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贷款范文
时间：2023-03-10 23:03:39
小额贷款范文第1篇
关键词：小额贷款；格莱珉银行；信用社；贷款体系
一、小额贷款的起源
从国际流行观点定义，小额信贷指向低收入群体和微型企业提供的额度较小的持续信贷服务，其基本特征是额度较小、无担保、无抵押、服务于贫困人口。小额信贷可由正规金融机构及专门的小额信贷机构或组织提供。小额信贷组织按照业务经营的特点，分两类：商业性和福利性，也称制度主义和福利主义。前者更强调小额信贷管理和目标设计中的机构可持续性，以印尼的人民银行为代表；后者则更注重项目对改善贫困人口经济和社会福利的作用，以孟加拉乡村银行为代表。
解决贫困人口问题是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因为，由贫困所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会导致整个国家的动荡，小额贷款通过改善低收人人群的经济状况，可以大幅度地增加社会整体上的有效需求，促进社会投资生产和国民经济发展。
小额担保贷款最早起源于孟加拉国。上世纪70年代，·尤努斯在孟加拉国创办了孟加拉农业银行格莱珉（Grameen，意为乡村）试验分行，格莱珉小额信贷模式开始逐步形成。尤努斯提出对资本主义进行改革，原始的资本主义提倡的是竞争和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尤努斯提出改变原有的资本模式理论，因为，首先，任何人都有作为企业家的潜质，即使是一个非常穷的人，也同样拥有作为企业家的基本潜质，所以作为企业家或者资本家，他们无权比穷人更优惠，例如税收政策，土地政策等等。这样对社会上的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公平的，由于马太定律的存在，这会导致穷人更穷，富人更富，两极差距逐渐拉大，从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其次，社会价值最大化应该取代现有的利润最大化。应该建立社会价值的取向，使得企业不仅仅局限于贪婪地为股东获利。
在这种理论基础上，尤努斯成立了格莱珉银行，提倡贷款应成为一种人权，要建立一个普惠式的金融服务体系。由于资源天然地倾向资本，富人可以利滚利，而穷人没有第一笔钱，就很难摆脱贫穷。格莱珉提供这第一笔钱，并且相信个人的创造力和潜力，而不需要穷人提供任何担保。他构建体系，让穷人结成五人小组进行贷款，利用一层层的信任——邻里亲朋的信任、格莱珉对穷人的信任——提高还贷率。1979年6月，在孟加拉中央银行的指导下，每一家国有银行都应提供三家分行启动格莱珉银行项目。1983年，孟加拉国议会通过了《1983年特别格莱珉银行法令》，正式成立了格莱珉银行。2006年10月，尤努斯因其成功创办孟加拉乡村银行——格莱珉银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目前，“格莱珉银行”已成为孟加拉国最大的农村银行，这家银行有着650万的借款者，为7万多个村庄提供信贷服务。格莱珉银行的偿债率高达98%，足以让任何商业银行感到嫉妒。而且，每一位借贷者都拥有这家银行一份不可转让的股份，占据这家银行92%的股份（余额由政府持有），这实实在在是一家为穷人服务的银行、是穷人自己的银行。“尤努斯取得的成就真是卓越非凡。”尤努斯创办的格莱珉银行对传统银行规则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在他的银行里，你看不到电话、打字机或者地毯——尤努斯的员工们主动下到村里地头去拜访借款者——他们之间也不签署借款合同，大多借款人都目不识丁。
格莱珉银行向客户们收取固定的单利利息，通常是每年20%，相对孟加拉商业贷款15%的复利，这个利率是比较低的。他们的客户都是那些没房没产的穷人，那些还不致穷困潦倒的人则被排除在外。
尤努斯发现，把钱借给那些在孟加拉社会里没什么赚钱机会的妇女们，通常会给家庭带来更大的收益：这些妇女们对她们的贷款会更为小心谨慎。贷款申请人还得清楚的了解格莱珉银行的运作方式，这样他们才有资格借款。偿款通常从借款的第二周开始，尽管看上去会有些压迫性，但这也缓减了让借款人承担在年终偿付一大笔钱的压力。借款者要有6～8人构成“团结小组”，相互监督贷款的偿还情况，如小组中有人逾期未能偿款，则整个小组都要受到处罚。借款发放和偿付每周通过一次“中心会议”公开进行。在孟加拉到处滋生着腐败的各种机构中，格莱珉银行以其公开透明的运作而感到自豪。格莱珉模式在50个国家得到了成功复制，如菲律宾的ASHI、Dungganon和CARD项目、印度的SHARE和ASA项目，尼泊尔的SBP项目等，这些项目实施后借款者的生活和收入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据说在我国云南地区也曾有过格莱珉银行的试验。联合国更把2005年命名为“国际小额信贷年”。
二、国内小额贷款的现状
我国自1993年试办小额信贷以来，至今已有1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从国际捐助、政府补贴支持到商业化运作的过程。目前，我国由民间组织主导的小额信贷开始发展。目前，我国小额信贷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大银行提供的下岗失业担保贷款、助学贷款和扶贫贷款，总计有几千亿元的贷款额度；二是农村信用社的小额贷款。有6100万农户享受到1927亿元贷款，覆盖面占到全部农户的27.3%；还有一部分农户联保贷款，约有1200万户享受到141亿元的贷款；三是目前存在的100多个非政府小额信贷组织，提供了约10亿元的贷款。尽管我国小额信贷的产生比较早，但是在小额信贷的运行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具有本国特点的问题，从而造成大量商业银行退出小额担保贷款机制，小额担保贷款的问题主要是存在于以下方面：
1．办理小额担保贷款的人员一般是下岗和农民，本身他们就缺少可以抵押的财产，农户财产一般包括在自留地，宅基地以及宅基地上的自建房，这是农民的主要财产，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明确规定：“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法律之所以如此规定，主要是考虑到抵押人的生存权和发展农业的问题。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又规定了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抵押的两个特例：一是抵押人依法承包并经发包方同意抵押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荒地的使用权可以抵押；二是以乡镇、村企业的厂房等建筑物抵押的，是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法律虽然规定了在以上两种情况下，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但不允许单独抵押），同时对该抵押权的实现仍然做了限制：以承包的荒地的使用权抵押的，或者以乡镇、村企业的厂房等建筑物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抵押的，在实现抵押权后，未经法定程序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和土地用途。关于自建房，《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对农民自建房并没有明确规定不能用于抵押，它应该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所规定的“依法可以抵押的其他财产”，可以抵押。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同时明确规定，集体所有的宅基地的土地使用权不能抵押。因为宅基地的使用权归集体所有，这种土地使用权国家只允许农民自用，不允许其被处分而进入流通领域。那么农民自建房抵押时，实际上仅仅是用该房的所有权进行抵押，而不能根据“地随房走”的原则，一同将该房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一并抵押。这就造成了抵押权人对该房屋的抵押权无法实现．小额信贷缺少最终偿还的保障机制，小额信贷的借款者一般是创业者，且多为资金匮乏者，如果创业成功，他愿意归还贷款，可是如果创业失败，资金损失，贷款者的利益就难以保障。
3．小额信贷运作成本过高。小额信贷属于零售贷款，一个信贷员最多营销一二百笔贷款，但是金额却仅仅是几百万，这和批发贷款的规模效应是无法比的，相对的成本也高。同样是一个亿的贷款，我们如果贷款给大企业，只需要一个客户经理就可以办理，而办理小额贷款可能要几千笔业务量，光客户经理就需要十几个。人力物力成本过高。
4．整个社会的诚信体制缺失，小额贷款绝大部分依靠的是信用担保，但是很多贷款户将小额贷款看作是“唐僧肉”，赈灾，扶贫款，逃废，骗取等恶意行为时有发生。
三、完善小额贷款体系的政策性建议
1．建立小额贷款的偿还机制，现行的小额贷款偿还依靠两种方式，一是抵押物，二是多人联保，小额贷款是低收入者，如果真将其仅有的抵押物进行清偿，更会造成低收入者的贫困，这与小额贷款的宗旨是相悖的。所以，如果将低收入者的未来的收益纳入偿还体系，或者建立风险保证金制度，由担保人和借款人拿出一部分保证金进行担保，既可以减少贷款者的风险，又不会对借款者造成多大的损失。
2．大力提倡和利用金融信贷支持农村发展，由政府“输血”支持变为“造血”支持。1994年小额信贷作为国际组织推荐的一种扶贫方式被引进中国。格莱珉银行从1995年起就不必再接受捐赠，目前该行的存款和自有资产是其所有贷款余额的143%，完全做到了自负盈亏。该银行除1983年、1991年、1992年三个年份之外，每年都赢利。小额信贷在推动扶贫工作进村入户、促进贫困地区群众尽快解决温饱问题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且丰富了中国扶贫工作的观念和手段。我国有2/3的贫困人口集中在西部农村，每年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都有很多扶贫款投向西部农村。但是许多政策性扶贫贷款使用效果不好，并且非法占用、挪用现象十分严重。据报道，2004年1月～2005年2月，广西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挪用和私分救灾款、扶贫款和移民安置款等职务犯罪案件48件，占广西检察机关反贪系统立案总数的4%，涉案金额达1100多万元。所以，我们可以尝试政府扶贫款与农村小额贷款结合起来，真正发挥每一分钱的功效。一方面，扶贫款与农村小额贷款结合提高可以提高救灾扶贫款的利用效率，真正发挥扶贫功效；另一方面，可以扩大农村小额贷款资金来源，由政府“输血”功能变为地方的“造血”功能，增强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小额贷款的前景
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小额贷款的前景依然是非常广阔的，在央行全面放开贷款规模限制的政策号召下，小额贷款公司正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涌现。这些困境中的中小企业，在初冬的清寒中感受到了春意。
据统计，截至2008年10月底，全国已经批准大约100家小额贷款公司试点，这些公司发放贷款总额大约相当于一家股份制银行。继浙江、江苏、上海和福建等沿海地区的小额贷款公司上马之后，北京、重庆、河北和山东等地的试点工作也在积极筹备中。
2008年5月，央行和银监会批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其目的是弥补银行在当地中小企业客户群的“盲区”。根据央行的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率上限不得高于央行基准利率的4倍，下限不得低于基准利率的0.9倍。
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中小企业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最灵动的群体，当它们最先受到全球金融海啸冲击倒下的时候，“救中小企业即救中国经济”的呼声日渐强烈。事实上，以中小企业为主要客户的小额贷款公司，在雪中送炭的同时也迎来了自己茁壮成长的商业机会。尽管初期得不到投资回报，但小额贷款公司为实业资本合法地进入金融领域提供了通道。
总的来说，在我国，不管是非政府形式的小额信贷机构还是试点的小额贷款公司，都有着各自的优点和缺点，我们应该根据其各自的具体情况提出具体的发展战略，覆盖面和可持续发展是互相促进的两个方面，是可以兼容的，非政府形式的小额信贷组织可以在发挥其覆盖面优势的同时，多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试点的小额贷款公司可以在保持其商业运作的基础上，多注意其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两种组织形式不一定要按照某种固定的模式发展，可以在侧重某方面的同时，适时兼顾另一方面，发挥出组织自身的特色。只有实现覆盖面和可持续性这两方面的目标，小额信贷机构才会实现其真正的使命，取得其更广阔的发展天地。我国正在探索小额贷款的发展之路，但是在探索的过程中，要防止小额信贷产生变异。我国小额信贷机构的组建形式也不能完全照搬国外模式，而应根据我国金融体制环境因地制宜，探索一条真正适合我国国情的小额信贷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石俊志．小额信贷发展模式的国际比较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国际金融研究，2007，（2）.
[2]霍兵，李颖．200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小额贷款经济思想及其实践[J]．经济学动态，2007，（1）.
小额贷款范文第2篇
我们必须弄清楚这是不是真的。一个方法是，把实验继续下去，看看当小额贷款初次“降临”到某个社区会发生什么。2005年，来自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反贫困行动实验室和扶贫行动创新研究会的四位经济学家一起在印度的海德拉巴做了一个随机对照实验。他们与斯邦达合作，斯邦达是印度的一个小额贷款机构，拥有120万客户，主要发放群体负债贷款。他们与研究人员一起确定了大约100个未曾发放过小额贷款的社区，并且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随机选择其中的一半地区开设分支机构。
在2007年末，也就是大约在这些分支机构成立一年后，研究人员对这里所有的100多个社区进行调查。在建有分支机构的地区，研究人员不仅与获得贷款者交谈，也与没有申请贷款者交谈。他们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区的经验感兴趣，想看看整个社区有没有因得到贷款而发生改变，而不仅仅只关注新的分支机构设立时率先获得贷款的那些能人。
研究人员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社区内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能人。就像我们以前在斯里兰卡的研究中所看到的一样，在所有符合斯邦达贷款资格的人中，只有不到五分之一被成功地说服提交了贷款申请。而且，贷款极少被投资到小微企业中，实际上他们申请贷款的最主要动机是还清各种各样的高利贷。
调查显示，在斯邦达分支机构设立一年后，妇女权利、儿童入学率，以及社区居民花在健康、卫生和食品上的支出并没有显著变化。要弄清这个事情，还有另外一个方法，那就是跟踪统计家庭的支出总额。统计结果表明，分支机构成立一年后，家庭总支出并没有增加。总体看起来，人们的生活也没有比以前更富裕。
对于贫穷的海德拉巴社区来说，引入小额贷款不意味着能给它带来即时的繁荣。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
研究人员对这100多个海德拉巴社区的居民进行了分门别类。首先，他们把那些已经拥有自己生意的人分离出来。根据创业决心的强烈程度，研究人员把剩下的这些人又分为两组。这样一来，每个人都被贴上了一个标签：或者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或者是“一个有希望成为企业家的人”，又或者是“一个没有希望成为企业家的人”。这一分组工作完成后，研究人员就可以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来确定贷款对每个组的成员究竟有什么影响了。
这种三分法直指我们的问题核心。这些穷人在利用小额贷款为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和他们的社区――谋取利益方面具有普遍和相等的能力吗？或者他们当中某些人这方面的能力比其他人要更强一些吗？
通过这三组成员进行的比较，发现了非常显著的差异。这些结果实际上讲述了一个连贯的故事。
真正的企业家不断地筹集资金扩张现有业务。有希望成为企业家的人们开始削减他们的开支，尤其是削减了在所谓的“诱惑品”上的开支，并变得更加倾向于把钱花在一些耐用品上。他们把钱用于购买开展一项业务所真正需要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是裁缝，就购买缝纫机。
所有这些与业务有关的花费意味着，人们正在为发动他们的经济引擎而添砖加瓦。研究人员发现，尽管人们整体上还不富裕，但他们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人们为了实现他们的创业梦想，削减了有关“诱惑品”方面的开支。这就是说，为了达到目标，他们明智地做出了牺牲。到目前为止，关于小额贷款的经典的故事都是成立的。
但是，对于那些没有希望成为企业家的人来说，小额贷款效果适得其反。他们既没有购买耐用品，也没有对自己的生意进行投资。他们只是比以前更会花钱了。在每样事物上都花得更多。他们唯一的“收获”就是对斯邦达的债务，与出现在小额贷款宣传资料中的那些鼓舞人心的人物相去甚远。
小额贷款范文第3篇
《财经》记者 张曼/实习记者 王培成
3月26日,人民银行、银监会人士和百名小额贷款公司负责人、国际投资者齐聚北京,研讨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前景。基本共识是小额贷款公司自身素质还待提高、监管扶持政策仍需突破,整体前景则是“冬天将尽、春天未临”。
“一放就乱、一收就死”。这个困扰中国经济数十年的“魔咒”,正纠缠着民间借贷的试水者――小额贷款公司。
小额贷款公司借鉴“穷人银行家”尤努斯小额信贷理念而设。2005年开始在山西等五省试点建立只贷不存的小额贷款公司,试图在中国探索中小企业贷款和农村金融的商业可持续经营模式。
2008年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突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范围拓展至全国。根据人民银行统计,当年底机构数由2007年的7家迅速扩军到497家,2009年底攀升至1334家,其中河北、内蒙古等省区小额贷款公司数量超过百家,扩张速度备受争议。
加上部分小额贷款公司贷款额度偏高、业务涉足股权投资等,业界开始担心“乱”局出现。
尽管如此,中国信贷市场长期垄断、供需结构失衡,引入多种资本、扩大非金融机构贷款人规模、建立多层次信贷体系的步伐,已不容再缓。
扩容势成
小额贷款公司渐成燎原之势,喜忧参半。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09年底全国仅有三个省未设立小额贷款公司。总注册资本821.98亿元,总贷款规模占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的0.19%。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金融市场处处长庾力在研讨会上表示:“虽然份额还相当小,但贷款笔数多,这实际上也符合小额贷款公司的特点。”其以短期为主,一年期内的贷款占98.63%,主要投向是私营企业及个体经济及农户。
内蒙古融丰小额贷款公司总裁助理别秀娟透露,融丰3年累计发放贷款7.2亿元,共计3000多笔,平均每笔24万元,股本回报率从2007年的11%提升到2009年底的21%。
此外,据多位小额贷款公司经营者介绍,小额信贷的不良率多在1%以内,部分机构甚至为零。
一位金融主管部门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目前信贷市场缺乏层次性,企业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小额贷款公司有很多好客户可挑选,也有很多风险规避措施;另一方面相关业务规范、监管政策尚不完善,这个空档是小额贷款公司挣钱最多的时候。”
同时,今年逐步收紧的信贷政策也给小额贷款公司带来机会,一些经营成功的小额贷款公司开始筹谋开设分支机构。北京中德融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跟踪调查显示,截至2010年3月,全国各省均已有小额贷款公司成立,预计今年底将新增1000家左右。
但北京大学一位从事小额贷款研究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现在也存在小额贷款公司发放大额贷款、服务对象偏离的现象。甚至陕西、山西一些小额贷款公司‘挂羊头卖狗肉’,参与私募股权投资,涉及到珠宝等高风险行业。”
银监会和人民银行2008年5月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要求小额贷款公司业务范围仅限于发放贷款,不得吸收公众存款或向股东贷款,也不能跨区域经营,鼓励其服务农户和微型企业。
面对这种偏离,广州首家试点的花都万穗小额贷款公司CEO蒋晓勤并不讳言:“小额贷款公司开始总是有个生存的问题,然后再进入发展阶段,万穗起初农业占比相对比较低,后来逐步占比到70%,固定贷款余额开始偏高,现在也下来了。”
蒋晓勤表示,万穗业务范围包括贷款、股权投资、金融咨询服务等多个领域。而且该公司给广东一家高新技术企业贷款500万元并签署了债转股投资协议,但最后执行需看政策是否允许。
全国首家小额贷款公司、山西平遥县晋日升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同良对《财经》记者表示:“全国1000多家小额贷款公司五花八门,有点乱,但发展要一步步来。建议国家通过优惠补贴和配套监管措施积极引导,小额贷款公司也要更加注重自身能力建设和自我约束,后者更重要和迫切。”
争议转制
小额贷款公司由人民银行推动,与银监会联合发文扩大试点,最终定性为非金融机构,在工商局注册、由地方政府监管。其来路曲折,机构定位和前景也令人疑惑。
争议颇多的是,小额贷款公司能否转制为金融机构。
2009年6月,银监会出台《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称,小额贷款可按照村镇银行审批管理规定转制为村镇银行,获得金融牌照。这激发了不少小额贷款公司的积极性。
一些小额贷款公司负责人明确表示,“未来将朝着转制为村镇银行、社区银行和消费金融公司方向发展,并谋求跨区域经营,争取上市。”
同时亦有业内人士认为此路难行:相关制度设计脱离了市场规律,没有得到市场认可,所以转制没有成功案例。同时,相关部门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看法和定位存在分歧。
别秀娟表示:“村镇银行的发起人必须是商业银行,并控股20%以上,民营的小额贷款公司转制积极性不会很大,而能否上市完全取决于政策导向。”
目前,小额贷款公司投资者多为民营企业,投资小额贷款业务目的是为获得较高投资回报。如果转制为村镇银行,原有股东将失去主动权,失去投资小额贷款公司的实际意义。而且,转制的显性、隐形成本并不低,转制后与国有银行相比,吸储没有竞争优势。
郭同良认为:“如果能够解决小额贷款公司后续资金不足的问题,是否转制为村镇银行都关系不大。”
后续资金何来,一直是困扰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目前,部分小额贷款公司已经完成了增资扩股,或正在寻找国内外投资者,酝酿扩充股本,但这并非长久之计。
2008年的《指导意见》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不得吸存,资金来源为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捐赠资金,以及来自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且融资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
而现实中,小额贷款公司融资亦少,2009年累计从商业银行融入资金余额63.2亿元,仅为资本金的6.71%。
小额信贷专家、德国技术合作公司金融发展项目主任吉乐表示:“这是中国的奇怪现象,这会让小额贷款公司在竞争中处于不公平的位置。”
根据该公司统计,全球只贷不存的小额信贷机构净资产负债率是2倍,但在中国法规规定杠杆率上限为0.5倍,实际操作中不到0.1倍。而中国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农信社的净资产负债率分别为30倍和20倍。
人民银行有关人士透露,正在修订中的《贷款通则》,拟放开企业和公民之间的借贷,对包括小额贷款公司在内的非金融机构贷款人的后续负债融资比例提高到净资产的2倍。
文质之辩
“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很多小额贷款公司并没有表示出强烈的转制意愿,他们表示只要税收政策上给予优惠,就愿意一直从事小额贷款公司业务。”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主任张韶华表示。
由于小额贷款公司并未纳入金融机构范畴,在全国政策层面上不能享受金融机构享有的税收优惠和财政奖励补助。这也成为小额贷款公司诉求公平竞争的焦点,但进展颇缓。
不过,小额贷款公司的创新监管方式为此赢得少许突破。
小额贷款公司只贷不存、不涉公众利益,由省级政府出台管理细则,负责审批和监管,并承担风险处理责任。目前已经设立小额贷款公司的省份中,超过20个省份由地方金融办牵头管理,其余则由地方中小企业局和经贸委主管。
黑龙江省金融办副处长刘凯表示:虽然机构定性有争议,但小额贷款公司行金融机构之实,所以黑龙江省类比其他小型金融机构,免除全部所得税、营业税减半,并纳入财政奖励范围。类似优惠措施也在浙江、内蒙古等省区实行。
“各地监管措施不一样,地方政府放得开,支持比较到位的,发展就相对好一些。”郭同良指出。对比各地关于小额贷款相关政策发现,各省在行业准入门槛、业务经营范围、贷款额度、税收补贴优惠等多个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而黑龙江省试点一年多机构突破100家,第二批的投资人申请要超过第一批。
由于短期内难以出台统一规范政策,这种从下而上形成既定事实,取质弃文的做法得到某些高层领导默认。
此外,“几百万算小额”的争议一直不断。
力推小额贷款公司的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委员会副主席焦瑾璞对《财经》记者表示:“现在小额贷款概念常常被误入歧途,小额贷款并没有数量规模的限制。它的精粹是小额分散的、无抵押物担保的贷款,服务对象是传统商业银行覆盖不了的客户,主要体现在微小型企业、个体经营者和农户。”
这也是探索中小企业融资难和农村金融服务空白的核心之一。由于中小企业和农村经济的天生脆弱性和不规范性,它们很难编制出合格的财务报表并提供银行贷款需要的足额抵押品,在商业银行以抵质押贷款为主体的业务模式中极难获得贷款。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表示,传统是靠标准的财务标准做分析,而小额贷款则在于信贷员通过与客户的交流,了解和帮助客户编制出一个能够了解客户的现金流量表。
这也意味着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和业务更具灵活性。多家小额贷款公司人士表示,小额审贷目前都设置了客户服务、审贷、评审等多层风控环节,但由于机制灵活,往往只需要一两天即可放款,比银行动辄十天半月的审贷流程快很多,颇受欢迎。但人治之下亦颇多争议。■
小额贷款范文第4篇
但是，我国目前宽泛化的小额信贷概念让许多真正扎根农村的小额信贷机构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为此，国内最大的公益小额信贷机构中和农信遍邀国内小额贷款专家，于4月23日在北京打造了国内首个公益小贷交流圈――微聚2014，旨在推动小额信贷行业健康发展，促进业内经验交流。
龙治普：应打破小额信贷机构各自为战的局面（宁夏惠民小额信贷有限公司董事长）
我们公司在筹集资金方面一度比较困难，2000年的时候公司成立，前三个股东是爱德基金会、宁夏扶贫中心和妇女发展协会，这三家发起机构就200多万人民币，加上两家朋友公司凑了100多万，一共400多万凑成了小贷公司。这个过程中充满了酸甜苦辣，我们也经历了很多磨难。
截至目前，我们公司的总资产是1.92亿人民币，业务覆盖了三个县区，贷款余额接近1.7亿，客户总数是8600多个，公司员工不到60人。宁夏地处西北，南边是六盘山贫困地区，过去我们叫西海固，贫困问题主要集中在南部山区9个县，我们原来的业务在盐池县，但盐池县经济条件比较好，后来我们逐步走向了同心县、西海固以及六盘山片区的核心区域。
目前公司发展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财政补贴方面，我们享受一年，第二年又折腾，折腾半天又给一部分，反正羞羞答答的，不是很明朗。另外，融资渠道单一，团队建设滞后，除了缺少人手，管理方面也有待完善。
小额信贷是特殊的金融行为，它是市场化的产物，长远来看我们还是要走市场化的道路，把利益考量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现在我们的实力太小声音太弱，要想引起社会的关注，就要把我们行业的声音发出来，这点不是光靠空喊，而是要真正做出一些机构来，能够让别人知道、看得见的，然后人家才能重视你。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机构各自为战的局面还是要打破的。
霍桂林：工作人员能力有待提高（赤峰昭乌达妇女可持续发展协会秘书长）
赤峰有12个县，其中有8个是国家重点支持的贫困县，而这也是我们工作的范围。
我们协会主要是为低收入家庭妇女提供小额信贷及相关服务，帮助她们开展创收活动，增加经济收入，提高生活质量。我们的目标不是要成立一个、村镇银行，而是能够长期为广大妇女服务的小额信贷机构。
我们坚持扶贫和机构可持续发展并重，相信妇女、尊重妇女、服务妇女，她们的成功就是对我们最高的奖赏和回报。我们认为，做好每一个项目，用好每一分钱就能营造最好的筹资环境，扎实做好工作就是我们最好的宣传。不过，最近我们这个理念受到了批评，有人认为我们在宣传上非常不主动。
应该说，公益小额信贷机构发展环境越来越好，但从长远看，不少机构的工作人员能力存在不足，并且在市场上也很难找到高水平的专业人员。
何良刚：应在社会责任和商业可持续上实现平衡（南充美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总经理）
南充美兴是中国首家全外资小额贷款公司，第一笔贷款是2006年4月发放的，2013年年底有效户数达到1.07万个，贷款余额3.59亿，平均单笔发放额度4.7万元，拖欠超过30天的占0.17%。这几年，我们累计发放贷款17亿、4.7万多笔。
去年年底我们一共注销了467笔贷款，金额约50万左右。我们有个注销机制，任何贷款拖欠超180天，系统会自动注销，但注销了不等于客户就不还了，还是要还的。这几年我们一共发放了将近5万笔贷款，客户难免出现意外的情况，比如近几年我们有24个再贷客户死亡，一半死于疾病，一半死于交通事故。但是我们的注销数每年都在减少，说明公司的流程得到了进一步控制，处于稳定状态。
目前，我们公司每个月可以发放1000多笔贷款，上个月发了1150笔、金额6300万，这当中有很多小的贷款是不赚钱的。我们测算过，5000元以下的贷款每笔要亏158元，收支平衡点是1.5万元，我们现在平均每笔的额度是4万多一点，所以整体上是盈利的。
小额信贷机构如何在社会责任和商业可持续性上实现平衡？我觉得一是要看准市场的需要，二是要基于客户的成长。客户在小的时候我们可能不赚钱，但是当他发展了，可能就可以盈利。我有很多客户刚开始的时候只能贷5000元，经过不断扶持，他的项目不断壮大，已经达到5万元。
刘冬文：服务方式与产品应与时俱进 （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对我们来讲，客户群体永远不会发生变化，但我们的服务方式、服务产品、服务能力要与时俱进，结合新的科技发展和经济形势做适当的变化和提升。
对于中和农信来说，现在有个很重要的机遇，就是充分利用新出现的信息通信技术，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来做工作。比如我们自己开发了一个信贷管理系统，同时通过这套系统对接办公管理自动化，所有的审批都是网上进行，所有的财务数据报表也都是网上自动生成，我们统筹统付，和银联也都谈得差不多，技术已经完成了，但目前还没有办法实现无线交易，一旦全部实现无线交易，未来我们的分支机构是没有现金帐户的，而且也不用做账，北京的系统直接可以给它做出来。我们的人力资源系统也和这个系统是对接的，工资可以自动计算，还有短信平台、呼叫平台对接，可以和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对接，和银联支付、通联支付实现无现金交易。
目前我们有3个分支机构已经实现了手机在现场办公，现在我们正在集中采购一批智能手机，在7月1号以后所有的信贷员和后台员人手一个，到村里去现场办公。通过我们形成的这套信息系统，积累了几十万客户数据之后，其实也形成了我们自己的大数据分析，对客户的征信情况也有评分机制，还会根据数据变化异常进行风险和预警分析。
这些新的信息技术的应用，提升了我们机构的运营管理能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我们的风险和成本，同时提高效益。
杜晓山：最迟明年央行将出台小贷管理条例（中国社科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小额信贷之父”）
对于小额信贷机构的外部环境，我们还是要分开来谈：一是政策或福利性的小额信贷机构，就是有政策和福利长久的支持。二是今天发言的诸位基本属于公益性制度机构，它是针对穷人以及传统银行不服务的弱势群体，但它能自负盈亏，追求商业化运作，要有盈利，这是最少的要求，但不是利润最大化。现在我们小额信贷注册资金7000多亿，贷款余额8000多亿，国家政策非常明确，基本上没有大的问题。三是现在有一点问题，但是有政策保证。国家和小额信贷相关的23号文件已经出来了，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要在23号文件基础上出个管理意见，最晚不会超过明年，估计今年就会出，总的来说政策会明晰和利好。
曹洪民：小额信贷机构应善于发现业务核心竞争力（国务院扶贫办外资项目管理中心副主任）
最近我们一直在总结中国扶贫经验，这是总理交给扶贫办的一个任务。前段时间我们到浙江做了一些调查，我有些初步的体会，也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感到中国的扶贫经历了两个阶段，现在到了第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通过农村改革解决了温饱。应该说那时候专项扶贫起的作用非常有限，主要是改革的效益。
第二个阶段，通过工业化迅速发展带动全国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发展。浙江2200万农民工主要来自于贫困地区，其中温州的330万农民工37%来自于贫困县。浙江是工业化比较发达的地区，所以减贫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工业化的带动。到今天农村改革的释放空间非常有限，新的改革起步不是很容易，劳动力价格又在上升，所以，工业化对减贫的带动作用也在递减。
目前我们的扶贫确实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也就是精准扶贫阶段。如今靠一项政策大规模地带动贫困户可能性不大，要一家一户地来解决问题，这当中做得最好的，我觉得就是小额信贷。另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最能体现开发式扶贫方针的我个人认为就是金融扶贫，这两条决定了小额信贷从中国扶贫的角度来看是非常有希望的。
小额贷款范文第5篇
关键词：小额贷款；国有金融；融资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5-000-0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中小企业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逐渐成长与充实起来。但是伴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与复苏，我国的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仍然存在了很多的不确定性的因素。即使国家与金融机构不断寻找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方法，但小额贷款难仍然成为了中小企业的通病，成为阻碍企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小额贷款的合法化、合理化就显得尤为重要。完善小额贷款，开启小额贷款的破冰之春就成为帮助弱势群体更好的生活、中小企业更好的发展，乃至是推动国家经济更好的进步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小额贷款最早来源于孟加拉国的・尤努斯教授创办的格莱珉银行，它在金融领域所表现的活力与新颖性吸引了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纷纷效仿，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2005年就开始在五个省或自治区试点，2008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
“融资难”这个问题制约着“三农”及中小企业的发展，从而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而小额贷款的出现，正好能够起到缓解“融资瓶颈”的效果。小额贷款有着以下特点：
1.小额贷款所面对的对象为“三农”和中小企业
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出：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推进农业现代化。而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拉动经济的新增长点，在国民经济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强。我国小额贷款公司以其手续简便，快捷方便的经营特色，立足于本地经济特点，积极为特色产业的中小企业、专业种植户、产殖户等生产经营性微小客户提供三农贷款、临时性周转贷款、个体工商户经营贷款以及个人创业贷款等产品。
2.小额贷款程序简洁，还款方式灵活，利息相对较低，风险也相对较小
长期以来，金融机构门槛过高、程序复杂、抵押物要求严格、担保类中介机构几近空白等原因，“融资难”问题限制了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资金来源，进而对阻碍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小额贷款的出现，则打破了金融机构复杂而严格的局限，成为中小企业与“三农”群体的新选择。
3.小额贷款通过改善低收入人群的经济状况，可以大幅度增加社会整体上的有效需求，促进社会投资生产和国民经济发展
小额贷款就是合理的将民间一部分资金集中起来，规范了民间借贷市场。有效解决创业者及小规模个体户的资金紧缺问题，成为扶贫的一种有效方式，是金融模式的一种创新。小额贷款的出现使农户贷款难问题早日得到解决，农村信用社支农的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
但是，由于现如今小额贷款的不成熟性与不完善性，小额贷款仍然存在着一些缺陷与问题。
1.小额信贷的办理人多为低工资收入与低文化水平的农民和下岗工人等。这些办理人的文化素质水平偏低，思考问题的程度较为表层，对某些经济知识的理解会有所偏差，可能会对小额贷款的项目实行带来些许的困难。
2.缺少最终偿还的保障机制，借款者多是资金匮乏的创业者。这些创业者的成功率无法保证，最终资金的偿还也无法确定，很有可能导致“有借无还”“入不敷出”局面的产生，这也会对小额贷款的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
3.社会诚信缺失严重，小额贷款大部分依赖信用担保，部分恶意行为难以避免。逃废骗取赈灾、扶贫款等情况时有发生，有些人恶意“钻空子”，想趁机从中谋得某些不正当的利益。
4.国有金融垄断导致金融效率低下，腐败严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银行业中一直处于高度垄断地位，金融抑制严重，效率底下，信贷配给造成我国中小企业和农户借贷困难，从而阻碍了小额贷款乃至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些都是使得“小额贷款”陷入发展“瓶颈期”的原因。因此，为了使得“小额贷款”破冰迎春，发挥其最佳效能，必须要推动“小额贷款”合法化、合理化。
要使得小额贷款朝向合法化、合理化的发展，首要之事就是应当打破国有金融资产、机构等的垄断局面。“经济是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近年来，“高官落马”的案例层出不穷，某些官员的贪污与腐败不利于小额贷款的发展，监管缺位、责任不明甚至也抑制了国家经济的发展。所以国家政府应当大力反贪反腐，加强各方面的金融监管，使得国有金融机构其运行状态、财产情况等更加透明化、公开化。
其次，国家应当召集金融届的专家举行座谈会，针对当下小额贷款等其他金融模式的现状、措施以及发展规划等做出相应的谈论。并吸收发达国家的部分优秀经验，为中小金融机构提供适宜的优惠政策扶持，并同时加强法制与监管，疏导民间金融，改善民间机构的治理机构，将小额贷款等合法化与合理化。
再则，小额贷款在发展的过程中也要积极适应新情况新问题，不能一味靠政府的支持，产品要不断改进创新，积极寻找相应的措施来完善，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做到与企业、国家乃至整个大经济背景相适应、相协调。
“P2P”即“个人对个人”，是一种与互联网、小额信贷等创新技术、创新金融模式紧密相关的新生代民间借贷形式模式紧密相关的新生代民间借贷形式。随着国外P2P的发展，国内也逐渐开始兴起与流行，并出现了P2P借贷模式的安全性增强版-P2C模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小额贷款正朝着一个更加安全、更加人性化、更加合理化的方向发展，它的破冰将给中国的中小企业乃至整个国家经济带来一片春天。但是小额贷款的小额与风险小，并不意味着零风险，并且由于小额贷款发展的不成熟性与不完善性，在进行小额贷款的时候仍然需要谨慎与小心。
打破国有金融的垄断，提高金融效率，有助于促进小额贷款的发展，促进中小型企业融资问题的解决，对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也有很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宪.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存在现状及发展建议[J].法制与社会，2012，33：85-86.
[2]刘晓.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问题研究[D].河北经贸大学，2013.
[3]李希欣.山东省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D].山东大学，2013.
[4]王永.小额贷款公司监管主体之探讨[J].科教导刊，2009（26）：172，178.
[5]胡雪娇.小额贷款风险问题研究[J].商情，2013（34）：11-12.
小额贷款范文第6篇
营业场必须设在乡镇，支持“三农”的信贷资金比例不得低于80％……江苏小额贷款始终坚持农树方向。
2008年江苏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又迈出了新的一步。7月省政府召开农村小额贷款公司推进试点工作会议，决定将试点范围扩大到每个县(市、区)。年内全省将力争设立30家农村小额贷款公司，明年底前预计有100家左右农村小额贷款公司挂牌营运。
目前，全省已有13个市75个县(市、区)获准参加农村小额贷款组织试点，11家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相继获准开业，资本金总额达到10.5亿元，已发放贷款2亿多元，其中90％以上都投向了“三农”领域。
实践剖析
自2007年11月全面开展组织试点工作，江苏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势头良好，也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经验和模式：
积极组织推动。《指导意见》出台后，省政府成立了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省金融办具体承担对试点工作的领导、组织、协调和服务职责。各试点市、县(市、区)也相应成立了领导小组，并与省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签订了风险控制责任书，形成了一级对一级负责的管理构架。
狠抓规范管理。省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对试点工作运转实施全过程管理，具体制定了农村小额贷款公司会计制度、盈亏核算等配套管理制度，编写了近15万字的业务指导手册，为全省农村小额贷款公司设计了统一标识。在各地申请试点、筹建、开业等重要审批环节上，省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坚持集体研究、现场验收、从严把关。省金融办还分批对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经营管理人员组织进行岗前业务培训，要求所有经营管理人员必须持证上岗。
坚持服务“三农”。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的营业场必须设在乡镇，以农业、农村、农户和涉农中小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主要服务对象，用于支持“三农”的信贷资金比例不得低于80％。严格控制大额放贷，单户贷款的最高余额不超过资本金的10％，小额贷款的余额或笔数之和占全部贷款总量的比重不低于70％。
实行市场运作。各试点县(市、区)都是通过向社会投资人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公司股东，组建有限责任公司，运用公司资本金面向“三农”发放贷款。在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贷款利率由借贷双方自主约定。
未来规划
随着江苏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的不断发展，一些新的局面伴生而至，省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也将作出相应调整：
一是逐步扩大试点范围。试点之初。试点工作领导小组规定每个省辖市确定2个县(市、区)先行参加试点，目前该规定已经难以满足合理需求。为此，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将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原则上每个县(市、区)可以申请设立1家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由各省辖市领导小组统一制定辖区内试点方案、统一组织股东招投标、统一向省领导小组申报各项报批材料。对于金融管理部门和人员落实、并愿意承担小额贷款公司风险处置责任的县(市)政府，可由省辖市领导小组报经省领导小组批准，由县(市)领导小组直接组织开展小额贷款组织试点工作，并直接向省领导小组申报相关材料。
二是适当调整试点政策。在我省去年出台了农村小额贷款组织试点工作指导意见之后，中国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也于今年5月份联合下发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经过对比分析，我们认为后者意见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经过一段时间的规范有可能改造为村镇银行。因此，省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决定采取两套指导意见并行。允许各试点地区在审批条件的掌握上，可以参照银监会和人民银行的指导意见进行规范。如条件暂不具备，仍然按照省政府《指导意见》的规定执行。
三是继续强化规范管理。随着试点范围、数量的不断扩大，规范管理对促进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愈发重要。江苏农村小额贷款公司仍将坚持“三农”、“只贷不存”、风险可控、积极稳妥等试点原则。
目前，省金融办已经建立了农村小额贷款公司高管人员谈话制度、员工培训制度、业务资料报送制度、年审制度等一系列管理制度，并开始着手进行全省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统一业务系统的研发工作，下一步还将设立省、市、县(市、区)三级举报电话，坚决制止高息放贷、吸收社会公众存款、超范围经营等违法违规行为，确保试点工作积极稳妥地开展。
现实思索
农村金融供给不足、县域资金逆流等现象的背后，蕴含着金融制度滞后和金融资源配置失调的问题。一方面，大量的社会资金缺少阳光高效的投资渠道；另一方面，农村大量的有效金融需求难以得到充分满足。基于这种矛盾的存在，在现行的金融制度尤其是金融产权制度远没有实现突破，国内民资控股金融机构还是一种美好愿景的情况下，农村小额贷款组织试点不失为缓解“三农”金融供给不足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小额贷款范文第7篇
关键词：小额贷款公司；机遇；挑战
1小额贷款公司介绍
小额贷款是一种为引导资金流向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促进农业、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信贷服务方式。既是一种重要的扶贫方式，更是一种金融服务的创新。
2008年5月，中国银监会与人民银行联合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试图为中小企业的融资另辟蹊径，并试图将多年来现实存在的民间借贷市场纳入合法、规范的轨道。
根据《指导意见》的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是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开展业务，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担风险，其合法的经营活动受法律保护，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涉。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来源应真实合法，全部为实收货币资本，由出资人或发起人一次足额缴纳。其中，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50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000万元；并且单一自然人、企业法人、其他社会组织及其关联方持有的股份，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10%。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为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捐赠资金，以及来自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其中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融入资金的利率、期限由小额贷款公司与相应银行业金融机构自主协商确定，利率以同期“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为基准加点确定。
2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机遇
研读《指导意见》并结合当前的国内国际形势后，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机遇：
（1）将民间借贷市场纳入合法、规范轨道是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良好基础。
在经济学的语境中，非正规金融对应的概念是“灰色经济”。一些经济学家喜欢用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整个经济体可以被比作为一座冰山，若不考虑黑色经济，那么灰色经济可以被设想为隐藏在水下的那一部分山体。可以想见，越是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水上的山体比重会越大；而越是转型经济，水下不明山体的占比就越高。隐在水下，意味着没有透明、明确和可遵循的市场交易规则，而这将导致的必是更高的交易成本、更大的风险和更多的不确定因素。从中央到地方，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都是试图开辟一条以民间资本“输血”中小企业的合法渠道。因此试图将多年来现实存在的民间借贷市场纳入合法、规范轨道的切实需求催生了小额贷款公司的产生，并为其提供了一定的生存发展条件。
（2）紧缩银根的政策背景提供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契机。
货币政策的执行会出现一些结构性的偏差。政策着眼于全社会货币供应量、贷款额和利率等宏观指标，但在微观经济中，受政策冲击最大的很可能不是政策试图调控的对象，出现“能贷到钱的人不缺钱，缺钱的人贷不到钱”的怪圈。在紧缩银根政策的影响下，各大银行纷纷收紧银根，严格贷款审批手续，使原本融资就很艰难的中小企业的发展更显尴尬。小额贷款公司的出现对广大渴求发展资金的中小企业来说无疑是个福音!面对这一银行不屑却又有明显利润可寻的业务机遇，小额贷款公司大有作为可做。更多想贷款又贷不到款的微小企业成了他们的主要客户群。
（3）小额贷款公司可以升级为“村镇银行”。
小额贷款公司，在自愿的原则下，可以依据《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和《贷款公司管理暂行规定》，转变为村镇银行或者贷款公司。这也许是不少涉足贷款业务的投资人的初衷和目标。根据目前的政策，小额贷款公司只能经营贷款业务，不能经营存款业务。这对于业务不断成长中的小额贷款公司来说无疑是其发展壮大道路上的一个瓶颈：每年只能死卡着资本金和利润来制定贷款规模。正如小额信贷之父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尤努斯说的那样，只贷不存，等于“锯掉了小额信贷的一条腿”。
3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挑战
但小额贷款较低的利率以及天生的诸多功能性缺陷，让小额贷款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任道重远。
（1）“只贷不存”造成资金来源极窄。
以目前的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不能吸收社会资金，资金来源只有所有者权益、捐赠资金和单一来源的批发资金三个途径。由于资金不足，导致无法根据市场需求制定发展规划。虽然小额贷款公司，在自愿的原则下，可以依据《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和《贷款公司管理暂行规定》，转变为村镇银行或者贷款公司，但是其条件成为障碍所在。根据银监会的《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或惟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最大银行业金融机构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20%，单个自然人股东及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单一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单一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及其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贷款公司管理暂行规定》对于股东的规定更加严格：投资人必须为境内商业银行或农村合作银行。无论哪一项规定，基本点都是：银行必须控股或者全资经营。这样的股权结构下，如果小额贷款公司转成村镇银行或贷款公司，“就必须把小额贷款公司的控股权和经营权交给别人”。从感情上讲，这是小额贷款公司的投资人所不能接受的。另外，一旦小额贷款公司并入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目前灵活的经营机制将推倒重来，按照银行的标准流程运作，但这种制度土壤并不适合目前小额贷款公司的生存。
（2）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
小额贷款公司先领取营业执照经营，待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再申请金融业务许可证。小额贷款公司到底是什么机构，说它是银行，却没有纳入银行监管体系，说它不是银行，它又经营银行业务。从法律上讲，工商局不具备监管职能，人民银行也不适宜对小额贷款公司作具体的日常监管。可见，适时出台小额信贷组织的法律法规，界定它的法律地位，明确对它的监管，不仅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
（3）小额贷款公司的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对小额贷款公司来说，是其能否发展壮大的重要问题。金融是一个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人才是金融的灵魂。由于业务的单调，无法从外界吸引有知识技能的人才，金融管理水平难以提高，风险得不到有效控制。从整体上看，小额贷款公司缺乏贷款风险管理的技术和人才。从发放的贷款看，农户贷款普遍缺乏担保品、抵押品，这些都加大了小额贷款公司的风险。小额贷款公司应当对各项业务潜在的风险作细致的研究，不断提高风险的识别、评估、控制水平，并且采取防范风险的措施，确保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发展。
（4）竞争环境。
①农村信用社。
农村信用社是农村金融的主体，它的机构网点，存、贷款业务量都占据绝对优势，而小额贷款公司则处于弱势，从这些方面都难以同农村信用社开展竞争。但小额贷款公司也具有其自身得天独厚的优势。其优势就在于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相互了解，信息对称度高，贷款手续简便，抵押担保的形式多样，贷款的期限灵活，在满足农业生产小额贷款和微小企业流动资金需求上，农村信用社无法与之相比。因此尽管农村信用社也提供小额贷款服务但其贷款发放与银行的程序类似，注重财产抵押，致使低收入家庭和个体生产者实际上难以得到农村信用社的信贷支持。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的出现，由于更贴近低收入家庭和个体生产者的实际情况，因而能够更好地满足他们的金融服务需求，更有利干创造一种适度竟争的农村金融环境。小额贷款公司应充分认识发挥自己的这些优势，在业务经营上采用更为灵活的方式，在保证自己的收益的同时，在农村经济中发挥其他金融机构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②地下钱庄。
小额贷款公司与地下钱庄相比，在以下三点存在弱势：
首先，小额信贷利率无法与地下钱庄相比。我们知道，地下钱庄之所以火爆，与其高得咋舌的贷款利息有关。而小额贷款的贷款利率是受到限制的。《指导意见》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利率）不得超过司法部门规定的上限，下限为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的0.9倍，具体浮动幅度按照市场原则自主确定。”这会使小额贷款对地下钱庄的竞争力降低。
其次，小额贷款公司不能吸收存款。根据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在经营过程中，若有非法集资、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将吊销营业执照，追究公司主要负责人的法律责任，而不吸纳存款相当于一条腿走了，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就受到严格制约。而地下钱庄却可以集中大量资金，这种具有金融机构功能的钱庄，比小额贷款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这当然会使小额贷款对地下钱庄的吸引力降低。
最后，小额贷款公司放贷受到限制。小额贷款公司在坚持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原则下自主选择贷款对象。小额贷款公司发放贷款，应坚持“小额、分散”的原则，鼓励小额贷款公司面向农户和微型企业提供信贷服务，着力扩大客户数量和服务覆盖面。
4结论
小额贷款是一种为引导资金流向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促进农业、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信贷服务方式。既是一种重要的扶贫方式，更是一种金融服务的创新。小额贷款公司一方面可以疏导、吸收民间资本，规范民间信贷，压缩地下金融生存空间，实现民间信贷和正规金融的对接。另一方面可以促进金融市场竞争，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解决当前资金供求矛盾。为进一步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大发展，需要内外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一是要尽快完善能覆盖小额贷款公司的配套法律法规，让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加强对其经营情况的监督和管理，规范其业务行为，防范风险。二是针对其发展过程中的实际困难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如放松资本金来源限制、转为村镇银行的条件限制等等。只有这样，才能让民间信贷真正走向合法、健康发展的道路，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补充。
参考文献
［1］张绍瑞.小额贷款公司：创新与挑战［J］.中国金融，2006，（14）.
［2］丁红萍.小额贷款公司的新机遇［J］.江苏农村经济，2008，（9）.
［3］郭田勇，陆洋.小额贷款公司尚需规范［J］.经理人，2008，（8）.
［4］王学.小额贷款先天不足［J］.管理与财富，2008，（8）.
［5］何广文.“只贷不存”机构运作机制的特征与创新［J］.银行家，2006，（8）.
小额贷款范文第8篇
【关键词】小额贷款公司；法律制度；《指导意见》
小额贷款是一项持续向那些具有潜在偿债能力，但无法满足正规金融放贷要求的自然人或企业发放贷款的金融业务。近年来，小额贷款作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引导资金流向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一种全新的金融资源配置手段，已经引起了我国政府和民间的广泛关注。2008年5月《指导意见》的出台，对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做出了总纲性的规范，小额贷款公司在我国各地迅速发展起来。但是，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现有的法律规定没有给予它明确的法律定位，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正在阻碍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以下本文将具体分析我国小额贷款公司法律制度的不足之处，进而提出相关建议。
一、我国小额贷款公司存在的意义
小额贷款公司之所以得到政府的认可并在各地发展迅速，源自于其自身的优势与在市场经济、金融领域发挥的积极作用。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三方面体现其价值：
首先，增加了民间资本进入市场的机会。[1]小额贷款让民间资本进入市场，不仅缓解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压力，也降低了银行的经营风险，减少不良贷款的形成。同时也为拥有较多闲置资金的自然人、法人或其它组织创造了累积更多财富的机会，让资金变为资本，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其次，解决了中小企业贷款难的现状。资本是任何一个生存在市场中的企业所必需的，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缺少资本就会失去活力甚至被淘汰。而银行贷款限制条件多，手续繁琐，往往不能达到中小企业的预期。而小额贷款公司对借款人的考察较为灵活，并非一成不变的，这就为中小企业的融资开辟了另一条道路。
最后，有利于分散风险，形成互补体系。小额贷款公司贷款的数额极为有限且分散，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贷款本身可能带来的风险。另外，小额贷款公司为社会提供了另一条融资途径，减轻了银行的贷款压力，降低了银行的贷款风险。二者相互补充，使金融市场主体多元化，共同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二、我国小额贷款公司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虽然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在我国建立已有多年，其发展态势有增无减，但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第一，法律地位不明确。根据《指导意见》的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是企业法人，其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但对于其是否为金融机构却没有明确说明。由于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并不经银监会批准，且其设立并未获得《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或《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但却经营的是金融机构的业务。可谓披着工商企业的外衣却在行金融机构之实。正是这种尴尬的生存现状使小额贷款公司面临更多生存的压力。
第二，法律制度缺失。目前规范小额贷款公司设立和发展的规范性文件，主要是央行和银监会的指导意见，还有地方政府的相关政策性文件，但这些文件本身其法律效力都明显偏低。这样的立法虽然制定周期较短、实施较快，有高效率的优势，但带来的权威性较低、稳定性较差，在发展中易出现纰漏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所以为了更好地促进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有必要把其尽快纳入立法的日程。
第三，资金来源单一、后备资金不足。目前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三条路径，一是股东缴纳的资本金、二是捐赠资金、三是来自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小额贷款公司捐赠资金来源不仅匮乏，而且非常不确定。而融资路径也非平坦，其附带着限制条件，即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所以，在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结构中，只有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是最为可靠固定的资金本源。但股东中的自然人和投资企业一般没有强大的背景和稳定的市场，他们的发展极易受到经济环境的影响，所以不能大量地增加资本金。
三、完善我国小额贷款公司法律制度的建议
针对我国小额贷款公司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现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以便促使小额贷款公司能够更好地发展，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1、明确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地位。金融是凡涉及货币，又涉及信用以及以货币与信用结合为一体的形式生成、运作的所有交易行为的集合。简言之，金融的关键就在于货币与信用，而小额贷款公司所从事的贷款业务正是与金融相契合的，与金融息息相关。加之其业务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比一般企业法人要承担更多的经营成本与经营风险。故只把小额贷款公司界定为企业，显然不能真实体现其性质。所以，把小额贷款公司定位为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并坚持“只贷不存”的基本原则比较合理。不仅体现了其自身的特点，也有利于其今后的发展。
2、完善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建设。目前我国规制小额贷款公司的规范性文件主要是两个规章，即2008年5月银监会与人民银行出台的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2009年6月银监会的《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指导意见》目前仍为基础的指导规范，但其规定的内容非常有限，只规定了一些基本问题。法律制度的缺失极易限制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所以，有必要提高立法位阶，完善小额贷款公司的相关法律规定。[2]制定专门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对其性质、市场准入与退出机制、监管主体、风险的控制与防范、违法行为的处罚等内容做出具体的法律规定，从根本上保障小额贷款公司科学、高效地运行。
3、扩宽资金供给渠道。为了解决小额贷款公司资金来源有限与后备资金匮乏的问题，需要在资金供给上为小额贷款公司谋取发展路径。
（1）允许增资扩股。在小额贷款公司经营一定期间后，允许经营业绩好、商业信誉良的小额贷款公司增资扩股，既可以是原股东增加投资或扩大股权，也可以是经发起人同意，让非发起人的新股东入股经营。当然增资扩股的方案须经主管部门的审核，审核通过后还需进行变更登记。[3]
（2）适度放宽融资限制。在依法监管资金使用的基础上适当放宽从商业银行融资的比例。可以将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的融资定性为同业拆借，这样既可降低其融资成本，又可尽量避免因缺少资金而诱发的违法风险。[4]当然，在经营过程中要严格监管，限制借款期限和还款周期，并将融资总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3）拓宽小额信贷组织的后续资金渠道。如吸收政府组织、社会团体的支农资金和向商业银行或政策性银行申请转贷以及其他法人的委托贷款等。[5]除上述方式外，还可以允许经营稳定、有一定市场地位的小额贷款公司发行公司债券，以此方式来吸收社会中的闲散资金，增加公司的经营资金，缓解经营中可能出现的资金问题。
【参考文献】
[1]汪彩华，刘哲.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法律障碍及对策分析[J].前沿，2011（6）：98-99.
[2]向玉兰.小额贷款公司面临的法律问题及其对策[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4（2）：17.
[3]张凯慧.浅析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法律制度[J].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11（4）：236.
[4]梁志宏.对小额贷款公司相关法律问题的思考[J].金融发展研究，2010（8）：48-49.
小额贷款范文第9篇
【关键词】金融改革；小额贷款公司；转制；村镇商业银行
2009年，中国银监会《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2012年3月，国务院批准的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十二项任务中重提对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改制为村镇商业银行。时至今日，小额贷款公司改制为村镇商业银行的却寥寥无几。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某些规模较大的小额贷款公司却又坦言一块“银行牌照”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小额贷款公司转制为何出现这种局面，笔者想就此做些粗浅的探析。
一、小额贷款公司转制成村镇商业银行的初衷
在“吸纳民间金融，促进民营经济”的初衷下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至今已经走过了好几个年头。然而，作为创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小额贷款公司一直身陷身份困局。由于不能吸储，监管部门没有将小额贷款公司列入金融机构，因此，目前“行金融机构之实”的小额贷款公司一直冠以“工商企业之名”。与此同时，现行的《公司法》也没有涉及贷款类业务的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地位十分尴尬。
挂着这一畸形的身份，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至今已经遭遇诸多实践难题。由于只贷不存，资金匮乏已成为小额贷款公司目前面临的最大难题。根据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可以向金融机构融入不超过自有资本50%的资金，但由于不属于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无法享受银行业2%至3%的同业拆借利率，一年期贷款利率在4%至5.31%之间，高额的融资成本成为限制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瓶颈。
同样作为创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的村镇商业银行却大不一样，由于村镇商业银行可以吸纳公共存款，并且可以享受同业银行业拆借利率，其资金来源相对广泛，融资成本也相对较低。村镇商业银行还拥有较灵活的利率机制，可以较基准利率上浮70%。这样看来，村镇商业银行作为小额信贷机构却比小额贷款公司拥有明显的优势。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为了解决小额贷款公司的生存问题，早在2009年中国银监会就印发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的通知。2012年国务院颁布的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十二项主要任务再次提出“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以期通过将小额贷款公司转制成村镇商业银行的方式解决其不能吸收存款，无法取得同业拆借所导致的后续资金不足、融资成本高的问题。
二、小额贷款公司转制成村镇商业银行的困境
我们注意到，2012年国务院颁布的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虽然再次提出小额贷款公司转制一事，但我们发现小额贷款公司在转制问题上却又进退维谷。
（一）小额贷款公司转制面临的困境
1.条件苛刻，门槛太高
根据规定，小额贷款公司要转为村镇商业银行，首先是公司治理机制和内控机制要健全；其次是新设后持续营业3年及以上，清产核资后无亏损挂账，而且最近两个会计年度连续赢利，不良贷款率低于2%，已足额计提呆账准备金，其中贷款损失准备金充足率在130%以上；此外，资产应以贷款为主，最近四个季度末贷款余额占总资产余额的比例原则上均不低于75%，涉农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例均不低于60%，而且贷款全部投放于所在县域，抵债资产余额不得超过总资产的10%……①。而事实上仅凭涉农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例均不低于60%这一条就足以将大多数小额贷款公司拒之门外。
2.可能出现控制权转移
《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明确指出，“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主发起人”，这就意味着小额贷款公司转制后，公司的控制权将发生转移，原来的发起人可能会因银行的加入而失去其控制权，这是许多小额贷款公司发起人所不愿看到的。而银行自身也并不一定愿意接手一家小额贷款公司来成立村镇商业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的出台，其实是让小额贷款公司走了银行的老路，小额贷款公司在灵活性、积极性、创新性等方面都将受到很大限制。
3.经营灵活性不够
根据银监会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给客户的贷款利率不得超过有关部门规定的上限，即基准利率的4倍，下限为央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的0.9倍，浮动幅度按照市场原则自主确定。而小额贷款公司转制为村镇商业银行以后，其利率则受到商业银行的种种限制，导致利润率降低，影响了小额贷款公司转制的积极性。不仅如此，小额贷款公司相对比较灵活，还可以从事委托贷款、中间业务等，转制后可能反而会由于当地银监部门的严格监管，在灵活性、积极性、创新性等方面都受到很大的限制。由于小额贷款公司客户群体信用风险较高，改制成村镇银行后反而将扩大风险，这对企业可持续发展不利。
（二）小额贷款公司不转制面临的危机
1.小额贷款公司不转制的身份危机
前面我们已经论述，作为创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小额贷款公司一直身陷身份困局。由于不能吸储，监管部门没有将小额贷款公司列入金融机构，因此，目前“行金融机构之实”的小额贷款公司一直冠以“工商企业之名”。这意味着小额贷款公司必须按照工商企业的标准交税，也无法享受银行业2%至3%的同业拆借利率，当然也就无法进入央行征信系统核查客户相关信息，这对于客户风险本来就比较高的小额贷款公司来说，无疑意味着风险的集聚和成本的提高。
2.小额贷款公司不转制的资金来源危机
小额贷款公司的身份问题导致其自身无法吸储，这意味着小额贷款公司必须通过内部融资或者借贷的方式取得后续资金。由于小额贷款公司只能向金融机构融入不超过自有资本50%的资金，且利率、门槛都比较高，因此增资扩股、经营高利率贷款业务、减缓放贷速度就成了小额贷款公司的必然选择。即使是这样，根据相关统计显示，目前上海现有的23家小额贷款公司约19%表示已无钱可贷，还有15%表示注册资金所剩无几，正在向银行申请贷款②。
3.小额贷款公司不转制的经营危机
小额贷款公司不光要承受资金来源不足的考验，还要承担远超过其自身风险承受范围以及动辄几千万元的担保额度业务。而小额贷款公司寻找担保机构为其自身发放的贷款提供担保也是一个问题。但是，如果缺少了担保这一环节，贷款风险就更难控制，而且两者面对的客户都是那些呆坏账风险极高的小微企业。加之小额贷款公司由于其身份问题，无法进入央行征信系统核查客户相关信息，导致小额贷款公司的核查成本提高，这就更让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雪上加霜。
4.小额贷款公司不转制的道德危机
为求生存与发展，高利率成为小额贷款公司必然选择，也让其自身背负了高利率的道德危机。事实上，2011年温州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社会舆论普遍将危机归咎于温州地区存在的高利率的民间借贷现象。通过高利率求生存与发展的小额贷款公司更是处在风头浪尖上，背负着巨大的社会压力。
三、对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及其转制的建议
由于各小额贷款公司自身情况不一，定位也各不相同。部分小额贷款公司的管理人员就明确表示其公司不会选择转制，因此在探索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考虑小额贷款公司转制后如何发展的问题，更要兼顾那些选择不转制的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益。所以，笔者从两个方面提出建议。
（一）对选择不转制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建议
1.有条件放开利率上限，营造适合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环境
虽然利率市场化势在必行，但是短期看利率市场化的全面推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笔者认为可以对部分机构比如小额贷款公司适当有条件放开或者放宽利率上限，对其小额贷款的额度进行分级，不同额度的贷款享受不同的利率。对于应急性金额较小的贷款可以允许小额贷款公司突破四倍利率上限，对于数量较大的生产性借款则依旧按照原来的利率政策执行。
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对小额贷款公司的高利率放任自流。上文分析中我们知道，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利率因其高运营成本而居高不下，因此，鼓励各机构进入该行业，改善市场竞争，为小额贷款公司寻找创新途径，提高效率，营造有益于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环境，才是解决小额贷款公司高利率甚至是高利贷问题的关键所在。
2.为小额贷款公司正名
小额贷款公司名为工商企业，却行金融机构之实。如果让小额贷款公司名副其实，在法律上确认小额贷款公司金融机构的身份，使其能够按照金融机构的标准缴纳税收，并得以央行征信系统核查客户相关信息以及获得银行同业拆借利率，这就可以极大地降低小额贷款公司的运营成本，进而有效地降低其贷款利率。
当然，我们亦应当为小额贷款公司的高利率正名。高利率作为小额贷款公司生存发展之道，也作为市场需求的合理反映，其存在具有天然合理性。部分人将其视为“驴打滚”、“高利贷”有失偏颇。应当引导公众重新认识小额贷款公司及其所经营的业务，减轻小额贷款公司的舆论与社会压力，缓解其道德危机。
3.允许企业自由结成互保、联保
互保是指保证贷款一般由企业之间对等承担，而联保贷款则是指3家或3家以上中小企业自愿组成担保联合体，其中某一家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后，联保体所有成员都需承担还款连带责任。允许企业自由结成互保、联保意味着企业间通过自我选择，相互甄别，最终彼此信任对方有能力通过社会约束力来获得还款。互保、联保的存在可以有效的降低银行风险，提高企业获得贷款的可能性。虽然近期浙江民营企业频频爆发由互保、联保引发的银行抽贷、压贷事件，导致互保、联保饱受诟病，但我们认为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主要是由于担保企业法律意识淡薄，义气用事的结果，互保、联保依旧是一条可行之路。
4.允许小额贷款公司为相关企业发行高收益债券
我们注意到温州既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典范城市，又是“民间资本之都”。尝试在试验区发展高收益债券正当其时。高收益债券是指信用级别低于投资级别的债券，相比于投资级别债券，具有更大的信用风险，但对投资者而言也具有更高的收益③。
如果允许小额贷款公司为相关企业发行高收益债券，一方面解决了小额贷款公司资金来源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巧妙地突破了利率上限的瓶颈。对于相关贷款企业和小额贷款公司来说，小额贷款公司为其发行高收益债券更多的是起到了中介作用，小额贷款公司的风险也极大地降低了。
（二）对选择转制的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建议
1.降低小额贷款公司转制门槛，减少转制后的限制
小额贷款公司转制的门槛过高将许多希望转制的公司拦在门外，而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主发起人更是吓退了一批潜在公司。如果可以降低小额贷款公司转制的门槛，比如放宽涉农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例均不低于60%这类条款的限制，关于主发起人的问题，由于没有规定具体份额，可以考虑适当降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参股比例，以期减少对原发起人控制权的影响。
在小额贷款公司转制成为村镇商业银行后，可以考虑减少对村镇商业银行的限制，保留其在贷款利率以及经营业务上的灵活性、创新性，使改制后的村镇商业银行保留其原有的优势。
2.小额贷款公司是否转制由其自主决定
笔者认为小额贷款公司也好，村镇商业银行也罢，都是金融改革领域的一种尝试，很难说孰优孰劣。在国外，专门发放贷款、却不吸收存款，又被允许进入银行业拆借市场的公司也是存在的。
小额贷款公司当下所存在的问题都是我国金融改革之路上问题的缩影，小额贷款公司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都是正常的。因此，在当下摸索过程中，允许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商业银行共同发展，允许小额贷款公司自主决定是否转制，为我国金融改革积累经验亦不失为一种明智选择。
注释：
①林春霞.小额贷款公司变身村镇银行进退两难[N].中国经济时报，2009-1-20.
②姜瑜，吴玥.小额贷款公司取金融牌照难实现[N].上海金融报，2009-6-28.
③探索发展高收益债券 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浙江区域金融中心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M].2012，340.
小额贷款范文第10篇
自2008年5月银监会、央行联合《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后，不到半年时间，像李跃如这样的小额贷款公司便在各地开花，从三年前试点的7家扩展到近百家。更重要的是，在制度上，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地位和生存意义获得了肯定。
作为农村金融改革的重要一步，小额贷款公司承载了输血“三农”和中小企业、引导民间融资的厚望，也因此受到外界高度关注。
事实上，即使在国际上小额信贷机构能够持续盈利的概率非常低，而被限定“只贷不存”的中国公司能否实现商业上的可持续发展？这是政府和股东面临的难题。
改革思路
农村金融改革一直是困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难题。从2000年学者提出必须开设民营银行以来，几年过去了，制度创新仍然缓慢。对监管而言，是改造现有机构还是增加新机构引入竞争，这是个问题。
“孟加拉乡村银行是既能吸收存款，又能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我国农信社也一样。但我觉得，它到现在为止都不太有动力去为比较穷的农民服务。怎样把农信社改造成一家像你这样的银行，我对这点不太有信心。所以我希望另创一条道路。”在央视报道中，2006年时任央行副行长的吴晓灵对尤努斯说。
此时此刻，央行的思路基本明晰，即以小额贷款组织为突破口，把民间资金引导到正确轨道上，合法地开展金融活动，从而深化和完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实际上，2005年为解决“三农”金融供给不足问题，人行已在全国5省(区)推动试点，成立了7家小额贷款公司，为民间金融“阳光化”迈出重要一步。
在试点的几年内， 7家公司一直孤独行走在政策边缘与法律的“灰色地带”，身份缺失、监管虚置、资金匮乏成为发展的三大难题。
由于严格限定“只贷不存”，导致这些公司既依托于《公司法》，又在《公司法》中无章可循。地位尴尬，不仅导致监管缺失，小额贷款公司也无法金融维权。
“我们的法律现在是禁止企业之间的贷款行为的，但我认为这种法律条款应该废除。我们同时也呼吁政府出台放债人条例。如果这两条都做到了，小额信贷组织就可以有合法的地位和发展空间。”作为小额贷款公司的大力推动者吴晓灵在2006年就呼吁。
2006年12月22日，银监会新政策，调低农村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鼓励设立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即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公司。这项政策的共同点是：必须由银行类金融机构作为发起人或出资人，且至少持有20%以上的股份。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央行推动成立的原有7家小额贷款公司排斥于银监会的监管之外。
2008年5月，银监会、央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确认其资金来源，并正式明确这些公司日后有机会转制为村镇银行。这被认为是正式松绑小额贷款公司的重要信号，他们也从此遍地开花。
艰难探索
2008年7月2日，浙江率先作出回应，并出台载有具体规划意见的浙政办发〔2008〕46号文。两周后，该省宣布推行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原则上每个县(市、区)设立一家小额贷款公司；列入省级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杭州、温州、嘉兴、台州可分别增加五个名额，义乌可增加一个名额。
按此规划，浙江将诞生100家小额贷款公司。但据浙江政府部门人士透露，由于部分欠发达地区企业自身资金紧张而放弃名额，这使得浙江小额贷款公司的计划总规模几乎减半，目前已开业的大约十几家。
虽然浙江省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股东企业设定较高门槛，但在经济较发达、民间融资较活跃地区，牌照之争异常激烈。比如，苍南曾对小额贷款公司申办者进行排名，参考企业年产值、利润、税收、科技程度、市场占有率等十几项指标，在8个发起人之间展开竞争。
“多年来，我们这儿的民间借贷屡禁不止，民营企业从银行融资仍然困难，这就证明小额贷款公司一定存在生存空间。”温州一位筹备小额贷款公司人士对记者表示。
有人曾笑言，银行一做小额信贷必遭失败，不做又有政治压力。而小额贷款公司作为新生事物是否真能胜过银行？
上海宝山宝莲小额贷款公司2008年11月刚刚开业。由于正值冬天，农村耕种资金需求不大，总经理李跃如便和员工下农户调研，研究产品。
“一是要做金融机构没有覆盖的地区；二要做虽然有机构覆盖，但产品没覆盖的地区。”李跃如表示，该公司定位要以“三农”为主，但中小企业贷款利润相对较高，因此要用中小企业贷款盈利贴补农村贷款。
“开业不到一星期，200多人打电话或来访，要看病的、没有钱的都来找我，他们看到宣传还以为我们是政府机构。”李跃如笑说。
“必须得承认，在农村、城市以及边缘地带，有些地方人烟稀少，提供微小贷款是充满困难和危险的事情。”世界银行金融专家王君说。
王君建议说，小额贷款公司应该在官方利率和民间利率之间寻找平衡点，这也是目前利率管制的商业银行所缺乏的，如果找到这个定价武器，将极具竞争力。
上述听众估计，上海的民间融资利率大大低于江浙地区，如果按照银行信贷利率计算，预计年回报约为6%，这对于民营资本来说并不诱人。
他同时还担心客户来源的问题。他认为，为规避风险，小额贷款公司挑选的客户仍是需要现金流的，以此才可确定其贷款金额和还款方式。他因此认为类似上海“4050工程”的下岗再就业人员就不是其目标客户。但如果企业经营稳定，则可进行向银行贷款或向亲朋好友借。这便是矛盾所在。
此外，“现在很多科技创业贷款，政府设立一个担保公司，由银行贷款，政府担保风险。和这样政府资助的贷款相比，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竞争。”他说。
更让他担心的是，小额贷款公司如何建立风控体系。江浙民间融资具有明显的地缘特点，并不适用于人口流动大、外地人居多的上海。
另一风险来自于企业的抗风险能力。目前的经济下行使大批中小企业面临严峻挑战，给这些企业放贷款，犹如“火中取栗”，反而将带来不良率攀升。而小额贷款公司抗风险能力弱，几笔大坏账发生就可能摧毁整间公司。这种案例在同样规模较小的典当和担保公司都曾发生过。
况且，一旦发生不良，小额贷款公司还将面临高企的处置成本。
“抵押品不一定安全。银行处置抵押的房产，也需要一两年。时间太长，而小额贷款公司最怕失去流动性。如果出现 1000万坏账，意味着1个亿资本金白做了。”他说。
“如果没有那么多困惑，就不叫小额贷款公司了。”一位金融机构的高管笑论。
“我们也会遇到类似问题，但温州的民间金融历史长，相对活跃，市场也相对成熟些。”上述正在温州筹建小贷公司的人士说。
试点三年的日升隆小额贷款公司似乎已逐步摸索出了农村信贷的方式。该公司单笔贷款多在10万元以下，平均利率在18%左右。“我们一般不作农村的抵押贷款，因为农村房子变现能力差，我们实行的是一对一担保，比如找一个有固定收入的公务员给贷款者担保。同时我们并不推行国际上比较推行的联保，风险难控制。”日升隆副总经理郭桐良说。
尽管如此，日升隆认为自身迫切需要提升小额贷款的技术含量。近期，他们正与一家专营小额信贷技术的德国公司接触，对方已决定派驻几位技术专家在当地工作8个月，提供风险控制、市场营销、产品设计和绩效考核的帮助。
只贷不存的悖论
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是小额贷款公司从诞生起就“只贷不存”，这给其发展壮大设下路障。
以试点三年的山西小额贷款公司为例，2005年底成立以来，日升隆已累计发放小额贷款3000余万元，截至2007年3月初贷款余额2400余万元，而其注册资金和追加注册资本合计仅2200万元。2007年开春，由于将值春耕放贷集中期，以当时的月放贷进度，资金只能维持两三个月。
当时他们迫切面临的是后续资金问题。然而股东融资受制于股东数限制，于是准备向国开行申请资金。日升隆副总经理郭桐良2008年11月24日对记者说：“向国开行申请资金没有成功。不过现在正是经济下行，以前我们一直想做规模，但现在主要是做稳健，把控制风险放在第一位，资金问题就没有那么突出了。”
他呼吁政策制定者能在加强监管的同时，适当放开小额贷款公司吸收存款。
而在政策放开前，大量民间资金仍无无路。以浙江为例，假设50家小贷公司，按照每家2亿最大资本金额度计，最多吸收100亿，大量民间借贷仍将徘徊于体制之外。小额贷款公司原本具有的规范和引导民间融资、输血农村金融的作用也将非常有限。
早在1993年在山西临县开展扶贫性的小额贷款试点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对此深有感触。2007年他曾对外表示，小额贷款组织至今不能吸收存款是其发展的一大障碍。“农村金融就是要调动农村的钱，留在农村用。当今社会信用不良，大规模开放吸收存款的小额贷款，的确有相当的局部的风险，暂作此规定未尝不可。但又存又贷，必定是发展方向。”
茅认为，目前有一个变通办法，即让小额贷款机构以小比例抵押向国家大银行整笔借款，以此作为运作资金。既可避免和国家金融机构争夺存款，又能调动机构的钱来运作。
“孟加拉农村银行并没有‘只贷不存’的情况，而是规定当地农村的钱要用于当地，限制资金流出。”尤努斯前两年在中国考察时也表示，“有存，有贷，建立起一整套机构，才能互相支持。”
当然，对于监管层而言，对小额贷款公司开放存款所引发的系统性风险是必须考虑的。历史上的多个恶性事件也是慎之又慎的重要原因。如此一来，在银行和民间借贷夹缝中生存的小额贷款公司，其利润空间将受限制。
日升隆副总经理曾对记者表示，试点三年来，“有盈利，但不是很多。”而且该公司的日常工作几乎都由手工完成，如果要购置先进设备和技术还需要进一步投入。
而地处温州苍南的联信公司，虽然表面上看当地贷款需求相当大，但据内部计算资料，盈利前景似乎并不高。
一份资料显示，1亿元注册资本金，按全年90%的使用率计算，贷款月利率18‰，全年的利息收入为1944万元。扣去25%所得税、5.56%营业税及附加(按收入比算)，合计约30%，即583万元。按有关规定，坏账准备金要达到年终贷款余额的1%，即90万元(进入成本，扣除所得税，实际为67.5万元)。上述两项合计650万元，因此税后利润为1294万元。而股东要求月分红1分，为1200万元。如此公司的营业费用、人员工资等便无从开支。这种情况下公司无利可图。倘若向银行增加50%融资，则可以保本微利。
向着村镇银行前进
于是，很多小额贷款公司把未来寄托在村镇银行上。
2008年5月，银监会和央行的相关文件里谨慎地开了一个“口子”：小额贷款公司依法合规经营，没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可在股东自愿的基础上，按照《村镇银行组建审批指引》和《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规范改造为村镇银行。
尽管村镇银行未来的盈利空间未必看好，但村镇银行毕竟可以吸收公众存款，这将成倍放大股东的风险收益水平。同时，吸收存款相对于拆借资金成本更低。
不少民营企业也坦言，参与组建小额贷款公司很大程度上就是看中未来转成村镇银行的可能性。
“现在是试点，我们希望政府能更放开，更市场化，尤其要让市场去检验。”温州上述申请小额贷款公司的人士委婉地表示，在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监管的同时，村镇银行的市场准入应更为宽松。
但事实上，监管层对民营资本进入村镇银行仍相当“谨慎”。按照《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或唯一股东必须是银行类金融机构，且持股比例不得低于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20%，单个自然人股东及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单一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单一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及其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
这对民营资本来说，转型为村镇银行后必然丧失对公司的控制权，有些小额贷款公司对此很失望。山西平遥的业内人士呼吁，既然小额信贷还在试点阶段，就要胆子再大些，步子迈得更大些。
“假如大家都冲着村镇银行去，小额贷款公司就变成了过渡形式。那为什么不一步到位，反而给将来留下后遗症？”某央行基层人士说。
监管角色
要健康发展小额贷款公司，必然离不开适当监管。
此前，政策制定者就声明，凡是省级政府能明确一个主管部门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管理，并愿意承担其风险处置责任的，方可在本省(区、市)的县域范围内开展试点。法律同时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应受社会监督，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央行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率、资金流向进行跟踪监测，并将其纳入信贷征信系统。
而在日常监管上，各地不尽相同。浙江要求县级政府是小额贷款公司风险防范处置的第一责任人，日常监管职能由县级工商部门承担。而上海则是各试点区(县)政府按照职能搞好日常监督管理，未指明是哪个具体部门牵头管理。
如此看来，小额贷款公司似乎有多个管理机构，但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上海出台的相关细则显示，央行上海总部和银监局没有参与细则会签。由于小额贷款公司不吸收存款，实行的是非审慎监管，因此银监会对此并不负监管责任。
“香港是警署管理的，因为小额贷款可能涉黑，而国外是不设监管的，因为比较难监管。”上海一位监管者说。
而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小额贷款公司如能疏导民间融资、扶持农村和中小企业，地方政府是欢迎的。但他们同时也非常小心翼翼，因为曾经“吃过苦头”。
上世纪90年代，各地建立农村合作基金会，这是可以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机构。但1997年国家关闭了所有农合会，直接或间接导致次年一些地区出现较大规模挤兑。这些后续风险处置都要当地政府来解决。
或许因为这些原因，使得地方政府在推小额贷款公司时还相对保守，这也使得其在市场准入上倾向于选择自己信任的企业。
但几个问题需要引起注意。“解决融资难，担保、典当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因为它们的操作模式很难盈利，这才导致其不务正业，违规操作。需要警惕小额贷款公司被迫走到类似局面，比如变相吸收存款、给关联方发放贷款甚至是发放高利贷。”一位金融行业人士说。
此外，央行温州一人士指出，虽然小额贷款公司有转成村镇银行的可能性，但村镇银行的经营模式与小额贷款公司毕竟存在区别，而金融机构在转变过程中最容易产生问题，而目前缺乏对此的政策设计。
另外，按照监管层意图，小额贷款公司设立的初衷是引导资金流向农村等不发达地区，扶持贫困人口，其贷款必须分散、小额。浙江的相关政策因此规定，小额贷款公司70%的资金应用于同一借款人且贷款余额不超过50万元的小额借款人，其余30%资金的单户贷款余额不得超过资本金的5%。
但实际上，据记者了解，浙江某小额贷款公司开业后发放的贷款，绝大部分贷款都依据50万元的上限，少部分甚至超过50万元。
上述央行人士认为，如果小额贷款公司追逐大客户以及富裕人群，可能会偏离政策初衷。因此他建议通过一些方法引导和激励小额贷款公司将贷款投向“三农”和中小企业。
“小额贷款公司可以干，但将来政府还要参与，不能指望‘游击队’。而且小额贷款公司还要成为正规的金融机构，只有通过监管才会更有能力。”王君说，他同时认为解决农村金融问题，除了增加机构，更重要的是解决小额信贷的共同难题，即贷款定价、基础设施、技术条件如动产抵押、信用调查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