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小额信贷战国

乡间，沃土清香，沟岔交集。村民王来应与高三好，从天刚亮时出发，几个小时后却败兴而归。

这两个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舍必崖乡的农户，在3月的一个清晨，来到渣打和林格尔村镇银行，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希望获得小额贷款，得到的回复很冰冷：该村镇银行尚不能发放贷款。

斯时，距渣打村镇银行正式开业已一个月有余。

在这个拥有2.9万人的农业大乡内，如王来应、高三好这般的因“粮食积压、没钱买化肥”的村民，不在少数。与春季蓬生的希望相左的是。一些村民心里淤积着融资难的阴霾。

舍必崖乡，仅显露中国乡村信贷体系的冰山一角，折射的却是长久以来的现实之困。当然，各个乡村的情形不一。在几位村民悻悻归家之际，雄鸡版图上的中国大地，正有不少村民享受着小额信贷的极大喜悦。

分布不均，亦如今天的贫富两极分化，充斥于社会的诸多角落，也延伸至“小额信贷”这个农村金融的一个原点。

小额信贷，这个被国际公认为“帮助弱势群体脱贫最有效”的方式，近年来，虽在中国激起了农村金融之浪花，但三年前，在一位对此有研究的外国女记者看来，仍属于“花拳绣腿”。这个花哨的成语，指意为“虽信贷形式多样，但效果欠佳”。

三年后，这位在中国呆了很久的女记者，或许不会料及，小额信贷，借着政策放松的东风。正以破竹之势，在中国多处开花。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农信社、邮储银行以及各种公益性质的信贷机构，不一而足。有专家称之为“草根金融”。

专家认为，目前中国的小额信贷品种，不见得少于其他国家，只是，总体规模并不大。值得一提的是，在多元的农村金融体系内，正有一股来自异土的力量，一触即发。汇丰、花旗、渣打三家外资银行，首当其冲，在争抢农村小额信贷这块蛋糕时，却也面临如何中国本土化的种种瓶颈。

而国内韵诸多农村金融机构，在机制的桎梏和观念的传统双重夹击中，也远非人们从常识理解或媒体报端上解读出的那份光鲜。“乱”与困，是今天小额信贷的处境。

试水

最先嗅到农村机遇的外资银行。不仅仅是渣打。尽管渣打联合香港溢达集团，于两年前的12月在新疆的拜什艾日克村，开设首个直面农户的小额贷款项目试点，但同年同月，汇丰银行也有所动作：湖北随州曾都汇丰村镇银行，同期挂牌营业。

相比而言，花旗银行的农村“试水”略显滞后。一年后的2008年12月，湖北荆州公安花旗贷款公司始才宣告成立。而此时，汇丰早已开始了又一轮的布局和扩张。汇丰先后又在重庆大足、福建永安开设两家村镇银行。

“中国始终是花旗在全球最重要的市场之一，我们将延续各业务在中国的持续发展”。花旗中国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欧兆伦如此表示。“中国三分之二的人口在农村。在农村先把品牌做好，未来渣打自然会有更多客户”，渣打中国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曾璇说这句话时，也是信心满满。

这些银行高层们的话语背后，一场更为激烈的鏖战。早已拉响，

目前，汇丰已成立5家村镇银行，在原有试点基础之上，又在今年2月成立北京密云汇丰村镇银行。同期，渣打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成立村镇银行。并在访问放出了“研究将在上海崇明岛设立村镇银行”的风声。

花旗则在今年的1月13日，获准设立辽宁省大连瓦房店贷款公司，预计下半年正式开业。而3月18日，湖北成宁赤壁花旗贷款公司的正式开业，也成为了最近发生的“外资试水”新闻。

外资银行的纷涌而来，在素有“中国小额信贷之父”之称的杜晓山看来，并没有对农村金融体系形成强烈冲击。“可以说，基本不形成竞争”，这位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对本刊记者表示。

不过以数量而言，农村金融市场在悄然发生骤变，此前，有地方媒体称“已迎来‘战国时代”’。

毫无疑问，农村金融市场的破局，得益于政策的松弛。外资银行在城市之外，铺设了“第二张网”，也是因为国家的鼓励性政策为其创造了更大空间。

2006年底，银监会调整放宽了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首次允许产业资本和民间资本到农村地区新设银行，并首批选择四川、吉林、河北等6省区作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2007年10月。又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31个省份。

今年两会上，银监会表态将全面铺设网点，对村镇银行的发展目标是全国2000家。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底，全国共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107家，其中村镇银行几乎占90％。到今年3月初，全国已有村镇银行97家，这个数字相比于2007年初首批的3家村镇银行开业，已有10倍的增幅。

迭变

名目繁多、数量倍增的金融机构，被布局在农村的“心脏”，是否真正解决了农村资金供给严重不足这块历史痼疾?

杜晓山认为，这些网点分散的新型机构，进入农村，起到的作用，不过是杯水车薪。农村资金短缺与需求量的增大，在近年来的媒体报道和科研组的调查报告上，也时有提及。

据去年银监会的统计数字来看，只有一个金融机构(农信社)的乡镇有89(30个，还有2800多个乡镇没有金融机构。这对于有着4万多个乡镇的中国农利而言，还有很多“真空”市场。

因此，伺机而动的外资银行。并不是盲目扩张。这些有着国际成熟运作经验的外来“腕儿们”。之所以发起群攻，则是因为很早便摸到了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底牌。

这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北大中国金融研究中心秘书长王曙光看来，它们的战略思维和长远眼光，给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们上了一堂教育课，“应该好好地向人家学习学习”。进一步而言，这种“学习”、实则为深刻的反思。

之前，中国银行体系，虽然没有“村镇银行”的身影，但也逐步形成一个类金字塔的成熟结构。而在上世纪g0年代后期，国有商业银行在逐利动机下纷纷逃离农村，农业银行也跟从“洗脚上田”，逐渐撤并基层支机构，退出农村信贷市场。

唯一遍及中国县乡的金融机构邮政储蓄，虽乐于为农民提供存款。汇兑等基本服务，但长期以来也是“只存不贷”，被学界和业内人士诟病为“从农村吸收资金回流城市的主渠道、抽血机”。更主要的是，这个刚成立仅两年多的邮储银行，在王曙光看来，更像一个婴儿，“婴儿最大的特点，是充满无限多样的未来可能性。”

因此，别无选择的农信社，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甚至被赋予支农的政策性职能。至2000年时，随着四大商业银行逐步撤出农村，农民的金融需求几乎仅仰赖农信社苦力支撑。

殊不知，农信社也面临着尴尬之局。

乱世

这个一家独大的“主力军”，疾病缠身。专家认为，机制的困惑始终未厘清。王曙光教授在个人专著《草根金融》中写道：“农信社，令

我国金融改革中的决策当局感到头疼”。

“其积弊之深，涉及面之广，问题之严重，都是其他领域所罕见的”。王曙光认为。

他告诉本刊记者，”全国3万多家农信社。发展至今。虽在专业经验和技术人员占有优势，但一个很大的困难是，没有一个严格的约束机制，又缺乏独立性。”

虽在几年前，全国各地省联社实行改革，实现“大一统”，但是也引起业内人士的争议。省联社，是否合时宜?权力是否集中过大?类似问题被抛出。

王曙光举例日本的机构设置来作答。“日本的省一级机构，没有实权，只是提供信息服务、技术服务而已”。但是他可断定的是，”目前，县级联社的独立性，似乎并不能全面保证。”

采访中，记者也发现，中国一些农村，仅有的农信社这头“大象”，是戴着镣铐在孤独跳舞。4月13日，记者采访了辽宁省宽甸县农信社。这个以“林权抵押贷款”成为中国内一张特色名片的县城，刚脱掉“全国贫困县”帽子不久。

该县毛甸子镇农信社主任马祚江告诉记者，当地目前的金融机构还略显单一。该镇，除了农信社以外，把信贷触角深入这里的，仅有农行和邮储银行，“但目前都只在宣传阶段，还没进入实际操作。”

这也是全国多个地区，没有被激活的信贷市场的现实版本。

信贷员毕淑有，在毛甸子镇农信社工作已28年，他的总结和困惑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村民。还款观念也略显落后。信誉环境不好，是基层农信社开展工作最直面的难点。

目前，毛甸子镇农信社的信贷资金投向有70％用在农户脱贫，用以支持春耕投入或农民发展养殖项目，投向中小企业的商业项目，虽贷款额度大，但从比例上占有很小几率。

按照规定，农信社每年对贷款农户进行一次评定，根据往年贷款记录，和走访村民形式，对贷款者确定信用等级。“对农民的贷款，5000元之内，可免担保。信誉度高的，可免担保贷款2万元。产业大的农户，还可以使用联保，贷更多钱。”马祚江说。

针对国内一些地方出现的新型金融机构“百花齐放”，这位在基层农信社工作20年的主任还是表示歆羡和期待，“狼来了，寂静的市场被激活。这对村民是好事。”

记者调查发现，基层农信社虽然在近年来几乎甩开了历史包袱，但是，却又接过一个新包袱。“政府目前有一定的管控权，当涉及一些政府的‘政绩项目’时，便会出现政府干预、权力寻租的怪相。同时，这也滋生了一定的不良贷款”，一位在基层农信社工作多年的知情人对记者说。

北大教授王曙光也总结出相关问题，他认为，小额贷款体系尚缺乏系统法律框架和有效监管机制，“从这个角度说，政府应该有所作为。比如政策优惠、保险、贴息政策等鼓励机制应跟上。

在被忽略中。信贷“乱世”悄然诞生。

“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穷人银行”，杜晓山认为，在今天数量繁多的信贷机构中，有很多放款大额资金的，也称之为小额信贷机构，“实为天真、可笑”。

小额信贷。是指，尤努斯创立的盂加拉国乡村银行模式。“扶贫”是一犬要旨。尤努斯，作为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也曾说过“穷人也有信用”的经典语录。

杜晓山指出，现在的金融机构，愿意标榜“小额信贷”，是因为“小额信贷吃香了”，“知道国家支持小额信贷，所以就愿意挂这个‘品牌”’。

问路

纷纷攘攘的农村小额信贷，正徘徊于一个从未有过的十字路口。

一方面，“狼”来了，另一方面，农村信贷市场的痼疾未除。在矛盾和冲突的形态之下，一些多元化的机构又接连崛起。

去年8月，农业银行作为发起人，在湖北孝感和内蒙古赤峰设立两家村镇银行。当年年底，建设银行也发起设立首家村镇银行――湖南桃江建信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今年3月底，江苏宿迁国际机遇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开业，这是由世界上最大的微型金融机构国际机遇投资创办。该公司是定位于“以小额担保贷款方式扶助贫困群体”的全球型慈善机构。

同一时期，全国最大规模的小额贷款公司也正式开业。一家名为上海奉贤绿地小额贷款公司。是由绿地集团发起，并联合大华。吉盛伟邦等11家公司共同设立，注册资金为3亿元，创小额贷款公司历史最高。

农村资金互助社，也是不少地区新增的信贷机构，不过目前被银监会批准的不超10家，因其布局分散，发展态势也只是起步阶段。

很显然，农村金融机构，以史无前例的喧闹，遍于全国一些乡郊。可是，谁能拔得头筹，谁将走得更远?

杜晓山更看好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短期来看，也没见得外资银行高明到哪里。”针对外资涌入，他觉得，“我们目前不用怕它，而应是欢迎它加入。”

王曙光认为，国有商业银行能否在农村取得长足发展，取决于有怎样的机制和产品。”每个银行的优势不同，特点难于比较，所以对于前景，难于定论。不过万变不离其宗，金融学一个最关键问题，是每个机构要找准精细目标群体”，王曙光说，“客户要分层”

按照既有模式。有外资血统的新型信贷机构，具有两大优势，一方面是管理系统精，程序简化，贷款效率较高：另一方面，具有在国际上多年运作的成熟经验。

然而，专家认为，其最大瓶颈是如何把这些经验在中国本土化，毕竟中国有特殊的现实，很有可能水土不服。此前，不乏外资在中国商界蓝海折戟的实例。

反观国内信贷机构，受传统理念影响颇深，“这体现在乐于关注上层，扶大不扶小，扶富不扶贫”，杜晓山认为。

这位发起中国社科院在中国农村做信贷试点工作的老专家，最担心的是出现不择手段的恶性竞争，“如果竞争局面是共赢，只是份额有变，服务提高，利率下降，这才是适度竞争。”

在王曙光看来，农村信贷市场，犹如一锅汤，多样化的金融机构，只是一些味道丰富、形状各异的盐巴。

有一个流传甚久的故事，是说一群羊在没有狼群的威胁之下，生命力和免疫力极弱，相反，有虎视眈眈的狼群相伴，羊的生命力，却随着运动量的增大变得空前旺盛。

很显然，频频介入的外资银行，并不是那些穷凶极恶之“狼”，在王曙光看来，它们不过是一些让农村信贷市场这锅汤。变得更富滋味的“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