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手段论文范文

法律手段论文范文第1篇

很久以来，人们习惯地把行政机关不正确地称为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如果不是从与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检察、审判机关相比较的角度，即不是把国家权力机关称为立法机关、把国家检察机关和国家审判机关称为司法机关的话，把国家行政机关说成是从事国家行政管理的国家机关，则似乎是无可非议的。但如果从与国家权力机关、国家检察机关和国家审判机关相比较的角度来看，把国家行政机关说成是进行国家行政管理的机关则是不正确的。这种不正确的说法，导致了许多错误的或想当然的观念，即尽管行政机关是由与其他国家机关相同的、有血有肉的工作人员组成的，尽管国家检察、审判机关中专权、违法的现象也并不少见，但行政机关似乎成了“天生”的不讲法、不守法和专横、武断的代表，从而形成了行政法上所谓的“控权论”。其实，国家行政机关是执法机关。我国《宪法》第85、105条明文规定，我国的最高行政机关即国务院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地方国家行政机关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执行机关，就是执行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律、法规和决议的国家机关，也就是执法机关。行政机关的任务，就是主动、持续地去执行法律规范，调整各种利益关系，实现立法的意图或法律规范的目的。这不同于司法。司法的任务在于适用法律，即运用法律处理各种利益纠纷，具有被动性，以“不告不理”为原则（如果没有纠纷或没有告发，就不能去“挖掘”纠纷或动员告发，因此目前所谓的“司法提前介入”是不正确的）。行政机关作为一种执法机关，只能以“效率优先，兼顾公正”为原则；而国家权力机关作为一种立法机关或表达意志的机关、法院作为一种司法机关，则只能以“公正优先，兼顾效率”为原则。

法的实施需要相应的手段。人们习惯地把法的实施手段分为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并习惯地将行政机关所采用的以命令和服从为特点的手段称为行政手段。我认为，这也是一种不正确的法律观念，容易导致三种手段之间的互相对立，经济手段的变质和异化，也容易导致人们把行政手段想象成专断的手段，还造成了行政机关缩手缩脚、不敢放手执法、片面依赖于司法机关的“法律手段”的被动局面。总之，将行政手段排除在法律手段之外，是不利于行政权威的维护和运用的。其实，这种分类从逻辑上看并没有科学、统一的分类标准，是违反分类规则的。从法学上看，凡是依法实施的手段都是法律手段，依法实施的“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也是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具体表现为审批和许可、稽查和征收、奖励和处罚及各种强制措施等。这些手段是法律赋于行政机关实施的一种法律手段，而不是行政机关自行设定和实施的人治手段。这种“行政手段”之所以以命令和服从为特点，归根结蒂是由行政法的基础即一定层次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决定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是一种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在这个矛盾中，公共利益是第一位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支配着个人利益。这种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利益关系，决定着作为公共利益代表者的行政机关具有命令和强制权，个人利益的主体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当然应服从行政机关的命令。否则，政府权威、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就无从谈起，社会也将是一个无政府社会。同志指出：“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各种适当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1]

总之，行政机关是执法机关，“行政手段”是法律手段。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应以“效率优先，兼顾公正”为原则，用足各种法律手段，大胆执法。

二、依法运用法律手段

（一）基层国家机关的主要任务是依法运用法律手段城市的区级国家机关是我国的基层国家机关，主要任务在于充分地运用法律、法规和规章所提供的各种法律手段，加强行政执法的力度，并总结经验教训，为上级国家机关创设法律手段提供事实基础。相反，区级国家机关的主要任务不在于创设各种法律手段，即使创设了也不一定合法。这是因为，根据《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条例》和《行政处罚法》等的规定，行政行为的作出应以法律、法规和规章为依据或参照。这就意味着，只有法律、法规和规章所创设的法律手段，才有可能是合法的法律手段。因此，区级国家机关应从“文山会海”中解放出来，把精力集中到如何加强执法的力度上来。那种一谈到加强执法，就召开会议、发几个文件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试图以此创造出某些执法手段来的努力也是徒劳无益的。

（二）依法运用法律手段的基本要求行政机关运用法律手段应符合法律的要求，即应依法运用法律手段，这是依法治国的具体要求。

“依法”的“法”，是指法律、法规和规章。行政机关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采用法律手段只能以法律、法规和规章为依据。根据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对上级机关的决议、决定、指示、命令和通知等也应执行，也是行政执法的依据。但这些决议、命令等本身必须合法，否则是无效的，就不应执行，因为该“上级”的级别不可能超过制定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并且，只有当这些决议、命令等已向社会公布，有关的法律规范是一种准用性法律规范时，这些决议、命令等才能作为依据。对那些以地方保护和部门垄断为目的的命令和指示等，更应予抵制。只有这样，才能维护法制的尊严和统一。

依法运用法律手段，不仅要求法律手段的运用应符合法律规范的字面含义，而且还应符合立法的本意或法律的目的。我们不能有意或无意地利用法律规范的字面含义来违背立法的目的。否则，就是了。

依法运用法律手段，还意味着行政机关运用法律手段的权限和内容、程序和形式都应合法。权限合法，是指行政机关在运用法律手段时不得超越职权和。内容合法，是指在行政执法中，行政机关所认定的主要事实要清楚，所确定的权利义务要真正符合公共利益。程序和形式合法，是指行政机关所运用法律手段应符合法定的程序和形式。我们可把权限和内容合法统称为实质上的合法；把程序和形式上的合法统称为形式上的合法。以往，我们的经验是很重视实质上的合法，对此仍应予保持。但从现在起，我认为我们对形式上的合法也应予以充分的重视。这是因为，形式上的合法是最基本的要求之一，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形式上的合法能促进和保障实质上合法的实现；合法的实质就要求具有合法的形式，否则，实质上的合法性就会受到怀疑和攻击。

（三）依法运用法律手段的例外法律规范的制定是以例常情况为基础的，因而就不适用于特殊的例外情况。当例外情况出现时，仍教条或机械地按法律规范执法，并不符合立法的目的，反而违反了立法的目的、损害了公共利益，因此并不能认为是依法办事。这时，就应根据公共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要求来变通法律规范的执行。但这种变通应得到事先的批准；在紧急情况下，事先来不及办理批准手续的，在事后应得到追认或确认。否则，任意的变通，会造成行政专横。

三、关于特殊手段的运用

行政法律手段是一种以命令和服从为特点的，是不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同意或接受为条件的手段，即具有鲜明强制性的手段。从单个的行政执法来说，这种手段是必要的，这种手段的运用也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从总体上说，政府的存在及运行有赖于公众的信任、理解与合作。行政法律手段的普遍运用，日积月累，就会使公众产生抵触和不满情绪，从而降低政府在公众中的威信，损害政府的形象。为此，从本世纪、特别是本世纪中叶以来，各国的行政执法除充分运用法律手段外，还广泛采用了一些特殊手段。这些特殊手段主要是行政合同和行政指导。它们与一般的行政法律手段相比，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强制性较弱，主要是设法取得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自觉履行；二是性质不甚明确，到底是不是法律手段或法律行为，是不是行政法律手段，在理论上有较大的争论。但从法学上说，行政指导等手段即使不是法律手段，由于并没有强制规定公民等的权利义务，是允许由行政机关实施的。在西方国家，之所以广泛采用这类手段，是为了骗取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与合作，树立自己良好的“服务”形象，巩固其统治。这些手段在我国也是可以采用的，以便政府与人民间建立起真正的信任与合作关系，沟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同志早就指出，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应多采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2]

行政合同是指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职责而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订立的合同。它的订立与民事合同的订立一样，是以自愿、诚实信用和意思表示一致为原则的。因此，这种方式有利于公众的接受、信任与合作，从而有利于行政职责的圆满实现，增强行政效益。但它的订立又与民事合同的订立不同，并不都是以等价、有偿为原则的；它的履行也与民事合同的履行不同，行政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有权单方面解除或变更该合同（当然，这种变更和解除权也是有条件的，并应承担损失补偿责任）。但是，以行政合同履行行政职责并不是行政执法的一般方式，而是例外方式。并且，行政机关只有在认为以行政合同方式履行职责更为有利于公共利益时才能以行政合同代替行政法律手段。因此，以行政合同实现行政职责并不影响行政权威和公共利益。目前，我国在行政执法实践中一样行政合同的情况并不少见，只是还没有按行政合同来规范和认定而已。例如，我国计划生育、环境卫生和社会秩序等领域的各种各样的责任制，就属于行政合同的范畴，即行政担保合同或行政保证合同，只是目前还不规范，还没有提高到行政合同法制的高度。又如，国有土地有偿出让合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租赁合同、粮食定购合同和公共工程合同等，都是行政合同，只是没有被认定为行政合同而被认定为经济合同罢了。其实，把行政合同认定为经济合同并按经济合同来处理在法律上是错误的，使行政机关被降格为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相等的地位，使公共利益被置于与个人利益同等的地位，对法律的实施和公共利益的维护是非常不利的。

行政指导是行政机关以号召、倡导、鼓励、引导、劝导、告诫、建议、说服教育等形式来实施法律的一种手段。它不具有强制性，不能直接产生法律效果，因此是不是一种法律手段在国内外行政法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这种手段对沟通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取得公众对实现行政职责的配合与信任，具有重要的价值。并且，这种手段符合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同时，这种手段也为我国《宪法》所确认。《宪法》第8、9条分别规定：“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在单行法律、法规中，有关行政指导的规定更多。因此，行政指导的广泛运用是合法和可行的。但应当注意的是，行政指导的实现取决于公民等的接受和合作，公民等也有权不接受这种指导。行政机关不能把行政指导变成行政强制，对不接受行政指导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能给予行政处罚等制裁。对是否予以制裁，仍应按有关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规定进行认定。同时，行政机关也不能一味地强调说服教育等行政指导手段。对通过行政指导手段难以实现而依法又必须实现的职责，应依法运用法律手段予以及时实现。否则，行政权威和公共利益是难以维护和保障的。

注释：

法律手段论文范文第2篇

随着建筑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和开放，建筑企业所追求的目标不仅是质量好、工期短、业主满意，同时还追求投入少、产出大，企业获利丰厚的建筑产品。但目前建筑市场处于买方市场的情况下，承发包交易中过度向发包人倾斜，承包人处于不利地位，承担过多的法律风险，如合同条款风险、安全风险、工期风险、资金风险等等，一旦风险发生，损失是巨大的。一些建筑企业因为法律意识不强，缺乏运用法律手段管理项目，不能对存在的法律风险进行有效控制，往往容易被牵着鼻子走，在出现法律纠纷后又不知所措，不仅造成巨大损失，企业的名誉、形象也受到严重影响。为此，建筑企在工程项目管理过程中，懂得并能熟练运用法律进行风险控制是大势所趋，也是势在必行。本文将对我们建筑企业在工程建设和管理中易发生的法律风险和法律纠纷进行分析，进而探索在工程管理中如何有效运用法律对风险的控制。

一、必须明确建筑法律关系及其重要性

（一）什么是建筑法律，建筑法律关系。广义的建筑法律是指国家权力机关或其它授权的行政机关制定的，旨在调整国家及其有关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公民之间在建设活动中或建设行政管理活动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法规的总称。狭义的建筑法律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在本文中的建筑法律是指广义的建筑法律。建筑法律一般属于行政法或经济法范围，调整工程建设活动和建筑关系的法律、法规规定主要有：《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筑业资质管理规定》、《建筑业资质等级标准》（试行）、《建筑安装工程总分包实施办法》、《建设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价格管理暂行规定》等，另外一些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有时也能成为建筑法律的一部分。

建筑法律关系即建设关系，就是发生在各种建设活动中的社会关系，如建设活动中的行政管理关系，建设活动中的合同关系，建设活动中的经济协作关系，建设活动中的民事关系。

（二）建筑法律的重要性。众所周知，法律作为人类社会一个重要的调节手段，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无处不在，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保障。建筑活动不同于一般生产活动，耗资巨大，建设周期长，生产场地移动，生产条件艰苦，社会影响广泛，与人民生命财产相关。《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筑业资质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是国家从法律上对建筑活动实施统一的管理，从投资体制、价格政策、市场机制等多方面予以保障，规范指导建设行为，保护合法建设行为，处罚违法建设行为。为建筑业深化改革，振兴发展，发挥支柱产业作用创造了良好的法律条件。有利于加强对建筑活动的管理，依法行政，规范承发包行为，建立健康、效能、有序、统一的市场秩序，保证建设工程的质量和安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虽然我国用以调整建筑关系的法律还不完备，但在对现实案例的分析来看，建筑企业在工程建设管理中学懂用精建筑法律，对加强施工管理，创造工程效益，减少法律纠纷带来的损失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项目管理中一些潜在的法律风险

我们建筑企业在工程建设和管理中与国家行政机关、发包方（业主）、中介机构、金融机构或其它经济实体的业务交往活动，主要靠法律来调整。在工程项目管理中若不注重法律的作用，潜在的法律风险就会会愈积愈多，法律纠纷也会接踵而至，不但耗费我们大量的人力物力，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建筑企业的正常经营和发展。下面就简要谈谈在工程项目管理中一些易潜伏的法律风险。

（一）、对国家制定的法律缺乏了解或吃得不透。在合同关系中，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对某些条款进行合意，意思表示一致后可以达成和约。同样，建筑法律关系中，由于建筑标的涉及公共利益甚至国家安全，建筑关系各方都要受到国家许多强制性法律的约束。国家用以调整建筑法律关系的法律法规对工程项目立项、参与工程建设的主体、工程安全质量标准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建筑关系各方必须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订立各种合同。建筑企业若对国家建筑法律缺乏了解或吃得不透就有可能因为违反法律规定受到法律的制裁。

（二）对合同订立把关不严。工程施工合同是建筑企业一切风险的源头，如果合同“先天不足”，势必会造成项目实施中的被动。合同签订后发生的许多问题，如工程质量问题、工程款拖欠问题、原材料价格问题等，大多与当初签订工程施工合同条款时把关不严有关。

1、资信审查不到位。在订立工程合同前，对合同相对方（不论是发包方还是劳务方）的资信审查是必须的，也是基础性的工作，这一点，我们大多数建筑企业还是相当重视的，但迫于竞争等因素，在实际操作中，没有做到仔细审查。发包方资信的瑕疵可能会导致我们不能及时得到应得的工程款，劳务方的资信瑕疵可能使我们不能有效管理劳务队伍，工程质量、安全得不到保障等等。因对方的资信不良而造成法律纠纷，我们始终都是受害者。

2、签订工程承包合同忽视特别条款。大多数承包单位在与建设单位签订合同的过程中，双方就工程承包范围、价款、工程款支付、工期、质量等级达成一致后，通常的做法是套用一个现成的标准合同文本，或在当地普遍适用的合同示范文本上填空并签字。实际上这种做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十分不利的，为今后维权埋下了重大隐患。当然，这并不是说以示范合同文本为基础设立合同毫不可取，而是此中存在一个针对具体项目设定特别合同条款的问题。无论合同示范文本或现有法律规定，都是在考虑了一般工程承包活动中共性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所作出的原则规定。在工程承包合同的签订中，如果双方当事人不能结合个案实际对其加以细化和补充，往往造成签订的合同漏洞多、争议多。另外，对于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的项目，合同中如果不对这种特殊性作出必要的考虑，就难以顺利履行，引发争端的概率就会增多，而且会加大解决问题的难度。

3、付款条件不明确。若付款条件不明，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是否成就难以证明，则容易成为维权障碍。如在一些分包合同纠纷案例中，分包合同约定质保金的支付以总承包商取得业主出具的合格证为前提条件。分包商施工完毕后，虽单项工程已经竣工，整个工程甚至也已投入使用，但总承包商一直以未取得业主出具的合格证，质保金的付款条件尚未成就为理由，拒绝向分包商支付质保金。

4、盲目采用低价策略。一些建筑公司为了能够在招标中中标，采取低价投标策略。但是在实际施工中，因价格等因素的影响，建筑公司感到工程利润空间较小，便与发包方协商调整合同价格，要求多支付工程款。这便很容易被发包商以建筑公司意图变更合同行为的违法性，到法院得到法庭的采纳。非但建筑企业的正当权益得不到维护，还还会被追究违约责任。

5、被业主拖欠工程款。被业主（建设方）拖欠承包工程款（包括垫资款）等各类资金已是目前建筑企业面临着的一个重大经济问题，造成拖欠的因素很多，主要原因有：一是建设单位的行为不规范。许多建设单位把拖欠承包工程款作为经营手段，通过拖欠承包工程款把大量风险转嫁给建筑企业，导致拖欠问题日益严重；二是由于建筑行业是劳动密集型、管理密集型行业，门槛较低，造成建筑市场“僧多粥少”的情况十分严重，市场供求的失衡导致了业主和承包商的市场地位不平等、交易条件不公平，形成拖欠。三是一些建筑业企业内部管理不善，造成工期的拖延，有的还发生了质量隐患，引发了合同纠纷，给建设单位拖欠承包工程款提供了借口。

（三）在履约过程中的法律风险。除了上述在订立合同中容易产生法律纠纷的情形外，在履约过程中有许多潜在的法律风险，如：项目履行中各方明示代表外的其他人的行为效力；合同单方解除权的行使条件与程序；在合同中怎样有效设定特别生效条款或承包方式；工程窝工状况下工效下降的计算方式及损失赔偿范围；工程停建、缓建，中间停工时的退场、现场保护、工程移交、结算方法和损失赔偿范围；工程进度款拖欠情况下的工期处理；工程中间交验或建设单位提前使用工程部分的保修问题；合同外工程量的计价原则和签订程序；建设单位原因造成工程结算竣工验收延期情况下的工程结算程序和法律责任；工程款结算的具体程序等等。

三、工程建设和项目管理中如何有效进行法律风险的控制

施工企业在工程建设和管理中的风险很多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不能左右市场风险、自然灾害、政策风险等给我们建筑企业带来的潜在危险。但是我们建筑企业自身有能力通过自身努力来减少甚至化解风险因素。其中在项目管理中加强法律手段的运用，维护建筑企业正当利益、减少法律纠纷，就是重要的方法。

（一）以法律武装建筑企业。近年来建筑企业的法律纠纷的代价是沉重的，教训是深刻的，其原因就是我们建筑企业法律意识淡薄、不懂法律、不懂得运用法律。前车之鉴，我们要以法律武装自己，运用法律避免法律风险，保持施工正常进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我们应该努力做到：一是企业领导要高度重视法律的宣传教育。建立起长期有效的法律学习制度，定期开展法律讲堂，着重对与工程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学习，提高企业整体法律意识和知识。二是要设立专职或兼职的企业法务人员，条件成熟可以组建企业法务部门，专门处理公司法律事务。三是纪检监察部门工作中要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行使监督职能，要对工程建设和管理中有可能产生法律风险的领域加强过程监督，主要是运用法律对合同的订立、合同的履行等方面进行事前监督，更好的发挥纪检监察的监督作用。

（二）把好合同签订关。合同是双方履行义务的重要的书面依据，也是解决双方争议的最重要的证据，一场官司的输赢往往在签订合同时就已经决定了，所以说“官司打得好，不

如合同签得好”所谓合同签得好是指合同条款约定明确，双方意思表示清楚，文字内容无歧义。而我们的具体业务人员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往往凭借自己的理解和经验参加合同的谈判和拟订，再加之合同双方一开始合作时关系都比较好，往往在一些问题上抹不开情面不好意思较真，所以难免有考虑不周和失误之处。发生纠纷打起官司来就很被动，最终吃亏的还是我们。因此必须把好合同签订关。如何把好这一关，我认为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坚持利益原则。利益原则不仅是合同谈判和签订的基本原则，而且是整个合同管理和工程项目管理的基本原则。放弃权力等于自残，合利则动，背利则滞，是我们任何建筑企业都应坚持的原则。业主与承包商在法律上是平等的，承包商有权签订一个平等互惠的合同条款，这是承包商减少或转移风险所坚持的最基本原则。授标后商签的合同，业主也不能随便毁约。承包商可以以法为据、晓之以理，陈述利害说服业主修订某些过于苛刻的或本来不合理的条件，增加保证承包商权益的条款，使合同比较优惠或有利，风险较少，合同双方责权利关系比较平衡，尽量减少苛刻的、单方面的约束性条款，实现承包商签订一个有利合同的目标。

2、成立高效的合同谈判班子。让熟知和精通合同的专业人员参与商签合同，这是降低合同风险，签订有利合同的人才保证。大中型建设合同一般都由业主负责起草，业主聘请有经验的法律专家和工程咨询顾问起草合同，使合同质量很高，其中隐含了大量的不利于承包商的风险责任条款和业主的反索赔条款。这就要求承包工程的施工单位必须具备既懂工程技术，又懂法律，既懂经营管理，又懂造价、财务的综合素质谈判人员，才能保证在合同谈判中处于一种智力均衡，信息对称的状态，增加谈判的力量，提高风险识别能力。

3、多方面严格把审查关。尤其是要审查施工合同是否合法，业主的审批手续是否完备健全，合同是否需要公证和批准；合同是否完整无误，包括合同文件的完备和合同条款的完备；合同是否采取了示范文本，与其对照有无差异；合同双方责任和权益是否失衡，确定如何制约；合同实施会带来什么后果，完不成的法律责任是什么以及如何补救；双方合同的理解是否一致，发现歧义及时沟通等等。

4、善于合理分配潜在的条款风险。在策略安排上，施工企业应善于在合同中限制风险和转移风险，达到风险在双方中合理分配。承包方对于业主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免除责任的条款应认真研究，切忌轻易接受业主的免除条款。否则，合同履行中业主就有可能引用所谓法律障碍和合同依据为借口，对承包方的损失拒绝补偿，并应用免除条款对其拒绝付款推卸责任，承包方将会遭受重大经济损失。由此，对业主的风险责任条款一定要规定得具体明确。

5、谨防发包方设置软条款。软条款是指合同一方掌握关键权力，另一方能否顺利履行，取决于掌握关键权力的一方，该条款对于弱势一方而言即为软条款，软条款实质上就是合同陷阱。比如，合同不规定发包方审核工程量的期限和批准付款的期限，开工日期过于刚性，顺延工期的条件过于苛刻等。工程合同是一种特别需要双方相互协作的合同，对发包方的任何一项协作内容，如果不规定期限，就有可能成为工期索赔的陷阱。另外，工程内容和范围如果不明确，也有可能成为工期索赔的陷阱。

6、合同的一切内容必须书面化。一字千金，而非一诺千金。双方商讨的结果，做出的决定，或对方的承诺，只有写入合同，或双方签署文字意见才算确定。合同的签订需要字斟句酌，只有把每一项活动存在的风险降到最低，才能获得最大的收益。

（三）履行合同时依法维权。

1、提高法律风险防范意识。建设合同金额大、周期长、内容多、法律关系复杂等自身特点决定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容易产生纠纷，加强合同管理，可以尽可能的消除隐患，减少纠纷的发生，但不可能杜绝纠纷。所以，任何工程发生纠纷都是正常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在履行合同的时候，在纠纷发生前以及纠纷发生后提高防范意识，争取占据有利主动的地位，最大限度地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因此必须在履行合同时要提高防范意识。公司相应的管理职能部门和施工现场管理人员要有防范意识，要恪守职责，勤勉谨慎，小心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和工作职责。

2、管好签字的人和笔。我们一定要教育和管理好我们派出签字的人，他们手中的笔重千斤，他们签的字值万金，他们在工程上所签的一切文件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签字一定要慎重，决不可签人情字、糊涂字。采取的最好是将工程中签字的权利相对集中，签字需要授权，没有经授权就不能签字，并且签字的人根据工作需要越少越好，这应当形成我们建筑企业的一项制度严格执行。

3、不轻易承诺或被承诺。在施工过程中合同双方的任何往来，都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切不可以轻信对方口头表态和承诺，凡是口头上承诺而又拒绝采用书面形式的，一定是不可靠的，也是日后产生纠纷风险的所在。同时，要坚持原则，不能轻易表态或承诺，更不可以随便给对方出具涉书面材料。

4、依法索赔，合理转移风险。由于一些不可预测的风险总是存在的，因而合同中始终存在一定的缺陷，双方的责权利不可能绝对平衡，承包人就存在一定的风险。因此对不可预测风险的发生，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推行索赔制度是转移风险的有效方法，尽可能把风险降到最低程度。在实际工程中，索赔是双向的，承包人可以向业主索赔，业主也可以向承包人索赔，但业主索赔处理比较方便。相反，承包人向业主索赔处理较为困难。作为承包人要增强市场意识、法律意识、合同意识、管理意识、经济效益意识外，更关键的是要学会科学的索赔方法。科学的索赔方法在于承包人必须熟悉索赔业务，注意索赔策略和方法，严格要求按合同规定要求的程度提出索赔，努力促进索赔制度得到健康地开展，把开展索赔工作成为合理合法的转移工程风险的主要手段。

法律手段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龙头企业＋农户”；机会主义行为；博弈分析

引言

随着我国农业产业化进程的推进，“龙头企业＋农户”的农业经营模式在各省市不断发展。但是，这种经营模式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违约问题，较高的违约率一直制约着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进程。违约主要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龙头企业违约。当龙头企业在面对宏观经济不景气或企业自身经营管理较差时，会选择单方面更改合约，侵蚀农户利益以最大化自身利益。二是农户违约。例如，当农户面对市场价格明显高于合同约定的收购价格时，可能会选择将农产品私自出售而违约。现实中，由于龙头企业具备信息技术等优势而地位明显高于农户，因此龙头企业违约的概率也明显大于农户。以下以四川省白羽肉鸡产业化养殖中的某龙头企业为例，利用博弈论分析农业产业化中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契约关系。

理论综述

1.理论定义

龙头企业是指在某个行业中，对同行业的其他企业具有很深的影响、号召力和一定的示范、引导作用，并对该地区、该行业或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这里所讲的龙头企业是指公司企业，即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形成的、符合现代大生产专业化分工，按照现代企业组织形式建立起来的资金雄厚、辐射面广、带动力强的企业或者企业集团，在农业产业化生产组织形式中起着主导作用。“龙头企业＋农户”又称为“公司＋农户”组织模式，是指龙头企业与农户通过签订农产品远期交割合同，事先约定双方交易的数量、质量与价格问题，从而形成契约关系。在不改变现有的农户家庭经营的前提下，通过“公司＋农户”模式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传统农业的分散经营方式，形成专业化生产、区域化布局和社会化服务，使分散的农产品生产汇聚成为规模化的农产品生产基地，改善农业生产的组织管理和规模效益，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并通过这种模式进一步开展农产品的深加工和跨区域销售，节省分散农户走向市场的交易费用，实现农产品的加工增值和流通增值，促使传统农业走向产业化道路。

2.文献综述

农业产业化的概念最早是由哈佛大学商学院的高德伯格在1957年定义，其相关问题在国外有相当长的发展时间，研究已较为成熟。在我国被称为农业产业化的概念，与国外的“农业综合经营”基本相同。国外的学者主要是从农业产业化的纵向协调方面来分析农产品的生产与分销。迈厄尔和琼斯在1963年提出“农业纵向协调”这一概念，其后约斯考与格里格等人利用新制度经济学与交易费用原理进行研究。关于公司加农户模式中的契约问题，萨托里乌斯和科斯坦指出，这种模式的稳定发展需要较多的龙头企业，以防止企业的垄断，同时还应加强农户的合作以及成立农业合作组织以增强其话语权。国内学者对农业产业化中龙头企业与农户关系的研究内容主要有：陈灿等（2011）从供应链管理的角度研究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合作关系，实证结果发现，龙头企业对农户的关系治理包括信任、互惠、互动强度、伦理4个因素，其中前3个因素直接促进了企业合作满意度的提高。刘凤芹（2003）运用不完全契约理论进行研究，得出违约率高的主要原因是合约的不完全性，提出通过规范合约与加大违约后的处罚力度能有效降低违约率。还有些学者从如何改进“龙头企业＋农户”的关系模式方面进行研究。比如，“龙头企业＋政府＋农户”“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等创新模式。对违约的研究，更多学者偏向于农户违约的研究。比如，当市场价格高于合同约定价格时，农户选择违约。而在本研究的案例中，由于白羽肉鸡的养殖技术具有较强的资产专用性，一旦农户投入大量资本，农户选择违约的概率非常小。同时由于龙头企业占据强势地位，更为常见的是龙头企业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频繁更改合约，损害农户利益的行为。

龙头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案例

四川省某龙头企业在与农户合作过程中，该企业依靠自身的强势地位，时常隐性违约。具体来说，该企业故意拖欠农户养鸡款。调查发现，许多农户养鸡款已被该企业拖欠半年以上；同时，信息严重不对称导致该企业在决定农户养鸡利润方面拥有绝对话语权。农户在向该企业交鸡时，该企业会对农户养鸡的料肉比、鸡肉质量、药用情况等作一系列考核。但是这些考核指标农户完全不了解，每次只有被动地等待该企业的考核结果，而每次的考核结果对农户的利润影响重大，有时甚至因为考核不达标而让农户向该企业赔钱。在该企业与农户的合作关系中，由于资产、技术上的专用性问题，农户投入资本后，只能被动接受该企业的安排，几乎没有话语权。如今与该企业合作的众多农户基本都处于被其拖欠养鸡款、养鸡利润越来越少甚至亏损的状态。

龙头企业违约的博弈分析

假设龙头企业履约的收益为E0，违约带来的收益增加值为b。当该企业违约时农户寻求法律手段使其收益下降到E1，农户寻求法律手段的概率为p（0＜p＜1），该企业因违约造成的其他罚款、声誉损失为C。因此，该企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时的期望收益为：E＝（E0＋b）×（1－p）＋（E1－C）×p。该企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条件为：（E0＋b）×（1－p）＋（E1－C）×p＞E0。整理此式可得：C＋E0－E1＞b×(1÷p－1)。公式的右边为贝克尔和斯蒂格勒（GaryBecker、G.Stigler，1974）所称的腐败诱因，它是按照一定概率计算的腐败的私人收益。在本模型中，左边可看作龙头企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受到法律制裁的成本。当龙头企业违约时的期望收益大于履约时的期望收益时，龙头企业便会选择违约。在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博弈支付矩阵中，龙头企业的策略为{违约，不违约}，农户的策略为{沉默，寻求法律手段}。假设龙头企业不违约时农户的收益为E2，而当龙头企业违约时，农户利益受损为C1,农户采取法律手段的成本为C2，龙头企业违约的概率为q（0＜p＜1），农户对龙头企业机会主义行为寻求法律手段的概率为p（0＜p＜1），因此支付矩阵如下表所示：当龙头企业违约，农户选择寻求法律手段时，龙头企业的收益为E1－C，农户的收益为E2－C2＋C；当龙头企业违约而农户选择沉默时，龙头企业的收益为E0＋b，农户的收益为原初始收益E2减去龙头企业违约带来的损失C1；当龙头企业履约，农户选择寻求法律手段时，龙头企业的收益为E0，而农户的收益为E2－C2；当龙头企业履约，农户选择沉默时，龙头企业的收益为E0，农户的收益为E2。再求解纳什均衡：对龙头企业而言：违约时的期望收益为：E违＝p×（E1－C）＋(1-P)×（E0＋b），履约时的期望收益为E0。纳什均衡条件为：E违＝E0，化简可得：p＝b÷（C＋E0＋b－E1）。对p求d的一阶导数可得：dp÷db＝（C＋E0－E1）÷(C＋E0－E1＋b)2＞0，故p为b的增函数，即当每单位龙头企业机会主义带来的收益b的增大，农户选择法律手段的概率也会增大。其中：E0－E1为龙头企业违约后农户寻求法律手段龙头企业所受到的惩罚，当惩罚力度增大时，农户选择寻求法律手段的概率p减小。对农户而言，农户寻求法律手段的期望收益为：E法＝（E2－C2＋C）×q＋（E2－C2）×（1－q）。农户选择沉默的期望收益为：E沉＝（E2－C1）×q＋E2×（1－q）。纳什均衡条件为E法＝E沉，化简可得：q＝C2÷（C1＋C）。可见，q为C2的增函数，C1与C的减函数，即当农户寻求法律手段的成本C2越高，龙头企业违约的概率q越大；当龙头企业违约给农户带来的损失越大或者龙头企业因违约造成的其他罚款、声誉损失越大时，龙头企业违约的概率q越小。

结论与建议

在上述博弈中，理论上可通过加大对龙头企业违约后的惩罚力度、降低农户寻求法律手段的成本，降低龙头企业违约的概率。但根据对实际案例的调查发现，由于在农村地区法律诉讼成本很高，因此农户在龙头企业违约后选择寻求法律手段的概率非常小。因此，要降低订单农业中龙头企业违约的概率，还需要采取其他方式。

1.推进龙头企业股份制改革

（1）IPO注册制改革政策的落实指日可待，为推进龙头企业股份制改革增添了动力。随着该项政策的落实，我国的证券市场将吸纳不同规模的企业，以往无法依靠证券市场融资的龙头企业，在该项政策落实后，龙头企业应着手准备上市，通过上市获得融资，建立股份制企业。（2）要吸引当地农户入股，将龙头企业与农户结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龙头企业通过农户所占公司股份向农户分享企业经营利润。龙头企业定期向农户公开财务信息，以打破目前龙头企业与农户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农户也能根据龙头企业的实际经营绩效了解企业合理的利润分配信息。

2.完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

农业产业化的顺利推进，必定需要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1）要加大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宣传力度，让农民认识到加入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好处。（2）建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必须明确产权关系。产权的界定能够促进市场交易的进行，而明晰的产权关系有助于市场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产权的不明晰将导致市场效率低下。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要明晰产权，并不意味着要将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资产细分到各个农户，而规范的管理与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显得更为重要。在最为重要的利润分配问题上，要调节好各个农户的利润分配关系，做到风险共担、利润共享，以减少农户在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中的“搭便车”行为。通过运作完善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能大幅度提高农户对龙头企业的话语权，降低龙头企业违约的概率。

3.完善政府服务体系

（1）政府要对农业产业化模式中龙头企业与农户加大扶持力度，在税收、信贷方面给予两者政策优惠，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也帮助农户以较低的成本获取贷款以发展农业。（2）随着市场交易不断扩大，面对纷繁复杂的市场交易信息，需要政府及时建立农业信息系统，帮助企业与农户及时获取最新农业信息。（3）在农业产业化进程中，解决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合作关系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政府完善法律法规，使龙头企业与农户违约时能受到相应的惩罚，并且能以较低的交易费用获得违约方的违约金。政府完善法律法规不仅是有完备的法律，更重要的是法律执行过程是否简便。复杂的诉讼程序导致的较高诉讼费用，也会使利益受损方选择沉默，而影响整个产业链的生产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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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刘云龙，谢水清.龙头企业＋农户的农村合作经济模式下的角色博弈研究[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61－63．

法律手段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利益平衡 出版发行 法律原则 适用

法律是对社会主体行为进行调整的规范的总和，对于维护各方合法权益和实现利益平衡的过程中法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必须通过法律途径对各类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调节。法律的价值在于公平正义，其决定了法律可以解决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纠纷，实现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有利于解决社会矛盾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法律规定的局限性、法律效果的有限性，导致在解决各类利益主体之间矛盾关系之时具体法律规定无法直接对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进行调节，此时必须适用法律原则实现对利益关系的调节，使各方利益达到平衡，在当前出版发行中利益冲突加剧的趋势下，也同样需要适用法律原则平衡各方利益。

当前出版发行中利益冲突呈现加剧趋势

党的十报告要求：“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事业”，将出版发行事业作为我国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予以高度重视。当前我国学术研究快速发展，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渠道，而相应地学术期刊数量虽然得到增长，但无法完全满足研究者的需要，导致了的需求和学术期刊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越发凸显，从而造成了期刊、作者和第三方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现有法律法规无法调节三者之间利益冲突的现象时有发生，给维护权利主体合法权益带来了现实困难，不利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各方利益的平衡。类似问题在出版发行界其他方面广泛存在，为此，在法律法规难以及时跟上现实发展需要的形势下，从利益平衡的视角出发，通过法律原则实现各方利益平衡，维护各方合法权益，促进出版发行事业健康发展。

数字化出版模式下的出版发行利益冲突问题在当前越发突出，直接导致整个出版发行行业中各方利益冲突问题呈加剧趋势。数字信息技术极大地方便了作品的传播，但是却导致了知识产权保护的难度，通过数字化形式侵犯他人合法版权的行为逐步增多，给著作权保护造成了极大损害。在数字化出版的时代，著作权人的安全感受到了严峻挑战，越来越多的著作权人试图通过法律救济的途径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但是法律规定的滞后性给侵权者提供了侵权的空间，随着新的侵权形态的不断出现，著作权人难以适用现有法律条文保护自身权益的情形时有发生，侵权者和著作权人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信息网络的传播极大地方便公众查阅相关资料，由于更多的民众通过网络下载所需图书资料，购买纸质出版资料的读者越来越少，引发了著作权人和民众之间的利益冲突。

此外，数字化出版背景下，著作权人和使用者之间、创作者和传播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呈现加剧趋势，给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带来了诸多问题。

出版发行中的各方利益与平衡

我国出版发行是文化产业发展重要内容，出版发行事业事关我国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在当今社会建设中充当重要角色。在出版发行中，同样具有利益分配的问题，涉及政府、出版发行单位、消费者、作者等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纷繁复杂，需要通过国家政策尤其是法律制度进行干预以维持利益平衡关系。

虽然我国目前的包括著作权法在内的知识产权法正在逐步完善，但是出版发行事业的快速发展导致相关法制严重滞后，无法通过具体法律对出版发行中产生的一些利益冲突问题进行有效调整，尤其是在网络环境下出版发行过程中出现许多新型疑难问题，这些问题在法律的规定上尚属“空白”，有些新产生的出版发行矛盾纠纷按照法律规定属于法院受理的范围，但是法院受理之后却找不到进行判决的具体依据。

很显然，我们不能因为法律没有具体规定而不解决出版发行中的纠纷，否则必然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不利影响，给出版发行事业造成严重危害。为此，出版发行事业作为我国目前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才是促进出版事业健康有序发展的长远考量。

市场、政策和法律的手段是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对出版发行事业中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同样不例外地需要这三种手段。在市场手段方面，目前我国正在开展的新闻出版单位的改制，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市场手段对出版发行中的利益关系进行调节，但是由于出版发行事关党和国家政策的良好宣传、事关学术研究的发展，所以市场手段对出版发行的调节仅仅只能局限于一定范围，不宜完全推向市场；在政策手段方面，主要是国家还未制定法律之前通过制定政策调节出版发行关系；在法律手段方面，因为法律的滞后性和出版发行事业快速发展之间的矛盾，要有效调节出版发行中的利益关系，就不能仅仅依靠已经的具体法律条文，不能仅仅通过立法的方式进行“事后调节”。

在法律条文不健全以及具体法律未能及时跟上形势发展的状况下，明确科学的法律原则是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前提，对于出版发行事业同样如此。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础性原理，为法律规则的制定以及法治的实施提供综合性的原理和规则。也就是说法律原则是立法、执法和司法均要遵循的原理。按照法理学的一般观点，在穷尽了法律规则而无法解决具体社会关系问题的时候，可以适用法律原则解决问题、调节关系，法院同样可以按照法律原则而非具体的法律条文对案件进行处理。确立科学的法律原则，在处理法律条文没有相应规定的情形下，能够有效确定权利主体及其义务，有利于调节出版发行中的利益关系，通过法律原则的调整促进出版发行事业的健康、持续、和谐发展。

出版发行中法律原则的具体适用

出版发行中公平公正原则的适用。公平公正是开展一切法律活动和其他社会政治活动最基本的原则，同时也是所有民主国家的应然要求。在民主政治国家，国家权利属于全体人民，我国的一切权利也属于人民，为此，全体公民在自己的国家之内享有同等的权利，在出版发行中同样要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这就要求我国的出版发行单位要让全体作者获得同等的出版机会。我国宪法规定，我国公民享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出版权是宪法赋予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民能否平等地享受到出版权事关其基本人权是否得到保障。公民出版权能否得到公平实现，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民主、开放、文明和法治的重要准绳。

在目前我国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要实现公民出版发行中的平等权利，就需要以公平公正作为法律原则，对相关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科学的构建，对全体作者公平对待，使公民享受到平等的出版发行权，实现公民有效进行思想见解的交流，促进我国文化事业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对公民的出版自由，出版发行单位具有天然的法律责任，出版发行单位具有公平公正对待一切作者的义务。比如，对于学术期刊而言，对是否刊用某位作者的学术论文应当是依据论文的质量、学术价值来评判，按照作者的官职、身份来确定是否刊用其学术文章是有违公平公正原则的。但是，编辑人员同样具有主观性，在决定是否刊用某作者的学术论文的过程中无形中也可能受到作者身份、地位的影响，为此，学术期刊以及其他相应出版发行机构可以建立匿名审稿机制，以确保公民在出版发行中公平公正原则得到体现。出版发行单位应当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建立审稿机制以及其他方面的一系列机制，在作者履行了法定义务的前提下，对其出版发行权予以保障，而对于非法干涉出版发行单位开展工作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应当依法追究其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

出版发行中法律地位平等原则的适用。我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由此决定了我国公民在出版发行中的法律地位平等，具体表现为作者、出版发行单位、消费者以及其他相关主体之间具有平等的法律关系，在履行法律规定义务前提下，同时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

出版发行中的各主体之间要相互尊重，要尊重彼此的意愿，不能违背对方的真实意愿而开展出版发行工作。出版发行单位和作者之间的约稿、投稿、刊发、编辑修改等全部过程均需在著作权法范围内依法开展，在著作权法没有具体规定时按照当事主体法律地位平等的原则确定权利义务关系。出版发行过程中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主要以民事法律关系为主，而政府对出版发行单位依法开展的监督则属行政法律关系。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主体法律地位平等是民事法律的最基本原则，出版发行中的约稿、投稿、出版合同、编辑稿件、出版刊发稿件、稿酬支付等均属于典型的民事法律关系，应在此过程中使当事者法律地位平等的原则得到相应体现。

作者在投稿过程中不得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地位等损害出版发行单位的权利，不得干涉出版发行单位依法开展工作。现实中除了部分作者以自己的特殊身份谋求出版发行利益外，还有部分作者学术造假、抄袭他人学术成果。比如，高校教授抄袭论文的事件已有多起经方舟子曝料后查证属实，学术造假、抄袭论文的劣行不仅损害了作者、作者所在学校的形象，而且给刊用其论文的刊物造成了负面影响。同时，出版发行单位亦须充分尊重和保护作者的修改权、署名权、作品完整权等权利，不得通过其优势地位制定损害作者权益的规定。然而在事实上，由于出版发行单位和作者之间的供求关系较为紧张，目前许多作者需要发表文章和出版发行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实际地位上的不平等。

正是因为如此，一方面需要行政权的介入，依据法律规定强化监督管理，同时，出版发行单位要切实加强自律，维护彼此之间的平等关系，促进出版发行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此外，还需要通过法律原则的适用对不同出版发行单位之间的平等关系进行保护，同时调节和保障消费者和出版发行单位之间的平等关系，地方执法部门要平等执法、公正司法，杜绝执法、司法中的不公现象，坚决避免出版发行中的地方保护主义。

出版发行中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适用。禁止权力滥用是法律上的一个重要概念，其由古罗马法发展而来，经历了法的观念、判例法、成文法再到法律原则的过程。目前，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是各国民法、行政法、刑法等各部门法的法律原则，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体现在具体民事主体不得以不正当的关系行使权利而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我国《宪法》第二章关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此条规定即是对禁止权力滥用原则的表述。在我国法律和制度框架下，任何主体合法行使权利都应当受到保护。

在出版发行中必须坚持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也就是出版发行的相关主体行使权利不得超过必要限度，不能对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其他主体的利益造成侵害，在依法行使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法定义务，如果超过法定职权而行使权利或者只行使权利不履行法定义务，均构成权利的滥用。比如，我国法律规定出版发行单位有出版权、发行权，公民也具有出版权、言论自由权，但是必须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出版宣扬暴力、色情的内容，也就是不得侵害国家的、民众的文化利益。出版发行过程中，不同主体均拥有相应权利，但法律不可能对如何行使权利进行过于细致的规定，此时，可以依据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进行判断。

出版发行中适用法律原则不得侵害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是针对私人利益而言的，公共利益并不是全体私人利益的叠加，而是一个抽象概念，体现的是一种价值取向，不能因为私人利益而影响到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为此，公共利益至上的原则是立法、执法、司法过程中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在适用公平公正、法律地位平等和禁止权利滥用等原则对出版发行中各主体利益关系进行调节的过程中，不得侵害公共利益，如果适用上述原则可以调节、平衡利益关系，但侵害公共利益的，应排除适用上述法律原则，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先。这表明，在调节出版发行过程中主体利益之间发生的利益冲突时，无法以具体法律条文进行调节，应当适用法律原则来调节；如果适用法律原则将侵害公共利益，则必须放弃法律原则的适用，在此，法律原则的适用和公共利益之间了冲突。因为公共利益（包括社会效益、国家利益）是更大的法益，所以公共利益原则应当成为出版发行中最为重要的法律原则，除非适用其他法律原则调节出版发行利益关系是符合公共利益需求的，否则禁止适用。比如，在我国出版发行单位出版某类图书的过程中，各类主体之间发生了利益冲突，需要适用法律原则进行调节，但是经过审查之后发现所出版的图书有损社会主义公益，是主义的，则应禁止适用法律原则调节和平衡其利益关系，甚至还需要采取行政或司法措施予以追究责任。我国的出版发行单位在开展工作过程中要坚持把公共利益和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使出版发行事业成为文化知识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生力军。

适用法律原则平衡出版发行利益的程序

出版发行中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诸多问题，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将利益平衡原则作为立法的重要指导思想。利益平衡也是法律规范的基本精神之一，是对司法实践进行正确操作和运作的根本准则之一，无论法律如何修改，利益平衡原则始终贯穿其中。我们必须健全完善出版发行法律规则，遵循出版发行法律原则，以此有效保护知识产权者的合法利益，同时又保护期刊出版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知识文化的更好传播，实现知识产权在社会发展中的功能作用，不断创造新的知识财富和精神财富，推进出版发行事业的健康和谐发展。

在通过法律手段对出版发行中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调节和平衡的过程中，应按照如下程序进行处理：首先，法律条文有明确规定的，依据法律条文处理，这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客观要求；其次，法律规定在穷尽了法律规则无法调节社会关系时，可以适用法律原则进行处理，所以，法律条文无明确规定的，依据公平公正原则、法律地位平等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处理；最后，如果适用上述法律原则将侵害公共利益，排除适用法律原则，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先。在适用法律原则平衡出版发行中利益关系取得成功经验后，国家应及时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今后遇到类似利益冲突时就能依据具体法律条文进行调节。

【作者分别为保定学院副教授，保定学院讲师】

法律手段论文范文第5篇

想让身心轻松点一边说抓素质教育，一边是愈演愈烈的“择校”、“择师”风，许多教师反映，压力太大，一天从早到晚都在工作，夜里加班加点，没有周末、节假日，得不到真正的休息。以前学生一放假，老师就轻松了，时间全是自己的，现在放不放假都是马不停蹄，各种培训班研修班数都数不过来。新的一年，希望能潜心教学，不必为杂事所累，能有一些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身体和心理都能轻松一点。培训真正学到东西

许多教师反映，培训班挺多，还要签到，但有时学的内容不能直接用上。何况，一边上课，一边还要惦记着班上的事，继续教育、培训问题，容易流于形式。教师们期待在有限的资金和客观条件下，可以根据教师的需求，安排时间，提供真正的学习机会，引导教师成长。

职称评定更合理一些为了评职称，挑灯写论文。这么多的老师，这么多的论文，有多少是真正有意义的？那么多的材料谁能保证一点水分都没有？教师们呼吁建立公平的职称评估机制，淡化学历与职称，取消外语考试，看重教师的实际水平，建立公平的教师评估机制。尤其建议取消流于形式化的教师职称论文。

我能不能少受点“伤”孩子在学校与同学发生打斗，家长来了，先打老师，老师能还手吗？老师的权利谁保障？农村老师不比城里老师轻松，收入少也就罢了，能不能到手都成问题，老师的心能不受伤？许多教师建议，应该用法律手段保护教师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权益，比如《教师法》应明确工资问题，直接由国家统拨。

关于学生

让学生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许多教师建议，国家真正通过法律把儿童的休息权落实，制定严格的作息制度，严格作息时间，不能额外加课和所谓的补习，一旦违反，要追究相关法律责任。让我们的孩子做到“该上学的时间上学，该放学的时间放学”。

让学生学会尊重生命

虽然目前国家对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非常重视，但是教师们普遍认为，由于高考制度没有改变，学校的措施也非常不得力。许多教师建议，应该在课程设置上增加品德培养、生命教育课的内容，培养学生对生命和他人的必要尊重。同时，对于学生影响巨大的电台、电视台等媒体视听环境也要规范，更多关注未成年人生活的社会大环境。

法律手段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关键词：市场信用构筑

论文摘要：市场经济的运作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之上的，正是从这一点上讲，我们说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因此，对好的信用行为进行扶持和鼓励，使其更好地发展，而对不讲信用的行为要进行打击、抑制，从而以法治的手段逐步建立起一个诚信、可靠、负责任的信用社会。

一、笔者认为，在当前解决市场信用缺失问题的最迫切最直接有效也是最根本的办法是法律手段的有效构筑以及构筑之后的切实实施。从西方市场经济发展已有的实践经验来看，我们必须认同“市场经济既是法治经济，也是道德经济”的说法，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所借鉴的一个基本思路。

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性的具体审视从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基本理论出发，我们当然承认人性是一个多维的结构，因为我们的现实人性所处的社会关系是多维的。以这一理解来看，从经济关系出发对人作“经济人”的设定和从道德关系出发对人作“道德人”的设定无疑都是合理的。必须指出的是，从来没有抽象的人性，一旦我们具体以市场经济的现实关系来审视人性，那么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就是，“经济人”的角色是被市场经济关系所首先预置的。也就是说，相比于“道德人”而言，“经济人”更体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性之本质。我们认为，在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对生产经营主体作过多的利他主义的道德教化是缺乏现实根基的，我们所要做的仅仅是，让市场活动主体这种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不犯规。而这正是靠法律的段来完成的。法能够以自己强制性和威慑力实行对“经济人”行为的有效规范。道德的良知与觉悟在以谋利为天性的市场行为中往往显得乏力，或者我们至少可以说，它缺乏普通的约束力。因此，我们强调对市场行为的法治约束。这可以说是我们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须拥有的一个基本的法哲学理念。

我们今天所或缺的正是一种法治理念。只要我们透过市场信用缺失的诸多表象，就可以发现，从本质上讲，我们的确太缺乏维护市场信用的法治理念了。因此，在国民教育中尽快确立这样一种规范和限制人性的法治理念是我们解决市场信用失却的认知前提。

二、建构整体互动的法规体系以履行

市场信用。从当前市场经济实践中凸现出来的问题看，要重建良好的市场信用，除了普遍确立限制人性的法治理念外，还需要一个充分体现这一理念的具体的比较完整的法规体系的互动组合。这个完整的互动的法规体系要具体地确立，主要涉及如下几方面内容：

第一、必须进一步完善规范市场规制定者的法规。可以肯定地说，政府是市场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市场规则制定者的行为本身需要严格规范。政府组织，政府行为，政府工作程序等都需要法治化。在完整的市场经济国家里，这方面的法规大致包括中央政府组织法、地方自治法、行政诉讼法、行政程序法、信息公开法、制规基本法、行业协会法等。我们强调这方面法规的完善是重要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当前市场信用的缺失，首先往往表现在政府公信力还存在某些欠缺。而这方面的法规的欠缺对政府行为的信用问题就形不成制约。于是，暗箱操作、朝令夕改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的家常便饭，有些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甚至直接加剧了信用缺失的局面。

第二、要进一步完善规范市场主体资格的法规。市场经济活动的法律主体是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的在法律地位上完全平等和独立的自然人或法人。在这方面需要加强和完善的法律有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合作社法、中小企业促进法等。

第三、必须进一步完善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法规。我们要制定和完善合同法、物权法、债权法、票据法、保险法、证券交易法、动产担保交易法、房地产交易法、期货交易等。在当前尤其需要在市场法规中应当引入产品责任保险机制，充分发挥保险机制在防假打假中的作用。在这方面，国外的一些做法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譬如在挪威等国家，药品的生产者从法规上就规定必须强行加入药品责任协会，投保药品责任险。而且，这一要求同样适用于药品的进口者。政府通过颁布法规，规定对某种进口药品的保险，或作出对进口的特别规定。也就意味着，从事销售药品的生产者和进口者，为了能从事这种生产与进El活动，必须依法加入药品生产者和进口者协会。这一要求还适用于由于其开发药品的工作而有义务规定投保的其他人。

第四、进一步完善规范市场秩序的法规。在当前急需要制定和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反倾销法等。因此，不论其属于哪个领域；尽可能地适用于所有从事商业易的实体，而不论其所有制和法律形式。法规要以保护自由平等的市场竞争为己任。它使市场的经济主体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具有限制着对方控制该市场中实行交易条件的能力。

三、有关信用在经济生活中的意义，马克斯．韦伯有一句著名的话“信用就是金钱”。因此，市场信用一直被视为市场经济运作的基石，是市场有序化的基本保证。没有信用就没有市场。

法律手段论文范文第7篇

关于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问题

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特点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是提高全民法律素质，而重中之重是要提高领导干部法律素质。在新的形势下，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备较高的法律素质，才能肩负起领导责任，做好工作。本文对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问题谈点肤浅认识。一、法律素质是新时期对领导干部的客观要求同志指出：学习和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努力提高各级领导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的本领，这是新时期党对各级领导干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保证深化改革，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要求。这一精辟论述，对我们理解新时期提高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重要性、紧迫性具有深刻的意义。首先是深入学习运用邓小平理论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五大确定了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而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是邓小平理论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就指引我们国家逐步走上法治之路，它也是我们依法治国的理论基础。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首先就是要学习邓小平法制理论。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一方面，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是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理论支柱，对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的深切领会，有利于确立民主理念和法治观念；另一方面，依法治理工作的推进，又有赖于以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为思想武器。其次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还是政府的宏观调控，都需要法律法规的规范、实施、引导、制约和保障。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扩大对外贸易，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开拓多种形式的合作和交流，处理涉外关系，无一离不开国际法律、规定、原则和惯例。因此，不具备一定法律素质和理论的领导干部，是难以担负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重任的。第三是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的内在要求。把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变成地方的法规规章，使其成为广大人民的行为规范；以依法治理为龙头，协调立法、依法行政、司法、普法、监督和法律服务等各个工作环节；党组织自觉地在宪法及法律法规的范围内活动；领导工作中的决策方式、议事规则、工作方法等逐步制度化、规范化等等，都体现了党要善于运用法律手段来管理国家事务，这也相应对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提出了新要求。第四是健全人民民主制度的本质要求。要求领导干部善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挥工青妇等组织的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作用；扩大基层民主；推进居民自治等，做好这些工作都需要法律素质为保障。同时，随着法制建设进程的深入，领导对象的状况也发生了变化。一是越来越多非公经济实体出现，作为行政管理的相对人，靠行政命令已难奏效，只有靠法律引导和规范。二是公民对权力的崇尚已转变为对法律的遵守。三是生产关系的表述已相当程度上显示为法律关系，法律在人际关系中的协调规范作用越来越大。试想，领导干部法律素质若不能棋高一着，何以实践三个代表中的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呢？第五是改变目前少数领导干部法律素质不尽人意状况的现实要求。经过三个五年的普法，广大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有较大的提高，但又不能估计过高。当前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有：少数干部对学法用法的认识尚待提高；有的同志缺乏基本法制理论和法律知识，学习自觉性不高；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制度化、规范化有待完善；由于历史原因，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的法律功底并不深厚，很难说大部分同志已掌握法律知识并能熟练运用法律的手段了。二、领导干部应具有怎样的法律素质对公民来说，法律素质的构成是了解必备的法律知识、树立必需的法律意识、掌握必要的用法途径。而对领导干部而言，就是应具备较高的法律素质。可这样表述：掌握必需的法律知识、确立崇高的法律意识、通晓必要的用法途径。领导干部必须掌握履行领导职责需要的法律知识。对领导干部来说，学习法律知识，一是法律知识面要广，除宪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刑法、社会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的基本知识外，还要着重掌握上述法律部门中有关指导思想、立法依据、基本原则以及行政、组织、管理方面的规定；二是更深入。对法律精神的理解更深刻，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学习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法学基本理论、立法理论等内容；三是要专业。熟知与领导工作密切相关和本系统的专业法律法规；四是要务实。结合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学习和思考国企改革、中国入世、科学兴国和可持续发展、维护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法制建设课题。领导干部必须牢固确立崇高的法律意识。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和心理的总称。领导干部树立法律意识，首先在于认清法的本质和作用，特别要注意防止把党的政策与法律对立起来，充分发挥法在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中的作用；其次要善于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工作中的变和制定法律法规工作中的定的关系，使现行法律体系的长期效应与短期效应更好地结合 起来。同时，逐步改变法律滞后于改革、发展、稳定的状况，促使改革、发展、稳定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再次是对法律的评价和解释方面，要善于历史地、客观地、辩证地观察和思考，以做出正确的决断，使法律手段的运用与其它手段的运用更为科学合理；最后也是最根本的是法治观念的增强。法律意识中最核心的是弘扬法治精神，使依法治国的意识成为领导干部的根本理念、追求和信仰之一。领导干部要树立如下法治观念：宪法和法律有极大权威的观念；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观念；法大于权的观念；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观念；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观念；权力必须受到制约的观念和程序法并重的观念等等。在此基础上，把遇到问题学法、重大决策依法、开展工作合法、处理问题靠法作为推进各项工作的基本思路和基本习惯。领导干部必须善于通过法律途径实施领导。在宏观上，要善于把领导意图通过法定程序变成法律、法规、规章乃至政府的规范性文件，通过加强对依法治理的领导，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思路贯串于法律、法规、规章的实施中；在工作手段上，要在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的过程中，更多地引导广大群众步入法律途径和运用法律手段；在工作要求上，应明确各级组织都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员要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在具体操作中，可以聘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可以强化内部法制工作机构，可以在决策前听取法学专家、学者和司法工作者的论证意见等等。三、怎样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法律素质中最重要的是法律意识。领导干部要把着眼点和切入点放在增强法律意识上，把掌握必需的法律知识作为前提，把增强法律能力，自如地运用法律手段作为衡量学法成果的标准。首先是提高认识。同志在谈及领导干部学法用法时，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务必加强对法律和法学知识的学习，努力掌握和提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本领，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带动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全社会形成学法、用法的良好风气，为坚持依法治国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这一论述给我们有三点启示：一是领导干部是推进依法治国的能动因素，把众多的法律法规内化成为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才能推进法治的进程。不具备较高的法律素质，就有可能失去领导资格；二是新时期领导干部在领导对象、领导内容、领导原则、领导手段、领导目标、领导方法等面临着诸多变化，归根结底是民主法制建设方面的人治向法治的转变。三是领导干部还须以自己的率先垂范、身先士卒去带领、引导、指导广大群众去认真实施法律法规，这是依法治国的前提条件。其次要落实措施。首先确定任务。领导干部学习的重点应该是：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和关于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论述及法学基本理论；新颁布法律法规中与领导工作相关的内容要及时补充更新；宪法和基本法律中与领导工作相关的知识；探索研究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关的法制保障课题。其次巩固阵地。传统的学习中心组、举办法制讲座、党校干校开设法制课三大阵地要不断巩固，并加强党校作为法制培训主阵地建设。再次丰富形式。部分单位已探索了不少领导干部学习法律知识、考核巩固学习成果的做法，如：举办法制培训专题班；进行法律知识测验或考核；列入述学内容；撰写法制论文；对任命的领导干部进行任前法律知识考试；7、对政府组成人员届中法律知识测试；举办以领导干部为主体的法律专业专科、本科、研究生班；规定自学内容并辅以必要的考查等等，都可视情推广。最后健全制度。如学习制度、责任制度、考核制度、督查制度、评比制度，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再次坚持学用结合。要着重为领导干部提高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的提高上下功夫、花气力。就法制宣传教育的主管部门而言，衡量和检验领导干部学法成效的标准是法制宣传教育同法治实践结合的状况，在树典型、评先进方面，依法治理的好坏应具有一票否决制的作用；就领导干部而言，要认清学法同用法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只有在法治实践中才能真正学好法律，也只有认真学习法律法规，才能更好地推进法律法规的实施。所以，要把带着问题学法与通过学法解决问题相结合，真正做到学用并举，学以致用。就学习形式而言，要发挥法治实践本身的教育效应，有利于法律意识的强化，可组织领导干部旁听法院庭审、召开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经验交流会、领导干部带头宣讲法律、通报领导干部依法和违法的正反面典型案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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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手段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战略性新兴产业 政府 作用 市场失灵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升我国自主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总理在中国科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目前我国部署战略性新兴产业与西方发达国家几乎是同步的，从这点看机遇是抓住了。但从实施进展情况看，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一是无序发展，一些地方热衷于铺摊子，重复投入、重复建设；二是缺乏核心技术，许多领域还处于起步和跟踪模仿外国技术阶段；三是条块分割，科技资源分散，产学研脱节。从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与发展角度来分析，纯粹的市场自发模式或纯粹的政府培育模式在现实经济中都是不存在的。现实中新兴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是市场选择和政府政策扶持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政府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理论依据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市场能够在自发运过程中，通过自身力量的调节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是，完全竞争只是一种理想的条件假设，市场经济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固有缺陷，即“市场失灵”。因此，存在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战略性新兴产业反映了国家战略意图，具有一系列区别于传统产业的特点。第一，准公共性。战略性新兴产业直接体现国家安全和公众利益，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对带动经济社会进步、占领国际竞争制高点具有重要意义。第二，外部性。战略性新兴产业属于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由于知识产品的公共属性，新产品进入市场后内置其中的新知识和新技术随之溢出和扩散，并在全社会范围内产生极为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虽然知识产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企业的“寻租”，但市场上仍存在大量“搭便车”行为。第三，高风险性。战略性新兴产业从构想到研发再到商品化和市场化，期间要面临种种风险，包括技术风险、市场风险、金融风险以及管理风险等。上述特点决定了仅仅依靠市场机制的自身调节无法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发展和演进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市场失灵”。政府利用其独特的优势，在市场失灵方面给予了必要的补充。

二、政府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

政府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可以归纳为引导、激励、服务和规范四个方面。

1、引导作用

引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制定规划和计划，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规划和专项计划是政府解决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和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手段。在各地相继出台有关计划的情况下，政府重点应放在顶层设计上，尽快制定出国家层面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规划，在有关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中，要使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重点、战略目标、路线图和时间表更加明确，进一步对产业的发展进行指导。另一方面，政府要给予经费支持，从而降低产业风险，引导企业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或产业化所需经费巨大且投入绩效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企业出于对风险的规避一般不敢贸然进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政府在新兴产业投资领域直接给予经费资助是各国政府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借鉴国外经验，我国政府对新兴产业的经费支持可以从三方面入手：一是直接注入资金资助新兴产业的研发活动；二是发挥政府资金的政策引导作用和杠杆作用，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如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引入风险投资机制，设立创业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信贷基金以及专项贷款，重点支持种子期或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三是发挥政策性金融功能，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贴息、无息贷款和融资担保等等。

2、激励作用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在于知识创造与技术创新，外部动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激励扶持政策。政府可以通过财税政策来激励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发展。如实行财税优惠政策以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研发和消费，制定政府采购政策以拉动国内市场对新兴产业产品的需求等。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尚处于发展初期，技术研发、运营维护成本以及产品价格较高等特点，许多国家均采取了积极的财税优惠政策，同时政府的公共采购政策是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的重要手段。基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践，一方面应将税收优惠政策从生产、销售（或出口）环节向研发环节转移，并进一步加大税收优惠范围和力度。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费用税前抵扣比例，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设备加速折旧，对科研人员从事新兴产业研发获得的各类奖励、津贴等免征个人所得税。另一方面，可以扩大新技术产品财政补贴范围，对电动汽车、生物质能源、医疗器械等一批具有节能、环保、涉及国际民生的新技术和新产品给予消费补贴。同时，当前我国政府应制定新的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公共采购政策，通过预算控制、招投标等形式，引导和鼓励政府部门及其直属企事业单位，优先购买国内自主研发的高新技术设备和产品，通过提高进口产品采购关税等措施限制对进口产品的采购比例，提高中小型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比例和中标率，同时注意鼓励绿色采购。

3、服务作用

（1）制定人才政策，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专业人才储备。专业人才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的新背景下，新一轮的人才争夺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美国、法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先后推出了新的移民政策，重视引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急需人才。当前我国存在一般性人才结构过剩、新兴产业人才匮乏、国际化科技人才稀缺的矛盾。今后科技人才工作的重点应紧密围绕“用得上，引得来，留得住”这一核心，通过制度创新加强新兴产业专业人才储备。积极鼓励高等学校增设与互联网、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环保技术、生物医药等领域相关的新专业。大力推进“”的实施，创新合作模式，从海外引进大批新兴产业领域的专业人才和优秀创新团队。改革和完善创新型人才培养选拔制度，突破以论文和专利为导向的人才评价机制，切实营造出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创新环境。

（2）支持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研发，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后续力量。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研发两者都具有很强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和外部性，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是政府的主要职能，这两者应是政府重点关注的领域。在基础研究环节，我国政府针对不同学科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结构性矛盾突出、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的现状，应作出前瞻性部署，加大基础研究的长周期、持续性投入。一方面成立基础研究基金，引导民间资金投向基础研究；另一方面，通过吸引企业承担国家科技计划、建立企业技术联盟等措施，积极引导企业逐步增加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在共性技术研发环节，政府可以通过资金投入、环境营造等措施，集成科技计划和重大专项等各类资源，加强产业共性技术联合攻关。对于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产业共性技术，政府干预程度和干预方式应表现出差异性。对于基础共性技术的研发主要由国家科研院所承担，政府应给予全额支持。而对于一般共性技术的攻克，政府则主要通过鼓励企业建立技术战略联盟来完成，并相应给予一定比例的资助。

（3）完善中介服务体系，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搭建桥梁。科技中介组织以专业知识、专门技能为基础，与各类创新主体和要素市场建立紧密联系，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的必要保障。要大力提高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必须充分发挥科技中介机构的桥梁作用。政府应当积极主动地承担起健全和完善中介服务体系的责任。一方面，积极吸纳社会力量，重点围绕企业技术创新咨询、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公共科技信息、风险投资等方面发展科技中介机构；另一方面，通过优惠政策等多种途径鼓励现有中介机构不断拓宽业务范围，提高服务水平，加速技术创新成果的商品化和市场化进程。

（4）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硬件环境。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参与国际竞争不可缺少的条件。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是通过系统规划和投资建设实现产业基础设施、产业服务体系的配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硬件环境。例如，针对电动汽车运行的基础设施不成体系问题，建立一定数量的公用充电站，并配备专用电缆及充电桩；针对太阳能发电和风电发电并网遇到的电网基础设施问题，积极部署配电、输电环节的智能电网研发，规划智能电网在我国的应用。

4、规范作用

加强立法，通过立法明确规定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范围、技术标准、发展方向以及相关扶持措施，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法律保障。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品牌意识，并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措施，不断提高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经费投入，加大《知识产权法》、《专利法》的执法力度，打击剽窃、盗版等不正当竞争，对市场环境进行规范，促进企业的公平竞争。与此同时，建立技术标准体系，健全监管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监管机构中人、财、物的投入，积极调动各方，形成监管合力。技术标准是规范生产行为、加快技术进步、推进自主创新、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手段，也是赢得国际竞争优势、占领产业发展制高点的关键要素。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对标准化工作的组织领导，推进新兴产业领域标准体系建设，引导和扶持企业通过自主创新形成高的技术标准，赢得国际竞争话语权。

三、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主要手段

政府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手段主要有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

1、经济手段

经济手段是指人们通过国家和经济组织，利用经济中本身存在的内在联系和物质利益关系来调节控制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手段，是在充分利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引导。经济手段主要包括财政、金融、价格、工资等经济杠杆。

财政杠杆调节经济主要是通过对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调节来实现的。财政收入主要通过税收对经济进行调节。财政支出通过政府直接投资、转移支付和政府预算直接对经济进行调节，配合财政收入，共同完成对经济的调控。

金融杠杆调控经济主要是通过控制货币流量的多少和调节利率的高低来引起经济收缩或扩张。中央银行一方面运用法定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和贴现率三种手段控制流通中货币供应量的变化，预防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另一方面，直接调节利率水平，抑制经济的过快增长或者防止经济衰退。

2、法律手段

法律手段是指政府通过经济立法以规范市场经济活动，进而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的一种手段。用法律手段调控经济可以实现市场经济的规范化和有序化，为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以及健康发展提供法制环境，是对市场机制的一种有力的保障。具体来说，法律手段通过规范市场竞争、界定和保护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和基本经济行为以及规范政府的经济行为，以保障各个主体能均等地分享市场效能，抑制特权对市场机制的破坏。

3、行政手段

行政手段是指政府根据实际形势的需要，通过制定一系列的强制性命令来调节经济活动，进而实现调控目标的一种手段。行政手段以国家的权威为后盾，以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为前提，是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实施的强制性直接干预。行政手段以其快速的、立竿见影式的特点，在特定的阶段能发挥重要作用。

政府运用行政手段还需注意两点：第一，政府对经济的行政干预和调节，要以经济运行的客观需求为依据。第二，政府运用的行政手段也必须是适度的。行政手段的力度不能损害市场机制，否则，市场不能发出真实的信号。在某些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使用行政手段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同时，行政手段的使用必须配合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不可单独使用。

（注：本论文是广东省科技厅课题《广东战略新兴产业的扶持财税政策研究》（项目编号2012B070300082）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J].求是，2011（7）.

[2] 朱迎春：政府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作用[J].中国科技论坛，2011（1）.

[3] 时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政府角色[J].理论参考，2010（11）.

[4] 张蔚：被隐形的美国政府在科技创新中的重大作用[J].国外理论动态，2010（6）.

法律手段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水政执法；队伍建设；措施；存在问题

中图分类号：TV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引言

随着水利建设和水利改革的深入，水事活动中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仍然会出现。面对水事活动中复杂的社会问题，仍要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因此，必须加强对水行政执法工作的领导，把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好，工作责任心强的同志配备到水政监察队伍中来，要转变思想观念，转变工作方法，把水政监察队伍作为水行政主管部门的一个重要职能部门，实现机构落实、人员落实、经费落实、办公设备落实和执法装备落实等，真正做到队伍建设规范化。

l水政执法队伍存在的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法律法规的日益完善．水政执法队伍在执法中暴露出―些问题。

1．1体制不顺，执法管理的职责不明确。水行政执法部门内部处罚职能配置分散．水保、水资源、河道管理，工程管理等的执法工作缺乏协调统一，各行其是，各自为政，推诿扯皮，影响了工作效率。给执法工作和部门形象带来负面影响，造成人员、资金的浪费。当经济利益与执法行为冲突时，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导致，滥罚滥没现象；怕承担责任而放弃执法，出现能管不管、管而不实的现象，使行政管理职能受到影响。

1．2队伍整体索质不高，执法力度不够。执法队伍整体索质取决于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能力素质三个方面。政治素质低的执法人员往往贪图个人利益，作出不正当的行政行为，如滥用行政处罚中的“自由裁最”权。不能维护国家和当事人的利益。业务素质具体表现在行政行为的法律责任上。执法队伍业务素质不硬造成了执法程序不合法，导致水事案件败诉。能力素质主要指执法人员的应变能力，对突发性水事处理、证据保全等都取决于个人的能力素质，执法人员能力不同，对同一具体违法行为作出的处罚结果就不同。部分水政执法人员素质较低，特别是部门机构领导素质低，政策水平、法律水平、执法能力不高，重行为法、轻程序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时有发生。

1.3执法乏力，没形成有效的执法反馈。作为执法基础的硬件不硬，不能开展正常的执法巡查，机动性差，信息不够灵，处理突发水利违法事件的能力不足。申请法院执行，成本高、效率低，难以落实。

以上问题的存在，导致执法管理明显的不足。―些水事违法案件得不到有力打击。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征收水利规费严重不到位。

2、建立以执法责任制为核心的考核管理机制

强化依法行政的责任意识：

1、分解岗位职责，责任明确到人

定岗定责是建立执法责任制的基础，也是对各项目标完成情况考核的依据。采取以岗定责、以责定人等措施，构建完整的岗责体系，结合水政监察工作实际，以书面形式明确每个水政人员的执法职责。做到职责清楚、目标具体、奖惩有据，既不能超越权限、，也不能不作为、。要适当确定主要量化指标，明确工作的侧重点，以保证考核的各项指标落到实处。

2、完善考核标准，开展评议考核

评议考核是实施执法责任制的关键，也是综合考评工作公平、公正的体现。衡量水政监察成效的基本标准是：办案数量要实事求是，既不定硬性办案数量指标，也不能有案不办，压案不办；办案质量、效率高，办案的各个环节符合法律程序；办案重点突出，社会效益良好；办案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到位。没有违法违纪事件的发生。

3、以过错责任追究为手段，加大管理力度，确保文明执法

1、建立追究制度，严格过错追究

责任追究是实施执法责任的保障，是全面提高水行政执法水平的有效途径，没有追究就没有执法责任制的落实，也就谈不上执法水平的提高。对在立案、调查、取证、审理、执行过程中，故意或重大过失，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损害涉案人员合法权益和国家利益的，应当依法追究责任。对拒不执行上级决定的，要按其违法情节、后果以及所处的地位进行责任认定和处罚。需要明确指出的是，过错追究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水平。’

2、加大管理力度，确保文明执法

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依法决策和依法管理能力，努力实现领导方式的转变，用法律手段规范管理水事行为和水事活动。一要文明执法，做到着装整齐，亮证执法；二要廉洁执法，做到廉洁奉公，遵纪自律，务实高效；三要公正执法，做到纪律严明，秉公施政，恪守职责；四要规范执法，做到程序规范，证据确凿，量罚准确；五要严格执法，做到违法必究，有案必查，查必有果。

4、实事求是，狠抓落实，促进水政执法工作健康发展

1、提高思想觉悟，坚定法治观念

水政执法队伍要认清当前执法面临的严峻形势，充分认识当前水事案件违法犯罪活动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一是要正确认识依法治水与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依法治水，文明执法，才能发挥为水利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作用；二是要正确处理推进依法治水过程中治内与治外的关系。依法治水需要守法者自律，护法者自制，但更重要的是执法者自尊。水政执法人员更应该明白自己肩负的责任，以实际行动维护水法的尊严；三是要正确对待监督制约。不受监督的权力必将发生腐败，执法监督是对每一个执法人员的最好保护。

2、明确领导责任。规范水行政执法

推进依法治水，责任在领导，关键靠规范。主管领导负有重大责任。领导对水政工作建设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对水政工作的领导，改善工作条件，创新工作思路，破解工作难题。

3、提高业务素质，增强理论水平

水政工作的特点，要求水政执法人员必须具备较强的业务素质和应变能力。因此。要采取各种切实可行的办法，加强业务学习和培训。一是要使业务学习与提高执法水平相结合，把强化业务素质变为每个水政人员的自觉行动：二是要把业务素质考核与岗位等级挂钩。与目标管理和执法责任制结合，进一步促进整体素质的提高和各项工作的开展；三是水政执法人员担负着处理水事案件、征收水规费、应对行政诉讼等重任，这就要求水行政执法人员必须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表达能力，维护水法规的尊严。

结束语

当前，水行政管理工作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水法律、法规体系，为开展行政执法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水利法规的普及程度和认识水平还不够，必须加强对水法规的宣传力度。水政监察工作要切实担负起依法行政的职责。通过行之有效的途径，努力提高执法能力和执法水平，在依法行政的同时，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使水政监察真正成为一支组织严格、业务熟练、纪律严明、运行有力、充满活力的专职执法队伍，维护正常的水事秩序，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姚峰 浅析运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期刊论文]-科技风2010(8)

[2]周文志 抓好典型工作在基层建设中的意义[期刊论文]-现代企业文化2012(5)

[3] 单祥国 基层建设要在增强"四力"上下功夫[期刊论文]-现代企业文化2008(24)

[4]宋国萍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提升基层建设水平[期刊论文]-中国科技纵横2010(11)

[5]袁伟雄 加强基层央行行政执法队伍建设的思考与建议[期刊论文]-西部金融2010(4)

法律手段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数字图书馆 网络环境 版权问题

中图分类号：G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2-0057-01

由于我国互联网技术起步较晚，网络环境的规范程度有待提高，网络环境下数字图书馆的版权方面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信息的高度共享在给人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大的隐患。笔者认为主要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数字图书馆建设下的版权问题

1.法律法规不够健全

我国对数字图书馆特殊的法律规定不够健全，是造成侵权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网络环境中，图书馆合理使用范围的相对缩小、法律地位的异化都使得与传统出版模式相比，数字图书馆面对着更大的版权责任风险和隐患，因此，对于传统出版业的法规不能完全适用于数字图书馆。

2.图书馆本身运作模式的改变

数字图书馆的发展使得图书、论文可以自由下载，作为一种新兴的出版模式，数字图书馆在管理方面难度更大，与传统的出版业相比，数字图书馆将作品数字化后上载互联网可能带来的问题是，一方面作者难以查找到所有使用自己作品的用户;另一方面，想获得作者授权许可的用户可能由于诸多因素无法联络到作者，这就造成了用户合法使用作者作品的过程繁琐，因此对著作权的保护也更加难以进行。

3.公民的权利意识淡薄

很多人认为将自己的作品放到网上，供别人浏览下载可以展示自己的才华，分享自己的观点;而从网上任意下载自己需要的资料文章也是理所当然的。对著作权缺乏重视，不能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利，是目前网民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也是侵权者有机可乘的重要原因。

二、数字图书馆条件下的版权问题解决方法

1.分清著作权的归属

版权即著作权，版权保护中最重要的元素是著作权，先要确定著作权的归属，才可能有实施方法来有效地保护著作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在中国，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凡是中国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都享有著作权。因此，在数字图书馆建设中通过合法手段明确著作权归属，是解决版权问题的前提条件。

2.建立健全数字出版著作权保护的法律机制

由于当代互联网的发展突飞猛进，而我国在数字图书馆的管理方面经验不足，因此现有的《著作权法》对数字图书馆的相关版权问题的适用存在较多不足，主要适用于传统出版业，对数字图书馆的出版形式的规定不够完善，容易造成不法分子有机可乘，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所以，建立健全数字图书馆著作权保护的法律机制对于整个出版界是尤为重要的。

3.完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

数字图书馆的版权保护可以通过实行集体管理制度，对已经数字化的文字作品进行集体管理。数字图书馆应按照法律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签订相关协议，就可获得几乎所有作品的合法使用权，从而极大地方便了寻找作者，进行诸多交易事由的步骤。因此，为了更好地进行管理，妥善处理著作权问题，相关立法部门应该进一步完善著作权法，制定出更有效更全面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办法，更好地维护公民的著作权。

4.提高著作权人的维权意识

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认识到著作权是自己依法享有不可侵犯的权利，必要时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利，是每个人应该做的。作者本身法律意识的淡薄也是造成数字图书馆中版权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提高法律意识、维权意识是每个人的义务与责任。著作人要有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只有这样才能切实维护著作权，营造安全的网络环境。

5.借鉴学习国外的著作权保护方法

我国的数字图书馆发展起步较晚，而某些发达国家在数字图书馆方面发展时间长，并且在技术、制度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因此借鉴国外的宝贵经验，并与我国网络环境相结合，逐步形成一套完善的数字图书馆管理体系，不失为明智之举。在版权问题的处理中，分析国外的相关案例，借鉴国外的法律法规，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和处理。

综上所述，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营造安全的网络环境，才能促进版权问题的妥善解决，也为数字图书馆的发展提供前提和保障。我国在网络环境下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笔者相信，在我们共同的努力和探索下，必将使这一问题得到合理的处理方法，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前景不可限量。

参考文献

[1]宋娇;《基于双重委托的我国数字图书馆版权交易机制研究》;学位论文 黑龙江大学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