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教育论文范文

新闻传播教育论文范文第1篇

全民体育教育的必要性

体育教育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体育作为一种具有艺术性、竞争性、激励性的社会文化，具有其他文化所不具备的独特魅力，在受到全世界追捧的同时必然受到大众媒体的青睐，大众媒体对体育新闻的传播力度越大，体育信息的传播量也随之增加。体育教育在我国乃至全世界都在蓬勃发展，各类体育赛事如夏季、冬季奥运会、亚运会、青奥会，以及各单项世锦赛、世界杯、亚锦赛等国际综合和单项性重要体育赛事，在各类媒体的大力宣传下，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可以说媒体的力量功不可没。回顾我国大众体育的传播状况，发展体育教育，预测未来体育事业的发展方向，提高对体育教育的认识、开拓视野，确定体育事业的发展方向，选定发展目标以及采取相应举动，避免在前进道路上走弯路，发展“中国特色”的大众体育，将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长期坚持方向。全民体育教育是走向“体育强国”的必经之路。具有中国特色战略思想的“体育强国”概念最早在1983年原国家体委《关于进一步开创体育新局面的请示》中提出，而正式被重视则在2008年同志《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得以体现，讲话中强调：“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实现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体育强国的内涵和本质主要包含两个要素，一是要发展符合时代精神的体育教育理念。这个理念不是单纯的指在体育竞技中的领先，而在于体育教育理念是否具有科学性、可持续发展性，如中国CBA（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和国甲等是将市场经济与体育赛事完美结合的探索；二是全民体育教育发展的质量。纵观世界体育强国，无不具备高质量的体育竞技水平和全民体育素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正式提出由体育大国走向体育强国的奋斗目标，借助大众体育传媒的力量，我国体育教育事业正向科学、健康的方向发展。

大众体育新闻传播现状

体育运动全球化背景下，体育事业的关注度愈发提高。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体育运动全球化交流也逐渐加深，大众体育传媒承担了对外传播中国体育内容和对内增进国际视野的双重任务。由于体育是面向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受众，媒体需具备影响力才能引起国际舆论关注、建立起社会公信力，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从我国对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和世界杯等国际顶尖赛事的转播和内容报导，让国内受众可以更加直接地了解国际体育水平情况，反过来，我国传统体育项目如赛龙舟、武术等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项目也在向外展现其独特魅力，传播了中国特色的体育文化。所以，体育事业关注度的提高促进了体育运动全球化的发展和全民体育教育素质的提高。体育教育事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体育强国也是我国走向世界强国的重要内容，是无数人的中国梦。完善体育新闻信息内容，完善全民体育传播媒体。在整个社会体系中，新闻内容和大众媒体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大众传媒是大众体育新闻传播的最佳载体，完善大众体育新闻传播媒体，完善体育新闻内容，有利于推动体育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国把体育划分为竞技体育、大众体育和体育产业，相应的体育传播方式则主要以体育新闻栏目、体育赛事直播、体育专题报道以及与体育娱乐节目等组成。此外，我国发展体育教育事业以来，涌现出许多体育新闻媒介，但对受众群体缺乏较为明确的定位，实际受众面单一，在传播时长和内容信息量上远远不及其他新闻节目。模糊的定位和乏善可陈的信息导致较低的关注度，限制了体育教育事业的发展，影响力较弱、传播覆盖面较小，不能有效实现向受众实现传播、引导、教育的作用。大众体育新闻传播存在的不足。虽然我国体育事业取得巨大进步，但在个别方向存在传播的偏差，要实现大众体育传媒更好服务我国体育教育事业，实现体育强国的目标，改进自身不足是现阶段亟需做好的工作。首先是体育人文精神的缺失，人文精神的作用是引导民众利用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情操实现真善美的判断，实现身心发展、提高修养，团结和谐的正确价值导向，而体育媒体正是传播这种精神的最佳载体，有利于体育教育思想健康发展。其次是体育教育目标偏差，过分重视竞技体育，使部分观众远离体育参与。全民体育教育应该具备健身、娱乐、休闲的作用，由于竞技体育对名次、金牌数等有较高的吸引力，导致大众体育教育的内涵偏离正轨。最后是体育教育途径与体育新闻传播失衡，主要体现在过分商业化、娱乐化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过度的商业操作反而会适得其反，扰乱体育赛事的正常秩序，而过度娱乐化则脱离的体育精神的本质，弱化了体育文化价值的传播。只有体育的参与者和传播者都肩负起各自责任，全民体育教育才会健康有序发展。

大众体育新闻传播对全民体育教育的影响

拓宽大众体育新闻传播渠道，扩大体育教育关注度。大众体育新闻中的信息量多寡和质量水平会影响传播效果，因此，要扩大体育教育关注度需要拓宽大众体育新闻传播渠道来拉近节目与受众之间的距离。为更好满足受众需求，大众体育新闻信息首先在采编过程中要建立完善的报告网络，如央视本身具备较好的采编资源条件，在国内拥有电视、网络、广播、报纸等传播渠道，通过较多的采编和传播渠道具备传播大众体育新闻的能力，可以较快速地满足受众对体育新闻内容的信息需求，在新闻来源更加多元化的情况下也容易实现多样化。完善大众体育新闻传播媒体网络是扩大关注度的基础，通过多个媒体获得的新闻线索使新闻内容更加趋于多元化，报道内容可以更广泛涉及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等多个领域，从而真正发挥媒体的传播能力，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让受众可以通过大众体育新闻媒体更好了解到鲜活生动的新闻，真正实现信息多样化，拉近大众体育新闻与受众间的距离。由此可见，扩大全民体育教育关注度离不开大众体育新闻传播渠道的鼎力相助，由于体育新闻的传播，体育精神才得以传播，受众才能享受到体育精神，体育产业才得以蓬勃发展。各媒体根据自身特点凸显自己特色，服务不同的受众。体育新闻的信息相对来说是有限的，尤其在竞技性比赛中，其比赛过程和比赛结果是固定的，独家信息很少，因此，大众体育新闻需要各媒体结合自身特点，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有限时间内比拼对大众体育新闻的策划和深加工能力，而不同的媒体往往对应相应的媒体受众，只有这些新闻媒体结合自身特点去迎合受众才是媒体出奇制胜的关键。比如现阶段影响力最大的移动互联网媒体，结合移动互联的三个重要特点：社交化、本地化、移动化。移动终端作为社会化媒体的属性愈发强烈，通过建立社交媒体的朋友圈、关系圈、兴趣圈等一类特点的人，通过受众间的相互互动，即点赞、评论等方式，很容易实现信息的病毒式传播。本地化即移动互联媒体的受众建立自己的朋友圈、关系圈、兴趣圈后很容易进行本地化，提高了移动互联媒体的传播效率和效果。由于现代社会时间趋向碎片化，移动互联把信息传播范围扩散到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应用场景，受众可以按自身需求选择性查询相关信息。总之，各媒体在传播大众体育新闻时，只有结合自身传播特点并发挥好，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服务好不同受众。传播上纵向延伸，塑造体育教育的人文精神。当前体育新闻的传播正在从表层粗线的体育欣赏转向更具深度体育内涵的思考，对体育新闻的传播来说，挖掘体育教育纵向的艺术性、审美性、人文方面的内涵将是体育教育的发展趋势。比如在CCTV5转播的NBA的现场解说，解说员都是体育专业人才，直接用知名教练员或者退役运动员担任解说，在观看比赛时，多了球赛的战略、战术分析预测，大大提高了体育赛事的多样性。我国体育教育事业在近年来的巨大发展和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体育教育事业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的特色体育道路，创造出许多先进的体育教育成果。体育教育的发展，离不开体育人文精神信息的传播，从早期的“勇夺第一”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提出的“绿色奥运”、“人文奥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彰显了我国在“体育强国”道路上的长足进步。值得关注的是，体育教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体育人文精神的传播和体育新闻传媒的发展，只有发展好大众体育新闻传媒的影响力，不断满足大众体育教育的需求，才能推动体育教育事业又快又好发展。

新闻传播教育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高校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

新闻传播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和重要，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为新闻传媒业的健康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巨大、直接与明显。新闻传播事业在中国，已成为联接新闻信息产业和以高科技为特征的传播技术产业的桥梁，不仅有其经济效益，而且有着重要的社会效益。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给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研究带来了重大的契机。

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特点

1．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有较强的实用性质，但理论色彩较弱。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已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学报，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传播等各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以及广告、公共关系、媒体经营的研究等等。

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等等，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新传媒的研究发展迅速。

2.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热点。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各媒体不再仅仅是党的机关报或国家的广播电视台，也是经济实体和利益单元，报业和广电业的集团化，传媒之间的竞争内地传媒与境外传媒的竞争，都要求各媒体的负责人懂得传媒经营。把受众接受传媒作为消费行为的研究，将传媒娱乐视为经营策略考察也纳入了传播经营的理念之中。

随着中国传播业近几年的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近几年，该研究扎实而有成效，涉及新闻官司的各个方面，从各种新闻侵权现象到著作权问题，从隐性采访到隐匿权、更正与答辩，就论证的范围而言已经相当全面而完善。

3．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变迁。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包括卫星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有的学者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指出中国电视产业的三人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目前，舆论监督成为与新闻理论、新闻法治和职业道德相关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并涉及到了社会学、政治学和公民权利的研究等等。中国的新闻学从传统的党报理论转向一般新闻学理论，其背景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环境变化，“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了变迁。

二、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特色的研究

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与条件，也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只要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看问题，坚持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办实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新局面一定能够开创。

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的研究当中，关于教育特色的研究最为重要。怎样形成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特色呢？首先，要充分依托自己学校的特色，根据自己学校的性质地位和特点来办专业。这样才能把专业和学校紧紧融合在一起，充分集中和整合学校的所有学科的优势，扬长避短，突出自己专业的特色。比如一所体育学院的新闻传播专业，就正好从体育上做文章，努力探索体育新闻办学的途径，着重在培养优秀的体育新闻从业人员上突出特色。其次，要充分考虑自己学校所处地区、城市的特点，发挥地区优势，突出地区特点，在区域文化、社会、经济发展上做文章，紧密与当地党政部门和新闻传媒单位结合，办出自己的专业特色。如一些地方民族大学的新闻传播类专业，就可以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有优势，在民族新闻的教学与研究中独树一帜，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做出有特色的突出贡献。第三，要充分调动本专业教师的积极性，发现与培育教师们有特点的教学与科研新经验、新成果，不断努力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某一方面、某一项目、某一课题上，做出新的突出的研究成果，并以此为契机，不断培育出特色。第四，突出特色，还要善于和勤于在办学中不断总结与积累经验，每学期、每学年都要认真回顾一下在办学中哪些事情是做得好的，哪些地方还有不足，师生们的反映如何，新闻传媒界和社会的反响如何，从而去发扬和推广好的办学方法、模式与经验，克服与改进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是一项正在蓬勃发展的事业，其前景十分广阔、光明。但同时，也面临着十分激烈的挑战与竞争。常有一句话叫“不进则退”，实际上现在的情况是，进步慢了，也是后退。因此，我们一定要以只争朝夕、争分夺秒的精神，努力发展新闻传播教育。我们一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不断推进教学科研改革，为培养更多优秀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闻传媒人才，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新闻传播教育论文范文第3篇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2]韩炼.面向全球化的中国新闻教育改革[J].现代传播,2004(2).

新闻传播教育论文范文第4篇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1

一、引入

信息时代，全民族都要提高媒介素养，从而让我们的大众都成为能积极地善用媒体、制作媒体产品、对无所不在的媒介信息有主体意志和独立思考的优质公民。媒体已经构成大学生生活的重要环境，媒体的进步也是人类的进步。媒介对大学生的影响有好也有坏，大学生成长需要优秀的精神食粮，关键是如何发挥媒介在大学生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对实现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基本途径或措施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并对全社会公众媒介素养教育的实现提出借鉴和思考。〔1〕〔2〕

二、媒介素养的简介

（一）媒介素养概述

所谓媒介素养就是指正确地、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能力，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进步.〔3〕

媒介素养不仅包括接受媒介产品的能力，而且包括用独立的批判的眼光看传播媒介的内容和建设性地利用媒介的能力；媒介素养不仅是使用媒介的需要，还应该是一个现代社会公民素质的一部分.

事实上学者们对媒介素养的理解与界定往往少补了对信息的涉及，甚至有学者将媒介素养划分为微观与宏观层面，而微观层面直接取名为“媒介信息素养”，并分析了其内容。更有学者从教育视角深刻地解析了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的关系，从概念的起源层面，内涵的变迁过程、培养的实施方式的三方面对两者的差异进行了详细比较，并在此基础上明确阐述了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相互融合之趋势是明显的，并提出以教育技术为支点构建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融合之桥梁。正如学者冯延群所言：“媒介素养倾向于一种综合的文化素养，而信息素养则是一种知识管理策略。”〔4〕

（二）媒介素养”的发展现状

传统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与社会文化、传播科技与媒介形态关系紧密，并且反映出人们文化观念、传播模式与媒介观念的转变，社会文化与科技技术推动着传播媒介的发展。信息社会与知识经济的到来创造了全新的文化形态，网络多媒体与计算机技术则提供了崭新的传播方式，然而当人们体验数字化生存的同时，其媒介素养是必不可少的，它对当代公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对传统媒介素养的丰富和发展。不论是研究新媒介素养的理论，还是时间新媒介素养的教育，或是测评公众新媒介素养的水平，都必须建立在对当代新媒介素养的内涵发展，并构建新媒介素养的内涵体系，是当代传播与媒介研究的基础与核心工作。

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起步较晚，高校中只有北京、上海等少数新闻院校比较早且有计划地开设了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但多是以选修课形式开设的，如2004年9月，上海交通大学新闻传播信息技术学院首开《媒介素养专业》公选课，同年10月，复旦大学媒介素养小组创建并开通了中国大陆第一个媒介素养专业网站（.cn）。近几年，浙江、江苏、山东等地一些高校也开始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了媒介素养教育选修课程。到目前为止，我国仅有中国传媒火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出版了儿本有关媒介素养教育的专著和教材，如张开的《媒介素养概论》，蔡帼芬等主编的《媒介素养》，陈先元的《大众传媒素养论》，邱沛篁等主编的《媒介素质教育论集》等。同时一些新闻传播期刊和网站也登山了大量的探讨媒介素养教育的文章，高校硕、博研究生中也出现了有关专业论文，这都标志着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研究水平在逐步的深入和提高。可喜的是，2002年中国传媒大学正式成立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心； 2006年6月，复旦大学媒介素质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另外还有大量相关媒介素养教育方面的个案研究出现，如调查发现，上海学生对媒介的表征和建构能力缺乏足够的判断和警惕，获取利用信息还不够积极主动，参与媒介互动和媒介内容制作的人数比例较低等方面存在着媒介素养的缺陷等。总之，社会各界对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视促进了媒介素养教育各种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发展。〔5〕〔6〕

（三）“媒介素养”引发的教育思考〔7〕

1、媒介素养的现实性

现代大学生这个庞大的群体是新兴媒体的主要接触和使用者。在世界观和人生观还未完全定型的时期，可能会受到媒体的某些误导，可能会影响到其价值、行为判断的偏颇。某大学生创作并演唱的FLASH作品《大学自习室》在高校中几乎有口皆碑，但其中展示的某些大学生形象却令人担忧；以身体组成电子邮件符号“@”，此行为艺术在社会各界也是褒贬不一现代社会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人的发展也越来越个性化，这些在当代大学生身上的体现尤为明显，但是如果不加以正确的认识、分析和判断等系列媒介认知教育，可能会对其媒介素养能力的提高有一定的影响。

2、媒介素养的可能性

对媒介素养教育有着重要影响的传媒认知能力的教育需要进一步加强。互联网吸引了整个青年群体，而大学生又是这个群体的主力军，可以利用手机、QQ空间、博客等传播着自己的想法，但是如果没有正确的媒介观念与媒介素养，可能会对社会起着负面影响，对青年群体的社会认知和媒介认知起着消极作用。

3、媒介素养的必要性

大学生群体容易被新的技术、新的潮流所吸引，对于互联网上新鲜的东西有着无限的好奇和求知探索，而目前我国高校设置课程体系如新闻学、传播学、电影学、广告学等学科体系均已成熟，加上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课程的支撑，它们能为善于探索求知的学生群体提供媒介素养教育的坚实专业知识基础。

（四）“媒介素养”的培养途径

1、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的确立〔8〕：目前《媒介素养概论》、《媒介素养》等专门教材已经出现，加上传媒教育课程列：广播电视学、新闻学、传播学、电影学等学科体系的诸多课程，已基本可形成独立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专业教材、专业论文和专业教学、研究人员的出现使该课程体系的开设成为可能。

2、学生参与传媒实践能力的提高〔9〕〔10〕：日新月异的互联网世界对于青少年是具有强大诱惑力的，在媒介素养教育理论课程的基础上，要注重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更多地给青少年创造参加传媒实践的机会。他们每天都在网上体验着信息时代的传播乐趣，但也因为意识上的薄弱和缺乏把理论知识用于实际的能力。

高校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的确立以及其实现途径、方式的创立，对目前社会公众阶层的媒介素养教育问题的实现也必将起着重要的借鉴与参考作用。

三、总结

新闻传播教育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

本论文在前期对台湾媒体素养教育发展进程的分析研究基础上，总结探索目前台湾媒体素养教育在实施的过程中面临的困境。研究发现，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困境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其一、理论上的困境。“拿来主义”的西式媒体素养教育理论在台湾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环境中“水土不服”。其二、实践中的困境。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实践不仅指提高受众媒体素养的教育实践，而且包含着构建健康媒体环境的实践。前者的困境主要在于完整系统教育规划的缺乏；后者在困境在于党、政、军力量退出媒体与媒体公共化的搏弈困局。

ABSTRACT：Consideringthespecialenvironment,themedialiteracyeducationinTaiwannotonlydeemedtheimprovementofaudience’sliteracyasthebasicobjective,butalsoputmuchmoreemphasisonthetransformationofadversemediaenvironmentandtheconstructionofhealthymediaenvironment.However,becausethemedialiteracyeducationwasbasedonthetheorieswhichderivedfromwesterncountries,ithasturnedouttobesomethingunsuitableinTai-wan.Thepracticebasedonthesetheoriesinevitablyhadagreatimpactonthecompetitivestructureofpoliticalpartiesandgroupsandthevitalinterestsofcapitalforces,whichwerehidingbehindthemediaecologyinTaiwan.Allinall,themedialiteracyeducationinTaiwanfaced,faceandwillfaceupwiththestrongobstructionandchallenge.

KeyWords:MediaLiteracyEducation;Theory;Practice;Dilemma

从1993年台湾媒体素养教育学者吴翠珍发表《解“毒”电视？解读电视——谈媒体教育中的电视识读》一文开始，到今天台湾学术界和民间团体开始着手推进媒体素养教育融入九年一贯制的教学规划，台湾媒体素养教育已经走过十余载的历史。十多年来，台湾媒体素养教育在教材出版、师资培训、节目制作等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不过，台湾媒体素养教育却一直在困境中艰难前行。

笔者认为，当前台湾媒体素养教育存在诸多困境：第一、理论上的困境。拿来主义的西式媒体素养教育理论在台湾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环境中“水土不服”，并导致实践中的迷失。第二、实践中的困境。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实践包含两个方面：提高受众媒体素养和建构健康媒体环境。前者的困境主要在于缺乏完整系统的教育体系；后者在困境在于党政军退出媒体与媒体公共化的难题。二者的交集在于媒体近用权。

一、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理论困境

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理论渊源有二：其一、台湾社会对媒体的批判而带来的对媒体“第四权”和公民传播权的反思；其二、英、美等西方国家有关媒体素养教育的理论。此二者，对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实践具有直接的理论指导意义。因此，当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实践出现困境的时候，我们需要对其理论做一番重新的审视。

Ⅰ.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批判性思维

台湾媒体素养教育，因其诞生在台湾畸形媒体生态及其恶质内容的环境中，因而先天就带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对于充满低级趣味、凸现性腥的报纸，民众怒斥为“暴纸”；对于煽动政治对立的电视，学界直呼“关掉电视救台湾！”这种批判性的思维，是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理论的一个根本的基因。

这种根本基因对使得后来的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理论始终带来强烈的批判性。在台湾学界提出的媒体素养教育的五大内涵中（即：了解媒体讯息内容；思辨媒体再现；反思阅听人的意义；分析媒体组织和影响和近用媒体）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批判性思维的影子。为了实现学界和民间团体改造媒体环境的相关理念，2002年台湾教育部门颁布的《媒体素养教育政策白皮书》当中重点提出了“健康社区”（HealthyCommunity）理论。尽管该理论已经摆脱了纯粹的“批判”思想，而使用“建构”的思维方式，但其理论的预设前提，显然还是“打破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思想，其仍然是与批判性思想一脉相承的。

这种批判性的思想自然有其自身的渊源。不过，英国媒体教育学者Bazalgette（1997）的研究却能给我们某种启示。他在回顾英国媒体教育的发展时，就批评早期“免疫式”的媒体教育是“灾难的开端”，因为“责难媒体”的媒体教育连带地产生“否定媒体”的误解。[1]

反观台湾，这种对媒体极端不信任的态度致使媒体教育与媒体批判划上等号，“‘否定媒体’的媒体教育的概念局限性过大，以致于媒体教育核心价值无法突显。检视台湾目前相关文献与资料，的确反映出从学术论述到社会实践的媒体教育大都落在以媒体教育来‘教育媒体’的困境。”[2]

笔者以为，对媒体的认知与对媒体的反思无疑应成为媒体素养教育的重要内容，问题就在于，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批判性思想，使得阅听人与媒体组织完全隔离开来，使得民众完全地与媒体对立起来，这就导致台湾民众难以全面地认识媒体素养教育的内涵，尤其是忽视了受众自身接近和使用媒体表达自我的权利。

台湾李承宇在其硕士论文《阅听人思考的变革：媒体素养意函新探》中也指出，“现今的媒体素养的思考中，充斥着拒绝式的思考、对立式的思考、预防注射式的思考，以及只靠常识的批判思考；而这种种的思考方式都视媒体与阅听人为两个不相干的对立角色。”其研究认为，“这些思考方式不仅无法解决媒体问题，更有可能局限了阅听人的媒体思考观，甚至形成更多的媒体问题。”李承宇认为，应该“主张阅听人、媒体与讯息三者应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阅听人的思考媒体问题时，应该打破阅听人与媒体间的界线，而从整体、系统的观点看清媒体问题的结构面，以追求阅听人与媒体双赢。”[3]这种观点，或许才是台湾媒体素养教育实践中所需要的。

Ⅱ.尚未本土化的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理论

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理论，是拿来主义的舶来品。英、美等西方国家有关媒体素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对台湾有着重大影响。西方国家的媒体素养教育理论根源于西方民主政治体制及对公民传播权的重视，因而其理论中始终蕴涵着一个自由、民主、权利的信息。

台湾媒体素养理论也在某种程度上带上了这些基因。台湾大学张锦华认为，媒体素养的意义包含几个重要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以自由主义思想做基础，就是希望每个人希望追求一种自由自主的生活，他也不希望被广告或是媒体这样强势的传播影响。第二个理由，是基于公民共和主义的假设，公民共和主义是假设社会里面的公民会希望追求一个共同的善，对社会影响的目标，所以他们看到比方说新闻里面不好的内容，暴力色情的内容，他们会觉得不好，他们会希望新闻应该报道社会公义，这样对社会才是好的。第三个很重要的理由，是基于多元文化主义的理念，也就是说每一个人会希望，弱势族群的权益不会被媒体的刻板形象所破坏或减损。”[4]

从上述论断中，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媒体素养理论亦宣扬着“自由”、“共和”与“多元”的价值观。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些论断在台湾畸形的媒体生态下有多大的生存空间。

事实上，尽管台湾的政治体制与西方相类似，但台湾的政治生态与西方的政治生态却大相径庭——台湾的党派政治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同时，台湾的媒体环境与西方国家的媒体环境也不尽相同——台湾缺乏公共媒体生存的空间。在这样的逻辑前提下，台湾的媒体素养教育理论却大都从西方直接复制过来，这种尚未本土化的媒体素养教育理论便使得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实践面临着诸多现实问题的挑战。

陈世敏也指出，台湾“传播学在学术上发展到目前为止，在教学跟研究方面，都是移植美国新闻传播的教学跟研究，缺乏本土的思维。”他认为，“其实媒体和有关传播学的学术问题，跟社会脉络有非常大的关系。美国所发展出的大学以及新闻传播学教育，有自己一套的社会文化背景存在。”“可是台湾沿袭了美国传播学的教学跟研究，缺乏本土的思维，没有体验到我们民众的主体性问题。”[5]当然，陈世敏教授在这里提出的“社会脉络”和“社会文化背景”说得比较宽泛与模糊，笔者认为，这主要指的是媒体素养教育背后的台湾政党割据、资本盘踞的媒体环境。没有从这一点实际情况来考虑，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实施必然面对重重困境。

二、提升受众媒体素养的困境

系统内的提升受众媒体素养是媒体素养教育的最基础的实践。媒体素养教育的基本目标就在于提升受众的媒体素养，使其成为“耳聪目明的阅听人”。十多年来，尽管台湾在提升受众媒体素养方面，学术团体和民间组织从师资培训到出版教材等诸多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目前在提升受众媒体素养的教育实践中仍存在众多尴尬与困境。

Ⅰ.受众媒体素养教育意识的缺陷

生活在台湾畸形媒体生态及其恶质内容下的台湾民众，对于媒体大有深恶痛绝之感。他们认为媒体是社会的最大乱源，是媒体把台湾社会弄得乌烟瘴气。

然而，如前文所述，由于台湾媒体素养教育一度有把媒体素养教育等同于媒体批判的思维倾向，因而受众往往只从批判媒体这一单向度思考台湾目前的媒体环境问题，却尚未意识到提升自身的媒体识读能力对建构媒体环境的重要性。此前，饶淑梅的研究结果已显示，“学生已认同电视素养的重要性，但不认为自己需要学习电视素养的课程，显示学生可能高估自已的电视素养程度。”[6]林爱翎在其论文也指出，“让民主社会中的公民在现有的体制下使用与管理媒介，对媒介本质、管理媒介的物质基础与结构、以及自身相对与媒体的自主性有所觉醒与认识。但这样的概念尚未在台湾成熟，尚在萌芽阶段。”[7]

笔者认为，这与台湾媒体素养教育兴起的背景不无关系。对畸形媒体生态带来的媒体恶质内容是台湾社会批判矛头的一致指向。问题就是，一般的台湾受众只是形成了媒体批判的观念，认为只要消除媒体中的不良内容即可，而并没有反思自己的媒体接触行为，也没有上升到媒体素养的高度。

因而，即便学术界和民间团体积极推广媒体素养的观念，却“只有少数学院里面或社会上的人，体会到媒体素养教育的重要性。却无法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同。更不能得到媒体的认同。”[8]这对于生活在一个畸形的媒体生态下的民众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Ⅱ.完整系统地教育规划与设计的缺乏

青少年是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重点人群，因其主要尚在学校学习，所以可以通过学校教育这一正规系统的方式来提升青少年的媒体素养。不过，笔者的研究发现，无论是中小学还是高校，其开展媒体素养教育的情况都不容乐观。

尽管台湾教育当局在《媒体素养教育政策白皮书》中已提出相关构想，把媒体素养教育融入九年一贯制教学中，然而，几年过去了，媒体素养教育仍迟迟未纳入九年一贯制教学体系中，缺乏系统教育规划的媒体素养教育，在台湾学校实施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

首先，媒体素养教育始终游离于学校正规课程之外。因媒体素养教育尚未纳入升学或其他考评系统中，那么该课程的重要性与课程安排必然受到其他主要课程的冲击。大多数学校只能看自身是否有相关的教学资源来决定是否进行媒体素养教学，而大部分学校都尚未重视媒体素养教育，也未开设相关课程。

其次，也正是因为尚无具体教育政策的出台，学校对媒体素养教育的师资也就并无太多关注。诚然，学校教育是进行媒体素养教育的主要途径，但学校教育的核心又在于教师自身的媒介素养水平。但正如学者所观察，“台湾尚缺乏媒体教师的职前养成体制（pre-servicetraining），因此没有“媒体教师”一职（mediaeducator）。过去仰赖学术界与第三部门（non-profitorganization）从在职训练（on-jobtraining）中提供附加的媒体教育智能，不仅教师（trainer）人力不足，物力也匮乏。”[9]台湾对媒体素养教育师资的培训主要由一些研究机构和社会团体所举办，参加培训的教师往往是出于“有兴趣”而参加研习，因此培训的涉及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宽。

同时，缺少一套（本）专门的媒介素养教育的教材，也成为制约台湾媒介素养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媒介素养教材的缺乏，带来了教学工作的诸多不便。尽管台湾学界和民间团体已经出版了相关的媒介素养论著，它们尚可作为参考书和课外读物，但并不适宜作为各学校媒介素养教育的通用教材。

Ⅲ.社会成人媒体素养教育的缺失

笔者在对1993年至2005年的台湾有关媒体素养教育的硕博士论文进行统计分析时发现，在全部的54篇硕博士论文中，共有23篇是对媒体使用与媒体素养状况的调查评估论文。不过，台湾媒体素养教育调查和评估的对象却主要围绕校园而展开，而关注社会成人（除学校教师、行政人员外）的媒体素养状况的调研评估非常欠缺，仅有1篇。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社会成人媒体素养教育实践的缺失。

资料来源：台湾“国家”图书馆硕博士论文资讯网笔者制表2006年5月

笔者认为，鉴于青少年处在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时期，并且他们具备学校教育的客观优势条件，因而把提升青少年的媒体素养作为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重点是勿庸置疑的。不过，应该要考虑的一点是，其他远离学校的社会成年人的媒体素养需要关注吗？答案是肯定的。一个很重要的论据就是，目前台湾的媒体素养教育重视家庭教育，尤其在对儿童的教育方法上强调“亲子共视”，即由孩子家长和孩子一道观看电视，接触媒体，使媒体素养教育延伸到家庭教育中。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成年人的媒体素养如何将直接影响到下一代的媒体素养水平。

同时，在目前台湾这个选举社会中，政客操纵媒体议题，资本力量推波助澜，各种“民调”层出不穷，蓝绿阵营媒体严重对立。在这样一个背景中，调查社会成人的媒体素养状况，探讨如何提高台湾社会中成年人的媒体素养，对于台湾社会趋于理性地对待政治与媒体的教唆不无裨益。

Ⅳ.商业性媒体的缺席

陈世敏指出，“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大问题是，缺乏业者的积极参与。”[10]的确，解铃还需系铃人，媒体素养学界所期望的媒体恶质内容的改善与提升还需业者的参与。然而，业者为何缺席呢？笔者认为，“缺乏业者的积极参与”的原因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分析：

其一、媒体素养教育的直接目的是要提高受众的媒体素养，使受众能够辨识媒体的各种讯息，反思自己的媒体接触行为，从而成为一个主动积极、不易受媒体摆布的阅听人。从这一点来看，业者会积极主动参与媒体素养教育中来吗？商业性媒体希望自己的受众变得聪明而理性吗？似乎在逻辑上说不通。

这种情况不仅是台湾，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来看，传播媒体工业在媒体素养教育推动的这些发展中角色并不明显。事实上也曾有商业公司发起自己的媒体素养计划或者赞助一些媒体教育者，但企业赞助的经费一直是媒体素养界主要的争论问题之一。这些企业包括ABC、NBC、DiscoveryChannel与备受争议提供学校教室新闻和广告的商业频道ChannelOne，这些商业媒体都赞助不少媒体素养计划。媒体素养计划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多少都有些威胁到企业的利益，因为在企业的观念里具备媒体素养这类明智的阅听人的人意味着比电视周刊的读者要不受欢迎。

其二、从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的发展来看，在过去台湾很长的历史中，一谈到媒体素养时，似乎就是跟媒体站在一个对抗的位置，觉得民众应该站起来，如何能骂媒体骂得好，这好像称为素养的一部分。事实上，这种“历史原因”造成了媒体素养教育与商业性媒体相互对立的局面。

不仅如此，根据笔者之前的论述，台湾媒体素养不仅要提升受众的媒体素养，更重要的是改造媒体、建构健康媒体的环境，即要改造当前商业媒体的媒体内容以及更层次的媒体生态。试问，商业性媒体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商业媒体处于台湾畸形媒体生态的环境中，极度饱和的市场客观上对商业媒体施加了巨大的生存压力，在一种脆弱的食物链的平衡中，私人资本主导的商业媒体并不愿意“大公无私”地为社会整体利益而“损己利人”。

在《媒体素养教育政策白皮书》中，台湾学者根据台湾《广播电视法》第四条“广播、电视事业使用之电波频率，为‘国家’所有”——认为，“该法条说明电波为全民所有，属于公共财产，不管商营或公共媒体，皆须贯彻媒体为社会公器的角色。”因而，“媒体业者作为促成媒体教育实践的一环，应提供设备，资源与人才，积极参与媒体素养教育。”[11]在笔者看来，媒体作为社会公器应为全民服务这是台湾媒体素养学界在理论上始终强调的一点，而这正是目前台湾媒体的症结所在：媒体是牟取政党利益的工具和商业利润的工具，已非社会公器！要媒体业者积极参与媒体素养教育在目前来说恐怕只能是一个美好的理想。

、构建健康媒体环境的困境

台湾关注媒体素养的学术机构和民间团体尽管各自的工作重点不一样，但有一点共识就是：台湾媒体素养教育实践包含两个基本点是——系统内的培养受众的媒体素养和系统外的改造媒体环境。此二者在台湾媒体素养教育中相辅相成，共同汇聚成台湾媒体素养实践的主要内容：媒体环境的恶劣使培养受众的媒体素养成为必要，而欲真正提升受众的媒体素养，媒体环境的改造亦势在必行。

培养受众的媒体素养和改造媒体环境在实践中基本是齐头并进的。但学界和民间团体对媒体素养教育认识越深刻，他们就愈发感觉系统外的改造媒体环境对媒体素养教育的重要性——在一个乌烟瘴气的媒体环境中难以让民众真正看清媒体素养教育的真正面目。因此，媒体改造和建构健康媒体环境也就成为台湾媒体素养教育中的应有之义。

台湾社会所推动的“媒体改造”主要是要求党政军力量推出媒体，进而实行媒体公共化。然而，学术界和民间团体欲改造媒体环境进而构建健康媒体环境的理想却是困难重重。

Ⅰ.党政军退出媒体的困境

台湾学界和民间受西方政治理论的影响很深，认为媒体应替人民监督政府，作为人民和政府间的媒介，让民意可以表达，政策可以透明，实践所谓“在民”的民主理念。媒体作为第四权力，就必然要求党政军退出媒体。然而，学术团体和民间机构诚恳的呼声——“党政军退出媒体”只是成为政党保全政治利益以及相互博弈的一个工具罢了。

以执政前后为例。在成为执政党前手中握有的媒体不多，因而在2000大选中将“党政军退出媒体”作为竞选口号，以吸引选民。而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的媒体更是大肆宣扬，指责旗下的媒体不支持“新政府”，呼吁媒体中立。尤其在电视媒体方面，人士异常积极地推动无线电视台“公视化”，而其真正目的在于削弱甚至剔除在中视和华视的力量。

而自身对于退出媒体却显然表现出依依不舍之意。2001年秋，身为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在其新书《世纪首航》中声称尊重言论自由、维护新闻自由，希望台湾媒体走“新中间路线”，但必须“固守国家安全”。“寄望媒体不只是做报道痛苦的乌鸦，也要做报道欢喜事情的喜鹊。”不过该“新路线”一出炉便遭到各界人士的质疑。有学者指出，“政治人物与媒体的关系一向爱恨交织，执政当局尤其如此。对于媒体报忧不报喜的批评自时期以来，始终不绝于耳。这类批评之所以难昭公信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政治人物在进行媒体批判时，从未真正放弃操弄媒体。”“近来一连串以出书方式披露政权移交过程中的黑幕等动作，基本上也不脱为政治目的在操弄媒体、制造舆情的性质。”[12]

正如学界的分析，实际上，当局所提出的“党政军退出媒体”和“媒体中间路线”等政策，只不过是唬弄舆论、打压的一种手段，这些口号，一开始没有、最终难以真正付诸实施。相反，执政后，更是不顾各界反对，将李登辉的女婿赖国洲安入台视，并担任董事长一职。一批骨干也被安排到台视的重要职位上。与此同时，对于与“不和拍”的原文宣部长、民视董事陈文茜，也在台视中被“清理”。

在这事件中，当局控制媒体的野心昭然若揭，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学界所提出的“党政军力量退出媒体”在台湾这种媒体生态制约下，实行的难度非常之大。有台湾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老三台’改革的最大阻力永远来自执政者。对执政者而言，媒体不只是非常方便的酬庸、利益输送管道；最重要的，台湾岛内政治对立激化，朝野几无互信，掌握媒体，就掌握了优势，政治人、媒体人，没有几个相信会有执政党心甘情愿把这个优势交出去。参选时，整天叫着‘媒体改革’，当选后，不但‘公共化’越喊越小，其他媒体更普遍感觉到政府压制媒体、掌控媒体的嘴脸丑恶、手法，‘白色恐怖’气氛，比有过之而无不及。”[13]

Ⅱ.媒体公共化的困境

构建健康的媒体环境不仅要求党政军力量推出媒体，而且进而要求实行媒体公共化。即便党政军力量退出媒体，若是由资本力量替代前者的位置，台湾媒体环境同样无法逃离暴力、色情、低俗的阴影。因此台湾媒体公共化的舆论甚嚣尘上。

台湾“媒体公共化”的进程以台湾公共电视台的建立为一个里程碑，而后学界和民间团体又提出台视、华视的公共化。不过，从提出组建公共电视台到1998年7月1日公共电视的开播，其间18年，诞生过三个版本的《公共电视法》草案：“学者版”（1991年6月）、“行政院版”（1992年9月）和“谢版”（1993年3月谢长廷等人提出）

笔者认为，从上述三个版本的诞生过程可以看出公共电视诞生背后复杂的政治博弈：“学者版”草案是建立在学界对公共电视的美好构想上，期望公共电视能脱离党政力量的干预，真正独立地为全体公民所制作优良的节目，突出公视的独立、超然、理想的特征；不过，“行政院版”的出台，猛然惊醒了尚处美好传播理想中的梦中人。“行政院版”强调公视主管机关为新闻局、新闻局主导公视经费运用。这种干预“公共电视法”草案的举动，说明公共电视无法在一个没有政治力量的真空中建立，台湾当局仍要对公共电视进行控制。而分析“谢版”草案，尽管其表面上趋向于学界的观点，表现出一种反对政治力量控制的意思（如将公视的主管机关从“新闻局”改为“文建会”），然而，“谢版”背后的的真正意图，显然是希望借学界的力量继续牵制，以使自身在媒体控制上不至于更处于弱势地位。

从这样看来，公共电视的诞生是在学界与党派之间、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博弈的结果。它诞生的过程就说明了其无法摆脱政治力量的控制与影响，无法做到台湾社会所理想中的“公共”电视。因而，台湾公共电视台只能在踉踉跄跄中孤独前行。

经费困难是公共电视生存的最大困难之一。一般认为，如果政治力量和商业力量进入媒体，必然使媒体受制于意识形态和利益团体，并不顾社会责任而追逐利润。因此，在最初规划公共电视的经费来源时，学界认为，公共电视的经费不能来自于党派、也不能来自于广告，即不播商业广告，主要依靠政府拨款以及捐款等。在1998年公共电视开播时，公视基金会是得到政府捐助的十二亿新台币，并自筹款三亿元。依据公共电视法，政府捐赠的金额逐年减少百分之十，至第六年以后应为第一年政府编列预算金额的百分之五十。而屈指算来，今年（2006年）是公共电视开播的第9年，公共电视所能够获得地捐赠仅为4亿新台币，这对于一个被学界和民众曾寄于厚望的电视台而言显然是杯水车薪！

因为经费困难也给公共电视台带来多米诺骨牌效应。2000年，新闻部人员流失率达26.19％。到2001年，公视专职和聘用人员为500人，高层管理人员频繁流动。一个频道每天播出不到20个小时，自己制作的节目不到播出节目的一半，其中许多是转播。“媒体素养”或称“媒体识读”被公共电视董事会列为重点节目，其本来的目的是要帮助民众认识和鉴别媒体及内容有害还是有益，不过，台湾舆论认为，“公视制作节目的部门却做成了如何做小记者的儿童节目……难以吸引收视。”[14]

有研究者指出，“公视背负着相当一些民众和学者的理想，但公视却要进行在台湾极其艰难的媒体环境中，因此，在三、四年之后，公视在台湾民众中给人的留下的印象不深。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恐怕除了像《人间四月天》这样的连续剧，或马友友的音乐会外，难有其他具体的联想和认知。”[15]如此看来，公共电视法草案中最初所建构的美好理想：公视的节目应是“有水准的节目”、“高尚的风格”、“重视艺术节目”、“经常考虑观众的‘需要’而非‘喜爱’”、“以加强电视之社教功能”在台湾污浊的媒体环境的蹂躏下已是面目全非！

概而述之，正是在台湾畸形的媒体生态及其恶质内容的大背景下，台湾媒体素养教育界把媒体改造和建构健康媒体环境也作为媒体素养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在学术界和民间团体所推动下的媒体素养教育是以“媒体改造”为外在诉求和外在表现行动，而以培育受众的媒体素养教育为内在努力方向。因而，在很多人眼里，“台湾在推动媒体素养教育时，是采用一种社会运动模式。”[16]而这种模式事实上展现了媒体素养教育与台湾政治、资本因素之间的博弈（见图2）。

事实上，不管是理论上的困境还是实践中的困境，笔者认为，其矛盾的焦点归根结底不在于台湾媒体素养教育本身，而在于台湾媒体生态之外的政治体制及其直接影响下的传播制度。正是岛内盘根错节、愈演愈烈的党派政治之间的权力争斗以及过度自由化的商业媒体恶性竞争带来了媒体素养教育的重重困境。无怪乎陈世敏教授叹言，我们在对抗一个很大的巨人，一个很大的体系。”[17]

总而言之，媒体素养教育是在一定的媒体生态环境的影响下而进行的，而媒体生态环境则受传播制度的制约，即受政治、资本力量的控制，媒体素养教育无法超脱台湾的传播制度而在真空中进行。见下图：

[注释]

[1]吴翠珍.媒体素养与媒体教育的流变与思辨[A].翁秀琪.台湾传播学的想象（下）[M].台北：巨流图书公司出版，2004.P837.

[2]同①.

[3]李承宇.阅听人思考的变革：媒体素养意函新探(摘要)[EB/OL].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2006－5－16.

[4]政大媒体素养研究室.2002秋季中日媒体素养研究与教育论坛记录[EB/OL].www.mediaed.nccu.edu.tw/resource.htm，2006－3－26.

[5]政大媒体素养研究室.2004春季中日媒体素养研究与教育论坛记录[EB/OL].www.mediaed.nccu.edu.tw/resource.htm，2006－3－26.

[6]饶淑梅.国民中学实施电视素养课程之研究（摘要）[EB/OL].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2006－4－17.

[7]林爱翎.媒体公民教育理论与实践初探（摘要）[EB/OL].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2006－4－17.

[8]政大媒体素养研究室.2004秋季中日媒体素养教育论坛记录[EB/OL].www.mediaed.nccu.edu.tw/resource.htm，2006－3－26.

[9]吴翠珍.媒体素养与媒体教育的流变与思辨[A].翁秀琪.台湾传播学的想象（下）[M].台北：巨流图书公司出版，2004.P836.

[10]政大媒体素养研究室.2004春季中日媒体素养研究与教育论坛记录[EB/OL].www.mediaed.nccu.edu.tw/resource.htm，2006－3－26.

[11]台湾“教育部”.媒体素养教育政策白皮书[Z].台北：“教育部”，2002.P18.

[12]林鹤玲.媒体如何摆脱政治纠葛？[J/OL].媒体观察电子报..tw/,2001-10-31.

[13]唐湘龙的观点.转引自王文昌.透过电视看台湾[M].香港：未来文化出版，2003.P163.

[14]王文昌.透过电视看台湾[M].香港：未来文化出版，2003.P204.

[15]同14.

[16]政大媒体素养研究室.2004秋季中日媒体素养教育论坛记录[EB/OL].www.mediaed.nccu.edu.tw/resource.htm，2006－3－26.

新闻传播教育论文范文第6篇

1、中国高校课程结构分析

根据2013年在厦门大学举办的国际广告教育论坛所提供的《中外部分院校广告教育教学计划》，笔者选取了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为分析对象，发现其课程结构大致可分为三大部分：公共课程、专业课程和补修课程。这4所高校广告专业研究生学位总学分要求基本接近，公共课程与专业课程所占学分比例也大体相当。笔者综合了所选4所高校广告专业硕士教学计划的内容（详见表2），分析发现4所高校的课程结构与课程内容设置有较高的一致性：首先，都设有包含的公共课程；其次，专业基础课基本都是围绕传播、媒介等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的课程，表现为传播理论与研究方法课程居多；再者，专业必修课主要以广告综合理论研究为核心，涉及广告运作管理、广告伦理法规等方面；最后，专业选修课涉及领域广泛，既有研究方法类的课程，也有广告专业实务课程，还包括营销、公关、媒体等方面的研究课程，有利于拓宽研究生的研究视野。

2、美国高校课程结构分析

根据2013年在厦门大学举办的国际广告教育论坛所提供的《中外部分院校广告教育教学计划》，本文选择了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佛罗里达大学、西北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4所美国高校为研究对象。他们都将广告专业设在其新闻或传播学院之下，其课程一般分为广告专业的必修课程、相关学科的选修课程以及毕业环节（包括论文和研讨会），所有课程基本要求学生在两个学年内修完，课程安排可由学生自主选择。通过对所选4所美国高校广告专业硕士教学计划内容的整理分析，笔者发现，与中国高校不同，美国高校广告专业在课程内容设置有各自的特点，这种差异在选修课内容设置与选择要求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比如西北大学提供给学生自主选择的选修课/强化课程（con-centration）远多于其他高校广告专业，分为“品牌与广告策略”、“企业传播与公共关系”、“媒介管理”、“营销分析”、“直销与互动市场销售”5种类型。

二、中美广告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特点比较

1、学科归属

到2004年，根据《我该去哪里学广告和公关》所列美国129所设有广告专业大学的统计，有占总数近80%的广告专业设在新闻、传播或新闻/大众传播院系。而梳理中国高校广告专业所属学院，根据其不同的办学特色，将广告专业基本设立于新闻传播学院、商学院、艺术设计学院三类院系之中。就本文所选择的中美两国高校来看，其广告专业也基本都设于传播学院之下，尤其是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内容以新闻传播学为理论基础，为研究生广告专业的学习打下坚固的学科基础。

2、课程分类

中国的大学课程一般分为公共必修课程、学科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与专业选修课，其中公共必修课程为政治与英语，美国因社会体制与国情的不同，并没有开设此类课程。美国的研究生课程一般就分为必修课与选修课两大类，有的学校会根据教学计划安排辅修课程、强化课程（concentration）等。本文所选的中美8所高校都会根据该校广告专业自身特色来开设不同的专业必修课，例如西北大学IMC项目就以整合营销传播相关课程为主。除此之外，中美两国也都同样开设了广告学理论与传播学研究方法两门核心课程。

3、课程安排

美国高校研究生的研究课程可提供多种方法供学生选择，美国学生可完全自主选择感兴趣的课程和相应的教师，只需学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必修课，选学足够数量的选修课，完成必要的实践性教学活动，修满教学计划规定的毕业总学分即可毕业。因此，完全学分制也是选课制、导师制和弹性学制相结合的教学管理制度。比如佛罗里达大学并未直接规定具体的课程安排时间，但提供了一份“推荐课程列表”，让学生在课程安排选择时有所参考。而中国虽然也实行选课制，但在课程安排上却几乎是统一划定。

三、对中国广告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启示

自1983年厦门大学成立广告专业以来，短短的30年间中国已然成为世界广告教育大国。在如此高速的规模发展形势下，如何提高我国广告教育质量则成为了国内广告教育者共同关心的问题。

1、改革广告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定位

随着市场条件的成熟，广告业对高素质的专业型人才的需求日趋扩大。中国硕士研究生教育虽然已经开始重视专业型硕士的培养，但整体上仍侧重于学术型人才的培养，专业型硕士的教学模式、课程结构、考核评价体系等都深受学术型硕士培养方案的影响，并未形成针对性强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国内高校广告专业应拓宽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培养渠道，与资历雄厚的广告公司建立合作关系，为广告专业硕士研究生寻求更为广阔的实践性学习平台。

2、优化广告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

广告学学科体系的形成一直深受传播学与营销学两大学科影响，中国高校在广告专业课程设置中也将这两门学科作为其学科基础，设置了学分比重较大的相关课程。中国各所高校可根据各自办学特色，在广告专业现有的课程体系上，必修课中只保留基础学科的研究方法等课程，适度增加广告学核心课程在必修课中的比重。此外，由于广告学所具备的强应用性，其课程设置体系中必须加强专业实践性教学，所以增设美国高校所推行的专题研讨会，有助于在研究生阶段培养学生的自主研究能力，也使广告专业教学更加多元化。

新闻传播教育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 广告教育 新媒体 国际化

从1983年开创至今,我国广告教育已走过了25年的历程。这其间,广告学科从无到有,从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发展成为一门独立且很有发展前景的系统学科,这与我国的广告业的不断发展是分不开的。同时,学界对广告教育的研究也从未中断过,因而更好地促进了广告学科的发展。那么,二十一世纪以来,关于广告教育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哪些方面,研究的焦点和重点是什么,还有哪些尚待开发的研究领域等,都成了我所关心的问题,也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国外学者也比较关心中国的广告教育,尝试通过了解国内学者对广告教育的研究来了解中国的广告教育进展情况。Maliszweski, Paul(1997)对广告教育改革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认为广告教育虽然在改变,但商业环境也发生着巨大变化,广告教育的改革应随着用人单位的期望而改变。[1]

Guohoa Wu(2000) 等人在通过研究中国学者对广告教育的研究后认为,中国学者对广告教育持非常乐观的态度,而且强烈认为中国需要越来越多的广告本科生甚至是研究生的教育。[2]

尽管Kong Liang(1993)等人认为教育和研究是中国广告的关键,但随着21世纪的到来,我国的广告教育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对这方面的研究尚很缺乏,因此本文选取中国期刊网2000年至2008年关于广告教育的论文为样本,以题名为“广告教育”进行精确检索,查找到相关论文(包括重复发表的论文)101篇。这些文章主要涉及以下主题:当代广告教育的发展现状、问题;广告教育的改革、创新及发展趋势;国际化、全球化及新媒体技术对广告教育的影响;美、日广告教育对中国广告教育的启示;另外还有部分论文是对广告教育论坛的综述。[3-6]

一、 理论与实践并重,破解当代广告教育问题

(一)当代广告教育问题

中国广告业高度发展的同时,广告专业人才却相对匮乏,于是以培养专业化的广告人才为目的的高校广告专业应运而生。1983年中国诞生了第一个广告专业――厦门大学广告专业,到目前,全国已经兴办广告专业的大专院校达300多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广告教育热。目前,不仅有本、专科广告教育,还有研究生、函授广告教育,已经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广告教育培养体系。

急速扩张的广告专业也带来广告教育的大量问题。早在世纪初就有广告专业的毕业生从另一种角度提出了对中国广告教育的思考:基础课的薄弱使学生成为纸上谈兵者,落后的理论和低水平的教育质量也使得广告专业学生没有理论优势。归根结底是要把高校广告专业从应试教育转变为真正的素质教育和能力教育。[7]

为中国广告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的丁俊杰,也认为中国广告教育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广告教育质量的问题。“中国广告教育人才需求与培养”课题组1997年的调查分析,认为我国广告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专业设置无序,培养目标模糊;师资堪忧,课程设置随意;经费不足,设备匮乏。虽然,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各个学校的广告教育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改革广告教育,提高广告教学质量,仍然是一项迫在眉睫的艰巨任务。另外开设广告专业的动因存在问题,学科定位不明确,师资力量跟不上,教学设备落后,操作设备能力差,课程设置不科学,教材陈旧,重理论,轻实践与操作能力,学术研究热情很高,但水平有待提高等。[8]

张祖健等学者对中国广告教育模式也表现出担忧,他们从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出发,认为广告人才的培养目的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果把以艺术为导向的“A”和以营销为导向的“P”看作是内线,而把以沟通为导向的“C”作为外线,那么,高校广告教育的培养目的大多是只注重内线,忽视外线,很难达到两者的均衡,从而导致广告教育出现较大的问题,也就是内线式广告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可能在单一方面突出,但缺乏整体运作经验,其封闭式的教育无法培养出真正的广告人才。另有学者认为,中国广告教育工作中,传统知识结构对现代科技反应迟钝,使得广告教育对广告业缺乏前瞻性和指导性;正规院校教育与职业教育混淆不清,导致广告专业学生缺乏厚实的营销传播知识;内地广告公司的低水平运作与广告教育的双向互动,阻碍广告教育向高层次发展;过分注重广告实务轻学术科研和理论创新,导致浅表层和重复性研究成果泛滥。[9]

20多年来,我国广告教育从零散、无序逐步走向系统、规范,广告学科建设也日趋成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国广告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那么时至今日,中国高校广告教育还存在哪些问题呢?有学者认为目前的广告教育还是出现了一些缺失和偏差,比如用非所学,广告实践不充分,不能适应广告业发展的需要等。广告教育课程设置不合理,缺乏针对性、系统性,学不致用、用非所学;关门办学,学校和社会、广告企业、广告市场缺乏必要交流与沟通,广告实践不充分,学生动手能力与心理素质较差;广告学专业教师自身素质急需提高等。

综上所述,所有的问题无非是来自这些方面:学校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育模式、师资等方面。有很多问题主要归结为学校开设广告专业的观念、广告人才培养目标的设定出现偏差。

(二)当代广告教育改革创新建议

有学者认为首先要转变广告教育理念,确立创造性、沟通型人才培养目标。传统的广告教育理念存在着两个误区,以艺术院校或艺术系为基础建立的广告专业过分注重各种广告技能的培养;以新闻传播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为背景建立的广告专业又过分强调理论知识的系统性、重要性。我认为,广告教育应该以“创造性、实践性”为核心理念,提高学生运用广告原理、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把学生放在广告环境中去培养。以“创造性、实践性”为核心理念,调整广告课程体系;营造发挥学生创造性、实践性的课内外环境,培养学生的广告意识和动手能力。这与中国广告教育应采取内线与外线式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模式的提法是一致的。

明确了培养目标问题,接下来的问题是课程设置问题,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到底哪个更重要,这取决于培养目标的制定。很显然,根据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的培养是并重的,而如何达到两者的平衡,成了必须解决的问题,但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提出这个问题的较多,但着力于解决此问题的较少。

二、全球化及新媒体技术对广告教育的影响

中国的广告教育只能沿着“量的发展――质的提升――国际接轨”的路子发展。广告教育的开拓者陈培爱在说到国际化对广告教育的影响时,提出一个观点。他认为,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广告教育已由一张白纸走向规模的扩大,又由“量”的扩大走向“质”的提高,现在是到了由质的提高走向国际化发展的时候了。[10]

在前面的问题中,很多学者都提到广告教育中存在课堂与实践脱节的问题。这个问题由于广告教育和用人单位的目的不同而很难一下子得到解决。而新技术的出现,则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此类问题。比如威客技术的出现,就给师生提供了很好的实际操练的机会。具体操作是将课堂上的要求与网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相结合起来。教师在威客网站上进行搜索,搜寻接近课程目标要求的内容,然后在学生中展开竞标,最后再提交到威客网上参与竞标。[11]

国际化及新媒体技术对广告教育造成了冲击,但此方面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有待进一步地加强。

三、美、日广告教育对中国广告教育的启示

众所周知,欧美国家的广告理论发达,而日本则是以实践为主,理论为辅。但是关于美、日广告教育对中国广告教育的启示方面的研究不多,仅有五篇相关论文。

美国高校普遍重视广告专业,广告专业已成为高等教育中重要的专业。其学科归属也非常明确,基本上归属于“新闻/大众传播学”和“市场学/商学”这两大学科类,[12]与我国情形相类似。但在培养观念上,美国广告教育更强化素质教育,淡化专业概念。其表现是,专业课学分在学位学分中的比例比较低,只要占到学位学分的25%左右就符合毕业要求,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不把广告实习作为必修学分。从整体上看,美国更注重理论素养和思维能力培养。

由于在观念上更注重理论素养,因而在课程设置上充分体现出这一特点。比如课程内容广泛、课程选择具有高度的自由度、注重专业的综合性和融合性等。

相比中国高校广告专业的快速膨胀,日本大学里是不设广告专业的。但在大学里涉及广告方面的讲座却很多。讲座按照内容的不同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关于广告概论和市场营销方面的内容,侧重于广告综合理论方面的知识(40%教师都是来自广告实践一线的客座教师);侧重于综合实践方面的内容,授课内容进行课堂演习和练习;广告各个单独领域的讲座,侧重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授课。因为大学里没有广告学科,那么对广告人才的培养则主要是通过社会来完成的。基于此,我建议,可结束学校单方面培养学生的模式,采取联合办学模式;广告教育终身化;加大广告学教学中相关学科知识的比重,培养学生多方面的修养。

四、关于广告教育研究的特点及研究趋势

(一)广告教育研究特点及不足

纵观广告教育的研究,虽然对目前广告教育中存在问题及对策方面探讨较多,但总体来看,研究领域比较狭窄,涉及面不够宽。除了以上涉及的三个主要方面外,关于广告的创新及改革研究不够深入,结合现实社会环境方面显得不足,对中国的广告教育到底走何种路线还没有达成共识。

另外,收录这些研究成果的权威期刊不够多。尽管关于广告教育的论文有将近百篇,但去掉重复文章及十余篇论坛、会议综述的文章后,也就所剩无几了。被南京大学CSSCI收录的文章就更少了。据我统计,除了《新闻界》上有2篇,《现代传播》及《国际新闻界》上各1篇外,另有20篇发表在《广告大观》上,16篇发表在《中国广告》上,各类学刊学报上也有24篇,其它均与新闻传播类期刊关系不大。这一方面与广告专业的实务性较强的特殊性质有关,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对广告教育的不够重视,以及研究质量不够高等问题。

(二)研究趋势

新媒体的层出不穷,对广告教育来说是挑战更是机遇,如何充分地利用新媒体手段,更新教学模式和内容是新时期的重要课题。而在目前的广告教育研究中这一块明显处于弱势,相关论文不足五篇。应该说一些国际国内研讨会带动了广告教育的研究,这些会议主题也设计得很好,比如新媒介新营销时代下的广告教育、全球化背景下的广告教育、新媒介新技术带来的广告教育革新等。但每次会议提交的论文到最后只是以会议论文集及综述的形式出现,一些有价值的研究得不到很好的传播。

另外,国内本科广告教育的扩张,就业压力的加大,促使广告专业的研究生比例不断上升,国内很多大学现在均招收广告专业研究生,甚至广告专业的博士生比例也在加大。对于广告专业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如何设定,与本科人才培养目标相比有何异同,如何满足社会对广告不同人才的需要等问题成了摆在我们眼前的现实问题。但根据检索到的文章来看,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尚属空白,只是在《美国大学广告教育现状综述》里提及到美国的广告专业的研究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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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陈培爱.面向全球化是中国广告教育的出路.新闻与写作,2006/2.

[11]晏菁.威客技术对广告教育的影响.广告大观.理论版,2007/5.

新闻传播教育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青奥会 研究 现状 主题 期刊文献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643（2014）01―0017―04

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国际奥委会旨在完善青少年教育、防止奥林匹克宗旨偏离、呼吁奥林匹克教育理念回归所发起的一项赛会创举。青奥会虽与奥运会拥有相同的思想体系、相似的组织形式以及相近的活动模式，但青奥会绝不是小型的奥运会，因为其除了提倡“节俭”办赛的理念以及注重奥林匹克精神传播外，更是真正将文化与教育作为自身的高度使命和价值核心。2010年随着首届青奥会谢幕于新加坡，2014年南京青奥会也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时代帷幕，青奥会的“南京模式”更是备受期待。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体育学术界开始逐渐关注青奥会。2010年以来，我国学者对于青奥会的研究更是随着南京的申办获胜而出现了快速的升温，本文将对该领域近5年多来的研究进行梳理与提炼，旨在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利后进。

1 青奥会研究现状总体概述

虽然前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先生早在2001年便提出了举办青奥会的设想，但直到2007年7月5日在危地马拉城举办的第119次国际奥委会全会上青奥会才得以真正诞生。因此，青奥会对于全世界来说仍然是一个奥运“新生儿”。青奥会的诞生一开始便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这也包括我国的体育学术界。期刊研究特点是时效性、学术性与权威性，因此，笔者就近5年多来CNKI关于“青奥会”为主题搜索的刊载论文进行分析，希冀客观反映出当前研究的总体状况。

1.1 论文的数量分布与变化

自2008年以来，CNKI开始出现青奥会为主题的论文，具体分布为2008年2篇、2009年1篇、2010年53篇、2011年84篇、2012年66篇以及2013年目前的5篇（查询至2013年4月中国期刊网），总计211篇。可以看出，我国有少数体育学者在第一时间敏锐地捕捉到了青奥会的学术价值，能够很快的投入到青奥会的学术研究之中，但一开始并没有产生成果的规模效应。直到2010年，我国有关青奥会的公开开始猛增，这在很大程度上和我国南京市在2010年获得第二届青奥会举办权产生的东道主效应是分不开的，而在2010年以后发表的论文数量开始趋于稳定。

1.2 研究的机构分布

截至当前，发表青奥会论文的相关机构总共有40家。排名前十二位的分别为南京大学17篇、南京师范大学15篇、南京体育学院15篇、南京农业大学7篇、北京体育大学7篇、南京工业大学6篇、南京审计学院5篇、扬州大学4篇、江苏技术师范学院4篇、中国矿业大学4篇、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4篇、首都体育学院4篇，剩余院校都在1篇到3篇不等。从分布特征来看，江苏高校尤其是南京高校占据了大部分，其次是来自北京、上海、河北、武汉等少数院校。

1.3 刊载的刊物情况

在全部论文中，刊载在北大中文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有109篇，而其中刊载在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上的论文数量为27篇。而在刊载刊物的前五名排序为《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44篇、《体育与科学》19篇、《南京体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3篇、《体育文化导刊》7篇、《山东体育科技》6篇。可以看出，由于地缘优势和“主场效应”所处江苏省南京的3种体育学术期刊成为青奥会论文刊载的主阵地，而《体育文化导刊》和《山东体育科技》也较为关注青奥会的研究。

1.4 刊发论文的作者情况及其论文资助情况

从发文数量情况来看，总共有39位学者发表了论文。其中王成9篇、史立峰4篇、裴东光3篇、李海峰3篇、田雨普3篇、于水3篇、朱慧芳3篇、魏文思3篇、王庆军3篇、周丽萍3篇，其余作者分别为2篇或者1篇。从论文资助情况来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4篇、江苏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4篇、国家体育总局社会科学、软科学研究资助3篇、江苏省科委社会发展基金资助1篇、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1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1篇以及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1篇。以上都为部级课题或省部级课题资助，市厅级及其以下不再显示，可以看出，在论文资助层面省部级以上课题资助率相对不高。

1.5 研究层次及其类别

从研究的层次分类上，其中基础研究（社科）论文为165篇、行业指导（社科）论文为27篇、政策研究（社科）论文为6篇、工程技术（自科）论文为6篇、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白科）论文为2篇、基础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论文为2篇、职业指导（社科）论文为1篇、高等教育论文为1篇以及行业技术指导（自科）论文为1篇。可以看出，基础性社科研究占据了绝大部分，这是由体育学科自身的社科属性决定的，而在其他行业领域也有所体现则是体育学综合性应用学科的一种反应。

青奥会研究是一个专题，更是一个大的领域，关于青奥会的具体研究必然涉及教育、文化、赛事、基本理论等等具体主题，因此对青奥会研究领域的内容归纳与分析能够为我们客观呈现出一幅更为清晰的研究蓝图，也能让我们详尽地看到目前研究内容。笔者通过对221篇论文题目、摘要和内容的分析与归纳，共将其分类为如下28个具体类目（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过去5年来，我国学者对青奥会的研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寡至繁的研究历程，尤其是2010年以来，我国对青奥会的研究内容逐渐丰富，无论是研究深度与广度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具体研究主题排序看，排在前十位的分别是青奥会基本理论19篇（占总数的9.0%）、青奥会与城市发展18篇（占总数的8.5%）、青奥会赛事筹办16篇（占总数的7.6%）、青奥会与学校体育15篇（占总数的7.1%）、青奥会传播与传媒13篇（占总数的6.2）、青奥会与青少年教育12篇（占总数的5.7%）、青奥会发展问题12篇（占总数的5.7%）、青奥会文化与体育文化12篇（占总数的5.7%）、青奥会与青少年体育11篇（占总数的5.2%）以及青奥会与旅游产业10篇（占总数的4.7%）。另外，还包括青奥会志愿者、青奥会与公共基础设施、青奥会与市民、民生以及青奥会与奥运会比较等等17个从1篇到7篇不等的具体研究类目。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其他与体育学交叉性很弱方面的文章以及学术性不强的期刊文章等等都被归纳为“其他”类中，以提高研究内容分类的纯度与准确性。

3.5 青奥会传播与传媒

在当今光速的信息时代背景下，大型体育赛事的成功举办与大众传媒具有不可分割的关联，赛会必须通过传媒才能获得更多受众的关注，传媒也需要赛会来吸引受众的眼球，因此，没有信息传播和新闻传媒的青奥会将是难以想象的，青奥会自然更是必然会受到媒体的极大关注。而当今学者对青奥会的传播与传媒研究也较为关切。从研究现状来看，其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青奥会的媒体形象、我国传媒所面对的青奥会传播问题、青奥会新传媒集团报道的研究以及青奥会的跨文化传播问题等。如黄璐认为青奥会的全球媒体形象紧密围绕青年的性格特点建构，致力展现青年的纯真与活力，建构模式包括表现文化多元与城市活力的新加坡模式，表现新生力量与中国崛起的南京模式，表现清新和激情元素的重塑西方模式；王庆军认为我国媒体在青奥传播上面临着社会责任引导语与商业利益平衡、娱乐低俗打造与文化教育诉求取舍、奥利匹克精神再现与体育影像奇观诱惑和消费冲突、服务青年与生产受众商品的抵牾之间四大矛盾，并提出了相应的超越策略；张矛矛分析了新加坡新传媒报道在报道手段和报道内容上的特点，指出新传媒的青奥报道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先期宣传不足、非赛事报道欠缺、广播媒体淡出、商业运作过度等；纪玉娣阐述了青奥会的跨文化传播效应，认为青奥会传播的核心内容是文化，青奥会还有利于国家（城市）形象的对外推广，青奥会的传播价值在于沟通青年。

4 结语

当前我国学者对有关青奥会的已有研究为我们展现了研究现状。虽然当前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在学术关注度上的地域性过强，研究的基金资助仍然不足，研究论文的偏定性、定量不足，研究内容带有一定的重复性，研究观点带有一定的雷同性等等。但相比较奥运会研究的成熟与广泛，青奥会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因为青奥会本身仍被视为处于“婴儿”成长期。但青奥会是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承办大型体育赛事的又一个里程碑，意义非凡而深远，随着青奥会热潮的逐渐到来，我国学者对青奥会的研究也将会更加丰富与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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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教育论文范文第9篇

>> 网络新闻传播中的“把关人”特点 试论网络新闻传播的特点及前景 网络新闻传播的特点及问题浅析 美国网络新闻传播教育特点 网络新闻的特点 网络新闻传播的边界 网络新闻专题的传播优势 网络新闻的采访特点 网络新闻英语的词汇特点 网络新闻写作的特点 网络新闻的编辑思想特点 网络新闻标题的特点 浅谈网络新闻传播 微博新闻:网络新闻传播的新形态 论网络新闻的价值取向 论网络新闻发言人的立体化传播 网络新闻传播的生机与责任 关于网络新闻评论的传播学解读 卷入对网络新闻传播效果的影响 构建网络新闻信息传播的新形式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教育 > 论网络新闻的传播特点 论网络新闻的传播特点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耿田田")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网络新闻，顾名思义就是以互联网作为媒介而开展的新闻传播活动，是指传播基于Internet的新闻信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网络新闻也得到了革命性的发展，其影响已经深入到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与报纸、广播、电视并驾齐驱的第四新闻传播媒体。网络新闻的高速发展是其他传统媒体所未曾经历的，但是，网络新闻的传播尚处于发展阶段，除了具有自身特点外，还具有其局限性。所以，我们要扬长避短，充分发挥网络新闻传播的自身优势，引导网络新闻传播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网络新闻 传播 特点 【中图分类号】G2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5）21-0124-03

网络新闻，顾名思义就是以互联网作为媒介而开展的新闻传播活动。但其学术定义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

著名网络传播研究学者闵大洪指出：“网络新闻是指通过因特网（Internet）、传播的新闻，其途径可以是万维网（WWW）网站、新闻组（Usenet News）、邮件列表（Mailing list）、公告板（BBS）、网络寻呼（ICQ）等手段的单一使用或复合使用，其者（指首发）、转发者可以是任何机构也可以是任何个人。”网络传播学者钟瑛也提出：“网络新闻是在互联网上传播的新近发生的、为受众所关注的信息。”但这两个定义都有其狭隘的一面。

杜骏飞教授在闵大洪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了目前国内最新的网络新闻定义，即“网络新闻是指传受基于Internet的新闻信息――具体来说，它是任何传送者通过Internet或再，而任何接受者通过Internet视听、下载、交互或传播的新闻信息。它并不排除网络新闻可以是广播、电视、报纸等其他传统媒介，乃至任何非媒介机构（媒体）的个体依托Internet而的新闻”。应该说，这一最新的定义是较为全面的，它简明扼要地阐述了网络新闻的基本特征：即基于Internet（媒介）的新闻信息（传播内容），同时它也兼顾了网络新闻传播的另外两大要素，即传者和受者。因此，从传播过程来考察，应该说这是一个较为合理的定义。

1969年，全球第一个计算机网络（即ARPA网）诞生，这被认为是互联网（Internet）的诞生。随后，互联网得到了飞速发展，并承担起了新闻信息和传输的手段。1987年，世界上第一家网络报纸――美国的《圣何塞信使报》创立，标志着网络媒体的诞生。1994年，互联网作为一种革命性媒介和新闻信息载体开始崭露头角，从这时起，一些通讯社、电视台和报纸，如美联社、路透社、CNN等都抢先登陆互联网，在网上提供新闻和经济信息服务。网络新闻初具规模，影响也越来越大。

1994年4月20日，中国互联网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络。1995年在北京和上海建立了国际节点，实现与互联网的互联和与国内公用数据网（ChinaDDN）的互联。1995年5月17日邮电部宣布将中国公共计算机互联网（ChinaNet）向国内开放，提供所有互联网服务，使得中国的互联网进入商业化阶段。与此同时，我国的传统新闻媒体也开始进军网络传播领域，呈现出风起云涌的发展之势。

“第四媒体新闻”的高速发展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研究网络新闻十几年的发展轨迹，我们不难看出网络新闻传播的几大特点。

一 交互性

网络媒体新闻传播是媒体与受众、受众与受众之间的多向性、互动性传播。这是网络媒体的特性和优势。

一些学者认为，网络新闻传播的交互性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方面指用户在网络上获得信息时，可以有更多的自，即他们可以自己控制何时以何种方式获得何种信息。另一方面，指信息的提供者（网络媒体）与信息的接收者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指用户的反馈。”以往的传统新闻媒体传播基本上都是单向的，为提高媒体质量，增加读者参与性，许多报纸杂志也开辟读者来信专栏，广播电台开办听众点播节目，电视台推出游戏类节目、谈话类节目等。虽然受众也可以从自身的角度和立场对接受的新闻信息提出不同的观点，但这种反馈渠道并不很畅通，发挥的作用都比较有限。

目前，新闻网站均在每则新闻之后设置“发表评论”的链接，给读者一个交流的平台，使他们能够直接参与到新闻报道之中。我国的网络新闻传播充分认识到交互性的重要性，不仅实现了媒体与受众之间的沟通，还做到了受众对受众的传播、传者与传者间的全方位的信息交互传播，创造出全新的新闻传播关系模式网络论坛、讨论区、留言板、电子邮件等，吸引着大量网民积极参与传播信息、评论新闻、讨论新闻话题等活动，极大地提高了网络新闻传播的社会影响力。网络媒体借助统计软件可以对读者的各项状况进行精确的定量分析与掌握，一天中各个时段的访问流量、一个时间段的读者访问总量及读者所在国家和地区，都可以呈现给媒体经营与管理层，这对及时有效地调整传播方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些快捷的信息反馈使得媒介也能迅速了解读者对网络新闻的意见，迫使媒介的网络新闻服务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二 及时性与海量性

新闻是“极度易碎品”，时效性对于新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传统新闻要经过审稿、编辑、排版、印刷等几个环节才可以让读者看到发生的新闻，而相对来说时效性较强的广播电视媒介也得经过录制、审核、制作、播出才能使新闻事件被受众了解。而网络新闻则克服了以上种种环节，具有很强的时效性。网络新闻记者直接在电脑上制作，运用最新的网络信息传送和接收设备，突破时空限制，能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对随时随地发生的各类重大事件做出同步的现场报道，极大地缩短了新闻制作、的周期，大大提高了各类综合新闻的时效性。如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我国四川汶川发生8.0级特大地震，在各种常规通讯完全中断的情况下，地震灾区的网络新闻记者通过网络向外界发送消息，2点34分，新华网、新浪网就在头条发出汶川地震的消息，时效性之强是传统媒体不能比拟的。在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新闻网站对网络新闻的时效性追求，也可能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追求速度了，这时的及时性就意味着可以争取到头条，同时对新闻网站做出有倾向性、有目的、有冲击力的报道也是功不可没。尤其是对于那些突发事件，更是新闻网站在竞争中制胜的法宝。或许现在还应该在那句“死得不能再死的是昨天的报纸，或是一小时前的广播电视新闻”后加上一句“或是几分钟前的网络新闻”。

网络新闻的超强及时性使得网络媒介可实行全天24小时发稿，人民网、新华网等新闻网站和新浪网等门户网站实行全天候发稿已有十几年时间。网络媒体的每日发稿量（包括条数和篇幅）远远大于传统媒体，如新浪网仅新闻频道首页的新闻链接总量就高达800多条，各栏目还源源不断地滚动播出新闻，发稿量可见一斑。点击打开任何一条网络新闻网页，呈现给读者的除该新闻的内容之外，还有关键词、相关新闻和新闻专题等链接，广为集纳追踪报道和相关信息，全面报道事件始末，极大地丰富了新闻的外延和背景资料，让读者充分享受新闻盛筵。由此可见网络媒体简直就是一个浩瀚的新闻数据库。

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传统媒体版面的信息量是完全不能满足现在社会受众的需要的，而网络新闻一条链接就很轻松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网络新闻的超链接方式使网络新闻的内容具有无限的扩展性与丰富性。只要是有帮助的信息，便可以放在互联网上，而不会受到别的限制。信息空间完全不受三维空间的限制，阅读者可以选择激活某一构想的引申部分，也可以完全不理睬。整个文字结构仿佛是一个复杂的分子模型，大量信息可以被重新组合。

三 易检性

网络新闻海量信息的持久性决定了它的易检性，它使得网络新闻具备了过刊查询和资料检索功能。广播、电视具有转瞬即逝的特点，一旦错过时间，通常就很难再听到、看到同一内容;想查看报纸以前的报道，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网络新闻突破了这种时间限制，网民在网上可以随时按日期查看一家网络媒体的旧闻，也可以很方便地输入关键词进行资料检索。如新华网在首页就专门辟出“新华社多媒体数据库”和“搜索”两个版块。

四 易读性与趣味性

传播学大师施拉姆曾于1944年提出了一个选择或然率公式来解释受众对媒介的选择概率。这个公式就是“选择的或然率=报偿的保证/费力的程度”。就是传播媒介给受众的信息与受众获取信息的容易程度决定了受众对传媒的选择。网络新闻传播的实现也是如此，如今，易读性和趣味性成为网络新闻传播过程中增大受众选择概率的必然因素。

所谓易读性，是指受众在阅读和理解一段文字时能顺利理解文章所表达出来的意思。网络新闻遵循了三个“宜短”原则，即“文章宜短”“段落宜短”“句子宜短”，使网络新闻中人们对语言的支配，变得自由宽容了许多。

增加网络新闻被受众选择的概率只有易读性还不够，于是趣味性就被增加进来，成为网络新闻吸引眼球的另一重要法宝。在快节奏的现实生活中，扫描式阅读已经成为网络新闻阅读的主要方式。如果新闻中没有醒目的关键词，没有清晰的提示与标识，没有引人注意的种种细节，就难以抓住读者飞速运行的眼球。

网络新闻融合了文字、声音、图像、动画，视频等多种有声有色、图文并茂的表现手段，以超文本、超媒体方式组织、表现新闻信息，用户阅读新闻内容时可方便地进行跳转。尤其在静态视觉信息中增加了动画和视频图像、文字等大量的动态信息，全面刺激着受众的视觉感官。多媒体技术的运用使网络新闻更直观、更形象、更生动，趣味性表现无遗。

五 全球性

互联网的全球互联决定了网络新闻传播的全球性。传统媒介中一些知名的大公司也不敢说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能接受到公司的新闻信息。因为毕竟这些传统的媒介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国家的控制，但是网络新闻就不一样，任何国家的传播者只要将电脑接入互联网就能将想的信息放在网上，“网络传播无国界”，网络新闻在传播空间理论上没有国家和地区的限制。世界上任何一个网站登载的内容，都可供全球网民访问、浏览和下载。同样，世界上任何一个具备上网条件的地方，均可轻松浏览全球的新闻网站。全球性，使一些网络媒体“走出国门”的同时，也提升了全球影响力。

网络新闻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有许多问题摆在新闻工作者的面前，各个方面需要大量研究，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承诺开放ICP领域，网络新闻将面临史上最多的机遇与挑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我国的网络新闻媒体应当发挥自身优势，进一步加强管理，营造良好的传播氛围，强化自身的新闻传播能力，从而能在将来的网络新闻大战中处于不败之地。

新闻传播教育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广告教育 广告学 本科课程 海峡两岸

课程是教学得以实现的重要依托。课程设置决定性地影响着培养对象的定位，是教育质量和目标实现的关键环节。

自1983年6月中国大陆设立广告学专业①至今，广告学教育课程体系在近30年的历程中不断得到完善，课程设置基本稳步的沿用，为我国广告业界培养了大批人才。但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不少争议和问题，面临着不少挑战。台湾在1983年由辅仁大学设立了广告学专业②，两岸成立广告学专业的时间几乎同时，但背景不太相同，大陆正值改革开放，而台湾已经有了较多年的经济发展基础,所以两岸广告学专业的发展会有一定差异。

鉴于此，本文通过对中国大陆与台湾高校广告学课程设置比较，从课程的整体规划、课程的分配比例、学界教育与业界实务的接轨、授课模式等方面对广告人才的培养问题展开讨论，期望通过比较，发现一些两岸的广告学课程设置优劣势，互相取长补短，共同发展进步。

一、研究背景

1、大陆广告学本科办学模式基本情况

中国大陆开办广告学专业是从综合性大学新闻传播学科中起步的。1983年大陆最早的广告教育诞生在新闻传播系，其课程设置主要参考香港及海外等校的课程设置体系，在师资力量、实践教学和课程设置等方面都具有其优势，从而一直沿续至今。中国大陆广告学专业总体是以新闻传播型为主导，以新闻传播学广告专业课程设置模式为基础进行发展。据2009年不完全统计，开办广告学专业的院校已发展到三百多所，如果包括民办的广告院校，至少在四百所左右③。目前已不仅在综合性大学新闻传播学科开办广告学专业，也有商业财经院校、师范大学、影视学院、理工大学、民族大学、农业大学和艺术学院开办了这一专业，最终形成了三大主要的办学模式即新闻传播型、商业经贸型和艺术设计型④。

本文的研究主要立足于新闻传播学广告专业课程设置模式，在此基础上期望对其它办学模式以借鉴。

2、台湾广告学本科办学模式基本情况

我国台湾地区广告业的发展比内地早20多年，号称华人广告教育的“先行者”，其课程参考美国阿拉巴马大学（University of Alabama）、伊利诺大学（University of lllinois）、西北大学（Northwest University ）等校的课程设置体系⑤。其在师资力量、实践教学和课程设置等方面都具有优势。从时间上看中国台湾广告学教育的起步与大陆基本同步，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正式的广告学专业教育，开办广告学专业也是从综合性大学新闻传播学科中起步的，但台湾有经济起步发展时间长的背景。早在1957年政治大学新闻系就开设了“广告学概论”⑥。同时，1964年由业界自动发起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广告研讨会在台北市金华街政大公企中心举行。台湾第一本有关广告学的教科书是王德馨1963年所著的《广告学》,这使得台湾广告教育发展跨上了新的台阶。1968年，台湾第一个广告科系开办，醒吾商专二年制“商业广告科”成立，并于四届后停办。1971年中华文化学院的“中华学术院”创建了“广告研究所”，并于第二年举办了为期三天的“台湾第一节电视广告研讨会”，于1975年出版了“广告学刊”的第一期。这些早期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先锋作用，为台湾广告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加快了广告教育的发展步伐。1983年辅仁大学设立了广告学专业，这标志了台湾广告学教育的正式启程（与大陆成立广告学专业同在1983年，时间不相上下）。台湾的广告学教育也是从综合性大学新闻传播学科中起步，发展有传播学院模式、管理学院模式、艺术学院模式，主要还是以新闻传播学广告学和商学院的商业经贸型广告学模式为主导和较为完善。

二、两岸广告学本科课程体系比较

本文的课程设置的研究对象样本主要以中国大陆南北方两所代表院校和台湾较早成立广告学专业的两所代表性院校⑦：下文中分别以中国大陆A校、B校；台湾方面A校、B校来表示。分别从四个方面进行比较：培养目标、课程整体结构及分配比例、课程设置内容、学界教育与业界实务的接轨、授课模式等。

1、两岸广告学本科培养目标比较

从海峡两岸广告学专业课程培养目标对比中可以发现，关于广告人才的培养目标各学校有所不同，但从整体上来看，实质上可归纳为两种：一是迎合当前大学教育的通识教育的要求，培养宽口径、重基础的通才；二是强调专业性突出的“专才”。两岸广告专业的培养模式都开始从单一目标走向目标的多元化与多样化。台湾高校重视培养通用性广告人才，注重实务型人才的培养，并且培养的目标定位比较清晰明确。台湾A校广告传播学系培养目标尤为鲜明：始终秉持着“理论与实务并重”的基本信念体现其办学特色。台湾B校广告学系三大学群：广告企划学程、公共关系学程、跨媒体创作学程设置了细化的培养目标，大陆广告传播学系广告专业具体人才方向的培养还不够细化。

2、两岸广告学本科课程设置结构比较

我们将大陆与台湾高校学院开设的课程结构进行简单对比：中国大陆A校必修课程为45门、选修课程为11门；大陆B校必修课达50门，选修课为26门；台湾方面A校必修课38门，选修课53门，台湾方面B校必修课40门，选修课77门；两岸在选修课和必修课课程数量上面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台湾值得借鉴的经验有：比较鼓励学生选修本细分专业外的课程以丰富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有针对性的增加某一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台湾高校将广告课程按各自不同学群将传统广告课程进行归类，明确学群的培养重点，在这方面就显得我国大陆高校在广告专业培养方面过于笼统。

文化艺术课程板块比较：两岸高校在开设文化艺术板块方面都存在一定的欠缺，对文学、美学、艺术等方面的课程开设的比较少，不能全面展现出该板块的要求。在新闻传播广告学专业可以大胆尝试加强文学、美学、艺术、艺术设计等方面的课程，使得学生根据兴趣灵活地选择自己的发展空间，真正实现博采众长的“专才”与“通才”的结合。

3、广告学课程的实践创新

目前台湾广告教育正在向重视实践教学方向发展。学校开设了“工作坊”，工作坊中，亦使用现代视觉的影片和投影片，并加入空间、声音、文字、动作、灯光等元素，学生可以从参与工作坊工作中激发创意并得到宝贵的工作经验，使他们对广告或公关行业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使课堂学习与实践相辅相成。此外，为保证学生能够将课堂所学知识与实践结合，台湾很多广告系都聘请广告界资深实务人士担任教学任务。

相比较而言，大陆广告教学中还普遍存在理论教学多，实践教学少的问题，目前正在引起重视。如大陆A校就提出“理论顶天，实践立地”的理念，并坚持理论教学是基础，实践教学是提升，两者相得益彰。在大陆广告专业课程教学改革中，广告学专业的教学创新，可总结归纳为以下几种：实战教学、专业大赛和广告实习等。

实战教学：“广告工作坊”等准公司的实践机构，给学生以更多的实践机会和空间；模拟广告公司运作也是实战教学的重要方式之一，以补充实习基地空间有限的不足。这种工作坊可以让学生在进入企业之前先了解企业工作的流程与运作，能够为以后顺利走进工作岗位奠定基础，也充分符合现在企业“招之即用之”的现状。

广告专业大赛：专业性赛事是指在业内有一定影响的广告节、广告奖一类的大赛，学校内部所进行的赛事不包含在内。一般面对大学生的专业性赛事比较典型的有：大陆方面的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中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节学院奖，台湾方面的时报广告金犊奖等。鼓励学生参加大型的相关赛事，从创意到执行对学生进行系统培训并始终贯穿参赛过程，这是有效落实这是一个教学相长的好机会，可以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加强沟通能力、表达能力，并磨练学生的心理素质。

广告实习：坚持校企联合、系企联合，与企业建立固定的实习基地，让学生能够在广告公司得到充分实习的机会。实现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的互动，使教学方式多样化、立体化，紧跟上广告事业的发展趋势。

结语

台湾的广告课程设置体系虽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体有许多大陆需要学习的地方，如课程培养目标的鲜明和细化、通识教育的权重、重视营销类课程、重视设计创新、重视与业界的沟通、教学方式的创新等等方面，对大陆高校有所启示。大陆高校目前广告学教育虽存在着诸多缺憾，但总体发展势头良好，队伍不断壮大，且不少高校在发展中探索新的改革卓有成效，在与国际接轨的进程中，我们建议大陆高校：进一步加大通识教育的成分、优化广告学科结构改革、重视营销类和公关类课程、重视艺术创造教育、改善课程结构、广告教学方式的革新。新的时代日新月异，如何更有效培养人才，仍是广告教育界需要不断讨论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①陈培爱：《中外广告史新编》[M].第四章，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②黄深动，《我国广告教育之展望》[J/OL]，《商学学报》，1995：114-115

③李涛、孙平，《对当代广告教育教学的再认识》[J].《科教文汇（上半月）》，2006，11：86-87

④赖建都：《台湾广告教育回顾与前瞻》[M].台湾政治大学广告学系出版2007：16-17

⑤林玉体，《台湾教育面貌四十年》[M]．台北：《自立晚报》，1987

⑥郭良文，《第三届中国广告教育论坛上的发言》，《深圳大学》，2010-11

⑦卢星星，《广告学本科课程设置研究》[J]．研究生毕业论文，2011-4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