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治理范文
时间：2023-09-28 16:30:55
生态环境治理范文第1篇
0引言 塔拉滩地区位于共和盆地西南部，距海南州共和县城约3．0km。由于滩地的地表水匮乏，地下水未开发利用，塔拉滩地区居民人畜饮水及农灌水均来源于低于滩地带200余米黄河抽取，而地下蕴藏有丰富的地下水资源没有利用，生态环境却因缺水而不断恶化、土地严重沙化、草原不断退化，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已迫在眉睫，塔拉滩地区生态环境治理和改造已刻不容缓。 1地下水形成的自然条件 1．1地理位置 塔拉滩位于群山环抱的共和盆地中部黄河左岸，平面上呈东宽西窄的“葫芦”状北北西向展布，南北长约25km，东西宽约66km，面积约1．38万km2。地势上以3°～10°的坡降自北西向东南倾斜，至最低处的龙羊峡水库水面海拔高度仅为2574m。涉及共和县7个乡9个行政村、有人口21885人，有草地面积208843hm2，耕地面积662hm2，牲畜存栏25．3万头(只)。因受严重缺水条件限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铁盖乡全乡人均纯收入仅为1000元左右，受气候环境条件的影响，塔拉滩地区风沙大，生态环境恶化，环境治理用水也异常紧缺。 1．2气象及水文条件 塔拉滩地区具有日照强烈、冬寒夏凉、日温差较大、降水集中、干旱少雨、风沙大、无绝对无霜期、气温低、冷热剧变等特点。盆地多年平均气温1℃～5．2℃，多年平均降水量为310．5mm，多年平均蒸发量1751．4mm，一般风速9m/s～10m/s，最大风速12．3m/s～18．3m/s。共和盆地干旱少雨，自然条件较差，导致地表水系不甚发育，区内主要有三大水系:1)沙珠玉河发源于盆地西部的阿拉丘一带，汇水总面积5703km2，全长95km，由泉水汇集而成，自西向东注入达连海湖，沙珠玉河多年平均径流量16232×104m3。2)恰卜恰河是黄河一级支流，河流长约70km，流域面积817km2。山口处测得瞬时流量0．483m3/s，出山后2km～3km即渗入地下，转化为地下水，至上再次溢出，转为地表水，年径流量达2828．78×104m3/年，最终流入黄河。3)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北麓山区，龙羊峡坝址断面的多年平均流量为640m3/s，总径流量202×108m3/年。 1．3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 1．3．1地形地貌及地层条件 滩地由一塔拉、二塔拉、三塔拉组成，塔拉台表部地形平坦开阔，三个塔拉由北而南从低级到高级呈阶梯状排列，东西向自山区至平原区由高到低，滩地带高出黄河400余米，滩地东缘的黄河谷地形呈多级阶地，其中Ⅰ，Ⅱ，Ⅲ级阶地已被龙羊峡水库淹没。共和盆地在第四纪早～中更新世内陆沉积环境中，堆积了厚达300m～1000m的松散堆积物，下部为一套早更新统亚粘土、亚砂土、中粗砂、粉细砂地层，表部覆盖了上更新统亚砂土、亚粘土、砂砾石、中粗砂、中细砂层，为盆地第四系孔隙水的赋存运移创造了良好空间。 1．3．2地下水的形成与分布 具独立补径排水文地质系统特征的共和盆地地下水，严格受控于地质构造、地层岩性及地貌环境背景条件。滩地西部及北部的基岩山区是滩地地下水的补给区，广大滩地带富含丰富的埋藏深、分布较广的松散岩类孔隙半承压、承压水。共和西盆地是一个半封闭的盆地，南北山区是地下水的形成区，以大气降水补给为主。而山前平原和盆地中央是地下水的径流排泄区，地下水以径流为主，黄河谷地则是盆地地下水的主要排泄区。 1．3．3地下水的补径排条件 1)滩地地下水来源于滩地周边基岩山区，周边基岩山区是滩地地下水的补给区。盆地北部的青海南山和南部的河卡南山，由于山区基岩，构造、风化裂隙发育，地形陡峭，大气降水迅速汇集沟谷或渗入基岩裂隙中，减少了水分的蒸发，有利于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形成。另外山区气温低，降雪时间长达5个月，大量积雪于4月份融化，集中补给地下水，有利于地下水的形成。基岩裂隙水又以泉的形式排泄于沟谷中汇成地表径流，在出山口后大量渗入地下，形成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潜水。大气降水形成山区地表水和地下水，它们是盆地地下水的主要补给来源，因此山区是地下水的补给区，山区沟谷是盆地地下水的补给通道。 2)山前倾斜平原和盆地中央是地下水的径流区。无论是潜水、承压水或半承压水都是接受山区沟谷地下径流的补给和山区地表径流出山口后迅速入渗补给。其中盆地西部地区，山前倾斜平原地下水径流补给盆地中央带为半承压水，新哲农场以西，由于断裂及背斜的阻水作用，地下水位抬高，并形成大片沼泽、湿地，一部分地下水消耗于蒸发，另一部分地下水以泉的形式泄出地表形成泉集河，排泄于沙珠玉河中;南北山前倾斜平原地下水在山前断裂带附近形成地下跌水，补给盆地中央带地下水;沙珠玉河也从上游至下游由排泄地下水逐渐变为补给地下水;盆地东部地区，地下水主要接受西部邻区半承压水向东径流补给、沙珠玉河的侧向补给和山区地表水的渗入补给，并于恰卜恰河转弯处及黄河左岸溢出地表，分别排泄。3)黄河谷地是地下水排泄区。由于黄河深切，使共和盆地成为外泄盆地，共和西盆地上更新统含水层受黄河强烈切割影响，含水层直接，地下水在黄河Ⅰ，Ⅱ，Ⅲ，Ⅳ级阶地前缘形成阶梯状泄出带。 2地下水资源评价及开发利用前景 2．1地下水资源评价 据前人资料，利用泉水泄出量统计法，武雷村黄河左岸—沙有村一带测得恰卜恰河谷右岸泉水泄出量Q1=6．68×104m3/d，拉干峡—武雷村黄河左岸测得泉水泄出量Q2=21．58×104m3/d，二者之和即为整个塔拉滩地区地下水天然径流量的主值，Q泄=Q1+Q2=28．26×104m3/d，由于龙羊峡水库的蓄水，部分泉水溢出点成为淹没区，2008年4月～6月测得塔拉滩地区东缘黄河左岸泉水总流量为15．571×104m3/d。恰卜恰河谷右岸泉水泄出量为5650．34m3/d，占整个塔拉滩地区泉水泄出量的3．63%，一塔拉地区东缘黄河左岸测得泉水流量2．702×104m3/d，占整个塔拉滩泉水总流量的17．35%，即一塔拉地区地下水天然径流量的主值为2．702×104m3/d，二塔拉地区东缘黄河左岸测得泉水流量7．852×104m3/d，占整个塔拉滩泉水总流量的50．53%，三塔拉地区东缘黄河左岸测得泉水流量5．017×104m3/d，占整个塔拉滩泉水总流量的32．22%。塔拉滩地区地下水水化学类型为HCO3•Cl•SO4—Na•Ca型或Cl•SO4—Na•Ca型或Cl•HCO3—Na•Ca型水，呈无色、无味、无嗅，透明，矿化度小于1．0g/L，水质达到人畜饮用及工农业用水水质标准。#p#分页标题#e# 2．2地下水的开发利用前景 塔拉滩地区由于地下水位埋深较大，交通不便，主要为农牧民居住，基本上没有开采地下水，地下水处于天然状态。铁盖乡位于黄河左岸塔拉台上，塔拉台高出黄河约300m～400m，目前铁盖乡居民饮用水靠从恰卜恰河谷采用泵站提水解决，农灌用水依靠从黄河采用三级泵站提灌解决。铁盖乡全乡人均纯收入仅为1000元左右，没有能力负担高昂的水费，因此大部分费用均由政府承担，每年政府需要耗费大量的财力解决铁盖乡的人畜饮用水及灌溉用水问题。而当地的地下水位埋深200m，水位高出黄河200m，开采塔拉滩地下水资源意味着可少做200m提水的无用功，还不包括泵站在运行过程中的成本及维护费用。因此合理开采地下水资源可极大的降低取水成本、减少黄河泵站运行成本及维护费用、减轻政府的经济负担，所以塔拉滩地区地下水的开发利用已势在必行。塔拉滩地区东缘黄河左岸地下水总排泄量达15．571×104m3/d，这个排泄量可近似认为是地下水天然径流量，恰卜恰河河谷右岸地下水泄出量为5650．34m3/d，一塔拉地下水排泄量为2．7×104m3/d，二塔拉地下水排泄量为7．85×104m3/d，三塔拉地下水排泄量为5．017×104m3/d。这些地下水泄出量可近似作为允许开采量的极限值，则一塔拉地区允许开采量为2．702×104m3/d，二塔拉地区允许开采量为7．852×104m3/d，三塔拉地区允许开采量为5．017×104m3/d。目前，仅在一塔拉马汉台一带有少量机井开采地下水，开采量不足2000m3/d，其余地段地下水处于天然状态，故塔拉滩地区地下水开采潜力巨大。地下水的开采方式为机井，抽水设备为深井潜水电泵。开采井宜垂直地下水流向布置。一塔拉地下水埋深100m～150m左右，含水层岩性主要为下更新统河湖相粗砂、中细砂，布井间距1．0km～1．5km，井径325mm～377mm，井深300m～400m，单井涌水量600m3/d～2000m3/d;二塔拉地下水埋深180m～250m左右，含水层岩性主要为下更新统河湖相中砂、细砂，布井间距0．8km～1．2km，井径325mm～377mm，井深500m～700m，单井涌水量在1000m3/d～3000m3/d;三塔拉地下水埋深300m～380m左右，含水层岩性为早更新世河湖相中细砂，水位埋深大，开发利用成本较大，建议开采河卡滩地下水向三塔拉地区输水，或加大二塔拉地区的开采量向三塔拉输水。 2．3地下水开发利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 塔拉滩泉水泄出量15．571×104m3/d，黄河在龙羊峡坝址多年平均流量5529．6×104m3/d，泉水泄出量仅占河水流量的0．307%，开采塔拉滩地下水对龙羊峡水库基本上没有影响。开采塔拉滩地下水，对黄河岸边的泉水有明显的影响，对由泉水形成的小湖泊影响较大，可能存在泉水断流及小湖泊干枯现象。由于泉水及湖泊均位于龙羊峡库区的沙漠化地区，少量泉水断流及小湖泊干枯对生态环境影响不大。塔拉滩地下水的开采会造成泉水流量的减小，在泉口附近生长的植被减少或消失，形成土地沙化，但泉口植被原本就很稀少，因而土地沙化基本可忽略不计。塔拉滩地区地下水位埋深100m～300m，现有旱生植被对地下水没有依赖性，因而开采地下水对塔拉滩地区植被影响甚微，仅对泉口泄出带的植被有较大影响，从地面测绘的调查结果来看，黄河岸边泉水泄出带多为沙化严重地区，泉水泄出量的减少不会产生更严重生态环境的问题。现状条件下塔拉滩沙漠化处于扩展状态，草场退化加剧，水土流失严重。塔拉滩上现有的植被与地下水位埋深没有丝毫关系，地下水合理开采不会对现有植被造成危害，同时由于地下水的开采利用灌溉可有效的加强塔拉滩植被的生长，防止土地沙化的扩展，减少水土流失。通过对1985年～2006年的共和盆地牧草生长气象因素分析，除了气温因素对牧草的生长起着决定性作用外，降雨量对牧草的生长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水对植被的生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合理的利用地下水资源可极大的改善塔拉滩地区的生态环境。塔拉滩地区土地沙化缺水，而地下却蕴藏着丰富的地下水，水位高出黄河水100m～200m，就地开采地下水可节省大量的电力资源，同时开采地下水并加以开发利用可避免大量的水资源白白流失。综上所述，开采塔拉滩地下水资源不仅不会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而且可以节约大量生产成本，解决人畜饮水困难，可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加快塔拉滩的合理开发利用。 3塔拉滩地区生态环境现状及治理措施 3．1生态环境现状 塔拉滩总面积为2136km2，海拔2600m～3200m之间。因受缺水条件限制，土地利用率较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铁盖乡全乡人均纯收入仅为1000元左右，受气候环境条件的影响，区内风沙大，生态环境恶化，环境治理用水特别紧缺。塔拉滩地区土壤类型为栗钙土、轻壤或沙壤。土层厚度在40cm～60cm的约占60%，100cm左右的土层不足1/3，这种土壤一旦失去植被的保护，在强风的侵蚀下极易遭风蚀，造成沙漠化及水土流失。塔拉滩原生植被优势种为克氏针茅、紫花针茅、青海固沙草、岌岌草、扁穗冰草、细叶苔草等。由于气候温暖干旱，草地沙化、退化，草群的牧草种类单纯，以旱生丛生禾草克氏针茅、岌岌草、青海固沙草为优势种，伴生种有细叶苔草、针茅、赖草、早熟禾、火绒草、一裂委陵菜、多裂委陵菜等牧草。塔拉滩生态环境恶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沙漠化处于扩展状态。2)草场退化加剧。3)水土流失日趋严重。4)草原鼠害猖獗，毒杂草危害严重。 3．2生态环境治理的措施 治理的主要措施:1)治理的核心是解决水的问题，兴建水利设施，建立草原灌溉系统，实施打井取水、建池蓄水和节约用水制度，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地下水资源进行植树种草、防沙固沙治理工程建设。2)做好休牧育草工程，切实抓好草地退牧休牧育草工程。3)通过营造防护林、水土保持林、林田防护林网和实施草地围栏。4)加强退化的草场治理，培育和引进适合塔拉滩地区气候特点的耐寒、耐旱经济林木与优良牧草种植，实施人工种草、飞播种草、围栏封育等措施。5)应建立健全水资源监测系统，做到科学用水、统一管理、统一规划，提高用水效率，加强节约用水新观念，树立保护水资源思想意识，使水资源系统维持一种良性循环状态，以达到水资源永续利用的目的。#p#分页标题#e# 4结语 1)塔拉滩地区赋存有较丰富的松散岩类孔隙水。地下水的补给来源主要是西部邻区半承压水向东的径流补给以及沙珠玉河的侧向补给，其次为山区地表水的渗漏补给和南部阿让山地下水少量的侧向补给;径流区为沙珠玉河至塔拉滩东缘之间;排泄区为塔拉滩东缘黄河左岸及东北缘的恰卜恰河拐弯处，大部分以泉的形式、少部分以地下暗流的形式排泄于黄河及恰卜恰河中。塔拉滩地区赋存有较丰富的松散岩类孔隙水，含水层为第四系早更新世河湖相中细砂层，地下水类型为承压、半承压水。 2)地下水的开发利用前景广阔。据泉水泄出量调查结果:塔拉滩地区前缘地下水泄出量为15．571×104m3/d，其中恰卜恰河谷为5650．34m3/d、一塔拉地区2．7018×104m3/d、二塔拉地区7．852×104m3/d、三塔拉地区为5．017×104m3/d。各地段天然资源也可近似看作允许开采量的极限值，可以利用机井开采地下水，各地段地下水水质均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适宜人畜饮用及工农业用水。3)塔拉滩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和改造措施。塔拉滩地区存在沙漠化处于扩展迅速和土地沙化严重、草场退化加剧、水土流失日趋严重、草原鼠害猖獗、毒杂草危害严重，加强塔拉滩地区草原环境建设改造已经刻不容缓了。需加强如下几点:a．地下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进行防沙固沙治理工程建设;b．通过营造防护林、水土保持林、农田防护林网和实施草地围栏;c．加强退化的草场治理，采取人工种草植树等措施，改善共和盆地的生态环境状况。
生态环境治理范文第2篇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生态行政学逐步兴起，引起了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关注。本文以襄阳市尹集乡为例，分析了尹集目前生态环境现状，进行优势与劣势比较，最后提出了尹集生态治理的一些建议。
关键词：
生态行政生态治理
一、生态行政的定义与内涵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发展，积累下来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目前进入了一个高频发的阶段，这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十报告首次单篇描绘了生态文明，提出要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改革，这是我国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的一个改革方向。面对这样的形势，高小平教授在学术界首次提出了“生态行政管理”的概念。他认为所谓生态行政就是政府按照统筹人与自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遵循生态规律和经济社会的规律，依法行使对生态环境的管理权力，全面确立政府加强生态建设，维持生态平衡、保护生态安全的职能，并实施综合管理的行政行为。
二、尹集乡生态环境现状
1.优势
（1）交通区位。
尹集乡地处襄阳市西南，距市中心城区8公里，随着襄南大道、汉江三桥等重大市政项目的相继竣工，未来尹集乡的公路交通网络还会得到进一步提升，将在尹集乡形成四通八达的公路运输体系。便捷的交通运输体系不仅能为将来的尹集带来大量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还会为旅游业和商贸服务业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2）资源丰富。
一是土地资源、水资源丰富。尹集乡的耕地、林场、水面、山场等土地资源，其中山林面积18000亩，约占尹集总面积的24%，其中80%用于种植用材林。二是旅游资源丰富。尹集境内有许多迷人的自然、人文景观和奇异风光，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旅游业渐渐成为尹集的一大支柱产业。尹集主要的旅游景点有：岘山森林公园、黄家湾风景区、中华紫薇园等。三是文化资源优势。尹集乡环境优美，依山傍水，山清水秀，自然景观丰富，文化遗产丰富，人文景观众多。尹集乡建立于明朝末年，距今已有300年历史，其文化底蕴十分淳厚，境内拥有清凉寺、老虎洞、桃花井、岁月岛、莫家店等多处人文景观。
（3）靠近中心城区。
尹集乡距襄阳中心城区8公里，随着襄阳城市的扩大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中心城区毗邻的空间距离优势也愈发明显。
2.劣势
（1）建成区扩展受限。
整个尹集乡，东南有岘山森林公园、千弓水库，向北有黄家湾风景区，向西发展需要跨越襄荆高速，能用得土地面积极为有限。
（2）市政基础设施比较薄弱。
尹集乡的基础设施远远跟不上经济发展的要求。农业生产还在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田水利建设支撑，农村基础设施十分短缺。陆路交通是现代城市最主要的交通方式，对城市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尹集乡相关的铁路和高速公路建设现状却远远不能满足未来发展的要求。
（3）产业结构不尽合理。
传统产业比重较大，尤其是第一产业中，粮食作物仍是行业产值的主要贡献者，隶属现代农业产业的苗木花卉培育、油料等经济作物种植等产业规模仍然较小。高科技、高附加值的现代制造业在尹集还处于培育和发展阶段，现有的制造业技术含量偏低，资源耗散严重，经济效益不甚理想；产业空间布局较分散，区域发展不均衡，还没有形成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区域主导产业。第三产业发展比较落后，相关基础设施建设远不能满足未来尹集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旅游业的需求。
三、尹集乡生态环境治理的几点建议
1.水环境功能整治
一是要建立排污总量控制管理机制，全面实施排污许可制度，严把建设项目环境准入关，严格环境执法，强化各项环保制度的实施。二是加强农业生态建设，改变传统的灌溉方式，逐渐推行新的节水灌溉技术，以提高农业灌溉效率。三是推广节水器具，加强餐饮业废水集中处理，全力推进生活污水厂建设。
2.大气环境功能整治
一是应尽快建立污染物控制体系，严格控制审批燃料设施，控制区域内无大的污染源。二是改变尹集燃料结构，提高燃气普及率并在尹集逐步实施集中供气，对机动车尾气进行检测，逐步使用无铅汽油以减少尾气对尹集的污染。三是提高绿化覆盖率，充分利用绿色植物的自然特性减少空气中的灰尘和污染物的含量。
3.声环境整治
一是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分期、分批解决污染重、影响大、群众反映强烈的工业噪声污染源。噪声干扰严重的工业区必须用防护地带与居住区分开；现有居住区内高噪声级的工厂应迁出居住区，或改变生产性质，采用低噪声工艺或经过降噪处理来保证邻近住房的安静。二是强化交通管理措施，限制某些车辆通行和汽车最高时速，实行经济对策，制定噪声违章收费制度，强化违反交通规则罚款制度。三是加强尹集绿化，在主要交通干道两侧和小区周围多种植高大乔木和灌木相间的绿化隔离带，净化空气和降低交通噪音的影响。
作者：刘海棠 单位：中共襄阳市委党校
参考文献
[1]黄爱宝.生态型政府“初探”[J].行政学研究,2006(1):56-60
[2]高小平.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生态行政管理[J].中国行政管理,2004(5):45-49
生态环境治理范文第3篇
关键词：生态环境；治理模式；比较
前言：现阶段，面对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制定出多种治理模式，但是这些模式在达到某一阶段时，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阻碍。随着多元共治模式的提出，相关工作者开始进行了对不同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的分析比较，积极研究治理模式各自的优势、劣势，力求实现对单一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的突破，以达到生态环境治理的更好效果。
一、生态环境治理的政府强制模式
（一） 政府强制模式相关概述
政府强制模式是指相关政府机构采取指令的方式，直接或间接的对污染排放者进行限制的行政法律手段[1]。这种治理模式充分的发挥了政府的主体作用，以企业为作用对象，通过相关政策制度进行强制治理，使得整个治理模式具有浓重的行政色彩。
政府强制模式具有政府权力无限性、政府干预直接性、政府管理行政性三个特征。权力无限性使政府具备了代表公众治理生态环境的权力，能够切实维护公众利益，将政府变成了生态环境治理的唯一合法主体。干预的直接性体现了政府对环境治理的中央集权式的管理体制。管理的行政性则加强了经济性和法制性手段。
（二） 政府强制模式的优势
政府强制模式具有权威性。生态环境的治理涉及到政府的各个部门，需要全面、系统的规划，政府强制模式对协调各部门关系和配置资源方面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能够做到统筹全局。
政府强制模式具有突发问题的高效性。在面对突发性的生态环境问题时，政府能够快速的反应，并制定强制性政策，使负面影响得以消除。
政府强制模式对破坏环境的经济活动具有限制权力。在一些企业和个人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导致环境恶化时，利用政府强制模式也能够有效的进行制止。
（三） 政府强制模式的劣势
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受到限制。由于政绩考核等因素影响，一些下级部门不愿意将生态环境的实际情况汇报给上级，使上级政府无法掌握切实的生态情况，不能及时做出治理决策。
治理成本负担过重。现阶段生态环境恶化迅速，治理成本不断升高，治理过程中的所有人力、物力又都需要政府负责，给政府带来了严重的经济负担。
制约了其他主体作用的发挥。在治理过程中，由于政府治理的强制性，使很多其他生态环境治理祖逖难以发挥作用，降低了治理效率。
二、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
（一） 市场调控模式相关概述
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是将生态环境私有化，并通过市场对生态环境中的各类资源进行分类评价，确定稀缺程度，促使人们加强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加快技术创新，科学合理的进行资源配置，并有效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整体过程。
市场调控模式具有生态环境私有化、治理措施市场化，资源配置有限性的特征，能够明确损害责任，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实现有效的生态环境治理。
（二） 市场调控模式的优势
补足治理资金。市场调控模式能够调动大量的社会资金，在政府难以支撑治理成本时予以补足。
提高治理效率。市场调控模式的环境治理市场化特点，能够推动企业对技术的创新，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提高服务质量和治理效率。
增强节约意识。市场调控模式能够利用价格机制减少资源浪费的情况出现，促使人们积极寻找可替代资源，以达到增强节约意识，减少资源浪费的目的。
（三） 市场调控模式的劣势
市场不完备性。在市场主体运作过程中，常常会因为利益的追求和成本的缩减忽略环境问题，再加上环境改善的收益属于社会共享，投资者投资积极性受到影响，使环境治理受到了严重阻碍。
利益矛盾。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矛盾的情况，市场调控模式的主体往往会为了个人利益而忽略了环境保护，甚至使环境污染更加严重，十分不利于生态环境治理工作。
三、生态环境治理的企业自觉模式
（一）企业自觉模式相关概述
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离不开资源环境，因此企业有责任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2]。企业自觉模式就是指企业在经济活动中，自觉地考虑到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最大程度上降低其生产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主要具承诺自愿性、治理形式多样性及成果双赢性的特征。
（二）企业自觉模式的优势
减少污染源。企业成为治理主体能够大大减少“道德风险”，降低检测机构成本，并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落实。
降低治理成本。企业自觉模式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企业在治理过程中能够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自主选择有效的治理措施，减少治理成本。
弥补法律空白。由于一些客观原因，我国的公共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制定具有滞后性，企业自觉模式能够在法律规定的标准之上进行生态环境治理，弥补了法律上的空白。
（三）企业自觉模式劣势
对非自愿企业没有约束力。企业自觉模式没有法律效力，不能够强制性的要求非自愿企业参与到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中来。
重复建设现象众多。由于企业属于自愿参与治理工作，个体行为突出，缺乏整体性，十分容易出现治理设施的重复建设现象。
结论：
通过对不同治理模式的分析，可以明显看到各单一模式的优势、劣势，生态环境治理工作者应对各个模式进行融合，取长补短，不断创新，力求研究出更有效的治理方法，维护生态环境的稳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谭九生.从管制走向互动治理：我国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的反思与重构[J].湘潭大学学报，2012，9（5）：63-67.
[2] 郭秀清.构建中国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模式[J].鄱阳湖学刊，2014，6（6）：68-74.
生态环境治理范文第4篇
作者简介：李国平，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通讯作者：郭江，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矿区生态补偿。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编号：12&ZD072）。
摘要从开采企业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和政府财政支出两个角度探讨能源资源开采过程中生态环境的补偿费偏少的问题。煤炭企业每开采1 t煤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约为11.12-12.9元，最多只能补偿因煤炭资源开采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损失的1/3，资源开采企业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远远低于煤炭资源开采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的水平要求。能源资源富集区地方财政的生态环境支出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难以为当地生态环境的恢复治理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生态环境治理经费所占比重偏小，限制了生态环境治理经费的支出；另一方面，现行财税体制的不完善导致地方财政增收能力存在一定的局限，导致地方财政支出资金来源不足,造成地方财政不能满足生态环境恢复治理的要求。最后，从明确能源资源富集区生态环境补偿的原则、改革能源资源富集区生态环境补偿税费体系、增强地方财政的增收能力三个方面提出完善能源资源富集区生态环境补偿费来源渠道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能源资源；富集区；生态环境；治理；补偿费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7-0042-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7.007
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的开采，往往都是以牺牲当地的生态环境为代价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外部不经济现象。为了有效地矫正能源资源开采过程中的外部不经济现象，通常采取生态补偿的手段使这种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加大生态保护和建设力度，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生态环境补偿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任务。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实践多属于“抑损”型的生态补偿，是获益的经济系统对受损的生态环境系统的补偿［1］。恢复治理因资源开采破坏的生态环境，需要大量的生态环境补偿费作为保障。当前我国能源资源富集区的生态环境补偿费主要来自来两个途径：一是资源开采企业上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二是政府财政拨款。但是补偿费远不能满足资源开采带来的巨大生态环境破坏［2］。生态环境补偿费的不足，直接导致能源资源富集区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效果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为了进一步研究能源资源富集区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本文以榆林市作为研究对象。榆林市位于陕西省的最北部，拥有世界七大煤田之一的神府煤田，有我国陆上探明的最大整装气田，被誉为“中国的科威特”。随着能源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当地的生态环境遭受了巨大的破坏。截止到2010年，榆林市煤炭采空区达499.41 km2，每年新增70-80 km2；已塌陷118.14 km2，每年新增30-40 km2。至2007年，榆林市因煤矿采空区塌陷造成2 805户、9 585人受灾，损毁房屋4 500多间、耕地2.4万多亩、林草地65 800多亩；湖泊由煤田开发前的869个减少到79个。目前，榆林市的矿区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未达到治理的要求，其中生态补偿费不足是影响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关键因素之一。基于此，本文结合榆林市的实际情况，从开采企业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和政府财政两个角度探讨能源资源开采中的生态环境补偿费偏少的问题及对策。
1能源资源开采企业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分析1.1能源资源开采企业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
我国能源资源开采企业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主要有两类，一是生态环境治理费，二是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征收生态环境治理费属于事后行为，能源资源开采企业缴纳生态环境治理费后，政府将代替企业承担起生态环境治理的责任。征收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属于事前行为，该行为一方面能够激励企业认真履行生态环境恢复治理责任，以获得保证金的全额返还；另一方面，约束企业规避生态环境恢复治理责任的行为，使其为忽视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付出代价。虽然，生态环境治理费体现了“谁破坏、谁付费”的原则，使得能源资源开采企业为自己的生态环境破坏行为买单，但是，能源资源开采过程中产生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往往治理难度大、周期长，甚至有些破坏是不可逆转的，所以，企业上缴的生态环境治理费可能不能满足整个生态环境恢复治理过程中的费用开支。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作为生态补偿费的有效补充，能有效地激励和约束企业参与生态环境恢复治理行为。生态环境治理费和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能够从事前、事后两个阶段，有效地保证矿区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任务的完成。
根据各级政府部门的规定，榆林市煤炭开采企业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主要涉及以下名目：水土流失补偿费、煤炭矿井废水处理费、煤矸石排污费、地表塌陷补偿费、煤炭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等。具体标准见表1。
综上，榆林市每开采1 t煤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为11.12-12.9元。
李国平等：能源资源富集区生态环境治理问题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7期1.2能源资源开采中的生态环境破坏的损失水平
李国平等［3］根据煤炭开采给当矿区大气、水、土壤、植被等造成污染破坏的统计资料，以2003年为计算口径，估计出陕北地区平均每开采1 t煤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约为34.63元。茅于轼、盛洪和杨富强［4］以2005年为计算口径，估计全国开采1 t煤炭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损失约为69.47元。吴文洁和高黎红［5］从环境污染损失和生态破坏损失两个方面对榆林能源资源开采的环境代价进行估算，得出，2008年榆林地区平均每开采1 t煤炭会带来约 78元的生态环境破坏损失。
本文以2009年为计算口径，分别对李国平等、茅于轼等、吴文洁等的计算结果进行了折算，得出他们三人的估算值分别为：41.40元/t、78.52元/t、77.45元/t。需要指出的是，煤炭开采过程中的生态环境破坏状况的估计的复杂性、计量数据收集的难度和计量方法的差异，是引致以上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偏差的原因。
1.3能源资源开采企业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与生态环境破坏损失价值的比较从当前榆林市煤炭开采企业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标准来看，企业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远远小于生态环境破坏的损失价值。如果以李国平等估算的生态环境破坏
表1榆林市煤炭开采企业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
Tab.1Compensation paid by coal mining
enterprise in Yulin City
项目
Item征收标准
Collection
standards依据
Basis生态环境
治理费水土
流失
补偿费5元/t2009年实施的《陕西省煤炭石油天然气资源开采水土流失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规定，得知陕北地区征收水土流失补偿费的标准：原煤5元/t、石油30元/t、天然气0.008元/m3。矿井
废水
处理费0.42-1.2
生态环境治理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生态环境治理； 市场调控模式； 政府强制模式； 企业自觉模式； 多元共治模式
中图分类号： D9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2）04-0052-06
一、引言
回顾漫长的人类历史，生态环境问题在工业革命以前，对人类生存和文明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因为在此之前，生态环境问题的形成，主要源于环境自身的变化，如洪水、干旱、地震、海啸、台风等，所以又称为原生性生态环境问题或内源性生态环境问题；但在工业革命这一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之后，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因为这一时期的生态环境问题，如森林锐减、酸雨扩大、陆地沙化、水资源污染等问题的出现，其始作俑者为人类自己，所以又称为次生性生态环境问题或外源性生态环境问题。若忽视这一问题，其导致的直接后果将是人类文明的断送。时至今日，世界各国均已认识到该问题的严重性，并试图通过市场调控、或政府强制、或企业自觉等各种治理模式的尝试，能有效地遏制住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并使其好转。然而，在进行众多的尝试之后，无论是实践工作者还是理论研究者，均发现上述任何一种生态治理模式在运行一段时间之后，都会不同程度地陷入困境。基于此，相当比例的学者提出生态环境的多元治理模式，以期通过主体的多元化，实现治理过程的协商化、治理结果的实效化。笔者将在梳理上述几种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各自内涵和特点的基础上，对彼此之间的优缺点进行比较分析。
二、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
（一）概念
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应当通过产权界定，使公共物品私有化，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新制度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从产权、交易成本的角度研究了外部性问题，并提出著名的科斯定理，即只要交易成本为零，或者交易成本很小且收入的大小不影响交易双方的决策时，无论产权初始界定如何，私人之间通过协商、谈判可自行解决外部性问题而无需政府干预。由此可见，在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上，市场调控的目的在于通过产权的界定来减少共有物，从而尽可能减少“公地悲剧”发生的广度和深度。而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即指将生态环境这一公共物品私有化，并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不同的生态环境资源进行稀缺程度的界定，以此促使人们进行技术革新，合理开发并有效治理生态环境问题的全过程。尽管这一模式在理论上可以解决外部不经济问题，但在现实中，由于生态环境作为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使得“搭便车”现象比比皆是。[1]
（二）特征
1. 生态环境的私有性。在古典经济学看来，每个人的本性都是自私自利的，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动机，而对公共的事物则关心较少，甚至没有。哈丁的“公地的悲剧”、普遍使用的“囚犯困境”和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无一不说明在特定情况下，公共事物总是得不到应有的关怀，进而出现悲剧性的结果。所以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认为，如果将生态环境这一公共物品私有化，使其有了明确的产权界定，就会明确损害责任，实现外部性的内在化，即让生态环境副产品的社会成本转化为私人成本，而不是由社会、其他生产者或消费者分摊，从而有效抑制生态环境问题。这一特征，也是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得以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
2. 生态治理的市场性。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总是存在着矛盾的两方面。即一方面，生态环境资源总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人类对其需求却是无止境的。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其最佳状态就是缓和双方矛盾，实现生态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亦称帕累托状态。即指社会用最低成本生产人们需要的产品，在既定的投入和既定的技术条件下，使资源利用能达到最大满足水平的状态——没有使其他人境况变坏而使自己境况变好的状态。实践证明，以自然的资源配置方式和计划资源配置方式在理论上和事实上是难以实现帕累托最优配置状态的，而市场资源配置方式则是可行的。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主要是运用管理合同、BOT（即建设—运营—移交）模式、合资、TOT模式等不同市场调控形式，通过建立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实现建设与运营的产业化、市场化，从而弥补生态环境治理的资金缺口，并提高效率。
3. 资源配置的有限性。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有助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但这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不仅包括市场的完全竞争性、完善的产权制度，还包括完全信息、体现价值的市场价格体系等。事实上，有些条件往往是很难完全具备的。如一些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市场是不存在的，没有价格，并不能通过市场行为来进行交易；一些生态环境和资源的产权是不能明确界定的，像臭氧层、公海、大气等；一些生态环境和资源尽管产权可以界定，但需要更多的交易成本来维护其产权。此外，还有一些生态环境和资源价格的影响因素极为复杂，有无形与有形之分，要想合理体现其价值是非常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市场调控模式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能力是极为有限的。
（三）与其他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1. 优势。一是弥补生态环境治理的资金缺口。生态环境治理，需要建设大量的环境基础设施予以配套，但如果单纯依靠政府，是难以提供足够的建设资金，对此就易造成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污染处理不及时等问题。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可以调动大量的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生态环境的治理，弥补政府的生态环境设施建设资金不足的缺口。二是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的效率和服务。在生态环境共有的情况下，一些与生态环境治理相关的企业容易形成垄断，在进行管理和技术创新方面缺乏足够的动力，企业员工也缺乏提高生产效率的积极性，从而造成生态环境治理的效率低下，服务质量不高的局面，而市场化的结果则是效率的提升与服务质量的优化。三是促进人们节约使用最稀缺的生态环境资源。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引入了价格机制，并以此作为衡量其稀缺程度的尺度，人们必须通过购买才能使用。这就会督促人们在利用生态环境资源时，尽量避免浪费现象的发生，并引导人们努力探寻可替代的资源，从而节约使用最稀缺的生态环境资源。
2. 不足。一是市场的不完备性难以克服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负外部性问题。由于市场的不完备性，使得一些市场主体在运作环节面对各种成本与收益的选择时，往往对生态环境这一因素会有所忽略。加之环境投资者在改善环境的过程中，环境改善的全部收益并非其投资者所有，而是全社会共享，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资者的积极性。二是“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经济人”一般都秉承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道德原则来行事，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会围绕着如何获取最大限度的利益来进行思维和实践。当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矛盾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以损害社会利益为代价，不仅不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反而会造成更大层面的环境染污。三是高昂交易成本的存在影响市场调控模式的效用。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在实际运行中，由于生态环境污染的对象是多数的，如果按照上述生态环境私有性的程度，需召集所有利益相关人就相关事宜进行协商（赔偿或获得补偿）。而这种活动往往是要花钱的，这一双方讨价还价的过程就产生了交易成本，这笔费用的存在自然对该种模式的效用会产生影响。
三、生态环境治理的政府强制模式
（一）概念
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无疑给政府干预生态环境治理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这一干预主义的指引下，政府被赋予了生态环境治理的主体性和合法性，其治理功能和干预权力在人们对政府的迷信和崇拜中，被人一再鼓吹，并无限放大，进而产生了一种生态环境治理的政府强制模式。所谓政府强制模式是指在生态环境治理中，政府被视为唯一的管制主体，通过依赖其行政性、经济性、法制性等手段，规范社会各界在开发、利用生态环境资源中的行为，并强制其承担相应生态责任的总称。这种生态治理模式在初始阶段，对于解决“看不见的手”——市场所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该治理模式强调发挥政府生态职能部门的主体作用，通过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直接操控各种生态环境政策和制度，治理过程完全依赖现行政府的行政体制，从而使得整个生态环境治理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2]
（二）特征
1. 政府权力的无限性。为提高政府生态环境治理的效能，政府长期扮演着环境公共物品提供者、政社合作和政企合作的倡导者、区域合作的推行者等角色。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政府被视为利益博弈的协调者和仲裁者，是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最权威、最无私的代言人，能够代表公众的意愿和利益来行使生态环境治理权，理性地配置一切权力、资源和社会福利。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治理中存在外部性，尤其是负的外部性，这恰是市场交易无法自主实现的，而政府却能有效地解决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消费中的“搭便车”行为和供给不足等问题。对此，迈克尔·泰勒用一句话予以概括，“如果没有国家，人们就不能卓有成效地相互协作，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尤其是不能为自己提供某些特定的公共物品。”[3]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政府成为垄断生态环境治理的唯一主体，其他社会行为主体根本无法也无缘染指这一公共事务，因为它们不具有合法性，处于事实上的被“排斥”、“边缘化”状态。同时，为了不断维护和增强公共利益，人们还认为政府应尽量扩大自身介入治理生态环境问题的范围和程度。
2. 政府干预的直接性。根据斯蒂格利茨的理解，政府干预是政府以管理者的身份，通过税收、强制、处罚等一系列措施，对生态环境问题进行干预，以实现生态平衡、环境优化等政府预定的目标。政府干预的主要功能在于纠正市场失灵，解决生态环境污染的外部性问题。一般来说，政府的干预手段可分为两类，即直接性干预和间接性干预。政府直接性干预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最常用、最典型的行政管制方法是政策，它通过制定各类法律法规或排放标准来控制污染，其中不免伴随着暴力和强制；而政府间接性干预生态环境治理问题，该方法具有市场激励导向，旨在鼓励实施环保措施或减少污染的战略，而不是迫使污染者遵守某个条例。将两种方法相比较，不难发现，由于政府是社会上唯一拥有合法暴力权的主体，在生态环境治理中，政府直接性干预的行政管制方法获得了更多的重视。事实也证明，在世界大多数国家，该方式在环境政策中处于主导地位。同时，政府直接性干预的实践是依托中央集权式的管理体制，大部分环境政策制度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体制进行实施。因为中央政府是社会生态环境利益的总代表，是以强制性手段来行使国家生态环境治理权。而地方政府则是接受并执行中央政府的指令，对上级政府负责。
3. 政府管理的行政性。尽管政府可以运用行政性、经济性和法制性等各种治理手段，但在生态环境治理的政府强制模式中，政府一般采用以自身能够直接操控的手段为主，即大量使用行政性治理方式。因为在政府对生态环境的治理中，其贡献值占据了绝大部分比例。政府承担了从宏观政策的制定、微观环境质量监控、环境产品或服务提供等所有生态环境管理和治理活动。可以说，与生态环境治理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无论是制定还是执行，都深深打上了政府的烙印。其他诸如社会组织和公众即使参与了，但由于自身行为能力有限，也只能在政府的行政性命令之下进行，使其具有较强的“政府依赖性”特征。经济性和法制性等治理方式在这一模式中，只能视其为政府治理生态环境问题的辅手段。从实践来看，若要确保上述两种治理手段能正常运用，首先必须以政府大量投入为前提条件，而这往往又需要耗费较多的财政资源，无形中也给政府施加了极大的财政压力。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讲，经济性手段和法制性手段也可看作是行政性手段的一部分，是一种以收费、罚款等经济价值来进行生态环境治理的行政性管理手段。
（三）与其他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1. 优势。一是组织和协调配置各种治理资源的权威性。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是一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几乎与政府的各个组成部门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换句话说，生态环境治理是一个全局性、系统性、协调性和综合性极强的工作，只有政府才有足够的权威和能力来组织、协调配置各种治理资源。二是应急处理各类突发生态环境问题的高效性。如前文所述，次生性生态环境问题一般具有偶发性、突然性、紧急性的特征，其有效解决依托行政机构的快速反应和高压态势，需通过制定和执行强制性的生态环境政策扭转并消除其负面影响。政府强制模式的这一优势可以说是其他任何模式所无法比拟的。三是限制和引导经济人在经济活动中保护环境。经济人出于对个人利益、局部利益、眼前利益的孜孜追求，并不会主动采取措施防治生态环境的恶化，从而使得公共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因此，需要政府出面，强制采取各种措施，对污染和损害生态的其他活动加以限制。
2. 不足。一是信息不对称问题。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模式由于受政绩考核、晋升机制、税收体制等因素影响，下级政府一般不愿将生态环境治理的真实情况向上级政府反馈，从而规避了因生态环境治理不力等问题受上级政府查处的可能性，导致上级政府不能全面掌握下级政府的执行情况。二是生态环境治理成本高昂问题。由于政府强制模式是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的绝对崇拜，使得政府统包统揽了涉及生态环境治理的所有问题，其所需的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均由政府“买单”。加之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其直接后果是政府的生态环境治理成本不断攀升。各级政府捉襟见肘的财力使得该模式难以长久维系。三是制约其他生态环境治理主体能力的发挥。政府在治理生态环境问题时的强势，使得社会资源很难介入。既限制了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社会力量参与能力的发挥，也制约了这些非政府的社会治理主体的发展壮大。此外，政府在浪费大量可利用社会资源的同时，还不可避免地走了许多弯路，从而降低了政府治理的效率。
四、生态环境治理的企业自觉模式
（一）概念
尽管工业革命后产生的工矿类企业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其为企业主或股东谋求经济利益的本质也为社会集聚了大量财富与资源。随着“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一科学发展观理论的深入发展，人们不断认识到，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社会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必须解决整个社会在经济发展中生态环境资源过度消耗的问题，不断减少环境污染，使社会各活动主体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特别是企业还应充分认识到，要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活动，致力于成为对全社会负责任的企业，并以此取得消费者与全社会的认同感，从而保证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在此背景下，企业积极地、自觉地参与生态环境治理也就显得顺其自然。对于这一企业自觉性的行为，笔者估且称之为生态环境治理的企业自觉模式，即指企业为履行保护生态环境和合理使用资源的社会责任，在发展经济社会的各项活动中，自觉地考虑其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并采取相应补救措施尽量降低其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全部活动的总称。这一模式的运行，完全依赖于企业的自觉性，并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而是需要企业通过额外的努力来实现生态环境的改善，如严格自控污染的排放量，定向增加治污资金投入等。
（二）特征
1. 治理承诺的自愿性。经济增长的粗放型是人们通过高强度的作业将地球上储存的不可再生性资源开采出来，再经过生产加工和消费环节又将大量污染物和废弃物向自然界排放出去。在这里，社会各活动主体把大自然当成了天然的资源库和垃圾场，享受着无限的权利，却漠视全社会和全人类的责任。特别是企业，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尽管自身就是生态环境问题的最重要污染源，但在当前，“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声明将自觉遵守UNGC、GRI、AA1000、SA8000等规范和标准；同时，也着手制定本企业的行为规范，用来规范自身和供应商行为，并且定期反映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年度报告。”[4]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浪潮的推动下，企业逐步认识到承担生态责任的重要性，并将其付诸于实践。诚然，这种生态环境治理的企业自觉模式是值得肯定的。与此同时，我们不禁要思考，由于承担生态环境治理责任将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影响企业的短期收益，这一模式的成功实施，仅凭企业的自觉性是远远不够，还需大量外力对其施压，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仅靠政府的强制性权力所致，而是作为消费者的公众及社会组织对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视与配合。
2. 治理形式的多样性。生态环境治理的企业自觉模式，由于源于企业自身的认识，所以尽管是同一地域或同一行业，企业自觉的治理方式也不尽相同。因为对整个社会而言，没有同样的负面效应和同样的环境标准要求存在。这就使得社会的成员将按照各自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或公共机构作用发挥的不同来确定其治理的形式。具体而言，主要有如下几类：一是单边承诺，指企业自身制定生态环境治理的目标计划和所需遵循的条款，旨在加强与利益相关者（如企业、公众等）间的沟通。但为增加其计划的可信度和承诺的效力，往往会委托独立的第三方（非政府组织）进行监督或解决争议事宜。二是私下协议，指社会上的污染主体主动与污染受害者（工人、当地居民，邻近企业等）之间签订协议，以此约定污染主体应实施的环境管理计划或需安装的污染控制设备。三是谈判性协议，指企业与其所在的国家或地区内相关公共权威机构签订协议，主要涉及污染削减的目标、达成目标的时间表等，并约定在其辖区内的企业为达到约定的环境治理目标，而采取自觉性行动期间，公共权威机构不引入新的环境管制标准。四是开放性协议，指企业赞同环境管理机构提出的、与环境绩效、生产技术或环境管理标准相应的监督标准和环境条款，并主动接受其对自身执行计划情况的评价。同时，公共机构也向企业提供研发补助、技术援助和声誉（如允许使用特定的环境标识）等形式的经济激励。[2]
3. 治理结果的双赢性。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社会中的最大污染源——企业，若削减污染会增加其生产成本，导致企业产品价格的提高，人们会因此而减少产品需求，或因企业不愿提高产品价格而减少企业的利润。那么，企业为何还要自觉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甚至采取高于政府管制水平的生态环境管理措施？其动力原因不仅仅是因为认识到企业自身所应担负的生态责任。更为重要的是，企业的这一行为可以满足消费者对环保商品的需求。因为企业通过消减污染，提升了产品的环境品质，再以广告等手段向消费者传递环保产品与非环保产品（绿色产品和非绿色产品）的区别，逐步引导人们愿意为环境友好产品支付额外的费用。最后，企业通过产品环境品质的高低获得出售环保产品与一般产品的价格差，从而实现企业收益的增加。即使有些消费者不会购买价格高昂的环保产品，若在同等价格下，还是会考虑选择环保产品，这也是提高生产企业市场份额的有效手段。
（三）与其他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1. 优势。一是减少了污染的源头。在生态环境治理的企业自觉模式中，企业成为治理污染的主体，对于控制污染的问题由“要我做”向“我要做”转变，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因环境管理机构与排污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道德风险”，减少了环境监测机构的执法成本，促进了社会参与防治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等相关工作的落实。二是降低了治污成本。与政府管制相比，企业自觉性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使企业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允许企业在综合考虑各方因素的基础上，自主选择符合其特定状况的、更有效的削减污染的措施，从而达到环境目标，降低污染控制成本。三是填补了法律空白。当人们对生态环境提出更高要求时，由于在公共政策和法律法规领域存在制定周期长、论证费用大、调整不及时等客观原因，往往会出现管制或立法滞后的现象，导致很多“政策盲点”和“法律空域”的存在。企业的自觉行为，特别是当在企业层面，采取高于现有环境法律法规要求的环境标准时，在一定程度上可谓是填补了因环境立法滞后所导致的负面影响。
2. 不足。一是缺乏对非自觉性企业的约束力。如前文所述，由于生态环境治理的企业自觉模式的突出特征是“自愿”，缺乏法律效力，所以不能动用任何手段强制其他企业参与。同时，由于政府存在制定环保政策、产业发展政策、财政政策等方面的滞后性，影响了社会各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导致一些企业宁愿“搭便车”，也不愿参与这种自我约束的行为。二是缺乏对自觉性企业的评估。尽管一些企业采取了自觉性的行动，并与利益相关者签订了许多协议，但这只是君子协定，没有规定监测主体和定期报告制度等相关条款。加之缺乏相应的惩罚机制，使未达标协议方并不会认真考虑毁约后的实际影响。这不仅降低了企业自愿性承诺的可信度，还加大了对企业履约情况评估的难度。三是容易导致重复建设。企业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自觉参与，一般是个体行为，而非整体推进，这就容易出现“各自为政”的现象。即各个参与治理的企业从各自的投入成本、自身的排污量等角度出发，建设适合需要的环境治理基础设施，而并不过多考虑邻近企业的需求。从这一意义上说，企业在增加运营成本的同时，也增加了重复建设的可能性（如污水处理设施等），而这又可能会导致新一轮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五、生态环境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
（一）概念
无论是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调控模式，还是政府强制模式，或是企业自觉模式，就其三者的本质而言，都为一种单一主体的治理思路。因此，如上文所述，均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而多元共治模式则是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提出既然政府、市场、社会都可作为治理生态环境的主体，而且各自有不同的手段与机制，那么在生态环境治理中，可以将政府的权威性、高效性，市场回应性、限制性，以及企业的自愿性、多样性等各自优势充分利用，从而提供一种“多元共治”的生态环境治理新范式。因为面对生态环境的恶化，各个主体将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共同体“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续的共同收益。”[5]“多元共治”这一概念的提出，其理论基础来源于治理理论（the governance theory）。它强调的是主体的多元性，强调多个主体间面对公共事务问题时，应通过明确分工、增进合作、加强协商的过程予以解决。所以生态环境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笔者认为可以将其定义为：政府、市场、公众及社会其他主体通过充分发挥各自优势，采取分工合作协商等方式将生态环境问题予以解决的全过程。当然，多元共治模式作为补充政府强制模式、市场调控模式和企业自愿模式的不足而提出的一种生态环境治理方式也不是万能的，也存在着治理失效的可能性，如一些学者提出的在“多元共治”模式下会导致“无中心”倾向的问题。应当指出，作为一种补充而确立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绝不能将政府排除出去，它依然是这个复杂系统中最核心的主体。
（二）特征
1. 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多元共治，其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即在生产公共物品、处理公共事务和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政府已不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而是存在多个供给主体，如社会组织、公众等，这些公共和私人机构只要权力合法，均有可能成为某个领域的权力中心。因为这样既可以保持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又可以通过多种主体的参与，对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在性质相似、特征相近的前提下，形成一种竞争或准竞争的关系，从而破除传统观念中由单一主体垄断的局面。生态环境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正是希望通过各个主体间的竞争，迫使其进行自我约束，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并增强回应性。因为除了运用政府的行政手段、市场的调控手段对生态环境破坏者予以严惩或排斥外，其他自发性成立的绿色环保组织也会通过系列活动对污染物的过度排放者形成一定压力。这些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就是多元共治模式的生动体现，使生态环境治理不再步入私有化和国有化的两个极端。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多元共治模式并不是排斥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和地位，它是在承认政府强制对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的同时，希望政府将部分权力让渡给市场或其他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共同解决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
2. 治理方式的合作性。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模式的实践，得益于政府在生态环境中管理权力的简化。此处的“简化”一词并非否定政府的作用，相反是要强化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即政府在宏观调控和微观操作层面保持的公正性。同时，各主体通过建立合作、协商的伙伴关系，确立生态环境意识的认同感和共同的生态环境目标。其实质是指建立在生态环境的公共利益、市场原则和价值意识认同的基础上的合作，依赖的是合作网络的权威。这里的合作性有着自己的特征：即一是合作是过程导向的社会性行动，是有着明确方向的连续性过程；二是合作是一种共同的行动，其各主体均是独立而有个性的；三是合作者考虑的是合作行动的总体收益，而非个人期望通过合作过程能创造的收益；四是合作的行为是自主性的体现，即整个合作过程是自主性的实现；五是合作需满足道德的审查和判断，一般不涉足于求助法律；六是合作是一种社会生活，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标志。[6]
3. 治理结构的网络性。原来的生态环境治理模式，政府往往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来与上发号施令，整个治理结构是一种金字塔形，呈现出权力的高度集中、上下级之间关系的极度不平等性。而治理理论则主张政府应该主动走下“神坛”，以开放治理的体系，从而打破公私机构间的界限，将责任与权力赋予其他治理主体，并且逐渐形成一种平等协商、合作互利的伙伴关系。网络性结构的多元共治模式正是将政府组织、私营企业、公众自治组织、利益团体、社会组织等治理主体围绕着生态环境问题，通过对话、协商、讨价还价、谈判、妥协等集体性选择和行为，达成抑制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的治理目标。并建立共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纵向、横向或二者相结合的网络状结构，形成资源共享、彼此依赖、互惠合作的机制与组织结构。此外，在多元共治模式的网络结构中，不同与上述三种模式的科层结构，最关键是在于各主体间拥有共同的逻辑性结构，而并非正式的上下级权威关系；从总体上看，是一种彼此平等、相互依赖的结构，不存在命令等级和科层链条的部分，也没有科层制的形式。[7]
（三）与其他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1. 优势。一是集众所长，能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等各类治理主体的优势，多元共治既承认政府强权、市场调控、企业自觉的作用，却绝不单独依赖谁，而是主张通过综合性手段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换句话说，治理污染生态环境的主因，单靠“堵”是远远不够的，还要通过其他综合性手段来进行“疏”。二是提高效率，在明确了维护生态环境这一公共利益是各类治理主体的义务之后，下一步就是治理成本的大家分担。而这一结果不仅可以下降之前单一主体模式的治理成本，精简治理机构，避免新的浪费，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提高治理效率，使生态环境治理收到更好更优的实质性效果。三是解决跨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难题，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往往因为区域划分的问题被人为分割，在单一主体模式的治理下，往往会将难以界定的区域环境问题的治理成本转嫁给他方。而多元共治模式不仅可以建立区域政府间的协调机制和竞合意识，还可引入第三方对其达成意向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并通过一定压力使其调整、纠偏。
2. 不足。一是出现治理权利交叠的现象，由于多元共治的治理结构呈网络状，在此间所构成的“权利体系”是相互联系、相互交织的，因此极有可能造成部分治理权利交叠现象的产生。权利交叠现象并非权利的越界，只是在同一个范围内，权利主体在正常行使权利时，出现与他人的权利界限发生交叠，这种现象极易造成权利冲突。二是存在目标差异的冲突，治理主体的多元也预示着目标的多元。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政府、市场、公众、社会组织等不同的治理主体，可能存在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不同的治理目标。因为利益是各主体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根本动因，而又由于利益归属的不同，自然就会有不同治理目标之间的冲突。三是导致治理问责的困境，由于多元共治强调各主体间关系的相互依赖性，使得政社之间、公私之间的责任边界变得模糊，其结果是难以明确责任主体，最终导致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公共责任反而出现主体缺位的问题。加之生态环境问题本身就复杂多变，而法律规则的滞后性与不完善性，对问责的对象、内容、依据、程序、时间、标准、范围等也都难以作出明晰的规定。[8]
六、小结
通过对上述几种治理模式各自内涵、特征及优缺点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多元共治模式无疑是对前三种单一主体治理模式的突破。在生态环境治理的多元共治模式中，既希望政府继续发挥其主导作用，更希望市场调控的积极作用，以及公众、社会组织、企业等社会多元治理主体的优势也得以充分发挥，从而形成合力，促使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和能力的提升。但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谨慎估计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模式的意义，需研究与之相应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支撑体系是否建设完善。因为多元共治这一模式得以实践，当前最主要的推动力来自民众对政府、或市场、或社会等单一主体治理模式弊端认识的提高，来自市场调控手段的不断完善、民众参与力量和热情度的增强，来自于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力量的协同与合作。按格里·斯托克对治理概念的总结，治理出现时，权力主体应当是多元的，而多元的权力主体之间存在相互依赖关系。但就目前情形看，生态环境治理的其他主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并非相互依赖，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对政府的依附和服从。无论是市场还是社会，其能掌握与政府进行平等交换的资源并不多，很难实现与政府间的“谈判”或“协商”，只能以“请求”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求得政府的“恩赐”。既然如此，那这就有必要从辩证学思考，将政府部分治理权力让渡给市场或社会，在生态环境治理中，三者实力相当、机会平等。现有市场调控手段的不断完善与社会力量的逐渐觉醒，既是民间可自由活动空间扩大与可自由支配资源增加的结果，也是政府这一权力核心主动进行制度变革的结果；而公众、社会组织能够进一步获得合法性的“待遇”，更是有赖于政府的作为或“无为”。因此，在生态环境治理中，要通过多元共治的治理模式将各种体制内和体制外、原有的和新生的治理主体进行重塑，政府还应提供相对宽松的环境，减少对其他治理主体的制约，并培训和引导其发展壮大，以更多的协商渠道，实现生态环境的“善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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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峰，孔新峰.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启迪与警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政治学思考[J].行政管理改革，2010，（1）：68-72.
[6]黄爱宝.论府际环境治理中的协作与合作[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5）：96-99.
[7]曾正滋.环境公共治理模式下的“参与—回应”型行政体制[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09，（5）：24，28，58.
生态环境治理范文第6篇
1内蒙古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稳步协调发展
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归根到底是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人、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的关系问题。过去人们认为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是相对立的，要发展经济必须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但是近几年出现的一些污染问题、自然灾害表明，我们不能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的发展。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环境，这二者是否兼顾？内蒙古生态环境治理建设成为有计划、有步骤地提升经济质量、优化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和着力点，一方面引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发展绿色循环经济，提倡低碳环保生活，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逐渐形成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的格局，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1．1绿色循环经济理念融入到内蒙古民族产业发展绿色循环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运行模式，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实现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内蒙古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建设生态文明、建成美丽内蒙古的关键时期。在这一关乎子孙后代可持续发展梦想的关键点上，内蒙古抓住国家开展循环经济试点的有利时机，立足于资源丰富、环境容量空间广阔、资源型产业基础雄厚、水煤组合条件好等综合比较优势循环经济发展取得了初步成效。重点形成“以鄂尔多斯市为代表的企业发展、园区建设和整体推进（点———线———面）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以乌海、阿拉善为代表的”煤炭———电力———化工、煤炭———炼焦———化工、煤炭———电力———特色冶金”一体化煤炭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以霍林河为代表的“煤炭———电力———铝及铝后加工”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以包头为代表的“稀土采选———冶炼分离———新材料及应用”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以巴彦淖尔为代表的“四位一体”绿色农业发展模式通过实施一批循环经济重大项目，推广使用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新产品，能耗水平明显下降。据统计，“2001年度全区共有62个工业循环经济试点示范园区，国家及循环经济试点单位7个，自治区循环及经济试点单位55个，能源工业投资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投资的比重由49％下降到38％，非资源产业投资比重有47．5％上升到59．2％。”同时，大力发展新能源，充分发挥内蒙古风能、太阳能资源优势，以风电和太阳能产业为重点，推广风能、太阳能发电和太阳能光热利用与建筑一体化技术，研发风光储能技术，加强太阳能光热技术创新。
1．2内蒙古生态环境保护与绿化治理工作有效展开生态环境治理建设的前提是保护、合理利用和改造生态环境。因为，保护和改善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生态环境保护是内蒙古自治区为全国承担的政治责任，为内蒙古自治区子孙后代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内蒙古自治区全面贯彻落实“8337”发展理念，根据民族地区的特征，有效展开了环境绿化工程，取得了可喜的成效。
1．2．1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实现了双增长。内蒙古森林资源比较丰富，国家重要的森林基地之一。保护森林资源和扩大造林范围是生态环境治理建设的重要环节。“2002年～2011年，全国累计完成林业生态建设面积0．068亿hm2，年均建设面积66．7万hm2，约占全国的1／10。”
1．2．2荒漠化加剧的势头初步缓减。荒漠化是世界公认的生态危机，也是地球上最为常见的土地退化形式，统称叫做“地球疾病”，也有人认为是“地球癌症”。内蒙古自治区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和重要的动植物种群得到了有效保护。据统计，“内蒙古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实现了双减少。全区荒漠化土地面积0．62亿hm2，比1999年减少206．7万hm2；沙化土地面积0．415亿hm2，比1999年减少61．2万hm2，草原植被盖度提高到38．85％。”
1．2．3自然保护区建设的步伐加快。内蒙古的部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内容非常丰富，锡林郭勒草原是保护草原为主的中国第一处草原自然保护区、克什克腾草原是专门以保护鸟类为主的达里诺尔自然保护区、乌拉特草原是保护蒙古野驴的自然保护区、鄂尔多斯高原是保护珍稀野生植物保护区。统计显示，“全区确定的自然保护区185个，部级自然保护区25个，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62个。自然保护区面积1372．82万hm2，其中部级自然保护区面积409．37万hm2，增长2．5％。全区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单位141个，比上年增加28个，增长24．8％。”
1．2．4城市绿化治理工程稳步推进。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城市绿化治理建设是环境治理建设的重要环节，这不仅关系到城市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内蒙古自治区招商引资、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今，自治区实施的“8337”发展思路，更加注重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这充分表明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十精神的贯彻落实，以及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发展和治理建设的高度重视，同时显示了生态建设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课题组在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实地调查研究发现，自2011年推出名为“三山两河”的城市生态建设工程后，乌兰察布市的城市生态面貌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乌兰察布市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客观地赋予了乌兰察布市大力治理生态环境、防治荒漠化、改善生存和优化发展环境的特殊使命。因此，“要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坚持把生态环境作为生存之本、发展之基，大力实施重点生态工程项目。加快推进重点区域绿化，重点做好城乡绿化美化文章，努力打造生态城镇，生态农村牧区。”最引人注目的是乌兰察布市“三山两河”的大投入、大改造、大建设。“老虎山改造建设工程先后投入资金1．76亿元，白泉山投入资金21亿元，卧龙山治理工程，投入资金8500万元，霸王河综合治理工程投资38亿元，泉玉林水库也加大了绿化保护，已发展成了一个旅游餐饮景观区。”从这一组组资金投入的数字可以看出，以“三山两河”为重点的绿化工程，集中体现了市、区两级党委政府把生态建设放在了重要位置，把绿化环境、美化家园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来抓的气魄和智慧。人是城市的主体，城市的生态建设必须以人为本，“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不只是人们的期盼，已成为人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和享乐。
2内蒙古生态环境质量有所改善
生态环境本身就是生产力，是一个地区的核心竞争力。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环境问题的出现，常用环境质量的好坏来表示环境遭受污染的程度。据分析“2003年～2010年内蒙古自治区大尺度的环境质量仍在持续退步，但是退步速度逐渐减缓，有改善的趋势。2004～2005年度退步幅度最大，达12．29％；2005～2006年度进步幅度最大，为12．01％，2012年，全区总体生态环境质量等级为一般。与上年相比，全区及各盟市、各县域生态环境质量均无明显变化，“全区89个县域评价单元中，生态环境质量等级为优的仅有根河市1个、等级为良的21个、等级为一般的61个、等级为较差的4个、等级为差的2个”。
2．1空气质量二级良好当前，内蒙古自治区空气质量综合评价为二级良好。其中，乌海市（海勃湾区）为三级轻污染，其他城市均为二级良好。调查显示，“全区全年空气质量超标大数累计286天，其中可吸入颗粒物超标大数占92．0％，二氧化硫占11．5％，二氧化氮无日均值超标。可吸入颗粒物是影响内蒙古自治区城市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物，主要来自燃煤烟尘排放、扬尘和汽车尾气排放。”
2．2水环境治理有所改善水环境是人类生产生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场所，水环境治理是环境治理的关键环节，也是受人类实践干扰和破坏最严重的领域。水资源地区，资源的分布不均会出现“南水北调”等利用水资源不合理不合法的行为。如，工业废水和城市居民生产生活污水不合理排放、不合理处理，部分地区水资源严重被污染，再加上超载放牧使草场大面积退化，水土流失状况呈恶化趋势。但是近几年来内蒙古自治区采取有效措施，缓解了水资源的污染和被破坏。①在喝水治理方面。内蒙古自治区防治重点领域的水污染，加强废水排放权的许可和废水点源治理，地表水体质量明显改善。“2012年全区河流水质总体评价为轻度污染。72个监测断面中，I－Ⅲ类水质断面42个、IV－V类水质断面22个、劣V类水质断面8个。”，喝水水质明显改善。②在湖泊、水库方面。2012年，全区重点监测5个湖泊、3座水库（贝尔湖、达贵湖、达里诺尔湖、岱海、乌梁索海和察尔森水库、莫力庙水库、红山水库），与上年相比，莫力庙水库、红山水库水质好转，5个湖泊及察尔森水库水质均无明显变化。
2．3污染物处理初见成效
2．3．1废气污染处理。废气污染大气环境是世界最普遍最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近几年内蒙古自治区废气治理工作中，加大投入资金的力度，引进先进废气治理设备，不断创新治理模式，在“2012年底，全区重点调查工业企业有废气治理设施7395套，废气治理设施处理能力合计77655万m3／h。”
2．3．2废水污染处理。在废水污染处理方面，内蒙古自治区各级政府对城市污水处理工作高度重视，始终把改善城市环境，加快污水处理建设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的重点。“至2012年底，全区工业废水治理设施处理能力658．7万t／d，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为302．2万t／d。”这对于内蒙古中部、西部充分利用污水处理，注重水资源的再生，保护水资源，改善生态环境起到重要保障，同时对自治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2．3．3固体废物处理。在固体废物处理方面，内蒙古自治区目前应该将固体危险废物防治工作的重点放在解决危险废物的储存措施上。“2012年内蒙古自治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2．36亿t。综合利用量1．38亿t（含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综合利用率58．5％；全区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69．99万t，综合利用量41．65万t（含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综合利用率53．7％。”这就说明近几年内蒙古自治区加大对工业企业排放污染物的监管，合理处理污染物，合法规划和利用污染物的再生，取得了一定成效。
3内蒙古生态环境治理建设的政治保障体系不断完善
在生态环境治理建设的进程中，不仅需要发展生产力、改善生活的物质基础和提高认知水平、创新治理理念的精神基础，更需要制度创新和政策保障的政治基础。
3．1不断完善内蒙古生态环境治理建设的政策机制内蒙古党委、政府站在国家战略高度和内蒙古发展历史定位的视角提出“8337”发展思路，建成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作为发展定位之一，体现了内蒙古发展思路与中央“十”精神的高度一致和科学创新。同时为了更好地建设内蒙古循环经济，走绿色生态化的发展道路，内蒙古先后出台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办法》、《资源综合利用认定管理办法》、《综合利用电厂认定管理办法》、《禁止使用黏土砖意见》、《关于高耗能产品实行电耗最高限额管理的意见》、《关于建设工业循环经济示范区的指导意见》、《“十一五”资源综合利用规划》、《节能降耗污染减排“十一五”总体规划》、《主要工业产品能耗定额限额》等地方性法规和政策，为内蒙古发展循环经济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保障条件。
3．2逐步优化内蒙古生态环境治理建设的法律机制环境保护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为此，内蒙古自治区不断健全和完善现行法律法规，加强生态保护立法，建设生态重点工程。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先后制定了《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管理条例》、《内蒙古自治区基本牧场保护条例》、《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内蒙古自治区草原野生植物采集收购管理办法》、《天然林保护管理实施细则》、《珍稀林保护条例》、《森林管护经营承包管理办法》、《森林草原防火条例》、《义务植树条例》、《内蒙古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积极促进生态保护和利用的法制化。各盟市加大了生态保护执法力度，执法体系逐步健全，人为因素导致的生态破坏基本得到控制。
3．3进一步拓宽生态环境治理的社会参与机制内蒙古生态文明建设要继承和弘扬草原文化精神，大力培育和践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伦理道德观，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崇尚自然、敬畏自然、尊重自然的良好氛围。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现代各种媒体，广泛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宣传和普及活动，提高社会成员的认知水平，扩大社会成员的参与面，是促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重要体现。如，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及时报道各种与环境有关的事迹（表扬先进典型、揭露和批评违法违规行为），这对扩大公民对环境保护和治理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促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大众化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撑。总之，内蒙古生态环境治理建设虽然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效，但是还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以后要不断增加资金投入，要完善生态系统的恢复补偿机制，科学规划重点治理区域，积极推进各项生态环境治理工程，不断改善生态环境，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生态环境治理范文第7篇
生态环境保护是我们国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所需重视的问题，然而，近年来，随着京津冀地区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发展取得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愈发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京津冀地区已成为我国东部地区人与自然关系最紧张、资源环境超载矛盾最为尖锐的区域。本文从京津冀生态环境的现状出发，对其生态困局的成因进行反思，探索出京津冀地区在进行生态环境治理时所应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
京津冀;生态困局;现状;成因;方向
为使京津冀地区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适应，2015年4月出台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改善京津冀地区的生态环境，提高人们的居住环境以及对我们国家的产业布局和能源结构进行优化，转移非首都功能，实现京津冀协同治理环境一体化。
一、京津冀地区的生态困局
(一)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的发展现状
京津冀地区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由于不注重经济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自然资源被过度的使用，造成整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损害，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下降，主要体现在:京津冀地区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明显不足，京津冀地区成为了大气污染、水污染、资源环境与发展矛盾最为尖锐的地方;城镇化的发展导致地区矛盾进一步加深，京津冀地区存在明显的异地城镇化现象，主要表现在人口由河北的落后城市涌向京津地区，使京津两地的环境承载力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不合理的产业转移进一步破坏生态环境，比如，2013年出现的雾霾现象就是由于把重工业转移到河北地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不能单纯的利用产业协作发展把污染源转移，只让北京一片天空蓝，应该让京津冀区域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生态困局原因
随着京津冀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及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京津冀地区实施了一系列政策，但由于京津冀三地的污染源及环境污染情况的不同，在联合治理区域环境方面存在着很大的限制，因此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京津冀地区的生态环境，主要的原因有:
1．资源管理体制系统性的缺失，城乡分割和部门分割严重
环境、资源、生态和产业间有着不可忽视的内在联系，而仍存在依据行业、产业管理自然资源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割裂了产业、环境和资源管理之间的协调。具体而言，资源过度开发的现象较严重，不利于地区的生态保护和环境建设;资源管理与产业管理之间的协调较差同时，由于资源管理上属地管理与部门管理尚未理顺，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地方政府资源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而面对京津冀跨区域的资源管理问题，更是难上加难。
2．京津冀三地利益的不一致性导致环境的分割化治理
河北承德、张家口从西、北方向环绕京津，形成了天然的防风固沙屏障，三地在地理位置上属于完整的自然单元，一旦河北地区遭受严重的环境污染，势必会造成京津两地的环境质量下降，而如今京津冀地方政府间尚未建立起统一的协同机制时，各政府的生态治理仍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
3．环境治理具有公共性和外部性以及收益与成本的不对称性使得公众、企业、政府具有依赖性
我们国家没有对生态环境实行产权管理，它是属于公共所有的，这会造成公民对环境保护没有责任感。同时地方政府如果为治理环境投入高成本，而国家又没有相应的补偿机制去激励企业和政府，则导致收益与成本的不对称性，政府对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下降。所以，京津冀地区可以应通过实施相应的补偿机制，破除“搭便车”的思想积极地进行环境治理。
二、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治理的方向
(一)实现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绿色化
实现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绿色化首先要摒弃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经济发展方式，采用循环经济的增长理念发展京津冀地区的传统产业和提升传统产业;其次根据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及功能定位，采用政策扶持发展一批能够改善环境及提供生态服务产品的产业;最后坚决落实改善大气环境的重大工程的建设，将低碳经济、循环经济作为京津冀地区的新的增长点。
(二)利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经济政策
将其纳入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和财税、金融等宏观调控体系中。把生态环境作为一项可以交易的产品，以市场机制去定价，约束企业高耗能、低产出的发展模式，促进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利用国家的价格、补贴、税收等引导和激励政策，探索新的产品及发展模式，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节能环保产业;鼓励发展环境保险，增加治理环境污染的参与主体。
(三)对京津冀生态环境治理走法治化的道路
推动立法紧跟环境发展需要，增强环境治理的制度基础，加速推进环境重点领域的保护立法;大力推进严格执法，强化政府治理环境的主导责任，建立“绿色”政绩考核机制政府的政绩考核机制;实现环境司法公正，完善公益诉讼制度，破除地方主义的保护制度，建立环境保护的司法保障;增强公众环境保护意识，发挥公众在环境保护与监督中的作用，创新居民的消费模式。
作者：宫敬雅 段胜利 单位：河北大学政法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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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治理范文第8篇
一、指导思想
以十、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统筹抓好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相协调，开展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科学规划，明确责任，广泛宣传发动，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工作长效机制，落实各项措施，全面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工作。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政府主导、社会联动，全民参与的原则。镇政府成立生态环境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负责全镇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政府积极引导，社会各方积极响应，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与，共建和谐魅力镇，共享发展成果。
（二）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镇政府为辖区内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第一责任主体，各村委会、社区为辖区范围内第一责任主体。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各责任主体负责各属地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宣传发动、组织实施和落实。
（三）坚持正面引导与反面警示相结合的原则。在树立正面典型的同时，对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中出现消极的单位和个人予以批评和曝光。
三、组织机构
为了加强对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领导，建立环境整治长效机制，经镇领导办公会议研究，成立生态环境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成员由综管所、党政办、水利，交通、经法办、劳动保障办、各村（居）委相关人员组成。办公室下设综管所，由综管所所长邓中文担任办公室主任。
四、目标和任务
(一)农村环境综合治理
1、建立健全村级卫生文明公约，将卫生责任区落实到户。以村为单位修建垃圾池，确定专人定时清运垃圾，每月底进行一次清洁大扫除，每户房前屋后要保持整洁，公共场所由保洁员按时清扫。以村为单位每季度开展一次“卫生光荣户”评选活动，评选结果要进行公布。
2、街道所有商户、住户及驻地各单位开展“四自一包”，明确卫生责任区，门前卫生责任区保持干净清洁，各住户、单位必须对卫生责任区卫生情况承担责任；垃圾入箱，不得乱堆乱放建筑物料，街道不准张贴广告、乱拉横幅，严禁向河边、坎下倾倒垃圾，严禁奇门摊点。
3、公路沿线各行政村主干道两侧20米内，无白色污染、草垛及其它堆积物；禁止在公路上摆摊设点、乱停乱靠；主干道公路两旁行道树至公路路基边坡范围内不得放养、拴系牲畜；主干道旁要做到常年整洁、清洁。
4、完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措施，提高分散式污水设施纳管率。目前我镇文光村污水处理厂已投入运行，同心村污水处理已在建设，镇街道范围内的污水管网铺设工程已完工，并制定各村污水处理方案，逐步解决辖区内所有村（居）污水处理问题，同时，建立并完善污水治理设施运行管理长效机制；完善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截污纳管工作
(二)林区、坡地植被保护
1、封山育林区禁止进行开垦、采石、采砂、采土，杜绝采脂、割漆、剥皮、挖根、挖药及其他毁林行为，违者严肃处理。
2、25°以上坡耕地逐步进行退耕还林，鼓励在25°以下的坡耕地进行退耕还林，防治水土流失。
3、天然林保护工程范围内的天然林和坡度在46°以上的森林严禁采伐。
4、各森林防火责任单位依据森林防火应急预案，加强森林防火巡查力度，严查林区用火行为。
5、加强对病虫害和有害生物的监测，及时通报病虫害和有毒生物发生信息，采取措施做好病虫害的防治工作。
(三)沿线河道的保护
1、河道沿岸严禁从事养殖及工业生产活动，如有发现，立即取缔。严禁向河道内倾倒生活垃圾、建筑废料，禁止向河道排放污水。
2、镇域内所有沿河村（居）委务必保证河道两侧不得出现白色污染、草垛及其它堆积物；要按照“河面无漂浮物(杂草)、河中无障碍、河岸无垃圾”的要求做好保洁工作，保洁面达到100%。
3、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应符合生态环境保护和水资源开发利用规划，保障江河的合理流量和水库以及地下水的合理水位，维护生态平衡。
(四)完成棚户区改造
我镇街道内房屋陈旧，基础设施较落后，排污不畅，人居环境较差，又地处城南高速入口，因此，为改善我镇街道居民生活环境，提升城南片区形象，经县委。政府研究决定对我镇街道实施棚户区改造工程。共计改造800户。
1、棚户区改造前期房屋，土地等相关锁定工作已经完成。相关资料已经归档入卷，为后期工作开展打下基础
2、按照县委、政府部署，于2015年4月启动棚户区改造征拆工作，并抽调我镇精干力量，组织专班，全力开展征拆工作，保证在规定时间内完善征拆任务
3、按照城南棚户改造实施方案，我镇全面配合城南片区改造工作小组工作，做好人员抽调，后勤保障等相关工作，为城南棚户区改造做好保障工作
4、全面按照城南棚户区改造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800户的改造工作，完成城南片区改造，提升我镇人居环境，打造宜居、宜家、宜业的生活环境。
(五)生态环境常态化保护
1、镇域内所有新建房屋、设施，必须经由镇政府审批后方可动工。建筑材料不准占道乱堆乱放，建筑垃圾不准乱丢乱倒，以上行为一经发现立即责任停工并进行严肃处理。
2、禁止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区、自然林、重点文物保护区勘探、开发矿产资源。
3、资源开发单位不得采用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工艺或者设备。已建成的项目采用落后工艺或设备，对生态环境有严重影响和破坏的，上报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整改、停产或者关闭。对于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水源及破坏公共设施的单位和个人，一经发现，将严肃追究其责任，责令整改并赔偿损失，情节严重者，上报有关部门进行处理。
五、实施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2015年5月18日至2015年5月22日）。各村、社区要分别制定切合实际的活动计划，分级召开动员大会，对各项整治任务进行详细分解和全方位安排部署，层层落实责任；采取张贴标语、悬挂横幅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参与行动的积极性，为生态环境治理创造良好的氛围。
（二）集中整治阶段（2015年5月25日至2015年8月25日）。按照政府主导、社会联动、全民参与的原则，坚持因地制宜、先急后缓、尽力而为地逐步推进。各村、社区要加强对此项工作具体领导，集中主要精力和人力，认真进行生态环境的全面整治，确保此项工作按时按质完成。同时，镇政府将组织人员对各村工作进展情况进行定期检查、督导，及时通报工作进展情况，着重培育示范典型。
（三）检查验收阶段（2015年9月1日至2015年9月31日）。各村、社区要按照实施方案开展自查自评，镇政府对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统一组织检查，重点考核活动开展成效和长效机制建设情况，对于验收不合格的单位和个人责令限期整改。各村、驻地各单位要按照任务采取倒计时措施，做到天天有进展，处处有人管，把好质量关。
（四）巩固提高阶段（2015年10月1日至2015年11月30日）。将检查的结果予以通报，作为各村、社区2015年年度目标考核的重要依据。总结经验，摸索切合我镇实际的做法，进一步加强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引导党员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众更加积极地投入到生态环境整治工作的实践之中，推动活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六、保障措施
1、建立领导责任机制。各村、社区要站在践行县委“生态强县”的高度,切实增强做好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责任感。镇生态环境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工作人员，切实加强对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领导、协调和督促检查。各村（社区）及有关责任单位要建立完善“主要负责人负总责”工作机制。各村和有关责任单位要做到专人专管、权责到位，要制订有力措施，安排一定财力，用于各项整治项目的投入，高标准完成各项整治任务。
2、全面发动，广泛宣传。开展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是我镇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实事工程，必须从根本上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认识，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使全镇上下形成齐心协力、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要充分运用各种舆论工具，加强教育，广泛宣传，使之家喻户晓，成为全镇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广大共产党员要按照保持党员先进性的要求，积极投身到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中来。要把开展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与提高群众的文明素养结合起来，结合文明村镇以及卫生村镇的创建，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克服不文明的行为习惯和生活习俗。通过广泛宣传发动，努力营造全镇干部群众团结一致、人人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良好社会氛围。
3、落实督查，严明纪律。始终坚持专项督查和全面考核相结合，及时督促检查通报工作情况。对发现的问题要明确整改时限，认真抓好落实。要进一步完善环境卫生整治工作考核激励机制，对工作进展快、任务完成好的要给予表彰奖励；对动劲不大、效果不好的要通报批评；对那些落实不力、贻误工作，甚至影响到创卫工作总体进展的，要坚决追究责任。
生态环境治理范文第9篇
【关键词】生态环境 治理 金融支持
2016年江苏省人均GDP和综合竞争力是全国各省第一名，是中国综合发展水平最高的省份，已步入“中上等”发达国家水平。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江苏生态环境污染不断加剧。根据2015年江苏省环境状况公报统计，13个省辖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均未达到国家二级标准要求，全省省辖城市环境空气中细菌含量评价为清洁的测点比例为63.3%，而在2010年，90%以上的测点细菌和霉菌含量处于较清洁以上水平。全省废水排放总量达到了62.45亿吨，在这些废水排放中，生活污水排放达到66.6%、工业废水排放达到33.3%、垃圾废水排放占0.1%。江苏生态环境治理已经迫在眉睫，为了能更好的解决环境污染，江苏省应该加大对环境治理的金融支持。
一、江苏生态环境治理的金融支持现状
江苏省生态环境的治理是一项系统的工程，环保项目具有投入期长、收益低、资金需求量大的特点，因此必须有一个包括政策、金融等全方位、多层次的支持体系，要有稳定的资金渠道和健全的支持体系。本文主要从江苏省生态环境治理的政府支持、金融机构支持和金融市场支持三方面展开分析。
（一）政府支持
在政府方面，金融支持主要是指政府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通过运用价格补贴、税收优惠、降低贷款利率、降低污染责任保险费率等经济手段对生态环境的治理给与支持。例如，2004年，江苏省推行环保电价政策，主要是给予燃煤机组每千瓦时1.5分、1分、0.2分的脱硫、脱硝、除尘加价补贴。2008年1月1日，江苏省政府对企业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从项目取得的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从而减轻了环保企业的税收负担。2012年，江苏环境保护厅的环保部门可优先为被评为绿色等级的企业办理上市、融资等环保审核事项；优先对符合资金支持条件的申报项目安排资金支持；并向金融机构建议给环保企业优惠的贷款利率，向保险机构建议降低环境污染责任的保险费率。另外，江苏省政府还提出要加大环保资金的投入，2013年，江苏省财政节能环保支出229.18亿元，比2010年增长63.83%，年均增长17.89%。2014年，全省预算安排节能环保支出245亿元，比2013年增长17.73%。2016年，江苏省省级环保专项资金总共安排了15.83亿元，从资金的分配方式来看，安排在大气污染防治类的资金7.5亿元、安排在水污染防治类的资金3.75亿元、安排在土壤污染防治类的资金0.8亿元；专项用于补助脱硫考核项目的资金额为0.82亿元；还有实行其他方式分配的资金额有2.78亿元，其中，省级统筹专项资金达到0.69亿元。
（二）金融机构支持
金融机构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凭借其在资产定价和风险管理上的优势，进行相应的金融产品创新，并提供融资的平台和相应的金融工具。江苏省金融机构支持环境治理已经有了不少的实践探索，银行是金融机构的主要参与者，其中江苏银行和兴业银行比较活跃。2016年8月，江苏银行完成投放的新增绿色农业开发项目、太阳能项目、工业节能节水环保项目、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目、垃圾处理及污染防治项目等9笔，绿色信贷总余额12.51亿元，较年初增加5.55亿元。2007年，兴业银行南京分行发放了第一笔达到3000万元能效贷款，直至2016年10月末，该行向6700多家企业提供绿色融资高达1万亿元。坚持以国家产业和节能环保政策为导向的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分行，为助力太湖水域的整治、防止污染治理污染和当地产业升级目前已经累计投放500多亿元贷款，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近几年，农业银行常州分行因为环保问题否决贷款项目有100多个，并压缩和退出信贷规模达到20多亿元，另外配合政府关停了150多家化工、钢铁、印染等企业，这无疑有力的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而纵观农业银行全国数据，截至2016年6月末，中国农业银行绿色信贷的余额达到5751亿元，比年初增长5.89%，并高于全行法人贷款平均增速的2.63个百分点。
（三）金融市场支持
环境治理的项目具有较强的环境效益，在理论上确实能够改善整体的社会福利，但因为存在环境外部性的问题，在项目开发的初期，由于存在前期投资较大且经济效益不确定的问题，另外投资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这个时候资金往往容易成为瓶颈。而这一个瓶颈的有效解决，就需要依靠金融市场发挥调节与融资的作用，通过金融市场可扩大资金供求双方接触的机会，并迅速有效地引导资金合理流动，降低融资成本，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还有一些环境治理的企业进行上市融资，例如，主要处理废弃聚酯的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在2004年7月在深圳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
二、江苏生态环境治理金融支持存在的问题
（一）绿色金融产品匮乏
近年来金融机构纷纷发力绿色金融，陆续推出部分支持绿色发展的金融创新产品，但业界对于绿色金融的其他产品如绿色证券、绿色保险和碳金融产品的理解甚少；就江苏省而言，江苏省绿色金融产品的类型比较单一，主要都是集中于绿色信贷，并且银行是金融机构的主要参与者。因为保险、证券、债券和碳金融产品在江苏的发展较为缓慢，加之国家刚于2015年底批准绿色债券发行，时间较短，市场尚未起步，故保险、证券、债券和碳金融产品在江苏的发展较为缓慢。
（二）金融市场机制不健全
江苏省内绿色金融作为新兴的金融产品与服务，信用评级、信息披露、金融监管等相关环节衔接不顺畅，缺乏市场的监督约束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和信息披露机制。与此同时，缺乏标准化、定量化的评价指标体系，无法对项目中环境保护和治理的收益、成本、风险进行统一的衡量与审核。金融机构对绿色金融产品投融资决策不透明，造成市场信息不对称，导致价格发现机制无法在调节市场和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风险管理机制无法及时进行风险预警、风险管控。
（三）中小型环保企业融资困难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机构一般只愿意投资给有着高回报的产业或是大型企业，而江苏省的环保企业大部分还只处于中小型规模，这些企业往往都是保本微利的运行，金融机构存在贷款利率高、周期短的特点，与这类环保行业收益低、周期长的特点很难匹配。所以，银行一般都不愿意向中小型的环保企业提供贷款。另外，银行对贷款的抵押物也有着严格的限制，大多只愿意接受房产、土地使用权等固定资产作为抵押，而基础设施领域所形成的资产形态一般都表现为无房产证的泵房、划拨土地、设备间、设备资产、管网资产等，很难达到金融机构所要求的抵押条件。还有，对上市公司的审核证券监管机构也有着严格的限制，一般要求上市公司需要达到一定的标准，主要是财务标准，但中小环保企业很难达到这一标准，因为他们普遍都存在前期投资大，后期线性收益的特点。
三、加强江苏生态环境治理金融支持的对策
针对江苏生态环境治理金融支持存在的问题，江苏省应调动社会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加强环境保护力度，实现经济增长和生态文明共同进步。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一）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及业务模式
江苏省虽属于碳交易非试点省份，其碳金融发展的前期基础缺失，但全国碳市场的建设为江苏省碳金融的发展带来重大利好，增加了省内绿色金融可供选择的产品类型。所以江苏省应充分利用这一发展契机，积极参与全国碳市场建设，高效落实中央任务，提前为碳金融的发展谋篇布局，为省内的绿色发展再添助力。
（二）完善金融市场机制
江苏省需要加大对金融机构发展绿色金融的激励力度。首先，江苏省相关的监管部门应该向银行建议，为环保企业积极的提供绿色再贷款并扩大绿色信贷的规模，对绿色金融产品下的资产实行比较低的风险权重以及资本监管的要求，为处于中小规模的环保企业的融资提供较多的可能性。其次，江苏省政府部门应该安排专项的资金弥补发行绿色金融产品的银行部分贷款的利息，并鼓励开展绿色资产证券化和设立绿色产业基金，在企业发生违约事件的时候，涉及绿色金融产品可以优先受偿，这样就可降低环保企业的风险。最后，还需要建立和完善信息沟通和共享机制，尤其环保、发改委等部门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并对上市公司环保信息要进行严格的信息披露，同时需要加快绿色评级体系建设，这样可以提高金融机构对环保企业所提供的贷款的风险评估能力。
（三）为企业创造更好的信贷环境
江苏省政府应鼓励省内各类银行向环保企业提供贷款，具体实施上建议结合国家投融资体制改革，落环保项目融资的资本金制度，以吸引银行信贷资金投向环保类项目，反向也可以将更多的环保项目纳入开发银行的城市综合开发贷款项目。此外，建议省政府放开特许经营权抵押贷款，成立专门为环保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担保公司也将有效缓解环保企业的资金饥渴。
（四）拓宽环保企业投融资渠道
除了贷款以外，拓宽环保企业的投融资渠道也是对策之一。由于金融机构对该行业缺乏了解的现状，企业自身需要针对其所在领域的项目跟相应的金融机构对接，通过积极沟通，疏通融资渠道。另外，政府应支持环保企业发行公司债、中小企业集合债券、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等债券，选择江苏省内重点环境治理的城市，作为发行项目收益债券试点，重点用于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设施建设；证券监管机构应放宽对上市环保企业的审核，降低对环保企业上市的财务标准，鼓励符合条件的环保企业通过新三板、创业板、甚至主板上市融资，企业在获得资本市场资金的同时实现品牌效应的提升，可为其实现外延式扩张进入新领域、新区域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另外还可以建立绿色股票市场，通过指数和产品促进资本市场进入绿色产业，更好的投资绿色企业。
参考文献
[1]赵晖.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J].金融经济，2015，10： 91-92.
[2]叶青.京津冀新型城镇化的绿色金融支持研究[J].对外经贸，2016，04：96-98.
[3]朱世宏.节能与新能源产业金融支持研究[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2011，13（2）：1-4.
[4]陈蒙蒙.2015年江苏省环境状况公报[N].新华日报，2016-06-03.
生态环境治理范文第10篇
（一）土地资源的浪费问题
土地资源的利用问题一直是城镇化发展的关键问题，许多地区对城镇化发展的实质与内涵的理解存在着误解和偏差。单纯的以建筑设施的数量作为衡量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唯一标志，大肆的进行土地开采和建筑建设，没有对土地资源的利用进行合理规划，造成严重的土地资源浪费。同时一些地区当局没有制定提出切实可行的城镇化建设方案，使得土地建设的布局，土地的利用结构相当的不合理，大量土地的利用率低下。
（二）水资源、空气资源的污染问题
城镇化发展使得大量的人口集聚。过度集中的人口对水资源、土地资源等的要求巨大，大量人口的生产生活垃圾远超过了自然对其的消耗分解能力，而无法得到正常的分解。无法分解的垃圾对生态系统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威胁，而如今排污系统和排污技术的落后使得工业生产的废水废气、人们生产生活造成的废水，大量交通工具产生的废气等问题使得水资源、空气资源的污染进一步加剧。
二、城镇化进程中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法规不健全，欠缺执法力度
目前，我国还需在环境保护和生态维护方面加强法律建设的力度。只有健全完善的环境法律、法规，才能为我国的城镇化建设提供正确的引导，否则环境法律的漏洞就会给破坏生态的任何行为以可乘之机，必须健全环境的法律、法规。在此前提下，才能有法可依，违法必究。国家在对环保问题时，不仅要针对重点的环保区域，还考虑到一些相对较小的、现在还没有引起人们太多注意的区域，要避免立法界限不明确的问题。
（二）环境管理的力度不足，环境保护体系不完善
国家应该建立一个明确的关于城镇化环境保护和生态维护的体系，避免以往一个环境问题牵扯多个部门，各个部门要么互相推诿，要么互相掣肘，以致于管理效率低下，政府要加大环境管理的投入力度，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不能再单纯的以GDP来衡量本地区城镇化的发展程度，而不加大在环境治理的投入。依法加强对破坏环境的企业和部门的处罚力度。
（三）政府及个人的环境保护意识不足
与西方的国家相比，无论我们的国家还是我国的公民，都欠缺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因为西方的发达国家经历了传统的工业化城镇化的传统模式，亲身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巨大破坏。我国公民目前对生态环境的知识的掌握程度有限，所导致其自身的环境保护意识不足。政府环境保护意识不足则表现在对于城镇化的生态环境管理时，一般还偏重于经济的发展，对于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企业都还或多或少的存在着纵容，这就在整体上加剧了环境治理的难度。
三、城镇化进程中生态环境问题治理的对策
（一）充分发挥政府在治理生态环境问题中的主导作用
政府在治理城镇化引起的生态环境问题时，要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教育的普及，加大宣传生态环境保护对于城镇化发展和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以提高公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如果公民的环保意识普遍较高，则对于城镇化的整体发展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如果有较低的环境保护意识的公民占据社会主流，则会直接制约城镇化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政府要加强环境的法律法规立法工作，完善环境法律法规体系，以法律为根据，引导有关部门和企业治理生态环境问题。此外，政府还要树立正确的城镇化评价体系，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起来作为城镇化的评价措施。
（二）加强生态环保治理的执行能力，提高生态环保的管理水平
要贯彻和加强环境保护的执行能力，1）要保证环保资金的投入，为环境保护设备的购进，环保队伍的建设提供有力保障；2）要设立专门的城镇化发展的环境监管机构，能在解决城镇化环保问题中起到引导，保障，监督的作用，要制定关于环境保护的措施，引导企业和个人在城镇化发展中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和保护程度，保障城镇化发展中的环境治理工作正常进行，解决环境治理中出现的问题，对城镇化发展的各环节进行监督，对生态环境污染大的企业做出相应的处罚措施。此外，环境监管机构要通过学习以提高其在城镇化中生态环境治理中的管理水平。
（三）走科学、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在对待城镇化发展的问题上，我们要创新思想，摒弃传统观念的束缚，决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转变观念，事先采取措施避免或尽量减少城镇化对生态的破坏和对环境的污染。因此要坚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所谓新型城镇化道路，就奔着可持续发展的观念，高效的利用自然资源为城镇化发展服务，从总体上改善生态环境的质量，减少环境的污染；同时城镇化发展要以科学为依托，提高科技水平，大力创造和发展环境保护产业。
四、结语
在处理城镇化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问题时，要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统筹保护，转变城镇化的发展方式，确立环境优先保护的方针，打造生态型新型城镇。要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加强执法和监管力度，完善管理体系，提高公民意识等措施来减少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总之，我国必须走出一条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道路，即使不能做到零污染、零浪费、零破坏，也要把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资源的浪费尽量降到最低，以保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