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语言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7 15:12:32
网络语言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语言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网络语言的变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已经逐渐走向稳定。本文从语用学的角度分析网络语言的运用，探讨了网络语言作为一种交际方式对语用原则的遵循和故意违反。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交流已日益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且深刻地影响到人们的生活，网络语言也随之产生。李星辉的《网络文学语言论》给狭义的网络语言下的定义是：“指网民们在网络交流这种新兴文化中所使用的新的语言，即在聊天室和BBS上常用的词语和符号。”网络语言是专门在网上使用的一种语言，能够风趣生动地表达情感，方便快捷地传递信息，是由网虫们独创的一种特殊的语言。起初主要是为了提高网上聊天的效率减少敲击键盘的次数，久而久之就约定俗成，形成特定的网上用语了。言语交际必须遵循一定的语用原则，网络交际也是如此。虽然交际者是在特定的虚拟空间进行交际，但也不能超越公众约定俗成的标准和原则。
一、网络语言和言语行为三分说
奥斯汀认为说一句话不仅仅能构成一个言语行为，任何一个言语行为都由三个次行为构成，即言内之行（说的话排成一个句子）、言外之行（表明说话人意图的行为，表明为什么要这么说）和言后之行（对说话者所产生的结果）。网络语言由于不同的交流媒介、交错的文化背景更好地展示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三分说。例如：①“谁知道我的心里有多苦，谁在乎我的明天在何处”，小伟哼着这首歌在网间流窜，每到一地方先唱完这两句，接着就是一段征友启示“男，二十五，于浪漫中现真情，于诚实中显睿智，欲觅网上真心MM一名，霸王龙食草龙，品种不限，照单全收”，基本上，每次都被网管踹将出来，苦闷之余，决定不再流连聊天室，改去论坛试试。
《论坛五味》读者在阅读例①是将字串成句子，便是言语行为中的第一个阶段“言内之行”。同时，作者在写这段话时，通过介绍自己，表明征友的意图即第二个阶段“言外之行”。至于读者对于这段启示的理解“一个多情、虚伪的王老五饥不择食推销自己的广告”则是“言后之行”。这一段文章同传统文学语言和口语一样都符合奥斯汀的语言行为三分说。
二、网络语言的合作原则
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认为言语交际中人们总是互相合作，谈话双方都怀着这样一个共同的愿望：双方都遵守着某些合作原则，以求实现这个愿望。他认为人们在谈话中遵守四个准则，即量的准则（所说话应包含交谈目的所需要的信息，不多也不少）、质的准则（不说你认为是虚假的话或缺乏依据的话）、关系准则（要有关联）和方式准则（清楚；避免晦涩、歧义；简练、井井有条）。正是由于合作原则在起作用，随时准备帮助沟通话语和话语所传达的含义，人们之间对话才得以有效地、顺畅地进行。作为人们在虚拟世界交流的工具，网络语言同样要遵循合作原则，但有时由于种种原因，经常出现人们不严格遵守甚至故意违反合作原则及其相关准则的现象。例如：②“因为这是一笔交易：你替他们平事，他们让你成仙，所以我们以后就管这些人叫客户，你可以答应也可以不答应，如果你要不答应……”老神棍又掏出墨镜戴上，拿出那支笔状物，“我就照你一下，不过我事先声明：这东西不怎么好用，很有可能让你忘很多事情，包括你姓什么叫什么父母是谁你自己是男是女等等……”
“你不如说我就变成一个弱智了！”
老神棍抬头想了想，说：“对，你概括得很精确……”《史上第一混乱》③就为这个，奈子被论坛中众多正义化身的大虾群起攻之，旁征博引，谈古论今，砸得她是体无完肤，且不说女孩儿心里边是不是落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我估计这要是换了我，连死的心都有。
《论坛五味》④
［qiaofeng］（模仿一首歌的曲子）今天不下线……
［fengying］呵呵，电话费……
［qiaofeng］9494，我最恨的就是这个杀人不眨眼的中国点心。
［fengying］什么中国点心？
［qiaofeng］就是中国电信，CHINATELECOM.
［fengying］哈哈，你竟敢把电信老虎当点心吃？
《迷失在网路与现实之间的爱情》⑤有这么变态的学生吗？谁会相信！所以，韩风现在的行为，在大家眼里，根本就认为他是在装B，当然，更多的人认为他是个冒冒（注：冒冒=傻冒+傻冒），连装B都不会装，好歹也拿本中文的，那样别人相信的可能性还会大点。
《超级系统》例②中的“弱智”一词用了“忘很多事情，包括你姓什么叫什么父母是谁你自己是男是女等等……”一长串的文字来形容就是故意违反了量的准则。例③中将被批评的奈子说成“体无完肤”、“落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连死的心都有”显然是故意违反了质的准则。例④的对话中从歌曲到话费到点心，跳跃的语言是故意违反了关系准则。例⑤的语言中用了长段的话来解释第一句，并且用了“装B”、“冒冒”一类的词语，显然是作者故意违反了方式准则。从以上三例我们看出作者以故意违反语言合作原则的方式打破读者原有的思维模式，收到出其不意、娱乐读者的效果。
三、网络语言的礼貌原则
礼貌既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产物，又是促进社会文明的保障。网络语言作为现代社会人们经常使用的一种语言，同样在使用这种语言的过程中要遵守礼貌原则，从而使交际顺利进行下去。在现实社会交际中，人们一般都能用礼貌原则规范自己的言语行为，但是在网络这一虚拟的区域里，一切附加在交际者身上的社会特征都被网络所隐匿，有关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在网上也被逾越、被忽视，使得网络交际似乎成为一个可以随意言说的场合，言语礼貌道德逐渐沦丧，网络交际场所几乎成了粗话、脏话等语言垃圾的投放站。例如：⑥
［wish］tnnd?……啥意思？
［qiaofeng］WC！你连TNND是啥都不知道？
［wish］嘿嘿。小弟出道太晚，老见你们说些江湖切口，真的不懂。
［qiaofeng］TNND就是TMD的比较级。
［qiaofeng］tmd就是他妈的。
［qiaofeng］TNND就是他奶奶的。
［qiaofeng］WC不是公厕。它有时候指WORLDCUP。通常就是WOCAO！
［qiaofeng］你连这些都不懂还想入丐帮混？真是7456！
［wish］懂了，懂了。7456就是气死我了。这个俺原来就懂。
［wish］您老不要生气伤了身子，8147，8147。其实这些俺一学就会。
《迷失在网路与现实之间的爱情》从例⑥的对话我们看到粗话堂而皇之地展示在大家面前，为了避免尴尬，人们还用字母或者数字来代替，无视礼貌原则。结语
网络语言是近几十年通过网络这个媒介，在传统语言的基础上更改和变异而来的。作为一种新的交际方式，它有着蓬勃的生命力，但它今后将如何发展，我们只能从现实中得到证实。荀子曰：“名无故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谓之不宜。名无故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语言符号的本质便是“约定俗成”，符号是社会的产物，它经过人们的约定，赋予一定的价值，然后起到交际工具的作用。语言是否规范，主要取决于人们是否认可，在交际中是否常用，网络语言也应当如此。任何新事物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我们应该用时间来检验它。由于网络的发展在中国还处在起始阶段，所以对待网络文学语言，我们应该像对待一般的新词新语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符合语言规范的词语会留下来，成为基础语言，而那些不符合规范的，则会在“约定俗成”中自然而然地被淘汰掉。网络已经日渐深入人们的生活，网络语言也打破了许多往日的“规则”，在对传统的继承和突破中渐渐形成新的格局。同样作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交际方式，网络语言以其独特的表达方式为人们逐渐熟悉，或循规蹈矩，或打破常规，其语用意义都值得我们用心品读。
参考文献：
［1］索振羽.语用学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于根元.网络语言概说［M］.北京：经济出版社，2001.
［3］李星辉.网络文学语言论［M］.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3.
网络语言论文范文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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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语言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 当前网络信息传播中,一种特殊的信息符号——网络语言备受关注,其相关研究多从语言学或传播学的角度展开。本文则试图将网络信息传播环境与之相结合,对这一虚拟世界的信息符号进行一定的总结和概述,并指出今后应该致力的研究重点。
信息传播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通过符号媒介进行信息传播、接受与反馈行为的总称。使用符号进行信息传播是人最基本的属性,符号在信息传播中处于核心地位。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出现了很多在网络信息传播中的特殊符号,很多学者把它们称为“网络语言”。目前学术界对这一信息符号及在网络信息交流中的作用进行了许多研究,既有信息传播领域、语言学视角的分析,也有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等框架中的观照,当然也包括多学科交叉研究。就语言学方面看,研究最主要的集中点是词汇和非语言交际方面,而且研究中渗透了传播学层面的阐释。在此我们就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一些梳理和概括,并对今后网络语言研究的发展方向进行一定的探讨。
1 明确概念
在研究中对研究对象概念的界定是非常重要的,综合以往的研究成果,对于网络环境中出现并使用的新的信息符号形式都被限定为“网络语言”。潘美岑在《网络语言之研究初探》(2002)一文中,从语言的定义、特征、功能以及社会文化意涵等方面对网络情景中出现的语言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具备被当作语言来研究的合理性。这样从本质上确立了研究网络语言的价值和意义。
而对于网络语言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很多研究者都有具体的阐释。如于根元在《网络语言概说》一书中的定义:“网络语言”本身也是一个网络用语,多指网络的计算机语言,也指网络上使用的有自己特点的自然语言,将网络语言定义为自然语言。之后吕明臣在《网络交际中自然语言的属性》(2004)一文中,分别定义了网络交际手段、网络符号和网络语言,并指出网络语言是在网络中使用的自然语言,用语言学理论对其进行分析。另一些研究则将这些语言现象定义为网络交际语言,并且从言语交际学、人际传播学等方向进行了分析。广义上讲,网络语言泛指在网络传播中所应用或触及到的一切语言,大体上可以分为3类:一是与网络有关的专业术语;二是与网络有关的特别用语;三是网民在聊天室和bbs上的常用词语和符号。狭义的网络语言就指第三类。它是网络语言研究的重点,也是本文综述的基点。从上述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理论框架给予网络语言不同的定位,但是概念的内涵还是基本一致的。在这个前提下,很多文章都从词语的分类、特点和语用规律等层面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分析和研究。
2 网络语言的分类
分类是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只有明确类别才能更好的认识和应用网络语言。现有的研究中虽然对网络语言的分类很细致,但是大体还是对网络交流中出现的新词语进行分类。如邬敏(2001)将网络新词语分为旧词新义类、创新类、缩略语类和符号词语四类。孟伟(2002)则将网络传播中的语言符号运用归纳了7种:谐音、拼音及拼音的简写、使用数字、图形、同音异义字、象声词表示感情和特有的借称。而柳丽慧(2006)中更将网络语言的造字、造词和表达方式分为11类。其实要对网络语言进行分类,一个合理、科学的分类标准是前提。从网络语言使用的符号系统来看,它包含了字母符号、汉字符号、标点符号、数字符号,再加上将几种符号的杂糅混合使用,可以据此分为5类。而从网络语言的构词方法上看,应分为缩略构词、谐音构词、旧词新义、隐喻造词和将缩略、谐音等构词法综合运用的杂糅构词。其中缩略构词包含英文缩略、拼音缩略、汉字缩写。谐音构词也包含英文谐音、汉字谐音、数字谐音。而通常被成为表情符号的网络词语,因为其是用各种键盘符号采用象形的方式构成来表示交流者的面部表情、心理感受等,所以可以概括为象形构词。这样关于网络语言的分类问题可以论述的更清晰和明确。同时,由于网络语言大量是由网民在交流中创造的,只要网络交流继续进行,新的网络用语就会层出不穷,所以我们的分类系统必须是开放的、动态的,以容纳新的类别。
3 网络语言的特点
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网络语言的特殊性。毛力群(2002)指出网络语言具有4大特点:快捷、简略;混编、杂糅;联想丰富,思维跳跃、谐音字大行其道。赵越(2000)则提出网络语言具有个性化、主观化、形象化、符号化、数字化、字母化等特点。网络语言的特点还有很多,如经济性、可视性、粗俗化、随意性、创新性等。要论述网络语言的整体特征,我们认为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考察:其一,从网络语言本身来看,其具有符号化、象形化和简略化的特点。因为网络交流环境的限制,网络语言的构词符号系统必然具有符号化的特点。而为了追求生动、可视的交流效果,为了弥补非面对面交流中传播暗示的减少,网络语言必然具有极高的象形性。至于简略化是网络语言适应网络交际时效性要求的体现。从而也造成语言符号使用中错字多、多义性的结果。其二,从网络语言的使用来看,其具有快捷化、个性化和游戏性的特点。网络交际是分秒必争的,网络语言自身的简洁性就带来了使用中的快捷性。而网络的开放性、去中心化,给了网络更自由、平等的交流空间,张扬的个性和标新立异的追求就成了网络语言使用中的核心理念。同时随意创新、玩笑戏谑正带来了网络语言的游戏性。
潘美岑(2002)发现网络语言使用者常搭配符号的使用来加强语音效果;用空格或换行来分句;多属口头语体等现象。还有经常用重复的方式来表示强调,用大量的拟声词、象声词来暗示说话者的心情或表情反应,对说话的内容有补充、强调或否定的作用。同时网络语言的使用必须是在网络情景中,这样特定的语言符号和其所指涉的实物之间才有关联,所以语境因素对于网络语言的使用至关重要。
4 网络交际语言的语用研究
从语用学的角度对网络语言进行研究一直备受关注。首先吕明臣(2004)重点分析了网络交际中自然语言的属性,并认为网络语言是一种既非口语也非书面语的特殊存在状态。首先在交际功能分布上,网络语言既能完成口语的交际功能,又可以完成书面语的交际功能。其次,在言语交际行为特征上,网络语言兼有口语和书面语的特征,是一种特殊语体——网络语体。它具有视觉性、即时性和非面对面性等特征。朱萍(2002)分析了网上聊天语境的特殊性,指出在网上聊天的交际过程中,交际参与者具有非语言交际手段失效、身份隐藏,参与者群体以青年学生为主这3点特征;交际双方的平等性和身份的隐蔽性造成了语言行为的随意性和语言信息的不真实性,这是网络交际中语言行为的特征。
同时网络语言交际过程中,交际主体要达到预期状态,也应遵循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等交际原则,所以一些学者从语言交际原则出发去研究网络语言交际的特点。林秋茗(2003)就运用语域理论、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和格赖斯合作原则以及话轮理论分析了icq会话的特点。林文认为网络聊天会话的话语方式是以书面形式使用口语体。而从话语风格来看,网络聊天交际中,人们的社交身份偏向一致性,背离权势,社交态度偏向亲密一端,远离呆板一端。网上聊天的随意性和话题的不专一使其所涉及的话语范围大多属于非技术性的。而礼貌原则,尤其是其中的得体准则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这一点李蔚然(2004)专门进行了分析论述,认为网络言语交际对合作原则中四条交际准则都有一定程度的偏离和补充。
4·1 关于数量准则,李文提出省约原则作为对其的补充,但省约原则要受到受话人容错能力的限制。而博客cicili-ay136在网文《网上聊天语言交际的语用考察》一文(以下以“网文”一词来代指)中提出,在网上聊天的交际过程中问答式对话经常出现,而且往往以被问一方做出包含信息较少的回答而提问一方继续追问的方式持续多轮,这样的方式是由于网络交际对于信息数量的要求往往比日常交际要低,可以看作是一种网络交际中独特准则——简便准则的作用结果。之外李文还提出网络语言交际中,交际主体有意违反数量准则造成网络话语的羡余,这是对数量准则的偏离。而网络语言交际的零信息现象则是对数量准则的违反。
4·2 关于质量准则,李文认为网络交际中的虚拟身份或虚假话语是对质量准则的违反。其实这里的“虚拟”是指交际双方隐去了现实环境中的各种身份信息,取而代之的是以网名和ip地址组成的网络身份。而“虚假”指网络交际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虚假信息,即无法判断网络交际中信息的客观真实度,无法证伪。但是即使这样,网络交际中,双方对信息的真实性验证的必要性要求还是要比现实世界小得多。
4·3 网络语言交际中由“个人现场”的话语带来的话题无关现象是对关系准则的违反。网络聊天中无论是一对一,还是一对多,交流者都可以同时进行“个人现场”的视听活动,所以,发话人可以将“个人现场”的信息内容引入共同的交际话题中,产生与原有话语或交际目的无关的新话语。同时这种话题转换的方式很常见,没有任何语言标志,但是一般交际双方却不会因此中断交流。可见,网络交际中对于关系准则的要求比日常交际要低。
4·4 网文中还提出网络语言交际往往因交际双方都同时可能存在其他网络活动而很难持续下去,所以交际双方一般会表现出比日常交际更大的耐心,并通过“哦”、“嗯”等话语来传达谈话可以继续交流等意义。因此,提出保持原则作为对会话原则的补充。
同时李文还指出在网络交际中礼貌程度较低,一些网络语言中不礼貌的交际辅助手段,将严重污染网络交际环境,亟待解决和规范。
以上两人的文章对网络交际现象的分析深入透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5 相关研究
除了以上关于网络语言的本体研究以外,网络言语交际中两性差异、语码转换现象、网络语言的学习模式等也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课题。
herring (1993)研究了网络上两性语言使用上的差异,质疑计算机中介传播是否真的促进了民主的讨论。她的研究发现,尽管新科技拥有民主的潜力,但实际情况却是一小部分男性主宰了整个讨论。男性使用的语言倾向于敌对(adversarial),从不必要的展示知识、强烈主张自己的观点,到反驳、轻蔑不同意自己意见的人。两性使用的语言修辞有着明显的差异。男性在语言修辞上采用自我推销和敌对的策略,在沟通的过程中,女性受到男性的检查;男性的反应不是忽略女性的发言,就是试图显示她们的参与讨论不合法(delegitimize)。这种语言沟通的方式使女性感到不舒服,因此自然较少参与讨论。方念萱和苏彦豪(1995,转引自周君兰, 2001)则以女性主义站的女性主义版为例,运用哈贝马斯的交流行动理论,检视其中的讨论过程;探讨网络提供公共参与的可能性。结果发现:网络上的对话,也有能够推进到理论层次的,但因为话题通常是个人设定,多方响应形成,初始话题的定义仍然属于主流论述,但在对话过程中,也会出现不同的定义和框架。他们指出网络上的讨论需要认明个人议题与公共议题、对话与放话、取得了解与寻求共识的差别。晏毓良(2000,转引自周君兰,2001)研究了台湾bbs上的男女在对话型态上是否有所差异,他以对谈话量(amount of speech)、回馈语(minimal responses)、笑(laughs)、语尾助词(final particles)、符号表情(emotions)和创意语言用法(creative language uses)等6方面来进行分析。
关于语码转换现象,巢乃鹏在《网络虚拟环境中的言语交流》中配合案例进行了分析。文中采用参与观察法来进行研究,选择2002年1月9日至2003年1月13日,南京大学小百合bbs的每日十大热门贴作为样本,研究网络虚拟环境中的言语交流与非言语交流现象,并探寻虚拟环境交流中的语码转换问题。巢文不仅分析了网络言语交流中语码转换的一些结构性问题,还对虚拟环境中语码转换的社会意义和语用意义进行了探讨,认为网络言语交流中的语码转换的目的是多种多样的,可能是一种表现心理。虽然这对于交流者来说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但对于这一转换行为应该是有心理准备的。同时,在网络虚拟环境中,由于无法利用语气、手势等行为来表示交流者的感受,所以可能利用语码转换来表达自己的强调语气。而网络中大量存在的约定俗成的写法中存在的语码转换则表现出网络交流者的从众与跟风心理。
关于网络语言的学习理论,现有的研究成果不是很多,其中潘美岑的《网络语言之初探研究》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篇。潘美岑在分析了网络交流环境、网络语言的内涵和网络语言研究的合理性之后,具体从文化合流模式、语言调节理论、话语理论、传统语言学中的增强理论和心理学的社会学理论5个方面来看网络语言的习得。最后还提出了可以影响网络语言学习的5大因素:网络里语言学习者自身的心理因素、其他网络语言使用者的因素、媒介的因素、文化面向的因素和语言本身的因素。此文的最大贡献在于透过文献整理对概念上相关的模式理论进行探讨,并就理论模式的内涵来进行命题的推论,以建构具体的研究命题。
6 总 结
网上聊天中的语言交际是一种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交流平台的特殊交际方式,这种方式为交际提供了一套全新的特殊语境,以文字的形式进行,接近口语的交际,但又缺少口语交际面对面时的许多语境信息,而且由于计算机这一交际媒介技术上的限制,出现时间上的拖延和信息真空,所以这些特殊语境因素客观上促成了网上聊天语言交际的一系列特点,并出现一些对言语交际原则的偏离。同时,这种新的言语交际形式也促成了新的语言形式的出现,虽然它还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也还有很大变化性,但是作为一种新的言语现象,网络语言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从现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看,无论是港台也好,大陆也好,关于网络语言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点:在研究时,大多从纯语言的角度概述和分析网络语言的风格、特点,就语言论语言,分析的层次似乎比较浅显,很少有人从传播学的角度去思考和总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言语传播现象?网络言语传播中双方的传播心理以及网络言语背后的社会意蕴是什么?网络言语传播与现实中的言语传播区别何在?这样的问题很少有研究涉及。因此,对于网络语言的研究应该从现在的语言学角度更多的深入到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层面,并且转向对使用技巧和规律的探讨。而且,网络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媒介,其包含的人际传播对现实的人际传播有什么影响,其中语言又起什么作用,这种作用是否会随着网络的发展持续下去,未来又会表现出什么样的特性,这些问题都是以后的研究中值得关注的。
总之,网络语言不仅需要我们从本体——言语现象去探讨,也需要我们在更广的视野中观察和分析,并作大量的个案调查,参与跟踪,从而建立更完整、更系统、更准确的网络语言传播理论。
参考文献
[1]于根元.网络语言概说[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1.
[2]张琪玉.情报检索语言[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3.
[3]符绍宏,雷菊霞,饶伟红.因特网信息资源检索与利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0.
[4]潘美岑.网络语言之初探研究——汉语的取径[c].信息传播学术研讨会.台北世新大学, 2002.
[5]邬敏.网络传播与网络新词语[c].中华传播学会2000年研讨会.
[6]周君兰.虚拟的沟通艺术:一个网络语言文化的初探性研究[c]. 2001年网络与社会研讨会.
[7]洪漪,梁树柏.分类法在网络信息中的应用[j].情报学报, 1998, (1).
网络语言论文范文第4篇
“卖萌”“灌水”“hold住”“××控”“给力”“吐槽”“正点”“惹火”“车震”“屌丝”等一系列光怪陆离、令人耳目一新的网络热词已经无可争辩地进入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从网络到电视，从报刊到媒体，甚至是主流的《人民日报》等，这些让中老年人瞠目结舌的前卫语言因子正从神奇的网络世界走向典雅的语言厅堂。惊讶之余，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网络词语来了，我们该怎么办？
语言被称为“思想的外衣”。斯大林在《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中说“：完全没有语言的材料和完全没有语言的‘自然物质’的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词汇进入口语交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还有些甚至被用到书面语中，被《新闻联播》《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所使用。有人甚至预言计算机的更新换代将决定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由此可见，作为网络时代的重要派生物之一的网络词语一定不会仅仅徘徊在网络虚拟空间里，它会谋求更多、更大、更主流、更权威的交际话语权，从而进入到正统正规的话语层面。这样一个演变轨迹也是符合语言的发展规律的。关于这一点，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委员顾晓鸣敏锐地捕捉到，并对网络词汇的发展抱一种非常乐观的态度：“网络语言及其书写方式正深刻地影响着当前年轻人的日常生活。……它与新一代青年的语言紧密相连，将成为新世纪的语言方式。”[1]
自曹丕“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之论以来，对于写作的重要性，古今中外早已形成共识。字词在表达中起到基础性的作用，造就了语言和文章的美感。鲁迅说：“作文和口语不能完全相同，讲话的时候，可以夹许多‘这个这个’‘那个那个’之类，其实并无意义。到写作时，为了时间、纸张的经济，意思的分明，就要分别删去的，所以文章一定应该比口语简洁，而且明了，有些不同，并非文章的坏处。”[2]词汇的发展演变也离不开推陈出新的进化规律，它的总趋势是数量日益扩大，内涵不断丰富。时下网络词汇多由替代、暗示、联想、形象等方法构成，符合网络媒介条件下进行特定交流沟通的需要。
二、网络词语冲击下的写作教学反思
高尔基曾说：“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在网络交流和口语交际中网络词受到人们的普遍青睐，日常作文训练中，也有越来越多的学生把网络词写进文章。我们不得不思考：校园网络语到底要不要在作文中使用？
笔者对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延安大学、延安中学、延安实验中学等学校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涵盖普通本科、高职高专、高级中学、初级中学四个类别，合计发放问卷300份，调查男女人数基本满足1∶1的条件。
调查发现，对象中基本无人排斥网络。有88.7%的学生使用网络词语的目的性不明，完全出于从众心理。大中小学生网络词语使用最多的是论坛发贴和QQ聊天，其次是休闲时间的同学交流，最后才是课堂写作，其中使用最多的文体就是演讲稿，其次是课堂作文。
关于网络词语和传统词语哪个更有表现力，70.6%的学生认为网络词语更有表现力，因为它新鲜，吸引眼球；10.1%的学生认为差不多，关键于在读者的爱好兴趣；19.3%的学生认为还是传统词语更有表现力，因为网络词生僻怪异，会有理解障碍。
有些网络词丢弃了语言的特征与本质，这种现象我们应当摒弃，因为这不仅是语言发展的一个退步，同时也与在校学生的认知特点、心理层次、年龄阶段甚至责任、身份格格不入。
但是，网络词语是适应信息网络社会的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具有鲜明的社会时代特征，我们要拥有一种前瞻思维和超前意识，站在社会时代的前沿高度，用发展的眼光去审视，用一分为二的标准来看待，充分尊重网络词存在的合理性。陈村说：“如果一个小学生写的作文中使用的一些网语同学们都看得懂，而只有老师看不懂，那大家都知道问题出在了谁的身上。”[3]教育需要因势利导，教师更要紧跟时代步伐，密切关注基于时代、社会发展过程中语言文化现象的变迁。毕竟，语言的存在与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受到社会环境的有力制约，同时，语言本身也会自我完善。因此，在适当情景下，要鼓励学生使用个别的符合时代特点、具有鲜明生活气息、反映学生内心需求的语言，增强文章的时代感和吸引力。课程标准明确提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语文就是关于语言、文字、文学的学科，归根到底，语文课应该是语言教学，抓住了语言，就抓住了教学的核心。叶圣陶早就说过：“语文这一门课是学习运用语言的本领的。”网络词语在日常写作过程中会起什么样的作用，应针对网络流行语的不同类型和写作文体而异。
三、网络词语情境下的课堂写作
“逆袭”“吐槽”“晒”“逆天”等一大批令人耳目一新的网络词语已经频繁地出现在网络媒体上，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可了这些新事物，在口语交流中使用它，无形中为网络词语搭建了一个向大众语言过渡的宽阔平台。青少年是当之无愧的网络词语使用主力军，他们对网络词语的应用，已经从最初的网络交流、口语交际推进到了实质性的写作应用阶段。就议论文、记叙文、说明文、抒情散文等几种学生常用文体来看，不同文体在使用网络流行语方面所产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以议论文为例，议论文的写作，“以理服人”是终极目的，语言使用的基本要求是准确、鲜明、有力、逻辑性强。我们历来鼓励学生为了证明论点要尽可能地列举大量、充足的事例作为论据，并且越贴近现实、越新鲜、越全面越好。议论文具有鲜明的态度与倾向性，容纳同意、认可、支持、反对、批判等多种评价功能，可以说现实关注程度最强。学生在写作时如果能恰到好处地使用一些由热点新闻或大事催生出来的网络流行语，必然能够增强文章的现实性，论证的严密性、有力性，表达的幽默、恢谐感，也就更能说服、打动读者，达到一种平常词语无法实现的效果。
在普通记叙文、抒情散文的写作中，我们要求达到“以事感人”的写作目的，学生往往要通过对一件事情的回忆与讲述或一个物品的观察与感悟来表达对社会、人生、人物的思考与认识，语言要求典雅、规范，情感要求深沉、真挚，但是，网络词汇与流行语往往具有一种玩世不恭的调侃情态，一旦我们使用这些词语，可能会削弱思想情感的深沉真挚，不利于文章深化主旨、提高思想境界水平。
亲情、爱情是文学里的永远的创作主题，千百年来传颂不衰。情感之真切，触角之细腻，语言之朴实，最能动人心扉，催人泪下。受此影响，在写一些歌颂父爱、母爱，铭记师恩、品味友情的文章里，我们往往倾向于使用一些典雅、正式的书面用语，较多采用判断句、感叹句等句式，来增强感情的沉挚性，提升感染力。而如果过多地使用诸如“同鞋”“悲摧”“哇噻”“正点”“惹火”等网络词语，无疑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文章的感情基调，淡化了真情实感，掩盖了伦理礼仪，达不到应有的表达效果。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高名凯说：“无疑地，在新的社会环境下，新事物的产生或作为社会现象之一的人的思维活动所形成的概念的产生要求作为交际工具、思维工具的语言有所改变，有所发展。”[4]写作的本质就是记录自己日常的所见、所闻和所悟，如今网络已渗透进学生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网络用语自然也逐渐深入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中，不仅在学生平时的对话中能常常听到网络用语，在学生平时的作文中也能觅到网络用语的身影。对于网络词的发展不能依靠简单的行政干预和制度约束，绝对不能离开社会文化生活背景。文字的本质就是符号，是人类作为高级群居动物出于交流沟通的需要，经长时间的积累而形成的一系列的符号。上古时期人们“结绳记事”，最原始的符号依然能起到沟通信息、交流情况的目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进化程度的提高，渐渐有了更进步、更科学的符号来代替，这都是社会与人类选择的结果。优胜劣汰，不断进化，世间万物产生后最终都要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网络词也不例外。
网络词语世界尽管眼花缭乱，但要明确的是，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更是深刻文化内涵的承载。作文是大众书面语表达形式，应该遵循主流书面语体的交际规范。网络语言作为网络虚拟空间互动交际的产物，适应范围应经过社会文化的检验和洗礼。青少年在作文中要清醒地“拿来”，不能全盘接收，也不能全部否定，对网络词区分使用，适当抵制。尤其要注意性质、数量，充分考虑词语的产生背景，坚决杜绝低俗网络语言的侵蚀。网络流行语虽然以一种清新的姿态出现在口语表达中，丰富了民族语言的表现力，但能否正式进入书面语还需经过一个复杂的过程。
参考文献
[1][3]王旭，李香平.网络流行语的今天与明天[J].中国青年研究，2001（07）.
[2]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网络语言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网络信息环境 网络语言 网络交际
信息传播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通过符号媒介进行信息传播、接受与反馈行为的总称。使用符号进行信息传播是人最基本的属性,符号在信息传播中处于核心地位。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出现了很多在网络信息传播中的特殊符号,很多学者把它们称为“网络语言”。目前学术界对这一信息符号及在网络信息交流中的作用进行了许多研究,既有信息传播领域、语言学视角的分析,也有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等框架中的观照,当然也包括多学科交叉研究。就语言学方面看,研究最主要的集中点是词汇和非语言交际方面,而且研究中渗透了传播学层面的阐释。在此我们就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一些梳理和概括,并对今后网络语言研究的发展方向进行一定的探讨。
1 明确概念
在研究中对研究对象概念的界定是非常重要的,综合以往的研究成果,对于网络环境中出现并使用的新的信息符号形式都被限定为“网络语言”。潘美岑在《网络语言之研究初探》(2002)一文中,从语言的定义、特征、功能以及社会文化意涵等方面对网络情景中出现的语言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具备被当作语言来研究的合理性。这样从本质上确立了研究网络语言的价值和意义。
而对于网络语言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很多研究者都有具体的阐释。如于根元在《网络语言概说》一书中的定义:“网络语言”本身也是一个网络用语,多指网络的计算机语言,也指网络上使用的有自己特点的自然语言,将网络语言定义为自然语言。之后吕明臣在《网络交际中自然语言的属性》(2004)一文中,分别定义了网络交际手段、网络符号和网络语言,并指出网络语言是在网络中使用的自然语言,用语言学理论对其进行分析。另一些研究则将这些语言现象定义为网络交际语言,并且从言语交际学、人际传播学等方向进行了分析。广义上讲,网络语言泛指在网络传播中所应用或触及到的一切语言,大体上可以分为3类:一是与网络有关的专业术语;二是与网络有关的特别用语;三是网民在聊天室和bbs上的常用词语和符号。狭义的网络语言就指第三类。它是网络语言研究的重点,也是本文综述的基点。从上述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理论框架给予网络语言不同的定位,但是概念的内涵还是基本一致的。在这个前提下,很多文章都从词语的分类、特点和语用规律等层面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分析和研究。
2 网络语言的分类
分类是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只有明确类别才能更好的认识和应用网络语言。现有的研究中虽然对网络语言的分类很细致,但是大体还是对网络交流中出现的新词语进行分类。如邬敏(2001)将网络新词语分为旧词新义类、创新类、缩略语类和符号词语四类。孟伟(2002)则将网络传播中的语言符号运用归纳了7种:谐音、拼音及拼音的简写、使用数字、图形、同音异义字、象声词表示感情和特有的借称。而柳丽慧(2006)中更将网络语言的造字、造词和表达方式分为11类。其实要对网络语言进行分类,一个合理、科学的分类标准是前提。从网络语言使用的符号系统来看,它包含了字母符号、汉字符号、标点符号、数字符号,再加上将几种符号的杂糅混合使用,可以据此分为5类。而从网络语言的构词方法上看,应分为缩略构词、谐音构词、旧词新义、隐喻造词和将缩略、谐音等构词法综合运用的杂糅构词。其中缩略构词包含英文缩略、拼音缩略、汉字缩写。谐音构词也包含英文谐音、汉字谐音、数字谐音。而通常被成为表情符号的网络词语,因为其是用各种键盘符号采用象形的方式构成来表示交流者的面部表情、心理感受等,所以可以概括为象形构词。这样关于网络语言的分类问题可以论述的更清晰和明确。同时,由于网络语言大量是由网民在交流中创造的,只要网络交流继续进行,新的网络用语就会层出不穷,所以我们的分类系统必须是开放的、动态的,以容纳新的类别。
3 网络语言的特点
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网络语言的特殊性。毛力群(2002)指出网络语言具有4大特点:快捷、简略;混编、杂糅;联想丰富,思维跳跃、谐音字大行其道。赵越(2000)则提出网络语言
具有个性化、主观化、形象化、符号化、数字化、字母化等特点。网络语言的特点还有很多,如经济性、可视性、粗俗化、随意性、创新性等。要论述网络语言的整体特征,我们认为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考察:其一,从网络语言本身来看,其具有符号化、象形化和简略化的特点。因为网络交流环境的限制,网络语言的构词符号系统必然具有符号化的特点。而为了追求生动、可视的交流效果,为了弥补非面对面交流中传播暗示的减少,网络语言必然具有极高的象形性。至于简略化是网络语言适应网络交际时效性要求的体现。从而也造成语言符号使用中错字多、多义性的结果。其二,从网络语言的使用来看,其具有快捷化、个性化和游戏性的特点。网络交际是分秒必争的,网络语言自身的简洁性就带来了使用中的快捷性。而网络的开放性、去中心化,给了网络更自由、平等的交流空间,张扬的个性和标新立异的追求就成了网络语言使用中的核心理念。同时随意创新、玩笑戏谑正带来了网络语言的游戏性。
潘美岑(2002)发现网络语言使用者常搭配符号的使用来加强语音效果;用空格或换行来分句;多属口头语体等现象。还有经常用重复的方式来表示强调,用大量的拟声词、象声词来暗示说话者的心情或表情反应,对说话的内容有补充、强调或否定的作用。同时网络语言的使用必须是在网络情景中,这样特定的语言符号和其所指涉的实物之间才有关联,所以语境因素对于网络语言的使用至关重要。
4 网络交际语言的语用研究
从语用学的角度对网络语言进行研究一直备受关注。首先吕明臣(2004)重点分析了网络交际中自然语言的属性,并认为网络语言是一种既非口语也非书面语的特殊存在状态。首先在交际功能分布上,网络语言既能完成口语的交际功能,又可以完成书面语的交际功能。其次,在言语交际行为特征上,网络语言兼有口语和书面语的特征,是一种特殊语体——网络语体。它具有视觉性、即时性和非面对面性等特征。朱萍(2002)分析了网上聊天语境的特殊性,指出在网上聊天的交际过程中,交际参与者具有非语言交际手段失效、身份隐藏,参与者群体以青年学生为主这3点特征;交际双方的平等性和身份的隐蔽性造成了语言行为的随意性和语言信息的不真实性,这是网络交际中语言行为的特征。
同时网络语言交际过程中,交际主体要达到预期状态,也应遵循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等交际原则,所以一些学者从语言交际原则出发去研究网络语言交际的特点。林秋茗(2003)就运用语域理论、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和格赖斯合作原则以及话轮理论分析了icq会话的特点。林文认为网络聊天会话的话语方式是以书面形式使用口语体。而从话语风格来看,网络聊天交际中,人们的社交身份偏向一致性,背离权势,社交态度偏向亲密一端,远离呆板一端。网上聊天的随意性和话题的不专一使其所涉及的话语范围大多属于非技术性的。而礼貌原则,尤其是其中的得体准则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这一点李蔚然(2004)专门进行了分析论述,认为网络言语交际对合作原则中四条交际准则都有一定程度的偏离和补充。
4·1 关于数量准则,李文提出省约原则作为对其的补充,但省约原则要受到受话人容错能力的限制。而博客cicili-ay136在网文《网上聊天语言交际的语用考察》一文(以下以“网文”一词来代指)中提出,在网上聊天的交际过程中问答式对话经常出现,而且往往以被问一方做出包含信息较少的回答而提问一方继续追问的方式持续多轮,这样的方式是由于网络交际对于信息数量的要求往往比日常交际要低,可以看作是一种网络交际中独特准则——简便准则的作用结果。之外李文还提出网络语言交际中,交际主体有意违反数量准则造成网络话语的羡余,这是对数量准则的偏离。而网络语言交际的零信息现象则是对数量准则的违反。
4·2 关于质量准则,李文认为网络交际中的虚拟身份或虚假话语是对质量准则的违反。其实这里的“虚拟”是指交际双方隐去了现实环境中的各种身份信息,取而代之的是以网名和ip地址组成的网络身份。而“虚假”指网络交际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虚假信息,即无法判断网络交际中信息的客观真实度,无法证伪。但是即使这样,网络交际中,双方对信息的真实性验证的必要性要求还是要比现实世界小得多。
4·3 网络语言交际中由“个人现场”的话语带来的话题无关现象是对关系准则的违反。网络聊天中无论是一对一,还是一对多,交流者都可以同时进行“个人现场”的视听活动,所以,发话人可以将“个人现场”的信息内容引入共同的交际话题中,产生与原有话语或交际目的无关的新话语。同时这种话题转换的方式很常见
,没有任何语言标志,但是一般交际双方却不会因此中断交流。可见,网络交际中对于关系准则的要求比日常交际要低。
4·4 网文中还提出网络语言交际往往因交际双方都同时可能存在其他网络活动而很难持续下去,所以交际双方一般会表现出比日常交际更大的耐心,并通过“哦”、“嗯”等话语来传达谈话可以继续交流等意义。因此,提出保持原则作为对会话原则的补充。
同时李文还指出在网络交际中礼貌程度较低,一些网络语言中不礼貌的交际辅助手段,将严重污染网络交际环境,亟待解决和规范。
以上两人的文章对网络交际现象的分析深入透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5 相关研究
除了以上关于网络语言的本体研究以外,网络言语交际中两性差异、语码转换现象、网络语言的学习模式等也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课题。
herring (1993)研究了网络上两性语言使用上的差异,质疑计算机中介传播是否真的促进了民主的讨论。她的研究发现,尽管新科技拥有民主的潜力,但实际情况却是一小部分男性主宰了整个讨论。男性使用的语言倾向于敌对(adversarial),从不必要的展示知识、强烈主张自己的观点,到反驳、轻蔑不同意自己意见的人。两性使用的语言修辞有着明显的差异。男性在语言修辞上采用自我推销和敌对的策略,在沟通的过程中,女性受到男性的检查;男性的反应不是忽略女性的发言,就是试图显示她们的参与讨论不合法(delegitimize)。这种语言沟通的方式使女性感到不舒服,因此自然较少参与讨论。方念萱和苏彦豪(1995,转引自周君兰, 2001)则以女性主义站的女性主义版为例,运用哈贝马斯的交流行动理论,检视其中的讨论过程;探讨网络提供公共参与的可能性。结果发现:网络上的对话,也有能够推进到理论层次的,但因为话题通常是个人设定,多方响应形成,初始话题的定义仍然属于主流论述,但在对话过程中,也会出现不同的定义和框架。他们指出网络上的讨论需要认明个人议题与公共议题、对话与放话、取得了解与寻求共识的差别。晏毓良(2000,转引自周君兰,2001)研究了台湾bbs上的男女在对话型态上是否有所差异,他以对谈话量(amount of speech)、回馈语(minimal responses)、笑(laughs)、语尾助词(final particles)、符号表情(emotions)和创意语言用法(creative language uses)等6方面来进行分析。
关于语码转换现象,巢乃鹏在《网络虚拟环境中的言语交流》中配合案例进行了分析。文中采用参与观察法来进行研究,选择2002年1月9日至2003年1月13日,南京大学小百合bbs的每日十大热门贴作为样本,研究网络虚拟环境中的言语交流与非言语交流现象,并探寻虚拟环境交流中的语码转换问题。巢文不仅分析了网络言语交流中语码转换的一些结构性问题,还对虚拟环境中语码转换的社会意义和语用意义进行了探讨,认为网络言语交流中的语码转换的目的是多种多样的,可能是一种表现心理。虽然这对于交流者来说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但对于这一转换行为应该是有心理准备的。同时,在网络虚拟环境中,由于无法利用语气、手势等行为来表示交流者的感受,所以可能利用语码转换来表达自己的强调语气。而网络中大量存在的约定俗成的写法中存在的语码转换则表现出网络交流者的从众与跟风心理。
关于网络语言的学习理论,现有的研究成果不是很多,其中潘美岑的《网络语言之初探研究》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篇。潘美岑在分析了网络交流环境、网络语言的内涵和网络语言研究的合理性之后,具体从文化合流模式、语言调节理论、话语理论、传统语言学中的增强理论和心理学的社会学理论5个方面来看网络语言的习得。最后还提出了可以影响网络语言学习的5大因素:网络里语言学习者自身的心理因素、其他网络语言使用者的因素、媒介的因素、文化面向的因素和语言本身的因素。此文的最大贡献在于透过文献整理对概念上相关的模式理论进行探讨,并就理论模式的内涵来进行命题的推论,以建构具体的研究命题。
6 总 结
网上聊天中的语言交际是一种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交流平台的特殊交际方式,这种方式为交际提供了一套全新的特殊语境,以文字的形式进行,接近口语的交际,但又缺少口语交际面对面时的许多语境信息,而且由于计算机这一交际媒介技术上的限制,出现时间上的拖延和信
息真空,所以这些特殊语境因素客观上促成了网上聊天语言交际的一系列特点,并出现一些对言语交际原则的偏离。同时,这种新的言语交际形式也促成了新的语言形式的出现,虽然它还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也还有很大变化性,但是作为一种新的言语现象,网络语言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从现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看,无论是港台也好,大陆也好,关于网络语言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点:在研究时,大多从纯语言的角度概述和分析网络语言的风格、特点,就语言论语言,分析的层次似乎比较浅显,很少有人从传播学的角度去思考和总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言语传播现象?网络言语传播中双方的传播心理以及网络言语背后的社会意蕴是什么?网络言语传播与现实中的言语传播区别何在?这样的问题很少有研究涉及。因此,对于网络语言的研究应该从现在的语言学角度更多的深入到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层面,并且转向对使用技巧和规律的探讨。而且,网络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媒介,其包含的人际传播对现实的人际传播有什么影响,其中语言又起什么作用,这种作用是否会随着网络的发展持续下去,未来又会表现出什么样的特性,这些问题都是以后的研究中值得关注的。
总之,网络语言不仅需要我们从本体——言语现象去探讨,也需要我们在更广的视野中观察和分析,并作大量的个案调查,参与跟踪,从而建立更完整、更系统、更准确的网络语言传播理论。
参考文献
[1]于根元.网络语言概说[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1.
[2]张琪玉.情报检索语言[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3.
[3]符绍宏,雷菊霞,饶伟红.因特网信息资源检索与利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0.
[4]潘美岑.网络语言之初探研究——汉语的取径[c].信息传播学术研讨会.台北世新大学, 2002.
[5]邬敏.网络传播与网络新词语[c].中华传播学会2000年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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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baron, n·s. letters by phone or speech by othermeans: thelinguistics of e-mail [j].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s, 1998,18: 133-170.
网络语言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课程体系;牛津大学英文系;语文学;文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6-0034-09
传统与保守几乎是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英文系的标签。在120年进程中，其课程体系始终坚持全面覆盖至英语语言文学由古及今的每一历史阶段，同时又尤以1900年之前为重点，并将此作为定性惯力来主导整个机构的教育和研究活动;除去一些“细节修缮、适时微调和短期妥协”[1]13-22，这里鲜见变革。而这种现状只因传承已久。2013年，《卫报》大学指南（GUG）评定牛津大学英文系综合实力为满分，英国高等院校科研评估委员会（RAE）界定其40%的科研成果为最高级别4级，全英教学质量保证测评组（QAE）再次认定它教学达到最优。
相比牛津大学，国内高校英文系的课程体系和内容自1949年以来长期处于一种变革中。特别是新世纪头十年，在2000年3月颁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下文简称《大纲》）的风向下，各英文系课程统筹普遍出现去人文增实用的势头，以期为高速发展的社会培养“复合型英语人才”[2]4;又一十年，尽管高教界已开始反思重置英语日益被边缘化的人文本质于新一轮课程规划中，但似乎仍旧难以抵挡现今英语专业愈来愈猛的工具化和职业化潮流。关于英语专业教育今后的走向，目前国内学者们也正在积极寻找各种对策，但多系基于自身体制和所处时代环境的单方探讨。因此，本文一方面放眼于牛津大学英文系的传统和课程体系，揭示其体系的渊源实质及之中的矛盾和问题;同时另一方面在承认中国大学和英语国家大学的英语专业之间所存在的某种先天不足因素甚或不可比性的前提下，笔者暂且将牛津大学英文系百年恪守的这种不变设定为一个某种程度上的参照系，而直接为国内高校英文系当下风行的万变寻找到一些可行性借鉴参考因素。
一、牛津大学英文系课程体系的内容和实现
如这所全英最大的英文教学和研究机构全称所示，牛津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The Faculty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Oxford）的工作范围及内容在宏观上包含有语言（Language）和文学（Literature）两大部分。前者专指语文学（Philology），具体为古英语（Old English， 450-1100年），中古英语（Middle English， 1100-1500年）和英语语言史（450-1750年）;后者则指450年到21世纪今天的英语文学，以广义文学批评为主。上世纪60年代以前，牛津大学绝大多数中世纪英语（Medieval）研究者均以语文学为主，之后也开始涉猎中世纪英国文学批评。英文系的具体课程即围绕语文学和文学两个基本框架而展开。
英文系本科学制三年，一学年又分秋天（Michaelmas）、冬天（Hilary） 和夏天（Trinity） 三个学期，每学期8周。学生需在第一年学习古英语（至1066年）、维多利亚文学（Victorian Literature， 1832-1903）和现当代文学（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1903-今）三个时期的一系列必、选修课程，并在该学年末身穿各自学院的黑长袍在考试院（Examination School）参加有着近千年历史的三小时必修课程闭卷考试;第二年学生主修14至19世纪文学：主要为中古英语语言文学（1066-1509/1560年）、文艺复兴时期文学（Renaissance， 1509-1642年）、弥尔顿/王朝复辟时期文学/18世纪文学（Milton/Restoration/Eighteenthcentury， 1642-1740年）、浪漫主义文学（Romantic Literature， 1740-1832年）四个时期内容且外加英语语言史。该年度以论文为主要考核方式，必修课程的闭卷考试也留待第三学年终在考试学校一并进行;第三学年有两部分内容，学生须首先完成莎士比亚课程和提交相关论文，此外还要接受4至5次导师特别辅导，完成两篇难度较大的学术论文，一篇为主要作家研究，另一篇学生自定。
上述7个时期的英语文学、英语语言史、莎士比亚研究和专题论文组成了牛津大学英文系由来已久的本科生基本课程体系。结构稳固，设置全面，经典纯粹，但难度规格也较高。这一体系和内容即使追溯至钱钟书[3]83和杨宪益[4]分别于1935到1938年和1938至1940年在牛津大学学习英国文学课程的有关记述中，也几乎全部都可以找到大概轮廓;而且当时已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的钱钟书在牛津大学读第二个英文本科学位期间都因为功课压力太大而常叫苦不迭，课程的难和深可见一斑。
上世纪80年代末，迫于外界“学生三年里负担过重”旷日持久的批评，牛津大学英文系权衡再三，考虑到古英语难度大、且已几近死语言，终将该课程由必修降格为选修。这一“短期妥协”招致轩然大波，被称为“划时代的颠覆”[1]13-22。但此后20多年间，英文系每年都仍有大量的一年级新生主动选修《古英语》课程，并未对该科目造成破坏性影响。另外还有英语语言论文（The English language Paper）的改革也是一波两折。传统上学生在三年级时被要求必须完成该类论文，内容集中于文学作品和作家的语言考察和研究，有强调语言服务于文学的辅之倾向;2006年，此项任务被调到学生没有统一闭卷考试的二年级来完成，学生需花三周以上时间准备，最终须提交一篇语言类论文和一篇文本评论，文本对象不再仅局限为文学作品，非文学类或文学非文学的混合体也可。内容开放，但更专业严格，鼓励学生跟进最新研究，甚至允许把目光投向现代语言学诸领域。新的变动更注重名符其实，让语言本位回归;2012年，语言论文再遇彻底变革，这一次比2006年前偏重文学的语言论文的状况更甚，干脆被文学论文完全取代。12级本科生在2014年夏天学期成为文学论文的首批履修者，具体状况和效果还暂不知晓。此外，英文系的本科课表和培养方案一切如旧，未敢有任何大手笔。
英文系课程体系的实现通过导师辅导班（Tutorials）、学院课程（College Class）以及系内课程（Faculty Lecture）三种授课模式得以实现。前两者在学生们各自学院进行;后者则在牛津大学庄园路（Manor Road）上的圣十字大楼（St Cross Building）英文系本部进行。
石小军 拉尔夫・汉纳：传统与变革：以不变应万变
英文系80名专职的讲座教授（Professor）、教授（Reader）和高级讲师（Lecturer）绝大多数又同时分散受雇于全牛津大学三十几所学院，一届300名左右的本科生也同样各有学院归属。“作为独立自治体的各学院传统性地更重视教学而非研究”[1]13-22。每个学院安排2到3名英语导师，来担当导师辅导班和学院课程的教学。以笔者的导师汉纳（Ralph Hanna）教授所在的科贝尔学院（Keble College）为例，学院一届招收10名英文本科生，总计30名。学生在三年里都有自己固定的同一位导师，两人一组每周去参加一小时单独的导师辅导课。师生间的这种学业交流一般以学生为中心，由学生汇报自己的课题报告或小论文，之后导师再给与指导和帮助。这一牛津大学千年传统的小人数交流辅导模式也是英文系课程体系中的绝对教学核心，无人敢撼，被誉为“黄金水准”（gold standard）和牛津大学的“独特招牌”（unique selling proposition）。另外学生在学院还须参加每两周（a fortnight）三次的学院课程，一次也为一小时，内容根据导师的学术特长来定，专而深。汉纳教授在2013年给二年级学生上课的科目即为近80年前钱钟书在埃克赛特学院（Exeter College）经过补考才通过的那门《古文书学》（Paleography）;此时连授课内容方式和考试要求题型等都同彼时钱钟书在此的情形完全一致[3]91。所有学院课程每学期还要求两篇论文。相比较学院内的教学活动，英文系本部在整体师资力量的保证下，开设的课程内容广博，数量尤多。如笔者在牛津大学学习的2010-2011年度，英文系面向本科生总共设置264门科目的课程。但同时学生选课自由度也更大，课堂人数往往众多，更似讲座;教师知识传授量非常大，多以单向输出为主，也不记考勤。尽管系内课程在健全学生知识结构、拓宽学科视野上大下功夫，但似乎稍显一厢情愿，多数情况下学生对其的投入和重视不及知识范围相对集中、当堂人数更少的前两类课程，而且更认同后者为己之教育精粹（elitist）。比如钱钟书、杨绛和杨宪益在日后回忆牛津大学时，更多提及的也是他们各自在埃克赛特学院和莫顿学院（Merton College）的学习情况，对英文系片言只语。
英文系的教学方式也基本体现出一贯的规矩和保守。笔者在2010-2011年度实际身临的近30门科目的课堂中，基本都是以教师为绝对中心，借助教材、讲义、幻灯机和板书展开教学。同时学生也需做大量笔记。各类现代化多媒体技术手段在此相对较少被使用。从直观上寻其原因，英文系有限的高科技硬件保障应该首当其冲：教师使用电脑讲课时均需建筑管理人员来协助设置器械，很多教室甚至没有电脑设备，似乎折射出整个机构对新事物的一种不积极;而这种氛围背后又好像是牛津大学由里及外的守旧以及长期倍受批评的“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veness）作风在起作用;另外在教育评估反馈机制大行其道于全世界各国高校的当下，牛津大学却置其尤为看重的“学生满意度”（Customer Satisfaction Model）而似乎有所不顾，它对“年轻学生判断何为最该学习内容、何为最有效用方式的能力”的怀疑和一向的“自我满意”（selfsatisfied）貌似也可被看作是部分原因[1]13-22。不可否认，这些因素同英文系教学方式现状的形成与维持多少会有一定关联，但它们起什么作用，起什么程度的作用，还有待考证。然而笔者就这一问题者继续与汉纳和史密斯（Emma Smith）等近10位牛津大学英文系教授数次通过面谈和邮件探讨后却发现，他们并不排斥新事物，对现代高科技介入教学也未加拒绝，且表示最近三年牛津大学英文系借助高科技手段授课的教师人数有一定上升，但也不足以担心这一潮流会席卷英文系课堂。其一，这些科技的先进性毋庸置疑，环保节能，该用时即拿来用，服务于传授知识。比如它们对大型资料的编辑整理和加工能力，前所未有，尤使知识的传递更显便捷清晰、更易被接受，还未必就会削弱知识含量;其二，较之其教学辅助功能，它们至少目前在英语语言文学的研究实践中更显优势。如导师在指导学生学术研究和论文时，它们往往会成为效用更大的探索和研究工具，诸如版本目录检索和电子语料库等高科技手段，在学院课程的特定环境中甚至还会脱离其工具功能成为部分教学内容[5];其三，它们同时也非完全适合英文系既定授课内容和目标自身，很多言传和心领还需靠传统的纸笔，自然也就不可对其过分依赖和拔高其效。相形于上述课程体系内容中的两大实质性手术，牛津大学英文系教学方式所出现的与时俱进的“细节修缮和适时微调”则更显层面性，且谨慎缓慢。
二、牛津大学英文系课程体系的渊源和理据
如前所述牛津大学英文系课程体系的基本框架由语文学和文学构建而成，其中语文学先于文学起步。牛津大学英文系史上第一位教授纳皮尔（A. S. Napier）在建系之初的1894年，就率先奠定了英文系的语文学基础。在牛津大学还无力提供文学博士学位的情况下，纳皮尔早年绕道德国取得了日耳曼语系语文学博士学位。重回牛津大学后，他的执教也尽染老派的日耳曼语语文学色彩，古英语和中古英语占据了他和新生的牛津大学英文系教学中的重要地位。语文学也就此在英文系发端，并在同时期同地点进行的编写《牛津英语大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这项浩大长久、意义深远的集体语文学工程中得到极大强化和推动[6]。
早于英文系的成立，伦敦语文学会（Phil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在1857年开始组织编纂《新英语词典》（New English Dictionary），即日后的《牛津英语大词典》。语文学者们以时间为序，自盎格鲁萨克逊时期的古英语起，再经诺曼征服后的中古英语，一点一滴由前及后搜寻、记录、释义和集合英语史上每一个单词。自1879年学会同牛津大学出版社签订资助合约后，编写阵地遂移师牛津大学，并成为当时整个小镇影响较大的学术工作之一[7]。20世纪初，一大批牛津大学英文系教师也直接加入到编写《牛津英语大词典》的浩瀚工程中，为1928年《牛津英语大词典》的首次全卷出版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全面继承纳皮尔的衣钵，加固了英文系语文学的坚实基础，确立了其在英文系课程体系中的磐石地位[8]56。至今英文系门牌上的“语言”（Language）一字实际仍旧特指的是传统古老的语文学（Philology）。
一战后，牛津大学英文系迅速发展，文学作为课程体系中的另一重要内容也渐具规模。其以写作时期作为划分基础和依据（periodbased），除去专门将莎士比亚作品拎出来单设外，所有英语文学的整理归纳和教学工作均按照从最古老到最近的时间阶段的标准为序（从有英语语言记录开始的450年前后至当时的20世纪之初），来统一安排、布局和筹划。这种文学上的时期阶段划分模式是否也是受当时《牛津英语大词典》编集方针和强大影响力的启发而被采纳确立，目前还不得而知。但这种时期划分标准无疑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尽可能全面完整地网罗到历史上所有的文学作品，而少有纰漏;因为任何文学作品，不管何种形式体裁、何种主题性质及何人所作，都会至少有一个大概写作时间。自20世纪初期的起步开始，牛津大学英文系便始终以这种相对最为安全的时期划分法作为文学课程的统筹理据（periodbased literary curriculum），以保证教学“覆盖古今”（comprehensive historical coverage），无处不及。百年来难有撼动，并且成为牛津大学英文系“引以为豪的最大化彰显了自身凌驾于同行的优秀、精髓和价值所在”[1]13-22。另外当时把英语文学这幅历史长卷中1900年后的现代部分定位为选修课程的规则也一直沿袭至今。
在传统上，牛津大学英文系视语文学和文学为一个统一体（integrated subject），语文学中有文学，文学中见语文学;二者无轻重主次之分，也非有紧密联系的两个独立科目，而就是一个同一整体。这种理念理想直接体现在他们的课程安排之中，成为英文系独特的体系内容。比如，1500年前的中世纪英国文学课程（pre1500 literature）中会顺理成章留给语文学大量课时，因为“只有掌握了这些久远年代的语法和语言，才能更直接地碰触到彼时字里行距的奇妙加瑰丽”[9]157-158;反之亦然。二者同等重要互为基石。
因此上述集中于古、中古英语和语言史的语文学，以时期为界的英语文学，以及语文学文学的不可分割性，作为一种明确的学科体系理据，在具体统筹教学实践时，即实现了以英语语言史、7个时期的英语文学、莎士比亚研究和专题论文为基本要素的牛津大学英文系课程体系;而它在稍晚一些作用于研究实践时，笔者认为即首先产生了《英语研究年鉴》（The Year’s Work in English Studies，下文简称《年鉴》）这部集辞典、书目、索引和指南功能为一体的权威工具书[10]。《年鉴》于1919年创刊，由英国英语协会（English Association）每年主要负责组织国际权威学者、教授、专家分门别类总结和评述前年度世界英语语言和文学研究的顶尖成果而成。其中文学部分仍旧是按照历史阶段全面一一纵向记录，与牛津大学英文系文学课程的布局如出一辙。《年鉴》至2013年底已出版95卷，二战期间也未中断，可谓世界英语语言文学学界的一个标志性坐标。笔者认为，《年鉴》和牛津大学英文系课程体系都反映了各自对英语语言文学学科的定位、定义和理解;除去《年鉴》的英语语言部分（English language）在语文学外又添现代语言学各领域内容外，二者的学科诠释完全相同[11];在共同的理据支撑之下，《年鉴》和课程体系相辅相成，互相推动和促进;前者尤为后者结构的持续和稳固起到了一定保证作用，而后者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积累和努力之后、在上世纪50、60年代，终于发展成为牛津大学一个重要学系;其教育学术资源实力和影响在今天已广为世界认可。
三、牛津大学英文系课程体系的问题和矛盾
不可否认，牛津大学英文系课程体系也存在其先天和后生的各种局限和矛盾。笔者认为主要有厚古薄今、轻语学重文学、以及学科内容与授课模式间宽窄口径冲突等三大类。其中后两类是在英文系日后发展中被逐步凸显并有所激化的。
如上文所述，英文系建系之初，就将文学必修课程卡在1900年之前;之后再未变过。在20世纪50年代，英文系也曾有过关于文学课程究竟应该教到哪里才合适的激烈争论。当时包括特鲁金（J. R. R. Tolkien）在内的相当一部分教授主张应该停在1832年，因为此后的文学作品还远未经时间考验，优劣更无从俯瞰，且教师本人积累也不够;路易斯（C.S. Lewis） 甚至认为作为牛津大学英文系学生完全有能力自己去阅读和思考他们自己所处时代的作品，无需旁人指点。笔者与格力斯丕（Vincent Gillespie）等上述近10位英文系现任教授沟通时发现，他们的态度已均有所折中，但也都觉得没有必要把现当代文学课程列入必修，因为事实上学生在做自主命题的各类论文时，往往都会很自然地选择与他们身近的文学作品来作为考察对象。因此这一最初的规定也就一直沿用于今。近年来英文系虽也开设《电影研究》和《世界文学》之类的文学课程，但传统的厚古薄今状况没有实质改变。而且这种古今的不均衡在语学上则表现得更为严重：英文系历来只注重古、中古英语和英语语言史的“古”传统，现代英语语言学的语义学、语用学、话语分析、社会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等基本领域极少被涉及。不论与牛津大学英文系前后脚起步的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还是在英文系日臻成熟后长时期雄踞世界语言学界的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和韩礼德（M.A.K.Halliday），在这里都连选修课堂都没登上过。“今”这部分完全交由牛津大学语言学、语文学和语音学系（Faculty of Linguistics， Philology and Phonetics）这一各类规模实力均远逊于英文系的机构来承担。双方平时也无交集。笔者认为在英文系语言框架里，古语文学对新语言学的拒绝一定程度上不仅阻碍了自身内涵的更新壮大，还助长了在以下语文学和文学的博弈中后者后来居上的强势地位。
事实上英文系自上世纪50、60年代在牛津大学确立重要地位后，在课程体系上就开始逐渐有了偏离原本的“语文学文学同等重要”这一理据的痕迹。比如上文所提与20世纪前文学课必修地位的雷打不动相比，《古英语》课在上世纪80年代就被降为选修，以及2012年文学论文彻底取代语言论文的教改，就是突出例证。这种变动突显了轻语文学而重文学的一种倾向。笔者认为这种相轻根本上是由英语语言文学的学科特点属性所致，在所难免;也有一定的人为主观成分。在学界，英语语言学和文学因具体研究内容和方法的不同而造成双方学者们间的芥蒂由来已久。前者往往轻视后者不懂规则，后者则回击前者缺乏生动和想象。这种不和体现在牛津大学英文系就是经过严格语文学训练中世纪学者和其它时期的文学学者间的一种对立。先前半个多世纪，在“语文学文学是一家”、甚至前者更具底蕴的传统震慑下，双方基本相安。但随着大批中世纪英语学者们也开始利用语言优势转向中世纪英国文学批评之后，语文学自身的势力和影响在英文系开始削弱，并很快在学生的课程输出中得到反馈。例如穆格斯特（L. Mugglestone）指出，早在70年代，即使在《英语语言史》的学期论文中，中古英语句法抑或长元音推移（the Great Vowel Shift）之类的传统语文学主题都已逐渐殆尽，而学生们似乎更关注这些老语言在贝奥武甫和吟游诗人神话里面的具体表现[8]95。同时语言中也并没有其它力量的补充，此消彼长，越来越多的文学学者于是把语文学仅当作文学的一个辅助工具，二者不再互为基石，语文学在固有理据体系中的地位明显下降。迫于外界压力，英文系在功课量上做出的仅有几次让步每次也都是以砍掉语文学课程而告终。卡莫伦（D.Cameron）等教授甚至担忧长此以往语文学都可能会“沦为牛津大学英文系纪念传统的一个摆设”[1]13-22。
最后，作为英文系立命之本的“时期尽收、无所不及”的文学课程同牛津大学千年“皇冠珠宝”的导师辅导制“强强对话”时，也遭遇瓶颈;前者在后者面前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以面带点性质。英文系素以文学课程能为学生提供最大限度的宽广和自由而自我评价为“独树一帜”。唯一的制约好像就是学生必须要学到每一个时期的作家和作品，而除去莎士比亚，这些各时期作家作品的选择又是自由的。但很显然这种全面广博的“宽口径”知识本身在接下来的传授过程中又难以通过学生所在学院两三位导师的“窄口径”课堂得到完全实现，于是理想教学内容和千年授课传统之间的冲突日益凸显。在学院传统模式如此被神话、固如磐石，英文系圣十字大楼里庞大全面的课程的后盾效果实际又有限、甚至一厢情愿的境况下，具体到每一个学生时，文学课程的广博和自由只能是相对的，必将影响到其知识面和结构;尽管在牛津大学英文系80名导师整体学术资源和能力的保障下，各时期文学可以传递输出至全体学生层面;牛津大学英文系大多数学生的优秀、以及直接受益于三年不变的导师在某些特定领域养成的积累和洞察力也均都毋庸置疑。另外上述2012年语言论文的改革失败除去语文学对现代语言学的排斥和轻语文学重文学的两个因素，导师辅导为绝对核心的传统授课模式也难卸其责;因为学生如此依赖的导师若以文学研究见长的话，自然很难完成语言方向论文的指导，而如上所示文学背景的教师在英文系已经不是少数。
由此可见，上述矛盾实质都是在牛津大学所坚持的不变基础之上产生的。在以不变应万变的应对中：其它因素或妥协、或弱化、或受限，近现代文学语言学的让步如此，语文学的动摇以及全面文学的实际被制约亦如此;牛津大学英文系明确的学科定位、古老的人文内涵，以及牛津大学强大的传统制度始终未变：浩得（Terry Hoad）等大批英文系学者为2009年《牛津英语历史分类词典》（Historical Thesaurus of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的首次出版做出贡献，英文系圣十字大楼大厅正面的课表墙上依旧是排得满满的各时期英语文学课;这些矛盾纠结也从未影响牛津大学由来已久的“传统、保守、严格、深厚、精英和价值观”的继续传承和壮大[9]157-158，当然也不会妨碍国内高校英文系在办学和改革课程体系时从牛津大学英文系取经和受益。
四、牛津大学英文系课程体系于国内高校英文系的借鉴意义
与牛津大学英文系相比，国内高校英文系由于一直在专业学科定位这一本质根基上举棋不定，英文专业的课程体系也随之在1949年之后的60多年间一波数折，及至今天。
在1949年前乃至20世纪50年代，基于办学规模有限，只有极少数英文功底好的高中毕业生才能考入大学英文系的实情，课程体系在当时以英语文学为核心，也没有专门的听说读写译等技能课[12]。专业定位也为英语文学，尽显纯人文性质，与彼时已显成熟的牛津大学英文系课程体系中的文学部分相得益彰;50年代中期国内高校英文系开始受前苏联外语教学模式影响，加之规模、生源和外界环境的变化，课程体系增改为技能分项训练和专业内容两大框架，后者以文学、语言学和英语国家概况方面的课程为主，专业定位扩充到英语语言文学，体现出“工具性+人文性”的本质，直至8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先前“那种单一外语专业和基础技能型的人才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市场对单纯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需求量正逐渐减小”[2]38，许多高校的英文系课程里又纷纷增加以专业选修课、专业倾向或专业方向等名目出现的工商管理、法学和金融等科目。在这些新开办的复合型和应用型“专门用途英语”专业里，在技能课主要地位又不能动的情况下，作为专业内容但“不实用”的语言学、文学和国别等课程则只能继续被削弱。英文系原有的专业定位及人文内涵大受冲击。
2000年3月，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颁布的上述《大纲》肯定并鼓励英文专业近20年的这种“工具性+人文性+职业性”倾向;并将其明确实现至“英语专业技能课、英语专业知识课和相关专业知识课”的新三元课程体系中;并具体规定三类课程在学生四年专业学习中的大致比重：作为基本功训练的语言技能课程，英语语言学、文学和文化方面的专业知识课程，以及外交、经贸、法律和新闻等内容的相关专业知识课程的所占比重分别为67%、15%和18%[2]7。2006和2007年教育部分别批准设置本科翻译和商务英语专业。在教育部最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中，隶属于05文学学科门类的0502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中，英文内容共设三个，在原有的050201英语之外，又正式列入050261翻译和050262商务英语专业。在官方新的课程理据硬性指导之下，由于充分注重外国语言文学与相关学科的“交叉性质”，新增两个专业的课程体系里语言学、文学和文化课程比重仅维持在5%到10%之间[13]。英文专业的学科定位更是加剧了复杂乃至模糊的状态。
目前全国有近千所高校设有本科英语专业，实力、水平和侧重不一。笔者认为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三所高校（下文分别简称北大、北外、贸大）英语专业的本科课程设置分别以人文性、工具性和职业性而见长，三者可以代表目前国内高校英文系本科办学方向和课程体系的总体状况及特征。
笔者首先通过总结戴炜栋[14]和金利民[15]对北大和北外2007年英文专业课程设置调查发现：在新《大纲》三元理据的指导下，北大英语专业中第一元技能课程占46.8%，二元专业知识课程占53.1%（必修12.8%，选修40.3%），三元的相关专业知识课程几乎为0;北外一元技能占66.7%，二元专业必修占17.6%，二元选修加三元的相关知识占15.7%。比较二者发现，北大英文专业课程体系更接近前大陆高校英文系的状况，始终坚持英语语言文学的学科定位。在保证学生语言基本功的基础上，更注重语言所承载的理性、文学、历史、社会、政治、文化和精神等人文内涵，因此课程体系所体现出的是“工具性+人文性”，并且由于北大众所皆知的生源因素，后者尤重;与此同时，北外的课程体系中，一元的技能训练量占到三分之二。其余的三分之一中二元又超三元两倍多。北外更重视学生的基本功养成，并在学生的专业知识储备和学科素养有一定保证的前提下，尽可能与时俱进，帮助学生适应社会新的要求，课程设置表达的仍是一种“工具性+人文性+些许职业性”的英语言文学的学科定位;笔者任教的贸大英语学院在上世纪50年代始建时，基于国内商务干部学校的职业培训性质，就将课程内容定性为以语言技能和商务知识为主，语言文学为辅。即使贸大后来发展成为国内一本高校和211高校，也仍旧长期注重语言的实用性教学。笔者以贸大英语学院2012级商务英语专业本科生的《培养方案》为例，最新的专业课程体系将新《大纲》的三元又细化为语言知识与技能（50-60%）、商务知识与技能（20-30%）、跨文化交际能力（5-10%）和人文素养（5-10%）四类课程[16]。前三类课程基本相当于《大纲》一元和三元，人文素养类的二元最大上限也仅有10%，商务英语专业尽显“工具性+些许人文性+职业性”的实用特征，学科成分过于复杂，呈现出混学科的特点，学科定位尚待明确[17]。三所高校课程体系的人文内涵呈锐减趋势，长期以来，“北大学生有思想、北外学生功底深和贸大学生就业好”的普遍标签似乎可以直接在此找到些许根源。
笔者认为上述三类课程体系基本可以大致反映国内高校英文系的整体课程设置和教学现状。很显然，第一类只能在少数底蕴深厚的传统高校英文系中得到保障和实现，大部分高校属于后两类，只是在倾向和水平上有轻重高低的不同。而且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随着得到国家的全方位支持，英文专业课程体系的工具性和职业性特征日趋明显。三类情况各有利弊，符合目前国内社会发展和多样学生群体需要，属合情的客观现实存在，也有一定合理性。
对于长期处于变革状态中的国内高校英文系而言，稳定传统的牛津大学英文系课程体系无疑具有较强的借鉴和参考价值。在宏观上，牛津大学体系简单内涵集中，国内体系多元内容分散。后者包括北大在内的课程体系中，语言技能训练都占有相当比重，这也是基于非英语国家高校英文专业的某种先天不足而不得已为之。但在“90后”高中毕业生英语水平已经大幅度提高的现实下，课程体系可否适当压缩技能单元而给其它内容挪出更多输出空间[18];于是微观上，当前体系中最为匮乏的英语专业知识这一元则极有可能率先获益，即能够直接从集中于古中英语和英语语言史的语文学、7个时期的英语文学、和莎士比亚研究构建成的牛津大学英文系课程体系，以及语文学文学为一体的理念之中找到一定的启示和参考，甚至包括吸取牛津大学的一些教训，收效于自己的变革，并最终受益至学生。
首先，国内高校在面对上述全面经典的语言文学课程和导师特别辅导制这种“牛津大学式以面带点”的体系模式时，必须承认自身一定的被动性和不可比性。在能动地学习牛津大学英文系课程体系、理解其所诠释的人文内涵的基础上，敢于执牛耳而坚守学科底线和理想。其次，顾及现实，立足各自的师资储备和现有资源，量体裁衣，实现“以点带面”式教育规划。比如：不一定非强求文学课程要覆盖至各个时期，而是尽可能多针对教师自身学术专长而开设相关课程，保证人文水准，进而追求一定程度的阳春白雪，体现出大学博雅教育之根本。笔者多年来在贸大和北大为英语系本科高年级学生讲授《英语语言史》课程，引导学生领会古英语的庄重严谨和中古英语的亦庄亦谐，使这门确实具有一定难度又“不实用”的专业科目得到学生认可;深掘国内英文系的独特优势，尊重学生与生俱来或传统或现代的母国文化背景，注重学贯中西，通过一些比较文学、文化乃至翻译方面的课程，开阔学生眼界，最大限度地增强学生本民族文化自信和全面认知异质文化的能力。最后，还要注意有甄别地做到“拿来主义”，不盲目跟风牛津大学。比如：基于学生兴趣、时代和地缘等实际因素，可以逆牛津大学其道而适度厚今薄古。因为相比较几乎又是一门外语的古英语，现代英语的各类语言现象显然更能吸引住年轻人，而了不起的盖茨比比起高文爵士来也更容易被接受;《英美文学中的商人形象》和《网络语言学》等看似下里巴人的课程在现阶段也仍旧有其特殊的衔接、引导和传播知识的作用;而作为“牛津大学招牌” 的古语文学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内容目前也仅适合在国内极少数英文系内小范围保留;国内高校不仅要跟进现代语言学各领域内容，还要小心避免重蹈牛津大学上世纪60、70年代出现的、至今仍无法抹去的语言学文学相轻之覆辙，平衡好二者师资以及课程数量，保证语言学文学的一体性至少先要在课程体系中得到实现。
当国内高校英文系逐渐有了自己真正的主心骨，学科内涵和自信也因此变得足够强大时，自然也就有底气效仿牛津大学应对与外界社会需求矛盾时的态度和方式，敢于拒绝一些本不该由人文教育来承载的事物，以不变应万变。在这样强势的学科背景之下，现有课程体系中被愈塞愈满的职业应用性内容也就会相应逐步被腾空。何况在大多数高校学生也原本完全可以去其它专门学系辅修、甚至在高年级的实习中学到这类知识;也更何况早已经有事实和研究证明学生在强大的人文教育中所收获的可迁移能力终究会更有效、更长远地作用于他们今后的生活和工作[19];尽管年轻人很可能在学习阶段会对专业人文课程重要性和意义的认识有所不同。与此同时，上述牛津大学英文系教授们在实现课程体系内容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对当前风行全世界的教育评估反馈机制的态度和对学生严格要求的一种坚持，应该也会给当前甚至奉行“学生是老师的衣食父母”的国内一些高校带来另外一种对师道尊严的深刻解读。二十五六岁的钱钟书也极为抱怨过“白费功夫读些不必要的功课”，觉得在牛津大学“为一个学位赔掉许多时间，很不值当”，留学生涯也就因此以牛津大学英文本科学士学位而告终[3]41。但这些为钱钟书所负面评价过的“讨厌的必修课程”和“严格的训练”在他那以后半个多世纪跨越东西古今的工作中应该至少不会成为阻碍和负面因素;也至少学者钱钟书在《管锥篇》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古代典籍缜密的整理、掌控和考证能力就很容易让人可以同青年钱钟书在牛津大学的古文书学和订书学课堂相联系起来。
牛津大学英文系本科课程坚守传统，在传统中变革，有变革有传统;而中国各大学英文（系）本科课程，自1949年以来一直在变革中，在变革中放弃传统，只有变革而没有传统。一旦一个本科专业失去传统，它就失去独特的生命特征，也失去独特的生命力。正是因为如此，中国的英文本科专业，虽然招生人数巨大，却是一个没有生命特征和生命力的专业。
五、结 语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和矛盾性。牛津大学英文系课程体系如此，国内高校英文系课程体系亦如此。所以国内高教界在面对各种不尽如意的现状、内外缠身的大小矛盾和身不由己的手足无措时，大可不必集体恐慌和焦躁。借鉴参考牛津大学，牢守定力，不乱方寸，科学面对。课程体系的频繁变阵只能是对学科、对树人大计的不负责任，也是不尊重科学的急功近利行为。
最后中国高校英文系在独自处理自己的特殊矛盾，即如何平衡好人文专业课程和听说读写译的技能训练课程之间的比重问题时，笔者认为首先还是要平和冷静，自稳阵脚。因为即使不得不在课程体系中留较多空间给技能训练，相比较牛津大学三年学制一年24个教学周的总教学时长，国内高校本科四年每年34周的总授课时间接近其两倍，所以至少在课程容量上还有回旋和弥补优势。此外，中国高校英文系还是要反复确认哪些是不变的基础因素，哪些是可变的调整因素，这也是本课题选择牛津大学英文系课程体系作为参照系的重要目的之一。之后才是决策。在这一点上，北外等一些大陆高校已经做出了一些可行有效的尝试。比如北外从2007年开始就在课程体系和内容尽显人文精神的保证下，通过授课方式等的调整，将特别是包括口语和写作在内的技能训练有意识地带入并融入至人文课程中，尽可能使工具性学习自然贯穿于人文教育过程中。一方面学生语言基本功可以继续得到加强，一方面也可以最大程度避免因过分重视语言技能训练的课程体系导致学生在思想深度、知识结构和分析问题能力的缺乏。课程体系及内容中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并不是绝对的矛盾，而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当然目前在二者的有效结合融合问题上，还存在着很大的改进空间，这也是非英语国家的英文系在长期育人过程中必须要处理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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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被钱钟书译作“饱蠹楼”的牛津大学Bodleian Library，事实上在有容乃大的藏书量这一传统优势之外，近年来高科技配套设施和资源也非常先进发达，为学习和研究提供了很大帮助和便宜，推动了牛津大学的教育研究乃至世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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