K. Halliday在AMERICAN ANTHROPOLOGIST杂志上发表题为Anti-languages一文， 首次明确提出“反语言”这一概念， 它是（anti-society）产生的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他在文献资料中对反语言包括英国伊丽莎白时期的流浪汉语言（pelting speech）、 波兰监狱中囚犯使用的语言（grypserka）和孟加拉的黑帮语言等进行了研究。[1]后来国外相续出现了对儿童的秘密语言（children secret languages）[2]、 早期英格兰的罪犯黑话（criminal cant）[3]和库姆兰希伯来语（Qumran Hebrew）[4]的反语言研究分析。反语言是对现实的处理， 是构建出有意义的的一种装置。生成反语言， 反语言构筑。近年来， 国内学者也进行了有关反语言的研究， 如2010年丁建新教授的《作为社会符号的“反语言”――“边缘话语与社会”系列研究之一》[5]， 2010年李战子教授等的《反语言、 词汇语法与网络语言》[6]等。当反语言刚出现的时候， 很难将其与语言区分开来的， 如个体的精神疾病在发病初期是很难与所谓“正常”的表现区分。要想进一步研究其社会语义， 我们还得借助社会病理语言学的研究。反语言研究的重点之一是揭示语言与权力和社会结构之间的深层关系。

一、 反语言的语言特征

反语言是意识转换强有力的工具， 其研究需要大量的语言实例， 而早期记录反语言的素材大多来自于“海外奇谈”。我们对有限的例子进行分析， 发现反语言的语言特征是相当明显的： 否定投射、 重新归类、 重新词汇化和过渡词汇化。

（一）否定投射

诗歌是世界上最古老和最基本的文学表现形式， 是一种阐述心灵的文学体裁。它可以被认为是世界的影像， 可以构建超越现实的世界。诗人用自有的形式描绘其反世界， 建筑其思想得以寄居的边缘社会， 诗人笔下勾勒的是其独特的领地。我国唐代诗人李白的诗词充满对现实的荒唐和生存的不协调感， 借古讽今， 表现出强烈的抗争精神。如《古风》中“抱玉入楚国”的卞和， 向三个楚王献玉而“良宝终见弃”的“弃”， 投射出诗人对统治者的不识良才使贤能沉沦草野的愤怒， 是对现实的强烈不满。《行路难》中“君不见淮阴市井笑韩信……君不见， 昔时燕家重郭隗……”连续两个“君不见”投射出士人实现人生抱负的社会已成过去。这些否定表述都直接投射出诗人社会现实的不满， 是试图构筑理想领地的方式。“否定”是构成的最直接形式， 它直接否认或转换对现实的叙述。在英语中常见的完全否定形式有not， none， no， nothing（ness）， 还有前缀un-。部分否定的有scarce， light等等。另外一种比较隐晦的否定形式是时态系统（system of tenses）。如Were I a man， that I were one， /I needs must know.这是一个表示假设的形式， 表示一种不能实现的可能性。If I were a man…but I'm not.这一类表示微小可能性的用词隐含着一股否定的力量。

同样的规则也见于其他的时态。在一般过去时中， 'love wrought new alchemy or oft did / to be two chaosses' 形式上是对过去的一种肯定， 同时这种对过去的肯定与现在的情况形成了对照， 爱对于诗人来说并不美好， 他的爱人已离他而去， 不能相依， 一切都在混沌中。因此， 在这里一般过去时揭示的是一种“一切不再”之意， 将来时和祈使句同样具有相似的隐含意思， 只有现在时表示的是现存状态。

（二）重新归类

在诗歌里， 存在着另外一种不显眼的否定形式。在A NOCTURNAL UPON ST. LUCY'S DAY， BEING THE SHORTEST DAY.中， day是一个肯定的单词， night是否定的； 类似的还有life and death， laugh and cry， full and empty， summer and winter， all and nothing等等。在这首诗歌中， 诗人Donne意识到这种潜在的界线， 但是在其字里行间中却表达一种公然反抗的态度。Day's （midnight）的midnight被删去， 是对一般人常识的反制。Midnight又怎么会是day的呢？诗人这种自相矛盾的观点尝试去把事物再分类， 把day归类到night中去。诗歌中的life也经历了类似的“重新归类”（reclassification）的过程。在诗中， life不仅仅shrunk（萎缩和枯竭）， 它是走向dead（死亡）， 事物一步一步走向其反面。Donne把约定俗成的分类尝试再划为肯定的和否定的意思进行重新分类， 因此， 否定意义的词向肯定意义的靠拢。如， nightday， deathlife， nothingeverything这是反语言中最常用的装置。再如Hell's angles， 你可以赋予hell以肯定之意， 而同时angles也可以贴上否定的标签了。

“重新归类”的过程实际上是母语的自我否定， 具有内驱力。人类被降格为非人类， 有生命的被降格为没生命的（见图1）。

（三）重新词汇化

另外， 反语言主要产生于“重新词汇化”（relexicalization）的过程， 实际上就是Halliday所说的“旧词换新貌”（new words for old）。[1]母语的语法规则被保留下来， 但其独特的词汇被发展起来了。越是处于次文化的中心， 这一类的词汇就越多， 而且这样更有助于次文化族群有效地隐匿于主流社会之中。例如， 在流浪汉语言的叙述中， 描述流浪汉群体的术语就多达20种， rogue， wild rogue， prigger of prancers（horse thief）， counterfeit crank， bawdy basket等。同样， 在加尔各答地下语言中就有超过40个词语是用来代表警察的， 有不止20个表示炸弹。

在反语言里， 词汇的繁殖是永不停息的， 不断地从母语中吸取养分， 但是， 这种词汇却很难被记录下来， 因为他们很快就退出舞台。但是， 在“重新词汇化”（relexicalization）的过程中， 一些非常简单的策略出现了。在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首都）， 酒吧女所使用的行话就有这样一些策略： 该词的第一个元音统一用/ay/代替， 而最后一个辅音后加/？/， 并重复辅音（见表2）。[7]

当然， 某些新的词汇与母语的原词汇是一致的， 并可以互换的。但在某种程度上， 词汇的演变和主要领域术语的繁殖， 使反语言在意思上与母语更易于区别开来。在“重新词汇化”的过程中， 要么新的意义用旧词来表达， 要么旧的意义换上了新的表达。在此过程中， 语法相同， 词汇不同。

这种不同只是在某些特定的领域， 特别是在次文化活动的中心， 与主流社会激烈对抗。“重新词汇化”的现象常见于犯罪行为、 受害人种类、 作案工具、 警察、 司法和刑法机构等。流浪汉群体为了掩饰其恶行就发展出高度复杂的名称（见表4）： [8]

（四）过度词汇化

以上讨论的特征相似于行话或黑话（argot）， 这些本身是一个特殊语域里面的技术和半技术特征。他们之所以被称为是反语言是因为它们跟罪犯的反文化活动联系在一起， 这是反语言与母语之间的依附关系， 相当于生物之间的寄生关系。而这种寄生生物的另外一面就是自我繁殖， 繁殖过度了， 就产生“过度词汇化”（over-lexicalization）现象。这种现象可以通过校园里学生的俚语来解析， 学生在不断追求独创性、 生动活泼和幽默。在某些情况下， 保密性（secrecy）也是关键因素。

Hip-hop是20多年前始于美国街头的一种黑人文化， 也泛指rap（说唱乐）， 以在机械的节奏声的背景下， 快速地诉说一连串押韵的诗句为特征。除了韵律和押韵这些独特的形式， 说唱乐极大地从俚语演唱曲中吸取营养， 具有强烈的黑人和城市方言的根基， 以此构筑自己的地盘， 并限制局外人的参与。由于乐手所使用词汇的不同特点， 因此在网络和其他形式的媒介上就出现了几种类型的划分。这些划分具有一定的地区性， 例如： 美国的东海岸与西海岸、 加州旧金山湾与纽约地区； 甚至有些类型具有个人特点。音乐之魅力部分原因就在于它的地域性和次文化的专属性。看起来有点悖理， 在获得广泛的欢迎和巨大的商业成功的同时， Hip-hop音乐通过其语言特点孕育了次文化群体的高特异性。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次文化在试图寻找一种尤其重要的身份认同感， 它尝试通过符号手段来表达对主流社会的不满和反制。说唱乐以其地区性和群体性暗语的特点衍生出来的表达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酒吧和迪斯高的现场表演者中就普遍采用强烈的暗语表达形式， 宣泄对主流社会的不满， 构造属于自己的领地， 同样也体现了反语言的特点。

除了以上涉及到的语言特征， 反语言还有四个特点：

第一， 反语言具有寄生性。其规则系统来自于母语； 第二， 反语言具有防御性。保卫其语言社区不为有争议现实的直接掌控。反语言不是思维语言， 是逃避思维的语言， 通过遁逃， 反语言社区实现了对现实不满的反制； 第三， 反语言具有反抗性。其反抗是通过颠覆母语的分类系统表达； 第四， 反语言具有无法解释性。离开了， 反语言将无法理解。

二、 反语言的隐喻性

社会与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tension）， 任意个体就在两者之间游走。牢狱外的犯罪次文化就存在于“第二生”和现实社会之间。Mallik发现使用Bengal这种下流社会语言的群体有三类： 罪犯、 准罪犯和学生； 他们之间使用的语言从内容和表达方式来说具有很大的不同。“罪犯带有特殊的声调， 学生和其他人以平常的语调说活”。语言与反语言具有连贯性（continuity）， 正如社会与。他们之间的张力反映出的是一种隐喻变体（metaphorical variant）的关系， 具有根本的符号学意义（semiotic）， 他们表示不同的社会结构， 都是共同的社会系统下的组成部分。

反语言构建的是反现实（counter-reality）， 是一种社会结构和等级制度。它暗示着对于某些信息和知识的特殊概念， 具有一定的保密性（保密性的来源： 现实是秘密的， 因此语言是秘密的）； 它暗示着社会意义都是对抗性的（价值观可以用其反价值来定义， 就像镜中之世界（Looking-Glass World）， 看起来没什么不同， 但物质特性却完全相反的这样一种存在）。Mallik从语音体系（phonology）和词汇形态学（morphology）为切入口举例分析Calcutta的下流社会语言， 标准Bengali的隐喻变体。

在语音系统层面， 构成隐喻变体的方式有： “音位变换”（metathesis）、 “逆构法”（back formation）、 “辅音变化”（consonantal change）、 “音节插入”（syllabic insertion）、 “鼻音化”（nasality）或“发送气音”（aspiration）等。

在词汇形态学层面， 构成隐喻变体的方式有： “加后缀”（suffixing）、 “复合”（compounding）、 “简化”（simplifying）、 “词类转换”（shift of word class）、 “借词”（borrowing）等。[5]

不是所有的隐喻变体都能在标准Bengali语言中找到对应词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能被翻译成标准的Bengali语言， 它们只是不作为语义系统的编码元素。

这些隐喻变体跟日常用语是否具有等值意义， 或者说它们是否符合Labov所谓的变异就是“说同一件事情的另类方式”， 这并不重要， 真正重要的是这些变体具有隐喻性。反语言是语言的一种隐喻， 隐喻性是反语言的常态。

据Levi-Strauss对隐喻与转喻（metonym）的区分， 在社会结构和语言的实现上， 是对社会的转喻， 是社会的一种延伸。[13]就社会结构和语言本身而言， 是社会的一种隐喻， 这为我们研究和反语现象提供了方法。

三、 反语言族群的构建

按照麦克米兰人类学词典的解释， 族群是指一群人或是自成一部分， 或是从其他群体分离而成， 他们与其他共存的、 或交往的群体具有不同的特征， 这些区分的特征可以是语言的、 种族的和文化的。语言是族群认同与区分的要素和重要标志。反语言是“重新社会化”（resocialization）的载体， “重新社会化”的过程形成新的社会结构。它通过重构来创造了一个另类的现实。貌似可信（plausibility）的结构之存在为转换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这种结构是有“意义的他者”传达给个体的， 并利用它来构建强烈的身份认同。没有人以反语言为母语， 它只是存在于重新社会化的语境中。宗教性的对话则不一样， 它是以所谓的“现实”来反作用于个体的。早期的基督教族群（Christian Community）就是一个， 它用的就是反语言。

（一）反语言的社会意义

语言以各种形式折射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是权力和社会功能的排序和分配。在同一个国度里， 权力也需要在不同社会阶层、 不同国籍和不同人种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是通过阶层语言， 区域和社会方言的不同形式来实现的。

反语言的出现对于族群有何意义呢？Mallik曾经在400名罪犯与分子中进行过调查， 结果发现： 158（39.5%）名调查对象把反语言作为他们族群的保密性之需要， 132（33%）名调查对象把反语言作为交际用意（communicative force）或口头艺术。在Podgorecki对囚犯的“第二生”（second life）的描述中也同样看到类似的动机。Grypserka是一种被极度仪式化的狱友语言， 它有专门的一套语法系统， 同样也被称为“仪式侮辱”（ritual insult）。该等级社会的运作依赖着复杂的游戏规则进行， 而在这个游戏里grypserka起着重要作用。在等级社会里“人”被降格为“吸血鬼”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 其一， 打破固有的语言规则； 其二， 把隐秘的语言出卖给警察。“第二生”反映了的是一种明显的社会结构， 并且这种社会结构恰恰就是一种另类社会现实的寄居体。“第二生”的形成不是因为监狱本身或者监狱的条件， 而是监狱以外的犯罪次文化入侵到监狱； 同时也是为了维护其内部团结的需要。

个体想融入此群体就必须接受一个共同的契约。新狱友要融入族群， 就必须接受grypserka的规则。反语言构建的世界的特点跟主流社会是完全相反的， 它在决定话语者在中的地位方面起着更关键的作用。

反语言阐述了在英语语言社区中“黑人话语”（talking Black）复杂的社会意义。所谓“黑人话语”不仅指黑人所说的语言， 而更是包含特殊的黑人文化， 例如说唱文化（American rap culture）。该话语实际上是黑人社区的一种土话， 它可以构筑社会关系和身份。在语言学上， 黑人英语起源于加勒比的克里奥耳语（Caribbean Creole）， 主要是牙买加地区， 这种变体的英语与在现今加勒比海地区所发现的克里奥耳英语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土语不专属于某一地域， 而是属于某一个特殊的社群。简单的说， 要想跟黑人社区完全融合， 就必须承担一种阶层的义务， 也就是经常使用该群体的土话， 并表现出出色的驾驭能力。但是， 这些土话的运用也取决于某些关系网络， 网络本身也承载着更加巨大的社会意义。“黑人话语”体现的是话语使用者之间的一种休戚与共的关系， 他们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同时它也昭示了其族群身份， 与主流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要与地道的英语语言规则区分开来， 就只有给自己更多的标签。语言学上的区别越大， 两个族群之间的社会距离就越大。在土话中的非洲印记（语音和语调）， 就得到有力的验证。“黑人话语”在语言学层面为美国黑人抵制主流社会提供了一种模式。土话的这种反制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就与反语言相一致了。

我们强调反语言具有强烈的身份认同感（identification）和排它性。反语言生成， 往往是被边缘化的。这种边缘社会被主流社会所孤立， 并为了接受主流社会的规则而承受巨大的压力。从“人”（people）到“吸血鬼”（suckers）涉及到一个复杂的种姓制度， 所谓种姓制度是指由社会内部逐渐产生不同的等级， 并形成一种严格的社会等级； 受制于一种神奇的魔幻规则， 这些规则不作用于社会系统， 只作用于维系种姓制度。充斥着各种价值观体系、 没收制度和奖惩制度。人游走在其中， 一旦到达了最顶层（highest category）或最底层（lowest category）就会停留在那里， 跟成员使用的反语言（grypserka）有一定的关系。

在日常使用的语言中， 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与经验意义是相互交织并形成语篇的。在所有语言中， 词汇、 发音和结构都伴随着社会价值观。在反语言中， 社会价值观就更是置于突出的位置。Bernstein曾经提出“社会语言学编码理论”， 意义的某些形式与特定的社会情境相联系。[14]对于反语言现象的任何诠释都涉及到在同一种文化里的不同环境中哪些类型的意义被交换了。这一切进一步增强了语言游戏的魅力及其的展示。反语言的内涵更难为局外人所了解， 次文化成员之间的团结得到维系和增强。这一族群常常流连于酒吧、 生活馆和街道上， 极可能会在半秘密的状态下实施违规的行为和交易。

反语言是实现社会权力结构的一种语言； 反语言的表达模式是非常规的、 扩散的和具有隐喻性的。语言与反语言共同构筑现实构建的强大语言系统， 构建的另类现实是“真正”现实的隐喻性转换。反语言可以用来解析语言族群的含义， 而语言社区包括一系列不同的语言形式， 但是这些不同的语言形式在语言学上是平等的。抛去语言学上的平等， 不同的语言形式也在不断地繁殖与演变， 都想凌驾于他者之上， 进而划地为营。从反语言的视角出发， 这些语言社区实际上是归属与敌对关系的角力场， 不断构建形形式式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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