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简史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1 22:59:04
数学简史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数学教育 数学史 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G634.6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的数学教育之历史源远流长，成就斐然，对其准确地把握和客观地进行分析研究不仅能够充实中国数学史研究的内容，而且亦能够更加丰富中国数学教育史的研究内容。
1初创时期
对中国数学教育史的系统整理研究起步还是比较晚的，从目前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1933年著名数学史家李俨开创了中国数学教育史的研究，随后诸多学者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地作了许多专门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严敦杰、马忠林、李迪和佟建华等学者对于这方面作了很好的研究。
1.1李俨的开创性工作――中国数学教育史研究的奠基
李俨自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中国数学教育史的研究，至今尚未发现在李俨之前关于该领域的其他人的研究成果。他的有关数学教育史的研究成果都汇集在其《中算史论丛》第四卷中他关于中国数学教育史的第一篇论文《唐宋元明数学教育制度》、《清代数学教育制度》他的研究重点在于隋唐以后的中国数学教育史。
1.2严敦杰的研究
严敦杰在《数学通报》上连载了《中国数学教育简史》。该文从社会制度、生产力水平、中国传统思维、意识形态的斗争和数学认识论等方面理性地考察了中国数学教育史。其主要内容及观点如下：他首先把中国数学教育史划分为三个发展时期：第一期为古代数学教育史；第二期为近代数学教育史；第三期为现代数学教史。其次，论述了中国古代数学教育的文化特征、数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和目的、数学教育制度的性质、数学教育形式和数学认识论等问题。其三，在对中国近代数学教育史的论述中，主要论述了外国传教士对中国数学教育的影响、西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传入和华衡芳的数学教育观点。严敦杰先生的研究与李俨先生不同，他更侧重于从中国文化、哲学思想等方面来考察中国数学教育史。
1.3马忠林等学者的研究
马忠林、王鸿钧、孙宏安和王玉阁合著的《数学教育史》也是一部力作。该著作内容包括中国数学教育史和外国数学教育史这两个部分。他们将中国数学教育史发展划分为7个发展阶段，即夏、商时代的萌芽时期；周、秦时代的成长时期；汉、魏时代的发展时期；唐、宋时代的繁荣时期；元、明、清时代的普及时期；清末民国时代的现代数学教育时期；1949年以后的迅猛发展）与国际接轨时期。该书对于中国的数学教育史的论述，主要是从宏观上详细论述了每一个发展时期的数学教育制度、数学教学内容、数学教科书、数学教育形式、社会发展和文化对数学教育的影响等。该书研究的内容比较丰富，对以后的中国数学教育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发展时期
李兆华、张奠宙等学者对中国数学史的研究开拓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新境界，李兆华主编的《中国近代数学教育史稿》是中国第一部近代数学教育史的著作，该书从对晚清的数学教育的普及与制度、数学知识的传播两个方面，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晚清数学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历程。张奠宙先生的《数学教育经纬》和其与曾慕莲、戴再平合著的《近代数学教育史话》这两部著作来阐述他关于中国数学教育史研究的内容。
2.1李兆华的研究
李兆华主编的《中国近代数学教育史稿》在简要论述中国数学教育史的研究对象的基础上，他着重讨论了学校的数学教育和民间的数学传播。该书至少有以下两个显著特点：
（1）从一个新的视角很好地梳理了中国近代数学教育发展经纬。
（2）提出了不少新颖而且重要的观点。
2.2张奠宙的研究
张奠宙先生的《数学教育经纬》及他参与编写的《近代数学教育史话》的这两部著作中阐述了他关于数学教育史研究的内容。他的研究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首先，前瞻性研究。《数学教育经纬》第二部分中的《中国数学教育的文化传统和未来走向》和《近代数学教育史话》中的《中国数学教育应当走向世界》等文章中所提出的观点和建议对中国数学教育的改革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另外，张奠宙先生还指出了数学家参与数学教育不够以及对数学教科书内容的取舍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3专门史研究时期
专门史研究即为专门从事某一专题的研究。这里主要阐述魏庚人、俞子夷、李迪、王权等学者的主要贡献。
3.1魏庚人的研究
魏庚人（1901―1991）是中国著名数学教育家，自1924年到1989年，潜心研究数学教育达65年之久，撰写了极其丰富的论著，开辟了中国近现代中学数学教育史研究的道路。他的主要论著有《中国中学数学教育史》和《魏庚人数学教育文集》。
3.2李迪的研究
李迪先生的两部数学史力作《中国数学史简编》和《中国数学通史》中也有相关的数学教育史方面的论述。其中前者的第二章中有《唐宋时期数学教育与中外交流》、《数学教育家杨辉》，第四章中有《清末时期的数学教育与研究》的研究。后者的“上古到五代卷”的第五章有《隋唐数学教育与李淳风的工作》、“宋元卷”中有《北宋的数学教育与刊印数学著作》，“明清卷”的第十章《清末的数学传播与交流》都是专门研究数学教育史的。在这三卷著作的其他章节中也涉及到不少数学教育方面的内容。
参考文献
[1] 李迪.中国数学通史（宋元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
[2] 廖世承.东大附中道尔顿制实验报告[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3] 李俨.中算史论丛（第四卷）[M].上海：中华学艺社和商务印书馆，1947.
数学简史论文范文第2篇
一、《演变》作者简介
阿纳尼亚斯・查尔斯・利特尔顿（Ananias Charles Littleton）（1886-1974年）是美国著名的会计学家，也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当代会计学家之一。他一生著作颇丰，其思想对现代会计思想的发展、会计历史研究的深化、会计实务的完善等方面有着巨大影响。从20世纪20-70年代，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学术生涯中，利特尔顿先后在专业期刊上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论文，单独或同他人合著专著多部。他的代表作主要有：《1900年以前的会计发展》（1933），与威廉・A・佩顿合著的《公司会计准则绪论》（1940），《会计理论结构》（1953），与B・S・耶梅合作主编的《会计史论文集》（1956）和《会计学论文集》（1961），与V・K・齐默尔曼合著《会计理论：连续性和变革》（1962），与M・穆里茨合编的《会计学优秀论文集》（1965）等。在其丰厚的学术成果中，有四部代表作在世界各国会计学界广为流传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一部著作是《1900年以前的会计发展》，这本书使利特尔顿成为当之无愧的会计史研究领域的权威，他也因此著作而得到会计界的承认。第二部著作是《公司会计准则绪论》，这本书为当时“公认会计原则”的制订和执行提供了最具权威性的理论依据。该书作为美国会计师协会（AAA）的第3号“专题研究报告”于1940年首次出版后，对现代会计理论以及会计准则的制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先后历经15次修改出版，该书奠定了现代会计准则的理论基础与架构，被认为是美国传统会计实务所依据的基本理论的最清晰说明。第三部著作是《会计理论结构》，该书是会计学术界第一次完整论述会计理论体系和结构的专著，它的出版标志着会计从一门方法发展成为一门科学，利特尔顿对会计理论的贡献，也因此书而达到巅峰。直到现在，《会计理论结构》仍然被誉为是那个时代对会计理论发展最有贡献意义的文献。第四部著作是《会计理论：继承与创新》，这部书主要揉合了《1900年以前的会计发展》和《会计理论结构》的思想，并将会计科学放在一个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讨论。以簿记理论为基础构建由会计思想、会计理论与会计方法等有机结合的具有良好逻辑的会计学体系是他所有著作的一个重要特征。
利特尔顿的学术成果丰硕，他对当代会计理论、公认会计原则等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学界公认利特尔顿是世界级的会计大师，更是会计理论的重要构建者。
二、《演变》基本结构
《演变》文章结构简洁清晰，富有逻辑性，以不同时期的典型日记账分录为例，按照时间顺序围绕日记账的演变这一主题展开了细致的论述。利特尔顿认为，从日记账的发展过程来看，日记账先后经历了4个阶段：（1）日记账未出现前，需要将交易事项在两个相关的账户中完整地记录下来；（2）1430年到1550年期间，使用具有高度专业技术形式的分录将交易事项记录在分类账中；（3）在之后的一个漫长的时间里（即1550年到1600年左右），日记账分录需要或多或少地记录交易事项；（4）现代时期，日记账的主要焦点集中在如何用技术性形式准确分类会计主体。《演变》一文主要对15-17世纪期间的日记账演变过程进行了研究，针对日记账的断代史进行了研究。
从整个行文逻辑上来看，《演变》一文可以划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部分，第二部分为15-16世纪典型的日记账分录（包括第一种类型的日记账和第二类的日记账分录），第三部分为十七世纪之后的日记账分录，第四部分为总结。
在引言部分，作者论述了日记账是记账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技术，是将经济交易事项的非技术报表形式转换为一种技术性报表的中间记录环节。但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当时美国日记账的重要性有所下降，而且在未来日记账可能会逐渐消失，因为日记账不是记账过程中的必要环节。在对日记账的现状和未来趋势进行简单的预期之后，利特尔顿在文章中提出了探索日记账起源的想法。
《演变》一文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15-16世纪典型的日记账分录。这个时期的日记账分录有两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类日记账分录的特点是：不论采用何种语言，所有这些典型日记账分录都采用“By A . to B .”的形式来编制。这些分录所表达的含义不是很清晰，因此在理解这种类型的分录时就需要对其进行推理判断。在原文例子中所使用的介词“per”和“a”分别表示债务人和债权人，而且债权人总是写在债务人之后。这种类型的日记账分录只是展示了“per”和“a”的用法，没有说明这两个介词的特殊含义，也没有说明“per”和“a”是怎样分别与“债务人”和“债权人”联系起来的。同一时期德国的日记账分录时间虽然迟于意大利的日记账分录，但是它所采用的编制形式也是类似的，都具有技术性。虽然这样的日记账分录比较难以理解，但还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将这种日记账分录重新整合构建成易于理解的分录。利特尔顿还认为可以从德国的分类账发展来理解德国的日记账，因为日记账是在分类账之后产生的，而且现在的日记账在记录发生的交易事项时也会很自然地使用分类账中的专业短语。日记账分录的左方记载借方账户和属于其他相关账户的相反的或是解释性的分录，其右方记载贷方账户和属于其他相关账户的相反的或是解释性的分录。日记账分录的这种技术形式明确地表现了整个业务的两个不同方向并且已经体现了在当前的分类账实践中的使用情况。
第二类日记账分录与第一类日记账分录几乎是同时存在。第二类日记账分录的形式与第一类日记账不是一模一样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更接近于现代的形式。根据措辞的不同，第二类日记账分录可以产生三种意思相近但有细微变化的方式，分别是：（1）A是债务人，B是债权人；（2）A是B的债务人；（3）A欠了B的钱。第一类日记账分录的形式可能是来源于分类账分录的措辞，才导致使用英文分类账分录中借方的“to”和贷方的“by”，而第二类日记账分录可能是在记录个人账户交易事项的日记簿基础上自然地发展起来的。很显然，它比第一类日记账分录更能说是现代日记账分录的前身。
第三部分介绍了17世纪之后的日记账分录演变。17世纪的日记账分录在措辞上有了一些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并没有什么意义。但随后，在19世纪中期稍早的时候，出现了更明显的变化，日记账分录又重新使用了技术性形式来编制，但与之前在1550年被弃用的技术性形式“By A ，to B ”又有所不同，专业术语几乎完全被使用了。一笔交易的借方和贷方被分成两个单独的列表，贷方科目的名称则是低于借方科目名称。有时“Dr”被留存，有时则是被省略了；但是“to”作为借方的标志被保留了下来。后来连“to”也被弃用了，借贷方的差别可以单纯地根据词语和数据的位置来判别。文中列举了一个18世纪日记账编制的例子“John Doe is debtor $1000 to Stock”，这表明日记账记录的主体必须要有两个，但是并不强制要求明确这两个主体。随后日记账的编制方法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编制时不仅要求反映两个明显不同的事实，而且每个事实都要根据它的名字和借、贷方的特点来填写。日记账分录的发展也改变了簿记的结构，要求每个事实都要根据它的名字和借、贷方的特点来填写。现代日记账的编制过程让人认为需要编制的是贷方分录，而不是债务人或债务人，也就是说“会计主体”不是最重要的。
第四部分是全文的总结部分。利特尔顿认为日记账的演化过程没有停止也将不会停止，也正因为不断进化的过程使得会计记录向更深的技术细节发展。日记账分录本身也省略了原始分录中许多辅助的交易记录。现代会计遇到了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要学好记账比以前更难。记账已经成为真正的技术，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登记程序。
《演变》一文中利特尔顿采用归纳法对会计史进行研究，并从中总结出一套系统的会计思想体系。文中列举了大量的不同时期的日记账分录，通过比较、分析得出不同时期日记账分录的特点和编制方式。日记账分录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变化也体现了事物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日记账分录的演变过程是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而且还会随着客观环境的改变而不断变化。利特尔顿是享誉全世界会计大师，他的会计信条是：相对准确的会计信息会逐渐逼近要求。日记账分录的演变过程正符合这一规则。会计产生的原因在于客观经济发展的需求，而作为会计技术的日记账的演变同样也遵循这样的规律。
三、《演变》主要理论贡献
会计活动始于远古时代。但是直到1494年意大利数学家卢卡・帕乔利在其出版的《数学大全》一书中才系统介绍了复式簿记，正是这一部分篇章，成为了最早出版的论述15世纪复式簿记发展的总结性文献，集中反映了至15世纪末期为止威尼斯的先进簿记方法，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西式簿记的传播和发展，同时也开启了将会计作为学术进行研究的历史进程。但是，从16世纪到20世纪漫长的几百年间，会计史研究并没有得到快速的发展。直到1933年，利特尔顿教授的名著《20世纪以前的会计发展》的发表，会计史研究才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从此会计史研究步入蓬勃发展时期。
《演变》早于《20世纪以前的会计发展》发表，是对日记账发展历史过程中的几种典型分录进行研究的一个代表性作品。《演变》一文通过对日记账演变过程的研究，指出时展是会计发展的驱动因素，会计是一门反映时代变化和需要的科学。同时，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是相互联系且密不可分的，早期的会计实务促使了会计理论的形成，而会计理论又反过来指导会计实务，这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
利特尔顿对会计历史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其会计史研究成果的一部分，《演变》体现了一个会计学者对待客观历史的态度。利特尔顿特别强调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对待会计研究。同时，利特尔顿也以严谨的治学方式对待会计问题，他的作品也展现了非常强的逻辑性思维和分析性思维的特征。
四、《演变》对我国会计科学理论研究启示
我国的会计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公社制时代，那时人们已用“刻石记数”和“结绳记事”等方法来反映数量及其他收支。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会计技术也在不断的进步。我国会计的记账方法也从原始的计量、记录方法发展到中式的单式收付簿记方法，再从单式收付簿记法发展到不完全的复式收付账法直至发展到相对成熟的复式记账法，我国的薄记方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郭道扬教授曾经写道：“人类社会的会计发展既不可能超越某一历史阶段会计所处的历史环境，产生超前的会计思想与会计行为，但也决不可以听任落后的会计思想在新的历史阶段继续起支配作用。”所以要对会计史进行研究，把握其发展规律，以便更好地发挥会计的职能，这正是研究会计史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历史展示了会计发展的脉络，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经济环境，就更加有利于理解会计、研究会计和发展会计。
我国对于会计史的研究尤其在近代落后于西方，表现为对会计史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的内容缺乏系统。目前所能看到的近代会计史研究的成果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出现，当时只有一些学者发表了少量的相关研究论文，例如冯抑堂的“吾国古代会计之研究”，林道俊的“中国古代政府会计制度之演进研究”，潘序伦的“会计学发达史”、“我国会计学术与会计职业之回顾与前瞻”、“中华民国三十年度结账程序述要”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至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会计史的研究几乎停滞，研究成果极为少见。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会计史的研究才得到了蓬勃发展，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有郭道扬教授著的《中国会计史稿》（上、下），高治宇著的《中国会计发展简史》、李宝震和王建忠合著的《中国会计简史》、赵友良著的《中国古代会计审计史》等。
会计史研究对于会计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对会计史的研究，有助于了解会计理论与实务的根基及演变路径，有助于总结经验，正确认识会计发展规律，科学的把握和预测会计学科的发展方向。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会计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就整体而言，我国对会计史的研究仍需全面提高。我国今后会计史的研究重点需要加强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会计史研究的系统性。虽然理论界对会计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研究成果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整体，研究方向多是局限在某个专业领域，并没有构成完整意义上的会计史学。二是加强会计史研究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会计史的研究不仅需要对历史较为熟悉，而且需要精通会计理论和实务，同时还需要具备阅读国外文献的能力，对研究人员的综合素质要求比较高。因此，要使会计史研究系统化、全面化，培养更多的高素质研究人才是当务之急。
[本文系郭道扬教授主持的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会计通史系列问题研究》（编号：11&ZD145）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郭道扬：《中国会计史稿（上下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1988年版。
[2]王光远：《阿纳尼亚斯・查尔斯・利特尔顿》，《财会通讯》1992年第10期。
[3]付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会计史研究述评》，《财会通讯》（综合）2008年第12期。
[4][美]迈克尔・查特菲尔德著，曾浩、许家林译：《会计思想史》，新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
[5]R.A.Bryer.Double-Entry Bookkeeping and the Birth of Capitalism：Accounting for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Medieval Northern Italy.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ccounting，Vol.4，NO.2，1993
[6]Eve Chiapello.Accounting and the birth of the notion of capitalism.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ccounting，18（2007）
[7]B.S.YAMEY.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Double-entry Bookkeeping：Some Non-Sombartian Claims Accounting.Business &Financial History，Vol.15，No.1，March 2005
[8]Hans Derks.Religion.capitalism and the rise of double-entry bookkeeping
数学简史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高师院校《数学史》课程 设置状况 问题
一、引言
2001年,全国高师院校《面向21世纪课程改革研究报告》中提出,应在高师本科院校开设《数学史与数学教育》课程;2003年颁布的《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也指出:高中数学课程提倡体现数学的文化价值,并在适当的内容中提出对“数学文化”的学习要求,设立“数学史选讲”等专题。
可见,高师院校的《数学史》课程有着特殊的教育意义,鉴于此,我对目前国内部分高师院校《数学史》课程的设置状况进行了调查和分析。
二、高师院校《数学史》课程设置状况
1.国外《数学史》课程设置历史沿革
1742年德国数学家海尔布罗纳出版《世界数学史》,1758年法国数学家蒙蒂克拉出版《数学史》,这标志着近代数学家们开始将数学史作为独立研究领域进行研究。随着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和普及,数学史对数学教育的意义也被一些西方数学史家和数学教育工作者所认识。从国际上看,数学史教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早。早期的数学教育杂志《新数学年刊》曾以大量篇幅刊登数学史的文章,就证明了这一点。
从国际上看数学史教育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很早, 但是作为学校的教育内容则是近代的事情。1884年法国著名的数学史家坦纳里首次在巴黎开设《数学史》课程,得到了官方承认。1904年在德国海德堡召开的第三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坦纳里、美国著名数学史家和数学教育家史密斯、意大利著名数学史家洛利亚等在提出的一项决议中称:“数学史在今天已成为一门具有无可否认重要性的学科,无论从数学的角度还是从教学的角度来看,其作用变得更为明显,因此,在公众教育中给予其恰当的位置已成当务之急。”
自20世纪初以来,许多国家在中学数学中增加了数学史资料,有的还出版了专供中学使用的数学史教科书。最注重数学史教育的是前苏联,在大学的各科数学教材中差不多都包含了大量的数学史资料,尤其包含了俄国和前苏联的相关教学成就。前苏联教育部颁布的数学系教学计划中就有《数学史》课程,师范学院数学系把《数学史》列为必修课。不少国家都把《数学史》列为数学系的必修课,如前捷克斯洛伐克和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美国的一些大学开设了《数学史》课程, 布朗大学有世界上唯一的数学史系。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汉堡大学有自然科学、数学与技术史研究所。1972年,第二届国际数学教育大会成立了数学史与数学教学关系国际研究小组,标志着数学史与数学教育关系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的产生。
目前,不少国家高校设置了科学史系或数学史系,有关教学史的学校、课程设置等也出版了几百页供报考用的专著。美国哈佛等不少大学也开设了《数学史》课程,教材《数学史概论》(伊夫斯著)自1953年至今出了六版。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将《数学史》列为重点,出版了《大科学史》。俄罗斯在师范院校广泛开设《数学史》必修课,《数学史》两卷(雷布尼科夫著)被译成五种文字,并多次再版。同前苏联一样,他们特别重视俄国数学家的成就,每位数学家都有一本厚厚的传记供学生阅读。列宁格勒大学在1981年的数学教学大纲中,将《数学史》课程作为考查课程,共设了36学时。莫斯科大学把《数学史》列为必修课已经几十年,在莫斯科大学1987年数学教学大纲中,《数学史与数学方法论》课程被置于第七、第八学期工作计划,2学时/周,考查课程。①德国从1998年来在全国高校和中专将《数学史》定位为选修课,使用材《数学史讲稿》。
2.国内高师院校《数学史》课程设置状况
(1)国内高等院校《数学史》课程设置历史沿革
相对于国际数学史教育,中国的数学史教育也有较大发展。早在解放前,我国著名数学史家、数学教育家钱宝琮就开始中国数学史和中国天文学史的研究,是中国数学史学科奠基者之一,在国内外享有盛名。中国数学史家、铁路工程师李俨从1911年开始从事中国数学史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是中国数学史研究的学科奠基人之一。②
20世纪50年代初期数学史教育被列入中学教学大纲,作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内容。1977年制定的全国数学研究规划(草案)第一次把数学史研究列入规划,分世界数学史和中国数学史两项,承担中国数学史研究的单位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杭州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和西安师范学校(后合并入西北大学)。
我国高校数学史教育,最先是从高师院校和个别大学数学系开始的,发展速度很快。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曾计划把《数学史》作为高师院校的选修课程,但由于师资和教材的原因,没有得到实施。学者们早期多以讲学的形式在高校中进行数学史教育。钱宝琮、程廷熙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校讲授过《中国数学史》。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杭州大学、苏州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西北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山西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院校先后开设《数学史》必修课或选修课,有的编有讲义,但都未出版。山西大学讲世界数学史,还中外混合讲授。数学史专题讲座是另一种重要方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几所著名大学共同发起编写了《中国数学简史》和《外国数学简史》,此后数学史开始陆续进入我国大学课堂。截至1986年,国内约有40所大专院校开设了《数学史》选修课。1994年,全国数学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将“数学史教育”的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起草并了加强数学史教育、在高等院校中开设数学史课程的建议书,引起了普遍关注,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国家教育部有关文件明文规定了高校数学系学生学一些数学史知识的要求。1999年,在昆明召开的数学专业课程会议通过了《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教学规范》,在“课程结构”部分已明确将《数学史》列入专业必修课。
到2001年,国内大多数大专院校开设了《数学史》选修课。其中,不少的高校除了将《数学史》作为数学专业必修(或选修)课程外,还在学校公共选修课中开设,希望借此让非数学专业的同学更多地了解“数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发展历史,增强自身的数学修养。
(2)国内高师院校《数学史》课程设置状况
近年来,几乎所有高师院校数学专业都相继开设了《数学史》课程。我们对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国内部分高等师范院校进行调研,课程设置情况如表1所示:
以我院《数学史》课程开设情况为例,《数学史》课程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已经开设,其中《中国古代数学思想》以专题讲座的形式进行授课;与数学史相关的课程有《数学思想》、《数学哲学与数学史》、《数学史》等,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是都以数学历史作为发展主线,大致安排在三年级上学期进行授课,36学时左右。同时,学院“课程与教学论”方向数学课程与教学设计、跨文化数学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方案中,也安排有数学史课程――《数学史与数学方法论》,72学时。
三、课程设置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学习数学史的重要意义越来越为国内学者所关注,课程的开设蓬勃发展。但是,我们通过对高师院校《数学史》课程设置状况的调查,发现其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1.仍有部分高师院校数学专业没有开设《数学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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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教学规范”中“课程结构”专业课要求:各校根据不同的培养方向,在四组课程的三组中选取至少五门(也可合并开设),并规定它们作为该培养方向学生的必修课程。其中已经明确将“数学史”列入专业必修课,但是数学史与数学教育被列为第4组,而各校可根据不同的培养方向,在规定的4组课程的至少3组中选取至少5门,这就必然存在不选取第4组或即使选取第4组,仍不选《数学史》课程的情况。
2.课程设置存在某些随意性
长期以来,国内高师院校《数学史》课程发展很不平衡。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数学史》课程名称不统一,如《数学哲学与数学史》、《数学史与初等数学研究》、《数学思想史》等,这使得对应教学大纲的要求侧重点各有不同,教师难以把握教学重点;课程类型不统一,有的院校作为必修课,有的院校作为选修课,甚至有的院校作为讲座安排;课程学时安排不统一,少的安排有30学时,多的安排有90学时;课程考核方式不统一,有的院校作为考试科目,有的院校作为考查科目。
由于在课程名称、课程类型、学时安排、考核方式等方面都差异较大,故课程的教学内容存在一定程度的随意性。
3.具有师范特色的《数学史》课程教材匮乏
当前数学史研究不断升温,各种版本的数学史著作接连问世。各种介绍数学史的有关书籍和教材层出不穷,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数学史教材如:李文林的《数学史教程》,李迪的《中外数学史教程》,梁宗巨的《世界数学通史》,等等。
纵观这些数学史著作,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关注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数学学科本身,很少顾及师范教育数学教学的需要,一般都是以历史演变为主线,探讨数学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含概了国内外数学史研究的丰富内容和成果。限于课时,教学只能泛泛而谈,既不能深入,又难以突出重点,其结果只能是一幅数学历史画卷的概貌,一系列年代事件的堆积,缺少鲜活的思想和过程,远远不能满足高师学生对于《数学史》课程的学习期望,难以体现高师院校《数学史》课程教学特色。
4.能够凸显《数学史》教育功能的教师有限
高师院校数学教师相当一部分来自于非师范院校,部分在本科乃至研究生学习阶段,都没有接受过数学史课程的学习。即使他们对数学史有兴趣,也大都是边学边教,少有交流讨论和进修深造的机会,对课程的课程性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等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
四、结语
在高师院校开设《数学史》课程,有着特殊的重要作用,即课程自身的教育功能,使高师学生通过学习,深化对数学学科的科学价值、应用价值的整体认识;同时,深化对数学史教育价值的认识,以发展人类文化的观点开设数学史课程,使数学史融入和促进高师数学教育,进而推进其在中学数学教育中的教育价值和文化价值。
因此,我国高师院校《数学史》课程的建设任重而道远,需要从课程设置、教材开发、教师培养等方面作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注释:
①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数学、计算数学、应用数学教学大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②中国大百科全书・数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534,437.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2]傅海伦,贾如鹏.试析我国高校数学史教育发展及研究现状[J].高等理科教育,2005,(4):9-11.
[3]汪晓勤,欧阳跃.HPM的历史渊源[J].数学教育学报.第12卷第3期,2003,8.
[4]吴文俊.中国数学史论文集[C].三十四年来的中国数学史.1985.
数学简史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侠义公案小说 合流说 研究展望
公案侠义小说或侠义公案小说，是以《施公案》①、《七侠五义》②、《彭公案》③等为代表的一类小说。此类小说不外乎侠义因素与公案因素的交织，以清官和侠客为主要人物，断案和罪犯的擒获以及侠士之间的交往为主要事迹，呈现出清官与侠客一派和谐场面，即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概括说“这等小说，大概是叙侠义之士，除盗平叛的事情，而中间每以名臣大官，总领一切”④。这类小说的出现吸引了学者的注意，引起了诸多认识，莫衷一是。
一、“公案侠义小说”说法由来研究
“公案侠义小说”说法是现代才出现的产物。“一些作家有意识地将两类题材合为一体，从而形成侠义公案小说”⑤，嘉庆年间《施公案》的成书则是“中国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合流的标志。”⑥
学术界对公案侠义小说定义源于胡适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其实，公案侠义小说的名称是后人误读了胡适和鲁迅两位的意思。胡适认为近代白话小说可以分作两组，其中之一就是“北方的评话小说”，并对《七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等书进行了简要的概括，将这些作品涉及到侠义并公案小说内容的作品罗列成一类，即今天学术界所谓的公案侠义小说。同样，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有“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一节文章，提出“时势屡更，人情日益于昔，久亦稍厌，渐生别流，虽故发源于前数书，而精神或至正反，大旨在揄扬勇侠，赞美粗豪，然又必不背于忠义。其所以然者，即一缘于文人或有憾于《红楼》，其代表为《儿女英雄传》；一缘于民心已不通于《水浒》，其代表为《三侠五义》。”⑦他是从内容和艺术的渊源分类的，指出此类小说在晚清时产生并盛行，并将关注目光投入到这类题材的小说。但他侧重论述的还是侠义方面，即提出“侠义小说”，很少提及公案。稍后他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有“侠义派底小说”应用而生，公案小说已经消失，仅仅是作为陪衬而出现。正由于这二位先生的提及才催生了公案侠义小说名称的诞生。
1957年吴小如在《读〈三侠五义〉札记》一文中首次正式使用“侠义公案小说”这一名称。胡士莹的《话本小说概论》则名为“公案侠义小说”。之后的几十年里学术界对其名称的花样也越来越多，出现了“侠义小说、公案小说”（《中国文学史话》）、“侠义与公案小说”（《明清小说论丛》）、“武侠公案小说”（《历代小说》）、“公案武侠小说”（《中国公案武侠小说鉴赏大观》）、“文言侠义公案小说”（《侠义公案小说简史》）等种种提法，一时众说纷纭。但总的来说，侠义公案小说或公案侠义小说占了上风。
二、“合流说”时间研究
公案侠义小说结合了两家小说的长处，既有紧张热烈的打斗场面，又有离奇曲折的破案过程，而对于两者何时彼此产生交集，并和谐融合、相互沟通的时间，研究者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现在学术界持有“合流”说时间的有四家，分别论述如下：
1.唐代说
曹亦冰的《侠义公案小说简史》中将侠义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并列，前者是有别于后两者的一种新的小说类型，“从题材上来说，此时传奇小说除爱情婚姻、豪侠义胆、除暴惩贪的题材外，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类型，即侠义公案的合流，这是侠义小说、公案小说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到了唐代，侠义与公案的合流成了许多传奇的一种新时尚”⑧，并详细地阐述了其形成、发展、成熟和繁荣的四大阶段以及各阶段所呈现的基本特征。
2.宋元说
南开大学中文系《中国小说史简编》将《三侠五义》等小说界定“合流说”始于宋元时代，并介绍了公案小说产生的社会基础以及曲折地反映人民的心理愿望，他们界定这些作品性质是“清末反动小说”⑨，作品中的清官和侠客们结合在一起，一帮侠客们围绕着一个清官，充当了地主阶级镇压人民的鹰犬。这是一种局限于政治倾向来看待文学的观念，深深地打上了政治色彩的烙印，从阶级立场出发认为小说是统治阶级意识控制的产物，并非是真正的从文学的角度出发研究此类小说。
3.明代说
宣森钟《剑气飘香——中国武侠小说鉴赏》中认为“武侠小说经过唐代传奇和宋代的‘说公案’小说的发展，到明代，开始把‘清官’与‘剑侠’的题材合流，逐渐在清代形成了‘公案侠义小说’。”他以《水浒传》中宣扬忠先于义，忠高于义，梁山好汉最终不得不认同皇权正统（受招安）的命运。正是这种社会政治的变化，在清代已经合流完成⑩。
4.清代说
《施公案》问世，是中国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合流的标志，《七侠五义》是其成熟作品的代表。这种说法是广为人知的，大多数学者都认同这种观点。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在清代以前是各自发展，当这两种小说日益成熟，则彼此融入，形成一种新的小说类型。宁宗一的《中国小说学通论》苗怀明的《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史论》、齐裕煜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等书都持有相同的观点。
对于“合流”的时间，以上有四家说法，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对一种文学类型的判别是很困难的，在一定程度上说，具有某种特色的文体会优先使用命名权，比如才子佳人小说，更多的是照顾到小说中出现的才子与佳人相知相许、历经磨难、最终团圆收场的故事，期间掺入了不少其它小说的内容。所以说，公案侠义小说合流一直都在潜移默化地进行，侠义小说中往往增加清官故事，公案小说中也大量加入侠义内容，两者在一步一步在碰撞和磨合，逐步在成熟，合流不是一蹴而就的。到清代，遇到合适的时机，两者合流的痕迹明显地表现出来，为世人所目睹，出现了描写清官与侠客们之间不同于以往局面的内容，而是相互“利用”，共同谋取一定的利益。
其实，在“合流说”为主的说法盛行之下，也有不一样的声音出现。陈平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中认为“与其说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的‘合流’，不如说是两者的‘分化’。因为，在此以前，双方并未真正独立，独立的双方焉能谈得上‘合流’？”{11}他质疑“合流说”，提倡“分化”说，即是侠义公案小说一直存在，但未明确提出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只是后来公案小说的色彩成分渐失，侠义小说也渐变为武侠小说。在他看来，破案只是侠义小说的框架与引子，真正影响侠义小说发展的是以《水浒传》为代表的英雄传奇，真正的小说内容还是以侠客为主的侠义行为。
侯忠义、王健椿《近代侠义、公案小说“合流”说质疑》则大胆地认为“合流说”是不科学和不合理的，从版本和成书过程两方面进行考查近代侠义、公案小说“合流”均不形成于近代，兼具侠义、公案两类内容的作品，早已有之，绝非从《施公案》开始的。
三、合流原因探讨
“合流”说一直在文学界占据主流地位，普遍赞同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此前一直独立发展或密切联系和相互区别地发展，到清代中期或末期形成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并从政治、文化、读者心理、文体演变、说唱艺术等方面探索合流的原因，进而形成各家观念，众说纷纭。
1.从小说文体自身演变史的角度考察了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到晚清合流的现象。
第一、从英雄传奇小说的蜕变的角度来进行梳理。胡益明、李汉秋主编的《清代小说》说《万花楼杨包狄演义》这部书是把社会上流传的宋代人物杨家将、包公、狄青捏合在一起，使英雄传奇人物杨家将、狄青等与清官包公相牵合，共同演义了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实际上已经是英雄传奇与公案小说和合流，并且将侠义公案小说这节的论述放入英雄传奇章节中，标题命名为“英雄传奇的蜕变——侠义公案小说”{12}。
第二、从公案小说发展的角度研究公案侠义小说。胡益明、李汉秋的《清代小说简史》认为这种小说类型是以颂扬清官的公案小说中，加入了一批所谓“侠义”人物，将断狱与锄奸合二为一，形成独具特色的清人公案侠义小说。《明清小说比较研究》中也是以公案小说的发展为线索追述，分为三个阶段，明代晚期是公案小说大盛的局面，清中叶是合流时期，清末是公案小说退出历史舞台，侠义小说一枝独秀。
第三、从侠义小说或者说武侠小说发展的角度研究公案侠义小说。皋于厚的《明清小说的文化审视》以侠义小说的论述为主要途径，认为侠义公案小说是以侠义小说为基础，加上公案元素的搭配组成的小说。谭邦和在《明清小说史》中武侠小说章节中论述“侠义英雄传奇与清官公案故事的合流，是晚清武侠小说的发展的重要方向”{13}，并分析了合流原因。
2.北京大学《中国小说史稿》、《中国近代文学史稿》、游国恩《中国文学史》则从维护统治阶级角度来解释这种合流。他们认为，到了晚清，统治阶级有意利用侠义、公案小说来宣扬正统保皇思想，把清官和侠客描写成忠心耿耿地为封建统治出力的奴才。侠客变成了地主阶级的鹰犬，在清官“统率”下，东征西讨，镇压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并宣扬十足的封建奴性。于是侠义、公案小说开始走向反动，这两方面的题材也趋与合流，变成一个清官统率一群侠客，东征西讨来维护封建统治了。这种意见认为是统治阶级为巩固政权、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来解释“合流”现象，单纯地从政治考虑问题未免不太符合侠义公案小说合流的实际状况，是不值得提倡的。
3.从清官与侠客关系入手，也是从小说的内容方面着手，梳理侠义小说的侠客与公案小说中的清官历史发展脉络，侠客与清官的合作促成了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的合流。
吴小如在《读札记》中指出，晚清的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在某些方面有着相同或相通之处。清官和侠客所斗争的对象都是骑在人民头上的剥削者；人民寄希望于清官，也寄希望于侠客。小说中的清官与侠客一样必须有血性，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所不同者，清官只有“才智”而无“武艺”，侠客则不但有武艺，而且有时还“智勇兼全”。清官在断狱或除暴时，会遇到困难，如果单靠“才智”而无“实力”，就不能彻底地为民除害。于是便由惯打人间不平的侠客挺身而出，凭武艺来剪除那些有实力的“豪强之徒”。所以公案故事到了后期，逐渐同侠义故事结合起来，形成侠客和清官的合作。
占骁勇、李艳杰《试论侠义公案小说的形成原因》考察了侠客的历史。侠客到清代时，深受传统的功名思想和正统的皇权思想侵蚀根深蒂固，再加上“时去明亡已久远，说书之地又为北京，其先又屡平内乱，游民辄以从军得功名，归耀其乡里，亦甚动野人歆羡”，这就使得他们有了背离江湖而归依朝廷，渴望建功立业，封妻荫子的可能性。而侠客的归依朝廷，也使得他们的行侠仗义更加合理化，合法化。因此，当侠客将目光投向朝廷，尤其是投向清官之时，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的合流也就顺理成章了。他主要是从历史与现实原因的结合分析清官与侠客的合作以及公案侠义小说的合流。
4.多种因素综合影响，这些因素多从影响小说发展的外部因素讨论的。
苗怀明的《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史论》中认为“清代公案侠义小说产生和繁荣是特定时代诸多社会文化因素相互作用、影响的结果，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读者的接受心理、审美趣味，文学传统，戏曲、曲艺等其它艺术形式的发达繁盛及许多具体文化因素均有十分密切的关系”{14}。在这些多种因素中，说唱艺术是重点阐述对象，它是促成公案侠义小说合流的直接动力，并在情节结构、结构布局、悬念设计等方面影响之深。纪德君的《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生成及其他》也用大量笔墨围绕说唱艺术对合流的重要推动。
范正群《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研究》说合流的原因除了是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两种类型自身文体演变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受到政治、中国侠文化的传统和《水浒传》等英雄传奇、听众、读者的接受心理因素等多方面的深刻影响。
总结这些原因探究，不管是外部因素的影响，还是文体自身发展变化所显现的变化因素，都是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但都不是孤立地影响小说的发展。事物的发展是要考虑到内外因的共同影响，侠义公案小说是时代、文学、文化等是共同孕育的文学种类。
四、展望研究
公案侠义小说由于其自身内容与体制的限制，对其研究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研究重点侧重于作品内容和意义的分析，“合流”现象的研究现状未完全达到让人满意的境地，仍需更多的学者继续为之努力。现将有关意见列举如下：
1.关于公案侠义小说的定义以及代表作品的阐述还是很混乱，今后的研究可以继续探究公案侠义小说的界限。公案侠义小说与侠义小说以及公案小说之间的关系如何？是后两者基础之上的衍生品还是独立于两者之外的作品？
2.公案侠义小说“合流”过程的探索，虽有所论述，但仍然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在所有影响侠义公案小说合流的因素中，哪种因素是处于主导地位，是清代日益发达的说唱艺术还是小说本身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还是其它方面，准确分清这些影响因素的地位和价值。至今的文章中所见论述侠义公案小说“合流”原因很少有比较全面的展开阐释，而是侧重某一方面因素的论述，今后在研究中可以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影响。
3.如果说不同意“合流”的观念，对于侠义公案小说的认识该何去何从，是“混类说”，是“分化说”还是其它认识？该怎样重新认识清代出现的这类小说，以什么样的眼光来对待，这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方面。
注释：
①[清]佚名.施公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②[清]石玉昆.七侠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③[清]贪梦道人.彭公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④鲁迅.鲁迅讲小说史·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附录）.凤凰出版社，2010：197.
⑤李剑国，陈洪.中国小说通史·清代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351.
⑥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06.
⑦鲁迅.鲁迅讲小说史.凤凰出版社，2010：158.
⑧曹亦冰.侠义公案小说简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53.
⑨南开大学中文系.中国小说史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301.
⑩宣森钟.剑气飘香——中国武侠小说鉴赏.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10.
{11}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45.
{12}胡益明，李汉秋.清代小说.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126.
{13}谭邦和.明清小说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335.
{14}苗怀明.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史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93-111.
参考文献：
基本古籍类：
[1][清]佚名著.施公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清]石玉昆.七侠五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清]贪梦道人.彭公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小说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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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九五六级中国近代文学史编写小组编著.中国近代文学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60.
[3]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4]南开大学中文系.中国小说史简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5]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谭邦和.明清小说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7]李剑国，陈洪.中国小说通史·清代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8]胡益明，李汉秋，主编.清代小说.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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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谭帆，主编.明清小说分类选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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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占骁勇，李艳杰.试论侠义公案小说的形成原因.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2（12）.
论文类：
[1]朱乾.侠之演变与晚清公案侠义小说.苏州大学，2008.
数学简史论文范文第5篇
这一时期国内学者对西方伦理思想史的研究表现为研究性评述与典籍译介并重的阶段。有些研究，如万俊人先生的现代西方伦理学说史的研究已经表现出在方法论上对一种“道德哲学”问题意识或以“道德哲学史”论述当代伦理学说史的自觉探索的勇气与实力，是国内学者以一种独立的学术态度评介现代西方伦理学说史的开始。而对西方伦理思想史的研究，以田海平《西方伦理精神》和杨君武《第三条道路：西方伦理学之演进》为代表的专著，表现出一种由哲学的伦理学即道德哲学之视野重写西方伦理思想史的新进展。第三阶段：道德哲学史论题集萃和西方道德哲学研究专论群星闪烁的阶段。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近五六年来，国内学者的西方伦理学研究表现出“诸神之争”的时代特色。尽管有研究取向、方法和偏好上的差异，但有一个共同点：多数学者强调西方伦理学研究的哲学气质和哲学品味，亦即一个隐隐而动的趋势开始显现，他们大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非常强调从道德哲学方法论的意义上研究西方伦理学说。如廖申白先生对古希腊伦理学的道德哲学研究，特别是他对亚里士多德的友爱伦理学的研究，实际上是借鉴了当代英语学术界自上世纪由伊丽莎白•安斯库姆（G．E．M．Anscombe）发端的复兴德性伦理学运动的研究方法，即在一种“古今互视”中处理古代伦理学理论的研究方法。万俊人先生的《现代性的伦理话语》，《寻求普世伦理》等专著，以及他的众多关于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论文和政治道德哲学的论文，实际上已经在现代西方伦理学说的研究中突出强调哲学方式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一些评介性的研究，如龚群教授对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的研究，何怀宏教授对契约主义伦理学的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底线伦理之探索，邓安庆对当代德国道德哲学的某些人物和学派的评介，冯俊的《当代法国伦理思想》，龚群的《现代伦理学》，杨明、张晓东等人合著的《现代西方伦理思潮》，向玉乔的《后现代西方伦理学研究》，李义天的《美德伦理学与道德多样性》，等等，已经表现出一种群星闪烁的研究态势。国外“西方道德哲学史”的研究基本上服从于不同传统和不同思想取向或价值取向的学者对其学理依据的历史建构、传统评估和学术自我之理解。也就是说，西方学者对其道德哲学史和当代道德哲学学说的整理与梳理工作，更多地是出于其思想学说之自我理解和自我诠释之需要。因而，大体上有两种类型的“道德哲学史”：其一，是“哲学史家”（包括专门史和通史）从事的“道德哲学史”。如J．B．Schneewind［1］的道德哲学史研究代表了这一倾向，他指证：在英语学术圈，哲学史或道德哲学史通常不被看作是解决哲学问题或者道德哲学问题的一种主要工具。因此，W．D．Ross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翻译和研究与他自己对道德哲学的理解无关。其二，是“哲学家”（其中有不少杰出的道德哲学家）从事的“道德哲学史”。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麦金太尔和罗尔斯。麦金太尔的《伦理学简史》，《追寻德性》，《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以史论结合的方式论述了古希腊道德哲学和近现代道德哲学，展现了一条回归德性伦理传统的道德哲学探索，他认为：道德哲学史必须被理解为人们进行道德哲学论辩并由此思及我们所属之社群以寻求社会生活境遇之改善的必不可少的路径。同样，在规范伦理方面，罗尔斯的《正义论》和《道德哲学史演讲录》，承继规范伦理的传统，批评考察了自英国功利主义和康德先验伦理学以来的规范伦理理路。大致说来，西方学者的研究特点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问题意识国外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对其伦理学说史或者道德哲学史的研究做得最有特色，但同时也招致更大之争议的，通常是大哲学家所撰写的道德哲学史。如麦金太尔的《伦理学简史》，包尔生的《伦理学体系》，纳斯鲍姆的《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和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阿多诺（Theodor W．Ador－no）的《道德哲学问题》（Problems of moral philosophy）等。当然也有一些哲学史家对重要哲学家的道德哲学思想的研究，如Paul Guyer，Allen W．Wood等［2－3］对康德伦理学的研究。这些研究皆有异常明显的问题意识。同时也有一些重要的道德哲学理论的研究，如拉斐尔的《道德哲学》，弗格森的《道德哲学原理》，虽然是关于道德哲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但他们的问题之发生皆由道德哲学史而来。
国外现有的研究主要是一些问题式和专题式的研究，通常表现为由如下若干问题或专题所进行的有着明确问题意识的道德哲学史研究：（1）德性问题（Virtues）：由一批当代德性伦理学家从复兴德性伦理学的问题意识出发，对西方道德哲学史进行重述；内容涉及伦理与运气、道德与幸福、德性与实践智慧、习性与教养、善与繁荣等方面的问题史的梳理与研究。（2）信仰问题（Faith）：主要由基督教伦理学家从基督教道德哲学的问题意识出发，从事的道德哲学史研究。（3）启蒙问题（Morality of Enlightenment）：由当代政治哲学讨论所产生的由重新理解启蒙道德哲学的问题意识出发，进行的现代道德哲学史研究。（4）道德意识问题（Moral consciousness）：由现象学运动在道德哲学方法上的探索，所开启的从道德意识的角度进行的道德哲学史探讨。如马克思•舍勒的《价值的颠覆》、《爱的秩序》、《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等著作中所涉及的相关道德哲学史内容。（5）伦理精神问题（Ethical Mind）：由对黑格尔道德哲学的当代诠释所展开的基本道德自由和伦理承认的紧张关系而开启的相关道德哲学史研究，例如霍耐特的道德哲学研究。（6）道德基础问题（Moral reason）：从一种道德理性视角对道义论和功利论之争的道德哲学史进行的研究。（7）社会正义问题（Social Justice）：以正义为核心范畴进行的道德哲学史讨论，如麦金太尔的论著。以启蒙问题所激发的道德哲学史的研究为例，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启蒙哲学》，1932）从科学、宗教、历史、社会和美学等诸多方面分析了启蒙时代的精神，开启了对启蒙思想的哲学的整体研究的先河。贝克尔（《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1932）则以历史学家的眼光，从思维方式和世界模式等角度细致描绘了启蒙时代“舆论的气候”，分析了启蒙式的道德化史学，揭示了启蒙时代人间天堂的信条。自此以后，西方学术从哲学史、思想史、历史学的方面对启蒙道德哲学做了多维度，既有个案的，也有整体的研究，这些研究与麦金太尔对启蒙道德哲学所持的消解和否定的立场不同，它们大多是以肯定性的启蒙现代性价值为主导和主题论调，代表了西方主流价值观对启蒙道德的哲学史意义上的自我理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英国学者欧文三卷本的《伦理学的发展：历史的和批判的研究》的第二卷《从苏阿列兹到卢梭》，该卷从晚期经院哲学讲起，围绕着自然法的观念的演进与转化，全景展现了横贯几个世纪的西方近代启蒙道德哲学的起源、进展和深化。其二，研究方法国外学者对道德哲学史的研究，最大的长处是其方法论意识之自觉。如德性伦理学家纳斯鲍姆、麦金太尔、桑德尔、沃尔策、威廉斯等人，在其专门的道德哲学史著作或者代表性的道德哲学论著中都主张一种历史主义或社群主义的研究方法；而罗尔斯的道德哲学史讲义和诺齐克的《反省的生活》等论著，柏林《自由论》《浪漫主义的根源》等著作，则是从一种自由主义的研究方法或者研究视角看待西方道德哲学史。这方面尤以契约主义、功利主义、道义论、实用主义、现象学、分析哲学（元伦理学）、精神分析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等当代哲学方法影响重大，这些当代思想谱系对道德哲学史论述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其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论争中出现的道德哲学论域，对西方道德哲学史的自身分析与自我理解产生的影响尤其明显。其三，研究主题国外学者由于是从清算其思想文化之根源的意义上撰写道德哲学史，对研究主题的选择上往往带有明显的主观故意，从而走向抽象和片面，即通常他们总是突出与自己偏好相近的学派与哲学家的道德探究，这构成了其研究主题的个性特征。如牛津道德哲学家通常喜好研究的主题是边泌和密尔的功利主义，也乐于反复诠释休谟、洛克等英国哲学家的道德哲学思想或者从元伦理学的立场出发撰写道德哲学史，其所突出的主题是“理性”、“合理性”和“正当性”等研究主题。另外一些道德哲学家往往侧重政治分析或者经济分析，他们撰写的道德哲学史便重视政治史、经济史、环境史、文化史之关联。如我们看一下米歇尔•福柯的著作，虽然他不从事道德哲学史之专论，但其中包含着我们看待西方文明道德自我意识之历史的异常重要的探究形式，这尤其值得我们关注。三国内相关研究，已经积累了非常厚实的学术支援和学理资源。有很多专门研究甚至比西方学者还要精深。从中国学者处理西方道德哲学必然遭遇到的“历史文化语境”问题看，国内学者的研究基本可归结为三条道路：其一，强调伦理话语的中西对话与沟通，走的是比较与互镜的道路。如万俊人先生对现代西方诸流派的道德哲学理论的评析、批判与学说史梳理，廖申白先生从“中西对看”的视野对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的研究，姚新中先生从“儒耶互镜”的视野对基督教道德哲学的研究，等等，都属于这一比较互镜的研究路径。其二，强调“中体西用”和“生态把握”，走的是用中国智慧去消化西方道德哲学资源的道路。如樊浩对黑格尔道德哲学的诠释，其贯注的道德哲学或道德哲学史的问题意识是要通过用黑格尔道德哲学资源进行一种中国现代伦理学理论形态的学术谋划和学术史建构，为中国社会的伦理精神之价值生态寻找出路。杨国荣先生虽然没有专门的关于西方道德哲学史方面的研究，但他用中国智慧去消化西方道德哲学资源的意图亦比较明显。其三，强调“西体中用”，走的是用西方道德哲学的知识、理论与方法来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伦理道德难题。以这样一种史识来研究与西方道德哲学史相关的问题，就使得研究者带有明显的学术理论之引介（或引入）的“故意”。如甘绍平先生立足于德语学术界的道德哲学资源，倡导对当代人权伦理学的道德哲学史的借鉴与引介，姚大志先生立足于当代英美学术界的道德哲学资源，强调对政治哲学中正义问题的借鉴与研究。实际上，“西体中用”并非是一个合适的概括，它只是表现出一种倾向，并无标识性的观点与理论。我们把它列为一种路径，是因为此类研究在西学或西方思想史的研究范例中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国内学者对西方道德哲学史的相关研究，或多或少都带有一种属于中国学者所特有的问题意识，即在一个全球化时代我们应当确立何种关于“道德哲学史”的“史识”或问题意识，并以此种问题意识去诠解西方道德哲学史。但是，国内学者的研究有两个大的缺憾：其一，尚无对“西方道德哲学通史”进行系统专门研究的成果。国内有不少西方伦理思想史方面的教材，也积累了一些颇为重要的与希腊德性伦理学、基督教道德哲学、西方现代道德哲学和后启蒙时代的道德哲学相关的研究成果。但是，从现有国内研究状况上看，专注于个别人物和个别问题的研究比较多，整体性的、断代史、问题史或概念史的研究还比较少；侧重于伦理学学科意识和知识体系的“伦理思想史”或“伦理学说史”一类的研究并不稀缺，但缺少以一种哲学方式进行的“西方道德哲学通史”的贯通式的研究。由于专门研究或专题性的研究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这为进一步从事整体性的研究和“通史”式的研究准备了条件。其二，在研究方法上，还有待于进一步反省与检讨，三大路径的研究各有所长也各有局限。国内学术界对西方道德哲学史的相关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探索表现出“中西互镜”、“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三种基本倾向。值得肯定的是，这些研究方法上的探索表现出融通中西、古今的学术气质，殊为难能可贵。然而，应当指出的是，这三种路径的探索，都是以抓住西方道德哲学史和当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某个片断进行阐发或进行创造性的理解，因而具有某种片面性。当然，具有哲学气质或者以哲学家的方式从事的西方道德哲学史研究，总是会在一种哲学式的“取舍”中绽现立场或态度，不可避免此类片面性。而从我们所关注的“西方道德哲学通史”之课题在研究方法上的突破而论，则必须在反省或检讨现有研究进路之基础上，力图以“古今中西”之相通、“哲学与道德哲学”之相通、“哲学家的道德哲学与其历史文化语境”之相通三个方面来提振从事“西方道德哲学之通史”的研究方法。国外学者在道德哲学史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上的明晰与自觉是出于他们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如何评估其自身历史文化传统之需要，目的是为着进入他们自己的普遍主义伦理战略张目。西方学者的某些厚重的道德哲学史研究有非常鲜明的学术自我。我们可以参考、借鉴他们的研究方法，但不可以照抄照搬地拿来就用。尽管如此，我们也要承认，西方学者的道德哲学史论述由于其本身就是西方道德哲学之创建的参与形式，因而往往具有强大的思想穿透力和理论冲击力。
国外学者的研究只能是供中国伦理学家了解西方道德哲学之发展的一个背景支援，它对我们中国学者梳理西方道德哲学史和当代道德哲学的发展及其与当代人类社会生活之关联的意义当然不容低估，但是其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对我们而言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其一，他们的研究仍然或多或少带着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形态。如C．E．M．Joad，Luther Binkley，G．J．Warnock，等学者的道德哲学史相关著作，在研究立场和话语布展上坚守着一种典型的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形态，缺少异文化语境的互镜与对勘。其二，其研究有着太多的主观偏好的成分，容易演变成某种价值观的宣示。如：亨利•西季威克（Henry Sidqwick）的《伦理学史纲》和麦金太尔（Maclntyre，Alasdair）的《伦理学简史》，实际上是把道德哲学史写成了他们自己的道德哲学。其三，在研究方法和文献选择上，或多或少存在着时代的、文化的或个人的局限。四以上综述和分析表明，国内尚缺乏一部对西方伦理学和伦理精神的道德哲学源流及其演进、发展进行古今贯通的“通史”式的研究；而西方学者虽然有不少关于西方道德哲学方面的断代史、问题史、学说史和理解史方面的论著，但既不系统，也带着太多的主观偏好，且从属于他们自己对道德哲学的历史理解或自我理解。有鉴于此，我国学者对西方道德哲学史研究的一种可能的学术前景是：（一）以“通史”形式，对当今道德论争中重大理论问题进行学术史还原，为中国形态的道德哲学研究提供参照。“通史”研究的学术定位是：该研究的稀缺性；它是在道德世界观呈多元分裂和急速转型的时代，以“道德哲学通史”的形式对当代道德哲学论争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如道德自由－伦理认同，个人权利－公共生活，行为动机－行为后果，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德性论－规范论，幸福论－正义论，契约伦理－价值伦理，道德自我－道德他者，伦理实体主义－道德个人主义，等等，进行一种道德哲学史还原和历史语境还原的通史研究，以期将那些被当代文化领域中由“古今中西之争”以及当代道德领域中由道德哲学的“诸神之争”所分割的学术“珍宝”贯穿起来，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哲学的形态构建提供学术史参照和学理之支援。（二）以“现代性道德”和“道德的现代性”为总问题，推进道德哲学通史研究的“现实关照”。如何以启蒙现代性或启蒙道德哲学作为关节点和关键要素，这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研究取向和框架结构。此即是说，透过启蒙现代性之前的传统道德哲学形态向以启蒙道德为标志的现代性道德哲学之转变，我们要厘清西方伦理现代性的形态学位置以及西方思想对道德现代性的不同的建构路径和诠释路径，进而思考当代西方道德哲学的“诸神之争”在何种意义上是属于启蒙形态的继续，在何种意义上是属于一种后启蒙形态的反拨。如此，形成了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以“现代性道德”和“道德的现代性”为总问题的研究框架。该框架的总体立意和主轴理念，是强调伦理筹划的文化内涵和文明形态上的不同，由此区分中国语境和西方语境对“现代性道德”和“道德现代性”在理解上的分殊，进而以此为切入点，强调从中国学者的立场对西方道德哲学史进行诠释的问题意识。这一指导思想和研究纲领将会开启出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创新和理论效应，从而推进中国学者从事西方道德哲学通史研究所必须具备的问题意识与现实关照。（三）以“对话”和“互镜”的方法论原则为指导，推进西方道德哲学通史研究的“视界融合”。“对话”与“互镜”，是从事西方道德哲学史研究的中国学者致力的一个总体趋势。它通过倡导一种“古今对看、中西互镜、哲学与道德哲学贯通、哲学家的道德哲学与其历史文化语境相通”的方法论原则，使得“以问题为取向”或“以断代史为主导”的西方道德哲学史或西方伦理学史在一种跨时代“对勘”和跨文化“互镜”中，打破“诸神之争”的壁垒，以一种伦理形态学的视角，做“通”西方道德哲学史，从而推进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
作者：田海平 单位：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
数学简史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马原 原著及其历史语境 回溯历史教学法
从2006年秋季新生入学开始，全国普通高校正式实施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以下简称“马原”）这门课程是对原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科学社会主义三门课程的整合。整合后的课程更有利于教师和学生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把握，从而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于教于学都是一次意义深远的课程改革。但是，一方面，由于在高中阶段学生已经受到了比较成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可谓熟谙于心。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普及化极为成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已经成为人们看问题的方式，并逐渐成为一种生活常识。这就给承担“马原”课教学工作的教师提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如何在原先比较成功的教育的基础上，在大学的“马原”课教育中，使这门课对学生依然具有生动性和新鲜感。
对于这个挑战，笔者认为回到马克思主义原著，回到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语境中寻找答案，不失为一个有益的选择。
一、马克思主义原著及其历史语境是“马原”课教学的源头活水
经典著作似乎永远都有一种神秘的魔力，不论什么时候翻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都像一推开窗户，马上就会刮进一股强劲的风来似的。时隔多年，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思想还是活的，是流动的。笔者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马克思主义是对西方传统思想和传统哲学的巨大变革，在马克思教学中我们可以尝试再现马克思主义是如何进行变革的。在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中，我们会首先感受到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概念、实践的概念还是真理的概念，都对传统的人的概念、实践的概念、知识的概念进行了改造，赋予了它们新的意义。以知识概念为例，之前知识被康德定义为普遍必然性的判断，普遍性就指的是对任何人都为真，必然性指的是不受时间约束，永远为真。这种知识观显然跟传统的形而上学密不可分。启始于柏拉图的西方形而上学认为在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之上有一个不变的、永恒的理念世界。只有这个世界才配得上知识的称呼，现实世界不可能有知识，只能有意见。在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中，柏拉图的理念世界经过各种各样的改头换面出现在基督教的天堂中，康德的物自体世界中，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中。相应地，那种普遍必然性、远离尘世的知识观也延续了下来。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首要和基本观点的认识论与这种认识论可谓是针锋相对。实践决定认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表明知识就是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知识，真理就是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真理，知识不可能是普遍必然性的判断。真理与谬误可以相互转换，真理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现实世界在变，真理必须跟着实际走，永恒真理只是一个幻相。我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变革性如果在教学中能够得到准确的传达，就一定会使学生耳目一新。
第二，马克思主义原著是争辩性的著作。马克思主义是在与传统思想进行激烈争辩的过程中产生的，上至古希腊的哲学家，如柏拉图，下至马克思同时代的哲学家，如施蒂纳、费尔巴哈，马克思批驳过的哲学家可谓数不胜数。可以这样说，基本上马克思主义的每一个观点都是有的放矢的产物，都是先有破才有立。因此，如果能在“马原”课的教学中遵循马克思主义产生每一条原理的过程进行教学，如让学生先了解马克思所批驳的点，再让学生知道马克思是怎样进行反驳的。由于在教学中还原了当年的思想交锋，所以一定可以为课堂增色不少。
当我们说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变革性和争辩性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引入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语境问题。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传统西方形而上学的基础上产生的。西方形而上学源远流长，上至柏拉图，中间有基督教传统，下至康德、黑格尔，可谓是大家辈出，异彩纷呈。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在讲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时候，如果能够联系起西方哲学史，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诞生的来龙去脉说清楚，就必然能够加深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黑格尔曾经说过一句话，老人说出来与年轻人说出来给人的感觉截然不同。其原因无非就是老人是在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之后来说这句话的。马克思主义中的很多基本原理，看起来似乎平淡无奇，比如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好像没有任何文化修养和哲学修养的人也弄得明白。但这样一句话其实在西方文化的丰厚的土壤中产生的，如果我们能简要地通过哲学史让学生了解到这句话是如何产生的，也许就可以把其中意味深长、意义深远的东西传达一二给他们。因此，在讲授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原理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丰富学生的文化和思想阅历，那么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肯定就会有更上一层楼的理解。
实际上，注重思想的历史语境早已被学界公认为进行思想和哲学研究的一条重要原则。我们常常史论并提，说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哲学就是哲学史，无非就是对思想的历史过程和历史背景的高度重视。在高中教育阶段，由于学生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知识面不够宽，理解能力也不高，教师如果能够让学生理解每一条原理，并能够运用原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就已经达到了教学目的。大学教育则不同，在大学，学生的求知欲强，要求更高，如果在教学中我们能史论结合，传达出每一条原理之后深厚的文化、思想背景，学生的求知欲就会得到极大的满足。
综上所述，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原著还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语境，对于马克思主义教学来说都是丰富的思想资源，不断的源头活水。为了方便论述，现在笔者把这种回归原著，回到历史语境，在教学中注重思想的来龙去脉的教学方式称为回溯历史教学法。
二、回溯历史教学法是对“马原”课教师的新要求
回溯历史教学法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来龙去脉有深刻的把握，必然会对承担这么课的教师提出如下要求：
（一）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原著的理解。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马原课”教师不但要读，而且要熟读，读透。此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这在当前编写的教材中还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在回到马克思主义原著的过程中，要深刻地把握好这种有机的联系，这有利于在教学中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传达给学生。对整体的把握还有助于加深教师和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二）有一定西方哲学史和相关思想文化知识。由于很多“马原”课教师不是哲学专业出身的，没有得到过较好的哲学训练，要了解西方哲学史对他们来说有一定的难度。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西方哲学家一直以来仅有两位，一位是黑格尔，另一位就是马克思。但实际上，马克思乃是哲学博士出身，对西方哲学有很深的了解，他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的比较，这篇论文体现出了马克思很深的古典文化修养和哲学素养，马克思实际上也把这种深厚的古典文化修养和哲学素养带进了其他著作中。因此，如果缺少西方哲学的训练，在回溯历史教学法中，任课教师就只能迎难而上，补西方哲学史的课。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苛刻的要求，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越来越关注马克思与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紧密联系，在“马原”课的教学中，这种历史性联系最好能够被体现出来。此外，西方哲学的产生、发展离不开它的思想文化北背景，“马原”教师对此也应该有所了解。
（三）能对马克思主义原著和相关的西方哲学和思想文化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原著与西方思想文化固然为“马原课”提供了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但由于大学生的西方思想文化修养还不够高，知识面还不够广。如果我们不能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就会让学生云里雾里。对此，笔者目前正在积极的探索之中，希望能尽快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不过一些成功的经验，让笔者对回溯历史教学法充满了信心。例如讲到矛盾的时候，为了说明矛盾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普遍性原理，笔者借鉴了茂名学院唐少莲副教授的教学经验，引入了悖论的概念，讲授了引发西方数学史上三次危机的毕达哥拉斯悖论、贝克莱悖论、罗素悖论，并举了几个通俗有趣的日常生活中的悖论，从而告诉学生：当我们想逃避矛盾，远离矛盾的时候，我们无论说话还是做事都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悖论之中，这从反面说明了逃避矛盾是不可能的，相当于用数学中的反证法来证明了矛盾普遍性的命题。
总而言之，回溯历史教学法在“马原”课的运用中，能够拓宽学生的视野，训练他们的哲学思维，同时也能产生间距化和陌生化的效果，增强该课程的生动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数学简史论文范文第7篇
中央美院 历史的汇合
如今，若随机请问街边一个普通路人某张画好不好，想必他首先看画“像不像”。这与明朝以降中国绘画求神似而不求形似的传统完全相悖。“写实”如何能够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以至于妇孺皆知？除了时代的变化，西画的引进，徐悲鸿和北平艺专起了很大作用。
徐悲鸿留法的经历使得他首先推崇的是写实。在推崇写实的道路上，徐悲鸿第一个措施就是素描先行。诚然这条路一开始有很多阻碍，包括秦仲文等三名教授的罢教，以1940年代非常激烈的“国画论争”，然而徐悲鸿和同僚们的力量已经足够强硬推行这个教学理念。3年时间，写实，成为了北平艺专最主要的教学标准。这一时期北平艺专的教育，也在后来被称为”徐悲鸿美术教育学派”。
“徐悲鸿美术教育学派”的形成，与他栽培的弟子们有莫大关系。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成为新中国美术界的名家。譬如王临乙、吴作人、李文晋、萧淑芳、黄养辉、冯法祀、孙宗慰、艾中信、齐振杞、梅健鹰、宗其香、李斛、戴泽等。徐悲鸿所交游的一些人，后来也成为徐氏美术教育学派的支持者，如宋步云、李瑞年、蒋兆和、叶正昌。其中蒋兆和尊徐悲鸿为“良师益友”，由墨画到彩墨再到中国画系、他一直在央美，成为中央美院发扬徐悲鸿“以西润中”艺术之路的主力，故而有学者谓之以“徐蒋体系”。
但需要强调的是，长期以来，美术界对徐悲鸿存在简单化理解，把徐悲鸿和素描捆绑得结结实实。实际上，徐悲鸿谈艺、论画、选才并非全从素描出发。他的审美标准是“不尚琐碎”、“但求简约”、“以求大和”、“惟妙惟肖”、“贵明不尚晦”。相对而言，还是非常的灵活和贴近美术本身。如果作品已经能够惟妙惟肖地呈现形象和境界，徐悲鸿才不在意他会不会西洋素描。这也是为什么他将齐白石、张大千奉为座上宾，赞叹叶浅予的线描方法，欣赏李可染作品中徐渭气质的原因。
若只有徐悲鸿，“写实”恐怕也不至于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但当它被中共认同后，就成为了一个影响央美乃至中国当代画坛几十年的美学标准。
历史选择了徐悲鸿，但并没有按照他的道路走下去。
1949年后，军管会接管北平，对文化艺术界的改造也提上日程。《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双百”方针的确立，明确地规定了新中国美术的走向：艺术为无产阶级大众服务。即便是思想先进，倡导社会艺术化的林风眠，他们所认为的艺术为大众服务，这个大众也是全社会所有的人，而并没有“无产阶级”的概念。
徐悲鸿被逐渐边缘化。他全力创作的油画《在人民中》，因为把表现在了知识分子中而不是工农兵群众中，未通过赴苏展览的审查；他以希腊罗马艺术传统作为中国发展新艺术之借鉴的文章，也因与《讲话》主调不大切合而被《人民美术》辗转退稿。
与此同时，延安鲁艺派来的艺术家成为主流。来自鲁艺的版画家江丰成为中央美院副院长，罗工柳、胡一川等艺术家成为创作实习课的主力，“艺术为无产阶级大众服务”的概念，也被贯彻进课程教学中。
而在奉行“一边倒”外交政策环境中，中国全面向苏联学习。列宾美术学院和中央美院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向国内输出了苏联的造型艺术写实方法。苏联美术教育方法渐渐成为央美的另一主流。
但可贵的是，在1950年代相对宽松的历史时期，“徐悲鸿美术教育学派”、“延安学派”、“苏派”，以及其他名家教学，相融共生，形成了央美影响至今的“现实主义美术教育体系”。这个体系拥有相对稳定的教学体制、系统的教学内容和严格的教学方法。在一定时期内，宽松的环境允许多样化探索的倾向，因而形成了出作品、出人才、出智慧的短时期局面。
“现实主义美术教育体系”的影响一直存在，至今央美的美术教育也还存在着重素描、重写实、偏保守的特点。但我们也应当对这个教学体系有批判性的认识。迷信素描，迷信写生训练万能从而造成的忽视艺术形式的研究，造成学生的艺术想象力缺乏培养；在并未吃透传统的情况下，也多少有点排斥现代主义的倾向。
但无论如何，作为中国美术教育最高学府的中央美术学院，它培养的学生大都拥有扎实的造型基础，以及正统的学院思维，和艺术为大众服务的价值观，无疑形成了中国当代画坛最主流的美学面貌。
中国美院 大师辈出
2013年4月华裔法国画家赵无极去世。人们用最真挚的感情缅怀这位“西方现代抒情抽象派的代表”。考入艺专时他只有14岁，是班里最小的学生。
2012年，建筑艺术学院院长、49岁的建筑师王澍荣获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成为中国获得这项殊荣的第一人。在他体量最大的作品前―800亩的中国美院象山校区他说：“造房子，就是造一个小世界。”象山校区，就是他为美院师生造的一个小世界。
在此之前，群的作品在香港拍出“天价”，吴冠中的笔墨成为全世界认知中国的符号。
再之前，肖鲁在中国美术馆开了两枪，此前还没有任何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产生过这样强烈的新闻冲击；王广义的“大批判”成为中国政治波普的先驱。
再之前，张培力的录像作品蕴含的理性和分析在躁动的八五年代让人体会到“冷漠的激情”，他一手建立起来的新媒体系依旧是国际知名度和学术地位最高的专业之一。
我们好奇当年的杭州艺专会埋下什么种子，使得它的学生即使在多年之后还能在国际艺坛一再崭露头角，获得认可？新时期中国美院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国内艺术院校中的当代艺术中心，无疑与历史渊源有关，校长林风眠的艺术主张和教学态度激励并滋长了不循常规的独立内核，它带来了至关重要的艺术自觉和创造动力。也有其他的一些偶然与必然因素，譬如所在地域的文化与经济状况，乃至某种人脉。
解放后来自延安鲁艺的艺术家接管了艺专，革命美术成为主流。山水花鸟画认为不能被工农兵服务不再列入教学计划。1956年“百家齐放、百家争鸣”提出后，潘天寿重新登上课堂，恢复国画系，下设人物、山水、花鸟等科。增加了文化课时，首创书法篆刻专业，反对“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基础”，并提出白描双沟为国画系基本训练内容。陆俨少，陆维钊、沙孟海，在政治空气日益浓厚的时期重新建设了中国画的教育体系。半个世纪以来，这里成长出一大批优秀的中国画新锐。正如陆俨少所说：“杭州的中国画是最传统的，但也是最现代的”―因为积淀最厚，最了解传统，所以才最想也最有可能实现突破。
在中国美术界如今只有中国美术学院可以与中央美术学院平分秋色。在央美全面学习苏联油画技巧的时候，1962年，这里举办了的罗马尼亚博巴油画培训班。博巴用结构和强调结构的线条来表现事物，又用线条特有的“写意”来抒发生命的颜色与激情，这与林风眠先生的本土化的现代精神形成根本的契合。遗憾的是，20世纪纪中国美术史对“博巴油训班”几乎是一种历史性的认知缺失。但是在艺术的个性、文化的独立性、表现手法的多元性，中国美术学院依旧是国内翘楚。
“85新空间”中张培力、耿建翌、黄永为中国美院在全世界塑造了一种新的形象。1986年，子承父业的潘公凯第一次针对美术界推扬新潮美术一面倒的倾向提出“中西两大绘画体系互补共存，多项深入”的主张。在整个美术界都中庸的倒向新潮的时候，浙江美术学院在态度上做了一次有意义的展示。近几年来“哲匠”王澍带领的建筑系，成为备受全球关注的领域，在标准化的建筑中，力图也要渗透着鲜活的个人体验。正如许江所说，“我个人觉得我们学校不会出现写实一路的大家，我更觉得西湖边不是这样一块土壤。西湖边这样一种文化气质，应该是追求纯粹求知、纯粹创造之情境下的艺术家。”
如今，中国美院已经是国内最有创造力的学校之一，因为美院，杭州的品味都提高了不少。80年前林风眠的出现不是一个个案，而是整个时代的宽容，难得的是，中国美院把对自由和独立性的追求，而坚持并传承了下去。
南艺 国画为先
1918年，时任上海美专校董的蔡元培欣然将“闳约深美”四字题赠给美专师生，虽然上海美专自上世纪50年代初就与苏州美专和山大艺术系合并为今天的南京艺术学院，但是这四个字从那时起就深深刻在了美专师生的心里，并作为南艺的校训延续到今天。统观南艺今天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发现，一切可以从一百年之前回溯。
早在上世纪20年代起，上海美专就在刘海粟的带领下重视中国画的教授。1924年，上海美专正式设立中国画系，由诸闻韵任中国画系主任，由滕固教授美术史，潘天寿、朱蓉庄等教授国画，朱光教授国画源流、国文、数学、金石学和诗学。而1924年刘海粟的艺术实践中也开始移情中国画，傅雷曾这样评论：“刘氏，在短时间内研究过了欧洲画史，他的国魂与个性开始觉醒了。”1925年，刘海粟发表《昌国画》，称：“世界艺学，实起源于东方，东方艺学，起源于中国。”
其实，上海美专的中国画系和当时具有后海派领袖地位的吴昌硕有很深的渊源。早在1920年刘海粟欲请吴昌硕往美专讲学授艺，当时已76岁高龄的吴昌硕把弟子诸闻韵推荐过去，而上海美专中国画系的另两位开国功臣潘天寿、诸乐三等皆列吴昌硕门墙；而其中诸闻韵、潘天寿、钱瘦铁和王个等四位吴门弟子先后担任了上海美专的中国画系主任。所以有人称吴昌硕为上海美专中国画系的“业祖”。1930年，上海美专国画系始分为山水、花鸟两科，添聘黄宾虹、许徵白、马孟容、商笙伯等教授为国画实习及理论教授。而南京艺术学院的另一前身苏州艺专在中国画方面也可谓阵容强大，教授中国画的教授主要有吴似兰、张星阶、钱夷斋、吴子深、顾彦平、黄幻吾等人。
40余年后，南京艺术学院秉承了上海美专和苏州美专在中国画方面的传统，这也要得益于结束南艺恢复正常教学后留校任教的老一代名师。1972年10 月，南艺从时期的“江苏省革命文艺学校”恢复为“ 南京艺术学院”，在此期间在校任教的中国画教师主要有： 刘海粟、陈之佛、谢海燕、陈大羽、沈涛、李长白、罗子等。1979年春，刘海粟恢复名誉，84 岁高龄的他复任南京艺术学院院长。
可以说，南艺的“传统文人画情结”由来已久，早在刘海粟建校初期就已萌发，刘海粟本人就非常注重中国画“意境”的创造和笔、墨、色的技巧运用。而陈大羽、沈涛、李长白等教授在传统写意和传统工笔的王国中创造了各自的辉煌。在他们的指导和影响下，以王孟奇等为代表的被称为“传统实力派”的画家组成的教学中坚力量的崛起，为南艺的中国画研究和教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而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文人画”则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上可以同“85新潮”、“星星画展”等运动一同占据一席之地，南艺也是这场运动的大本营之一。新文人画的兴起可回溯至1986 和1987年两度举办的“南北方画展” ，此后在1989年， 时为《中国美术报》编辑的栗宪庭以“南线、北皴”作为对南北方绘画符号语言的总结：“从当前新文人画的现状看，已大致形成了‘南线’‘北皱’两种风格。以南京董欣宾、朱新建、王孟奇为代表的南方画家，多强调线的表情；以陈平、龙瑞、贾又福等为代表的北方画家，多强调皴的表情。”栗宪庭所提到的董欣宾年少时拜民国旧人书法家张云耕画家秦古柳学习书画，1979年40岁的他重新考回南艺，成为刘海粟的山水画研究生。刘海粟曾对其作品评价说：“化古为新，所作运线遒挺，有北碑风采；浓墨透光，淡墨生泽，情韵脱俗”。而除了董欣宾、朱新建、王孟奇三人外，参加“新文人画”的重要画家如方骏、张友宪、周京新、江宏伟、杨春华等也均为南艺出身。从上海美专开始便流传下来的优厚中国画传统和追求艺术的执着精神在几十年后依然在南艺人身上闪现。
在教学实践的同时，现代意义的中国美术史论建构也发轫于上海美专。上海美专的中国画系教授滕固于1925年撰写《中国美术小史》，同时潘天寿写成了《中国绘画史》，1929年郑午昌编著的《中国画学全史》为第一部中国画通史，这些都为美专中国画教学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1920-1930年代，上海美专在中国画与中国画史论等本土美术方面的教学和学术，几乎囊括全国一流艺术家和教育家。
及至20世纪80年代初，面对艺术教育百废待兴的局面，南京艺术学院的传统优势学科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国内整个艺术学科的发展。美术学科刘汝醴、温肇桐等教授，撰写并出版了大量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一举成为新时期直至现今全国美术史论研究的重镇。刘汝醴先生长期从事美术和美术史论的教学、研究工作，撰写有大量的有关中外美术史的论文和专著，如《论敦煌魏窟壁画艺术风格》、《古代埃及艺术》、论文集《艺术放谈》、《苏联美术史》、《米盖朗琪罗传》、《英国水彩画简史》等。温肇桐先生也是长期从事美术史论和绘画史论研究和教学的大家学者，他的《顾恺之新论》、《清初六大画家》、《中国绘画艺术》、《中国绘画批评史略》、《古画品录解析》等著作影响了很多研究者。
数学简史论文范文第8篇
民族史的研究也是异彩纷呈的领域。早在本世纪初叶丁谦就在浙江图书馆出版了关于隋唐五代正史“四夷”传的考证文字。1949年以前关于民族史的论文约有60余篇，其内容大多是关于史实的概述和文献的考订。代表性的作品如王国维《黑车子室韦考》（《国学论丛》第1卷第3期，1928）、冯家升《契丹名号考释》（《燕京学报》卷13，1933年）、韩儒林《边陲石刻跋文译丛》（《边政公论》第1卷第11、12期，1942）等。50年代到前有关隋唐五代时期民族关系的文章有100多篇，主要是民族文物考古资料的介绍，关于民族团结、和亲问题的论述。新时期以来，关于这个时期民族史研究的论著十分丰富，涉及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是以前所不能比拟的。出版了若干民族史的专史和通史，最近的一部概述性著作是卢勋、萧之兴、祝启源合著的《隋唐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关于民族政策，涉及的问题有和亲政策、羁縻政策和以夷制夷的政策。早期关于和亲的论文以排比史料为主，并流露出情绪。前关于和亲的文章有相当一部分是表达友好而不完全在于学术研究。近二十年来的论文比较注意分析和亲的史实和政策，还出现了如崔明德《汉唐和亲研究》（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1）这样的专著。羁縻府州是唐朝管理边疆地区而建立的一种政治制度。林超民《羁縻府州与唐代民族关系》（《思想战线》1985-5）肯定了这种制度对于开拓和稳定边疆、建立多民族国家的意义。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分上下两篇，上篇系统研究了羁縻府州的设置和各项管理制度、与朝廷及边疆地区的关系，下篇具体考证了诸道羁縻府州的地理方位。崔明德《论隋唐时期的“以夷攻夷”、“以夷制夷”、“以夷治夷”》（《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3）论述了隋唐王朝控制和治理边疆少数民族政策的另外一些重要内容，认为这种政策的实施程度决不亚于战争、抚慰与和亲等政策。民族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使研究者不免受到现实关怀或者阶级情结的影响。熊德基、胡如雷关于唐太宗民族政策的争论就是如此。孙祚民《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几点意见分歧》（《社会科学评论》1986-9）试图对这个问题作出理性的分析。
陈寅恪研究中古历史特别注重种族与文化问题，《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提出，北朝时代的胡汉之别文化重于血统，唐代安史之乱后的河北问题关键也是文化问题等看法。傅永聚《唐代民族与文化新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从民族融合与互补的角度论述唐代民族构成的变动及其对唐代民族文化的影响。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涉及的是少数民族文化如何作用于汉文化的问题，书中概述了所谓“五胡”（鲜卑、匈奴、羯、氐、羌）以及突厥等北方少数民族对于隋唐社会生活和风俗，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民歌、音乐舞蹈、和祭祀、礼俗、节日庆典、社会风气等的影响，以罗列有关现象为主。
突厥史研究。岑仲勉《突厥集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58）上册为突厥史编年，下册为史书中突厥本传、突厥部属传及突厥碑志之校注。同年他还出版了《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综合性著作有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林干《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以薛著成书最晚，篇幅最大。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是讨论东西突厥汗国与隋唐王朝的政治关系的专著，作者重点研究了东亚政局中突厥汗国的作用，隋及唐初统一和经营西域的活动中对突厥的关系等。
回纥与回鹘史研究。冯家?N、程溯洛、穆广文等编著的《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民族出版社，1958）分类收录了关于回纥的中文历史资料。刘美崧《两唐书回纥传疏证》（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是继丁谦之后对正史中回纥文献的最有价值的整理研究。目前还缺少关于回纥（回鹘）史的综合性中文专著，80年代以前的重要论文收入林干主编的两卷本《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1919-1981）》（中华书局，1987）中。杨富学《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不仅讨论了佛教在回鹘的传播与佛典的翻译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寺院经济和回鹘文化（语言、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
吐蕃史研究。陈寅恪是我国吐蕃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他早年发表的《吐蕃赞普名号年代考》（《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利用“长庆唐蕃会盟碑”纠正旧史有关记载的讹误。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科学出版社，1958）引用了大量汉藏文资料撰写而成。近年来王尧、陈践出版了多部敦煌吐蕃文献资料和金石资料。还有一批从《通鉴》、《册府元龟》辑出的吐蕃史料和从藏文文献中翻译的文献史料出版，促进了吐蕃史研究的发展。陈楠《藏史丛考》（民族出版社，1998）收入了作者的论文十余篇，大多数论文是讨论吐蕃职官制度和吐蕃与唐朝关系的。
西北地区与吐蕃关系密切的民族还有吐谷浑和党项。周伟洲著有《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吐谷浑史入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前书为概述性著作，后书为研究资料、信息和状况的介绍。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概述了党项早期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以及与吐谷浑和唐朝的关系。韩荫晟《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为早期党项历史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重要论文有汤开建《关于西夏拓拔氏族源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4）、《隋唐时期党项部落迁徙考》（《暨南学报》1994-1）等。
南诏史研究。南诏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主要依据汉文文献，所以关于南诏史的史料问题一向受到学者的重视。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王忠《〈新唐书·南诏传〉笺注》（中华书局，1963）对南诏史的基本史料做了极有价值的整理。方国瑜、林超民对有关南诏的史料做了介绍和说明。概述性的著作有尤中《南诏史话》（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徐嘉瑞《大理古文化史稿》（中华书局，1978）。杨仲录等编辑的《南诏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收入关于南诏史的论文38篇，书末有1936-1988年有关南诏史论文索引。作为附录还附有珍贵的《南诏图传》（原卷现藏日本）、《大理国梵像卷》（原卷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图版清晰，印刷精美。
渤海史研究。30年代已经有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20卷（1934）刊行，今人则有孙玉良《渤海史料全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后者收入了中日朝古籍中的渤海史资料和渤海文物考古资料，分类编排，颇便参考。概述性的著作有王承礼《渤海简史》（黑龙江出版社，1984）、李殿国、孙玉良《渤海国》（文物出版社，1987）等。渤海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发表于80年代以后。学者们主要讨论了渤海的族源、族属及渤海族的形成、渤海与周边各族的关系、渤海国的社会性质以及有关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宗教和地理等问题，有关论文无法具举。王承礼、刘振华主编《渤海历史与文化》（延边人民出版社，1991）收录了1986年底以前代表性论文48篇，书后还附有杨雨舒编制的中外学者研究渤海史的论著索引（截止1986年），同一作者又有1986-1993年渤海史论著索引，发表于《北方文物》1996年第1期。东北地区的民族还有契丹、室韦、奚族的研究，关于契丹因为与辽史研究关系密切，有一些概述性著作和研究论文，室韦、奚族的研究相对薄弱一些，兹不赘述。
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通史类中外关系史论著大多有隋唐五代部分，撰写者水平不一，于此姑且不论。概述隋唐五代中外关系史的专著目前还不多见。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论述了汉唐时期中央政府处理对外关系制度的演变。张广达《唐代的中外文化汇聚与晚清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1986-3）认为条贯折中汉魏以来的文化遗产，兼容并蓄地摄取域外文化营养导致了唐代文化的高度繁荣。但是唐代完备的典章制度使外来文化只能起补缺增色的作用，无法改变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他的《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北京大学学报》1985-4）认为接受中原文明影响的西域地区，同时也向中原转口输送各种外来文明（印度、西亚、中亚），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过程也就是各自有选择性地吸收外来文化，共同创造新的文化的过程。
关于中外人员的交往，30年代向达在《燕京学报》上发表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收入同名著作，三联书店，1957）介绍了丰富的关于流寓长安西域人的材料。谢海平《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论述了蕃胡在唐代的分布与生活情形、唐朝对蕃胡的管理和蕃胡对唐人文化生活的影响。章群《唐代蕃将研究》及《续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6、1990）和马驰《唐代蕃将》（三秦出版社，1990）都论述到蕃将在唐朝的活动和作用。当然上述著作中所谓“蕃胡”或“蕃将”并不都是外国人，有写只是汉族以外的外族人。
以下分地区介绍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概况。
东亚地区。关于中日关系，余又荪《隋唐五代中日关系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4）是概述性著作。除了若干关于白江口之战的文章属政治关系的范畴外，专题研究以文化交流方面的论著为多。早期的代表性论文有贺昌群《唐代文化之东渐与日本文明之开发》（《文史杂志》第1卷第12期，1941；收入《贺昌群史学论著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近年发表的论文则有吴廷?、郑彭年《隋唐时代日本与中国文化》（《世界历史》1992-6）等。八十年代以来的论文注重发掘考古资料，如王仁波《从考古发现看唐代中日文化交流》（《考古与文物》1984-3）、杨泓《从考古学看唐代中日文化交往》（《考古》1988-4）等研究了古代城址、出土钱币、古坟壁画以及寺院文物等所见到的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周一良《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历史研究》1984-1）、《史书与中日文化关系》（《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88）分别讨论了唐代书写范本和史书体例对日本的影响。齐东方、张静《唐墓壁画与高松冢古坟壁画的比较研究》（《唐研究》第1卷）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研究了唐代绘画对日本高松冢壁画的影响。佛教文化交流在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占重要地位，这方面的概述性论文有杨曾文《隋唐时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世界宗教研究》1986-2）。鉴真东渡、日本留唐学问僧、遣唐使等也是论文比较集中的课题。此外，文章还涉及到音乐、舞蹈、文学、艺术、学术、医药、建筑和政治法律制度等方面中日文化交流的情况。
中朝关系的研究以讨论政治关系的论著为多。刘健明论及隋文帝、炀帝父子对高丽的战争。黄约瑟注意到隋朝与新罗之间的佛教外交。韩?N近年发表了《隋朝与高丽国际政治关系分析》（《堀敏一先生古稀记念中国古代的国家与民众》，东京汲古书院，1995）、《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与嬗变》（《东北亚研究》1995-2）、《唐平百济前后的东亚国际形势》（《唐研究》第1卷）讨论隋及唐初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基本史实与发展脉络。文化交流方面，高明士研究了唐代科举对高丽的影响以及宾贡科中的东海士人。荣新江《唐与新罗文化交往史证》（《韩国研究》3，杭州出版社，1996）以海州大云寺禅院碑为中心，钩稽了唐罗文化交往的若干史实。陈尚胜《中韩关系史论》（齐鲁书社，1997）收入多篇讨论中韩关系的论文，其中《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又刊于《历史研究》1996-1）与傅玫《生活在唐朝境内的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人》（前引《春史卞麟锡教授还历记念唐史论丛》）、牛致功《圆仁目睹的新罗人》（《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伤害人民出版社，1994）研究了新罗旅华侨民的情况。陈尚胜还有《从唐罗文化交流看新罗在汉文化圈中地位的确立》、《唐朝对外开放政策与唐罗关系的发展》综述了唐朝与新罗文化交流的盛况，后文还列表介绍了唐罗官方和民间的使节往还。黄心川《隋唐时代的中韩佛教文化交流》（《韩国宗教》[韩]，第16辑）、黄有福与陈景富合著的《中韩佛教文化交流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对这个时期佛教在朝鲜半岛的流传有详实的论述。王小甫《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唐研究》6）论述了新罗统一对于唐罗关系和东亚国际关系的意义。
西域地区。关于唐朝与西域关系史，荣新江《西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2）做了详细的评述，这里只就涉及隋唐五代中西关系的若干论著作一概述。早年我国西域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西书汉译的推动。冯承钧翻译的沙畹《西突厥史料》（商务印书馆，1932；中华书局，1958）和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论及公元6至8世纪中国与西域关系史。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中华书局，1934-1962）以及张星?R《中西交通史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1934）、林筠茵译劳费尔《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4）等对中西关系史研究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近年又出版了一大批西人中外关系史著作，如耿?N译玛海扎《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3）、吴玉贵译谢弗（薛爱华）《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等等。
粟特与中国的关系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领域。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丝绸之路上粟特人的活动以及粟特人的聚落、昭武九姓胡人的东迁和粟特人在内地的商业活动、粟特地区与唐朝的文化关系等等。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96）及有关论文是利用近年出土墓志研究六胡州粟特人在华活动的重要论著。蔡鸿生的新作《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分“唐代九姓胡”、“突厥文化”、“西域物种与文化交流”三编，是作者积数十年研究西域史的心得之作。
宗教文化关系是中西关系的重要内容。20年代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1，中华书局，1980）考证了祆教入华的若干史实以及在唐朝的兴衰，比较了祆教与景教、摩尼教（是为三夷教）的异同。王素《高昌火祆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3）接受了陈垣以来的理解，解释高昌文书的“胡天”为祆神或其祭祀场所。林悟殊则不同意这一看法，所著《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汇集了研究祆教（波斯拜火教）的十多篇论文。姜伯勤《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寺》（《世界宗教研究》1993-1）认为高昌之天神就是粟特等胡人供奉的祆神。张广达《唐代祆教图象再考》（《唐研究》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进一步论证姜伯勤《敦煌白画中的粟特神祗》（《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文中揭示的祆教图像就是祆教神妲厄娜(Daêna)和妲厄娲(Daêva)，试图为中国境内奉祀胡天的记载找出罕见的实物证据。林悟殊《唐朝三夷教政策论略》（《唐研究》第4卷）认为西域宗教政策从宽容到取缔的变化反映了唐朝开放性的逐渐淡化过程。林悟殊还与荣新江合作，对于传世的唐代景教文献真伪进行了深入的辨正。（参见林悟殊《富冈谦藏氏藏景教〈一神论〉真伪存疑》及其注文中指示的文献，载《唐研究》6，2000）
唐朝与波斯（伊朗）关系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考古学的进展和新史料的发掘。主要论著有夏鼐《近年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考古》1978-2）、武伯纶《唐代长安遗留在西安及其附近的和波斯有关的历史文物》（《西北大学学报》1978-1）、刘迎胜《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再研究》（《考古学报》1990-3）等。武文比较全面地介绍和讨论了70年代末叶以前西安及周边地区出土的墓志、壁画以及金银器、陶俑、银币等文物资料及其所反映的唐朝与波斯的关系。刘文对1955年在西安城郊发现的《苏谅妻马氏墓志》以及夏鼐《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跋》（《考古》1964-2）以来的研究做了重新探讨。近年又有林梅村《洛阳出土唐代犹太侨民阿罗憾墓志跋》（收入所著《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对于清末才见知于世的这方重要墓志的主人“大唐故波斯国大酋长”的事迹进行了比较具体的考证。
研究唐朝与大食的关系的论著多以文献史料为主要史源。如白寿彝《〈新唐书·大食传〉注》（《史学集刊》3，北平，1937）、《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最早的华文记录》（《禹贡》5-11，1936）、张一纯《〈经行记〉笺注》（中华书局，1963）、丁克家《〈经行记〉考论》（《回族研究》1991-1）等。夏鼐对迄今仅见的西安晚唐墓葬中出土的三枚阿拉伯金币进行了考释（《西安唐墓出土阿拉伯金币》，《考古》1965-8）。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研究了7世纪中叶到8 世纪末叶的强权政治时代唐、吐蕃和大食在西域地区的政治角逐。作者广泛利用了包括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在内的第一手资料和国外的研究成果，把唐与大食政治关系史研究推向了新水平。
南亚地区。求法高僧传是研究唐代与南亚关系史的基本史料。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中华书局，1994）以及孙毓棠、谢芳校点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1983）、范祥雍校点的《释迦方志》（中华书局，1983）等都是整理研究西域求法高僧传的代表性成果。它们大都有长篇绪论，大体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该书及对中国与南亚关系史的研究水平。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编《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上册第三部分约有400页的篇幅为“隋唐五代有关南亚的记述”，下册第四部分“宋辽金有关南亚的记述”也有约150页收入《唐会要》、《五代会要》、《册府元龟》、《新唐书》等宋人作品中的南亚资料。
王玄策出使天竺是中印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由于其事迹湮没不彰，因而有钩玄索隐的论著出。较早的有冯承钧在东西方学者成果的基础上撰写的《王玄策事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鸠集有关史料36条。最近出版的孙修身《王玄策事迹钩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参见《唐研究》6王邦维书评），吸收了冯著以后的学术界研究成果，增加新史料十多条，共分成53个条目，也就是53个故事或史迹，将史料置于文首，然后加按语与说明。书前还有四篇是关于王玄策的事迹概述和综合研究文章。在文化交流方面，季羡林对纸、造纸术、蚕丝的传入印度以及印度制糖法和眼科医术的传入中国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有一系列。荣新江《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填补了学者鲜有论及的晚唐中印关系史的空白。葛承雍《唐长安印度人之研究》（《唐研究》6）列举了印度人在长安的生活与事迹）。
关于隋唐五代与南海诸国的关系主要论著有向达《汉唐间西域及南海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列举介绍有关与南海关系的史书；王仲荦《唐和南海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唐史论丛》2，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分国别论述与唐朝交往情况；沈福伟《唐代对外贸易的四大海港》（《海交史研究》1986-2）分港口城市介绍对外贸易状况。总体说来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七 文化史
文化史的内容至为广博。罗香林《唐代文化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46）收入唐史论文多篇，涉及文献、佛教和游艺等方面。赵文润主编《隋唐文化史》（陕西师大出版社，1992）是第一部试图全面描述这个时期文化发展的著作。孙昌武《隋唐五代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分“教育与科举”、“学术”（经学、史学、地理学、小学、类书的编纂、《文选》学）、“文学”（诗歌、散文、小说、词、俗文学）、“艺术”（舞乐、散乐百戏与民众游艺、绘画、雕塑、工艺美术、书法、石窟寺、敦煌石窟）、“科学技术”（历法与天文、医药学与化学、雕版印刷术与文房四宝的改进、建筑与交通）、“宗教”（佛教、道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与伊斯兰教）等章节来范围文化史的内涵，还介绍了边疆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及其与中原文化的交流、隋唐五代文化的国际影响。以上二书内容十分庞大，每个部分便不可能十分周详深入。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的文化部分有相当大的篇幅。熊铁基《汉唐文化史》（湖南出版社，1992）总论文化发展的大势与特点，分论社会思潮与文学艺术，详于汉而略于唐。
哲学与学术思想。20、30年代黄侃等已经有《汉唐学论》（《哲学月刊》1-6、7，1926-27）、《汉唐玄学论》（《时代公论》11，1932）等论文。建国后的50、60年代专门论述这时期哲学和学术思潮的论文不多，但任继愈等《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4）都有专门章节论述韩（愈）、柳（宗元）、李（翱）、刘（禹锡）等的哲学思想。“”期间“批儒评法”，不足具论。新时期以来关于隋唐儒学、经学的论著骤然增多。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第四册是《隋唐》卷（人民出版社，1994），该书试图摆脱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来描述哲学发展的简单化模式，而是用儒、佛、道三教及其交融会通来说明这时期历史发展的线索。尹协理《隋唐儒家哲学的变化趋势》（《哲学研究》1985-5）论述了隋唐作为儒家哲学的主要变革期和宋明理学的酝酿阶段的变化趋势。谢保成《中唐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异》（《中国史研究》1994-4）着重从学术思想上论述了隋唐哲学向宋明理学的转变。张弓《隋唐儒释道论议与学风流变》（《历史研究》1993-1）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论述了儒佛道三教在隋文帝至唐太宗时期、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唐肃宗至昭宗时期等三个不同阶段通过竞争、合并走向多元一统格局的历史进程。葛兆光《七世纪以前中国的思想、知识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及相关论文涉及到隋唐时期思想史及，民众意识的一般问题。
关于经学与儒教。概述性的专书有程平方《隋唐五代的儒学》（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张跃《唐代后期的儒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章权才《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后者于隋唐经学只有三万多字的篇幅，不足以概括一代的学术发展。杨荫楼《唐代经学论略》（《求实学刊》1992-4）及有关论文具体描述经学的发展阶段以及在各个时期的特征。儒家学者的研究仍然集中在隋及唐初的王通吕才、中唐以后的柳刘韩李，也有一些论文研究五代的潭峭与《化书》，还有个别文章专门讨论唐前期的孔颖达和唐后期的啖、赵、陆春秋学派。
关于佛学的重要著作有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范文澜《唐代佛教》（人民出版社，1979）、郭朋《隋唐佛教》（齐鲁书社，1980）。汤著以精审博大著称，郭书于唐代政治与佛教的历史事件叙述颇详，于佛教本身则论述不足，范著主要对佛教的社会影响持批判态度。谭世保《汉唐佛教史探真》（中山大学出版社，1981）考订佛教的若干史实。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87新版）在宗教研究十分荒芜的时代被誉为一代名著。谢重光《汉唐佛教社会史论》（台北，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是作者研究佛教社会史的论文结集。就单篇论文而论，一般说来汤用彤、任继愈、石峻、方立天等哲学史专家探讨其宗教学派和思想学说的为多。李斌城、谢重光、张弓则大多从佛教与政治、佛教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关系立论，偏重佛教社会史、佛教文化史的探讨。严耀中《汉唐密宗》（……）及系列论文对密宗做了深入的研究。
关于道教及民间宗教思想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63）至今仍然是研究唐代道教典籍的重要著作。卿希泰和任继愈分别主编的《中国道教史》都有对这一时期道教发展的概述。李刚《隋文帝与道教》（《福建论坛》1991-1）、李斌城《唐太宗与道教》（《晋阳学刊》1994-5）、高世瑜《唐玄宗崇道浅论》（《历史研究》1985-4）、薛平拴《论唐玄宗与道教》（《陕西师大学报》1993-3）论述一个帝王及其统治时期道教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以及与社会兴衰的牵系。司马承祯、吴筠、陈抟、张果、吕洞宾、李荣等道教人物，都有若干文章论及。黄烈《略论吐鲁番出土的“道教符录”》（《文物》1981-1）、姜亮夫《敦煌所见道教佚经考》（《兰州大学学报》1982-1）、姜伯勤《〈本际经〉与敦煌道教》（《敦煌研究》1994-3）等文章讨论了敦煌文书中的道教资料。金正耀《唐代道教补丹》（《历史研究》1990-1）分析了唐代用阴阳五行学说指导炼丹取得的许多理论成果。其他论文还有刘屹《唐前期道教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关系》（《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等。
史学史研究。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是迄今最完备的一部断代史学史著作。该书除论述了历代正史的编撰及其成就、史馆制度与国史、实录的修撰外，还对古籍整理、史学理论（《史通》）、政书（《通典》与会要）、图经地志、杂史笔记、官私谱牒等等作了具体讨论，关于隋代及五代十国的史学都有专章论列。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大出版社，1989）收集了作者新时期以来关于唐代史学的重要研究成果。专题论文方面早期的论文有金毓黻《唐宋时期设馆修史制度考》（《说文月刊》3-8，1942）等，比较全面的论述为张荣芳（台）《唐代的史馆与史官》（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4）。80年代以来还有若干论文考察了史馆编修制度的一些细节。总体说来对正史的研究以《隋书》的研究最充分，刘知几与《史通》始终是热门课题。张舜徽《史学三书评议》中的《史通评议》（中华书局，1983）、程千帆《史通笺记》（中华书局，1980）、张振?《史通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皆为研究《史通》的力作。前书以考证史实为主，并加按语进行评议；后面二书皆以注释考辨为主。发表的论文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刘知几的历史观、刘知几的史学思想、刘知几撰写《史通》的主旨及其史学批评主张等。赵俊还出版了《〈史通〉理论体系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的著作。
杜佑及其撰写的《通典》也受到学者的重视。瞿林东《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历史研究》1984-5）认为《通典》采取了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开创了中国史学史经世之学的先河。《论〈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中国史研究》1985-2）指出《通典》有主会通、立分门、重议论三点创新。谢保成《论〈通典〉的性质与得失》（《中国史研究》1992-1）不同意把杜佑的《通典》看成单纯的考察古今制度的沿革，认为是“一部记述唐以前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演进历程的史学巨著”。也有学者对《通典》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如朱维铮《论三通》（《复旦学报》1983-5）批评杜佑开辟的新领域是“静态研究”；说杜佑的历史观是形而上学的，虽然主张社会进化，但是对社会进步原因的看法却是荒谬的。这个观点较少为其他学者所认同。
文学。对唐代文学的研究成果非本篇所能详言，这里只就文学史界重视文史结合方面的成就略举数例。早年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和《韦庄秦妇吟校注》等，以诗证史、以史证诗，开辟了文史研究的新途径。近几十年来，注重社会历史内容的唐代文学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傅璇宗《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试图通过史学与文学的渗透或沟通，掇拾古人在历史记载、文学描写中的有关社会史料，作综合考察，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并努力重现当时部分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习俗，以作为文化史研究的整体素材和前资。”他的《李德裕年谱》也有打通文史的性质。孙昌武《唐代文学与佛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陈允吉《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都是结合佛教文化研究唐代文学的重要著作。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匠心独运地试图透过社会风习与士人心态的演变的中介来探讨文学思想的变迁。葛晓音的有关论文结集也展现了重视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上的特点。此外，文学史家们还十分熟练的运用历史考据学的方法研究作家和作品，取得许多令人瞩目的重要成果，代表作有傅璇宗《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79）、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郁贤浩《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等。陈尚君等用这种方法考证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是伪作引起学术界的极大震动。
八 史料与工具书
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历史资料的整理以及工具书的编纂，对于历史研究工作的开展具有巨大的意义。
文献资料的整理。民国时期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十通和二十五史补编等的编辑出版，为学者利用版本较好的史籍做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50年代以来，许多大型古籍如《太平广记》、《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唐大诏令集》、《文苑英华》、《全唐诗》、《全唐文》等的影印或排印出版，使得这些史书的流传更加广泛。新式标点和校勘的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是建国以来古籍整理工作的具大成就之一。但隋唐五代部分的正史都有一些标点错误，以《旧唐书》最甚。中华书局出版了点校本《唐六典》、《通典》、《唐律疏议》，皆称精审。《唐会要》、《五代会要》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的，可惜《唐会要》的整理比价粗糙。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都出版了一些唐人文集和笔记小说，点校工作做得精粗不一。但是，它们无疑对于推动隋唐五代史的研究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最近十几年来一些地方省市出版社，试图出版一些简体横排的古籍或者加以白话翻译，如《唐大诏令集》、《唐律疏议》、《唐六典》、《太平广记》等，似乎并不太成功。
敦煌吐鲁番资料的整理。从本世纪初叶《敦煌石室真迹录》（1908）、《敦煌石室遗书》（1908）、《鸣沙石室遗书》（1913），到20年代《沙洲文录补》（1924）、《敦煌掇琐》（1925）等资料的出版，敦煌文书的公布还是旧式文献辑佚的方式。1936年，陶希圣主编的《食货》第4卷第5期是《唐户籍簿丛辑》，收集了前人著述中的20件户籍与差科文书。在敦煌文书整理中有划时代意义的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辑的《敦煌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61），它是用新式标点方式对所录敦煌文书进行整理、分类和定名的第一本书。后来的同类著作都受到其影响。目前最便于研究者使用的综合性敦煌文书资料汇编是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至5辑（书目文献出版社、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86-1990），该书采取影印与录文对照的形式，颇便读者参考，遗憾的是图版不太清晰。江苏古籍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已经有关于书仪（赵和平录校）、社邑（宁可、郝春文录校）、天文历法（邓文宽录校）等专辑出版。郑炳林、杜斗城等也做了一些有价值的专题性辑录工作，如《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1989）、《敦煌本佛说十王经校录》（1989）、《敦煌碑铭赞辑释》（1992，以上均为甘肃教育出版社）、《敦煌五台山文献校录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等。饶宗颐主编的“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收入了一些导论性著作或者校录兼研究的书，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如王永兴著《敦煌经济文书导论》（1994）、姜伯勤、项楚、荣新江合著的《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1994）等，可惜内地学者不易见到。
黄永武编纂的《敦煌宝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1986）将伦敦、巴黎和北京图书馆公布的缩微胶卷影印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英藏敦煌文献》（1990-1995）、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推出的《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1993）、《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1996）和俄藏、法藏等文献，则采取了先进的拍摄和印刷技术，图版清晰，便于研究者利用。吐鲁番文书在唐长孺主持下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文物出版社，1981-1991）1至10册；文物出版社随后又推出了图版与录文合排本，使读者有可能对照图版对录文的可疑之处进行研究。李方、王素合编的《吐鲁番文书人名地名索引》（文物出版社，1996）为更好地利用文书提高了便利。
石刻和墓志的整理出版。比较早的出版品有杨殿?《石刻题跋索引》（商务印书馆，1940初版，解放后增订再版）对前人金石著作中的墓志铭提供了检索的方便。80年代以来出版了多种唐代墓志的汇集本。主要有毛汉光《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台北，1984-1994）共18册，有图版和录文与考证。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标点排印，附有人名索引。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文物研究所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壹]》上下（文物出版社，1994）图版与录文并举。其中《唐代墓志汇编》以物美价廉而广为流通，唯有一些重复收录和标点、录文错误。大型墓志汇编如《千唐志斋藏志》（文物出版社，1984）、《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曲石精庐藏唐墓志》（齐鲁书社，1986）、《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91）、《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92）等陆续出版，唯收录内容难免重复，有些书的图版过于模糊，难以识读。重要的石刻资料还有《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等。近年主要利用出土文书与墓志增补《全唐诗》《全唐文》的工作有突出成绩。陈尚君《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完成后，又有《全唐文补编》，于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外另搜集得唐人遗文6200多篇，编为160卷，于1991年完成后亦将由中华书局出版。与此同时，还有吴钢主编的《全唐文补遗》第1至5辑（三秦出版社，1994-98）搜罗亦为宏富，但不注收文出处，使读者难以查核。张璋、黄畲编《全唐五代词》（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附有引用书目和作者索引等，颇便利用。
工具书的编纂。30年代哈佛燕京学社已经有洪业编纂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之类的书问世，近20年来，各种索引和工具书层出不穷。除了二十四史中的《隋书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79）、《新旧唐书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新旧五代史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外，《全唐诗》、《全唐文》等总集都有篇名和作者索引。学术性比较强的重要索引有傅璇琮、张忱石、许逸民合编《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中华书局，1982）；方积六、吴冬秀编《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92）；吴汝煜编《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等。还有一些实际上是研究著作的工具书，如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80）、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中华书局，1986）、郁贤皓《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等。供查考的工具书还有杨志玖、吴枫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是迄今收词最多的断代史辞书；唐长孺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隋唐五代史”分册，汇集了各方面优秀的专家写成，比较注意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计算机室研制的《全唐诗数据库》所生成的唐代诗人分卷索引代表工具书编纂中的新动向。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发的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见杜正胜主编《古今论衡》创刊号陈弱水文，台北，1998）。目前南开大学组合数学研究中心开发的简体横排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弥补了史语所二十五史的遗漏与错误，也即将面世。这将大大方便大陆学者利用计算机检索《隋书》、两《唐书》和新旧《五代史》。期望将来有更多的历史资料制成为全文检索文本。
九 展望与反思
20世纪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国学走向近代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世纪。中国传统学术的局限性是明显的。近代以来，进化论、历史主义、实证主义、文化史观、唯物史观等等先后涌入中国，使近百年来中国的学术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说近代学术史犹如一条波澜壮阔的长河，那么隋唐五代史的研究只是其中一段不太宽广的小溪。但是试图运用新观念、新理论和新方法来阐释历史问题，同样是大多数研究中古这段历史的学者们的共同追求。王国维、陈寅恪的二重证据法，陶希圣、董家遵、陈鹏对于社会史、法律史、婚姻史的研究，都折射了新的理论光芒，在那个时代都具有创新意义。5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成为学术研究的指南，运用阶级观点研究农民战争，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经济史和土地制度史等等，成果是丰富的，然而教训也是深刻的。教条主义的、注经式、图解式的研究使历史学沦为政治的婢女，例如武则天研究中的比附；农民起义研究中的拔高等等。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学术界是否应该从此因噎废食，只满足于对个别具体问题的就事论事式的探讨？陈寅恪观察到牛李党争中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荫；牛党主姑息藩镇，李党主讨伐藩镇。后来有研究者以科举制划线，并用阶级观点解释说，牛党进步，李党反动；前者是庶族地主或者说中小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后者是世族集团或者说贵族公卿集团的代表。另外的研究者则用对藩镇的态度划线，并且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统治阶级分成三个部分，即公卿显官集团、地方豪强地主、中小地主。认为李党是公卿显官集团的代表，并且与中小地主阶级结盟，反对代表地方豪强政治利益的牛党。今天看来，这些解释都有牵强附会的地方，当前的唐代政治史研究于是致力于对过去的历史结论进行“解构”，比较时兴的做法是在考证了一番具体历史事件原委之后，用权力之争来解释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当然，权力之争也是一种理论，但是它仍然无法掩盖史学界在理论上的捉襟见肘。
理论并不是先验的东西。理论是方法，是观察问题的角度，是解释历史的依据，是叙述历史的架构。以方兴未艾的社会史为例，如果仅仅局限于具体历史问题的叙述，那么首先便碰到一个叙述什么，怎么叙述的问题。即使只是介绍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和节日风俗，那也反映了作者对于社会史的内容与方法、结构与功能等等问题的理解。从本世纪以来，我们从西方世界引进了太多的理论，无论是从日本转口、港台转口，还是从俄国进口、欧美进口，这些理论都未能完全被消化吸收，往往是囫囵吞枣地被使用。实际上，关于中国社会历史研究的理论范式与概念系统需要重新探讨。诸如当代社会科学理论成果是否能够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为中国历史研究所吸收；怎样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认识作为一种区域研究的中国历史与主要以西方文明为模式而发展出来的社会科学专业领域的解释系统（如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契合与非契合关系问题，即如何解决在后者涵盖性不足的前提下将其移植到中国历史研究中所产生的矛盾问题，乃是今后学术界当然也是隋唐五代史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
理论问题要创新，实证研究也要更加深入。经济史研究曾经是实证史家纵横驰骋的领域，均田制、租庸调、徭役、两税法都有很多研究成果，但是商业、行会、物价、市场、城市、货币、管理等领域还缺少有深度的论著，尤其对于唐代后期的经济生活，还没有比较系统的专著加以描述。制度史也是长于实证研究的学者乐于耕耘的一块土地，近年的一些论著挖掘出了过去人们未加注意或者言之不多的若干制度史问题，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局限于唐前期。也有人利用墓志资料，对唐代藩镇使府僚佐、军将的研究很有创获，如今墓志的史料价值愈加受到人们的重视，利用墓志研究官员的升迁程序、中下级官员和中下级军官的有关制度问题，还将有待于能够坐冷板凳的人去做细密的钩稽与研究。当前的问题是，表面看来隋唐史几乎所有的问题都被研究了，没有新题目可做了，实际情况是许多课题都没有完全做到位、许多问题都没能解决得很彻底。关键在于史料的发掘还不够充分，对于前人的成果，包括日本学者的实证研究成果利用也不够。实证研究是这样一种研究，它既需要充分吸收前人的成果，以便接受其启发与阶段性成果的支持，同时又不能饶过前人的研究历程，仍然要竭泽而渔地重新读书，详尽地占有资料。也就是说既不能从头干起——就借鉴成果而言，又必须从头干起——就占有材料而言。目前资料难度比较大的课题，如边疆史地、敦煌吐鲁番研究、宗教与考古方面的课题，比较受到研究者的青睐，也比较容易见到研究者所下的“功力”。而那些所谓传统的“正规”课题——包括隋唐五代主流社会如中原地区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研究，大家公认的力作并不太多。这里除了理论方面的原因外，还因为研究这类看似老生常谈的问题需要在史料钩稽上花更大的工夫，学术积累比较多了，要再前进一步，必须作出非同寻常的更加艰苦的努力。
当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21世纪的青年学子不可能走从小记诵经史子集的老路。当前要想在资料占有上超越前人，还要充分利用各种优秀的工具书和电子计算机检索手段。香港学者与武大等内地学者在编制《〈全唐文〉人名地名官名索引》，我们还要有“唐代墓志的人名地名官名索引”（《唐代墓志汇编》所附人名索引错误太多），以及那些常用史籍的人名地名官名索引，还要象编《元史语汇集成》那样，将文献中的色役、资课、除陌、斋郎、行署等等语汇编成“唐史语汇集成”。总之，编辑出更多更好的工具书，将更多的史籍电子化，是我们今后应该大力倡导的一项重要事业。此外，还要把那些资质优秀的青年吸引到大学历史系、吸引到隋唐五代史研究队伍里来，要想在艺术、诗歌、宗教、礼乐、经籍等文化史领域里有所成就，不仅需要皓首穷经的傻气，还需要研究者有更多的灵气甚至天赋。研究历史问题要比研究现实问题困难许多，而前者的社会回报率远远低于后者。因此，在21世纪市场经济充分发达的条件下，要想吸引优秀人才到一个付出很多而回报率较低的行业来，无疑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必须有社会的支持。
与历史研究最为密切的学科是考古学和古文献学。敦煌吐鲁番学既属于考古学，又属于文献学，隋唐五代史的研究与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分离的状况应该改变。过去少数治敦煌吐鲁番的学者不太熟悉唐代基本文献资料，而许多治隋唐五代史的学者不太熟悉敦煌吐鲁番文书，随着敦煌吐鲁番资料的日益书籍化，相信其文献价值会更便于治唐史者利用，而许多敦煌吐鲁番学家也将从文献校录的基础工作中脱身，从而有利于隋唐五代史研究与敦煌吐鲁番研究的合流。
数学简史论文范文第9篇
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近五六年来，国内学者的西方伦理学研究表现出“诸神之争”的时代特色。尽管有研究取向、方法和偏好上的差异，但有一个共同点：多数学者强调西方伦理学研究的哲学气质和哲学品味，亦即一个隐隐而动的趋势开始显现，他们大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非常强调从道德哲学方法论的意义上研究西方伦理学说。如廖申白先生对古希腊伦理学的道德哲学研究，特别是他对亚里士多德的友爱伦理学的研究，实际上是借鉴了当代英语学术界自上世纪由伊丽莎白•安斯库姆（G．E．M．Anscombe）发端的复兴德性伦理学运动的研究方法，即在一种“古今互视”中处理古代伦理学理论的研究方法。万俊人先生的《现代性的伦理话语》，《寻求普世伦理》等专著，以及他的众多关于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论文和政治道德哲学的论文，实际上已经在现代西方伦理学说的研究中突出强调哲学方式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一些评介性的研究，如龚群教授对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的研究，何怀宏教授对契约主义伦理学的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底线伦理之探索，邓安庆对当代德国道德哲学的某些人物和学派的评介，冯俊的《当代法国伦理思想》，龚群的《现代伦理学》，杨明、张晓东等人合著的《现代西方伦理思潮》，向玉乔的《后现代西方伦理学研究》，李义天的《美德伦理学与道德多样性》，等等，已经表现出一种群星闪烁的研究态势。二国外“西方道德哲学史”的研究基本上服从于不同传统和不同思想取向或价值取向的学者对其学理依据的历史建构、传统评估和学术自我之理解。也就是说，西方学者对其道德哲学史和当代道德哲学学说的整理与梳理工作，更多地是出于其思想学说之自我理解和自我诠释之需要。因而，大体上有两种类型的“道德哲学史”：其一，是“哲学史家”（包括专门史和通史）从事的“道德哲学史”。如J．B．Schneewind［1］的道德哲学史研究代表了这一倾向，他指证：在英语学术圈，哲学史或道德哲学史通常不被看作是解决哲学问题或者道德哲学问题的一种主要工具。因此，W．D．Ross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翻译和研究与他自己对道德哲学的理解无关。其二，是“哲学家”（其中有不少杰出的道德哲学家）从事的“道德哲学史”。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麦金太尔和罗尔斯。麦金太尔的《伦理学简史》，《追寻德性》，《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以史论结合的方式论述了古希腊道德哲学和近现代道德哲学，展现了一条回归德性伦理传统的道德哲学探索，他认为：道德哲学史必须被理解为人们进行道德哲学论辩并由此思及我们所属之社群以寻求社会生活境遇之改善的必不可少的路径。同样，在规范伦理方面，罗尔斯的《正义论》和《道德哲学史演讲录》，承继规范伦理的传统，批评考察了自英国功利主义和康德先验伦理学以来的规范伦理理路。大致说来，西方学者的研究特点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问题意识国外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对其伦理学说史或者道德哲学史的研究做得最有特色，但同时也招致更大之争议的，通常是大哲学家所撰写的道德哲学史。如麦金太尔的《伦理学简史》，包尔生的《伦理学体系》，纳斯鲍姆的《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和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阿多诺（Theodor W．Ador－no）的《道德哲学问题》（Problems of moral philosophy）等。当然也有一些哲学史家对重要哲学家的道德哲学思想的研究，如Paul Guyer，Allen W．Wood等［2－3］对康德伦理学的研究。这些研究皆有异常明显的问题意识。同时也有一些重要的道德哲学理论的研究，如拉斐尔的《道德哲学》，弗格森的《道德哲学原理》，虽然是关于道德哲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但他们的问题之发生皆由道德哲学史而来。国外现有的研究主要是一些问题式和专题式的研究，通常表现为由如下若干问题或专题所进行的有着明确问题意识的道德哲学史研究：（1）德性问题（Virtues）：由一批当代德性伦理学家从复兴德性伦理学的问题意识出发，对西方道德哲学史进行重述；内容涉及伦理与运气、道德与幸福、德性与实践智慧、习性与教养、善与繁荣等方面的问题史的梳理与研究。（2）信仰问题（Faith）：主要由基督教伦理学家从基督教道德哲学的问题意识出发，从事的道德哲学史研究。（3）启蒙问题（Morality of Enlightenment）：由当代政治哲学讨论所产生的由重新理解启蒙道德哲学的问题意识出发，进行的现代道德哲学史研究。（4）道德意识问题（Moral consciousness）：由现象学运动在道德哲学方法上的探索，所开启的从道德意识的角度进行的道德哲学史探讨。
社会正义问题（Social Justice）：以正义为核心范畴进行的道德哲学史讨论，如麦金太尔的论著。以启蒙问题所激发的道德哲学史的研究为例，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启蒙哲学》，1932）从科学、宗教、历史、社会和美学等诸多方面分析了启蒙时代的精神，开启了对启蒙思想的哲学的整体研究的先河。贝克尔（《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1932）则以历史学家的眼光，从思维方式和世界模式等角度细致描绘了启蒙时代“舆论的气候”，分析了启蒙式的道德化史学，揭示了启蒙时代人间天堂的信条。自此以后，西方学术从哲学史、思想史、历史学的方面对启蒙道德哲学做了多维度，既有个案的，也有整体的研究，这些研究与麦金太尔对启蒙道德哲学所持的消解和否定的立场不同，它们大多是以肯定性的启蒙现代性价值为主导和主题论调，代表了西方主流价值观对启蒙道德的哲学史意义上的自我理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英国学者欧文三卷本的《伦理学的发展：历史的和批判的研究》的第二卷《从苏阿列兹到卢梭》，该卷从晚期经院哲学讲起，围绕着自然法的观念的演进与转化，全景展现了横贯几个世纪的西方近代启蒙道德哲学的起源、进展和深化。其二，研究方法国外学者对道德哲学史的研究，最大的长处是其方法论意识之自觉。如德性伦理学家纳斯鲍姆、麦金太尔、桑德尔、沃尔策、威廉斯等人，在其专门的道德哲学史著作或者代表性的道德哲学论著中都主张一种历史主义或社群主义的研究方法；而罗尔斯的道德哲学史讲义和诺齐克的《反省的生活》等论著，柏林《自由论》《浪漫主义的根源》等著作，则是从一种自由主义的研究方法或者研究视角看待西方道德哲学史。这方面尤以契约主义、功利主义、道义论、实用主义、现象学、分析哲学（元伦理学）、精神分析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等当代哲学方法影响重大，这些当代思想谱系对道德哲学史论述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其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论争中出现的道德哲学论域，对西方道德哲学史的自身分析与自我理解产生的影响尤其明显。其三，研究主题国外学者由于是从清算其思想文化之根源的意义上撰写道德哲学史，对研究主题的选择上往往带有明显的主观故意，从而走向抽象和片面，即通常他们总是突出与自己偏好相近的学派与哲学家的道德探究，这构成了其研究主题的个性特征。如牛津道德哲学家通常喜好研究的主题是边泌和密尔的功利主义，也乐于反复诠释休谟、洛克等英国哲学家的道德哲学思想或者从元伦理学的立场出发撰写道德哲学史，其所突出的主题是“理性”、“合理性”和“正当性”等研究主题。另外一些道德哲学家往往侧重政治分析或者经济分析，他们撰写的道德哲学史便重视政治史、经济史、环境史、文化史之关联。如我们看一下米歇尔•福柯的著作，虽然他不从事道德哲学史之专论，但其中包含着我们看待西方文明道德自我意识之历史的异常重要的探究形式，这尤其值得我们关注。三国内相关研究，已经积累了非常厚实的学术支援和学理资源。有很多专门研究甚至比西方学者还要精深。从中国学者处理西方道德哲学必然遭遇到的“历史文化语境”问题看，国内学者的研究基本可归结为三条道路：其一，强调伦理话语的中西对话与沟通，走的是比较与互镜的道路。如万俊人先生对现代西方诸流派的道德哲学理论的评析、批判与学说史梳理，廖申白先生从“中西对看”的视野对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的研究，姚新中先生从“儒耶互镜”的视野对基督教道德哲学的研究，等等，都属于这一比较互镜的研究路径。其二，强调“中体西用”和“生态把握”，走的是用中国智慧去消化西方道德哲学资源的道路。如樊浩对黑格尔道德哲学的诠释，其贯注的道德哲学或道德哲学史的问题意识是要通过用黑格尔道德哲学资源进行一种中国现代伦理学理论形态的学术谋划和学术史建构，为中国社会的伦理精神之价值生态寻找出路。杨国荣先生虽然没有专门的关于西方道德哲学史方面的研究，但他用中国智慧去消化西方道德哲学资源的意图亦比较明显。其三，强调“西体中用”，走的是用西方道德哲学的知识、理论与方法来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伦理道德难题。以这样一种史识来研究与西方道德哲学史相关的问题，就使得研究者带有明显的学术理论之引介（或引入）的“故意”。如甘绍平先生立足于德语学术界的道德哲学资源，倡导对当代人权伦理学的道德哲学史的借鉴与引介，姚大志先生立足于当代英美学术界的道德哲学资源，强调对政治哲学中正义问题的借鉴与研究。实际上，“西体中用”并非是一个合适的概括，它只是表现出一种倾向，并无标识性的观点与理论。我们把它列为一种路径，是因为此类研究在西学或西方思想史的研究范例中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国内学者对西方道德哲学史的相关研究，或多或少都带有一种属于中国学者所特有的问题意识，即在一个全球化时代我们应当确立何种关于“道德哲学史”的“史识”或问题意识，并以此种问题意识去诠解西方道德哲学史。但是，国内学者的研究有两个大的缺憾：其一，尚无对“西方道德哲学通史”进行系统专门研究的成果。国内有不少西方伦理思想史方面的教材，也积累了一些颇为重要的与希腊德性伦理学、基督教道德哲学、西方现代道德哲学和后启蒙时代的道德哲学相关的研究成果。但是，从现有国内研究状况上看，专注于个别人物和个别问题的研究比较多，整体性的、断代史、问题史或概念史的研究还比较少；侧重于伦理学学科意识和知识体系的“伦理思想史”或“伦理学说史”一类的研究并不稀缺，但缺少以一种哲学方式进行的“西方道德哲学通史”的贯通式的研究。由于专门研究或专题性的研究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这为进一步从事整体性的研究和“通史”式的研究准备了条件。其二，在研究方法上，还有待于进一步反省与检讨，三大路径的研究各有所长也各有局限。国内学术界对西方道德哲学史的相关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探索表现出“中西互镜”、“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三种基本倾向。值得肯定的是，这些研究方法上的探索表现出融通中西、古今的学术气质，殊为难能可贵。然而，应当指出的是，这三种路径的探索，都是以抓住西方道德哲学史和当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某个片断进行阐发或进行创造性的理解，因而具有某种片面性。当然，具有哲学气质或者以哲学家的方式从事的西方道德哲学史研究，总是会在一种哲学式的“取舍”中绽现立场或态度，不可避免此类片面性。而从我们所关注的“西方道德哲学通史”之课题在研究方法上的突破而论，则必须在反省或检讨现有研究进路之基础上，力图以“古今中西”之相通、“哲学与道德哲学”之相通、“哲学家的道德哲学与其历史文化语境”之相通三个方面来提振从事“西方道德哲学之通史”的研究方法。国外学者在道德哲学史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上的明晰与自觉是出于他们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如何评估其自身历史文化传统之需要，目的是为着进入他们自己的普遍主义伦理战略张目。西方学者的某些厚重的道德哲学史研究有非常鲜明的学术自我。我们可以参考、借鉴他们的研究方法，但不可以照抄照搬地拿来就用。尽管如此，我们也要承认，西方学者的道德哲学史论述由于其本身就是西方道德哲学之创建的参与形式，因而往往具有强大的思想穿透力和理论冲击力。
国外学者的研究只能是供中国伦理学家了解西方道德哲学之发展的一个背景支援，它对我们中国学者梳理西方道德哲学史和当代道德哲学的发展及其与当代人类社会生活之关联的意义当然不容低估，但是其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对我们而言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其一，他们的研究仍然或多或少带着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形态。如C．E．M．Joad，Luther Binkley，G．J．Warnock，等学者的道德哲学史相关著作，在研究立场和话语布展上坚守着一种典型的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形态，缺少异文化语境的互镜与对勘。其二，其研究有着太多的主观偏好的成分，容易演变成某种价值观的宣示。如：亨利•西季威克（Henry Sidqwick）的《伦理学史纲》和麦金太尔（Maclntyre，Alasdair）的《伦理学简史》，实际上是把道德哲学史写成了他们自己的道德哲学。其三，在研究方法和文献选择上，或多或少存在着时代的、文化的或个人的局限。四以上综述和分析表明，国内尚缺乏一部对西方伦理学和伦理精神的道德哲学源流及其演进、发展进行古今贯通的“通史”式的研究；而西方学者虽然有不少关于西方道德哲学方面的断代史、问题史、学说史和理解史方面的论著，但既不系统，也带着太多的主观偏好，且从属于他们自己对道德哲学的历史理解或自我理解。有鉴于此，我国学者对西方道德哲学史研究的一种可能的学术前景是：（一）以“通史”形式，对当今道德论争中重大理论问题进行学术史还原，为中国形态的道德哲学研究提供参照。“通史”研究的学术定位是：该研究的稀缺性；它是在道德世界观呈多元分裂和急速转型的时代，以“道德哲学通史”的形式对当代道德哲学论争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如道德自由－伦理认同，个人权利－公共生活，行为动机－行为后果，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德性论－规范论，幸福论－正义论，契约伦理－价值伦理，道德自我－道德他者，伦理实体主义－道德个人主义，等等，进行一种道德哲学史还原和历史语境还原的通史研究，以期将那些被当代文化领域中由“古今中西之争”以及当代道德领域中由道德哲学的“诸神之争”所分割的学术“珍宝”贯穿起来，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哲学的形态构建提供学术史参照和学理之支援。（二）以“现代性道德”和“道德的现代性”为总问题，推进道德哲学通史研究的“现实关照”。如何以启蒙现代性或启蒙道德哲学作为关节点和关键要素，这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研究取向和框架结构。此即是说，透过启蒙现代性之前的传统道德哲学形态向以启蒙道德为标志的现代性道德哲学之转变，我们要厘清西方伦理现代性的形态学位置以及西方思想对道德现代性的不同的建构路径和诠释路径，进而思考当代西方道德哲学的“诸神之争”在何种意义上是属于启蒙形态的继续，在何种意义上是属于一种后启蒙形态的反拨。如此，形成了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以“现代性道德”和“道德的现代性”为总问题的研究框架。该框架的总体立意和主轴理念，是强调伦理筹划的文化内涵和文明形态上的不同，由此区分中国语境和西方语境对“现代性道德”和“道德现代性”在理解上的分殊，进而以此为切入点，强调从中国学者的立场对西方道德哲学史进行诠释的问题意识。这一指导思想和研究纲领将会开启出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创新和理论效应，从而推进中国学者从事西方道德哲学通史研究所必须具备的问题意识与现实关照。（三）以“对话”和“互镜”的方法论原则为指导，推进西方道德哲学通史研究的“视界融合”。“对话”与“互镜”，是从事西方道德哲学史研究的中国学者致力的一个总体趋势。它通过倡导一种“古今对看、中西互镜、哲学与道德哲学贯通、哲学家的道德哲学与其历史文化语境相通”的方法论原则，使得“以问题为取向”或“以断代史为主导”的西方道德哲学史或西方伦理学史在一种跨时代“对勘”和跨文化“互镜”中，打破“诸神之争”的壁垒，以一种伦理形态学的视角，做“通”西方道德哲学史，从而推进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
作者：田海平 单位：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
数学简史论文范文第10篇
百年来的明史研究状况，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和一个非常时期。第一个阶段为1901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第二个阶段为1949年到1966年“”运动爆发；第三个阶段为1976年粉碎“”至20世纪末。一个非常时期为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之间的“”十年时期。这三个阶段和一个非常时期的明史研究，各有不同的处境和特色。 一、明史研究的新阶段 1901年至1949年，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一方面民族危机非常严重，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顽强地进行着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此时，国内外交往也空前频繁，西方的各种文化思想，包括进化论和实用主义史学新观点、章节体和传记文学体史学编撰新方法，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等，纷纷传入中国，使中国史学界突破了封建史学的束缚，研究领域、观点、方法等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这样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背景下，明史研究与20世纪以前的传统史学相比面貌大改，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主要表现是：为帝王撰写家谱式的狭窄研究，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民族关系、中外交往等广阔领域、多种角度的研究所替代；在研究的观点方法上大多不再是鼓吹三纲五常，颂古非今，或简单地罗列历史现象，而是应用新观点（如进化论、唯物史观）、新方法（如章节体、传记文学体、现代自然科学的见解），使研究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为适应现实斗争或生活的需要，注重与之相关内容的研究，如明末与南明史、明代东北地区及满族先世史、以抗倭为主的中日关系史、郑和下西洋、中欧关系史等，成为研究的热点，这也是其时明史研究令人注目的一个现象。 关于明末与南明的历史，早在清朝前期，已有明朝遗民着力进行过研究，既用于寄托其故国之思，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又用以鼓吹民族思想，与清朝相对抗。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各阶层人民反清情绪的增长，这类研究更趋高涨。到了三四十年代，在抗日热潮兴起的历史条件下，它又被利用来作为鼓舞士气、救亡图存的重要舆论工具，从而更加兴盛。史家或整理出版有关史料，或研究明末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状况，或表彰明末至南明坚持抗清的志士及誓不与清朝合作的明朝遗民，或记载南明诸王的活动，或综述南明各方面的事迹，取得了累累硕果。所出版的专书、论文等有：陈去病辑《陆沉丛书》（1903年石印本）、国学保存会辑《国粹丛书》（1905—1909年间排印）、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商务印书馆，1934年）、朱＠①《明季社党研究》（商务印书馆，1945年）、李文治《晚明民变》（中华书局，1948年）、梁启超《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焕传》（《新民丛报》第46—48、49、50号，1904年2、6、7月）、 吴汝柏《民族英雄袁崇焕》（广西省政府编译委员会，1940年）、杨德恩《史可法年谱》（商务印书馆，1933年）、易君左《史可法》（上海新生命书局，1933年）、黄节《张煌言传》（《国粹学报·史篇》1卷5期，1905年）、冯励青《张煌言年谱》（独立出版社，1942年）、匪石《郑成功传》（日本东京清国留学生会，1904年排印本）、余宗信《明延平王台湾海国记》（商务印书馆，1937年）、民史氏（孙静庵）辑《明遗民录》（上海新中华图书馆，1912年）、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辅仁大学，1940年）、包遵彭《明监国鲁王圹志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40年）、朱希祖《南明广州殉国诸王考》（《文史杂志》2卷7、8期，1942年）、 柳亚子《南明史纲初稿》（《大风半月刊》，1941年）等。这一时期关于明末与南明历史的研究，除去鼓吹民族革命思想这一相当普遍的特色外，还有一个明显的特色应予注意，即在三四十年代，的一些御用文人，为“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寻找历史依据，曾对这一段历史大加歪曲，用明末农民起义军影射共产党人，如李奇流《中国明代匪乱的总检阅》（《汗血月刊》2卷3期，1933年）一文，即是如此。面对这种局面，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奋起反击，用唯物史观科学地分析明朝和南明各政权的阶级实质、历史地位，揭露其腐朽无能，歌颂明末农民起义军，并对其经验教训给予总结，从而将这一段历史的研究推向了科学的道路。其代表作有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新华日报》1944年3月19—22 日）及翦伯赞《南明史上的永历时代》（《中华论坛》1卷10、11期，1945年）等。 东北地区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建立清朝的满族先世是臣属于明朝的边疆少数族的成员，因而研究明史不能不谈当时东北地区的情况以及生活在东北的满族先世。而20世纪上半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为了强占中国东北，竟散布“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谬论；清朝统治者在入关后也曾极力掩盖满族先世与明朝关系的真相，以抬高其身份。因此，这一时期的明史研究，就不能不把关于明代东北及满族先世的探讨当成一大任务，从而形成一个热点。出版的论著有傅斯年等《东北史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年至1933年印行）、张维华《明辽东“卫”“都卫”“都司”建置年代考略》（《禹贡》1卷4期，1934年）、孟森《清朝前纪》（商务印书馆，1930年）和《明元清系通纪》（1934—1937年印行）、徐中舒《明初建州女真居地迁徙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本2分册，1936年）、吴晗《关于东北史上一位怪杰的新史料》（《燕京学报》17期，1935年）、郑天挺《满清皇室之氏族与血系》（《人文科学学报》1卷3期，1945年）、李光涛《记奴儿哈赤之倡乱及萨尔浒之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2本，1948年）等，以铁的事实有力证明了明朝对东北地区的管辖，从与明朝的关系等不同角度，研究了满族的先世史。 关于明代的中日关系，也是这一时期明史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研究者或着眼于总结明代中日间的政府交涉或总体关系，或着眼于论述倭寇对中国的侵扰及中国军民的奋勇抵抗，或着眼于探讨万历年间的抗倭援朝之役，或着眼于有关资料的评介。出版的专书和论文有吴先培《明代与日本足利幕府关系之研究》（《东方杂志》34卷14期，1937年）、李晋华《三百年前倭祸考》（上海国民外交委员会，1933年）、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哈佛燕京学社，1934年）、吴重翰《明代倭寇犯华史略》（商务印书馆，1939年）、黎光明《嘉靖御倭江浙主客军考》（哈佛燕京学社，1933年）、欧阳祖经《谭襄敏公年谱》（南昌印记印刷厂，1936年）、王崇武《戚继光》（南京胜利出版
公司，1946年）、李树桐《明代中日朝鲜战争》（《文史杂志》1卷6期，1941年）、王婆楞《历倭文献考》（重庆正中书局，1940年）等，它们大多将历史与现实相联系，表现了强烈的为现实服务的意向。此外，梁启超《朱舜水先生年谱》（中华书局，1936年）、魏宗谟《记明末东渡流亡之二志士》（《论学》4期，1937年）等论著， 主观上是对明末遗民因不与清朝合作而东渡进行赞扬，但在客观上却反映了其时通过东渡而实现的中日文化交流的史实。 郑和下西洋之成为研究热点，主要原因是在民族危机存在的情况下，史家们企图借以鼓舞民气。梁启超开风气之先，以“中国之新民”的笔名，发表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新民丛报》3 卷21 期， 1904年），而后张星lǎng＠②、向达等先后撰写有关文章，到了30年代之后，形成非常兴盛的局面。这一时期发现了《通番事迹记》碑文、《天妃灵应之记》碑、南京静海寺残碑、《郑和家谱》等许多价值很高的文献及实物资料，整理了郑和下西洋活动参加者归国后所写的记述见闻之书，发表了许多有深度的著作和论文。主要有李士厚《郑和家谱考释》（1937年自刊）、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商务印书馆，1935年）和《星槎胜览校注》（商务印书馆，1938年）、管劲丞《永乐二十二年郑和受命未行考》（《大公报·史地周刊》94期，1936年）、朱xiè＠③《郑和七次下西洋所历地名考》（《东方杂志》42卷12期，1946年）、吴晗《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清华学报》11卷1期， 1936年）、范文涛《郑和航海图考》（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束世chéng＠④《郑和南征记》（重庆青年出版社，1941年）、郑鹤声《郑和》（重庆胜利出版社，1945年）和《郑和遗事汇编》（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等。 进入20世纪后，欧洲在世界上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中国与之关系更加复杂，回顾中国与欧洲的交往史，总结经验教训，成为中国史学界面临的任务之一；加上这时中欧人士之间来往互访比以前增加，存于欧洲的有关历史资料被中国史学家发现者越来越多，为研究中欧交往史提供了便利。因此，明代的中欧关系也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一个热点。一方面研究明朝与欧洲国家间的各种交往，另一方面特别着重研究天主教的传入和耶稣会士来华的问题。关于前者，出版有张维华《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四传注释》（哈佛燕京学社，1934年）等论著。关于后者，出版的成果可分五类：其一为天主教传入研究。包括陈垣《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北平图书馆馆刊》8卷2期，1934年）、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圣教杂志社，1938年）、方豪《中国天主教史论丛（甲集）》（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青年协会书局，1940年）等论文和专书。其二为来华耶稣会士生平研究。包括国安《利玛窦东来之前后》（《清华周刊》32卷1期，1929年）等论文。其三为来华耶稣会士著述研究。 包括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49年）等论著。其四为以耶稣会士为主的来华欧洲人传入欧洲文化成果研究。包括翁幕《明清之交西学东渐考》（《学灯》，1924年8月）、 方豪《明季西书七千部流入中国考》（《文史杂志》3卷1、2期，1944年）以及张荫麟、李俨、 陈垣、向达、郑鹤声等所写的有关论文，这类论文数量极多，而且对耶稣会士在这一方面的贡献，基本上给予肯定的评价。其五为与耶稣会士积极接近的中国人士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研究。包括黄节《徐光启传》（《国粹学报》1卷10期，1906年）、 徐宗泽《徐文定公逝世三百周年纪念文汇编》（圣教杂志社，1934年）、陈垣《浙西李之藻传》（载1919年《辩学遗牍》、《大西利先生行迹》、《明浙西李之藻传》合订本）、杨振锷《杨淇园先生年谱》（商务印书馆，1944年）等论著。 这一时期，在以上热点问题之外的明史其他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如下： 政治方面，有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清华学报》13卷1期， 1941年）和《贪污史的一章》（《历史的镜子》，生活书店，1946年北平版）、吴廷燮《明督抚年表》（1918年排印本）、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商务印书馆，1948年）和《奉天靖难记注》（商务印书馆，1948年）、丁易《明代宦官之干政》（《新中华》复刊6卷17期， 1948年）和《明代的特务机关》（《中华论坛》2卷5、6期，1946年）等。 它们论及了政治制度、政治事件和政治形势等，内容相当广泛，其中吴晗、丁易关于特务政治和贪污的论述，有影射黑暗统治的意图和作用，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 法律和监察制度方面，发表有沈家本《明大诰峻令考》（《沈寄yí＠⑤先生遗书》民国刊本）、于登《明代监察制度概述》（《金陵学报》6卷2期，1936年）等论著。 军事方面，有吴晗《明代之军兵》（《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5卷2期，1937年）、解毓才《明代卫所制度兴衰考》（《说文月刊》2卷9—12期，1940—1941年）等论文。其中吴文联系明代的政治、经济背景，分析其军事制度的变化，揭示社会矛盾，表现了较深的功力和较高的史识。 经济与社会方面， 有秦佩珩《明代的农业》（《经济研究季报》1卷3、4期，1941年）、龚化龙《明代采矿事业的发达和流毒》（《食货》1卷11、12期，1935年）、 吴云端《明代之盐法》（《中央日报》1947年11月12日）、吴晗《记大明通行宝钞》（《人文科学学报》2卷1期，1943年）、万国鼎《明代丈量考略》（《中农月刊》6卷11期， 1945年）和《明代屯田考》（《金陵学报》2卷2期，1932年）、王崇武《明代施行屯田的社会背景》（《华北日报·史学周刊》100、101期，1936年8月27日、9 月3 日）、 吴云端《明代之庄田》（《中央日报》1947年7月23日）、 梁方仲《明代“两税”税目》（《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3卷1期，1935年）和《一条鞭法》（《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4卷1期，1936年）、王崇武《明代户口的消长》（《燕京学报》20期，1936年）、梁方仲《明代的户帖》（《人文科学学报》2卷1期，1943年）、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商务印书馆，1947年）、破船《明代地主考》（《明日之土地》8、9期，1947年）、吴晗《明代之农民》（1935年10月1、15 日天津《益世报·史学》12、13期）、胡寄馨《明代奴隶制度》（《新中华》复刊6卷13期，1948年）、 傅衣凌《明代徽商考》（《福建省研究院研究汇报》2期，1947 年）和《明代江苏洞庭商人考》（福建《社会科学》4卷2期，1948年）及《明代陕西商人考略》（福建《社会科学》4卷4期，1948年）、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非繁《明代的上元节》（《北平晨报·艺圃》1936年2月8日）等论著。论及了农业、手工业、商业金融、土地问题、赋税徭役制度、人口与户籍、家族、阶级阶层、社会救济以及风俗习惯等内容。其中梁方仲关于赋役制度和傅衣凌关于商人的论述，功力最深，对学术界影响甚大。 边疆与民族方面，发表了张鸿翔《明外族赐姓考录》（《辅仁学志》3卷2期，1932年）和《明外族赐姓续考》（《辅仁学志》4卷2期，1934年）、佘贻泽《明代之土司制度》（《禹贡》11期，1936年）、韩儒林《明史乌斯藏大宝法王考》（《真理杂志》1卷3期，1944年）等论文。 对外贸易及与亚洲诸国（日本除外）关系方面，出版有谭春霖《欧人东渐前明代海外关系》（燕京大学，1936年）、翦伯赞《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与中国人在南洋的黄金时代》（《时事类编特刊》63期， 1941年）、王崇武《读明史朝鲜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2本，1948年）等论著。 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李俨的《明代算学书志》（《图书馆学季刊》1卷4期，1926年）等论文对数学成就研究作出了贡献。1929 年陶湘重印《天工开物》，其上载有丁文江《奉新宋长庚先生传》和《重印天工开物卷跋》，这使宋应星及《天工开物》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丁文江还整理出版了新版《徐霞客游记》（商务印书馆，1928年），开始了以现代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徐霞客及其游记的新阶段。1941年浙江大学举办的徐霞客先生逝世300 周年纪念会所辑成的论文集《地理学家徐霞客》（商务印书馆，1948年），就收进了反映这一进展的多篇论文。王庸的《明代舆图汇考（总图之部）》（《图书季刊》3卷1、2期，1936 年）等论文，在地理图籍研究上多有收获。秦佩珩《明代水利之研究》（燕京《经济学报》2期，1941年）、 张广仁《潘季驯治黄河主张之分析与讨论》（《清华周刊》45卷3期，1936年）等论文， 研究了水利工程的实践和理论。单士元等《明代建筑大事年表》（京城书局，1937年）、朱＠③《北京宫阙图说》（商务印书馆，1938年）和《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李漱芳《明代边墙沿革考略》（《禹贡》5卷1期，1936年）等论著，探讨了建筑工程的成就。 文学艺术方面，宋佩韦《明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钱基博《明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郭绍虞《明代文学批评的特征》（《新语》5期，1945年）等论著， 从宏观角度探讨了文学成就和文学理论。其中郑著提出中国近代文学史始于嘉靖时期，并将明代俗文学的许多内容第一次写进以文学史命名的书中，见识卓越，影响甚大。郑振铎、胡适、俞平伯、萨孟武、吴晗、柳存仁、孙楷第等发表的论著，专论小说成就，有的考证精深，有的在考证的同时，触及了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的真相。卢前的《明清戏曲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以及赵万里、赵景深等发表的论著，以赞赏的态度论列了戏曲的成绩。此外，梁乙真《元明散曲小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杨静ān＠⑥《唐寅年谱》（商务印书馆，1947年）以及郑振铎、傅芸子、向达、杨荫浏、傅惜华等发表的论著，研究了民歌、说唱及宝卷文学、散曲、诗作、散文、舞蹈、音乐和美术等领域的成就。 思想方面，有陈安仁《明代学术思想》（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容肇祖《明代思想史》（开明书店，1941年）及梁启超、冯友兰、钱穆、刘节等发表的论著，从宏观角度进行了研究。余重耀《阳明先生传纂》（上海中华书局，1923年）、钱穆《王守仁》（商务印书馆，1930年）、《王阳明年谱》（《力行要览》编辑社编印）、梁启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北平晨报副刊》1926年12月及1927年1、2月）等论著，探讨了王阳明的身世及其提出的“良知”、“知行合一”等概念。不公仇（刘师培）《李卓吾先生学说》（《天义报》2期，1907年）、 黄云眉《李卓吾事实辨正》（《金陵学报》2卷1期，1932年）、容肇祖《李卓吾评传》（商务印书馆，1937年）等论著，介绍李贽的生平，反驳以前对之否定的流行观点，赞扬其挑战传统观念的精神。此外，除了对陈献章、罗洪先、吕坤的思想也有探讨外，更重要的是出版了嵇文甫《左派王学》（开明书店，1934年）和《晚明思想史论》（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侯外庐《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卷（重庆三友书店，1944年）、吴泽《儒教叛徒李卓吾》（华夏书店，1949年）等尝试应用唯物史观探讨明代思想史的论著，或明确指出思想家的阶级属性，或把十六七世纪认定为中国启蒙思想开始的“天崩地解”的时代，使人耳目一新。 图书事业方面，有顾廷龙等《明代版本图录》（开明书店，1944年）、袁同礼《明代私家藏书概略》（《图书馆学季刊》2卷1期，1927年）和《皇史chéng＠⑦记》（《图书馆学季刊》2卷3期，1928年）、汪yín＠⑧《明清yín＠⑨林辑传》（中华图书馆协会，1932年）、郭伯恭《永乐大典考》（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等，分别论列了图书出版、公私藏书、图书整理及目录学方面的成绩。 人物方面，除前文提及者外，影响较大的专著有吴晗关于朱元璋的几本传记（胜利出版社，1944年版《明太祖》、在创出版社1944年版《由僧钵到皇权》、上海三联书店1949年版《朱元璋传》）、陈翊林《张居正评传》（中华书局，1934年）、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开明书店，1945年）等。吴书资料欠丰，但思想内容有一定深度；陈书发挥了清末梁启超等人以来肯定张居正为大政治家的观点，与旧史书的评价大不相同；朱书采用了新的传记文学体裁，准确而生动。 综合性断代史撰写方面，尚未出现专门著作，但出现了柳诒徵《历代史略》（中新书局，1905年）等多部用章节体撰写的中国通史，其中包括对明代部分的综合论述。更引人注目的是出版了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新华出版社，1942年）和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大连光华书店，1948年）等用唯物史观作指导而写出的包括明代部分的中国通史著作。其中吕书较早地明确论及明代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史识非前人可比。 史料史籍的整理介绍方面，罗振玉、陈寅恪、傅斯年等对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整理介绍，被看做民国初史学界的一次史料大发现，印行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三编（商务印书馆甲、乙、丙编，1930—1931、1936年）及罗福颐编《明季史料零拾》（旅顺库籍整理处，1934年）等。李晋华、王崇武等人自30年代开始对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明实录”进行校勘。此外，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燕京大学图书馆，1932年）和《明史纂修考》（哈佛燕京学社，1933年）、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北平图书馆，1932年）和《清开国史料考》（北平图书馆，1931年）等，都是介绍有关史籍的重要著作。 工具书方面，影响最大的是田继综《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哈佛燕京学社，1935年）一书，收罗甚广，价值颇高。 总观这一时期近50年的明史研究成绩，可以说反映了其所处时代的面貌，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是明史研究进入现代化阶段的重要时期。不过，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研究，因处于初始阶段，所占比重不大，多有肤浅甚至错误之处；对明史各个领域的研究，还皆属于起步阶段，远远谈不上深入。这些说明，这一时期的明史研究，有待继续开拓和发展。 二、唯物史观的指引和“”的破坏 在新中国建立后历时17年的初期阶段，史学工作者将唯物史观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出现了重点讨论历史 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民族关系等5 个问题的现象，这不能不使此时的明史研究深受影响。从总体上看，这时明史研究已基本上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引下进行，在政治、军事、经济与社会、国内民族、海外贸易、中外关系、自然科学与技术、文学艺术、思想、图书事业、人物、综合性的断代史撰写、史料史籍整理介绍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政治方面，出版了丁易《明代特务政治》（中外出版社，1950年。此书实际写于40年代后期）及陈鸣钟、吴晗、傅衣凌等撰写的有关论著，对中央集权、特务政治、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等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关于农民起义，尤其是明末农民起义的研究，成为极为突出的一大热点：赖家度《明代郧阳农民起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穆xuǎn＠⑩《刘六刘七大起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57年）以及赵俪生、李光璧等发表的论著，对明初至天启年间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的背景、经过、作用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郑天挺等编辑的《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开明书店，1952年）对清内阁大库档案中的明末农民起义资料作了系统整理；洪焕椿《明末农民战争史略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62年）以及方福仁、孙祚民、谢国桢、李文治、傅玉璋、王守义、刘重日、曹贵林、孙次舟、陈登原等发表的论著，从不同的角度对明末农民起义作了大量研究，或研究总体状况，或研究李自成、张献忠及其领导的农民军，或研究明末起义军所建政权的性质，以及李岩等知识分子在起义军中的作用等理论问题。上述关于农民起义的研究，具有极为明显的特点：即一改以往研究中大量存在的对起义军攻击诬蔑的做法，无不采取肯定、赞扬的立场；另外，不同意见的交锋也非常热烈，这在关于明末农民起义的研究中尤其突出，诸如荥阳大会是否存在、李自成起义军均田口号的含义、大顺政权的性质等史实和理论问题，都有不同的观点发表。 军事方面， 最引人注目的是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 1965年）的出版。它探讨了明代军屯的制度、作用和生产关系等，内容丰富，是难得的力作。 经济与社会方面，建国后初期形成了一个极为突出的热点，即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此外，对于明代经济全貌、农业生产状况、土地制度、赋役制度、手工业状况、城镇经济、社会各阶级、社党等问题，也都作了程度不同的探讨。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实际上不单是明史研究范围内的事情，而是整个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课题。建国前这一研究已经开始，建国后研究更加热烈，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先后发表的讨论文章达200多篇， 辑录的论文集有尚钺《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三联书店，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上、下册（三联书店，1957年）、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三联书店，1960年）等数种。学者们所发表的意见五花八门，但逐渐形成多数学者主张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在明代的局面。就明史研究而言，这场讨论加深了学术界对明代各经济部门的生产关系以及明代阶级结构、社会性质的认识。 关于明代经济全貌、农业生产状况、土地制度、赋役制度、手工业状况、城镇经济等，有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孔经纬《中国经济史略（明清至抗战前）》（吉林人民出版社，1958年）、伍丹戈《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秦佩珩《明代经济史述论丛初稿》（河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吴晗《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历史研究》1955年第3期）、 赖家度《明清两朝土地占有关系及其赋税制度的演变》（《历史教学》1955年第9期）、王毓铨《明代的王府庄田》（《历史论丛》1964年第1辑）、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中华书局，1961年）、田继周《明代后期一条鞭法的研究》（《历史研究》1956年第3期）、 李光璧《明代手工业的发展》（《历史教学》1954年第7期）、 傅振伦《明代瓷器工艺》（朝花美术出版社，1955年）、陈诗启《明代官手工业的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历史教学》1964年第5期）等。他们多是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写出的， 发展了过去的研究，有的还具有开拓意义。 关于社会各阶级和社党，出版了李＠(11)《东林党籍考》（人民出版社，1957年）以及李文治、杨尚奎、魏金玉、欧阳凡修、李洵、陈鸣钟、左云鹏等撰写的有关论著，分析了明代地主、佃农、雇工人等的状况，研究了东林党人的组成、政治主张、阶级属性等。 国内民族方面，第一次出现了以各民族平等原则为指导的大规模研究活动。在有关部门的具体领导下，开展了对全国各少数民族的识别和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并于1964年铅印了内部传阅的各族简史修改稿或征求意见稿，其中叙述了所记少数族在明代的历史状况，是宝贵的研究成果。此外，这一时期还就明代国内民族发表了许多论著。关于明代女真和满族， 发表的专书和论文有莫东寅《满族史论丛》（人民出版社， 1958年）、王虹《江阴人民的抗清斗争》（四联出版社，1954年）、李天佑《明末江阴、嘉定人民的抗清斗争》（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林振镛《张煌言抗清十九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57年）、郭影秋《李定国纪年》（中华书局，1960年）以及郑天挺、王钟翰、李燕光、张维华、商鸿逵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等。他们论述了女真人的分布、与内地的经济关系、努尔哈赤的历史贡献、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以及满族建国后与内地的矛盾冲突。其中对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争论激烈；对满族建国后与内地的矛盾冲突，虽大体上与以前一样皆否定满族一方而肯定内地的抵抗活动，将内地的抵抗活动当成宣传爱国主义的资料，但对内地阵营开始以阶级观点加以分析，强调农民起义军在抗清中的作用，与以往的研究有别。关于蒙古族，发表有赖家度等《明朝对瓦剌的战争》（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及《于谦和北京》（北京出版社，1961年）等论著，论述了蒙古族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状况，以及与明朝的和战关系、经济交流情况，对15世纪中叶明朝抵御瓦剌来犯的活动给予赞颂。关于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以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发表有牙含章《达赖喇嘛传》（最初编写于1952—1953年，印数不多，三联书店1963年重印）、胡庆钧《明代水西彝族的奴隶制度》（《历史研究》1964年第5、6期）、谢华《湘西土司辑略》（中华书局，1959年）、江应liáng＠(12)《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官与土司》（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等论著，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皆大大超过既往。 中外关系方面，有周一良《明代援朝抗倭战争》（中华书局，1962年）等，其中将万历年间援朝抗倭战争当做研究中朝友好关系的重要用力之处，是因为现实生活中发生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缘故。此外，其时还重视海外贸易、郑和下西洋、倭寇、耶稣会士来华等旧课题的研究，以及对中外交往史籍的整理。关于海外贸易等旧课题的重要论著有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朱＠③《郑和》（三联书店，1956年）、李光璧《明代御倭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谢承仁等《戚继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及陈牧野、朱谦之、乌恩溥等发表的有关论文。他们论及了资本主义萌芽与明代私人海外贸易的关系，开始注意倭寇问题与商业资本及资本主义萌芽的联系，反映了研究的新角度。而对来华耶稣会士的研究，则因受到现实政治生活的影响，除朱谦之等少数学者外，多抱强调消极作用以至基本否定的态度。关于中外交往史籍的整理，主要是中华书局出版了向达整理的巩珍《西洋番国志》（1961年）、《郑和航海图》（1961年）、《两种海道针经》（1961年）等。 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研究方法和观点达到了新高度，多数学者注意将其成就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等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有的还注意运用实地调查的方法。眼界也相当开阔，研究的领域涉及数学、 化学、宋应星及《天工开物》、农学、徐霞客及其“游记”、地理图籍、医药学、水利工程、建筑工程等。重要论著有张资珙《关于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历史研究》1956年第11期）、 陈恒力《补农书研究》（中华书局， 1958年）、侯仁之《徐霞客》（中华书局，1961年）、张慧剑《李时珍》（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方楫《明代治河和通漕的关系》（《历史教学》1957年第9期）、 长陵发掘委员会定陵工作队《定陵试掘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7期、《考古》1959年第7期）、罗哲文《万里长城（居庸关八达岭）》（文物出版社，1957年）、张仲一等《徽州明代住宅》（建筑工程出版社，1957年）等。 文学艺术方面，出现了明显的研究特点，即在继续关注有关人物及其作品的一般状况的同时，特别重视其思想倾向的分析、糟粕与精华的辨别、是否反映当时社会现实以及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如何等问题的探讨。关于文学成就的总体研究，北京大学学生、复旦大学学生、中国科学院文学所、游国恩等编著的几部中国文学史高校教材，他们都尝试用唯物主义作指导，建立中国文学史的新体系，明代文学是其中论述的一个重要部分。关于小说，有《明清小说研究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三国演义〉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何心《水浒研究》（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水浒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潘兆明《吴承恩和〈西游记〉》（中华书局，1963年）等论著。关于戏剧，有《元明清戏曲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侯外庐《论汤显祖剧作四种》（中国戏剧出版社，1962年）、徐朔方《汤显祖年谱》（中华书局，1958年）、周贻白《中国戏剧史》（中华书局，1953 年）和《明人杂剧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年）、傅惜华《明代杂剧全目》（作家出版社，1958年）等著作和黄芝冈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诗歌，有路工《明代歌曲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等。关于绘画，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王绂、沈石田、文徵明、徐渭、陈洪绶等人的传记，以及祜曼、李浴、阎丽川、王伯敏、郭味蕖、阿英等撰写的关于中国美术史或版画史、年画史的著作。 思想方面，除了重视分析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影响及探讨思想家的阶级地位之外，还非常注重对思想家属于唯心主义阵营还是唯物主义阵营的区别，以及对唯物主义思想家和进步思想家的研究。另外，由于研究者所接触的资料的差别以及对唯物史观掌握、理解的程度互不相同，在上述问题的具体结论上互有差异，从而出现热烈讨论的局面。从宏观角度或较大范围进行研究的论著，主要有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60年）、 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嵇文甫《明清时代反理气二元论思想的发展概述》（《新建设》1961年第4期）、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宋元明之部》（中华书局，1962年）等。学者们争论较大的思想家有刘基、陈献章、王艮、李贽等。研究较多的思想家还有王守仁、王廷相、吴廷翰、吕坤等。对王守仁的哲学多持批判态度。关于王廷相，张岱年和侯外庐作了开拓性研究。 图书事业方面，有沈燮元《明代江苏刻书事业概述》（《学术月刊》1957年第9期）、王重民《〈永乐大典〉纂修人考》（《文史》1965 年第4期）等论著。 人物方面，除上文提及者外，研究最多者是朱元璋、海瑞、徐光启、史可法、郑成功等，而且对其研究多有受当时现实生活影响而形成的侧重点。关于朱元璋，吴晗《朱元璋传》（三联书店，1965年）最有影响。有关论著把朱元璋由起义领袖向封建皇帝的转化作为研究的一大热点，这与其时政治生活中重视阶级划分、强调阶级斗争密切相关。关于海瑞，有蒋星煜《海瑞》（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陈义钟《海瑞集》（中华书局，1962年）等著作。关于徐光启，史家们虽仍注意他与西方传教士的关系，但主要关注其科学成就，特别是其农业科学成就，这与50年代中期后现实生活中强调农业为基础有关。主要论著有康成懿《〈农政全书〉征引文献探原》（北京农业出版社，1960年）、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徐光启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63年）、王重民《徐光启集》（中华书局，1963年）。关于史可法，在50年代初发生了其是否为民族英雄的争论，有人否定其为民族英雄，当与其时政治生活中重视阶级划分有关。争论的结果是肯定其为民族英雄者占了上风。主要著作有魏宏运《史可法》（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张习孔《史可法》（中华书局，1959年）。关于郑成功，探讨的角度由以往强调抗清斗争，转变为主要关注从荷兰殖民者手中，这当与此时美国支持集团盘踞台湾、阻挠中国统一的现实有关。有关论著有朱杰勤《郑成功事迹》（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厦门大学郑成功历史调查研究组《郑成功史迹调查》（福建人民出版社，1962年）和《郑成功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62年）、厦门大学历史系《郑成功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等。 综合性断代史撰写方面， 主要有李洵《明清史》（人民出版社， 1956年）、李光璧《明朝史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谢国桢《南明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等。上述著作大多是应高校教学需要而撰写的，总结了当时史学界用唯物史观研究明史的成果。另外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第5卷（中华书局，1956年至1958年）， 以大量摘引原始资料、论断简明为特点，综合地反映了明清两朝历史的各个方面。 史料史籍的整理介绍方面，成绩颇大，除前文谈及者外，整理出版的重要史料史籍有：金毓黻《明清内阁大库史料（第一辑）》（东北图书馆，194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云南民族调查组与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明实录（有关云南历史资料摘抄）》（云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江苏省博物馆《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三联书店，1959年）、谈迁《国榷》（古籍出版社，1958年）、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2年），以及《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晚明史料丛书》（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明清笔记丛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等）各若干种。介绍史料史籍的有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中华书局，1960年）、朱希祖《明季史料题跋》（中华书局，1961年）等。其中朱书所收各篇皆写于解放前，但有以前未曾发表者。 本世纪初至新中国建立初期，用新方法进行明史研究已超过半个世纪，有关论文数量很多，于是出版了许多论文集供人参考。除了上文已提及者外，还有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1959年）、吴晗《读史＠(13)记》（三联书店，1956年）、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三联书店，1961年）、李光璧《明清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等。 新中国建立后初期明史研究所取得的成绩，说明唯物史观为历史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是，此时的明史研究也有不足甚至令人遗憾之处。由于当时唯物史观对绝大多数史学工作者来说是一种新理论，对其理解难免出现片面、不准确，甚至错误之处，现实政治生活中逐渐产生、发展起来的“左倾”倾向也不能不影响史学工作者。这些客观条件使得整个中国史学界间或发生将古人现代化、过分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立论偏激等“左倾”现象。在这种状况下，明史研究不可能不受其影响。更有甚者，60年代 中期，以明史课题作为突破口，揭开了“”的序幕。1965年11月10日，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无端指责吴晗编写此剧是鼓吹退田单干，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罢官鸣不平，从此，正常的学术研究已经不可能进行。 1966年至1976年，明史研究和整个中国历史研究一起处在空前的劫难之中。不过，在这10年中，明史工作者还是在万分艰难的条件下，在明史研究上取得了一些收获。如钟广言注释本《天工开物》（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虽然迎合当时“儒法斗争”的论调，但在大量的校勘、注释和语译中，写进了注释者研究《天工开物》一书的学术心得。李健才《从阿什哈达摩崖谈到永宁寺碑》（《文物》1973年第8期）、 钟民岩《历史的见证——明代奴儿干永宁寺碑文考释》（《历史研究》1974年第1期）、 史棣祖《从历史地理看黑龙江流域》（《地理知识》1974年第2期）、 纪平《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历史研究》1975年第2期）等文，对明代经营、开发、管辖东北地区的历史， 在前人的基础上作出了进一步研究，为其时的外交交涉提供了历史根据。1975年中华地图学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册（元明时期）， 是在“”前大量工作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加工而完成的。它用现代制图技术绘制，详细而明确，其明代部分反映了明代中国的政区设置和部族分布的概貌。197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明史》，是在“”前郑天挺领导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完成的点校初稿的基础上，再加整理而问世的，是明代史籍整理的一项重大成果。以上收获，从数量上讲，就10年之久来衡量，实在是太少了，但它们是在特殊条件下取得的，来之不易，实属珍贵。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仆的左部右加炎 ＠②原字为火右加良 ＠③原字为仆的左部右加契 ＠④原字为海的左部右加徵去左部 ＠⑤原字为箩去下部换移 ＠⑥原字为今中间加酉下加皿 ＠⑦原字为宁的上部下加成 ＠⑧原字为门内加言 ＠⑨原字为虫右加覃 ＠⑩原字为火右加亘 ＠(11)原字为木加炎 ＠(12)原字为木右加梁 ＠(13)原字为草的上部下加合右加刻去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