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心理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1 23:40:05

音乐心理学论文

音乐心理学论文范文第1篇

儿童心理学中所指的“儿童”这一概念是广义的,它是指孩子出生到成熟(18岁)之间的整个阶段。儿童音乐心理学研究18岁前各个年龄期的心理特征及其发展规律。诸如:儿童各年龄期的音乐感知(包括:音乐听觉的音高感、音长感、音强感、音色感等)和绝对音高感知的培养与发展;不同年龄儿童的音乐记忆和适应儿童的科学记忆方法;儿童由浅到深的音乐想象发展及培养;儿童最初的音乐思维方式及对儿童的音乐思维启发与诱导;儿童音乐表演时的情感表达;意志在儿童学习音乐时的作用与培养;儿童气质和性格对音乐学习、演唱演奏的影响及调整;儿童音乐能力的健全与发展;上述诸方面都是儿童音乐心理学研究的范围。随着儿童音乐心理学的发展,其研究内容还会不断增加和深入。

儿童音乐心理学的研究有很大的应用价值。首先,儿童的各种音乐活动都是受其不同年龄的心理因素所支配的。因此,对儿童音乐心理的研究,对提高与发展孩子们的音乐活动水平具有重大意义。研究这门学科可以对儿童音乐教育工作提供心理理论的指导,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音乐教育观念,了解不同年龄的儿童音乐心理特点和规律,科学地进行音乐教学。还可帮助教师总结儿童音乐教育经验,提高音乐教学自觉性与水平。

儿童音乐心理学具有上述科学性与应用性。但是,这门学科在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广大中、小学和幼儿音乐教师站在儿童音乐教育的第一线,应义不容辞地承担建设这个学科的责任。怎样研究与应用儿童音乐心理学呢?首先,应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以此作为理论指导。同时,还应对儿童心理学有概括的认识,因为这门学科可使儿童音乐心理学趋向理论化与系统化。更重要的是进行实际的研究,对儿童学习音乐进行分期、分步骤的观察、分析,并得出结论,做出系统的记录,这就是观察法。与孩子们进行交谈,了解他们的兴趣喜好、情绪、能力与毅力等,做出记录,对各种问题,作出科学的答复,这就是谈话法。实验法是当今最普遍采用的科学的方法之一,也是我们应大力提倡的方法。其做法是规定一定的时间、地点、命题,必要时要设置对照实验,经过测量,取得数据,再用统计的方法做出定量和定性的分析与结论。以上介绍的方法不是孤立进行的,应有机地结合起来应用。需要注意的是,要充分注意到儿童的年龄特征,对每个发展,都要进行观察、思考与研究,以科学的态度进行深入的研究。

下面简单介绍不同年龄段儿童的一些音乐心理特征。

乳儿期(出生—1岁):这个时期乳儿的音乐听觉反应不太精细,也较缓慢。满两个月时就能区别一般的铃声或门声,有高低音的反应。三个月时有可能区分彼此相距八度音程的音调。五至七个月时能对大三度和小三度的音程有所辨别。在满周岁时孩子有的有较好的节奏感,能用准确的身躯动作表现出来。

婴儿期(1岁—3岁):即先学前期。四度、五度音程可以辨认,出现了最初的学习音乐活动,可以模仿成人歌唱或弹琴拉琴动作。这时音乐记忆迅速发展,可以记住两三个乐句。有对音乐兴趣的表现。在这个时期可以是儿童音乐教育的开始阶段。

幼儿期(3岁—7岁):即学前期。这时期儿童的感知能力发展较快,除各种音程外,还可听辨一些简单的和弦。可以记住八到十六小节的乐曲。可以完整地演唱、演奏一般的乐曲。对音乐的兴趣逐渐增大。

童年期(7岁—12岁):即小学阶段,又称学龄初期。已有观察音乐现象的能力,注意观看别人的音乐演奏、演唱。也能听辨较难辨别的和弦音。音乐记忆内容与篇幅增大,音乐想象开始自由地活动。在练习时能表现出一定的意志,并能产生美好的音乐前程的理想。

少年期(12岁—15岁):即学龄中期,相当于初中阶段。这时已有一定的自学能力,进步迅猛。记忆、思维、能力、意志、兴趣都趋向成熟。

青年初期(15—18岁):即学龄晚期,相当于高中阶段。这时已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并自觉地进行学习。音乐听觉敏锐,能辨别各种音程及和弦,是音乐记忆表现最良好的时代,思维方法逐渐科学化。

音乐心理学论文范文第2篇

一、练习过程

首先是练习过程。演奏水平的提升或一个新曲目的磨合都需要反复练习。一些教师和学生的观点认为应该保持或尽可能增加练习的时间,哪怕是牺牲音乐理论课或其他文化课的时间。曾有心理学家研究了众多领域专家(音乐家、运动员、棋师等)的练习时间,一般要经过一万个小时的练习才有可能成为该领域的专家;而且尽管个人先天能力或学习动机等方面存在差异,但足够的练习时间仍是“铁打的定律”⑧。这个结果也许令许多音乐专业学生感到欣慰,他们的练习时间没有白费,还需继续充实地在琴房积累小时数。但学生们可能很少对练习策略进行思考,以为时间是通往成功之路,不曾想过可有其他替代的方法。因为过度练习会适得其反,可能产生一些心理或身体伤害,比如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带来的心理不适或肌肉损伤等。为避免这些问题出现,可以通过心理练习来代替,即想象练习的过程,想象演奏某个乐曲的指法动作、音响特点或肢体表现,可以在自然状态下进行想象练习,也可以结合录音进行。也许有些教师认为想象练习没有作用,但想象练习的确也是演奏大师常用的练习方法,而且现有的研究表明想象练习几乎能够达到和实际练习相似的效果,尽管也受到作品难度和长度等方面的影响;如果能把实际练习和想象练习相结合会得到更好的练习效果⑨。音乐表演和运动领域的神经科学研究结果表明,在想象练习过程时人脑的运动区域也会被激活,能够达到一定的练习效果。除此之外,对练习过程的反思也是提升练习效率的重要过程,能够分析练习过程中的优点和缺点,有助于自主制定明确的练习计划。这就是心理学中常说的“元认知”,对练习过程不断反省和思考才能达到对练习过程的监控和调节,从而选择适合自己的练习方式。

二、音乐表现

其次是音乐表现。如何表现某个音乐作品,一般是由直觉产生的,或是通过模仿教师或录音习得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很少给出明确的关于如何表达一段音乐或应该表现什么情感的指导,更多的是通过启发的方式激发想象,而很少对音与音之间的关系、音乐结构等进行分析。这需要音乐表演者思考音乐表演要给观众传递什么信息,是传递情感,还是呈现音乐结构。这似乎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然而,两者在表现形式上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情感表现式的表演也需要具有结构性,乐句的结尾或新乐句开始时的力度、时值和肢体变化都表现了一定情感。音乐心理学家曾经研究了表演者如何为听众呈现音乐结构,他们认为如果能够说明某种结构与表现方式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有助于表演教学。情感表现的表演一般是通过速度和力度的变化来实现情感交流的目的。表演中有两种方式可以吸引注意力:一种是谱面标明的要强调的部分,即“内在的”特点;另一种是表演行为带来的特殊的音乐处理,即“表现的”特点。“内在的”特点可以是旋律轮廓的最高点,或乐句的开始;“表现的”特点可以是渐慢的速度,延迟或延长某个音,增强或减弱某个音的力度。演奏者通常会通过“表现的”特点来突出表现“内在的”特点,以此来吸引听众的注意力。⑩这些细微的特点有助于系统地研究音乐表演这一复杂的现象,也帮助人们从意识层面了解直觉的表达方式是否存在某种规律。演奏中“表现的”特点也是由一系列根据直觉的艺术选择来决定的,比如“内在的”特点哪些需要突出,是否能够被清晰地感知到,通过什么样的身体控制得以实现等。一般演奏者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如何处理“表现的”特点的,通过分析演奏过程帮助他们了解并调整在练习过程中处理作品的表现方式,这些表现方式和演奏技巧同样需要学习。同一情绪可以有多种表现方式,比如愤怒可以通过较大音量、尖锐的音色、复杂的噪声、长短音的对比、对不稳定音的强调、渐快等方式实现。选择什么样的表现方式来演奏某种风格的音乐,更好地传递情绪表现,需要表演者自己决定。目前一些可视化的分析软件已经能够胜任这样的分析任务,通过图像呈现表现的“效果”更直接、更有说服力。呈示音乐结构的表演是建立在作品分析的基础上。学生首先要对正在演奏的作品进行分析,画出谱面上各种“内在的”特点,然后聆听自己的演奏录音并分析:如何处理“内在的”特点前后的音,哪些需要“表现”,如何表现,哪些不必强调,不同风格的音乐是否表现方式不同。这样引导学生进行以表演为导向的分析,并意识到自己的表演策略,会有利于他们形成自己的表演风格。研究表明这种分析有助于表演者的情绪表现,也为分析音乐表演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三、表演焦虑与音乐医学

表演焦虑是音乐表演中不可避免的问题。适当的焦虑有助于表演的发挥,对听众、周围环境以及临时出现的音乐事件作出适当的反应;而过度焦虑则会引起临时失忆、动作失控等问题。适当的表演焦虑依赖三个因素:表演者的人格特征、技巧的掌握程度和对演出场景的认知。对于出现表演焦虑的表演者可以从这三方面进行分析来解决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对于不管演奏与否,容易在人群面前紧张的演奏者,可以通过心理治疗的方法来解决;如果是技术问题,需要练习提高技术;如果焦虑是由表演者的自我期待带来的,特别是与观众和演出场景有关,那么就需要通过系统脱敏等方法来改善,使其尽可能现实地、积极地面对观众的反应。其他改善表演焦虑的方式还有冥想、身体放松、呼吸练习、瑜伽、有氧运动、催眠疗法、亚历山大技术、引导想象等。音乐表演者常受到各种职业病的困扰,“音乐医学”就是解决平日练习带来的慢性疾病和不适,比如同样的动作要经过上万次的练习,而身体的其他部分相对僵化,由此带来的肌肉弹性减弱或脊背疼痛等问题。不同乐器演奏的动作和保持姿势不同,带来的问题也不一样,当然还可能与经常练习的曲目特点以及演奏者的人格特点有关。学生了解一些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知识,可以帮助他们合理安排练习时间,避免过度疲劳产生的身体不适以致形成慢性病,或当出现伤病时知道如何调养,从而延长演奏生涯。以上提到的这些知识不仅是在知识层面的扩充,更重要的是让音乐表演者对音乐表演有完整的认识,能够分析音乐表演的过程,并全面地认识这样一个复杂的音乐活动。音乐表演不仅仅是表演技巧,还需要表现作品的内涵,并与他人产生共鸣。因此音乐表演不仅是一个技术活,还需要发展其他的能力。音乐表演者通过长期练习后在某些方面还会超越从事其他职业的人。脑神经科学研究表明,长期对音乐表演进行全面分析的音乐家,其连接左右半脑的胼胝体结构较大。心理学家对音乐人与非音乐人的认知方式和能力进行了对比,发现音乐人在言语记忆任务中表现较好,而非音乐人在逻辑任务中表现较好。这也许与音乐人对听觉信息整体加工的特点有关。因此,应该培养音乐表演专业的学生具有整体的分析的思维,他们会从中受益,为以后的职业生涯打下基础。目前一些有条件的高校开设了“表演与创编”的选修课,表演的内容主要涉及音乐表演的历史、演奏风格、演奏姿态、音响版本比较、练习策略、识谱与眼动、情绪表达、表演焦虑与调节等。学生在了解这些知识后重新审视自己的练习和表演过程,会对表演有更深刻的认识,并有意识地对自己的练习和演奏进行些许调整。但这类课程还没有作为音乐表演专业的培养方案中的一门选修课或限选课固定下来,大多数音乐表演专业学生没有机会接触此类课程,也就不能从中受益。因此,在高校音乐表演人才培养过程中,应该有意识地加强整体学科知识的建构。内容可以包括表演技巧方面的问题,比如演奏乐器的物理、生理和心理基础,即兴、表现、读谱、记忆、音准;也可以包括演奏者个人的发展和职业技能的发展,比如动机、练习、元认知和自我效能感、表演焦虑、音乐医学,以及个人生理和心理健康等方面。从音乐心理学的角度认识音乐表演过程不仅为教学经验提供了理论和实证支持,也有助于学生“理性地”了解“感性的”音乐表演,自主调整练习策略和表现方式。总之,将研究成果真正服务于音乐表演,更加有效地培养音乐表演类人才,是音乐心理学研究的真正意义之所在,也是当代音乐表演教学之所需。

音乐心理学论文范文第3篇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音乐心理学研究与研究方法就是“事”与“器”的关系。因为,音乐心理学研究方法既是音乐心理学学科发展的前提,也是音乐心理学研究得以成功的保障,对规范和指导音乐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音乐心理学研究的深度和水平,特别是音乐心理学研究的创新程度与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有着本质的联系,而且,研究方法的有效运用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扩展音乐心理学研究的论域。同时,研究方法还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音乐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是否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和推广性。

“全国音乐心理学研讨会”是我国音乐心理学界唯一的国家级学术研讨会,每三年召开一次,迄今已成功举办三届,在我国音乐心理学界具有广泛知名度和影响力。研讨会的与会代表多为中国音乐心理学学会会员,分别由来自各高校或音乐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及博士、硕士研究生组成。研讨会上代表们所提交的学术论文既是音乐心理学研究者自身学术研究能力的集中体现,也是我国音乐心理学学科研究状况的重要反映。因此,本文对2008年11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音乐心理学研讨会”的参会论文在研究方法的运用方面进行元分析,以使我们获得关于我国音乐心理学领域研究方法应用现状及发展趋势的重要信息。

二、研究方法与结果

以“第三届全国音乐心理学研讨会”参会论文作为样本,去除工作报告和综述类文章,得到有效论文全文65篇。根据论文的题目、摘要和原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对论文的研究方法类型、研究领域等方面进行统计。结果表明,在65篇论文中,属于思辨研究的论文有44篇,占总数的67.69%;属于实证研究的论文21篇,占总数的32.31%。

从统计结果来看,本届音乐心理学研讨会参会论文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呈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论文反映出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研究者的方法论意识有了较大提升。正如研讨会闭幕式上周海宏副会长所总结的:参会论文体现出“研究者方法论意识的高度自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三届音乐心理学研讨会的召开,使得音乐心理学研究者的方法论意识有所提高,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与使用上日趋成熟和规范。

其次,研究者对于实证研究的重视程度有所加强。几年前,周海宏曾在其论文中提出:音乐心理学研究发展的一大阻碍在于“兼具专业音乐知识与经验与实证研究方法的人材的缺乏”。如今,与上届音乐心理学研讨会上提交的52篇论文中只有8篇(仅占总数的,15.38%)属于实证研究相比,本届研讨会上采用实证研究论文的比例增加了一倍,占到论文总数的32.31%。尽管这一数字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但这说明,研究者们已逐渐认识到实证研究是提高音乐心理学科学化水平的一条重要途径,并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其方法和技术。

第三,在这届音乐心理学研讨会上出现的另一个可喜的现象是部分年轻学者开始关注并尝试利用认知神经科学领域先进的研究技术和方法,如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mEEG)、事件相关电位(event rehted potentials ERP)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imcdoml magnedc resonance hnaing FM-RI)等进行音乐心理学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技术和手段具有无损伤性和较高的时空分辨率等优点,可通过对大脑神经元活动进行准确的定位,帮助研究者客观精确地观察和记录音乐心理活动过程,这无疑将为音乐心理学的深入研究提供既简便、安全,又精密、直观的科技保障,同时也必将使音乐心理学的研究更加科学化和现代化。

三、讨论与建议

总的来说,通过三届音乐心理学研讨会的召开,我国音乐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有了一定的发展和进步,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对于揭示音乐心理学规律、提高音乐心理学研究的科学化水平做出了较大贡献。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我国音乐心理学研究领域仍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要进一步提高音乐心理学的研究水平,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和改进。

(一)厘清研究方法的概念及分类

首先,我国有关音乐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分类尚没有一个比较清楚、统一的标准,许多研究方法的分类不符合“排他率”、“平行率”等逻辑关系,尤其是每一种研究方法背后又蕴藏着不同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致使一些研究者对研究方法的分类模糊,如有的研究者认为质性研究就是定性研究,而有的研究者则将质性研究视为与实证研究相并列的研究范式等。因此,在我国的音乐心理学研究领域有必要进行研究方法概念及分类的厘清。

一般而言,所谓“研究方法”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探讨:即方法论、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见图1)。所谓方法论,是指一种规范和厘清研究中探寻程序的思维方式,是对在实践中得到的检验手段的反思,这种思维方式和反思基于研究者对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进行的哲学层面上的思考,如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论等。同时,研究者的方法论又受到其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影响,继而影响研究者具体研究方法的选择。第二个层面是研究范式,即贯穿于整个研究过程的程序与操作方式。通常,我们将研究界定为“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两大类,这是科学研究中两种基本的研究范式。其中思辨研究是指采用经验总结、哲学思辨、逻辑分析的方法进行的相关研究;实证研究主要是指对原始材料进行收集及系统的实证性分析,研究主要采用实地或现场的调查访谈、量化分析、客观性的语言陈述等手段。第三,在研究方法层面,主要包括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两大类,也就是说质性研究与实证研究并非是并列关系,而是属于实证研究的一种。另外,在研究者所使用的具体工具、手段和技巧等方面,量化研究又包括问卷调查和实验研究等方法。质性研究则包括观察法、访谈法和文本分析等。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研究者对知识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立场决定其方法论立场,同时也影响其对研究方法的选择和使用。因此,研究者需经过方法论的科学训练,具有科学研究的方法论的理论素养与具体研究方法、技术的基本知识。否则就会对自己的研究问题的提出、研究的设计、研究方法的选择、自身在研究过程中的位置处于一个混沌的状态,进而影响研究结果与发现的信度与效度。

(二)进一步提高研究方法运用的规范意识

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过程是科研论文的重要内容,体现着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同时也是研究者发现科学的研究结论的重要保障。但在此次调查中,笔者注意到:一方面,在思辨类论文中,严格的哲学思辨论文并不多见,不少论文缺乏理论提升,或者缺乏严密的逻辑推理,仅属于议论性的作品,其在论文逻辑推理的严密性和研究技术与方法的规范性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作为一种特殊的认知方式,思辨指的是在较高层次上对实践与问题给予关注,通过概念分析、逻辑演绎等方式获得认识,其问题的提出、分析与解决,均体现一种严谨的逻 辑安排和因果关系。它的研究优势在于比较严密,适宜于进行理论构思与理论概括。但真正的思辨研究需要严密的逻辑推演、规范的学术语言、严谨的研究方法,这样所得出的理论才能经得起推敲和检验,如果仅仅依赖意念上的主观思考,那么研究结论是不会有足够说服力的,而只能是作者的“自说自话”和“个人意见表达”。因此,研究者应注意提高思辨研究的抽象性、概括性及理论分析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另一方面,笔者还发现,部分实证研究方法的论文,在问题设计、调查对象选取及信效度检验等方面存在着技术性的失误。事实上,实证研究有着一套完整的技术操作程序,其通过提出研究假设-概念化-操作化-选择适当的方法-搜集资料-证真或证伪研究假设等,获得具有客观性、可重复性与可推广性的科学结论。所以,为了使音乐心理学领域的研究结果更加客观可信,研究者应对实证研究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予以重视,采用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以加强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和有效性。

(三)掌握多元化的音乐心理学研究方法

音乐心理学是一门交叉性很强的边缘学科,需要综合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解释各种音乐心理学现象和问题,因此,研究方法的综合化、多样化是其研究的趋势所在。但此次研讨会的参会论文在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上尚显不足,如在实证研究具体方法的选择上,研究者较多地使用了调查问卷、实验研究等量化研究常用的研究方法,而对质性研究方法的使用重视不够,几乎没有文章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我国的音乐心理学研究者比较缺乏多元化的研究方法意识。质性研究作为实证研究的一种是指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景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研究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其通过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对事物(研究对象)进行长期深入细致的体验,然后对事物的“质”有一个比较整体性的、解释性的理解。这类研究的优点在于能对微观的、深层的、特殊的心理现象作深入细致的描述分析,便于了解事物的复杂性;注意音乐事件发生的自然情境,在自然情境下研究真实音乐事件中的心理特点与机制:对心理事件的整个脉络进行动态性研究;通过归纳的手段自下而上建立某种音乐理论,可以对理论有所创新。

现代学科演变的趋势表明,一门学科仅采用单一的研究方法已经不足以充分地把握其研究对象,而往往需要采用几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视角对研究对象进行研究。音乐心理学研究的特殊性、复杂性、动态性及各种研究方法的互补性更是决定了我们需要采用多层、多方面、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同时,研究者还可以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概念框架、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这些相关学科特有的、成熟的学术规范,可以为音乐心理学学科知识的产生提供方法上的借鉴,也可以丰富音乐心理学的学科内容,从而拓展音乐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视野和研究空间。

四、结话

音乐心理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后实证主义;音乐心理学;实证主义;理论研究;多元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1.02.014オオ

在心理学界对实证主义(positivism)研究范式极力推崇的今天,音乐心理学的研究也越来越呈现出实证主义倾向。罗小平谈到,20世纪后半叶是中国音乐心理学从哲学心理学走向科学心理学的转型时期,该学科逐步明确了自己的研究对象、方法,从思辨性的探究到开始注重实证性的研究。在第三届全国音乐心理学研讨会提交的65篇论文中,属于思辨研究的论文有44篇,占总数的67.69%;实证研究的21篇,占总数的32.31%,实证论文研究的比例比上届音乐心理学研讨会增加了一倍。从最近的文献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音乐心理学的研究开始或已经倾向于实证的方向。毋庸置疑,音乐心理学注重实证研究的呼声日盛对于音乐心理学学科的发展起到了极大地推进作用。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实证论的经验主义观点把科学研究限制在经验的范围内,主张只有那些从经验上可观察和共证的事实和经验实证方法才具有科学意义。然而,由于音乐心理学是一门交叉性边缘学科,它兼具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多重身份特征,使得我们在研究时应采用多元的研究范式。这里的多元研究范式是指:研究方法是多元的,即通过多种多样的方法来揭示音乐现象、音乐学科的丰富内涵;而且,这些多元成分之间是互补的、和谐的,不是对立的、不相容的。

现象学(phenomenology)的创始人胡塞尔(EdmundHusserl,1859-1938)指出,意识的形而上学思辨也可以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胡塞尔认为,经验实证方法仅仅强调了客观性而忽视了主观性,割裂了主客体的统一关系,限制了科学研究的范围。目前,随着极端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行为主义学派的衰落,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出现了复兴与重振的阶段,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无定形、兼容并包的边际型结构特征的“后实证主义(postpositivism)”思想倾向。后实证主义心理学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和观点,对于音乐心理学的研究有重要的启示。

一、音乐心理学的实证主义倾向

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影响了早期的心理学家,促成了心理学独立成为一门科学。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是事实的科学,任何超出经验事实以外的问题,如有关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都是形而上学的,是一个不能由事实来加以控制以便作出结论的问题,因此科学必须拒斥形而上学。早期的心理学家以实证的自然科学为楷模,使心理学摆脱哲学的附庸地位,成为一门类似于物理学那样的经验自然科学。如果没有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指导,心理学的科学地位将无从谈起。这个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音乐心理学的学科建构。

可以说,音乐心理学从诞生开始就有着心理学注重实证的烙印。1863年,赫尔姆霍茨(HermannvonHelmholtz,1821-1894)发表了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作为音乐理论的生理学基础的声觉学说》,这部著作以“欧姆定律”音响学理论以及缪勒的神经特殊能量学说理论为基础。1883年,施通普夫(CarlStumpf,1848-1936)发表了《音乐心理学》,用赫尔姆霍茨的心理学方法(包含物理学、生理学等学科知识)研究音乐现象,成为音乐心理学的创设者。20世纪初,西肖尔与他的学生发展了许多测验视、听和运动知觉的仪器,通过记录演唱或演奏中的音高、音色以及颤音等的波谱,单独分析其中某些特定因素。

早期心理学家如赫尔姆霍茨等人对于音乐心理学的贡献自然是功不可没的,近年来音乐心理学的实证研究倾向更为本学科的发展推波助澜。但同时,他们也严重地影响了音乐心理学的学科研究范式,即音乐心理学的研究范式只能是、或必然是实证的。心理学的实证主义倾向对音乐心理学产生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影响:

第一,它导致了音乐心理学对实证的过度重视。也就是说,音乐心理学同样应该致力于经验证实。这使我想起了一个可能有些人不清楚的情况:学心理学的是理科毕业的学生,学音乐艺术的是文科毕业的学生。在提倡学科综合的现在,这样的说法似乎不前沿,然而,我们还是不能否认文理是有着不同性质的学科。这似乎也在说明,音乐从本质来说是艺术的,有十分鲜明的主观感觉特征。在这点上,音乐与美术相类似,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科学”实验:用多少千克的油彩可以画出类似达芬奇的作品。

第二,强调了研究方法的重要性。这对于规范音乐心理学的学科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第三,为学科发展提供了“硬研究纲领”和操作技术,改变了音乐心理学长期存在的“软研究状态”。音乐心理学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反省、主观的范畴,音乐的声音属性是可以用物理方法测量和验证的。

二、音乐家们对于实证主义的不同看法

近年来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格根(K.J.Gergen)明确指出,心理学的研究从根深蒂固的实证主义的传统标准中解放出来是有必要的。“那些被我们视为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并非归纳的结果,也不是一般假设的建立和证实。对于经验―实证主义知识观的猛烈批评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这样一种传统的观点,即科学理论可以以一种直接和抽象的方式‘反映’或‘映照’实在……从建构论的观点来看,理解过程并非由自然的力量所驱动,而是处于一定关系的人们积极的、合作的结果。”英国哲学家、心理学家罗姆•哈瑞(RomHarre)更加明确地指出:实证主义“也许是这种心理学最显著的例子,它作为未来科学的一个标志已经证明是非常令人失望的。”

许多音乐家对于音乐的实证主义研究同样持保留态度。普遍的观点有:

1.音乐与科学是两回事,具有相互不可替代性

从事音乐工作的人是否应当了解神经系统的构造与功能,在进行音乐活动过程中的大脑是如何分工的,为什么会发生物理、化学变化等,对于这些理论,许多音乐家显得不以为然。汉斯-格雷戈尔•威瑟(Heinz-GregorWieser)先生在《瑞士医学实践》上发表的文章里说:“……这个问题事实上也就是躯体与灵魂的关系问题,一个清楚明了的答案过去没有,将来也很难找到……”

科学的进步与艺术品的产生是以不同方式进行的。俄国音乐学家、教育家根纳季•齐平(ЦьпинаГеннадияМоисеевича)说:“科学是一个逻辑性很强的和持续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假如学者X没有在某一领域中有所发现,另一个学者必然会在这个方面有所发现。……假如不是英国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这条定律在晚些时候肯定会被其他科学家发现。”然而,“艺术门类与科学门类有所不同,如果从历史主义的观点出发,艺术是一个统一的、复合的和持续发展的过程……假如莫扎特没有写出歌剧《唐璜》或《费加罗的婚礼》,恐怕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写出这些杰作来的,这些作品也不可能成为世界音乐宝库中的精品。”

卡甘(M.C.Karah)也这样认为:“那条叫做‘没有不可替代的人’的原则,对人类所从事的各类活动都是正确的,但是对艺术门类来说则不然。实践证明,工人、工程师、医生、组织者、运动员、学者完全可以被它们同专业的其他人所替代……而一个不断创作的艺术家则实在是无法替代的,任何其他人也不可能创作出只有他才能创作出来的作品。任何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如同他们的创作者的个性一样,跟人类生活一样,都是非常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

2.音乐具有主观的特征

一件音乐作品中的信息不需要是理智的或者是实用的,它可以仅仅是有感情的。如果一件音乐作品使人获得特殊的、高兴或悲伤的、确实的情感,那它就可以被认为是好的音乐作品。卡尔•达豪斯(CarlDalhaus,1989)认为:纯粹的音乐只能以器乐的形式呈现出来,器乐是最卓越的音乐形式,它使得类似宗教的聆听体验得以发生;这种音乐没有被令人心烦的歌词或额外的音乐参照物所玷污;它是至高的艺术,并且它的主观性仅仅就是它自己。

大提琴家卡萨尔斯(Casals)曾经说过,“据我所见,直接感觉是,而且永远是作曲和表演决定因素,而理解能力和技术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父咦刃吹剑ㄆ涫邓很少挖苦学生,即使有,往往是善意的或是背后说的),某次在我的班上曾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情:“一个学生――他后来放弃了音乐而成为卓越的工程师――把肖邦第一叙事曲末尾两个极强烈的‘呼声’弹得如此平淡而无表情,我不得不对他说:‘这声音就像地下火车站戴红帽子的姑娘的叫声:靠里一点’。”

休谟(DavidHume,1711-1776)提出:“美不是事物本身的性质;它只存在于思考我们的头脑里面。”里德(Reid.L.A.)认为:“......在对象或者物体中看到的价值并非真正存在于物体里面。音乐中表现的喜悦并非真正存在于声音的延续之中”。\[9\]他们都认为,艺术的价值必定是主观的,要想通过数学、物理学的方法去发现它是不可能的。大卫•贝斯特(DavidBest)还风趣地举例:月光下,一对情人拥抱在一起……这时,小伙子忽然悲伤地喊道:“我不能告诉你我爱你有多深――我忘记了带计算机!”

音乐具有主观的特征,在进行研究常常会有一些哲学思辨的部分,如关于音乐审美的研究。历史上甚至发生过这样的事:哲学在俄国曾“被看做是‘平等’和‘狂暴自由的幻想’的主要来源,一八五零年尼古拉在大学取消哲学、逻辑学、心理学,代之以神学,国民教育大臣希林斯基•西赫玛托夫曾经兴高采烈地说:‘蛊惑人心,卖弄聪明的哲学终于完蛋了。’”希望这样的荒谬事件不要发生在今天的心理学界和音乐心理学界。

3.实证的科研和测量常常不适用于音乐探讨

我们都多次看过莎士比亚《王子复仇记》的演出,清楚地知道剧里的角色演员并非真的死了,在场的观众也都知道这一点。然而,我们还是和大多数观众一样,每次都深深的为自己所看到的精彩演出所感动。按照理智的分析,我们所看到的某一个人(或几个人)天天晚上都只是在装死。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得出结论说,我们的情感反应完全是不合理的!如果是合理的,那我们怎么能被明知道是假象的场面所感动呢?这个例子可以使我们看到,对如音乐、小说或戏剧进行所谓实证的科研或测量有时候是不可靠的。当然,也有一些哲学家,倾向于把艺术过分的理智化,或者是不合理的理智化了。他们甚至得出结论说,被音乐、小说或戏剧中的人物所感动是不合情理的。对于这样的观点,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反问一下:音乐、小说或戏剧做为一种艺术形式,根本就不应该存在?

雷娜特•克洛佩尔(RenateKloppel)承认:许多优秀的音乐家,从来不相信用科学来研究分析演奏的技巧,甚至认为它们是有碍演奏的。

音乐美学家伦纳德•迈尔(LeonardB.Meyer)直接提出,“音乐又不是一个封闭的非参照性数学体系,他被说成是传达情感意义、审美意义和纯粹智力意义的。”他认为,对于测量音乐引起人的生理反应的客观证据涉及两个主要的难题:

首先,人们未能找到引起反应的音乐选段的特性或样式与所发生的特别的生理变化之间的关系。

其次,是听众的精神态度。听众把对音乐的感情力量的明确信任带给知觉行为。甚至在听到第一个音之前,这些信念就激活意向以一种感情方式去相应,并调动预期的念动组合发挥作用。人们观察到的生理上的变化是听众精神组合的反应,而不是这种音调能够以某种神秘的和不可解释的方式直接带来这些变化。

我们还应看到,人们对于音乐所产生的情绪、情感往往是因人而异的,如是经过长期训练形成的、和个人的经历相关的、符合某人个性的、被动接受的等等,这些同样是难以用实验证实的。我们不得不承认,真正赋予音乐以生命力的是音乐的本能。

三、后证实主义心理学对音乐心理学的启示

后实证主义是在20世纪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新的精神资源。这一新的心理学研究范式以科学实在论和科学解释学为理论框架,试图以新的维度来重建心理学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形成一种不同于实证主义的新的研究形态。

倡导后实证主义的学者提出,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建立新的科学评价标准。音乐心理学研究的许多方面符合这两个层面标准,在进行音乐心理学研究时,我们可以借鉴这两个标准,构建新的音乐心理学研究模式:

1.概念与逻辑标准

音乐具有概念性这点应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听到的声音,如果可以说是乐音的话,那它必然是具有逻辑性的。伟大的音乐家们根据人类的本性、历史和发展所创造出来的音乐理论、和声学、对位法和曲式分析等规律,无一不是建立在逻辑分析基础之上的。

音乐作品可以进行逻辑分析,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论述,“音乐作品以逻辑的形式向人们呈示情感形式。音乐的美既不单纯存在于音响客体的种种属性之中,也不单纯存在于接受者主体的主观意识之中,而是存在于二者之间微妙的“关系”之中,而这种关系就是逻辑呈示。”

2.科学解释学的标准即价值和意识形态标准

科学解释学是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一个重要方法论武器,它是通过分析理论和价值和社会应用功能,来判断理论的优劣。解释学(hermeneutics)是有关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的学说体系,其作为后实证主义的智力世界的基础――现象学和解释学传统的延续。

狄尔泰(Dilthey,1833-1911)被看作是西方传统解释学的集大成者,他并不否认人文科学作为一类科学而存在。但是,他反对将人文精神科学作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类型的科学来建设。对于狄尔泰来说,知识论的首要任务是要找到一个能为精神科学奠定基础的基础科学,这门科学,他认为是心理学。他曾与著名实验心理学家艾宾浩斯(Ebbinghaus,1850-1909)展开过论战,提出要建立一种基于精神科学基础上的“描述心理学(descriptivepsychology)”,以反对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说明心理学(explainpsychology)”,认为后者是模仿物理学建立的“原子心理学(atomicpsychology)”。狄尔泰的解释学有力地维护了作为精神科学和人文科学分支的心理学的科学合法地位,也为具有人文精神特征的音乐心理学提供了学科构建的基础。

客观必然性、确定性和逻辑的一元性,不再是现代科学知识解释的焦点。科学研究的本体性规定只能存在于解释的方法论中,且只有通过各种解释之间的“冲突”才可获悉被解释的存在。另外,科学解释学还从“移情”的角度提出,研究者或诠释者必须进入文本者的精神世界,才能对其价值和意义进行“客观解释”。在后实证主义者看来,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尽管没有达到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那样的精密化陈述水准,但许多人文社会科学没有必要像自然科学一样实现精密化,例如音乐和美术――它们可以通过运用日益条理化的结构模式,增强自身的科学和严密性。条理化的结构性是每门科学的中心内容,我们对于音乐心理学的研究也应如此。

四、音乐心理学应寻求多元方法的路径

成熟学科的研究范式是相对稳定的,而方法应该是多元的,即可以通过多样的方法来揭示学科的丰富内涵。公元前775年,周太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意思是和谐、融合才能促进事物的产生和发展;如果仅有相同的事物,则难以持续生长和发展。在音乐心理学的研究范式中,我们应该坚持多学科、多视角、多方法融合的思路,不应以一种研究范式的优势取代多样的研究方法。可喜的是,已有学者指出,音乐心理学应该呈现出多样并存、综合运用的趋势:量和质的研究方法共存,最先进的计算机技术、脑科学技术的辅助,理论性、思辨性方法也依然占有一席重要之地。

音乐心理学是一个横跨许多学科的新兴领域,里面含有太多各种相互融合、同时又相互碰撞的多元成分,我们的工作应该是使这些复杂的多元成分之间达成互补、和谐;而不应该是使他们成为对立的、不相容的。

斯滕伯格(Sternberg)提出,心理学研究者至少要抛开普遍存在的三种不良习惯,这对于音乐心理学的多元研究方式提供了依据:

一是用单一方法(如反应时测验)排斥哪怕是有效的其他方法,而不是聚合多种方法论来研究心理现象;

二是在心理学中以分支学科(如社会心理学、音乐心理学等)的名义对学术进行区分,而不是以所研究的心理对象来区分;

三是信奉单一的研究范式(如实证主义、经验主义、行为主义、认知心理学、精神分析等)。

目前心理学所遵循的一个方法是汇集现有的各门学科的综合方法。如斯滕伯格所说:“这种跨学科的综合,将为合理地解决关于人类本质的理论奠定一个自然科学化的基础”。\[19\]

实证研究评价标准之所以在心理学科中成为难以动摇的“科学研究纲领”,当然是与这门学科的不成熟性有很大关系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处于成长中的多学科领域的心理学研究,多年来表现出一种不成熟学科的局限性:其有时思想狭窄,有时又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技术上的理性主义,而有时又体现为极度的盲目崇拜和一时的狂热……这些都反映在心理学的许多研究中,并以不同的方式得到描述”。这些描述,同样应为我们音乐心理学的研究者们借鉴。

在音乐心理学提倡实证主义的今天说出这样的观点也许有些不合时宜(过早),毕竟音乐心理学的实证研究与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还有很大的差距,音乐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还有待于大力地、进一步地深入进行。我们必须指出,在提倡音乐心理学的实证研究方面,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然而,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对待音乐心理学研究范式方面的问题时更应小心谨慎,不能以偏概全,以提倡“科学的研究方式”否定科学的理论观点。如叔本华所说,“人类虽有好多地方只有借助于理性方法的深思熟虑才能完成,但也有许多事情,不用理性,反而可以完成得更好些。”

中国古人曾有“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为乐非也”、“礼崩乐坏”等等观点,都从不同视角解释音乐现象,这些观点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音乐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并为我们呈现了多元的音乐学术观点。在音乐心理学蓬勃发展的今天,愿音乐心理学的研究范式和学科建构也能海纳百川,多听取、收集各方面、各角度、各学科的信息资讯,以促使自身的不断进步。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0年度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陕西音乐教育专业实践类新课程开发的研究。课题立项号:10K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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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德\]雷娜特•克洛佩尔,钱泥译.演奏艺术的生理心理学津要\[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9,P5.

\[13\]\[14\]\[美\]伦纳德•迈尔,何乾三译.音乐的情感与意义\[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P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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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SternbergR.etal.Unityofpsychology,AmericanofPsychology,2001,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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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德\]叔本华著、石冲白译.作为意识与表象的世界\[M\].商务印书馆,1995,P100.

音乐心理学论文范文第5篇

邵、王一文指出,有些学者认为音乐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就是实证的方法,并简单地把实证方法解释为数学统计、定量分析、试验结果报告等等。有甚者认为唯有实证的方法才是音乐心理学研究的正确和有效的方法,片面突出夸大实证研究的作用而贬低理性思辨和理论探索的意义,只重客观实证研究,而轻系统理论的体系建构。他们认为,音乐心理学工作者要善于运用多元开放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一味依赖科学实证方法,会抑制学科的全面发展。

对于此种现象,邵、王二人提出的尝试为:1.由关注实验室和事实材料的搜集转向实际应用;2.由注重归纳推理和实验研究,转向重语义分析和协商对话;3.由过分倚重实证的研究方法、推行实证的霸权,转向实证方法霸权的终结和对研究方法多元化的标举;4.由价值中立和工具理性、人为机器所奴役的立场,转向价值符合人性复归的立场;5.由把研究对象看成是自我控制的、一元的、可分的、规则的,转变为不可控制的、多元的、不可分的、不规则的;6.由注重内在心理机制的机械认知论研究,转变到对实践活动所产生的“事件后果”的“影响研究”上面来。

以上观点,是笔者总结出的邵、王二人这篇文章对音乐心理学方法论的主要看法以及今后发展方向的建议。笔者十分赞同二人所推崇的开放、多元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然而,依据音乐心理学学科性质、音乐心理学学术成果的可靠性以及我国音乐心理学学科发展的现状看来,在这个学科发展的初期,我们必须偏重于实证方法研究。

一般来讲,音乐心理学是普通心理学的一个分支,是从心理学的角度,运用心理学的方法和理论,阐明人的音乐感受和音乐实践经验的学科。①所以,想了解音乐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就必须先清楚大心理学学科性质的定位。笔者想引用这样一个事例来说明这一问题:在西方的大学里,几乎每一个心理学教师都遇到一些学生说,他们之所以选择心理学是因为他们不喜欢科学。当教师告知他们心理学正是一门科学时,他们都感到非常吃惊意外。教师对他们接下去的沮丧反应(“我不能相信我还要学统计!”)早已见怪不怪了。当教师再问:“你们入大学之后选修过生物学和化学吗?”他们的回答一定是:“哦,当然没有!我一直都在回避理科的课程哪!”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极具讽刺性的现象:学生们居然确信心理学不是一门科学!②由此可见,西方心理学者将自然科学的学科性质毋庸置疑地定位在心理学身上,仅仅一个生活中的小事例,就可以表明西方心理学者们明朗的态度。不仅如此,对于这个学术见解,西方学者们也有相应的理论体系来证明。之所以称心理学为科学,是因为它在操作过程中必须依据科学的三个紧密相连的核心特征:1.系统的实证主义,即实证主义的观察研究方式必须是多元的、有结构的;2.产生大家共有的公开知识,即学术成果必须具有重验性,并且必须得到业界人士一致认同;3.对可解决的问题之探讨,即科学是用来解决可以解决的、具有明确性的问题。心理学的这一理论指导,对我们音乐心理学学科同样具有强大的影响力。邵、王二人的文章中说到,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无法研究那些高级复杂、幽隐微妙、难以言传(类似于佛教禅宗中所讲的“不立文字”、“出口便错”,只能靠“以心传心”、“直指人心”来妙舞和心领神会心照不宣)的音乐心理现象。根据笔者提到的心理学研究中核心特征之第三点,我们可以得知,对于那些神秘的音乐心理现象,音乐心理学是没有必要去解释的,它所需要关注的问题是那些可研究的、普遍的音乐心理规律。这并不等于难度大的音乐心理学问题我们就不去钻研,而是那些变幻莫测、富有玄机的问题根本就不属于我们的研究范畴。纵观宇宙的大家庭里,试问外星人、金字塔等现象都是可以找到缘由的吗?它们都是科学家们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吗?答案可想而知,科学问题的解决是一个漫长而坎坷的道路,难题的堡垒需要一步一步攻破,有些疑惑即使永远搞不清楚,也并不让人觉得痛苦,而会为人类拥有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谜团而感到折服。

笔者同样承认,音乐心理学学科涵盖了丰富的人文科学知识,因为构成学科的另外一个门类――音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存在于社会科学中的艺术门类。可是,虽然音乐更多是创作、欣赏等一系列环节的精神活动,但并不是说当我们把音乐心理上升到理论研究的层次时要继续进行抽象的思辨,这样,我们和音乐美学又有多大区别呢?另外,难道在音乐学学科领域中,就没有运用实证方法研究的学科门类吗?这里,笔者想以民族音乐学这一音乐学的姊妹学科为例来说明问题。我国的民族音乐品种浩如烟海,民族音乐学者在采集各地区民间音乐时主要先进行田野调查,在当地及时地记谱、录音、摄像,然后把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加工、分类,以便于日后进行归纳、总结。试想,如果没有田野工作的前期铺垫,研究者便只能坐在屋里空想、空论关于民间音乐之种种。其实,所谓的田野工作,就好比音乐心理学的实证研究方法,二者名称不同,但工作目的是一致的。当然,不是说诸如音乐心理学、民族音乐学之类的音乐学学科就不需要理论的思辨、概括,而这些工作必须建立在客观材料的基础之上,而客观材料的获得又必须依靠实证方法。所以,同属于音乐学范畴内的兄弟学科都已经采用科学的实证性之方法研究课题,那音乐心理学这一多种学科交叉、多种知识结构融合的学科还有理由不重视科学实证方法的运用吗?

我们把音乐心理学放到心理学的角度观察,得到的结论是它必须和现代心理学一样使用实证研究方法,因为,它的研究必须遵循心理学研究的三个科学基本特征;如果把音乐心理学再放到音乐的角度观察,得到的结论也是必须先用实证方法收集信息,再进行理论的思辨与概括。所以,于情于理,音乐心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必须是实证主义方法。

再回到前面说过的话题,笔者谈到了必须使用实证方法的另外一个原因――音乐心理学学术成果的可靠性。近些年,人们对心理学的关注越来越升温,社会上流传了很多关于心理学的种种言论,心理学迷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从书店、网络、电视搜集到各种成功学心理、交际学心理等多方面以心理学为基础的信息资料。然而,这些资料难道真的能一一解释复杂的心理规律、正确指导人们的行为吗?事实并非如此。据笔者了解,身边很多人依照市面流传的心理学指导去做,却并非在实际运用中得到灵验,这样的事实证明这些所谓的心理学结论是不可靠的。这些不可靠的事实,往往是部分群体的经验总结,完全够不上说是科学成果,这样的东西又岂能指导全人类的行为与精神活动!这样的事例同样发生在了我们音乐心理学领域。关于儿童学习乐器,很早就有这样一个流传,这个流传不仅散播在普通老百姓间,甚至很多音乐界知名人士也同样对这一说法给予了默默的肯定――儿童学习乐器可以开发智力。就此,中央音乐学院周海宏教授专门进行了调查研究。统计结果表明,未必所有学习乐器的儿童在文化课学习方面也非常优秀;即使那些文化课成绩非常优秀的琴童,也并非是因为学习乐器而开发了智力,往往是那些琴童天生就具有相当好的同时驾驭音乐和文化课学习的能力。可见,儿童学习乐器可以开发智力的这一流传说法是不可信服的,其原因最根本的在于它没有经过全面、精确的调查统计,而单凭人的主观经验来判断。

由此看来,要想使得音乐学学术成果具有可靠性,就必须依靠科学的实证方法来研究。否则,我们学术成果和市面上流传的心理学信息就无任何区别,而心理学也将走进扭曲的发展渠道,甚至会被误认成为只是一种叫得好听的算命、卜卦罢了。当一组组从严谨的实验中得到的数据清晰地摆在眼前,当由这些数据得到的直面相关分析、影响分析、因果分析等一系列结论摆在眼前,人们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怀疑!所以,为了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够体现解释本质并预测未来的学术价值,能够比普通大众所理解的音乐心理学问题更具专业水准,我们仍然需要牢牢掌握实证研究方法。

笔者认为,现阶段我们必须以实证方法为重要研究手段的理由之三,是我国音乐心理学尚属于音乐心理学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我们必须踏踏实实以实证研究作为最主要的研究方法,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避免主观猜测、臆断而得出片面、失效的结论。

邵、王二人的文章有这样一段话:特别是音乐心理学在我国尚处于刚刚崛起的年轻新兴状态和童年摇篮阶段,远未成熟,这时就早早地用某一种研究方法去束缚她,稍微细想一下,就会觉得有点残忍。它远未呈现出多极化的发展态势,距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还很遥远……依照整个文章内容分析,这段话实际上是说在中国音乐心理学发展的初级阶段,不能单一地用实证方法来束缚它的研究方式。的确,我们这时绝不能用一种研究方法。而事实上,在这个初级阶段,占上风的研究方法决不是实证方法,取而代之的是抽象思辨的类似于美学的研究方法,而所谓具有真正意义的实证研究,仅仅是凤毛麟角。这种现象在邵、王二人文章起笔之时早已存在,而在时隔两年后的今天仍然比比皆是。拿第二届全国音乐心理学研讨会的论文集来说,在近50篇的音乐心理学文章中,只有5篇文章用了实证研究方法研究音乐心理学问题,再去掉几篇综述性文章、几篇译文,实际上,大概只有15%的文章是关于实证研究的,而其余85%,依旧采用了经验总结的方式来研究音乐心理学。所以,这样失衡的比例证明,在我国音乐心理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束缚这一学科的研究方法其实是思辨式、经验式的研究方法,而我们更应鼓励和支持的是实证的研究方法。

让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黄虹、蔡黎曼教授曾共同撰写一篇名为《西方音乐心理学研究方法对我国音乐心理学研究的启示》③的文章,该文章对具有国际权威性的音乐心理学杂志《Psychology of music》(英)进行了有关的总结,在他们所收集到的从2003―2005年间发表的全部49篇文章当中,采用定量研究④占30篇,定性研究⑤占19篇。而在这19篇定性研究文献中,除去7篇介绍各地区音乐教育研究概况的文章,那么,量化研究就更占主导地位。这个结果表明,近年来,国际音乐心理学界越来越重视量化(实证)研究,而定量研究更已被大心理学界当作既定学术规范的准则。面对先进的科学观念,难道我们中国音乐心理学界应当持否定态度?还是应当固步自封,继续走理论思辨、经验总结的老路子?答案可想而知,重视发展实证心理学研究已然成为我国音乐心理学发展的当务之急!

尽管,邵、王二人的文章指出了西方一些心理学家做出的批评:“盲目依从和接受经验实证的原则,自觉不自觉地以为凡不能以经验或实验证实的实践或理论都是伪科学的……由于大多数心理学家埋头或醉心于客观的观察、实验、实证研究和量化分析,结果使得心理学探索过于琐碎而又条块分割。”可是,我们应当看清这样的批评存在的先决条件,西方学者的这些言论一定基于过多使用实证研究的西方心理学研究现状,但对于我国音乐心理学界尚为薄弱的实证研究基础来说,这种批评言论是不适用于我们现状的。我国音乐心理学的现状是大多数学者依旧埋头或醉心于主观的判断、经验总结,结果使得我们的学术成果那么不具说服力,并且这些所谓成果的产生来得那么简单,好像一位对心理学知识略熟一二、对音乐知识略懂一二的人都可以轻易得出相同的结论。我们知道,作为成型的理论必须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环节才能产生,而且在实践中必须多次检验,才能成为具有理论价值的学术成果。所以,这种不够专业、不够精准的学术研究及研究成果造成了我国音乐心理学发展的非健康局面。因此,面对我们的初级阶段,就不能因为西方学者对实证方法的批判就影响到我们对实证方法的使用。而就在去年的第二届全国音乐心理学研讨会上,各方学者一致认为,今后应加大实证研究的步伐,紧随世界音乐心理学发展的潮流,虽然技术方法上我们不可能像人家那么专业、先进,但观念上我们必须更新。这一认识反映了当今我国音乐心理学界有识之士对实证方法的一致态度和中国音乐心理学界未来的发展方向。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无论从学科性质的角度,理论成果的角度,还是中国音乐心理学现状的角度,我们都应当遵从于选择实证方法为今天主要的音乐心理学研究方法。研究方法上的“两化”――多元化和综合化等重大原则问题,应当做到酌情处理。笔者始终认为,一切方法都应当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那么,才有资格谈多元、谈综合,而客观事实的获取,只能依靠实证等一系列具体手段,而不是在满脑子的思辨中得出结论。当然,在研究过程中要避免邵、王二人提出的为实证而实证、为收集事实而收集事实等不符合研究目的的一切做法,同时如何专业、规范地运用实证方法也是相当重要的问题。在实证研究过程中,一个有效的实证方法需要严密地操纵及安排,甚至往往中间的细枝末节出现错误,那么整个实验很可能全盘皆输。这个问题具体到在设计问卷时提出的问题是否考虑到多项因素,是否在实验前设定了一个良好的数据组织,是否在统计时使用操作性定义等等。当我们已经确立了使用实证方法进行学术研究之时,就容不得一点马虎,科学的结论是非分明,不像抽象思考的结论似是而非,要想使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将来成为具有参照价值的理论指导,就必须严格控制实证方法实施过程中的每一环节。

笔者作为一名初步接触音乐心理学的学生,某些见解还很不够成熟,望同行及老师们给予批评指导。

①张前《音乐心理学》,《音乐研究》1981(4)。

②[加拿大]Keith E. Stanovich著,范照、邹智敏等译《与“众”不同的心理学》(第七版),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年2月。

③黄虹、蔡黎曼《第2届全国音乐心理学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11月。

④定量研究指对事物可以量化的部分进行测量和分析,以检验研究者关于该事物的某些理论假设的研究方法,它有一套完整的操作技术,包括抽样方法、资料收集方法及数字统计的方法。

⑤定性研究指采用书面的、言语的和观察的方法取得相关的心理特征及行为表现的描述性资料,并对其作定性的分析。

音乐心理学论文范文第6篇

上海音乐学院的张晖介绍了法国的音乐认知教育体系,她建议音乐认知体系的培养要先于乐器的学习,音乐认知能力的培养应该贯穿始终并与演奏紧密结合。她指出法国音乐认知教育在理论上欠缺以及我国的音乐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的衔接上的不足。在认知方面,她认为法国是“知”多过“认”,而我国则相反,因此我国在互补过程中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北京师范大学的李红菊博士基于“莫扎特效应”的研究,介绍了音乐教育对人的智力发展的影响。李红菊认为,学习的兴趣会影响学习的效果,甚至影响智力的发展,由于学业的压力、家长和老师的逼迫,学生在本身并不感兴趣的基础上学习课外特长,机械地投入,可能会降低认知能力的发展。青岛大学的韩忠玲指出在大部分高校中,有关音乐教育的课程存在音乐多、教育少,中小学工作的音乐教师对理论性知识的匮缺这一现状,因此,音乐教育方面的专业性课程应包含《音乐教育学》、《音乐教学法》、《音乐教育心理学》、《音乐教师技能》这四门必不可少的课程。

二、关于音乐治疗专题

北京市东城区特殊教育学校的陈硕的《“儿歌—节奏”训练对改善听障儿童言语障碍的实验研究》论文中,从听障儿童的言语问题入手,通过他们用骨传导的方式感知节奏的特性,同时借鉴了奥尔夫的节奏朗诵训练,采用边打鼓边念儿歌的方式加以训练。经过一个月的实验,发现被试的语言节奏水平均有所提高,言语障碍和紧张、焦虑的心理得到一定改善。陈硕在另一篇论文《一例孤独症儿童钢琴学习方法与效用的分析》中,针对一例孤独症儿童的具体情况制定了治疗目标和治疗方法,通过对这名孤独症儿童进行钢琴训练,提高了患儿的注意力,加强了与他人合作与沟通的能力,同时在舒缓紧张情绪和自信心的增强方面均有改善。

三、关于音乐表演心理专题

西南大学音乐学院的郑茂平教授在论文《音乐表演“七因素”心理模型探讨———音乐表演偏离理论与实践研究之一》中指出音乐表演的学科理论与具有科学意义的实践研究相对滞后,特别是与表演心理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尤为缺失这一现状,并总结与分析了影响和制约表演行为反应形态和特征的七种心理因素。天津音乐学院艺术心理研究室主任谢鸿雁在《专家和新手钢琴演奏者乐谱阅读的眼动研究》论文研究中,采用眼动记录仪记录被试阅读简单和复杂五线谱时的眼动数据,考察了不同演奏经验的被试阅读不同复杂程度的单声部和多声部钢琴乐谱的规律和特点。此外,在声乐心理学方面,四川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徐行效介绍了中国“声乐心理学”和对研究生培养的基本情况,提出用交叉学科思想指引声乐理论创新、宣传“部编教材”、开设“声乐心理学”课程和培训班等措施来扩大学科影响。

四、关于音乐与脑神经机制专题

台湾大学音乐学研究所的蔡振家教授探讨了抒情歌曲“主歌-副歌”形式对于听众脑部活化形态及周边生理反应的影响,通过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发现副歌出现前后眼眶额叶皮质的活化区域的变化,以及聆听整首歌曲的情况下手指温度呈U形曲线等,总结出副歌的酬赏性质与抒情歌曲的引导宣泄效果。李小诺博士以两个音乐片段的音响刺激的fMRI实验观察以及音乐结构分析为例,阐述其“对人脑的刺激作用”与“音乐结构特征”之间的关系和“音响信息刺激”与“音乐审美体验”的不同特征,并思考音乐心理学研究的实证性与人文性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研究“方法、理念、视野、胸怀”真正跨界的急迫性。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心理学系的侯建成博士研究了多巴胺、儿茶酚氧位甲基转移酶、5-羟色胺转运体基因(5-HTT)与精氨酸-血压激素1a(AVPR1a)对音乐的认知能力起到的不同作用,并提出音乐认知能力的发展,还应参照基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研究方法,这将对音乐心理学的研究进展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作用。

五、关于音乐能力专题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的何昊先后提出了感觉运动失映射说以及反向模型来解释唱音不准的感觉运动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导致唱音不准的感觉运动失映射存在着映射缺失和映射错误两种类型,并提出了这两类失映射的判别方法。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佟雪的论文《蒙特利尔音乐能力成套测试在中国青少年中的应用》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马谐的论文《3-5岁儿童对中-西音乐表达情绪感知能力的发展研究》也都从实证研究的方法出发对音乐心理学领域有关音乐能力方面的问题做出了相应研究。会上,何昊、佟雪两位代表和不少学者提出将“失歌症”的称呼改为“失乐症”更为恰当。七、音乐与学习专题中国音乐学院的王腾宇通过引进和研究美国NESS,测量中国专业音乐院校学生投入各项有效学习活动的程度,同时开展教学质量评估,旨在推动中国高校教学评估改革。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宋蓓对在英国伦敦大学举办的“音乐教育中的心智与脑:连接教育学、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的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作出评介。

六、会议总结与建议

1.本届会议的特点第一,从研究方法上,较之以前更加科学化、多样化、更加注重心理学的学科特点,得出的研究结果更具准确性,对实证研究的重视进一步加强;第二,研究成果多样化,除心理学之外,还涉及脑科学、统计学、测量学等学科;第三,在研究领域上,与神经、认知、景观设计接轨,还涉国外的研究成果及国际研讨会评介。宣读论文中涉及多种研究领域,其中音乐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在此次会议上有较多的体现,应用性心理的研究较活跃;第四,学会新会员的数量占与会代表总人数的半数以上,呈年轻化发展,一批年轻学者的涌现让我们看到中国音乐心理学学科发展的光明前景。

2.不足之处第一,到目前为止,开设音乐心理学这一门课程的院校还为数不多,影响力有待进一步提升,部分音乐专业的学生对音乐心理学这一学科的存在知之甚少;第二,在跨学科问题上没有相关的理论支撑,论文没有说服力。其次,结论部分的方法策略的层次过于浅显,没有深入探讨出具体的解决方法。再次,在陈述论文的语言界定上不规范;第三,实证研究占论文总数比例虽然上升但比重还有待增加。

3.建议第一,在学科影响上,培养音乐心理学课程的本科生、研究生,设列学科的基础必读书籍,宣传音乐心理学的学科教材,争取降低学习门槛和难度,扩大学科影响,争取更多教育部门的重视;第二,在学科建设中要加强跨学科的合作,特别是与心理学、神经科学之间的合作,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即科学技术与音乐的结合。研究者不仅要学习本学科知识,还要加强研究中涉及的其他学科的基础性知识和理论概括能力。在研究态度上,要使用严谨的学术语言和推理思维;第三,在研究方法上重视实证研究,也要重视实证与思辨研究的结合。我们应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经验,同时关注国外最新研究成果,利用国外前沿的研究方法,有机的选择本土的研究问题进行研究。

音乐心理学论文范文第7篇

音乐情感一直以来是国外音乐心理学的一个研究重点,这也应归功于19世纪中叶实验心理学派的努力,该学派促使了现代音乐心理学的萌发。我国音乐心理学起步较晚,在这之前的研究重点偏向于从专业性的音乐角度进行思辨性质的分析,而没有实证研究的支持,理论略显空泛。在音乐心理学引入我国后,音乐情感的研究更多地与心理学的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展现了良好的研究局面。本文就此对国内关于音乐情感的研究进行了概括性的梳理。

一、音乐情感的相关概念和研究方法概述

(一)对音乐情感的定义

音乐情感是人与音乐的交互过程中所产生的包括各种人类感情因素的心理过程(刘涛,2006),这个广义的概念包括与音乐实践活动有关的情绪、心境、偏好、趣味和态度等,是一种特殊的心理模糊量。

扬州大学的周新叶在《音乐情感剖析》(2005)中提到,“音乐情感”应等同于“音乐的情感”,它既包括由音响直接引发的情感成分,同时也包含主体对社会生活内容联系思考而产生的情感成分,是两个源头合成的一股流。

(二)音乐情感的特征

结合音乐理论、音乐心理学、艺术情感学的研究,刘涛(2006)总结了音乐情感在信息的表现、传递与认知行为过程有一些典型特征,主要包括:主观性、层次性、客观性、模糊性、整体性、运动性、观照性、选择性等;甘露则认为音乐情感具有典型性、概括性和易感性的特征,她是从音乐存在的意义的层面出发的。

音乐情感自身的复杂特点给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研究视野,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它或许不能让研究者从只言片语中推出结论,也不能从部分得知整体,流动的音符所带来的情感是复杂的,这就给多种研究方法结合、多个学科联盟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三)研究方法及思路

国内外研究者对于音乐情感的研究虽然各自的出发点不同,涉足的领域也较为广阔,但不难总结出研究方法大致分为两类:实证性的研究和思辨性的研究。

美国心理学学会前主席布鲁斯特·史密斯曾概括提出心理学研究的两种方法(模式),分别是因果模式和阐释模式。前者历来都是立足于外部来看待行为着的人,沿袭的是物理与生物领域的各种自然科学方法;而阐释模式则从来都是从内部来看待人,即在情感、意义和价值的领域中研究人,强调人的特殊性。

根据刘沛的阐述,使用因果模式使音乐与情感的研究大受限制,因为基于该模式的研究的基本假设是:孤立的,外部的,听刺激能够对情感行为产生一种直接因果式的影响。可惜的是,事实证明,这种假设在各种验证和考验面前遥遥欲坠。“实验音乐心理学者逐渐认识到,实验设计对变量的严格控制,获得的少量的音乐心理定量研究结果非常有限。即使某一相同或相近课题的量化研究获得充分的积累,情形依然如此。有时相同的研究课题,由于变量、被试及测量工具的差异,研究结论也会有所不同甚至相反。”阐释模式在这时便显现了必要性。

音乐情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并不是简单的刺激反应过程,中间介入了人脑对声学属性的排列组合,对音乐符号的加工过程,因此,对于音乐情感的研究需要将因果模式和阐释模式相结合,将因果模式的手段作为研究的基础和根基。有了实证研究的支持,经验性的分析将能够走得更远,正所谓根深而叶茂,对于任何一方面的偏重都会导致研究局面的营养不良。

二、音乐情感的研究成果探讨

(一)音乐情感的认知心理学角度的研究

根据蒋存梅所阐述的斯洛博达的观点:认知阶段是情感阶段的先行,没有认知的基础就不可能产生情感。张前在《音乐欣赏心理分析》中也持相似观点。张前认为,人们从音乐中所直接接触到的不是任何别的东西,而是音响;音乐的一切表现内容都要由音响引发,音乐欣赏中的一切感情体验与形象联想都要以音响感知为基础。综上所述,要研究音乐与情感的关系,对中间的认知过程的深入探讨是至关重要的。国外学者塞拉芬在很早以前就提出了一般认知过程发展的理论建构,主要以实验法作为研究方法,但因为被试为欧美人种,得出的研究结果是否适应于我们东方人的特点,目前还没有相关的实验依据,尽管如此,塞拉芬的研究也为我们指明了一个研究的方向,即探寻中国被试对音乐情感的认知的过程和发展水平,这在我国的研究领域中可以说还是近乎空白的一块,有待于开拓。

另一方面,对音乐情感的认知在我国已经受到了大脑神经科学研究的关注。由于认知心理学以大脑中的认识过程为研究对象,犹如像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一样,采用精密仪器,通过对大脑收集到的信息进行测试,从中找出一般的规律,即得出音乐能激感的论据。因此通过认知心理学研究音乐就更加合理、更加科学、更有说服力。

根据有关学者的最新研究,音乐活动对大脑心理具有诸多复杂影响,如对青少年大脑“认知诱发电位”(事件相关电位)有显著影响,对皮质慢电位、神经细胞与分子活动也有一定的影响,并且能够促进青少年的感觉皮层、联合皮层和前额叶新皮层的生理心理性发育,并使它们之间的双向交互式连接获得较早和致密的结构性塑造。

综上所述,认知科学和脑神经科学对音乐情感的研究的贡献的确不可小觑,但是,这里有两点问题值得探讨:

第一,电脑是人脑思维的产物,它只能根据人脑中已有的信息进行实验、推理,人脑的思维是极其活跃的,当测试完毕后,人脑中可能又有新的思维信息,用电脑固定的程序或人工智能等纯逻辑化的工具来测试人脑认知的心理过程,是不是过于主观?第二,就音乐认知科学的实验效能及其解释力和预见力价值而言,同一个欣赏者在不同的时间欣赏同一首乐曲时,如果欣赏者的感受不同,两次测试的结果可以反映出来,如果欣赏者的感受完全相同的话,测试结果会不会也完全相同?这些问题涉及人脑的信息加工机制,也涉及电脑及还原性实证结果如何与人类的艺术心理、审美创造性体验和思维相互贯通并耦合互补等复杂内容,因而有待更深入地思考与探究。

(二)音乐情感的社会心理学角度的研究

人的心理机能及其复杂心理结构的形成,都离不开人的社会性活动。不同的个体,以及不同个体在社会上的身份定位、性别差异所带来的不同要求等,而造成的不同的社会认知,不同的文化经验、社会背景、结构、处于人生不同阶段的个体,社会阶层中不同的群体,对于音乐的情感、情感的认知是否都是有差异的呢?个体的情感体验和群体的情感体验是否有差异,当二者相互作用时,结果是相互抑制,还是相互包容,还是产生叠加效果?这些问题向我们呈现了面对“音乐情感”的不同视角:从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的角度对音乐情感认知进行研究。

将音乐情感的研究范围缩小到特定的群体,目前的相关研究还是较少的。邢红梅的《聆听音乐与大学生情感的联系》(2007)对大学生这个处于人生特定阶段的特定的群体的音乐情感进行了分析。作者主要采用了访谈法,对大量的大学生进行了在聆听音乐时情感的反应的访谈调查。该文章细致分析了大学生的音乐情感,但也引发了更多值得探讨的问题,如音乐如何被使用?聆听者如何在聆听活动中建构自我身份,进行各种不同的情感陈述?个体如何在社会情境中以音乐为中介体验和创造情感,以便自己更好地成为一种社会规律化的存在?这些问题仍旧值得深入去探讨。另外,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仅仅使用访谈法略显单薄,如果能够结合上实证研究的实验和数据支持,或许能够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得到进一步提升。

三、结束语

在相关文献中,国内相关实验论文的数量和国外相比差距较大,国内的实证研究仅仅是集中在个别音乐治疗和音乐心理学的实验研究报告方面。显然,国外在实证方面的历史和经验比国内要雄厚,但是,国外实验研究的被试都是白人或黑人,他们的数据结果是否能够代表中国被试的情况,是需要考虑和解决的。

随着近几年我国心理学的快速发展,对于音乐情感的研究也更加趋于实证化、科学化。在2005年11月25日召开的第二届全国音乐心理学学术研讨会上,会议收到的论文以及会上宣读的论文都显示了这一趋势。重视应用性研究,采用实证性研究方法的学者明显增多。此外,2005年10月召开的第一届情感计算与智能交互国际会议(ACII2005)共录用论文118篇,然而,音乐情感研究的文章仅有两篇,但这方面的研究在国外已经形成一个热潮。不过,我们可以看出,计算机科学、脑神经科学、生理学与心理学的结合对音乐情感的研究在我国正在逐渐萌发,并显现了强大的生命力。从与浙江大学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的一个集中研究音乐情感的队伍的联系交流中得知,目前我国对于音乐情感的研究是相当重视的,投入了大量的物力和财力,与国际接轨,在一群卓越的科研工作者的努力下,音乐情感的认知模型的计算机程序已经初具规模,这将使情感的识别、表达和转化实现数字化、程序化,更好地促进音乐情感的深入研究。

通过对音乐情感的研究的回顾和梳理,对于该领域的研究是需要计算机科学、脑神经科学、生理学、物理学、美学、心理学、音乐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背景作支撑的,并且,在实证研究的根基上结合思辨性的分析思考,将因果模式与阐释模式融会贯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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