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管理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0 07:13:20
生态环境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目前，关于河道最小环境用水流量的研究成果很少，浙江省未见有相关的研究成果，但在流域规划、水利水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中又不能回避这一问题，本文将对此提出一些估算方法，以供同行探讨。
1、河道最小环境用水流量的内容
一般而言，河道最小环境用水流量包括以下几方面的用水：水污染防治用水、河流生态用水、河流输沙用水、河口生态环境用水、河流景观与娱乐环境用水等，但在浙江省水利水电资源开发利用过程大量引水工程、发电工程导致其下游脱水段内居民生活、工农业生产所必须的用水量受到影响，因此浙政发[2001]84号文中的“合理的最小流量”还包括满足下游原来以该段河道为水源的居民生活、生产用水最小流量，其中包括水量的要求和水质的要求。
2、最小环境用水流量的估算方法
2.1下游生活与生产用水
在浙江省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往往会造成坝址下游河道水量的大幅减少，如电站引水发电导致大坝至电站厂房区间缺水，而供水水库为保证供水水质，多从水库中直接引水或从电站尾水中取水，导致取水口下游河段水量减少。根据水法有关规定，在河流水量减少引起的环境问题中，首先要解决的是影响区域内的居民生活、生产用水问题。因此，首先应详细调查受影响区域的人口、耕地、工农业生产现状、取水口及用水量、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等情况，估算其现状生活、工农业、畜牧业等各项用水，并预测规划水平年其用水量。在以生产生活用水为最小下泄流量控制的情况下应考虑有效利用系数和不均匀利用系数，河道因缺乏调蓄容积，为保证用水高峰时取水要求，生活生产用水有效利用系数一般小于0.6，不均匀利用系数一般大于1.5，灌溉水量可用每1万亩需水流量1m3/s估算，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一般小于0.7。
2.2水污染防治用水
经过近年的环境整治，我省河道除平原河网地区外大部分河段能满足水功能区划的要求，建设水利水电工程后由于蓄水、引水后必须有足够的下泄流量以维持河道水质满足原有功能区划的要求。根据受影响区间人口、工农业、畜牧污水排放量的现状和预测水平年的预测情况，计算维持目标水质所要求的水量。
2.3河流生态用水
生态用水较难确定，对有些涉及重要水生物资源的河流，其最小下泄流量应根据维持保护对象所必须的生存条件如一定的水深、流速或者浅滩等需要的水量为最小下泄流量。对一般河流，如无特定的水生物保护种类，可采取按年平均流量的百分比，如法国规定最小河流量生态用水流量不应小于多年平均流量的1/10，即使多年平均流量大于80m3/s的河流其最低流量下限也不得低于多年平均流量的1/20。对我省大多数山区河道而言，水生生物量贫乏，按此要求对水电工程的效益产生较大影响，而对保护生态的作用却不明显，本文建议采用最近十年最枯月平均流量或90%最枯月平均流量作为最小生态流量，对丰枯悬殊较大的山区河流，这一流量一般对工程效益影响较小，同时维持河道不因建设水电工程而断流。
2.4河口生态环境用水
我省河流多为独流入海，当流域规划中涉及蓄水、跨流域引水等对下游水文情势改变较大的水利水电工程时，必须考虑河口生态环境用水。根据本省实际，河口生态环境用水主要为压咸用水、维持河口冲淤平衡用水、水用水生态，一般以前二者为控制水量，即河流最小流量满足压咸用水和河口冲淤平衡用水时，也能满足水生态用水的要求。
河口冲淤平衡与年水量关系更为密切，引水对河口淤积的影响分两种情况，即长年引水引起的累积性淤积和每年的季节性引水引起的季节性淤积。根据浙江省水利河口所的研究，其允许范围为常年性引水不超过河道总径流量的30%，季节性引水不超过当时河道径流量的50%。
压咸用水的确定则更为复杂，与河床形态、潮差、潮位等相关，一般应通过数学模型进行模拟计算后确定。
2.5河流景观与娱乐用水
随着生态旅游的兴起，河流景观与娱乐用水也成为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必须重视的一项重要内容。尤其在山区河流，如水电工程下游有景观、娱乐用水要求，其水量往往较大，需要有一定的水深、流速，根据控制断面的水位流量关系可以推算在一定水位下的断面流量。具体的水量根据不同的娱乐功能确定，如下游有漂流等项目，则需要的流量较大，天然状况下为季节性漂流的，通过控制水库发电流量可延长可漂流时间，对原为全年可漂流的河段，则要求电站不仅满足最小流量要求，还应有均匀发电的要求，避免因发电流量的不均匀对旅游活动造成不安全影响。
最终要求的最小下泄流量综合上述几种环境用水流量后确定，一般取上述各项环境用水中的最大值，但对其中的耗水项目，应考虑扣除耗水量后能否同时满足其它项环境用水的需求。
3、对生态省建设指标中主要河流耗水量不超过40%的理解
在《生态省建设指标》（试行）中，对环境保护的要求中有一项是对水环境的保护指标，明确省内主要河流的年水量消耗<40%。对此项指标的理解关系到我省水资源可开发利用的总量，对今后水资源开发规划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对该项指标的理解有几个方面需要制定统一的标准。
首先，要确定我省的哪些河流必须进行耗水总量控制，根据《浙江省河流简明手册》，我省有主要河流，分别为苕溪、运河、钱塘江、甬江、椒江、瓯江、飞云江和鳌江水系，其中流域面积在1000km2的河流有25条（包括支流）。在进行耗水总量控制中是否对流域的支流进行控制、控制到哪种规模的河流是必须考虑的主要问题之一。目前，我省正在进行主要流域的水资源利用规划，对跨行政区域的流域面积100km2以上的河流的综合规划也在进行之中，本文认为这些河流应纳入耗水总量控制的范围。
其次，耗水总量的计算问题。耗水量主要为工业、农业、生活等各项用水的耗用量。由于各河流的径流总量是通过控制站的径流量确定的，在径流量中包括了上游区域各项用水的回归水量，即已经扣除了上游区域各项用水的耗水量，以此为基础计算耗水量控制指标，将导致指标值偏小，影响规划的科学性。应以流域的水资源总量为基础计算耗水量指标。
其三，局部与整体的关系问题。在我省，存在许多引水供水工程，引供水量往往占坝址区总径流量的50%以上，对其下游区域的用水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而相对于整个流域而言，这些水量所占比例则较小。因此，要确定耗水量控制是从整个河流考虑还是仅根据河口水资源量考虑。
河道最小环境流量问题与耗水量控制指标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如果耗水量指标作为一项必须遵循的硬指标，则在进行河流最小环境流量计算时，除满足下游河道前述各项用水要求外，同时还应满足耗水量小于40%的要求。
4、改善河道生态环境的几点建议
为改善我省的河道水生态环境，有关部门作了大量的工作，如万里清水河道规划、钱塘江引水入城专项规划、浙东引水专项规划等规划已在制定或即将付诸实施，对改善区域水环境将起到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以配水、调水为主的治理方式受到水源总量的限制，在改善受水区水环境质量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对取水区的生态、水环境质量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有必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取其它的工程或非工程性措施，改善生态河道环境，以减少引水、配水量，从而减轻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
（1）加快污染源治理进程
污染是造成目前我省河道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据统计，2002年全省废水排放总量为25.9亿吨，比上年增加6.6%。其中工业废水16.8亿吨，占废水总量的64.9%；生活污水9.1亿吨,占废水总量的35.1%。废水中化学需氧量（COD）排放总量为57.9万吨，其中工业废水中COD排放量为28.4万吨，生活污水中COD排放量为29.5万吨。全省河流据水系、运河和湖库的170个省控河段断面水质监测结果统计，有33.6%的断面水质劣于地表水环境质量Ⅲ类标准，其中10.6%的断面水质为Ⅳ类，23.0%的断面水质为Ⅴ类和劣Ⅴ类（其中Ⅴ类为11.8%，劣Ⅴ类为11.2%），鳌江水质主要为劣Ⅴ类，占总评价断面的75%；大部分干流水质已受到严重污染，无法满足功能要求；平原河网水质主要为Ⅲ~劣Ⅴ类，87.5%的断面不能满足功能要求，总体水质很差。这样大面积的污染单靠配水不仅耗费大量的水资源，而且效果也难以得到保证。治理应是改善水环境的主要手段，尤其在平原河网区，水体自净能力小，而人口稠密、工业发达，污染负荷大，造成的污染也更为严重。工业污染的治理通过污染物总量控制、达标排放等措施已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村镇生活污水排放及农田面源污染正成为水体污染的主要因素，也是下一步污染治理的重点方向。通过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为集中兴建污水处理厂创造条件。
（2）加强水土保持工作，扩大森林面积
水土保持对水环境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水土流失导致土地涵水能力降低、河库淤积，洪水和干旱频发，另一方面，土壤中的营养物质随土壤进入水体，成为河网、湖库的富营养化的成因之一。水土保持可增加蓄水能力，削洪增枯的效果明显，根据有关资料，对一个中小流域，水土保持治理工程和森林植被建设对洪水的削减能达到30%~70%，而且洪水历时延长2~6倍。在枯水期，一个森林覆盖率65.9%的小流域与一个森林覆盖率仅32%的小流域相比，其枯水径流大1.4倍；此外水土保持还可改善水质、减少泥沙淤积、增加湖库水量体调蓄能力。全省的水土流失面积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2.57万平方公里下降到1997年的1.9万平方公里，10年左右的时间下降了6700多平方公里。自1997年以来至去年底，全省的水土流失面积又下降了3000多平方公里。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但我省目前尚有水土流失面积1.6万平方公里，而且森林的质量不高、林相单一的问题依然存在，进一步加快水土流失治理工程是改善水环境质量的重要举措之一。
（3）推广农业节水技术，提高工业用水循环率和中水回用率
减少工农业的用水量是提高水资源利用率、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之一。随着我省工农业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用水量急剧增长，据有关部门统计，枯水年份我省农田灌溉定额高达600~1000m3/亩，多年平均灌溉定额473m3/亩，灌溉过程中半数以上在中途渗漏，采用漫灌又要浪费30～35%。；污染水再生回用率仅为1.27%（2001年），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为56％，而国外先进工业企业的水重复利用率高达90%以上。
针对上述问题，积极推广节水灌溉、提高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积极开发和引进吸收国外先进的治污技术，提高中水回用率将减少水资源耗用量和污水排放量，对改善河道水环境质量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北京市就提出了到2008年中水回用率要达到50%的目标，这种再生水可用作城市用水、工业冷却水、环境用水、地面冲洗水和农田灌溉水，这是保护供水水质和改善水环境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城市水资源与水环境协调发展的根本出路。我省作为全国经济发达省份,有条件在此领域作出更大的努力。
（4）推广河道生态护坡技术
细菌和微生物在水质净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河道被硬化后，切断了水体内各生态要素与底质、岸边间的物质、能量及信息的流动，生物多样性急剧下降，使河道的自净能力大为降低，水体失去原有的活力和灵性，一旦污染物排入造成的污染很难自然净化。生态护坡技术在目前我省正在实施的万里清水河道工程中应该是大有可为的。根据国内外的经验，生态护坡技术应该具备以下的特点：a、护坡应保留足够的孔隙率以保持水体内外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利于各种微生物的生存；b、河道尽量保持自然的形态，维持丰富的河滩、河曲、洼地、等景观，以利于不同类型的水生生物的生存要求；c、植物护坡应尽可能利用自然植被，避免单一化，同时也可防止外来生物的入侵，丰富物种的多样性；d、护坡的形式应是结合实际，避免陡化、硬化，为水生物的憩息提供友好环境。
参考文献：
（1）沈国舫等，《中国生态环境建设与水资源保护利用》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日]财团法人、河道整治中心《多自然型河流建设的施工方法及要点》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生态环境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一、地貌与农田景观
闽赣边区南部处于武夷山脉南段的东西二边，境内群山绵延，丘陵起伏。以瑞金、寻乌、武平、长汀、上杭为例。瑞金县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地占全县总面积的20．1％，500米以下的丘陵占全县总面积的75．2％，盆地仅占全县总面积的4．7％(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07—108页)。寻乌县海拔400米以上的山地占全县面积的75．62％，200—400米的丘陵占14．32％。山地的相对高度大于200米，丘陵的相对高度在100—200米之间，两者合计占总面积的89．94％。在山间河谷零星地分布着一些比较平坦的谷地和岗地，分别占总面积的2．38％、7．68％。境内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峰30座，最高峰项山甑海拔为1529．8米。(江西省寻乌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寻乌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年，第30～31页)。武平县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地占全县总面积的53．44％，500米以下的丘陵占全县总面积的33．97％，河谷盆地仅占全县总面积的12．69％。境内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共37座，最高峰梁山顶海拔为1538．4米(参见福建省武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武平县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89—92页)。长汀县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地占全县总面积的70．96％，500米以下的丘陵占全县总面积的22．45％，河谷盆地仅占全县总面积的6．69％。境内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共19座，最高峰白砂岭海拔为1459米(参见长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汀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63—67页)。上杭县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地占全县总面积的42．75％，500米以下的丘陵占全县总面积的53．94％，盆地仅占全县总面积的3．3l％。境内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共113座，最高峰狗子脑海拔为1811米，为闽西南最高峰(参见上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杭县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4—85页)。
这种地形地貌形态形塑了本地区的农田景观，主要体现在“山多田少”、“山田”与“塅田”的差别二个方面。
“山多田少”。在一定的地域内，平整土地，形成一定面积田丘，蓄水保肥，方便耕作，才能形成水稻田。但是闽赣边区南部地区，山地占绝大多数。这种地理形势只能造成“山多田少”的局面。清代前期人们对此就有了深切的体会，康熙年间，有人指出：“盖江右为泽国，而赣独为山国，山异于泽，而险僻之山又异于沃衍之山，不待言而晰也”(乾隆《赣州府志》卷2《地理志·物产》)。这类记载俯拾即是，如瑞金县：“瑞邑山陬僻壤，山多田少”(光绪《瑞金县志》卷16《谕附》)。“瑞金山多田少”(光绪《瑞金县志》卷11《艺文志》)。安远县：“万山线田，腴田无多”(乾隆《安远县志》卷1《舆地志·物产》)，乾隆《长宁县志》载寻乌的情况是：“邑处万山，山无生息，所恃以谋生者，止此山罅之田。故从事南亩者，披星戴月，无地不垦，无山不种，无待劝也。地之所出，仅足敷食”(乾隆《长宁县志》卷3《志政·风俗》)。
清末民国接前清余绪，无大的变化。谚云：瑞金是“八山半水一分田”(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页)。上杭县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参见上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杭县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在此领导中国革命，经过调查研究和卓越的革命实践，得出了合符实际的结论。《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西闽西政治经济状况与今后工作方针的决定》(1929年3月8日)云：“闽西几县都是僻处山隅，崇山峻岭，绵延全境。因为山多田少，出米不足自给，农民除种田外须附作手工业以作生活的补助”(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8页)。《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7月27日)也说：本地区“山多田少”(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70页)。
“山田”与“塅田”。根据不同的地形地貌条件，闽赣边区南部的水稻田分为塅田和坑田二种。塅田多由河谷地和岗地辟成，相对来说，地势比较平坦、开阔，阳光充足；在完全平坦的地方辟成井字状的农田，略有坡度的辟成平缓的梯状田；土地生产率较高，离村落也比较近。坑田，又称山坑田，顾名思义，就是把二山间的沟谷开辟为水稻田，随着山沟层层而上，田与田之间的高差比塅田要大。但坡度特大，象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那样的梯田，比较少见；山坑田日照时间较短，影响农作物的生长；这些水稻田处于离农家较远的山林之间，旧时常遭野猪、老鼠、鸟雀之害，生产率较低，管理也不方便。关于塅田和坑田各地叫法不尽一致，大致说来，塅田与洋田相当；坑田的名目较多，有山排田、梯田、山垅田等。塅田是中高产田，占耕地总面积一般在30％以下。坑田是中低产田，占耕地总面积一般在70％以上。1930年5月，的《寻乌调查》记载：寻乌坑田地价每石租17到20元，塅田每石租30到40元。普通坑田20元，塅田30元。从地价差别中反映了田地优劣。1930年7月《中共闽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日刊》则从闽西龙岩、上杭、永定、连城、长汀各县耕种土地所费人工、耕种田额二方面比较了山田和洋田的区别，其数据如下：
(注)本表所指“担数”是以官秤百斤计算。本表所指人工系采肥、灌水等工夫都在內。资料来源：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02页)。
事实上，闽赣边南部地区水稻田的格局在明清时期己基本定型，通过现代人科学调查的资料，对清末民国时期的农田景观能看得更真切。如瑞金县，江河两岸及村庄附近是高产田；地势较高的丘岗地带之缓坡、垅地等处为黄泥田等，低洼地段为青泥田：山间蔽荫和丘陵垅地低洼处冷毒田(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23页)。如长汀县，主要分布于河谷平原或山间盆地，地势平坦，灌溉条件好的有乌泥田、灰泥田、潮沙田，中高产，占水稻田29％。主要分布于低山丘陵山坡，缓坡地和平洋高地，不受地下水浸渣的影响，土壤水分主要由灌溉和降雨补给的坡地梯田或山排田，为中低产，占水稻田的59％。主要分布于山坑垅或平洋低洼地，地下水位高，土层深，水土温低，通气性能差，具有冷、酸、锈、毒等障碍因素的低产田，包括冷烂田和青泥田，低产田，占水稻田的11％(参见长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汀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80—8l页)。上杭县，河谷盆地区，海拔250米以下，大部分分布着潴育型和渗育型水稻土，土壤类型呈规律性分布，按潮沙田一灰沙田一灰泥田排列。丘陵区，海拔在500米以下，上中部多为荒山，下部多为荒地或梯田，其水田从高到低分布：黄泥沙田一灰黄泥田一灰泥田或黄泥骨田一灰黄泥田一灰泥田，山垅底部则为冷浸田或烂泥田。低田丘陵区，海拔在350—700米，多分布浸冬田，部分山排田分布着黄泥田、黄泥沙田，垄底为烂泥田(参见上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杭县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3页)。山垄田和梯田分别占耕地面积的36．9％和37．4％(参见上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杭县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9页)。武平县，平洋田占耕地面积的28．37％，山垅田占26．56％，梯田占27．09％，溪边田占10．26％，缓坡田3．46％，其它4．16％(参见福建省武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武平县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140页)。
进一步与当地的人文社会背景结合起来考察，我们又可看到另一个社会生态景观。清末民国时期，闽赣边南部地区的地主富农凭借他们的财势，不但占有了大部分土地，还把持着肥沃的良田。所以，在当时，不但财势与农田面积对等；而且也跟田地的优劣对等。贫苦农民只好耕种山坑田、冷毒田、烂泥田、山排田，甚至许多农民连这一点土地也没有。笔者出生于寻乌农村，分产到户时，我家分得的一块贫瘠山坑田，据说解放前就是某贫民所有的。这是一个畸形的社会生态景观。在土地革命期间，共产党先提出“抽多补少”，但富农把肥沃的土地留下，后来不得不再加上“抽肥补瘦”。《富农问题》(1930年6月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称：“平分土地若单只按‘抽多补少’执行，如闽西去年的经验，并在文件上写着‘不得妄想平均’，那末富农得了肥田把瘦田让人，自己把持肥田，贫农就大不满意，不但闽西，各地亦大都肆生这种现象。这是土地斗争中一种实际的重要斗争，我们不应忽略。应该于‘抽多补少’之外还加上‘抽肥补瘦’一个原则，并在文件上将“不得妄想平均”改为“不得把持肥田”(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10页)。《红一方面军前委会、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1930年10月26日)称：“在那富农把持肥田的区域，要迅速的再来一质量上的平分土地，实行抽肥补瘦，这是揭开农村阶级的阵线，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根本镇压富农阶级反革命阴谋的最实际的政策”(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62页)。《苏维埃土地法》(1930年)称：“不准地主富农瞒田不报及把持肥田”(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16页)。这些都反映了这一情况。故曰，社会革命也是一个生态革命过程。但是，随着土地革命的失败，卷土重来，又恢复了以前的社会生态结构，直到后才得到彻底改变。
二、地形、水文与水利工程
闽赣边区南部是赣江、韩江、东江的源头，地形地貌状态已如上述。境内河网稠密，但多是山涧小河小溪。如瑞金县：境内河流252条，总流程1850．6公里，河网密度为每平方公里o．76，但较大河流仅有绵江、九堡河、万田河、梅江(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11—114页)。武平县：境内河网密布，而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仅为18条(参见福建省武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武平县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100—107页)。寻乌县：全县大小河流547条，但集雨面积2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仅有5条，50—200平方公里的也只有7条(江西省寻乌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寻乌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年，第33—34页)。可见，本地区是典型的山地一小河小溪结合型山地水文系统。一般而言，山丘区地势起伏剧烈，地面高差大，坡度陡；一遇暴雨，汇流迅速，往往山洪成灾，并造成严重的土壤流失，无雨期间沟溪常常干涸，因水源不足而出现旱象。但是，山丘区的自然条件，也存在有利的方面：地形起伏，峡谷众多，有利于筑坝筑塘建陂以蓄水抗旱、滞洪；地形坡度大，易于修渠引水灌溉。清末民国时期，闽赣边南部地区人们利用有利条件兴修水利工程，并依生态、社会条件形成了数量多、结构简单、小型化等特点。
清末民国时期，虽然战乱连绵，但闽赣边南部各地政府仍注意兴修水利，按统计资料显示，数量不在少数。如中央苏区曾大兴水利事业，据载：“在福建仅长、宁、汀三县就修好陂圳2366座，而且新开了几十条陂圳。在粤赣全省，修好陂圳4105座，并且新建筑了20多座。”“江西仅兴国一县，就修好陂圳820座，水塘184口”(《红色中华》第194期，1934年5月28日)。陂圳、堰坝，自古为瑞金县主要引水工程，也是农田灌溉的主要水利设施，山区塅区，比比皆是。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全县有陂圳、堰坝工程49座，其中灌溉千亩以上的9座。1934年，县苏维埃政府领导全县人民兴修陂圳1404条。(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17页)。到1949年，瑞金全县有水塘7477口，灌田3．27万亩，占总灌溉面积的44％(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狱出版社1993年，第412页)。长汀县：在建国前蓄水抗旱主要靠山塘。至建国初全县有山塘2411口(参见长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汀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186页)。据民国《武平县志》载，明清时期武乎只有九龙陂，城南义陂等5座水陂。民国时期大为增加，当时城厢区有陂15座，万安区有陂9座，永平区有陂7座，武所区有陂9座，十方区有陂2座，六甲区有陂2座，高梧区有陂2座，岩前区有陂3座，象洞区有陂l座，中堡区有陂7座(参见福建省武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武平县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187页)。上杭县：据民国38年统计，全县有引水工程2601处(参见上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杭县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9页)。寻乌县：清末全县有灌溉用水塘27口、水陂54座，民国时期水利设施524座(江西省寻乌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寻乌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年，第88页)。
闽赣边南部地区地理单元破碎，土地分散，加上社会动荡，农家经济狭小、财力不足，水利工程多是规模小、结构简单。瑞金县：民国后期所筑的陂圳、堰坝，多为柴柞阪，石堆堰，结构简单，易筑易毁(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17页)。该县在民国时期水塘有较大的发展，但亦是投资小、花工少，且多分布在县境中南部。根据1949年的统计数字，平均每口水塘只能灌田4．37亩(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12页)。长汀县历代所建水陂多为乱石堆砌而成。如，民国时芦竹坝下游曾建坝灌河田上街千余亩，次年水毁。后又于芦竹口堆砌木石坝，年坏年修。濯田千工破，位于灌田河安仁河段。清道光年间建，后水毁。(参见长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汀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184—185页)。至建国初全县有山塘二干多口，但容量皆小(参见长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汀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186页)。建国前该县的提水设施，多用龙骨车、水桶、竹编斗人力戽水，只有新桥、大同等地沿江装有水车，利用水力自动冲转戽水上高陂田(参见长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汀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189页)。武平县：因农村经济贫困，官府资助又少，这些水陂都是简陋的临时性工程，多为松木桩、草木土石坝，石砌坝极少，坚固性差，容易被洪水冲毁；水圳也多为小土圳，容易淤塞(参见福建省武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武平县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187页)。上杭县：引水工程多属小陂小圳，且维修不力，效益差，平均每项引水工程仅能灌溉田地47．1亩(参见上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杭县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9页)。我们知道明清时期我国水利工程的发展出现了小型化的特点，这应该跟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从平原推向山区有颇大的关联。
三、社会生态结构与农具系统
有研究生产力的学者指出，生产力是一个系统。其实生产工具也应视为一个系统，它不仅与一定的生产对象相联系，而且也与一定的生态、社会条件相联系。
首先，从社会经济结构来看，清末民国闽赣边南部地区仍然是一家一户为单位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小农经济，生产规模狭小，经济实力也十分有限，加之当时社会动荡，乡村残破，无力引进西方先进的新式农具。诚如《中共闽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日刊》(1930年7月)所说：“闽西的农村经济，还是小农经济，种田不是用机器，而是用手，肥料不是用化学制造，而是用猪粪、人粪、狗粪来代替，灌溉方面，也没有机器抽水机，因此，每个农民只能耕二三十担，不象西洋一人可耕几千万亩的大农场经济”(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7页)。这样，清末民国闽赣边南部地区仍然沿用传统农具。计有：耕作用的木犁、铁耙、木辘轴、锄头、铁砸、田刨、钉齿轧、田刀、秧盆、畚箕、耘田耙；植保用的木板夹打稻苞虫、竹竿梳开稻卷虫苞；收获用的禾镰、禾锯子、禾桶、谷围、谷箩、谷箕、谷筛、禾笠、谷笠；加工农副产品用的土砻(谷砻)、水碓、旱碓、石磨、水碾、水磨、风车、米筛、糠筛、簸箕；排灌用的龙骨车、筒车、戽斗；运输用的独轮手推车等。这些传统农具主要由人力操作，少数用畜力或水力带动(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53页；福建省武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武平县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142页)。
其次，清末民国闽赣边南部地区的农具系统是当地人们利用工具与当地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中，反复磨合而形成的，受制于当地的生态结构。如果简单地从农具的种类来看，闽赣边南部地区的农具与全国其他地区并无多大差别。但仔细的分析研究，会发现他的诸多特色。如有一种长把镰刀，专门用于清除梯田田坎上的杂草杂木。梯田田坎高，充分发挥其长把的优点，用起来十分方便。又如运输用的独轮车，适宜在山区崎岖小路上使用，被广泛应用。再如耕牛有水牛、黄牛等种，虽然南方水乡适宜水牛生活，但在崎岖山路上，黄牛就更能适应，所以广大山区还是使用黄牛为多。
复次，解放后在闽赣边南部地区推行机械农具受挫的情况颇能说明生产工具与社会生态结构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瑞金县：1957年开始推行双铧机耕犁，至1978年机耕面积达到15．2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41．5％。但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田块变小，且插花地多，机耕面积缩小，1985年下降到4．28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12％。1959年试用木制人力插秧机，因质量差而未推广。1961年又开始引进，至1978年全县拥有人力插秧机1472台，机动插秧机4台，机插面积1．19万亩。在使用人力和机动插秧机过程中，因机具质量差，机手技术不高，伤苗多、浮兜多，农民不欢迎，1981年后，停止使用。(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53页)。长汀县：1956年开始农具改革，推广水田深耕犁和引进试用铁制双轮双铧犁，因笨重，不适宜推广。1963年拥有大中型拖拉机5台，但仅适宜部分交通方便的较大田丘。1970年引进小型手扶拖拉机88台，随后逐年增加，至于1982年机耕面积18．9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60．9％。在发展农机过程中，其他农机具如水稻插秧机、收割机、球肥深施机、水田中耕器等亦引进模型试制、试用，但未获成效(参见长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汀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119页)。武平县：1955年推广水田深耕犁，1956年试用双轮双铧犁，因笨重不适于水田使用，未能推广。1980年后推广小型拖拉机耕种发展迅速(参见福建省武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武平县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142页)。通过上述情况来分析，一是本地适宜推广小型的、灵活的农具，只有加紧这方面的科研方能解决问题；二是可适当地作些平整土地的工作，同时加紧农田道路的建设。
四、气候条件与耕作制度
闽赣边南部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类型。境内四季分明，日照充足，热量丰富，雨量充沛，无霜期长。本地区因为多山，气候垂直分布明显。以瑞金县为例，年平均气温为18．9℃，通过5℃保证率80％的年积温在5100℃一6650℃；之间，年日照时数平均为1838．2℃，多年平均降雨量1710毫米，无霜期年平均在280天左右。平原与山地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11—132页)。又以武平县为例，年平均气温为17—19．6℃，大于或等于O℃的年积温在6300℃—7200℃之间，年日照时数平均为1758．℃，年平均降雨量1500—1900毫米，无霜期年平均在250—280天左右。由于境内地形复杂，海拔高度相差很大，“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区域气候差別很大，各地四季的开始和持续的时间也有差异。一般海拔每升高100米，春季要推迟3—5天，秋季要缩短2—3天(参见福建省武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武平县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93—113页)。其他各县大致亦是如此。赣闽边区的这种环境状况正是当地人们安排耕作的自然生态基础。
首先，本地气候条件总体上是日照充足，热量丰富，雨量充沛，无霜期长。普遍发展了单季稻作、稻与其他作物的二熟制，少数地方还发展了二季稻。长汀县：种植单季稻(包括早稻和中稻)面积一般占全县水田面积的95％，栽培早稻一秋红薯、早稻一秋大豆二熟制面积占水田面积的50％以下，尚有50％以上水田一年种植一季水稻后休闲。据考察古城乡的中都、古城、井头、元坑等自然村从光绪年间开始引种双季稻俗称翻稿禾、惨子禾，有百年历史，但未推广(参见长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汀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136页)。上杭县：1949年全县单季稻种植面积达19万亩，双季稻12．76万亩(参见上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杭县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0页)。武平县：建国前，大部分耕地一年只种一季水稻，但有少数地区种植连作晚稻或间作晚稻(参见福建省武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武平县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156页)。
其次，本地区因为多山，气候垂直分布明显，耕作制度也带有较明显的垂直分布特征。据载50年代以前，瑞金县山地与塅区的耕作制度有较大的差別：山区多种一季水稻，为水稻一冬闲一年一熟制，个别山区有旱稻一大豆(或红薯)一年二熟或双季稻间作制，塅区多是早稻一大豆(或红薯)，冬闲一年二熟制，少数地方有旱稻一大豆(红薯)一冬种(绿肥或油菜)一年三种二熟，三熟或双季稻连作制。建国后，旱地改水田，单季改双季，间作改连作，提高了复种指数(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46页)。
五、稻作农耕与水土
稻作农耕与水土之间也存在着种种复杂的互动关系。下面我们通过稻作农耕与土壤的改良、农业垦殖与水土流失、水土流失的防治三个方面来阐述闽赣边南部地区稻作农耕与水土之间的关系。
稻作农耕与土壤。闽赣边南部地区在自然状态下，广泛分布着红壤，其他类型的土壤只占一小部分。但经过千百年耕作，形成了比例不小的水稻土。众所周知，水稻田的土壤改良与保持，主要是通过施肥来实现的。清末民国时期，本地区仍旧施用传统的农家肥。牛猪栏粪(采用圈畜垫草聚积而成)、人粪尿历来广泛为使用，多作基肥，后者也作追肥。火烧土，草木灰，为盖种肥，但容易引起火烧山和水土流失。饼肥，多作基肥使用。土杂肥，常用的有塘泥、沟泥、河泥、垃圾土等，混合堆沤而成，一般作基肥。绿肥主要作基肥，山区农民历史上有采施水蓼、山蕨、野艾、枫香、布荆、胡枝子、乌柏叶等野生青草及树枝嫩叶作肥料习惯。农家肥具有养份齐全，肥效高而稳，有机质含量多等特点，不仅能满足各种作物所需养分，而且有改良土壤，提高地力之功能。(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48—349页、长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汀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137—138页)。另有记载，清乾隆年间，瑞金县就开始种植紫云英(红花草)的记载。民国期间，以种植肥田萝卜为主，少量种植蚕豌豆(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49页)。
农业垦殖与水土流失。19世纪前，闽赣边南部地区丛林茂密，山青水秀，较少水土流失。20世纪后，由于农业垦殖的进一步发展，战争、火灾及其它人为因素，大片森林被毁，植被率下降，土地涵养受到破损、侵蚀、沟蚀、崩岗日趋增多。水土流失面积逐年扩大，危害程度不断加剧。长汀县水土流失造成了一些严重的灾害。民国36年(1947)5月27日，太拔乡双康保刘坑村发生严重山崩，村民丘开华等2座房屋计20余间为山崩埋没，居民被压在泥下者13人，经奋力抢救，掘出轻伤2人、重伤2人，死亡9人(参见上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杭县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1页)。1964年瑞金县水土流失面积90．76万亩，占山地总面积的30％，列为全省23个水土流失重点县之一(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26页)。
水土流失的防治。为了防止水土流失，1932年3月16日，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作出了《对于植树运动决议案》，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1934年“在瑞金植了六十万三千七百多株，兴国三十八万九千八百多株。福建种了二十一万三干八百多株，并且还种了木梓种一千六百九十九斤(《红色中华》第194期，1934年5月28日)。瑞金县的一些乡民自发采取禁山、挖避洪沟、筑拦沙埂、作崩坡等办法，对治理水土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参见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瑞金县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26页)。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12月)，福建省研究院在长汀县河田建立“土壤保肥试验区”设有水文站、气象站、化验室、资料室，配有专家、勤杂20余人。在三湖溪、大溪、朱溪等地开展砂、水控制。被覆植物恢复、增进土壤肥土及建立“荒山利用示范场”。开展河田土壤的保肥试验工作。先后筑土坝4000余座、柴排400余座，石坝50余座。在天马山、五星岗等处，开辟条带式的水田畦地40余亩。引种乡土植物黄桅子、胡枝子、杜鹃、灰木等30余种，栽培4—5万株。在天马山种植马尾松、黄植等4万余株。在松树源一带切沟中及三湖溪、大溪堤岸种植乌臼、枫杨、檬柠草、柳树，进行植物学、生物化学、材料力学等方面的研究试验。开垦荒地300亩。种植芙蓉、夹竹桃、大花黄枝子、苜莉，毒鱼藤、除虫菊、薄荷，桃、梅、梨，木薯、花生、乔麦、绿豆、鸡瓜粟等。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后，大部分工作人员撤走。三十六年(1947年)七月，试验区由农林部接管，易名“农林部东江水土保持试验区”，但治理成效不大，水土流失面积仍在扩大(参见长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汀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448页)。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探讨了闽赣边南部地区地形地貌与农田景观、地形水文与水利工程、社会生态结构与农具系统、气候条件与耕作制度、稻作农耕与水土五个问题。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
一是本地区清末民国的稻作农业受制于本地区地形地貌、水文、气候、土壤等自然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本地区稻作农业发展的历史也是生态的历史。稻作、生态、社会之间是一个复杂的互动关系。它们之间经过反复磨合，己构成了具有一定结构与功能的稻作一生态一社会系统。．
二是稻作农业是本地区的主要生业，经过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它是与本地区的生态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发生在本地区的其他事件势必也与生态环境有密切之关系。我们知道本地区是著名的客家发源地和聚居地，明清以来发生了一系列与本地区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如农民抗租佃的斗争、客家人发动太乎天国革命、辛亥革命、共产党在这里搞土地革命等。我们要深入理解浮在表层转瞬即逝的事件时，必须深入到本地区社会历史“深层结构”内部。
生态环境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1农业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
1.1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立法问题
我国农业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已取得不少成绩，国家相继制定、颁布、修订了《农业法》《森林法》《水法》等一系列相关法律和法规。从地方来看，也有22个省（市、自治区）制定了农业（生态）环境条例，但从全国而言，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仍然存在着综合立法缺位和立法技术滞后等问题。
1.1.1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综合立法缺位国家对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的内容分别规定在农业、森林、草原、矿藏、河流、土地、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等资源保护和污染防治法之中，这种分散立法与农业生态环境具有内在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特征不相适应。早在1995年，全国农业环境保护法制建设研讨会就已达成共识：颁布全国性农业环境保护法规势在必行，因为这将有效地保护和改善全国农业环境，防止农业环境污染和破坏，是强化农业环境管理的法律依据，是保障城乡人民身体健康，促进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发展的法律武器[1]。但时至今日，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综合立法依然缺位。
1.1.2立法技术滞后“善法”是法治的必要前提，要制定出好的法律，需要通过民主、公开的程序进行，必须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并体现客观规律[2]。全国性农业环境保护法的难产，与立法技术滞后密切相关。一方面，农业生态环境立法的民主性、公开性不够。主要以政府部门起草为主，很少有公众参与，其内容也主要倾向于规定行政权的便捷行使，而很少关注如何增强行政执法的民主性和开放性，对行政相对人的法定程序权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3]。另一方面，我国地方的农业生态环境立法仍过于原则，缺乏应有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以致有些空泛的规定和政策宣言式的规定无法执行，从而严重影响执法效果[4]。不少地方性法规条文只有行为模式，没有相应法律责任规定和具体的奖惩措施，处罚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体现不出法律的威严[5]。这样的法律离“善法”尚有距离。
1.2缺乏符合行政法治要求的农业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体制
缺乏法治化的农业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体制更是农业生态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症结所在，突出表现为，农业生态环境执法机构的设置缺乏法定性，职能或缺位或重叠，导致执法无效；行政执法缺乏程序的控制和保障等。
1.2.1现有农业生态环境执法体制存在缺陷从行政执法主体来看，一方面表现为机构重叠，在环境保护领域的统管与分管相结合的多部门分层次的执法体制下，农业生态环境的执法主体林立（包括环境保护、建设、农业、国土资源、水利、统计、林业、海洋与渔业等部门），“各执法部门之间的执法权限也不甚分明，导致部门与部门之间经常相互扯皮，争权推责。”[6]在实践中，各有关机关之间相互扯皮，相互推诿，出现各部门机关为了部门利益和地区利益，争着管抢着管，甚至越权管理，导致执法秩序混乱不堪的现象[5]。就在农业部门内部，行政执法权分散于植物保护、种子、土肥、环境保护各个机构中，形成了多元的执法主体[7]。依据《农业法》的规定，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但目前由于各种原因，部分法定职能没能落实到位，阻碍了农业环保工作的正常开展[8]。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机构缺位。如：《福建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23条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主管农业的部门应建立农业生态环境监测网，负责农业生态环境的监测和评价。至2003年该省在省、市、县3级还缺乏一套完整的农业环境监督管理机构及环境监测网络，缺乏相应的监督管理机构和人员，以至出现污染事件时，未能及时发现，也未能及时制止[9]。
1.2.2农业生态环境行政执法缺乏程序的控制和保障程序比目的更重要。没有行政程序，行政职权就难以合法运作。行政程序的基本功能在于：扩大公民行使参政权的途径，监督行政主体公平实施行政权，保护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益等[10]。实践中，农业生态环境行政执法缺乏程序的控制和保障。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在过分强化政府权力的同时，却又缺乏有效的环境行政监督机制。在几乎所有的地方性农业生态环境立法的相关条例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行政部门和公民（特别是农民）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法律上具有不平衡性，过多地确立和保护的是以维护政府权威及各部门利益，以保证政府集权和经济统制[4]。涉及政府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职责方面虽有一系列的应然规定（表现为应当如何如何），但在法律责任的规定中却找不到关于政府不作为或时应承担何种责任的条款。实践中，当前地方政府、部门和企业领导干部损害群众环境利益的行为，已经成为国家环保总局和监察部进行查处的重点[12]。某些地方政府成污染帮凶[12]，这自然有违公平行政的法治原则。山西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虽然早在1991年11月和1994年12月就已分别颁布了《山西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环境保护条例》，实际却没有得到有效执行。农业污染与生态破坏不仅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严重影响了当地群众的身心健康和生存[13]，事实再一次昭示古训“徙法不足以自行”的正确性。此外，公众参与环境事务制度缺失，对公众参与环境事务的范围、方式、途径等没有具体的规定也影响了农业生态环境执法的效果。
另一方面，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缺乏应有的程序性保障。以往大多数环境程序规范具有十分浓厚的管理色彩，它们主要是单方面规定行政相对人在程序上应负的义务和不履行义务的后果[14]。事实上，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现场检查、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程序，都可能给相对人设定程序性义务和限制其权利。综观已有的地方农业生态环境立法，诸如：对那些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农业生态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故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处罚时，行政相对人的听证权、行政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的陈述和辩解权、申请回避权、时效权等的行使和保障，鲜有规定。这为行政不作为或提供了“土壤”。实践中，有的地方一些执法人员无任何证件和标志，随意进入现场对排污单位进行检查，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15]。
1.3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中的利益冲突与失衡问题
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涉及到多方利益关系，利益冲突是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不力的症结所在。管理机构自身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冲突，环境保护者与受益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排污企业与受害者的利益冲突，缺乏有效的法律调整手段。
1.3.1管理机构自身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冲突有的地方，农业执法机构类型多样，经费缺乏必要的保障，一些自收自支或差额拨款的事业性执法机构乱收费乱罚款，而那些破坏农业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却不能得到及时纠正[16]。有学者曾尖锐地指出，我国在森林、草原、矿藏、河流、土地、环境保护、水土保持等主要领域已经基本上有法可依，问题在于执法不严，执法无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能有效遏制地方和部门在自我利益的驱使下破坏生态环境，致使“一边治理，一边破坏。一方治理，多方破坏”[17]。最终受损的还是社会的环境利益。
1.3.2环境保护者与受益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实行退耕还林还草，禁伐禁猎禁渔，推广应用高效、低毒、无残留生物农药，加强畜禽养殖场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修建污染防治设施等必要措施，可能会导致部分人为社会整体的生态利益而让自己的利益受损。对此，国家尚没有依法建立起完善有效的补偿制度。另外，缺乏有效促进农业生态环保的优惠政策。从法理上讲，优惠政策意在权利与义务的重新配置。在现有的以省级立法为主的农业生态环境立法中，大多规定“应当将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并根据当地的农业经济发展需要和农业生态环境资源状况，逐步增加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但无具体的安排，这样原则性的规定，使得国家应给予的优惠无法有效落到实处。
1.3.3排污企业与受害者的利益冲突从实践情况来看，一些地方的排污企业，多为地方的利税大户，是地方政府的腰包。地方政府纵容恶性污染行为的结果是百姓的性命安危[18]。而且由于企业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大型企业也宁愿受罚不治理，特别在造纸、酿造、化工、冶金、水泥、制药等行业尤为突出[19]。从全国而言，珠江三角洲成为世界主要制造业基地的代价，就是农业生态环境受到污染。据初步统计，全国至少有1300～1600万hm[2]耕地受到污染，每年因土壤污染造成各种农业经济损失约200亿元，土壤污染已经成为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20]。
2农业生态环境法治保障对策
2.1建立和完善农业生态环境法治化的基础
2.1.1尽快制定农业生态环境综合保护法制定一部反映农业生态环境客观规律，体现民意，可以有效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和治理农业生态污染的综合性的善法，改变无法可依的局面，是当务之急。瑞典在1980年以后，相继制定了15个单项的环境法规，1999年1月1日又出台了一部完整的《农业环境保护法》，其环保政策和法规有的已被欧盟用作共同准则的样板[28]。瑞典的做法，可资借鉴。
2.1.2贯彻《立法法》精神，改进立法技术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它牵涉到多个行政部门的管理权限，单一部门难以胜任农业生态环境综合保护法的起草工作。建议该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农资委和法工委会同国务院法制办直接主持起草。当然国家立法机关在立法时也需遵循立法民主公开的要求，重视对社会公众和行政相对人正当环境权益和程序权益的保护。立法中要克服“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首先要建立科学的外部行政程序规定。如规定严格的告知制度、听证制度、听取行政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制度等[21]。其次，应为社会公众参与环境管理提供法律上的程序保障，赋予公众全面参与环境保护的权利，确立公民的环境权益应包括公众知情权、监督权、环境决策参与权、环境自卫权、索赔权和诉讼权等[22]。再次，对政府在保障农业生态环境的义务应有具体的程序规定，凡要求政府履行责任的条款，都应有政府不作为和乱作为时要承担什么责任的相应条款。
2.2健全农业生态环境法治化的行政执法体制
2.2.1建立健全法治化的农业生态环境综合执法体制现有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统管与分管相结合的多部门分层次的执法体制有必要进行改革，逐步向综合执法体制转变。当然，这里所指的农业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并非是指将现有农业部门以植物保护、种子、化肥、农药等监管为主的狭隘的农业生态环态监管体制，而是指在机构改革中，逐步地建立和健全宏观上的大农业生态环境综合执法体系：将所有涉及农业生态环境监管的行政职能集中于某一综合执法机构。根据一定的标准，建议考虑组建土地、水利、林业、煤炭和地质矿产、大气、农业、畜牧业、渔业行政、乡镇企业环保等农业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权于一身的“农业生态环境稽查总队”，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农业生态环境监督管理机构和环境监测网络，提高综合执法的效能。
2.2.2强化行政程序的控制和保障作用一方面要重视农业生态环境综合执法的外部行政程序建设，既要加大对那些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农业生态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故的单位和个人的执法力度，又要注意克服农业生态环境执法中的随意性，尽量避免出现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现象，对于涉嫌重大环境污染犯罪或者环境监管失职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将案件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而不能简单地以罚代刑了结案件。另一方面，要重视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程序权益。执法人员在行使行政执法权时应依法持证上岗，实行严格的告知制度，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权，依法采集证据，做好行政检查的笔录工作，并规范相关文书。对每一起案件从提起、立案、调查、裁决、执行直到归档，都应依法进行，切实做到依法办案，按程序办案，规范办案。
2.3依法调整农业生态环境中所涉及的各方利益关系
2.3.1切实保障农业生态环境管理机构所需的经费惟有让农业生态环境执法机构都能够吃上“皇粮”，依法保障其合法权益，才能有效地履行其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职责，才能克服“重利轻管，以罚代法现象的发生。”[23]
2.3.2要依法实施政策、贷款、税收方面的优惠措施各级政府应特别重视优惠投入制度的建设。日本政府为推动生态农业建设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日本以建立环保型农户为载体，从政策、贷款、税收上给予支持，以提高环保型农户经济效益和社会地位。此外，政府还对为社会整体的生态利益而让自己的利益受损的人，也依法在政策、贷款和税收上给予适当的优惠[24]。
2.3.3依法建立和完善农业环境保护补贴机制根据WTO“绿箱”政策规定及国外经验，我国政府可对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科研、培训、推广与咨询服务等一般性政府服务，与环保措施挂钩的价格补贴，如退耕还林还草、休耕，农业种植结构调整补贴等方面进行政策支持[25]。令人可喜的是《退耕还林条例》已对退耕还林或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提供种苗造林补助费和生活补助费作了专章规定。
对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实行“绿箱”扶持政策。德国政府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凡符合法律规定而进行粗放经营的农户或农场主在经济上可以得到政府给予的一定补偿。……显然，这些补贴措施都有利于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的改善。”[26]2001年德国对生态农业生产实体的扶持就达6115.4万欧元，平均150欧元·hm[-2][27]。就环境保护而言，对环境有相当影响的德国农业，有近一半的收入取决于政府补贴[28]。我国对于环境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有些地区的环境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运用财政补贴修复被破坏的环境，引导企业、居民自觉保护环境，已成为当务之急[29]。
2.3.4采取行之有效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税收和污染责任保险政策为了保护和促进农业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国外主要采取征收环境税和其他环境补偿性措施。欧盟对排放污染物，制造噪音和某些产品如农药和汽油等征收环境税[30]。荷兰政府将持续发展作为环境政策的目标，实行生态税制，生态税收主要用于生态目的，在实践中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31]。在产生环境污染和危害最严重的行业，如石油、化工、印染、采矿、水泥、造纸、皮革、火力发电等行业，建立强制性污染责任保险为主，任意性责任保险为辅的保险制度也不失为良策[32]。
生态环境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1海河流域水生态环境现状
1.1水污染严重
1998年，全流域废污水排放总量已达到55.6亿t，这些废物水中大部分末经处理就直接排入河流和水库，造成地面水的严重污染。流域现状地表水的污染河长比例高达75％，2／3站井的地下水达不到饮用水要求，水污染形势十分严峻。
1.2河道干涸、功能退化
由于用水大量增加，造成河道干涸断流、河道功能退化等问题。现状流域各河大都成为季节性河流。据初步统计，在流域一、二、三级支流的近10000km河长中，已有约4000km河道长年干涸。一些河道虽然有水，但主要是由城市废污水和灌溉退水组成，基本没有天然径流，“有河皆干，有水皆污”已成为海河流域的一个突出问题。河道干涸还引发河道内杂草丛生、土地沙化、土壤盐分累积。山前平原与河道两岸附近的浅层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地区，河流冲积沙地和砂质褐土、砂质潮土、砂质草甸土等耕地沙化趋势严重，沙土随风迁移造成覆盖沙地。近30年来，流域内“沙化”土壤面积不断扩大。由于缺少人海水量，山区进入平原的径流、引黄水量和降雨中带来的盐分不能排出，引起区域性的积盐。
1.3入海水量锐减、河口生态环境退化
统计表明，90年代与50年代相比，流域年平均入海水量减少了72％。90年代年平均入海水量只有68.5亿m3，只相当于总水资源量的18％，而且40％集中在滦河及冀东沿海地区。由于入海径流减少，各河河口相继建闸拒咸蓄淡，引起闸下大量海相泥沙淤积。据统计，闸下总淤积量达9500万m3，致使海河流域骨干行洪河道泄洪能力衰减40％。另外陆源污染也给河口近海地区造成很大影响。渤海湾受纳天津、北京两大城市的污水，无机氮、无机磷、化学耗氧量等指标严重超标。由于入海径流减少和严重的污染，河口地区具有经济价值的鱼类基本上绝迹，渤海湾著名的大黄鱼等优良鱼种基本消失。近10年来，渤海赤潮频频发生，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1.4湿地大幅度减少、生物多样性消失
50年代海河流域有万亩以上的洼淀190多个，洼淀面积超过10000km2。现今，除白洋淀和部分洼淀修建成水库外，大部分的洼淀都已消失或退化，即使加上30多座大型水库和100多座中型水库，湿地面积仅剩2000多km2。在区域湖泊洼地演变过程中，人类活动干扰是其中最重要的驱动因素。以白洋淀为例，50年代以后，白洋淀上游兴建了总库容达36亿m3的水库，大大减少了入淀水量，1964～1981年，白洋淀因围垦造田减少了90％的湖面面积，导致1966～1995年出现5次干淀，1990～2000年又多次面临干淀的威胁，依靠定期补水才得以维持。
1.5地下水严重超采
海河流域地下水大规模开采始于70年代。到1998年，扣除补给量后，全流域已累计消耗地下水储量896亿m3，其中浅层地下水471亿m3，深层水425亿m3。地下水过度开采造成了地面沉降、地裂和塌陷等一系列环境地质问题。天津和流域中东部平原已发生区域性地面沉降。至1998年，河北平原累计沉降量大于300mm的面积达1.82万km2，天津市累计沉降量大于1500mm的面积133km2。平原区已经发现地裂缝近200多条。地下水位下降还引发海水入侵和咸水入侵等问题，使得成淡水边界向淡水区移动。
1.6水土流失严重
水土流失是海河流域主要自然灾害之一。海河流域年降雨量虽然不大，但多以暴雨形式出现，而另一方面流域内山区地面坡度较大，且土质疏松，植被覆盖率低，加之人口密度大，生产落后，广种薄收，陡坡开荒等人为因素，导致流域内山丘区存在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
1.7污灌造成环境污染和健康危害
由于水资源短缺，海河流域排放的废污水很大一部分被用于农业灌溉，绝大部分灌溉污水未经任何处理，给周边环境和人体健康带来危害。
2海河流域水循环与水生态环境关联分析
流域的水循环与水生态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天然联系，千万年来大自然所形成的自然水循环造就了一个地区特有的稳定水生态环境。而近几十年来由于人类对水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改变了水的自然循环，使一些地区稳定的水生态环境趋于不稳定，并出现流域水生态环境整体退化现象，海河流域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南水北调工程直接对流域进行大规模补水，加大了流域水循环通量，虽然其直接主要供水目标不是流域生态环境，但也会对流域的水生态环境产生一定影响。为了定量研究评估这种影响，首先需要研究流域水循环与水生态环境之间的自然关联。
2.1流域水循环与水生态环境关联分析方法
为了比较简单清晰的描述流域总体水循环的状态及其与水生生态环境的关系，本研究不着眼于流域内降雨、地表水、地下水和土壤水之间的转换关系，而以整个流域为一个单元，以年为尺度，重点描述流域各种水量变化与各种耗水之间的关系，以揭示水循环过程、状态与水生态环境演变的宏观关联。
研究的方法是在水平方向以流域边界为界，在竖直方向以深层地下水上隔水层为下边界，以地表及其附属物、植被为上边界形成一个封闭的单元。首先分析年度间进入单元的总水量，单元内的总蓄变量和总消耗量，摸清水循环过程中各种水量之间的转化关系，然后分析各种水量对不同水生态环境子类的驱动关系，以此分析和判断流域水生态环境的现状和对未来的水生态环境进行分析和评估。水循环的过程可通过水量均衡方程式来表示。
Twe－TWs＝TWc
式中：Twe——进入单元的总水量；
tWs——单元的总蓄变量；
TWc——单元的总耗水量。
在水量均衡方程式中，进入这一单元的水量有降雨形成的当地水资源总量（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量并扣除二者的重复计算量）、从外流域调入的地表水水量和从深层开采的地下水量三项；平衡方程中的总蓄变量是当年在单元内增加（或减少）的水量，包括水库蓄变量和浅层地下水蓄变量；总耗水量是指通过不同方式排出本单元的总水量，主要包括水平排出单元的入海水量和竖直排出的蒸发消耗量。总耗水量又可以根据其消耗性质分为经济社会耗水量和非经济社会耗水量。经济社会耗水量是指由人工供给的用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类生活所消耗的水量，包括农业用水、工业用水、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用水的消耗。而非经济社会耗水可视为水生态环境消耗水量，包括维护河口生态环境的入海水量，水系生态环境耗水量和陆地生态环境耗水量。其中水系生态环境耗水量包括天然河道水面蒸发量、湖泊湿地水面蒸发量和城市河湖水面蒸发量。陆地生态环境耗水是指平原区和山区河谷盆地陆地上地下水的腾发量，但不计灌溉回归地下水的腾发量。
应用以上方程式可以描述流域单元的整个水循环过程和状态，同时由于水循环中的各项几乎都与水生态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通过水循环中各项的分析就可以反映出流域水生态环境的状况。上述水量均衡方程式中的各收支项可以对三类水生态环境问题进行分析评价：第一类有关地下水超采问题，包括进入单元的总水量中的深层开采量以及浅层地下水蓄变量。从多年平均来看，如深层开采量过大形成深层超采或浅层地下水蓄变量小于零形成浅层地下水超采时，水生态环境就受到破坏，超采量越大，受破坏的程度就越深，直至出现地面沉降、地裂和塌陷以及引发海水入侵等各种环境问题；第二类是水系生态环境耗水量和陆地生态环境耗水量减少问题，如果二者特别是水系生态环境耗水量不能达到一定要求，则会出现河道干涸，湖泊萎缩，湿地消失、土壤沙化、生物多样性消失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第三类是入海水量衰减问题，如果入海水量不能满足河口生态环境要求，则河口海区会出现盐度升高、升温迟缓、松散的底质消退，进而影响鱼类产卵、生长，导致近海渔业资源的衰退。此外，入海水量减少还造成泥沙淤积、河道萎缩、河道自然功能下降。
在流域水循环中，水量平衡方程两侧收支各项是遵循流域水循环的规律相互关联的，即来水。蓄存和消耗量之间存在此消彼涨的关系，比如经济社会耗水增加，非经济社会耗水必然减少；河道、湖泊湿地耗水增加，入海水量也会减少。因此区域水循环的状态可能会因为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利用而被改变，从而引发严重水生态环境问题；但另一方面通过区域水资源合理的开发利用与优化配置，甚至采用跨流域调水，可以重新调节水循环状态而使区域水生态环境得以改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流域水循环的收支平衡关系直接影响流域水生态环境状况，因此既可以利用水循环的状态来评价水生态环境情况，还可以通过分析预测不同水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情况下的流域水循环状态去预测流域水生态环境未来情景，进而从流域水生态环境的角度去调整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方案，以实现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协调，这就是水循环与水生态环境关联的分析方法和思路。
在此需要特别补充说明的是，由于本单元将深层地下水上隔水层作为单元的下边界，对深层地下水的开采作为系统的输入处理，因此关于地下水超采问题并不放在循环过程当中进行研究，而是利用深层地下水补给相对稳定的特点，通过直接比较单元该部分输入和深层地下水补给量的大小来进行判断。
2.2海河流域现状水循环与水生态环境关联分析与评价
根据以上水循环与水生态环境关联物理模型的分析，建立了相应的流域水循环与水生态环境关联的数学模型。应用1994～1999年水资源公报和海河流域水资源规划的相应数据，对单元水量平衡方程各项进行了计算，得到相关的水生态环境现状评价结果，见表1。
表1海河流域1994～1999年流域水循环相关数据与计算结果（单位：亿m3）
数据来源：1994～1999年《水资源公报》和《海河流域水资源规划》。
从表1中进入单元总水量栏可以看出，进入单元的总水量主要受降雨影响。如降雨最小的1997年和1999年，年降雨量分别为366mm和385mm，进入单元的总水量分别为329.6亿m3和317.6亿m3；降雨量最大的1995年和1996年，年降雨量分别为609.0mm和599mm，进入单元的总水量分别为556.5亿m3和635.1亿m3。进一步考察表1数据总体构架和变化，由于流域降雨年际变化大，因此不同年份进入流域的总水量变化很大，变幅可高达300亿m3，导致相应的蓄变量和总耗水量变化也很大。当流域单元在输入减少条件下，总耗水量也减小，同时蓄变量也呈现为负值，说明枯水年份会消耗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蓄存量以支撑国民经济的发展。
另外从表1输入栏和蓄变量栏间的数据波动关系看出，总水量加外调水量与深层开采量加浅层超采量之间有非常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前者越小，后者就越大，说明在当地水资源与外调水量不足的情况下，对深层地下水的开采量和浅层地下水的开采量成为满足区域用水需求的主要途径，从而发生超采并引发相关生态环境问题。
考察枯水年份的各分项耗水，可以发现尽管总耗水量大幅度减少，但在一定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下经济耗水量的变化不大，变幅大多在10亿m3以内，而非经济社会耗水会大幅度减少，与总耗水量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进一步说明了即使在降雨小、水资源量少的情况下，经济社会用水并未因此受到较大幅度的影响，仍然通过超采深浅层地下水、挤占非经济社会耗水等手段来维持，总耗水的减少几乎完全转嫁为非经济社会耗水量的减少。在非经济社会耗水项各栏中，水系生态耗水目前所占比例很小，非经济社会耗水的大量衰减主要是减少了入海水量，从而对河道内和入海口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比较非经济社会耗水和入海水量，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良好的正相关关系（图1）。对非经济社会耗水量和入海水量进行回归得到方程：
式中：x——流域非经济社会耗水量
y——入海水量
该关系式相关系数R2＝0.9381，相关关系极为显著。因此在得知非经济社会耗水的情况下可由此式推求入海水量，反之亦然。
图1入海水量与非经济社会耗水量关系图
以上探讨了海河流域近年的水循环状态，从它与生态环境的关联中可知，目前海河流域地下水超采严重，虽然全流域浅层地下水蓄变量6年平均衰减8.9亿m3，但由于超采区比较集中，因此超采区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另一方面流域水系生态环境耗水量很小，说明流域内河道干涸、湖泊湿地萎缩现象由来已久，水系生态系统长期处于破坏状态，给今后流域的河流、湖泊、湿地生态系统的恢复带来很大困难：现状入海水量在偏旱年份仅有十几亿m3，在一般年份也只有几十亿m3，河口生态环境堪忧。
3不同情景下海河流域水生态环境预测
通过以上水循环与水生态环境关联分析方法的介绍和现状生态环境评价案例分析可知，只要对水量平衡方程式两端的若干输入和输出变量进行界定和计算，并确定好状态约束条件，即可根据未来不同时段流域水循环收支项变化去预测同期的水生态环境的情景。
作为情景分析，本报告中拟定对两种类型的四种水资源配置方案下的水生态环境进行预测，简要分析如下：
（1）无南水北调条件下的水生态环境预测。包括两种情景，一是延续现状水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包括保持现状外调水水平、继续保持现状深层和浅层地下水超采水平以尽量满足经济社会耗水需求；二是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中心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包括停止深层浅层地下水超采，恢复湖泊、湿地等水系生态面积；
（2）南水北调工程实施条件下的水生态环境预测。包括两种调水方案相对应的两种情景，其中基本方案2010和2030年调水总规模分别147.0亿m3和223.0亿m3，其中调入海河流域片分别为61.0亿m3和96.0亿m3；高方案2010和2030年调水总规模分别164.0亿m3和249.0亿m3，其中调入海河流域片分别为69.0亿m3和103.0亿m3。两种调水方案情况下均采用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中心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包括停止深层浅层地下水超采、恢复湖泊、湿地等水系生态环境面积。
3.1计算条件和输入变量
3.1.1无南水北调情景
在无南水北调工程供水时，水量平衡方程式两端各项输入和约束条件如下：
（1）进入流域单元的总水量
水资源总量：为反映出海河流域现状水资源衰减的实际情况，水资源总量按1994～1999年6年平均值358.0亿m3考虑。
外调水量：目前海河流域实际平均引黄水量一般在54.3亿m3，但实际配水定额只有41.0亿m3，因此按41.0亿m3计算。
深层开采量：
情景一仍保持目前深层开采水平，年均深层开采量为62.0亿m3。
情景二考虑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停止深层地下水超采。目前海河流域深层地下水年均开采量为62.0亿m3，但对超采量的认识差别很大。《海河流域水资源规划》提出深层超采14.8亿m3，另外此规划认为承压水开采量为25.0亿m3；《海河流域环境用水研究》提出深层超采41.0亿m3；水文地质研究所海河流域地下水现状评价提出深层地下水补给量仅13.0亿m3，则按现状开采量计算超采49多亿m3；也有认为深层地下水全部属超采。根据本次研究成果，以超采量占41.0亿m3考虑，可以开采但要逐步替代的开采量按22.0亿m3考虑，因此计算中深层开采量以22.0亿m3计。
（2）流域的蓄变量
水库蓄变量：水库蓄变量取为零。
地下水蓄变量：
情景一按近年年平均蓄变量一8.9亿m3计算。
情景二考虑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停止浅层地下水超采。浅层地下水具有以丰补枯的能力，因此超采与否按多年平均的蓄变量来考虑。从流域平均概念出发，地下水蓄变量为零即可满足不超采。但由于海河流域超采主要集中在海河南系，而其他区域如滦河和徒骇马颊河地下水开采较少，流域片内各区来补平衡必需考虑这种来补地域不均衡现象。全流域实际年均蓄变量仅为－9.0亿m3，而实际局部地区多年平均超采量为20.0亿m3，因此只有全流域在蓄变量为11.0亿m3条件下，才能实现海河南系等严重超采区的采补平衡，实现全流域各片均不超采的生态环境目标，因此地下水蓄变量按11.0亿m3考虑。
（3）消耗水量
经济社会耗水量：本次研究当中，单元的经济社会耗水量是按流域片的供水量和耗水率相乘求得。今后供水增长主要用于工业和生活，二者目前的耗水率很低，通过节水耗水率会有提高；而农业用水由于节水措施的实施，耗水率也将有所提高。根据分项分析计算，2010年总耗水率比现状0.667提高至0.687，2030年提高到0.705。
水系生态环境耗水量：
情景一不考虑水系生态环境的改善，耗水量按目前年平均值2.7亿m3计算。
情景二以实现生态环境目标所需的耗水量为标准。根据海河水利委员会的“海河流域环境用水研究”所提出的保护目标，流域片水系生态环境用水目标必需在2010年“保证南运河、清凉江等骨干输水河道用水，重点补充京津石等大城市周边和东部地区1900km河道用水，恢复水面面积445km2。湿地修复，重点做好白洋淀的保护，改善团泊洼、大浪淀、千顷洼三个湿地的生态环境，4处湿地面积471km2”。另外兼顾考虑北京、天津、石家庄及河北11个省辖市的河湖用水，水面面积100km2左右。根据以上水面面积、蒸发量、降雨量计算水系生态耗水量。2030年在2010年基础上增加滹沱河、滏阳河、唐河、子牙河干流、大清河干流等河道的水面使恢复水面的河道长度达到4100Km，面积达到1023Km2。湿地计划全面恢复，包括宁晋泊、东淀、青甸洼、西七里海；大黄铺洼、思县洼等6处湿地，面积559km2，加上2010年恢复的白洋淀等4处，共计1023km2。城市河湖补水面积达到373km2。三项总计水系面积达到2426km2。
3.1.2有南水北调情景
在有南水北调供水时，水量平衡方程式两端各项输入和约束条件如下：
（1）进入流域单元的总水量
水资源总量：按近6年平均值358.0亿m3考虑。
外调水量：目前海河流域实际平均引黄水量一般在54.3亿m3，但实际配水定额只有41.0亿m3。按41.0亿m3计算。另外在高方案中需要扣除被置换出去的那部分引黄量。再加上南水北调进入海河流域的水量则外调水量是：
情景三在2010年为99.4亿m3，2030年为1345亿m3。
情景四在2010年为108.2亿m3，2030年为142.0亿m3。
深层开采量：同情景二，考虑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停止深层地下水超采，深层开采量以22.0亿m3计算。
（2）流域的蓄变量
水库蓄变量：水库蓄变量取为零。
地下水蓄变量：按情景二，考虑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停止浅层地下水超采，地下水蓄变量按11.0亿m3考虑
（3）消耗水量
经济社会耗水量：按流域片的供水量和耗水率相乘求得，2010年总耗水率比现状0.667提高至0.687，2030年提高到0.705。
水系生态环境耗水量：同情景二，以实现生态环境目标所需的耗水量为标准，2010年达到各类水面面积共1016km2，2030年达到各类水面面积2642km2，以此计算耗水量。
3.2不同情景下的流域水生态环境预测分析
将以上各情景下的输入变量和总体约束条件代入模型进行计算，得到2010年和2030年有天南水北调条件下四种配置方案的运算结果（表2）。
根据以上运算结果，2010年和2030年
表22010年、2030年海河流域不同方案水循环（单位：亿m3）
不同方案的水生态环境预测结果分述如下：
情景一：无南水北调工程且延续现有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方式
在这种情景下，2010和2030年外调水量维持现有的41.0亿m3，深层地下水保持年超采41.0亿m3，即开采水平62.0亿m3，加上多年平均水资源量358.0亿m3，进入单元的总水量为461.0亿m3，全流域深层地下水超采22.0亿m3，水系生态耗水保持目前水平。在这种条件下，2010年和2030年经济社会耗水量分别为298.8亿m3和320.8亿m3，较1994～1999年的平均水平分别增加16.2亿m3和38.2亿m3，增长幅度为5.66％和13.52％。在经济社会耗水增长的同时，2010年和2030年非经济社会耗水较现状平均值分别衰减15.5亿m3和37.5亿m3，减幅为7.67％和18.56％。在非经济社会耗水子项目当中，水系生态耗水继续维持现有的极低水平，区域陆地生态耗水无明显变化。入海量较现状平均水平进一步下降，2010年和2030年分别衰减17.1亿m3和33.5亿m3。另外单元年平均水资源蓄变量为－8.9亿m3，为浅层地下水年均蓄变量，年均深层超采量为220亿m3。
从以上分析可知，在无南水北调工程条件下，继续采取现有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方式，2010年和2030年经济社会耗水虽有增长但仍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的需求相距较大；而水系生态系统继续维持现有的病态，陆地生态系统无明显变化，入海水量进一步有所下降。更为严重的是，按目前开采规模，浅层地下水在80年内所有浅层含水层将完全枯竭，深层地下水10年左右将会完全疏干，从而必将造成无可挽回的生态环境灾难。
综上所述，本情景分析中模拟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对于区域水循环过程来说无异于杀鸡取卵。为了经济发展进一步破坏了自然水循环状态，既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对水的需求，又将直接导致生态环境的全面退化，直至区域生态系统的崩溃，从而造成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
情景二：无南水北调工程但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中心
在这种情景下，2010和2030年外调水量继续维持现有的41.0亿m3，停止深层地下水的开采41.0亿m3，加上多年平均水资源量358.0亿m3，进入单元的总水量为449.0亿m3，较现状平均水平减少25.2亿m3。另一方面，为保证浅层地下水不超采，浅层地下水蓄变量必需维持在11.0亿m3。根据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目标，2010年和2030年水系生态耗水量分别达到6.4亿m3和13.2亿m3，较现状耗水量增加1.37倍和3.89倍，水系生态系统有很大程度的恢复，到2030年基本上可以实现流域提出的水系生态环境保护目标。陆地生态耗水主要受区域气候背景影响，无明显变化。本方案下2010年和2030年入海水量分别为47.1亿m3和32.5亿m3，较1994～1999年的平均水平低39.9％和58.5％，介于1998年和1999年之间。可以看出，本方案下的入海水量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有较大幅度地衰减，入海口生态环境将进一步恶化。
本方案中2010年和2030年的经济社会耗水量分别为256.9亿m3和277.8亿m3，较1994～1999年的平均水平低25.7亿m3和4.8亿m3，这表明在今后的二三十年当中，经济社会耗水不但没有上升，而是在现状水资源短缺的基础上进一步下降，从而转化为经济损失量。以上数据和分析表明，在实施本方案情景下，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将受到极大制约，甚至出现倒退。
综上所述，本情景中模拟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方式，虽然对于地下水超采、水系生态环境等问题有较大的改善，基本能够实现既定环境保护目标，但入海水量仍将进一步减少，河口生态环境得不到改善。更为突出的是，将大大限制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如果不依靠调整产业结构，社会经济甚至有可能倒退，人们生活水平将会降低。但如果打破原有产业结构，势必要放弃原有的一些优势，如土地资源等。可以看出，本情景是一种典型的以经济换生态的方案，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不符合。
情景三：实施南水北调工程基本调水方案
本情景2010年和2030年南水北调工程调水规模分别为147.0亿m3和233.0亿m3，其中调入海河流域单元的水量分别为61.0亿m3和96.0亿m3。在有外调水条件下，水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将停止深层和浅层地下水超采。在满足上述前提条件下，2010和2030年进入流域单元的水资源总量分别为479.0亿m3和515.0亿m3，较现状平均水平高出8.8％和13.5％。
在这种调水规模下，2010年和2030年水系生态耗水量分别为6.4亿m3和13.2亿m3，水系生态系统有很大程度的恢复，到2030年基本上可以实现流域提出的水系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同时，2010年和2030年入海水量分别为55.8亿m3和51.5亿m3，比1994～1999年平均入海量要低22.8亿m3和26.9亿m3，可以看出这一规模的调水对于入海水量的增加没有明显效果，河口生态环境状况仍然较差。陆地生态耗水与与无南水北调工程时没有明显差别。
本情景中2010年和2030年的经济社会耗水量分别为291.0亿m3和332.0亿m3，较1994～1999年的平均水平要高出7.0亿m3和50.0亿m3，比情景一高出0.3亿m3和11.0亿m3，比情景二高出33.0亿m3和54.0亿m3。可以看出，南水北调工程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区域经济社会耗水增长需求与区域水资源形势的矛盾。
综上所述，本情景中模拟的外调水方案，对于深层和浅层地下水超采、水系生态环境等问题都有较大改善，2030年基本能够实现既定环境保护目标，但对于入海水量的增加无明显效果，河口生态环境不会因为南水北调工程而出现明显改善。另一方面，本方案经济社会耗水量较现状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对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情景四：实施东中线调水高方案
本情景2010年和2030年南水北调工程调水规模分别为164.0亿m3和249.0亿m3，其中调入本流域单元的水量分别为69.0亿m3和103.0亿m3。在该调水规模，水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将完全停止深层和浅层地下水超采，另外仍需利用引江水置换出相关引黄水退还给黄河流域。基于上述前提条件，2010和2030年进入流域单元的水资源总量分别为488.0亿m3和522.0亿m3，比现状平均水平高出14.0亿m3和47亿m3。
在这种调水规模下，2010年和2030年水系生态耗水量按水系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要求，分别达到6.4亿m3和13.2亿m3，大大改善了水体生态系统状况，到2030年基本上可以实现流域水系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另外，2010年和2030年入海水量分别为57.9亿m3和53.1亿m3，虽然较情景二和情景三略有增加，但由于经济用水的挤占，与1994～1999年平均入海量相比仍低20.5亿m3和25.3亿m3，可以看出这一规模的调水对于入海水量的增加依旧没有明显效果。陆地生态耗水与与无南水北调工程时没有明显差别。
本情景中2010年和2030年的经济社会耗水量分别为297.0亿m3和337.0亿m3，较1994～1999年的平均水平要高出14.0亿m3和55.0亿m3，2030年较比情景一高出17.0亿m3，比情景二高出40.0亿m3和60.0亿m。依据前面研究结果显示，在这一规模的调水情况下，海河流域2010年和2030年缺水率为6.8％和3.4％。可以看出，南水北调工程基本上能够满足区域经济社会耗水增长需求。
综上所述，在高方案调水规模情景下，海河流域单元内深层和浅层地下水超采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水系生态环境问题也有较大程度的改善，2030年基本能够实现既定环境保护目标，但对于入海水量的增加仍然没有太大效果，河口生态环境不会因为南水北调规模的加大而出现明显改善。另一方面，本情景经济社会耗水量较现状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基本能够满足经济社会耗水增长的需求，从而保障了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但与基本调水规模方案相比无大的差别。
4结论
海河流域水资源短缺，由于经济发展对水的需求的压力造成水资源开发利用过度。人类大规模的水资源开发利用使得流域天然水循环过程和状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与之有关的水生态环境也发生了巨大改变。目前海河流域已经出现了地面沉降、地裂、海水入侵、河道干涸、湖泊湿地萎缩消失、土地干燥沙化、河口生态环境退化、水质污染等一系列与水有关的生态环境问题。如果继续延续现有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方式，按照情景一的预测结果，海河流域的生态系统将遭受无法逆转的损害，从而并发区域经济发展将不可持续问题。换一个角度来说，如果采取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中心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在没有外来水源的条件下，其结果必将如情景二所描述那样，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受到极大制约，甚至有可能产生经济倒退现象，其前景也是不足取的。从情景一、二预测结果分析表明，如果没有外来水源，海河流域今后的发展势必陷入在经济和生态间进行两难选择的困境。
南水北调是构筑我国黄淮海流域乃至整个北方地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保障体系的有效途径。工程在给城市供水的同时，由于大量地表水体进入流域以及人为的调控，将会使流域水循环过程发生了较大变化，从而改善与之使相关联的水生态环境。情景三和情景四模拟了基本规模调水方案的情景，结果表明在实施南水北调工程条件下，区域内一些比较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如地面沉降、海水入侵等问题基本能够得以控制，在一般情况下可保持大多数河道的最小基流和湖泊湿地水面面积，生物多样性逐渐得到恢复。然而由于南水北调工程规模和目标限制，入海量仅能维持现状水平，河口生态环境退化的趋势难于抑制。由于入海流量无明显变化，即河流的水环境容量没有因为南水北调工程而有明显增加，因此河流严重污染的现状在本报告规划规模下难以得到有效遏制。此外海河流域水土流失问题主要集中在山区，与南水北调工程无直接联系，因此流域水土流失在南水北调工程实施后仍沿现有趋势发展。还需要指出的是，情景三和情景四在保障了一部分生态耗水需求条件下，经济社会耗水供需间仍存在一定缺口，总体缺水率都在10％以下，虽然情景四较情景三略好，但无明显差别，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既定目标的实现基本上都有相应的保障。
生态环境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解决我国北方地区严重缺水的关键工程，其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则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水质和工程的效益，因此，丹江口水库水源地生态环境管理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当前，丹江口水库库区生态环境并不乐观，水土流失现象还比较严重，工业点源污染治理任务艰巨，农业面源十分普遍。为了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正常运行和库区生态、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加强对水源地库区生态敏感区环境状况的监测和科学、信息化管理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当前，GIS技术已日益成熟，利用3S技术实现对库区生态环境的监测、预测和管理已不存在任何技术问题。GIS已经应用于土壤侵蚀的监测、水土保持规划及水保措施的评价等许多方面。如水利部遥感技术应用中心于80年代组织全国有关部门进行土壤侵蚀调查和编制全国土壤侵蚀图，并完成了1∶250万全国水土保持信息系统；此后，水利部水保司及有关单位又在一些重点治理区，如江西省用GIS对1982、1992、1996年底的水土流失状况进行了对比，评估治理效果；天津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航测遥感院在1995年开发了永定河水土保持动态监测系统，以评估水保治理成效。
因此，建立丹江口水库水源地生态环境管理信息系统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能性。功能强大、实用性能良好的库区生态环境管理信息系统，将大幅度改善和提高水源地生态环境管理工作的效率、质量与科学决策水平。
二、丹江口库区生态环境及其保护与管理现状
丹江口库区水源区，包括汉江和丹江口两大水系，涉及豫、鄂、陕、甘、渝、川6省（市）48个县（市、区），其中河南省7815.34平方千米，涉及南阳市境内面积6361.94平方千米，其中，西峡3131.57平方公里，淅川2821.46平方千米，内乡37637平方公里，邓州市32.21平方公里。
（一）丹江口库区生态环境现状
丹江口水库是我国水质最好的大型水库之一。2004年2月，南阳市环境保护监测站监测人员在丹江口水库随机取出样品水进行了监测。结果表明，25项指标除了总氮指标达到国家地表水二类标准外，其他24项指标全部达到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一类标准。其中，铜、锌、镉、硒、砷、铬（六价）等14项指标在国家规定监测方法内未检出（也就是说完全符合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一类标准）；PH值8、化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溶解氧、氨粪大肠菌群，完全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一类标准。总体上达到国家地表水二类标准以上。
但是，随着库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库区生态环境正在恶化，影响水质的潜在因素正在凸现，水质稳定在二类标准，需要艰苦的努力。
1、水土流失
严重的水土流失的形成既有自然因素，更有人为因素。
根据2000年全国第三次水土流失遥感调查资料，南阳市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流域强度流失面积446.87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7%，中度流失面积1369.7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21.5%，轻度流失面积1552.44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24.5%，三者合计3369.01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53%，年平均土壤侵蚀量990万吨，平均土壤侵蚀模数2938吨/平方千米，水土流失现象比较严重。
从自然因素上看，一是地形，该地区山地和岗地面积广大，其中坡度25。以上的坡地就占到山地和岗地总面积的52％。二是成土母质，该地区的成土母质多为易风化的花岗岩、片麻岩和沙砾岩，一旦遭遇强度大的降水，极易造成土层坍塌，泥沙顺水而下，形成泥石流。三是植被，由于库区居民大规模的垦林开荒，地表，提供了大量的泥砂源，同时，部分山区特别是丘陵地区植被稀疏，土壤凝固力差，极易造成水土流失。四是降水，库区处在夏季降雨的中心，每年5—9月份暴雨频繁且强度较大，为水土流失提供了动力因素。
从社会因素看，丹江口库区的森林植被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是该区水土流失最重要的社会因素。主要表现为：第一，经济建设对木材的巨大需求。当地政府因为经济建设的需要，对森林进行大规模的开发，但由于对木材的采伐缺乏计划性以及对再生林的培养缺乏更新性，使得森林资源面积越来越少。仅在西峡县，国家就设置了三个国有林场，先后采伐了2万多公顷的原始森林，而属于死保护区的林区，现在也所剩无几。第二，农业用地对森林植被的强夺。丹江口库区90％都是生活在深山的农民，当地居民人均耕地不足0.43公顷，靠这仅有的土地根本养活不了自己，又不能从农业之外的产业中找到摆脱贫困的出路，就只好把矛头转向林地，不断地伐木毁草，不断地开辟土地。这种农民收入完全来自农业的经济结构，必然导致经济—生态陷入“越穷越砍，越砍越穷，砍光了就去山上开荒”的恶性循环，使得森林面积急剧减少。除了森林植被的大面积锐减，人们在进行生产建设的过程中，肆意地开山炸石，任意地弃渣置物，都会造成库区一定程度的水土流失。
严重的水土流失，造成雨季泥沙俱下，大量的泥沙在库底淤积，使得水库的库容减少，工程效益降低。据有关资料统计：1968—1988年20年间，丹江库区淤积泥沙达12.1亿吨，已占水库库容的8％。即使按着这样的淤积速度，水库的使用期也将受到极大的影响。同时，由于泥沙携带了大量的养分、重金属等有害物质，进入库区水面，使水库水质富营养化，加剧了水体污染，这将严重影响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安全运行。
2、水质污染
丹江口水库入库干、支流汉江、堵河、天河、浪河、淄河、神定河、泅河、官山河、剑河、老灌河等河流的沿岸城镇废水大都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水库，库区已受到了汽车制造、机械加工、化工、建材、造纸、食品、采矿、制药等多行业的污染。据估计，库区城、乡和工业企业向丹江口水库年排污水量达1亿吨，加上不适当使用化肥、农药，使库区局部有富营养化发生的趋势。
据南阳市环境监测站对丹江口水库水质的多次连续监测，综合数据表明：丹江口库区总磷总氮明显超标。其中总磷浓度为0.02—0.05毫克／升，总氮浓度为1.48—1.60毫克／升，分别超过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IV和劣V类，达不到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类水质和调水水质的要求，有明显的富营养化趋势。库区近年已检测出微量有机物达200余种，从历年库区底质检测还发现有含量极微的毒害物及重金属。由此可见，丹江口库区的生态环境开始出现退化。水体一旦富营养化，就很难治理和控制，势必影响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调水质量，这样投入巨资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将失去其应有的意义。
水体污染的主要污染源是：
（1）工业废水污染
丹江口库区经济相对落后，工业门类不多，且多以污染大、耗水多的重工业为主，而缺乏低污染或无污染的轻工业。例如浙川县的造纸厂、化肥厂、冶炼厂，都是排放污水的大户，由于这些企业的治污技术和设备比较初级，致使大量矽废水、污水无处排放，只好顺流而下，汇人丹江，废水中的有害物质，就会造成水体的严重污染。
（2）城市生活污水污染
仅以丹江所依托的淅川县县城为例。浙川县城区人口约有8万多，年排放生活污水1314万吨，污水中含有的COD、N、P等多种有机污染物未经处理，直接进入水体，造成河道污染呈加剧趋势。
（3）农药化肥污染
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大量使用化肥、农药。丹江口水库的辐射区域都是重要的农耕区，农民在进行现代农业生产过程中，因经济利益驱使，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化肥农药，未经作物吸收利用的农药、化肥，通过地表径流、地下渗透等方式，进入库区水体，从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丹江水体的污染。
（二）丹江口库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现状
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实施，丹江口库区生态环境保护越来越引起政府和企业的重视，近两年来，已经关、停了部分严重污染的企业，各项水土流失治理措施也开始进一步实施。但是，当前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
1、没有库区生态管理信息系统，缺乏水量、水质和生态环境综合变化趋势信息。
到目前为止，参与库区生态环境管理的各个部门和团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大多在独立行事，根本没有库区生态环境管理系统，大多没有任何现代化的环境监测系统，对整个库区生态环境的认识和管理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缺少库区生态环境、水质等的综合数据，环境决策缺乏必要的信息技术支持。
2、当地居民生态意识淡漠
生态环境效益是一种开放性的公共效益。生态环境好的地区不能从中得到直接即期的回报，就会对生态环境保护持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逃避心理。因此，生态环保意识难以深入人心，生态环境保护也就缺乏其内在的动力。尤其是在经济落后、耕作业为主的丹江口库区，当环保意味着限制耕地、减少采伐而牺牲眼前经济利益的时候，从地方各级政府到普通的老百姓，就都没有了环保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另外，退耕还林、还草这些直接恢复生态环境的政策虽然有着巨大的长远意义，但在短期内却解决不了水源区260万居民致富和经济发展问题。而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即使花大力气把生态环境恢复了，也还会再度破坏。
3、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较差
丹江口库区目前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毁林、开荒、围库造田、乱捕乱杀，使得生物多样性指数下降；农药、化肥、污水的滥用乱排，使得土壤板结退化。由此可见，诸多因素综合导致库区部分区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要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较差。
4、环境的监管和执法力度不够
丹江口库区有关部门在对排污企业的现场检查时，虽然多次监督排污单位污染防治的运行，但缺乏完整的监管体系和强有力的执法队伍，致使这些环境问题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造成排污企业违法排污现象时有发生。
因此，建立库区生态环境管理信息系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GIS的功能与结构
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InformationSystem）简称GIS，是指各类空间数据（反映整个地球表面或深部、整体或区域之资源、环境的现势和变迁）和表达其特征的属性数据，以及这些数据在计算机中的采集、存储、管理、建模、输出的技术系统或基础平台。它是一种集地理、地质、测绘、遥感、环境、应用数学等为一体的综合性科学。
地理信息系统是采集、存贮、分析、再现空间信息的信息系统，它不仅利用属性数据，更重要的是利用空间数据。GIS通过将地理空间模型化并存储在计算机中，便于对地理信息的快速查询、空间分析，以达到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模拟和预测的目的。相对于常规意义上的信息系统，因其能进行空间分析而更能全面、直观、动态地采集和利用信息，因此是更加完备、更加成熟、更加有用的信息系统。它具有以下功能：①具有采集、管理、分析和输出多种地学空间信息的能力，具有空间性和动态性；②以地学研究和地学决策为目的，以地学模型方法为手段，具有区域空间分析、多要素综合和动态预测能力，产生高层次、高质量的地学派生信息；③由计算机支持空间数据管理，并由计算机程序模拟常规的或专门的地学分析方法或模型，作用于空间数据，产生有用信息，快速、准确地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GIS具有多样化的信息来源，遥感、测量、地图、GPS、文字报告等都可以为GIS提供数据。能同时使用、综合分析属性数据和空间数据，具有空间查询、分析功能，相对于其他信息系统具有非常直观、形象的工作方式。根据用户的需要，可以输出文字报告、专题地图，还可以输出电子地图、多媒体信息等数字化产品。此外，GIS与遥感（RS）、全球定位系统（GPS）结合和集成，可以实时利用信息，且具有很强的信息检索和综合能力，大大缩短了管理和决策的周期。因此，GIS特别适合水环境保护方面的需要。
地理信息系统由数据、用户、软件和硬件组成，其中数据是研究的核心，用户是工作的方向和目的，软件和硬件是GIS的基础。地理信息系统作为一种基础平台，由数据输入子系统、数据（图形和属性）编辑子系统、数据库管理子系统、空间分析和查询子系统及输出子系统五大基础部分组成（图1）。
图1GIS各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
数据输入子系统：是对空间图形和特征属性数据的采集和录入，包括数字化仪跟踪、扫描矢量化、GPS输入、其它格式数据转换。数据编辑子系统：进行图形整饰、属性挂接、错误检查、误差校正、投影转换和拓朴关系的建立等。数据库管理子系统：包括图形库和属性库的管理以及与图形有关的系统库的管理。空间分析和查询子系统：是对数据的利用，通过基本的空间计算和空间分析模块进行地形分析、叠加分析、缓冲区（buffer）分析、相邻连接分析以及检索查询。输出子系统：实现图形和属性数据以及分析结果的输出与显示，包括生成图表、地图制图、数据转换。
四、丹江口库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和开发
本文利用先进的GIS技术将图形和空间属性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利用当前流行的面向对象的快速应用开发工具语言——MATLAB6.0，以MAPINFO为工作平台，开发出一套WindowsXP全汉化可视化的图形用户界面，并具有人机交互功能的丹江口库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信息系统软件。它将传统的手工、单一、静态为主的分析技术推进到多变性、多源数据、时空相结合的综合分析技术的高度。设计出适应现场需要的、可视化的友好用户界面。
（一）系统结构组成
系统的总体构成包括输入数据、数据查询、图形显示、数值分析、多源数据库、辅助决策、评价系统等7大子系统。各子系统又分成若干功能模块，参见图2所示。
丹江口库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信息系统应用地理信息系统方法组织和管理有关的各类数据，通过计算机多种处理建立模型、进行水质预测预报。
（二）系统开发语言
在开发过程中以MATLAB语言编制系统界面，实现有关数值的计算，完成对数值计算的前后处理，提供MATLAB软件运行所需的后台环境。而对空间信息的显示、编辑和各种空间分析功能的实现则利用MATLAB函数来调用MAPINFO所提供的有关模块来完成。必要时也可用VISUALBASIC等语言进行编程。
MATLAB是一种面向对象的在WindowsXP平台上广泛使用的可视化编程语言。它借助对象模式，利用它可以很方便地建立应用程序的可视化界面。MATLAB具有较强的数值分析、绘图、动态分析等方面的功能。在对实现空间地理信息的显示、编辑及实现空间分析的各种功能方面也有较好的界面。
图2丹江口库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信息系统结构示意图
（三）系统开发环境
本系统的开发和运行是在WindowsXP可视化环境下和MAPINFO平台上进行的，在开发过程中充分利用了WindowsXP友好的图形界面，以及MAPINFO所支持的后台运行技术等其他应用程序。
（四）系统主要功能
本系统可以划分为数据输入、查询、数值分析、多源数据库管理、辅助决策、评价系统、打印输出等7大类10多个功能模块。其主要功能是：
1、支持多种数据的采集与管理。包括地形图、各种专题图、卫星与航空等遥感数据的分析与管理、GPS数据、统计数据、影象数据等。
2、与多时相遥感数据结合，实现动态监测功能。如水土流失状况与土壤侵蚀状况、植被的覆盖度、长势、叶面积指数、植被类型等、土地利用状况变化（如居民点、工厂、农用地等）、水质污染与水体含沙量、水面面积、水量、地形地貌等。
3、制图功能。可制作各种地图和统计图。地图如植被分布、水域分布、居民点分布、工业分布、污染源分布等，统计图如各种曲线图、饼形图、箱形图、条形图等。
4、查询功能。如定位查询：指定空间位置查询有关属性，如查询某地的土地利用现状；选址查询：根据单一属性条件或复合属性条件查询适配区域，并把符合条件的区域显示在屏幕上；空间方位查询：可在单一图层或跨图层查询等。
5、分析功能。如数字地形（DTM）分析：三维地形分析、坡度图、坡向图、淹没面积分析；多图层叠加，实现信息复合分析；区域模型分析（如回归分析、层次分析、趋势面分析等）。
6、预报、模拟与预警功能辅助决策。包括预报模拟、预警功能，曲线及图形走势分析等。
7、输出功能。如输出统计图、报表；地图（专题图、三维地形图）；计算机图形（电子地图、动画等）。
五、完成本项目所具备的基础
南阳师范学院旅游与环境科学系GIS专业是豫西南唯一的GIS专业，经过近些年的发展，GIS教学、科研和硬软件已具有初步规模和水平。目前，直接从事GIS教学科研的教师已达10人，其中，GIS专业本科毕业生2名，相关专业硕士毕业生5名，计算机专业本科毕业生3名。参加人员士1名，硕士5名。教授1名，副教授4名。硬件方面，我系GIS实验室拥有宽幅扫描仪一台，惠普AO幅面彩色喷绘打印机一台，AO幅数字化仪一台，2.4G以上微机10多台，全站仪一套，GPS定位仪器10多个。软件方面，拥有CityStar3.0、MapGIS6.0、MapInfo7.0、Arcinfo9.0各一套。GIS专业已经完成相关项目多个，如社旗县土地利用图、镇平县基本农田保护规划、新野县小康村规划、卧龙区旅游资源规划、南阳市水资源信息管理系统等。该专业近年来还发表有关GIS论文10多篇。总之，南阳师范学院GIS专业具有一定的科研实力，完成本项目具有较好的基础。
六、结论
生态环境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因此未来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巨大。土地整理项目将带来巨大的综合效益。其中,经济效益表现为土地整理活动对国民经济与整理区的经济收入;生态环境效益表现为土地整理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社会效益表现为土地整理活动对农村社会环境、社会经济与自然资源合理利用的贡献与影响。因此,研究我市土地整理对未来社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项目概况
项目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类型,四季分明,雨水较多,光照充足,小气候差距显着,具有典型的丘陵山地气候特征。气温年平均为16.3℃,常年平均降水量约1373.6毫米,降水日年均约158.3天,相对湿度约82%,日照年均约1887.6小时,年日照百分率为45%,四周群山环抱,地势由南向北渐次倾斜,地貌为低山丘陵、河谷盆地和河网平原组成,地理位置优越,公路交通便利,项目区水资源丰富,水源以引运河水为主。适宜农业生产。土地均适宜稻、多种经济作物生长,水面适宜养殖鱼、虾、蟹。温度年季变化的影响较大,易出现旱涝、台风、冰雹、寒流等灾害性天气。项目区有23个行政村,总人口有4万余人,项目区经济基础较为雄厚,近年来经济发展更为迅速,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2、项目区土地利用现状
项目区土地总面积1346.75hm2,其中耕地703.56hm2~,园地178.98hm2,林地8.56hm2,其它农用地257.09hm2,城镇及工矿用地116.78hm2,水利设施用地0.38hm2,未利用土地7.56hm2~,其他土地73.84hm2~。其中参与本次整理的地类为耕地、园地、交通用地,水域、未利用地,项目区的新增耕地有以下几个来源:通过对原有耕地进行整理,可以增加耕地52.68hm2;通过对农村道路整理,可增加耕地8.98hm2;通过对坑塘水面整理,可增加耕地8.04hm2;通过对农田水利用地整理,可增加耕地21.89hm2;通过对零星田坎进行整理,可增加耕地6.06hm2;通过对零星荒草地整理,可增加耕地1.15hm2;净增耕地率为5.39%。具体来说,土地整理效果表现在:通过农田水利工程的配套,扩大了项目区灌溉面积,土壤质量有所提高,耕层厚度有所增加,能够较好地适应农作物的生长,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显着提高了耕地产出率;通过土地平整,沟塘和荒地整理,农田水利配套和水土流失治理,道路林网建设,既可有效增加耕地面积,还可显着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加速农村现代化进程,促进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加大资金投入,积极维护基本农田的沟、路、渠等农业基础设施,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基本农田的抗御洪涝和干旱灾害的能力。注重增施有机肥,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形成完善田间道路、林网、沟渠配套的基础设施,真正形成“田成方、路成框、木成行、管相连”的农田生态系统,有效地改善了当地的农业生态环境,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论文服务网,本站刊载大量环境管理论文范文格式,经济管理职称论文。供广大论文答辩需要者、经济管理评职称需要者参考。
3、经济效益分析
通过土地整理,项目区可新增耕地90.76hm2,按照整理后新增耕地数量,计算新增耕地效益。该效益的计算考虑当地发展高效农业种植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整理后,增加早地面积38.12hm2,增加水田面积51.64hm2。耕地农作物产量可增加1 500、1 500、750kv/hm2,可净增效益1672354元/hm2。项目区基础设施年运行费用。按工程施工费的5%考虑,项目区基础设施年运行费用为90.75万元/年。项目区年经济效益。经计算,项目区年经济效益为335.3万元/年。土地整理项目经济评价。项 目经济评价按动态分析法计算项目的经济净现值、经济效益费用比。项目总投资为2563.78万元,年经济效益为356.40万元,经济分析期取30年,按12%的社会折现率计算经济净现值、经济效益费用比。
4、社会效益分析土地整理的社会效益指的是土地整理实施后, 对社会环境系统的影响及其产生的宏观社会效应。也就是说,土地整理在获得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的基础上, 从社会角度出发,为实现社会发展目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缩小城乡差别、公平分配等) 所作贡献与影响的程度。对土地整理项目进行社会效益分析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目标与社会发展目标协调一致,防止单纯追求项目的经济效益;有利于项目与所在地区利益协调一致,减少社会矛盾和纠纷,防止产生不利的社会影响和后果,促进社会稳定;有利于避免和减少项目建设和运营的社会风险,提高投资效益。项目区通过土地整理,增加了有效耕地面积,提高了耕地质量,增强了农业发展后劲,保证了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项目完成后可新增耕地90.76hm2,保障了农民的生产安全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到较强的示范带头作用。通过土地整理调整了农业结构,提高了农产品的质量和效益,改善了生产条件,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5、生态效益分析
生态环境管理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环境会计；会计教育；复合型人才；课程
我国《21世纪议程》中明确指出：“教育是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提高人们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能力的关键”。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是生态环境保护，而环境保护大计，以环境教育为本。大学环境会计教育的开展和实施无疑将给环境会计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其重要性日益凸显。
一、我国大学环境会计教育的现状
目前，我国大学环境会计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体系尚未形成。国内各高校中只有少数几所开设了单独的环境会计课程，名称如“环境成本会计”、“环境管理会计”、“环境审计”等。大部分高校局限于传统的会计、审计教学内容，较少或根本不涉及环境方面，即便有所涉及，也只是将环境会计的内容简单地拼凑在传统的会计、审计类课程中。形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
其一，缺乏独立、系统的环境会计理论体系或专门的环境会计制度（或准则）作为指导。我国对环境会计研究基本上还处于探索阶段，对环境财务会计的核算对象、前提假设、环境会计报告披露模式、披露内容等理论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我国政府也还没有出台相关的环境会计制度（或准则）来给予指导和规范。
其二，缺乏专业的环境会计师资队伍和配套教材。环境会计是一门由环境学、经济学、会计学、生物学等多学科交叉渗透而成的学科。开展环境会计教学工作，需要授课教师具备扎实、全面的基本功，一方面要充分掌握本专业（财务会计）的知识；另一方面还必须懂得环境方面的知识，如环境经济学、环境法学、环境管理学等。目前，环境会计作为会计的一个新兴分支，其师资队伍还不健全，配套的市场教材也较少。
其三，大学环境会计的教学目的尚不明确。在那些已单独开设环境会计系列课程的高校中，开设这些课程只是让学生接触前沿理论知识，教学的实践目标尚不明确。
二、西方国家大学环境会计教育的先进经验
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英两国）在环境会计教育方面已取得了初步成效，环境会计理论基础和实务操作相对国内较为成熟，大学环境会计教育体系正逐步形成。
在英、美大多数大学的会计系均讲授环境会计。其讲授的方式有两种：方式一，开设独立的环境会计、环境管理方面的课程，名称如“环境会计”、“政府、商业和自然资源”、“环境会计过程”、“环境会计高级专题研究”等；方式二，不单独开设环境会计课程，但在财务会计、管理/成本会计、会计信息系统等一些课程中设置与环境会计相关的内容。当前采用第二种方式的大学所占比重较大，但第一种方式将环境会计作为独立会计课程的趋势将日益明显。
美、英大学会计系讲授的环境会计内容从总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环境会计概述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1）可持续性发展战略的内容及其评估方法：（2）企业环境政策概述；（3）企业环境发展和监控系统的构建；（4）企业经营对环境影响的评估：（5）公司环境审计与评估。
第二，环境管理会计教学内容，主要包括：（1）垃圾处理、污染及资产废置的会计问题；（2）环境问题预算与绩效评估；（3）环境投资评估；（4）与环境有关的研发、预测和设计会计；（5）产品生命周期与环境成本研究；（6）企业并购与环境成本、效益分析。
第三，环境财务会计教学内容，主要包括：（1）财务报告中的环境问题；（2）独立的环境财务报告研究；（3）与环境有关的或有负债及会计差错更正问题；（4）与环境有关的支出与承诺的会计处理问题；（5）与环境有关的借款、所有者权益及保险问题；（6）审计报告中可能涉及的环境问题研究；（7）与环境有关的资产（如存货、土地等）价值评估问题。
三、我国大学环境会计教育的发展趋势分析
我国环境会计教育可以借鉴国外一些大学先进的环境会计教学理念和方法，并结合我国国情，沿着从无到有，从浅到深，从普及理念到深究理论和实务应用，从融入其他会计专业课程讲授到单独开设环境会计课程再到形成专业体系的这一条主线，逐步建立和发展我国大学环境会计教育体系。笔者从五个方面设想我国高校环境会计教育的初、中期发展趋势目标：普及环境会计教育，并在各高校开设单独的环境会计相关课程。同时也给各高校新开设环境会计相关课程、制定相关课程教学培养方案提供参考。
（一）教学培养目标
旨在培养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复合型会计人才。要求学生掌握环境会计知识和技能，全面理解会计与社会之间的内在关系，同时培养学生的环境道德素养，使其具备理解并参与制定公司环境事务战略的能力，满足可持续发展企业对环境会计人才的需要。
（二）授课对象
高等院校商学院（或工商管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中会计学、财务管理学、审计学本科专业、工商管理类各硕士专业的所有学生。
（三）课程体系设置
依照教学培养目标，高校可以考虑先开设环境财务会计、环境管理会计、环境管理案例和环境审计四门课程。
1.环境财务会计
课程属性：专业必修课（54课时）。
课程内容简要及教学任务：该课程系统介绍环境会计产生与发展过程、背景、作用和意义，环境会计目标、假设、原则、对象、内容、职责等基础性理论，环境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记录与报告的基本方法。要求学生掌握环境会计的基本原理和专门知识，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环境会计信息和环境管理信息进行基本会计处理、会计报告和会计分析与评价，能应用环境会计基本程序、方法进行环境经济管理。
可选用的配套教材：
《环境会计》，许家林、孟凡利等编著，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环境会计理论与实务研究》，肖序著，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环境会计研究》，孟凡利著，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资源会计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许家林、王昌锐等著，立信会计出版社，2008年版；《企业环境会计和环境报告书》，李静江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环境管理会计
课程属性：专业必选课（36课时）。
课程内容简要及教学任务：该课程系统介绍环境管理会计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定义、作用和意义，环境管理会计的理论结构和方法应用，在实务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要求学生熟悉和了解环境管理会计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学会如何利用环境会计信息支持企业内部决策，能在实务工作中参与制定公司的环境事务战略。
可选用的配套教材：
《环境管理会计——将环境因素纳入管理决策中》，郭晓梅，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环境会计与管理》，【英】罗伯·格瑞、【英】简·贝宾顿著，王立彦、耿建新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环境成本管理论》，林万祥、肖序著，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ExposureDraft:InternationalGuidelinesonEnvironmentalManagementAccounting（EMA）》，IFAC，2005年。
3.环境管理案例
课程属性：专业选修课（36课时）。
课程内容简要及教学任务：该课程通过系统介绍国际著名企业的环境管理情况，从各个方面、各个视角来总结、归纳国际著名企业在环境管理问题上的一些经验。要求学生了解环境管理理念在现实中的应用、国外的一些优秀环境管理案例和他们的管理成效，了解我国目前在这方面所存在的差距和今后的发展方向。
可选用的配套教材：
《国际著名企业管理与环境案例》，世界资源研究所、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宣传教育中心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环境审计
课程属性：专业任选课（36课时）。
课程内容简要及教学任务：该课程系统介绍环境审计背景、作用和意义，环境审计标准、依据、对象、内容、目标、职责、证据等，环境报告审核和测试基本方法等基础性理论。要求学生掌握和应用环境审计的程序、方法，分析企业环境影响个案，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环境问题进行监督、评价和鉴证。
可选用的配套教材：
《环境审计》，陈正兴主编，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年版；《环境审计论》，蔡春等著，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企业环境审计研究》，刘长翠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四）授课方式
我国高校环境会计教育应摈弃传统的“填鸭式”、“满堂灌”教学模式，树立“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思想，建立必修课、选修课、实验课、活动课等多种课程体系，进行全方位的环境教育，将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教学方式上可以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如多媒体、网络等。
（五）课程考核和评分方式
课程考核由闭卷考试和课程论文两种方式相结合。课程论文可采用小组论文（报告）考核方式，由5~6人组成一个论文（报告）小组，由小组成员在现有给定论题（如环境财务会计、环境管理会计等）基础上讨论并重新拟定题目进行写作，写作内容必须围绕给定的论题。课程论文的写作要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和实践性，文字不少于5000字，段落分明，论证有理，结论明了，格式符合规范。课程最终个人成绩将结合个人平时成绩（占20%）、课程论文成绩（占50%）和闭卷书面考试成绩（占30%）综合给定。
四、实施和发展我国大学环境会计教育的策略
实施和发展我国大学环境会计教育还需要政府、企业和学校三方的共同努力。
（一）政府是高校教育改革和发展方向的导航者，政府在推动环境会计教育方面起着关键性的导航作用
首先，政府应在各行各业大力宣传环境保护，将环境意识深入人心，加大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需求；其次，政府应尽快出台环境会计制度（或准则）作为企业环境会计理论与实务的指南，通过国家政府职能对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进行适度的强制约束，不断严格化、标准化、规范化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从法律制度层面进行导向，促进企业对环境会计人才的需求；再次，高教司对高校环境会计人才培养制定统一的人才培养方案，直接推动、引导各高校环境会计教育的大力开展。
（二）企业是环境会计复合型人才市场的主要需求方，应侧重提高企业环境社会责任意识，大力推进环境会计人才的市场需求
“学生就是学校的‘产品’，而用人单位是这些‘产品’的最终消费者，学校必须时时明确来自‘市场’的需求，甚至可以说市场决定了环境会计教育”（孟焰、李晓梅，2008）。应增强企业环境社会责任意识，提高企事业相关人员的环境会计素质，从而引导企业绿色经营并提高企业进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主动性，增加企业对环境会计信息的需求和对环境会计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从需求方的角度推进我国高校加速开展环境会计教育。
（三）高校是环境会计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重要渠道，高校应不断重视环境会计教育
生态环境管理论文范文第8篇
绿色营销是在绿色消费的驱动下产生的。所谓绿色消费，是指消费者意识到环境恶化已经影响其生活质量及生活方式，要求企业生产、销售对环境影响最小的绿色产品，以减少危害环境的消费。所谓绿色营销，是指企业以环境保护观念作为其经营哲学思想，以绿色文化为其价值观念，以消费者的绿色消费为中心和出发点，力求满足消费者绿色消费需求的营销策略。绿色营销是现代市场营销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对传统营销的延伸与扩展。绿色营销的目的是可持续发展，绿色营销进行的前提是生态、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与传统营销相比，绿色营销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
1、绿色消费是开展绿色营销的前提。消费需求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绿色消费是较高层次的消费观念。人们的温饱等生理需求基本满足后，便会产生提高生活综合质量的要求，产生对清洁环境与产品的需要。满足绿色需求，是绿色营销的出发点。
2、绿色观念是绿色营销的指导思想。绿色营销以满足绿色需求为中心，为消费者提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中能有效防止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及损害健康的产品。绿色营销所追求的是人类的长远利益与可持续发展，重视协调企业经营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力求实现人类行为与自然环境的融合发展。
3、绿色体制是绿色营销的法制保障。绿色营销是着眼于社会层面的新观念，所要实现的是人类社会的协调持续发展。在竞争性的市场上，必须有完善的政治与经济管理体制，实施环境保护与绿色营销的方针、政策，制约地方政府、部门和企业的短期行为，以全社会和全人类的共同努力，维护全社会和全人类的长远利益。
4、绿色科技是绿色营销的物质保证。技术进步是产业变革和进化的决定因素，新兴产业的形成必须要求技术进步；但技术进步如背离绿色观念，其结果有可能加快环境污染的进程。只有以绿色科技促进绿色产品的发展，促进节约能源和资源可再生、无公害的绿色产品的开发，才是绿色营销的物质保证。
二、我国企业实施绿色营销的障碍
绿色营销是市场营销的发展趋势，虽然我国企业实施绿色营销尽管理论上已具备了可能性，但在实施过程中，我国绿色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尚处于萌芽阶段，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从政府方面看，主要采用经济手段来保护环境，执行过程中，以权代法、以言代法、有法难执的现象普遍存在。一些经济手段标准模糊，行政干预手段难以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和发展区域经济的需要，一些地方政府从局部利益出发，忽视环境保护，使企业没有外部压力去实施绿色营销。同时，由于绿色产品的营销涉及到供应、生产和销售等各个环节，涉及的环节多，内容复杂，最终导致政府不能从客观上有力调控企业实施绿色营销。
第二，从企业方面看，绝大多数企业仍未确立绿色营销理念，企业的生产管理方式落后。我国企业由于生产方式滞后，投入高、产出低，不仅浪费能源，同时还产生大量的工业“三废”。如果继续沿用这种旧的生产管理方式，必然对环境造成更大的污染，所生产的非绿色产品也将逐渐失去市场。
第三，从消费者方面看，绿色产品由于相对而言成本高，从而价格高。由于我国消费者整体消费水平不高，再加上政府和企业对绿色产品宣传力度不够，致使目前大多数消费者还没有把环境保护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缺乏环保意识，对企业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还不能做到自觉抵制和进行有理有力的监督。同时，与工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口素质偏低，绿色消费意识淡薄，这种状况直接影响了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选择。三、企业实施绿色营销对策建议
1、增强环保意识，积极主动开展绿色营销，培育企业的绿色文化。企业承担环保义务是其义不容辞的职责，如果企业仍然无法摆脱“外部不经济性”的束缚，不仅与绿色营销，更与时展相悖。因此，要开展绿色营销，企业首先要转变自身观念，加强环境管理和对污染物的治理净化，促使外部不经济的内部化，积极主动出击，适时适地地调整营销战略，树立全新的绿色营销观念。
2、潜心开发研制绿色产品，加快绿色产品创新。所谓绿色产品，指对社会或环境的改善有所贡献的产品或减少对社会和环境所造成损害的产品，或指对环境及社会生活品质的改善优于竞争者所提供的产品。绿色产品同传统产品一样，具有下列三个表现：第一，主要表现——核心产品成功地符合消费者的主要需求；第二，技术表现——是指产品各种技术质量标准；第三，策略表现——产品在市场上具有竞争力，而且有利于企业实现赢利目标。绿色产品除具有上述三种表现外更重要的是加上第四个表现，即绿色表现。
从产品能否维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及从企业应负的社会责任来评价，绿色产品必须体现以下四种绿色理念：一是企业在选择生产何种产品及应用何种技术时，必须考虑尽量减少对环境的不利影响；二是产品在生产过程中要考虑安全性，产品在消费中要考虑降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三是业设计产品及包装时，要降低原材料消耗，并减少包装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四是产品整体概念考虑产品的设计、产品形体及售后服务，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3、加强对绿色营销组合的研究，灵活运用绿色营销组合策略。企业的绿色产品需求与绿色价格、绿色通道、绿色促销相互配合，才能引起消费者广泛注意。绿色价格的制定要树立“环境有偿使用”的新观念，同时注意绿色产品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利用人们求新、求异、崇尚自然的心理来定价；绿色渠道的通畅是成功实施绿色营销的关键，企业应结合自身情况决定是否选用中间商，如选择则要考虑中间商的绿色信誉；绿色促销则需要在公众中树立良好的绿色形象，要与环保部门保持良好关系，寻求支持，并积极参与各种与环保有关的活动，以扩大企业绿色影响。
4、积极采用环境标志，认真贯彻执行国际环境公约、ISO14000国际环境管理体系系列标准和绿色标志制度。环境标志，又称绿色标志、生态标志，是由政府部门或其授权的部门按照一定的环境标准颁布的特定图形，用以表示某种商品不仅质量合格而且生产使用和处理过程等也符合环保标准。要想在国际市场上保持竞争优势，企业必须花大力气发展符合“绿色标志”的拳头产品，同时认真贯彻执行ISO14000环境质量管理标准，实行清洁工艺生产，在国际上为我国企业赢得良好的海外形象。
当今，在可持续发展日益成为世界主题背景下，实施绿色营销战略，树立企业绿色营销和品牌形象是企业形成核心竞争力，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之一。它有助于企业顺利进入国际国内市场，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论文关键词：绿色营销；现状分析；对策研究
论文提要绿色营销在中国起步较晚，虽得到一定发展，但面临着全社会性绿色消费需求尚未形成、绝大多数企业绿色营销理念仍未确立、生产管理方式滞后、营销组合策略不相适应以及政府措施不力等障碍。必须采取相应对策，积极创造条件，努力使绿色营销逐步成为本世纪中国市场营销的主流。
主要参考文献：
［1］陈泰锋.绿色营销与我国企业发展[J].上海企业，2000.6.
［2］吴玉珊.绿色营销——21世纪的营销主流[J].江苏商论，2003.11.
［3］陈世光.论中国企业的绿色营销[J].暨南学报，2000.2.
生态环境管理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环境管理体制；问题；对策。
环境管理体制是指国家有关环境管理机构设置、行政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等方面的组织体系和制度。它具体规定了中央、地方、部门、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管理范围、权限职责、利益以及相互关系，核心部分是关于管理机构的设置、各管理机构的职权分配以及各机构之间的相互协调等问题。一些西方学者在对环境管理体制问题进行讨论时，往往会把公众参与的问题考虑进去。他们认为，在环境管理体制的结构关系中，除政府的行为之外，还有社会利益团体和管理行为人，它们都是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环境保护事业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具有较高的社会化程度，企业和公众在环境管理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方面，我国与西方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较长时间以来，我们所说的环境管理体制仅指政府内部机构的设置，而公众的监督和参与则被视为是外部作用机制，一般不纳入进来。
一、我国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长期以来采用的是地方政府对辖区内环境质量负责的环境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由地方政府通过计划、组织、调节和监督，来协调社会中的各种关系。这一体制的优点在于能够很好地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形成了“由国务院统一领导、环境保护部门统一监管、各部门分工负责、地方政府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并逐步形成了“五级管理”、“四级机构”的组织体系。这种管理体制对于推动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自然资源相对较少，环境保护工作起步也比较晚，正处在经济发展速度过快、管理手段较为薄弱、环境意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的转轨时期，因此该体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它还存在着不少的弊端，部门分散、地方分割、条块分离的现象比较严重，管理手段相对滞后，很难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对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具有一定的阻力。
我国政府对于环境管理机构的设置，大体上是一个倒“金字塔”的结构，即中央设置的环境管理机构数量较多、规模较大、人员充足、技术设备好，对环境监管的执法能力比较强；相对中央管理机构来说，各地方设置的环境管理机构，越往下数量越少、规模越小、人员越缺乏、技术设备越差，环境监管的执法能力也越弱。就拿我国的县级环境保护部门来说，它的技术人员编制较少，但实际工作人员的数量却严重超编，大多数人员没有环境保护方面的相关专业知识，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在机构改革中被分流到了环境保护部门，同时又没有较好的方法对人员进行培训。同时，环境保护部门的技术设备配置也比较落后，缺乏基本的监测手段，不能有效地对排污总量和违法排污现象进行监测，有些甚至还需要将监测项目送到市一级部门进行分析。由于缺乏必要的管理手段，监管人员在现场进行执法主要依靠自己的感性认识和已有的工作经验，这样及时取证就有一定的困难。由于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与通信工具，一旦发生违法排污现象很难及时到达现场，从而做出快速应急反应[1]。我国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地域管理为主的环境管理体制，导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存在行为差异。
中央政府对于环境保护的态度非常重视，制定了一系列关于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把保护环境上升到了基本国策的战略高度。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由地区间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所带来的外溢效应是不存在的，因为任何一个地区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都意味着整个国家的环境质量在不断提高。但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对于环境保护的态度就比较复杂，因为环境本身具有外溢性和跨区域性等特点，该地区对环境问题加大投入进行治理，可能得到收益的并不是该地区而是邻近的其他地区，这样就使得一些地区忽视环境保护而片面地只追求经济效益。在发展与环境的目标选择上，地方的目标函数与中央存在差异。中央政府强调全局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可持续性，而地方政府的目标则明显偏重于局部、眼前的经济发展。在环境保护政策的决策与实施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存在着“讨价还价”和“对抗”的倾向。地方政府在落实环境管理的具体政策时，会与中央政府的要求产生一些矛盾与冲突，而地方政府则会凭借自身所拥有的经济资源和信息优势，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式，尽可能地减少或避免自身利益的损失[2]。所以，在环境管理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存在一定的行为差异。有学者认为，从环境保护的纵向管理上来看，我国是以地域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各级政府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只对本级政府负责，在环境保护机构内部上级与下级之间只是一种业务指导关系，上级对下级缺乏应有的制约力，执法过程中容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3]。由于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地区对于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性和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认识也不相同，因此，在资金投入上也存在着较大差异，有些地区投入了较多的资金用于环境保护，而有些地区则投入较少。这种现象必然造成地区之间环境管理力度上的不均衡，时间一长可能就会导致一些原来重视环境保护的地方政府向不重视环境保护的地方政府看齐，减少资金投入。即使某些地方政府一些有远见的官员真的下大力气治理本地区的环境，但由于环境的特殊性，我们也很难全面衡量其治理环境的业绩，这就使得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流于形式。
（二）地方环境管理机构在设置上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目前全国有不少环境保护部门，特别是县级环境保护部门仍挂靠在城市建设系统上，仅属于城市建设系统的一个部门，这种现象给环境保护的执法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城市建设往往引发一定的环境问题，而作为城市建设系统内的机构自然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环境监督管理，环境监管难免会流于形式。因为没有独立的机构，人员编制、工作经费等问题也都难以保障。有些地区环境保护部门内的自然保护监督管理机构不健全或者根本没有自然保护监督管理机构，而环境污染防治和自然保护是环境保护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两个部分，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反映在机构的设置上，污染防治和自然保护监督管理机构都应该进行强化，不能侧重于任何一方。有些自然保护任务非常繁重的资源或农业大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自然保护监督管理机构，有的省有自然保护监督管理机构但力量薄弱。在一些县和农村，环境和自然保护工作仍然很繁重，但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编制则远远不能适应实际需要，甚至还有些地方出现了没有人管理这方面的工作的情况。
（三）行政区划的地方环境管理体制，不利于跨区域环境问题的协调。
环境问题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和区域性，一个地区的环境污染可能会影响到周边其他地区，往往会超越行政区划的边界，不受行政辖区界限的限制，如酸雨污染、流域水污染、海洋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等问题，都具有跨行政区域的特点。针对这一现象，设置相应的强有力的流域环境管理机构，同时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流域环境保护立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我国在这方面的建设还很不够。虽然在几个大的流域建立起了水资源保护委员会，但从隶属关系、职责、权限的配置和法律地位上来看，该类机构并非强有力的流域环境管理机构。而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的环境管理体制，地方环境保护局隶属于地方政府，这就使得一个有机的整体被这种体制分层切块，个别地区为谋求经济的发展而不惜损害其他地区的利益以及阻碍环境管理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时有发生。同时，由于部门之间的协调不畅，跨区域执法难度比较大[4]。
（四）中央政府监督乏力，难以落实地方政府责任制。
依照《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辖区内的环境质量负责。也就是说，环境质量的好坏，地方人民政府是责任主体，但相关法律既没有明确规定政府部门如何履行其责任，如何保证其履行责任，也没有明确规定如不履行职责应承担何种责任[5]。在经济增长水平仍然是衡量和反映各级政府和领导政绩的主要标准的情况下，考核干部实行的是自上而下、以GDP增长为依据的体系。在对地方政府官员进行政绩考核时，各种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仍然是重要的内容，尤其是GDP的增长，把本地区的经济生产总值、财政收入、企业规模、招商引资情况等作为衡量政绩的硬性指标，而对于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和谐社会与党的建设等方面则没有硬性要求。这种考核体制某种程度上鼓励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热情，挫伤了地方提供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的积极性。“这就促使一些地方将完成经济指标作为本地区发展的首要任务，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片面地理解为以GDP为中心，把发展才是硬道理片面理解为GDP增长才是硬道理，不顾资源、环境的可承载能力，盲目上项目，搞投资，造成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现象十分严重”[6]。地方政府中的部分领导从个人和本地区的短期经济利益出发，环境保护意识不强，缺乏紧迫感，甚至把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错误认为要大力治理污染、保护环境，就会阻碍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影响政绩目标的实现，甚至出现干扰环境执法行为，明目张胆地保护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在地方政府的默许甚至支持下，一些企业采取暴力手段阻止环境执法，甚至抗法。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是否依法履行对本辖区环境保护质量负责的义务，是否采取有效措施改善环境质量，仍然缺乏有效的机制和手段进行监督和制约。
二、实现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科学发展的思路。
（一）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转变部门职能。
国家应将环境保护的执法监督作为各项工作的重点，由微观管理转为通过宏观调控进行指导和服务，转变工作理念，由单纯的管理转为真正的为基层和企业服务。不断加强环境保护总局在宏观决策管理方面的职能，积极推进环境保护事业单位的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环境保护部门与经济发展部门的关系，初步建立起科学的行政运行规范。同时要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在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主动性、积极性的同时，运用必要集中和适当分散相结合的工作方法，把环境保护方面的法规、政策、标准等的制定权集中到中央，同时又要按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根据各个地区发展存在的差异，环境标准可以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政策。而对于跨区域的环境问题，如大气污染、水污染等问题的处理权限都应该集中到中央，将局部性的环境问题，如噪声、固体废弃物处理等问题的处理权限放到地方，环境保护方面的国际合作问题其处理权限应该放到中央，而环境保护合作项目则可以放到地方，环境主管部门在工作中所起到的只是引导或指导的作用。
（二）加强人员和机构方面的建设。
精简机构主要针对的是非政府部门职能的部分，而政府部门职能的部分不但不能精简，反而要不断加强。从整个国家的发展趋势上来看，在对其他国家机构进行精简的情况下，对于环境保护方面的国家机构应该不断加强。因为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只注重发展经济，对于环境问题重视不够，导致环境污染欠账较多。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仍然需要投入较多的资金对环境问题进行治理，但环境的改善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现有的生态环境可能还会进一步不断恶化，在将来的20年甚至30年里，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可能仍然不会有明显好转，所以，从整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来看，要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不断加强环境保护。
（三）健全环境保护跨部门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协调机制。
环境保护政策离不开部门发展政策和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保护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责任，而不单单是某个部门的职能。要把环境容量、环境质量状况和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对资源的消耗、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纳入统计指标，使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要建立国民经济绿色发展统计指标体系，不仅要有经济指标，而且也要有环境指标、人文指标，用这些指标来衡量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水平，全面、科学、合理地评价地区、单位和干部的业绩。要改变不平衡的管理体制，形成综合权力机构，就需要顺应政府机构改革的潮流，通过计划、预测，综合考虑潜在影响因素，协调各部门间综合处理经济、环境和社会的问题，加强跨部门的统一规划与管理。在环境保护政策的落实上，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存在一定的矛盾，健全环境保护的中央与地方的协调制度就显得尤为紧迫。
参考文献：
[1]胡双发，王国平。政府环境管理模式与农村环境保护的不兼容性分析[J].贵州社会科学，2008,（5）:91-96.
[2]邓志强，罗新星。环境管理中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博弈分析[J].管理探索，2007,（5）:19-21.
[3]游霞。环境管理体制若干问题探讨[J].科技管理研究，2007,（10）:58-59.
[4]孙志燕，高世楫。环境政策存在的若干问题与调整思路[N].学习时报，2007,（11）.
[5]沈晓悦。变“环境风暴”为长效机制[J].环境经济，2007,（8）:9-12.
生态环境管理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企业环境行为；环境政策；微观视角；工业绿色化
中图分类号 X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3-0040-05
环境问题从边缘问题逐渐成为全球政治和经济议程的核心内容之一，以政府规制为主的传统污染控制手段在促进企业控制污染排放、推进清洁生产、保护生态环境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成立了环境保护机构，并从国外引入了“污染者付费”的原则。至80年代，我国逐步建立了各项环境保护制度，目前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环境保护政策体系，并在一些地区开始探索通过市场机制和信息手段来促进企业的污染控制和工业绿色化。然而，以往企业环境污染控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往往是自上而下的模式，缺乏自下而上的思考和实践，使得政策往往不能很好地实施，增加了环境管理的成本，显著降低了环境政策的实施效果，政府为此所支付的经济成本也相当可观。[1]企业环境行为研究从微观动力学角度对企业进行污染控制、清洁生产等行为的动机及驱动因素进行分析，从而识别影响企业改善环境行为和表现的关键因素，找到促进企业改善环境行为和表现的最优方式，对政府制定有效的环境政策有着积极和迫切的意义。
1 企业环境行为的内涵
企业环境行为是企业面对来自政府、公众、市场的环境压力，而采取的宏观战略和制度变革、内部具体生产的调整等措施和手段的总称[2]。企业接受环境压力，并将其转变为环境成本的信息，根据企业自身的特点，将一部分乃至全部认可为企业预算成本，做出相应的环境行为响应，使得原来由社会承担的环境外部负效应逐步为企业所认知和承担（见图1）。一般企业在初期只看到短期直接环境成本，如环境治理、排污许可、惩戒费用等，而忽视了中长期环境成本，如信用成本、市场成本、机会成本（环保新产品的市场机会丧失）等[2]。企业行为和环境压力的相互作用，刺激了新规则和商业行为的出现，促使企业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化战略。
2 企业环境行为研究述评
随着全球环境的恶化，西方发达国家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研究工业企业环境意识和行为，讨论工业企业如何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而减少污染，使投入、生产过程、产品与人类提高生存环境质量的要求相适应。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和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与外部环境压力互适过程和变化的实证方面。
2.1 外部环境压力与环境行为响应的相关研究述评
早先企业环境行为主要是满足政府的要求，表现为企业遵从各种政府法规和政策，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政府干预和企业遵从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企业环境行为程度的调查来评价政府监察、各种处罚、环境管理政策的效果，如Gray-Deily[3]、MagatViscusi[4]等人在制浆/造纸和钢铁行业研究了包括排放标准在内的政府干预对企业环境表现的效果； Earnhart研究了公共污水处理厂对政府监察和处罚的行为反应[5]；Epple-Visscher[6]、Stafford[7]调查了企业对EPA关于危险废物管理制度的遵从情况；Anderson-Talley[8]调查研究了政府干预对石油溢出的影响；May和Winte则调查了暴力环境规制对企业服从的影响[9]。研究发现，强的管制带来企业在环境行为方面更好的顺从，而企业更好的顺从则减少了往后管制的投入[10,11]。早先的这些研究大部分集中石油运输业、冶金行业和纸浆造纸业等行业，而关于政府规制对企业环境行为的效果的经济分析则非常少[12]。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系统地探讨政府管制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既包括前面所述政府的检查、罚款等特定干预 (specific deterrence)，也包括受到政府特定干预的威胁，即一般干预 (general deterrence)。随后的研究主要集中两类干预的不同组合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Gray-Deily[3]在研究中同时考虑了两种干预，首先识别特殊干预，然后识别一般干预；Earnhart研究了两种干预的共同作用对公共污水处理厂环境表现的影响[5]；Bardach-Kagan认为环境意识不同，一般干预的影响也不同[13]。一般来说，企业环境行为是一般干预和特殊干预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但一些研究者认为，相比而言特定干预才是改进企业环境行为的主要原因[14,15]。此外，研究者还探讨了政府管制对工人或消费者安全状况改善的效果[16]，也有学者探讨了政府规制和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关系[17]。
随着公众、市场等对环境问题日益关注，企业环境责任已经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并逐步形成对企业多方面的环境压力。除了上述政府的经济体制改革、环保政策等形成的规章制度压力(regulatory pressure)，还包括：企业满足公众环保要求的信用压力(credibility pressure)，环保产品和工业中间品需求及绿色环境认证、贸易协定等市场压力(market pressure)，投资者、银行和保险公司等对企业资信认知的财政压力(financial pressure)等[2]。社区主要通过政治、社会和物质上的惩罚来激励企业控制污染，当正式管制渠道存在时，社区通过政治途径影响政府管制力度；当管制者不存在或失灵时，非政府组织 (NGOs) 和社区团体――包括宗教机构、社会团体、群众运动和政客――运用非正式手段 (informal regulation) 来迫使污染者遵从社会规范[19]。
Huq和Wheeler在1992年对孟加拉国的调查中发现，一般政府规制对7个大型国有肥料企业的影响非常小，但是其中三个由于受到社区压力而表现出很好的效果[20]；Henriques和Sadorsky探讨了社区压力对加拿大公司的决定采用一项环境规划的效果[21]；Dasgupta等人探究社区压力对墨西哥的公司采用一定环境管理措施的效果[22]；Maxwell 等人解释了企业为什么希望事先了解市民寻求更加严格环境规制的政治运动水平，即市民对企业减少污染排放的期望[23]；Hamilton调查了有害废物排放企业在选择厂址的时候，如何考虑社区的潜在环境保护行动[24]；Konar和Cohen探究社区环境知情权对TRI排放的效果[25]。这些研究均表明社区压力在企业改善环境行为和表现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并成为污染控制的一个新手段。
市场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消费者通过对商品的选择来激励企业控制污染，投资者通过金融市场给企业施加压力。在绿色消费者方面，绿色消费者对生态保护日渐重视，如果厂商不重视其产品的环保作用，将遭受消费者抵制或排斥[28～30]，很多的研究证实消费者比较愿意选择那些他们认为对环境有所帮助的产品[31～33]；温肇东、陈泰明认为来自顾客市场需求拉力是推动绿色创新的一个强大力量[34]。在公司的竞争者方面，Hart分析企业的可持续竞争策略，他认为企业可以采行污染预防以降低成本，或是经由产品管理来取得领先地位，在未来环保趋势中取得先机[35]，Shrivastava认为企业藉由技术、市场和产品的发展，改变产业或市场原有的架构，进而创造一种优势[36]。而关于投资者作用研究最多的是考察股票市场对企业环境行为信息的反应。企业污染强度高或者环境表现差会给投资者一种生产效率不高的信息，投资者也会权衡由于污染处罚和污染责任赔偿而带来的潜在损失，这种权衡的重要性随着新的股票市场和国际金融手段的发展而愈加明显。一些研究表明美国和加拿大的股票市场对环境信息有明显的反应。由于好消息所带来的好处和坏消息引起的损失在1%～2%的范围内[18]，而且Konar和Cohen的研究表明这种变化能够激励企业采取相应的污染控制或清洁生产行动[25]。世界银行在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和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个结论[18]。此外，工业中间品需求及绿色环境认证、贸易协定、银行和保险公司等对企业资信认知等市场因素均会对企业环境行为产生影响，企业开始把环境问题看成是长远的关乎生存的问题。
2.2 企业内部因素与环境行为响应的相关研究述评
随着来自市场及社区的压力成为企业环境行为的主导驱动力量[2]，企业开始将环境保护从原来的应付行为转变为自觉的主动行为，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研究也从企业对环境压力被动反馈转向博弈抉择和主动反馈，开始探究不同企业的环境行为模式。企业由于不同的规模、财务状况、环境意识和工业部门类别，对环境压力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因此纳入环境成本也是不一样的，也就造成了不同的环境行为和表现。
一些研究已经表明企业自身的一些属性（规模、教育、技术、所有制结构和财务状况等）会对其环境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Hayami认为企业的规模是企业改善环境表现的另外一个决定因素，企业规模越大，将会采取更多的清洁生产工艺[37]，Pargal和Wheeler则认为企业规模越大越容易受社会的关注，受到更大的社会压力[38]；Henriques调查了加拿大400家企业中的环境负责企业，发现在自然资源部门的企业更有可能进行环境规划，而服务部门则相对较少[21]；Downing和Kimball评价了管理者对企业环境形象的关心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39]；GottsmanKessler[40]、EarnhartLizal[41]研究了企业财务状况对企业行为的影响。这些研究表明：规模大、财务状况好、企业环境意识高的企业有更好地的环境行为和表现。
2.3 企业环境行为评价述评
随着企业环境行为与环境压力的相互作用变化，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环境行为从20世纪60年代抗拒回避的基本不合作到70年代的勉强为之再到90年代的主动为之，成为企业的责任、透明和公开的战略[2]。目前，国内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研究非常有限，王远等人在世界银行企业环境行为信息公开化项目的资助下，对企业环境行为进行综合评价，并分为绿色、蓝色、黄色、红色和黑色五类，其中绿色代表环境表现最好，企业广泛应用清洁生产技术，并且通过ISO14000认证，企业的环境表现达到了国际水平[42]。此后，很多城市开展了类似的评价和信息公开。徐雪峰还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环境行为归纳为适应型环境政策、防御型环境政策和主动型环境政策[43]。
3 现有研究的不足
综上所述，企业根据各种环境压力和自身属性，做出相应的环境行为决策，企业环境行为也逐步从被动行为转向主动行为。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环境压力、企业属性和环境行为关系的表层现象分析上，尚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主要包括：
(1)对企业环境行为目前尚没有统一的定义和分类，使得许多研究往往将企业环境行为和企业环境表现混用。
(2)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的单一因素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如政府规制、社区压力等，而企业环境往往受到多重压力影响，单一因素研究往往无法隔离其他因素的影响，需要综合考虑各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的企业环境行为反应。
(3)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环境压力、企业属性和环境行为关系的表层现象分析上，较少对环境压力如何产生、如何作用于企业理论分析。
(4)目前的研究较多为企业与外部环境压力互适过程和变化的实证，较少以企业为主体的环境行为决策过程进行研究，而企业如何根据环境压力和内部因素做出相应的行为反应的机理恰恰是企业环境行为研究的核心。
4 企业环境行为研究展望
鉴于企业环境行为研究的重要性和现有研究的不足，根据我国企业和环境政策的特点，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系统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企业环境行为界定及其影响因素的识别和表征。从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行为与其环境表现的相互作用关系角度界定企业环境行为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分析企业环境行为在时间序列上的演变规律，并从政府、公众、市场等方面对影响企业环境行为的内生要素和外在作用力进行识别和量化表征。
(2)企业环境意识与响应行为。研究“企业家心理―企业环境行为―企业环境表现”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和作用过程，旨在寻找如何培养和形成企业家的环境意识，进而影响企业环境行为，最终达到改善企业环境表现的目的。
(3)企业环境行为费效分析。研究企业各种环境行为（如污染削减、清洁生产等）的经济成本与其环境表现之间量化关系，一方面建立企业内生产成本的测定方法，另一方面为企业环境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4)企业环境行为决策模型。对不同企业如何在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的利益博弈中选择其行为的机制和过程进行研究，并最终建立基于“压力―状态―响应”的企业环境行为决策模型。
(5)企业环境行为动态仿真模型研究。利用计算机仿真模拟技术，对企业环境行为与其内生要素和外部驱动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进行动态仿真，通过可视化的界面，使得企业环境行为的动态变化过程简洁明了。
企业是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在不同的环境政策对企业的约束下，企业会产生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而企业的行为将直接影响甚至决定其环境表现，进而影响区域环境质量。当前，企业面临多种环境压力，企业环境责任的建立已经成为转型期企业面临的重要社会约束。因此对企业环境行为的深入研究，明确企业改善环境行为的动机及其影响机制，将为环境政策制定者提供微观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ClarkM.Corporat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Research:Informing
Environmental Policy[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05,16:422～431.
[2]陈雯,Dietrich Soyez,左文芳. 工业绿色化:工业环境地理学研究动向[J]. 地理研究,2003,22 (5): 601～608.[Chen Wen,Dietrich Soyez,Zuo Wenfang. The Greening of Industry: a Research Approach of Industrial Environmental Geography[J]. Geographical Research,2003,22 (5): 601～608.]
[3]Gray W,Deily M pliance and Enforcement: Air Pollution
Regulation in the U.S. Steel Industry[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996,31(1):96～111.
[4] Magat W A, Viscusi W K. Effectiveness of the EPA's RegulatoryEnforcement: The Case of Industrial Effluent Standards[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90,33: 331～360.
[5]Earnhart,Dietrich.Regulatory Factors Shaping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t PubliclyOwned Treatment Plant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2004,48(1):655～681.
[6]Epple D,Michael V.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Modeling Occurrence,Detection,and Deterrence[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84,27(1): 29～60.
[7]Stafford S,The Effect of Punishment on Firm Compliance with Hazardous
Waste Regulations[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2002,44(2):290～308.
[8]Anderson,Eric,Wayne Talley. The Oil Spill Size of Tanker and Barge
Accidents: Determinan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J]. Land Economics,1995,71(2):216～28.
[9]May P J,Winter S. Regulatory Enforcement and Compliance: Examining Danish agroenvironmental policy[J].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1999,18(4):625～651.
[10]Gray W,Carol J. Longitudinal Patterns of Compliance with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Health and Safety Regulations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1991,26(4): 623～653.
[11]Olson Mary. Agency Rulemaking,Political Influences,Regulation,and Industry Compliance[J]. Journal of Law,Economics,and Organization,1999,15(3): 573～601.
[12]Cohen M A. Monitoring and Enforcement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International Yearbook of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M]. T T A H. Folmer,1999.
[13]Bardach E,Kagan R A. Going By The Book: the Problem of Unreasonableness[M]. Philadelphia P 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2.
[14]Gray W B,Scholz J T. Does Regulatory Enforcement Work? A Panel Analysis of OSHA Enforcement[J]. Law & Society Review,1993,27(1):177.
[15]Gray W B,Shadbegian R J. “Optimal” Pollution Abatementwhose Benefits Matter,and How Much[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 Management,2004,47 (3): 510.
[16]Gray W B C A J. Longitudinal Patterns of Compliance with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Health and Safety Regulations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J].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1990,17 (7): 587～601.
[17]Jaffe A B,Peterson S R,et 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U.S. Manufacturing: What Does the Evidence Tell Us[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5,33 (1):132.
[18]世界银行. 绿色工业――社区、市场和政府的新职能[R]. 2000.[The World Bank. Green industry: New Roles for Communities,Markets,and Governments[R].2000.]
[19]周洁.无锡市工业企业环境压力探索与分析[D]. 南京：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Zhou Jie. 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on environmental pressures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 in Wuxi[D]. Nanjing: Dissertation for Master of Nanjing University,2005.]
[20]Huq M,Wheeler D. Pollution Reduction Without Formal Regulation: Evidence from Bangladesh[M]. Mimeo:The World Bank,1992.
[21]Henriques,Irene,Sadorsky,Perry.The Determinants of an Environmentally[JP]Responsive Firm: An Empirical Approach[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996,30(3): 381～395.
[22]Susmita Dasgupta,Hemamala Hettige,David Wheeler. What Improves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Mexican Industry[M].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World Bank,1997.
[23]Maxwell J W,Lyon T P, Hackett S C. Selfregulation and Social Welfar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ism[J]. The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2000,43(2): 583～619.
[24]Hamilton J T. Politics and Social Costs: Estimating the Impact of Collective Action on Hazardous Waste Facilities[J].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1993,24(1):101～125.
[25]Konar,Shameek,Mark Cohen. Information As Regulation: The Effect of Community Right to Know Laws on Toxic Emission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997,32(1):109～120.
[26]Hartman R,Huq M,Wheeler D. Pollution Abate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Coasian Interpretation[M]. Mimeo:The World Bank,1994.
[27]Arora Seema,Cason Timothy N. Why do Firms Volunteer to Exce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Understanding Participation in EPA's[J]. Land Economics,1996,72(4):413～432.
[28]Drobny N L.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Competitive Solution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J]. Cost Engineering,1994,36(8): 19～23.
[29]Green L,Robinson S N. Rethinking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J]. The Columbi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1992,27(3～4): 222～232.
[30]Ottman J A. Green Marketing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the New Marketing Age[M]. Chicago: NTC Business Books,1992.
[31]Chase D. P&G Gets Top Marks in AA Survey[N]. Advertising Age,1991-01-29.
[32]Weber P. Green Sales of Approval Heading to Market[N]. World Watch,1990-07-03.
[33]Bermmer B. A New Sales Pitch: The Environment[N].Business Week,1989-07-24.
[34]温肇东,陈泰明.台湾的绿色创新组织初探[J].台大管理论丛,1998,8(2): 99～124.[Taiming Zhaodong Wen,Chen. The Exploration of Green Innovation Organization In Taiwan[J]. Management Forum of Taiwan University,1998,8(2) :99～124.]
[35]Hart S L. A Natural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5,20: 986～1014.
[36]Shrivastava P. Environmental Technologies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5,16: 183～200.
[37]Hayami Y. Assessment of the Green Revolution in Eicher,Staatz J ed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M]. Baltimore Md：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4.
[38]Pargal S,Wheeler D. Informal Regulation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Indonesia[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6,104(6): 1314～1327.
[39]Downing P,Kimball J. Enforcing Pollution Control Laws in the United States[J]. Policy Studies Journal,1982,11: 55～65.
[40]Gottsman,Laura,Kessler,Jon. Smart Screened Investments:Environmentally Screened Equity Funds that Perform Like Conventional Funds[J]. Journal of Investing,1998,7(3): 15～24.
[41]Earnhart,Dietrich,Lubomir Lizal. Effects of Ownership and Financial Status on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R]. William Davidson Working Paper,2002：492.
[42]王远，陆根法，王勤耕等. 污染控制信息手段――镇江市工业企业环境行为信息公开化[J]. 中国环境科学，2000，20（6）：528～531.[Wang Yuan,Lu Genfa,Wang Qingeng,et al. Applying Information Approach to Control Pollution: Public Disclosure of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Rating for Industrial Firms in Zhenjiang[J].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2000,20(6): 528～531.]
[43]徐雪峰.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环境行为[J]. 上海环境科学，1997，16（8）：8～11.[Xu Xuefen. Study on the enterporses environmental behavior under the condition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J]. Shanghai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7，16（8）：8～11.]
Corporation Environmental Behavior:
A Microcosmic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Analysis
ZHANG Bing BI Jun YUAN Zengwei3 WANG Shi GE Junjie1,2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ollution Control & Resource Reuse,School of the Environment,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China;
2.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Policy,Nanjing University & Jiangsu EPD,Nanjing Jiangsu 210093,China;
3.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 Engineering,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
Corporation environmental behavior is firm's reaction and instrument to deal with the growing environmental pressures from stakeholders such as governments,communities and markets. These stakeholders play various roles in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Government regulation was the major pressure initially. However,communities and markets have become the determinant factors as they play more active roles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hina is facing serious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in a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the study on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behaviors,with a focus on the embedded relationship between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pressures and potential adjustment of firms' behaviors. Such study will help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by providing information on the most effective solutions on improving environmental behavi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