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与传播论文范文

新闻与传播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

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需要以下努力：依照国际标准培养有国际视野和研究能力的学者，包括通过课程学习和研究实践培养开展原创性研究的能力；充分合理利用海内外学术资源；以国际同行认同的标准开展科学研究，具体做法包括理解和认识有关新闻与传播学高质量研究的标准，在开展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时设定以国际标准衡量的较高目标，按照国际同行认同的标准建立研究成果的匿名评审机制。

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已经开展了三十年，成果卓著，人才济济。尚待努力的是参与国际同行有关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的讨论，在国际新闻与传播学刊上发表具有国际水准的研究成果。目前国内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的学者队伍日益壮大，有一批学者密切关注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最新成果，熟悉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主要文献，尝试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考察我国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并逐步把研究成果推向国际论坛。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界可以考虑把研究国际化逐步提上日程。新闻与传播学研究国际化需要三方面的努力，一是依照国际标准培养有国际视野和研究能力的学者，二是充分合理利用海内外学术资源，三是以国际同行认同的标准开展科学研究。本文将围绕这三个方面谈谈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途径。

Abstract:Thepaperdiscussedhowtoadvance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inChinaundertheInternationalcontext,thatis,toconductresearchwithaninternationalstandard,andtomergetheresearchresultsoftheChinesescholarsintothebodyofliteratureutilizedbyInternationalscholars.Itintroducedtheapproachestotrainscholarswithaninternationalvisionandthecapacitytoconducthighqualityresearchthroughtakingcoursesandparticipatinginresearchprojects.ThepaperevaluatedtherolesofWestern-educatedscholarsinChina,theestablishedscholarsoverseas,andoverseasexchangeandtrainingprogramsinadvancing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inChinaundertheinternationalcontext.Thepaperproposedstrategiestoconductresearchaccordingtotheinternationalstandard,includinglearningandunderstandingthecriteriaofhighquality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withasocialscienceapproach,settingresearchgoalsconsistenttotheinternationalstandard,andestablishingapeer-reviewsystemtoraisethequalityofresearchthroughconstructivecriticism.

Keywords:Journalism;Communication;SocialScienceResearch;Internationalization

一、依照国际标准培养有国际视野和研究能力的学者

开展新闻与传播学研究，使我国的新闻与传播学研究与国际接轨，需要有一批具有国际视野，既了解国际新闻与传播学界关注课题与最新成果，又能具体从事国际水准高质量研究的学者。这些学者必须经过严格的科学研究训练，懂得如何按照国际同行认可的方法独立从事原创性科学研究，从而承担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科学研究国际化的重任。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研究能力的学者，就需要依照相应的国际标准。美国开展新闻与传播学博士教育已经几十年。美国大学培养新闻与传播学博士的要求和科研训练值得借鉴。美国大学培养的新闻和大众传播学博士一般须具备下述学识和技能：

一、对所研究领域有广博、深入和坚实的知识储备，主要指有关具体研究方向的知识储备，例如新闻媒介与新技术、媒介传播效果、大众传媒与公共事务、新闻媒介与网络、以及国际新闻传播等。

二、对于所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以及研究趋势有充分的了解，熟知本领域主要学刊发表的最新研究成果，熟练掌握搜集本领域文献和最新研究成果的方法和途径，能在研究项目中熟练运用相关研究成果作文献评述。

三、对有关大众传播的主要理论有全面了解，包括各主要学派，他们的起源和发展，以及这些理论是如何在研究中得到运用并获得检验和发展的；对理论构建、检验与修正的一般方法和过程有基本了解。

四、对与所研究领域相关的邻近领域有充分的理论与实践知识的储备。研究视野开阔，善于运用相邻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开发课题与研究领域。与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相关的学科交叉学科包括：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

五、掌握从事新闻和大众传播研究的方法和工具，包括问卷调查，内容分析，实验等研究方法，开展数据分析的统计方法，以及具体研究项目所需要的其它方法，包括定性研究方法。

六、具备发现本领域重要课题题，论证课题重要性的能力。能通过文献调研确认所提出问题的创新性，经充分论证确定研究成果能产生对本研究领域或更大学术范围有用的新知识，对丰富本领域的研究文献有显著贡献。

七、具备从事高质量科学研究的能力，能将理论运用于新闻与传播学研究，通过检验与构建理论对新闻与传播学研究做出重大贡献。高质量科学研究一般以理论或理论性框架为指导，根据有关理论和已发表研究成果的提示，研究某一现象所包含的重要变量之间的关系，通过数据采集和数据分析，检测有关假设，或者回答有关问题。研究结果将揭示有关新闻与传播现象的新知识和学术界尚未认识的规律。

目前国内大学的新闻与传播学博士项目正在造就数量可观的新闻与传播学学者。根据上述对具有国际视野学者的要求，第一至第五项涉及的基本是固有的知识，是新闻与传播学者拓展国际视野的基础。只要勤奋阅读和学习，在读博士研究生一般都能有所掌握。第六和第七条涉及从事原创性研究的能力，是从事国际水准高质量研究的前提，不是一朝一夕能够造就的，科学研究意在探索目前尚没有答案的重要问题。要求学者具备创造性思维、对所研究问题有深入思考、对有关理论及其适用性有透彻了解、在实施研究过程中对于前人的成果有所突破。这方面能力的培养除了需要在课程学习过程中逐步增长批判性和创新性思维，更需要在参与并独立从事新闻与传播研究过程中逐步积累科学研究原创性素养。培养从事原创性研究的能力应该成为国内新闻与传播学研究人才培养的主要任务。

参与科学研究的前提是掌握基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步骤。一般的研究方法，例如问卷调查、内容分析和科学实验，只要认真学习均不难掌握。难的是如何提出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处理具体研究课题，提高课题的理论水平。即使是研究方法课成绩优异的学生，当他们开始独立做研究时，都会面临各种具体问题。只有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才能找到答案。美国研究生教育注重通过课堂内外教学与科研活动培养学生从事原创性研究的能力，鼓励学生在修读课程的同时、参与研究活动并经常与老师交流。他们培养和提高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做法值得国内新闻与传播学界借鉴（Dennis，1992；Shaver，2005）。

美国研究生修读的不少课程都有课程论文的要求，有的课程结束时要求完成一篇原创性研究论文。论文必须查阅相关文献和资料，但是不能只靠归纳整理文献来完成，必须采集第一手资料。完成这样一个课程研究项目，如果是硕士研究生，要求可能相对低一些，例如样本可以小一些，允许采用便利样本，但是研究项目的具体操作，数据分析和论文写作哪一步都不能马虎。如果是博士研究生，则完全按照原创性研究的要求。在修读研究生学位的过程中，学生有机会完成多个研究课题，独立研究能力得到明显提高。学生的课程论文常常就是有一定质量的研究论文，经常被新闻与传播学学术会议接受。

美国研究生的研究训练在课堂和课外同时进行。老师不仅在课堂上讲如何做研究，而且在课外指导学生做具体的研究项目。通过经常交流，帮助学生提高研究水平。比如学生提出一个研究课题，即使它一开始很幼稚，在与老师的交流中可以逐步得到完善。如果学生一时想不出研究课题，在与老师讨论的过程中或许能发现有意义、有价值的课题。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一般都参与老师的研究项目。老师每周都安排固定时间和学生交流。这些有比较丰富的研究经验、有一定的研究成果老师除了安排学生参与自己的研究项目，还鼓励并指导学生开展原创性研究。

不过美国大学培养的新闻与传播学博士也不是个个都一毕业就能从事高水准研究。愿因是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接触和了解的只是这个知识体系的轮廓和一些基本技能，即使在博士学习阶段参与研究活动，接触的研究课题也十分有限。新闻与传播学研究依靠的是与具体研究实践密切相关的知识体系和实际经验。要成为具有国际视野和研究能力的学者，获得博士学位后学者还需要继续参与新的研究项目，在研究实践中进一步充实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参与各类不同题目，采用不同研究方法的研究项目，有机会接触新闻与大众研究过程中有关立题和研究方法的重要问题，可以发现并弥补知识和技能方面的缺陷。因此除了博士阶段的学习和训练，博士毕业后还需要继续通过研究实践逐步提高水平。

综上所诉，科学研究训练是综合的。不仅依赖课程学习，更需要通过不断参与研究实践来获得从事高水准科学研究的多方面能力。经过严格科研训练、具有国际视野的学者应该具备下述能力：1）总体判断研究课题重要性的能力；2）评估研究文献、提出问题、论证问题重要性的能力；3）运用逻辑进行思考和推导，提出有关重要变量之间关系的假设和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的能力；4）把握主要概念，对概念进行定义和测量的能力；5）选择恰当的统计分析手段，对数据进行分析的能力；6）用经济、恰当的形式清楚表述研究成果的能力；7）分析阐述研究成果的含义、其重要意义和创新所在的能力。这些能力缺一不可，而且只是对具有国际视野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者的基本要求。

二、充分合理利用海内外学术资源

有关国外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的理念和知识体系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介绍到国内迄今已经有三十年了。在介绍国外新闻与传播学研究并推动国内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的过程中，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界一批资深学者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由于没有受过严格系统的科学研究训练，他们在推动我国的新闻与传播学研究走向成熟、走向世界过程中的作用就比较有限。国内近年来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新闻与传播学科学研究的探索者，包括一部分中年学科带头人和近年来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他们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研究新闻与传播实践中的问题，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是总的看来他们对科学研究的手段掌握得还不熟练，还不善于充分运用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的丰富文献资源，部分学者在阅读、运用英语研究文献方面还有一定困难，在运用相关理论指导研究方面还有待提高。他们学习、推动新闻与传播学科学研究方面的努力相当可贵，尤其在引领新一代博士研究生从事新闻与传播学科学研究方面发挥了比较积极的作用。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在国际化起步阶段除了依靠这些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和接受过博士阶段研究训练的学者外，应该充分合理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包括充分发挥留学归国学者和海内外从事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的学者作用。争取通过各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培养和建设我国新闻与传播学具有国际视野的研究队伍。目前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界可以利用的海内外资源包括：1）国外学成归国的学者；2）海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学者；3）海内外新闻与传播学交流和培训项目。

从国外学成回国的学者是提高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水平的重要力量。留学国外并获得博士学位，须经过艰苦努力。目前从国外获得新闻与传播学博士学位回国从事新闻与传播学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人数还不多。这些归国学人研究领域不同，所接受的训练和研究方法不同，从事研究的时间长短不同，能实际发挥的作用也不相同。例如，在美国攻读大众传播学博士，并不要求全面掌握科学研究方法，这里主要指定量研究方法。博士研究生对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有一个大概了解后，根据自己今后的研究领域，研究所需要采用的方法选修不同的研究方法课程。所以留学归国的新闻与传播学博士并不都熟练掌握新闻与传播学科学研究方法。例如留学归国的博士中有的从事批判性研究或者政策研究，他们的研究方向不需要实证研究的专门知识，社会科学研究不是他们的主要专长，因此就不能要求他们指导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的新闻与传播学科学研究。

那些学习并掌握了一般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归国博士，并不意味具有完备的科学研究能力。要了解国外培养的博士是否具备从事高质量科学研究的能力，可以看他们是否在国际主要新闻与传播学学刊上独立发表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论文。如果博士毕业后一直潜心做研究，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发表的论文不仅应该有相当数量，在质量方面也应该达到较高标准。这部分归国学者可以在新闻与传播学研究国际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有关学校和研究单位除了为他们创造必要的科研条件，让他们继续开展基于国际标准的新闻与传播学研究之外，还应该放手让他们参与新一代新闻与传播学学者的培养。美国拥有博士学位的老师，即使是刚刚毕业的助理教授，同样参与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和指导工作，帮助博士研究生完成理论上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不过对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归国学者一开始也不能期望太高。从事科学研究能够一鸣惊人的不多。科学研究是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是耐心、细致、点点滴滴的积累。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成果的积累同样是一个渐进过程。

其次是海内外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学者。国际知名学者一般从事研究的时间较长，对如何解决科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有比较丰富的经验。在新闻与传播学科学研究国际化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利用这些学者的学识资源。资深学者在实施研究计划过程中的指导作用往往体现在引导文献调研和评述的方向，根据相关文献提出恰当的可以通过测试检验的假设或者重要问题，设计合理的研究方案来回答问题，以及贴切解释和评述研究发现的意义等方面。在讨论科学研究的具体问题时，如果是他们熟悉的领域，他们一般对相关文献有较深入的了解，能较快判断课题的价值，回答有关课题的重要问题。即使是他们不熟悉的领域，他们在评估研究课题，处理研究中遇到的问题方面仍然能够提供有价值的意见。因此可以充分发挥他们在这些方面的指导作用。不过对国外已有研究成果学者的研究领域、所接受的训练、使用的研究方法，以及他们对专门研究领域的贡献以及对整个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的贡献也要全面了解，看他们在国际主流学术刊物以及经由其他学者匿名评审的学术著作中发表了哪些重要研究成果，解决了新闻与传播学研究领域里那些重要问题，提出了哪些重要理论和论述，在哪个特定领域成为学术探索的领头人。同时要了解他们研究的局限性以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这样在新闻与传播学科学研究国际化过程中寻求他们的帮助可以更有针对性。

在期待国际知名学者帮助并指导新闻与传播学科学研究的同时，新闻与传播学界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对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有成就的学者值得师从，不必盲从。当今时代信息爆炸，老师需要学习的和学生一样多。在信息交流异常容易，知识公开且易得的情况下，所谓“大师”、权威要保持其在学术上领先的地位并不容易。知名学者的学识不可能涵盖所有领域。他们不熟悉的领域，也许了解的不比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多多少。科学研究的性质决定了这种现象的必然性。研究任何课题都必须进行文献调研，这是对所研究问题的一个深入学习过程。科学研究的文献浩如烟海，难以穷尽。一个年轻学者在进行了深入的文献调研和文献评述后所掌握的知识和对所研究问题的了解，很可能超过指导其研究的资深学者。就思考与分析能力以及潜在的创新能力而言，国内的中青年学者可能不逊于国内外前辈学者。年轻学人在资深学者的指导下，提出问题，通过系统科学的研究和论证，其研究成果超越“大师”现有成就的可能性非常之大。国内青年学者需要着重发展批判性思维和提出问题，质疑现有研究成果的能力。几乎所有创新型、在理论上有所突破的研究成果，都建立在对现有成果批判和质疑的基础上。如果有机会接受海内外知名学者的指导，与资深学者开展互动交流，国内学者须从上述方面理解资深学者在引领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在提出问题，对现有理论和研究成果批判质疑的过程中获得帮助和指点，海内外资深学者的引领作用一定能发挥得更加有效。

再次是海内外有关新闻与传播学科学研究的交流和培训项目。与海内外同行交流是开拓眼界，提高研究水平的重要途径。目前国内学者与海内外学者的交流日益频繁和深入，学者利用交流的机会解决一些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的实际问题，有助于更有效地推动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科学研究的国际化。目前的三种主要交流形式在提升国内学者研究水平方面有不同成效。1）相对长期的出国进修。学者带着课题去国外学习并与国外同行开展直接交流，有机会接触国外的一流学者，参与他们的研究活动。不过目前出国进修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者多数还受外语能力的限制，参与交流并直接从国外科研活动中获益多少受到限制。2）与国外大学合作培养博士。这是比较理想的培养有国际视野研究人员的方式，不过目前能真正实现与国外高质量博士项目联合培养的还不多。多数是只列入国内联合培养计划，出国学习的博士研究生名义上是联合培养，实际上还无法和国外博士研究生接受同样严格的系统科研训练。有计划、有成效地联合培养还有待于更好地规划与实施。3）短期进修项目。短期进修项目能获得的显著成效不多。但是如果能精心筹划，有针对性地安排进修活动，依然会带来积极的长期效应。例如香港城市大学的青年学者进修项目，青年学者带上自己的项目参加为期一个月的进修活动。城大为青年学者开设一系列有关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的专题讲座，配备专门指导老师，通过频繁交流帮助国内青年学者完善研究课题，制定实施方案。这些指导老师在进修项目结束后成为青年学者今后从事研究的长期指导老师。

较理想的利用海内外学术资源的方式是和海内外办有最好博士项目的大学建立合作培养博士的机制。这种合作不应该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术交流，或是目前国外名义上的联合培养，而是邀请海内外新闻和大众传播研究领域出色的学者为国内博士研究生系统授课，指导博士研究生从事研究项目，和国内大学合作培养新一代新闻与传播学博士。让国内有志于科学研究的博士研究生有机会长期接受海内外学者的指导。这样不出国也能逐步通过研究实践把目前在读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成具有高度学养，懂得现代科学研究方法、而且在国际上有竞争实力的新一代研究型学者。目前国内已有两所大学聘任了新闻与传播学“长江学者”。邀请国内外新闻和大众传播研究领域出色的学者参与博士培养的规模还可以扩展。这样的合作培训如果能逐步实施的话，并不需要很长时间，大概五到七年，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领域能走向世界的新一代学者就能成才。

三、以国际同行认同的标准开展科学研究

新闻与传播学科学研究的国际化，就是参与国际同行对本领域重要问题的讨论，研究人员的视野不止于国内，研究成果涉及本领域重要的理论与实际问题，受到国际同行的关注，成为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文献。其价值和意义不再局限于国内，而要达到这一目标，新闻与传播学界就要以国际同行认同的标准开展科学研究，在选择课题时就要考虑课题的国际水准，以国际同行的眼光来考察研究项目。什么是国际水准的研究项目？国际上新闻与大众传播的主流学刊没有细化的标准，但是有总体上的指导性意见。论文质量的高低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对整个学术界认识和理解新闻与传播现象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高质量的研究可以采用定量方法，也可以采用定性方法。在美国出版的三大新闻与传播学刊发表的论文多为定量研究，所以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的高质量论文比采用定性方法的论文有更多的读者，在学术界影响更大。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的高质量研究必须具备以下特质（李喜根，2006）：

一、问题的提出基于对相关理论和已有研究成果的深入探讨，意在解决过去研究没有涉及或者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研究课题有明确的理论框架，在理论关照下考察相关问题，通过对具体事物和传播现象的考察来测试、修正、和发展已有理论。

三、研究项目提出可以测试的基于理论和过去研究的假设，或者可以经由对相关问题进行第一手考察而获得答案的重要问题。

四、研究所测试的假设和要回答的问题是分析性而不是描述性的。研究旨在考察传播过程中重要因素之间的关系以测试或构建相关理论，而不是仅仅对有关概念加以描述。

五、研究项目必须包含第一手资料和数据的采集；研究结果基于对第一手资料和数据的考察和分析。

六、研究方法选择恰当，研究程序遵循规范，严格缜密，主要概念定义严谨清晰，对变量的测试经过可靠性和有效度检测，分析方法运用得当。

七、研究结果表述清晰，富有条理，清楚回答研究课题提出的重要问题，提供假设测试的明确结果。

八、清除阐释研究结果的含义和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创新，在理论测试和构建方面的贡献，以及对理解和认识有关问题的理论和实际含义。对研究所包含的不足有清楚认识，提出今后进一步研究的可行建议。

开展具有国际水准的研究项目，争取到国际论坛或者新闻与传播学学刊上，国内已有可喜的开端。国际上主要新闻与传播学学术会议经常可以见到国内学者。不过从在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到在国际主流学刊还有相当距离。国内新闻与传播学界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以国际同行认同的标准开展科学研究，逐步将具有国际水准的研究成果推向国际论坛，进而争取在国际主流学刊上发表。

首先，要充分理解和认识有关新闻与传播学高质量研究的标准。能与国外同行交流和竞争的高质量研究，主要是指在相应理论指导下，探索事物所包含要素间的重要关系，能揭示人类重要活动的规律，能对人类认识世界提供新知的研究。因此新闻与传播学研究不能停留在用定量方法对新闻与传播现象进行描述，而要通过对事物所包含要素间重要关系的探索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寻找恰当理论指导研究实践，对我国新闻与大众传播学界仍然是一项挑战。学者首先必须熟悉理论本身，阅读其他运用理论做指导的论文，看别人如何将理论融入研究课题。有些问题可以用不同理论来说明，例如人对媒介的依赖程度，可以用人的需求和满足来说明，即使用和满足理论；也可以用合理选择理论，即经济学中收益和代价之比；还可以从心理学角度去探测人对事物的依附程度可能决定人与某一事物的长久关系。这里理论的选择取决于课题的重点，以及对事物之间关系的逻辑理解。有些现象也可以并用多项理论加以说明。运用理论开展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是一项高难度任务，一开始可以不必要求太高。例如可以先看一些变量之间的关系。有些研究课题不一定运用有明确名称的理论，如果能揭示事物之间的关系，只要这种关系尚未为人所知，或者在某个新形态下的情况尚不为人所知，研究成果依然能对所在领域做出一定贡献。

其次，在开展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时设定较高的目标，通过具体的研究实践逐步接近和达到国际水准。以国际标准开展新闻与传播学科学研究，研究项目必须具有原创性，研究成果揭示的是目前还无人知晓的新知识。原创性研究涉及对论题的分析和思考。但是光靠分析和思考不能完成社会科学原创性研究。原创性研究依赖第一手资料，依赖对实际问题和新闻与传播现象的直接考察。结论必须来源于对数据或其它第一手资料的分析，而不能只靠对事物此“性”彼“性”的分析。科研经费是原创性研究经常遇到的一个的问题。在开始阶段，可以因地制宜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开展数据搜集。例如到社会上开展调查或者开展电话调查需要相当数目的经费。但是在校园开展调查，较少的经费也可能完成课题。当然研究课题必须和在校园调查的对象相关。采用内容分析方法对媒体有关重要问题的报道开展研究需要的经费相对较少。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内容分析主要考察内容，做出理论贡献比较困难。在校园开展实验性研究，所需经费也相对较低。目前国内有不少面向各类学者的研究基金。申请这些基金时，除了考虑研究基金以及国内环境对研究项目的要求，还可以从国际视角去考虑研究成果的普遍意义，国际同行是否会有兴趣。国际同行的兴趣往往不是因为某项研究是关于中国的，而在于研究成果是否提供了新的有价值的发现，对理论建设是否做出贡献，以及是否丰富了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的文献。依靠这类基金的支持，有可能完成具有国际水准的科研项目。

再次，按照国际同行认同的标准建立研究成果的评审机制。国际新闻与传播学年会和国际学刊对于收到的论文都采用匿名评审的办法。每篇论文一般由至少三名学者匿名审阅。论文匿名审阅制度是保证所具有一定质量的手段，又是一个开展建设性批评的过程，使得即使尚有缺陷、还不能发表的论文作者也能从中受益（AbelandNewlin，2002；Donovan，1998）。一般审稿人的意见多数都具有建设性。论文作者都能从中获得新的思路、新的视角，学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原来没有意识到的错误可以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避免，原来不懂或者没有接触过的东西有机会进一步弄懂。不过论文审阅人的背景和研究领域各不相同，看问题角度不同，对有关问题会有自己的理解，对研究方法也会有不同的把握。有时同一篇论文，审稿人的看法会有所不同。因此研究性论文送交国际新闻与传播学专业年会或者国际学刊，要有被拒绝发表的思想准备。美国主流学刊论文的接受率在15%—20%。所有资深学者都有论文被拒绝的经历。例如议程设置的创始人McCombs和Shaw（1972）关于议程设置的第一篇论文是在被《新闻学季刊》拒绝后，在《舆论季刊》上刊出的。

国内部分学刊现在已有论文匿名审稿制度。希望匿名审稿制度能在所有新闻与传播学学刊实行并不断完善，成为推动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步骤。任何研究项目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新闻与传播学研究需要同行间的建设性批评。科学研究的过程，就是参与研究的学者对已有的研究成果持批判态度，在此基础上提出问题，提出新的思路，继而推出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扩充我们对某一问题的认识。如果在论文评审的过程中鼓励严肃认真的批评，通过建设性的批评来改善研究工作，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水平的提高一定会更快。在国内目前开展新闻与传播学科学研究离国际水准尚有距离的情形下，国内学刊可以邀请海内外学者参与论文评审。国内的学者也可以利用国际同行的匿名评审系统来提高研究水平和论文质量。论文寄到国际学术年会或是新闻与传播学刊，一般都能得到明确的指点。即使是比较专门的研究课题，周围不一定有合适的人能提出建设性意见，但是在国际学术界，往往能找到具有相关领域专门知识，能提出独到、中肯意见的专家。评审意见往往包含对改进论文质量，提高研究水平更为直接有用的知识。充分利用匿名审稿制度，让国际同行点评我们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国际学界的行规以及评价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的标准，更有效地学到一般科学研究以及与具体课题相关的、对提高研究水平至关重要的知识和技能。

结语

我国部分研究型大学近年来志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王大中，2003；闵维方，2003）。一流大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具有国际水平的研究成果，看该校学者取得了多少高水平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对人类的知识宝库做出了多少重大贡献。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也需要新闻与传播学者的参与，新闻与传播学科学研究国际化成为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多年的发展，学者队伍日益壮大，研究水平的提高，为新闻与传播学研究国际化提供了有利基础，使得新闻与传播学界可以把科学研究国际化逐步提上日程。本文根据这一目标，提出了新闻与传播学科学研究国际化的长远目标以及推动目标实现的具体途径，包括需要开展的三方面工作，一是依照国际标准培养有国际视野和研究能力的学者，二是充分合理利用海内外学术资源，三是以国际同行认同的标准开展科学研究。要实现这些目标，以目前国内学者的实力以及研究水平，尚有一定难度，还有许多艰巨的工作要做。除了充分发挥国内学者的积极作用外，还要充分利用海内外的资源，通过海内外学者间的交流与合作来发掘有效途径。集合海内外学者的智慧和力量，来推动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科学研究国际化水平的提高。争取在较短时间内使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跨出国门，逐步取得与国际同行对话和竞争的能力，使得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成果的影响不再只限于国内，而是逐步进入国际同行瞩目的科学文献。

[参考文献]

[1]Abel,R.E.andNewlin,L.W.(eds)(2002).ScholarlyPublishing:Books,JournalsPublishers,andLibrariesintheTwentiethCentury.NewYork:JohnWiley&Sons.

[2]Dennis,EveretteE.(1992).DoctoralEducation:AWell-KeptSecret.OfMediaandPeople.NewburyPark,CA:SagePublications,94-99.

[3]Donovan,B.(1998).TheTruthaboutPeerReview,LearnedPublishing,11(3),179-184.

[4]李喜根(2006).“美国式的研究”才是高质量研究？国际新闻界，(7)，45-49.[LIXi-gen(2006).Only"American-StyleResearch"isHighLevelResearch?OnResearchApproachesof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Studies.Journal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7)，45-49.]

[5]McCombs,M.E.andShaw,D.L.(1972).TheAgenda-settingFunctionofMassMedia,PublicOpinionQuarterly,36,176-187.

[6]闵维方（2003）.北京大学：向着世界一流大学迅跑.人民日报，2003年4月25日第8版，/20040810/3112549.shtml.[MinWeifang（2003）.BeijingUniversity:TowardstheFirst-classUniversityintheWorld.People’sDaily,April25th,2003.]

[7]Shaver,Dan(2005).StatusReport:Ph.D.EducationinMassCommunication/July2005,/pubs/phd/phdfinalreport.pdf.

新闻与传播论文范文第2篇

一、媒介社会化研究的两条路径和问题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检索关键词“媒介化社会”，可以搜集到的相关论文达两百多篇。其中，发表于2006年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一文已经被引用两百多次，在学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这也间接地说明了“媒介化社会”在学界的研究热度。但是这篇论文重点介绍的是互联网所带来的媒介融合浪潮，媒介社会化只是作为媒介融合的一个结果被简单提及，并未对其特征进行详细描述。不过其中关于“媒介人”和“拟态环境”的理论阐释，开拓了媒介化社会研究的理论视野，成为许多后续研究的起点。不过，学界早在2004年举行的“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上已经把“媒介化社会：现状与趋势”作为论坛主题，积聚了一批颇具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李双龙、王婷婷对论坛所做的综述中可以看到，在“媒介社会化”这一主题之下，大会研讨的内容涉及到了包括传者、内容、媒介、受众、效果等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12]这也显示了“媒介化社会”这一概念对新闻传播学研究问题的包容性和概括力。国内对于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文章从2006年开始大量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和互联网的发展程度、媒介融合的推进切实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体验。有学者提出社会的媒介化是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同步的，只不过“其突破性进展却是在电视普及之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使这一过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过一些研究者仍然习惯将媒介视为媒介化社会研究的中心，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当前我国社会的媒介化程度，即受众的媒介依赖程度、受众对媒体的角色认知等。有的则将研究的中心转移到社会中的特定群体(如少数民族、“农民工”等)身上，从媒体的“赋权”功能分析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权力格局变化。[51有学者从舆论学的角度关注媒介化社会中的舆论表达特点，实际上是阐述网络自媒体的出现所带来舆论生成过程的变化。这些研究大多以媒介建构社会的功能为出发点，遵循行政研究的路径，旨在通过研究媒介建构社会的特点，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但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仍然以媒介为中心和出发点研究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已经不足以理解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有学者提出的，传统想象空间已经不能解释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想更好地理解媒介、理解社会并进而创新和完善社会管理，～个必要的前提就是重新思考媒介的定位。[71应该看到，在社会媒介化的过程当中，媒介自身也在经历着社会化的过程。从传统媒体的中心辐射式大众传播到社会化媒体的病毒裂变式传播，媒体已经不是天然地站在社会信息流通的中心。位置结构的改变也必然要求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同时，也有一些不多的研究在关注社会的媒介化有可能带来诸多弊端。这种研究批判的路径其实也是“媒介化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技术的过度发展和对人类的技术控制一直是潜伏于现代社会的深层忧虑。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就描绘了一个统治者依靠大众媒介重写历史、改造语言、清理思想、重构社会的恐怖场景。因此有学者认为，“媒介化社会”的概念“越过了和比较中性的信息化与国家发展的关联，而进入到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李普曼的‘伪环境’(即拟态环境)、甚至所谓媒介‘妖魔化’的关联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警醒和反思基础上，有研究者指出在媒介化社会中语境进行媒介素养的研究有了更加显著的意义，即使人们对现代传媒拥有一种批判的能力(即素养)，帮助人们解构媒介的“编码”，避免沦为媒介的奴隶。对媒介化社会的批判、对“媒介经验”的不信任，在逻辑上也必然走向对人类“直接经验”的强调。有学者就认为，“人类只能靠自己与生俱来的沟通本能，去诉说，去倾听，去建立并实施新的关系或交往规则，帮助自己和自己关心的人找回人生在世的立足之地”。[101总的来看，媒介化社会的行政研究路径较为细致地分析了媒介化社会的一些规律和特点，从社会建构、话语抗争、舆论生成等方面揭示了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具体变化，其缺点则在于对媒介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色彩缺乏必要的警觉，对媒介技术带给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过于乐观，容易陷入媒介控制社会的倾向之中。媒介化社会的批评研究路径对上述问题有着高度的警觉，但如何从此路径进一步增加人们对于媒介化社会的认识和洞见，当前的研究似乎还缺乏有力的回应。实际上，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媒介化社会研究路径，它既应该是有经验的支撑、实证的力度，也应该拥有批判的视野、思辨的深度。

二、诸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不过，让我们暂时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媒介化社会”本身来，因为它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条理解诸多新闻传播学命题和理论的路径。19世纪30年代，大众媒体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媒介化进程的开始。随着电视这种更加直观化、娱乐化、大众化的媒介的普及，人们对于大众媒介的依赖程度大大地提高了，大众媒介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而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繁荣发展，在提供方便快捷的资讯服务的同时，也大大地加重了人们的媒介依赖症。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实质上是媒介不断获得建构现实的能力和权力的过程，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始终是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同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媒介化是开展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客观对象，而媒介化社会可以看作是众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厦门大学陈贼如教授在其专著《心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中曾对许多传播学理论作过类似的总结。她认为，如学术前沿“框架”、“议程设置”、“把关人”等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很多红火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即“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有选择地反映。”而“那么多的框架分析、把关研究、议程设置，其目的都是为了推断这些隐藏在传媒内容背后的(选择的)‘标准’。”而在陈教授所未论及的许多新闻学理论的背后，也同样是以社会的媒介化为逻辑起点的。陆定一对新闻所作的定义“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已经将新闻的事实属性和建构属藏其中。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现实与镜像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切新闻学研究的学术起点，所有的新闻理论无不指向于如何让媒体更好地反映现实。现代媒体以向读者提供信息，帮助读者观察外部世界为基本职能，这也是公众对于大众媒体的最低期待。这种功能和期待也是随着现代新闻业职业伦理的发展而形成的。包括新闻专业主义、精确新闻学、新新闻主义等在内的西方众多关注新闻实践活动的新闻学理论，从根本上都是希望从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角度出发，探索如何拉近“拟态环境”与真实环境之间的距离。网络媒体的巨大繁荣对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新的媒体环境极大地改变了作为逻辑起点的媒介化社会的内涵：大众媒体的传播中心地位被极大地削弱。一方面，媒介化社会作为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仍然有着顽强的学术生命力。例如，以大众媒体为中心的传统研究需要应对网络媒体对媒体建构新闻事实的挑战，研究如何利用网络媒体采写、传播新闻。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中心，跟随着媒介化社会的新内涵，转向更加广阔的传播领域。而这种转向将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丰富的社会实践、大量的研究课题、广阔的学术空间，还有来自理论刨新和研究方法的挑战。现在，我们可以把上一节结束时所希望探寻的全新的研究路径拿来一起思考了。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曾经说过，“学术上的事往往起点决定终点”。因此，我们探寻新的研究路径，也必须要对研究的逻辑起点(即媒介化社会)进行重新的认识和改造。而凯瑞所带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上面引用的这个判断。他提出的仪式传播理论，对我们完成研究起点的重建有很多启发。

三、凯瑞的传播仪式观

詹姆斯•w•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传播观，即传播的传递观(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开拓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推动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凯瑞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或仪式传播理论，来源于杜威对传播的洞见。他提出传播“是人类共处的基础所在”，“由于分享信息的凝聚力在一个有机的系统内循环，社会便成为可能”。他以充满宗教色彩的“仪式”一词来指称人们分享意义、传播共识的行为，并将它所涵盖的范围扩大到了大众媒体的传播活动。人们被邀约进入新闻的阅读仪式或收看仪式，目的就在于通过某种戏剧性的行为改变读者作为旁观者的身份，进而卷入到权力纷争的媒介世界之中，而非仅仅从中获得有用的信息。“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司詹姆斯•W.凯瑞的仪式传播理论是对人类所有传播活动的整体性反思，远远超越了新闻传播学的传统范畴。但是他对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所引发的深刻变化，却有着非常卓越的洞见和描述。他曾以电报为例阐释了技术的出现对日常观念的影响，包括新闻客观性观念的产生和简约文风的形成、全球时区的划分和标准时间的确定、空间套利模式的衰落和期货交易的出现等。;或许，类似这样的对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才符合我们的学术期待，而这就要求我们把整个媒介化社会纳入到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之中，而不再仅仅盯着新闻报道做文章。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或许也可以借用文化转向来称呼。

四、对文化转向的思考

文化研究学派是西方新闻传播学界中的重要组成。但因为西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巨大影响，国内文化研究学派理论的引介不多，在国内的影响力也比较有限。实证的定量研究把论得非常精致，但也使我们的学术“匠气”十足，缺少思想的灵动;研究的问题具体而微，得出的结论也经得起科学的证实和证伪，但是许多问题的解决既不能拓展我们的认识，也缺乏理论的纵深。倡导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焕发学科发展的新活力。这种倡导，还源自于网络媒体的发展所带来的传播革命。一方面，网络媒体的出现导致了媒体环境的重新洗牌，大众媒介的中心地位正在日渐丧失，以大众媒体的新闻生产为主要对象的传统研究尽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但它的中心位置也正在逐渐削弱。另一方面，社会在媒介化的同时，媒介也在朝着社会化方向大步迈进。社会化媒体的出现重新结构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信息途径、思维习惯，重新定义了什么是交往、什么是传播，而新闻传播学目前却一直没能从理论上系统地解答这些问题，只是在某些细节上有所突破。

事实上，一种更加宽广的研究视野正在学界形成。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提出了‘’小新闻”走向“‘大传播”的学科建设和科研的新取向，既要突破以采写编评、媒介经营管理为主的传统教学与研究，也突破以“受众为重点、效果为目的”的大众传播学领域，走向以互动、沟通为重点，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探索信息传播与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之间关系的宏观研究。这种设想和提倡，与凯瑞的文化转向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在着力避免“‘传播’把我们引向某个孤立的生存片段”的倾向，试图“把我们引向生活总体方式的研究”。这也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的主要内涵。深圳大学丁未教授即将出版的新著(流动的家园:“饮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即是以田野调查的方法对湖南依县籍在深圳开出租车司机群体的传播行为所进行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丁未正是《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的译者。

当前，新媒体研究成为新闻传播学界的热点，并且呈现出与信息管理、网络技术等学科之间交叉融合的态势。这些研究无疑会丰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手段，提高研究的科学化水平。但这种趋势也使’‘我们与在人类学、文学研究以及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占核心地位的批判的、阐释的、比较的研究方法整个地割裂开来。在新媒体研究中，具有宏观的文化视野的理论构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倡导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也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不同的传播学思想，提升学科的理论层次和跨学科对话的能力。

新闻与传播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学科关系

一、讨论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关系的历史回顾

自1978年开始引进、介绍西方传播学以来，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就逐渐呈现在国人的学术视域中。这是因为，要阐述什么是传播学，就牵涉到与新闻学的关系。譬如，早在80年代中期，就有研究者断言：“传播学重视理论研究，而新闻学重视业务研究；传播学以‘学理’为重点，新闻学以‘术’为重点。”[1]显然，这样的比较已涉及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

进入90年代，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和讨论的学科建设问题。1992年，王泽华在《新闻学和传播学之比较》一文中比较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提出“新闻学是大众传播学的不同层次和分支，但传播学又不能代替新闻学。”[2]从此，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特别是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就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1996年，喻权域《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调研随记》写道：1995年6月在成都出席第四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期间，作者利用会议空隙“与来自各大学新闻系、新闻研究所和报社、电台、电视台的学者专家，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结果，“接触过的所有学者专家，几乎一致认为：不能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3]作者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开展调研，且强调“不能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显然包含了一个前提性问题，那就是学界已经出现了“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观点。

检索有关文献，不难发现90年代中期确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这样的看法。1994年，明安香在《新闻学向传播学的历史性发展》一文中写道，随着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新闻学’这一传统概念和术语同其所研究的众多媒介对象、庞杂的传播实践相比，就像恐龙蛋同其破壳而出迅速为庞然大物的恐龙一样，极不相衬、极不适应。”因此，“当前世界上新闻学正在向传播学发展”，这是一种“历史性趋势”。而“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已确定无疑进入了大众传播阶段。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我国新闻学研究及时转入到以传播学、大众传播学为主的研究，已经势在必行。”[4]尽管明安香没用“取代”一词，但文章内容特别是结论确乎有“以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意味。1995年，邵培仁在《新闻传播学》一书中则明确提出：传统新闻学“正一步一步地走向衰老，即将成为‘一门绝望的学问’”，“给新闻学植入新的基因，注入新的血液，引进新的方法，是新闻学获得新生的唯一出路”[5]。因此，“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再以传播学替换新闻传播学，这实在是社会的需要，时代的趋势，历史的必然，并不以那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左右它、阻挡它。”[6]其后，邵培仁在一篇论文中又重申：“用‘新闻传播’取代‘新闻报道’、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乃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7]邵培仁的说法是“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不过他又说“再以传播学替换新闻传播学”，将其观点概括为“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似乎不成问题。与邵培仁的主观设想不同，裘正义则从事实上判定传播学已开始取代新闻学。他在一次研讨会上说：“学科的发展即意味着否定。传播学通过自身的研究已部分地取代了新闻学。”[8]

正是由于出现了“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议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在1996年引起学界高度重视。李启在《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定位》中作了专门探讨，认为“大众传播学、传播学和新闻学都是独立的学科，它们在研究的重点（对象）和研究方法上都有所不同，提供的知识和理论也不同，因而相互之间不可能取代。”“传播学同新闻学的关系，可以定位为传播学是一门同新闻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科学。”[9]1996年5月8日，《新闻大学》编辑部邀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部分师生与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系教师，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举行专题研讨会。“会议在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作了一番简单回顾的基础上，分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着重探讨了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并预测中国新闻学发展的前景，就如何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提出建议。”不过，对于“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会议“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性意见，但是，从中大家都感觉到传统新闻学教学与研究的困境，更看到传播学在我国已站住了脚跟。”[10]

由于“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这个问题悬而未决，学界在如何对待传播学的问题上先后产生了对立的看法。一种是倡导主张借鉴、吸取传播学来改革、发展传统新闻学；一种则是强烈批评传播学对新闻学的“侵占”乃至“一统”天下。

1998年，李良荣、李晓林在《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一文中提出：“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不单是一个理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新闻学的发展与借鉴大众传播学的要求愈来愈紧迫”，“借鉴大众传播学的优秀成果是新闻学的当务之急。”对于“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哪些内容”来“为己所用”，文章说：“首先，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的核心内容受众理论”；“其次，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的效果理论”；“最后，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中有关媒介经营理论”。[11]从字面上看，“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这一表述很容易被解读为“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然而，作者的本意是吸取大众传播学的有关理论来改革和发展传统新闻学。应当说，这种思路是从80年代中期以来就有的一种主流思路。正如吴廷俊所说：“1984年至1988年，中国传播学出现一次高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导入西方传播学，吸取传播学中的合理内核，改造中国传统新闻学，这是当时大多数研究传播学人士的想法。”[12]

2001年，李希光在一篇文章中慷慨激昂地发问：“新闻学教育是培养埃德加·斯诺还是培养施拉姆？是培养一个健全的民主法治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家和舆论监督者还是培养象牙塔里的传播理论家？……”李希光认为，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学的前途不是掌握在新闻学专家和学者的手中，而是掌握在传播理论家手中，其结果是用理论传播学抹杀新闻学的特点和价值，使新闻学枯萎下去”；而“用传播学那种经院式的教育模式一统新闻传播院系，将会影响新闻院系与主流媒体业界的关系”。“但是今天，不幸的是，新闻传播学教育正在掉进传播学的理论陷阱里”。[13]李希光的这些批评，点燃了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声讨”传播学的炮火。后来有论者呼应说：“传播学成为了近几年来新闻界最为时尚的新闻术语，以至于一些年轻的新闻理论工作者断言道：未来的新闻将是传播学取代新闻学。这种新闻学消失论乃至于成为了一种时髦，在许多人的嘴里传播着。”“在这样的学术理念下，新闻学渐渐模糊着自己的本质，甚至有被传播学所取代的趋势。”[14]

有学者认为，李希光的文章“失之偏颇”，“但问题却很尖锐，可惜没有形成讨论”[15]。其实，回应是有的，不过没有指名道姓。2002年，张骏德发表《简论中国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一文，认为传播学的引进“对中国的学科建设尤其是中国的新闻改革”产生了“两大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是促进了中国新闻观念的更新与改革，推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新闻改革”；“二是促进了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因此，在新闻院系中设立传播学课程很有必要。有人担心，目前的新闻教育中出现了‘用传播学统一新闻教育天下’的倾向，担心‘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会导致新闻教学的失败。这实际是一种杞人忧天现象。目前教育界确实存在某种一哄而起办传播学系（专业）的泡沫现象，但这与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是两码事。正规的新闻学教育仍坚持着它的传统特色，而加进了传播学教育的内容，更有利于新闻人才的全面发展。”[16]这些论述，显然是针对李希光的。

如果说1996年前后出现的第一次讨论主要是关注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那么2001年以后出现的第二次讨论则聚焦传播学是否支配了新闻教育，即事实上开始取代新闻学。因此，在第二次讨论中不仅有以李希光为代表的一方在“讨伐”传播学“侵占”了新闻学的领地或“一统”了新闻学的天下，也有另一方的论者在感叹传播学教育尚未走出新闻学的阴影。汤晓羽认为，“传播学与新闻学课程设置雷同，是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现象的渊源在于传播学最初由新闻学界引入中国，之后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似乎总是受到传统的新闻学研究带来的思维模式的影响，甚至在课程设置上也跳不出新闻学的旧框框。传播学的课程安排无非是一两门传播学基本理论之类的专业必修课，如传播学概论等，再加上新闻学方面的专题研究课程，涵盖新闻、广播电视、出版等，名为传播学，实际上还是新闻学范畴。”[17]

孰是孰非？难以简单回答。上述争论之所以反复出现，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不容忽视的是，人们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各自的规定性还缺乏准确的把握，对其区别与联系也缺乏深入的辨析。因此，学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必须弄清楚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或定位。张国良指出，“立足于中国，展望传播学科的未来，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它的定位，包括它与新闻学科的关系。”[18]不少学者也强调：“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之争，……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19]，“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的关系”是一个重大问题[2]，“无论是传播学还是新闻学的发展，首要任务是搞清学科界限”[21]。

二、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

搞清学科界限固然重要，但如果只强调这一点，难以避免片面性，辩证的方法是既弄清学科界限，又看到学科联系。只有弄清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以及相关的我国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的现状，才能科学地判断上述两次争论的是是非非。

前已述及，《新闻大学》编辑部1996年曾专题研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但会议综述表明，大多是即兴发言，分析并不深入。倒是过去十多年间的几篇专题论文，阐述还相对充分一些。这些文章主要有：《新闻学和传播学之比较》（王泽华，1992）、《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定位》（李启，1996）、《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李良荣、李晓林，1998）、《简论中国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张骏德，2002）等。由于张骏德的文章论述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区别是引用李良荣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研讨会上的发言，李启的文章侧重介绍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实际上只有王泽华和李良荣等的文章作了较为充分的论述。王泽华从研究视角、研究侧重点、研究内容、研究范围、学科属性五个方面比较其区别，李良荣从学科背景、研究领域、主攻方向、研究方法、研究风格五个方面比较其差异。两位学者的表述有所差异，有的名异而实同，如“研究视角”与“研究风格”，都是说新闻学着眼微观而大众传播学侧重宏观，“研究侧重点”与“主攻方向”也基本一致，“学科属性”与“学科背景”也有一定关联性。当然，各自的阐述有所不同。两位学者也注意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联系，但王泽华只说了一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李良荣则认为：新闻与信息是新闻学与传播学“同胞式的研究内容”，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媒介内容具有重叠性，新闻学的“读者需要”理论与大众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有着不同程度的衔接”[22]。

现在回过头来看，两位学者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异同的分析都是一种基于经验观察的描述，而且是以个人的观察为依据的描述，难免主观随意，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关键句与具体阐述之间时有不吻合或不准确的现象，显得学理分析不足。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当时国人所引介的传播学主要是美国的主流传播学，即传播学的经验学派，而传播学的批判学派尚未得到充分介绍，论者对传播学的理解局限于主流传播学，几乎没有考虑到批判学派的传播学，比较分析的片面性也就在所难免。在对传播学有了更充分更全面更深入认识的今天，我们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异同的把握，理应更加科学而且准确。

应当承认，要科学而且准确地把握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是有困难的，这是因为：传播学到底是一门独立学科还是一个研究领域，本身就有争议。潘忠党2003年在为《传播·文化·社会》译丛所作《总序》中指出：“虽然‘传播学’在教育部认定的学科分类中被安放在了‘新闻传播学’之下，但它的学科面貌仍然不甚清晰。即使在被认为是‘传播学’发生的美国，它也是一片混沌。曾有学者力主‘传播科学（communicationscience）’，但那也只是一家之言，表达涉及传播现象的某一类研究，主要是由施拉姆整合前人的研究而建立的传统。很多人，尤其是从事文化或批判研究的学者，继承英国的文化研究、政经分析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更愿意将他们的工作称为‘媒介研究（mediastudies）’；还有很多人，为了包括比‘媒介研究’更广的范围（比如语言的使用、修辞艺术、社会仪式、人际关系之建立等），索性就用‘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studies）’。这不是刻意咬文嚼字，而是因为对传播现象之研究涉及不同学科、不同取向，从事这类研究的学者各有侧重，也各有所好。”潘忠党表示，他“更倾向于使用‘传播研究’”的表述，而且，“这一研究领域应全面开放，不必画地为牢”。因为“大众传播研究是一个综合研究领域（fieldofstudy），而尚不成为一个制度化了的独立学科（discipline）[23]。潘氏之论，先获我心，深为赞同。当然，国内学界也有比较中庸的看法：“大众传播学既是独立学科，又是重要的研究领域。”[24]

为行文方便，姑且悬置传播研究的学科性论争，仍采用国人惯用的“传播学”及“大众传播学”来与新闻学作比较，同时充分考虑传播学的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之间的异质性。本着这样的立场，我认为新闻学与传播学特别是与大众传播学的异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的异同。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媒介范围的异同，一方面是媒介内容的异同。在媒介范围方面，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媒介，主要是报纸、广播、电视，也涉及新闻期刊，现今还有互联网；传播学研究的主要是大众传播媒介，即新闻媒介加上电影、书籍，新闻期刊也扩展为所有不同种类的期刊。在媒介内容方面，如果把大众传播媒介的内容概括为新闻、言论、知识、文艺（副刊）/文娱（节目）和广告等五种主要的信息类型[25]，那么，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与言论两块内容，而且主要是围绕着新闻与言论之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制、出版等“新闻工作”来进行研究。大众传播学则研究包括新闻与言论在内的所有信息类型，而且是将其作为一种整体来加以研究。诚然，新闻、言论、知识、文艺（副刊）/文娱（节目）和广告这些信息类型各不相同，如何作为整体来研究？要知道，大众传播学并不是一般地描述这些信息类型，而是从传播过程切入，一方面是要研究这些不同信息类型的传播活动所共有的传播规律，这是主流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是要研究这些不同信息类型的传播过程所赖以进行的社会生产机制，以及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如色情、暴力对青少年所产生的影响等等，这是批判学派传播学所关心的问题。

（2）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的异同。长时间以来，所谓“传播学重视理论研究，而新闻学重视业务研究”，或者说“新闻学偏于‘术’研究，传播学则偏于‘学’的研究”之类说法，已被固化为人们的“常识”。其实，这样的理解并不准确。因为，这种比较忘记了传播学也有其业务研究的应用学科——公共关系与广告，只拿国人心目中作为概论性质的“大众传播学”来与新闻学相比。如果承认新闻、广电、公关、广告都是不同形态与质态的传播活动，而且承认新闻学是研究新闻传播规律，广播电视学是研究广播电视规律，公关学是研究公关活动规律，广告学是研究广告活动规律，那么就应当承认，大众传播学是研究包括新闻、广电、公关、广告在内的所有形态与质态所构成的传播活动总体的规律。换言之，大众传播学的研究层面是基于新闻、广电、公关、广告之上的一般性传播规律的整体性层面，因而其学理层面也就比新闻学的学理层面更加抽象，更加一般，也更富有理论的概括性和指导性。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传播学的应用学科，比如公关、广告的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又处于大众传播学之下与新闻、广电相类似的层面上。

（3）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的异同。这里，必须注意主流传播学（传播学经验学派）与传播学批判学派之间的原则性分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及其不同学派的产生可以看出，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的差异导致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本质性差异。传统上，新闻学是为培养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媒体人才而产生的，因此，新闻学研究与教育一方面注重职业技能的培训，一方面注重专业理念或专业伦理的培养，也就是注重人文理想、人文精神的灌输与养成。归根结底，新闻学具有鲜明人文取向，是人文学科。美国主流传播学则是为了满足政治、军事、企业等不同利益集团的需要而产生的，具体说，是为了探究媒体企业如何争夺商业广告、广告主怎样获得理想的广告效果、政治竞选采取什么传播策略、国家军队如何开展战时宣传等问题而出现的，从一开始就放弃价值理性，承认现行的传播制度是合理的，只求工具理性，致力于寻找达成更佳传播效果的方法与策略，从而成为直接服务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经营管理工具。难怪有学者认为，“美国传播学……本质……就是一个企业运作的理论。通过对社会学、心理学一些现象的缜密分析以求找到获得最大传播效果的方法，如果套用商业语言的话，就是如何投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26]因此，美国主流传播学具有鲜明的行为科学取向，是社会科学。而传播学批判学派往往将传播尤其是大众传播视为整个社会结构中的组成部分，着眼于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乃至哲学的角度综合探讨传播与社会的关系，着重研究传播现象的阶级性、历史性与社会性，尤其重视对资本主义大众传播体制、传媒文化工业、传媒与权力等根本问题的批判性考察和深层分析，追求的是价值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具有鲜明的人文取向，是人文学科。要注意的是，尽管传播学批判学派与新闻学都具有人文取向，同属人文学科，但两者的学术立场仍然同中有异：传播学批判学派是以批判的方式表达对人文理想的坚持，而新闻学仅仅是强调要正面传授人文理想。相应地，两者所关注的学术问题处于不同层次，新闻学偏重“术”而传播学偏重“学”，可谓精神相通而层次有别。

（4）研究方法的异同。传统新闻学从来没有单独将研究方法作为问题提出来，这表明新闻学缺乏研究方法的自觉。这自然是一种基于科学主义立场所作的判断。事实上，新闻学主要是运用归纳与演绎这些最基本的逻辑推理方法来开展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业务操作，即新闻的采、写、编、评，以及新闻节目的摄影摄像与制作。美国主流传播学一直强调运用社会调查、心理实验、内容分析等“科学性”方法来研究传播效果，通过量化与统计的过程来求得实证性的结论，对传播实践作出准确的事实判断，作为改进传播活动的依据。与主流传播学注重事实判断不同，传播学批判学派则注重传播现象的价值判断，认为经验学派的实证研究方法不可能从根本上阐明纷纭复杂的传播现象，因而在研究方法上具有明显的哲学思辨特征，以确保其理论思想能从宏观的总体的辩证的高度上把握传播的意义。在研究方法上，传播学批判学派不仅迥异于主流传播学，而且与新闻学相比也是同中有异，因为其哲学思辨已深入到辩证逻辑的范畴，而新闻学主要运用归纳与演绎的逻辑方法，尚处于形式逻辑阶段。当然，文献研究、阶级分析等研究方法常为新闻学与传播学批判学派所共同采用，这又是其相同的一面。为明确起见，我们可以将以上各项内容列成如下简表：新闻学传播学经验学派传播学批判学派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新闻媒介；

新闻、言论（之采、写、编、评、摄）大众传播媒介；

大众传播过程与效果大众传播媒介；

传播与垄断控制、传播与意识形态、传播与大众文化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具体专业层次：新闻传播规律（层次Ⅲ）专业性概括层次：大众传播规律（层次Ⅱ）；

具体专业层次：公关规律、广告规律（层次Ⅲ）社会性概括层次：大众传播与社会的关系（层次Ⅰ）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实践指导者；

人文学科取向；

以传授人文理想为宗旨

“传播军师”；

社会科学取向；

为各种社会组织的传播需要社会理想守望者；

人文学科取向；

以批判的方式表达对人文理想的坚持研究方法逻辑推理（归纳与演绎：形式逻辑）、文献研究、阶级分析实证的科学方法：社会调查、心理实验、内容分析哲学思辨（辩证逻辑）、文献研究、阶级分析

1962年，托马斯·库恩出版《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的范式理论。在库恩看来，科学发展的过程是由一个常规科学传统转变到另一个常规科学传统，两个传统之间的变化就是范式（paradigm）的转换。所谓范式，就是一套共同的科学习惯，“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27]。借鉴库恩范式理论的思想，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正是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研究方法这几个方面的异同所构成的整体，决定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本质差异与内在联系。三、正确对待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分殊与吸取

上述分析表明：在全面理解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内涵之后，特别是在充分考虑传播学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的异质性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往往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并非以往论者所分析或想当然的那样简明单一，泾渭分明。或许正是其复杂的学科关系，导致以往的研讨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因此，此前引起关注和争议的一些看法需要加以认真反思。

（一）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与传播学是否统治了新闻学？

从学科发展历程来看，新闻学与传播学是随着传播媒介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学科发展经历了报学新闻学大众传播学传播学这样几个历史阶段[28]。问题在于，能否从这样的学科发展进程得出传播学将要取代新闻学的结论？上文对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异质性与关联性的辨析表明，无论是新闻学，还是主流传播学，抑或批判学派传播学，由于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这几个方面的异质性，显然无法相互取代，而只能相互补充，相互吸取，相互促进，共同进步。所谓“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设想，其实是一种急于改革传统新闻学弊端而产生的幻想，既不切合实际，也不符合学科发展规律，是一种“左”的认识误区。诚然，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比传统新闻学更富理论性，值得新闻学借鉴。然而，正如芮必峰1988年指出的那样，“就像美学无法替代其他具体艺术部类的研究一样，传播学也不能代替新闻学的研究”[29]。而且，在我国传播学的发展过程中，新闻学界的绝大多数专家学者都主张吸取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改革和完善传统新闻学。

与“取代”说这种“左”的认识误区相对，所谓“传播学统治了新闻学”的说法则是一种“右”的认识误区。不少学者习惯于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进程来讲“传播学有取代新闻学之势”。例如：在美国，“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了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30]；“在不少西方国家的高校教育中，传播学科有取代新闻学科之势，新闻院系普遍更名为传播院系”[31]。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即“新闻院系普遍更名为传播院系”。问题在于，这种“更名”是一种“发展”还是一种“取代”，我以为，解读为“发展”更为切实。何况也有新闻院系并未更名，像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等著名新闻学院，就没有更名。再说，美国90年代以来出现的关于“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的争论[32]，不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美国的新闻学与新闻教育在传播学、传播教育发展起来以后并未被取代吗？在我国，只能说近年来传播学发展较快，根本就谈不上什么传播学“一统”了新闻学的天下。在李希光批评“用传播学一统新闻教育天下”[33]的文章里，我们看不到令人信服的事实依据，难怪黄旦毫不客气地指出，“新闻学被传播学吃掉”是一个“伪命题”[34]。

（二）传播学、传播教育是否伤害了新闻教育？

在对待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上，不同的国家是有差异的。在英国，新闻专业与传播专业界限严格。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罗德·艾伦（RodAllen）认为：“新闻学更注重过程和制作细节，传播学研究效果，而不注重过程”，“最理想的状态是，新闻系和传播是在不同的学院，因为他们对学生的培养方向和目标是不同的”[35]。在美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则界限模糊。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会长乔·福特（JoeFoote）说，美国的新闻学、新闻教育与传播学、传播教育“两者常常共存于同一学院。在很多时候，很难说清楚哪里是起点哪里是终点”[36]。应当说，我国的情况类似于美国。吴信训感叹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尤其是新闻人培养与传播人才培养的界限颇为模糊”[37]，恰好表明了这一现状。

新闻与传播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融合于新闻信息之中的广告信息，对于受众的接受心理，具有心理优势。它能使受众潜意识地加以接受，而避免产生抗拒心理或者逆反心理，同时激活受众对其潜在需要。

在现代社会，“新闻”与“广告”两个词出现的频率很高。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的无所不在，使得传播亦无所不在，而新闻信息和广告信息是传播信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告信息融合于新闻信息之中，这种传播现象对广告信息的传播有什么心理优势?其心理原理是什么?其受众的接受心理有什么变化?这种融合于新闻传播中的广告信息传播形式有哪些?本文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一、新闻与广告的传播心理比较

1、新闻与广告具有共同的传播模式，但其传播五要素存在较大差异性。

著名的“拉斯韦尔公式”，提出在传播过程中存在五种基本要素，即将拉斯韦尔的“五w”模式而转变为大众传播中的基本概念：传者、信息、媒介、受者、效果。下面我们来比较新闻与广告在这五个基本概念中的内涵：

传者：在新闻学中传者指称新闻的传播者，现在通常将新闻人员、媒体从业人员，如记者、编辑等，称作把关人。因此，在新闻学中，把关人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指组织团体。他们负责从新近发生的社会事实中选择合适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再通过新闻媒体以新闻的形式传播出去。在广告中传者指称广告主、广告商及广告策划者，他们负责把有关商品与劳务的信息通过媒体向社会大众进行有偿的传播。

受者：受者在传播学中指信息的接受者即受众，指的是报纸的读者、广播的听众和电视的观众。他们既是新闻受众又是广告受众。受者与传者都是大众传播活动的主体。

媒介：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都是当代最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它们是传者和受者之间的通道，承担着传递信息的职能。新闻与广告有着相同的大众传播媒介。因为大众传播媒介既可以传递新闻信息，又可以传递广告信息。不过，传播广告信息需要收取客户相当丰厚的费用，带有商业性；而传播新闻信息则不收取任何费用，因为“有偿新闻”是一种违背新闻原则和社会公德的活动。

信息：广告信息与新闻信息有重要的区别：首先，广告信息多数为商业经济信息或服务信息，而新闻信息除此之外还包括时事政治、文化艺术、体育文化、科学技术、生活风情，自然灾害等。由此看来，新闻信息较之广告信息，其内容要宽泛得多。其次，广告信息可以重复播出，以加深消费者对它的印象，而新闻信息则忌讳较多的重复(同时强调时效性)。第三，广告信息的传播方式可跟艺术性结合起来，而新闻信息的传播方式则以准确性为原则。

效果：新闻信息效果是指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传媒的传播活动对受众的心理和行为以及对社会所产生的实际结果和影响。广告信息效果是指广告作品通过广告媒介传播之后对消费者、企业经营及对社会的影响，其中包括广告对消费者的心理影响、消费者对广告的心理态度及心理评价，还包括广告的经济效果。

从以上大众传播的五要素分析，新闻与广告虽然存在相同的传播模式，但也存在较大差别，这种差异性极大地影响广告受众的接受心理。

2、信息真实性是新闻与广告共有的受众接受心理基础。

不论是新闻受众还是广告受众，由于生活阅历、思维方式、、受教育程度、个人兴趣爱好等等的不同，对于传者和媒介所传播的新闻信息或广告信息，常常表现不同的旨趣，形成了不同的反应。传播效果问题的核心，是受众对于传者所传播的信息是否接受和在多大的程度上接受。受众接受一个信息，不仅意味着这个信息存入自己的头脑中，成为自己头脑中储存信息的一部分，而且确信它，把它作为自己正确认识外界的知识的一部分。受众视听大众传播，接受许多信息，但并不一定都确信它。要使受众接受信息，关键在于要受众确信传播的内容，这就是说，要使受众确信，最根本的是要传播的信息是真实的。信息真实性是新闻与广告共有的受众心理基础。

新闻必须真实，真实反映客观是新闻的生命。新闻传播者首选需要的是事实，需要通过各种渠道搞清楚事实真相，他们往往积极主动地去采访信息源，调查核实信息，然后再加以报道。新闻的真实是提高受众可信度的前提。每个受众都有自己的情感、意志和信念，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他们要对大量的信息进行选择和鉴别，逐渐积累经验，成为一种定势心理。他们认为可信的，就接受；不可信的，就排斥或反对。因此，可信或不可信是受众主观上对新闻是否真实的一种判断。传播媒介的权威性和新闻权威传播人都能增强新闻受众的可信度。新闻媒体常常被用来表达社会舆论，或者也常常运用自身的力量形成某种舆论。围绕近几年中国所发生的许多大事，社会上活跃着许多公众舆论。这些舆论在新闻媒介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表达，而形成了强势舆论，而新闻媒介传播了真实客观全面公正的信息，相应地树立了新闻媒介的权威性，从而提高了受众对权威的传播媒介的可信度。

信息的真实性在广告中同样重要。商业广告的信息传播功能是指企业传播商品、劳务信息和获取市场信息的一种形式，也是广大消费者获取消费信息的一种途径。消费者在购买商品之前，都必须对商品的有关信息加以了解和认识，只有弄清了特定商品的性能、特点、优势、质量等问题，才会在内心激发起购买或参与消费的冲动。消费者可以通过广告了解商品信息，而企业生产者和经营者可以通过广告获取市场需求信息，这是一个双向交流的信息过程。广告的目的是面对不同的消费者，有针对性的介绍各种商品信息和劳务信息，引导消费者进行正确判断和选择。但是如果传递给消费者的广告信息缺乏真实性．就会同时直接误导消费者，而损害消费者的经济利益。因此广告信息必须是客观实在，以事实为根据，言之有物，言之有据。广告实质上是一种说服，广告信息本身就应具有可信度。广告主的利益必定注重产品的推销，同样，消费者亦关心自己利益免受损失。他们既期望于广告信息，又害怕上当受骗。因此广告信息源一定要真实可靠，才能拥有广告受众较高的可信度。否则，虚假新闻或虚假广告会引起受众的逆反心理。

二、融合于新闻传播中的广告信息的形式

1、以新闻人物专访而凸现企业形象和产品品牌。许多报纸开辟专栏，专门报道企业的“带头人”。如，《长江日报》整版刊登题为《新东方的“武汉速度”》的人物专访写道：“校长陈向东这样解释新东方的用人理念：一个具有优秀品牌的新东方，永远是一座吸引杰出人才的大磁场，良好的品牌加上优秀的人才就能产生强大的生产力。”在这里，宣传了企业品牌、企业形象以及企业服务宗旨。同时，作者还通过视点的小专栏写了名为“呼唤新东方的武汉速度”进行导向评论。新闻价值与导向价值的交叉表现，不禁跃然纸上!但同时蕴含着明显的广告信息，新东方的广告品牌和广告形象留给受众以独特鲜明的记忆印象，而取得消费者对企业品牌与商品形象的认同。当现代广告进入“形象广告”时代，广告宣传已不再以商品宣传为主，而是以事业为主，通过广告，宣传一种精神、一种事业、一种未来追求；而企业形象，是指消费者、社会公众对企业的各种活动成果、企业行为所给予的整合评价与一般认定，它往往指“肯定和支持性的感情和评价”，它包括企业的知名度、企业的历史、企业的发展目标以及企业精神等。企业形象是潜在性的资产，一个成功的企业形象的塑造，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良好的企业形象有利于品牌形象的创立，有利于提高企业知名度。这篇人物专访进行新闻报道时的确也融合了关于企业形象或者品牌形象的广告信息。

2、以经济新闻宣传企业的市场销售理念，而提高商品的可信度?《长江日报》刊登的《扬子江靠质量打出市场》，新闻提示：率先使用DHI技术，两年淘汰两千头母牛。文章中从近期统计资料显示其扬子江自营牧场的规模以及扬子江企业的优势分析到扬子江牛奶理化指标的具体数字测算，销售量占全市三分之一强。充分的论据必然得出可信的结论使受众提高了对结论所融合的广告信息的可信度。

3、以新闻通讯的体裁写商业人物而融于广告信息。《长江日报》都市新闻皈登载的《打工妹当上商城“副总”》的通讯，新闻提示为“招来近百商家卖灯饰”报道了一位洪湖妹子招商引资艰苦创业，最后成长为年销售额超过2亿元的某商城副总经理的过程。通讯中隐性的广告信息明显地凸现出来，如灯饰商城的店牌、地点、规模等，会引起消费者注意和兴趣。

4、巧借名人效应．造成社会影响。《武汉晚报》头版头条新闻《600万打造130座名人雕像》引人注目。报道说：去年新批准成立的武汉商贸学院，属民办性质，该校在江夏流芳征地1200亩。一所新的学校如何与百年老校抗衡?院长涂宏斌认为必须以最快速度提高学校的文化底蕴。他突发奇想，制作130座世界文化名人雕像，与学生朝夕相处。

通过这个“新闻事件”，这所新组建的大学由此引起社会的关注。

5、新闻热点蕴含商机。导读充满广告信息。《武汉晚报》头版头条新闻题为《教育消费成为房价新引擎》，导读：名校成为售楼卖点，看房专车开进校园。现今，在营销界和广告界流传着一个概念“卖点”，即指独特销售主张或销售点。这一概念的引入，有力地把“满足需要”的口号推向了可操作化。卖点与消费者的价值观是紧密联系的。

6、以新闻图片(照片)附加说明解读而作广告导向。最近由新华社记者刘大伟拍摄的新闻图片真是生动有趣。题为“大哥，凉快凉快!”的新闻图片的说明是：“4日，在广州香江野生动物世界内，一只“演员”黑猩猩在演出之余为另一只黑猩猩摇扇驱暑。虽然近日广州持续高温天气，但香江野生动物世界的野生动物在饲养员的悉心照料下仍生活得十分舒适自在”。不论谁见到这张新闻图片都会被黑猩猩认真摇扇的样子逗笑，真想去现场一睹为快!

7、借用公益活动，树立企业形象。题为《AB公司捐20万美元抗非典基金》的新闻赫然在目。它这样报道：世界上最大的啤酒酿运商AB公司(安海斯——布希公司)，昨日向武汉捐赠20万美元(约合166万元人民币)抗非典基金，用以帮助我市购买先进医疗设备，提高医疗水平。……AB公司1995年进人中国市场，百威(武汉)国际啤酒有限公司是其在海外的两家生产厂之一。目前，百威啤酒已发展成中国销售额领先的外资啤酒品牌，占据了国内高档啤酒市场的半壁江山。首先通过AB公司捐赠的公益活动、省市领导人出席捐赠仪式并会见AB公司一行的新闻报道，给受众与社会树立起良好的企业形象，进而广而告之公司的商品品牌与在中国的销售额排名领先的经济成果以及发展规模。这些给消费者认牌购买有一个潜意识的暗示。

8、报道科研成果，蕴含新产品投放市场的广告信息。《夜光花卉闪亮登场》在《长江日报》头版刊登。报道了科研成果的神奇效果，配有彩色图片，使这种神奇效果得以验证，真是引人人胜。

三、融合于新闻传播中的广告信息的心理分析

1、接受融于新闻中的广告信息的心理优势。

心理优势一：潜意识地接受融于新闻传播中的广告信息。传播新闻信息是非功利性的，有“无偿新闻”之说，而广告信息传播是带商业性的。有的消费者对广告认识带有一定的偏见，甚至有逆反心理，认为铺天盖地的广告使受众浪费时间，特别是报刊中刊登许多广告，电视里不断插播广告，因此，这些受众遇到报刊的广告就翻页，遇到电视中的广告就换台。但是绝大多数受众对新闻信息都没有逆反心理，因为新闻信息内容很广泛，知识层面与涉及领域多，受众接收新闻信息时，新闻信息中所蕴含的广告信息也不知不觉地被接收了。潜意识信息以一种接受者没有意识到的方式进行传播。研究表明：潜意识刺激会引起一些小的反应，比如：“喜欢——不喜欢”的反应。然而，关键问题在于一条潜意识信息能否影响公众的购买行为。更重要的是消费者一般不购买他们不需要或买不起的产品，不管这些广告信息是潜在还是直接地展现出来。比如，《新东方的“武汉速度”》这篇人物专访，正值暑假期间见报，大中小学生、研究生根据自己所需想报名暑期英语培训，特别是中小学生的家长在众多林立的英语培训班广告面前踌躇不前犹豫再三，如果这些受众看到关于新东方的人物专访，岂不是欣然前往?受众表面接收了新闻信息．而潜意识地同时接收了融合于新闻信息中的广告信息．接受了“新东方”的广告品牌宣传。

心理优势二：由新闻信息的真实性的晕轮效应定势思维认为新闻报道中附着的其它信息都真实。众所周知，在新闻工作中常常有“把关人”、“守门人”之说，这通常是对新闻媒体有关组织团体或者是对记者、编辑的指称。“把关人”或者“守门人”负责从当天发生的社会事实中选择合适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再通过新闻媒体以新闻的形式传播出去。在人们心目中，越是权威性的媒体新闻的真实性越有保证。当受众在接受新闻信息过程中，主观上确信权威媒体发出新闻信息是真实的，则也确信新闻信息中所融合的其它信息也是真实的。《扬子江靠质量打出市场》一文宣传了扬子江企业使用先进技术，淘汰奶质不高的奶牛两千头，而科学地扩大自营牧场，正因为优质奶源保证产品新鲜、天然、纯正，而且有保证。真实是可信度的客观基础。受众视听信息都有一个对信息的判断过程。只有当受众对信息所表征的事实的可信度有了肯定的判断后，对信息的可信度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心理优势三：由新闻价值导向受众潜在需要。有专家认为：新闻价值是具有特殊潜在素质并能构成新闻的事实在传播后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和效果。《AB公司捐20万美元抗非典基金》的新闻报道应当是具有新闻价值的．跨国公司捐巨款的公益活动无益是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何况2003年上半年全国都在抗非典，这是国际国内都很关注的大事，自然捐巨款也是～件大事。当受众看到新闻标题，顺理成章要看下去，于是，文章后面关于百威啤酒的品牌与发展规模、投资计划等广告信息潜意识地被受众所接受，良好的企业形象与商品品牌给受众留下记忆，也激活了受众对此品牌商品的潜在需要。

2、接受融于新闻的广告信息的心理原理。

心理原理一：暗示。暗示现象是在无对抗条件下，人们对接受到的某种信息迅速无批判地加以接受，并依此而作出行为反应的过程。暗示不是说服，无需讲道理，而一种直接或间接的提示。《到武展看“恐龙”复活》的新闻报道就是很典型的一例。

新闻传播者通过形象的语言把知识科普展描述出来，非常吸引人，并提供了展出地点、时间，显然这是一种融于新闻中的广告信息的间接暗示。在这里，新闻传者凭借新闻报道为其中介，将知识科普展这一事物的意义间接提供给受众，使受众迅速而无意识地加以接受，而避免产生抗拒心理或者逆反心理。

心理原理二：受众的信息需要。信息需要是受众的基本的需要，在受众的需要系统中，信息需要占据主导地位。信息是认识的中介，没有信息作用于主客体之间．人就不能认识外部世界。信息的功能是可以消除认识的不确定性。获取信息，消除认识的不确定性，不仅对于生产劳动、社会生活是重要的，而且对于人的心理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月饼大战提前一月开打》的北京消息就是很典型的案例。

受众从这则新闻报道获得信息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月饼馅料“公布于众”，有了“透明度”。近几年提到月饼，许多媒体曝光月饼馅料丑闻。而这篇新闻报道起到消除消费者认识的不确定性的作用，并且融于新闻中的广告信息商品品牌使消费者同时吃了定心丸，重新建立起对商品品牌的信任感，进而消除其心理不协调性。

新闻与传播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科技开发；信息传播；实施建议

一科技开发概况

1．科技开发的实质

什么是科技开发，至今仍无公认的定义，根据国内以科技开发为主导职能的机构情况分析来看，我们试将它概括为以促进科技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为目标，组织实施科技成果的开发和成果转让，提供科技服务和科技支撑的综合类科技研发活动。与其他类别传统的开发研究工作相比较，科技开发的评价标准体系有其自身的特点。

2．科技开发机构体系

目前，我国已有专门从事科技开发的直属国家政府的机构——中国科技开发院。该院是由国家科技部、广东省人民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创办，经国家批准成立的科技开发机构，与有关省、市政府合作设立分院办事处和创业中心，现已设立十二个分院基地。所属机构企业从事涉及计算机、生物工程、机电一体化、新材料、交通、能源等领域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的开发业务。

3．科技开发前景

1科技开发工作的功能与服务对象已经发生变化。市场经济的确立和经济结构的多元化，使科技开发工作的主要服务对象不再局限于事业型科研机构和生产企业。事业型科研机构和国有企业在转制或改制过程中，需要更新产品结构，进行技术改造，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民营企业、三资企业和民营科研单位则正在不断地开发新的项目，填补着经济结构转化过程中所遗留的空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了农村的生产力，农民渴望早口脱贫致富，对科技信息的需求日益迫切。为各行各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提供具体的、有针对性的科技服务，这一切与科技开发信息有效的传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科技开发信息的传播成为科技开发过程中的至关重要的环节。网络化使信息的来源空前广泛，大众媒介的传播作用在科技开发工作中显得尤其的突出。李普曼在《舆论学》中曾指出人类生活在两个环境里，一个是“现实环境”，另一个是“虚拟环境”。现实环境就是客观存在的于你的周围，能够被人的自身直接感受和验证的环境；然而人的经历毕竟有限，人的很多经验是通过他人获得的，这就是“虚拟环境”。随着社会的进步，现代社会中科技开发“虚拟环境”的比重越来越大，而它的构成正是传播媒介。

二科技开发与新闻传播关系现状

1．科技开发传播信息化

新闻传播为科技开发提供了交流的平台，科技开发可以通过新闻传播进行可利用的信息资源的集合。全球性技术的传播信息网络技术，为我们提供科技开发的新途径。大众传播有利于迅速而有效的将创新信息传达给潜在的接受者，能带来知识的觉醒。传播手段的发展动力演绎了科技开发方式所推动的经济社会前进过程，“传播是社会不断创造新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状态，并使属于这些状态的社会关系与之相适应。”

2．科技开发与新闻传播结合之不足

1科技开发结合新闻传播现实研究不够紧密。对新闻传播在科技开发过程中的政策法规、经营与管理等现实问题缺乏相应的理论研究，既缺少对科技开发研发项目中导入新闻传播经营个案、科技开发媒介传播信息资源共享等微观问题的细致研究成果，又缺少为现实服务、影响决策的战略性研究报告。

2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开发的新闻传播研究不够系统，科技开发传播自身建设缺乏规划。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开发的新闻信息的研究显得零散、滞后，缺少抓住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开发新闻思想的精神实质去解剖新闻传播现实问题的研究成果。科技开发传播基本上停留在方法操练或对策咨询层次，从而在总体上无助于新闻传播对科技开发最大效益的的发挥。

3科技开发新闻传播研究有待加强交流合作。科技开发新闻传播研究有待加强横向联合、科技开发实体联合，加大经费投入，改善科技开发新闻传播条件，克服因经费、人员、方法等限制而难以进行相关信息资源整合构建项目的弊端，科技开发机构应有侧重的成立能广泛利用新闻传播整合有效资源的信息业务部门。

3．建设科技开发信息传播体系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1市场经济下的科技开发需要信息支持。科技开发主体和科技开发服务客体是否能够方便快捷地获取准确、及时、系统的市场信息作为正确决策的前提，成为在市场经济中能否立于不败之地的首要因素。基层政府、相关政府部门、研究机构也需要现代信息网络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作为作出决策、提出对策的依据。

2信息时代我国科技开发工作对传播信息化有了更为迫切的要求。我国对国内外市场的认识与把握还很肤浅，一些发达国家凭借其在科技、管理、信息、环保等方面的优势，设置了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等为主要内容的壁垒。这除了与我们自身一些科技开发管理观念与手段都落后于国际化的商业竞争需要之外，另一重要因素就是参与国际竞争的市场信息体系与客户服务体系建设准备的不充分。这就更需要科技开发职能部门在市场传播信息体系建设方面加大力度、加快速度，以完备的信息服务来弥补自身获取信息能力的不足，以必要的信息支持来减少科技开发服务过程的大幅波动与市场风险。

三积极主动构建科技开发的新闻传播体系

1．建立科技开发传播体系数据技术支撑体系

科技开发传播信息的完整性直接决定信息的有效性，信息的有效性数是科技开发服务质量的核心。要从整合行政资源入手，把数据资料，作为重要的信息资源，有序开放，充分利用并考虑投入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和支持标准化科技开发信息数据库的规划建设。

2．培育现代科技开发传播服务体系

科技开发传播服务具有智力密集、技术密集、专业化程度高、市场集中度高的特点，承担着信息收集、加工、处理和传递的功能。应大力培育和发展一批具备较高执业资质和道德水准的独立公正市场化运作的现代科技开发传播服务机构。

3．建立健全科技开发传播管理体系

科技开发传播管理体系势必要融入长期的构筑企业文化模式之中，建立科技开发传播管理体系将其触角深入到自身内部的各个部门、分支机构以及服务对象的方方面面形成一个完整的信息资源系统、网络。通过传播过程中收集或产生的有效信息实现资源共享并为社会提供全方位信息综合服务而谋取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

四结束语

新闻与传播论文范文第6篇

《新闻与写作》发表

同志2008年6月2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党的新闻和宣传工作讲话，是他2002年1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讲话、2003年12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6年1月在报的讲话以来，又一次集中对党的新闻和宣传工作的理论阐发。他在新的环境条件下，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有很多新提法、新措施。

尊重新闻传播的规律

在2002年的那次会议上就指出：“要尊重舆论宣传的规律，讲究舆论宣传的艺术，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水平和效果”。[1]这是中国共产党历任主要领导人首次谈到“尊重舆论宣传的规律”。

这一次，他进一步明确为“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他关于新闻工作的论述，再现了马克思165年前表达的思想。1843年马克思写道：“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必须……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1卷397页）马克思后来关于党的报刊工作的论述，都是首先建立在尊重报刊规律的基础上的。

把坚持新闻工作党性原则的要求，建立在尊重新闻传播规律的基础上，这是他的“科学发展观”思想在党的新闻工作方面的体现。

五方面的“创新”要求

在提出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之后，紧接着提出五方面的创新要求：“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以此，造成这样一种整体情形：“使新闻宣传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创新观念。这个问题首先涉及我们以往关于“新闻、旧闻、不闻”思维定势。这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做法，当时有一定道理，但在中国纳入世界交往体系的当代信息社会，这种思维方式已经多次使得我方在与国际社会交往时处于被动局面，例如2003年SARS流行初期。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及时调整政策，信息公开，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抗击SARS的胜利。观念创新，首要解决的是“信息公开”这个新闻报道的基本前提。

创新内容。新闻是新近发生的有新闻价值的事实的叙述，但是我们的一些传媒，所报事实不具有新闻价值是普遍现象，大家不爱看，如何谈及正确的导向？在历次关于新闻工作的论述中，一再强调“三贴近”，其实就是为了改变我们的报道内容，要求内容的新鲜和与公众心理的贴近。这不是个简单的方法问题，而是新闻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否真正转向为社会主义服务、人民服务的问题。“三贴近”的要求，为传媒找准新闻源头指示了方向，提供了丰富的源泉。

创新形式。新闻的表现形式应是多样的，生动的和富有创造性的。但是我们现在的报道形式，特别是会议和领导人活动的新闻报道，长期以来模式化，既体现不出事实的新闻价值，又面目可憎。2003年，在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意见》要求：报道不应把中央领导同志是否出席作为报道与否和报道规格的惟一标准，不应完全依照职务安排报纸版面和电视时段。但是，这个文件至今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

创新方法。报道方法的单一和简单化，也是我们现在新闻工作遭到公众批评的方面之一。以前多次做过指示。其一，善于用事实说话。他要求：“紧密结合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和生产生活实际，善于用事实说话、用典型说话、用群众熟悉的语言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搞好宣传教育”。[2]其二，提高新闻的感召力。在视察报时，他要求：“提高新闻宣传的吸引力、感召力、战斗力。”[3]其三，注重改进文风。他要求“切实改进文风，写文章、搞报道都要言之有物、生动鲜活、言简意赅，切忌八股习气。”[1]

创新手段。这是关于新闻工作论述中最具吸引力的地方，各大众化报纸关于视察人民日报的报道，主题都在这个方面。当代的传媒已经呈现融合趋势，我们宣传方面的领导机关，有些思路依然是管理传统媒体的那一套。有些党政领导机关，以及相应的宣传部门，思想没有适应新的环境，不会利用网络与公众沟通，甚至把网络视为“添乱”的源头而加以整肃。我们必须跟上形势，善于采用最新的传播方式与群众建立密切的信息互动。同志在人民网与网友的对话，带头上网，他说：我是网民常看网。这体现了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对新闻和宣传手段创新的高度重视。

信息的权威、时效和透明度

基于创新观念这个首要的创新要求，在考察人民日报时强调：“第一时间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强透明度，牢牢掌握新闻宣传工作的主动权。”这是总结这次汶川地震报道得出的经验。早在2002年1月的那次讲话中，他就提到“要密切关注国内外大事，善于捕捉信息，进一步增强宣传报道的敏锐性和时效性”。现在他更加明确地再次谈到这个问题。在党的历任主要领导人中，是首位正面强调新闻宣传时效性的人。时效，是新闻报道的基本特征，尊重新闻传播的时效，一定程度也就是尊重新闻规律的表现。

这方面，我们有过教训，例如1994年3月31日的“千岛湖事件”。这是一起恶性刑事案件，三个歹徒劫持了浙江千岛湖的一艘游船，洗劫了船上的32人（24位台湾游客，2位导游和6位船员）后，把他们全部闷死在舱底。由于我方习惯性地封锁消息，认为事情没有弄清楚前不能对外传播，不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包括中国记者），因而台湾和香港媒体的报道均为猜测。正式渠道没有消息没有，小道消息横生。台湾当局因此宣布中断两岸的一切联系，演变成政治性质的。大约20天后新华社了关于事实真相的消息，的是真实情况，但是此前台湾和香港媒体关于这个事件的报道已经形成一种认识定势，许多人宁肯相信这些媒体的猜测，也不相信公布的真相，总认为中国官方隐瞒了什么，两岸关系因此紧张。此事件成了台湾统独消长的转折点，影响到后来很多年大陆的对台关系。

2000年9月8日乌鲁木齐废旧弹药爆炸事件，由于报道及时，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那天傍晚19时，一队运送废旧弹药的军车途经乌鲁木齐市区时发生意外连锁爆炸，死79人，伤369人，37辆车被毁。新华社于第二天清晨5时就了关于事故的消息，公布了初步的死伤数字，说明这是一次事故，没有“”的政治背景。先声夺人，世界各地的媒体关于这件事情的报道，基调与我们的报道差不多。尽管事故惨重，但是它毕竟是偶然事故，没有影响外商和旅游者到新疆的计划。事后王乐泉接见驻新疆的六家中央级传媒记者，感谢他们及时报道了新疆发生的这个事件。因为以前新疆发生的一些突发事件都不让报道，传闻很多而得不到证实，外界误认为新疆是个恐怖的地方，不敢来投资，不敢来旅游，使得新疆的经济难以发展起来。

我们经历了多次正反两面的经验和教训，由于多是局部的，处理这类突发事件信息的传统做法依然占据主导，直到2003年才开始从整体上意识到信息公开的意义。这次由党的主要领导人出面，以刚才发生的汶川地震报道来总结经验，意义重大。

当代信息社会中，信息与物质、能量同格。控制论创始人维纳和哲学家波普尔在20世纪奠定了物质、能量、信息三位一体的理论，彻底改变了原有世界的图景。物质描述了世界的实在性；能量描述了世界的运动性；信息描述了世界从反应、感觉到反应的特征。信息不是物质，不是能量，而是一种新的运动形式，它具有很大的左右世界的力量。因而，信息的及时、者的权威、信息的透明度，都会影响信息的运动方向，如何掌握信息的主动权，当今已经成为一种科学，不能再靠封闭环境中获得的那些局部的、手工业条件下的“经验”来管理现代信息传播了。

所以，“科学发展观”同样要在新闻传播领域中贯彻，按照传播规律办事才可能取胜。这是与时俱进的新思维，应当认真领会和贯彻。

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的三个步骤

如何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呢？除了信息的权威、及时和透明等可以直接看到的做法外，进一步论证了以下三个步骤：“认真研究新闻传播的现状和趋势，深入研究各类受众群体的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加强舆情分析，主动设置议题，善于因势利导。”亲自提出研究新闻传播的现状和趋势、研究受众，这对于我国传播学的研究也是一种鼓舞。

这三个步骤依的讲话逻辑，即第一，对新闻传播的总体方向把握，需要建立在了解对内对外的传播环境、传媒媒介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上。这种宏观的把握，不能依靠简单的个人感觉，必须要有常年科学调查的机制，分析各种力量之间的变化，及时调整传播的重心和基调。党的主要领导人单独提出“研究新闻传播的现状和趋势”这样的问题，尚是首次。这说明，新闻传播这个领域已经成为世界格局变化的重要法码，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了。

第二，把握了新闻传播的现状和发展趋之后，具体的操作就要考虑传播的对象了。因而，研究各类受众群体的心里特点和对信息的接受习惯，自然就提上了日程。提出研究受众，在党的历任主要领导人中，也是首次。此前只有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刘少奇在1956年提出过研究读者的问题。

第三，传媒的议题，特别是排在前面的几个议题，往往对受众有较大的影响力。因而，在了解传播态势、受众心理的前提下，传媒主动研究、设置公众关注同时又是党和国家的重大事项的议题，对于正确引导公众意见，甚为重要。当然，这种设置不能只是传媒一方的主观意志，而要建立在对舆情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在这个问题上，同样得体现说得“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尊重人民的自主地位”。

鉴于以往传媒在某些情形下不能全面、真实地报告事实，早在2002年指出：“要坚持讲真话、报实情，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坚决反对弄虚作假。要切实改进文风，写文章、搞报道都要言之有物、生动鲜活、言简意赅，切忌八股习气。”[1]这次他强调要用事实说话，用数字说话，这些，都是传媒主动设置议题时要注意的问题，即保证真实是设置议题的前提。议题本身带有浓重的主观成分，会影响传媒的公信力。

[注释]

[1]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2002年1月11日。

[2]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3年12月5日。

新闻与传播论文范文第7篇

所谓价值客体，就是人类作为主体的实践活动、认识活动所涉及的客观对象。广义上讲，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价值活动，活动所涉及的一切客体都是价值客体。在特定的价值活动中，主体所涉及的价值客体往往是多元的，对于主体来说，不同的价值客体具有不同的性质，处于不同的地位。有些属于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有些属于目的性质的价值客体，有些则是手段性质与目的性质兼具的价值客体。手段性的价值客体服从、服务于目的性的价值客体，受目的性的价值客体的支配和制约。在新闻传播活动中，传播者作为主体所涉及到的价值客体相当多，我们根据价值客体的不同性质、地位和特征，大体上可以把它们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传播者作为价值主体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所使用的劳动资料。它包括摄影、摄像、录音、印刷、播放等设备，包括交通、通讯等工具，还应该包括新闻事实这一基本的物质条件。摄影摄像等设备以及交通通讯等工具，作为传播主体实现价值目标、价值追求的工具性、手段性的价值客体，应该毫无争议。但对新闻事实这一价值客体的认识，笔者与一些专家不同。笔者认为，新闻事实属于传播主体手段性、工具性的价值客体，而不是新闻价值客体，其基本理由是：

众所周知，早在1943年陆定一就对新闻与事实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极为明确的阐述。他指出，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新闻源于事实，是对事实的反映。这一论断得到了新闻界的普遍认可。与此同时，“新闻是信息”，②也已是业界的普遍共识。由此可见，新闻信息尽管是对新闻事实的反映，但“事实本身与对事实的认识是有实质区别的”。③事实与信息所指的客体不同，二者的区分是新闻传播活动的逻辑起点，新闻价值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把二者混为一谈，必然导致价值理论的混乱。

首先，新闻事实是社会主体价值活动的产物，对传播主体来说，是先在的、既定的、自然的、不可控制的、不可改变的。这就决定了传播主体只能把它作为价值创造活动的物质条件、前提、基础和起点。其次，新闻事实本身不能储存、不能压缩、不能复制、不能共享、不能传播，传播主体既没有权力改变事实本身，也没有权力处置事实本身。但新闻信息不同，新闻信息可以加工、可以储存、可以压缩、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可以传播。④传播主体的采访权、报道权等权利，是采集、加工、处置、传播新闻信息的权利，而不是处置新闻事实的权力。所以，以报道、版面、节目等各种新闻文本形式出现的新闻信息，才是传播主体价值创造活动的产物，才是传播主体创造的价值客体，即新闻价值客体。如果新闻事实是新闻价值客体，而不是新闻信息是新闻价值客体，传播主体就丧失了存在的必要。最后一点理由是，新闻事实本身既不能直接满足传播者的需要，也不能直接满足受众的需要。以矿难为例，作为事实本身，无论是传播者还是受众，都没有遭遇这种事实的需要。但是，有关矿难的信息，无论是传播者还是受众都会产生强烈的需要，传播者需要有关信息（注意不是需要事实本身）进行传播，受众需要有关信息作为调整自己的行为、决策和认识的依据。因为矿难信息不仅有助于人们及时进行有效救援，而且能给人们提供前车之鉴，因而具有极高的价值。而矿难事实本身不仅没有价值，而且毁坏价值。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报道灾难性事件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事实本身有价值，而在于其信息有价值。由此可见，新闻事实的价值不等于新闻信息的价值（即新闻价值），传播者和受众需要新闻信息，可以获得新闻信息，但不一定需要新闻事实本身，传播者和受众不是当事人，即使需要事实本身，也不可能实现。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新闻事实只能是传播主体进行价值创造活动的物质前提、物质基础、物质资料，作为传播主体手段性、工具性的价值客体，而不是新闻价值客体。

把新闻事实归入传播主体手段性、工具性的价值客体，并没有降低新闻事实作为价值客体的重要地位。打个比方说，传播主体营造的是信息大厦，事实就是信息大厦的地基。因此，包括新闻事实在内的手段性价值客体不仅不是可有可无的，相反，它是传播者进行价值创造的强大杠杆和物质基础，它的发展和变化标志着传播水平和发展状况，同时也标志着传播发展的不同阶段。但需要我们明白的是，工具和资料只是价值创造活动的前提和手段，而不是价值活动的目的。所以，劳动资料在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构成中通常处于较低的位置。

第二类是传播主体的劳动所施加、改变、创造的对象，即劳动对象。如新闻稿件、版面或节目等。而这些都是新闻信息具体存在形式或系统存在形式。所以，在本质上，劳动对象是新闻信息，是对新闻信息的搜集、整理、加工、储存和传播。劳动对象通常表现为直接的劳动成果，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直接劳动成果往往不能直接满足主体的需要，它必须与其他主体的劳动成果相交换，才能完成一轮价值创造活动，才能获得最终的目的性的价值客体。因此，直接劳动成果体现的是主体的付出而不是收益，是价值创造而不是价值实现。所以，新闻信息作为传播主体的直接劳动成果，是传播主体获得目的性价值客体的中介性价值客体，是既具有手段性又具有一定目的性的价值客体。

事实上，新闻信息作为双重性质的价值客体具有更复杂的因素。相对于传播者的经济目的，或者说在经济意义上，新闻信息具有突出的手段性；但相对于政治理想，或者说在政治意义上，它又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因为新闻信息传播涉及到传播主体自身和公众言论自由权利的实现。在这个意义上，新闻信息的传播本身，要比传播效果更具有重要性和优先地位。富有职业理想、民主意识、公众意识、受众意识的传播主体会自觉地把公众、把服务对象的价值目标，内化为自身的价值目标，把受众最高的目的性价值客体，转化为自身的目的性价值客体。此外，对传播主体来说，新闻信息作为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具有惟一性，它是获得传播效果等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的惟一手段。所以在新闻实践中，很多传播者对新闻稿件的采写加工，表现出高度的关注，甚至经常把它摆在与传播效果等同的地位。因为好的稿件就意味着好的传播效果，手段的惟一性和关键性反过来又强化了目的性质。

但从总体上讲，新闻信息的手段性质仍然占主要方面，具体表现是：首先，新闻信息主要体现为传播主体的劳动付出，而不是收益，它不能直接满足传播主体生存和发展等基本需要。其次，传播者搜集、制作、加工、传播新闻信息，如果获得不了传播效果及经济效益，就像厨师烧制的佳肴美味、企业生产的产品销售不出去一样，形同废品，目标追求难以实现，自身的需求无法满足，价值活动也难以为继。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对商业媒体，新闻信息作为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其手段性质远远强于目的性质。这些都决定了新闻信息的手段性质强于目的性质。

第三类是传播主体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所要追求、所要达到的最终的目的性成果，即传播效果。传播效果包括新闻报道在传播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我们通常称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和前两种价值客体相比，传播效果才是相对单纯的、能直接满足传播主体需要的、具有最终目的性的价值客体，它意味着传播者达到了目的，获得了收益，付出得到了补偿，需要得到了满足。传播主体采用先进设备，对新闻稿件进行精耕细作，生产高质量的新闻信息，努力赢得受众，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传播效果，这也是所有媒体的最高追求。所以，对传播主体来说，在一轮完整的价值活动中，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就是传播效果，正是这一价值客体在决定着其他价值客体的选择和创造。

有专家把传播效果也作为新闻价值客体，笔者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传播效果是不是新闻价值客体，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对新闻价值概念的理解，二是传播效果作为价值客体是否具备新闻价值，如果不具备新闻价值，就不可能是新闻价值客体。

关于新闻价值，大体上有两种理解。一种把新闻价值理解为传播效果，等同于传播效果。按照这种理解，如果再把传播效果作为新闻价值客体，就会出现一个荒谬的结论：新闻价值就是新闻价值客体。另一种是笔者认可的理解，新闻价值是新闻信息所具有的影响特定受众的属性或功能，传播效果是这种属性或功能的发挥，即新闻价值的实现，也即是说，传播效果是新闻价值客体——新闻信息实现其价值的结果。即使传播效果具有轰动效应，也只能是新的新闻事实，而不是新闻价值客体——新闻信息。新闻事实不能作为新闻价值客体，前文已有论述。

传播效果作为其他价值客体，第一它不是受众的价值客体，更不是受众的新闻价值客体。因为传播效果本来就是受众的信息需要得到满足，如果受众把这种满足，再作为价值客体，再满足自身，甚至再再作为价值客体，再再满足自身。且不说如此循环下去有无可能，是不是必要，问题的关键在于，受众这种把新闻对自身的满足再当作价值客体的活动，是不是还属于新闻传播活动，是不是还在新闻传播活动的链条之中？笔者认为，传播效果对受众而言，已经转化为下一轮价值活动即信息选择的背景和动因，为主体创造出新的价值需要，而不是成为其价值客体，甚至反复地成为价值客体。因此，把传播效果作为受众的新闻价值客体更无从谈起。第二，传播效果作为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也不是新闻价值客体，因为它满足的是传播主体对经济、声誉、影响力的价值追求和价值需要，对传播主体来说，具备的是经济价值和影响力价值，而不是新闻信息价值。所以说，把传播效果作为新闻价值客体，与把新闻事实作为新闻价值客体一样，都是十分荒谬的。产生这种荒谬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些专家企图为新闻价值理论构建宏大、系统、无所不包而又整齐划一的理论体系，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微观问题宏观化，单一问题体系化而导致的错误结论。

二、传播主体所形成的价值关系

根据上述分析，不难发现，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是多层次的，多元的。不同的价值客体，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在价值客体构成中处于不同的地位，与传播主体形成不同的价值关系。如果以客体或其价值来命名价值关系，传播主体与其价值客体形成的价值关系就有三种：

第一是与采写、交通、通讯工具以及新闻事实等劳动资料形成的价值关系。因为这些都是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在这些客体中，工具又具有标志性，所以劳动资料体现的主要是工具价值、手段价值，与传播主体形成的价值关系，可以称为手段价值关系或工具价值关系。

第二是传播主体与新闻信息形成的价值关系。传播者采制新闻信息的主要目的是用来满足受众的信息需要，而不是自己的信息需要，但在满足受众的同时，换来受众的时间、精力、金钱等关键因素形成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此，新闻信息对受众来说，体现的主要新闻信息价值即新闻价值，与受众形成新闻价值关系。但对传播主体来说，新闻信息体现的主要不是信息价值，而是一种交换价值、传播价值。所以它与传播主体形成的价值关系，不是新闻价值关系，而是一种新的价值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传播价值关系。正如交换价值要以价值为基础，但交换价值并不等于价值一样，传播价值要以新闻价值为基础，但传播价值并不等于新闻价值。传播价值关系也不等同于新闻价值关系。原因在于，新闻对受众主要是新闻信息价值，但对传播者来说主要是交换价值或传播价值。新闻价值是新闻信息所具有的直接影响受众的属性或功能，传播价值则是新闻信息的传播所具有的影响传播者的属性或功能。新闻价值以受众的需要为价值尺度，传播价值则以传播者的需要为价值尺度。新闻信息能直接满足受众的需要，但不能直接满足传播者的需要，它只是传播者交换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的等价物。因此，我们可以说，传播者与新闻信息之间形成的价值关系，是一种新的价值关系，是传播价值关系。

第三是传播主体与传播效果等收益性成果之间的价值关系。传播效果是传播主体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它体现着传播主体的理想、信念与追求，体现着传播主体价值目标的实现，对传播主体既具有精神价值又具有经济价值，它从精神与经济两个方面满足传播主体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按照习惯，人们通常以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或其价值，或者获得这一价值客体的方式，来表示整个一轮价值活动中的价值关系，那么，传播者与传播效果之间的价值关系，就可以称为传播效果价值关系。因为传播效果是传播这一活动方式带来的，因此我们也可以把它简称为传播价值关系，并把这一价值关系，作为传播主体在整个新闻传播活动中形成的所有价值关系的简称，或统称。因为这一价值关系是整个新闻传播活动中各种价值关系的主线，在各种价值关系中占有主导和支配地位。

三、传播主体与受众主体的关系

新闻传播活动中有两个主体是正确的，但他们并非是共同主体。作为主体，他们处于不同的价值关系中。传播者作为主体，出现在传播者与其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传播效果之间形成的传播价值关系中；受众作为主体，出现在受众与其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新闻信息之间形成的新闻价值关系中。传播者与受众，当一方处于主体地位时，另一方总是处于客体地位，而不可能同时作为主体出现在同一价值关系中。具体地说，在新闻价值关系中，受众是价值主体，新闻信息是价值客体，而新闻信息是传播者劳动的产物，这就意味着传播者在用自己的劳动成果满足受众的需要，在以客体的身份或地位服务主体。而在传播价值关系中，传播者是价值主体，传播效果是价值客体，而传播效果是受众付出的时间、精力、金钱等因素形成的，这就意味着受众在获得信息满足的同时，也通过自己的付出满足传播者，并因此在这一价值关系中处于客体地位。所以，最后的结论是，传播者与受众是互为主客体，而不是共同主体。“共同主体说”，尽管基本用意在于提高受众的地位，但在理论上混淆了新闻传播活动中不同的价值关系，导致了价值主体及其客体的混乱。四、传播主体与价值客体之间价值关系的复杂性

在现实生活中，传播主体与其价值客体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造成这种价值关系复杂性的主要因素大体上有四个：

第一，传播主体具有复杂性。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媒体存在，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追求，不同的追求会造成传播主体的目的性价值客体的差异。在西方政党报刊时期，政党报刊追求的最高目的、甚至是惟一目的就是宣传效果，很少考虑赢利问题。新闻报道的手段性质极为明确，为了达到某种宣传目的，制造假新闻也是政党报刊惯用的手段之一。所以这个时期作为政党报刊的传播主体，其目的性的价值客体是宣传效果，而不是经济收益，更不是新闻信息。商业媒体比较复杂，但赢利始终是媒体的重要或主要目标，甚至有极少数商业媒体把赢利视为惟一目标。现在，无论是政党报刊还是商业媒体的目的性价值客体往往兼顾传播效果和经济效益，极少把其中一个作为惟一目的性价值客体的。就媒体内部而言，传播主体包括媒体内部的编辑记者、管理者和经营者，管理者与编辑记者之间，记者与编辑之间，采编人员与经营人员之间，都存在诸多的内部矛盾，也会导致对价值客体定位的偏离和游移。

第二，价值客体本身具有复杂性。传播主体面对的不是单一的价值客体，而是一系列的价值客体，不同价值客体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关系错综复杂，因此会导致传播主体对价值客体的性质和地位定位变化。

第三，传播活动的社会环境具有复杂性。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会造成价值客体性质和地位的变化。在某些环境下，工具具有决定性意义，拥有工具就必然意味着拥有结果，工具就会被视为目的性的价值客体，成为至高无上的追求。在某些时候，劳动对象具有决定性意义，拥有劳动对象就必然意味着结果，对象就会被视为目的性价值客体，成为至高无上的追求。社会环境变化，尤其是政府新闻宣传部门管理政策的变化，也会很快体现为媒体内部的冲突和压力，导致价值客体性质和地位的变化。

第四，传播活动具有复杂性。传播活动不是一个简单的直线过程，而是一个往复循环的螺旋上升结构，先进的采编传输工具是为了生产好的新闻稿件，好的新闻稿件是为了获得好的传播效果及经济效益，获得好的传播效果及经济效益，是为了采用更先进的技术设备，更先进的技术设备是为了采写更好的新闻稿件，更好的新闻稿件是为了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及经济效益，往复循环，永无止境。哪是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哪是目的性质的价值客体，在循环中有时会变得模糊不清。所以，哪怕是最单纯的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也不会总是体现为手段性质；最单纯的目的性质的价值客体，也不会总是体现为目的性质。不同的时空环境下，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任何价值客体都会体现出多姿多彩的性质。

注释

杨保军：《新闻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第74页。

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孙伟平：《事实与价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2页。

李衍达：《信息世界漫谈》，清华大学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7页。

摘要本文在深入细致地梳理分析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及其相应的价值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的认识。

新闻与传播论文范文第8篇

梁启超与李普曼是中美新闻传播领域各具代表性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们在新闻与政治的关联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梁启超以报刊服务于“新民”、救国的政治目标，是一个热情执着的“殉道者”；李普曼致力于以新闻为公众预卜吉凶，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他们都聚焦舆论，对言论、出版自由的崇尚是梁启超舆论观的基础和重心，而李普曼则对报刊的客观公正、公众舆论是否纯洁、可靠表示忧虑和怀疑。他们以不同的视角对舆论公众作出不同意义的理解。梁启超李普曼的新闻传播观的差异性源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前者体现了一种实用理性精神，后者则渗透着实用主义的科学精神。

【关键词】

殉道者；观察者；颠覆；调控；实用理性；实用主义

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政论家和报人。沃尔特·李普曼(1880—1974)则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政治专栏作家和新闻记者。他们都是多产作者，一生各发表政论、专栏文章一千多万字，出版著作多部，在各自的国家有广泛的影响。

梁启超从1895年创办《中外纪闻》开始其报刊生涯，比李普曼1910年到《波士顿平民》周刊当见习记者早15年。而李普曼1967年宣告退休，比梁启超1922年(《改造》停刊)告别报刊事业迟45年。但是，他们的报刊生涯有十多年的重叠期，而且新闻传播思想的确立也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段时期内。其新闻传播思想各有典型的代表性。19、20世纪之交正是梁启超作为启蒙宣传家的黄金时期，同时也是他的新闻传播观念得以系统阐发的时期，“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曹聚仁语)。而李普曼作为政治专栏作家的辉煌时期虽然是在梁启超逝世之后的年代，但他在梁启超主编的《改造》停刊的那一年(1922)出版了《舆论学》，这本书既是他新闻传播思想成熟的标志，同时又被奉为美国新闻传播学的奠基之作，其影响至今不衰。

梁启超被中国人誉为“舆论界之骄子”，李普曼被美国人称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新闻记者”。梁启超和李普曼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各具备不同的新闻传播理念。将这两个典型人物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加深我们对于中西新闻传播思想特性的理解。

在新闻与政治关联中的角色定位：预卜凶吉的“神人”与热情执着的“殉道者”

《李普曼传》的作者称李普曼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他满足于当一个预卜吉凶的神人，而不想当一个殉道者”。①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新闻记者的李普曼，一生为世人预卜吉凶确乎达到了人尽推崇的“神人”的程度。而梁启超曾誓言，宁可破家杀身，终生“目的为救国为第一义”②，他可以说是一个热情执着的“殉道者”。

梁启超和李普曼在其新闻生涯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两者都是以政论家的身份和特点出现的报人、记者。在他们的新闻传播实践和新闻传播思想中，对于政治问题都倾注了相当的心力。对新闻与政治关系的看法和处置也就成了两人新闻传播观的一个根本性的区别。

李普曼可以说是兼职的政治家，新闻是他的主业。他直接从事政治活动的经验只在一战期间有过两次，此后虽然他没有直接从政，但是，终其一生，李普曼又十分关注政治问题。还在哈佛大学毕业之时他就参与调查政治问题的黑暗揭发运动，写了很多揭露文章。他出版的第一本书《政治序论》就是关于政治的。而他的有关新闻传播的理论著作《舆论学》也是从民主政治如何施行的角度对舆论问题进行探讨。

李普曼最终选择了新闻业，而关注政治又使他成为一个政治时评家。他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美国吹响了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号角的风云人物中的一员。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他的专栏文章通过报业辛迪加的转发，刊登在美国和世界各主要报纸上，拥有读者近5000万人，“整整三代人都靠沃尔特·李普曼指点政治事务的迷津”。“他并不指挥千军万马，然而他确实具有左右舆论的巨大力量”③。早年他为纽约《世界报》写的社论使美国对墨西哥的入侵免于发生。晚年他激情澎湃地过问越南战争，为越南战争带来的破坏和梦魇而义愤填膺。他追求的生涯迫使他处于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不容许他退出战斗。范·威科·布鲁克斯说李普曼的生涯是“美国献身于政治写作的人当中最最光彩夺目的”④。但同样的李普曼“更愿意对权力进行分析，而不是身体力行。所以他选择的生涯是参与其事与超然物外两者的结合，形成独具一格的统一”⑤。纵观李普曼的新闻生涯，既有与美国政府、总统的亲密合作，又有与其冲突、对抗的时候。一方面他注重和各种政治势力保持一种亲密的关系，因为他认识到“权势人物是消息的主要来源”。同时他又强调新闻之于政治的独立性。在1964年的一次电视讲话中，他提到：“对记者来说，能够确知事态的发展以免自己愚弄自己，这当然是有好处的。但是，在高级官员和报人之间必须要有一定的距离。我倒不是说要有一道墙壁或者一道藩篱，但是要有一个空间上的距离，这是很有必要的。”⑥他认为，在一个新闻记者和高层官员亦即权威人士的关系中，有着某种特定的防范规则，这种规则十分重要，每人都必须遵守。报人不能成为大人物的密友。之所以这种防范是必须的，是因为虽然权势人物是消息的主要来源，然而又是“各种偏爱、特权、荣誉和自重的施舍者。现代新闻天地中各种腐败现象的最主要形式，就是在形形的幌子和伪装下，在社会上向权力的顶峰钻营攀升。”面对各种权力或别的诱惑，新闻记者“只有始终不懈地对此保持清醒认识，才能得免于此。”⑦在他的心目中，新闻既可配合政治又并不直接隶属于政治。新闻与政治离合有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李普曼欲保持新闻记者独立的地位、清醒的头脑，以便成功地扮演指点迷津、预卜吉凶的社会角色。

与李普曼相反，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梁启超首先是一位政治家，然后才是一个报人。可以说他是兼职的记者，他的主业是政治。梁启超所处的中国，列强环伺，民生凋敝，昔日堂堂大帝国处于“日益岌岌”的地位。在这种严峻的现实中，他终生致力于启蒙、新民、救国，常遭挫败，三次想脱离政治而又不能自己，感到那是失职。他从事报刊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奋笔疾书政论，实是为了“以言救国”、“以言论易天下”⑧，为了要建立并发展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度。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起始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梁启超领导仕子们公车上书失败，遂发起成立强学会，决定先办报纸、再和大群，就这样，梁启超成了《中外纪闻》的主编。之后，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他又办了《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所有这些报刊，就今天的眼光看来，新闻含量并不高，内容一般都是以抨击政治顽固势力的政论和启发国民觉悟的思想教育为主体。而这两者都与其开民智，兴民权，实现君主立宪的政治目标直接相关。

当1914年李普曼意识到自己“我知道我不是宣传鼓动家”时，在此前后的梁启超却以10倍的热情致力于政治宣传活动。不论是改良或改革，其新闻实践都与政治紧密相连。如果说李普曼对待政治是“参与其事与超然物外两者的结合”，使新闻与政治离合有致，那么，梁启超始终将新闻与政治紧紧捆绑在一起，将新闻置于政治的麾下。他强调“报馆有益于国事”，认定报纸乃政治、教育之本：“报馆者政本之本，而教师之师也。”他强调报人与政治家、新闻与政治的通约性、交互性：“故往往有今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而明日为主笔者；亦往往有今日为主笔，而明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者。美国禁黑奴之盛业何自成乎?林肯主笔之报馆为之也。英国爱尔兰自治案何以通过乎?格兰斯顿主笔之报馆为之也。”⑨可以说，梁启超开了中国政治家办报之先例，同时也开创了政治新闻学的先河。

因为赋予传播活动的目的不同，梁启超和李普曼对新闻传播内容的理解各有不同的偏重。李普曼认为，普通公民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多是间接的。对大部分人来说，世界实际上是“不可触、不可见、不可思议的。”对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来说，外部世界已经过于辽阔而无法把握了。而报界应当引起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像一束探照灯的光柱不停地移动，从黑暗中把事件逐个暴露出来”，为人们作出判断提供可靠的材料⑩。

在梁启超看来，报刊应该主要传播各种思想和政治主张而不是事实。在《新民丛报》的章程中，他对办报的内容进行了具体的说明，“本报(《新民丛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之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详。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源”B11。

梁启超与其说是一个报人，不如说是一个政治鼓动家、宣传家。他宣传他的党，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为此，他没有李普曼式的超然与冷静，只有作为鼓动家、宣传家的“好攘臂扼腕以谭政治”B12。他的政论，既在于以理服人，而由于“笔锋常带感情”，更长于以情动人。相对而言，李普曼虽为政论家，却是一个较为纯粹的报人。他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但又以钢铁般的意志“把这种感情加以控制”。“在思想上，李普曼已经投身战斗，但是在感情上，他却置身事外”B13。还在他从业于新闻之初，就欣赏“谨慎求实”，认为做宣传工作“必须风雅得体”，反感于“用过激的言语以及典型煽动家讲话的痼癖和习惯”B14。他依照自己的见解给出对于国际问题的意见，从自身的立场出发对各种政治现象和政治实践进行分析，这往往是“不动感情的冷静分析”，不受某种政治主张的制约。他既为政治而写作，同时他又是一个在“沉默的深渊”中“冥思苦想”的“道德论者和一个公共哲学家”B15。

对于新闻和政治的离合有致或融合为一，正是李普曼与梁启超新闻传播观的基本不同点，同时也是中西新闻传播理念本质差异性的体现。

聚焦于舆论：不同的视觉和侧重点

基于对新闻和政治关系的思考，梁启超和李普曼在对于新闻传播理论的探究中，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于舆论。然而他们对舆论的研究又各具备不同的视觉和重点，从而构成了各不相同的舆论观。

20世纪初，随着资本的迅猛扩张以及工业技术革命的兴起，西方国家的市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由于人口的城市密集化和流动化，导致了不同、不同种族、不同职业和阶层的群体利益激烈冲突和意见相左。此时，中产阶级迫切需要的是对现实的经验的说明、对矛盾冲突的各利益群体的调和、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的审慎，他们需要找到施展权能的理论根据。在这种心态之下，李普曼所倡导的相对保守的经验权能主义舆论观应运而生B16。但是，梁启超所处的近代中国的情形却全然不同：内忧外患、亡国灭种的危机迫在眉睫，而国内知识分子仍沉醉于八股取士，平民百姓则多浑然麻木。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梁氏要救亡图存，报效祖国，而苦于“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唯恃此三寸之舌，六寸之管。”于是他全力以赴去做思想启蒙和舆论发动的工作。想通过制造舆论，使民众能“广其见识，破除愚昧”，从此奋发图强。

因为这种历史背景上的区别，李普曼注重研究舆论的社会调控功能，而梁启超则将主要精力用于发掘舆论的颠覆功能，试图借助舆论宣传冲破封建藩篱。

西方启蒙时代的思想家约翰·密尔顿、让·雅克·卢梭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崇尚理性自由和“天赋人权”，认为人们可以自由而尽兴地表达意见，形成公意，发现并发展真理。李普曼对于舆论的关注已不是启蒙主义这种信仰自由和发表意见自由的问题，而是关心公众舆论本身是否纯洁、可靠的问题。他在《自由与新闻》一书中指出，在现代国家中，决定一般都由舆论和行政官的互动而作出，权力已从立法机构转移至舆论，于是保护舆论的消息来源便成了“民主的基本问题”。报刊作为“民主的圣经”，本应成为公众准确和无偏见的主要消息来源，但李普曼发现报刊歪曲事实、左右舆论是家常便饭的事。他们调查了以精确报道著称的《纽约时报》1917—1920这3年时间对俄国革命的报道，发现该报的消息往往为新闻机构的愿望所主宰，既有偏见又不准确B17。李普曼在《舆论学》中进一步指出，外部世界太大、太复杂、变化太快，人们无法认清，报刊乃是人们接触超越视野以外环境的主要工具。但报刊的种种信息给公众汇聚了一种“伪环境”，这种“伪环境”使舆论成为有许多非理性因素的可操作的言论形态。李普曼对理性、对报刊的客观公正表示忧虑和怀疑。

而梁启超作为一个启蒙宣传家，其思想更接近密尔顿和卢梭等人。言论、出版自由是他舆论观的基础和重心。他认为西方文明日进月迈，乃源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唯一切文明之母”，中国就因为没有这种自由而落后。当李普曼忧虑和怀疑报刊的偏见和不准确报道影响舆论的健全时，梁启超却对报刊寄予愿望，他相信“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代之粮也”B18，是实现“三大自由”的关键。“报馆则其造之(指舆论)之机关之最有力者”B19。李普曼关注报刊事实源对公众舆论的不良影响，梁启超则关注报刊如何从思想上对公众实施灌输，也因此将“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看成是报章应具备的首要条件，至于报事之客观、确切则在其次。“某以为业报馆者既认定一目的，则宜以极端之议论出之，虽稍偏稍激焉而不为脖B20。而这一点刚好是李普曼最为之忧虑的。

梁启超和李普曼在聚焦于公众舆论的时候，对公众有着不同意义的理解。梁启超注意的是公众的素质、品格，在《论中国国民的品格》一文中，他认为中国国民缺点很多，归起来有四点：一是爱国心之薄弱，二是独立性之柔弱，三是公共心之缺乏，四是自治力之欠阙。爱国心缺乏，人人“皇然于一家一身计”，不关心时政，必然舆论不兴；国民智慧未开也就缺乏“常识”，缺乏独立性和自治力，必然不能“直道”。无公共心就没了“真诚”和“公心”，健全之舆论也就无由生起。所以，中国长期处于舆论不兴的不良状态。

梁启超一生“流质易变”，很多观点和理论在顺时而变。但是，“新民”却是他始终如一的追求。他认为改变中国现状的根本方法在于育人，他办学会是为了新民，从事报业同样也为了新民。他追求的是一种“日日读吾所出题材怪特之报章，精神几与之俱化”B21的效果。也就是说，梁启超对于公众的素质、品格的认知，决定了他作为一个启蒙宣传家的居高临下的以传者为主体的俯视视角。他从事新闻实践的目的是为了教化民众，而并非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在梁启超的时代，读书识字仍只是少部分人的权力，身处文化传播的金字塔尖的位置，决定梁启超之于新闻传播更注重操纵舆论、强化宣传效果，而很少对受众在新闻传播中应有的地位和主动性给予足够的重视。受众在相当程度上置于一种被动的劣势地位。梁启超式的启蒙者的新闻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后来的中国新闻传播理念。

而在《舆论学》等著作中，李普曼所持的则是一种从受众出发的仰视视角，他思考的是，公众受多种因素的限制而影响正确的认知会导致民主的破坏。在他的视野中，社会公众是被动中的主体(公众在认知层面上处于被动，而公众舆论对于社会民主的影响又是积极主动的)。李普曼认为在现实生活中，舆论的形成受现实世界和个人成见的种种限制。“我们的舆论所涉及的现实环境是在许多方面受到阻挠的，例如一方面在来源上受到检查和保密的阻挠，另一方面又受到自然界和社会的障碍……这些都是我们接近现实环境的种种限制，加上事实本身的含糊不清和复杂性，就破坏了感觉的清晰和正确，以骗人的虚构代替真实的思想”B22，同时，每个个人又有着固定的成见。在《舆论学》中，李普曼认为舆论是人们头脑中的想象，从而肯定了有一种类似铅版浇铸的“固定的成见”(stereotape)在形成舆论的过程起着决定的作用。“先入之见形成以后，旧的形象就会淹没新的视野，并影射到记忆中重新出现的世界中去。”B23舆论只可能是一种处于“伪环境”中的舆论。在这样一个舆论的指导下，现代公民对于纷繁的世界事务是很难进行正确的考虑和作出明智的判断的。

与梁氏相反，李普曼着力研究受众在接受信息时各种复杂因素对其接受状态的影响。在关注受众对于信息的接受时，李普曼的研究不能不深入到个人心理层面。可以说李普曼对于舆论学的探究是基于对单个人在接受事实形成舆论时所受的限制性因素，他的舆论研究带有微观而深入的特点。

由于中国的新闻业相对于美国短暂得多，决定了梁启超对于舆论作一种粗放的宏观把握。梁启超认为“舆论者，寻常人所见及者也”B24。他强调了舆论的社会性和群体性，论述了舆论与言论自由、与人民群众、与英雄、与报刊等方面的关系。如果说，梁启超舆论研究停留于社会学、政治学的层面，那么，李普曼则进入到个性心理分析的层面。李普曼如此重视单个受众心理分析，西方大众传播学效果研究无例外地深受其影响。

正因为李普曼看到普通公众难以把握事实真相、作出正确判断，所以他在《舆论学》中，把普通民众看成是既不了解情况，又无理智的“局外人”，而把那些受过特殊的训练，能够通过专门的“情报机构”得到准确的情报，作出明智判断的少数人称为“局内人”。他认为只有这些少数“社会贤能”的“局内人”才可能在社会上发号施令，决定一切，并通过宣传来左右“局外人”。这些“局内人”往往与政府有关联。于是，舆论往往由政府控制。相对于政治而言，舆论是不自由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公共利益与舆论根本无法一致，并且，公共利益只能由一个特殊的阶级来管理。”对此，美国著名的哲学家约翰·杜威把《舆论学》称为“可能是目前用文字表达的对民主制度最有力的。”B25

梁启超则认为舆论具有相对于政府的自由，舆论是与公共利益一致的。他认为，舆论既可监督政府，同时在某种程度上高于政府，“其不解事也，则教导之，其有过失也，则扑责之”B26。梁启超也认为有这样一种“英雄豪杰”(即李的“局内人”)存在。比起普通民众来，豪杰们深具远见卓识。但是，梁启超所言的“豪杰”又与李普曼所说的“局内人”有着本质的区别。梁启超认为豪杰有远见，但只能利用舆论，先为“舆论之子”，直至深谙舆论之道后，才能本着公心成为“舆论之母”，从而利用舆论为公众谋福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差异来：李普曼认为舆论为政治所控制，更具现实眼光；梁启超认为舆论对于政府而言相对自由独立，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强势于政治，更带理想色彩。

不同的文化思想背景：实用主义和实用理性

新闻传播观作为一种观念存在，总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相联系。梁启超与李普曼新闻传播观的区别渊源可追溯到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传统上去。

对于中国，报纸是一种舶来品，它的历史是由外国传教士的办报活动所开启的。就梁启超个人而言，对西方文化思想和新闻基本理念的继承，使他与李普曼承续着某种共同的学术资源，但各不相同的哲学文化背景又从根本上决定着他们新闻传播观的差异性。

李普曼的新闻传播观渗透着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实用主义体现了“美国精神”，被称之为美国的国家哲学。早在1898年，美国学者詹姆斯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发表了题为《哲学概念和实际的结果》的讲演。这篇讲演阐释和弘扬了美国实用主义的开山者皮尔士的哲学，而且开创了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运动；他的哲学又被其后的杜威所修正并得到广泛的应用。

作为实用主义理论承前启后的詹姆斯，被誉为“合众国所产生的一位最重要的学术人物。”而正是在1908年，这位实用主义的大师成了尚在哈佛求学的李普曼的良师益友。受其影响，李普曼早期的著作特别是《舆论学》，彻底贯彻了实用主义的观点。

实用主义者认为，真正的哲学是以人为中心的哲学。虽然哲学研究的中心是人，但又不能像传统哲学那样，只从理性视角去考察人。人是具有各种欲望、需要和利益的行动的主体。哲学应当从人的行动出发去探讨与人的行动有关的问题。李普曼作为一个对理性彻底失望的新闻传播学者，他也正是从人的行动出发去探讨新闻传播和舆论问题的。

早在1912年写《政治序论》时，李普曼就一反传统政治学中见物不见人的观点，十分重视人对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并将弗洛伊德关于人的多重性格的理论应用到了政治学方面。在《舆论学》中，他对弥尔顿关于人都具有理性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现实的人并非是理性的，认为弥尔顿的“认识真理的智能是所有的人所固有的，所以真理在自由流通中会赢得承认”的意见自由市场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每个人对于自己置身其中的客观环境有一种“固定的成见”，这种“固定的成见”的特点在于“它在运用理智之前就已存在，是观念的一种形式，在形成理智以前，它就对我们的意识施加了一定的影响”。B27当受到外部的刺激，尤其是印刷文字或是口语的刺激时，这种成见会被激起，人们此时更倾向于接受与自身成见相吻合的事实，对于与自己成见相悖的事实则会“藐视这种矛盾，认为是例外”，从而怀疑事实的可靠性，就会对现实环境依照自己意识中的“伪环境”作出错误的判断，进而引发错误的行为。这种判断和行为就绝对不是理性的，而更多的是为单个人心理中的一些非理性的因素在起作用。在1925年《舆论学》的续篇《幻影般的公众》一书中，李普曼更是“开始把公众看成是应该被驯服的巨兽，而不是看成一种可教育的力量”。B28他在该书中直言不讳地承认“平民百姓既无能力也乏兴趣来管理社会。而公认的大众政府的理论是基于公众可以决定事态发展这一信念之上的，因此它是错误的。这样的公众‘仅仅是一个幻影’，一个抽象的东西”。B29李普曼这一观点由于其黯淡凄凉之感而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实用主义的大师杜威却认为这本书贯串了一些“合理的概念”。

可以说，正由于李普曼从公众行动出发去探讨舆论问题，对公众理性提出质疑，从而也就必然使他对公众舆论、进而对美国社会的民主提出质疑，而这种思想正构成了他新闻传播观的一个基矗李普曼将卢梭和弥尔顿等人舆论学说中的理性自然主义前提置换成经验权能主义，也把舆论的社会功能从其理想的、崇高的地位拉回到现实的、不尽人意的地位中来B30。

实用主义是一种效用哲学。李普曼也将实用主义效用观引入到了舆论学的研究中去。詹姆斯说：“我们思考事物时，如果把它完全弄明白，只须考虑它含有什么样可能的实际效果，即我们从它那里会得到什么感觉，我们必须作什么样的反应……也就是实用主义的原理。”B31詹姆斯指出实用主义实际上是一种通过实践的效果来解释观念的方法。实用主义方法不是看最先的范畴和原则，而是看最后的效果和事实。李普曼在《舆论学》一书中就贯彻了这种实用主义的哲学方法。他认为，公众舆论是在公众和特定的社会环境的互动中形成的，因此必须具体考察公众和其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才能确切理解舆论的形成过程和舆论的社会功能，且这种考察应该是经验的、实证的。“舆论分析者必须开始认识清楚下列三者之间的关系：行动的情景，人对那种情景的想象，以及人对从行动的情景中产生出的现象的反应”B32。

与李普曼不同，梁启超虽然是一个向国人灌输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的启蒙家，但是，作为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举子，中国传统文化又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樱他可以说是集“中国现代化变革的先驱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运动肇基人于一身”。早先，他在“法先王”的旗号下将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输入中国社会。后来，他把中西文化纳入“精神”与“物质”的二分框架之中，主张兼容中西的“化合的新文明”。他在认知层面上倾向于西方的价值，但在感情上仍与本国传统相联系，其内心深处埋藏着对传统文化的无限赤诚B33。他的新闻传播观可以说是在中西文化矛盾、碰撞之下的一种特殊的发展形态，深层次上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性格特质——崇实尚用的实用理性精神。这种实用理性精神表现为既不走向科学的抽象思辨理性，也不耽于浪漫主义的狂放与解脱，而是执着于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B34。

梁启超将新闻无条件地置于政治的视野中，认为办报造舆论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即通过报刊舆论改造民众的认识和思想，塑造一种国民的理想人格，以达到国家的富强，这其中就渗透着注重政治事功——执着于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的理性精神。他跟李普曼的根本区别在于：李虽然也将新闻、舆论与国家、政治民主相联系，注视实际效用，但他着重分析的是新闻、舆论与国家、政治民主动态关系的本身，可以说他关注的重心是达到目的的过程及作为这过程中的行动主体的人，这使他的新闻传播观带有浓重的实用主义的实证分析的特点和科学的精神。梁启超则相反，他关注的重心是政治目的的实现，是实用的价值取向本身，为此他的新闻传播观带有浓重的伦理政治色彩，体现了明显的工具理性的倾向。他欲以报刊塑造国民人格的步骤和方法也与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相暗合。儒家提出的成人之道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将个体引进并融入集群的价值体系之中。其中，格物致知是成就人格的第一步。按照梁启超的看法，格物致知是“新民”的基础，尔后正心、修身、齐家，就会自然而然地有了“治国平天下”的效果：“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B35。由此可见，梁启超注重新闻传播、向国民灌输西方先进思想，“新民”不是终极目的，不是为了培养富于个性的新人，而是为了“新国”、强国，前者只是实现后者的具体的手段而已。由“格物致知”到“治国平天下”，体现了传统文化集体主义的价值指向。与李普曼新闻传播观的个性主义逻辑刚好相反。

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精神往往与中国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和深沉的使命感相联系。梁启超身上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来自一种近乎神圣的召唤或天职。所谓“救民于水火”、“以天下为己任”的这类信仰、目标和行动可以同宗教对救赎的关注相提并论。梁启超以一个热情执着的“殉道者”的姿态活跃于中国的新闻舆论舞台的行为，可以部分地由这种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来解释。而李普曼作为“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则可以西方科学主义的文化精神来解读。

总之，在梁启超和李普曼这两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各不相同的哲学文化背景使他们的新闻传播理念具备必然的差异性。反之，我们要很好地理解中西新闻传播理念的差异性，就应当深入到哲学文化层面加以探究。

注释：

①③④⑤⑥⑦⑩B13B14B15B17B25B28B29

《李普曼传》，罗纳德·斯蒂尔(美)著，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853页，第3、4页，第5页，第3页，第807页，第841页，第280页，第6页，第65页，第5页，第264—265页，第281页，第339页，第329页。

②B11B18B19B21B28B29

《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7页，第272页，第84页，第206页，第396页，第69页，第309页。

⑧⑨B18B19B20B26B35

《梁启超政论逊，新华出版社1994年版，第218页，第66页，第65页，第146页，第66、88页，第87页，第70页。

⑩B22B23B27B32

《舆论学》，李普曼著，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82页，第49页，第78页，第63页，第10页。

B12

李喜所等：《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7页。

B16B30

黄建新：《近现代西方舆论观的嬗变》，《复旦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第235页、第234页。

B22《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第33页。

B24《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梁启超著，《饮冰室文集全编》第18卷，第1页。

B31

詹姆斯《实用主义》，第27页，第31页。

B33

(美)约瑟夫·阿·勒文森著，刘伟等译《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16页。

B34

新闻与传播论文范文第9篇

一、关于话语

话语是目前文化与传媒研究中出现频率甚高的一个词。传统上,话语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修辞学和诗学,主要研究演讲和文学艺术,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典范性研究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随着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传播方式超越人际交流,话语概念及含义有了很大变化,其表现在,一是超越了对话语的工具性认知;二是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取向。新修辞学代表人物美国人肯尼斯·博克认为人是象征性地对环境做出反应,语言不仅导致行动而且建构我们的现实。这种话语观,使“新修辞学将视角从传统的政治生活投向一切以言语为主的象征流活动,推动了修辞学向现代传播学的演变,这一演变过程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相呼应。”⑵这里所谓西方后现代思潮表现在包括上世纪中叶以来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美学、文学艺术等诸多文化领域。

在对话语的认识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评为中心),索绪尔、罗兰·巴特的符号学(以语言、文本为中心)以及后现代各种文化理论形成汇流,使话语成为当代文化与传媒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话语理论为当代文化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后现代的视角。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较早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涉及话语及话语权的问题,他认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⑶前一形式表现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后一种形式则体现为文化领导权或曰话语权。突破了基础——上层建筑二元结构的意识形态奠定了文化研究的基础。罗兰·巴特则认为在符号学的跨语言研究领域,其研究材料将时而是神话、叙事、报刊文章,时而是我们的文明产物,只要它们被言说出来,如新闻报道、说明书、采访谈话,甚至属于幻想类型的内心语言。后现代思想家福柯进一步指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⑷葛兰西的“领导权”、福柯的“权力话语”、哈贝马斯的“合法化”、罗兰·巴特的“泛符号化”、鲍德里亚“仿像”等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话语理论,为研究媒介话语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传媒话语生产

波林·罗斯诺在《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一书中给“话语”下的定义是“所有被书写、被言说的东西,所有引起对话或交谈的东西。”⑸ RonScollon在《Mediated Discourse As Socioal interaction》一书中谈到媒介话语术语使用的三个层面:一是指大众传媒话语即报纸、杂志、期刊、电视、电影话语;二是指以电脑为媒介的网络话语;三是指最为广泛意义上的公共和日常话语,其媒介如信件、笔记、备忘录,以及更多技术媒介如话筒、电话、电脑甚至英语、汉语,或说写和符号语言传播模式。本文将在第一层概念上讨论传媒话语。

传媒作用于受众的一切都是通过话语形式进行的,无论其文本形式是文字或图像,各种新闻、电影、电视剧、广告、脱口秀等话语方式组成了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话语世界。其中存有两重话语关系,即传媒和现实的话语关系,体现为生产、共谋与替代;传媒与受众的话语关系,体现为消费或使用与满足。

1.传媒话语与文化生产

斯图亚特·霍尔指出信息传播应该通过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这一“主导的复杂结构”⑹来考察信息传播过程,其传播实践对象乃是以特殊方式组织起来并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出现的各种意义和信息,它们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在一种话语的语义链范围之内通过符码的运作而组织起来,其产品以“话语”形式流通。虽然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电视话语生产,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传媒话语生产的普遍意义。

约翰·费斯克提出的文化经济概念认为,文化经济的流通是意义和的传播而非货币的周转,“在这种文化经济中,原来的商品(无论是电视节目还是牛仔裤)变成了一个文本,一种具有潜在意义和的话语结构,这一话语结构形成了大众文化的重要资源。”⑺

传媒营造了一个巨大的话语场(布尔迪厄所谓的“新闻场”⑻),或话语生产平台,它容纳并呈现政治、经济、科学、宗教、道德、文学、艺术以及日常生活等各种话语形式,根据自己的意图与模式给予改造,通过转换、移植、膨化、过滤等方式对这些话语进行再组织。在这个话语生产场中,市场与商业需要构成了生产的巨大动力,消费主义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其运行机制则是由政治、经济及文化等规范结构所决定的。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传媒声称自己代表正义、公开、公正、传播真理。然而,这一陈述本身被看作是一套话语也许更为切实。传媒热衷于在一切领域发言并施加影响,只要它认为有这种必要。传媒话语生产建构了一个大众文化疆域,这一文化疆域突破或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国家、政治地理范畴以及社会范畴。汤林森指出,“大众媒介正以平稳而快速的步调扩张其技术能力,在西方社会当中,它们对于公私领域的生活、夹其渗透、报道及再现的能力,已经具备非凡的影响效果”⑼,这里所说的能力就是话语生产能力。

2.话语和话语方式

话语和话语方式的关系实质上就是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按后现代主义的文本中心论,“一切事物,包括一次生活经历,一场战争,一次革命,一次政党集会选举,人际关系,度假、理发、购车、谋职等等,都是一个文本,甚至演说也具文本地位(一个口头文本)。”⑽因此,某种程度上传媒话语就是对各种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其解读和阐释方式决定了话语方式。以“新式新闻”(the New News)的出现为例,作为一种新的新闻话语方式,它产生于1992年美国总统选举,从形式上看“是一个速配的混合物,它部分是好莱坞电影和电视电影,部分是流行音乐和流行艺术,它将流行文化和名人杂志混和起来,使小报式的电视节目、有线电视和家庭录像互相结合”⑾,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当代传媒话语和话语方式表明:(1)传媒话语生产由现代性背景下的“生产性”转向后现代背景下的“消费性”,消费主义成为资本主义文化条件下的意识形态,支配着传媒话语生产;(2)传媒话语需要对其他非传媒话语形式进行再组织以符合大众传播的模式和意图;(3)传媒话语生产作为意义生产,隐含着复杂的社会关系,没有绝对的任意性;(4)媒体拥

有话语生产的巨大资源与权力,公众通过顺从或抵制对话语生产的权力关系产生影响。根据约翰·费斯克的观点,大众可“权且利用”(making do)其话语形式,创造性的、有识别力地使用资本主义提供的资源,从而使大众文化成为自己的文化。 3.“话题”与话语开放

  在消费主义支配下,传媒乐此不疲地寻找话题,把大众吸引到传媒营造的话语圈里。在电视可能是街头采访,或主持人组织的名人与普通人共同参与谈话节目;在报纸,则是大众被邀请在已设计好的话题下讨论,或者以热线笔录的形式,或者以笔谈等形式进行。这似乎是通过话题策划与公众参与促进话语民主。但是,把政治、司法、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专家人物(布尔迪厄把适应这种话语活动的人称为“fast-thinkers”)邀请入新闻场共同进行话语生产,这种方式更多出自商业目的而非民主目的,换言之就是为了促进公众的话语消费。由此产生的大批媒介人物既是媒介“产品”又是媒介话语的生产者,扮演着双重角色。

针对这一现象,布尔迪厄指出,一个文化生产者越自主,专业资本越雄厚,只投身于除了竞争对手就没有别的顾客的市场,那他就越倾向于抵抗;与之相反,越把自己的产品投向大生产的市场(如随笔作家记者、循规蹈矩的小说家等)就越倾向于与外部权力,如国家、教会,党派和今天的新闻业及电视等合作,屈从于它们的要求或指挥。⑿用他的话说,这些“电视‘快思手’,记者史学家,辞典编纂家或靠录音机对当代思想进行总结的人,都毫无顾忌地利用社会学——或他们理解的社会学——以在知识场四处出击,发动独特意义的‘’”⒀,他们的目的不是生产而是再生产。布尔迪厄揭示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紧张关系,揭示了传媒话语生产的内部矛盾。

话题与话语开放表明:(1)话题与话语开放是传媒话语生产的重要形式,话题与话语开放极大地促进了话语生产;(2)话题与话语开放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促进话语消费,增加收视率或发行率;(3)话题与话语开放促进了传媒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与渗透,形成以消费主义为语境的话语狂欢。例如,“纳米技术”本是科学场的话语,但一经被传媒话语化后,就制造了令公众神往的幻象。在科学界宣称破解了人类基因密码后,传媒就又借此大做关于人类寿命极限的文章,推论说(或曰想象)人可以活到1200岁。大到世界政治、经济、战争、外交,小至日常生活的健康、时尚、消费等,传媒不停地设计、调整栏目,版面,不停地寻找、发掘话题。面对这一切,人们常常六神无主。比如关于“健康”,传媒给我们许多忠告,但很多是矛盾、混乱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永远关注这个话题。在这种话语世界中,大众接触到的是零散、矛盾的现实。

4.作为一种话语形式的“广告”

加拿大学者加汉姆认为,“应该首先将大众媒体视为实体,它具有两重性:一是通过媒介商品的生产与交换,直接发挥生产剩余经济的作用;二是通过广告,在其他商品生产部门中间接发挥创造剩余价值的作用”⒁。广告使消费主义无所不在,是传媒的又一重要的话语形式。(1)广告话语具有功能和文化意义,所谓功能是指其促进销售的作用,所谓意义是指它是通过态度、情感、心理等方式影响公众;(2)广告话语的文化意义使广告在空间和时间上得以迁延并影响着日常生活方式。(3)广告的功能往往在其话语意义的掩护与隐藏下完成。布尔迪厄指出,新闻场机制是按市场要求,通过记者对司法场、文学场、艺术场、科学场等各种文化生产领域施加影响。这决定了传媒话语可能的泛广告化语境。如电视开辟了“读书时间”,但这个“时间”很可能是由出版商控制的,仅由“排行榜”、“读者最喜欢”等话语就可明白,这个话语场可供出售。其真正目的很可能是广告而非知识。电视或报纸开设汽车、时装、保健、家居生活等栏目、版面,充满诱惑的图像和说服性文本使生活审美化,其真实目的则是消费,新闻、广告、艺术、文化等混合在一起,我们很难通过话语形式把它们分别开,惟一的区别就是看这些文本或图像的刊载、播出是否收费。尽管一般来说,有关法律如广告法,试图限制新闻性话语与广告性话语的混合,但操作上却较困难。广告主也乐意利用记者的权威或新闻性话语的信任,当你阅读了一段很有吸引力的文章,它充满了对于健康的关怀和严肃的科学理论,但最后进入你眼帘的却是药品推销商、医院或健身器材销售商的地址。不管公众是否乐意,他们只得接受这种话语和话语方式,抵制与反抗是十分困难的。传媒自身也需要这种广告性话语形式,比如,它定期向公众收视率、“发行量”等信息,或评选观众、读者最喜欢的节目与栏目,或公布读者来信,表扬或者批评等,是推销自己。国内一家报纸就曾以“一个城市和城市的思想”为自己作广告,声称自己是“深受管理层和收入较高层读者喜爱的报纸”来推销自己。

三、传媒话语生产的控制

在媒介社会,似乎传媒具有空前的话语生产的权力和自主性,但实际上,传媒话语生产中的主体仅具有非完全的自主性。福柯的话语理论认为,话语是受内在控制、外在控制以及主体控制的,其理论也适用于对传媒话语生产的认识。传媒话语生产具有明显的外在控制特征,它也通过“排除原则”中的“禁止”、“区别和拒斥”以及真与假的对立而体现出来,暗合了所谓说什么、怎样说、为什么说。比如极权社会中的政治、保守文化中的性等话语都有严格的禁忌范围,传媒可以用“新闻价值”等标准对话语进行“区别和拒斥”,无新闻价值的话题往往被排出在传媒之外,至于“求真意志”,本是人类文化史或文明史创造的一种信念标准,在传媒话语生产中,这个标准可以理解为“真实”、“事实”,其中自然也包含“追求真理”的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或前现代的革命家都十分重视传媒,很多人亲身投入传媒话语生产工作,以此作为启发民智、宣传革命或改良社会的重要手段。

传媒话语与具有严格学科性话语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生产出来,后者是建构出现的(比如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话语)。另一个区别在于传媒话语对所有人开放,任何人都可以对各类报道或节目发表自己的看法。而学科性话语只对部分人开放。

传媒话语生产的外部控制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因素:美国是所谓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十分强调言论自由,但这种言论自由包括传媒的话语生产自由,也得受“明显而即刻危险”的法律原则限制。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关于言论自由包括传媒话语生产自由的法律和规范。

2.政治因素:政治因素对传媒话语的生产与操纵是明

显甚至直接的,因为传媒本身在现代社会里就是一种政治力量(有些独立,有些不独立)。在西方国家,传媒号称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力”。各种政治力量都力求通过传媒话语来显示自己的存在并施加影响。因此,我们看到,政治人物成为传媒的常客,他们频频在电视上亮相并发表演讲,以求获得公众的好感和支持。传媒的某些“提法”也往往受到政府的密切关注甚至控制。 3.社会因素:存在于一定社会中的各类组织,包括宗教组织、工会组织、女权组织、少数族裔组织以及其他大量的民间社团都试图利用各种方式对传媒话语生产施加影响,有的甚至通过自己主办杂志、电台、报纸、电视台等来维护自己的话语权。

4.文化因素:文化因素是话语控制的一个复杂因素,它包括宗教观念,道德、伦理、审美、及风俗习惯等。譬如在前阿富汗,拒绝电视机、收录机等传播工具,声称《古兰经》是他们惟一的法律,宗教话语占有绝对地位和控制权。道德因素则主要通过公众的态度、情感及舆论起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传媒在传播文化的同时又对地方文化和边缘文化进行消解,反应出传媒话语生产的文化矛盾。因此,通过传媒话语场可以发现,各种话语或文化形式间进行着影响、渗透、控制与反控制,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传媒话语生产的危机。

5.专业因素:这里所谓专业因素,是指传媒用自己的一套话语生产标准来进行话语控制,比如新闻传播观念、价值理念等,当然也包括传媒话语吸引力、冲击力等这类打动读者观众的策略要求。一个高水平的学科话语建构者,不一定适合传媒话语的生产,凡不符合专业或职业标准的传媒话语生产者,都要通过实践训练来达到要求。

结语

新闻与传播论文范文第10篇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世界地缘政治秩序正面临深度调整的背景中，文化软实力的竞争作用日益凸显，发达国家的文化战略显示出步步为营的姿态。文化强国已成为西方主要政治体为实现其地缘战略目标而使用的常态策略。创新传播手段，提高文化软实力，不仅美国战略智库对此一直情有独钟，而且美国传媒业也是一直精心布局。布热津斯基直截了当地指出，没有本能的、固有的民族抱负(它甚至无须作出强有力的表述)，任何民族都无法立足于伟大国家之列。他还独到地指出，“只有那些国家，具有以某种不确定的方式促成在文化上自发地爆发出不断探索和取胜的、富于自信、敢于竞争和充满活力的欲望，才能自行转变成一个明显高出别国一头的实体。”这足以证明美国战略设计者的心智所系。而美国的文化传播者则通过人尽皆知的“三片”一直在精心地实践着这一美国式的抱负。新技术革命为美国实现其文化霸权和改造其信息传播手段提供了便捷，媒介融合亦成为其传播发展潮流。今年10月1日，美国报业标杆《纽约时报》管理层表示，将启动最新裁员计划，拟裁减100名新闻编辑，其首席执行官马克-汤普森就直言不讳道出,裁员计划的目标是“通过裁员控制成本可继续投资《纽约时报》的数字化未来”。研究“9.11”以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不难发现，在竭力保持军事、经济、金融在全球领导力并持续不断扩张其影响之同时，美国更加看重其传播策略和文化软实力的影响,在新旧媒介深度融合中，美国文化强国的雄厚基础和数字化技术的创新能力焕发出美式文化的勃勃生机。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发展日新月异，其迅猛态势正深刻地改变着各国新闻文化传播事业的局面。有研究统计，在短短一分的时间里，互联网上会出现如此信息图景：Face-book上传了41万张照片；谷歌处理了400多万次搜索请求；QQ空间上传了13.9万张照片；新浪微博了9.5万条微博信息。这一互联网海量信息即时与传播的速度与容积，是传统纸质媒介无法想象的。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起的一个名为“昨天你读报纸了吗？”的调查显示，美国报纸读者的平均年龄超过了45岁，30岁以下的读者不到10%，而50%以上的读者超过了65岁，年轻代很少阅读报纸而大量转向互联网寻求资讯、知识与社交，这一新的需求在深刻地改变着传播业态、传播方式、以及传播者的行为，当然也广泛地影响着媒介生态，深刻地改变着世界各国政府文化传播战略与策略，传统媒介面临体制性变革是大势所趋。1877年创办的《华盛顿邮报》是美国最负盛名的报纸之一,曾因揭露“水门事件”、“五角大楼越战文件”、“棱镜门”等事件而轰动全球，但近年来，《华盛顿邮报》的订阅量和广告收入也在不断下降，2013年上半年，该报的发行量就下降了7%。这直接导致其最终被卖给亚马逊网络购物中心缔造者贝索斯的最直接的原因，《华盛顿邮报》与贝索斯的融合将加强其传播的效应，美国文化帝国的霸权梦想或可以长袖善舞，这也为我们提供了启发。

新闻传播对内的使命是铸造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灵魂的民族精神，对外则要宏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宣传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时代品质，牢牢掌握舆论的制高点，使“近者悦，远者来”，让世界真正体会中国文化尊重自然、开放包容、和谐共生、强健不息、追求和平的灵魂与魅力。中国是文化大国，在现代化转型发展的征途中，要将文化大国的丰厚资源转化成文化强国的软实力，必须加强文化传播战略设计，加快形成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传播体系。因此,顺应世界信息技术发展运用的潮流，创新传播媒介体制机制，推动传统媒介和新兴媒介深度融合，既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内生需求,也是实现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的迫切要求。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指出，“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这为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指明了方向。媒介融合将导致中国传播事业的一次深刻变革并将为中国软实力的建成插上现代翅膀。

2.我国媒介融合的现状与问题

近几十年来，伴随改革开放，我国传媒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初始的媒介融合起步不并不算晚，其形式上大致经历了组建报业集团、广电集团、创办新闻网站，创设微博、微信、客户端等新兴媒体，向多媒介融合的立体化、特色化方向演进的几个阶段，与此同时，新兴媒体逐步向传统媒体渗透也日益成为明显之趋向。从1996年1月15日《广州日报》挂牌成为国内第一家报业集团起，我国报业集团道路已经走了将近20年，至2002年底，全国共组建39家报业集团。1995年10月20日，《中国贸易报》走上互联网，成为中国第一个上网的媒体，经过20年的发展，我国稍有影响力的媒体都开设了自己的新闻网站。以安徽为例，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省内各大省级报纸即着手组建报业集团，到新世纪头十年内，各个报业集团也全部完成了网络平台的建构，多媒介运行的传播业态基本形成。安徽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于2003年，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已形成以《安徽日报》为龙头的十二报三刊一网站的媒体集团格局，其网络媒体中安在线运行也收到了巨大成效，成为纸制媒介的强大补充，同时，集团每周分别在美洲、澳洲、欧洲、非洲同步出版五个周刊。《合肥晚报》报业集团也成为一个鲜明亮点。安徽时代传媒、安徽电视台、安徽人民广播电台的集团化整合或上市运行成为同业翘楚，或者深度发展，服务三个强省战略目标，历近20年发展，安徽传统媒体初步完成了历史性转型，传媒业态得到了优化，新兴媒体在安徽传媒生态中的作用日益提高，各个地方传统媒体的革新也硕果累累，媒介融合呈现向深度演进的态势。2013年10月，由安徽省委宣传部组织的“崛起安徽•投资热土微行动”集中采访报道活动，安徽省省直主流媒体法人微博记者深入阜阳、亳州、宿州三市，进行了为期6天的采访，这是安徽宣传史上首次利用新媒体的大型采访活动，产生了巨大效应，也标示着安徽媒介融合发展从政策研讨向操作实践演进，安徽传媒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手段实现转型，已成为各大媒体的共识。媒介融合在中央媒体的创新性发展中也结出了硕果。

2012年7月22日，《人民日报》法人微博@人民日报在新浪微博上线，短短8个月内，粉丝数量就超过了1000万，到2014年5月，粉丝数量突破了2000万。2013年1月1日，《人民日报》开通腾讯微博账号，2014年5月，听众达到了1150多万。两者相加，@人民日报的粉丝总量就达到了3100多万。这与《人民日报》纸媒发行的280万份订阅数完全是隔如天壤，换言之，一个法人微博账号所聚集的读者，相当于又办了11份《人民日报》的纸媒。跟踪考察@人民日报，有研究者发现，其每发一条微博，会平均转发超过1300次，最高转发超过20万次，如果从理论上分析，每次转发可以带来100-500次阅读，那么@人民日报的一条微博，最高就可影响到2000万-1亿的网民。人民日报这种融合新兴媒体而催生新型传播形态的国内传统媒体集群正在出现。今年10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发起传统媒体官方微博“从企业看信心”经济形势主题采访活动,组织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经济日报等11家中央媒体官方微博,走进国内部分省、区、市企业一线采访,进行微博直播,通过传播企业发展正能量,传递我国经济形势向好发展的信心。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和新浪联合的报告，截至2013年底，新浪认证的媒体官方微博达到24000多个，其中，三大传统媒体（广播、电视、报纸）的官方微博达到13500多个。

微信公众号和新闻客户端的开设也已成各大媒体争夺受众的有力手段。这说明我国媒介融合实践迈开了实质性步伐，取得了较好的经验，安徽媒介融合态势也证明在文化强省战略政策感召下，新闻文化传播生态正在迅速改变，成为文化领域的一个鲜明时代特点。但也必须看到，尽管移动互联网的“微时代”越来越热，媒介融合在主流媒体中也取得了上述巨大成绩，全媒介时代对主流媒体传播业态的冲击导致其自我改变的动力正在增加，但将移动互联平台、技术与传统媒体实现深度融合，不同体制、模式、功能的媒介实现跨越体制机制障碍，媒介组织方式实现创新性融合的国内媒介仍然凤毛麟角。我国媒介融合现状与实现文化强国的中国梦目标要求、与中央为实现国家五位一体战略的要求，仍然存在巨大差距。我国媒介融合仍然普遍存在着许多问题：

2.1融合认识不足相当数量的新闻单位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中，已经实现了有效的互补和促进，从而加强了文化传播的效应，为其传播方式和业态的改善提供了支撑。但总的来说，在实际工作中，主流媒体对媒介融合的认识仍然不足，许多媒介管理者对媒介融合发展在文化软实力的提高过程中的战略价值还存在观念的缺失现象。刘奇葆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不足和缺失表现为有的满足现状，患得患失；有的存在畏难情绪和惰性心理，缺乏信心；有的存在惯性思维。由于多数网站没有新闻采访权，内容供给必须依赖于传统媒体,这也导致了传统媒体的优越感。据尼尔森评级数据一项名为《在线读者行为报告》的研究称,对数百万博客和社会媒体站点的分析表明，80%的链接都是美国传统媒体公司；站点内容中仅14%为原创，67%的热门新闻站点的新闻来源于传统媒体；站点人员中13%的人是收集管理员，专门收集传统媒体的新闻。传统媒体依赖体制所拥有的丰富资源以及在历史中积累的传播公信力远远超过了新兴媒体,一些传统媒体管理者对媒介融合仍然或多或少表现出“看不见，看不起，看不懂，跟不上”的现象。梳理各类社交媒体信息不难发现，传统媒体斗志昂扬的复苏豪言不绝于耳,这足以证明传统媒介对媒介融合观念与时代要求的反差。

2.2体制障碍突出研究显示，上述观念认识的滞后在传媒业界大致表现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搭建新媒体平台是拯救传统媒体衰落的最有效途径，能有效扭转传统媒体广告收入急速下滑的局面，一种观点则认为媒介融合是一件烧钱的游戏，更有人惊呼“不办新媒体是等死，办新媒体是找死。”仔细考察这两种观点形成的原因，我们发现主要是由于根深蒂固的体制痼疾所导致。一方面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所依赖的体制土壤存在巨大差异，其对融合的预期截然相反，另一方面传媒资源配置方式迥异导致其参与的主动性明显不同，新兴媒体依靠网络和数字技术，走市场化发展之路，其话题设置、传播敏感以及顺应公众诉求的能力甚至超越了传统媒体。在大数据分析取代了传统的统计手段，云服务释放了无限的信息空间时代背景中，传媒影响的体制壁垒已经逐渐失去其唯一的效用，舆论生态已经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媒体丢失的新闻资源却被新兴媒体大量发掘并迅速“在网上迅速生成、发酵、扩散”。这就造成了一方面传统媒体习惯于固守体制，其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实际发挥的作用难成正比，另一方面新兴媒体则寻求持续创新，以不断维持其传播的新技术能力优势，一方面新兴媒体热衷于对传统媒体的渗透，而传统媒体则陷入体制的依赖路径，成为自我创新的阻滞。在新形势下，这种体制障碍严重地约束了媒介融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成为我们面临的突出问题。

2.3人才队伍缺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在人类两大生产门类的生产不断进化过程中，生产力的每一次飞跃都依赖于新的劳动工具的革新。人类传播史也深刻地证明了这一点。从“铅与火”、“光与电”到“数与网”，人类传播方式的每次飞跃都源于传播手段和传播工具的革新，现代化传播手段依凭的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总是通过掌握这些技术的人才而转化为生产力的。在当代传播高度依赖现代信息科学技术的时代，媒介融合对人才的依赖就显得更加突出。有数据统计显示，中国电视、互联网、手机用户、网民数量已是全球第一，而在未来5年内，中国新媒体人才和媒体融合人才的缺口大约在60万到80万人之间。大多数传统媒体采编方式约束于其媒介形式，因此人才队伍单一化成为普遍现象。以安徽为例，各个报业集团、广播电视集团，时代传媒集团等传统媒介文字、音像采编人员充盈，而能整合网络技术、视频采编、客户端服务、微博应用、文字书写、中英文贯通的新型高素质、专业化、应用型传媒人才则处于紧缺状态。地方主流媒介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因此，即将到来的媒介融合大潮将对传播专业人才提出更新更高的期待。

3.媒介融合对新闻传播类人才培养的新期待

“你终于降临，思想突破了藩篱，终于展翅飞向遥远的世界，在那里，正进行这郑重的对话，这就是过去与未来。”这是恩格斯对印刷术发明的赞誉，实际上也道出了我们对媒介融合及其人才生长的期待之情。人类的传播史既是一部技术进步史，也是一部人才成长史。造纸和印刷术导致纸制媒体的产生，也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报人和出版家；电报的发明加快了通讯社的发展，也成就了大批新闻电讯人才。今天，以物联网和云计算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引领人类享受信息消费带来的便利，同时也对新闻传播专业从业者的基本素质、道德品质、战略思维能力、信息化处理技术、全媒介采编本领、市场化策划与营销水平、大数据挖掘与处理技术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这也为高等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标准和培养模式提出了新要求：

3.1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新闻观，强化传播专业人才职业道德教育新闻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是坚持作用的前提。对任何一个追求文明进步、民主法治的国家来说，新闻媒介作为社会之公器，其意识形态宣传的功能与作用都是巨大的。它们客观公正的报道、抑恶扬善的定位，是公众利益的守护者，是社会的瞭望哨和监测仪。锋芒锐利的舆论监督，每每刺穿社会的脓疮，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尤其是伴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应用，世界已经成为真正的地球村，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与渗透、不同文化文明的交融与矛盾、不同利益集团的明争与暗斗，在传输与挖掘技术日新月异的变化过程中，变得更加虚拟而便捷。因此，在媒介融合的传播过程中，维护国家利益与文化安全、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这就要求新闻传播从业者必须具有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党的坚贞品格，筑牢思想道德的底线，牢固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明辨是非对错，把握舆论方向，恪守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和新闻伦理。因此，在新闻传播、艺术设计、信息技术专业教育的培养方案中必须增加这些教育的分量，改革课程体系，创新培养出适应媒介融合时代合格的全媒介业务操作与经营管理人才。

3.2要遵循和驾御两大规律，强化传播专业人才互联网思维能力2014年8月18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强调，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这对媒介融合背景中新闻传播人才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战略性要求，也为新闻传播类教育改革指明了新方向。首先，媒介融合要求从业者善于把握新闻传播和新兴媒体发展的规律，新闻传播类专业人才培养必须紧紧抓住这个战略要求，从国家需求出发，培养专业人才驾驭新闻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的能力。无论媒介融合侧重哪个方面，也无论融合以后传播介质怎样变化，但其作为新闻传播和意识形态管理的基本规律仍有其延续性和一致性，这就要求媒介融合的管理者、新闻信息采编从业者，要尊重新闻传播规律，把握这一规律，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尤其要对新兴媒体发展趋势、运行与变化规律、功能与效用做出准确判断，从而发挥出最好的传播效果。其次，在新形势下，高等新闻传播类专业教育具有新颖而深刻的时代内涵，必须加强传播专业人才互联网思维训练，摆脱传统培养方案中的思维定势，优化人才知识结构体系架构与设计，增加传播学与新兴媒体理论与实践教学内容，拓展学生世界眼光和国际化传播视野，融合信息集成与数据挖掘技术课程，改革专业课程体系和教材教法，培养出未来引领融合时代媒介所需要的具有国家水准的人才。

3.3要兼容艺术与科学，强化新闻专业人才的人文与科学修养钱学深先生曾经指出，要建设一流大学，就必须实行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方针。在媒介融合时代中，创意将成为传媒业普遍依赖的智慧。线性的传播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时代传播要求，利用Twitter、YouTube、Facebook等新媒体产品形态传播国家战略意图和文化信息，越来越成为大国角力的战场，但新兴技术的采用必须依赖艺术方式才能产生强大的传播效果。艺术是人文的精髓，科学技术如果失去人文的光辉就会失变成异化人类的力量，因此，在传播技术高度发达、全球化与交互性影响不断扩大的国际文化交流中，兼备艺术与科学素养是主流媒介与新兴媒介深度融合以后对从业者提出的基本要求。高等新闻传播专业教育必须明确教育宗旨，固守人文立场，坚持艺术人文与科学技术并举的教育原则，把握世界现代传播趋势之同时，加强专业人才的艺术教育，涵养生命灵性，结合当代传播实践，不断提高新闻传播类人才艺术与科学素养。因此，必须更大范围地扩展新闻专业人才培养视野，尽快改变传统人才培养的理念，增加新闻专业、艺术设计、信息服务专业艺术或科学课程设置的板块，改变目前新闻传播、信息服务、艺术设计等传播类专业培养方案中缺失科学与艺术的现状，为媒介融合时代中国文化强国提供合格的人才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