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心理学论文范文

新闻心理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新闻敏感；感知；思维；人格

对于新闻从业者来说，新闻敏感至关重要，它是记者的基本素质之一，是其职业个性的集中体现。是否具备良好的新闻敏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记者的职业“命运”。高度的新闻敏感是一个记者在政治上业务上成熟的标志。

对于新闻敏感这一概念，以往学术界大都是从新闻学角度进行阐释，不同作者在表述上也很接近。如：“新闻敏感是记者编辑发现和判断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的能力。”⑴随着改革开放的演进，以及心理学理论、知识日益深入人心，有的学者开始从心理学视角来审视新闻敏感的内涵，发现其中有不少词汇属于心理学范畴。以上述界定为例，其中像“发现”、“判断”、“能力”这几个关键词，均可归入心理学范畴。这说明“新闻敏感”这一概念带有新闻学和心理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由于新闻敏感对于新闻从业者的极端重要性，由于以往在新闻界主要是从新闻学角度看新闻敏感，所以本文拟主要从心理学视域对新闻敏感作一分析，旨在丰富、补充新闻敏感的内涵，以使新闻从业者从理论上多角度地认识、把握这一概念，并在新闻实践中主动培养这种素质。

一、有关“新闻敏感”的几种界定

分辨学术界对新闻敏感的几种界定，可以对比出从新闻学和心理学角度研究“新闻敏感”的差异，从而确定从心理学视角进一步阐释这一概念的必要性。

（一）侧重于新闻学角度的界定

1.“新闻敏感，指新闻工作者发现、判断有价值新闻的能力，是一种职业敏感。”⑵

2.“新闻敏感是记者对社会形势的敏锐的洞察力，对客观事物的新闻价值的判断能力，以及对报道对象的迅速而准确的反映能力。”⑶

这两种定义的共同之处在于，从新闻实践的角度出发，初步涉及到新闻敏感的一些心理学特征。无论是对“敏锐的洞察力”，还是“判断能力”和“反映能力”，新闻研究者虽然停留在表述上，少有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但是，“新闻敏感”本身所具有的学科交叉性——新闻学领域的“新闻”和心理学领域的“敏感”，决定了从心理学这一新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非常必要。

（二）侧重于心理学角度的界定

1.感知论。该论点把“新闻敏感”归入社会认知领域。具代表性的有：

“记者采访属于社会活动，在采访中出现的心理现象自然也就属于社会心理。而社会心理的内在过程是从社会认知开始的。社会认知的最初阶段是社会知觉，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印象和社会判断。记者面对纷纭复杂的社会现实，迅速、准确地选择出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进而判断、预见自己所选择的新闻事实的社会反响。记者这一系列的心理过程，既是他的认知过程，也是其新闻敏感产生的过程。”⑷

这种明察秋毫的社会知觉显然与新闻敏感的心理过程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系。新闻敏感始于社会知觉，进而发展成为社会印象和社会判断。这也是意识活动不断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自觉的，又是新闻敏感产生的必然过程。

2.思维论。该论点认为新闻敏感是一种特殊的思维形式。

（1）“记者的新闻敏感依赖直觉，然而这不是一般人所具备的直觉，而是经过长期和反复的新闻实践和职业训练才获得的直觉。这种直觉是新闻从业人员所特有的一种浓缩的、简化的思维形式。”⑸

（2）“新闻敏感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发端于直觉，是逻辑思维的凝结、概括和简缩。从形式上看，它似乎没有中间推理的过程，但实际上它正是这一过程的‘概括化’和‘简缩化’。”⑹

他们认为，传统的研究把新闻敏感局限于“感知”这一领域里了。仅仅将其看成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感觉能力”，而没有上升到思维的高度。其实，思维论持有者从一个新的角度来阐释新闻敏感本无可厚非，然而他们却将“思维”与“感知”对立起来，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难免有些偏颇。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虞达文认为新闻敏感是逻辑思维的浓缩，实际上是“浓缩”了直觉与逻辑思维的关联性，模糊了“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之间的区别，有待商榷。

另外，有一些界定虽然没有明确提到“思维”这个字眼，但其中却包含了这层意思：“新闻敏感指新闻工作者对客观事实的新闻价值的判断能力。是新闻工作者对社会现象的观察能力，对事实发展变化的反应能力，对新闻线索的识别能力，以及对新闻事实的分析能力的综合体现。”⑺

这里，“判断”、“识别”、“分析”，都属于思维的范畴。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定义同时又提到“观察”能力，属于感知范畴。可见，实际上这是一种对新闻敏感集感知论、思维论于一体的综合性定义。这种带有综合论色彩的观点并不少见，但是，它们一般却只能为新闻敏感勾勒出一个模糊的心理轮廓，没有明确地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3.人格论。该论点将新闻敏感放在了“人格”这个非智力因素的背景下去考察。

“人格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根本性的问题。对于记者来讲它不仅直接影响新闻敏感的强弱，而且直接对记者所有的新闻素质都有制约作用。”⑻

刘京林引用了美国心理学家凯勒关于“有色镜头”的观点。该观点认为人格就像“有色镜头”一样具有认知过滤的作用。这种“心理组织结构”直接制约着新闻敏感的强弱。该观点指出了一个影响新闻敏感发生的非智力因素（人们进行各种活动除智力和能力因素以外的全部因素的总称），对新闻敏感的心理机制研究有很大价值。

其实，无论感知论、思维论还是人格论，都是用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从不同角度来阐释新闻敏感的。三者统一而各有侧重，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三个层面——从感知到思维，再到整体的人格因素，层层递进，相互影响。下面，就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进一步考察新闻敏感的心理机制。

二、新闻敏感的心理机制

探讨新闻敏感的心理机制，有助于从心理学视角剖析这一概念更深层次的内涵，从而丰富和补充以往学术界单从新闻学方面阐述这一概念的不足。

新闻敏感作为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活动、心理过程，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去理解和分析。感知论强调的便是新闻敏感认识过程中的感性因素，而忽略了其中包含的理性因素。其实，记者通过社会知觉选择了报道对象，并将该事物与自己头脑中积累的各种印象进行比较、分析，从而作出一定的判断时，该心理过程已经渗入了思维的作用。

而思维论则主要从新闻敏感表现为一种“直觉”说起，将其归为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我们知道，直觉的产生并非毫无根据，必须是当记者经历了多次感知之后，将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联系的科学知识，以经验结论的形式保存于头脑之中。当他们一旦与有关的事物（即原型）接触，直觉便产生了。由此可知，思维并非孤立存在，它是建立在感知基础上的更高层次的心理活动。

前文已提到，人格论的作用在于强调动机、世界观等非智力因素，与感知和思维等智力因素一样，对于新闻敏感的发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综合前述，我们不难看出，3个观点虽立论不同，且各有侧重，却并不彼此冲突。感知论中的感知和思维论中的思维有必然的联系，通过对直觉与实践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了这种联系，综合理解起来更加全面、丰富；而人格论则从整体上给前两者以补充。

下面，我们分别就新闻敏感产生过程中的两对关系进行考察。

（一）感知和思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

1.感知、思维与新闻敏感

如前所述，感知论强调了认知事物的最初阶段。因为感知是对客观事物的直接反映，它所反映的是客观事物的外部特征和外在联系；而思维论则强调了认知事物背后的分析、判断过程。因为思维是对客观事物间接、概括的反映，它所反映的是客观事物共同的、本质的特征和内在联系。

虽然感知和思维在表述上截然不同，但二者是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感知是新闻发现的开始，记者、编辑必须在社会生活中接触到大量的事实，并在脑海中留下鲜明的印象，才有可能进一步思考，从中选择出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来。因此，感知是思维的基础，是新闻敏感产生的感性阶段。离开了感知，新闻敏感将无从谈起，而思维也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某些思维论持有者否认传统研究过感知因素的肯定，将新闻敏感孤立在思维的层面上，实际上是抹煞了感知对思维的基础作用。

每天发生的事实如此之多，如果一个记者只是泛泛地用眼睛进行观察，仅仅停留在感知的领域而不对感性材料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比较、判断，那么，他对这些事实的认识就只能停留在表面，无法抓住其本质和规律，也就更无法提炼出其中的新闻价值来了。可见，思维是认识的理性阶段，是更复杂、更高级的认识阶段，感知需要而且必须上升到思维的层面上来。其中，新闻敏感的产生过程，就是对所感知的事实进一步比较、判断、筛选的思维过程，也就是从感性走向理性的过程。

199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胡家麒在云南边陲瑞丽市采访改革开放后小城的变化。在采访了很多人和事之后，他却总是不满意，觉得这些事例不能深刻反映小城的变化，表现方式也雷同。于是，胡家麒到街上闲逛散散心。在买西瓜时，他听到的是河南话；理发摊上听到的却是上海腔；在卖工艺品的小店里见到的又是印度人、巴基斯坦人……无意中一个灵感跳了出来：南腔北调，这不正是往日封闭的小城在今天改革开放形势下的写照吗？于是，他用录音机记录下了这丰富多彩的音响，用7种声调组成了现场报道《南腔北调瑞丽边贸街》。这个报道获得当年中国广播奖现场报道一等奖。⑼

在这个例子中，记者听到的“南腔北调”是感性认识；而从这丰富多彩的音响中想到瑞丽小城的重大变化，则是一个“概括化”、“简缩化”和“知识迁移”的过程。这个思维过程与感知的过程密不可分。只有注意到了各种音响的存在，才能将这种现象概括为小城变化的有力证明；反过来，如果这种感知不上升为思维，那么，那些音响就永远只能是没有意义的声音而已。

感知和思维共同支撑新闻敏感发生的全过程。思维是从感知的基础上产生的；抽象和概括后的现象才具有更广泛的社会认识意义，感知必须上升为思维。感知和思维共同存在于新闻敏感的全过程，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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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直觉、实践与新闻敏感

在上述思维论中，学者着重批驳了“天赋说”的观点。资产阶级学者约斯特在《新闻学原理》中说：“记者需要一种天生的鉴别力，判断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而更有人甚至把新闻敏感称作记者的“第六感官”，这就把新闻敏感神秘化了。

批驳这种观点的关键，在于对直觉、实践与新闻敏感的关系进行全面的认识。“天赋说”本质上夸大了“天生的”直觉的作用。实际上，直觉既非天生，也没有那么大的作用。

“新闻敏感依赖于直觉，发端于直觉”（虞达文），即便如此，“直觉性”只是新闻敏感的开始和表象，并不代表其全部。《心理咨询百科全书》对直觉的解释是这样的：“一种非逻辑形式或未经逻辑推理而洞察事物的特殊思维，可在知觉的基础上产生，也可在表象或内部言语的基础上产生……其主要特点为（1）以经验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产生（2）需要创造性思维与创造性想象；（3）产生迅速而突如其来，是一种瞬间的判断，是智力活动的飞跃。”而这种“顿悟”是“记者头脑中潜藏着的某种信息（即主体信息），突然与外界的有关信息（即客体信息）发生联系和撞击之后，在极短的时间内所产生的一种思想认识上的突破和飞跃。”⑽

这种顿悟思维其实就是直觉，虽然表现为“突如其来”的“瞬间”的飞跃，但都要以由经验、实践等所构成的“主体信息”为基础。只有经验、实践积累到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状态时，新闻敏感才能被直觉的火花所燃亮。正如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所说：“在观察领域中，机遇只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对记者来说，“有准备的头脑”就是要有丰富的知识积累、开放式的思维和积极的心理准备。

例如，1995年《焦作日报》的记者邓少勇到沁阳市搞工业调查。在参观企业时，途经一个建筑工地。一位随行领导介绍说这是新建的科技大楼。正在监督施工的沁阳科委主任也过来介绍说，沁阳市从1990年开始把“科技兴市”叫响，经过5年的努力，国民产值增长量中的科技因素已占到36%。记者听到这个情况，马上想到沁阳的经济发展现状正好是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的最佳佐证。他马上写出消息《沁阳经济发展中科技含量已占三成》发表，此文获河南省好新闻消息类一等奖。⑾

在这个例子中，邓少勇原先采访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沁阳的科技状况。而当他听到有关领导介绍的情况之后，马上来了灵感，顿时想到了邓小平“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并结合他以往的采访经验，写成了一篇优秀的消息。这个发现，表面上看起来是记者灵感突发，偶尔得之；实际上却是源于记者平时的理论和实践积累。这正是直觉与实践关系的最好说明。

新闻敏感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感知。脱离了知识经验的积累，直觉思维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法转化成新闻敏感。持“思维论”的学者对于直觉和思维关系的论述，对“感知论”来说是一种很好的补充和完善。从实践角度来说，在充分积累知识、广泛参与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才是新闻从业者培养新闻敏感的切实途径。

（二）人格与感知、思维的关系

影响新闻敏感的因素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智力因素。包括上文论及的感知和思维；二是非智力因素。它是由动机、信念、兴趣、情感、意志、气质、性格等等心理要素组成的。现实生活中，很可能许多记者的智力因素不会存在特别大的差异。然而，往往只是少数优秀的记者采写了多数的好新闻，原因何在？记者之间的差异大多出在非智力因素上。社会责任感强、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强、有正确世界观的记者具有比其他人更强的新闻敏感。他们才是新闻界的精英。

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之间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他们在新闻敏感产生的全过程中共同发生作用。智力因素在认识过程中发生作用；非智力因素虽然在认识过程中并不直接发生作用，但是它们制约着感知、思维的智力效果。从信息加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如果说智力因素对于人的实践活动起着执行操作系统，即对所接受的信息起着接受、加工、处理、掌握的作用，那么，非智力因素则是动力调节系统，它对智力活动起着始动、定向、维持、调节的作用。”⑿如果说在新闻敏感产生的过程中，记者用感官来观察、搜集大量的事实材料，然后运用思维对这些材料进行分析、整理、加工，识别出其中的新闻价值是一个纯客观的操作程序；那么，这个记者为什么会迅速观察到这个事实而不是忽略过去，为什么在瞬间“顿悟”出了“这个”有价值的角度而不是在其他平庸的角度上泛泛做文章，这里就有一个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非智力因素在起作用。

这里，我们要引出一个心理学上的概念——人格。人格是一种综合性衡量标准，是一个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记者的人格是产生新闻敏感的“幕后一只看不见的手”，它影响着新闻敏感强弱的程度、持续的时间、正确与否的方向性以及应变的灵活性。如果将新闻敏感的产生比作一个化学反应的过程，那么，感知、思维就相当于反应原料，人格便是促成反应最终发生的催化剂。如果没有催化剂的加入，化学反应就无法发生；如果催化剂变了质，那么，这次反应也无法收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与初衷背道而驰，走向反面。在一种健全人格的激发下，感知和思维才能相互作用，产生新闻敏感；如果没有这种人格背景，一切的感知和思维过程都是没有意义的，新闻敏感也自然无从说起。

在人格的诸多因素中，与新闻敏感联系最紧密的是动机。“动机是发动行为使其达到某种目的的内部心理动力，或曰内驱力。”⒀动机对感知和思维等智力因素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其目标导向上。动机的产生源于人的需要与某种具体目标的结合，因此，当人的需要很低级，并且目标也并不高远时，只能产生微弱的负面动机；反之，则会产生强烈的正面的动机，从而对社会产生积极作用。记者的新闻活动也是如此。如果记者只是抱着交差、应付的思想，对许多事情都无动于衷，缺乏强烈的发现、挖掘有价值新闻的动机，他的新闻敏感就无从产生；相反，记者怀着一股激情，抱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投入工作，那他不抓住好的新闻便心里不安，不把有价值的新闻报出来，便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记者就会不停地去思考、探求、创新。这样，记者培养新闻敏感便有了动力。

获1998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电视短新闻《农机下乡了》，其采制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片反映了在送农机下乡的支农过程中，某些单位和个人大搞形式主义的问题。记者应邀参加农机下乡活动，最初的动机是想宣传一下这一利企利民的好做法。但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却发现了诸多名不符实的现象：下乡车队不直接下乡，而是在城市繁华区、政府机关门口敲锣打鼓；最需要农机的农民，却因怕浪费时间而匆匆离去；为显示活动结果，还特意安排“托儿”买农机，等等。于是，记者心生愤慨，抱着对新闻真实性负责的动机，抱着坚决揭露社会腐败现象、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态度，一改拍摄初衷，将新闻定位在揭露某些人下乡摆花架子、做表面文章这一恶劣行径上。从而对整个事件进行客观真实的报道，终于挖出一条揭示形式主义的好新闻。⒁

在完成这个报道的过程中，，记者的敏锐的观察力以及应变能力固然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然而，如果当时记者没有怀着一股对党的新闻事业负责的动机和强烈的社会正义感，那么，这条针砭时弊的好新闻就不会问世——记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敷衍一下回去交差了事。

另外，记者的政治敏感与非智力因素也有密切的联系。政治敏感源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时局政策的准确把握。其中，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便属于非智力因素的范畴。一位记者只有对国家强弱、人民贫富怀着忧患意识，才会随时关注当下党的方针、政策、路线，才会对周围群众关心的一切事物保持高度的敏感，才会全局在胸、高屋建瓴。

可见，无论人格、动机还是政治敏感，这些非智力因素都推动着新闻敏感的产生。它们能够激活感知、思维，使之处于良性的认知状态中，主导新闻发现的全过程。因此，只有具备健全的人格、积极的动机，才能充分调动感知和思维能力，产生高度的新闻敏感。

三、如何培养新闻敏感

正如上文所述，新闻敏感之于记者，犹如生命之于生物。它是记者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宝贵素质。缺乏这种素质，记者的职业角色将变得模糊不清。那么，该如何培养这种素质呢？

首先，要避免两种倾向：一是神秘化倾向，认为新闻敏感与生俱来，无从学起，无法培养；另一个是技术化倾向，视新闻敏感为一项技术，勤学则易成。其实，新闻敏感既不神秘，也不是一项技术。之所以称之为素质，必然要经过长期的磨练和培养，只有用心，才能有循序渐进的提高。

（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敏感是关键

非智力因素对于新闻敏感作用重大。其中，社会责任感和政治敏感更为突出。政治敏感是新闻敏感的核心。记者要识别某个线索或事件的新闻价值，可以从新鲜性、显著性、接近性、趣味性等多种要素去判断，但是关键的要素是重要性。这种价值取向正是以政治因素为依据的。1996年9月，同志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指出：“新闻事业能不能办好，关键在有没有一支高素质的新闻队伍。”他要求“努力培养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新闻队伍。”在这里，“政治强”被列在诸多要求中的首位，指的就是要具备很强的政治敏感。也就是要熟悉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分清现实社会重大原则问题上的是非界限。只要记者不断地学习、领会新的政策精神，不断了解、摸清变化中的情况，他的政治敏感就能不断提高。

社会责任感是记者对党、对人民、对社会负责的一种强烈动机。虽然责任感、动机本身并不能去直接捕捉新闻，但是，它却对记者捕捉新闻起着关键的作用。记者的责任感越强，不但触发新闻敏感的机会越多，而且产生的动力也越大，促使记者去捕捉新的信息的能动性也就越大。

（二）丰富的知识储备和实践经验必不可少

直觉只有与丰富的知识以及从实践中积累来的经验相遇，才能擦出新闻敏感的“火花”。新闻发现与平时积累直接相关。对记者来说，积累的程度不同，外界的信息在头脑里引起的反响就不一样。如果记者不注意在实践中积累有关信息，那么，外界的信息再强烈、再珍贵也是枉然。而且，一个空洞的头脑是无法进行思维的。积累贫乏的记者，思维的空间也是狭隘的，不容易产生联想，更难以产生创造性思维。比方说，农村里兄弟之间分家的事儿可以说是司空见惯了。可是，河南省中牟县广播站一位记者，却从这样看起来平常的事情中，抓到了一条在全国获奖的好新闻——通讯《“田三万”分家》。记者在回顾这次采访的经验时认为：“只有熟悉生活，才能从广阔的生活海洋里，抓出‘活鱼’来。”

这确实是经验之谈。这位记者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又有十多年的农村基层干部经历，对农村有比较多的了解。在分家方面，互相之间各不相让，吵吵嚷嚷的事不乏其例。可是，作为科技专业户的田家四兄弟现在分家，却完全是另一种景象。兄弟之间互相推让财产，妯娌们争着奉养婆婆——见到这种场面，记者过去的生活积累就像“融雪后的小河，汩汩流出”。由于头脑里这方面的积累多，记者的联想也十分活跃——只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富民政策的贯彻和两个精神文明一起抓，才会出现上述的新鲜景象。试想，如果农民穷得叮当响，即使想推让财产又哪里有。因此，这个事实充分说明了农民富裕以后，精神面貌上的深刻变化，有力批驳了“为富不仁”的旧观点。

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经验积累，就算再有力度的新闻出现在身边，记者也只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只有广泛地参与社会实践，做个生活中的有心人，才能在关键时刻，产生新闻敏感。

注释：

⑴甘惜分《新闻学大辞典》

⑵余加宏等人《新闻学简明辞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⑶梁一高《现代新闻采访学教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

⑷⑻⑽⑿⒀刘京林《新闻心理学概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

⑸苏宏元“第三届全国新闻与传播心理学研讨会”论文

⑹虞达文同上

⑺《广播电视辞典》

⑼《新闻记者》1993年第二期（胡家麒《灵感闪现的瞬间》）

⑾《新闻战线》2000年第一期（邓少勇《采访中的应变》）

新闻心理学论文范文第2篇

20世纪初至1919年，是近代中国新闻学研究由术入学的初步发展阶段，新闻学专著开始出版⑤，如上海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日本松本君平《新闻学》(1903年)、上海广学会翻译出版的美国记者休曼《实用新闻学》(1913年)。1918年9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徐宝璜教授开始尝试将心理学运用到采访对象和受众心理研究之中。他开始在《东方杂志》连载《新闻学大意》，告诫记者要注意采访对象心理，“访员欲人之谈话也，须设法增其对于己之信任，信任之后，自肯多谈，否则纵肯谈话，必多不由衷之言也。故访员如遇不肯谈话之人，应尊重其守缄默之意思，不必惊讶，亦不必失望，可委婉说明外间已注意某事，报纸之天职，在供给新闻，对于某事须有记载。”⑥10月，他向会员讲演《新闻之精采》时，强调新闻学与心理学两者密切关系，“新闻学与心理学常发生至深之关系。新闻之精采，即吾人心理上之产物也。”⑦1919年12月，他出版中国人第一本自撰的新闻学著作《新闻学》再次强调上述观点，并猛烈抨击新闻界的低级趣味现象，“为迎合社会之恶劣心理，常捏登猥亵之新闻如某某之风流案，某姨太太或小姐之秘史者，或因受股东或津贴者之指挥，登载一种谣言以混乱一时之是非者，是为有意以伪乱真，其欺骗阅者之罪，实不可恕。”⑧20世纪20年代至抗战时期，是近代中国新闻学研究繁荣发达时期，新闻学流派纷呈，学术活跃，各种新闻学术观点逐步形成与传播⑨。1923年，邵飘萍出版《实际应用新闻学》，积极探讨记者采访心理，主张新闻记者必须具备观察力、推理力、联想力，视它们为“探索新闻真相之利器”;认为遇到“谈话半吞半吐”的采访对象，“苦于漫无系统，不能明其因果，则心理学上之联想作用，每足以济其穷。”⑩他批评新闻界迎合受众低俗心理，“京中各报，殆十有九花柳优伶之品评记事……各报为迎合社会心理，利用社会弱点起见，似关于花柳优伶种种不堪入目之论载为不可少。”1924年，他在著作《新闻学总论》中认为记者应当“默察多数国民之心理与夫人群发达进步之潮流，不敢因一人一时之私见或利害关系，发生畏我国民悖之议论，致失多数国民之信仰与同情。”反对盲目迎合受众心理，“新闻事业之政策，大体在得社会多数之同情，不能不迎合各方读者之心理，然不宜不问事实理性，而一味以盲从迎合为事。”同时期，新闻学者在引进介绍日本新闻心理学成果方面取得突破，其代表性人物是袁殊。1931年，他将杉山荣著作《新闻心理学》译成中文，分三次在《微音》月刊连载，篇幅长达35页，内容分为九部分:一、何为新闻心理学，二、感觉过程与新闻，三、表现过程与新闻，四、感情过程与新闻，五、意志过程与新闻，六、知觉过程与新闻，七、大众心理之诸特征，八、传达之方法效果及其关系，九、结论。该著作积极阐明新闻对社会的重要性，指出新闻学研究之不足，“关于新闻学之本质的研究却极少，犹其如新闻的心理学之研究，更几乎是没有。”他明确提出“新闻心理学”定义，“是翳以心理学之光来照明新闻的努力。换言之，即是新闻之心理学的照明和说明。”瑏瑥他运用心理学原理分析新闻现象和活动，尝试按照心理活动的感觉过程、表现过程、感情过程、意志过程、知觉过程探讨新闻心理活动和规律，构建新闻心理学理论框架。他特别分析了大众心理和个体心理特征。他将大众分为:“一是隔离着于空间的大众;一是密接了于空间的大众。”认为前者的心理特征:1.大众的心理是朴素、单纯的，2.是鲜明浓淡的，3.是富于信仰性与模仿性，4.是稀薄于传统之影响的;后者的心理特征:1.注意是瞬间的，不确定的;2.是易破坏的;3.判断过程是易生错误的。个体心理特征则表现为:1.失去个别性与个别意识的，2.责任观念之稀薄，3.恃于众多之力，易陷于所谓权力自趁，4.易为客受传达。最后，他呼吁:“今后新闻心理学的考究是将次第的盛行吧，必须是要盛行的!……为最多大众的心理所系的新闻事业之正体，以其依于心理学之光而无残遗的光辉出来。”虽然袁殊的译文没有达到“信达雅”的标准，有时晦涩难懂;但他明确翻译“新闻心理学”，系统引进日本新闻心理学研究成果，并强调其重要性，引起了好友任白涛的关注，延续了新闻心理学在中国的引介过程。民国时期著名新闻学者任白涛曾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参加过大日本新闻学会，出版中国最早实用新闻学专著《应用新闻学》。他潜心完成的新闻学巨著《综合新闻学》于1941年出版。他再次翻译杉山荣著作《新闻心理学》，并将其纳入《综合新闻学》第五章“新闻事业心理”，内容包括:一、新闻事业心理是什么，二、感觉过程与新闻事业，三、表象过程与新闻事业，四、感情过程与新闻事业，五、感情过程与新闻事业，六、意志过程与新闻事业，七、大众心理的诸特征，八、传达方法与效果的关系。虽然翻译水平比袁殊更高，但“新闻心理学”译成“新闻事业心理”似有不妥;而且该书缺少原书“结论”部分，显得不够完整;但他对日本新闻心理学的引介走得更远。该书第六章“报纸与读者”总26页，详细地介绍日本新闻学泰斗小野秀雄关于报纸读者研究成果，内容包括:一、报纸与读者及读者相互间的关系，二、报纸的媒介机能，三、报纸的诱导机能，四、关于公众成立的诸家见解，五、读者群之观念的分类，六、读者形成的公众人数及其种类等。他将报纸与读者关系分为两部分:一是报纸与读者交互关系，二是以报纸为媒介的读者相互间关系。他既考察报纸反映社会心理的媒介功能，读者会由于“长期的读报而直接受到报纸之心理的影响”;又研究报纸的诱导机能，即“个人的心理机能”。瑏瑨他将报纸读者分为两类:“意识的和无意识之读者。前者是明瞭地生出买报的欲望而成为读者;后者是漠然地生出买报的欲望而成为读者。”他对两类读者心理分别进行论述，无意识的报纸读者是“少教育的，智能或年龄较低的读者。属于此群的读者是靠暗示的读者。”有意识的读者群“可以分为主观的关心群与报道的关心群的两类”。前者“是对报纸之主观的倾向，即报格有关心的读者群”;后者“是对新闻记事有关心的读者群。”瑐瑠但是，他并没有照搬小野秀雄理论，有时表明立场，进行修正。如小野秀雄将公众分为理智和感情两大类，他加按语说:“在大体上同意这种见解”，但声明:“无论是目的报纸和营业报纸上的材料，不可偏重理智，也不可偏重感情，对此两者，宜持兼收并蓄的办法。”1947年9月，任白涛在《文汇丛刊》上发表的《新闻事业心理研究的重要性》一文主张:“新闻事业心理的研究，已成了新闻业本质的研究之一种，与它的史的和技术的研究具有同等———就某点上说也许超过些———的重要性。”他比喻说:“大众的心理犹如气象、风向和潮流。所以，要想做现代的民主的报人，必须了解这种大众的心理，即顺应时代的潮流来作安全的驾驶。”他猛烈批判新闻界低级趣味心理，“‘低级趣味’这种心理，差不多就好像大潮流中的一种非正常的流———比如漩涡;若是顺着它走，必然会被卷入深渊而蒙受‘失足’或‘落水’的灾祸。”

二、民国时期新闻心理学研究发展的历史分析

民国时期新闻心理学在中国的兴起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一方面是五四时期社会剧变，社会心理变迁，新闻业由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的转型，新闻职业化运动兴起，使得新闻心理学逐渐受到研究者关注。这是新闻心理学在中国兴起的时代背景。五四时期是世界史的转折阶段，更是近代中国的转型期。国际上，一战刚刚结束，国际形势变化莫测;国内处于风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夜。五四时期标志着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过程中的一次历史性跳跃，是中国社会心理变迁最为显著的时期之一，现代化和革命成为五四时期社会心理变迁的趋势。在此期间，各种政党报刊由盛转衰，开始从政论本位时代向新闻本位时代转型，涌现了一批著名新闻记者。新闻逐渐成为光鲜靓丽的职业，社会地位空前提高。新闻职业化运动兴起，引起新闻学者必须面对采访对象、读者(受众)和记者心理等问题。另一方面，中国科学心理学诞生，特别是社会心理学在中国兴起，为新闻心理学在中国的研究发展奠定了学理基础。1917年，北大哲学教授陈大齐创立中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1918年，他出版《心理学大纲》，是中国第一本大学心理学教材，标志着中国科学心理学诞生。社会心理学在中国开始受到关注，“群众心理”逐渐成为中国研究者共同面对的话题。1920年，上海尚志学会出版《群众心理》(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GustaveLeBon)代表作，现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至1927年已经出版第五版，可见该书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此后，社会心理学著作不断出现，如陆志韦《社会心理学》(1924年)、欧东源《群众心理学ABC》(1929年)、张九如，周求是《群众心理》(1931年)等。关于“群众心理”对新闻学者的影响，徐宝璜表现非常明显。1919年2月，他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讲演会大纲中，特意将“群众心理学”排在导师或中外记者讲演题目的第一位。瑐瑥1920年10月，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表《舆论之研究》一文论述说:“群众心理，对于简单常见之事，常有一定之善恶观念，存于心中。”瑐瑦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促使新闻学者关注和研究新闻心理现象。

三、民国时期新闻心理学研究发展的历史定位

虽然新闻心理学研究从1918年开始起步，但在民国时期始终处于引介(引进介绍)阶段。新闻心理学主要引进介绍美日等国新闻心理学研究成果，尤其后者居多。徐宝璜《新闻学》，是他留学美国学习新闻学的结果。蔡元培序言中说:“新闻学之取资，以美为最便矣。伯轩先生游学于北美时，对于玆学，至有兴会。”瑐瑧邵飘萍逃亡日本期间关注到日本新闻学研究。他将《日本普通新闻学》作为《实际应用新闻学》附录出版，并写明“它乃愚数年前留东听讲于日本新闻学会讲义之一种也。”袁殊关注到日本社会学家杉山荣著作《新闻心理学》，并将它翻译系统引进介绍日本新闻心理学，向中国展示了日本学者运用心理学原理建构新闻心理学理论体系。任白涛后来再次翻译杉山荣著作《新闻心理学》，命名为“新闻事业心理”进行引进介绍，并引介小野秀雄受众心理研究成果。因此，民国时期新闻心理学在中国的研究发展一直处于引介国外研究成果阶段，未能创立自己的新闻心理学理论体系。但是，民国时期新闻心理学在中国的研究发展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和影响。其一，它推动新闻界人士运用心理学原理研究其他传播活动，促进其他传播心理研究活动发展。如广告心理学，1919年9月，孙科在《建设》杂志发表《广告心理学概论》，告诫广告界人士要在广告心理的四方面下功夫，“注意之提起、注意之握住、印象之深入、反应之激起”。1924年，师泉在《东方杂志》发表文章《广告心理学概论》明确提出广告心理学定义，“研究广告在心理上的效力，欲以最经济的广告费获得最大量的注意和最深刻的印象。”1929年，徐宝璜发表《新闻学讲话》说:“我们不能在不懂心理学，商业等科学时研究广告学。”其二，它推动新闻心理学、广告心理学教学活动的开展。1923年，徐宝璜创办平民大学新闻学系，开设群众心理课程，以研究报纸读者心理为主。1938年，上海冠群补习学校工商美术专修班聘请许晓霞担任广告心理学教师，并在期末进行广告心理学考试。其三，它为新中国新闻心理学发展奠定了学术基础。目前没有学者否认民国新闻学者对新闻心理学研究的探索实践。在追溯中国新闻心理学发展历史时，他们虽然可能会遗漏徐宝璜或袁殊，但都会记载邵飘萍、任白涛等新闻学者对新闻心理学的研究贡献。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近代中国新闻学研究由术入学的初步发展阶段，徐宝璜于1918年最早认识到新闻学与心理学的密切关系，并将心理学运用到采访对象和受众心理的研究之中，拉开了中国新闻心理学研究的序幕。此后，邵飘萍、袁殊、任白涛先后关注和研究新闻心理现象和活动，强调新闻心理学研究重要性，积极引进介绍日本新闻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明确提出“新闻心理学”定义，使得民国时期新闻心理学研究发展处于引介阶段，促进了其他传播心理研究活动的发展，推动了新闻心理学、广告心理学教学活动的开展，为新中国新闻心理学发展奠定了根基。笔者认为:新闻心理学在中国的研究发展历史，既不能像文章开头第一种观点那样直接将民国时期新闻心理学排除在外，也不是第二种观点所叙述的以采访对象说为主的孕育期，更不是第三种观点的萌芽期(1918－1978)，而是一个独立的引介阶段，否则新中国新闻心理学的研究发展就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纵观新闻心理学在中国研究发展的历史，经历了引介、萌芽、酝酿、初步形成四个阶段。

新闻心理学论文范文第3篇

随着社会发展与传播手段的日益现代化，传受双方更需要交互式沟通。一些学者在上世纪末先后提出过构建我国传播心理学的设想。在这次会议上，广西大学新闻系虞达文教授提出了积极的建议：新闻学是大众传播学的分支；大众传播学又是传播学的分支。似乎不宜一步到位直接建立传播心理学，可先建立与新闻关系更密切的大众传播心理学。要构建一门学科的理论框架，必须先弄清它的学科从属、领域范畴。传播心理学属于心理学分支，从领域来看，它是传播学的边缘学科，应以社会心理学、普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思维心理学等相关原理作为主线；作为传播学的边缘学科，它应以大众传播研究的五个层次：传者―信息―传媒―受众―效果，作为横向的基本构架。

华中理工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申凡教授认为，我国对传播心理学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主要以新闻心理研究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虽然研究方法单一，但是它研究的传者（记者、编辑）心理、受众心理，研究的采访、写作、编辑活动中的心理规律，在当时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对新闻学研究起到补充、拓展领域的作用；第二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直接以传播心理学的形式展开的，虽然研究方法日益严密与科学，但是内容要么与传播学理论重复、重叠，要么是对传播中的心理术语简单解释，这些研究尚不能达到补充传播学与拓展传播学研究空间的作用。申凡教授建议，可以从对传播学研究拾缺补漏的地方入手，开拓自己的领域；也可以把传播学中已有的心理研究作为起点，再向纵深方向研究。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再逐步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与理论框架。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林之达研究员发表了对传播心理学建构革新的想法。他认为：用普通心理学理论框架中的原理来观察、解释传播（包括传播的各外延）领域中的心理现象，结果把这些领域中有机联系的心理系统切割成互不联系的零碎心理现象。本研究采取另一种思路：第一步，考察、揭示了传播系统与心理系统原来是人类精神生产流水线上紧紧相扣、不可分离的工序，传播的天职就是为心理系统输送精神能源材料，心理系统的使命就是把传播系统送来的信息，通过一系列心理反应，转化成与信息异质的心理能，心理能外化为人的行为，行为做功，便产生了传播的社会效果；第二步，沿着传播领域各心理系统本来有机联系着的脉络建构传播心理学（包括新闻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宣传心理学在内的各分支学科）的理论框架。

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陈卫星教授的发言，从帕洛・阿尔托学派的基本原理出发，探讨传播心理的建构过程。帕洛・阿尔托学派的语用学理论是要把传播作为一个被整合的社会现象来考察，把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考虑，从元传播入手，从非传播的模态找出传播的可能性。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周庆元教授认为，整个20世纪，对于新闻与传播心理研究对象的认知历程可归纳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孕育期，可称为“采访对象说”，这是20世纪初期关于新闻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基本认识，代表人物是邵飘萍等；第二阶段是萌生期，可称为“受众心理说”，进入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新闻学者提出要对受众心理进行研究，代表人物是安岗、陈朗等；第三阶段是草创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张骏德、刘海贵合著的《新闻心理学》正式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新闻心理学专著，尽管不成熟不完善，然而它初步提出了新闻心理学的框架结构，开创了新闻心理学研究的崭新时代。这一时期的汪新源先生提出了“记者为主说”；第四阶段是发展期，可称为“认识主体说”，酝酿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成熟于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主要代表有刘京林等。

对于传播心理学与新闻心理学的关系问题，与会代表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传播心理学包括、涵盖了新闻心理学，目前是新闻心理学向传播心理学方向发展；另一种认为两者相互关联又相互独立，不存在种属关系。北京广播学院刘京林教授过去认为传播心理学涵盖新闻心理学，现在则认为两者不存在种属关系，而是并列关系。她解释说：“按照完形理论的观点，被整合之后的对象不能再分解为构成它的最基本的元素。同理，虽然新闻学、心理学等学科曾经是传播学的前身与源头，但是传播学一旦形成独立的学科之后，便可以与新闻学、心理学平起平坐，相互之间不存在归属关系。以此类推，传播心理学和新闻心理学也不存在归属关系，而是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又各自独立的学科。”

互联网心理问题是当今时代遇到的全新课题，引起了与会代表热烈讨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张骏德、刘海贵教授向会议提交了论文《试论网络传播对传受者的心理影响》认为，网络传播实际上突破了传统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方式，包含着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两种传播方式。在网络传播中，传者与受者的界线变得模糊，传受者可以为同一个人。在这种传播模式下，传受者（或称网民）的平等意识、独立意识、参与意识被空前激活；传受者的“超媒体思维”、移情心理、以虚拟身份娱乐人生心理等激增。互联网是一个多媒体、超文本的巨大信息库，网民得到了通信迅速便捷、查询信息与检索资料十分便利等好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网民中出现了网络犯罪行为、青少年中出现了“网瘾”患者。我国已从1996年2月起陆续颁布了有关互联网管理的法规，正在严格执行中，同时也有专家提议，运用心理干预法治疗青少年的“网瘾”病。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副所长、高级编辑方小翔，作了题为《从网络时代受众心理看媒体新闻报道方式的改变》的发言，认为网络使传播者与受众的关系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媒体应不断研究和适应网络时代受众心理的变化，紧紧抓住受众的需要，及时调整传播结构，不断改进报道方式；应进一步增强新闻传播的有效性，改变一般性的大信息量轰炸式的传播方式，提供更多的组合式信息，满足受众更便利的选择需求；应进一步增强新闻传媒信息传播的互动性和联动性，有选择地实现信息互补、资源共享，努力提高受众的关注度与参与度；应进一步增强新闻传播的思想含量，提供更多的相关信息、资料和评述分析，满足受众的思考性需求；应进一步增强新闻传播的服务性意识，提高报道的针对性，满足受众多样性和个性化的信息需求；应进一步增强和改进新闻报道的样式和类型，根据媒体市场的变化和需求，为受众提供更多的新闻类型和精品。

新闻心理学论文范文第4篇

尽管川音音乐学系于1994年3月8日才正式成立，但其音乐学专业教育却发端于1986年9月。那时，学校为了音乐学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受武汉音乐学院已开办了音乐学专业的启发，在时任院长李忠勇教授的极力主张下，便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开办了本专业，并从1986年9月开始招收第一批本科学生。当时由作曲系临时代管，待1994年川音正式成立音乐学系后，所有学生才归人音乐学系管理。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本系1996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1997年正式对外招收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民族音乐理论三个硕士研究生方向。

至今，川音音乐学系开办的音乐学专业已有近三十年历史。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已由最初仅有一个音乐学本科专业、三个硕士研究方向、八九位教师，发展到现今已拥有三个本科专业（音乐学理论、音乐治疗、音乐新闻与评论）、四个硕士研究方向（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民族音乐学）、二十余位专业教师的师资队伍。并且，由原来每年仅招收一两名本科生，发展到现今每年可以招收本科生四五十人、研究生数人的办学规模。由此，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我围音乐学专业教育在地方音乐院校中的发展。

本人作为川音音乐学系的一位建设者、在任系主任、专业教师，可以说自始至终见证了它的成长。为了让读者了解川音音乐学专业教育的发展历程，笔者从以下方面做一介绍，以供大家审视四川音乐学院开办音乐学专业的办学理念与思路，从中可以总结其得与失。

一、调整音乐学专业的学制

2006年以前，川音音乐学系的音乐学本科和研究生层次，一直是采用“本五研二学制”模式办学。但经过实践，我们发现其中明显存在下列缺陷：

对于五年制本科而言，其学习时间过长，大部分学生在时间把握上缺乏紧迫感，学习上存在懒惰的心理。学生五年中用三年时间上专业基础课（集体课），两年用于上专业课（个别课）。每到四五年级阶段，随着专业基础课程逐渐减少，学生开始撰写毕业论文。这种安排，由于已学了三年，如果再用两年从事专业学习、完成毕业论文，学生往往不能有效利用好这两年的时间。不少学生便以回家参加调研或社会实践为由，将本该在一年时间内就能完成的毕业论文一拖再拖，直到临近毕业前才交初稿，不仅大大浪费了有效的学习时间，而且给教学管理带来了一定困难。另一方面，随着高校扩招，许多学校开始创办音乐专业，加之学校内部也新增了一些可供考生选报的其他四年制专业，从客观上造成了五年制音乐学专业与这些四年制专业在学制方面的竞争压力。因为，在社会上一向把音乐学视为理论性强，考试内容与程序又比较复杂且难考的专业，不少考生望而生畏。特别是一部分家长将孩子考入艺术大学作为获取大学文凭的一种选择，看到音乐院校中的绝大多数专业通过四年学习便能得到一纸大学文凭，而让人感到深奥的音乐学专业却要花费五年时间才能毕业――从获取文凭的角度，他们不得不计算学习成本。因此，不少原本打算报考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就分流去投考了其他专业，致使川音在前些年的音乐学专业招生方面出现了生源危机，一度被人们视为“冷门”专业。出现这样的状况，不仅不利于音乐学专业教育事业的发展，也造成了音乐学专业教师的资源浪费，师生比例失调。

对于两年制研究生而言，在办学过程中发现，从我系本科直接考研的人数很少，反而多数考生源自校内外毕业的其他专业。究其原因，大部分本系学生由于此前已学了五年时间，客观上已养成拖沓、散漫的学习习惯，产生了厌学情绪，再无报考研究生的学习动力。加之，音乐学专业平日又缺少更多展示自我的舞台，没有更多机会“出彩”，与其报考研究生，还不如尽快找个工作安顿下来更实际。至于考取研究生的学生中，由于多数来自其他专业，大多缺乏音乐学专业基础知识系统训练。面对这样的学生，仅用两年完成音乐学硕士研究生的学业并达到毕业要求，培养时间显然不够。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修正了培养目标。对本科生而言，主要培养他们在毕业以后，具备能初步从事音乐学专业教学、科研、管理工作的基本能力；对研究生而言，主要培养他们在毕业以后，具备能独立从事音乐学专业教学、科研、管理的能力。于是，我们从2006年开始，便对音乐学专业的学制进行了改革，将其中本科由原来的五年制调整为四年制，将硕士研究生由原来的两年制调整为三年制。其目的是，一方面把本科阶段视为普及教育，通才培养，主要将他们培养成能在中小学中担任音乐课师资，在音乐、文化事业等单位中从事音乐文化市场的组织管理与指导工作的干部。让他们能在四年学制中，在更为集中的时间内达到学习目的，完成学业。这样，不仅可以减少学生的学费开支，缩短学习周期，让学生们的学习精力更加集中，同时也让一部分还想继续在音乐学领域中有所为的同学，通过报考研究生去实现自己的抱负。因此，“本四研三”是我们在2006年以后一直采用的学制。

二、拓展音乐学专业的学科

与国内其他兄弟院校一样，我们也时常思考音乐学专业的学科建设，力图在未来发展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因地制宜地办出自己的特色。从2004年起，为适应国内教育形势和专业发展的需要，我们在原有本科专业方向基础上，又相继开办了音乐治疗、音乐新闻与评论专业，成为继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之后，国内第三家开办音乐治疗专业、第一家开办音乐新闻与评论专业的教学单位。

开办上述专业，无非是想顺应社会需要、加强学科建设、拓展专业、彰显办学特色。因而，本系的音乐治疗，正是我系在分析了当时社会需求，在学习借鉴了中国、中央音乐学院办学经验基础上开办的新专业。为了办好此专业，我们不仅制订了新的教学计划和培养方案，还及时派青年教师到中国、中央音乐学院参加进修和培训，并从中央音乐学院、华西医科大学引进音乐治疗和精神病与精神卫生专业师资。除为该专业制订了必修的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外，还专门针对其培养目标，制订了音乐治疗学概论、音乐治疗临床应用、儿童孤独症/智障症的音乐治疗、音乐治疗评估方法、音乐治疗方法与技术、医学心理学、异常心理学、发展心理学、音乐心理学、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技能等十余门专业核心课。经过十年的建设，该专业现已毕业学生共七届。据不完全统计，在现有毕业生中，不少已在国内心理治疗机构、特殊教育学校、精神病院、早教中心以及大中小学的心理健康部门任职。

本系的音乐新闻与评论专业，是笔者受国内一些高校开设体育新闻专业的启发，于2006年9月在川音音乐学系倡导开办的。除有一年因其他原因停招外，现已招生八届。开办这一专业，其目的主要想为电台、电视台、报社、出版社等单位培养音乐节目主持、音乐新闻与评论、音乐编辑与策划的传媒工作者。为了达到上述目标，我们同样为其制订了教学计划和培养方案，并分别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和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引进传播学和音乐编辑学专业师资。除制订有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外，另也专门制订了适合该专业学习的音乐批评学导论、音乐文论写作基础、音乐编辑基础、传播学理论与媒体应用、新闻理论与实践、音乐评论文献导读、文化市场营销与策划等专业核心课和选修课。经过近十年的建设，该专业方向现已毕业本科学生五届，他们多数在传媒机构及学校任职。

三、创设音乐学专业的课程

在课程设置上，川音音乐学系重视借鉴外校办学经验，为了开办好音乐学业，笔者曾与首任系主任颜曼秋教授丁建系之初到上海、武汉考察，后来又通过各种渠道学习借鉴其他院校的课程设置。经过最近二十年的反复修订，我们不仅为本专业制订了教学计划和培养方案，除开设有与全国各兄弟院校相同或相似的音乐学导论、民族音乐概论、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世界民族音乐、音乐学文献导读、毕业论文（主科）专业核心课外，同时还创设了一部分与其他院校不同但确实有实用价值的课程。其中，最重要的一门便是笔者从2004年起创设的供全系三个专业学生学习的音乐文论写作基础。

关于开设此课程的目的，笔者曾以专文就其必要性、思路、可行性三方面详细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我主张在教学内容上，主要从它的合理性、教学方法的循序渐进性、训练方式的可操作性等原则出发，有针对性地选择音乐文体中较常见并具有较强实用价值的音乐日记、音乐消息、音乐散文、音乐通讯、音乐专访、音乐大事记、音乐读书笔记、音乐札记、音乐计划、音乐总结、音乐课程教学大纲、音乐课程教案、音乐调查报告、音乐评论、音乐杂文、音乐论文开题报告、音乐论文作为主要学习内容，并结合日常作业检查、课堂作业批改、习作评讲、例文赏析、采访调查、教学实习、课后练习等项目作为辅助教学内容。并认为，该课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完善音乐学专业的课程体系；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的笔头工夫，为他们将来从事音乐教学、管理、宣传、策划和研究等工作打下坚实的音乐文论写作基础。为此，笔者还专门带领本系部分教师向四川省教育厅主管部门申请了课题，并于2009年12月获批四川省2009―2012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改革项目“注重专业特色，强化写作实践――关于在音乐艺术院校开设（音乐文论写作基础）课的探索”（项目编号P0941200），还初步编写了一部《音乐文论写作基础》教材，正在做进一步修改完善再联系出版。

除该课程外，我们还为音乐新闻与评论专业学生创设了音乐评论文献导读、传播学理论与媒体应用、新闻理论与实践等课程，力图在川音音乐学系建立一套完整而系统的各专业课程体系，希望能得到大家的认可。

四、提升音乐学专业的内涵

随着办学规模的逐渐扩大，提升内涵发展必然成为一所地方音乐院校开办音乐学专业的头等大事。为了提升本专业的内涵发展，最近十余年来，我们尽可能做了下列工作：

（一）不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根据学科建设与课程设置的需要，以及教师队伍的新老交替，尽量避免“近亲繁殖”。建系以来，我们先后从本校和外校的武汉音乐学院、厦门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香港中文大学等院校的音乐学专业，以及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等院校的医学心理学、传播学专业中，选留和引进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共十余人充实到本系教师队伍中，让他们在音乐学各领域中发挥其长。与此同时，我们还积极鼓励一部分青年教师跨校报考博士研究生来提升学历，为将来顺利承担教学、科研工作奠定基础。迄今为止，本系教师中有博士学位2人、在读博士3人，并正在接纳新的博士人才。

（二）认真强化教学管理工作

针对本系音乐学理论本科所采取的四年制培养模式，我们在教学进程计划上，前两年按通学模式培养，学生不分专业或研究方向，以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学习为主，后两年则以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学习为主。在专业导师的选择上，学生可以围绕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民族音乐学或其他领域，自主选择指导老师，经同意后方可进入专业学习，最终完成毕业论文。

为了加强教学管理，最近两年来我们还特别制订了《四川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毕业论文）（主科）教学大纲实施方案》，规定凡进入专业学习阶段的本科学生，在第三学年必须每学期至少完成一篇不少于三千字的学期论文和学年论文。在第四学年，本系三个不同专业的学生，均须提交本研究领域毕业论文或毕业实验报告一项，字数不少于六千字。对学生提交的作业，均由各教研室组织教师进行集体评分；再按优秀（90―95分）、良好（80―89分）、中等（70―79分）、及格（60―69分）、不及格（59分以下）五个等级对学生作业进行评比。

同时，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我们还专门制订了《四川音乐学院音乐学系

（三）定期邀请专家举办讲座

举办学术讲座，是开阔师生学术视野、开展学术交流的重要途径，可以让学生学到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为了活跃校园的学术气氛，本系自成立以来，先后邀请到中国音乐史专家汪毓和、梁茂春、王子初、秦序、戴嘉枋、周畅、赵维平、宫宏宇等，中国传统音乐、民族音乐学专家冯光钰、陈自明、毛继增、赵佳梓、杜亚雄、刘正维、张兴荣、蒲亨强、蔡际洲、周耘、刘桂腾、约瑟夫（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音乐系教授、现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国际传统多声音乐研究中心的主任）等，西方音乐史、音乐美学专家于润洋、沈璇、杨燕迪、罗伯特・温特（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音乐系教授）等，音乐评论家赵世民、陈志音等，音乐治疗、心理学专家杰比切斯基（英国心理学博士，享誉世界的心理学、哲学、宗教学集成大师）、阿梅利亚・奥尔德菲尔（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教授）等到川音举办学术讲座，让本系师生从中了解到了众多前沿学术信息。

（四）努力营造学生“出彩”平台

众所周知，音乐学专业是理论性较强的专业，也是一个需要甘于寂寞、能坐冷板凳的专业。如何能让学生爱上这一专业，让其享受到通过努力学习便可以获得成果，尝到钻研理论带来的乐趣，我们也努力营造学生“出彩”的平台。2004年至今的十年间，我系先后独立或联合举办过两届“悠扬杯”学生音乐书评征文比赛、三届“忠勇奖”优秀学生评奖、首届“音乐学杯”音乐评论征文比赛活动。同时，我们也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校外举办的与专业相关的各类赛事，如由《音乐研究》编辑部主办的多届“人音社杯”高校学生音乐书评征文活动，中国戏曲音乐学会理论研究会举办的第六届中国戏曲音乐论著、论文评奖活动，文化部文化科技司、中国音乐史学会、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音乐研究》编辑部举办的第六届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等。这样，不仅营造了校园勤于读书、积极关注音乐理论以及社会音乐生活的良好学术氛围，而且使得不少同学在上述活动中取得了各种奖项，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此外，为了提升音乐学专业的内涵发展，我系还与校外的四川省音乐家协会、成都市救助站流浪儿童收容中心、成都第四人民医院、成都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以及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福宝镇等单位合作，分别建立了四川省音乐家协会《乐苑》杂志社记者站、音乐治疗实习基地、福宝民间音乐研究基地等，积极为学生搭建学习实践平台，让他们在各种学习环境中增长才干，取得进步。

结语

在“抓内涵、谋发展”的办学理念指导下，川音音乐学系在学科建设、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等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和办学经验，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与国内许多兄弟音乐艺术院校相比，限于办学历史、办学环境、办学条件、师资力量等因素的影响，自身还存在着诸多不足：

1.在本科生教育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教学质量监管力度，让教师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努力探索音乐学教育的方法和手段，为学生提供更多优质的教学服务。

2.在研究生教育上，我们还需要在学科建设上进一步拓展，在开办好音乐治疗、音乐新闻与评论本科专业层次基础上，逐渐向研究生层次延伸；在课程建设上，虚心学习借鉴兄弟院校的有益经验，制订更加科学完善的教学计划和培养方案，将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作为下一步工作的重心。

3.限于地方音乐院校过去在学科建设上观念落后，申报工作抓得不紧，对高学历师资培训重视不够，尽管现今学校已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联合招收“文学与音乐跨学科研究”博士研究生，并获批四川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但与国内部分音乐院校相比，我们至今还没有音乐学专业的博士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发展。

4.由于地缘关系和学校环境等因素，我们与国际音乐院校还缺乏更多交流，国际视野还非常缺乏。另外，在举办国内外学术会议、学术交流方面也缺乏更多主动性，还需要进一步改变观念，调整思路，不断加强此方面的工作。

那么，究竟应当怎样办好音乐学专业呢？笔者认为，有下列两点需要思考：

其一，在办学思路上，应树立“大音乐学观”的思想，从理论性和应用性两个方面，既要在音乐学专业范畴内办好一批应用面较广、社会需求量较大的音乐学理论、西方音乐史、中国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早期多数院校称“民族音乐理论”）、民族音乐学、中国少数民族音乐、音乐教育、音乐艺术管理、音乐治疗、音乐编辑、音乐传播、音乐科技、音乐新闻与评论等专业或研究方向，也要根据学科发展趋势，办好一部分应用面相对较窄、社会需求量较少但属于高端学科、或不可缺的某一研究领域，如音乐美学、音乐考古学、音乐心理学、音乐声学、音乐文献学等。发挥“两手抓”的精神，既要重视传统学科，也要不断拓展新兴学科；既要重视基础学科，也要发展应用学科。不能把音乐学专业仅办成只供少数人孤芳自赏、过于冷门的专业。

其二，在生源数量上，应保持生态平衡。既不能只顾眼前利益、不顾办学条件去无限制扩招，也不能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少招；既要考虑社会需求，也要着眼学科的未来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当下在诸多高校开办有音乐学专业的情况下，大家正在面临研究课题愈来愈窄、学问愈来愈难做、就业形势愈来愈紧张的严酷现实，倘若不去抓内涵发展，提高办学质量，就会步入制约发展的瓶颈，极不利于音乐学教育事业的发展。

新闻心理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新闻；创伤；创伤报道；达特中心

“7·23”动车事故、龙卷风袭美、“9·11”恐怖袭击、汶川地震、日本海啸、矿难……电视上的悲惨画面，报刊上的沉痛描写，这些是新闻媒体日常报道的重要部分；花季少女拒绝求爱被毁容、深圳联防队员老板娘、广东佛山“小悦悦事件”……个体的悲惨经历被放大，全国舆论哗然，这些同样是新闻媒体日常报道的一部分。在我国，前者被称为灾难性报道，后者被称为社会新闻，二者有所分野。然而在美国，新闻从业者和研究人员则将这些事件都归为一类——创伤报道，并已经形成一个较为成熟的学术领域。

发展历程

创伤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既指身体上的创伤，也指心理上的创伤。身体创伤一般指相当严重的、威胁生命的身体损伤；心理创伤可能伴随着身体创伤，也可能单独存在，它对心理的伤害往往会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损害个人恰当处理压力的能力。创伤性事件是指“与某人相关，出乎其意料，超出其日常经验范围，包含一定形式的失去、伤害、暴力威胁的，或真实存在或感知到的事件”[1]，它既可能是突发的短暂经历，也可能是长期或反复发生的事件，或是目击创伤性事件的经历。长期处于诸如极端贫困、语言暴力等境况也可能造成心理创伤。[2]

大部分创伤性事件往往具有很强的新闻价值而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因此，在新闻学研究和教育早期对此就有相关论述。在美国1924年出版的《报纸的良知》中，面对如何报道诸如儿童意外死亡、自杀、酒精中毒等创伤性事件，作者已经给出了相应的指导：尊重和保护受害者及其家人的感情、报道手法避免庸俗和煽情、应对社会风气产生正面作用。“新闻扣压虽有邪恶的一面，但也有它合理的一面。”[3]但是，囿于新闻实务与学术的发展局限，对于此类事件的报道认识远不够全面系统，虽有宏观上的零星指导，但并无可供实际操作的具体指南。

20世纪80年代，随着应用伦理学和心理学的发展，情况开始逐渐发生变化。1980年，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的判定标志着人们真正开始直面创伤并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创伤。1985年，创伤压力研究学会在华盛顿特区创办，旨在促进对创伤压力的研究和知识交流，其成员包括精神病专家、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研究人员、管理人员、新闻工作者、牧师和其他对创伤压力研究和治疗感兴趣的人。80年代末，该学会的成员之一、华盛顿大学新闻学教授罗杰·辛普森在西雅图参加谋杀案受害者家人及相关新闻工作者会议时，发现几乎没有人谈论创伤。会议结束后，他强烈要求华盛顿大学新闻系在新闻报道课程中永久地增加若干创伤性报道课时。1994年以后，华盛顿大学新闻系的几乎每个学生都听说了情绪创伤，并接受了采访幸存者的训练。这是美国最早的新闻与创伤课程，辛普森也成为这一领域的创始人之一。[4]

这一领域另一位重要创始人是治疗创伤性压力的先驱、医学博士弗兰克·奥克伯格。1991年，他和州立密歇根大学的新闻学教师在达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和密歇根受害者联合会共同创办了一个小型项目，帮助新闻专业学生以敏感、庄重和尊敬的方式报道暴力事件中的受害者。1994年，达特基金会创办了每年一度的暴力事件中受害者优秀报道奖，颁发给北美有影响的暴力、犯罪、灾难和其他发生在个人、家庭或社区的创伤性事件报道，影响力逐步增强。

90年代中期以后，全美越来越多的新闻工作者、教育者和心理学临床医生开始探索新闻报道和暴力的交集。达特基金会逐渐开始在其他州帮助更多具有创新性的项目，尤其关注辛普森在华盛顿大学开设的创伤性事件报道课程。1999年，这一领域的先驱辛普森、奥克伯格和达特基金会终于会合，在华盛顿大学成立了跨学科的达特新闻与创伤中心。同年，达特中心与国际创伤压力研究学会共同出资建立了奥克伯格学术奖金，奖励在任何媒体中报道创伤性事件的在职新闻工作者。

新的达特中心承担了每年颁奖的任务，并迅速扩大了项目的规模——成员、训练项目、研究，囊括了在职新闻工作者、精神健康从业人员、研究者和新闻学教师。

2009年，达特中心接受了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研究生院的邀请，将总部设于该处。除了在美国的3个基地——纽约总部、西雅图西部中心和图尔沙研究中心外，达特中心还向全球扩散，在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成立了全日制的网点，为新闻工作者和新闻组织提供具有开创性的训练项目，并提供多语言服务。迄今，达特中心已经在25个国家召开过会议、教育项目和开展活动。[5]

经过近20年的推动，创伤报道已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其研究、实践成果对新闻工作者报道创伤性事件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研究特点

新闻心理学论文范文第6篇

有关媒介建构现实的研究，一般被看作是与实证主义相对立的一种研究思路。费斯克(Fisk)在批评以信息运输为目的的媒介工具论的同时，给予了强调意义生产的媒介建构论以“符号学派”的地位［6］。汉诺•哈特(HannoHardt)(1992)也明确把关注意义问题的建构主义媒介研究思想称为文化批评学派［7］。在我国，邓理峰也开始把建构主义媒介观当作与媒介工具论(或者媒介实在论)并驾齐驱的媒介研究范式［8］。即便如此，学者们并没有在媒介建构论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对媒介建构现实的不同倾向作进一步的探讨。媒介现实的虚拟性告诉我们，它不仅与经验世界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而且还与媒介活动参与者的个体心理紧密相关，媒介—个体—社会三者共同构成了一种互为因果的三角关系，由此也形成了三种有关媒介建构研究的基本范式:关注媒介文本的符号学范式，关注社会现实层面的社会学范式，以及关注个体心理的社会心理学范式。下面就理论来源、研究对象、研究问题等几个方面作进一步阐述。

(一)符号学范式在媒介建构现实的研究中，来自语言文化领域的学者常常把目光放在媒介语言的具体体现———文字、图象、声音等媒介文本上面，一般采用内容分析或者符号学方法，通过研究话语的修辞与内容变化来研究语言符号的意义及其生产过程，这种思路可以被称为符号学范式。这种范式起源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来源于我们共享的文化符码。这种语言符号的概念意义(所指)随着历史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就是借助语言符号来思考和区分其所生活的世界的。因此，我们正是通过语言符号这种媒介，把我们的现实世界与社会历史文化建立起了联系。罗兰•巴尔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符号学中的意指思想［9］，正式把历史文化纬度引入符号学研究领域。他认为符号能指与所指两个层面之间的连接关系是一种意指关系，其中有两个核心序列(如图1):第一个序列是语言学意义上的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揭示的意义称为明示意，也是符号的常识性意义;第二个序列引进了文化纬度，关心的是符号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第二序列中，第一层面的符号成为第二层面符号的能指，而这能指又重新获得意义项所指层。这一层面的意义称为隐含意(文化义)。这样就把意指的触角伸向了社会现实与文化领域。巴尔特认为，文化层面与神话一样具有虚拟的特性，因而也称之为神话层。正是因为有了“意指”过程，意义丰富的文化系统成为了神话学的所指层面。符号学也完成了从语言符号学到神话符号学的蜕变。从第一系统的语言学到第二系统的神话学，与人发生关系的现实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在第一系统中，我们面对的是物的世界，有赖于我们的实践活动来体验。感觉到的世界也是实实在在的物理世界，有时间和空间的规定性。到了第二系统，物理世界完全变成符号世界，或者说变成神话的世界。我们接触的世界是一个超越了物理时空环境的心理世界。在那里，一切的经验不再依赖于我们的身体实践，而我们的文化想象力赋予了多种多样的符号(文字、图片和声音等)以形形的意义，这是理解、解释的结果。大众媒介(既包括传统的报纸、电视、广播和杂志等，也包括以网络为纽带的新媒介)建构的世界，就是一个第二系统意义上的符号世界。这个世界，是媒介从业人员借助一系列的图象、文字和声音符号建构而成的，并以新闻、广告与娱乐节目的形式出现。学者们正是以符号学理论为依据，以媒介文本为研究对象，而解释与揭示符号世界的意义呈现就成了学者们努力的目标。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Fairclough)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话语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包括话语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在内的话语分析框架［10］。文本纬度的分析包括“词汇”(主要涉及个体语词)、“语法”(涉及与分句和句子连在一起的语词)、“连贯性”(涉及分句与句子如何被连接在一起)一直到“文本结构”(涉及文本的大范围的组织属性)层面;第二个向度话语实践，牵涉到文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第三个向度作为社会实践的话语，主要是在与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关系中讨论话语。这三个向度具有递升特征，最后指向以政治、意识形态等形式体现出来的社会实践层面。这个模式虽然以社会实践为最高层次，但是始终围绕媒介文本而展开，重点是解释媒介符号多层面的意义，因而就社会实践层面而言还是不够彻底的。

(二)社会学范式社会学范式重点关注媒介建构现实过程中社会现实或社会结构在其中的作用，以及在社会现实与媒介现实的互动影响过程中知识的生产与消费问题。社会学范式的理论来源以彼得•伯格(PeterBerger)和托马斯•卢克曼(ThomasLuckmann)的知识社会学为主。他们改变了古典哲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从形而上的逻辑世界转到我们身体力行的日常生活世界。他们认为这种世界蕴含的日常生活现实因为具有高度的真实性而“成为最重要的现实”，它们“以一个互为主观的世界，也是一个我与他人共享的世界，呈现在我面前”［11］。也就是说，日常生活现实是一个主体间性的世界，具有最高实在的价值。这个世界只有通过行动者的社会互动才能建构完成。伯格和卢克曼认为，社会生活中任何一个实在的建构，都只能是社会地建构，即通过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本身来建构。而基本的建构程序为制度化、合法化和社会化，正是通过这些过程，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称为主观与客观融合在一起的社会实在。伯格和卢克曼的知识社会学，主要探讨了个体是如何通过语言的社会互动来建构主观实在与客观实在交错存在的日常生活世界，以及如何使社会实在与符号实在沟通连接起来。HannaAdo-ni等学者(1984)认为这个理论之所以能被应用于媒介建构研究，是因为“大众媒介(新闻和娱乐)在惯习化过程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以及它对制度，既而稳定社会体系所提供的支持”［12］。说到底，该理论解决了媒介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以及媒介在建构社会现实中的重要地位等问题。由于社会学范式的研究重心在社会结构、社会化等社会一端，因而来探讨这种研究范式的研究问题时，我们会发现，文本意义或观念等文化范畴不是它的核心问题，相反，常识性的“知识”更适合成为媒介建构研究中社会学范式的研究主题。更确切地说，“知识”构成了各种意义的结构，离开它们，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而且，在媒介建构研究中，知识不是固有的，它是社会互动的结果，与社会互动密不可分。知识与社会结构、社会互动等共同构成了最为重要的研究命题。

(三)社会心理学范式社会心理学范式认为，媒介现实的建构是媒介活动参与者对媒介符号的接受、理解与阐释的过程，也是媒介活动参与者自我认同的过程。故媒介活动中参与者的心理及相关外在化就成了关键问题。该研究范式主要来源于符号互动论。符号互动论发端于乔治•赫伯特•米德(MeadGeorgeHerbert)，完成于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Blumer)。布鲁默认为符号互动论有三个基本前提:人们对事物所作出的行动是建立在意义基础上的，而这事物是因为意义而存在的;这些事物的意义来自于一个人与他的同伴之间的社会互动;这些意义通过一个解释的过程得到处理或调整，而这个解释过程是人们在处理他所面对的事物的时候采用的途径。布鲁默进一步把它们概括为五个核心内容:自我(theself)、行为(theact)、社会互动(socialinteraction)、物体(objects)和集合的行为(jointaction)［13］。那么，符号互动论为何会成为重要的媒介建构研究范式?符号互动论虽然是一种心理学理论，但是它与传统的心理学理论不同，它的研究重点在于个体的符号互动。而媒介世界是典型的符号世界，受众接受与处理媒介信息的过程恰是典型的符号互动，而且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研究媒介建构又很好地填补了个体心理这一重要纬度，因此符号互动论就被运用到了媒介建构的研究中。传统的心理学来自于西方的实证思想，在研究思维与方法上倾向于定量实证。但是符号互动理论关注的是符号的互动，倾向于阐释法，例如生活史、自传、个案研究、非结构性访问以及参与式观察等。而研究的社会问题也与传统心理学大相径庭。JMCharon(1998)特别列举了多个研究例子。如在种族问题上，可以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社会互动、传播、文化等策略上来理解种族主义和种族冲突;就性别差异问题而言，符号互动主义者所要努力理解的性别差异，就包括个体是怎样被社会化的，我们是怎样逐渐地接受我们的身份和界定该做什么等问题上［14］。国内学者毛晓光认为，当前用符号互动理论来研究的社会问题包括社会越轨、两性符号命名、校园人群互动机制和移民的心理社会适应性等一系列问题［15］。

二、对三种研究范式的分析

在媒介建构现实的研究过程中，符号学范式、社会学范式和社会心理学范式依靠自身的理论特色，发挥出了自身的独特作用，这种研究特色可以简单概括为下表。从以上分析可见，这三种范式由于来自不同的理论学科，虽然共属媒介建构范式，然而在理论来源、关注对象以及研究问题等方面还是表现出了不同特点。总体来说，符号学范式从媒介文本入手，侧重于媒介符号的意义生产以及媒介内容的叙事结构等问题;社会学范式从社会结构入手，侧重于社会结构与媒介现实之间的互动建构关系;而社会心理学范式着眼于接受者个体心理，侧重于接受者是如何接受媒介现实的理论问题。这种差异点也在学者们具体研究媒介建构时得到体现。笔者以《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国际新闻界》和《当代传播》等四本国内学术期刊，以及Journalism＆MassCommunicationQuarterly(JMCQ)、JournalofCommunication(JOC)、JournalofBroadcasting＆ElectronicMedia(JOBEM)和CommunicationResearch等SSCI期刊为研究对象，搜索了几十篇有关媒介建构研究的理论论文，阅读分析之后发现，符号学范式主要研究对象有:媒介话语的修辞，媒介内容的文本结构以及基本的叙事模式。另有少量论文研究了传媒形象或媒介身份等。从中可以发现，坚持符号学范式的学者比较倾向于把媒介建构当作一种话语建构，而研究媒介话语的结构规律以及媒介文本的文化意义显然是其首要任务;社会学范式虽然把研究重心转移到了媒介的建构过程，然而在具体研究时，还是具有浓厚的社会学色彩。这些学者大部分认为在媒介现实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各种社会因素，在媒介现实对人的社会化过程以及社会现实对媒介内容选择等一系列问题上起着重要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个体经验、媒介惯例、组织部门和意识形态等等，它们共同构成动态的结构关系。而这一切的影响又往往是通过新闻监管、条例、谈话等一系列话语的形式得以实现的;而社会心理学范式则把重点放在受众纬度。这些学术论文高度重视受众在理解解释媒介内容过程中自身日常生活经验，尤其是常识的作用。他们经常研究网络社区中的人际互动，以及相关的身份建构、意义交流等相关问题。虽然这三种媒介建构的研究范式具有自身的独特性，然而在具体的研究中，我们同时发现了融合的趋势。例如欧文•戈夫曼(ErvingGoffman)是大家比较认可的媒介建构论者。他早期倾向于研究新闻媒介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着力发掘在新闻媒介表达现实世界的过程中各种社会结构因素的作用，具有宏观建构的研究色彩;后来他把注意点转向媒介受众，研究了人们形成媒介印象的过程中怎样使用与事件有关的信息以及如何表现的特点，强调了媒介活动参与者的主动性。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随着媒介建构研究的深入，融合的特征也将表现的更为显著和成熟。

新闻心理学论文范文第7篇

研究缘起

任何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积累数量庞杂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的价值都值得探究。为此，整理学术发展脉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既有学术史方面的价值，又可以对当前的研究提供借鉴。走过三十年历程的我国广告学正处于这一阶段。部分学者已经从新闻传播类、广告类期刊上的学术文章以及硕士论文入手，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梳理了国内广告学术研究的发展轨迹。归纳起来，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一）梳理广告学术发展轨迹以定量研究手法进行历时分析，描绘广告学术研究文章在数量与分布、研究主题、论文著者、原载刊物及其他方面所体现出的特点，并对中国广告学术研究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加以阐释，揭示出我国广告事业的阶段性发展历程。例如，何佳讯、王智颖分析了《中国广告学研究20年主题分布与阶段演进》[1]；姚曦、李名亮选取了1979-2002年《全国报刊索引》收录的共计2375篇广告学文献，统计了广告学论文的发表时间、著者、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研究主题及刊载情况，对中国大陆广告学论文研究现状做了详细的评析[2]；于静对广告学期刊论文的数量及主题分布、著者及机构、期刊类别及核心期刊进行了定量分析[3]；郑欢在分类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广告三大学术期刊在2008年所发表的学术研究文章的研究方法[4]。

（二）对广告学术研究的反思和规范李彪通过对1995-2007年我国四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考察，发现大量的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尤其是思辨论证法，而定量方法很少运用[5]；丁俊杰等对1979-2008年我国五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梳理，指出广告学术论文研究方法简单陈旧、论证深度不强、缺乏实质性理论突破等问题[6]；杨柳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的统计和分析，认为我国广告业存在“重术轻学”、研究领域不平衡、广告专业学术期刊缺失等问题[7]。此外，彭子玄基于对1998到2006年九年间美国《广告杂志》杂志的内容分析，从研究主题的变化预测了西方广告理论研究的发展[8]；郑欢等基于传播类博士论文选题的实证研究，对传播学“5W”领域的研究进行了评述[9]。可是，目前关于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仍是空白。在正常的学术环境下，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方法和结论应代表本学科发展的前沿和最高水平。

研究思路

本研究试图以历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为对象，从研究主题分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参考文献的专业性、学科之间的交融性等方面进行分析。本文所提到的广告学博士论文，包括研究者所能搜集到的不同学科以广告为研究对象的论文。

（一）研究样本的收集与整理在CNKI网站的博士论文库和国家图书馆学位论文馆藏电子目录中，共发现题目或关键词中带有“广告”的博士论文（以下简称为广告学博士论文）共71篇，发表时间为1996年至2009年。研究者分别对论文的研究主题、学科、研究方法、参考文献、学校、专业、论文题目、年份进行编排和列表。

（二）研究内容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变化及在不同学科的分布、研究主题的分布及不同学科的比较、研究方法的整体分布及不同学科的异同、参考文献的来源及构成等四个方面。

研究结果分析

（一）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变化及学科分布

本研究共涉及71篇广告学博士论文，时间跨度为1995年至2009年。第一篇广告学博士于1995年，是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撰写的《中国报纸广告史论》。但1995年-2002年每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寥寥无几，一直在1篇到3篇间徘徊。从2003年开始论文数量开始攀升，虽然在2004年数据回落至3篇，但从2005年到2007年一直保持着比较稳健的增长势头，并在2007年到达了15篇的顶峰，论文数量在2008年又跌落到3篇。在2009年，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重新上升至6篇（见图1）。表1各一级学科撰写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表（单位：篇）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新闻学与传播学17外国语言文学6控制科学与工程2地理学1管理科学与工程10心理学6艺术学2法学1中国语言文学8历史学3应用经济学2农业经济管理1工商管理6社会学3理论经济学2哲学1历史学、社会学、控制科学与工程、艺术学、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地理学、法学、农业经济管理、哲学等（见表1）。从学科分布来说，这些论文来自16个国家一级学科，30个不同的专业。其中，来自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最多，共计17篇。其他学科包括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控制科学与工程、艺术学、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地理学、法学、农业经济管理、哲学等（见表1）。

（二）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分析

1.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主题分布本研究将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共分为6大类，分别是广告理论（广告传播理论、广告经济理论、广告语言）、广告经营实践（新媒体广告、广告策略、广告效果、广告投放、广告投入策略、广告经营管理、受众研究）、广告社会影响（广告与社会、广告与文化、广告批评）、广告史、广告监管、广告总论（广告产业和广告市场）。分类统计发现，研究主题为经营实践类博士论文最多，为28篇；广告社会影响类论文次之，为22篇；广告理论类论文位列第三，共12篇。以下依次为广告总论、广告史和广告监管类（见图2）。进一步分析发现，2002年之前（包括2002年），广告学博士论文集中在广告理论和经营实践领域中有限的细分类别，每个类别中也仅有一两篇。2002年以后，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迅速增长，研究主题也更为宽泛。除去在“广告经济理论”、“广告投入策略”和“广告市场总论”，广告学博士论文对其余14个细分类别均有涉及。其中，“广告社会影响”中三个细分类别的论文增长数量都在4篇以上，一跃成为最受关注的研究主题。此外，研究新媒体广告经营实践的论文达到7篇，与广告策略研究的论文数量持平。广告总论、广告史和广告监管类博士论文数量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广告业发展中重术轻学、重实践经验而轻理论研究的问题。

2.来自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主题比较新闻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除了广告监管这一研究主题未涉猎之外，其他五类主题都有研究成果呈现。但选题主要集中在“广告的社会影响”（7篇），广告基础理论研究文章仅有3篇，广告传播客体（受众）的研究缺失。来自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集中于新媒体广告的投放及设计、广告策略中企业的广告决策问题和广告效果的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心理学科的博士论文注重广告受众的研究，通过研究广告受众的信息处理方式找到广告认知的规律、影响广告效果的因素；应用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对广告学总论进行了探讨，例如《广告市场研究》、《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研究——一个关于广告的经济分析框架》；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哲学等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运用文本分析法对报纸或电视广告进行分析，通过广告中的各种元素映射出社会变迁或居民的意识形态；外国语言文学的博士论文主要是利用语言学理论对广告语篇进行分析，以找出其中的特征；社会学的博士论文中，有两篇通过对广告的内容分析解读社会的变迁，另一篇则运用社会学理论阐释了青少年广告态度的影响因素；艺术学的博士论文中，一篇是《基于先进信息技术的数字交互广告设计理论研究》，从设计艺术学的角度探讨数字交互广告的设计准则，另一篇通过对广告视觉语言的研究，梳理西方价值理性视野中的广告文化批判观点并总结中国近20年来广告文化研究；法学的一篇博士论文对广告监管进行了研究。此外，地理学和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论文分别从这两个专业领域对户外广告投放和农产品广告市场的广告投放及受众研究做出了分析；哲学学科的论文则对广告道德进行了研究。#p#分页标题#e#

（三）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分析

1.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整体分布一篇论文的研究结果是否具有可信性，其关键指标就是研究方法是否科学。作者在郑欢等对传播类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分类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补充和修改，具体分为统计分析法、实验法、理论演绎法、理论建模法、案例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规范分析法、内容分析法、二手资料法等类别。鉴于大部分广告博士论文使用了不止一种研究方法，研究者对论文中使用的研究方法都进行了统计，因此，论文篇数之和会大于总体论文数量。由图3可见，理论演绎方法在博士论文中运用较为普遍，其次是统计分析法，理论建模方法居第三位。内容分析法、实验法、案例研究法和二手资料法所占比例相近，都在17%左右。规范分析法运用较少，仅为4%。

2.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比较通过学科之间的比较发现，作为广告学所隶属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运用的研究方法有理论演绎法、统计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实验法、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等。但是，除了理论演绎法，其余研究方法很少被单独使用。在该学科的15篇广告学博士论文中，有7篇论文只运用了理论演绎法，即在某些理论或者研究范式的指导下，运用思辨的方法得出结论，如《广告伦理研究》、《广告文化批判研究》。另有6篇论文运用了统计分析和其他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式。还有2篇论文运用了简单的理论建模和内容分析方法。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对广告学的研究论文多使用理论建模的研究方法。例如，《最优广告投入策略的研究》运用了两类建模方法，《基于公众利益的广告监管模型及其策略研究》运用了文献研究、理论研究、数学建模研究、案例研究，并结合了定量与定性分析方法。心理学科的论文多使用实验法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例如，《受众卷入的作用机制及其与广告诉求方式的匹配》是所收录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中唯一将眼动技术引入到实验中的论文。但是，有的论文实验的被试量过少，如《网络旗帜广告的认知效果研究》有效被试量为30人，无法代表中国整体网民状况。中国语言文学与外国语言文学在对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多运用理论演绎法或理论演绎、内容分析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即使运用了统计分析，也多为简单描述统计，基本不涉及回归分析、方差分析等统计研究方法。

3.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分析统计分析法、实验法和理论建模等方法已经应用到广告类博士论文中，表明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开始趋于多样化。完整的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眼动技术、加工分离程序、节目分析器的运用，明显的提升了研究过程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与此同时，从整体上来说，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为：

（1）运用理论演绎的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数量较多（7篇），占该学科论文总量（15篇）的将近一半以上。仅仅应用理论演绎法，而不纳入统计调查分析对理论进行验证，会使研究成果的说服力明显降低。

（2）部分论文的研究方法过于简单，专业性不强。例如，某论文在比较两个国家大学生的电视广告心理效应时，仅选择155人样本进行实验，在分析时也仅用了方差分析一种统计方法。有的论文开篇介绍称其研究方法为“质化与量化相结合，运用文化研究中的文本分析和社会学研究中的统计分析和图片分析法，在内容分析基础上用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符号学、美学理论深入剖析电视广告审美特性”，而实际上运用的统计分析只是简单描述性统计分析，所提到的“内容分析”既没有对抽样方法与步骤进行详细描述，也未对研究文本进行严格编码和统计分析。

（四）论文参考文献构成分析

参考文献是科研工作的起点，也是综合评价学术论文的规范性、创新性的一个重要指标途径。具体来说，来自权威学术期刊的论文在参考文献中所占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作者对本学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的把握程度。鉴于欧美等国的广告研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外文参考文献的比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国际学术前沿的关注程度。为了细致透彻的分析，笔者将总体参考文献划分为“外文学术文献”、“译著文献”、“非译著中文文献”和“其他文献”。外文学术文献包括SSCI期刊中的文章、其他专业期刊、硕博论文、会议论文、书籍等；译著文献包括国内学者翻译的外文书籍和论文；非译著中文学术文献包括CSSCI期刊中的文章、其他专业期刊的论文、硕博论文、会议论文、书籍等；其他文献包括报纸、网络文章等。本文共研究了71篇广告学博士论文，但只研究了其中68篇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原因在于，《俄语电视广告语篇研究》和《蒙古国与中国大学生的电视广告的心理效应的比较》两篇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中包括俄语和蒙古语文献，我们无法判断这些文献是否来自于专业学术期刊。另外，《中国报纸广告史论》写于1995年，文中没有给出参由图4可以看出，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主要以非译著中文文献为主，外文学术文献为辅，占第三位的是译著文献。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中，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中文书籍（26%）、外文学术论文（19%）和外文书籍（14%）。而中文学术论文和外文行业期刊所占的比例甚少，均未超过10%。这一分布比例显示，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仍然以中文书籍（而非学术）论文为主，且其比重远远超过后两者。但其对外文论文和外文书籍的重视程度也值得肯定。笔者在对外文论文、外文期刊、中文期刊这三类文献研究时，进一步将其细分为广告类和其它类文献。从图5即可看出，尽管广告学博士论文中参考的外文论文和著作较多，但所借鉴的广告学专业论文和行业期刊文章中文献的比例均不到20%，同样情况也出现在对中文行业期刊的借鉴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在71篇博士论文中，有11篇论文没有引用外国文献，分属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艺术学、哲学。这些论文都是2003年后撰写的，其中一篇是2009年完成的。此外，有19篇博士论文未参考外文学术期刊论文，11篇博士论文未参考外文书籍，20篇博士论文未参考中文学术论文，2篇论文未参考中文书籍。

结论

（一）撰写广告学博士论文的专业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共有30个专业的学生撰写了与广告相关的博士论文，充分体现了广告学跨学科的复杂特征。尤其是来自新闻传播学科之外的博士论文为广告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思路及方法。但是，部分跨学科的博士论文仍停留在运用本学科的理论对广告实践进行解释分析层面，鲜有探寻广告运作规律、创新广告研究方法、提出崭新框架的佳作。#p#分页标题#e#

（二）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方法渐趋科学化在广告学博士论文中，除了理论演绎法之外，统计分析、理论建模、内容分析和实验法的使用也占很大的比例。相比于广告期刊、杂志上的论文，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规范性较强。但是，来自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常常拘囿于本学科常用的方法，能同时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并且应用层次较精深的博士论文极少。同时，大部分广告学博士论文仍采用理论演绎法。部分论文虽然运用了统计分析法或内容分析法，仍存在科学性、严谨性不足等问题。

（三）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基础尚不够扎实参考文献，反映了研究者对本研究领域的历史、现状、趋势的把握程度。对参考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力度不足，无疑会影响论文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性。本研究发现，广告学博士论文参考文献所涵盖的外文文献和专业学术论文所占比例还没有达到半数，部分博士论文甚至没有来自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的文献。这种情况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四）来自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对广告学基础理论关注不足传播学专业广告学方向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多以传播学为主，对广告学科应用实践和理论基础建设帮助不大；广告学专业的博士论文对广告学科的贡献明显强于前者，但其关注点多集中在广告学热点问题，如新媒体广告的经营以及对受众的影响上，而对广告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缺失。张金海教授曾指出，“长期以来，广告学研究深陷‘学不精’、‘术不深’的尴尬之中”[10]。由此可见，三十年来，广告学博士论文从无到有、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但在关注主题、研究方法、参考文献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本研究不足之处

新闻心理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专业精神；批判性思维；精神气质；新闻敏感；专业判断

中国当前新闻传播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现实中新闻报道乱象丛生，一方面意识形态化的“八股”报道大量存在，另一方面，低俗新闻、虚假新闻与有偿新闻等现象时有发生，极大地损害了新闻传播者的形象，并导致传播媒体公信力的下降。作为职业的新闻传播工作，在意识形态“喉舌论”与消费主义“商品论”的博弈中，诸多学者借鉴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探索中国新闻传播的“专业化”道路，新闻传播工作的“专业化”问题也成为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重要话题之一。本文研究对象采用国际上通行的概念“新闻从业人员”，一般称之为新闻工作者，也可称之为新闻传播者、传媒人等，主要是指记者、编辑、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制作和传播新闻的其他工作人员等。

本文从专业社会学角度，梳理职业与专业、职业道德与专业精神等概念，尝试从心理学与哲学层面深化对新闻从业人员专业精神内涵的理解，并进一步探讨了专业精神与新闻敏感、新闻专业判断等诸方面的内在关系。本文认为新闻从业人员专业精神的本质在于其批判性思维精神气质及其在新闻工作实践中的体现，具体表现为新闻从业人员在新闻敏感和专业判断两大维度上的倾向。

一、职业与专业、职业道德与专业精神

专业社会学是以专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在西方已有近60年的发展历史，国内学者赵康、刘思达等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关注专业社会学的研究并引入西方的术语概念与相关理论。[1]“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成为国际上通行的一个概念，各学科门类“专业化”问题的研究蓬勃发展，也成为新闻与传播领域近几年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

由于“专业化”问题的研究源自西方，在文献的翻译中，概念的使用常常缺少明确的定义与一致性，英语中“profession”一词与中文的“专业”相对应，我们常常错误地将它翻译成“职业”。[2]在新闻与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中，除“Professionalism”一词约定俗成地使用“专业主义”外，中国学者的话语体系中，大都将“职业”、“专业”混用，未对“职业”与“专业”概念做区分，多以“职业”替代“专业”。据中国知网人文与社科学术文献总库检索显示，以“职业精神”为题名并包含“新闻”一词的学术论文达82篇；以“专业精神”为题名并包含“新闻”一词，仅检索到不足5篇。如《论美国新闻教育的职业化》（黄鹂，2005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文中明确标注了职业（Occupation）、职业性（Professional）、职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等中英文的概念；《新闻职业精神论》（张晓锋，2008复旦大学博士论文），将“新闻职业精神”翻译为“JournalismProfessional Spirit”等。在检索中还发现，以“职业道德”为题并包含“新闻”一词的学术论文多达760多篇，以“专业主义”为题名并包含“新闻”一词的学术论文达193篇之多。由此可见，中国学者研究话题多集中在“职业道德”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两大概念范畴。

“职业”与“专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专业高于职业，专业更强调从业人员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服务精神，而职业只是一种谋生手段”[3]。按照专业社会学的职业标准进行考察，新闻传播作为一种职业的“证据十足。……因为它远远达到了构成一门职业的大多数标准”[4]。虽然在中国社会的媒介环境与现实制度下，“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和专业化程度都低于那些比较公认的‘专业型’职业，如律师、医生、会计师和大学教师”[5]，“新闻离严格意义上的专业还有较远的距离”[6]，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新闻传播工作正走在“专业化”的途中。作为职业的新闻传播者，其“专业化”程度不仅体现在专业知识与技能上，更体现在专业态度、专业思维与专业价值理念等方面，经过培育内化为专业人内在的情感倾向与精神气质，即本文所论的“专业精神”。

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混同了职业道德和专业精神，实际上，职业道德不同于专业精神。西方社会学界对专业化的研究显示：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职业中，其职业角色通过专业理念和精神的内化而形成，强调个体在从业过程中的社会道义和服务公众的责任；而专业化程度较低的职业中，其职业行为更多地由外部控制而非内部压力。[7]这里对于“专业化”程度不同的区分，实际上，就体现出与由“职业道德”的“外部控制”与内化培育的“专业精神”的不同。什么是新闻职业道德?《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的解释是：“在新闻传播活动中，为调整人际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提倡和遵循的行为规范。”职业道德是个体在从业过程中所担负的社会道义和服务公众的责任，是一种外在化的职业行为规范与评判标准。国家对于新闻工作者制定有明确的职业道德规范，如《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国广播电视编辑记者职业道德准则》等。与之不同的是，本文所探讨的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精神”，从属于心理学与哲学范畴，是一种思维方式和心理倾向，更是一种理念与价值观所导向的个人品性，是一种内在化的心智习性，即精神气质。更明确的是，新闻人专业精神表现为达至专业化水准的职业所特有的精神传统以及特定的心理倾向，是新闻工作者特有的新闻敏感，并能自觉地运用理性进行专业判断的一种心理状态、意愿和倾向，它内在地驱动新闻工作者理性地思考、审视各种新闻现象和新闻本质。

新闻传播研究的现有文献中，“新闻专业主义”与“专业精神”、“职业精神”的概念互用。“传媒的职业精神，在学术上即‘新闻专业主义’”[8]，这种说法试图将中西方学术话语统合在一起，可以理解。但本文所论作为一种专业理想，新闻从业人员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心智习性的“专业精神”与“作为专业的行为规范和社会控制模式”[7]的新闻专业主义也有很大不同。

二、新闻从业人员专业精神的本质

诸多学者对于中国新闻传播先驱者精神传统的研究多有所涉及，如探讨王韬、黄远生、梁启超、成舍我、张季鸾、赵敏恒、浦熙修、邵飘萍、斯诺、邓拓等先驱者身上所体现的中国新闻实践史上的“精神传统”，多在实践层面上对新闻的“专业主义”或“职业精神”进行探讨，由于新闻传播工作具有“社会雷达”和“社会监测器”的特性，新闻传播者被誉为“社会守望者”、“公众代言人”、“社会公器”等，不论中西方社会，都期许传媒人“真实、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新闻传播工作，具有独立与批判的力量，维护人类基本价值理念(如理性、自由、公正等)，扮演“社会良心”的角色。传媒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作为传媒人精神气质与个人品格的最大特点是理性，并由理性产生出客观立场和价值公正。这要求作为专业的新闻传播者思想开放、具有探索精神，保持对于新生事物的好奇，寻求真理，人格上自信、公正、自由、理性，能够进行独立思考与判断，认知具有成熟性、系统性与分析性，这是新闻传播职业的理想所在和至高追求，更是新闻从业人员专业精神的体现。凡此种种，从本质上看，与批判性思维精神气质的基本特征是一致的。

“批判的”（critical）一词源于希腊文kriticos（辨明或判断的能力）和kriterion（标准）。从词源上说，该词含义是“基于某种标准的有辨识能力的判断”，“与决策相联系”。“批判本意包含有分析、探讨、评价、判断等多方面内容”[9]。在西方，批判性思维是一种哲学和心理学运动，虽然研究者观点各异，但其基本内涵可在一定结构的框架下理解。批判性思维不只是思维的一项技巧，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和习惯，更是一种理念与价值观所导向的个人品性。从结构上看，批判性思维包括精神气质（affectivedispositions，也有学者翻译为“心智习性”）和认知技能（cognitiveskills）两方面，批判性思维精神气质（心智习性）是一种自觉地对认知对象进行评判的心理状态、意愿和倾向。作为一种内在驱动力，批判性思维精神气质可以激活主体的批判性思维意识，促使主体用审视的眼光看待问题。保罗更将批判性思维赋予道德性，认为“批判性思维的道德性主要是引导将追求真理作为批判性思维的最终目的，而不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信念或是抵制不同的观念”[10]。费熊尼将批判性思维精神气质具体地分解为寻求真理（Truth-seeking）、思想开放（Open-mindedness）、分析性（Analyticity）、系统性（Systematicity）、自信心（Self-confidence）、好奇心（Inquisitiveness）、成熟性（Maturity）等七个倾向。“这些倾向（批判性思维精神气质）不停地产生有用的洞见，它是一个理性的和民主的社会的基础。”[11]

新闻传播活动是一个复杂的专业化行为，就新闻传播工作的职业而言，其工作范畴大体就是新闻信息的采集、整理、加工和传播等多个环节。新闻传播活动过程实质上是一种批判性思维过程，与批判性思维之间存在天然联系。实际上，各种“专业化”程度高的职业，都会强调“专业精神”问题，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批判性思维精神气质在新闻传播者身上的具体呈现。

三、新闻从业人员专业精神的维度与内涵

在新闻传播活动中，不仅需要新闻从业人员掌握新闻专业知识与技能，更应具有一种新闻工作者特有的心智习性（也即精神气质），即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精神。不论是“新闻敏感”维度，还是“新闻的专业判断”维度，从本质上看，都是与批判性思维精神气质关联在一起的。

（一）新闻敏感。新闻工作者与医生、律师、教师等专业化程度较高的从业人员一样，作为专业人员身上都带有经过专业化训练后各自最基本的精神气质。新闻传播者最基本的精神气质是“新闻敏感”。一个没有新闻敏感的人，也就不可能成为新闻传播者。这里讲的新闻敏感，也叫新闻鼻或新闻嗅觉，它是“长期从事某种特殊职业的人表现出感觉器官敏感化现象”[12]，是带有新闻传播职业烙印的一种特殊的创造性直觉思维能力，也是新闻人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所具备的基本心理特征。学术界对于新闻敏感有诸多探讨，胡志平在《新闻写作创新智慧》中说道：“新闻敏感是新闻从业人员对某一势态感受到其中可能有较高新闻传播价值内涵的意识唤醒和兴趣激发。”[13]这个定义中的“意识唤醒和兴趣激发”，触及的正是作为直觉思维的本质，人们通过感官的感觉，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可是直觉就能够逾越逻辑推理与分析阶段直达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新闻敏感本质上是一种直觉思维，是已被固化成习惯并达至无意识境界的一种新闻思维能力。

新闻是“发现”的艺术，一种“好奇心”驱使下的“发现”，善于“发现”是新闻工作者最具特色的素养。质疑是新闻发现的核心。“发现”来自寻求真理、思想开放、思路开阔，敢于质疑、主动思考，善于发现问题、总想刨根问底，批判精神和冒险的勇气。这里重点涉及批判性思维精神气质中“思想的开放性”、“寻求真理性”、“好奇心”、“自信心”等多个倾向。它们引领新闻工作者发现“新闻”，探求“真相”，追寻“真理”。新闻的“发现”首先在于新闻工作者乐于寻求真理，勇于提问，即便结果不支持个人的利益或个人先前相信的观点，也会追求质询的忠实性和客观性。思想的开放者能敏感地意识到个人偏见、尊重其他人具有不同观点，能开放自己，接纳与理解新生事物。显而易见，思想的开放性是“发现”的前提，封闭自己，固守成见，难以有“新”闻敏感。

这个世界不缺少新闻，只是缺少善于“发现的眼睛”，新闻敏感就是要求新闻从业者处处以“新闻的眼睛”看待世界，“对于新闻从业者来说，新闻敏感至关重要，它是新闻工作者的基本素质之一，是个性品格与心理倾向的集中体现”。是否具备良好的新闻敏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命运”。学术界注意到新闻敏感的心理发生机制，也谈到了其作为职业个性的价值，甚至进一步认为“它是新闻工作者素质的核心”[14]。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直觉只是一种对于新闻价值与方向的“意识唤醒和兴趣激发”，它只能是一种模糊认识，需要新闻专业判断进一步理性地“挖掘”。如果说“新闻敏感”是基本素质，那么新闻工作者的核心素质乃是“新闻的专业判断”能力。

（二）新闻的专业判断。学术界重视新闻敏感，多将新闻价值判断包含在新闻敏感中，本文提出新闻专业判断概念，并将新闻敏感与新闻价值判断与新闻专业判断进一步区分。如果说新闻敏感是“发现”的艺术，那么新闻专业判断就是“挖掘”的艺术，是建立在新闻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上进一步的反思判断。新闻从业者是新闻传播活动中专业判断的主体，新闻专业判断贯穿于新闻传播过程的始终，Siegel(西格尔)认为批判性思维意味着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客观、公正判断的能力和意愿。[15]首先，判断主体须对新闻事实是否真实、是否报道，如何报道、重点在哪里、从什么角度报道等做出有效的决策。其次，新闻工作者还必须时刻对自身判断行为的适当性、有效性和伦理性等进一步反思，并做出判断，不断调整，以确保顺利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新闻的专业判断实质上就是新闻从业者的一种批判性思维过程。

借鉴西蒙关于决策的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理论，新闻专业判断的内容可分为新闻事实判断、新闻价值判断、新闻社会效果预测判断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判断”之“判断”。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涉及新闻事实的选择、新闻价值的分析与评估、新闻社会效果的预测判断，事实要素“原则上可以经过检验来确定真伪”，新闻价值是选择事实进行报道的标准，诸如“接近性、异常性、及时性、冲突性和趣味性”等内涵是社会价值观念的反映。新闻价值判断和新闻社会效果预测判断更多地在于社会控制模式下所形成的价值选择和认同，也是不同文化在不同社会控制模式下所形成的精神传统，其中部分地外显于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规范与行为规范。有关新闻专业判断过程与影响因素的问题将另文专论。

新闻的专业判断是人、任务与环境组成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人们所从事的新闻传播活动实际上就是批判性思维过程，批判性思维精神气质有助于提高新闻专业判断的质量。《韦伯斯特新世界词典》指出，批判性思维“以仔细分析和判断为特征”。新闻工作者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做出的选择、分析、评估与判断是否准确、全面、深刻和正当，与新闻传播者的专业知识技能、职业经验、工作经历有关。但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作为判断主体的新闻从业者身上所具有的多个维度批判性思维精神气质状况。它重点涉及的是包括寻求真理性（Truth-seeking）、分析性（Analyticity）、系统性（Systematicity）、成熟性（Maturity）等多个倾向。深入分析是“挖掘”新闻价值的关键，分析性是要对各种问题的情境保持警觉，预测可能的结果。分析的方法很多，系统性地寻找新闻事件各要素之间的联系是一个有效的方法。成熟性涉及认知成熟度和哲学认识论的成熟度，包括公正、愿意悬置判断等精神品格。它是一个人如何进行反省的倾向性，它促使新闻工作者时刻对新闻报道中自身各种判断行为的适当性、有效性和伦理性等进一步反思。

随着信息全球化的发展，中国进入媒体化生存时代，批判性思维成为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理念，作为媒介信息把关者的新闻传播者更应具备批判性思维技能与精神气质。从本质上看，批判性思维精神气质沉淀内化为新闻从业者专业精神，批判性思维技能更可通过专业训练外化为新闻专业的技能。

大学新闻传播教育不仅是教授学生新闻传播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场所，更是培养学生专业精神的圣地，也就是要通过高等教育培养有专业的知识、技能与专业精神，能够胜任新闻传播工作，实现新闻理想的准传媒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制转型和市场化后，传媒经营理念发生转变，在“三重逻辑”现实处境的制约中，新闻传播教育最为核心的“逻辑”将是培养具有批判性思维精神气质与技能的准传媒人。

[本文为广东省自然基金项目(8151009101000001)、广州市教育局课题（09AC006）、广州大学课题（顺序号31）的部分成果]

参考文献：

[1]赵康.专业、专业属性及判断成熟专业的六条标准――一个社会学角度的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0（5）；专业化运动理论――人类社会中专业性职业发展历程的理论假设[J].社会学研究，2001(5)；刘思达.职业自主性与国家干预――西方职业社会学研究述评[J].社会学研究，2006(10)；柯长城，田霞.职业化还是专业化――专业化理论研究在我国的兴起及其规范[J].法制与社会，2010(2).

[2]蓝志勇，胡威.谈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公务员的专业化问题[J].中国行政管理，2008(6).

[3]鲍东明.校长走向职业化or走向专业化?[N].中国教育报,2004-02-10.

[4]丹尼斯、梅里尔.媒介论争[M].王玮.等,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160.

[5]潘忠党，陈韬文.中国改革过程中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评价和工作满意度――两个城市的新闻从业者问卷调查[J].中国传媒报告（香港）(China Media Reports)，2005(1).

[6]吴飞,丁志远.新闻教育与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建构[J].浙江大学学报，2007(6).

[7]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J].新闻学研究，2002(4).

[8]陈力丹.我国传媒业的职业道德意识与自律建设[J].现代传播，2007(1).

[9]武宏志.批判性思维：语义辨析与概念网络[J].延安大学学报，2011(1).

[10]刘义.大学生批判性思维研究：概念、历史与实践[D].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10：29.

[11]彼得・费希万,诺琳・费希万,爱格尼丝・蒂瓦里,费利克斯・尤恩.作为普遍人类现象的批判性思维――中国和美国的视角[J].北京大学学报，2009(1).

[12]彼得罗夫斯基.普通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297.

[13]胡志平.新闻写作创新智慧[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7).

[14]倪桓.从心理学视角看新闻敏感[J].现代传播，2001(3).

[15]Siegel H．Educating reason：rationality，critical thinking and education，NewYork:Routledge，1988：23-34.

（作者为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

新闻心理学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 要 本文以传播心理学角度出发，以2010-8-19日报道《别克撞上大货车 户县县长正好路过施救一家三口》和2010-4-26日报道两篇报道为例，首先讨论社会中新闻传播过程中的信息误读现象，主要通过传播心理学四种效应作为研究方法进行分析新闻在传播过程中为什么会产生误读，以及产生误读后会造成什么后果，从而论及中国市民阶级社会、网络媒体舆论监督不断壮大的同时，提供并且开设相应的信息检查和辟谣窗口的必要性。

2010年8月19日西部网（陕西新闻网）了一则新闻——《别克撞上大货车 户县县长正好路过施救一家三口》，讲述了陕西西安市户县县长张永潮因检查县区农业工作驱车出门，在路上正好遇见交通事故发生，亲自下车对事故中的一家三口进行紧急的支援救治。但在近日，有用户在新浪微博中当时网页的新闻图片，称“县长赶赴车祸现场后，让随行人员装成车祸死伤者以便拍照”。通过新浪微博辟谣窗口于2011年11月18日15:04分微博辟谣，证明真相，注销虚假信息的用户账号。2010年4月26日《青年时报》新闻《26岁女交警被碾断胳膊续:肇事车套用副市长车牌》，讲述女交警张昂在西安西华门十字检查违法奔驰越野车时，被拖出约20米后甩在马路上，该车从她胳膊上碾过后扬长而去。在2011年11月14日，有用户发微博，称“前日，西安警花张昂拦截高官车辆手臂被碾断，肇事车号牌属于陕西华阴市副市长”。 经查，该信息有多处不实，案件实际发生于去年4月，肇事车辆系套用副市长车牌号，车主是公安部b级逃犯，新浪微博辟谣窗口于2011年11月15日13:24，已注销微博用户账号。

诸如此类的民生新闻，有时候是真实正面的新闻宣传报道，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经过一些传者的加工制作又成为新的“新闻”在坊间流传，成为不实流言，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影响力大于原新闻，更有一些名人也被牵扯其中，随着中国市民阶级舆论监督群体的不断壮大，网民数量不断增多，微博运用广泛，众多网友对这样的不实信息大多没有做出深入的了解调查，很容易造成错误信息传播扩大，误读的情况屡见不鲜，为什么会出现误读这样的情况呢？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应该做到哪些方面的改进，是否应该在各大网站或者公共媒体机构中设立相应的辟谣窗口呢。

一、新闻传播的信息误读现象出现

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或多或少的，在一定程度上会遭到扭曲，信息中也会混入噪音，影响传播的效果，甚至让传播结果往刚好对立相反的方向发展，之前传播目的达不到。传播过程中，信息被噪音干扰有多方面原因，噪音在通道中产生各种影响，造成信息表达意思出现偏差，对受众造成不良影响。在社会化信息高速发达的今天，信息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越来越快，这样的不实信息或者经过改编已经扭曲的信息在经由受众的传播后波及范围更广，影响程度更深。

在《别克撞上大货车 户县县长正好路过施救一家三口》此篇报道中，户县县长这样一个职务头衔就是一个新闻卖点，这一地方政府要员职务头衔在人们心中有一个大致的社会印象，这类人员平时的行为和做法在人们心中会留下一个刻板标杆。作为县长，是一个国家政府工作人员执法行政者的形象，人们往往愿意看到的反而不是这样的正面信息，负面信息对受众的吸引力更大，给信息的扭曲提供了心理准备和动机。

作为一件发生在2010年8月19日的助人为乐事件，试想，主人公若不是户县县长或许关注度不会这么高。正是这样的高关注度的新闻才有形成更多更广传播效果的可能，因此流传次数比同类“助人为乐”新闻更多，在传播过程中受到影响和“改编”的可能性更大。在传播平台上，各个社会受众的心理关注程度受到自己知识水平和自身行为感受的影响，受到刺激物的影响，对自己看到的新闻进行心理加工和期待，传播心理学中的启动效应正是如此，人们认识新闻并不只是单方面接受，而是根据新闻本身的事实结合自己的实际心理和已有知识。

二、受众的心理改变与再次固守

（一）受众的心理改变

这样的误读多是在感官和明确文字刺激下形成的，新闻图片中，县长救助的姿势和身边围观的群众，加上拍摄的角度，以及近几年的社会传闻渲染，加上社会舆论背景。经过读者自身实际经历和思考，渐渐地产生了误读的苗头，自身启动效应就会慢慢产生出作用，读者内心的作用会自发的扭曲新闻，逐渐受众信息固着，不愿意相信真相。让新闻更加的符合自己内心的想法，逐渐将内心塑造的真实和真相剥离开来，前者能更好地和自己的内心需求融合为一体，得以保留。后者不能，则经常被减少甚至抛弃。

根据这样的一种现状，例如当下传播范围广、速度快的网络媒体微博软件平台的维护管理单位更应该引起重视，有足够充分的准备让谣言止于一定群体、一定范围。时刻提醒自己作为管理者身上的责任，切实做好把关工作。

参考资料：

[1]微博辟谣的微博-新浪微博.

[2]《传受者心理互动的功能与模式——大众传播心理学》，刘京林，2006年10月版.

[3]《传播中的心理效应解析》，刘京林等编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

[4] 陕西新闻网_《别克撞上大货车 户县县长正好路过施救一家三口》.

新闻心理学论文范文第10篇

一、无论实践，还是教学、研究，都离不开理论的思考和积淀

英国作家萨克雷曾说过“播种行为，可以收获习惯；播种习惯，可以收获性格；播种性格，可以收获命运。”我国的老子也有句名言：“天下大事，必做于细”。那么，当细节成为一种习惯，又折射出怎样的一番理念?在赵教授的房间，记者就看到很多剪报，整整齐齐，分类清晰。

问()：这习惯是您2001年到了学校工作后开始的吗?

答()：实际上当年在媒体工作时就有这个习惯，那时会剪辑一些新颁布的政策和一些好的新闻理论文章，对实践工作有很大益处。现在不同，更多的是剪辑一些好的新闻案例和学术论文，收集资料，书籍、报刊，包括网络的都会有。一些有里程碑性质的新闻事件是我们都该铭记的，比如孙志刚事件，比如“非典”，比如汶川地震、比如北京奥运会等等，这些都是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有影响的大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都有新闻工作者的卓越贡献，也是课堂教学的鲜活案例。

：您当年以长江日报评论理论部主任身份调到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使得您做这一决定的最大动力是什么?

：很多人喜欢问这个问题。在媒体工作了那么多年，很想对自己的实践做一个理论梳理。我在媒体工作时获得过全国好新闻一等奖、湖北省一等奖、特别奖，还受到的表扬，有的策划活动还被总结后在全国推广。同时，也写了几本书，如《新闻策划》《应用新闻论》《新闻公关艺术》《与灵魂对话》等，对新闻实践以及一些社会实践进行思考。还出版了一些奖励学的书籍。在媒体工作时，也应邀在大学讲过课，但是这些都不是系统的理论梳理，到高校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后会更方便。当然，转行也和当时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发展需要有新闻实践经验的老师有关。这里，我要感谢市委宣传部的支持和新闻学院的抬爱。

：我看到，进入高校后，您不仅出版了两本“十一五”部级规划教材(《新闻报道策划》《现代新闻评论第二版》)，还出版了专著《我们说了些什么――一个新闻学教授的历史回眸》《社会进程中的新闻学探寻》和多篇有影响的论文。您的新闻评论课还被评为华中科技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和教学质量一等奖，这在一个主要以工科为背景的学校里是很难的。从实践者到一名教育工作者、理论研究者，您觉得这个转变中有障碍吗?如果有，是什么?

：做记者和教书肯定是两种不同的职业，虽然都属于新闻的大类。媒体工作做的大量是采访和报道工作，面对的是受众，遵循的是新闻传播规律。到了高校面对的是学生，要按照教学规律办事。但是理论的思考和积淀，无论你从事实践还是教育、研究都是不能缺少的。刚才说过，当年在长江日报工作时，我就发表了一些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及新闻学的一些论文，1992年还被评为全国心理学科普积极分子，这项奖励湖北省只有两个，另一个是精神病防治院的院长。获得这项奖励不是说我做得有多好，而是湖北省心理学界对我的心理学科普工作的肯定。到了高校工作后，我开始思索新闻教育的问题，写了比较多的关于教学包括新闻评论教学的论文。这些思考都来自教学实践，同时又都为教学服务。我始终认为，作为一名老师，教出些优秀学生，远比发表几篇论文、出几本书、做几个课题更重要。

：当年您在课堂上说的一句话，“新闻学博士生不会写消息”引起了轩然大波，这种质疑和您曾是一个新闻实践工作者有关对吗?您觉得学术界赞同吗?

：当年我的原话是“新闻学博士连最常见、最简单的消息、通讯、言论都不会写，我认为是不合格的毕业生，至少我会在论文答辩时提出质疑”。经新华社报道后，引起了业界和学界的热议。这里面折射的是新闻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问题，而热议则更好地说明了人们对其的关注程度。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中国的新闻学教育还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培养什么样的新闻学生，业界需要什么样的新闻人才，这两者之间还是脱节的。其实，不仅仅是新闻界，其他学科也有同样的问题，计算机博士不会做程序，医学博士不会看病的例子比比皆是。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曾提出过“三不问”原则，即“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不要问我研究什么”、“不要问我毕业到哪里去”，即不论你读研或读博以前来自哪个学校和专业，不论你在校期间研究的是哪个方向，也不论你毕业以后从事什么工作，只要进了新闻学院的门，就要按学院培养新闻人才的要求进行学习和生活。如果以前学的不是新闻学专业，就要利用在校期间补上这一课，打好基础，积累就业资本就更是学生应该思考的问题。

而我们老师，无论你带的是本科生、硕士还是博士，除了开启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外，更多的是要让学生深切地了解新闻是什么、新闻工作该怎么做等最基本的问题。还是那句话：实践促进理论研究，理论更好地为实践服务，在新闻学中这点尤其突出和重要。

这里透露一个信息，最近我们学院准备招聘在新闻业务上(纸媒、广电、广告)可以没有博士学位的优秀实践人才为大学老师。我认为，如何对不同的高校人才采取不同的评价、考核、聘用机制，以利于他们成长，发挥作用，这是当前高校需要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高校与媒体采取实质性的措施合作办学，将是以后办新闻学院的方向。

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我们新闻评论教育的特色

施拉姆当年出任衣阿华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构建学院发展蓝图时曾说过：“我们所要造就的学生是整个大学中最适合于理解和谈论他们所处的那个世界的学生。”而现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新闻评论特色班的同学们，正在赵教授和他的团队的带领下，谈论着我们身处的世界。

：我去您评论特色班里上过一次课，同学们的思维非常活跃。我想知道，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特色教育的“特色”体现在哪里?

：十年前，之所以想到在华中科技大学开展新闻评论特色教育，与我在媒体多年从事新闻评论写作和研究是分不开的。当时我已经在全国的一些报纸，诸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发表过一些有影响的评论。我深感新闻评论在媒体报道中的重要性，以及新闻评论对于我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性，也感觉到了新闻评论兴起的趋势。而现在业界对新闻评论的重视、时评的复兴正说明这点。凡事要掌握趋势，趋势背后是规律使然，规律的掌握靠智慧，智慧是从知识中来，知识来自于学习，这个学习就包括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

当时创办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团，受到了学校党委宣传部和前校长杨叔子院士的大力支持，这点让我们很感动。在大家的帮助下，我们的评论特色教育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先是成立评论团面向全校学生，从中培养特长生；2005年开办新闻评论 方向班，至今已经办了六届；2006年成立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研究中心。这些都是在全国高校中首屈一指的。

说到我们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课程设置和教师资源配置上都与现行新闻学院不同。我们在大二提前开课，分为两个学期授课，第一学期开始讲《新闻评论概论》40个课时，下学期有80个课时，分别是《新闻评论思想与思维》《广播电视评论》《中外新闻评论比较》《新闻评论名家名作评析》和《社会认识发现专题》(邀请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授课)，由五位老师分别授课，还有一门《深度报道》课。在两个学期之间我们安排学生进行一次暑期社会实践调研，培养学生观察和解读社会的能力。在课堂上安排媒体工作者为学生上课，同时和媒体合作在《中国青年报》《杂文报》《长江日报》等媒体为学生开辟专版或专栏，与电视台合作办节目。二是将新闻评论的理念与媒体的实践相结合。从2007年开始，我们一直和嘉兴日报进行合作，帮助他们组建新闻评论部，在全国招聘新闻评论部人员，实施“评论记者”工作机制，受到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协和高校、媒体的关注和好评。为此，嘉兴日报还在我校从2007年至2012年设立“嘉兴日报奖学金”，奖励优秀新闻学子，受到学生们的欢迎，也促进了他们的成长。

：十年了，您觉得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特色教育成功吗?成功在哪里?

：这条路我们虽然走了十年，但是还不能说十分成功，这里有现行教育体制的问题，也有我们的能力和努力程度问题。对于一种教育、对于一个学校，它的成功和自豪在哪里?自然是学生。我们很高兴，这么多年培养出了一些优秀的学生，他们目前在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新闻出版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长江日报、楚天都市报、嘉兴日报、东莞电视台等媒体工作，中国青年报的曹林和南方日报的周虎城撰写的评论还分别获得过中国新闻奖。另外，我们还为一些高校培养了评论课老师。当然，我们的努力与很多新闻学院的业绩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这也正是我们举办“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特色教育十年会”的一个重要考虑。

：正如你所说，目前我国的媒体越来越受到重视新闻评论，各大媒体不断增加评论版面和评论栏目，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这对我们学校的教育又将产生什么影响?

：进入新世纪以来，包括人民日报不断增加评论版面，中央电视台增加特约评论员，对新闻事件进行现场点评和解读，各个省级媒体、都市报、网站都是如此，中国新闻奖还加大了网络评论的奖项，这些都说明了新闻评论在媒体实践中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媒体和高校又大量地缺少优秀评论实践和教学人才。高校应该从社会实践的需要出发，调整和加强我们的学科和专业，使之更好地为他们服务。我们办了这个新闻评论特色班以后，很多媒体和高校向我们要人。这也说明了，学校培养和媒体需要的缺口很大，也无形中增加了我们的责任感和压力。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新闻学院开办新闻评论特色班，以满足这个需求。

最大的愿望就是创办“中国新闻评论学院”

十年，对于人的一生也是一个不短的时间，对于一个付出心血的人来说，则更为珍惜；而对于一个依然展望下一个十年的人来说，又是如何地感慨和懂憬?

：新闻评论特色教育会在华中科技大学一直办下去吗?

：我希望它能够坚持下去！新闻评论特色教育是应时代的需要而生的，它也该顺应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完善和壮大起来。我想新闻学院的领导和同仁们会有这种境界和举措。

：您做过那么久的媒体工作，一定知道模仿的力量有多大，您认为华中科技大学的新闻评论特色教育如何才能坚持下去?

：十年过去了，我们很庆幸在新闻评论教育上做出了一点成绩，在新闻评论教育和理论上做出了一点的探索。但是，更多的思考正是新闻评论教育特色该如何坚持下去。目前新闻评论教育方面，全国高校只有本科的教材，还没有关于新闻评论方面的研究生教材。今年，我已经完成了《新闻评论研究引论》，交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我指导的博士生从新闻传播、社会发展和人的认识论三个方面做了新闻评论的博士论文，准备在此基础上出版一套“新闻评论学研究博士论丛”。这样，我们就有一套从本科、硕士和博士不同层次的教材和研究资料了。今年准备申请试办新闻评论方向的专业硕士班。

新闻评论人才的培养，仅靠一个学校办一个新闻评论班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的最大愿望就是创办“中国新闻评论学院”，使其成为专门培养评论员(含深度报道记者)和评论老师的“黄埔军校”。这个学院可以有两种培养模式，一种是依照用人单位的要求，实施订单式培养，从新闻单位招聘学生进行转岗式的教学培养。另一种则是哪里来哪里去，对现在媒体和高校从事评论写作和教学的人员进行脱岗培训。我们将请国内最优秀的大学教师和媒体评论员担纲授课，学员到媒体和大学进行评论实践。有了这样高规格、专业化、实践性的强化训练，我想是可以缓解目前中国新闻评论人才奇缺的现状的。我希望与有魅力有实力的媒体合作，共同开创这项新事业。

：我们知道您入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研究工程教育部重点教材《新闻评论》的首席专家。今年4月，“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特色教育10周年研讨会”就要召开，这将是一次怎么样的会议?

：这次会议将邀请10年来对我校新闻评论教育给予大力支持的领导和老师，对于我们新闻评论教育给予关心的媒体和其他高校的人士，还有我们的学生。在我们对他们表示感谢的同时，还要对这十年做一次总结性的回顾并探讨进一步加强新闻评论教育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