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系统理论论文范文

生态系统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1.文献取样采取文献信息学统计方法，主要文献源为中国知网贵州师范大学节点。内容样本以Bronfenbrenner进行全文搜索，对2013年2月1日以前时间跨度为1998—2012年的各种文献媒介资料进行查询，共搜索480篇相关的资料，其中期刊216篇，占总数的45%，博硕士论文166篇，占总数的34.6%，其它为会议、报纸、年鉴、百科、词典和专利等，本文主要以期刊的高级检索且同时限定文献的中图分类号为B84中涉及到的148篇文献为分析内容，占总数的30.8%。

2.分析类目和单元在参考有代表性的文献计量学专著和论文的基础上，借鉴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确定了七个分析单元，分别是：年代分布、研究机构、研究地区、核心作者群、研究对象、研究领域和基金资助等。3.统计方法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法进行研究，以频次、百分比统计为主。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1.生态系统理论研究年代分析表1显示，生态系统理论论文呈连续增长趋势。第一个五年（1998-2002）的论文总数量为9篇，第二个五年（2003-2007）发表的论文数量为40篇，第三个五年（2008-2012）发表的论文数量为99篇。前五年和后五年的数量之比为1：11。另外，从表中还可以看出1999年是国内心理学界开始运用该理论的破冰之年，自2006年以来的7年时间，每年均发表文献10篇以上，年均发表量超过前五年的总和。

2.生态系统理论的机构分布以第一作者的单位为准，对研究力量的分布进行统计。结果发现从研究力量的机构分布来看，高等师范院校发表101篇，占文献总数的68.5%；综合大学发表44篇，占文献总数的30%；医科院校发表2篇，占总数的0.8%；其他单位发表1篇，占文献总数的0.7%。根据上面数据可知，目前国内的各级院校积极探索生态系统理论的研究中，其中高等师范院校是研究的中坚力量，见表2。

3.生态系统理论研究力量的地区分布按照中国经济带划分的三个地区：（1）东部沿海地区，（2）中部内陆地区，（3）西部边远地区的分布进行生态系统理论研究力量的分析，每个地区分别取发表文章量的前九名。从第一作者的地区分布来看，研究力量的地区分布极不平衡，首先东部地区的总文献量在三个地区中处于领先地位，西部总文献量在三个地区中处于最后位置。在东部地区中北京文献量最多为44篇；中部地区中湖北省文献量最多为5篇；西部地区中云南省文献量最多为4篇。这三个地区的省份中，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发表的文献量最多。值得关注的是边疆地区如新疆、四川、宁夏、青海和的文献量目前呈现空白状态。整体而言，经济发达的地区，关于生态系统理论的文献发表的较多。

4.生态系统理论研究核心作者群分布普赖斯定律认为，一个研究领域或学科形成稳定研究群体的指标之一是撰写该领域研究论文2篇及以上的作者必须达到一定规模，即核心作者群体将完成该研究领域中50%以上的论文。核心作者是在同一主题中，半数的论文为一群高生产能力作者所撰写，这些作者的数量上约等于全部作者总数的平方根。本文根据该定律计算出生态系统理论的核心作者发文量为3篇。在本文的检索中作者关于生态系统理论方面的论文3篇以上者为13人，占总作者数的8.8%，其38篇，占总论文量的25.7%，远低于生态系统理论论文总和的50%。这一方面表明研究生态系统理论领域的队伍比较分散，另一方面表明研究队伍还在逐步的形成中，具有不稳定的结构。也说明了该领域作者群研究能力还没有达到成熟的占统治的地位，核心作者群尚未形成。根据作者所在机构，表明师范大学的核心作者群较占优势。根据地区表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核心作者群较突出。

5.生态系统理论研究对象的分布目前生态系统理论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学生群体，相对来说中学生群体引起了更多的关注，所涉及的文章中占全部文献量的23%，具体情况见表5。

6.生态系统理论研究论文领域分布目前对生态系统理论研究的领域比较分散和广泛，出现频率较多的有理论综述、心理健康、相关因素及对策研究等。上述这些研究中生态系统理论在心理健康领域的应用在所有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位置，在全部文献中占50%，具体情况见表5。

7.生态系统理论研究现状获基金资助项目的分布通过对生态系统理论研究进行支持的基金类别和数量，能从一个深远的角度发现国家各级行政单位对该理论的关注。通过数据分析，2005年以前国家类基金4项，省市级基金1项；2005年以后各类基金加大了对生态系统理论研究的资助，国家基金36项，省市级基金6项。基金资助投入越多的论文，越能代表人们对该研究方面的关注和重视程度，同时也代表一个研究的新趋势和方向，具有高质量研究水准的内容能获得基金的资助。本次研究的148篇论文中，有资金资助的约为98篇，占总数的66.2%,其中部级资助项目的有40篇，省级25篇、市级各18篇，校院级15篇，而且分布的时间大都在2005年以后，由此反映出生态系统理论在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自2005年前后随着国家各级行政教育部门颁发关于重视学生心理健康政策后得到广泛研究和基金投入。

三、讨论

1.生态系统理论研究应注重质量与数量共同发展我国关于生态系统理论在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自1999年邹泓发表的第一篇文献以来[2]，文献量一直呈上升状态，尤其是2006年以后平均每年达到了15篇左右，但总的来说,1998-2012十五年间发表的文献总量并不多，很多是关于理论综述方面的文献，高质量、有时效性研究相对来说较少，还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因此，研究者要同时兼抓文献的数量和质量，才能使生态系统理论更好的运用于心理学领域。同时根据对148篇文献的初步查阅，近73%的作者采取了合作科研的趋势。但心理学科内的合作占绝对优势，所以呼吁尽量能形成跨学科、跨专业的合作研究范式，这样能从多领域研究生态系统论在心理学领域的应用。目前师范类学校和东部地区是研究生态系统论的优势领域，为了提高生态系统论在提高心理健康水平方面发挥先进作用，也迫切需要其它各级各类大学、研究机构和西部地区着力提高该领域的关注度。核心作者群是一门学科研究成熟的显著标志，没有一定数量的核心作者群，表明生态系统理论在心理学领域研究还处于初期探索状态。迫切期待国内各领域目标明确，建设成专业性、学术性、及实践性强的研究队伍，最终为研究该领域形成一批代表者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加大对该领域科研项目的基金资助力度，可以尝试对社会招标形式推广生态系统理论在心理学领域的拓展。

2.生态系统理论研究应当坚持多角度深层次探索目前对生态系统理论的研究，理论综述及在心理健康领域研究占主流，但多采用定质方法。众多文献主要从微系统和中系统进行论述，在外系统、宏系统和时间系统中涉及的较少，且多数为语言上的描述，缺少实证研究及实验研究。所以建议尽量多采用实证和实验方法运用该理论来研究提高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的有效途径，同时在该理论上能结合中国特色，做适当的改善和创新，使其更好的适应中国的国情，最终缓解个体压力，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

四、结论

生态系统理论在心理学领域研究的文献量以2006年为转折点，呈逐年增多趋势；师范类学校是该领域研究的主要力量；东部省份是研究的积极探索者和开拓者；该领域在核心作者群层面均处于数量及质量急需提高的状态；相对来说研究的论文内容较表面化，需要深层次的挖掘其理论内涵的指导作用；国家各行政单位及社会团体需加强对该领域的基金资助。

生态系统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档案学；生态学；档案生态研究；述评；展望

20世纪90年代末，档案界开始关切档案生态研究，尝试从生态学角度分析档案系列问题，初步提出了相关命题，开了档案生态研究的先河，为后期档案生态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今天，生态学普遍应用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成果凸显。在图书、情报、档案领域，利用生态学理论分析专业问题也不再陌生，相关概念如图书馆生态、信息生态、情报生态及档案生态、档案信息生态系统、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等被不断提及并被学术界持续关注，同时，国家各层次相关社科基金也纷纷为此研究立项，支持学术界持续、深入地开展相关研究。为此，本文将在文献综述基础上，梳理并分析档案生态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1档案生态研究发轫

单纯从生态学融入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观之，环境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引入生态学理论的重要基点。正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全球环境问题、地区环境问题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生态学思想也恰好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由此，环保问题、生态安全问题、转基因问题、物种问题等，成为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相关的交叉学科不断涌现，相关的交叉研究层出不穷，相关的交叉成果琳琅满目。档案界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在信息生态的关注中开始关注并研究档案生态问题，提出了档案信息生态、档案文化生态、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等研究命题，为档案生态研究开了先河。

1.1生态研究及其应用。生态学（Ecology），是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于1866年定义的一个概念：它是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英语ecology是由希腊语词汇“Οικοθ”（居住在同一家庭中的人）和“Λογοθ”（学科）组成，意思是“研究居住在同一自然环境中的动物的学科”，目前，已经发展为“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1] 20世纪40年代以来，生态学发展迅速，应用广泛，研究对象与领域不断拓展，相关分支学科不断涌现。[2]生态学发展至今，其内涵和外延都有了变化，尤其是随着全球人口猛增，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不断凸显，促使当今生态学研究日益从以生物为研究主体发展到以人类为研究主体，从自然生态系统的研究发展到人类生态系统的研究，因此，生态学的定义应当反映这种变化，把研究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包括在内。为此，在集成众多生态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邹冬生、高志强认为，当今生态学可以定义为：生态学是从系统的高度，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科学，其中的生物包括人类、动物、植物和微生物，而环境则包括自然环境、人工环境以及社会经济环境；[3]曹凑贵认为，生态学可定义为“研究生物生存条件、生物及其群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其目的是指导人与生物圈（即自然、资源及环境）的协调发展”。[4]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生态问题成为全球问题之一，生态学也从诞生时的生物学范畴衍生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尤其是在政治学与经济学领域，生态学的应用可谓百花齐放，各类成果不胜枚举。笔者认为，生态学由自然科学进入人文社会科学，最大的功效是为人文社科提供了思维导图，使人们尝试运用生态学理论从观察自然界转移到观察社会生活，如企业生态、政治生态、社会生态以及文化生态等。其中，生态位理论尤为明显，生态位概念揭示的是生态个体、种群和物种生存与竞争的普遍规律，该理论20 世纪80 年代开始被引入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成为研究人类社会巨系统中的一个分析工具。[5]

1.2档案生态研究。档案生态问题，不言而喻，正是借用生态学理论和思想，参考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积极地将生态思想引入档案学研究领域的专业学术研究，根本目的，是在拓展档案学研究视野基础上，为档案事业的发展出谋划策或者是提供思维导图。而如何去实现，如何去选择生态学的理论，怎样使得生态理论和思想与档案研究之间取得关联等，这便是档案研究者、档案从业者需要面对和思考的直接问题。随着生态学知识在图书情报档案界的应用，除图书馆生态、信息生态、情报生态研究外，档案生态研究也业已初步展开，并取得一定成果。据笔者通过中国知网以“档案+生态”为关键词，以“题名”为限定条件进行检索统计，截至2011年8月，显示相关文章98篇，与档案生态研究直接相关文章近20篇，其中，有关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研究最能体现档案生态研究之思想，不仅积极引用借鉴生态学知识思考档案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理念，为学术界认识和研究档案问题奠定了基础。据统计，在目前有关档案生态研究的文献中，明确提出“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有3篇，分别为薛春刚《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与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种金成《档案信息生态失衡问题研究》 [6]及葛翠玲的《档案信息生态失调原因探析》[7] ，其中，薛春刚一文[8]对档案信息生态系统进行了初步界定：它是指以实现档案信息的产生、积聚、传递、开发、利用等为目的，具有特定的结构和秩序的由各种要素组成的相互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有人、信息、设备及指导其运行的档案学术理论等。并指出，理想的档案信息生态系统应该是平衡的、稳定的系统，是“人造系统”、“开放系统”以及“动态系统”，突出强调人、信息传递、环境变换在档案信息生态系统中的表现。

目前，生态学理论和知识在学术研究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之一。借鉴生态学知识开展专业研究，不仅适用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传统人文社会学科，也同样适用于新兴社会学科。尽管档案生态研究业已开展了初步研究，但不可否认的是，档案生态研究仍然处于起步状态，但研究的问题深度不够，成果不多，有关专著更是鲜见。为此，笔者以为，摆在档案生态研究面前的首要问题，是进一步推动档案生态研究的开展，使得档案生态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同时得到提高，即有更多的人参与档案生态研究，更多的成果体现档案生态研究，更多的问题驱动档案生态研究。

2档案生态研究现状

通过“档案生态研究发轫”的论述，我们对档案生态研究的主题有了基本把握，也对档案生态研究的前因后果有了初步认识，为今后档案生态研究提供了参照。接下来，笔者将以传统文献综述的方式详细分析档案生态研究现状，为档案生态研究的未来提供系统的文献梳理和问题导向。

2.1文献回顾。档案作为社会存在一分子，档案工作作为社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与生态有自然的内在关联，实际上，我们从传统档案管理实践来看，作为档案管理重要内容之一的“档案保护”问题，其实，涉及诸多自然科学知识，尤其是生物学知识和传统生态理念，这在《档案保护技术学》这门课程上得到鲜明体现。同时，告诉我们，利用生态学知识开展档案保护工作，也是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重要手段之一。前文中，笔者通过中国知网检索统计，截至2011年8月，显示相关文章98篇，其中，与档案生态研究直接相关文章近20篇。而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层面上，金波教授《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课题、卞昭玲教授《信息生态学理论与我国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管理研究》课题，分别在2008、2010年度获得立项研究。通过分析检索出的文章，我们发现，档案生态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其中，《利用农业科技档案为生态农业建设服务》[9]一文，是档案界最早从生态角度开展档案研究的专业论文，作者从档案的角度，分析了农业科技档案为生态农业建设服务的系列问题，尽管，不是我们所说的档案生态研究，但对我们后期开展档案生态研究具有启发意义；而《档案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与档案事业的可持续发展》[10]一文，应是档案生态研究的开山之作，该文旗帜鲜明地从生态学角度探讨档案信息生态问题，并首次从生态系统的高度，认识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问题，诚如其文所说，意在“着重探讨影响档案信息生态系统平衡的诸因素，及保持和恢复档案信息生态系统平衡的途径”。

新世纪以来，在上世纪末研究基础上，生态思想进一步被档案学界借鉴和引用。有人撰文提出建立“生态档案馆”，[11]当然，这纯粹是从建筑生态的角度认知档案馆建设低碳、环保问题，是传统档案保护技术研究的传承；有人提出，要关注“档案生态位”， [12]分析了档案作为社会信息群中的一个子系统，在社会信息系统中独树一帜的原因，指出，“档案，作为社会信息群中的一个子系统，……以它的真实性、开发性、系统性、滞后性等特点，区别于其他信息，而在社会信息系统中独树一帜，并由此，形成它独特的‘生态位’――司法工作的凭证，战略决策的依据，科学研究的参考，宣传教育的凭据等”，虽然文章较短，但“标题党”效应明显，明确地将处于生态学核心理论之一的“生态位”理论引入档案学研究，并提出“档案生态位”问题，至今不乏参考意义。事实上，这已经涉及档案与其他事务之间的生态生存问题，可以说，已经很“生态”了；有人提出“生态式思想与档案馆管理制度”，[13]此文已经将生态思想贯彻深入到档案管理制度层面，具有一定的研究深度；还有提到“我国档案业务工作环节的生态学考察”，[14]此文引入生态式管理理念，可以弥补传统“科学管理”的不足。生态式管理追求管理的整体功效，向一切等级制挑战，它使人生发新的潜能，使档案工作可持续发展，这已经从档案业务环节内部开始了档案生态考察，为我们全面认识档案管理工作开启了新的分析视角；同时，将文化生态有关理念引入档案学研究，也成为新的研究增长点。《从文化生态学视角看档案文化市场的构建》[15]、《文化生态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16]、《文化生态对中国传统档案文化的影响》[17]以及《试析档案文化的社会生态系统属性》[18]等文，这些研究，已经集中体现了档案文化生态研究的初步成果。《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建构》[19]一文，通过生态学的理念，全面引入到数字档案馆的研究中，把数字档案馆作为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系统分析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各生态因子及其相互关系，建构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结构模型，为数字档案馆建设与研究提供参考。而本文也正是作者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编号08BTQ040）的项目成果之一。而作者近年来以课题为支柱，已经指导多篇有关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有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环境、结构、保障机制、运行机制以及评估等系列研究。南昌大学张东华则在《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平衡及其策略研究》[20]一文中，论述了保持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平衡的意义，分析了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失衡的表现及原因，并提出了保持数字档案馆信息生态平衡的应对策略。

2.2研究述评。纵观上述文献回顾和分析，我们看出，目前，档案生态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尤其是专著除了传统档案保护技术学教材外更是鲜见。从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来看，反映了档案生态研究在档案学学术领域受到重视，且相关课题也被提到国家层面，需要开展深度研究以解决实际问题。从已有的成果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主要研究突出表现在初步的借鉴层面，缺乏深度的专业研究且研究层面比较分散，呈现零星研究状态，缺乏系统深度研究层次。可喜的是，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已持续关注档案生态研究，相信随着这类以课题为中心的档案生态研究，将会呈现出不一样的成果。

笔者以为，借鉴生态学理论研究档案问题、探索档案发展等，这其实是涉及学科嫁接这一基本问题，不算创新。若想提升至创新层次，迫切需要直面“如何选择、如何关联”问题，进而回答“如何实现”，即通过学科嫁接或者理论嫁接抑或思想嫁接，最终是“为我所用”，使生态理论为档案事业作“嫁衣裳”。虽然，档案生态问题客观存在，但实际上，档案生态却仍是个新生问题，相比相关学科而言，我们的交叉研究刚刚起步，我们的专业关注还很薄弱，我们的专业视野还很狭窄。为什么说客观存在？我们知道，生态问题与环境之间息息相关，档案与环境之间关系也很密切，相关的研究也很多，但缺乏理论深度和社会高度，生态学的问世及应用为档案与环境研究提供了理论视角和思想路线。作为新生问题，只缘从生态学视野关注、研究档案问题的太少，已经提出的档案生态问题声音太弱，迫切需要档案人开始高度关注，积极研究，充分应用相关研究成果，形成档案生态理论和思想，促进档案工作发展。

3档案生态研究展望

档案生态研究，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末业已开启，在新世纪初得以全面展开，并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课题层面进入深入研究序列，可见，生态学与档案学之间的关联研究，业已获得了国家层面的认可。但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相关深度研究仍然缺乏，其研究空间仍然广阔，需要学人在前期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不断拓展档案生态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笔者以为，在未来档案生态研究层面，可以从以下诸角度开展研究。

3.1档案事业生态环境研究。目前，档案事业发展迅速，特别是在信息网络技术驱动下，档案事业发展呈现诸多新特点，如新领域的开拓（数字档案馆的建设与发展所带来的系列专业问题）、新环境的呈现（档案事业发展环境需要直面信息网络技术驱动下的网络社会现实环境）、新问题的困境（档案事业在“传统与现代化”的转型历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如档案信息化、档案信息资源组织、电子文件的采集与长期保存、数字档案馆等结构与功能等）等，所有这些新领域，均可归结为档案事业发展的生态环境问题，需要学术界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研究，一方面，从生态学的视角分析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的新问题，另一方面，通过跨学科的介入拓展传统档案学研究的范围。

3.2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实际上，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理念的提出，是基于生态系统的角度观察与分析数字档案馆系列问题，而提出的跨学科性研究课题。该课题，在金波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推动下，目前，已经取得初步成果。就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课题本身而言，我们认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理念的提出，是建立在生态系统理论对数字档案馆建设与发展的战略影响的前提下提出的全新概念，这也是近年来，生态学理论与生态系统理念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具体应用的进一步发展。面对未来，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培育与发展问题至关重要，这不仅涉及数字档案馆的进一步可持续发展问题，且关切到中国档案事业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全面推进与发展。我们可以从生态系统理念的角度，提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理念，并从战略上规划数字档案馆发展，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培育与发展指点迷津。可以预见，随着数字档案馆建设投入的加大和相关研究的深入，该课题将会面对更多新情况，需要学人持续跟进，从生态学、系统学角度进一步研究和分析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相关的各类问题。

3.3档案文化生态研究。目前，文化生态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据百度百科解释，文化生态核心思想有三：[21]①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所显露的美好的姿态或生动的意态；②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③泛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状况和环境。档案作为人类文明的承载，它自身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特性，通过文化生态的引入分析档案文化生态问题。目前，档案界在档案生态研究成果中已有初步涉猎，有涉及档案文化市场研究的，如《从文化生态学视角看档案文化市场的构建》；有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角度分析的，如《文化生态与中国传统档案文化》与《文化生态对中国传统档案文化的影响》以及《试析档案文化的社会生态系统属性》。这些研究，已经集中体现了档案文化生态研究的部分成果，但还有待于进一步展开系统深入研究，从文化生态学视角，深度探讨文化属性层面的档案及档案文化与“大文化”、“文明”等关联命题。从档案自身文化属性以及文化生态研究趋势来看，系统从生态学、文化学等角度，分析档案文化生态课题具有广阔的空间，它不仅有利于拓展档案学自身研究的领域，而且，可以提升档案学研究的深度，也是传统档案文化研究的升华。

3.4档案生态管理研究。生态管理（ecosystem management，也有学者称之为“eco-management”），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美国，20世纪90年代，成为研究和实践的热门。由于自身的复杂性，生态管理无论是作为理论还是实践至今仍处于发展中。生态管理的理论基础非常广泛，它跨越了生态学、生物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环境科学、资源科学和系统论等学科领域。[22]生态管理思想是生态管理理念的集中体现，认为“生态系统是自然-社会-经济复合而成的系统，对于它的管理与调控，必须在遵循生态学原理的同时，受到社会、经济规律的调节和制约”，需要通过生态管理思维达到“维持依赖于自然资源的社会经济修通之间的一种平衡”。 [23]鉴于生态管理在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作为从生态学、系统学等多学科角度综合提出的档案生态研究命题，生态学自然对其影响深远，不仅是此概念提出的直接动因，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源泉。传统档案学学科体系中，档案管理学处于核心地位，这与档案管理活动的实践性以及档案学起源于档案管理实践密不可分。在生态思维大力引入管理实践的今天，作为管理性特征突出的档案管理实践来说，引入生态管理思想具有逻辑的合理性。我们认为，在未来档案生态研究中，引入生态管理思想渗透入档案管理实践具有必要性，借鉴生态管理理论研究档案管理活动具有实践的可行性。

档案生态研究尽管已经起步并有诸多成果问世，但学无止境，档案实践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着，需要学界同仁持续跟进，进一步探索档案生态研究的前沿课题，不断拓展档案生态研究领域，为档案事业建设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08BTQ040）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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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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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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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新疆教师教育研究中心项目（040512B01）阶段性成果。

生态系统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职业学校；学生；教育管理；生态系统理论

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人才的摇篮，为了保证职业技术人才的质量，对职业学校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显得尤为重要，职业学校学生所处的生长环境是一个生态系统环境，该系统各个层次之间有机联系相互作用，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在生态系统理论指导下对职业学校学生进行教育管理能够有效地达到教育管理目标。而如何运用生态系统理论于职业学校学生的教育管理之中，是教育管理工作者面临的新课题。

一、生态系统理论概述

美国心理学家尤瑞·布朗芬布伦纳（Uric Bronfenbrenner）于1979年提出了著名的生态系统理论，该理论认为，环境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对人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家庭、学校、社区、社会等环境因素是一个生态网络系统，应该把个体置于环境系统中进行考察。该系统包括微观系统（crosystem）、中观系统（mesosystem）、外系统（exosystem）、宏系统（macrosystem）。微观系统主要是指个体直接接触和参加其中并产生体验的环境，包括家庭、学校、社区、同辈群体及其互动体验到的活动、角色和人际关系等。在该系统中的各个因素都会对个体的发展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如在家庭这个微观系统中，由于个体与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不同、家庭教养方式等不同，对个体产生的影响也不同。而在受微观系统环境影响的同时，个体也会对微观系统环境产生反作用。

在生态系统环境中，微观系统与中观系统相互作用。个人的行为难免会受到构成中观系统环境的家庭成员、家庭成长环境、家庭氛围的影响。当然也会受到个人所在的工作、学习的群体以及个人参与的其他小群体的影响；反之，个人微观系统中的个人行为对于中观系统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个人微观系统也会受到中观系统中与之互动的宏系统的重大的影响。亦即影响人的成长的整个系统由许多子系统构成，各个子系统又自成相对独立的系统，而且子系统具有一定的层次结构。

二、职业学校学生教育管理的生态系统结构分析

传统的学生教育管理观点认为，对学生实施教育管理包括五个要素，教育管理目标、教育管理工作者、学生、教育管理体制和教育管理环境。而要达到教育管理目标，主要靠学校教育管理工作者采取一定的教育管理措施来实现。往往忽视了学生教育管理的其他诸多因素。在生态系统理论关照下，我们认为，职业学校学生教育管理是一个生态系统结构，该结构包括四个子系统：学校教育管理系统；家庭教育管理系统；社会教育管理系统；自我教育管理系统。

（一）学校教育管理系统是职业学校学生教育管理的主导系统

学校教育管理的特点是它的方向性、教育性、整体性、规范性、激励性，学校教育规定个体身心发展的方向，对个体的发展起主导作用。学校教育管理系统包括目标子系统，内容子系统，过程子系统，方法子系统，管理者子系统。各个子系统有机联系、相互制约，各子系统相互切合才能够使学校教育管理系统有序有效地运转。

（二）自我教育管理系统是职业学校学生教育管理的核心系统

所谓自我教育就是在教育者的教育和引导下，受教育者发挥自主能动作用，进行自我调节、自我控制和自我修养，促使自己的思想品行向积极的方向转化、发展的教育活动。内因是发展变化的根本，外因是发展变化的条件。职业学校学生的自我教育是其健康发展的内在根本。

（三）家庭教育管理系统是职业学校学生教育管理的基础系统

家庭对职业学校学生的教育管理是职业学校学生教育管理的基础，因为家庭教育是教育人的起点，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具有早期性、潜移默化性和连续性。儿童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上，父母的一言一行耳濡目染，常言道“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良好的家庭教育为学校教育管理奠定了基础。

三、生态系统理论指导下的职业学校学生教育管理

首先，要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管理的主导作用。学校教育管理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方向性，具有较强的计划性和系统性、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教育环境的可控制性。学校教育管理对学生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学校教育管理作为对学生教育管理的最正规和最主要的形式，通过人的培养实现其社会功能。它对于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的确有着别的教育管理形式不可比拟的优势。要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管理系统之子系统的各种教育管理资源。如优美的校园生活环境、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氛围、优质的后勤服务、才品高尚的师资团队和领导集体等等。

其次，要发挥家庭教育管理的奠基作用。从孩子呱呱坠地开始，父母自然成了自己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开始肩负起教育孩子的重任。父母的言行举止无时无刻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常言道：“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母，必有其女”，父母的生活习惯、工作作风、兴趣、爱好等特征，都将给孩子留下极其深刻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说，孩子是父母的折射。尤其是父母的人生观、世界观，一旦被孩子认可和接受，往往很难改变。

最后，要发挥社会教育管理系统的辅助功能。社会教育管理系统与学校教育管理系统和家庭教育管理系统共同构成影响人发展的生态系统。社会教育管理系统是学校教育管理系统功能的延续，是家庭教育管理系统功能的补充，同时它也是这两种系统中最综合、最全面的一个。它既可以弥补学校教育管理系统方面存在的不足，又可以广泛的开展道德品质、价值观教育，使人在自身能力、感情道德的发展中愈加成熟完善。

总之，职业学校学生教育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各系统应相互谐调，在整个职业学校教育管理生态系统中，学校教育管理系统起统领作用，在学校教育管理子系统、家庭教育管理子系统、社会教育管理子系统以及自我教育管理子系统功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同时，学校教育管理系统还起到谐调其他系统功能共同形成合力的作用。并不是某一子系统或子系统的某一要素单独起作用的结果，是受到系统中各要素交互影响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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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理论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农村女性；文化贫困

中图分类号：C913.6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4）05-0091-05

一、问题的提出

女性贫困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一个社会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瓦伦丁・M・莫格哈登博士最先提出了“贫困女性化”概念，分析了贫困女性化的原因和趋势[1]。 1995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也指出，贫困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全世界13亿人口生活在贫困中，其中妇女占70%，多数是在发展中国家，贫困有一张显著的女性面孔。2005年中国妇女研究会消息称我国贫困人口中有60%是女性，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陷入贫困。2010年中国妇女研究会举办的“社会性别与贫困”论坛会再次提出，我国女性贫困化程度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农村女性贫困具体表现为：女性参与教育、政治决策和社会经济活动的机会和比例明显少于男性，她们的教育权、社会参与权、文化消费等权利明显不足。确切地说农村女性贫困更多的是文化上的贫困。因为文化贫困很难用数字量化和衡量，因此，往往被人们所忽视，这就造成了“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的扶贫工作重心在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忽视文化贫困治理” [2]，因而一直难以从源头上彻底消除贫困。文化贫困容易产生，从而加剧经济贫困。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结构性改变？导致农村女性陷入文化贫困的原因是什么？农村女性文化贫困的后果是什么？如何能够有效改变这一状况？将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问题置于社会生态系统框架之下，分析并尝试解答上述问题是本文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二、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把人类成长的生活环境（如家庭、社区等）看成类似生物周围的生态系统，强调人的社会生活环境对于分析和理解人类行为的重要性，特别强调人与生活周围环境之间各系统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人类行为发生的影响。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每个人自生来就有与环境系统互动的能力，人与环境的关系是互惠的，个人的意义是环境赋予的，要理解个人，就必须将其置于其生活的环境之中；个人的问题是生活过程中的问题，对个人问题的理解和判定也必须在其生存的环境中来进行。

最早提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是著名的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他用公式 D=f（PE）阐明人的发展是人与环境的复合函数关系，指出D （Development）即发展，P（People）即人，E （Environment）即环境，认为人的发展就是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些环境系统直接或间接地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影响着人的发展。这些环境系统从主到次分别是：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

微观系统是指影响个人的生理因素和人格特质因素，中观系统是指家庭、群体等组织，宏观系统一般指大的社会系统。三个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其中个体微观系统受到中观系统家庭的影响比较大，同时，还受诸如社区、社区文化、制度的影响和制约。同样微观系统对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也有一定的影响。

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宏观系统构成一个大的社会生态环境共同作用于某一个体或群体，有学者将这一生态环境又做了具体归类：即“滋养性环境和不友善环境。滋养性的环境能在适当的时刻和方式下，提供必要的资源、安全与支持给个人。不友善的环境则缺乏或扭曲了资源支持的提供，因而阻碍了个人的发展”[3]。依此，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并非完全是经济原因所致，更主要是长期不友善的环境的压迫及资源享受不公等原因所致。生态系统理论主张提供多层面、多元化的全人服务，为研究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对策措施提供了较为广阔的框架，本文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阈下，从滋养性环境和不友善环境等外在影响因素，探讨农村女性陷入文化贫困的成因，思考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对策建议。

三、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内涵界定及成因的社会生态系统分析

（一）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内涵界定

联合国开发署在《1997 年人类发展报告》 中正式提出“文化贫困”（human poverty）概念。报告指出，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低微、经济贫困，更深刻的是人们在寿命、健康、居住、知识、参与、个人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即知识缺乏、参与不足、能力低下、素质不高、权利无法保障、健康状况差等的“文化贫困”。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明文指出：贫困不仅表现为饥饿、寒冷、无助，远离政治生活、绝望、没有尊严同样也是贫困。2000年联合国开发署进一步指出，文化贫困是指人们生活中最基本的发展能力的丧失，包括文盲、营养不良、预期寿命不足、母亲健康恶化、可控疾病感染，其间接衡量指标包括缺乏获取维持基本生活能力需要的商品、服务和基础设施（能源、卫生、教育、通信、饮用水）的途径。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4]指出，文化贫困是指一些国家或地区文化滞后于时展并影响到其生存与发展的落后状态。学者秦存强等[5]人分析指出文化贫困的表现是：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

中国农村实事表明，女性较之男性往往更易陷于贫困，即我国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是相对于农村男性群体的事实存在[5]。 而且从本质上看，农村女性贫困并非是单纯的物质贫困和经济贫困，她们更多的是处于文化贫困状态。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是就指这一特殊群体或个人在接受教育、个体主体性、思维方式、价值理念、行为模式以及生活样式等方面落后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从而影响到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落后状态。

作为占农村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村女性，她们的文化贫困不仅在家庭内部形成代际恶性传递，对其后代产生难以克服的消极影响，而且严重延缓了农村的发展进程，制约着城镇化的进程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文化贫困是一切贫困的总根源，消除女性文化贫困，将有利于从根本上消除物质贫困和经济贫困，提升农村女性个人的文化素质，进而全面推进城市化进程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二）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成因的社会生态系统分析

1.个体微观系统自卑心理、依赖心理导致其主体意识缺失、社会参与不足等文化贫困。个体微观系统是指个体生理的、心理的以及社会的系统，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影响或决定个体的生存与发展状态。在分析农村女性文化贫困现状及成因时，需要深入分析微观系统三个要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许多女权主义者看来，女性生育的生理功能，是她们受剥削的根本，也是她们无法摆脱弱势地位的症结。因为从生理因素上看，女性较之男性，肌肉生长较为细腻，骨骼较小，力气不足。由此限制农村女性多数只能留守农村，导致农村女性不仅经济收入十分有限，而且生活范围、生活内容也十分狭窄和单一，进而致使其形成消极的自我评价，自我效能感低、眼界狭窄、自卑心严重等心理偏差。在这样的心理系统和生理系统的互相影响下，逐渐走向自闭，拒绝社会交往，进而逐渐被限制在农村社会公共领域之外，而农村女性这种参与公共生活不足的状态又导致其对自身的社会价值认识不足，加重了其自卑心理。此外，农村女性自我认知生理性别意识的弱者定位，使女性人格表现出一定的依附性，她们缺乏自主、自立意识，缺乏独立开辟事业的精神。而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事业又会导致其经济收入的有限和不足。这种物质贫困、经济贫困致使其产生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使其陷入视野狭窄、缺少主体意识、社会参与不足等文化贫困境地。

2. 中观系统中婚姻家庭体制的负向影响，造成农村女性知识和能力欠缺的文化贫困状态。家庭系统和社区系统是对农村女性生存发展状态影响较大的中观系统。由于传统因素的影响，中国农村重男轻女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一现象的结果是农村女性婚前、婚后都很难获得对家庭的土地、财产的支配权力，接受教育权也极易被剥夺。家庭因素对农村女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1）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明显少于男性。农村家庭受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伦理观念的影响较深，重男轻女依然存在，导致对女性充满了偏见和禁忌，使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明显少于男性，对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造成了深刻影响。中国从事传统农业劳动的女性人口中，大多数是文盲或半文盲。调查数据显示：“文盲和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村妇女占农村妇女总数的609%，远远高于城镇妇女227%的水平。农村妇女中文盲、小学、初中文化比例分别为677%、670%、512%，均高于农村男性相应的323%、330%、488%的水平；高中（中专）和大专以上学历中，农村女性所占比例分别为388%、273%，远低于农村男性612%和727%的水平”[6]。 农村教育的男女差异，造成农村女性知识和能力的欠缺，是导致农村女性易于陷入文化贫困的主要原因。（2）在婚姻家庭制度方面的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使农村财产仅由男性子嗣继承，子女随父姓，婚嫁从夫居，对女性的经济状况与地位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如，一些地方的《村规民约》中明确要求已婚妇女退回承包地，或规定出嫁女的户口所在地进而剥夺其土地分配权[7]。 同时，从夫居的家庭体制导致了女性社会网络资源的流失和弱化，农村女性一旦陷入困境，可获得的社会支持十分有限。

3.宏观系统社会资源不足、文化消费有限，体制结构不合理使农村女性处于“失权”文化贫困状态。在探讨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问题过程中，应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阈下将其放在特定的宏观环境中分析。纵观农村女性生活的宏观环境，发现问题表现在：（1）农村女性可参与分配的社会资源缺乏。社会制度决定了社会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如社会性别群体）和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分配，从而导致了特定地区、区域、群体或个人处于贫困状态[8]。 农村女性参与社会资源分配不平等待遇集中体现在物质资源、受教育培训资源以及社会参与资源不足等方面。这些都表明农村女性在现实社会中无法与男性一样享有社会资源和占有发展机会。（2）农村女性可消费的文化资源有限。目前大部分农村的文化设施比较落后，一些贫困地区没有科技文化图书阅览室，没有有线电视，没有广播影剧院等文化设施。更没有针对农村女性特点的农业科技教育体系来对主要从事农业劳动的妇女进行全面、系统、有效的农业技术培训。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农村女性文化、科技技能的获得[8]。 农村贫乏的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氛围造成了农村女性的文化贫困。（3）二元分割的体制限制了农村女性的发展。城乡二元结构是指“在同一国家由于种种原因而导致城乡长期分设、分治、分管，致使二者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出现明显的差别特征”[9]。 由于二元结构制的存在，尤其是现代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大多数农村女性无法随丈夫一起进城，不得不留守农村，长期生活在相对闭塞的文化环境中，没有机会接受现代文明和先进思想，消磨了农村女性的主体意识和进取精神，致使农村女性的生存方式、生活模式得不到根本上的改变。

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的体制分割，专门针对农村妇女发展的扶持政策相对较少，农村妇女难以得到必要的资金、技术、信息、基础设施等资源，这些都形成了强大的阻止农村女性发展的制度。加上社会性别歧视的存在，限制了农村女性个体的发展，使之在接受教育、个体主体性、思维方式、价值理念、行为模式以及生活样式等方面处于落后于当代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的文化贫困状态。

四、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阈下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治理途径

（一）微观层面：在个体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激发农村女性文化自觉，培养其主体意识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人的问题来自个人与环境之间交流的失衡，强调从服务对象的生态环境探寻问题产生的原因。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人的价值理念源于生活内容的基本观点，要改变农村女性主体意识缺失状态，全社会应共同努力积极创造条件，为女性主体意识提升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应通过宏观调控手段为提升女性主体意识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切实解决事实上的男女不平等问题，使女性从实实在在的主人地位上产生主体价值；制定相应的保护政策，使女性与男性平等地开展竞争；通过各种社会化途径帮助农村女性进行角色塑造，从而成为主体价值发展的导向与支撑。

女性的主体意识是女性对自身价值认可与追求的理性起点和支撑，是激活女性追求独立、自主，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在动力。女性的解放和发展关键在于女性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即女性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与“文化贫困”呈正相关关系，即拥有文化自觉意识会使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状况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能够了解自身的文化处境，进而促使其主动获取和接受先进文化。反之，文化主体文化自觉意识缺乏或不足，会极大影响或制约主体文化落后状况的改变。由于历史以及现实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加之社会性别因素的影响，导致农村女性长期以来习惯于“别人的附庸”这一畸形社会角色。改变这种状况的关键对策就是要不断提高女性自身的认识和评价水平，集个人、家庭和社会三方面的力量，积极宣传健康、文明、进步的女性性别意识，努力实现农村女性自身观念的转变，通过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培养反文化贫困主体的自我觉察、自我反思和自我审视的能力，使她们从传统角色模式中解放出来，树立良好的现代性别意识，使其从内心深处产生改变其命运的自觉愿望，克服自卑心理和依赖心理，进而真正帮助其从根本上实现文化脱贫。

（二）中观层面：改变家庭传统观念，倡导男女平等，发展农村教育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鼓励弱势群体多元化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应建立“家庭――社会”联动互动体系。研究与事实表明，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是影响农村女性智力开发的主要障碍。家庭生活和政治公共领域的决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10]。 多数农村家庭血缘的逻辑依然是，只有男性后代才能绵延宗族，而女孩是外姓人，“嫁出去的女人泼出去的水”。受传统父权制思想的影响，农村女孩从小就受家庭的歧视，受教育权力被剥夺，导致女性受水平普遍较低。按照生态系统理论，实现农村女性文化脱贫，需要政府主导下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努力。

1.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男女平等，消除性别歧视。在全社会层面开展男女平等，消除性别歧视教育，使男女平等思想深入每个家庭，让“男女平等”理念从村民生活层面深入村民意识。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尊重女性的氛围，向农村女性和男性宣传社会性别意识，唤起农村家庭性别平等意识。同时，在社会性别意识推广的过程中，还需要电视、广播等媒介积极介入，形成倡导性别平等的良好社会氛围。

2.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消除文化贫困根源。保障农村女性实现文化脱贫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大力发展农村教育。鉴于中国农村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教育分布不合理以及男女参与学习的性别差异等因素，应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重点工作：一是发展女童教育，消除“重男轻女”传统思想的影响，并通过法律保障以及制度安排确保农村女童教育机会得到真正的实现；二是发展多样的农村社区文化[11]，通过潜移默化使其受到文化的熏陶；三要加强农村女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其获取经济收入的本领。

3.通过政策法规减少父权制家庭制度对农村女性应有权力的剥夺。对于无法可依的家庭问题，国家有义务在保证社会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不受损害原则下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以减少父权制家庭制度对女性实现功能性活动自由的困扰；坚持有法必依的原则，特别是在关于土地分配与补偿的问题上，国家应采取积极措施回应女性在村民自治过程中的利益受损问题；切实维护农村女性合法权益。同时要妥善处理好如农村女性土地承包权被剥夺、财产权受侵害等问题。

（三）宏观层面：性别取向的公共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是实现农村女性文化脱贫的根本保障

依照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观点，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问题并非仅仅是微观的个人现象，宏观社会环境中的障碍是导致其问题出现的重要因素，因此，合理的制度政策及法律法规的制定对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问题的解决尤为必要。

1.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制定和调整具有性别取向的公共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农村贫困女性免受生存危机的磨难，这既是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又是贫困女性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我国政府作为国家的公共权力机构，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有责任调整资源配置，在坚持男女平等参与、共同发展、共同受益的原则基础上，把性别意识和性别和谐理论纳入制度和政策的制定过程，切实制定出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与妇女发展相协调的救助、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政策，并适时地调整、修正公共政策以消除对女性的不利影响，形成有利于性别和谐的政策环境。

2.制定和完善保障妇女平等参与经济发展、平等享有劳动权利的政策法规，加大对贫困女性的扶持力度。国家不仅要以法律形式保证基础教育的性别公平，而且要以法律的形式保证优先对农村女性进行教育和继续教育的投资。政府在增加教育经费时，应保证对农村女性教育投入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对她们的教育补偿和优先扶持力度。举办各类诸如扫盲夜校、农村夜校等，提高农村女性整体素质。同时，制订有利于贫困妇女的扶贫措施，保障贫困女性的资源供给。帮助、支持农村贫困女性实施扶贫项目。小额担保贷款等项目资金向农村贫困女性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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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理论论文范文第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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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第九期“光谷青桐汇”现场座无虚席，20位投资人争抢优质项目。

创业、投融资、互联网金融、创业服务业异常火爆的当下，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正如火如荼地布局。在创新全球化的今天，营造一个良性循环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对城市未来发展尤为重要。

高校资源丰富、科技成果众多的“大武汉”不乏各行各业的优秀创业者，在中国IT创业界，有三个著名的“湖北佬”：陈一舟、雷军和周鸿，但遗憾的是他们最终都没能留在湖北发展。如何应势而行，在改善投融资环境和打造全新创业生态系统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武汉需要拿出实际行动。

2013年12月28日，由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武汉市科技局和《创业家》传媒联合打造的“光谷青桐汇”应时而生。12个月，11场线下沙龙，55个路演项目，100个推介项目，200多位投资人、4000多名大学生创业者参与， 22个项目突围，融资总额超1.22亿！这是“光谷青桐汇”晒出的最新成绩单。

“好的创业项目如同‘金子’，‘光谷青桐汇’就是试金平台，是真金我们要帮助它找到对的伯乐，让它发光，实现应有的商业价值。”东湖高新区管委会党委书记胡立山介绍，“光谷青桐汇”是一个汇聚项目、资金、信息、人才、导师“五位一体”，搭建青年创业者与创投资本对接、与创业导师对话、分享创新创业经验的创业服务平台，超亿元融资交易的背后是光谷乃至武汉创业生态系统的整体改善与提升。

武汉，“青桐”之城

青桐汇与青桐计划、青桐学院并称为“青桐三部曲”。这项由武汉市政府主推的大学生创业刺激计划始于2013年8月，最先启动的青桐计划目标明确：即聚创业之智、造创业之势。

“政府出台青桐政策，说明决策层感受到了危机，也看到了机会。”深创投武汉公司负责人刘敏活跃在华中创投圈十多年，对武汉的创业生态颇为了解。他介绍，武汉高校多科研成果丰富，在校大学生数量居全球城市之首，拥有得天独厚的创新创业基础。但在青桐系列政策实施之前，武汉的创业市场尚未被激活，科技成果难以转化，大学生放不开手脚，创业还只是一些不安份者的小众行为。

缺乏市场思维、缺少创业交流平台，天使资本力量薄弱……这让那些拥有创业想法的大学生们显得力不从心。刘敏说，每年成千上万的武汉高校毕业生中，不少人为追寻创业梦想无奈离开武汉，去往资源聚集、信息流通的北上广等地。

如何留住创业人才成为当务之急，一系列“青桐”新政快速出台：2013年8月，支持大学生创业的“青桐计划”问世;2013年12月28日，指导大学生创业，搭建投融资交易平台的光谷青桐汇应运而生，并形成常态;2014年6月8日，青桐学院在武汉理工大学正式揭牌，《创业家》传媒创始人牛文文受邀担当首任院长，武汉7所高校校长担当名誉院长。

两年时间，“青桐三部曲”谱写完成，武汉市创业生态系统雏形初显。

助力创业，以“青桐”之名，大武汉因此成为一座“青桐之城”。青桐即梧桐，青有青年之意，喻指武汉120万朝气蓬勃的大学生;桐有栖地之意，喻指大学生创业的场所“孵化器”。凤凰非梧桐不栖，实施青桐计划，就是要筑好巢，引好凤，让凤凰栖地梧桐。 光谷青桐汇，找到“金子”助其发光

梧桐引凤，更要留凤。唯打造崭新的创新创业环境，建设良好的投融资生态才好留得住凤凰。但创业生态系统建设非一日之功，需要政府有形之手的牵引，更需要引入具有市场化运营机制的先进创业服务机构的助力完善。

很快，由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武汉市科技局、《创业家》传媒三方共同打造的创业交流及投融资交易平台“光谷青桐汇”问世，“有梦、追梦、圆梦”的主题基调定格。

“‘光谷青桐汇’目标明确，就是找到‘金子’，帮助它发光。”东湖高新区管委会一位官员如此比喻“光谷青桐汇”在构建武汉创业生态系统中的作用，他解释说“金子”是优质创业项目，而让“金子”发光，则需要创业导师辅佐、天使资金帮忙。

第一期光谷青桐汇，《创业家》传媒创始人牛文文、北京壹人壹本创始人蒋宇飞担当创业导师，为创业者带来精神食粮和创业实战分享。值得一提的是，投融资环节，光谷创业者王佳琦的“我的课堂”项目现场获蒋宇飞30万天使投资，这是青桐汇的第一笔，也是最快完成的投融资交易。

第二期光谷青桐汇，国内著名天使投资人、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赛伯乐投资董事长朱敏等投资大佬现身分享，吸引来湖北省省委书记李鸿忠、武汉市市委书记阮成发、武汉市市长唐良智等省市领导列席旁听，以及千余名创业者的热情围观。

自此之后，光谷青桐汇逐渐常态化，固定于每月最后一周的周六举办。 “金子”不断被发现，融资交易额不断被刷新，受益者不断增多，“光谷青桐汇”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品牌效应初显。

近半路演项目获融资，光谷创业生态圈渐入佳境

没有冗长的领导讲话，没有虚假的汇报表演，倡导干货分享和真实路演的光谷青桐汇得到创业者的追捧。

300人、600人、1000人， “光谷青桐汇”吸引的创业者投资人越来越多;30万、100万，1250万，“光谷青桐汇”的投融资成交额越来越高。光谷创业生态圈建设渐入佳境。

“春江水暖鸭先知”，创业生态环境改变，身处光谷的创业者和投资人最早感知。

“前几天去上海出差，有创业的朋友问我参加‘光谷青桐汇’怎么报名”，姜开调侃“最初被问到时还有些不适应”。一两年前，武汉大学毕业的姜开想要为自己的“微电影”项目融资，只能往北上广深等天使投资人聚集的城市走。他坦言，在“光谷青桐汇”推出前，武汉的天使投资人不是很活跃，创业融资比较困难。

辗转北京、上海，最终落脚武汉创业的施松新感同身受。施松新是湖北人，两年前，为了照顾父母，将北京公司部分业务迁回武汉。彼时，武汉还未实施“青桐计划”、“青桐汇”，创业者之间交流较少，圈子相对封闭。

“今年变化太大了，‘光谷青桐汇’我参加过几期，氛围特别好。”施松新感慨像是找到了当年在中关村创业的感觉。2006年从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后，施松新考入浙江大学计算机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入学没多久，在北京中关村工作的老同学鼓动他休学创业，一年内他们创办的两家小型科技企业均以失败收场，但每当提起那段时光，施松新满是怀念和向往：“中关村的创业氛围非常浓厚，经常举办各种创业论坛，20出头的大学生常有机会聚在一起，谈的都是如何实现创业梦想，怎么样互帮互助。”2008年，取得博士学位后，施松新再度北上，创办北京闪图科技有限公司，从事创意策划服务及技术开发。

在施松新看来，当前武汉的创业氛围不逊于成都、杭州等地，在“光谷青桐汇”的影响下，他还做起了天使投资人，投了一两个学生团队。

第六期“光谷青年桐”汇上，分享嘉宾悦然心动合伙人陈国兴鼓动现场投资人将更多资本投向武汉的创业项目。他说，500万元在武汉可以投资至少10个项目，成一个，投资人就有得赚，而在北上广等创业项目扎堆的城市，500万可能只够投资一个项目，稳赚的机会要小很多。

德迅投资武汉地区负责人李玮是“光谷青桐汇”的常客，他十分认同陈国兴的观点。他说，青桐汇的到来让投资竞争变得激烈起来，好项目只要在青桐汇上一亮相，很快就会被各家投资机构盯上。

尽管竞争激烈，李玮仍在青桐汇上有所斩获，在第九期“光谷青桐汇”上，他相中猎隼科技的无人机项目，三周内谈妥1250万投资。截至目前，“光谷青桐汇”已成功举办11期，55个项目参与正式路演，其中近半数项目通过该平台获得融资，总成交额为1.22亿元。

“只要政府坚持推动，武汉的创业生态肯定会越来越好，今后会有更多湖北人回到武汉创业安家。”从深圳回汉创业的程序员陈翔如是说。

《创业家》传媒的筑巢，“光谷青桐汇”的诞生，让过往投融资环境平淡，创业生态不明朗的武汉慢慢有了自己的创业生态系统，在武汉着力构建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中，渐成气候的“光谷青桐汇”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完善创业生态体系，“光谷模式”待复制

“武汉，每天不一样”――走在武汉的大街小巷，最新出炉的城市形象新口号随处可见。

不一样，意味着改变，意味着创新。

党的十报告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创新型国家战略的高度，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3年9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切实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好。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着中华民族前途命运。“要在960万平方公里上土地上掀起一个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1年后，克强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如是嘱咐。

“中国创业的春天到来了！”湖北省省委书记李鸿忠参加第二期光谷青桐汇深有感触地说，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当下是让创新创造的活力充分迸发、创业创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最好时期，年轻的大学生和创业者们应充满激情地拥抱、投入到创新创业的时代大潮中。

“只要时间允许，我一定会来参加‘光谷青桐汇’” 武汉市市长唐良智是“青桐三部曲”的坚定支持者、助力者。他表示，“青桐三部曲”，是贯彻落实中央和湖北省委省政府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重要精神的武汉行动，必将为武汉的创业生态和投融资环境带来活力。

如今的光谷早已实现了“天天有咖啡、周周有路演、月月青桐汇”，经过11期的精心打磨，“光谷青桐汇”也已形成可被复制的“光谷模式”，在武汉三镇普及开来，影响辐射的人群从最初的创业者延伸到公司的产品经理，营销总监，市场销售，工程师，研究员，大学老师，公务员，大学生等。

“2015年，‘光谷青桐汇’要全面更新升级！”新年将至，湖北省、武汉市对光谷青桐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望，随着青桐汇2.0时代的到来，不断完善的创业生态系统将有力推动这座创新之城的快速发展。

生态系统理论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王建革；环境史；生态社会史；水文生态史；景观生态史

近年来，环境史研究逐渐发展成为热门学科，来自文理各个领域的学者广泛参与到环境史讨论的队伍中，逐渐形成一个联系较为紧密的学术共同体，并在理论界和现实社会中发挥重要影响。环境史研究要求学者立足于生态系统的核心层，即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界面，考察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王建革教授，二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环境史研究，研究视野从蒙古草原逐渐南下到华北平原，再到江南，先后出版了《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江南环境史研究》等著作，尤其是《江南环境史研究》一书，更彰显了其汇集农学、美学、历史学、社会学之力打造出的景观生态史研究路径，将环境史理论研究推进至哲学层次，同时也使学界看到了环境史研究的现实人文关怀及其对当今生态文明建设所具有的重要理论指导意义。

一、学术背景

20世纪80年代，王建革在山东莱阳农学院学习农学。当时的莱阳农学院农学学科分化并不明显，农学本科生需要学习土壤肥料学、作物学和育种学等学科知识，这段学习经历为王建革日后从事农业史和环境史研究奠定了宝贵的学术基石。综合而严格的农学学习，使他更为直观且深刻地观察、理解了生物与无机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制约与促进，技术作为中间媒介在人与自然关系互动中的作用，以及贯穿其中的能量与物质流动，这些对于解读农业典籍、思考以农立国的中国传统社会，是极其有益的。在《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一书完稿时，王建革回忆说：“时光一去二十多年，非常幸运，以前所学的，特别是所受到的农学训练，几乎都用上了。我深深地知道，这种幸运不是人人都有的。”①后来他到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今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前身，简称“农遗室”）攻读农史研究生。20世纪90年代农遗室的学风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要求学问必须面对现实，即把古农学的知识与农业生产现实相对应；二是重视田野调查。当时人类学尚未兴起，农遗室的学生已比其他史W和社会科学的研究生更注重田野工作。当时农遗室许多著名的农史专家，除了李长年和郭文韬等导师外，缪启愉、王达、宋堪庆等几位先生也给当时攻读研究生的曹树基、萧正洪和王建革等人上过课。缪启愉先生擅长立足农业现实，依据乡村习惯与地方知识体系进行考证，他在研究《齐民要术》时就借用了20世纪50年代大量可见的传统农业技术，用于解读中国古代技术。王达先生对《补农书》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亦是将学术研究与实证考察紧密结合的实践。如今，近九十岁高龄的王达老师对曾与陈恒力先生深入桐乡农村进行农业调查的情形仍然记忆犹新。在农遗室，王建革先后师从章楷、郭文韬两位先生。在硕士研究生阶段，他以“山东植棉史”为题进行硕士论文研究，对20世纪50年代以后华北的农业生产开始有了系统的了解。攻读博士期间，他的论文研究方向是人口压力与农业的问题，其中涉及生态史的一些基本问题。在这个阶段，闻大中先生利用《补农书》对古代江南生态系统进行分析，将中国17世纪江南高效循环的生态农业介绍给国际生态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也给王建革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启示。受闻大中和郭文韬两位老师的鼓励，王建革尝试从生态史角度着手展开研究，将生态系统理论引入传统时代社会，尝试探索生态―社会史的研究路径。但由于这方面的研究在当时国内学术界尚无先例可循，国外的生态史学术专著也未大量引入国内，探索之路困难重重。

1992―1995年在南京农业大学读博士期间，王建革发表了论文《小农与环境――以生态系统的观点透视传统农业生产的历史过程》，这是国内较早的生态史论文。他在文中提出了小农生产的生态性和社会性，因而在物质循环流和产品循环流的水平上，以生态学理论为依据，系统地分析了农业生态系统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并结合我国农业生产的历史实际，探讨了小农在自然生态系统以及社会系统之间所处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过程，进一步揭示了我国传统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生态学背景。此后，王建革对于人口、资源、农业与社会发展的讨论逐渐深入且细化。农业生产涉及自然与人文多方面要素，这对研究者提出了较高的综合知识背景要求。为此，王建革奔波于国内各大图书馆，查阅分散在相关领域的文献资料。20世纪60―80年代，国际学界的人类生态学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王建革在北京图书馆读到了人类生态学著作，并从中汲取了大量的学术营养，为他在生态史中的一系列学术探讨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华北与内蒙：生态―社会史领域的探索

1996年，王建革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做博士后工作，也迈出了生态―社会史具体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在这期间，他开始探索从人类生态学的角度阐述我国历史上社会制度、人口压力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联系，并发表了《人口、生态与我国刀耕火种区的演变》《资源限制与发展停滞：传统社会的生态学分析》《人口、制度与乡村生态环境的变迁》《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等论文。在思考人文与生态关系的同时，王建革也开始着力分析影响生态系统的核心自然因素，如关于土壤肥力的探讨等甚是精彩，这些探索为他的博士后研究“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奠定了基础。1999―2006年间，王建革默默无闻地在学界做一位这样的学者：严密地梳理“满铁资料”以及民国调查、笔记小说等文献资料，又致力于田野考察，围绕生态与社会展开严谨的论证，发表了关于华北和内蒙的三十余篇论文。此后，《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和《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两本专著的出版则是水到渠成。

方万鹏在书评中写道，王建革在“在地域社会的研究中贯穿生态史学的方法……该书的研究视角不存在学术标签的迹象，而是真正践行了生态史学的理论”①。全书围绕生态环境与乡村社会的主题，探讨了传统社会末期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的广大地区的生态环境及其对应的社会特征，这是王建革将生态学理论与思路融入到历史学、农业史研究的具体实践，其研究成果展现了人与环境的历史，既是物质作用的过程，也是心灵、思想和人类整体社会关系对外界反映的历史。全书从影响生态系统最重要的自然因素开始论述，然后逐个讲述诸要素状态，继而分析生态系统的运行与调控，可见其清晰的生态系统理念与研究逻辑。首先，不同的水环境产生不同的政治与社会效应。鉴于干旱对华北平原农业的重大影响，一方面，对水的治理衍生出灌溉与社会的问题，从而决定了水利的自然形态与社会组织形态；另一方面，水环境影响着沿河地区的土壤肥力或沙化进程，来自人类社会的农业变迁也影响着土壤的肥力。水土环境是自然体系中最核心的基础要素，也是该著展开论述的基础。其次，王建革论述了生态系统中的诸要素状态，作物、家畜、人是农业生态系统的主体。农作物是人们主要的食物来源，因此耕作技术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并且固化到人们的生活周期中。畜牧业供给人口的能力弱于种植业，且由于取食关系，一个地区所负载的人和动物的数量相对稳定，当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牲畜必然减少，因此在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畜牧业呈现萎缩趋势。最后，该著进一步分析了生态系统在以上要素基础上的运行情况。各要素以取食关系建立联系，保证物质与能量流在系统中往复循环，但人口过度增长，在排斥家畜畜养的同时，也影响了农作物的种植，从而影响了传统社会末期人们的饮食与营养水平，“三料危机”的出现也警示了生态系统的失衡。而灾害是生态系统运行中的重大波动，由此衍生的社会应灾机制、聚居方式都与生态文化有关，面对生态压力，人们也形成了不同的关于人与环境的信仰理念。在该著中，王建革运用投入产出法分析了近代农业生态系统，重新审视了传统经济史中关于租佃的一些认识，弥补了此前学者们对近代华北生态关注的不足，也诠释了环境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对历史学发展的卓越贡献。

《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出版之后受到了学界的高度评价，邹逸麟先生说：“华北平原是我国传统社会的主要农业基地，也是灾害频发、社会矛盾较尖锐的地区之一。考察其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乡村的生态和社会变动，剖析其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对了解当今华北平原的农业与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作者在满铁资料为主的乡村调查资料基础上，收集大量方志材料，进行实地考察，历时十年，写下了这部专著，使华北平原从清代到民国时期的农业技术、生态环境以及乡村社会诸方面的研究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②葛剑雄先生也高度评价了王建革的学术研究：“王建革教授是农学博士，在农业开发、土地利用、生态环境等方面有扎实的基础，又在历史地理、社会史等方面做了较深入的研究，所以该书既有科学原理的探索，又充分运用了文献研究、社会调查的成果，资料丰富、观察细致、论证合理，是一项沟通文理的综合性研究，在近年来同类成果中居领先地位。”③

围绕着蒙古草原的生态问题，王建革于2006年出版了《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一书。他研究蒙古的机缘来自对华北社会的研究，在查阅“满铁”资料时，王建革看到了大量关于对内蒙古地区丰富且详实的调查资料，这批资料对当时的人口数量、牲畜头数、牲畜结构和游牧规律、放牧特点等均有详细的调查，是进行生态史研究的珍贵资料。草原、游牧、农业是蒙古社会传统的三大支柱，草原上的人、牲畜与作物的关系构成了农牧业生态问题，所以，王建革以“满铁”和其他日占时期的资料为核心，辅以旧方志和笔记小说、20世纪50年代的档案资料，运用生态人类学和历史学方法，由草原生态和游牧生态的内容进入话题，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游牧生态与蒙古社会的关系，论述了畜群与蒙古社会的关系，以及蒙古游牧社会在汉农业渗透后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的研究逻辑与《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一书建构在相同体系下，比较而言，前者关注的生态要素略为简单，但生态系统的层次清晰明了。自然系统中物质与能量流在草原植被―畜群―人之间往复循环，这是蒙古社会生态运行的基础。蒙古社会中人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甚至阶级关系均不同程度地受畜群的影响。而在文化层面上，农耕技术渗透的过程是蒙古社会流动性降低的过程，此后，社会结构、文化、制度等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均是建立在生态系统变迁的基础上，因此，结合生态系统的变迁来阐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互动就更有说服力。研究蒙古社会时，王建革多次到蒙古草原开展田野调查，其著作鲜明的“文理结合”“注重实证研究”“对满铁资料的谨慎和灵活使用”①特征多被学者们赞誉。

三、以水文生态为基础的江南生态环境层次研究

告别了蒙古与华北，王建革将目光投向了江南。不同的地理特征造就了不同的社会形态，水是江南社会的灵魂，理解江南的关键也在于对水的理解和把握。王建革汲取了历史地理学前辈关于水文研究的精华，并结合自己的知识背景，融会贯通地开始尝试探索各层次生态系统的历史，并通过《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和《江南环境史研究》两本著作揭示了生态系统的层次。《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是以吴淞江下游地区为中心区域的研究，其揭示的层次基本在水文、土壤、农业与社会诸方面，而《江南环境史研究》则是以吴江和杭嘉湖为中心地区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这个层次。

《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从气候、水、土等自然环境基础要素写起，然后到技术、社会组织、结构层面，最后到制度、文化层面展开分析。全书共有九章。第一部分关注基础的水文环境，根据水文生态原理重新解读了古人关于三江水文生态的一些理论；考证了太湖东部没有三江，只有逐步形成的吴淞江，以及周边的塘浦河网对吴淞江上游河道的形成也产生影响。在江南水乡，水环境变化往往会引起乡村社会体制和农田景观的相应变化，故该著在第二部分分析了大圩时期的河道水环境、乡村社会体制及农田景观变化。“水环境与圩田的改制，实是江南许多制度变化的重要原因”②，家、乡村共同体、豪强对水环境的不同认知影响了他们的治水实践。李明慧在评论《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对目前环境史研究的启示时也看到了这一点，说：“……如地方百姓与官府、地方与中央之间在治河方面的矛盾。结合这些社会内部的矛盾来考察或许会使生态环境史研究更为丰富。”③在水环境变化的基础上，农田景观随之改变，继而导致唐宋转型期的诗歌呈现出小区域化、微妙化、多面化等特征。在第三部分，该著结合常熟县的河道与水利社会状态个案，主要描述了宋以后小圩模式发展，以及水利共同体在内容上的变化。第四部分是关于稻田生态历史的独特分析，水环境、农作技术、社会组织都对土壤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部分作为个案研究，作者从水乡环境和水利入手，接着以肥料和土壤之间的生态联系为主线，分析了农村传统农业生态系统的投入产出比，认为传统时代的农业生态系统的效率远远没有发挥其增产的潜力。第五部分研究传统生态系统的信息流，涉及一个广泛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在农业生态系统中，人往往发挥着主导作用，传统时代的农人们对各种环境因子都有着精细的观察，并依据这些观察采取相应的决策，这也是后人理解的传统时代人与环境关系最为关键的部分。王建革站在生态系统观的高度，解读文集、诗歌及其他关于水文、水利、农业著述等史料中有关水环境与土壤、农业等要素的关系，对吴淞江流域的主要河道和河网形成时期的水环境进行了长时段的历史考察，围绕水环境和治水，考察了自然系统与乡村社会之间的频繁互动及其构成的多姿多彩的历史过程。

《江南环境史研究》在地域上延伸了《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的研究区域，从吴淞江中下游转至中上游和嘉湖地区。更为重要的是，在《江南环境史研究》中，王建革关注的生态系统要素逐渐增多，且将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的生境密切结合。该著以吴江和嘉湖地区的水环境，由人与水环境互动而产生的水文与地貌的变化，农业与水生植物的变化，以及士人阶层对环境感知的变化为重点，分四部分展开分析。第一部分涉及纯粹的无机自然，包括湖泊、河道以及自然的降水与天气的冷暖。首先分析了吴淞江口的陆淤引起的太湖东部地区水网与地貌形态的变化，然后分析了吴江长桥以西的水环境引起的圩田和地貌变化，特别是分析了太湖沿岸的淤积和湖田形成的过程，最后分析了吴江与吴淞江中下游地区的水旱敏感性。在这里，作者分析了人们长期关注的温度和降雨在不同地表下的反映的问题，也是环境变迁学者长期关注的问题。水环境丰富时期，水灾较少，旱灾基本上不发生，而随着人口增加和开发程度加巨，丰水程度下降，水旱暮υ龆啵吴淞江中下游逐步形成高地，产生了旱灾敏感。第二部分分析了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那部分自然环境，即关系到生态环境的核心层――乡村和农田，主要研究了嘉湖地区生态环境的形成过程和桑基农业的历史发展。历来关注桑基农业的学者众多，但是放到农业生态系统中进行考察，王建革是最为精辟的一位，如书中分析：

湖羊饲养所对应的小环境与桑基农业生态环境有天作之合。民国调查报告有：“如果每头羊全年产肥平均为二千五百斤，那么三要素的总量将是：氮，二十点七五斤；磷酸五点七五斤；钾，十六点七五斤。而一亩桑地全年对肥料三要素的要求为：氮，二十点二五斤，磷酸四点三斤，钾十一点二六斤。恰与一头羊所产的肥料相符合，农民习惯，全年羊肥的大约百分之六十五用于桑地，百分之三十五用于水田，加上蚕沙（用于水田），河泥和其它肥料，可以完全一亩田稻一亩地的用肥量需要。就农村施肥的一般水平言，一头羊的肥料可以解决一亩田和一亩地的大部分用肥需要。‘以桑养羊，以羊养桑’是这一带农民的传统经验。”生态系统的自循环满足了小农在小生境下的经营。”①

在人口压力和农业开发作用下，自然景观向乡村景观转变，农田景观逐渐精细且加强。第三部分分析了野外的自然和人对自然的审美，不但讲述了水生植物在水环境变化下的变化，也讲述了文人对水生植物的审美反应。在这一部分，作者对江南生态系统的分析明显多了一个重要因素，即野外具有审美意义的植物，这些植物在生态系统中处于关键的生态地位，一方面提供了众多生物的生存环境，有利于保持生态系统多样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也是人类获取生存资料的重要来源。所以，对野生植物状态的探讨，更有助于全面理解生态系统的运行与发展。第四部分是关于人对环境感知的研究。人对环境的反映，一部分体现在社会组织方面，诸如为了适应水环境而产生的水利型社区等，这部分内容较早地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并已经形成诸多讨论；另外还有一部分体现在审美方面，涉及人文与艺术，长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是不足的。由于这一领域的资料内容主要记录在文学史或艺术史中，如何将它应用到生态环境史研究中，作者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探讨。如为了分析不同群体对生态系统的反映，并从认知层面分析环境变化对人的审美的影响，王建革从早期诗赋、中期山水画到后期江南私家园林的相关内容中旁征博引，论述精辟。从全书的表达来看，前半部分以自然生态系统为主，后半部分侧重环境与文化的关系分析，特别是变化的环境对人类审美的影响，系统讲述了一个自然与人文互动的生态文明发展过程。

四、景观生态史领域的探索

景观产生于人与环境相处的历史过程中，“景观不是环境中的某种自然要素，而是一种综合的空间，一个叠加在地表上的、人造的空间系统。其功能和演化不是遵循自然法则，而是服务于一个人类群体……用于加快或减慢自然过程……许多人造的空间组织形成已经与自然环境如此地融合，以至于它们本身与环境已经难以区分、难以辨认。”①由此可见，景观更是一个地域性显著的生态系统。王建革从生态系统的逻辑出发，解读和处理史料，对影响景观形成的水、土、植物等自然因素和不同群体的观念等社会因素逐层分析，继而解释自然与人文的互动，既在理论研究中取得了方法、观点的诸多创新，也对生态文明建设有启示意义。

在对华北与内蒙的研究中，王建革已经关注到了景观史内容。《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一书中，他对水利社会中政治景观和栖居景观的分析是一个突出的案例，村庄形态及分布、社会组织机构的运行都显著受到灌溉的影响。因此，王建革综合河流、地形、农业、战争、社会习惯等因素，揭示了传统社会末期华北乡村景观呈现出一种内聚的形态。而在内蒙社会，水草是游牧生态基础，继而衍生了游牧社会特有的景观：从逐水草而居到有规律的游牧。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结成的游牧单位与界限划分是本土的政治景观，而农业渗透之后，村落形态逐渐巩固，定居加强，畜群放牧也逐渐从夏、冬营地游牧到耕地与耕地之间留下草地，或者村边保留牧地，无论是政治景观还是栖居景观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转到江南研究之后，王建革对景观的分析更为丰富。作者在《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的研究中，在持续关注政治景观和栖居景观的同时，对野外空间的探索逐渐增多。野外空间中动植物群落的变化、空间大小的变化直观地反映着人地关系，但学术界相关研究甚是缺乏。他根据大量文人歌颂自然的诗词，在史学呈现上复原了唐宋时期的丰水环境下，由河道与河岸上的树木花卉、野生植被、圩田中的农作物等共同塑造的江南景观，尤其是对乡间野生植被的关注与研究，丰富了景观史研究。另外，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群体的观念也影响着景观的形成与发展。宋代以后，在人口压力与资源破坏的影响下，水与田野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尤其是在小农经济兴起以后，家景、乡景、野景都趋向微型化。景能怡情，尚可喻志，因此，景观可作用于人的心灵从而影响文明的进程。“环境不但使人产生了空间感、时间感，还产生了四时循环的感觉和认识”②，动植物的生长变化如何渲染人们的环境审美、时序感、家乡归属感等，在《江南环境史研究》中都有更为丰富的论证。从《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的出版到2016年之间，王建革撰写了十余篇关于江南水土环境、乡村景观的学术论文，一幅幅立体的传统乡野景观画面逐渐在史学上呈现出来，待《江南环境史研究》出版，便引起学术界一片好评。

在王建革的景观史研究中，景观要素丰富且层次分明。在影响景观的自然要素中，地貌是最基本的因素，而河道等水体又深刻影响着地貌，因此，他的著作分析均以水为核心，之后延伸到土壤，植被；社会因素中，结合历史进程，考察国家、乡村共同体和小农在不同阶段对景观产生不同的影响，农业景观、野外风光、聚落形态构建了景观的变化。《江南环境史研究》作为一部较为纯粹的环境史著作，对上述要素的分析更为详细，且长时段的考察更为系统。早期的江南，景^中自然成分居多；唐代开始，来自国家的力量加强，农业开发大规模实施，农田景观丰富起来，但野生花卉及其他植物依然广泛存在，圩田、树木、田野与植被立体化风景有序而多态，直到唐代末期，农业开发成熟，村落依然拥有优美的野生植物景观；五代开始，小农力量增强，在精耕细作体系下，桑基农业景观增多；宋代以后，在人口压力下，水面多被大规模地分割开发，逐渐破碎，景观呈现出更多的人为状态。

景观的变化对人产生的影响往往被认为是抽象的，且长期以来缺乏相关的史学研究。但是，王建革借助大量文学史、艺术史的资料，实现了在史学呈现上生动、细腻地复原人与自然的互动过程。如六朝以前，江南景观以水色为主，士人在艺术表达中多呈现白色。六朝以后，以地方豪族为中心，吸纳乡党、宗族和其他人员构成的乡村共同体占据着资源丰富、环境优美的山水，屯、邸、别墅改变这自然山林与草地的面貌，大自然的美也逐渐被挖掘出来，在色彩上呈现为绿色江南之美。唐代以后，大规模的农业开发使江南的乡村景观增多，文人感知的自然色调转向暖色。至宋代，农业开发成熟，物产的丰富更使人们感受到江南生活的惬意，而由于人与环境交往空间的减小，使得单位环境景观的经营程度提高。此时，小农自由度加大，他们也更为注重经营自己的生境，在精耕细作体系下，农田景观更为丰富。因此，丰富的物产、优美的景观共同抚慰着人们的心灵，江南的生态文明也进入到成熟期，这一状态基本维持到明中期。明末以后，野外风景已大部分消失，人们更多地囿于城市、农业景观和庭院景观，士人的审美品位较之前代有所下降，且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态的影响下，文人群体对生境也日渐麻木。

生态系统理论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由于传统的水利建设理念与现实的矛盾越来越大,各种不合格的水利建设工程严重的破坏了我国的生态环境的稳定,洪灾、水资源的恶化及缺乏等都影响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为进一步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需要,在全面认真总结旧水利建设理论好坏的同时,发展新的水利建设理论,全面实现我国水利建设的现代化发展。文章就我国水利现代化发展及我国水利建设新理论的形成展开探讨。

随着近年来强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多种先进的思想理念,我们在深刻总结传统的水利建设旧理论的同时,发展新的水利理论,促进我国水利建设的现代化发展,满足当前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水资源的需求。本文针对当前我国的水利建设观念还比较落后,分析我国水利的现代化发展状况,实现我国水利现代化事业存在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以及为适应水利现代化的发展需要,新水利理论应运而生。

1 实现我国水利现代化事业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1.1 实现我国水利现代化发展事业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水利建设事业同国际上发达国家先进的水利水平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主要体现在管理工作水平相对比较落后,管理人员的选拔不严格,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有待提高;受传统水利建设理论影响,思想观念仍比较陈旧,河流的断流、湖泊的干枯等都是因为人类不合理的侵占生态用水导致了生态退化,大量的围湖造田、森林开垦等人类活动也严重地破坏了生态平衡,这些都是由于在观念上存在局限,传统的水利建设理论中更多的强调人类自身的发展需要,而忽视了人也是流域生态系统的一分子;与国际上先进的水利建设水平相比,我国仍需要不断努力提高水利技术装备水平,采用先进的水系生态修复技术,提高效率。

1.2 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我国水利现代化的发展

全面实现我国水利事业的现代化发展,首先要制定完善的水利现代化建设计划方案,做好水利的管理工作,流域管理部门要重视管理人员的选拔工作,提高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注重人才的培养。规范管理体制,健全水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采用先进的流域管理技术,重视综合治理流域的管理思路,预防和治理相结合的策略,最终实现流域的可持续发展;这都要求我们转变思想观念,回归自然,人与河流和谐相处,大力宣传人与流域和谐共处的观念,使流域生态系统保持稳定和平衡;强化技术规范,大力发展先进的水利技术,更新水利修复设备,不断提高水利建设施工技术水平,保障水利资金的投入,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监督机制,实现我国水利现代化发展。由于当前我国正加快经济发展,我国水利现代化建设也要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以防为主、治为辅、防治相结合的策略。根据地域的不同,制定符合当地发展需要的水利现代化计划方案,分阶段综合治理,提高效率,加大资金的投入,发展我国水利事业,实现人类社会与水域生态系统的和谐共处。

2 我国水利新理论的形成及发展方向

2.1 实现水利现代化发展推动水利新理论的形成

20世纪我们在建设大型水利造福于人类的同时,各种生态环境恶化的现象也越来越明显,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由于大量的不合格水利工程的建设,流域的水循环系统遭到破坏,出现短路的现象,破坏了地表水的平衡,导致地下水位上升或下降;水库、堤防等水利工程的建设也影响了水域生态系统的连贯性,导致食物链中的某些环节遭到破坏,物种急剧减少,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被破坏;防洪工程的建设在杜绝了洪灾的情况下,也阻止了洪水泛滥区与河流之间的水循环工程,导致洪泛区的生态活动难以进行;对流域水资源的开发速度超过它的再生速度,过量的开发地下水资源,引起地下水位的下降,造成地表植物的枯萎、地面下沉等严重的后果;流域一般都具有自我净化的能力,但大量污染物的排放超出了环境的自净能力范围内,环境的总体质量下降,流域的物质循环受到阻碍。这都要求我国发展新的水利理论,实现我国水利的现代化,维护生态的平衡稳定。

2.2 我国水利新理论的发展

为实现我国水利建设的现代化,水利新理论应运而生,在总结传统理论优缺点的基础上,充分体现高科技、现代化的管理思想。传统的旧水利理论是以改造大自然、加强水利工程建设为主要指导思想,以力学知识作为支撑,在这种思想下的水利建设工程严重的破坏了水流域的循环系统。水利新理论在总结传统理论优缺点的基础上,综合考虑社会、经济、技术和生态等因素对水资源的影响情况,发挥水利在流域可持续性发展过程中重要作用。水利新理论跨出传统水利理论的局限,将流域观念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在重视流域的物理特性之外着力分析流域的社会及自然特性。在研究流域的水文规律的基础上,从天象、地象及生态整体上观察水域情况。同时,不可忽视人类活动在其中的影响。顺应水利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水利新理论在综合分析水域的自然特性、水文状况以及社会特性,实现流域范围内的社会可持续发展。

3 总结

21世纪的新社会,人们要求建设现代化的水利工程,在总结传统的旧水利建设理论优缺点的基础上,发展水利建设的新理论,平衡国家经济迅速发展与维护流域生态平衡稳定需要之间的矛盾,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水利新理论的指导下,充分体现我国水利事业高科技和现代化的管理思想,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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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树坤.中国水利现代化和新水利理论的形成[j].水资源保护,2003,02.

生态系统理论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金融生态系统；理论渊源；假设条件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11－0014－05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频频爆发，并且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增强的态势，金融变得脆弱。世界银行一份权威报告显示：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IMF184个成员国中，银行业发生危机或有严重问题的就有141个（见表1）。[1]

我国的金融风险问题凸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尤其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加重了国人对金融风险的关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金融体系风险向银行集中。长期以来，我国的融资方式是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间接融资，特别是近年来银行信贷融资的比重在逐年上升且高达80%以上。这种金融结构失衡与融资形式的畸形发展使得我国的金融风险过度集中在银行体系。二是银行体系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我国的银行系统不良资产的严重性已是不争的事实，它早已成了我国银行业发展的最大顽疾，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三是大量财政风险可能转化为金融风险。据估计，目前全国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1万亿以上，占GDP的10%。[2]地方债务风险已经超过金融风险成为威胁我国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头号因素。

从上述频频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我国一系列的金融风险揭示出各国金融系统面临许多问题，迫使人们不得不思考和探究其形成的原因。目前理论界对金融危机成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美国经济学家Minsky主要从企业角度研究信贷市场的脆弱性，较系统的提出了金融脆弱性假说。他认为：金融危机的形成是由于企业的过度负债引起违约和破产，从而使金融机构出现大量的不良债务，导致金融机构破产迅速扩散，金融资产价格的泡沫迅速破灭，金融危机爆发。[3]二是克瑞格（1997）年从银行的角度提出了“安全边界”这个概念。他认为：银行家用了不恰当的方式来估计了安全边界，结果使得在经济持续稳定的时期，银行批准了对低于安全边界项目的贷款，使得银行在不知不觉中承担了相对于资本实力的较大风险敞口，使金融业陷入周期性的危机之中。[4]三是投机家Solos提出了金融市场脆弱性假说。他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有效的金融市场，也不存在所谓的由资产内在价值决定的均衡价格。因此，他认为：金融资产价格的过度波动是金融体系脆弱性积累的重要来源。[5]

以上三大理论从不同地角度对金融危机的爆发和金融风险的形成进行了阐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能够很好地解释某一种金融危机或金融风险的生成机理，但并不能完美地解释所有金融危机或金融风险的形成。

基于上述原因，我国的理论界对我国金融风险的成因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这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于2003年对2001-2002年我国不良资产形成原因进行了调查分析。调查结果显示：形成巨额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的原因，不仅来自金融部门自身，还广泛地来自于非金融部门以及金融交易主体运行的内外环境，而且调查数据衡量的结果是来自后者的因素占据主导地位。这一调查以及其后的一些相关研究，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造成银行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的原因远比人们直观感受到的要复杂得多，很难从某一方面对其加以解释。如果我们借鉴生态学原理引入金融生态系统概念就很容易解决这一难题，所有的金融风险产生原因都可以归结于金融生态系统的失衡。也就是来自于金融交易主体系统与环境系统的不协调发展所致，这种不协调包括以下三个层次：一是金融交易主体内部之间的非均衡；二是金融交易主体与其内部制度环境之间的不协调；三是金融交易主体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不协调。当金融生态系统失衡达到一定程度，其自身产生的调节物不能使其重新回归到新的平衡状态就会引发金融危机。

至此，金融生态系统概念的引入为我们研究金融运行和金融风险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二、金融生态系统的理论渊源

笔者通过系统整理国内外有关金融生态系统研究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把金融生态系统理论的演进划分为金融发展理论、金融资源理论、金融协调理论以及金融生态系统理论等四个阶段。

（一）金融发展理论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开始从事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方面的研究工作，发表和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和专著，金融发展理论开始萌芽。1966年1月，帕特里克（T．Patrick）发表了“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文，提出了金融发展的原因及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是金融发展理论的最初论述。这些思想为后来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奠定了基础。1969年，戈德史密斯（RW．Goldsmith）出版了名为《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的专著，提出了金融结构理论。他把各种金融现象归纳为三个基本方面，即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结构。金融工具是指对其他经济单位的债权凭证和所有权凭证；金融机构即金融中介机构，其资产与负债主要由金融工具组成的企业；金融结构即一国现存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之和。1973年，麦金农（R.I，Mckinnon）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肖（E.S．Shaw）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以发展中国家（地区）为研究对象的金融发展理论真正产生。麦金农和肖对金融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发展中国家（地区）的金融发展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他们提出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和“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理论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和货币金融理论的重大突破。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金融深化理论发展完善的同时，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获（Jose PhStiglitz）和阿瑟・威斯（Andrew Weiss）等人以发达的金融市场为对象、不完全信息为基础，提出了信贷配给（Credit Ration）理论。这些金融发展理论较好地结合了内生增长理论等主流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对金融在经济体系中的效能作了技术性的探讨与诠释。但是，复杂而漂亮的数学模型终究无法完全模拟并代替对现实世界的理解。

上述西方金融发展理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强调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市场价格机制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其中蕴含以下两方面的金融生态系统观：一方面是金融的发展必须遵循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人为地（政府管制）过度干预都会导致金融发展的失衡。另一方面，金融的发展对经济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金融的发展与其外部环境密切相关，特别是经济环境。因此，必须正确处理经济与金融的关系。

（二）金融资源理论

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领域和其它一切经济领域一样，可以借助市场的自我调节力量来实现均衡。麦金农和肖等人突出强调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把金融业作为引致经济发展的“引擎产业”。他们探讨这一“引擎产业”如何通过自身的改变来刺激其他要素，从而推动整个经济发展。而且更为侧重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巧合的是，金融发展理论提出后的近30年间，金融危机就接踵不断，且多发生在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致使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无计可施。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学者白钦先认识到亚洲国家金融发展的现实效应与主流理论的不符，首先揭示出金融的资源属性，即金融资源是区别于自然资源的，具有战略性、脆弱性、中介性、社会性和层次性的特殊资源。[6]

金融是资源，就把金融发展与金融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密切联系和统一起来，从而金融资源理论应运而生。它包含以下理论体系：一是将金融资源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即广义的货币资本和资金；第二层次是实体中间性资源，包括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工具体系；第三层次是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三个层次的金融资源紧密相连，顺次一个比一个高。高层次的金融资源比低层次金融资源更难量化，但重要性更高、包容性更强。

二是金融资源理论的目标函数是金融效率的提高、(由金融效率的提高带来的)金融稳定、金融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从而用金融效率的提高和金融可持续发展代替“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其约束条件是在引入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性、外部性等条件和考虑金融创新、交易成本、金融监管等因素的基础之上，增加了新的约束条件，即金融资源的长期有效利用和金融资源的脆弱性。

三是金融效率是质和量的统一，强调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即金融发展既不超前于经济发展，又不滞后于经济发展。金融效率的评价标准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

四是金融资源理论提出金融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复合巨系统，在此框架下研究金融效率，可以采用“关联主义”的方法借鉴更多跨学科的成果，这可促进金融效率的深入研究和最终金融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建立。

金融资源理论中蕴含以下金融生态系统的观点：（1）金融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来合理配置资源。（2）金融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它不仅包括广义的货币资本和资金，还包括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工具体系。（3）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是以提高金融效率为基础，而金融效率的提高来自于金融系统与其外部环境（特别是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

（三）金融协调理论

1997年，亚洲爆发了对其自身乃至世界经济发展都具有相当破坏力和波及力的经济危机，由此引发了传统金融理论与现代金融事件间的巨大裂痕。在这一事件发生后，国内许多学者不仅仅对“亚洲模式”产生了质疑，更对传统的金融理论提出了怀疑。山西财经大学的孔祥毅教授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科技和新金融成为驱动和支持现代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金融是否越深化越好呢?显然不是，要使经济协调发展，金融的协调是相当关键的一个环节。[7]传统的金融理论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显然已无法解决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动态配置问题。基于这种考虑，孔祥毅教授在金融资源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金融协调理论，并将其定义为是在经济发展变迁中普遍存在的互补性和报酬递增的现实条件下以金融效率为中心，运用系统和动态的方法，研究金融与其构成要素的发展变化规律，收益―成本、风险的分布与变化状态以及由此确定的内部效应与溢出效应。它是以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金融全球化为背景，确立了金融理论研究的三个层面：（1）金融资源各要素的协调开发与配置――金融组织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协调运行问题；（2）金融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协调问题――经济金融化条件下的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即经济协调发展中的金融功能；（3）金融资源与社会的协调问题――金融资源与文化、科技、教育、生态、环境等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

金融协调理论中蕴含以下金融生态系统的观点：一是系统论的观点。依据系统论的思想，可以把金融作为一个大的系统来研究，因而作为自组织系统的国内金融资源要素同国外金融要素的组合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同时其运行机制还受着经济、政治和社会系统资源要素的制约和影响，整体效益将大于局部利益之和。二是金融交易主体与内部制度环境协调的观点。新制度经济学否定了经济学分析“无摩擦的”新古典环境，创立了经济学研究的“新制度”环境。当一种制度协调时，就能发挥积极的作用；而当这种制度不协调时，就会起阻碍的作用。通过制度学派理论把金融发展的内部协调作为其切入点，把金融交易主体自身之间的协调以及金融交易主体与内部制度环境的协调作为其核心思想。三是国内金融系统与国外金融系统之间的协调观点。通过信息不对称理论阐述了国内金融系统与国外金融系统之间的协调。其观点是：国内外金融发展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就需要进行金融发展的对外协调。金融的内外协调就是在追求这样一种能够适应各国金融发展的信息，为经济金融的发展创造条件，促进经济金融协调发展。

（四）金融生态系统理论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的金融风险开始逐步显露，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研究界的目光最初主要集中于金融部门本身，于是就有了大量的有关金融部门治理结构和金融腐败问题的研究。然而，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人们开始意识到，由于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枢纽和核心，它在渗透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类经济主体和各种经济活动的过程中，也反过来强烈地受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类经济主体和各种经济活动过程的影响。因此，表现在金融部门的严重的风险，可以说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运行中各类风险的集中和综合的反映。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推动学术界对我国金融风险的成因展开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周小川（2004）在金融协调理论的基础上将生态学概念系统的引入到金融领域，提出了金融生态系统的概念,并强调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考察金融风险的成因问题，他分析了法律环境对金融生态系统的影响，并对金融生态系统进行了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分析。[8]李扬（2005）指出，“金融生态系统”这个概念在国外是没有的，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涉及到的问题也主要是中国特有的。[9]徐诺金（2005）定义，金融生态系统概括为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相互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10]这些专家和学者见仁见智，大大推进了金融生态系统的研究。应当说，上述对金融生态系统的诠释为人们客观认识和深入研究金融生态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上述对金融生态系统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两大缺陷：一是金融生态系统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具有创造力的仿生学概念，它的提出必须有一系列的假设条件，而目前关于金融生态系统的解说都没有涉及到这一方面的研究。二是缺乏动态的、连续的理论研究。目前运用生态学原理和方法来分析考察金融发展的问题还仅仅停留在对金融生态系统概念的分析层面，还不能真正解释金融生态系统的演变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更不能运用生态学的方法解决传统金融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三、构建金融生态系统的前提假设

金融生态系统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具有创造力的仿生学概念。它的提出无论是在金融领域，还是在仿生领域，都是一大创新。既然是仿生概念，金融系统就应该是以模仿自然生态系统的方式、或是以具有自然生态系统特征的方式、或是以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方式工作的一个系统。按照生态学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定义，生态系统（eco-system）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物与非生物环境通过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所形成的一个彼此关联、相互作用并且有自动调节机制的统一整体。[11]我们运用生态系统的方法和成果来分析考察金融系统时，不难发现金融系统具有很多生态学特征。首先，金融系统的发展和演进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其次，金融系统的结构秩序也是从竞争中形成的，竞争的最主要特征是优胜劣汰。再次，正如自然生态系统一样，金融系统也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环境下形成的，同样具有鲜明的环境选择特征。最后，金融系统同样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整体，并且这种自调节能力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由此可见，金融系统具备了生态系统的许多特征，但由于自然界中的每一个生态系统都包含了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两大部分，并且系统内部的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不断地进行着复杂而有规律的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因此，金融系统要真正仿生成一个生态系统――即金融生态系统，还必须具备以下两个基本条件：一是金融系统必须具备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两个基本组成要素。二是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之间必须通过复杂的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才能维系。鉴于此，笔者认为，金融生态系统理论的提出必须建立在以下四个基本假设前提下。

（一）金融交易主体假设

由于金融系统是金融主体与其生存的内外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一个复杂的整体，所以，金融系统要模拟成生态系统的第一条基本前提是：金融交易主体是生命体，而非经济体。本文所指的金融交易主体既包括资金供给者,又包括资金需求者和金融中介以及服务机构。具体包括金融机构、企业、家庭以及政府四大部门。金融生态系统理论假定这四大部门都是生命体，而不是经济体，它们的最终目标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自身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因为金融交易主体具有许多显而易见的生命体特征：它们都有出生及死亡的生命周期现象；都是从竞争中形成的，最主要特征是优胜劣汰；都与环境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因而，要从生态系统的视角来研究金融系统，首先必须假定金融主体是一个追求自身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生命体，而不是简单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体。

（二）货币循环假设

生态系统就是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组合，其特征是系统内部之间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着能量的流动和由此推动的物质的循环。既然假定金融主体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特征的生物体，那么金融生态系统也就是金融生命系统和其生存与发展的内外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组合。这种组合是通过金融系统内部之间以及系统与内外环境之间的信用流动和货币循环来实现的（见图1）。因此，本文采用的第二个假定是：金融生态系统内的物质交换就是货币循环。因为货币本身就是一种物质，而金融生态系统中的所有活动都是通过货币循环来进行的，其作用和功能等同于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交换。

（三）信用流假设

推动生物圈和各级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动力，是能量在食物链中的传递，即能量流。与物质的循环运动不同的是，能量流是单向的，它从植物吸收太阳能开始，通过食物链逐级传递，直至食物链的最后一环。在每一环的能量转移过程中都有一部分能量被有机体用来推动自身的生命活动（新陈代谢），随后变为热能耗散在物理环境中。而推动金融生态系统货币循环的动力是信用在资金链中的传递，即信用流。与能量流不同的是，信用流是双向的，它从中央银行制造货币开始，通过资金链逐级传递，直至资金链的最后一环。因而，本文采用的第三个假定是：金融生态系统内的能量流动就是信用流动。因为，信用环境是金融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其与金融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信用流是推动金融生态系统货币循环的主动力，金融生态系统中的所有活动以及系统与内外环境之间都是通过信用流动来实现的。而生态系统中的能量也是由生物主体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也是推动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动力。因此，信用流在金融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和功能等同于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

（四）政府行为假设

现代生态学告诉我们：人是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要素，是生态系统中的最高级的消费者。但人和其它生物体的不同之处在于，人在生态系统中起主导和支配地位，它不是完全被动地适应环境，而是可以能动地改造外部环境。人类活动的加剧导致生物多样性的迅速变化,于是就出现了人为地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对环境的肆意破坏，以及对生态系统的保护。而政府在金融生态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类似人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于是本文采用的第四个基本假设是：假定政府在金融生态中的地位和作用类似于人在生态系统中所起的作用。因为在金融生态中政府既是制度的供给者，决定和塑造着金融生态环境，又是资金的需求者，广泛的参与到投融资的各个领域。也就是说，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因此，它是金融生态的重要组成要素，同时，政府对金融的过度管制和干预不仅会影响金融生态内外环境，而且会改变金融生态环境，最终可能导致金融生态恶化。特别是我国这样一个行政主导型国家，政府的行为选择直接决定了我国金融生态的状况和发展的方向，政府的价值偏好奠定了我国独特金融生态图景的基本格局。因此，政府在金融生态中的地位可以视同于人在生态系统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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