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主义文学范文

时间:2023-07-25 16:26:39

生态主义文学

生态主义文学范文第1篇

一、引言 生态问题是现当代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1962年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该书的问世被认为是“现代环境主义运动开始的标志”(张艳梅,2007:1)。1993年,生态文学研究成为公认的批评学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生态文学批评的专著相继出版。英国著名的生态文学研究者乔纳森•贝特在《大地之歌》中指出:“环境已经完全变了,我们必须再次提出那个老问题: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张艳梅,2007:4)因此,生态文学旨在以文学的形式唤醒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引导人们形成内心的生态信仰。生态问题也引起了很多作家的思考和关注,并把这种危机展现在了作品中。随着工业革命在十九世纪席卷英国,许多农民和手工业者面临着很大的困境。他们中很多人没有了房子、工作,也丢掉了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生活方式。而工业化进程对自然则有着更为强大的冲击,很多原有的田园乡村被铁路、城镇所取代。哈代作为这些社会变革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把工业革命对社会带来的冲击和改变融入他的作品中。哈代的小说以他所生长生活的英格兰西南部地区为背景,富有浓重的地方色彩。在哈代的小说中,尤其是在他的“性格与环境小说”系列,对环境和自然的描述占据了很大的篇幅。而且,自然在他的小说中不是简单的人物活动的背景,更多的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在小说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中,读者可以感觉到社会文明发展对自然的破坏,对人性的忽视。哈代对工业发展、人类物质文明进步所带来的弊端表达了深刻的关注和思考,体现了他的生态主义思想。以下将从生态批评的角度,从自然、人类和动物三个方面,分析哈代的生态主义思想。 二、自然的角色 在小说中,自然环境提供了故事发展的自然背景。哈代对人物活动的周围环境进行了细致而生动的描写。比如,在小说的开始部分,哈代描绘了黑原谷的自然景观,这是苔丝的出生地,是尚未被工业革命吞噬的一块净土。在哈代眼中,黑原谷里的大气是“懒洋洋的,泛一片浓浓的蔚蓝”,远处的天际是“深重浓郁的紫兰”,一眼望去几乎到处是“绿草和树木,丰美芊绵,覆盖着高山大壑之间的这片丘陵小谷”(哈代,1993:9—10)。首先,哈代呈现给读者的是一幅美好的画面,幽静安详,却又生机勃勃。这里之所以这么静谧和美好,是因为它还未被工业化的浪潮污染,是一个人和自然和谐相融的地方。作者选择了“懒洋洋”这个词来描写这个地方的大气,而很显然,这个词大多数时间是用来形容一个人的状态的。另外,不同的颜色,“蔚蓝”,“深重浓郁的紫兰”等表达帮助读者在大脑中构建出一幅五彩缤纷、生机盎然的画面。作者对于大自然之美的喜爱反映在了这些文字里,也从反面暗示了对于工业化对自然的破坏这种现象的排斥。值得一提的是,在哈代的小说中,自然并不是简单地被角色感知的景观,它不仅仅提供了人物活动的场所,事实上,自然也以某种形式参与了人物的内心情感,因此可以把自然看做是人物之外的另一个重要角色。例如,自然界的冬去春来给了遭受生活苦难的女主人公的活力和追求新生活的动力。另外,女主人公的心理感受,也会受到周围自然景观的影响,得到回应或强化。劳伦斯认为,在哈代的小说里,存在着一个重要的背景,这个背景很关键也很生动,甚至比在这个背景下活动的人物还要重要(Lawrence,2001:503)。在小说《苔丝》中,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有着其组成的部分,各个部分都有其独特的生命和个性(Howe,1985:22)。哈下的自然环境是独立于人类意愿之外的实体。正如一些生态批评者们所认为的,自然是一个可以影响到我们,也会被我们影响的实体,如果我们一味地破坏自然,那么自然对我们的影响有可能是致命的(Barry,2002:252)。这就意味着只有人类尊重自然,才能和自然和谐共处,否则的话,如果自然被不断打扰甚至威胁,它就会反过来对人类施加影响。哈代小说中自然的独立性和重要地位反映了他积极的生态意识。在小说里,不仅有黑原谷这样的和谐画面,而且有工业化发展对自然带来的挑战和威胁,这一点集中地体现在机器耕种对人性的摧残。 三、机器对人性的摧残 在该小说里,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自然和文明发展的冲突。在维多利亚时期(1837—1901),英国在经济、工业、艺术及政治领域都发展得非常快。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高级的生产工具出现了,并且这些现代文明的产物大大就提高了劳动效率,也大范围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作为一个思维敏锐的作家,哈代看到的不仅仅是表面的繁荣,他强烈地感觉到了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最明显的一点就是随着现代化机器的出现,人类被迫和自然及土地分离。原本和自然有着紧密联系的农民和工人,和自然分离以后,一定程度上沦为了机器的奴隶。虽然现代化机器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它也使劳动本身失去了乐趣,因为机器作业要求的是劳动者一味地重复相同枯燥的动作。而在此之前,人们是用一种原始和古老的方式进行耕作,这样的劳动方式使他们和土地更为紧密。通过辛勤劳动,他们从自然力获取必要的生存的物品,人和自然保持着平衡、协调的关系。但是,现代文明的发展打破了这种平衡,原本人与自然的紧密关系失去了,人们只能服务于机器。小说中脱粒机的描写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它被称作“天不饱的大肚魔王”(哈代,1993:364),使人们“投入了一种昏昏沉沉,恍恍惚惚的境界,一双手脱离了意识的支配,只是机械地工作着”(哈代,1993:364)。除了剥夺劳动者劳动的快乐外,现代化机器也同样无视人的尊严,使人们成为工作的奴隶。以下描述司机的句子就能够让读者认识到机器生产对人们的危害有多严重。“他那份与众不同的神气和颜色简直像是个来自托斐特的生灵,偶然闯入了这个只有黄色的麦子、白色的土壤、清明的空气、却没有黑色烟雾的地区。他跟这里毫无共同之处,只是让当地的乡下人感到惊讶和惶恐”(哈代,1993:355)。很明显,机器耕作把劳动者变成了简单、枯燥的生产工具。这里的司机已经失去了作为人的身份,完全沦为发动机的奴隶。他如同一个没有生命的木乃伊,看不出任何思想和活力。从这个角色读者可以了解到现代文明的发展对人造成的伤害。另外,这个司机身上沾满了烟灰,也间接地揭示了机器对人们健康的威胁,以及对环境的污染。对于哈代来说,传统耕作被工业化所吞噬表明了一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死亡,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不是以剥削利用为基础,而是以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紧密联系为基础。对于大多数哈代同时代的人来说,他们从工业化看到的是繁荣,高效,以及财富的迅速累积,而哈代看到的却是对人性的忽略。#p#分页标题#e# 四、动物的命运 动物的悲惨命运更明显地揭示了文明和自然的冲突。哈代的生态意识也体现在了他对动物的关注。从孩童时代,哈代就展现出了对动物的喜爱(Howe,1985:6)。在小说《苔丝》中,哈代同样表达了对动物的同情,多次描写到了动物所面临的悲惨境地。收割机工作时给动物带来的恐慌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大耗子,小耗子,大野兔,小野兔,还有蛇,纷纷后撤,好像躲进了城堡,并不懂得它们的避难所也寿命有限,也不懂得毁灭正等待着它们。到了下午它们的藏身之地便会缩小到越来越可怖的程度。那时它们便只好敌友不分地挤在一起,直到连最后几码地上的直立的小麦也在那分毫不爽的收割机的牙齿之下倒下时为止,这时它们便一一被收割人的棍子和石头砸死(哈代,1993:95)。这些文字描写了作为工业化的产物之一的收割机强大的破坏力。首先,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哈代对这些无助的小动物的同情和关注。它们原本在自然环境中生存,但这种平静被现代化工具打破了。由此读者可以看到社会的进步是如何打扰,甚至威胁到了自然的和谐。另外一个类似的场景是捉老鼠。老鼠把麦垛作为最后的避难说,当麦垛逐渐被脱粒机加工完之后,老鼠在空地上四处乱跑,引起“乌烟瘴气的混乱”(哈代,1993:365)。从表面来看,是机器带来了动物的不幸遭遇。而机器只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因此,这些动物的悲惨命运反映了人类对其他物种的残忍和不负责任。生态学提倡的是物种平等和自然的和谐,很明显这种残忍态度是有悖这一生态原则的。 五、结语 从以上分析,读者可以了解到哈代对自然的态度。由于工业化的蔓延,人类和动物不得不和自然分离。对此,哈代表达了深切的思考和关注。对于物质财富的累积,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哈代没有给予肯定和赞许,因为这一切是以破坏自然的和谐和摧残人性为代价的。而他提倡的是尊重自然的独立性,保护自然界的动物,以此达到自然与人的和谐发展,并保持人类和自然的亲密关系。哈代作品中体现的生态主义观点反映了他作为作家对自然和人类前景的深深忧虑。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得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生态主义思想,通过阅读该小说,读者可以“开始想象另一种与我们现状不同的栖居于大地的方式”(张艳梅,2007:4)。

生态主义文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我的安东尼娅》;生态女权主义;自然

生态女权主义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环境保护运动与妇女解放运动相结合的产物。1962年,美国作家蕾切尔・卡森在其创造的作品《寂静的春天》中首次对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写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破坏自然是十分不道德的行为。而在1974年时,法国作家费朗索・德・埃奥博尼首次提出了生态女权主义。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生态女权主义逐渐渗入到了美国的文学界当中,生态女权主义者将人类对自然和对女性的态度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相联系,认为自然与女性是当时时代的牺牲品。生态女权者认为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统一,要与当时的父权主义相对等。所以当美国作家凯瑟写出《我的安东尼娅》时,在当时的文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被大多数人歌颂,因为凯瑟在写文章的过程中已经发现了人们对自然的态度与对女性的态度是一样的,而女性与自然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凯瑟对生态女权主义的智慧也在这篇著作中运用。

一、薇拉・凯瑟与她笔下的安东尼娅

《我的安东尼娅》以第三方视角为读者展示了安东尼娅在拓荒移民中的艰辛与自身自强不息的精神。安东尼娅年幼时家境十分窘迫,她的父亲迫于现实的压力选择用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年幼的安东尼娅在很小的时候就要帮助母亲做家务,并去镇上打工来减轻家中的经济负担。而后来不幸的婚姻、在怀孕后被人抛弃等等一系列恶劣的事件并没有让我们的女主人公丧失对生活的信心,反倒是在艰苦的环境中不断坚强,并不断战胜磨难,最终拥有了一个美好的家庭,有一个好的结局。

这是作者以自身为原型创作的小说,也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的喜爱以及对父权主义的批判,也让作者追求女性与自然能够和谐公平。

二、生态女权主义视角下《我的安东尼娅》解读

(一)主人公与自然的和谐美好

生态女权主义认为女性能够与自然、生态环境亲近才能够使大自然更加生动,而大自然的万物也会因女性的特征而生机勃勃。在《我的安东尼娅》中,对女性的描写也与自然有着很大的结合,比如女主人公的肤色就与当地土壤的颜色相同,明亮的眼睛也表达了大自然给人的生气,而散乱的头发也表达了主人公倔强的生命与大自然的野性。重要的是女主人公十分热爱大自然,她认为自己与大自然密不可分,能够与各种动物愉快的玩耍,也会像长辈照顾孩子一样照顾自然界中娇贵的植物,大自然像天生就是安东尼娅的朋友,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二)安东尼娅对女权主义的幸福追求

我们的女主人公在自己年幼的时候便失去了自己的父亲,而当时的社会是一个父权社会,女人只是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自由的意志。她们就像是一种物质资源一样供男性来抢夺。所以父亲去世后安东尼娅失去了自己独立的人格,只能够顺从家中的男性放弃读书,辛苦耕种。不同的是这样的打压没有使安东尼娅放弃自己的人格,反而在土地中安东尼娅意识到自己与男生一样,并不比男性要差。于是,她开始追求女权主义。

路途并非一帆风顺,在当时社会下,女性权利的低下让安东尼娅在很多地方遭受排挤,也在一次次失望中看清男人充满了欺骗,社会有着无尽的诱惑。她又回到了自己最热爱的大自然,辛勤劳作,一步步的坚持,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也找到了自己应有的幸福。

(三)凯瑟笔下男性的脆弱

在《我的安东尼娅》中对男性的描述有许多,比如安东尼娅的父亲,在自己的家乡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丰厚的收入,可是到达了西部的草原时,远离家乡,她们穷得只剩下一件大衣进行取暖,他们甚至没有一顿像样的食物,只能够吃腐烂的蔬菜与别人废弃的食物,最终因忍受不了而自杀。还有故事的叙述者吉姆,一开始认为自己在安东尼娅面前有着强烈的优越感,但发现自己的生活无论如何都没有安东尼娅过得充实,心中 的优越感荡然无存。凯瑟笔下的男性大多描述的十分脆弱,与坚强的安东尼娅是两种生活状态,也从另一方面表达了凯瑟生态女权主义的智慧。

二、结语

从《我的安东尼娅》中,我们很容易就能够明白作者想要表达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应该和平、和谐,而不是一味地认为女性一无是处,要从心底里认为人人平等,只有消除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对自然保持一种虔诚的心态,才能够让这个社会更加美好。这也是生态女权主义者认为的观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薇拉・凯瑟是一位具有浓重生态女权主义的作家。

参考文献:

[1]任冰.从《我的安东尼娅》看薇拉・凯瑟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J].外语研究,2014(6):94-97.

[2]李曦.基于生态女性主义视阈下对小说《我的安东尼娅》的重新审视[J].科学与财富,2016(3):487-487.

生态主义文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生态殖民主义;生态殖民文学;生物扩张;食物链;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5X(2012)06-0087-09

通过阅读相关的文学作品,笔者发现:在西方殖民扩张时期,欧洲疾病、动物和植物随欧洲殖民者流散到新欧洲,破坏了当地原有的生态系统,引起当地生态环境严重恶化,造成当地人口急剧下降,带给殖民地本土人重大灾难,在欧洲殖民者征服殖民地本土人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在时下(后)殖民文学研究中,欧洲疾病、动物、植物在西方殖民扩张中所产生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包括赛义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后殖民理论奠基人在内的后殖民理论专家和学者大都在系列人类文化命题中运思西方殖民主义经验,侧重于生命有机体中人类因素的作用,忽视文学作品描写的生命有机体中微寄生物病原体、动物、植物等非人类因素在西方殖民扩张中的重要作用。为此,本文通过相关文学文本透视其中的生态殖民主义,深入考察微寄生物病原体、动物和植物三个主要的生命有机体在西方殖民扩张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引起国内学者对生态殖民主义的关注。

在展开论述之前,须对本文中的“生态系统”、“生态殖民主义”和“生态殖民文学”三个重要概念做出明确界定。在本文中,“生态系统”主要指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具有特定功能的生命有机体或生物群落(如人类、微生物、动物、植物等)及其赖以生存的非生物环境(如土壤、岩石、阳光、空气、水分等)构成的系统。①生态系统中相辅相成的生命有机体或生物群落构成环环相扣的食物链,这些食物链又纵横交织、紧密结合成复杂的食物网,维持着某一特定区域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食物链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变化都必然牵动整个食物网,打破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历史上欧洲人的殖民扩张触动了殖民地食物链中某些环节,牵动了特定区域的食物网,引起殖民地生态系统的恶化,带给殖民地本土人灾难。本文中的“生态殖民主义”主要指欧洲微寄生物病原体(疾病)、动物、植物等非人类生命有机体随欧洲人移居遥远异国所产生的结果,如欧洲疾病导致毫无免疫力的当地人大量死亡,人口急剧下降;欧洲动物大量繁殖,贪婪地吞噬当地的植物,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系统的平衡。本文中的“生态殖民文学”则指那些描写欧洲疾病、动物和植物破坏殖民地生态系统平衡的经验和结果的文字。

此外,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彼(AlfredW·Crosby)在其《生态帝国主义:欧洲生物扩张900-1900》(EcologicalImperialism:TheBiologicalExpansionofEurope,900-1900,以下简称《生态帝国主义》)一书中,该书名又译《生态扩张主义:欧洲900-1900年的生态扩张》。杜撰“生态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来提醒世人,西方帝国主义不仅像尼日利亚后殖民文学作家钦努阿·阿契贝(ChinuaAchebe)的小说《瓦解》(ThingsFallApart)所描写的那样瓦解东方被殖民地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而且还破坏当地民族及其文化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克罗斯彼提出的“生态帝国主义”概念与本文中的“生态殖民主义”概念意义相近、关系紧密,但又有所不同。著名后殖民理论家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意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两个概念做出区分:“帝国主义”指强势宗主国统治远方他国的实践、理论和态度;“殖民主义”则是“帝国主义”的结果,即移居于遥远的他国。[1]8但赛氏区分忽略了强势西方宗主国(如欧洲列国)的疾病、动物和植物参与其征服远方他国实践活动(即生态帝国主义)这一事实。据赛义德,“移居于遥远的他国”是“殖民主义”最基本的含义,也是“帝国主义”产生的结果。其实,不仅欧洲人移居他国,而且欧洲疾病、动物和植物亦随欧洲人移居他国;再说,移居他国并不是帝国主义的唯一结果,殖民地生态系统的失衡及其带给当地人的灾难也是帝国主义产生的一个主要结果,更准确地说,是生态帝国主义的主要结果。所以,生态帝国主义侧重于实践,生态殖民主义侧重于结果。

一、欧洲疾病——隐形杀手

克罗斯彼生态帝国主义的一个主要命题是,促成欧洲殖民者成功征服新世界(即东方被殖民地国家)的主要因素是他们带到新世界的疾病。在《生态帝国主义》中,我们看到被称为“俄罗斯人”的西方入侵者于17、18世纪拓居于西伯利亚,他们将天花、麻疹、猩红热、伤寒等病原体带入西伯利亚。这些疾病在当地迅速而广泛地扩散,导致大量当地西伯利亚人死亡,人口急剧下降,环境急剧退化。[2]38可见,西方殖民者并非纯然无杂地拓居于东方被殖民地,随其同行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病原或病菌;这些病原或病菌在“新欧洲”随欧洲人扩张而扩张,形成克罗斯彼所称的“欧洲生物扩张”(BiologicalExpansionofEurope)。克罗斯彼论述的欧洲生物扩张中的三大主要因素“杂草”、“动物”和“疾病”构成“植物(杂草)草食动物欧洲人(及其微寄生物病原体)”食物链。链中末端环节上的“欧洲人”是寄主及其微寄生物的合成体。此处的“微寄生物”主要指寄生于寄主体内的病毒、病菌、真菌、病原,它们随寄主扩张而扩张。故此,我们不可抛开欧洲殖民者体内所携带的病原体而单独考察欧洲殖民者的殖民主义经验。

在一般情况下,微寄生物病原体会把没有免疫力的寄主杀死。乔万尼·薄伽丘在《十日谈》引言中描写的那场在1348-1352年间蔓延整个欧洲的黑死病(又称鼠疫)短短的数月内就吞噬了10万多佛罗伦萨居民,使昔日生气怏然、人声鼎沸、繁华美丽的佛罗伦萨城瞬间变得尸体纵横、十室九空、哀鸿遍野。[3]3-9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中的忒拜城也因瘟疫肆虐而变得人畜病死、土地荒芜。但人类这一生命有机体初次被病原体感染后,其免疫记忆对同样病原体的再次侵袭产生快速反应,体内特定细胞会直接攻击并吞没病原体细胞,同时体内抗体量迅速上升,产生一定的免疫力,抑制病原体的感染,甚至杀死病原体。所以,在一定的条件下,虐杀寄主的微寄生物病原体同时又诱发寄主产生免疫力而反被寄主杀死。后来欧洲人甚至能够生产疫苗来加强寄主对某种病毒的免疫力,正如拜伦在《唐璜》中所作:“但种牛痘苗的发明确可称得起抵消了康格利夫的榴弹的祸害;靠着从牛身上借来的新痘菌,医生倒能打发走人身上的痘病。”[4]75

第6期罗世平:生态殖民主义与生态殖民文学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受到寄主强力攻击或抵抗的微寄生物病原体的传染力急剧下降,不能随心所欲地再次享用同一寄主;此时的病原体需要寻找还未获得免疫力的新的易感寄主,转换寄主,将其寄生的适合度重新扩大到极致,以维持其生长、发育和繁衍。欧洲人的远航探险、征战侵略、殖民扩张、旅行考察、迁徙移居、商贸往来、说教传道等使欧洲人与新欧洲本土人广泛接触。如此的广泛接触为欧洲获得免疫力的旧寄主体内的微寄生物病原体寻找新的易感寄主、实现寄主转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和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机会。这样,获得某种疾病免疫力的欧洲种群(population)生态学中的种群(population)是指栖息在某一地域中同种个体组成的复合体,是在特定的时间内,由分布在同一区域的许多同种生物个体自然组成的生物系统。种群具有共同的基因库(genepool),彼此之间能够进行自然并产生出有生殖力的后代,因此,种群是种族生存的前提,是系统发展的结果。自然界中任何物种的个体都不可能单一地生存于世,生物个体必然在某一时期与同种及其他种类的许多个体联系成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群体才能生存。种群的英文“population”不仅指生活于同一区域的同种个体组成的“人口”,而且还指栖息于同一地域的同种个体组成的人养或野生的“牲口”,如马群、牛群、羊群等,故早期研究昆虫、鱼类、鸟类的生态学者又将“population”译成“虫口”、“鱼口”、“鸟口”。(来源:李振基等《生态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90页)中的寄主在其殖民扩张过程中突破旧的疾病疆界,将病原体传给毫无免疫力的新欧洲种群,从而打破了新欧洲种群原有的寄主与其体内微寄生物之间的平衡关系,造成灾难性后果。于是,带给佛罗伦萨人和忒拜城人弥天大难的黑死病之类的瘟疫突破旧欧洲疾病疆界,蔓延到新欧洲或新世界,将灾难降临到对外来疾病毫无免疫力的当地人头上,为欧洲人征服当地人充当了隐形杀手,夺去数以万计当地人的生命,使得原住居民人口锐减,斗志丧失,帝国消亡。

欧洲人携带病原体到新欧洲去征服当地人的思想意识在拜伦的诗体小说《唐璜》中已有所表露:“据说那大痘(即梅毒——笔注)之患是来自美洲,看来它也许该驾返其故乡了,据说新大陆的人口已嫌太多,那么也该轮到它使人口减少,用战争,瘟疫,饥荒,用什么都成,好叫他们领略一下文明之道;谁知道哪种祸害最削减人口——他们的真梅毒?或我们的假花柳?”[4]76众所共知,早在16世纪初,入侵美洲的欧洲士兵就将天花带入美洲,结果天花迅速在整个美洲蔓延,吞噬了半数美洲当地人口的生命。1520年,西班牙王国驻古巴总督维拉斯奎斯率军队1500人讨伐征服阿兹提克帝国的科尔特斯,但被科尔特斯率军击败收编。讨伐军中一名染有天花病的士兵把天花病从欧洲传入美洲。最初天花病出现在申泼拉镇(今墨西哥哈拉帕城一带),然后迅速蔓延到阿兹提克帝国全境,进而传遍美洲大陆,在短时期内吞噬美洲半数以上的人口的生命,很多染上天花的印第安人部落消亡灭绝。因为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美洲从没有过天花病毒,所以当地印第安人对此病毫无免疫力,也不知道如何防治。又如艾勒克·博埃默(EllekeBoehmer)在《殖民与后殖民文学》(ColonialandPostcolonialLiterature)中所言,“继16世纪初西班牙征服占领了美洲后,当地土著人就因天花、麻疹的流行而开始了所谓的‘大死亡’,这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史实。”[5]21但这个尽人皆知的史实的真正成因并非是尽人皆知的。西班牙人柯帝兹率领区区数百名随从就成功征服了统辖数百万人的阿兹提克王国的主要的、真正的原因被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H·McNeill)在其《瘟疫与人》(PlaguesandPeoples)中称为“史学家的漏网之鱼”。[6]显然,麦克尼尔以此提醒人们,史学家忽略了在这场以少胜多战争中起最关键作用的传染病。在麦克尼尔看来,促成几百西班牙人征服拥有数百万人的阿兹提克王国的真正原因不是西班牙人的科技优势、火药枪炮、,而是他们传给阿兹提克人的传染病。他在《瘟疫与人》的序言中道出这一真正的原因:“因为,就在阿兹提克人把柯帝兹及其手下逐出墨西哥城的那天晚上,天花传染病正在城中猛烈蔓延。而且,负责率队攻击西班牙人的土著将领也死于那场‘悲伤之夜’——事后,西班牙人这么称呼它。这场致命传染病所酿成的瘫痪性效果足以解释,为何阿兹提克人当时并未乘胜追击溃败的西班牙人,反而让对手有时间、有机会喘息重整,进而联合其它印地安族人来包围墨西哥城,赢得最后的胜利。”[6]毫无疑问,麦克尼尔在此道出的原因与克罗斯彼生态帝国主义的主要命题相一致,即,促成欧洲殖民者成功征服新世界的主要因素是他们带到新世界的疾病。

在克罗斯彼所描述的900-1900年生态帝国主义时期内出现的欧洲殖民者迁徙和移居类型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携带传染病原到新世界。旧世界的病原菌通常随寄主搭乘远洋航船漂洋过海,到达新世界。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哥伦布的船队到达加那利群岛,将痢疾、梅毒、花柳病等传染给岛上的关切人。例如,欧洲男子通过女关切人把当时在欧洲流行的梅毒传染给毫无免疫力的关切人,导致关切人口急剧下降、甚至灭绝。[7]122-164在17世纪末,一位德国传教士写道,“印第安人的生命力非常脆弱,西班牙人的目光或气味就足以使他们丧命。”[7]36-37虽然这位传教士的言辞过于夸张,但其所言至少说明印第安人对来自欧洲的传染病毫无抵抗力,很容易染上外来疾病而丧失生命。

在1768-1771年间,英国“奋进”号远征船船长詹姆斯·库克在其前往澳洲的划时代航行中察觉到他的船员将一种疾病带到太平洋的岛屿,并在当地迅速蔓延,他为此而深感愧疚。当“奋进”号到达塔西提岛后几天,库克写道,“我们的船只到达几天后,我们的一些人就得这种病(梅毒病——笔注),而这些在皇家‘海豚’号到来时是没有听说过的。我有理由认为(虽然不一定)是我们带来的,这一点让我丝毫轻松不起来,我所做的应该是尽我的能力阻止它的进一步蔓延……”[8]131-132库克的忧虑不是多余的,因为确实有欧洲船只将某种疾病带到太平洋岛屿,如彼德·奥顿(PeterAughton)所肯定的那样,“不能否认的是,在18世纪晚期的一段时间里,一般欧洲船只确实给太平洋的岛带来过性病。”[8]133所以,在克罗斯彼描述的“生物扩张”过程中,疾病伴随欧洲人流散而流散。

我们在达夫妮·杜穆里埃(DaphneduMaurier)的《牙买加客栈,法国人的港湾》(JamaicaInn;Frenchman’sCreek)中看到,玛丽的母亲料理的那个“农场里不久就会有人饿死。然后瘟病开始肆虐,并残杀赫尔福德附近村庄的牲口。那是一种不知名的瘟疫,根本无以治疗。瘟疫席卷一切,所向披靡,很像不当令的晚霜,新月时分悄然而至,离去时又无影无踪,只是在它的来路上留下死物一片。”[9]13-14再者,18世纪随欧洲殖民者进入美洲的天花病导致著名智利诗人弗朗西斯科·洛佩斯的妹妹月貌花容消失殆尽,于是又见洛佩斯的诗作《致患天花病的失去美丽的妹妹》。美国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小妇人》(LittleWomen)中善良无私、至善至美的贝丝不幸染上猩红热而离开人世。当代墨西哥裔美国作家亚历杭德罗·莫拉莱斯(AlejandroMorales)的代表作《布娃娃瘟疫》(TheRagDollPlagues)的第一卷描写了发生于18世纪末墨西哥的瘟疫灾害。书中主人公、西班牙王国御医团里最年轻的医生格雷高利奥·雷维尔塔斯于1788年被派往被称之为“新西班牙”的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协助新西班牙总督改善殖民地墨西哥的医疗状况。当时,墨西哥南方一种被称为“布娃娃”的瘟疫盛行,)患“布娃娃”瘟疫而死的尸体软软的,像个布娃娃,因此得名“布娃娃”瘟疫。感染上“布娃娃”瘟疫的病人的手指和脚趾肿大,数日后变红,不久骨肉化脓,四肢糜烂,病毒蔓延到躯体,致使患者死亡。短短的三个月里就吞噬了数千人的生命。据诺贝尔·戴维·库克(NobleDavidCook)估计,“1519年墨西哥中部人口高达1500万,但与欧洲人接触一个世纪后,其人口就减少到150万。”[10]4-5总之,欧洲殖民种群在接触新欧洲被殖民种群时将体内的微寄生物病原体传给了后者,使其人口锐减、民族衰退。但由于微寄生物病原体寄生于寄主体内,不易被人察觉,所以人们考察欧洲人迁徙过程时,往往关注于寄主的迁徙移居,却忽略了随之迁徙移居而流散蔓延的微寄生物病原体。

二、欧洲动物──不速之客

欧洲生物扩张的主要形式是多个不同的种群(如人口、牲口、植物,或人群、羊群、牛群、马群、鸡群等)一同迁徙移居,而非某个种群(如人口或人群)单独迁徙或移居于异国他乡,即,欧洲生物扩张通常以多个不同的种群组成的群落(community)为其迁徙移居的基本单位。生态学中所说的“群落”是指共同生活在同一区域的多个不同种群组成的集合整体。[11]194如果说种群是个体的集合体,那么群落就是种群的集合体。据此,欧洲殖民扩张是欧洲人连同欧洲动物和欧洲植物一起迁徙或移居到新欧洲殖民地的欧洲群落扩张。欧洲殖民者不仅随身带入新欧洲殖民地致人死命的疾病,而且还有意无意地带入同样对当地的生态系统造成灾难性破坏的各种动物和植物。我们不妨先考察欧洲动物在欧洲生物扩张中扮演的角色。欧洲动物在“植物(杂草)草食动物欧洲人(及其微寄生物病原体)”食物链中处于杂草与欧洲人之间的中间环节,属于第二营养级,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转化者),它一方面消费第一环节上杂草提供的食物,另一方面又生产供第三环节上的欧洲人消费的食物;或言之,它是将欧洲人不能食用消化的植物纤维物质(如青草、树叶、嫩枝等)转化为欧洲人能够食用消化的肉奶物质(如猪肉、羊肉、牛肉、鸡肉、牛奶、羊奶等)的转化者。草食动物扮演的这一角色要求它的消费量不能超过第一营养级上杂草的生产量,否则第一环节(或第一营养级)上杂草植物就会不堪重负,终止食物供应,导致食物链断裂,食物网破损,生态环境退化。

众所周知,澳大利亚在英国人来到之前并没有本地土生土长的兔子,但在英国人殖民澳大利亚初期,欧洲兔子被引进澳大利亚。1859年一个名叫波米的农民因思乡恋井,将24只野兔从英格兰带入澳大利亚以解乡愁。出乎人们预料的是,由于这些野兔在澳大利亚没有天敌,它们以其特有的杂乱迅猛繁殖,泛滥成灾。它们大量吞噬庄稼牧草、啃吃树皮嫩枝,它们在地下打洞而居,破坏土壤河堤,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系统,给当地居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在考琳·麦卡洛(ColleenMcCullough)的小说《荆棘鸟》(TheThornBirds)中,鲍勃真实地道出了兔子带给澳大利亚的灾难:“兔子的祸害比袋鼠还严重,它们吃的草比绵羊和袋鼠加在一起还多。”[12]415再看:

天干得很厉害。在梅吉的记忆中,德罗海达的草地总是能设法挺过每次干旱的。但这次就不同了。现在,草地显得斑斑驳驳,在一丛一簇的草之间露出了黑色的地面。地面上网着细密的裂纹,就像是一张张干渴的嘴。弄到这步田地是兔子的过错。她不在的四年中,它们突然在一年之中大量地繁殖了起来。尽管她认为在这之前,它们就已成为了一大祸害。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它们的数量远远超出了饱和点。到处都是兔子,它们也吃宝贵的牧草。[12]416

于是,人们把罪过归于波米,鲍勃抱怨道,“上帝惩罚思乡恋井的‘波米’吧,是他第一个把兔子从英国运来的。”[12]416小说直接表明来自英国的兔子给澳大利亚生态造成的破坏:“兔子不是澳大利亚的土产。它们被多愁善感的人们引进来,大大破坏了这个大陆的生态平衡……这里人太少,兔子太多了。”[12]416显而易见,兔炸使兔子消费量超过杂草生产的食物量,导致食物链断裂,生态失衡,造成灾难性后果。

食物链中间环节上的动物一方面摄食前一个环节上的杂草,另一方面又被后一个环节上的人食用,即牛羊吃草,人吃牛羊。彭斯在其诗歌《赶羊上山》中唱道,“把母羊赶上山岗,赶到长着野草的地方,赶到流着溪水的地方,我的好亲人。”[13]17听罢彭斯“赶羊上山,采食野草”的诗歌,就见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Galsworthy)的《福尔赛世家》(TheForsyteSaga)餐桌上的头菜羊胛肉:“羊胛肉……这道菜在福尔赛家宴会上是公认的头菜。福尔赛家不论哪一房请客都没有不备羊胛肉的。羊胛肉又有滋味,又耐咬嚼,对于‘有相当地位’的人士特别相宜。它有营养而且——好吃;恰恰是那种叫人吃了不能忘怀的东西。”[14]51可见,羊肉及其它草食动物肉(如牛肉、鸡肉、猪肉等)是欧洲人必不可少的食物。

无论在旧世界或新世界,牲口(如羊口、牛口、猪口等)在很多情况下是欧洲殖民者维持生计的主要来源,以致欧洲人口种群和动物种群通常组成群落一起生活。在杰弗里·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里《女尼的教士的故事》中的那个寡妇依靠其死去的丈夫留下的一块地、几只鸡、几头猪、几头牛和一只羊养活了自己和两个女儿,且过着相当富裕的生活。在故事中我们看到:“她(寡妇)小心栽培上帝所赐的一点东西,维持自己和两个女儿的生活。她只有三只大母猪,还有三头牛和一只名叫穆勒的羊……她喂着一只公鸡名叫腔得克立……手下管辖七个母鸡……”[15]675同样,华兹华斯诗作《最后一头羊》中的那个成年汉子靠一头母羊生小羊赚钱结婚、养活6个孩子,其诗曰:“可我呀却买了一头母羊;我把它生下的羊儿喂养,它们一头头都非常壮健;后来我结婚,富裕起来,要多少就有多少钱;我的羊已有二十头上下,而每年这数字还在增加。羊的头数一年年在增长;就凭那原先的一头母羊;……它们越多,我们家越富有……”[16]36-37鲁滨孙在孤岛上驯养当地山羊,以获取羊肉和羊奶养活自己。如鲁滨孙自己所述,“我经常考虑能不能弄到一两只小羊,繁殖出一群驯羊,等我的弹药用完的时候,供我作食料。”[17]98后来他捕到一只老公羊、一只小公羊和两只小母羊,并把它们驯养起来,实现了他养羊取食、维持生命的目的。他说,“不到一年半,我已经连大带小有了十二只山羊了;又过了两年,除了被我宰杀吃掉的几只不算,我已经有了四十三只羊了。”[17]130这也说明,欧洲人擅长驯化动物,孤岛上的鲁滨孙显然比当地土著人更擅长驯化动物。欧洲殖民者带到新欧洲并驯化的动物主要有牛、马、猪、羊、驴、鸡、猫等。鲁滨孙在荒岛上驯养山羊,建立了一个包括狗、猫、羊、鹦鹉在内的热闹家庭。[17]65-66牲口不仅被用来维持生计、赚钱致富,而且还常用来耕田犁地、载物运货。在彭斯的诗歌《老农向母马麦琪贺年》中,老农赠送礼品麦子一把给曾为其辛劳耕作的老马麦琪,并向它恭贺新年,“恭贺新禧,麦琪,请收下这点麦子喂肚皮!……拉犁你也肯出力,四马之中你走最里,你和我常在三月天气,连续八个钟头,一次耕十亩田地,一同把汗流。……你拉车也是好样,最陡的山坡也敢上;……只把脚步稍稍放长,车子就跑得顺利。”[18]131-134牲口种群的这些利用价值足以将人口种群和牲口种群紧紧地联在一起,共同生活。

欧洲人口种群和动物种群不仅组成群落一起生活,而且组成群落一同乘船漂洋过海、迁徙移居异国他乡。在驶往澳洲的“奋进”号船上,库克及其船员带有羊、鸡、猫、狗等动物。如奥顿所述,“从‘海豚’号上挑选的第五个成员就是船上的山羊,就是这只动物,以后被约翰逊冠以无上的荣誉,有以下文字为证:‘环球两次,只有这只山羊,作为神的第二侍从,神灵赐以它,以后再不用产奶。’”[8]20虽然“奋进”号“在比斯开湾时,甲板上的两条狗、几只绵羊、一只山羊和船上的猫以及装着三四打母鸡的几个大板条箱也被冲跑了,”[8]34但我们由此可见欧洲人确实带着动物同船漂洋过海、驾往异国。在《鲁滨孙飘流记》中,鲁滨孙游回到斜搁在沙滩上的遇难船上,找到一些欧洲麦子,他说,“这点麦子本来是准备用来饲养我们带到船上的一些家禽的,但家禽现在已经死了。”[17]43这说明鲁滨孙等一行在从英国出航时把一些家禽带上了船。除在海难中死去的动物外,还有一条狗、两只猫幸存下来,如鲁滨孙所述,“同时还有一件不应该忘记的事情,就是我们船上还有一条狗和两只猫,……我把两只猫都带到岸上;至于那条狗,它是在我第一次搬东西上岸的第二天自动跳下船来,泅到岸上,来找我的,后来做了我多年的忠仆。”[17]55-56这说明,由人口和牲口(或动物)不同种群组成的群落不仅共同生活在同一区域,而且还共乘同一船,如“海豚”号或“奋进”号远洋探险船,飘移到东方被殖民地。早在公元10世纪晚期,欧洲人来到格陵兰岛南部建立殖民地,他们不但在那里建造教堂、住宅,而且带来牛羊,在牧草稀疏的土地上放牧。15世纪欧洲殖民者将公羊和母羊、公牛和母牛投放到亚速尔群岛啃食青草、生殖繁衍。当1439年葡萄牙国王首次允准葡萄人在亚速尔群岛上定居时,那里已经牛羊成群了。欧洲人征服加那利群岛时,为使该岛“欧洲化”而引进了狗、山羊、猪、绵羊、马、驴、牛、骆驼、兔子、鸽子、鸡、鸭子等不同的欧洲动物种群。欧洲动物的到来使殖民地食物链中间环节“草食动物”的数量急剧增加,超量的动物抢食有限的牧草,导致大面积草地超载放牧,食物链始端环节断裂,杂草质量迅速下降,生态系统严重退化。

欧洲动物不仅掠食殖民地有限的牧草,而且参与欧洲帝国军队征服当地民族的战争,甚或亲自向土著人直接发起攻击。如“在1880年的马温战争中,跟随在66步兵团士兵后面的是役畜——大约2000匹骆驼、500头矮种马、100头骡子和350头驴子,加上100多头公牛……它们背上驮着弹药、补给品和帐篷。”[19]9-11欧洲殖民侵略军时常利用这些身强力壮的大动物攻打本土人,例如,西班牙人利用战马进攻阿兹提克人,斯堪的纳维亚人用公牛打先锋战胜了斯库利林人。无疑,作为欧洲人坐骑的马在征服殖民地土著人的战斗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欧洲小动物也直接与欧洲殖民军士兵并肩战斗,亲自攻击殖民地土著人,且立下赫赫战功,成为沉默的战斗英雄。据伊芙琳·勒·切尼,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在各个军队中,养宠物狗是很平常的……特别是大英帝国在非洲、印度和远东进行扩张时期,这种情形更是司空见惯。宠物会与它的士兵主人分享生命,分担职责……”[19]2切尼紧接着举例说,“白色短毛狗鲍比是1880年马温战争中66步兵团的宠物。另外还有混血狗耐利,公狗比利,它们同它们的主人一起战斗到最后时刻。然而当其他所有的人和动物或者被杀或者因受伤绝望地躺在那儿时,鲍比还是继续撕咬,给敌人以重创,展示了战胜所有恐惧的个人勇气。”[19]2-3显然,像鲍比这样的欧洲“英雄动物”在欧洲殖民扩张、征服土著人的战斗中发挥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三、欧洲植物──秘密武器

现让我们考察欧洲植物在欧洲生物扩张中扮演的角色。克罗斯彼在《生态帝国主义》中强调欧洲人带到新欧洲的主要植物是“杂草”。克罗斯彼所称的杂草“指的是任何在乱七八糟的土地上蔓延得很快并能竞争过其他植物的植物。”[20]156-157根据这个定义,杂草包括或好或坏、有利或有弊的植物甚或作物。从生物学角度来看,杂草是生命有机体的主要生产者,由绿色植物和具有化能合成、光合作用的细菌组成,能利用太阳能把水和二氧化碳合成为有机物,为其它生命有机体(如草食动物和人)提供食物。所以,杂草在特定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能量运转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能把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其光合作用所固定的能量以化学键能的形式储存备用、或以牧草、作物和食物的形式进入“杂草动物人”或“作物人”的食物链,环环传递,形成能量流。

由于杂草在生命有机体生产、食物制造和能量转化中所起的如此重要的作用,欧洲殖民者总会想方设法将欧洲杂草(包括作物)带入新欧洲供欧洲殖民动物和欧洲殖民者食用。据克罗斯比,杂草是这样移居的:“在移居的植物中,地中海地区的杂草无疑是头一个成功的横渡者;进行短程跳跃而到达亚速尔群岛、马德拉群岛和加那利群岛那砍掉了森林的山坡上,尔后进行长途航海到达西印度群岛和美洲热带地区。”[20]157这些被引进的杂草在无人照管的情况下长得很茂盛——确实长得顶好。[21]10,97-98面对如此茂盛的杂草,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贡柴罗感叹道,“草儿望上去多么茂盛而蓬勃!多么青葱!”[22]28-29据安德鲁·H·克拉克(AndrewH·Clark)的考察,来自旧欧洲的卷叶酸模、苦苣菜、红茎法拉里是移居美洲的先驱植物。18世纪西班牙士兵和传教士有意无意地随身携带卷叶酸模、苦苣菜、红茎法拉里、野燕麦、雀麦、黑麦草等植物来到美洲。这些植物随着西方殖民者,如士兵、传教士等,沿着海滨地区的山岭进入圣华金河和萨克拉门托河流域,[23]748-751由此向其他更广泛地区拓展。

到了19世纪中叶,很多外来杂草种类适应了新欧洲的生存条件,茂盛地生长。克罗斯比很有把握地断定,莎士比亚在悲剧《李尔王》中描写的杂草(如芹叶钩吻、荨麻等)早在莎士比亚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在北美洲的土壤里扎根了。[20]162在《暴风雨》中,如果贡柴罗当上岛上的岛王,安东尼奥肯定,“他(贡柴罗)一定要把它种满了荨麻。”[22]33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一幕第二场出现的“车前草”移居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被美洲印第安人称为“英国人的脚”,[24]24因为他们相信这种杂草长在英国殖民者踏走过的地方。鲁滨孙无意中把从欧洲带来的谷粒抖落在岛上一块岩石脚下,后来鲁滨孙说,“不料过了一个多月,我忽然看见地上抽出几根青绿的茎子……我看见那些茎子上又生出十几个穗子,完全和我们欧洲的大麦,甚至英国的大麦一模一样……尤其奇怪的是,在大麦茎子旁边,沿着岩石脚下,我又看到几根稀疏的绿茎,显然是稻茎……”[17]68这样,多种欧洲植物移居于新欧洲,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据克拉克提供的数据,在圣华金流域的外来植物占草地草本植物的63%,占林地草本植物的66%,占灌木林草本植物的54%。[23]750这一切说明,欧洲植物与欧洲的士兵、商人、传教士、探险者、拓居者、殖民官一样具有侵略性。如此“植物扩张”同样侵占大片土地,抢夺庄稼地、破坏森林,帮助欧洲殖民者征服殖民地本土人。

16世纪引入秘鲁的一种叫做特雷博尔的欧洲杂草具有很强的扩张性,侵占了很多庄稼地,埋没地里的庄稼,为扩张的欧洲动物提供优质草料。另有很强侵略性的欧洲桃树、白三叶草、禾草、小檗属植物、金丝桃、麦仙翁、雀麦、野洋蓟、荠菜、繁缕等逾百种杂草在随后的世纪里进入美洲殖民地。[20]164-166这些杂草或粘附于牲口毛皮翻山越岭、或随风飞散飘落、或随河流雨水流散,向四面八方迅速传播。据克罗斯彼,当欧洲橘子落地烂掉后,其籽儿就随河流雨水流散到各地,长成橘树林。[7]66-67这样,杂草通过成千上万的杂草籽儿和大量的球茎、根茎的片断等多种方式四处传播、繁衍蔓延。例如,野生大蒜在北美殖民地以多种不同的方式繁衍,成为当地麦农的灾星。有些杂草的籽儿轻得不到0.0001克,可以随空气的运动飞散到其它地方,如苦苣菜、蒲公英的籽儿随风飘得很远。另些杂草带粘性或带钩的籽儿则抓攀上兽毛和衣服免费旅行到新地方。还有许多杂草(如匍匐冰草)通过地面或地下根茎或长匐茎的伸展来传播,以浓密的丛簇方式向前推进,把挡路的其他植物淹没闷死。[25]686-687从英国引进的“车前草”被美洲印第安人称为“英国人的脚”,其叶子把其它植物完全遮住或挤向旁边。移居到新欧洲的杂草为移居到新欧洲的牲口提供了重要的饲料,而这些牲口又为它们的主人效劳。这样杂草对欧洲殖民者是极其重要的。

在澳大利亚,“1788年英国人有意携带多种植物到达新南威尔士寻找殖民地,到1803年3月,英国人带来的植物超过200种……其中一些植物立即就占据了当地杂草(如马齿苋)的地盘。由此可见,面对旧世界植物的侵略,澳大利亚的植物群显得何等脆弱。”CommonwealthofAustraliaHistoricalRecordsofAustralia,SeriesI,Governors’DispatchestoandFromEngland(TheLibraryCommitteeoftheCommonwealthParliament,1914-25),IV234-41.例如,扩张性很强的“白三叶草……快速前移,在气候湿润的墨尔本定居下来而‘常常破坏了其他的植被’”。[20]169“苦苣菜似乎在墨尔本及其周围的每个地方都长得很繁茂……将较无侵略性的青草完全挤出一些牧场。与西北欧气候十分相似的塔斯马尼亚对于新的杂草也很相宜,因而两耳草和拳参与开拓殖民地的人们齐步前进。”[20]169根据克罗斯彼的引介,约150种来自欧洲的植物侵占了澳大利亚的土地,扎根生长。[20]170“在加拿大,有60%较重要的农地杂草来自欧洲;在美国,500种农地杂草中有258种来自旧世界,有177种明确地是来自欧洲;在澳大利亚,适应该地生长环境的异域植物的种类总数约为800种。”[20]171欧洲杂草的引进使美洲、澳洲等殖民地的生态系统发生变化,欧洲殖民者一般在新欧洲建立符合他们要求的生态系统,这要求他们首先要解构殖民地原有的本土生态系统。结果,殖民地本土的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例如,“在新南威尔士,定居者们飞快地砍伐树木,使土生的野草暴露在烈日下,而牲畜们也飞速地啃食着土生野草和草本植物。”[20]286在每一寸土地都被树林覆盖的马德拉岛上,欧洲殖民者为耕种作物、畜牧牲口而清理树林、开辟空地。殖民者为省力、省时、省钱,竟然放火焚烧岛上树林,严重破坏了岛上原始树林的生态环境。

在本·奥克利(BenOkri)的长篇小说《饥饿之路》(TheFamishedRoad)中我们看到,非洲某国一个小镇的居民原来过着平静和谐的原始生活,但西方殖民者的到来打破了他们的平静生活,使那里的道路逐渐变宽,房屋日益增多,但本土野草越来越少,树林滥遭砍伐、森林向后退缩。在加那利群岛上,欧洲人大量种植甘蔗和生产糖,结果岛上的森林让位于蔗田,而森林的减少又导致岛上降雨量的减少,降雨量的减少直接导致岛上生态环境的恶化。被称为“外来植物”或“外来杂草”的欧洲黑莓(悬钩子属植物)在加那利群岛上迅速蔓延,严重侵蚀了岛上土地,成为当地一害。在V·S·奈保尔(Naipaul)描写的《自由国度》(InAFreeState)中,读者所见的是生态环境遭受破坏后的荒芜景象:“道路的一旁是一些小土丘,类似于长满了杂草的蚁丘。每一个峰丘都可以看出树木被砍伐过的痕迹。现在这片被废弃了的土地上一片荒芜……”[26]136

行文至此,我们看到,杂草动物欧洲人(及其微寄生物病原体)食物链随着欧洲人的殖民扩张而延伸到新欧洲,食物链交织成的食物网也随之扩展至新世界。食物链中末端环节上的欧洲人把病原体传给毫无免疫力的新欧洲本土人,使其人口锐减、甚至消亡。食物链中间环节上的欧洲动物一方面掠食新欧洲杂草,增加了绿草消费者数量,使杂草不堪重负,供不应求;一方面又将欧洲人不能食用消化的植物纤维物质(如青草、树叶、嫩枝等)转化为人能食用消化的肉奶物质,供养欧洲殖民者;另外,许多种动物还充当役畜或兵畜,加入征服土著人的战斗。食物链始端环节上的欧洲杂草在新欧洲侵占土地,埋没庄稼,破坏森林。简言之,欧洲生物扩张导致新欧洲食物链断裂、食物网破损,解构了当地原有的生态系统,并按欧洲人的要求重构新欧洲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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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主义文学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性文学

一、国际视野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是自发生成的,而有其不可缺少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土壤,这便是诞生于20世纪中后期的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哲学思潮。可以说,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生态女性主义哲学思潮作用到文学领域的结果。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承继了生态视角和女性视角。从理论准备来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生态文学批评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来源,同时,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从语言学、精神分析理论等领域汲取理论素养。

从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来看,最早提出“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的是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朗索瓦·德·埃奥博尼。1974年,她在《女性主义或死亡》中将女性观点与生态观点相结合,认为“对妇女的压迫与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天然的联系”。1978年,埃奥博尼在《生态女性主义:革命或转变?》中深入研究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许多问题,并提醒人们注意妇女在生态革命中的潜力。

20世纪80年代中期,卡林·沃伦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假设,分别为:“1、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重要的联系;2、理解这些联系的本质对于充分理解妇女和自然所遭受的压迫是十分必要的;3、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必须包含生态学的视角;4、生态问题的解决必须包含女性主义的视角。”

此后,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挑战男权中心制和男权统治的哲学和社会文化思潮,在西方传播蔓延开来,对环境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门学科产生了持续的影响。美国学者墨菲曾总结道:“在美国大学里,生态女性主义最初开始于哲学系和妇女中心的研究,它在环境系中也有一席之地。

随后,它逐渐进入到其他院系,例如与环境正义有关的犯罪学系、研究社会运动和公共政治的政治学系、关注后殖民问题的文化研究系,以及研究女性文学和环境文学的英语言文学系。”

当生态女性主义进入语言文学系,就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提供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新视角,从而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成形奠定了基础。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准备,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终于在90年代基本确立了自身的地位。

在国外论文中,“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eco—feimnistliterarycriticism)”有时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eco—feimnistcritique)”交替使用,但实际上,对这两个概念作严格的区分的话,可以发现两者有着指向范围的不同。一般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是一种泛化的理论或视野,它批评的对象涉及哲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各个领域,不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而前者即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只关注文学文本的分析评判。

尽管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经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这一概念本身至今尚无严谨统一的定义。概由其裂变自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的两股思潮而来,借鉴了二者的理论资源与批评方法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否已形成自成一体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尚无定论。近年来,各国的学者均在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体系化、学科化、理论化建设方面而积极地探索和实践着。

笔者认为,从生态女性主义到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体现了女性主义思潮自身发展的细化趋势。同时,女性主义思潮介入到文学研究的领域其二级研究范畴生态女性主义也与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广泛地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从一级研究范畴(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到二级研究范畴(生态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女性文学批评);从理论创新到具化分析的深入化;从二元交叉(生态/女性)到多元交叉研究(生态/女性/文学/创作/批评)。

无论如何,作为一种批评视角,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意识形态批评、话语批评、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都带来了诸多的新视点、新思考和新发现:“透过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棱镜来阅读文学文本并提问质疑:当读者用生态女性视角阅读时,文学文本中哪些以前忽视的要素凸现甚至变得显眼?这个视角能否使文学批评家对文本的传统要素如风格、结构、修辞和叙述,形式和内容有些新的发现?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如何加强探讨文本中不同角色的联系与差别——人类与自然之间,文化与自然之间,不同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的人之间——影响我们与自然,我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差异与联系?这一视角如何运用到课堂教学上来最根本的,我们确实需要这样做吗?那就是,文学批评——它最新的发展范式,生态批评——没有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就不能继续发展吗?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贡献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东西?”

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兴起

1、女性主义理论自身发展带来了研究视野的扩展

生态女性主义最初是搭着生态批评在中国传播的快车而进入国内学者视野的。陈晓兰在《为人类“他者”的自然——当代西方生态批评》中介绍了墨菲、凯特·苏博(katesoper)和西苏(helenecixous)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的经典理论主张。

随着女性主义本身的发展及其与生态批评的有机结合,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批评领域开始正名。2003年,韦清琦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枝奇葩》一文中从文学批评角度出发,介绍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现状与依据、方法和实践,并且提出了中西生态女性主义学术的戒规问题;不过该文章偏重于宏观理论的建构,与实践和案例的联系较为欠缺。

2004年,罗婷、谢鹏在《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中,就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何以能成为文学批评、文学中女性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文本的发掘,文学理论的建构和批评特点的概括做了较为具体的论证。

四川外国语学院的严启刚教授、南开大学的杨海燕女士则看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生态女性主义者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男性文化霸权对女性的统治的一致性,指出其共同的批判宗旨是“呼吁人类要共织生命之网,建立一个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世界”。他们在《(启蒙的辩证法)和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一文中简要地论述了几个可作生态女性分析的文本,其批评的范畴仍停留在广义批评的维度。

回顾国内学界在探讨生态、女性主义等概念与范畴时,带来了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引介和接受,现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独立的研究范畴开始得到系统的研究与关注,这种态势预示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深广的发展空间。

2、出版物的引入

由吕瑞兰翻译、科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唤起了人们的生态觉醒,为生态女性主义的亮相做了铺垫——尽管译介该书的初始目的,只是帮助“工农兵、基层干部及从事环保的科技人员了解环境科学知识,提供一本参考书”。

严格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的出版物在中国最早的现身,可追溯到1988年由张敏生和范代忠翻译、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自然女性》这一生态女性主义“里程碑式的著作”。作者苏珊·格里芬是美国早期生态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但译者当时并没有“生态女性主义”的学术自觉;因此本书只是伴随着女性主义主流涌人中国的。

1997年《寂静的春天》作为“绿色经典文库”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再版,此时“生态女性主义”的地位已然确立,编者在序言中除宣扬它的生态意义外还特别强调了作者的女性身份与立场,批判了美国男性社会对这位“环保女斗士”的诋毁与攻击。

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领域的接受可以从《寂静的春天》《自然女性》的翻译算起,之后稍有停滞,直到20世纪末才又零星地闪现于一些文学评论文章中。接受的方式大体可分为作品的翻译,批评理论的引介与前瞻,文学创作的影响;最早接受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的,有荒林、韦清琦、陈晓兰等人。

3、中国传统文化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接受

中国具备接受生态女性主义学术的“先天”文化土壤,这是因为,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饱含着朴素的生态思想与“天人”和谐思想。

古代中国很早就对天、地和人的关系进行过深入思考,产生了“阴阳”、“和合”的辩证自然观。“阴阳”和谐的有机自然观,在《周易》中得到集中表述。《周易·系辞上·传》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以天、地、人一体观为指导,《周易》强调人与自然应当和谐相处,不可违背自然规律。

中国又有“以和为贵”的传统,这里的“和”,便是体现中国古代哲人自然观与社会观精髓的“和合”文化,它关注人伦以及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例如老子认为“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孔子强调“和为贵”(《论语·学而》)。而管子、墨子、苟子等人则直接提出了“和合”的概念,管子日:“蓄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

这种强调“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与女性主义反对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生态思维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以至于叶舒宪认为,“西方生态批评对人类中心观的激进反叛也只不过是用现代的话语讲述着老子、庄子早就表达过的思想观念。

此外,文化生态女性主义所弘扬的女性关爱文化,与中国“贵柔守雌”、贤淑仁爱的女性审美观也是遥相呼应的。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来的柔善、亲和、坚韧、包容这些品质,在古往今来都极受称颂。

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

1、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及特点

考察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及其特点,势必需要审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与中国男性作家作品、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与中国女性作家作品这两个部分。

总体而言,现有的文学批评的框架中尚未搭建起足够体系化的批评范式,因此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作家对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范式建立的自觉意识。在创作实践中,自然与人的关系仍停留在简单的关系架构之上,自然往往扮演着人及其存在的陪衬。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创作还没有建立起来,发展也较为缓慢。

中国男性作家的文学创作很少被命名为纯粹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因为在现有的文学批评论和创作论的谱系中,所有作品都被已有的概念框架所类分。介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之后,使得现有的批评定位出现了含混与不稳定的特征。中国文学创作史上究竟有没有纯粹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尚待发掘与论证。

而中国的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从未被质疑是否能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或创作结成紧密的联系。但是,目前依然找不到能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观念完全涵盖文本内外意涵的案例。因此,无论是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创作,都面临着一个拓宽广度与深度,更加纯粹、更加多元等诸多完善空间。要完成从简单添加到理念重构的“变身”。

2、近年来本土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综述

笔者使用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相关关键词,对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总结得出2005年至2007年,以生态女性主义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主题的论文共计42篇,其中,述评或概论式论文为14篇,个案研究论文28篇。以生态女性主义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主题的硕士学位论文共计16篇。

通过分析本土学者进行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能够梳理出中国学者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论与批评论的接受、内化还处于比较单一、初级的阶段。现有的研究热点集中在:第一,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和相应的文学观加以工具化的利用。比如大量的文章采用的标题为“对xx作家或xx文本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自然观的解读”。这种方法属于“添加式”批评,也是一种“理念先行”式的批评。

第二,通过阐释具体文本,挖掘并提练该文本中体现出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权的思想或生态女性意识。这种研究大多采用“整合式”批评方法。虽然这种批评方法有着开阔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自身理论适用度与继续发展的效果,但是最终往往会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工具化。最受争议的表现就是这类研究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合理性、合法性往往“自我证明”、“强加确认”,而缺乏系统有力的论证。

第三,注重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自身存在独特性与发展趋向的探索。此类研究成果的标题大多直接以“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命名,但只在中外视野还是本土视阈、述评还是述论、理论建构还是文学探究等论述范畴上略有差别。

目前,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发展与完善,面临着以下难点:首先,如何深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及相关研究。其次,如何系统化、理论化地开展跨视角研究。

此外,此研究还需规避以下研究误区:第一,杜绝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神化,认识到这一理论视角并非是解决所有文学创作或批评的最佳理论。否则极易形成新的话语暴政,从而违背女性主义尊重多元的基本精神。第二,由于学界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核心概念仍未形成普遍共识,故研究者应努力避免生态女陛主义文学批评众声喧哗、各说各话的尴尬处境。第三,应警惕现有的研究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过度阐释,生硬叠加各种理论。

3、趋势与展望

综观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脉络,生态女陛主义文学批评的相关研究将在以下方面亟待突破:

第一,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以独立成篇的学术文章或硕士生毕业论文为主,缺少更为系统和全面的综论与阐述,因而,以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本体论或方法论为课题的博士论文的写作将成为填补科研空白的巨大需求。

第二,以“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为侧重点的研究,目前仍处于零散的阶段,研究数量既少也不成体系。要改变这种现状,需要更多挖掘本土文学作品的丰富内涵,需要消除对“男性作家作品不如女性作家作品贴近自然”的刻板印象,无论是面对文学史上的经典文本,还是对最新出现的创作作品进行审视,均要既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又不排斥多元视角间的对话。

生态主义文学范文第5篇

作为一种新兴批评流派,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要求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全新的解读,让人们用一种全新的角度去审视文学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它打破了传统的陈旧的文学批评模式,为西方文学批评带来了巨大的生机和活力。可以说,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充盈着强烈的环境保护意识和女性主体意识,在这种自然和女性的眼光下,传统的文化、文艺观、价值观以及批评尺度等受到质疑,文学作品将面临重新定位和评价。

二、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特点

(一)理论渊源与现实基础

生态女性主义作为生态思潮和女性思潮的组成部分,并非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之上的。其理论基础在于生态女性主义是环境主义与女性主义相结合的产物。生态理论的进步及女性主体意识是其发展的理论源泉。生态女性主义在继承传统的理论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为文学批评及其他文化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女性主义者投身生态环保运动并对环境问题的思考是生态女性主义产生的而现实基础。上个世纪60年代初,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尔森发表了作品《寂静的春天》,这部作品毫无保留地揭示了农药的广泛使用引发的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的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从而唤醒了美国广大民众的生态意识,在美国引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环境保护运动。在文学界,作家们特别是女性作家也不甘示弱,他们将女性和自然作为主题写进文学作品中去,将“自然歧视”和“女性歧视”裸地展示给广大读者,引发读者深思。如朱晓光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渊源与流变》一文中提到,1978年,美国著名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格雷芬的《妇女与自然:她内心的吼叫》一书出版;1979年,卡洛琳•麦茜特的《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学与科学革命》发表。这两部专著的发表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提供了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生态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的结晶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是在借鉴生态批评与女性批评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融合,其理论意义看似等于其实大于二者的结合。生态批评是把以地球为中心的思想意识运用到文学研究中,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而女性主义批评则是一种用女性意识关照文学作品,具有女性价值标准和审美追求的文学批评。早期的女权主义者伍尔夫在她的女权主义批评奠基之作—《一间自己的屋子》一书中深刻指责男性的统治地位和对女性身处的困境表示同情,她主张女性应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拥有独立的经济来源、高贵的尊严和崇高的社会地位。另一位女权主义者波伏娃于1949年发表了《第二性》,该书被誉为西方女权主义的理论经典。在书中,波伏娃认为女性要从这种家族式的社会中摆脱出来,撕去“他者”的标签,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正是在生态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的参照下建立起来的,具有极其深厚的渊源和背景。它通过女性批评与生态批评的途径,从女性与自然的角度出发,深入研究文学与女性、自然的关系,将生态女性主义伦理文化作为文学批评的价值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对传统文学作品进行新的评价。

(三)将生态女性主义文本作为批评的对象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有选择性地进行文本批评,将有针对性的文本作为批评的对象,其中包括女性和男性的自然写作和其他经典之作。如在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的《红字》作品中,周红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野分析指出,以宗教为代表的父权制对人性残酷的压抑不但造成了诸多如海斯特这类女性命运的悲剧,也扭曲了男性生命状态,而回归自然、人性,于母性中汲取力量,是摆脱异化、重获生命和谐的希望与路径。吴晓梅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揭示出苔丝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以及父权制社会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女性和自然的剥削和压迫。又如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在这些作品中,女性和自然一样,都是受害者,受到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的压迫和歧视。因此,生态女权主义者认为,只有反抗父权制观念才能解放妇女和自然,才能最终解决生态危机,实现生态平衡,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男人与女人的和谐平等。

(四)女性与自然的关系贯穿文学批评的始终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与男性相比更贴近自然。在她们看来,男性中心主义和环境破坏行为共同构成对女性—自然联合体的威胁。女性与自然在本质上有惊人的相似性,女人孕育生命就像大自然创造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一样,正如美国生态女权主义家斯普瑞特奈克所描述的那样,“女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生儿育女,并把食物转化成乳汁喂养他们,大地则循环往复地生产出丰硕物产,并提供一个复杂的容纳生命的生物圈”。以劳伦斯的作品为例,在他的作品中,女性与自然的关系密切,钟情于自然,亲近自然。小说《虹》中的女主角厄秀拉从小就喜欢大自然,“每当发现一条涓涓流淌的溪流,她就非常开心。她的心好像也随着小溪奔跑着,歌唱着”。《恋爱中的女人》厄秀拉姐妹俩也喜欢畅游于大自然之中,享受着自然所给予她们的欢乐。在劳伦斯看来,自然和女性是同一的,女性是热爱自然,自然是女性的生命源泉,她们互相安慰,互相支持。自然与女性的关系在狄金森的诗歌中以及托马斯•哈代的作品中也得到了完整地呈现。所以说,女性与自然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的两大主题,成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聚焦点,贯穿文学批评的整个过程。

三、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不足之处

作为西方文学批评的一支新锐,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无疑给西方文学界带来了一笔巨大的财富。它推动学术界从生态和女性双重角度去解读文学作品,重新审视经典和传统著作,从而再次定位人类文化观、价值观以及生态观。然而,这一文学理论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体系,因而在指导文学批评的实践过程中难免会有不足之处。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只是有针对性地选取部分具有解析力的作品进行解读和分析,难以避免“以偏概全”的过错。生态女权主义者在选择文本进行批评的时候往往选择以女性为主角的自然写作或是以自然为背景的“反女性”文本,而忽略了两者的硬性结合只会导致这两个视角之间出现悖论的严重后果。再者,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在进行文本批评时有时比较感性,从主观意念出发,缺乏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根基。因此,对文本进行细读和深入研究是当下文学批评的必然要求,同时切忌对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文学批评“套帽子”,力图从实际出发,客观分析不同文本甚至同一文本之间不同人物的生态观、价值观、文化观以及伦理观的差异,本着公平正义的心态批判性地进行文本分析。

四、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未来发展前景

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尚处于发展之中并呈现多元化和开放性的态势,尽管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体系,但在笔者看来,它的未来发展前景还是相当乐观的,且潜能无限。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继承传统批评的精华的基础上具有属于自己的鲜明的特点:跨学科性,它是一门交叉之交叉学科,即女性主义批评与生态主义批评相结合的产物。与此同时,它还涉及其他众多学科诸如伦理学、文学、哲学、社会学以及人类学等等。随着生态女性主义者的不断深入研究和探讨,它还将涉及许多以前从未涉及到的领域,为文学批评开拓更为丰富的视角和广阔的前景;生态女性主义不仅仅只关注自然和女性之间的关系,它还关注其他一切受压迫和受控制的群体,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坚决抵制以父权制为中心的人类文化观,受到广大女性和生态作家的广泛支持,同时也备受其他领域专家的喜爱,致使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蜂拥而出,文学批评也随之逐渐走向成熟,前景可观也。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既是一种女性主义批评,又是一种生态主义批评,同时还超越这两者,呈现出一种多元文化视角。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它要求人类尊重自然,尊重现实,尊重女性,解放自然,解放女性,解放任何形式的歧视和压迫,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理论,前景可观且潜力无穷。

生态主义文学范文第6篇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 接受 中国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3)03-0087-04

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接受,为其在文学领域的接受提供了理论准备。韦清琦和罗婷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论文,都引到了文化方面的论文,将其作为立论的依据,如《西方生态女权主义研究综述》一文被文学批评家反复引证。

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领域的接受可以从《寂静的春天》《自然女性》的翻译算起,之后稍有停滞,直到20世纪末才又零星地闪现于一些文学评论文章中。接受的方式大体可分为作品的翻译,批评理论的引介与前瞻,文学创作的影响;接受先锋有荒林、韦清琦、陈晓兰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罗婷教授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一书中给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席之地,辟专节探讨了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的关系。

1988年,张敏生等翻译的《自然女性》不仅是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著作,而且也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杰作。“在写作上,《自然女性》是一本不合常规的书。格里芬别出心裁地将论断以想象推理的方式通过模仿的声音表达出来,而尽力再现这些声音的形象与语调,并在这个由男人、女人和作者本人声音交织的大合唱里,既各有特色又浑然一体。此外,这虽是学术性著作,但作者摒弃了学究式的论述方法,而采用富有诗意、充满激情的散文风格写作。”[1] (P.83 )虽然《寂静的春天》科学报告的味道过浓,而文学趣味性不足,但是卡森的《海风下》《海的边缘》倒是纯美的文学作品,只是尚待学者将其译介过来。200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了阿特伍德的《浮现》《羚羊与秧鸡》等系列作品。

如果说荒林在《时间感,或存在的承担与言说》[2] (PP.59-66 )一文中,对王小妮的母性以思维方式的贯彻、体现为对万物存在的体恤和尊重是否受过生态女性主义的影响还存在疑问的话,那么在马兰1996年的作品《双向街》[3]中则清晰可见作者受《自然女性》一书的影响。文中不但直接引用了《自然女性》中的妙语,而且其“据说”的句式,一句成段的风格,自言自语的言说方式,诗性的语言,无不再现了《自然女性》的风范。

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领域的前期接受很隐蔽,基本上是在生态批评中附带予以介绍的,不具备独立的身份。陈晓兰在《为人类“他者”的自然――当代西方生态批评》一文中将其视为“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类型,被看作是最激进的非马克思主义批评,同时也是最有潜力的批评”。陈还提到了墨菲、凯特・苏博(Kate Soper)和西苏(Helene Cixous)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的理论主张。韦清琦在《方兴未艾的绿色文学研究――生态批评》中提出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前景相当乐观”,他以劳伦斯和美国女作家裘威特的作品为批评实践的文本,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2003年是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文学领域接受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批评领域开始正名。韦清琦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枝奇葩》一文中明确地从文学批评角度出发,介绍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现状与依据、方法和实践,并且提出了中西生态女性主义学术的戒规问题;但文章仍属于宏观理论的建构。

2004年,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接受成果丰硕。罗婷、谢鹏在《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4] (PP.176-180 )中对此批评进行了展望,就其何以能成为文学批评,文学中女性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文本的发掘、文学理论的建构和批评特点的概括做了较为具体的论证。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金莉女士同年在9月的《外国文学》文论讲座的“概念和术语”专栏详细论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背景、基本观点、分支、所面临的挑战等问题。2004 年《外国文学评论》第3期的“当代外国文学”栏目发表了左金梅女士的论文,该文解析了美国当代女小说家珍妮・斯梅蕾(Jane Smiley)的杰作《千亩农庄》(A Thousand Acres)的生态女权主义思想。四川外国语学院的严启刚教授、南开大学的杨海燕女士则看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生态女性主义者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男性文化霸权对女性的统治的一致性,指出其共同的批判宗旨是“呼吁人类要共织生命之网,建立一个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世界” [5] (PP.37-41 )。他们在《〈启蒙的辩证法〉和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一文中简要地提到了几个可作生态女性分析的文本,但此处的批评仍是广义的批评。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张峰博士在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下解读了约翰・福尔斯的经典小说《收藏家》(The Collector),重新阐释并赋予小说新的意义和价值。这也是以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对传统男性文本进行个案解读的一次尝试,但作者对“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概念理解含混[6] (PP.42-45 )。与此同时,谢鹏也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对劳伦斯有争议的作品《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进行了个案分析。该文论证了作品中女性与自然既分离又结合的主题,进一步探讨了劳伦斯的女性观,批判了西方父权制将“女性等同于自然”的本质主义观点,认可瓦伦的观点,“生态女性主义者必须同等地看待男人和女人,他们全都一样,既是‘自然的’又是‘文化的’。”[7] (PP.52-57 )回顾2004年的文坛,各社科刊物先后发表了6篇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论文,其中不乏权威刊物,形成了一次小小的接受高峰。从此可以预测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接受还将继续深入。

一些男性批评家爱屋及乌,也更多地了解了生态女性主义。林树明教授在论及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的发展时,提到了90年代大陆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接受,指出其核心策略为“把建构女性文化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尊重差异,倡导多样性,强调人与自然的联系和统一,解构男人??女人、文化??自然、精神??肉体、理智??情感等传统文化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确立非二元思维方式和非等级观念”[8] (P.449;P.20 )。林树明在其新作《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论述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生态主义”的话题,认为与其他女性主义批评相比,“生态女性主义对作品的具体评析要少一些,形式也比较单一,大多停留在形象分析阶段。”[9] (P.222 )文末提到对阿特伍德等女作家的生态作品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他看到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虽然研究成果不是很多,但其声望颇有不断增长之势”。他的文章也还是偏重生态女性主义文化理论的介绍,未展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论述。

鲁枢元在《生态文艺学》一书的“女性・自然・艺术”一节中,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生态女性主义及其与文学的关系,但他已经洞见了“女性、自然、艺术三者之间的天然同一”,认识到了把妇女解放和生态保护与批判资本主义结合起来,引用了生态女性主义者哲学家瓦伦关于“男性统治女性与人类统治自然之间的同一性,女性危机、生态危机乃至社会道德危机之间的同步关系”的论述。杨通进也认识到“有些生态女性主义者依据文学、特别是自然写作素材,揭示了妇女与自然之间的语言符号联系的性质,……她们力图以此基础,建构一种生态女性主义的文学理论”。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是“国内第一部欧美生态文学专著”,书中也零星地引用了生态女性主义者罗斯玛丽・卢瑟(Rosemary Ruether)的观点,介绍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格罗特费尔蒂和墨菲的生态批评观点,以及具体作品(如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与生态女性主义的吻合之处。

吴建刚从语言学的角度切入生态女性主义,指出“西方生态女权主义者注意到生态环境话语常使用‘Mother Earth’(母亲大地),‘the rape of the land’(对大地的)等隐喻描写大自然和环境危机 [10] (PP.42-48 )。她们认识到在西方父权制文化中,女性和自然只是符号系统中的两个符号,在文化与文学中他们几乎不存在,自然??女性语言符号上的联系,实际是男性化与支配逻辑的产物。男性的等级制度通过文化上的两分(dichotomy)得以维持,这种两分将支配的逻辑合理化”。从语言学的视角来接受生态女性主义,开拓了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接受的新领域,且也与国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内涵相一致。墨菲的“对话理论”也借鉴了语言学概念“能指”“表述(utterance)”与“所指”,及言说的主体、言语的对象,并借助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呼吁作者与笔下自然展开对话,改变自然缺席的客体(the absent referent)的地位,还原其主体性。

朱新福在《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述略》[11] (PP.135-140 )中也较详细地介绍了墨菲的批评理论。从《再论20世纪西方思想的“东方转向”》一文可以看出,叶舒宪也接受了生态女性主义代表人物斯普瑞特奈克的理论,并且认识到其“理论语言表达了新时代文学的基本批判倾向”。这些男性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观点还很零碎,而且多从属于生态批评。

隔海相望的台湾因文化上的“亲西方”姿态,学术开放程度和接受西方文化的迅敏程度高于大陆。如《女性主义思潮导论》(1996年)的译介就早于大陆,故而其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已走在了我们的前列,代表人物有简瑛瑛、顾燕翎、李慧利等。1991年6月,王永华在黄心雅老师的指导下做了硕士毕业论文――《露意丝・鄂翠曲〈爱情灵药〉的生态女性主义读法》。《台湾辅仁大学第二届文学与宗教国际会议:诗歌与超越的会议记录》[12]上收录了墨菲的论文――《禅山无处不在:超越超验性》(“A Mountain Always Practices in Every Place”:Climbing over Transcendence)[1] (Acknowledgments )。辅仁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的博士班研究生冯慧瑛发表过两篇相关的论文:《自然与女性的辩证:生态女性主义与台湾文学??摄影》[13] (PP.78-103 )和《试探生态女性主义在台湾的发展空间》。第一篇论文尤其值得提起,在宏观介绍其理论后,它略述了台湾女性文艺家作品中所隐含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ecofeminist consciousness),具体分析了台湾男女文艺家表达生态环境主题时在叙事方式、关注焦点等方面的区别,是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本土化的佳作。

此外,台湾女作家马以工、心岱、侯宜人等也将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和思考付诸文字,如心岱的《地底人传奇》,马以工、韩韩收录于《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和《在我们的土地上》等书中的文章。侯宜人的《处女林和林》还直接痛斥了父权中心思想对自然的宰制,流露出强烈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

由于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的健康发展,在生态女性主义研究领域,台湾和大陆学者也开始相互关注、学习借鉴。罗婷、谢鹏《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引介了冯慧瑛的研究成果,对其作了客观的褒扬;台湾的顾惟婷女士在大陆的学术网站――“文化研究”上对韦清琦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枝奇葩》一文发了一封“稍有微词”而又诚恳的帖子,指出韦文的不严谨之处,并愿意与之交流[14]。若双方间此种交流更畅通频繁,无疑有助于加快中国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步伐。

如肖巍所认为的“女性主义的边缘始终是模糊的,……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独立学科,而是一种流动的、不固定的、分散的、弥漫性的学术视角”[15] (序言)。同一篇文章对生态女性主义可能既是伦理视角的接受,也是女性主义思潮的接受,也可能伴随哲学视角的接受;笔者只是据其重点作大体的划分。

中国生态女性主义的多重接受表明接受的繁荣局面,另一方面也证实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确实“是一种多元文化视角”的命题。但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的生态女性主义接受明显的缺陷。第一,引进初期的意识形态导向,集中在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前后,其接受缺乏学术的自觉。第二,接受都还不成体系,隐蔽而不闻其声,表现为论文繁多而专著甚少(仅有《自然女性》《自然之死》《真实之复兴》和《寂静的春天》几本,而国外的专著已有上百种),一些英文经典原著深藏于图书馆里,未被译介研究,整体上尚未形成生态女性主义学术气候。

“对话性”的特点提醒生态女性主义的先行者,每一次进展都只是踏足、登台、实践和发展过程的枢纽,而不是立足或休息的场所,文化领域的接受要与文学领域的接受结合起来。墨菲认为,“为了继续他们的批评实践,为了评价实践中生态女性主义所追求的方式,文学批评家和哲学家同样需要就生态女性主义展开对话,如达利・鲍尔(Dale Bauer)所言,既然他们的工作不仅仅在课堂上,而且在生活的各个领域。”[1] (P.30 )无论是进一步深入研究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还是实现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中国化、梳理中国女性生态写作特色等方面,有待后来者耕耘。

参考文献:

[1]Patrick D.Murphy:Literature,Nature,& Other : Ecofeminist Critiques[M].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1995.

[2]荒林.时间感,或存在的承担与言说――王小妮写作的女性诗学意义[J].文艺争鸣,2000,(4).

[3]马兰.双向街[DB/OL].白云书库 /当代小说/.

[4]罗婷,谢鹏.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J].求索,2004,(4).

[5]严启刚,杨海燕.《启蒙的辩证法》和生态女性主义批评[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5).

[6]张峰.约翰・福尔斯小说《收藏家》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5).

[7]谢鹏.从拉格比到大林园――《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女性与自然分离与结合的主题[J].温州大学学报,2004,(5).

[8]陈厚诚,王宁.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9]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0]吴建刚.论批评话语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2,(3).

[11]朱新福.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述略[J].当代外国文学,2003,(1).

[12]Nicholas Koss.辅仁大学第二届国际文学与宗教专辑[C].远东实业有限公司,1994.

[13]冯慧瑛.自然与女性的辩证:生态女性主义与台湾文学/摄影[J].中外文学,1999,(5).

[14]文化研究网站.

生态主义文学范文第7篇

[关键词] 生态女性主义;中国文学;引进与创新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1-019-3

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思想渊源是卢梭、梭罗、利奥波德等人。他们最早倡导自然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和生态保护。1962年,以卡森发表《寂静的春天》为标志,西方兴起了大规模的现代生态主义运动。女性主义者将生态问题纳入文学批评的范围,催生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往往会以人类男权观念、中心主义以及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等角度出发,对女性文学作品进行重新结构和定义。在由美国著名生态文学批评家格罗特费尔迪等主编的《生态批评读本》一书的导言中,曾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进程做了如下概括:第一阶段,对女性主义文学的作品和主题进行深入挖掘;第二阶段,对女性主义文学的传统进行追溯,深入挖掘其内涵;第三阶段,对生态女性文学作品的内在结构进行解读。我国于1990年开始引入生态女性主义,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非常显著的研究成果。21世纪的国内女性主义更加具有开放性和对话性。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之上,国内生态女性主义也有许多创新之处。

一、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引进与创新

当初,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国家得到迅速发展后,国内学术界就已经做出了非常快速的反应,并很快对其进行引进、吸收,并得到了迅速发展,取得了非常显著的研究成果。上世纪90年代中期,曹燕南和刘冰正式引入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他们对当时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代表作进行了大力介绍和推广。随后,关春玲在其《国外社会科学》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主义进行了评介,并对各个流派进行了细致介绍和分析。再后来,鲁枢元在其《生态文艺学》一书中,对女性、生态以及艺术之间关系进行专门的论述。

21世纪的国内女性主义更加具有开放性和对话性。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之上,国内生态女性主义也有许多创新之处。

一是跨文论研究。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跨文论研究表现了其特有的对话性。这样说,并不表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是一个垄断的理论,而是说,他在与其他文论相结合时所表现的那种相生相成的状态,其本身就散发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核心精神。于是,国内研究者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之下,从多个视角出发对生态女性主义进行了相关研究。比如论文《生态女性主义:地域视角的解读——欧美生态女性主义与亚洲生态女性主义之比较研究》(赵媛媛,李健珊)从地理位置入手,对生态女性主义在欧美和亚洲的不同发展状况进行了细致的比较分析,以期能够探索出针对不同地域的环保理论以及适应不同生态运动的发展要求;此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相结合。比如段宇晖在其一篇论文中就把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纳入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野中进行研究,对当代美国文化语境下历史小说《李尔王》中所蕴含的对人类发展状态的忧心做了详细分析。

二是跨学科研究。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还具有包容性和交叉性。这样就使其能够有效延伸到不同学科。我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学科交叉性方面的研究可谓是多种多样。由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结合了生态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的一种批评理论,因此,就很自然地同环境学结合在一起。比如在赵媛媛和李建珊的一篇论文中就曾对生态女性主义与环境正义做了对比研究,并深入探讨了两者之间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可以说,拓展了环境伦理学的研究范围和视野;生态女性主义无疑与女性生理有关,因此,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同医学研究相结合。比如,在刘冰的论文《女性主义对现代医学的政治批判二题》中,对女性主义学者对西方现代医学进行的政治批判做了深入探讨,对未来医学发展的新思路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三是跨文化研究。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之下,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凭借其开放性和跨越性的特点,迅速传播于世界各国。并随之与各国当地的文化相结合而发展。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呈现出了多样化的趋势。儒家思想是构成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环节,而这其中就蕴含了一种和谐的生态思想和观念。为此,一些研究者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儒家思想相结合进行相关研究,对儒家思想中的生态智慧进行挖掘。比如在李慧利的《儒学与生态女权主义》一文中,就对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与生态女性主义之间联系以及对生态环境所产生的具体影响做了细致的探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同传媒文化相结合又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比如在张佳慧的《国内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研究初探》一文中,就严厉批判了媒介中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女性同生态自然都属于被人类消费的对象。因此,生态女性主义与消费文化的结合就具有非常的现实价值和意义。女性要想完全拜托被消费的命运,就必须要与大自然建立良好和谐的共处关系。

二、中国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

21世纪以来,我国当代文坛上出现了许多在不同层面上涉及生态问题的文学作品,比如我们比较熟悉的《狼图腾》、《藏獒》等,在对这些文学作品进行解读时,很多研究者不仅借鉴了西方的生态主义批评理论,而且也吸收和借鉴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众多理论观点。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也日益增多。研究的对象几乎包括了各种文学体裁,如散文、诗歌、小说等,所涉及的作家也比较广,男性作家包括沈从文、贾平凹、周涛以及姜戎等,女性作家主要有池莉、王安忆、方方以及铁凝等。研究者发现,部分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通过形象化的方式,对处于男权主义压迫下的女性和自然都表达了非常的关注。比如,当代女作家张抗抗、叶广岑以及毕淑敏等人的部分文学作品,就非常明确地从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角度出发进行文学创作。在她们的作品中非常自然地流露出了女性对大自然的感同身受以及生态危机的时代紧迫感。比如张抗抗的散文《主妇与白色污染》,就大声呼吁主妇们尽量少使用塑料制品,流露出了对人类社会的大爱;还有叶广岑的散文集《老县城》,作品中不仅再现了老县城的历史、文化和风俗,而且从人类文明进程的角度出发,对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进行了理性思考,并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和意识。毕淑敏的一系列文学作品都对女性与生态的关系给予了关注。比如《女人与清水、纸张与垃圾》中,作者就曾明确的指出,若是把民俗中的男性和女性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二者承担着不同的自然责任。男性无论在生前从事多么浪费水的职业,在其死后都不用承担任何相关责任,但是女性则不然,女性需要借助纸扎的水牛来替她把阻碍她走向来世的水统统吸干,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赎罪和解脱。对此,研究者指出,同男人相比,女人天生与自然具有更为密切的联系。但是,这里对女性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思考,仍仅仅停留在表面呼吁的观念层面,并没有上升到女性与生态之间的关系同人类男权主义联系的理性思考层面。作家张抗抗曾有过如下类似的观点,她说只有在一个男女都能得到极大满足和幸福的社会里,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实现所谓的女性解放。

一个理想的社会状态,应该是男女完全平等、相互制约的存在,最终所要达到的社会境界是男女和谐共处,自由融洽的状态。正是本着这一内在的思想高度,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才能够与当下部分女作家的文学作品形成一定程度的内在的一致性。对于部分女性文学作品,特别是那些叙事型的作品,如果我们视作品中所表现的女性与生态的关系为审视女性与社会以及女性与男权主义之间关系的一个平台,将这些表面的观念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中女性与自然、社会之间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理念进行整体审查和思考,那么我们将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三、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未来之路

生态与女性的结合点,或者说是共通点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在传统文化中,人们通常将大地比作母亲,大地的厚德载物与女性的孕育功能非常相似,女性用血肉之躯生儿育女,将血液转化为乳汁喂养他们,而大地则不断地生产出以供人类生存的物产,并提供一个能够容纳生命的生物圈;第二方面,大部分的生态主义研究者认为,以男权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与男性对大自然的征服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可以说,两者在父权制文化中所遭受的剥削,是自然和女性所面临的共同命运。

女性、生态以及艺术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同一性,换句话说,当生态遭到人类的破坏时,女性也同样会受到男性的控制和奴役,艺术也将随之走向衰亡和式微。男性统治女性同人类主宰大自然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同一性,也就是说,女性危机与生态危机之间是同步的。由此,大部分生态女性主义者都把构建女性文化作为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和手段。

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一方面有赖于作家的创作探索,笔者认为更重要的应发挥批评家的引导作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定要把“生态”和“女性”作为批评视角和维度,着重考察生态和女性在文学作品中的再现,披露人类对生态和女性的肆意迫害,使一直被以往批评家忽视的“生态”和“女性”得到彰显,以此来唤起人类对生态和女性的同情和尊重,唤醒人类的生态保护意识以及男女平等意识。确立“生态原则”和“女性美德”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审美标准。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要对经典文学作品进行重新的解读,对埋没的作家、作品进行重新的挖掘和定义,对其中所蕴含的生态意识和女性意识给予肯定和赞扬,对其中所表现的物种歧视以及性别歧视予以揭露和批判,也就是说,通过重新解读经典去重新建构经典,然后以此为基础,重书文学史。例如,英国著名的现代主义作家劳伦斯,他是一位热爱大自然、厌恶工业文明的小说家。在他的文学作品中,经常描写到工业文明对大自然的摧残和破坏,对人类天性的扼杀和扭曲。并最终导致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异化。而劳伦斯则主张通过建立良好和谐的男女两性关系来缓解并消除这种精神的异化问题,进而拯救整个西方文明,所以,劳伦斯的作品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生态女性主义者的青睐。但是劳伦斯文学作品中所展现出的男性主义却受到了生态女性主义者的揭露和批判。所以,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仅是生态主义批评,而且同时也是女性主义批评。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劳伦斯作品中所刻画的男性人物常常处于中心、主导的地位,但女性人物却处于边缘和陪衬的地位。劳伦斯对那些具有知识和独立品格的女性人物进行有意地诋毁和否定,其对借助男性主义权威来调整两性关系的思想恰是父权制意识形态的显现。

作为研究生态、女性以及艺术之间关系的文学批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文学的结合,将使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焕发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在当前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时代语境之下,在生态批评浪潮的不断推动之下,未来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必然会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赵媛媛.关怀伦理的生态文化转向——论生态女性主义的关怀环境伦理[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1,(01).

[2]郇庆治.西方生态女性主义论评[J].江汉论坛.2011,(01).

[3]赵鲲.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述评[J].科技信息.2011(04).

[4]乔以钢,李玲.舒芜的妇女观及其性别文化批评[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05).

生态主义文学范文第8篇

一、 生态女性主义情怀

在19世纪70年代出现了生态女性主义,这是经过一定时期产生的,主要表现是把生态学与政治、文化和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女性生态主义的宗旨是男女平等,表现与当时男性中心论作斗争,通过一些文学作品展示女性生态主义者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向往美好生活的追求。

在英国比较有代表性作品中《呼啸山庄》中凯瑟琳由于世俗社会的影响离开了呼啸山庄,但是,在她自己的内心深处还是有着对过去平静祥和的乡村生活,对希斯克里夫的爱情的深深眷恋。而《简·爱》中的简告别了孤儿院,告别了给自己带来痛苦的城市,走入了一片寂静的乡村之中,在这个宁静的庄园之中,她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找到了自己渴望已久的爱情。《亚当·比德》故事的展开是一片宁静的乡村,虽然亚当·比德和黛娜之间的爱情发展一波三折,但这都在黛娜的祈祷和优美的自然环境之下得以化解。最终亚当和黛娜的自然结合,体现了作者对于乡村社会淳朴而神圣爱情的赞美和祝福。通过对三部着名英国文学作品中主人公的分析,表达了作者当时心情,通过对爱情的向往,表达了女性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这是生态女性主义的一种表现,生态女性主义是在不断斗争中进行完善和发展。

二、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溯源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性质上是一种后现代的文化批判,是对人类原有文化的价值重估。生态女性主义在价值观主要反映了两方面的基础价值理论,一方面女性生态主要是自然界的生态环境与女权主义的结合产物,是女性对自然的核心,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核心基础上建立的。在西方很多生态女性主义作品中都这一理想的追求,在作品中渲染女性与自然界的核心统一,表达生态女性主义热爱生活,追求美好生活的意愿。另一方面,世界上广大女性长期受到男权主义的压迫,生态女性主义通过文学作品对男权主义的批判,表达了自己的强烈不满,表达女性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希望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一致的。女性生态主义是与男权主义在斗争中不断成长与完善,通过文学作品让人们宣扬生态女性理论,让人们认可生态女性主义,使生态女性主义的价值得到体现,对男权主义的不断斗争是生态女性主义发展的另一个价值基础。生态女性主义批判有2个转向,一个事从政治方向的转向,有男权主义转变男女平等。人类的物质生存环境,也是人类精神观照的环境,女性因为被强调为与自然有着神秘的天然的联系,成为自然母亲的象征与同盟,这与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联系,人类与自然、文化科技的一种象征,对三者的关系一种阐述。

三、生态女性主义繁荣所带来的文学批评的进步和思考

生态女性主义者经过一定的过程,迎来了自己的鼎盛繁荣时期,在20世纪后期出现了很多生态女性主义者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带有一定的批判精神,为女性的前进方向指明了道路,这些文学作品为文学批评增添了新鲜血液和新的思考。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如在卡森的生态环境主义名着《寂静的春天》, 在这幅作品中关注了自然与人的关系,用女性的细腻情感去感染作品,女人的敏锐的洞察力去观察社会,批判社会上的种种弊端,阐述女性对当时社会的强烈不满,表达作者追求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幅作品出来以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有很多生态女性主义者都作出积极响应,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意愿,有的用诗歌、小说或散文等多种文学艺术形式展现出妇女热爱生活,对男性中心论的思想进行批判,这个时期开阔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新局面。

生态主义文学范文第9篇

一、 生态女性主义情怀

在19世纪70年代出现了生态女性主义,这是经过一定时期产生的,主要表现是把生态学与政治、文化和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女性生态主义的宗旨是男女平等,表现与当时男性中心论作斗争,通过一些文学作品展示女性生态主义者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向往美好生活的追求。

在英国比较有代表性作品中《呼啸山庄》中凯瑟琳由于世俗社会的影响离开了呼啸山庄,但是,在她自己的内心深处还是有着对过去平静祥和的乡村生活,对希斯克里夫的爱情的深深眷恋。而《简·爱》中的简告别了孤儿院,告别了给自己带来痛苦的城市,走入了一片寂静的乡村之中,在这个宁静的庄园之中,她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找到了自己渴望已久的爱情。《亚当·比德》故事的展开是一片宁静的乡村,虽然亚当·比德和黛娜之间的爱情发展一波三折,但这都在黛娜的祈祷和优美的自然环境之下得以化解。最终亚当和黛娜的自然结合,体现了作者对于乡村社会淳朴而神圣爱情的赞美和祝福。通过对三部着名英国文学作品中主人公的分析,表达了作者当时心情,通过对爱情的向往,表达了女性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这是生态女性主义的一种表现,生态女性主义是在不断斗争中进行完善和发展。

二、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溯源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性质上是一种后现代的文化批判,是对人类原有文化的价值重估。生态女性主义在价值观主要反映了两方面的基础价值理论,一方面女性生态主要是自然界的生态环境与女权主义的结合产物,是女性对自然的核心,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核心基础上建立的。在西方很多生态女性主义作品中都这一理想的追求,在作品中渲染女性与自然界的核心统一,表达生态女性主义热爱生活,追求美好生活的意愿。另一方面,世界上广大女性长期受到男权主义的压迫,生态女性主义通过文学作品对男权主义的批判,表达了自己的强烈不满,表达女性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希望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一致的。女性生态主义是与男权主义在斗争中不断成长与完善,通过文学作品让人们宣扬生态女性理论,让人们认可生态女性主义,使生态女性主义的价值得到体现,对男权主义的不断斗争是生态女性主义发展的另一个价值基础。生态女性主义批判有2个转向,一个事从政治方向的转向,有男权主义转变男女平等。人类的物质生存环境,也是人类精神观照的环境,女性因为被强调为与自然有着神秘的天然的联系,成为自然母亲的象征与同盟,这与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联系,人类与自然、文化科技的一种象征,对三者的关系一种阐述。

三、生态女性主义繁荣所带来的文学批评的进步和思考

生态女性主义者经过一定的过程,迎来了自己的鼎盛繁荣时期,在20世纪后期出现了很多生态女性主义者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带有一定的批判精神,为女性的前进方向指明了道路,这些文学作品为文学批评增添了新鲜血液和新的思考。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如在卡森的生态环境主义名着《寂静的春天》, 在这幅作品中关注了自然与人的关系,用女性的细腻情感去感染作品,女人的敏锐的洞察力去观察社会,批判社会上的种种弊端,阐述女性对当时社会的强烈不满,表达作者追求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幅作品出来以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有很多生态女性主义者都作出积极响应,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意愿,有的用诗歌、小说或散文等多种文学艺术形式展现出妇女热爱生活,对男性中心论的思想进行批判,这个时期开阔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新局面。

生态主义文学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维吾尔生态文学; 生态女性主义; 女性与自然

一、维吾尔生态文学概述

从遥远的古代起,维吾尔族先民在天山南北的高山草原,过着追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他们发祥于大自然的怀抱中,在那里生息繁衍,度过了漫长的年代。公元840年回鹘人被迫西迁,从此以后,他们在塔里木盆地逐渐定居,开始了农耕生活。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养成了适应自己生存条件的生活方式和环境意识,而且其文学自诞生以来,作家就开始关注自然与人类的关系。正因如此,维吾尔族古典文学还是现当代文学,其作品内容蕴含着浓厚的生态意识,环境意识。

维吾尔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各阶段有着独有的特点,这由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不同的历史社会背景而产生的。如古典文学时期,维吾尔文学中生态观是由原始的宗教、图腾文化背景下产生,以自然崇拜方式表示维吾尔先民的生态观――“天人合一”意识。如史诗《乌古斯传》、民间神话故事《轻・吐米日英雄》等古典文学作品都表达了维吾尔先民“自然界万物同为一体”的生态意识。现当代时期,面对新疆伴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浪潮而随之出现一些生态问题,现代文明的涌入和工业化社会的推动,让维吾尔知识分子意识到所面临的生态危机,文学作品中反映人类要反省自己的行为,在继承和发扬古典文学中的生态意识基础上,批判人类自私自利,感激大自然为人类生存提供的资源,提倡爱护大自然,维持生态平衡,建立美好家园。

新时期以来,维吾尔文学中以生态文明思想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不断涌现,这类作品中通过人与自然中的地位,表达与人类命运关系的生活话题。艾合买提.伊明、诗人库尔班.把拉提、买买提.巴哈拉西、艾合塔木.吾买尔、托合题.阿尤福、努尔买买提.托合提等作家用各种题材写出很多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如《春季之气息》、《心灵之声》等散文,《被砍到的胡杨》《绿色生命》等诗作,《瘸腿的鹿》、《心山》、《大地,看看你的子民吧》、《干涸的涝坝》、《狼母》、《被沙漠掩埋的海》、《大漠之子》、《明亮的眼睛》等长篇小说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还有女性作家哈里达.斯拉依、热孜万古丽・玉素甫的作品也丰富了生态文学作品的内容,其作品《鸿雁湖》《狼的命运》等生态环境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大部分是以人与自然是同为一体为内容,提倡人类要热爱、保护大自然的生态自然观。,这些作品有的表现自然环境中发生的奇迹,有的表现人与自然界生动感人的场面以及悲剧故事,展现了新疆本土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和人类生态意识。

二、维吾尔生态文学作品中生态女性主义的再现

维吾尔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女性美德”和“生态原则”作为衡量文学价值的新标准,以解放女性和拯救自然为使命,从“自然”和“女性”双重视角再现其作品中生态意识和女性意识,解构男人与女人、文化与自然、理智与情感、精神与肉体等传统文化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

(一)维吾尔当代生态文学在继承民族传统,提倡人文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并注重高度的人文精神。如努尔买买提.托合提的作品《大漠之子》中,主人公父母离婚后,跟着父亲到了一个偏远的乡村,从小跟自然界的动物、鸟类一起生活,由于没有得到母爱,主人公把周围的鸟类,动物看待亲兄弟,爱护它们。他喂着自己救护的黄羊长大,把黄养当自己的亲“母亲”,当黄养被害时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反抗城里来的官员们对自然界的冲击。作品中表现了强烈的生态意识,弘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同时,揭示自然与女性必须要被男性所保护,爱护,因为自然女性都为人类造福付出贡献。强调了爱护这人类的共同家园是人类不容推辞的责任。

(二)强调人与人,女性与男性,男性与自然的和谐,反对人类自私自利,把自然界所有生物共同生存生态原则作为其作品的美学标准。维吾尔生态女性主义提供了一个解决环境问题、社会问题的新视角,解决环境问题要运用女性视角,从女性视角去看待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买买提.巴哈拉西的中篇小说《瘸腿的鹿》作品一方面赞美大自然;另一方面强调了人与自然谐相处的根本性问题。作品中巧妙地用传说故事, 热爱大自然、保护大自然的观念贯穿于作品主人公伊希克亚尔,表达了寻根自我、归根溯源的思想。

(三)维吾尔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作品通过探析生态危机的社会文化根源涉及启蒙教育作用。它认为人类道德与精神上的衰退、腐败是出现生态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狼母》中,作者以真、善、美的观点作为标准,生动和细腻地再现了人类与自然界万物的密切关系,矛盾冲突等生态问题一方面通过描述作品的主人公尤丽提孜和凯塞尔的爱情及遭遇,另一方面描写大自然中的野生动物被人类猎杀,失去了幼狼的雄狼的悲剧性经历,揭示了盲目开发资源违背生态环境的行为,使草原的生态环境受到破坏,以及出现大面积的自然灾害的社会根源人类疏远自然界和失去本性、践踏人类精神不仅是人类精神异化的起点,也是自然界和社会生态环境破败的起点。

(四)维吾尔生态女性主义作品中,除了揭示女性受到男性的压迫,更多的表现女性受到男性压迫后,人格尊严受到损害而被社会抛弃,连自己亲人都不能包容的情况下,女性就选择投奔大自然怀里寻找救赎,连自己的父亲,自己的男人无法接受的她被大自然包容,大自然维护她,《狼母》中的尤丽提孜被人格践踏后选择自己一个人在草原度过,也不接受凯塞尔的爱情;在《干涸的涝坝》中,女主人公努斯热提被受到父亲,乡亲们指责未婚就怀孕,没能得到他们的信任,最后选择跳"涝坝”寻死,与自然同为一体。

三、总结

维吾尔文学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受着特定的诸多因素的制约,加之不断受到东西方文化,内部和外部文化因素的浇灌以及众多的影响,从而不断发展、丰富,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具有独特绿洲文化的维吾尔人来说,生态意识是维吾尔族人文主义观念重要部分,同时,现代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和近现代城市化过程中人与人之间感情越来越淡薄,人在社会中得不到归宿,人的精神世界需要更开阔的天空,因而深入大自然“寻找溯源”。因此,维吾尔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更注重的是应该人与人,人与社会,女性与自然的关系。

维吾尔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以新特的生态环境与维吾尔女性之间的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作为中心思想,提倡维护自然,爱护女性,表达了人类生态意识、人文主义、道德观念。维吾尔族女性生态文学以生态文明、传统生态道德和女性道德兼并的文化现象,研究其前卫的创作风格和现代文明与生态意识相结合的生态观念,研究此文化现象在维吾尔文学中的地位,文化价值,审美特征,对维吾尔族生态文学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具有一定现实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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