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社会实践总结范文
时间：2023-03-15 07:10:41
新闻学社会实践总结范文第1篇
科学工作者在从事科学研究时，都有一系列“给定”的理论前提，这些理论前提常常被包含在培养职业科学家的教育机构和教科书中，它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真理，影响并制约着科学研究。托马斯•库恩（T•S•Kuhn，1970）用“范式”（paradigm）来描述这种支配特定时代、特定科学家群体科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和理论假设。库恩认为，科学发展的标志并不在于各种科学知识的日积月累，而在于科学范式的发展变化。当一个时代的科学家们根据既定的范式努力工作时，往往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与既定范式不符甚至矛盾的情况和问题，随着矛盾的增加，原先那个破绽百出的范式将被放弃，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充满希望而不是被显然无法克服的矛盾所困扰的新的范式。这就是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2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才是科学进步的真正标志。
研究视域显然不同于科学范式，也不具备科学范式那样的革命力量。但它却影响着新闻学研究的发展方向，限制着新闻学研究的内容，规定着新闻理论的话语体系，甚至成为某些理论观点争论不休、某些工作原则和方法对立冲突的重要原因。例如，怎样看待新闻媒介与政府或执政党的关系？新闻单位究竟应该是事业性质还是企业性质？媒介自身的形式与媒介传播的内容何者更为重要？难道仅仅是内容决定形式吗？发行量和收听收视率能不能作为判断媒介优劣的标准？满足公民的“知情权”、行使记者的采访报道权、保护消息来源等要不要有个“边界”？如果要这些“边界”该怎样划？为什么这样划？凡此种种问题，不同视域的理论和学者往往会有不同的回答，由于不同的视域有各自不同的逻辑起点和归宿，一些看似对立的观点、原则和方法又各有其“合理性”；同一视域的学者，由于所遵循的理论前提不同，对上述问题也会做出不同的回答，而这些回答的“合理性”则体现在与所遵循的理论前提的逻辑关系上。
纵观百余年中外新闻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四种不同的研究视域：政治视域；经济视域；文化视域；专业视域。在新闻学术史上，尽管四种研究视域并没有一条十分清晰的线形发展脉络，但其间仍能发现一些共性的东西。首先，政治视域在各国新闻学研究中始终或明或暗地占据着重要位置，甚至影响和左右着其他视域的研究。其次，专业视域是新闻传播由一种职业（occupation）发展成一门专业（profession）的产物，由于新闻传播的职业化进程不同，这种研究视域在各国出现的先后次序也不同，但就各国自身看，较之其他三种研究视域，它都是一种相对晚近的研究视域。第三，特定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往往有某种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视域，从而形成该国这一时期的主流理论话语体系；而其他边缘化视域一方面对上述主导视域起到辅助和补充作用，另一方面又对主流理论话语体系进行挑战，从而形成某种理论张力，推动新闻学研究的发展。第四，无论中外，新闻学的研究视域基本上沿着“政治-经济-文化-专业”这样一条大的主线发展，并且逐步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对立趋于融合和统一。
一、政治视域：
中国古代基本上把政治理解为治国安民的事务或者活动，孙中山先生说：“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西方“政治”一词源自希腊语Polis，即城邦或城市国家的意思。列宁说：“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3现代政治的基本内容是围绕着马克思所说的“政治国家”，即政治体系展开的。以国家形式出现的政治体系是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焦点。
新闻学研究的政治视域首先与这个“焦点”联系在一起。以印刷物和报纸为代表的现代传播媒介从诞生那天起，就涉及到它们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具体表现为与政府以及后来的执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党报理论以及发展新闻学理论等，当代新闻学中这些带有“范式”意义的理论几乎都是这种视域的产物。约翰•梅里尔（JohnMerrill，1974）在总结新闻学各种主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政治-报刊圈”（political-presscircle），认为所有这些理论无非表现为两大趋势——集权主义和自由主义，它们在意识形态上彼此独立，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存在着经由“国家主义”而彼此相通的路径。4
政治视域关注的首要问题，即逻辑起点是新闻媒介在“政治国家”中的地位以及由这种地位而发挥的作用。媒介是独立于政府还是依附于政府？哪一种处理方式更有利于它们在政治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集权主义理论与自由主义理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集权主义理论认为，国家是实体的存在，公共权威的代表，有着自身特定的目标和至高无上的权力，政府是国家权力的管理者和行使者，新闻媒介毫无疑问是政府管理和行使权力的工具之一，必须依附于政府；在政党政治中，就是党的工具，就应依附于党。自由主义理论坚持认为，国家只是由个人组合而成，它本身只是促进每一个社会成员充分发展的手段，新闻传播也是这种手段之一，作为一种手段的新闻传播没必要也不应该依附或服从另一种手段，相反它应该始终保持其独立性；只有独立的媒体在政治体系中才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不管两种理论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更根本的理论假设和前提，也不管它们还有多少花样繁多的变化形式，政治视域的逻辑归宿最终都会落实到上述根本分歧上。
可以说，政治视域在各国新闻学研究中都是较早形成的一种研究视域。政治体系决定了新闻传播的运作形式。具体到一个国家，不同的政治信仰和政治体制规定了这个国家的主流新闻理论话语体系。我国从时期形成的新闻理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以及建国后所建立的政治体制决定的。因此，在政治视域下追问一种新闻理论的合理性，最终必然涉及对政治信仰和政治体制合理性的追问，而这种追问已经超出新闻学研究的范围。“全球新闻好像一块透明的水晶石，世界各地不同的、有时甚至相互对立的政治体系在上面切割并打磨出了不同的则面，而国际新闻交换领域里令人瞠目的技术进步，并没有为新闻编辑人员在了解新闻透过这块水晶石后将被如何理解方面，提供任何有益的帮助”。5
从政治视域的逻辑起点和归宿看，新闻媒介的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政治倾向性与客观公正等并不构成矛盾，它们最多只能是后者服从前者的几对关系。造成上述矛盾的重要原因在于别的研究视域有其自身的逻辑起点和归宿。
二、经济视域：
用经济学的观点看，劳动分工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变成了交换者，这种交换关系把当代社会的人们牢固地联系在一起，也正是这种交换关系在人们中间创造了一个完整的权利和义务体系。媒介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就是这种交换关系的反映和体现。“报纸是一种私人企业，社会既没有给他任何特权，它对社会也不负任何义务。因此它不受社会利益的影响。报纸很显然地是其业主的财产，报纸业主是自负盈亏地出售其产品的……。”6当年《华尔街日报》发行人的这番话可以视为经济逻辑的典型代表。
经济视域是西方“大众化报刊”出现，媒介逐步成为一种私营企业的产物。作为一种企业的新闻媒介自然以经济效益为目标，只要不是法律所明文禁止的，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就采纳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这种逻辑的极端表现形式既与政治视域相冲突，又为文化视域所不容。所以除了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新闻实践中以这种极端形式出现的媒介并不很多，以上述极端形式表现的理论也不很多。但在各种变化的形式中，我们仍然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它们的身影。
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矛盾，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政治和经济两大视域的不同逻辑中。一定政治体制下的社会意识形态决定着该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视域。当一种视域被一定社会意识形态不断强化，变成一种“视域霸权”后，其他视域的研究自然就会受到压制或排斥。1958年，王中因提出“报纸是一种商品”而受到压制，西方“新闻价值”理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我国受到排斥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同样，西方一些学者长期拒绝承认新闻传播的宣传作用，坚持新闻媒介是完全独立的“社会公器”等，也有这方面原因。
然而，政治与经济毕竟不是两块完全分割的领地。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反过来又影响并制约经济。政治与经济的这种密切关系，使两种研究视域又可能相互利用对方的理论，服务或加强自己的观点，从而把对方的逻辑纳入自己的逻辑体系中。比如，根据一定的政治逻辑，媒介的独立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它在政治生活中发挥最佳效应；但到了经济逻辑中，媒介的独立则成为有效经济运作的可靠保证。在政治逻辑中，受众（读者）观念是实现宣传效益的前提；但在经济逻辑中则成为争取广告客户、赢得更大利润的手段。从经济视域着眼，媒介集团是市场竞争中经济运作的产物，做大做强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从政治视域着眼，媒介集团化是应对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趋势的重要举措，目的是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坚守和巩固自己的舆论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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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党报理论是政治视域的产物。中国共产党领导出版的第一份周刊，在其发刊词中就明确宣布：“我们的周刊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7党报理论拒斥经济视域的传统一直延续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新闻学研究视域发生重大转移，经济视域的研究论文和学术著作明显增多，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媒介实践的发展，这种研究视域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新闻学研究视域的转移是我国意识形态发生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媒介实践变化的反映。经济视域是对政治视域的重要补充，但不能替代政治视域，更不应变成一种新的“视域霸权”。总体上看，经济和政治都是促进社会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手段。因此，包括这两种视域在内的各种研究视域的逻辑，最终应服从于人类社会实践的逻辑，即服从于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
三、文化视域：
人是文化的动物。从人类制造的器物用品到行为方式、社会制度以及思想观念等都可以归入文化的名下。可以说，不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一切由人创造的、对人类构成意义的事物都可以视为文化。因此文化的本质就是意义以及意义的创造、交流和理解。这也正是哲学社会科学中文化视域所涉及的主要内容。
新闻学研究中的文化视域基本上借鉴了传播学中的“媒介文化”研究理论，就像媒介文化理论基本上借鉴了哲学、社会学、文化学中的“大众文化”理论一样。媒介文化这个概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从媒介所制造和传播的内容方面，一是从作为人类创造器物的媒介本身方面。当然，许多研究者在对媒介所制造和传播的内容进行深入研究时，也大量涉及到媒介在彰显这些内容时所处的各种所有制形式和控制形式，以及人们在解读这些内容时的各种意识形态背景。但文化视域与政治、经济视域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区别从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的基本观点中可以看出：只有在体制上从政府和市场中分离出来，在言论自由的语境下，大众传播媒介才会作出文化上的贡献。8
20世纪30年代后，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起使“媒介文化”研究得到广泛重视，其代表人物包括霍克海姆（Max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Adorno）、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本雅明（WalterBenjamin）等。随后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对此作出进一步贡献，代表人物有威廉斯、霍尔（StuartHall）、本尼特（TonyBennett）、沃勒考特（JanetWollacott）、费斯克（JohnFiske）等。从法兰克福到伯明翰的“批判理论”源远流长、内容庞杂、成分各异，一直影响至今。总体上看，它们都非常注重从社会意识形态控制形式和所有制形式来批判和审视媒介文化，9可以视为宏观媒介文化理论。
对于新闻学研究来说，媒介组织的文化生产过程更值得关注，因为对媒介组织运作的这些描述方法，主要源于对新闻生产的研究。新闻生产（当然也可以推及其他媒介产品的生产）包括“选择”（selecting）和“加工”（processing）两个重要环节。前者关系到从材料的挑选到传递成品的一系列决策，后者则与影响这些产品性质的工作惯例的运用相联系。卢因（KurtLewin，1947）提出的“守门人”（gatekeeper）概念，高尔图（Galtung）和鲁格（Ruge，1965）表述的“新闻价值”（newsvalues）概念，以及费什曼（Fishman，1980，1982）、塔奇曼（Tuchman，1978）的相关研究成果，一直被广泛用于描述新闻选择的过程；滕斯托（Tunstall，1971，1993）、赫瑟林顿（Hetherington，1985）、埃里克森（Ericson，1987）、休梅克（Shoemaker）和里斯（Reese，1991）等对媒介组织结构的研究，则被广泛用于描述新闻加工的过程。10媒介不仅仅制造和传播文化，它自身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媒介技术的发展对我们用什么方式认识社会和自我，对我们怎样体会意义，进而对各种社会关系的形成都有重大影响。加拿大学者英尼斯（H•A•Innis）和麦克卢汉（M•McLuhan）是这种“技术决定论”的代表人物。英尼斯（1950，1951）认为，某种特定的媒介对时间和空间有自己的“偏倚性”（biased），与具体物质在场紧密联系的媒介，如羊皮纸、陶土、石块等偏倚时间，而那些轻便的、保存不那么长久的媒介，如印刷纸张、广播等偏倚空间。时间意味着历史、道德和神圣，空间意味着现在和将来、技术和世俗。麦克卢汉接受并发展了上述思想，并以自己特有的表达风格，对技术媒介的意义做了更加深入和极具启发性的解读。今天的一些学者，像美国的马克•波斯特（MarkPoster，1990，1995）、保罗•莱文森（PaulLevinson，1999）等，仍在沿着他提出的一些思路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时代做进一步研究。
从一定意义上看，文化视域是对政治、经济视域反思和批判的结果，所以较之政治、经济，它出现的时间相对又晚一点儿。对于中国新闻学术界而言，文化视域尚属一种新的研究视域，在这一视域下形成的科研成果还非常有限，总的来说这方面研究目前还基本处在译介阶段。但由这种视域所唤起的、国内学界对新闻理论和实践中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重视，已经产生出积极的作用。
四、专业视域：
直到如今，新闻传播是否已经成为一门专业，学术界还有争议。但我们认为，这种争议并不影响新闻学研究中专业视域的存在及其存在的意义。早在一百年前，普利策就“希望开展一场运动，把新闻提高到一个学术性专业的层次”。11但事实上，几十年来，西方关于新闻专业化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主要集中在实践层面上，包括近年来被国内一些学者津津乐道的“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其实是只有“专业”，没有“主义”。我们所说的专业视域是一种学术立场，一套思维方式，一种理论建构。它站在“新闻本位”的立场上，从实践唯物主义出发，致力于新闻学“元理论”（metatheory）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建构理论新闻学的学科体系。我们认为，新闻学要想发展到“学术性专业的层次”，这种研究视域和理论建构是不可缺少的。如果说政治、经济、文化视域对新闻学研究来说还具有一定的外在性，那么专业视域则是新闻学研究的内在视域。它以新闻和新闻传播为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通过研究新闻和新闻传播自身的逻辑和质的规定性来思考各种实践层面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可以把专业视域称之为“本质视域”。
没有“主义”的专业是难以立足的。这里的“主义”应该是由该专业自身的内在要求所决定，而不应该是为一些外部力量所强加；应该是新闻传播由自发走向自觉、“他由”走向自由的结果，而不应该是诸如“成名的想像”等外部因素影响和利诱的结果；应该是人类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发展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人类实践理性和精神理性的统一，而不应该是历史和逻辑的割裂，实践理性和精神理性的对立。因此，它必须建立在对人类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深入研究、理性分析、系统归纳的基础上。无论中外，新闻学似乎还缺少这种深入研究、理性分析和系统归纳，与一些更为成熟的学科相比，新闻学还没有建构起自己的“元理论”，大量的经验性总结和太多的“拿来主义”，令一些人对它是否已成为一个学术性专业始终表示怀疑。宁树藩（1997）曾有感于此，提出需要加强“本义新闻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闻学自身理论体系的设想。
究竟什么是新闻？新闻属于社会存在范畴还是社会意识范畴？新闻能等同于新闻报道吗？人类社会何以需要新闻传播？新闻活动在社会实践中占据什么样的独特地位？发挥一些什么样的独特作用？新闻价值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真实、客观、公正应该如何界定？新闻传播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为何必须坚持这些标准？这些决不是一些“没有意义”问题，也不是一些可有可无的理论空谈。恰恰相反，只有在深入研究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新闻传播才真正有“学”可言，这门学科才能真正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也只有在深入研究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在实践层面上厘清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权利与义务、自由与责任、“公器”与“喉舌”等一系列关系，进而对新闻传播实践起到真正的理论指导作用。
政治、经济、文化都是新闻学研究的重要视域，因为新闻传播，尤其是新闻事业与这些领域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但新闻传播毕竟有它自身的逻辑，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报刊“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所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12其他不同视域的研究可以丰富、补充甚至完善新闻学研究，但不应该也不可能代替新闻专业视域自身的研究。因此，在新闻学研究的四种不同视域中，专业视域应该进一步发挥自己的轴心作用。当然，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新闻传播自身的逻辑不可能是孤立的，如同其他社会实践领域的逻辑不可能是孤立的一样。从根本上说，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自身的逻辑来源并服从于人类社会实践的总逻辑，同时又是这个实践总逻辑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各种研究视域可以而且应该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对立趋于融合和统一的根本原因和重要前提。
注释：
1李良荣《新闻学导论》，第210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参阅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
3列宁《未写成的文章〈关于国家的作用问题〉的材料》，《列宁文稿》，第2卷，第407页。
4参阅芮必峰《西方“媒介哲学”评介》，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4期。
5[美]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第20爷，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6转引自《报刊的四种理论》，第84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7《劳动周刊•发刊词》，1921年8月创刊于上海。
8见[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第28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9参阅时同宇《从法兰克福到伯明翰》，载《现代传播》，2002年，第4期。
10参阅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上册）第八章，[台]风云论坛出版社1996年版。
11转引自[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第2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
新闻学社会实践总结范文第2篇
科学工作者在从事科学研究时，都有一系列“给定”的理论前提，这些理论前提常常被包含在培养职业科学家的教育机构和教科书中，它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真理，影响并制约着科学研究。托马斯•库恩（T•S•Kuhn，1970）用“范式”（paradigm）来描述这种支配特定时代、特定科学家群体科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和理论假设。库恩认为，科学发展的标志并不在于各种科学知识的日积月累，而在于科学范式的发展变化。当一个时代的科学家们根据既定的范式努力工作时，往往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与既定范式不符甚至矛盾的情况和问题，随着矛盾的增加，原先那个破绽百出的范式将被放弃，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充满希望而不是被显然无法克服的矛盾所困扰的新的范式。这就是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2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才是科学进步的真正标志。
研究视域显然不同于科学范式，也不具备科学范式那样的革命力量。但它却影响着新闻学研究的发展方向，限制着新闻学研究的内容，规定着新闻理论的话语体系，甚至成为某些理论观点争论不休、某些工作原则和方法对立冲突的重要原因。例如，怎样看待新闻媒介与政府或执政党的关系？新闻单位究竟应该是事业性质还是企业性质？媒介自身的形式与媒介传播的内容何者更为重要？难道仅仅是内容决定形式吗？发行量和收听收视率能不能作为判断媒介优劣的标准？满足公民的“知情权”、行使记者的采访报道权、保护消息来源等要不要有个“边界”？如果要这些“边界”该怎样划？为什么这样划？凡此种种问题，不同视域的理论和学者往往会有不同的回答，由于不同的视域有各自不同的逻辑起点和归宿，一些看似对立的观点、原则和方法又各有其“合理性”；同一视域的学者，由于所遵循的理论前提不同，对上述问题也会做出不同的回答，而这些回答的“合理性”则体现在与所遵循的理论前提的逻辑关系上。
纵观百余年中外新闻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四种不同的研究视域：政治视域；经济视域；文化视域；专业视域。在新闻学术史上，尽管四种研究视域并没有一条十分清晰的线形发展脉络，但其间仍能发现一些共性的东西。首先，政治视域在各国新闻学研究中始终或明或暗地占据着重要位置，甚至影响和左右着其他视域的研究。其次，专业视域是新闻传播由一种职业（occupation）发展成一门专业（profession）的产物，由于新闻传播的职业化进程不同，这种研究视域在各国出现的先后次序也不同，但就各国自身看，较之其他三种研究视域，它都是一种相对晚近的研究视域。第三，特定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往往有某种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视域，从而形成该国这一时期的主流理论话语体系；而其他边缘化视域一方面对上述主导视域起到辅助和补充作用，另一方面又对主流理论话语体系进行挑战，从而形成某种理论张力，推动新闻学研究的发展。第四，无论中外，新闻学的研究视域基本上沿着“政治-经济-文化-专业”这样一条大的主线发展，并且逐步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对立趋于融合和统一。
一、政治视域：
中国古代基本上把政治理解为治国安民的事务或者活动，孙中山先生说：“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西方“政治”一词源自希腊语Polis，即城邦或城市国家的意思。列宁说：“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3现代政治的基本内容是围绕着马克思所说的“政治国家”，即政治体系展开的。以国家形式出现的政治体系是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焦点。
新闻学研究的政治视域首先与这个“焦点”联系在一起。以印刷物和报纸为代表的现代传播媒介从诞生那天起，就涉及到它们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具体表现为与政府以及后来的执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党报理论以及发展新闻学理论等，当代新闻学中这些带有“范式”意义的理论几乎都是这种视域的产物。约翰•梅里尔（JohnMerrill，1974）在总结新闻学各种主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政治-报刊圈”（political-presscircle），认为所有这些理论无非表现为两大趋势——集权主义和自由主义，它们在意识形态上彼此独立，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存在着经由“国家主义”而彼此相通的路径。4
政治视域关注的首要问题，即逻辑起点是新闻媒介在“政治国家”中的地位以及由这种地位而发挥的作用。媒介是独立于政府还是依附于政府？哪一种处理方式更有利于它们在政治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集权主义理论与自由主义理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集权主义理论认为，国家是实体的存在，公共权威的代表，有着自身特定的目标和至高无上的权力，政府是国家权力的管理者和行使者，新闻媒介毫无疑问是政府管理和行使权力的工具之一，必须依附于政府；在政党政治中，就是党的工具，就应依附于党。自由主义理论坚持认为，国家只是由个人组合而成，它本身只是促进每一个社会成员充分发展的手段，新闻传播也是这种手段之一，作为一种手段的新闻传播没必要也不应该依附或服从另一种手段，相反它应该始终保持其独立性；只有独立的媒体在政治体系中才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不管两种理论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更根本的理论假设和前提，也不管它们还有多少花样繁多的变化形式，政治视域的逻辑归宿最终都会落实到上述根本分歧上。
可以说，政治视域在各国新闻学研究中都是较早形成的一种研究视域。政治体系决定了新闻传播的运作形式。具体到一个国家，不同的政治信仰和政治体制规定了这个国家的主流新闻理论话语体系。我国从时期形成的新闻理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以及建国后所建立的政治体制决定的。因此，在政治视域下追问一种新闻理论的合理性，最终必然涉及对政治信仰和政治体制合理性的追问，而这种追问已经超出新闻学研究的范围。“全球新闻好像一块透明的水晶石，世界各地不同的、有时甚至相互对立的政治体系在上面切割并打磨出了不同的则面，而国际新闻交换领域里令人瞠目的技术进步，并没有为新闻编辑人员在了解新闻透过这块水晶石后将被如何理解方面，提供任何有益的帮助”。5
从政治视域的逻辑起点和归宿看，新闻媒介的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政治倾向性与客观公正等并不构成矛盾，它们最多只能是后者服从前者的几对关系。造成上述矛盾的重要原因在于别的研究视域有其自身的逻辑起点和归宿。
二、经济视域：
用经济学的观点看，劳动分工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变成了交换者，这种交换关系把当代社会的人们牢固地联系在一起，也正是这种交换关系在人们中间创造了一个完整的权利和义务体系。媒介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就是这种交换关系的反映和体现。“报纸是一种私人企业，社会既没有给他任何特权，它对社会也不负任何义务。因此它不受社会利益的影响。报纸很显然地是其业主的财产，报纸业主是自负盈亏地出售其产品的……。”6当年《华尔街日报》发行人的这番话可以视为经济逻辑的典型代表。
经济视域是西方“大众化报刊”出现，媒介逐步成为一种私营企业的产物。作为一种企业的新闻媒介自然以经济效益为目标，只要不是法律所明文禁止的，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就采纳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这种逻辑的极端表现形式既与政治视域相冲突，又为文化视域所不容。所以除了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新闻实践中以这种极端形式出现的媒介并不很多，以上述极端形式表现的理论也不很多。但在各种变化的形式中，我们仍然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它们的身影。
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矛盾，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政治和经济两大视域的不同逻辑中。一定政治体制下的社会意识形态决定着该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视域。当一种视域被一定社会意识形态不断强化，变成一种“视域霸权”后，其他视域的研究自然就会受到压制或排斥。1958年，王中因提出“报纸是一种商品”而受到压制，西方“新闻价值”理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我国受到排斥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同样，西方一些学者长期拒绝承认新闻传播的宣传作用，坚持新闻媒介是完全独立的“社会公器”等，也有这方面原因。
然而，政治与经济毕竟不是两块完全分割的领地。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反过来又影响并制约经济。政治与经济的这种密切关系，使两种研究视域又可能相互利用对方的理论，服务或加强自己的观点，从而把对方的逻辑纳入自己的逻辑体系中。比如，根据一定的政治逻辑，媒介的独立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它在政治生活中发挥最佳效应；但到了经济逻辑中，媒介的独立则成为有效经济运作的可靠保证。在政治逻辑中，受众（读者）观念是实现宣传效益的前提；但在经济逻辑中则成为争取广告客户、赢得更大利润的手段。从经济视域着眼，媒介集团是市场竞争中经济运作的产物，做大做强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从政治视域着眼，媒介集团化是应对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趋势的重要举措，目的是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坚守和巩固自己的舆论阵地。
毫无疑问，党报理论是政治视域的产物。中国共产党领导出版的第一份周刊，在其发刊词中就明确宣布：“我们的周刊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7党报理论拒斥经济视域的传统一直延续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新闻学研究视域发生重大转移，经济视域的研究论文和学术著作明显增多，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媒介实践的发展，这种研究视域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新闻学研究视域的转移是我国意识形态发生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媒介实践变化的反映。经济视域是对政治视域的重要补充，但不能替代政治视域，更不应变成一种新的“视域霸权”。总体上看，经济和政治都是促进社会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手段。因此，包括这两种视域在内的各种研究视域的逻辑，最终应服从于人类社会实践的逻辑，即服从于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
三、文化视域：
人是文化的动物。从人类制造的器物用品到行为方式、社会制度以及思想观念等都可以归入文化的名下。可以说，不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一切由人创造的、对人类构成意义的事物都可以视为文化。因此文化的本质就是意义以及意义的创造、交流和理解。这也正是哲学社会科学中文化视域所涉及的主要内容。
新闻学研究中的文化视域基本上借鉴了传播学中的“媒介文化”研究理论，就像媒介文化理论基本上借鉴了哲学、社会学、文化学中的“大众文化”理论一样。媒介文化这个概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从媒介所制造和传播的内容方面，一是从作为人类创造器物的媒介本身方面。当然，许多研究者在对媒介所制造和传播的内容进行深入研究时，也大量涉及到媒介在彰显这些内容时所处的各种所有制形式和控制形式，以及人们在解读这些内容时的各种意识形态背景。但文化视域与政治、经济视域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区别从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的基本观点中可以看出：只有在体制上从政府和市场中分离出来，在言论自由的语境下，大众传播媒介才会作出文化上的贡献。8
20世纪30年代后，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起使“媒介文化”研究得到广泛重视，其代表人物包括霍克海姆（Max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Adorno）、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本雅明（WalterBenjamin）等。随后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对此作出进一步贡献，代表人物有威廉斯、霍尔（StuartHall）、本尼特（TonyBennett）、沃勒考特（JanetWollacott）、费斯克（JohnFiske）等。从法兰克福到伯明翰的“批判理论”源远流长、内容庞杂、成分各异，一直影响至今。总体上看，它们都非常注重从社会意识形态控制形式和所有制形式来批判和审视媒介文化，9可以视为宏观媒介文化理论。
对于新闻学研究来说，媒介组织的文化生产过程更值得关注，因为对媒介组织运作的这些描述方法，主要源于对新闻生产的研究。新闻生产（当然也可以推及其他媒介产品的生产）包括“选择”（selecting）和“加工”（processing）两个重要环节。前者关系到从材料的挑选到传递成品的一系列决策，后者则与影响这些产品性质的工作惯例的运用相联系。卢因（KurtLewin，1947）提出的“守门人”（gatekeeper）概念，高尔图（Galtung）和鲁格（Ruge，1965）表述的“新闻价值”（newsvalues）概念，以及费什曼（Fishman，1980，1982）、塔奇曼（Tuchman，1978）的相关研究成果，一直被广泛用于描述新闻选择的过程；滕斯托（Tunstall，1971，1993）、赫瑟林顿（Hetherington，1985）、埃里克森（Ericson，1987）、休梅克（Shoemaker）和里斯（Reese，1991）等对媒介组织结构的研究，则被广泛用于描述新闻加工的过程。10媒介不仅仅制造和传播文化，它自身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媒介技术的发展对我们用什么方式认识社会和自我，对我们怎样体会意义，进而对各种社会关系的形成都有重大影响。加拿大学者英尼斯（H•A•Innis）和麦克卢汉（M•McLuhan）是这种“技术决定论”的代表人物。英尼斯（1950，1951）认为，某种特定的媒介对时间和空间有自己的“偏倚性”（biased），与具体物质在场紧密联系的媒介，如羊皮纸、陶土、石块等偏倚时间，而那些轻便的、保存不那么长久的媒介，如印刷纸张、广播等偏倚空间。时间意味着历史、道德和神圣，空间意味着现在和将来、技术和世俗。麦克卢汉接受并发展了上述思想，并以自己特有的表达风格，对技术媒介的意义做了更加深入和极具启发性的解读。今天的一些学者，像美国的马克•波斯特（MarkPoster，1990，1995）、保罗•莱文森（PaulLevinson，1999）等，仍在沿着他提出的一些思路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时代做进一步研究。
从一定意义上看，文化视域是对政治、经济视域反思和批判的结果，所以较之政治、经济，它出现的时间相对又晚一点儿。对于中国新闻学术界而言，文化视域尚属一种新的研究视域，在这一视域下形成的科研成果还非常有限，总的来说这方面研究目前还基本处在译介阶段。但由这种视域所唤起的、国内学界对新闻理论和实践中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重视，已经产生出积极的作用。
四、专业视域：
直到如今，新闻传播是否已经成为一门专业，学术界还有争议。但我们认为，这种争议并不影响新闻学研究中专业视域的存在及其存在的意义。早在一百年前，普利策就“希望开展一场运动，把新闻提高到一个学术性专业的层次”。11但事实上，几十年来，西方关于新闻专业化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主要集中在实践层面上，包括近年来被国内一些学者津津乐道的“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其实是只有“专业”，没有“主义”。我们所说的专业视域是一种学术立场，一套思维方式，一种理论建构。它站在“新闻本位”的立场上，从实践唯物主义出发，致力于新闻学“元理论”（metatheory）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建构理论新闻学的学科体系。我们认为，新闻学要想发展到“学术性专业的层次”，这种研究视域和理论建构是不可缺少的。如果说政治、经济、文化视域对新闻学研究来说还具有一定的外在性，那么专业视域则是新闻学研究的内在视域。它以新闻和新闻传播为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通过研究新闻和新闻传播自身的逻辑和质的规定性来思考各种实践层面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可以把专业视域称之为“本质视域”。
没有“主义”的专业是难以立足的。这里的“主义”应该是由该专业自身的内在要求所决定，而不应该是为一些外部力量所强加；应该是新闻传播由自发走向自觉、“他由”走向自由的结果，而不应该是诸如“成名的想像”等外部因素影响和利诱的结果；应该是人类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发展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人类实践理性和精神理性的统一，而不应该是历史和逻辑的割裂，实践理性和精神理性的对立。因此，它必须建立在对人类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深入研究、理性分析、系统归纳的基础上。无论中外，新闻学似乎还缺少这种深入研究、理性分析和系统归纳，与一些更为成熟的学科相比，新闻学还没有建构起自己的“元理论”，大量的经验性总结和太多的“拿来主义”，令一些人对它是否已成为一个学术性专业始终表示怀疑。宁树藩（1997）曾有感于此，提出需要加强“本义新闻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闻学自身理论体系的设想。
究竟什么是新闻？新闻属于社会存在范畴还是社会意识范畴？新闻能等同于新闻报道吗？人类社会何以需要新闻传播？新闻活动在社会实践中占据什么样的独特地位？发挥一些什么样的独特作用？新闻价值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真实、客观、公正应该如何界定？新闻传播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为何必须坚持这些标准？这些决不是一些“没有意义”问题，也不是一些可有可无的理论空谈。恰恰相反，只有在深入研究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新闻传播才真正有“学”可言，这门学科才能真正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也只有在深入研究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在实践层面上厘清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权利与义务、自由与责任、“公器”与“喉舌”等一系列关系，进而对新闻传播实践起到真正的理论指导作用。
政治、经济、文化都是新闻学研究的重要视域，因为新闻传播，尤其是新闻事业与这些领域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但新闻传播毕竟有它自身的逻辑，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报刊“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所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12其他不同视域的研究可以丰富、补充甚至完善新闻学研究，但不应该也不可能代替新闻专业视域自身的研究。因此，在新闻学研究的四种不同视域中，专业视域应该进一步发挥自己的轴心作用。当然，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新闻传播自身的逻辑不可能是孤立的，如同其他社会实践领域的逻辑不可能是孤立的一样。从根本上说，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自身的逻辑来源并服从于人类社会实践的总逻辑，同时又是这个实践总逻辑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各种研究视域可以而且应该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对立趋于融合和统一的根本原因和重要前提。
注释：
1李良荣《新闻学导论》，第210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参阅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
3列宁《未写成的文章〈关于国家的作用问题〉的材料》，《列宁文稿》，第2卷，第407页。
4参阅芮必峰《西方“媒介哲学”评介》，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4期。
5[美]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第20爷，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6转引自《报刊的四种理论》，第84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7《劳动周刊•发刊词》，1921年8月创刊于上海。
8见[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第28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9参阅时同宇《从法兰克福到伯明翰》，载《现代传播》，2002年，第4期。
10参阅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上册）第八章，[台]风云论坛出版社1996年版。
11转引自[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第2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
新闻学社会实践总结范文第3篇
如何适应业界对专家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的迫切需求？
如何改变新闻教育脱离现实的现象？
如何面对众多院校设置新闻教育？
在这里“拷问传媒教育”的是业界的有限需求，每年传媒学科毕业的大学生相当多的到不了传媒业界工作。业界需求过剩是原因之一，但在需求范围内业界也招收了不少其他学科的学生。是合理还是不合理？但不管如何，作为传媒教育界我们自身要反思的是：我们的传媒教育还有什么缺陷？我们的学生是否深受业界欢迎了？
特别需要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在“有限需求”的大环境下许多院校却依然瞄准传媒教育，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涉足传媒教育的院校已有660多家，出现有条件上没有条件也争着上的现象，而且还有继续扩大规模之势。
作为有志和有能力从事传媒教育的院校，一定要确立这种观念：业界对新闻人才的要求就是我们新闻教育培养的目标。那么，从业务的角度来看业界需要的是怎样的大学生呢？应该是三项创新能力兼备：具有适应新闻内容创新的过硬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以新的视觉和方法洞察社会的能力、把握新闻发展趋势的创新能力。反思我们新闻教育的缺陷，可从拷问“三项能力”掌握的状况入手。
如何满足业界对“上手快，后劲又足”的人才需求――
强化三项创新能力，培育具有综合素质的通用人才
有的人谈到新闻学毕业生时往往用“上手快，后劲不足”来概括，我不太主张笼而统之去评说，因为有相当多的新闻学毕业生是很不错的。但“上手快，后劲不足”的问题的确比较突出。早些年，我就碰到过这种情况。一位我认识的记者，进报社很快就上手，写的消息、通讯很规范。相反的一位中文系毕业的学生，开始写稿时不是缺这个要素就缺那个要素，不规范。但一年多之后，却发现这位中文系的学生超过了那位新闻学毕业生。原因是这位记者中文功底好，一进中文系，老师就要求学生一年写100篇作文，强化写作能力。为了写好文章，又得读很多书。他来到报社后中文功底是过硬的，缺的只是新闻的基础知识，而这些基础知识目前仍比较浅薄，只要花点时间比较快就弄通了。一旦掌握了新闻规律很快就上手了，加上中文基础的强势，后劲就激发出来了。相反的，同来的新闻学的学生，如果没有强化中文基础训练，开始时虽然上手快，但时间一久后劲不足就显现出来了。当然，中文基础同样是可以补课的，但中文的硬功夫并非短时间内能掌握，在学校时就要把握好最好的时机练好扎实的文字基本功。又比如学社会学的人，他可能有丰富的社会学知识，如果又有过硬的文字功夫，只要有志从事新闻工作，也许是搞新闻的好材料。我们的新闻专业的学生，如果只是为了消极对应教学大纲的要求，应付考试拿个好成绩，不下苦功夫练好文字基本功和掌握较丰厚的知识，就有可能出现“上手快，后劲不足”的问题。同样，新闻学毕业的学生也有不少上手又快又有后劲，这与他们全面领悟了新闻人才需具备的基本素质，下功夫练好三项基本能力有关。
有的人也许会说，既然这样还要办新闻学专业干什么？我认为不是不要，相反地要强化。新闻学的教学科研水平整体要提高，增设从新闻单位实践中提升起来的创新理论课、更有厚度的课，要学得更深一些更专一些更系统一些，使学生具有“把握新闻发展趋势的创新能力”。这是新闻学的优势。
同时，对新闻课程与其他学科的比例要调整，四年本科的学习毕竟课时是有限的，因此对课程课时要进行合理的设计，原有的教材要疏理，该删改的要删改，比较浅显的理论课可以合并，腾出一定的时间去强化另两个能力，也就是“具有适应新闻内容创新的过硬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以新的视觉和方法洞察社会的能力”。在信息快速传播的今天，在各报都开辟“报料热线”的情况下，独家新闻越来越少，新闻的竞争常常体现在问题切入的角度和文章的品位，从过去的只是把事实报道出来，变成传播观点、理念、思想，以独特的视觉穿透力感悟影响读者。记者要从事实的披露者、信息的传递者，往社会分析员乃至引导社会变革的评论家的角色转变。新闻采编人员要有很强的分析能力、策划能力。培养这方面的能力，仅仅靠新闻专业方面的课程是不够的，要扩大课程的基本面，增加社会学、人文科学等领域的课程，扩大学生知识视野。除了课堂教学之外，还要根据三项基本能力的要求引导学生课余之后学习的走向。从掌握知识来说，学生不能只接受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也不能完全依赖网上知识。现在学生喜欢上网，很快接收到各类信息，这是好的一面。但光从网上接受知识是不够的，一定要花时间读书，补充课堂教学的不足。要下点功夫学经典著作，包括历史经典和现实经典。历史经典就是过去流传下来的有价值的著作，包括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现实经典主要是那些反映、解读社会现实问题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有助于学生全面认识当前的社会问题，培养学生新闻敏感及分析能力。有了三项基本能力，就会使业界在用人的过程中感受到新闻学毕业出来的人搞新闻就不一样，扩大对新闻学人才的需求。
如何适应业界对专家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的迫切需求――
营造自由成长环境，从通用人才中派生出特殊人才
为什么不少新闻单位只是招一部分学新闻的，还招中文学、哲学、法学、历史学甚至理工科的？有客观因素，也就是与媒体内容往多样化的发展有关，比如不少报纸有财经版块、法律版块、文艺版块、体育版块等，相应地招收了一些相关的人才。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还有与新闻教育缺乏“自由（自我）发展”环境有关。如果有一个良好的“自由（自我）发展”的环境，培养出来的是创新型和有良好的功底的人才，专业版块也是可以由新闻学毕业生担纲的。现在传媒的专业版块越来越多，如果新闻院校的毕业生成不了业界的主角，让可要可不要之势泛滥下去，将严重影响到整个新闻学科的社会价值实现，对新闻院校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种悲哀。
作为一个新闻单位,各种人才都是需要的。现在普遍认为复合型人才比较紧缺，另外就是专家型人才。有的专栏专版做得不专业，业界就从相应的专业中去挑人。虽有专业能力，但未必有新闻眼光，也未必能做得好。当然，也有些做得不错的。有的院校还考虑设立专门培养专门人才的专业，比如专门培养财经记者、法律记者，等等。这样做，会不会使学生的就业门路更小了呢？当年不缺这类人才的传媒单位就有可能不会去要这种专才，而且报社内部的采编人员经常是内部流动的，只是专才而不是通才也会影响报社对这类毕业生的选取。对大多数新闻院校来说，设立专业类的新闻专业也是不容易做好的，师资力量不足，教学的质量无保证。更为重要的是，学生高中毕业考大学时并不成熟，盲目性较大，进了大学一段时间后才明白自己的兴奋点在哪里，才能确定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大学新闻理论教育应在培养具有三项基本能力的“通才”的基础上，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志向自由（自我）发展成通用的记者、专业型乃至专家型的记者或是复合型人才。新闻通用人才都必须有三项基本能力，然后根据各人的具体情况和爱好兴趣进行选择，让其自由发展、自我发展。比如，有的学生有志成为财经记者，他可以选修经济理论，可以有意识到经济业界实习。总之，各有所好，各得其所。这样的学生，既可作通才来用也可作专才来用，就业面更宽。
传媒的复合型人才在学校里是形不成的，就业实践之后才能逐步显露，并通过采编、经营等多岗位交流实践，多种能力兼备才能形成“复合型”。但学生个人的性格、爱好及其在日常学习、工作、社会活动等方面的表现，能显示出某些综合能力的雏形，在一定程度上看出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学校可因势利导，在社会活动策划能力的训练等方面提供良好条件，学生也可根据自己的实际自觉参与社会活动和技能训练，为往复合型发展创造条件。另外，有一些跨学科的学生，比如学新闻再辅修经济管理，或本科学管理学、研究生读新闻学等，也往往具有复合型的潜质，容易找到工作。
为了培养好通才，并让其中一部分人往专门人才和复合型人才发展，学校既要有对某些项目的硬性规定，又要积极营造自由发展的环境。自由宽松和积极引导并重对各类人才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形成三项能力的基础理论是强硬性的学习，专业课和有利于强化这三方面知识的课程学生一定要上，涉及这三方面能力的实践学校也要认真组织实施。其他方面的能力，可以根据各人的情况自由性地学习和发展。如果一下子就把自己设计成专家型或复合型，而没有扎实的经典理论和必要的实践垫底，就有可能成为脱离新闻的“专家”，复合型也可能是“万金油”型，新闻单位用不上。硬性的学习课程不是应付式的课，而是一定要让学生能得到收获的课，因此课程内容的设置和老师的教学是十分重要的，要由优秀老师通过创新的理论教学，将学生带入崭新的领域中去。
在营造发展空间方面，学校的专业课与一些很有意义的讲座要错开，要学生有机会参加。要有较充分的时间让学生选修喜欢的专业类课程，以有利于往特殊人才方向发展。
如何改变新闻教育脱离现实的现象――
走进业界，寻找解决问题的切入点
新闻教育与新闻实践之间脱节的问题比较突出，说到底，新闻是操作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高校要培养出好的新闻人，一定要了解媒体和社会。
要通过案例教学和社会实践，来改变目前新闻课程存在脱离实际的问题。老师在上课中应多穿插媒体的实战案例，还要经常邀请业界有影响的人物来上课或开讲座，让他们将多年积累形成的真知灼见带进高校，传递给学生，弥补高校的不足。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学界要主动走进业界，寻找教育与实践的结合点。例如，暨南大学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正在打造的“暨大准记者南方训练营”，就是试图从这里找到切入点。合作双方决定，从暨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挑选学生作为“准记者”，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作为训练基地，请南方报业有丰富实战经验的采编人员对“准记者”进行新闻实践案例教学，并组织“准记者”参与重大采访活动，进行实操训练。具体步骤：第一阶段培训。在暨南大学新闻学专业二年级本科生中选拔学生，加上几名研究生作为“准记者”，聘请南方报业采编策划精英为训练营开设系列讲座课程。时间为4至6月。第二阶段实战。训练营成员分成若干组，利用课余及暑假，分赴南方报业旗下南方日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21世纪经济报道、南方农村报和南方月刊等媒体，参与重大采访活动，检验和应用所学理论知识，全面锻炼采编和社会实践能力。时间7至9月。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人力资源中心对“准记者”实习期间的表现进行考核，并建立联系档案，长期追踪考察，从中挑选优秀人才。第三阶段总结推广。开展训练营成果报告会，总结经验，扩大宣传，塑造品牌，准备和筹划下一期训练营。
媒体与学校联手加强双方在理论教学和新闻采编实战方面的互动及深度合作，深入系统总结国内领先型媒体的新闻运作理念与案例，将推动学院的传媒科研工作及学科建设，促进教材创新和新闻教育改革，改变教学当中与新闻现实脱节的现象，有利于学生的培养。二年级学生期未参加训练营培训，可在南方报业这样的媒体军团中补上案例教学、实践教学这一课，有效锻炼提高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策划能力。在实践中暴露出自身存在的问题，还有两年在校学习时间可以更加有针对性学习和弥补不足。
如何面对众多院校设置新闻教育――
在整合中，往培养媒体人才和泛媒体人才方向分流
近年来，中国新闻教育发展非常迅速，但发展的速度过快，出现了粗放化扩张的问题,并使已经供大于求的状况愈加严重。
知名度不高的一般院校的传媒专业毕业生，要在新闻单位里找到工作很难。面对这种局面怎么办？我认为，只能面对现实，寻求新的出路，可以进行“泛媒体就业”，即进入与新闻传播专业相关的非传媒单位工作。比如，进入企业从事内刊、职工电化教育、广告策划等方面的工作，还可以进入其他行业从事文化传播、宣传、新闻管理、新闻发言人、公关等方面的工作。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在这些行业完全用得着，只是目前用人单位还不太了解，大学生也将主要选择盯在传媒单位，供求双方都存在误区。只要加强沟通，并不断有人在起示范作用，我们的毕业生将来在这里可以找到大有可为的平台。
那么，泛媒体就业是否意味着新闻教育的内容和方式也需要作出相应调整？
国家办新闻院校的初衷是为新闻单位培养输送合格人才，“泛媒体就业”是无可奈何的做法，是站在学生当前就业的角度来考虑的，因为毕业生太多了，总得找出路啊！一方面告诉学生要拓宽就业门路，另一方面也告诉用人单位，这些人才用得着。这种“无可奈何”的状况也许是社会需求改变的必然趋势，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反过来也会影响我们的新闻教育。既然毕业生的就业面更宽了，学生对知识和能力的需求也就更多元了。这就要求新闻教育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课程设置、培养思路等方面作出相应的调整。因此，面对目前众多的传媒教育院校，国家需要进行宏观的调控和整合，同时也可因势利导引导新闻院校分别培养两类人才，一类是给新闻单位培养适用的新闻人才，一类是给其他单位培养“泛媒体”人才。给新闻单位培养的人才要更专一些，而给“泛媒体”单位培养的人才可更“杂”一点，除具备一定的采编能力之外，在摄影、广播电视、公关等方面的技能都要掌握，因为许多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泛媒体人员往往是几肩挑的，因此尽可能“一专多能”。
新闻学社会实践总结范文第4篇
个人信息
xx
性别：女
年龄：22岁
学历：本科学历
婚姻状况： 未婚
民族： 汉族
参加工作时间： 2015-06
身高： 160
现居住地： 石家庄市
户口所在地： 石家庄市
联系电话：
E-mail：
求职意向
期望工作性质： 全职
期望工作地点： 石家庄市,北京市
期望从事行业： 广告/会展/公关,媒体/出版/文化传播,教育/培训/科研/院校
期望从事职业： 采编记者,发行总监/经理/主管,影视策划/影视制作,其他职位
到岗时间： 面谈
期望月薪： 1000元-1999元
教育经历
毕业学校： 河北经贸大学
时间： 2011-09至 2015-06
专 业： 新闻学
学历： 本科
专业描述： 文字功底强，训练有素的笔杆子和嗅觉灵敏的新闻鼻和新闻眼，博览群书的知识含量。
工作经验
公司名称： 中国企业报河北省记者站
职位名称： 主任助理
工作时间 ： 2008-12至2009-05
工作描述： 负责经济类新闻稿件的采写，和采访对象的约稿工作。并制定采访策划，曾采访省国资委主任、唐山市长、秦皇岛市长、开滦集团董事长、华药集团董事长、河北建工集团董事长等，
公司名称： 河北春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职位名称： 第二工作室文案
工作时间 ： 2014-11至今
工作描述： 负责公司客户与媒介联系和沟通，制作排期，撰写文案策划，并参与联通宣传片的写作以及电台广告词的撰写，并参与了中国网通展厅展示、省妇联会议、省儿童节晚会、中国音乐之声橙色希望在行动等大型活动。
公司名称： 晚报
职位名称： 实习记者
自我评价
1、专业实习：地方电视台，燕赵晚报实习、中国企业报河北省记者站。
2、荣誉：河北经贸大学2007年社会实践先进个人，银行人才网超级实习生前四强。
3、组织经验：河北经贸大学社团联合会新传播联盟协会2007届会长。
4、专业技术：参与河北经贸大学2004-2005年年鉴的编辑工作，能够熟练操作办公室软件。具有丰富的采写经验与处事能力，曾采访唐山市长、秦皇岛市长、省国资委主任等重要领导和开滦集团、华药集团、建工集团等重要国企。
语言能力：
语言： 英语 水平： 良好
语言水平描述： 英语四级，口语良好!学习能力强!
个人信息
xx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94年8月
民族：xx
政治面貌：xxxx
XX大学 新闻学专业 20XX届 XX方向 XX学士
联系电话：
E-mail：
求职意向及自我评价
期望从事职业：采编记者、文案策划、业务管理、设计
自我评价：诚实正直、稳重乐观，对待工作严谨认真，刻苦耐劳、注重工作效率和团队合作。本人对时事政治非常关心,经常浏览网页，对新闻敏感度很高;本人文笔优秀，对待工作严肃严谨，认真负责,细心,能够吃苦耐劳,敢于挑战,并且能够很快融于集体。性格积极稳健、乐观向上，逻辑思维能力强，对事物具有敏锐的观察力，见解常有独到之处。
教育经历
20xx.9~20xx.7 xx大学 xx学院 新闻学专业 xx学士
学分绩点(GPA) x.x (满分x分)， 院系/班级排名 第x
连续四年获得校奖学金
所获奖励：
20xx年 获得院级三好学生
20xx年 征文大赛一等奖
20xx年 荣获校级学生团干部
20xx年 荣获校报优秀新闻人
项目/科研经历
20xx年 xx项目 项目负责人
课题：xxxxxx
项目描述：
工作职责：
工作业绩：
20xx年 xxxxxx项目 项目组成员
课题：xxxxxxxx
项目描述：
工作职责;
工作业绩：
实践/工作经历
20xx年 x 月20xx年 x月 xx报社 记者 实习
主要工作：作为网采访中心的实习记者，在实习初期，全程参与了首届网络春晚的宣传报道工作，期间采访了、、等大牌明星;而后，我主要负责旅游新闻口线的新闻报道工作，在春节前，大力报道海南的旅游市场环境;在春节后，我又对海南春节期间的旅游市场的新变化新情况进行了总结性报道，在新闻的采访报道中，我结合自己的摄影特长，采拍结合，图文并茂地报道新闻
20xx年 x 月20xx年 x月 xx时报 记者 实习
主要工作：实习期间，我积累了部分品牌服装企业和相关政府及协会的采访资源，对服装等时尚文化产业比较熟悉，而在信息日报经济部实习时，负责的理财周刊，让我对金融、证券投资等经济新闻的报道，也有了初步的了解。采访过程中，使得增强了自己对新闻的嗅觉，文字的功底能够发挥到实践中，也使得自己的摄影得到学有所用
20xx年 x 月20xx年 x月 xx杂志编辑部 执行主编
主要工作：杂志是一本时尚类消费刊物，作为执行主编，主要负责杂志的制作与运营。除了为杂志总体审核把关，自己也负责撰写杂志中的房产、汽车等一些主要栏目。充满热情,对工作一丝不苟,喜欢做一些有挑战的事,对陌生的事物充满好奇,有信心并有能力做好工作中的一切事务
个人技能
大学英语四/六级(CET-4/6) 良好的听说读写能力
快速浏览英语专业文件及书籍，撰写英文文件，用英语与外国人进行交谈
国家计算机三级 (数据库技术)
熟练使用电脑浏览网页，搜集资料，熟练使用office相关办公软件，熟练使用photoshop
普通话
普通话等级证书一级甲 读写能力精通 优秀的听说能力
本专业证书
新闻学社会实践总结范文第5篇
一、坚持理论武装，大力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
认真落实中央《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精神，制定《华中科技大学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实施意见》，深入开展学习型党组织创建活动。在学校大力营造重视学习、崇尚学习、坚持学习的浓厚氛围。
积极推进党委中心组学习，推进二级单位党政领导班子的政治理论学习。按照《华中科技大学关于加强与改进党委中心组学习的意见》的要求，严格规范管理，增强学习效果。加强专题学习，深入研究重大问题和热点难点问题，深入总结实践经验，形成改进工作的思路和举措，切实提高中心组成员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加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理论队伍建设，为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提供学习辅导，加强理论宣传专家品牌、活动品牌、载体品牌建设。制定《华中科技大学关于举办形势报告会和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研讨会、讲座管理办法》，加强对理论宣传工作的规范管理。
各级党组织要认真组织本单位党员和教职工学习党的十七大、党的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学习《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认真总结、大力宣传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成功经验。结合实际，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创建学习型党组织活动。年底学校将召开创建学习型党组织经验交流会并评选先进集体。
二、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化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把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系列活动的宝贵成果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生动教材。组织开展核心价值体系宣传教育月、公民道德建设月等寓教于乐、参与性强的群体性活动，体现特色、务求实效。挖掘身边的道德模范人物，深入宣传先进事迹，发挥模范人物的先进引领作用。把宣传思想工作的触角延伸到基层，推进党的影响力进社区，深入开展社区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召开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讨会，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途径，明确新形势下做好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要求。各级基层党组织和职能部门要密切关注教职工的思想动态和切身利益，做好舆情调研，把握工作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切实解决教职工的实际问题。切实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把核心价值体系渗透到教学实践中，贯穿到校园活动中，融入到大学生社会实践中，落实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努力扩大核心价值体系对大学生的辐射力和感染力。
三、不断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为学校改革发展稳定营造良好氛围
组织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围绕学校中长期发展规划制定工作，围绕学校办学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深化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等内容，在各级干部和教师中组织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以进一步明确学校的办学指导思想和办学理念，明确学校在新时期的发展目标、战略定位，进一步统一思想，振奋精神。
围绕合校十周年开展主题宣传和系列文化活动。站在两个十年的交汇点上，本着隆重、热烈、简朴、务实的原则，举办系列庆祝活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展示成就，扩大影响。开展校园首批十大景点评选、校史院史知识竞赛、合校十年诗歌朗诵会等系列文化活动,增强对华中科技大学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全面运用校报、广播、电视、网站等校内平台，以专刊、专题、专栏、内参等形式，精心策划，重点宣传学校及各院系发展成就，编辑合校十年大事记，开展征文比赛，凝聚人心，谋划发展。在校外媒体开展合校十周年主题宣传和形象宣传，把合校十周年的历程和经验总结好、宣传好。
围绕学校中心、重点工作开展新闻宣传工作，积极营造良好氛围。结合xx副主席莅校视察的重要讲话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加强策划，组织落实，大力宣传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围绕学风教风建设，集中宣传学校和各院系加强学风教风建设的举措、效果、经验。总结开展"党旗领航工程"的经验和成果，在校内外媒体上及时反映活动的新形式、新内容。围绕学科与科研大平台建设，宣传学校办学实力、科研成果和人才培养。在校内外媒体上重点宣传光电国家实验室、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先进制造大平台、生物医药研究院和武汉生物医药研究中心、精密重力测量大型科研平台、核能、武汉新能源研究院、中欧清洁与可再生能源学院、富氧燃烧大型科研平台等的建设运行情况和成果。
四、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着力提升学校的软实力
落实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整改要求，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出台《华中科技大学关于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校园文化建设的总体要求,建立和完善校园文化建设的保障机制,扎实推进校园文化建设。坚持以学校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为重心，以院系文化建设为骨干，以系列文化活动为抓手,面向基层、服务师生,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建设校园规划沙盘模型。修建反映我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成就的文化长廊，营造健康高尚的人文景观氛围。启动校史研究，先期采访一批我校建校以来做出过突出贡献的著名教授和知名人物，形成系列丛书。继续加强校园网络文化建设，通过技术创新，不断提供丰富的网络产品和服务，营造健康的富有吸引力的网上精神家园；通过开展丰富的网上网下活动，打造富有活力的网络文化氛围。
五、整合资源，进一步探索和构建大宣传工作格局
要围绕学校中心工作，进一步积极主动适应舆论环境的变化，积极谋划，加强利用新媒体开展新闻宣传工作，增强舆论的引导力；加强善用校内外传统媒体，通过强化专题策划、典型报道、言论的作用等，唱响主旋律，增强舆论穿透力；加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密切互动，扩大新闻宣传的辐射力；加强与中央媒体的合作，推进人民日报等强势媒体进校园的活动；强化内参报道和图片专刊，增强新闻宣传的影响力。
推动与新闻学院的实质性合作。充分整合院系资源，围绕中心工作，提升宣传效果，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要注重系统谋划、加强统筹协调，集成资源、集中力量、集聚优势，形成工作合力和整体效应，壮大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舆论。
加强新闻宣传工作队伍建设。更加注重人才队伍和领导班子建设，进一步健全二级单位新闻宣传队伍，加强业务培训和指导，提高整体素质，建设一支有战斗力的新闻宣传大队伍，为应对复杂挑战、完成繁重任务提供有力保证。
以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中心为平台，注重统筹对内对外宣传，着力构建大外宣格局，围绕学校中心工作，精心选题，策划大型宣传报道，掌握话语权，赢得主导权，增强传播能力，进一步营造有利于学校发展的良好的校内外舆论环境。
按照校报评估的要求，进一步加强校报制度建设和队伍建设，进一步提升校报的影响力和宣传效果。优化资源，挖掘潜力，进一步提高新闻网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进一步提高校电视台、广播台的办台质量。进一步增加校报发行覆盖面。
新闻学社会实践总结范文第6篇
[关键词]财经院校；新闻采写编；教学实践
[中图分类号]G6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3）07-0025-04
2009年3月笔者主持的课题“财经院校《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的实践教学研究”获得立项。自此，课题组开始了为期两年多的教学实践尝试，开展了一些教学实践活动，经历了许多研究的困难，也取得了一定成果。研究发现，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规模和对人才的评价标准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就业。广大企事业单位的用人要求日益提高，它们对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需求向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培养未来事业需要的创新性和实用性相结合的人才。希望通过课程体系的建设和课程教学改革，解决当前新闻传播学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现有新闻采写的教学中学生目的性不强，教师和学生的互动性不够，实践与实验脱节，教师的教学与科研结合不密切。因此，课题研究立足于教学手段、教学方法的创新，试图改进现有的教学体系，明确财经院校非新闻传播专业进行新闻传播课程教学的定位，探索出新闻学在财经院校中独具特色的培养模式；通过教改锻炼教师队伍，使其适应整合型新闻学教育的发展。
一、构建课程实践的情况
明确目标，以课程实践改革为核心，构建财经院校非新闻类专业尤其是文秘教育、经济文秘专业的《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实训体系，提高学生经济新闻采写能力，满足社会对经济文秘等专业人才的需求。确定研究思路，以课程实践改革为契机，调查企业等社会组织对经济文秘等专业的人才需求和知识能力结构要求，培养学生具有实际需要的新闻采访和新闻写作能力。
组建教学实践研究团队，根据教师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能力，集中力量办好事情；组成了相对稳定的研究、教学团队，团队中以教授、副教授为教学骨干，他们科研成绩突出、教学水平较高，老师们还定期到媒体单位进行调研和实践，提高了自身的实战经验。成果中的《新闻采写编实训教程》讲义稿已为课堂教学采用，并受到学生的欢迎。
二、课程实践所取得的成果和成效
（一）加大理论研究力度，实现教学与研究的结合
本课题组成员对新闻与传播学学科理论和教育教学中的主要问题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成果显著，包括：部级、省区级、校级课题共6项，学术论文6篇、教改论文6篇、教材1部。
新闻采访实践充分利用实验设备，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尤其在模拟人物访谈类节目中，各小组充分准备，演示成功，互动良好，能抓住关键问题提问，联系社会实践强，讨论问题有深度和广度。新闻写作实践是本次实践的重点，学生们充分利用各种资料来源和多种采写方式，尤其在人物通讯的写作练习中，能抓住新闻写作的原则，把握写人物通讯的基本要领，从情节和细节等方面来凸显新闻人物的精神和品质。其中，曾任广西财经学院院报学生编辑的何春浇同学和杨柳慧同学的新闻稿件得到一致认可和好评。在有限的几周实训课程训练中，大部分学生都能在课堂内充分利用时间，集中精力听练写，尤其在练习过程中能主动提问，边练习边解决问题，提高较快。有些学生还利用课余时间来进行练习和资料收集，主动性高。
（二）实践与实验结合，取得较为突出的教学成果
在学校大力支持下，通过师生的共同努力，学生在校期间上机实验时间得到保证，设备利用率超过80%。学生的动手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并能充分发挥这些技能优势，制作出大量的作品。
项目研究的实践成果：近三年来，为理论课程《新闻采访与写作》开设了《新闻采写编实训》实验课，安排近500名文秘教育专业的本、专科学生进入实验室进行实训。从目前反映来看，教学效果良好，学生积极性高，对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有很大帮助。之后，我们将继续有序地推进该实验项目的开展。
经过多层次、多体系培养，广西财经学院2010级第一届文秘教育本科毕业生就业率达90%。
部分学生担任《广西财经学院院报》编辑，得到了锻炼。学生在校期间活跃在各个媒体（广西财经学院院报、南国早报、南宁晚报等）并有多篇文章和作品在各种媒体和重点刊物上发表。
三、构建科学的教学实践体系
（一）树立以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培养理念
注意尝试实现多方面的转变，在培养模式上变院系理论讲授的独立进行为媒体积极参与，在培养主体上变以教师为主为以学生为主，在培养重点上变侧重理论知识的传授为经验和能力的获取。
新闻采写编能力培养的质量如何，关键要看其综合素质能否适应媒体的需求，其所学知识能否有效地转化为学生的实操能力。但由于多方面原因，教学内容与媒介实践、人才的培养与使用经常出现脱节的现象，未能实现人才培养与媒体参与的有效互动。新闻采写编能力的训练不仅要面向媒体，更要有媒体的实质性参与。基于这种认识，学校把着力实现人才培养与媒体资源开发的有效互动作为推进新闻教育改革的中心工作。一方面根据人才培养的需求制定有针对性的教学大纲，把课内理论学习和课外实务培训结合起来，重点强化学生在新闻理念和思维方式的训练；一方面主动征求媒体对财经院校人才培养方面的建议，强化学生的实践环节和实习管理，并会同媒体建立实习生培养管理机制，以检验实践教学和学生实习的效果。
（二）丰富人才培养的内容
跳出传统的刻板的教学大纲、教案和内容体系，代之以贴近媒体实践、贴近现实生活的创新理念和方法，使学生在思维方式以及新闻报道领域能对媒体实践保持新鲜的感知，并成为引导与激发其职业理想的内在动力。要求学生大量阅读新闻经典作品、注意及时定期收集最新“好新闻”，引导学生不断明确新闻采写能力在未来职业工作中运用的重要性。
（三）创新人才培养的方法
改变了新闻院系长期形成的“ 理论+案例”的程序化教学模式，让来自媒体一线的记者和编辑现身说法，以实实在在的“案例+经验”的方法，带给学生报道理念新、技术含量高、现场感染力强的教学效果。
在媒体和学生看来，新闻专业教育训练的不仅仅是学生的大脑，更要训练学生寻找故事的嗅觉、观察细节的眼睛、聆听语言和各种声音的耳朵，要让学生在真实的世界采访真实的故事、接触真实的人物、学习真实的本领。举办“模拟采访训练”和举办媒体记者的讲座，就是要实现培养目标，把记者请进来，把学生送出去。让学生在课堂学习之外接受一线新闻采编实务的培训和训练，在贴近媒介实践、关注现实生活的过程中长见识、学本领。具体可采取以下集中方式：
1.开展以强化新闻理念和思维方式为重点的专题培训。具体做法是：精选师资，主要由南宁电视台、广西日报社等媒体选派擅长各自报道领域的采编精英；创新方法，由记者编辑结合典型案例现身说法；凝炼内容，尽可能体现出课程内容的高度、广度和深度。如对当代中国社会特点及人价值观的剖析，对新闻理想和新闻思维方法的感悟，对时政报道中平视社会权力的度量，对大的事件如何进行报道，对方法论的变革以及对新闻调查技巧的解析，等等。这些讲座看似不够系统，但都是记者身临一线的亲身体验，内容真实、生动、新颖，很有针对性。通过演讲过程中记者与学生问题探讨式的现场互动，学生扩展了如何认识中国社会的视野，对新闻工作的专业性有了更深切的体会，更重要的是点燃了学生的新闻理想和持续学习的激情，明确了优秀记者所应具备的学习型素质和创新性能力。
2.进行以提高学生学以致用能力的采写训练――组织各种形式的社会调查，让学生熟悉社会，了解国情。如组织学生考察银行等金融单位，组织学生进行市民经济生活调查、我校毕业生情况追踪调查、大学生就业情况调查、食品安全情况调查等。通过这些调查，学生对国情有了了解，结合理论学习，掌握的知识更加全面。
3.采用案例教学法。如《新闻采访与写作》理论课，坚持任课教师每年讲前一年的好新闻、十大假新闻等时效性较强的典型案例。随时发生的新闻事件都可以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教学。
4.进行实践总结。学生从事实践活动之后，及时让他们总结经验教训，如进行模拟采访训练后，教师及时点评和总结。人物通讯的采写练习，教师尽量做到面对面地悉心辅导，找出新闻作品的不足，要求学生不断修改，写出更像新闻的新闻作品。
该课程实践是为了适应快速发展的新闻传播学教育而进行的必要探索，是转变教学观念、提高教学效果与教学质量、培养学生对所学理论知识和方法综合应用能力的根本途径，是培养适应于当代社会需要的创造性人才的必要手段，具有重要的现实和未来意义。从目前所取得的结果来看，这些创新在提高学生综合能力、培养锻炼教师队伍、提高专业教学科研团队实力方面都有明显效果。
四、教学实践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本教学实践项目在新闻采写编的应用研究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取得了相当的成果，这些成果对于高等教育特别是财经类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起到积极作用。但由于授课对象是非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他们对新闻采写编能力提高对职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项目研究与实践联系还不够密切。建议从以下方面来完善：
（一）加强实训场所的建设
本校文化传播学院已建立了文秘专业综合实验室，但适合新闻传播、新闻采写类课程的实验条件不足。为了提高教师与学生的实践能力，要加快实验基地建立，与相关媒体共建实训基地，使师生的新闻采写能力得到真正的锻炼和提高。
（二）加强教学质量管理
在遵守原教学计划的前提下，注意关注学生的兴趣和接受能力，不断调整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广泛听取学生意见，使学生真正领会新闻写作的真谛。健全实践教学质量监控及评价体系，建立校、学院和学生“三位一体”的信息反馈机制，加强教学质量的监控与评价。一是学校教学督导小组对实践教学情况定期进行检查，及时指出教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二是成立院系实践教学听课小组，组织有经验的教授听本专业教师的上课，检查教学改革内容的落实情况；三是成立学生信息小组，及时收集学生中的信息，针对学生反映的情况对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进行合理的调整。
（三）加强成果的应用推广
课题组针对财经院校学生的专业特点，编写了《采写编实训教程》，并应用于教学中，效果很好。但由于没有足够经费支持，课题研究的推广研究有着一定的局限性，建议加强对项目研究与实践成果的应用推广，在更大范围提高项目研究与实践的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1] 朱信良.新闻专业采写教学现状与对策研究[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7）.
[2] 蔡军剑，张晋升.准记者培训教程[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
[3] 张波.新闻业务课实践教学探析[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06（3）.
[4] 田志友.采写编实训教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9）.
新闻学社会实践总结范文第7篇
关键词 知识社会学 传播学本土化 经典理论反思 研究新进路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2008年的传播学理论研究焦点大都与这个年份的特别之处有关。首先，2008年时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因此，传播学界在本年度对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30年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集中的总结反思，并提出多种因应之策；其次，2008年出现了如冰雪灾害、3・1、四川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毒奶粉等具有重大影响力社会事件，结合这些事件对传播理论与实践进行概括与总结，或针对这些特殊鲜活现象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发展之路，是本年传播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一、中国传播学研究30年：实绩、困境与反思
有多位学者撰文提到，经过30年的发展，传播学在教育建制上已经成为国家认可的一个“学科”；如果从相应教研机构、论文著作和研究社群等“硬”指标衡量，俨然已是一门“显学”。有学者用极其概略的方式总结了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实绩：传播学界出版了诸多较为完整、系统的本土教材；西方经典的引进和译介亦颇具规模；理论方面的着论已从西方学术介绍转入本土化应用阶段；在部分领域已经产生了一些较为出色的学术成果；实证研究逐步普及，对资料及研究逻辑较为重视。
不过，和许多学者总结大小媒体30年历程时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呈现出的明显激动与兴奋相比，很多学者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现状并不持“自豪”和“乐观”的态度――更有学者把自己回顾传播学研究30年的感受形容为“一半是惊喜，一半是惊恐”――这些说法启人深思。下面将他们的反思进路大致地分为两类，分别加以概述。
一是通过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批判性考察，着眼于中国大陆传播学知识的历史建构过程及其得失。
回顾传播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个10年，批判学派的“夭折”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夭折”固然和施拉姆的亲身传播、学者们原有的知识局限等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却是知识生态的压力。这种知识生态直接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压力，“这种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时的传播研究主体被迫采用双重标准的研究策略：对外批判主义，对内行政主义。”时至今日，这种双重标准的研究策略远未绝迹。有些学者的观察可谓犀利：“有机会的时候，中国学者能够将批判理论运用得相当娴熟，简直可以说是如说家珍。”
“传播学本土化”问题自传播学引入时就开始困扰中国传播研究者。有学者以反思传播学研究为契机，转换提问的方式，对“传播学本土化”话语本身进行问题化。作者以受众研究为例，从经验的、历史的角度对“传播学本土化”的现实结果进行考察，研究结论大大挑战了人们的成见：“中国的传播研究不是没有本土化，而是过于本土化，以至于我们要对这种以实用为主的本土化策略进行批判性反思。”在如此严重的本土化现实被忽视的本土化讨论背后，更严重的是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对学术场域的渗透，导致中国传播研究出现了明显的轻理论、重应用，轻批判、重管理的工具理性特征。造成本土化理论研究的生存空间局促的不是被整体化的“西方”或“西方传播学理论”，恰恰是成为主导传播研究的现实需要和政治潮流。
有学者认为，在诸多制约传播学研究发展的原因中，最需要解决的，是在思维框架上如何突破功能主义传统的束缚。功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社会需要和传媒业发展”当成一个固定不变的叙述分析框架。由此衍生出传播领域的“社会需要论”，即把一些传媒现象的出现和变化都视为“社会需要”，使得传播学研究陷入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也没有生产任何新知识产生的循环论证之中。具体到研究中，就是将本该被仔细辨析的对象类型化、对象化和角色化，似乎研究就是用材料证明某些类型的存在，而不是从类型中发现新的变异。功能主义思维还导致研究中出现了抽象的性质决定论，把研究变成贴标签和时髦的词汇竞赛。该学者建议，要扭转这种日渐庸俗化的研究取向需要从“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的转化；从社会决定论向社会互动论转化；从抽象的因果推论向具体的事实描述转化；从事例归纳向意义解释转化”，在传播学研究中时时“面向事实本身”。
有学者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表达了对概念及其阐释在传播学研究中处于“失落”境地的担心，提出传播学概念和概念阐释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学习、厘清现有传播学及相关学科核心概念是所有研究者必须从事的一种“投入”(input)行为；同时，在欧美的传播学研究受社会稳定、制度完善、固有学科范式的影响，研究议题日趋微观、琐碎的背景下，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学者理应提出很多有意思、有意义的传播学概念、问题和假设，积极参与到理论概念的建构过程中。无论是倡言“厘清”，还是字里行间包蕴的“发明”冲动，都满含着作者对于中国大陆处于全球传播学知识生产的终端位置的焦虑和不满，以及建立一个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的热切期盼。
有学者在整理和研究大量相关著述的基础上，对1978-2008年间人际传播研究的历程进行了初步描述和分析：大陆人际传播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以介绍西方人际传播基本概念、理论、普遍原则和原理为主要目标的引进性研究；套用西方人际传播学术和概念，尝试对中国社会人际传播现象、观念与问题进行的探索性研究；伴随中国社会转型与变革现实需要，逐渐形成和扩大人际传播研究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有学者从时间、理论和问题三个层面，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一些基本公认的研究成果和他本人认可的观点，做了一个素描式、纲要式的总结。这些学者的主要观点是：作为传播学分支之一的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在20世纪80、90年代确立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学者们对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一致认同，但对其理论实质没有统一的认识；国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体现出一股较浓厚的理论角度而非实践角度的问题意识；明晰语境、理论落地、理论建设和理论升级是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几个现实紧迫要求。
二是对传播学教育和研究体制进行剖析，注目点在传播学研究基本学术规范、学术评价标准和学术自主性建设等相关问题上。
有学者认为当前的传播学研究存在如下缺陷：研究缺乏规范，低水平高度重复性研究，其中对政策进行诠释的注脚式研究、实用性行政研究和论文评论化现象尤为严重；研究生力军聪明有余，基本训练不足；理论问题意识不强，缺乏突破性研究典范；缺乏跨学科和全球的视野。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首先改革传播教育，这包括研究生院课程、招生办法和研究体制方面的改革。对此，该学者提出的操作性建议有11条之多，涉及传播教育与研究体制等诸多方
面。
在有的学者看来，对现行学术体制进行批判固然必要，但如果从学术共同体的角度看，首先要如布尔迪厄所提倡的那样，将自己的思维路径和研究活动作为分析和批判的对象。由此反思下去的一个十分触目的问题就是“我们还太缺乏作为学者社区的‘主体性’，因此未能形成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其后果是将理论或“被某些以政治或文化资本之拥有而界定的权威所简约或扭曲的理论”当做教条，将“某些来自他乡或彼时的概念或现存体制权力的话语支撑当作了事实性的预设，将它们排除出了批判分析的视野，不仅自己无法对之反思，而且不容他人置疑。他们将自己当作权力的侍从和代言人而不自知，甚至以笼罩在权力的光环下而沾沾自喜。”这意味着，学术的评判标准不应来自于“行政管理的指标”和“国家权力行使的工具”，而应当是：“是否提出了新问题，是否系统地考察了经验的现实，是否验证、发展或提出了理论解释，是否展开了结合经验观察和理论分析的系统论述，是否以此论述彰显了普适的人文精神，是否有助于我们所在的社会共同体集体的批判思考能力。”最后，该学者从期刊改革等方面提出了4点建议，借此吁请学者们形成“对现存学术体制的有效的、建设性的抵抗”。
中国的传播学隶属于新闻学院的学科建制也成为很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有学者认为，传播学“没有被引进到社会学领域或信息科学领域，而是投进了早已失去想象力的中国新闻学的怀抱”，使得传播学“笼染上旧有的痼疾”。以至于让人生出“传播学在中国投错了胎”0的感喟。有学者认为，在传播学的安身立命之处，跨学科与多种理论来源，以及基于维系民主制度的目标回答社会实践问题，从来都占据一席之地。隶属于新闻学院学科建制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和传播学在美国的发生发展相比，存在这些先天不足：理论层面缺乏社会理论支持；本属于新闻学科核心的人文关怀及对终极价值的追问和批判精神严重缺失；传播学术研究在尚未建构出自身价值评判标准时，就已经快速地与权力和利益结盟，研究的行政取向格外突出，理论反思严重不足。尽管从今天看传播学在名分上已经获得和新闻学平分秋色的合法性，但由于它与新闻学和中国新闻事业过于密切的关系，加上对经验研究和文化研究两大理论路径本身的思想源流演变、社会政治基础、文化价值起点的认知和理解上的局限，使得中国传播学研究在30年的发展中，描述多过阐释，论断多过概念，在应用性方面的成就高过理论性。
有学者注意到，在目前传播学研究的队伍中，真正接受过系统、科学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训练、掌握了科学研究的基本手段的学者数量不多。传播学研究大量应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而其他学科的研究中却很少使用目前我们的传播学的研究成果；研究滞后于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媒介的更新。该学者提出，传播学研究要同中国的社会发展密切联系，同时要在一般性的研究内容上超越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局限，并在研究方法上摆脱对政治的依赖，探索出本学科必需的、独特的学术规范。传播学虽然在1996年以后被官方以各种形式予以认可和接纳，但从此以后“传播学的学者们不得不在诠释官方意识形态、服务当前政策等方面寻找课题、寻找经济支持，传播学被体制化。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向大众传播媒介偏向，最终将学生的就业去向都集中在大众传播媒介，新闻传播类的学生脱离了专业媒介就无法施展才能，从而造成目前就业难的现实。
有学者借助与相对成熟的西方传播学教育比较，提出中国传播学的未来发展可以归结为三个焦点：明确传播学教育“局外人”的视角，倡言传播学应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媒介对受众与社会的影响，将批判性思维作为传播学课程的一部分，从更为本质的学术立场、观察视角、教育目标和教育职能等层面区别和超越于新闻学；改变过去把传播学教育狭义化为“美国大众传播学”的局面，增加跨学科课程比例，强化理论基础，将传播学的若干子领域列入专业基础课程中；对传播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建构有更多的自觉和承担，强调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地位。
有学者提出不应仅仅将传播学者视为对媒介机构、组织、受众和效果了如指掌的专业人士，而应首先将自身视为知识分子之一种。只有这样，才能在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浪潮中，“保持研究者自身的学术人格”。有学者结合自身研究经验，对传播学实现真正跨学科对话与合作的可能途径进行了分析。尽管传播学应是以问题为取向，不应存在跨学科对话的障碍，但目前的跨学科合作还主要依赖于研究者的兴趣与同好间的合作。虽然合作可以提高研究效率，也有不错的学术市场，但缺乏相适应的学术评价体系支持。
二、外国传播学思想研究与再阐释
自从德国哲学家和政治传播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引进汉语学界以来，就其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是否具有适用性和解释力等问题展开过多次较大的争议，其中最为激烈当数上世纪90年代被称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遗憾的是，中国传媒学者不仅整体缺席于这场论争，也未对涉及的传媒议题给予必要的关注。有学者认为传媒学者这次失语的和他们缺乏一种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分析视野有关。该学者通过展现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在中国公共领域研究中的浮现过程，认为对中国国家一社会关系的考察是讨论公共领域和中国传媒问题的前提和关键。同时，在此视角下展开的传媒分析路径是提升公共领域与传媒问题研究学术品质的有效路径，也是促进国内传媒问题研究范式转换的一种可能思路。作者指出，这一传媒研究路径的建立应摈弃功能主义的认识定势，把握真实的国家一社会关系，理解国家、社会、市场、传媒的复杂动态关系，以及借鉴实践社会学的研究路径。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催生出了论坛、博客、播客等网络新媒体，重新点燃了人们对“公共空间”这一理想社会模型的热情。这是否将构建出新的公共空间?又将如何影响政治传播和民主政治?有学者根据哈贝马斯关于“公共空间”的原始：述，析出9个带有指标意义的、理想状态下的“公共空间”所应具有的特征。运用这一标准，作者比较衡量了近现代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三个媒介形态(分别为“印刷媒体公共空间”，“广播电视公共空间”和“网络公共空间”)，发现支持哈贝马斯提出“公共空间”的欧洲17和18世纪的资产阶级公共空间事实上并没有达到可以称为一个真正“公共空间”的标准，倒是当下得到迅猛发展的“网络公共空间”为民主政治传播前景涂上了一层乐观的亮色：“实际上，如果从历史发展的纵向顺序来比较，‘网络公共空间’的出现，与其说是传统的公共空间的一次复生，不如更准确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的诞生。”还有学者提出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介的开放性、平等参与性、独立性更强，获取的资讯更完整，意见表达总体更趋理性和批判性，这些都为“网络公共空间的再转型”提供了可能。在做出比较理想化的分析之后，学者们也对“网络公共空间”可能存在的问题作出了谨慎的提醒：“网络公共空间”如何面对政府和利益集团越
来越严密的管控措施?如何平衡网络论坛上的低级非理性化倾向?如何让娱乐强化理性、批判性的效果而不是相反?等等，这些都留待学界进一步观察和研讨。
有学者组织了关于传播“传递观”和“仪式观”的辨析讨论。传播的传递观强调讯息在空间内的传布，以社会心理学和行为主义为基础，目的在于实现对空间距离和人的控制；传播的仪式观不是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强调文化的共享，目的在于维系一个社会。仪式观的理论创新之处在于：从参入者而非传者受者角度进入问题；通过符号学理论分析传播的文化意义；将对传播作用的分析上升为文化层面，注重传播对秩序的建构、对信仰的扩散，所涉及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提高。尽管两种传播观有诸如此类的差别，但二者并不是对立的，在实际研究中应根据具体情境发挥它们各自的优长。不过，从传递观曾大行其道的学术史背景和大众传播对现代社会整合作用日渐强大的现实需要看，仪式观对当下的传播学研究具有更多理论上的启发性和开拓性，学界应投以较多的关注。
拉斯韦尔5W模式是影响经验传播学派的重要学说之一，但对它的形成过程进行专门研究的尚不多见。加拿大传播学者巴克斯顿曾提出一种最新见解――这一模式的真正作者应该是约翰・马歇尔。对此，我国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对拉斯韦尔来说，5W模式与他早期的宣传研究和政治思想框架中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这些都可以在他相关著述中找到佐证。明确这一起源除了有助于澄清史实，更大的价值在于可以通过还原5W模式出现的语境来更准确地认知该模式的历史对应性：这一模式和拉斯韦尔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初衷有着密切关系，其中曾经包含的意识形态对立观念曾在拉斯韦尔论及冷战时期的传播战时闪现。
通过文献分析对传播学史成见提出商榷的还有关于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有学者针对批判学派对拉氏的实证效果研究“狭窄”和意识形态的保守倾向等展开辨析。细读拉氏及其哥伦比亚学派的论述会发现，他们不但看到了媒介导致的受众态度和行为的即时或短期的改变，而且关注大众媒介可能具有的长期、甚至制度性的影响。遗憾之处在于，由于现实关怀的需要和方法论的影响，拉氏等人在绘制了一幅“宽地图”之后践行的却是“窄操作”。同时，拉扎斯菲尔德所代表的效果研究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媒介体制问题，但因此将其指责成为现存体制服务有些失之简单。事实上，拉氏及其合作者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了大众媒介的产生所带来的社会控制方式的变化，并对媒介终究是维护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保守特征与霸权倾向进行了批判性描述。
有学者对杜威传播思想在传播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进行了深入考察。杜威的传播思想是他为新时期的进步主义确定基调的集中表现。在“社会有机体”思想的基础上，杜威提出：“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传播而得以持续存在，而且还应该说是在传递、传播之中存在着。在公共(common)、共同体(community)和传播(communication)这些词之间的联系不只是字面上的。人们由于共有的事物而生活在一个社会中，传播就是人们达到共同占有事物的手段。”“传播”的社会实践意义在于共同参与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它也是民主政治得以可能的重要途径。这些极富人文色彩的论述，为库利、米德等其他早期传播思想家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理解现代西方传播思想的发展变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议程设置理论早在20年前就已经介绍到中国，可真正系统运用这一理论研究中国媒体和受众关系的尚属风毛麟角。有学者基于该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时间序列分析中的ARIMA模型及多元回归模型检验了媒体议程、媒体接触对公众议程的影响，证实或部分证实了“接触媒体程度高的公众，对各议题的关注程度也高，两者正相关”等三项假设。媒介组织是新闻生产的主要场所，但传播学界很少涉及媒介组织的内部传播及其影响。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上海和新加坡两地6家报纸组织的内部传播情况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并对获取的有关媒介组织传播基本状况及其与新闻生产关系的经验资料进行初步分析，为日后深入理解媒介组织新闻生产过程提供了参照。
三、传播学理论研究的新进路
有学者从传播研究的对象、方法和成果三个方面，分析了传播学研究两大流派――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在对一些关键问题认识上的“二元对立”，提出要对“客观性”进行重新界定。该学者从本体论的角度分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无论是传统学派还是批判学派，他们用来检验科学理论或假说的事实只能是“经验事实”，也只能在认识活动从“经验事实”出发去建构传播学理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经验社会事实中，还包容着一种构成社会事实并反映到经验社会事实之中的“客体意识”。经验学派反复强调的研究“客观性”，实际上就是经验社会事实中的“客体意识”。至此，传播学两大学派争论的实质点之一――“研究对象是否是客观的”和“研究者能否做到客观”的问题，已经在“客观事实”与“经验事实”的概念的建立中得到了解答，而所谓“客观性”原则成了在获得“经验事实”中如何体现“客观意识”的问题。该学者主张，传播学研究与其纠缠于用“说明”的方法还是“理解”的方法，不如将问题具体化为“在传播学研究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可以忽略不计，而着重运用说明方法研究问题”、“在什么条件下主观因素对认识过程的影响必须要加以考虑。因而着重运用理解的方法更恰当”。至于传播学理论，尽管它未必见得就是“真理”。但“对事物做出解释或分类的有用的方法或深刻的见解就是一种真理”。如此辨析的最重要启发是，要坚持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不应用某种单一不变的方法统驭；同时，在传播研究实践中，以“以问题为中心”来选用具体的方法，而不是“以学科(派)为中心”画地为牢。
在个体对传播信息的微观加工机制和研究方面，神经科学具有截止目前为止其他任何方法都难以企及的优势和特殊适用性。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传播心理实验工作室自2007年9月起，经过6个月的精心筹划、素材准备和实验设计，于2008年3月8-30日进行了一项关于传播效果的ERP实验。这是中国人首次运用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按照严格的科学规范，运用脑电测量仪对有关传播效果问题所进行的科学测定。将神经科学引入传播研究后的研究空间很大，几乎在传统传播学研究所有方面都能应用，包括传播渠道研究、传播内容研究、传播对象研究、传播者研究等。在二者研究结合的初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媒介中的群体与个体形象建构；暴力和性等特定传播内容的影响；媒介体验中的情感；广告与营销效果；不同语境下传播效果的比较研究等。同任一种科学手段一样，神经科学手段本身也有难以回避的局限，尽管如此，将神经科学引入传播学后的研究仍然非常值得学界期待。研究者提出，“一旦神经科学与传播学经过长期深度融合并形成了特定
的研究方法与话语体系时，我们有可能将这一研究领域发展为‘神经传播学’。”
与传统认识中人们知觉习惯对图像生产的主导作用相逆，有学者通过对媒体再现与空间知觉的关系分析指出，当代视觉传媒正在反向训练(mveRed discipline)着人们的场所知觉。通过分析渗透着各类影像媒体的当代城市空间的显形方式，作者进一步论述了光学透视所固定的结构性空间如何被公共空间中各类视频窗口解体，从而生成不均匀压缩的、多层叠覆的，无法稳定对焦的影像空间。最终，与几何连续体相对应的总体场所感被与影像碎片相对应的即时场所感更新。
有学者对大众传播心理学领域影响颇大的“传播的两级效果论”提出商榷，认为尽管人内传播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还是能够抽象、简化出一种类似鸡蛋结构的“蛋内传播模式”。人体的相关组织和器官分别担负着类似蛋壳、蛋清、蛋黄等功能，它们分工协同，对信息进行把关、整合、再生产，最终的决策信息指导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产生的结果作为信息反馈给个体，由个体重新调整内向传播和决策过程。对此，“传播的两级效果论”提出者也作出了友好的解释和回应。
四、传播学理论的应用：现实解读
在汶川地震中，政府信息公开以及新闻的开放管理政策产生了壮观的传播效用，不仅保障了公民知情权，更可以成为推进公共管理和强化政府公关的重要手段。有学者综合SARS危机、阜阳手足口病到汶川地震等事件中信息公开与否的社会后果，以社会的稳定(stability)为分析框架，从社会传播学的角度做出如下推论：在危机事件中，社会的和谐稳定固然与其政府或部门的治理水平(Governance)相关，但是信息的公开性(Openness)也必然与之利害攸关；因此，政府在言行的公信力(Credibility)方面的水准也应当是主要的历史考量维度；与以上因素相反的则是危机(crisis)的程度。此假设用数学模式表达，则为：S＝GxOxCCri。以汶川地震中的报道“开放”所达至高度社会动员为正面范本可以发现，这一事件中最可宝贵的传播学宣言。是一个关于新闻媒体的开放政策。从“政府信息公开”到“新闻公开”，中国新闻公开性的转向亦成为可能。还有学者从危机传播的角度分析了汶川地震中政府危机管理的进步和缺憾，提出在借鉴危机传播“西方范式”的基础上，将危机传播纳入学术研究视野之内，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概念、理论和范式体系，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当前和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还有学者从汶川地震新闻报道中的经验和启示出发，对危机传播本身特别是信息的开放与控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概括。“开放”不仅是汶川地震的救灾方针，而且是危机传播的基本准则。从汶川地震的救灾过程来看，“开放”应该体现在信息开放、媒体开放和救灾开放等三个层面。不过。“开放”不等于放任，危机的责任主体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对有关信息管理也将围绕这三个层面展开，这即构成了危机传播的控制性原则。它与开放性原则的关系是：前者必须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上，开放是前提，是首要原则，在当代中国的危机传播实践中尤其需要加以强调，控制只能是建立在开放的基础上必要而适度的控制。至于如何在“开放”和“控制”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和内在的统一，作者认为要在危机传播的动态过程中和具体信息内容的报道程度或力度的把握中达成二者的有机结合。
汶川地震报道中多位电视台主持人在播报地震新闻时难忍泪水的画面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这种传播主体的情感介入，与人们长期以来关于传播主体在实施大众传播行为时应该规避个人倾向介入的惯常认识是有冲突的。有学者通过分析提出在特定的报道情境下。传播中的情感因素体现人类本质和人类普世价值，而传播中个人体验和共同体验的结合，则强化了传播效果，起到社会团结、塑造国家形象的功能。事实证明，在一定条件限定下，传播中的情感介入不仅无害，而且有益。
结语
新闻学社会实践总结范文第8篇
关键词 知识社会学 传播学本土化 经典理论反思 研究新进路
2008年的传播学理论研究焦点大都与这个年份的特别之处有关。首先，2008年时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因此，传播学界在本年度对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30年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集中的总结反思，并提出多种因应之策；其次，2008年出现了如冰雪灾害、3·1、四川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毒奶粉等具有重大影响力社会事件，结合这些事件对传播理论与实践进行概括与总结，或针对这些特殊鲜活现象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发展之路，是本年传播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一、中国传播学研究30年：实绩、困境与反思
有多位学者撰文提到，经过30年的发展，传播学在教育建制上已经成为国家认可的一个“学科”；如果从相应教研机构、论文著作和研究社群等“硬”指标衡量，俨然已是一门“显学”。有学者用极其概略的方式总结了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实绩：传播学界出版了诸多较为完整、系统的本土教材；西方经典的引进和译介亦颇具规模；理论方面的着论已从西方学术介绍转入本土化应用阶段；在部分领域已经产生了一些较为出色的学术成果；实证研究逐步普及，对资料及研究逻辑较为重视。
不过，和许多学者总结大小媒体30年历程时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呈现出的明显激动与兴奋相比，很多学者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现状并不持“自豪”和“乐观”的态度——更有学者把自己回顾传播学研究30年的感受形容为“一半是惊喜，一半是惊恐”——这些说法启人深思。下面将他们的反思进路大致地分为两类，分别加以概述。
一是通过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批判性考察，着眼于中国大陆传播学知识的历史建构过程及其得失。
回顾传播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个10年，批判学派的“夭折”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夭折”固然和施拉姆的亲身传播、学者们原有的知识局限等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却是知识生态的压力。这种知识生态直接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压力，“这种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时的传播研究主体被迫采用双重标准的研究策略：对外批判主义，对内行政主义。”时至今日，这种双重标准的研究策略远未绝迹。有些学者的观察可谓犀利：“有机会的时候，中国学者能够将批判理论运用得相当娴熟，简直可以说是如说家珍。”
“传播学本土化”问题自传播学引入时就开始困扰中国传播研究者。有学者以反思传播学研究为契机，转换提问的方式，对“传播学本土化”话语本身进行问题化。作者以受众研究为例，从经验的、历史的角度对“传播学本土化”的现实结果进行考察，研究结论大大挑战了人们的成见：“中国的传播研究不是没有本土化，而是过于本土化，以至于我们要对这种以实用为主的本土化策略进行批判性反思。”在如此严重的本土化现实被忽视的本土化讨论背后，更严重的是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对学术场域的渗透，导致中国传播研究出现了明显的轻理论、重应用，轻批判、重管理的工具理性特征。造成本土化理论研究的生存空间局促的不是被整体化的“西方”或“西方传播学理论”，恰恰是成为主导传播研究的现实需要和政治潮流。
有学者认为，在诸多制约传播学研究发展的原因中，最需要解决的，是在思维框架上如何突破功能主义传统的束缚。功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社会需要和传媒业发展”当成一个固定不变的叙述分析框架。由此衍生出传播领域的“社会需要论”，即把一些传媒现象的出现和变化都视为“社会需要”，使得传播学研究陷入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也没有生产任何新知识产生的循环论证之中。具体到研究中，就是将本该被仔细辨析的对象类型化、对象化和角色化，似乎研究就是用材料证明某些类型的存在，而不是从类型中发现新的变异。功能主义思维还导致研究中出现了抽象的性质决定论，把研究变成贴标签和时髦的词汇竞赛。该学者建议，要扭转这种日渐庸俗化的研究取向需要从“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的转化；从社会决定论向社会互动论转化；从抽象的因果推论向具体的事实描述转化；从事例归纳向意义解释转化”，在传播学研究中时时“面向事实本身”。
有学者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表达了对概念及其阐释在传播学研究中处于“失落”境地的担心，提出传播学概念和概念阐释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学习、厘清现有传播学及相关学科核心概念是所有研究者必须从事的一种“投入”(input)行为；同时，在欧美的传播学研究受社会稳定、制度完善、固有学科范式的影响，研究议题日趋微观、琐碎的背景下，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学者理应提出很多有意思、有意义的传播学概念、问题和假设，积极参与到理论概念的建构过程中。无论是倡言“厘清”，还是字里行间包蕴的“发明”冲动，都满含着作者对于中国大陆处于全球传播学知识生产的终端位置的焦虑和不满，以及建立一个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的热切期盼。
有学者在整理和研究大量相关著述的基础上，对1978-2008年间人际传播研究的历程进行了初步描述和分析：大陆人际传播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以介绍西方人际传播基本概念、理论、普遍原则和原理为主要目标的引进性研究；套用西方人际传播学术和概念，尝试对中国社会人际传播现象、观念与问题进行的探索性研究；伴随中国社会转型与变革现实需要，逐渐形成和扩大人际传播研究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有学者从时间、理论和问题三个层面，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一些基本公认的研究成果和他本人认可的观点，做了一个素描式、纲要式的总结。这些学者的主要观点是：作为传播学分支之一的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在20世纪80、90年代确立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学者们对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一致认同，但对其理论实质没有统一的认识；国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体现出一股较浓厚的理论角度而非实践角度的问题意识；明晰语境、理论落地、理论建设和理论升级是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几个现实紧迫要求。
二是对传播学教育和研究体制进行剖析，注目点在传播学研究基本学术规范、学术评价标准和学术自主性建设等相关问题上。
有学者认为当前的传播学研究存在如下缺陷：研究缺乏规范，低水平高度重复性研究，其中对政策进行诠释的注脚式研究、实用性行政研究和论文评论化现象尤为严重；研究生力军聪明有余，基本训练不足；理论问题意识不强，缺乏突破性研究典范；缺乏跨学科和全球的视野。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首先改革传播教育，这包括研究生院课程、招生办法和研究体制方面的改革。对此，该学者提出的操作性建议有11条之多，涉及传播教育与研究体制等诸多方面。
在有的学者看来，对现行学术体制进行批判固然必要，但如果从学术共同体的角度看，首先要如布尔迪厄所提倡的那样，将自己的思维路径和研究活动作为分析和批判的对象。由此反思下去的一个十分触目的问题就是“我们还太缺乏作为学者社区的‘主体性’，因此未能形成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其后果是将理论或“被某些以政治或文化资本之拥有而界定的权威所简约或扭曲的理论”当做教条，将“某些来自他乡或彼时的概念或现存体制权力的话语支撑当作了事实性的预设，将它们排除出了批判分析的视野，不仅自己无法对之反思，而且不容他人置疑。他们将自己当作权力的侍从和代言人而不自知，甚至以笼罩在权力的光环下而沾沾自喜。”这意味着，学术的评判标准不应来自于“行政管理的指标”和“国家权力行使的工具”，而应当是：“是否提出了新问题，是否系统地考察了经验的现实，是否验证、发展或提出了理论解释，是否展开了结合经验观察和理论分析的系统论述，是否以此论述彰显了普适的人文精神，是否有助于我们所在的社会共同体集体的批判思考能力。”最后，该学者从期刊改革等方面提出了4点建议，借此吁请学者们形成“对现存学术体制的有效的、建设性的抵抗”。
中国的传播学隶属于新闻学院的学科建制也成为很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有学者认为，传播学“没有被引进到社会学领域或信息科学领域，而是投进了早已失去想象力的中国新闻学的怀抱”，使得传播学“笼染上旧有的痼疾”。以至于让人生出“传播学在中国投错了胎”0的感喟。有学者认为，在传播学的安身立命之处，跨学科与多种理论来源，以及基于维系民主制度的目标回答社会实践问题，从来都占据一席之地。隶属于新闻学院学科建制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和传播学在美国的发生发展相比，存在这些先天不足：理论层面缺乏社会理论支持；本属于新闻学科核心的人文关怀及对终极价值的追问和批判精神严重缺失；传播学术研究在尚未建构出自身价值评判标准时，就已经快速地与权力和利益结盟，研究的行政取向格外突出，理论反思严重不足。尽管从今天看传播学在名分上已经获得和新闻学平分秋色的合法性，但由于它与新闻学和中国新闻事业过于密切的关系，加上对经验研究和文化研究两大理论路径本身的思想源流演变、社会政治基础、文化价值起点的认知和理解上的局限，使得中国传播学研究在30年的发展中，描述多过阐释，论断多过概念，在应用性方面的成就高过理论性。
有学者注意到，在目前传播学研究的队伍中，真正接受过系统、科学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训练、掌握了科学研究的基本手段的学者数量不多。传播学研究大量应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而其他学科的研究中却很少使用目前我们的传播学的研究成果；研究滞后于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媒介的更新。该学者提出，传播学研究要同中国的社会发展密切联系，同时要在一般性的研究内容上超越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局限，并在研究方法上摆脱对政治的依赖，探索出本学科必需的、独特的学术规范。传播学虽然在1996年以后被官方以各种形式予以认可和接纳，但从此以后“传播学的学者们不得不在诠释官方意识形态、服务当前政策等方面寻找课题、寻找经济支持，传播学被体制化。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向大众传播媒介偏向，最终将学生的就业去向都集中在大众传播媒介，新闻传播类的学生脱离了专业媒介就无法施展才能，从而造成目前就业难的现实。
有学者借助与相对成熟的西方传播学教育比较，提出中国传播学的未来发展可以归结为三个焦点：明确传播学教育“局外人”的视角，倡言传播学应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媒介对受众与社会的影响，将批判性思维作为传播学课程的一部分，从更为本质的学术立场、观察视角、教育目标和教育职能等层面区别和超越于新闻学；改变过去把传播学教育狭义化为“美国大众传播学”的局面，增加跨学科课程比例，强化理论基础，将传播学的若干子领域列入专业基础课程中；对传播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建构有更多的自觉和承担，强调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地位。
有学者提出不应仅仅将传播学者视为对媒介机构、组织、受众和效果了如指掌的专业人士，而应首先将自身视为知识分子之一种。只有这样，才能在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浪潮中，“保持研究者自身的学术人格”。有学者结合自身研究经验，对传播学实现真正跨学科对话与合作的可能途径进行了分析。尽管传播学应是以问题为取向，不应存在跨学科对话的障碍，但目前的跨学科合作还主要依赖于研究者的兴趣与同好间的合作。虽然合作可以提高研究效率，也有不错的学术市场，但缺乏相适应的学术评价体系支持。
二、外国传播学思想研究与再阐释
自从德国哲学家和政治传播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引进汉语学界以来，就其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是否具有适用性和解释力等问题展开过多次较大的争议，其中最为激烈当数上世纪90年代被称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遗憾的是，中国传媒学者不仅整体缺席于这场论争，也未对涉及的传媒议题给予必要的关注。有学者认为传媒学者这次失语的和他们缺乏一种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分析视野有关。该学者通过展现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在中国公共领域研究中的浮现过程，认为对中国国家一社会关系的考察是讨论公共领域和中国传媒问题的前提和关键。同时，在此视角下展开的传媒分析路径是提升公共领域与传媒问题研究学术品质的有效路径，也是促进国内传媒问题研究范式转换的一种可能思路。作者指出，这一传媒研究路径的建立应摈弃功能主义的认识定势，把握真实的国家一社会关系，理解国家、社会、市场、传媒的复杂动态关系，以及借鉴实践社会学的研究路径。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催生出了论坛、博客、播客等网络新媒体，重新点燃了人们对“公共空间”这一理想社会模型的热情。这是否将构建出新的公共空间?又将如何影响政治传播和民主政治?有学者根据哈贝马斯关于“公共空间”的原始：述，析出9个带有指标意义的、理想状态下的“公共空间”所应具有的特征。运用这一标准，作者比较衡量了近现代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三个媒介形态(分别为“印刷媒体公共空间”，“广播电视公共空间”和“网络公共空间”)，发现支持哈贝马斯提出“公共空间”的欧洲17和18世纪的资产阶级公共空间事实上并没有达到可以称为一个真正“公共空间”的标准，倒是当下得到迅猛发展的“网络公共空间”为民主政治传播前景涂上了一层乐观的亮色：“实际上，如果从历史发展的纵向顺序来比较，‘网络公共空间’的出现，与其说是传统的公共空间的一次复生，不如更准确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的诞生。”还有学者提出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介的开放性、平等参与性、独立性更强，获取的资讯更完整，意见表达总体更趋理性和批判性，这些都为“网络公共空间的再转型”提供了可能。在做出比较理想化的分析之后，学者们也对“网络公共空间”可能存在的问题作出了谨慎的提醒：“网络公共空间”如何面对政府和利益集团越来越严密的管控措施?如何平衡网络论坛上的低级非理性化倾向?如何让娱乐强化理性、批判性的效果而不是相反?等等，这些都留待学界进一步观察和研讨。
有学者组织了关于传播“传递观”和“仪式观”的辨析讨论。传播的传递观强调讯息在空间内的传布，以社会心理学和行为主义为基础，目的在于实现对空间距离和人的控制；传播的仪式观不是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强调文化的共享，目的在于维系一个社会。仪式观的理论创新之处在于：从参入者而非传者受者角度进入问题；通过符号学理论分析传播的文化意义；将对传播作用的分析上升为文化层面，注重传播对秩序的建构、对信仰的扩散，所涉及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提高。尽管两种传播观有诸如此类的差别，但二者并不是对立的，在实际研究中应根据具体情境发挥它们各自的优长。不过，从传递观曾大行其道的学术史背景和大众传播对现代社会整合作用日渐强大的现实需要看，仪式观对当下的传播学研究具有更多理论上的启发性和开拓性，学界应投以较多的关注。
拉斯韦尔5w模式是影响经验传播学派的重要学说之一，但对它的形成过程进行专门研究的尚不多见。加拿大传播学者巴克斯顿曾提出一种最新见解——这一模式的真正作者应该是约翰·马歇尔。对此，我国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对拉斯韦尔来说，5w模式与他早期的宣传研究和政治思想框架中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这些都可以在他相关著述中找到佐证。明确这一起源除了有助于澄清史实，更大的价值在于可以通过还原5w模式出现的语境来更准确地认知该模式的历史对应性：这一模式和拉斯韦尔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初衷有着密切关系，其中曾经包含的意识形态对立观念曾在拉斯韦尔论及冷战时期的传播战时闪现。
通过文献分析对传播学史成见提出商榷的还有关于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有学者针对批判学派对拉氏的实证效果研究“狭窄”和意识形态的保守倾向等展开辨析。细读拉氏及其哥伦比亚学派的论述会发现，他们不但看到了媒介导致的受众态度和行为的即时或短期的改变，而且关注大众媒介可能具有的长期、甚至制度性的影响。遗憾之处在于，由于现实关怀的需要和方法论的影响，拉氏等人在绘制了一幅“宽地图”之后践行的却是“窄操作”。同时，拉扎斯菲尔德所代表的效果研究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媒介体制问题，但因此将其指责成为现存体制服务有些失之简单。事实上，拉氏及其合作者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了大众媒介的产生所带来的社会控制方式的变化，并对媒介终究是维护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保守特征与霸权倾向进行了批判性描述。
有学者对杜威传播思想在传播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进行了深入考察。杜威的传播思想是他为新时期的进步主义确定基调的集中表现。在“社会有机体”思想的基础上，杜威提出：“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传播而得以持续存在，而且还应该说是在传递、传播之中存在着。在公共(common)、共同体(community)和传播(communication)这些词之间的联系不只是字面上的。人们由于共有的事物而生活在一个社会中，传播就是人们达到共同占有事物的手段。”“传播”的社会实践意义在于共同参与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它也是民主政治得以可能的重要途径。这些极富人文色彩的论述，为库利、米德等其他早期传播思想家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理解现代西方传播思想的发展变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议程设置理论早在20年前就已经介绍到中国，可真正系统运用这一理论研究中国媒体和受众关系的尚属风毛麟角。有学者基于该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时间序列分析中的arima模型及多元回归模型检验了媒体议程、媒体接触对公众议程的影响，证实或部分证实了“接触媒体程度高的公众，对各议题的关注程度也高，两者正相关”等三项假设。媒介组织是新闻生产的主要场所，但传播学界很少涉及媒介组织的内部传播及其影响。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上海和新加坡两地6家报纸组织的内部传播情况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并对获取的有关媒介组织传播基本状况及其与新闻生产关系的经验资料进行初步分析，为日后深入理解媒介组织新闻生产过程提供了参照。
三、传播学理论研究的新进路
有学者从传播研究的对象、方法和成果三个方面，分析了传播学研究两大流派——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在对一些关键问题认识上的“二元对立”，提出要对“客观性”进行重新界定。该学者从本体论的角度分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无论是传统学派还是批判学派，他们用来检验科学理论或假说的事实只能是“经验事实”，也只能在认识活动从“经验事实”出发去建构传播学理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经验社会事实中，还包容着一种构成社会事实并反映到经验社会事实之中的“客体意识”。经验学派反复强调的研究“客观性”，实际上就是经验社会事实中的“客体意识”。至此，传播学两大学派争论的实质点之一——“研究对象是否是客观的”和“研究者能否做到客观”的问题，已经在“客观事实”与“经验事实”的概念的建立中得到了解答，而所谓“客观性”原则成了在获得“经验事实”中如何体现“客观意识”的问题。该学者主张，传播学研究与其纠缠于用“说明”的方法还是“理解”的方法，不如将问题具体化为“在传播学研究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可以忽略不计，而着重运用说明方法研究问题”、“在什么条件下主观因素对认识过程的影响必须要加以考虑。因而着重运用理解的方法更恰当”。至于传播学理论，尽管它未必见得就是“真理”。但“对事物做出解释或分类的有用的方法或深刻的见解就是一种真理”。如此辨析的最重要启发是，要坚持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不应用某种单一不变的方法统驭；同时，在传播研究实践中，以“以问题为中心”来选用具体的方法，而不是“以学科(派)为中心”画地为牢。
在个体对传播信息的微观加工机制和研究方面，神经科学具有截止目前为止其他任何方法都难以企及的优势和特殊适用性。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传播心理实验工作室自2007年9月起，经过6个月的精心筹划、素材准备和实验设计，于2008年3月8-30日进行了一项关于传播效果的erp实验。这是中国人首次运用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按照严格的科学规范，运用脑电测量仪对有关传播效果问题所进行的科学测定。将神经科学引入传播研究后的研究空间很大，几乎在传统传播学研究所有方面都能应用，包括传播渠道研究、传播内容研究、传播对象研究、传播者研究等。在二者研究结合的初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媒介中的群体与个体形象建构；暴力和性等特定传播内容的影响；媒介体验中的情感；广告与营销效果；不同语境下传播效果的比较研究等。同任一种科学手段一样，神经科学手段本身也有难以回避的局限，尽管如此，将神经科学引入传播学后的研究仍然非常值得学界期待。研究者提出，“一旦神经科学与传播学经过长期深度融合并形成了特定的研究方法与话语体系时，我们有可能将这一研究领域发展为‘神经传播学’。”
与传统认识中人们知觉习惯对图像生产的主导作用相逆，有学者通过对媒体再现与空间知觉的关系分析指出，当代视觉传媒正在反向训练(mvered discipline)着人们的场所知觉。通过分析渗透着各类影像媒体的当代城市空间的显形方式，作者进一步论述了光学透视所固定的结构性空间如何被公共空间中各类视频窗口解体，从而生成不均匀压缩的、多层叠覆的，无法稳定对焦的影像空间。最终，与几何连续体相对应的总体场所感被与影像碎片相对应的即时场所感更新。
有学者对大众传播心理学领域影响颇大的“传播的两级效果论”提出商榷，认为尽管人内传播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还是能够抽象、简化出一种类似鸡蛋结构的“蛋内传播模式”。人体的相关组织和器官分别担负着类似蛋壳、蛋清、蛋黄等功能，它们分工协同，对信息进行把关、整合、再生产，最终的决策信息指导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产生的结果作为信息反馈给个体，由个体重新调整内向传播和决策过程。对此，“传播的两级效果论”提出者也作出了友好的解释和回应。
四、传播学理论的应用：现实解读
在汶川地震中，政府信息公开以及新闻的开放管理政策产生了壮观的传播效用，不仅保障了公民知情权，更可以成为推进公共管理和强化政府公关的重要手段。有学者综合sars危机、阜阳手足口病到汶川地震等事件中信息公开与否的社会后果，以社会的稳定(stability)为分析框架，从社会传播学的角度做出如下推论：在危机事件中，社会的和谐稳定固然与其政府或部门的治理水平(governance)相关，但是信息的公开性(openness)也必然与之利害攸关；因此，政府在言行的公信力(credibility)方面的水准也应当是主要的历史考量维度；与以上因素相反的则是危机(crisis)的程度。此假设用数学模式表达，则为：s＝gxoxccri。以汶川地震中的报道“开放”所达至高度社会动员为正面范本可以发现，这一事件中最可宝贵的传播学宣言。是一个关于新闻媒体的开放政策。从“政府信息公开”到“新闻公开”，中国新闻公开性的转向亦成为可能。还有学者从危机传播的角度分析了汶川地震中政府危机管理的进步和缺憾，提出在借鉴危机传播“西方范式”的基础上，将危机传播纳入学术研究视野之内，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概念、理论和范式体系，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当前和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还有学者从汶川地震新闻报道中的经验和启示出发，对危机传播本身特别是信息的开放与控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概括。“开放”不仅是汶川地震的救灾方针，而且是危机传播的基本准则。从汶川地震的救灾过程来看，“开放”应该体现在信息开放、媒体开放和救灾开放等三个层面。不过。“开放”不等于放任，危机的责任主体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对有关信息管理也将围绕这三个层面展开，这即构成了危机传播的控制性原则。它与开放性原则的关系是：前者必须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上，开放是前提，是首要原则，在当代中国的危机传播实践中尤其需要加以强调，控制只能是建立在开放的基础上必要而适度的控制。至于如何在“开放”和“控制”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和内在的统一，作者认为要在危机传播的动态过程中和具体信息内容的报道程度或力度的把握中达成二者的有机结合。
汶川地震报道中多位电视台主持人在播报地震新闻时难忍泪水的画面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这种传播主体的情感介入，与人们长期以来关于传播主体在实施大众传播行为时应该规避个人倾向介入的惯常认识是有冲突的。有学者通过分析提出在特定的报道情境下。传播中的情感因素体现人类本质和人类普世价值，而传播中个人体验和共同体验的结合，则强化了传播效果，起到社会团结、塑造国家形象的功能。事实证明，在一定条件限定下，传播中的情感介入不仅无害，而且有益。
结语
新闻学社会实践总结范文第9篇
头一件事,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仪式,浙江省外事办公室新闻文化处处长说得明白:“骨灰下葬事先的一个要求就是低调进行。省内媒体报道一下就可以了,我们不接收省外任何媒体的采访。”然而全国和各地方的报纸大都发表了报道和述评;不到一个月,互联网上可以搜索到的有关文章高达6443篇。第二件事,燕京大学建校90周年纪念活动,报道和评述也陆续在一些报刊上刊登。
燕京大学在1952年进行的院系调整中被终结,半个多世纪后仍然受到人们的重视,因为这所大学培养的人才在众多领域可称得起“群星灿烂”。《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5月6日《“最后”的同学会》一文中归纳为:“燕京大学的系科设置突出培养有用人才,倡导素质教育,虽然办学只有33年,注册学生仅9988人,但却培养了中国科学院院士4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1人(4人兼两院院士)、学科奠基人88人(34人兼项)、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两人、发明家7人,共112人。占注册学生总数的1?郾1%以上,也就是说,不到100个燕京学生中就出一个学术名人。”各类顶尖人才人数占注册学生人数的比例,在全国高校中是比较高的。
2000年设置的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奖金500万元人民币,每年最多颁发给两名获奖者,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颁奖,而我国其他4项科学技术奖项都是由国家科学技术部颁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至2008年共有12位获奖者,其中有两年只一位获奖者。2000年获奖者为吴文俊、袁隆平,2001年获奖者为黄昆、王选。媒体介绍获奖者的内容依次为姓名、出生年月、地点、大学毕业院校、研究生毕业院校、主要职务、成就等等。然而有的媒体避而不谈黄昆毕业于燕京大学,就跳到1945年获西南联合大学硕士、1947年获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物理博士学位。
中央文史研究馆是于北京解放前夕在石家庄对他的师长符定一先生亲自倡议建立的,馆员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学者。曾为有人请求他推荐李淑一到中央文史研究馆当馆员写信给秘书田家英,信中说:“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个人,没有录取,不便再荐。”中央文史研究馆前4任馆长符定一、章士钊、杨东莼、叶圣陶都是声望卓绝的大学问家。第五任馆长就是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生萧乾。萧乾是蜚声中外的作家、记者、翻译家,曾获1986年挪威王国政府授予的国家勋章,出版中文著作53种,英文著作5种,共约400万字。1989年至1999年任中央文史馆馆长达10年之久。
燕京大学还为人民共和国培养了4位国家领导人,雷洁琼、黄华、费孝通和吴阶平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燕大没有外交系,可是高层外交官员黄华、龚澎、柯华、韩叙、凌青、周南、陈滋英等都是燕大校友,中国首批两位女大使之一龚普生以及后来的女大使林蔼丽、韩丽丽也都是燕大校友。在台湾还有“外交部长”沈昌焕和“驻美大使”沈剑虹。
还有一件引人注目的外事活动是1979年邓小平副总理访美,正式随行人员20人中,四分之一是燕京人,他们是:黄华、卫永清、彭迪、李慎之、谭文瑞,如果再加上随行医生吴蔚然和驻美大使韩叙就差不多占到三分之一了。
燕大培养的著名学者还有在国外工作和生活的高能物理学家袁家骝、作家韩素音等。
1919年5月19日,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大学和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合并改组,新校名为“燕京大学”,美国人司徒雷登出任校长。当时校址在北京东城盔甲厂,地方狭小,无发挥余地,司徒雷登购得40公顷的淑春园,并向周围扩大,于1927年迁入新校址燕园。司徒雷登自成立燕京大学就立志要把这所学校办成国际一流大学,不过10年,燕京大学已成为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齐名的名校。解放前与解放初期,全国小学地理教科书中都有:“北京有著名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燕京大学成为国内妇幼皆知而且蜚声国际的名校。
1928年5月,为了检验私立大学的教学质量,民国教育部对国内14所私立大学的学生进行特别考试,结果得分最高的是燕京大学的两名学生,燕京大学一、二年级学生的测试成绩也是比较好的。又如1928年美国加州大学以毕业生升入美国各院校的成绩为标准,对远东各大学的质量调查统计,13所在华教会大学中,只有燕京大学和金陵大学同列甲级,并认定燕大的毕业生可直接进入美国的研究生院读学位。
自从1919年司徒雷登接手燕京大学,短短数年,竟然使得燕京大学一跃跻身成为全中国第一流的综合大学,而且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燕京大学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经验,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上惊鸿一瞥,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奇迹,引起了中外相关人员的关注和研究。在台湾和美国,研究燕京大学的文章和专著不断发表出版,哈佛大学出版社、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康奈尔大学出版社都有有关著作问世。1996年,美国南加州克莱蒙・麦肯纳学院还召开了“燕京大学经验与中国高等教育”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有美国和台湾、香港地区的学者,中国大陆也有几位学者参加。
1945年9月,在重庆“胜利晚会”上向司徒雷登称赞:“你们贵校学生在我们那边(指延安)工作很好……”4年后,新中国建立,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对燕京大学的评价亦随之沧桑。1950年6月,在七届三中全会上说道:“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此后论述教会学校(包括燕京大学)的文章中,也充满了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精神控制和教育奴役的批判。至1982年北京出版社出版司徒雷登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不仅是内部发行,还把马歇尔的序言和胡适的导言都删除了。
近20年来,由于国内外大量档案、资料的解禁和公开发表,更因为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大走势、大环境,为研究人员从各方面研究探讨燕京大学提供了有利条件。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教育部有关部门的学者,都有关于燕京大学和司徒雷登的著作发表。还有的以此课题作为博士、硕士毕业论文。
关于燕京大学的独特贡献和宝贵经验,各方面的学者有各自的论述。卓越的教育家梅贻琦有句名言:“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有大师是办好大学的必要条件之一,并非必要条件的全部。笔者尝试对此归纳总结,燕京大学具备了办好大学以下各项必要兼充分之条件,从而建成国内名校并享誉国际。
一、有良好的管理体制
燕京大学是基督教教会学校,与其他教会大学一样,最初也是在美国纽约州立案,学校的校政大权基本上都掌握在美国纽约的燕京大学托事部手中。1919年司徒雷登到北京就任燕京大学校长时说:“我是带着一些想法去北京的,其中最明显的的一点就是这所新的大学应牢牢地以中国生活为根基,与西方国家同中国签订的条约或别的任何外部因素没有关系,仅享有中国人自己享有的、或他们愿意同我们共同分享的权利。”根据这种思想,司徒雷登为燕京大学确定的办学宗旨是办成一所“以学术为目的的教育机构,使学生在德、智、体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国家领袖人才,以满足国家社会的需要。”制定了“中国化”的方针,并将这一方针具体贯彻于燕大的实际工作之中。“让中国人在教学、行政、宗教、财务和其他部门中发挥日益增多的作用,把学校最终办成一所中国大学”。根据中国政府收回教育的决定,燕京大学于1926年11月和1927年12月先后向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申请登记,得到批准,成为“第一个向教育部申请并获得正式批准的外国人开办的高等教育机构。”这一举动为燕京大学赢得不少国人的好感与尊重。教育部规定,大学校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经过推荐,爱国基督徒、著名国学大师、前清翰林吴雷川出任校长,司徒雷登改称校务长。同时向美国托事部建议,把托事部基金会化,成为管理燕京大学特定资金的组织,把校产管理、经济分配、人事任免的权利下放给北京董事会。1929年又对董事会进行了改组,中国董事占了近三分之二,其中包括孔祥熙、颜惠庆、胡适、陶行知等知名人士。权利归董事会,司徒雷登掌握实权后,让中国人在教学、行政、宗教、财务以及各部门发挥更大的作用,得以独立自主地实现办学宗旨和办学目标。
燕大的教学行政工作素以高效认真著称。这其中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有一支精干的教学辅助和后勤队伍,一是有一套科学的教学行政管理制度。
二、有一流的教授
司徒雷登向美国纽约托事部申请聘任教师的自,遭到墨守成规的理事们的断然拒绝,但司氏对“拒绝”不屑一听,依然我行我素,聘任教师不问种族、国籍、政治信仰、和学术观点。他从自筹的经费中拿出一笔钱,用来大幅度提高中国教师的待遇。对受聘到燕京大学工作的中国教职工,一律给予与外籍教职工同等的报酬。教授的月薪是360元,中国人任校长月薪500元,司徒雷登任校务长月薪仍是360元;燕大的所有教师不必信教,学术空气十分自由,在规定的教学制度范围内,教师讲课不必采用死板的教学大纲,可根据情况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校方鼓励外籍教师和从国外归来的中国教师,将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理论运用到教学中去。
在燕大创办时期,正是军阀混战、社会动荡、国家财政出现严重困难时期,各国立大学不能按时发薪俸,有的欠薪达两年之久。清华大学《国立清华大学教师服务及待遇规程》中规定,教授初聘月薪300元,每两年可加20元,最高以400元为限。北京大学教授一般在260元至300元之间。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月薪8元就能维持生活了。燕大以薪俸待遇、工作条件和美丽校园的吸引力,短短几年,一批在学术界卓有声誉和富有高等教育经验的名教授、学术大师纷纷转到燕大任教。
曾在燕大任教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达26人,分布如下:
文学院院长陆志韦;
历史系8人:陈翰笙、陈垣、陈寅恪、裴文中、侯仁之、徐中舒、谭其骧、翦伯赞;
理学院院长胡经甫;
物理系6人:孟昭英、毕德显、葛庭燧、张文裕、王承书、谢家麟;
化学系5人:蔡镏生、梁植权、张滂、严东生、朱起鹤;
国文系:郑振铎;
西语系:李方桂;
数学系:关肇直;
生物系:刘承钊;
政治系:肖公权;
其中严东生还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除上述26位院士之外,燕大各个院系都拥有一批专家学者,既有国外归来的博士、硕士,也有国内的饱学大师。摘要如下:
国文系:吴雷川、吴宓、谢冰心、沈尹默,钱玄同;
历史系:聂崇歧、邓之诚、齐思和、冯家升、翁独健、顾颉刚;
社会学系:吴文藻、严景耀、赵承信、李安宅、林耀华、费孝通;
经济系:赵锡禹、赵人僬;
新闻系:张友渔、成舍我、陈博生;
物理系:袁家镏、谢玉铭;
化学系:张子禹、张铨。
燕大还有一支著名的外籍教师队伍,这些教师来自美、英、法、德、意、日、瑞士等国,如高厚德、博晨光、韦尔巽、窦维廉、博爱理、吴路义、费宾贵臣、桑美德、包贵思、夏仁德、林迈可、班威廉、范天祥、谢迪克、柯安喜、赖朴吾、斯诺、鸟居龙藏和高本汉等。
燕大除了聘任的教师外,还有很多兼职教授,并且经常邀请专家教授、知名学者、社会名流到校演讲,内容遍及经济、政治、社会、科技、文学、艺术等等,这对于学生增长知识和提高素养都是锦上添花。
燕大文、理、法各系都是名师云集,从而实行本科生与研究生并举、教学与科研并重的方针,既培养人才,又出科研成果。
三、强化基础教育
燕京大学各系学生均要求必修大一国文与英文,大二则根据学生的水平考虑可否免修大二国文和英文。国文和英文基础不及格则需退学。大一时,文法两学院学生必修一门理学院基础课程,理工两学院学生必修一门文法学院基础课程。
司徒雷登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他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略带杭州口音的中国话,而且兼通中国文字。司氏在1941年12月被日军于东单三条看守所拘押3年8个月的日子里,仅凭记忆,著述《汉字中的四字成语》,译著《语》,英译、节译《论语》并注释。司徒雷登有此水平,因而对燕大学生的国文和英文都有很高要求。
燕大大一国文都由名师任教,学生每周自拟题目,写作文一篇,文言白话均可。期终考试要求达到相当于百分制70分的成绩,如达不到,还需修大二国文。
燕大的目标和要求是所有学生在生活和学习中具有实际运用英语的能力。让“学生确实生活在两种语言的环境中”,“能够灵活地从一种语言转到另一种语言”。校方采取的办法是:(1)提高各系新生入学时的起步点;(2)入学后所有学生必修英语;(3)施行先进的结构语言学教学法;(4)在燕园里营造随时随地能用英语的大环境。根据结构语言学教学法,大一英语以训练学生听说能力为主,教师不叫学生死抠语法、干背单词,而是用大量提问的方式提高全班学生的听力,每个学生都有用英语回答及表达个人意见的机会,通过轻松自由的对话实践,学生的英语水平很快提高,学习兴趣盎然;大二英语以读写为主,学生通过习作大量有针对性的练习题,循序渐进地过渡到每10天自由选择一部(或部分)英文世界名著,并不要求逐字细读,但必须用英文写出提要短文,教师给予仔细批改。使学生的英语功底能够适应某些课程用英文教材、用英语教学的要求。
教授英文的全部是外籍教师,其中不乏来自哈佛、哥伦比亚、普林斯顿、耶鲁、康奈尔大学等名校的教师。他们在燕大既教授基本英语课程,也教授高级英语课程。
燕大没有外交系,却培养了一批高层外交官,这和燕大学生的英语功底、熟悉西方文化以及燕大与美国名校合作办学都有关系,也和燕京人的国文素养,能写出好文章有关。
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讲到康有为的外孙女罗仪凤(1914―1971)在聚会时和罗隆基(1898―1965)常开小会,且说英文,或用英语打电话交谈。罗隆基1913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入清华学校学制8年;1921年送美国公费留学,进入威斯康星大学攻读政治学;出于对英国政治学家拉斯基的敬慕,罗隆基又从美国到英国求学,在英国获得了政治学博士。由于他留美又留英,被人称为“英美派”。1928年回国,任大学教授、《新月》月刊主编、《益世报》主笔、参与民盟的政党活动,自此从政。罗隆基从进清华学校学英语到留学回国共15年,而罗仪凤只是1934年燕京大学家政系营养学专业本科毕业,并不是学外语的。罗仪凤与罗隆基用英语交谈,旗鼓相当。罗仪凤用英文给罗隆基写信。罗隆基震惊于罗仪凤的英文水平,给好友赵君壁看,赵也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留学生。赵对别人说,罗仪凤写给罗隆基的信全是用英文书写,句式、修辞,包括语调,都是那么的简洁明净、含蓄优美,一般的英国人也写不出那么精美考究的书面语言,别看罗隆基总夸自己的英文如何如何,依我看无论是说还是写,他都不是罗仪凤的对手。罗仪凤代表燕大毕业生英语的高水平。
四、有好的学生
笔者听过一次钱三强给科研人员作的报告,钱三强说:科研人员要基础好,进攻性强。燕大对学生的要求虽然用词不同,实际上是钱氏说的这两方面。
司徒雷登从燕大创建之初就建立了严格的入学考试制度,加强对学生的选择。首先燕大招生来自自己的“承认中学”,其中大部分是教会中学,后来增加一些虽不属于教会中学,但教学质量和水平达到燕大要求的中学;第二条是高中3年的平均成绩必须在85分以上、品德端正的应届毕业生才能参加考试;第三条是考试科目虽然只有中文和英文两科,但是要求严格。另外,燕大还有面向全国中学毕业生的公开入学考试,这种考试科目较多,包括中文、英文、数学、智力测验。智力测验是燕大独有的一门入学考试,其内容十分广泛,考前无法准备,其目的是测验考生的智商、知识面和对知识的灵活运用,以选拔出能培养成为创新型精英的人才。燕大出的考题不仅数量多,难度也高于一般大学,英语考试要求更远高于其他大学。上世纪20年代的招生简章中就规定:“下列四项条件方为合格:通晓英语、谈话清楚;诵读普通英语课本没有困难;善用文法,尤其善用动词;能作清晰明白的作文。”如有一年英语入学考试的题目是:“请把《桃花源记》译成英文”,而且不附中文原文。这就对考生的英文和中文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使一部分考生目瞪口呆。另外还要从物理、化学、生物三门中再选一门。
如果有人问燕大毕业生在哪里学的英语时,有的回答是:高中的基础,大学的实践。如黄华毕业于经济系,龚澎毕业于新闻系,其英语都是强项,二人都成为共和国杰出的外交官。
燕大的入学考试铁面无私,认真严谨,录取完全凭分数,根本不徇私情与官情。曾发生过多起当局军政大员和本校领导的子弟,不够录取分数线照样淘汰之例。
学生经考试选拔入学后,仍有可能因考试成绩不好而被淘汰。这是司徒雷登为保证考试合格入学后的学生培养质量而采取的又一措施。如上世纪30年代初曾在燕大学习的著名作家韩素音在回忆中说:一年级时有70多名学生,二年级时有50名学生,最后只剩30名学生。另据1938年12月23日刊发的《燕京新闻》报道,1937年一年当中,燕大就有43名学生因成绩不合格而被劝退学。
淘汰制的实行,促使燕大学生养成刻苦读书、勤于钻研的学习风气。当年在燕大、清华和北大都教过书的钱穆教授评论:“燕大上课,学生最服从,绝不缺课,勤笔记。清华也无缺课,然笔记则不如燕大之勤。北大最自由,选读此课者可不上课,而课外来旁听者又特多。”
经过入学考试的严格遴选,在校学习又受到学者、大师的教育,加之燕大有一套美国教育模式和启发式的、引导学生独立思考的新式教育方法,燕大的教育成就以其质量高而著称,培养出的顶尖人才之外,毕业生的整体水平也很高。以1940届为例,在国内工作的该届毕业生,据统计从事教育、医疗和工业的占一半以上,其中约65%具有正高级职称,没有中级以下职称的。
一般人认为燕京大学是一个贵族学校,这应该解释。燕大每年学费确实比国立大学高,为80元,而清华为30元,北大为20元。燕大学生中固然有富家子弟,然而穷学生也很多。燕大有很多奖学金和贷款,这种机会在国立大学极少。自助工作或半工半读制度在当时的国立大学简直不可能,因为传统的中国书生是以体力劳动为耻的。可是以1927年为例,燕京大学就有全体学生的三分之一获奖学金、贷款和自助工作维持学业。如黄华申请到了吴雷川奖学金,每学年200银元;只有学习上努力读好学分,才能继续获得。到1937年全面抗战后,南北汇兑不通,本来不穷的南方同学也得请求救助了。
五、国际化
司徒雷登在对燕京大学进行“中国化”改造的同时,也提出推进燕大的“国际化”。他认为,为了增进国际了解,保障世界和平,“各大学应当成为实现‘天下共一家’理想的中心。……比现在更为中国化的同时,也应更具广泛的国际性。”
本着这一出发点,燕大在选择教师、设置专业以及开启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都遵循国际化的原则。
燕大与美国的几个名牌大学有长期实际内容的友好合作关系;还与英国、法国、加拿大、德国、瑞士、意大利等众多欧美国家的大学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与交流关系。燕大的外籍教师分别来自多个国家;吸引了来自美、德、俄、丹麦和罗马尼亚等国的留学生,据1938年12日《燕京新闻》记载,外国留学生人数为40人。学生中还有一定比例的海外华侨子女和其他国家交换的研究生。
燕大不仅做到形式上的国际化,而且做到内容上有具体实施项目。在系科建设、科研机构和项目等方面都有丰硕成果。
司徒雷登为燕大创建新闻系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上任不久就向美国纽约燕京大学托事部建议组建新闻系,曾遭许多人反对,后虽然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是有言在先,没有为他提供经费的义务。司徒雷登没有放弃努力,从1922年起就与拥有世界上第一所新闻学院的美国密苏里大学联系,请他们协助燕大创办新闻系。自1922年起设立了新闻专业课程。在司徒雷登的提议和威廉斯院长的促成下,燕京大学与密苏里大学结成姐妹学校,由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参与燕大新闻系的组建工作。1924年秋,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派出聂士芬和白瑞登来燕大协助建系工作。1928年聂士芬返回密苏里大学求助,得到院长威廉斯的支持,并向美国报界和美、加友人募捐筹集基金,共得美金6?郾5万元。聂士芬遂与司徒雷登签定协议,成立密苏里―燕京新闻学院。聂士芬于1929年返回北平在燕大正式建立新闻系,聂氏任系主任。他与随后到校的黄宪昭教授担任专业课程;密苏里大学交换研究生葛鲁甫讲授广告学;另有本校毕业生卢淇新负责组织学生到报社实习;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定期派出副院长等一批优秀教师轮流到燕大执教;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田丕烈常到燕大新闻系讲学;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也曾在燕大新闻系讲授过“新闻特写”和“旅行通讯”。
社会学也是我国从美国引进的舶来品。美国社会学相当发达和普及,各学派在其各自的社会实践中总结出各种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有些对我国的社会学发展很有帮助。
燕大社会学系的创办是在美籍教授步济时的倡议和主持下进行的。1919年,受洛克菲洛勒基金会支持成立的普林斯顿燕京基金会的委派,步济时到燕大神学院教授社会学。同年,他与别人合作完成了调查报告《北京,一个社会概况调查》,该报告以其广泛深入的实地考察、鲜明的观点和极强的说服力,确立了他在中国社会学研究界的地位。1922年,为了给美国在华教会和福利机构培养工作人员,步济时教授提议创办社会学系,得到了司徒雷登校长的大力支持。司徒雷登任命步济时为社会学系主任。由于当时中国还没有社会学教授,该系最早的6位教师都是步济时从美国聘请来的。最初,燕大社会学系设有理论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两个专业,开设了社会工作和社会调查等十几门课程,全部教材都是美国版的英文教材。1925年社会学系改称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课程也由十几门增加到三十几门,还成立了研究院。1926年,步济时举家返美。在美国依阿华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我国早期社会学家许仕廉继任系主任。许氏上任后,在继承步济时重视社会调查的同时,特别强调学术研究和讲授中国的社会学。许仕廉聘请了国内外许多著名的社会学专家学者到燕大任教,开设了一系列颇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例如,陈翰笙教授的“农民运动”;吴文藻教授的“社会学原理”;张鸿钧教授的“社会行政”;严景耀教授的“犯罪学”和“监狱行政”;雷洁琼教授的“社会福利事业”;华洋义赈会总干事章元善先生的“实地工作”;林东海教授的“社会立法”;李安宅教授的“社会人类学”;关瑞梧教授的“个案工作方法”;陶希圣教授的“中国社会史”。同时,聘请了一批美国教授:美国韦尔斯莱大学社会系主任牛卫华教授的“应用社会学”,华义侠教授和普鲁特教授的“个案服务方法”,格兰特教授的“公共卫生”;美国俄亥俄大学社会学系米勃教授的“种族问题”;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派克教授的“集体行为”和“都市社会学”等。
1936年4月在司徒雷登等人的倡议下,成立了“华北农村改造协进会”。协进会的成员既来自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金陵大学等高等院校,也有平民教育会和协和医院等社会福利机构。协进会除了开办乡村建设实验之外,重点放在为农村改造培训工作人员方面。该协进会的经费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
燕大社会学系在30年的时间里,大力开展了对中国社会的调查工作和服务工作,同时培养出赵承信、李安宅、黄迪、李景汉、费孝通、林耀华、陈永龄、宋蜀华、王辅仁、黄淑娉等一大批国内外闻名的社会学家。
司徒雷登通过努力,争取到燕大与美国洛克菲洛基金会主办的协和医学院预科合作,在燕大称为医预系,充分利用了综合大学优越的科学、人文环境和丰富的教学资源,在办学宗旨、教育理念和标准上都与协和一脉相承,完全采纳了协和的医预课程体系,强调基础科学和试验训练,强调人文教育,强调英文水平,强调师资质量,强调学生的优选和淘汰制度。燕大医预系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可观的资助。
哈佛燕京学社以美国人查尔斯・霍尔捐赠的遗产为资金来源,1928年2月10日成立,本部设在美国哈佛大学,是单独的研究和教育基金会机构。由9人组成理事会监督,9位理事分别来自哈佛大学托事部、燕京大学托事部和霍尔基金会。在燕京大学设北平办事处,北平办事处设执行干事1人,首任干事由出生在中国的美国人博晨光担任,1939年博氏卸任返美,由洪煨莲、司太雷、聂崇岐、陈观胜等先后继任。燕京大学于1951年改为公立,翌年并入北大,哈佛燕京学社北京办事处撤销,前后存在了23个春秋。
哈佛燕京学社主要研究范围为:“东亚和东南亚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社的首要目的是要通过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以及中国研究机构的合作,保证为学术研究提供便利,资助出版那些经学社理事会赞同的在中国文化领域以及中国学的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保证在哈佛大学的西方学者和燕京大学的研究者,为传播与保存中国文化而进行研究。”学社的奖学金和研究金,一方面用于补助哈佛大学的东方语言、文学和历史教学,以及科学研究工作、培训研究人员、国际人员交流和科学著作的出版;另一方面邀请亚洲各国大学教员、学者、研究生到哈佛大学从事研究和深造,补助国外高等学校的科研工作和教学工作。扼要而言,一是帮助中国发展人文科学,一是帮助哈佛发展东亚研究。
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存在的23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一)培养人才
哈佛燕京学社的成功,在于中、美双方互派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为双方培养高级人才。
时任燕大校长助理的刘廷芳以学社经费设立国学研究所,聘请中国学者吴雷川、陈垣、顾颉刚、容庚、张星、许地山、郭绍虞、董、顾随为导师,聘请后来成为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出任所长。培养出了顾廷龙、陈梦家、谢国彦、吴世昌、李素英、郭竽等才俊之士。
从1929年到1949年的20年里(不包括因抗日战争燕大停办期间),哈佛大学每年都往燕大派遣研究生,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为美国各大学的汉学教授,还有3位学者分别担任所在大学的东亚系系主任。燕京大学这批洋弟子日后成为著名学者的有:
魏鲁南:哈佛大学教授,是哈佛燕京学社派到北平燕大的第一个研究生,研究六朝历史,曾注释《论语》、《孟子》、《庄子》;
舒斯特:研究人类艺术比较;
施维许:研究中国现当代历史;
毕乃德:康乃尔大学中国史荣誉讲座教授,二次大战中任重庆美驻华使馆中文秘书,著有《中国最早的近代官办学校》;
卜德:宾夕法尼亚大学中文荣誉讲座教授,二次大战中曾任美战略情报局和战时情报局的中国问题专家,卜氏研究面甚广,包括中国的制度、历史、思想、法律、节日、文学等;
顾立雅:芝加哥大学中国史荣誉讲座教授,研究中国古代史、哲学史、政治制度,著《中国的诞生》、《孔夫子其人及神话》;
西克门:密苏里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馆长,专长中国绘画、雕刻、青铜器,是公认的开创中国美术史研究的鼻祖;
芮沃奇:耶鲁大学西摩讲座教授,曾两次以哈佛燕京学生研究生身份来燕大进修,研究中国佛学、儒学,专长为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曾担任1964―1965年亚洲研究协会会长、1963―1973年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中国文明研究委员会主席、1956―1959年东亚研究委员会和福特基金会主管人等;
饶大卫:研究汉语、日语及中国历史;
倪维森:专长中国思想史;
费正清:(1907―1991)1932年和1933年两次接受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支持来中国从事研究工作。回国后任哈佛大学教授,1955年成立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研究中心)。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下,一批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学方面的学者脱颖而出。是美国国内公认的“中国问题权威”。1972年和1974年两次访华。
同时,洪煨莲主持选派优秀青年学者按预定研究方向到哈佛大学深造。至1949年先后派出的有:齐思和、翁独健、黄延毓、郑德坤、林耀华、周一良、陈观胜、蒙思明、王伊同、王仲翰、杨联升等11人,都是在燕大读完硕士学位以后,又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或进修。
(二)科研成果
哈佛燕京学社在哈佛大学本部出版《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燕京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出版《燕京学报》,每年两期。到1951年6月共出40期,作者130人,所载文史哲学术论文影响深远。《燕京学报》在中国学术界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清华学报》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同被列为四大国学刊物而享誉海内外。
1930年秋,洪煨莲教授倡议的“引得编纂处”于1930年秋在哈佛燕京学社北京办事处成立。“引得”,由英文index音译兼义译,今称“索引”。中国古籍浩如烟海,“引得”可解其寻检困难。1931年至1951年20年间,引得编纂处的出版物共出64种、81册,是国内较早运用科学方法编纂的中国古典文献的工具书。1959年、1960年中华书局重新影印出版过《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食货志十五种综合引得》、《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和《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1987年又将宋、辽金元、明、清传记综合引得重加订正,并附《四角号码人名搜索》影印出版。与此同时,上海古籍出版社将64种、81册缩小影印、全部出版。
(三)扩充图书馆
燕京大学图书馆直到1925年全部中外文藏书不到1万册。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拨款购书后,1929年中文藏书即已增至14万册;到1933年全部中外文藏书达22万册,其中外文书籍36,700余册,藏书量居全国高等院校第四位。燕京大学图书馆以馆藏精当闻名,所藏珍本、善本书尤为名贵。至1940年已收集了大部分清代文集和2000多种地方志,共2万余册。迄1949年止,所藏书近四分之三为哈佛燕京学社经费所购置。
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本部拥有一个东亚图书馆,其中有关中国的书籍非常齐全,清末到民国初年为收藏重点,有关中国共产党的资料也很丰富。
两个图书馆对中美及亚洲国家人士学习、研究中国、东亚和南亚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提供了有力支持。
燕京大学与英国牛津大学也有十分融洽的合作。燕京大学的3个前身之一华北协和学院是英国传教士协会和美国长老会共同支持的,因此英国公理会也是燕大创建者之一。英国的“庚子赔款基金会”每年都要给燕大拨1万美元经费,而且燕大的中国籍教师还可以到牛津大学深造。牛津大学也派教师到燕京大学工作,牛津大学校长林赛博士协助燕京法学院办导师制班,正式名称为社会科学荣誉课程,推荐他的长子林迈可到燕大任导师。
1937年2月,林迈可与诺尔曼・白求恩同路来华并成为好朋友。8年抗战中,林迈可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坚强支持者,不仅经常协助中共地下党给晋察冀边区游击队运送短缺的物资和器材,还多次秘密潜入抗日根据地,与聂荣臻、吕正操将军等抗日将领成为挚友。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为了躲避日寇的迫害,林迈可教授与他的妻子李效黎一起离开燕大,奔赴抗日根据地,在聂荣臻将军麾下担任晋察冀边区通讯组技术顾问。1944年夏天,林迈可夫妇到达延安,受到主席和总司令的热情接待,并被委以十八集团军三局通讯组技术顾问及新华社英语主编的重任。离开中国后,林迈可教授先后在哈佛、耶鲁、美利坚大学和澳洲国立大学任教,1994年在美国病逝。
司徒雷登曾这样评价“国际化”给燕京大学带来的好处:“这样做的最大益处在于,它或许能给校园营造出一种浓厚的国际主义氛围,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产生国际主义意识。同时,那些虽然国籍不同,但却志趣相投的人们聚在一起,可使整个校园的生活内容更为广博和丰富多彩。”
六、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
上述5个方面是名牌大学必要兼充分之条件。除此,燕京大学还额外多一条,就是“有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燕京大学有着“轮奂美且崇”的校园,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完美典范,是司徒雷登的得意之作,更以校园幽雅有着极为优良的学习环境驰名中外。司徒雷登曾经自豪地宣称:“凡是来访者无不称赞燕京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
燕京大学校园中心勺园是陕西督军陈树藩花费20万元为其父购置的晚年退休养老之所。陈树藩愿意做件体面事,“不是卖给燕大,而是送给燕大”,只象征性地收了6万银元,并以三分之一款项捐作奖学金。以该园为中心又陆续购置了周围的集贤院、镜春园、鸣鹤园、朗润园、蔚秀园,后又增建了农园、燕南园、燕东园等,使燕京大学的新校园从40公顷扩大到170多公顷,33座建筑,投资314万银元。
燕京大学校园由司徒雷登聘请美国建筑师墨菲进行总体设计,园中许多宫殿式的教学楼、宿舍都很壮丽,所有建筑都装有先进的光、水、电、暖等成套设备。有清波荡漾的未名湖,挺拔耸立的博雅塔,相映成趣的湖光塔影,再配上高雅的亭台楼阁,成耸的绿树,如茵的草坪,环境确实十分静谧优美,是最适合读书、治学和科学研究的场所。
有大师又有大楼,在这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中学习和生活,燕京大学的莘莘学子和教师都能刻苦学习、努力教学,遂成为名校的更加充分的条件之一。
这所美丽的校园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北京大学迁入。1990年2月3日在校园的未名湖西北岸上,北京市人民政府伫立了一座汉白玉石碑“原燕京大学未名湖区”,为北京市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的2007年世界500强大学排行榜,排名前10位的有8所在美国,两所在英国;迄今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共有780人次,美国数第一位,为228人次,这也可以表明美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的发展水平居世界领先地位。历史上,国人出国留学以美国为首选,从1872年(同治十一年)清政府分4批派120名10―12岁的幼童赴美留学,被洋务派人士、驻美副使容闳称为“中国二千年历史上特开新纪元”。在20世纪上半叶,燕京大学在各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将美国高等教育的理念和方法移植到中国来了。
总结燕京大学的办学经验,对于正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我国几所名校,以及一般高校,或许都有可借鉴之处。北大校长周其凤在燕京大学建校90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燕京大学文科、理科等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从沙滩迁到原燕京大学校址‘燕园’。两校璧合不仅是校园的合并,更是精神内涵的合一。燕大‘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和北大‘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相得益彰,其精神内涵是相通的。……燕大精神已深深融入新北大,成为北大传统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52年院系调整并校后,由于“左”的影响在我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环境中长期存在并愈演愈烈,老北大、老清华的许多优良传统和精神都被错误地归为被否定、被批判之列,燕京大学由于是“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学校”,其传统和精神更成了敌我问题。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才又重新提起这3所老名校的传统和精神以及办学经验。以司徒雷登针对燕大“国际化”之言:要做到形式上的“国际化”并不难,难的是内容上的“国际化”。继承和发扬燕大、北大的办学经验也是难在内容上。
新闻学社会实践总结范文第10篇
【自我鉴定一】
时光匆匆，研究生的大半时间已转瞬即逝。能在名师云集，人才济济的四川大学新闻学院继续深造是一份难得而珍贵的人生经历，因此我倍加珍惜在这里的学习机会。四川大学不仅有无限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更聚集了众多名师英才的思想精髓，思想的轻微碰撞就会绽放美丽的火花。也就是在这里，我更进一步的了解了知识的无穷力量，文化的博大精深，让我深深惊叹于这里的确定了人生的信念，坚定了向前的步履，明晰了应尽的责任。
在学习上，我努力掌握更多的知识，积极汲取人类文明的精华。一直以来，我都严格要求自己，在德智体上全面发展，在专业课上我不仅努力学习必修课。此外，为了锻炼我的能力，完善我的知识体系，我选修了《新闻编评研究》、《新闻采写研究》等课程。我还经常去听摄影、广告、文艺以及文学等课程，并在实践中积极锻炼自己学以致用的能力，学习编辑软件、摄影技巧等。在课外我阅读了《消费社会》《童年的消逝》《技术垄断》《景观社会》《理解大众文化》《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做新闻》《萨特论艺术》《激进的美学锋芒》《第二性》《图像时代 : 视觉文化传播的理论诠释》等大量新闻学经典著作，不但领略了不同学派的观点以及其研究方法，我也针对其部分观点发表学术论文。这一系列的学习都是为了补充自己不完善的知识体系。
书本是思想的凝缩，是智者的精华，因此，我一有时间就在学校图书馆阅览室阅览或者查阅书刊杂志，不仅仅专业的中外书籍，也阅览包括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书刊杂志。我深知做一个现代的一专多能的人才，必须知识丰富，视野开阔，这样才能有利于我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发展的更好。我深深珍惜在四川大学的读书机会，经常去听新闻传播学、文学、儒学等各种讲座，补充营养，开拓视野，给自己加力。每到周五的时候，我都会参加学校的英语角活动，并认识了很多优秀的同学，他们是我的榜样，也是我向上的力量。除此之外，我阅读大量的英文报刊杂志，并阅读英文原著来补充自己。在研究生阶段，我的英文听说读写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在生活方面，我尊敬师长，友爱同学，热心于班级活动，积极参加各种文体活动，努力参与各种社会实践丰富自己的能力。热心于各种学术讲座，博采百家之长，积蓄各种智慧和思想结晶，并积极参加学校和学院的活动，热情为同学们服务，认真完成各项工作，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我进一步开阔了视野，拓展了学习兴趣，大大提高了自身能力。生活中与同学们和谐相处，相互关心，彼此鼓励，共同进步。
在思想上，我不断追求进步， 参加了学术部，成为入党积极分子。我竭心尽力力争做好表率模范，保持良好的学习态度，关心时政，重视理论修养的提升，坚持我党的优良传统。认真学习党在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领会共产党的思想和宗旨，认真阅读马列主义原著，全面把握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曲折历程以及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崭新风貌，进一步理解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性以及其与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内在一致性，进而增强了自己在政治、思想、组织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自觉性。在行动上，平时注意作风纪律养成，能够自觉遵守条令条例和研究生队的各项管理规定;入学后，很快探索出与导师、同学和谐相处的适宜方式，迅速适应了学习生活环境改变、身份变化的要求;尊重师长，团结同学，与人为善，力求做到待人接物谦和有序，礼节礼貌周到得体;热于助人，关心他人，与朋友同学和睦相处，对困难的同学积极帮助他们。
【自我鉴定二】
光阴荏苒，毕业在即。 回顾三年来的学习、工作以及生活，做自我鉴定如下：
1、政治思想坚定。坚持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具有较强的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能够保持清醒头脑、经得起考验，始终与以xx同志为总书记的党央保持高度一致。
2、努力学习专业知识。熟悉并掌握了有关法律基础理论、基本法、部门法的相关知识，对所学专业知识努力达到系统化、条理化、要点化，并注重将所学理论与工作实践紧密结合，特别是对《民事诉讼法》、《劳动法》、《合同法》等做到了学以致用、以用促学、学用相长，运用科学理论认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增强。
3、注重党性锻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旗帜鲜明地反对、形式主义，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做到了思想上始终清醒、政治上始终坚定、作风上始终务实。
收获和成长离不开老师和同学们指导帮助，我将继续以一颗积极向上的心态迎接未来的学习生涯，不断提高自己的个人素养和业务水平。
【自我鉴定三】
本人自入学以来，秉承“笃学慎思、明辨尚行”的校训，通过不懈努力，圆满地完成了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任务。在学习上，极为珍惜研究生院良好的学习氛围和资源条件，刻苦学习，乐于登攀，通过良师的悉心教导和自身的刻苦努力,掌握了技术经济及管理领域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备了较强的业务能力和英语运用能力;在思想品德修养上，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了为党、为国、为民贡献青春的信念，党性觉悟得到锤炼，思想政治素质进一步提高;在生活上，崇尚质朴的生活方式，养成了正直的作风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待人诚恳、热情，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在同学中具有一定的威信;
在工作上，勤勤恳恳、扎扎实实，重视小事、关注细节，能够独立承担一些工作任务，适应性强，得到领导和同事的好评。在过去的三年里，本人所获颇丰，这些经历和积累都将成为我人生道路上的宝贵财富。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将继续保持并发扬严谨治学的态度和作风，自强不息，求实进取，争取有更大的成绩。
【自我鉴定四】
又是一个新的学年，将在华中农业大学度过的第七个年头。现实是历史的延续，现将硕士二年级进行总结。
总体来说，这一学年，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转折性的一年。于学业、于个人人生发展来说。
这一年，也就是硕士二年级，我们结束了长达15年的教师教授学生自学的学习模式，开始了科研的初步探索。这是一种与单纯汲取知识完全不同的模式，需 要很多的主观能动性的创新。这种转变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唯有经历过这种痛苦，才会渐渐成长起来。我们渐渐地对搞科研入了门，却马上面临着毕业了。说实话， 很是不舍。不舍自己破茧重生后积累的经验迅速的贬值，封尘于人生的藏宝箱。
幸好，做学问，学业亦或科研，上升到哲学的角度，与做其他事情都是有共性的。在这一年之中，我更大的收获是对自己性格方面、处理事情方面的历练。
科研是需要独立完成的。从最初的无所适从，到现在的渐渐地适应自己给自己提出一个思路，然后当机立断的执行，并对自己的创意、自己的执行力负责。这种独立性的培养，这种责任心的培养，对整个人生是大有裨益的。
另外，科研极大的磨练了我的心智。除却培养了我的独立性以外，大大提升了我的执行力。渐渐地明白，有些事情是逃不掉的，无论早晚，自己去做并且做 好，没有人可以代劳，早执行早得出结果，而且无论再繁杂，都要一步一步按部就班地执行，急躁不得。这一年的磨练让我的行动力和耐力得到极大的提升。
这一年，我离开了从20岁到25岁待久了习惯了它的美丽、它的亲切的校园。来到了天津的这个研究所做联合培养生。在一个熟悉的环境呆得太久，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都有些忘却了。
【自我鉴定五】
本人自xx年考取大学的研究生以来，经过两年的成长，使我在思想、学习、工作以及生活等各方都有了较大的进步：
在思想觉悟上，自从踏进校门那一刻起，我就对自己提出了明确的的要求。坚持用科学的思想来认识社会，进行教育探索和研究。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身上所担负的责任，明确了新时期自己的人生理想和发展目标，并持有坚定的信心和勇气。
在专业课程的学习上，结合原来的学科背景和研究兴趣，我很快地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和领域，并有针对性的认真研读了有关书籍杂志，学习了相关的必修与选修课程。为自己的科研工作打下扎实基础，在此期间，各门课程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在期末综合成绩排名中名列前茅。与此同时，我还利用课余时间参阅了其他人文学科的书籍，开阔了研究的视野，弥补了自己知识上的不足。
在科研能力上，尽管涉入教育领域的时间很短，但凭着一颗积极向上心和严谨求实的态度。在导师的指导下，通过自身不断的努力，以及与师长同学间的探讨交流，我还是取得了一些比较满意的成果。提高了查阅文献资料的能力和科研方法的能力。锤炼了书面表达的能力和独立思考判断能力，在一些省级刊物公开发表了3篇学术论文。这对我今后的学习和科研树立了信心。
在日常生活中，为人处世诚恳踏实，待人接物和善热情，生活朴实节俭，与同学之间关系融洽。在工作方面，抱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和为同学服务的心态，不仅为同学带来方便也提高了自身组织管理能力和表达能力。在课余时间积极发展自己的业余爱好和兴趣，参加了不少社会活动，为个人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