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语言论文范文

社交语言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本文对派于港台的析词语—方言词、外来词、析透词进行结构方式的归开，归开为缩略词、派生词、类化语词，然后进行杜会心理的分析.作者认为上迷析词语在汉语中得以广泛运用，主要足因为模仿心理、商业杜会化心理、术析尚筒心理等因素所致。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当社会生活发生渐变和激变时，语言一定会随之发生变化。在语言的内部要素中，词汇的变化与社会的关系最密切，词汇是社会生活的镜子。

改革开放以来，祖国大陆与香港、 台湾 等地区的 经济 文化交流日渐增多，作为信息载体的语言的交流也日益加深，尤其是词汇，大陆汉语中广泛使用的新词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港台词语中吸收的，并且在吸收的基础上进一步作了创造性的运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 现代 汉语的表达，而大陆汉语对港台词语的吸收运用又有着特定的社会心理原因。

一、新词语台词语的来源、构成方式

1,按来源可分为三种:方言词、外来词、新造词

（1）方言词

港台地区长期使用 历史 悠久的方言—广州话(粤方言)和闽南话(闽方言)，这两种方言本是祖国方言母体中的两个分支，随着港台经济文化的影响也最先流传到全国。进人普通话的方言词语以“妙鱿鱼”一词为影响最广。“妙鱿鱼”借助“鱿鱼被爆炒后成卷”这一形态特征，暗含“卷铺盖走人”之意;后又在此基础上将“炒”单独使用而表示上述含义，如“他让老板炒了”。此外，又吸收了港台词语中“炒”的第二个义项“倒卖”，组成词语“炒股”、“炒外汇”、“炒地皮”、“炒买炒卖”。近期，由这一义项又引伸出“借助舆论反复传扬某种东西”的新含义，出现了“炒新闻”、“炒明星”、“炒作”、“她的名人地位是给‘炒’出来的”等新用法。

此外，进入普通话词汇的还有:埋单(买单)、打工、水货、大排档、生猛、烧烤、收银台、发烧友等词，生动形象，令人回味。

(2)外来词(loan一word)

语言学家萨王尔在《语言论》中提出过这样一个论点，“语言，象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汉语在历史上曾经吸收过大量的外来词(借词)，目前亦如此。由于香港和台湾所处的特殊的社会环境，加上特殊的 政治 历史原因，两地方言中的借词是各地方言中最多的，香港汉语中的借词大多是来自 英语 ，台湾汉语中的借词大多是来自日语，也有部分来自英语。来自英语的借词，音译的如:波(ball球)、波士(buss总经理、大老板)、巴士(bus公共汽车)、的士(taxi出租车)、碟( disc唱片)、酷(cool潇洒中带点冷漠);音译加指类名词的，如:曲奇饼(cookie小甜饼)、恤衫( shirt衬衫)、保龄球( bowling ) ;意译的如:热狗( hotdog夹有西红柿片、香肠等的面包)、快餐(fastfood)、社区(community)、派对( party舞会、社交聚会)、超级市场(supermarket );音译加意译的，如作秀(make show表演)、迷你裙(miniskint超短裙);保留罗马字母形式的专用名词，如卡拉ok(无人乐队，一种配合现成伴奏演唱的自娱形式),ufo(飞碟，不明飞行物休)、eq(情绪智力、情商)、mty(可视歌曲、配景歌曲录象片)、ktv(原为卡拉ok录象片，后转为卡拉ok包房)。台湾语词中有为数不多的日语借词，传人内地的有:塌塌米、玄关、写真、料理(烹调)、人气(受欢迎程度)、企划(规划、计划)等等。

(3)新造词

由于文化环境的关系，港台词语较之内地一向是以“新”、“奇”著称。随着大陆港台文化交流的 发展 ，吸收到普通话全民语汇中来的新造词越来越多，其中以表现社会生活为主的，如层面、架构、构想、心态、氛围、资讯、认同、涵盖、反思、研讨、整合、互动、资深等;也有科技方面的用语，如微波炉、电脑、登月舱、航天站、脑电图、硬件、声控、光导纤维、环幕电影、 音乐 喷泉、心脏反搏器等。

从港台用语中吸收过来的新造词，往往是富有表现力的，比如，现代汉语里原有“设想”一词，指的是一种不成熟的假定想法，而“构想”一词则是指经过周密思考提出的想法，带有庄重色彩。再比如“反思”一词含有反省、思索之意，用在对历史文化现象进行批判方面，则比“反省”、“思索”更为恰如其分，更具理性色彩。

另有一些用于日常生活领域的词语，如形容糊里糊涂为‘满头雾水”、将佳得感情的人、有感情的人称为“性情中人”，形容某戏剧、电影特别精彩、卖座为“爆栩”，这些词语的使用特别富于表现力，令人叫绝。再比如一些受年轻人喜爱的词语，如感叹词哇塞(类似于“我的天”、“乖乖”)、形容词帅呆了、酷毙了、另类、出位;但语中的，如盖(吹牛)、罩得住(压得住、管得了)、摆平(将某人制服，将某事解决)，及老外、老士等等，充分表现了年轻人的活泼、好动、求新、求异。

2,按构成方式可分为:缩略词、派生词、类化语词

(1)缩略词

摘取原语词中最主要的语素或信息将事物的名称或固定短语简化而成的词，或抽取并列成分的共同项，再用数字构成的词。来自港台的新词语中以简缩。

形式出现的新词很多，简缩手段的运用主要是适应了人们求简的心理，比如: 交通 普察—交等、高级工程师—高工、空中小姐—空姐、共同认识—共识、公共关系—公关、清新纯洁—清纯、偏激固执—偏执、个人演唱会—个唱、直接销瞥—直销、超级市场—超市，再如选美中的“三围”等

(2)派生词

派生词指由同一词根分别加上不同的词根而构成一系列不同意义的词，这些同一词根的新词又叫同根词或同族词。

影响大陆汉语的港台新词语中的派生词，以音译外来词的词素充当词根而派生出的词为多。如:“的士”派生出“打的、的哥、的姐、摩的、货的、轿的”，还将“三轮车”雅称为“蹬的”;“巴士”派生出“大巴、中巴、小巴、巴士站”;“酒吧”派生出的“吧台、吧女、氧吧、书吧、陶吧、网吧”等等。

(3)类化语词

类化语词是指某些词或词根的词汇意义逐渐虚化，成了词级(语级)或类词级(类语级)，具有更大抽象、概括意义，而取得了类义资格，并与词根结合而构成的一系列新的“词级词’。

源自日语汉字词的外来词词级，如“族、风、屋”等，“族”，指具有相同特点的一类人，类化而成的新词:“追星族、上班族、玩车族、打工族、休闲族”;“风”，指风格，类化语词如“东洋风、西欧风、西北风(我国流行乐歌坛上曾兴盛一时的具有康放、粗犷风格的演唱方法)”;“屋”特指商号、店家，类化而成的“咖啡屋、时装屋、精品屋、西饼屋、发屋”等，内地各城到处可见。

二、新时期广泛使用港台新甸语的杜会心理分析

1,模仿心理在语言运用上的反映

社会心理语言学认为:模仿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在言语生活中，当人类个体发觉某人的言语对自己很有吸引力和感染力时，就会因喜欢该言语作品而倾向于接受其影响，并采取与之相类似的言语行为。言语模仿的动机有好奇心理、仰慕心理和创造心理。港台词语的特点是:新奇独特、富有表现力。大陆汉语对港台词语的吸收运用既是 经济 文化交流的豁要，更是特定 历史 时期国人对港台经济文化好奇、仰慕心理的外在表现。港台经济的超前，文化 发展 的新奇独特，使国人从社会豁要、文化豁要、思想解放的豁要等方面对港台词语产生了强烈的向心力，于是由最初的新鲜感而产生模仿，继而又在模仿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运用，使用的范围由沿海地区逐渐向内地扩展.并且渗透到全国，使用者各个年龄层次的都有，成了改革开放以来汉语新词语中极具影响的一个集群。

2.新时期商业社会文化心理的语言体现一

社交语言论文范文第2篇

文章指出，今天的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如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与其他社会活动没有严格界限的社会空间与生活场所。在这些场所中，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社交活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界限。接着文章分析了在这种审美泛化的语境下文艺学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文化研究兴起的必然性，指出文艺学的出路在于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地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

对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正在引起业内人士的关注。（1）引发这种反思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于文艺学的现状并不满意，而这种不满又集中表现在文艺学研究与公共领域、社会现实生活之间曾经拥有的积极而活跃的的联系正在松懈乃至丧失，即大家所说的文学研究的“边缘化”。（关于文学研究的“边缘化”，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一种是指文学由于获得了独立于政治与经济的地位以后，不再做工具了，因而也就边缘了，这个意义上的“边缘化”很多人认为是好事，我也认为是好事，因为文学研究在革命年代虽然很“中心”，但是它是计划体制与专制政治的产物，它实际上是通过自觉地做政治的工具、丧失自主性而成为“中心”的。这种说法我在很大程度上认同，我自己也曾经撰文这样主张过。但是这只是边缘化的一种含义，独立于政治的东西不一定就是边缘化的，文艺学研究摆脱了政治的奴婢地位以后也不见得就一定是边缘化的。“边缘化”的另外一种含义是由于脱离研究对象的实际而造成的封闭孤立。

文艺学知识生产的特出问题之一表现在不能积极有效地介入当下的社会文化与审美/艺术活动，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文学艺术活动，尤其是大众的日常文化/艺术生产与消费活动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在大学文艺学这个教科书形态的文艺学的研究与教学中，问题尤其严重。学生明显地感觉到课堂上传授的文艺学知识存在严重的脱离实际、僵化教条的问题，从而生产对于文艺学课程的厌倦、不满以及消极应付的态度（当然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不否定有些大学的文艺学教学正在进行改革）。这里，我们无法详细地描述或列举这些变化。（2）而把目光集中于因文化的大众化、商业化以及大众传播方式的普及等原因而导致的大众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相应的审美活动的日常生活化（或曰审美的泛化）。

不管我们是否承认，在今天，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雕塑等经典的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门类或审美、艺术活动，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连续剧乃至环境设计、城市规划、居室装修等。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如北京的中国美术观、北京音乐厅、首都剧场等），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可以说，今天的审美/艺术活动更多地发生在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与其他社会活动没有严格界限的社会空间与生活场所。在这些场所中，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社交活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界限。

有些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者或倡导者则把后现代主义与审美化过程联系起来加以分析。这方面最有影响的理论家当推博德里亚。博德里亚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强调“符号与商品的交融”、“实在与类像之间的界限的消弭”、“审美的内爆”等，意在突出符号在现代社会中的建构作用。“对博德里亚来说，正是现代社会中影像生产能力的逐步加强、影像密度的加大，它的致密程度，它所涉及到的无所不在的广泛领域，把我们推向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实在与影像之间的差别消失了，日常社会以审美的方式呈现了出来，也即出现了仿真的世界或后现代文化。”（5）博得里拉提出了“超美学”的概念，所谓“超美学”，指的是“美学已经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日常生活当中，因而丧失了其自主性与特殊性。艺术形式已经扩散渗透到了一切商品和客体之中，以至于从现在起所有的东西都成了一种美学符号。所有的美学符号共存于一个互不相干的情境中，审美判断已不再可能。”（《后现论》，第175页）

费塞斯通的《后现代主义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也是通过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来讨论后现代社会的重要尝试之一。他认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正在消灭艺术和生活的距离，在“把生活转换成艺术”的同时也“把艺术转换成生活”。后现代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的消失。今天，符号与图象的流动已经成为社会生活（尤其是城市社会生活）中的一大景观，它们已经渗透到当代社会的日常生活的肌理中。（6）

二

无可否定的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日常生活化深刻地导致了文学艺术以及整个文化领域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的变化，乃至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的定义。这不仅仅是发生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我们在中国的许多大城市中分明也可以感受到这种审美的泛化或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趋势（当然有人把这种“泛化”视为艺术的堕落则属于价值评价的问题，它毋宁从另一个角度承认了泛化的事实）。这应该被视作既是对文艺学的挑战，同时也是文艺学千载难逢的机遇。90年代兴起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在我看来就是对这种挑战的回应。它已经极大地超出了体制化、学院化的文艺学研究藩篱，大大地拓展了文艺学的研究范围与方法。这种变化较早地发生在关于90年代初期关于大众文化、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的讨论中，后来扩展到更加具体的经验性的个案分析，比如王晓明、陈思和等人关于“成功人士”的讨论，包亚明关于上海旧吧的解读，倪伟关于城市广场的分析，等等。（7）笔者则尝试用文化批评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对广告进行了研究。（8）这些研究尽管目前看来还水平不一，有些还停留在比较浅显的印象描述层次，但其研究的对象令人耳目一新，大大地超出了传统的文学艺术作品；其方法也?浅2煌诖车奈难а芯浚氲搅宋幕治觥⑸缁崂贩治觥⒒坝锓治觥⒄尉醚Х治龅淖酆显擞貌愦危溲芯康闹髦荚蛞丫皇羌虻サ亟沂径韵蟮纳竺捞卣骰蛞帐跆卣鳎俏幕⑽幕延胝尉弥涞母丛踊ザ?nbsp;

但是毋庸讳言的是，从整体上看，我们的文艺学在解释90年代新的文化与文艺状态时依然显得十分无力，许多学者采取消极回避或情绪化拒斥的态度，惟独不能也不想在学理上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我以为，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

1、中国文艺学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本质主义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在本体论上，它不是假定事物具有一定的、可以变化的“本质”，而是假定事物具有超历史的、永恒不变的普遍/绝对本质。表现在文艺学上，就是不管中外古今的文学都具有万古不变的本质。这种本质在分析具体的文学现象以前已经先验地设定。否认文艺活动的特点与本质是历史地变化、因地方的不同而不同。在认识论上，本质主义坚信人只要掌握了科学的、理性的分析方法就可以获得绝对正确的对于本质的认识，否定知识（包括文艺学知识）的历史性与地方性。

这种本质主义导致文艺学知识创新能力的衰竭，不能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反思知识的历史性与地方性、从而对变化着的文学艺术活动作出及时而有力的回应。比如在创作论方面，本质主义的文艺学认为文学创作具有固定不变的“过程”，设定了僵化固定的创作“阶段”。这种机械的创作论根本无法解释日新月异的创作活动，尤其不能解释今天的网络文学创作。在网络文学创作中，构思、写作乃至批评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在作品论方面，本质主义文艺学假定文学作品的各种体裁都具有僵化固定的本质，而不顾文学史的实际情况早已突破了这种“题材特征”。其结果是大量新兴的文艺作品无法进入现成的题材归类（比如流行歌曲的歌词是否是“诗”？）并被排斥在教科书之外；在欣赏论方面，本质主义的文艺学假定文艺欣赏具有固定的规律——审美审理距离或与审美的无功利性，而实际上，现代大众文化的接受活动已经完全打破这种“审美心理距离”理论。

在我看来，阻止文艺学及时关注与回应当下日新月异的文艺/审美活动的最主要障碍还是封闭的自律论文艺学。这种自律论的文艺学现在看来已经很难解释当代文艺/文化活动的变化，尤其是文化与艺术的市场化、商业化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泛文艺/审美现象。它还导致文艺学在研究的对象上作茧自缚，拒绝研究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现象与文化现象（比如流行歌曲、广告、时尚等），把它们排挤出文艺学的研究范围（西方的文化研究与此形成巨大的反差，广告、流行歌曲乃至随身听等都已是西方文化研究研究的重要对象）。

当然，文艺的自律性诉求在80年代是具有进步意义与革命意义的，它直接配合公共领域中的重大论争，紧密联系于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批判与清算“工具论”的文艺学，要求给予文艺以独立的地位。这一点必须予以充分肯定。但是80年代的文艺自主性理论本身就是多重力量参与其中的社会历史建构，它与当时具体的政治气候、与意识形态的变化紧密关联，因此并不是什么文学的“一般规律”的表现。如果不能正视这一点，就会使得本来具有革命意义的自主性理论变成排斥新事物的霸权话语。事实上，进入90年代以后，自主性文艺学在许多方面已经表现出自己明显的局限性。诸如：由于坚持纯文学的立场而导致拒绝承认大众文化的合法性，导致文艺学的研究对象过于狭隘，局限于经典的作家作品而排除新出现的文学艺术形式或审美活动的承载方式（比如广告、时尚等）。文艺学如果回避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泛化的事实，只讲授与研究历史上的经典作家作品；如果坚持把那些从经典作品中总结出来的特征当作文学的永恒不变的“规律“，那么它就无法建立与日常生活与公共领域的积极的建设性的关系，最后导致自己的萎缩与枯竭。在这里，我倒不是呼唤文艺学应该重返权力中心，而是说任何人文科学研究在我看来都应当对变化着的社会文化现象作出及时而有力的回应，这种回应可以是批判性的、站在边缘立场的，但前提必须是把批评建立在严肃的学理分析的基础上。那种只有激情而不愿或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对象的所谓“批判”已经太多也太烂了。

三

更为根本的是，文艺学研究如欲有效地回应90年代的艺术/审美新状态，除了扩大研究对象以外，更重要的是调整研究方法与学术范型。由于导致文艺/审美活动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而不是艺术本身，所以文艺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重建文艺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有机的、积极的联系。在这里，自律论文艺学那种局限于文艺内部的所谓“内在研究”方法已经很难担当这个使命。我们应当大量吸收当代西方的社会文化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创造性地建立中国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范式，这样才能有效地解释当代文艺与文化活动的变化并对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作出分析。这是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历史性出场的现实要求。

然而这样做似乎会招来“回到外部研究”乃至“回到庸俗社会学”的指责。已经有不少批评者把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归入文艺社会学或所谓“外部研究”。（9）当然，就文化批评与文学社会学都反对封闭的“内部研究”、致力于揭示文学艺术与时代、社会环境的紧密联系而言，两者的确存在相似之处。（10）众所周知，文学社会学重视文艺活动的社会环境。埃斯卡皮曾经这样概括文艺社会学的特点：“首先，（文艺社会学）确立了一种文化生产的制度与实践的方法论；其次，把文化作为一种更为广泛的社会和历史框架中的一部分加以研究。”同时，文艺社会学能够有效地解释文艺活动的商业化以及它与经济活动的关系，用埃斯卡皮的话说：“由于文学离不开为宗教所不屑一顾的经济问题，因而就更应当面向社会学。”（11）此外，文艺社会学的优势还体现在否定艺术具有普遍永恒的规律、法则及其的“自然的”、“超越”的价值，“与其这样还不如把它们看作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是在特定的制度中并通过特殊价值观构成的。”（12）事实上，当代的消费社会及其文化与艺术活动的新变化、生活的审美化与审美的生活化等已经迫切地要求我们改变关于“文学”、“艺术”的观念，大胆地把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等吸纳到自己的研究中（至于它们是否属于文学艺术则大可不必急于下结论，许多在当时不被视作“文学”的文本在日后获得认可的事例比比皆是）。我们应该抛弃学者、大学教授以研究广告或时尚为耻的传统观念。英国著名的理论家里维斯（曾经写过研究英国小说的名著《伟大的传统》）就曾经研究过广告。持社会学观点的人一般认为文学的定义是多种多样的，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学”的概念。比如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认为：“只要能让人们得到消遣，引起幻想，或者相反，引起沉思，使人们得到陶冶情操，那么，任何一篇写出来的东西都可以变成文学作品。G·K·切斯特顿甚至指出：火车时刻表也有文学用途。”（13）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曾经详细地讨论过西方文论史上各种关于“文学”的定义，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是文学”是一个历史地变化的问题，“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历史与文化的建构，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文学”，也没有永恒的文学“本质”。他甚至认为，或许有一天，莎士比亚的作品会被排挤出“文学”的大门。（14）而乔纳森·卡勒则更极端地认为：“文学就是一个特定的社会认为是文学的任何作品，也就是由文化来裁决，认为可以算作文学的任何文本。”他甚至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问“什么是文学”就像问“什么是杂草？”答?甘牵骸霸硬菥褪腔ㄔ暗闹魅瞬幌Mぴ谧约涸袄锏闹参铩！痹诳ɡ湛蠢矗凹偃缒愣栽硬莞械胶闷妫ν颊业健硬葑刺谋局剩谑悄憔腿ヌ教炙堑闹参锾卣鳎パ罢倚问缴匣蚴导噬厦飨缘摹⑹怪参锍晌硬莸奶氐悖悄憧删桶追蚜ζ恕F涫担阌Ω米龅氖抢返摹⑸缁岬模蛐砘褂行睦矸矫娴难芯浚匆豢床煌牡胤健⒉煌娜嘶岚咽裁囱闹参锱卸ㄎ皇芑队闹参铩！保?5）因而还不如转移视线，去探讨“是什么让我们（或者其他社会）把一些东西界定为文学的？”这个更有意思的问题。其实，他们的言论并非危言耸听，征诸中外文学史，“文学”的观念的确不是一成不变的。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更把关于“作家”、“艺术家”的界定看作是一种文化权力的斗争。他认为：“文化生产的场域是一个斗争的场所，在这里最为重要的是拥有一种关于艺术家的支配性的界定权力，以便划定那些被赋予参与界定艺术家的斗争权力的人的数量。业已确立的关于艺术家、作家的界定可能通过扩大在文学事务中有自己的合法声音的人的数量而被极大地改变”，“虽然每个文学场域都是争夺对作家的界定的权力场所，这一点是确凿的，但是事实依然是，科学的分析如果不想犯把特例普遍化的错误，那么，就必须知道他们只能与关于作家的历史性界定相遇——这种界定与争夺对于作家的合法界定的特定斗争状态相对应。”（16）

四

但是，只是看到文化研究与文学社会学的相似之处，甚至把它们完全等同起来是具有误导性的。在我国，长期占据支配地位的文艺社会学模式诞生于西方19世纪。其中尤其以泰纳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兼进化论的文学社会学模式，以及以马克思开创的辨证唯物主义文学社会学模式影响最大。关于泰纳（又译为丹纳）的文学社会学，韦勒克曾经分析说：“泰纳代表了处于19世纪十字路口的极复杂、极矛盾的心灵：他结合了黑格尔主义与自然主义心理学，结合了一种历史意识与一种理想的古典主义，一种个体意识与一种普遍的决定论，一种对暴力的崇拜与一种强烈的道德与理性意识。作为一个批评家，从他身上可以发现文学社会学的问题所在。”（17）这段话指出了泰纳文学社会学的要点：1、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与兰克的实证主义史学。相信“客观规律”的存在。这反映了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进展及其方法对于人文科学的渗透，崇尚客观主义与经验方法，具有机械论特征；2、理性主义的历史哲学，“时代精神”决定论。相信通过理性可以把握历史的总体过程，相信历史的必然性，从理论模式出发而不是从经验事实出发，但是又把这个理论模式当作“客观规律”；3、进化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泰纳的艺术（史）社会学中表现为环境?龆郏屎嫌诨肪车囊帐趵嘈突岬玫椒⒄狗裨虮惶蕴K摹兑帐跽苎А菲捣钡厥褂蒙镅跤铮蒙镅А笆收呱妗钡脑砝幢雀轿难б帐醯姆⒄埂L傻摹兑帐跽苎А酚芍姆爰腋道紫壬耄缭?0年代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一再重版，在文学/艺术理论界生产了相当大的影响。其机械决定论色彩与伪装在自然科学外表下的理性主义倾向在中国的文艺社会学中都有相当严重的反映。

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社会学（其真正的学科形态是在前苏联建立的）建立在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个基本的社会理论构架上。在这个基本框架中，物质/精神、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存在/意识构成了一系列二元对立关系。文化/艺术被列入精神、上层建筑、意识的范畴。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经有过对文化/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的强调，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许多当代的社会理论家看来，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基本框架决定了任何关于上层建筑、文化自主性、文学艺术相对独立性的言论在根本上都不能弥补其忽视文化与精神的独立性（即所谓经济还原主义）的基本缺憾。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那里，文化没有被视作一种基本的、同样具有物质性的基本人类实践活动，忽视文化在建构社会现实与人性结构中的重要作用。这一点已经引起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遍警惕。正如亚当·库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家（指马克思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引注）已经避开了那种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简单的、使人误解的比喻说法，这种说法常常具有用经济还原论解释文化的危险，以及将文学和艺术仅仅构想为阶级和经济因素‘反映’的危险。”（18）葛兰西、阿多诺、哥德曼、阿尔多塞以及苏联的文论家巴赫金等都在力图?朔砜怂嫉木弥饕宸矫孀鞒隽思笈Α?BR>总起来看，泰纳等人的文学社会学存在严重的机械决定论、实证主义、进化论倾向，忽视文学艺术的自身规律，这些都成为新批评与形式主义批评的对象。没有吸收西方20世纪语言论转向与文化论转向的成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社会学在前苏联文论界被极大地庸俗化简单化，而对我国文论界产生支配性影响的恰恰就是这种庸俗搬的马克思主义。

五

在澄清了传统文学社会学的缺陷以后，文化研究与它的差别就显得十分明显了。产生于本世纪60年代的文化研究是在反思传统文学社会学的缺陷的基础上、广泛地吸收20世纪语言论转向的成果以后产生的。由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为标志的语言论转向的成果充分反映在包括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新批评、符号学、叙事学等学科中。这些学科虽然存在文本中心主义的问题，但是却可以有效地克服文艺的庸俗社会学倾向。文化研究固然是对于文本中心主义的反拨，它要重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但是这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它吸收了语言论转向的基本成果，这种重建因而决不是要回到机械的还原论与决定论。相反，深受本世纪语言哲学、尤其是后结构主义语言哲学影响的文化研究，非常强调语言与文化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实践，它具有物质性。比如英国著名的文化研究者斯图亚特·霍尔指出：“文化已经不再是生产与事物的‘坚实世界’的一个装饰性的附属物，不再是物质世界的蛋糕上的酥皮。这个词（文化，引注）现在已经与世界一样是‘物质性的’。通过设计、技术以及风格化，‘美学’已经渗透到现代生产的世界，通过市场营销、设计以及风格，‘图像’提供了对于躯体的再现模式与虚构叙述模式，绝大多数的现代消费都建立在这个躯体上。现代文化在其实践与生产方式方面都具有坚实的物质性。商品与技术的物质世界具有深广的文化属性。”（19）文化的物质化与物质生产的文化化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中有充分的体现，我们不难在今天这个所谓“知识经济”时代的日常生活中观察到这种现象。它不仅印证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同时也使得文化/物质生产、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二元模式受到挑战。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图雷纳在《现代性与文化多样性》中指出：“当前我们正目睹超越工业社会的社会的出现；我们把它们称为‘程序化社会’，其主要投资包括大批量生产和批发象征性货物。此种商品具有文化的属性，它们是信息、表征和知识，它们不仅仅影响劳动组织，而且影响有关的劳动目标，从而也影响到文化本身”“故尔说社会在前进，从有能力组织贸易进步到有能力生产工业产品，再进而到能生产‘文化产品’。给这些不同类型的社会下定义，不但要着眼于不同类型的投资，而且一定要看到对世界以及主体的特定的表征方式。”（《社会转型：多文化多民族社会》，第17页）

此外，文化研究试图在吸收语言论转向的基础上建构一种超越自律与他律、内在与外在的新的文艺-社会研究的方法。在这方面，布迪厄的研究特别具有启示意义。布迪厄文化社会学的一个基本着力点就是要打破内在/外在、个体艺术家/社会环境、自律/他律、文学形式/社会内容、能动性/结构等等之间的二元对立。他通过对“场域”、“习性”等概念细致阐释，既避免孤立地或在文学形式系统内部看待形式的所谓“内在阅读”方法，也避免了只关注艺术形式与生产者的社会条件的外在分析方法；既避免了个体艺术家的卡里斯马神话——把艺术创作视作纯粹的超功利活动；也避免了把作品与作家简单地等同于阶级代言人的庸俗社会学。（20）

西方文化研究认为，不能把社会关系简单、机械地还原为阶级关系，进而把人际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压迫与被压迫关系简单地还原为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机械的阶级论势必忽视社会关系/权力关系的复杂性与多元性以及人的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的超阶级的维度，比如民族的维度、性别的维度等。西方的文化研究则依据受到60年代以降新社会运动（如女性主义运动、绿色和平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等）以及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倡导微观政治以及对于社会权力关系的更细微复杂的认识。这种微观政治理论在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在作家与作品分析中避免机械的阶级论取向。应该承认，机械套用阶级论的模式来分析作家以及作品中人物的身份、立场，是前苏联文艺社会学、也是深受其影响的我国很长一个时期的文学社会学之所以显得庸俗的重要原因。而今天的文化研究与此前文学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突破了机械的阶级论框架，关注比阶级关系更加复杂细微的社会关系与权力关系——比如性别关系、种族关系等。在这方面，女权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批评尤其具有代表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比如女性主义批评认为性别不仅关涉到人的生理维度，同时也关涉到人的社会文化维度。他/她热衷于解剖一个社会的文化如何理解并塑造人的性别特征，如何影响到作家对于自己的男女主人公的性征的认识与塑造。正如有人指出的：“承认艺术社会学的多科交叉的特性，也就必须提及女权主义批评家和历史学家的工作，他们已经注意到了妇女被排除出艺术生产和艺术史之外的现象，并提出了挑战……关于‘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的问题其答复必定是一种社会学的或社会-历史的答复，而女权主义者的分析使我们得以理解文化产生中性别的单面性以及艺术表象中父权制意识形态的主导性。”（21）

总而言之，新兴的文化研究并不是要回到以前的庸俗社会学，即使认为它要回归文艺社会学，那也是一种经过重建的文艺社会学，克服机械的反映论与阶级论是这种重建的重要环节与议题。

注释：

（1）、（6）、参见费塞斯通《消费主义与后现代文化》，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98页，第94页以下。

（2）参见《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文艺研究》2001年第5期陶东风的文章、《文艺争鸣》2001年第3期李春青的文章，《文艺报》20001年7月17日起连续发表的黄应全、魏家川、王南等人的文章。等等。

（3）我在另外一些文章中对此做了比较详细的描述，参见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

（7）、这些文章均收入《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8）、这组文章以“歪读广告”为题自2001年5月起在《中华读书报》连载。

（9）、参见《南方文坛》1999年第4期《关于今日批评的答问》。

（10）、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首任主任霍加特就把“文化研究”当作“文学与社会研究”的一种途径，参见周宪等：《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8页。

（11）、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页。

（12）、亚当·库珀等主编：《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42页。

（13）、《文学社会学》第9页。

（14）、参见《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导言“文学是什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15）、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页。中国方面相似的观念可以参见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

（16）、参见布迪厄：《文化生产的场域》，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

（17）、R．Wellek：AHistoryofModernCriticism，IV，YaleUniversityPress，1965，P57。

（18）、《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42页。

（19）、参见EduardodelaFuente：‘Sociologyandaesthetics’，EuropeanJournalofSocialTheory，Vol．3，No．2，May，2000，P．245。

（20）、参见布迪厄：《艺术的法则》，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社交语言论文范文第3篇

文章指出，今天的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如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与其他社会活动没有严格界限的社会空间与生活场所。在这些场所中，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社交活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界限。接着文章分析了在这种审美泛化的语境下文艺学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文化研究兴起的必然性，指出文艺学的出路在于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地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

对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正在引起业内人士的关注。（1）引发这种反思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于文艺学的现状并不满意，而这种不满又集中表现在文艺学研究与公共领域、社会现实生活之间曾经拥有的积极而活跃的的联系正在松懈乃至丧失，即大家所说的文学研究的“边缘化”。（关于文学研究的“边缘化”，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一种是指文学由于获得了独立于政治与经济的地位以后，不再做工具了，因而也就边缘了，这个意义上的“边缘化”很多人认为是好事，我也认为是好事，因为文学研究在革命年代虽然很“中心”，但是它是计划体制与专制政治的产物，它实际上是通过自觉地做政治的工具、丧失自主性而成为“中心”的。这种说法我在很大程度上认同，我自己也曾经撰文这样主张过。但是这只是边缘化的一种含义，独立于政治的东西不一定就是边缘化的，文艺学研究摆脱了政治的奴婢地位以后也不见得就一定是边缘化的。“边缘化”的另外一种含义是由于脱离研究对象的实际而造成的封闭孤立。

文艺学知识生产的特出问题之一表现在不能积极有效地介入当下的社会文化与审美/艺术活动，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文学艺术活动，尤其是大众的日常文化/艺术生产与消费活动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在大学文艺学这个教科书形态的文艺学的研究与教学中，问题尤其严重。学生明显地感觉到课堂上传授的文艺学知识存在严重的脱离实际、僵化教条的问题，从而生产对于文艺学课程的厌倦、不满以及消极应付的态度（当然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不否定有些大学的文艺学教学正在进行改革）。这里，我们无法详细地描述或列举这些变化。（2）而把目光集中于因文化的大众化、商业化以及大众传播方式的普及等原因而导致的大众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相应的审美活动的日常生活化（或曰审美的泛化）。

不管我们是否承认，在今天，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雕塑等经典的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门类或审美、艺术活动，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连续剧乃至环境设计、城市规划、居室装修等。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如北京的中国美术观、北京音乐厅、首都剧场等），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可以说，今天的审美/艺术活动更多地发生在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与其他社会活动没有严格界限的社会空间与生活场所。在这些场所中，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社交活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界限。

有些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者或倡导者则把后现代主义与审美化过程联系起来加以分析。这方面最有影响的理论家当推博德里亚。博德里亚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强调“符号与商品的交融”、“实在与类像之间的界限的消弭”、“审美的内爆”等，意在突出符号在现代社会中的建构作用。“对博德里亚来说，正是现代社会中影像生产能力的逐步加强、影像密度的加大，它的致密程度，它所涉及到的无所不在的广泛领域，把我们推向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实在与影像之间的差别消失了，日常社会以审美的方式呈现了出来，也即出现了仿真的世界或后现代文化。”（5）博得里拉提出了“超美学”的概念，所谓“超美学”，指的是“美学已经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日常生活当中，因而丧失了其自主性与特殊性。艺术形式已经扩散渗透到了一切商品和客体之中，以至于从现在起所有的东西都成了一种美学符号。所有的美学符号共存于一个互不相干的情境中，审美判断已不再可能。”（《后现论》，第175页）

费塞斯通的《后现代主义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也是通过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来讨论后现代社会的重要尝试之一。他认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正在消灭艺术和生活的距离，在“把生活转换成艺术”的同时也“把艺术转换成生活”。后现代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的消失。今天，符号与图象的流动已经成为社会生活（尤其是城市社会生活）中的一大景观，它们已经渗透到当代社会的日常生活的肌理中。（6）

二

无可否定的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日常生活化深刻地导致了文学艺术以及整个文化领域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的变化，乃至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的定义。这不仅仅是发生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我们在中国的许多大城市中分明也可以感受到这种审美的泛化或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趋势（当然有人把这种“泛化”视为艺术的堕落则属于价值评价的问题，它毋宁从另一个角度承认了泛化的事实）。这应该被视作既是对文艺学的挑战，同时也是文艺学千载难逢的机遇。90年代兴起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在我看来就是对这种挑战的回应。它已经极大地超出了体制化、学院化的文艺学研究藩篱，大大地拓展了文艺学的研究范围与方法。这种变化较早地发生在关于90年代初期关于大众文化、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的讨论中，后来扩展到更加具体的经验性的个案分析，比如王晓明、陈思和等人关于“成功人士”的讨论，包亚明关于上海旧吧的解读，倪伟关于城市广场的分析，等等。（7）笔者则尝试用文化批评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对广告进行了研究。（8）这些研究尽管目前看来还水平不一，有些还停留在比较浅显的印象描述层次，但其研究的对象令人耳目一新，大大地超出了传统的文学艺术作品；其方法也?浅2煌诖车奈难а芯浚氲搅宋幕治觥⑸缁崂贩治觥⒒坝锓治觥⒄尉醚Х治龅淖酆显擞貌愦危溲芯康闹髦荚蛞丫皇羌虻サ亟沂径韵蟮纳竺捞卣骰蛞帐跆卣鳎俏幕⑽幕延胝尉弥涞母丛踊ザ?nbsp;

但是毋庸讳言的是，从整体上看，我们的文艺学在解释90年代新的文化与文艺状态时依然显得十分无力，许多学者采取消极回避或情绪化拒斥的态度，惟独不能也不想在学理上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我以为，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

1、中国文艺学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本质主义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在本体论上，它不是假定事物具有一定的、可以变化的“本质”，而是假定事物具有超历史的、永恒不变的普遍/绝对本质。表现在文艺学上，就是不管中外古今的文学都具有万古不变的本质。这种本质在分析具体的文学现象以前已经先验地设定。否认文艺活动的特点与本质是历史地变化、因地方的不同而不同。在认识论上，本质主义坚信人只要掌握了科学的、理性的分析方法就可以获得绝对正确的对于本质的认识，否定知识（包括文艺学知识）的历史性与地方性。

这种本质主义导致文艺学知识创新能力的衰竭，不能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反思知识的历史性与地方性、从而对变化着的文学艺术活动作出及时而有力的回应。比如在创作论方面，本质主义的文艺学认为文学创作具有固定不变的“过程”，设定了僵化固定的创作“阶段”。这种机械的创作论根本无法解释日新月异的创作活动，尤其不能解释今天的网络文学创作。在网络文学创作中，构思、写作乃至批评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在作品论方面，本质主义文艺学假定文学作品的各种体裁都具有僵化固定的本质，而不顾文学史的实际情况早已突破了这种“题材特征”。其结果是大量新兴的文艺作品无法进入现成的题材归类（比如流行歌曲的歌词是否是“诗”？）并被排斥在教科书之外；在欣赏论方面，本质主义的文艺学假定文艺欣赏具有固定的规律——审美审理距离或与审美的无功利性，而实际上，现代大众文化的接受活动已经完全打破这种“审美心理距离”理论。

在我看来，阻止文艺学及时关注与回应当下日新月异的文艺/审美活动的最主要障碍还是封闭的自律论文艺学。这种自律论的文艺学现在看来已经很难解释当代文艺/文化活动的变化，尤其是文化与艺术的市场化、商业化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泛文艺/审美现象。它还导致文艺学在研究的对象上作茧自缚，拒绝研究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现象与文化现象（比如流行歌曲、广告、时尚等），把它们排挤出文艺学的研究范围（西方的文化研究与此形成巨大的反差，广告、流行歌曲乃至随身听等都已是西方文化研究研究的重要对象）。

当然，文艺的自律性诉求在80年代是具有进步意义与革命意义的，它直接配合公共领域中的重大论争，紧密联系于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批判与清算“工具论”的文艺学，要求给予文艺以独立的地位。这一点必须予以充分肯定。但是80年代的文艺自主性理论本身就是多重力量参与其中的社会历史建构，它与当时具体的政治气候、与意识形态的变化紧密关联，因此并不是什么文学的“一般规律”的表现。如果不能正视这一点，就会使得本来具有革命意义的自主性理论变成排斥新事物的霸权话语。事实上，进入90年代以后，自主性文艺学在许多方面已经表现出自己明显的局限性。诸如：由于坚持纯文学的立场而导致拒绝承认大众文化的合法性，导致文艺学的研究对象过于狭隘，局限于经典的作家作品而排除新出现的文学艺术形式或审美活动的承载方式（比如广告、时尚等）。文艺学如果回避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泛化的事实，只讲授与研究历史上的经典作家作品；如果坚持把那些从经典作品中总结出来的特征当作文学的永恒不变的“规律“，那么它就无法建立与日常生活与公共领域的积极的建设性的关系，最后导致自己的萎缩与枯竭。在这里，我倒不是呼唤文艺学应该重返权力中心，而是说任何人文科学研究在我看来都应当对变化着的社会文化现象作出及时而有力的回应，这种回应可以是批判性的、站在边缘立场的，但前提必须是把批评建立在严肃的学理分析的基础上。那种只有激情而不愿或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对象的所谓“批判”已经太多也太烂了。

三

更为根本的是，文艺学研究如欲有效地回应90年代的艺术/审美新状态，除了扩大研究对象以外，更重要的是调整研究方法与学术范型。由于导致文艺/审美活动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而不是艺术本身，所以文艺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重建文艺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有机的、积极的联系。在这里，自律论文艺学那种局限于文艺内部的所谓“内在研究”方法已经很难担当这个使命。我们应当大量吸收当代西方的社会文化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创造性地建立中国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范式，这样才能有效地解释当代文艺与文化活动的变化并对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作出分析。这是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历史性出场的现实要求。

然而这样做似乎会招来“回到外部研究”乃至“回到庸俗社会学”的指责。已经有不少批评者把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归入文艺社会学或所谓“外部研究”。（9）当然，就文化批评与文学社会学都反对封闭的“内部研究”、致力于揭示文学艺术与时代、社会环境的紧密联系而言，两者的确存在相似之处。（10）众所周知，文学社会学重视文艺活动的社会环境。埃斯卡皮曾经这样概括文艺社会学的特点：“首先，（文艺社会学）确立了一种文化生产的制度与实践的方法论；其次，把文化作为一种更为广泛的社会和历史框架中的一部分加以研究。”同时，文艺社会学能够有效地解释文艺活动的商业化以及它与经济活动的关系，用埃斯卡皮的话说：“由于文学离不开为宗教所不屑一顾的经济问题，因而就更应当面向社会学。”（11）此外，文艺社会学的优势还体现在否定艺术具有普遍永恒的规律、法则及其的“自然的”、“超越”的价值，“与其这样还不如把它们看作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是在特定的制度中并通过特殊价值观构成的。”（12）事实上，当代的消费社会及其文化与艺术活动的新变化、生活的审美化与审美的生活化等已经迫切地要求我们改变关于“文学”、“艺术”的观念，大胆地把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等吸纳到自己的研究中（至于它们是否属于文学艺术则大可不必急于下结论，许多在当时不被视作“文学”的文本在日后获得认可的事例比比皆是）。我们应该抛弃学者、大学教授以研究广告或时尚为耻的传统观念。英国著名的理论家里维斯（曾经写过研究英国小说的名著《伟大的传统》）就曾经研究过广告。持社会学观点的人一般认为文学的定义是多种多样的，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学”的概念。比如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认为：“只要能让人们得到消遣，引起幻想，或者相反，引起沉思，使人们得到陶冶情操，那么，任何一篇写出来的东西都可以变成文学作品。G·K·切斯特顿甚至指出：火车时刻表也有文学用途。”（13）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曾经详细地讨论过西方文论史上各种关于“文学”的定义，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是文学”是一个历史地变化的问题，“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历史与文化的建构，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文学”，也没有永恒的文学“本质”。他甚至认为，或许有一天，莎士比亚的作品会被排挤出“文学”的大门。（14）而乔纳森·卡勒则更极端地认为：“文学就是一个特定的社会认为是文学的任何作品，也就是由文化来裁决，认为可以算作文学的任何文本。”他甚至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问“什么是文学”就像问“什么是杂草？”答?甘牵骸霸硬菥褪腔ㄔ暗闹魅瞬幌Mぴ谧约涸袄锏闹参铩！痹诳ɡ湛蠢矗凹偃缒愣栽硬莞械胶闷妫ν颊业健硬葑刺谋局剩谑悄憔腿ヌ教炙堑闹参锾卣鳎パ罢倚问缴匣蚴导噬厦飨缘摹⑹怪参锍晌硬莸奶氐悖悄憧删桶追蚜ζ恕F涫担阌Ω米龅氖抢返摹⑸缁岬模蛐砘褂行睦矸矫娴难芯浚匆豢床煌牡胤健⒉煌娜嘶岚咽裁囱闹参锱卸ㄎ皇芑队闹参铩！保?5）因而还不如转移视线，去探讨“是什么让我们（或者其他社会）把一些东西界定为文学的？”这个更有意思的问题。其实，他们的言论并非危言耸听，征诸中外文学史，“文学”的观念的确不是一成不变的。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更把关于“作家”、“艺术家”的界定看作是一种文化权力的斗争。他认为：“文化生产的场域是一个斗争的场所，在这里最为重要的是拥有一种关于艺术家的支配性的界定权力，以便划定那些被赋予参与界定艺术家的斗争权力的人的数量。业已确立的关于艺术家、作家的界定可能通过扩大在文学事务中有自己的合法声音的人的数量而被极大地改变”，“虽然每个文学场域都是争夺对作家的界定的权力场所，这一点是确凿的，但是事实依然是，科学的分析如果不想犯把特例普遍化的错误，那么，就必须知道他们只能与关于作家的历史性界定相遇——这种界定与争夺对于作家的合法界定的特定斗争状态相对应。”（16）

四

但是，只是看到文化研究与文学社会学的相似之处，甚至把它们完全等同起来是具有误导性的。在我国，长期占据支配地位的文艺社会学模式诞生于西方19世纪。其中尤其以泰纳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兼进化论的文学社会学模式，以及以马克思开创的辨证唯物主义文学社会学模式影响最大。关于泰纳（又译为丹纳）的文学社会学，韦勒克曾经分析说：“泰纳代表了处于19世纪十字路口的极复杂、极矛盾的心灵：他结合了黑格尔主义与自然主义心理学，结合了一种历史意识与一种理想的古典主义，一种个体意识与一种普遍的决定论，一种对暴力的崇拜与一种强烈的道德与理性意识。作为一个批评家，从他身上可以发现文学社会学的问题所在。”（17）这段话指出了泰纳文学社会学的要点：1、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与兰克的实证主义史学。相信“客观规律”的存在。这反映了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进展及其方法对于人文科学的渗透，崇尚客观主义与经验方法，具有机械论特征；2、理性主义的历史哲学，“时代精神”决定论。相信通过理性可以把握历史的总体过程，相信历史的必然性，从理论模式出发而不是从经验事实出发，但是又把这个理论模式当作“客观规律”；3、进化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泰纳的艺术（史）社会学中表现为环境?龆郏屎嫌诨肪车囊帐趵嘈突岬玫椒⒄狗裨虮惶蕴K摹兑帐跽苎А菲捣钡厥褂蒙镅跤铮蒙镅А笆收呱妗钡脑砝幢雀轿难б帐醯姆⒄埂L傻摹兑帐跽苎А酚芍姆爰腋道紫壬耄缭?0年代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一再重版，在文学/艺术理论界生产了相当大的影响。其机械决定论色彩与伪装在自然科学外表下的理性主义倾向在中国的文艺社会学中都有相当严重的反映。

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社会学（其真正的学科形态是在前苏联建立的）建立在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个基本的社会理论构架上。在这个基本框架中，物质/精神、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存在/意识构成了一系列二元对立关系。文化/艺术被列入精神、上层建筑、意识的范畴。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经有过对文化/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的强调，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许多当代的社会理论家看来，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基本框架决定了任何关于上层建筑、文化自主性、文学艺术相对独立性的言论在根本上都不能弥补其忽视文化与精神的独立性（即所谓经济还原主义）的基本缺憾。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那里，文化没有被视作一种基本的、同样具有物质性的基本人类实践活动，忽视文化在建构社会现实与人性结构中的重要作用。这一点已经引起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遍警惕。正如亚当·库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家（指马克思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引注）已经避开了那种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简单的、使人误解的比喻说法，这种说法常常具有用经济还原论解释文化的危险，以及将文学和艺术仅仅构想为阶级和经济因素‘反映’的危险。”（18）葛兰西、阿多诺、哥德曼、阿尔多塞以及苏联的文论家巴赫金等都在力图?朔砜怂嫉木弥饕宸矫孀鞒隽思笈Α?BR>总起来看，泰纳等人的文学社会学存在严重的机械决定论、实证主义、进化论倾向，忽视文学艺术的自身规律，这些都成为新批评与形式主义批评的对象。没有吸收西方20世纪语言论转向与文化论转向的成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社会学在前苏联文论界被极大地庸俗化简单化，而对我国文论界产生支配性影响的恰恰就是这种庸俗搬的马克思主义。

五

在澄清了传统文学社会学的缺陷以后，文化研究与它的差别就显得十分明显了。产生于本世纪60年代的文化研究是在反思传统文学社会学的缺陷的基础上、广泛地吸收20世纪语言论转向的成果以后产生的。由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为标志的语言论转向的成果充分反映在包括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新批评、符号学、叙事学等学科中。这些学科虽然存在文本中心主义的问题，但是却可以有效地克服文艺的庸俗社会学倾向。文化研究固然是对于文本中心主义的反拨，它要重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但是这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它吸收了语言论转向的基本成果，这种重建因而决不是要回到机械的还原论与决定论。相反，深受本世纪语言哲学、尤其是后结构主义语言哲学影响的文化研究，非常强调语言与文化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实践，它具有物质性。比如英国著名的文化研究者斯图亚特·霍尔指出：“文化已经不再是生产与事物的‘坚实世界’的一个装饰性的附属物，不再是物质世界的蛋糕上的酥皮。这个词（文化，引注）现在已经与世界一样是‘物质性的’。通过设计、技术以及风格化，‘美学’已经渗透到现代生产的世界，通过市场营销、设计以及风格，‘图像’提供了对于躯体的再现模式与虚构叙述模式，绝大多数的现代消费都建立在这个躯体上。现代文化在其实践与生产方式方面都具有坚实的物质性。商品与技术的物质世界具有深广的文化属性。”（19）文化的物质化与物质生产的文化化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中有充分的体现，我们不难在今天这个所谓“知识经济”时代的日常生活中观察到这种现象。它不仅印证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同时也使得文化/物质生产、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二元模式受到挑战。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图雷纳在《现代性与文化多样性》中指出：“当前我们正目睹超越工业社会的社会的出现；我们把它们称为‘程序化社会’，其主要投资包括大批量生产和批发象征性货物。此种商品具有文化的属性，它们是信息、表征和知识，它们不仅仅影响劳动组织，而且影响有关的劳动目标，从而也影响到文化本身”“故尔说社会在前进，从有能力组织贸易进步到有能力生产工业产品，再进而到能生产‘文化产品’。给这些不同类型的社会下定义，不但要着眼于不同类型的投资，而且一定要看到对世界以及主体的特定的表征方式。”（《社会转型：多文化多民族社会》，第17页）

此外，文化研究试图在吸收语言论转向的基础上建构一种超越自律与他律、内在与外在的新的文艺-社会研究的方法。在这方面，布迪厄的研究特别具有启示意义。布迪厄文化社会学的一个基本着力点就是要打破内在/外在、个体艺术家/社会环境、自律/他律、文学形式/社会内容、能动性/结构等等之间的二元对立。他通过对“场域”、“习性”等概念细致阐释，既避免孤立地或在文学形式系统内部看待形式的所谓“内在阅读”方法，也避免了只关注艺术形式与生产者的社会条件的外在分析方法；既避免了个体艺术家的卡里斯马神话——把艺术创作视作纯粹的超功利活动；也避免了把作品与作家简单地等同于阶级代言人的庸俗社会学。（20）

西方文化研究认为，不能把社会关系简单、机械地还原为阶级关系，进而把人际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压迫与被压迫关系简单地还原为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机械的阶级论势必忽视社会关系/权力关系的复杂性与多元性以及人的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的超阶级的维度，比如民族的维度、性别的维度等。西方的文化研究则依据受到60年代以降新社会运动（如女性主义运动、绿色和平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等）以及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倡导微观政治以及对于社会权力关系的更细微复杂的认识。这种微观政治理论在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在作家与作品分析中避免机械的阶级论取向。应该承认，机械套用阶级论的模式来分析作家以及作品中人物的身份、立场，是前苏联文艺社会学、也是深受其影响的我国很长一个时期的文学社会学之所以显得庸俗的重要原因。而今天的文化研究与此前文学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突破了机械的阶级论框架，关注比阶级关系更加复杂细微的社会关系与权力关系——比如性别关系、种族关系等。在这方面，女权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批评尤其具有代表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比如女性主义批评认为性别不仅关涉到人的生理维度，同时也关涉到人的社会文化维度。他/她热衷于解剖一个社会的文化如何理解并塑造人的性别特征，如何影响到作家对于自己的男女主人公的性征的认识与塑造。正如有人指出的：“承认艺术社会学的多科交叉的特性，也就必须提及女权主义批评家和历史学家的工作，他们已经注意到了妇女被排除出艺术生产和艺术史之外的现象，并提出了挑战……关于‘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的问题其答复必定是一种社会学的或社会-历史的答复，而女权主义者的分析使我们得以理解文化产生中性别的单面性以及艺术表象中父权制意识形态的主导性。”（21）

总而言之，新兴的文化研究并不是要回到以前的庸俗社会学，即使认为它要回归文艺社会学，那也是一种经过重建的文艺社会学，克服机械的反映论与阶级论是这种重建的重要环节与议题。

注释：

（1）、（6）、参见费塞斯通《消费主义与后现代文化》，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98页，第94页以下。

（2）参见《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文艺研究》2001年第5期陶东风的文章、《文艺争鸣》2001年第3期李春青的文章，《文艺报》20001年7月17日起连续发表的黄应全、魏家川、王南等人的文章。等等。

（3）我在另外一些文章中对此做了比较详细的描述，参见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

（7）、这些文章均收入《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8）、这组文章以“歪读广告”为题自2001年5月起在《中华读书报》连载。

（9）、参见《南方文坛》1999年第4期《关于今日批评的答问》。

（10）、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首任主任霍加特就把“文化研究”当作“文学与社会研究”的一种途径，参见周宪等：《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8页。

（11）、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页。

（12）、亚当·库珀等主编：《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42页。

（13）、《文学社会学》第9页。

（14）、参见《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导言“文学是什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15）、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页。中国方面相似的观念可以参见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有”版权所

（16）、参见布迪厄：《文化生产的场域》，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

（17）、R．Wellek：AHistoryofModernCriticism，IV，YaleUniversityPress，1965，P57。

（18）、《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42页。

（19）、参见EduardodelaFuente：‘Sociologyandaesthetics’，EuropeanJournalofSocialTheory，Vol．3，No．2，May，2000，P．245。

（20）、参见布迪厄：《艺术的法则》，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社交语言论文范文第4篇

文章指出，今天的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如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与其他社会活动没有严格界限的社会空间与生活场所。在这些场所中，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社交活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界限。接着文章分析了在这种审美泛化的语境下文艺学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文化研究兴起的必然性，指出文艺学的出路在于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地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

对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正在引起业内人士的关注。（1）引发这种反思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于文艺学的现状并不满意，而这种不满又集中表现在文艺学研究与公共领域、社会现实生活之间曾经拥有的积极而活跃的的联系正在松懈乃至丧失，即大家所说的文学研究的“边缘化”。（关于文学研究的“边缘化”，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一种是指文学由于获得了独立于政治与经济的地位以后，不再做工具了，因而也就边缘了，这个意义上的“边缘化”很多人认为是好事，我也认为是好事，因为文学研究在革命年代虽然很“中心”，但是它是计划体制与专制政治的产物，它实际上是通过自觉地做政治的工具、丧失自主性而成为“中心”的。这种说法我在很大程度上认同，我自己也曾经撰文这样主张过。但是这只是边缘化的一种含义，独立于政治的东西不一定就是边缘化的，文艺学研究摆脱了政治的奴婢地位以后也不见得就一定是边缘化的。“边缘化”的另外一种含义是由于脱离研究对象的实际而造成的封闭孤立。

文艺学知识生产的特出问题之一表现在不能积极有效地介入当下的社会文化与审美/艺术活动，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文学艺术活动，尤其是大众的日常文化/艺术生产与消费活动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在大学文艺学这个教科书形态的文艺学的研究与教学中，问题尤其严重。学生明显地感觉到课堂上传授的文艺学知识存在严重的脱离实际、僵化教条的问题，从而生产对于文艺学课程的厌倦、不满以及消极应付的态度（当然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不否定有些大学的文艺学教学正在进行改革）。这里，我们无法详细地描述或列举这些变化。（2）而把目光集中于因文化的大众化、商业化以及大众传播方式的普及等原因而导致的大众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相应的审美活动的日常生活化（或曰审美的泛化）。

不管我们是否承认，在今天，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雕塑等经典的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门类或审美、艺术活动，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连续剧乃至环境设计、城市规划、居室装修等。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如北京的中国美术观、北京音乐厅、首都剧场等），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可以说，今天的审美/艺术活动更多地发生在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与其他社会活动没有严格界限的社会空间与生活场所。在这些场所中，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社交活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界限。

有些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者或倡导者则把后现代主义与审美化过程联系起来加以分析。这方面最有影响的理论家当推博德里亚。博德里亚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强调“符号与商品的交融”、“实在与类像之间的界限的消弭”、“审美的内爆”等，意在突出符号在现代社会中的建构作用。“对博德里亚来说，正是现代社会中影像生产能力的逐步加强、影像密度的加大，它的致密程度，它所涉及到的无所不在的广泛领域，把我们推向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实在与影像之间的差别消失了，日常社会以审美的方式呈现了出来，也即出现了仿真的世界或后现代文化。”（5）博得里拉提出了“超美学”的概念，所谓“超美学”，指的是“美学已经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日常生活当中，因而丧失了其自主性与特殊性。艺术形式已经扩散渗透到了一切商品和客体之中，以至于从现在起所有的东西都成了一种美学符号。所有的美学符号共存于一个互不相干的情境中，审美判断已不再可能。”（《后现论》，第175页）

费塞斯通的《后现代主义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也是通过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来讨论后现代社会的重要尝试之一。他认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正在消灭艺术和生活的距离，在“把生活转换成艺术”的同时也“把艺术转换成生活”。后现代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的消失。今天，符号与图象的流动已经成为社会生活（尤其是城市社会生活）中的一大景观，它们已经渗透到当代社会的日常生活的肌理中。（6）

二

无可否定的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日常生活化深刻地导致了文学艺术以及整个文化领域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的变化，乃至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的定义。这不仅仅是发生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我们在中国的许多大城市中分明也可以感受到这种审美的泛化或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趋势（当然有人把这种“泛化”视为艺术的堕落则属于价值评价的问题，它毋宁从另一个角度承认了泛化的事实）。这应该被视作既是对文艺学的挑战，同时也是文艺学千载难逢的机遇。90年代兴起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在我看来就是对这种挑战的回应。它已经极大地超出了体制化、学院化的文艺学研究藩篱，大大地拓展了文艺学的研究范围与方法。这种变化较早地发生在关于90年代初期关于大众文化、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的讨论中，后来扩展到更加具体的经验性的个案分析，比如王晓明、陈思和等人关于“成功人士”的讨论，包亚明关于上海旧吧的解读，倪伟关于城市广场的分析，等等。（7）笔者则尝试用文化批评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对广告进行了研究。（8）这些研究尽管目前看来还水平不一，有些还停留在比较浅显的印象描述层次，但其研究的对象令人耳目一新，大大地超出了传统的文学艺术作品；其方法也非常不同于传统的文学研究，进入到了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话语分析、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运用层次，其研究的主旨则已经不是简单地揭示对象的审美特征或艺术特征，而是文化生产、文化消费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复杂互动。

但是毋庸讳言的是，从整体上看，我们的文艺学在解释90年代新的文化与文艺状态时依然显得十分无力，许多学者采取消极回避或情绪化拒斥的态度，惟独不能也不想在学理上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我以为，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

1、中国文艺学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本质主义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在本体论上，它不是假定事物具有一定的、可以变化的“本质”，而是假定事物具有超历史的、永恒不变的普遍/绝对本质。表现在文艺学上，就是不管中外古今的文学都具有万古不变的本质。这种本质在分析具体的文学现象以前已经先验地设定。否认文艺活动的特点与本质是历史地变化、因地方的不同而不同。在认识论上，本质主义坚信人只要掌握了科学的、理性的分析方法就可以获得绝对正确的对于本质的认识，否定知识（包括文艺学知识）的历史性与地方性。

这种本质主义导致文艺学知识创新能力的衰竭，不能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反思知识的历史性与地方性、从而对变化着的文学艺术活动作出及时而有力的回应。比如在创作论方面，本质主义的文艺学认为文学创作具有固定不变的“过程”，设定了僵化固定的创作“阶段”。这种机械的创作论根本无法解释日新月异的创作活动，尤其不能解释今天的网络文学创作。在网络文学创作中，构思、写作乃至批评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在作品论方面，本质主义文艺学假定文学作品的各种体裁都具有僵化固定的本质，而不顾文学史的实际情况早已突破了这种“题材特征”。其结果是大量新兴的文艺作品无法进入现成的题材归类（比如流行歌曲的歌词是否是“诗”？）并被排斥在教科书之外；在欣赏论方面，本质主义的文艺学假定文艺欣赏具有固定的规律——审美审理距离或与审美的无功利性，而实际上，现代大众文化的接受活动已经完全打破这种“审美心理距离”理论。

在我看来，阻止文艺学及时关注与回应当下日新月异的文艺/审美活动的最主要障碍还是封闭的自律论文艺学。这种自律论的文艺学现在看来已经很难解释当代文艺/文化活动的变化，尤其是文化与艺术的市场化、商业化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泛文艺/审美现象。它还导致文艺学在研究的对象上作茧自缚，拒绝研究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现象与文化现象（比如流行歌曲、广告、时尚等），把它们排挤出文艺学的研究范围（西方的文化研究与此形成巨大的反差，广告、流行歌曲乃至随身听等都已是西方文化研究研究的重要对象）。

当然，文艺的自律性诉求在80年代是具有进步意义与革命意义的，它直接配合公共领域中的重大论争，紧密联系于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批判与清算“工具论”的文艺学，要求给予文艺以独立的地位。这一点必须予以充分肯定。但是80年代的文艺自主性理论本身就是多重力量参与其中的社会历史建构，它与当时具体的政治气候、与意识形态的变化紧密关联，因此并不是什么文学的“一般规律”的表现。如果不能正视这一点，就会使得本来具有革命意义的自主性理论变成排斥新事物的霸权话语。事实上，进入90年代以后，自主性文艺学在许多方面已经表现出自己明显的局限性。诸如：由于坚持纯文学的立场而导致拒绝承认大众文化的合法性，导致文艺学的研究对象过于狭隘，局限于经典的作家作品而排除新出现的文学艺术形式或审美活动的承载方式（比如广告、时尚等）。文艺学如果回避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泛化的事实，只讲授与研究历史上的经典作家作品；如果坚持把那些从经典作品中总结出来的特征当作文学的永恒不变的“规律“，那么它就无法建立与日常生活与公共领域的积极的建设性的关系，最后导致自己的萎缩与枯竭。在这里，我倒不是呼唤文艺学应该重返权力中心，而是说任何人文科学研究在我看来都应当对变化着的社会文化现象作出及时而有力的回应，这种回应可以是批判性的、站在边缘立场的，但前提必须是把批评建立在严肃的学理分析的基础上。那种只有激情而不愿或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对象的所谓“批判”已经太多也太烂了。

三

更为根本的是，文艺学研究如欲有效地回应90年代的艺术/审美新状态，除了扩大研究对象以外，更重要的是调整研究方法与学术范型。由于导致文艺/审美活动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而不是艺术本身，所以文艺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重建文艺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有机的、积极的联系。在这里，自律论文艺学那种局限于文艺内部的所谓“内在研究”方法已经很难担当这个使命。我们应当大量吸收当代西方的社会文化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创造性地建立中国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范式，这样才能有效地解释当代文艺与文化活动的变化并对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作出分析。这是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历史性出场的现实要求。

然而这样做似乎会招来“回到外部研究”乃至“回到庸俗社会学”的指责。已经有不少批评者把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归入文艺社会学或所谓“外部研究”。（9）当然，就文化批评与文学社会学都反对封闭的“内部研究”、致力于揭示文学艺术与时代、社会环境的紧密联系而言，两者的确存在相似之处。（10）众所周知，文学社会学重视文艺活动的社会环境。埃斯卡皮曾经这样概括文艺社会学的特点：“首先，（文艺社会学）确立了一种文化生产的制度与实践的方法论；其次，把文化作为一种更为广泛的社会和历史框架中的一部分加以研究。”同时，文艺社会学能够有效地解释文艺活动的商业化以及它与经济活动的关系，用埃斯卡皮的话说：“由于文学离不开为宗教所不屑一顾的经济问题，因而就更应当面向社会学。”（11）此外，文艺社会学的优势还体现在否定艺术具有普遍永恒的规律、法则及其的“自然的”、“超越”的价值，“与其这样还不如把它们看作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是在特定的制度中并通过特殊价值观构成的。”（12）事实上，当代的消费社会及其文化与艺术活动的新变化、生活的审美化与审美的生活化等已经迫切地要求我们改变关于“文学”、“艺术”的观念，大胆地把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等吸纳到自己的研究中（至于它们是否属于文学艺术则大可不必急于下结论，许多在当时不被视作“文学”的文本在日后获得认可的事例比比皆是）。我们应该抛弃学者、大学教授以研究广告或时尚为耻的传统观念。英国著名的理论家里维斯（曾经写过研究英国小说的名著《伟大的传统》）就曾经研究过广告。持社会学观点的人一般认为文学的定义是多种多样的，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学”的概念。比如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认为：“只要能让人们得到消遣，引起幻想，或者相反，引起沉思，使人们得到陶冶情操，那么，任何一篇写出来的东西都可以变成文学作品。G·K·切斯特顿甚至指出：火车时刻表也有文学用途。”（13）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曾经详细地讨论过西方文论史上各种关于“文学”的定义，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是文学”是一个历史地变化的问题，“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历史与文化的建构，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文学”，也没有永恒的文学“本质”。他甚至认为，或许有一天，莎士比亚的作品会被排挤出“文学”的大门。（14）而乔纳森·卡勒则更极端地认为：“文学就是一个特定的社会认为是文学的任何作品，也就是由文化来裁决，认为可以算作文学的任何文本。”他甚至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问“什么是文学”就像问“什么是杂草？”答案是：“杂草就是花园的主人不希望长在自己园里的植物。”在卡勒看来，“假如你对杂草感到好奇，力图找到‘杂草状态’的本质，于是你就去探讨它们的植物特征，去寻找形式上或实际上明显的、使植物成为杂草的特点，那你可就白费力气了。其实，你应该做的是历史的、社会的，或许还有心理方面的研究，看一看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会把什么样的植物判定为不受欢迎的植物。”（15）因而还不如转移视线，去探讨“是什么让我们（或者其他社会）把一些东西界定为文学的？”这个更有意思的问题。其实，他们的言论并非危言耸听，征诸中外文学史，“文学”的观念的确不是一成不变的。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更把关于“作家”、“艺术家”的界定看作是一种文化权力的斗争。他认为：“文化生产的场域是一个斗争的场所，在这里最为重要的是拥有一种关于艺术家的支配性的界定权力，以便划定那些被赋予参与界定艺术家的斗争权力的人的数量。业已确立的关于艺术家、作家的界定可能通过扩大在文学事务中有自己的合法声音的人的数量而被极大地改变”，“虽然每个文学场域都是争夺对作家的界定的权力场所，这一点是确凿的，但是事实依然是，科学的分析如果不想犯把特例普遍化的错误，那么，就必须知道他们只能与关于作家的历史性界定相遇——这种界定与争夺对于作家的合法界定的特定斗争状态相对应。”（16）

四

但是，只是看到文化研究与文学社会学的相似之处，甚至把它们完全等同起来是具有误导性的。在我国，长期占据支配地位的文艺社会学模式诞生于西方19世纪。其中尤其以泰纳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兼进化论的文学社会学模式，以及以马克思开创的辨证唯物主义文学社会学模式影响最大。关于泰纳（又译为丹纳）的文学社会学，韦勒克曾经分析说：“泰纳代表了处于19世纪十字路口的极复杂、极矛盾的心灵：他结合了黑格尔主义与自然主义心理学，结合了一种历史意识与一种理想的古典主义，一种个体意识与一种普遍的决定论，一种对暴力的崇拜与一种强烈的道德与理性意识。作为一个批评家，从他身上可以发现文学社会学的问题所在。”（17）这段话指出了泰纳文学社会学的要点：1、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与兰克的实证主义史学。相信“客观规律”的存在。这反映了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进展及其方法对于人文科学的渗透，崇尚客观主义与经验方法，具有机械论特征；2、理性主义的历史哲学，“时代精神”决定论。相信通过理性可以把握历史的总体过程，相信历史的必然性，从理论模式出发而不是从经验事实出发，但是又把这个理论模式当作“客观规律”；3、进化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泰纳的艺术（史）社会学中表现为环境决定论，适合于环境的艺术类型会得到发展否则被淘汰。他的《艺术哲学》频繁地使用生物学术语，用生物学“适者生存”的原理来比附文学艺术的发展。泰纳的《艺术哲学》由著名的翻译家傅雷先生翻译，早在60年代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一再重版，在文学/艺术理论界生产了相当大的影响。其机械决定论色彩与伪装在自然科学外表下的理性主义倾向在中国的文艺社会学中都有相当严重的反映。

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社会学（其真正的学科形态是在前苏联建立的）建立在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个基本的社会理论构架上。在这个基本框架中，物质/精神、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存在/意识构成了一系列二元对立关系。文化/艺术被列入精神、上层建筑、意识的范畴。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经有过对文化/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的强调，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许多当代的社会理论家看来，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基本框架决定了任何关于上层建筑、文化自主性、文学艺术相对独立性的言论在根本上都不能弥补其忽视文化与精神的独立性（即所谓经济还原主义）的基本缺憾。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那里，文化没有被视作一种基本的、同样具有物质性的基本人类实践活动，忽视文化在建构社会现实与人性结构中的重要作用。这一点已经引起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遍警惕。正如亚当·库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家（指马克思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引注）已经避开了那种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简单的、使人误解的比喻说法，这种说法常常具有用经济还原论解释文化的危险，以及将文学和艺术仅仅构想为阶级和经济因素‘反映’的危险。”（18）葛兰西、阿多诺、哥德曼、阿尔多塞以及苏联的文论家巴赫金等都在力图克服马克思的经济主义方面作出了极大努力。

总起来看，泰纳等人的文学社会学存在严重的机械决定论、实证主义、进化论倾向，忽视文学艺术的自身规律，这些都成为新批评与形式主义批评的对象。没有吸收西方20世纪语言论转向与文化论转向的成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社会学在前苏联文论界被极大地庸俗化简单化，而对我国文论界产生支配性影响的恰恰就是这种庸俗搬的马克思主义。

五

在澄清了传统文学社会学的缺陷以后，文化研究与它的差别就显得十分明显了。产生于本世纪60年代的文化研究是在反思传统文学社会学的缺陷的基础上、广泛地吸收20世纪语言论转向的成果以后产生的。由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为标志的语言论转向的成果充分反映在包括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新批评、符号学、叙事学等学科中。这些学科虽然存在文本中心主义的问题，但是却可以有效地克服文艺的庸俗社会学倾向。文化研究固然是对于文本中心主义的反拨，它要重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但是这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它吸收了语言论转向的基本成果，这种重建因而决不是要回到机械的还原论与决定论。相反，深受本世纪语言哲学、尤其是后结构主义语言哲学影响的文化研究，非常强调语言与文化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实践，它具有物质性。比如英国著名的文化研究者斯图亚特·霍尔指出：“文化已经不再是生产与事物的‘坚实世界’的一个装饰性的附属物，不再是物质世界的蛋糕上的酥皮。这个词（文化，引注）现在已经与世界一样是‘物质性的’。通过设计、技术以及风格化，‘美学’已经渗透到现代生产的世界，通过市场营销、设计以及风格，‘图像’提供了对于躯体的再现模式与虚构叙述模式，绝大多数的现代消费都建立在这个躯体上。现代文化在其实践与生产方式方面都具有坚实的物质性。商品与技术的物质世界具有深广的文化属性。”（19）文化的物质化与物质生产的文化化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中有充分的体现，我们不难在今天这个所谓“知识经济”时代的日常生活中观察到这种现象。它不仅印证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同时也使得文化/物质生产、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二元模式受到挑战。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图雷纳在《现代性与文化多样性》中指出：“当前我们正目睹超越工业社会的社会的出现；我们把它们称为‘程序化社会’，其主要投资包括大批量生产和批发象征性货物。此种商品具有文化的属性，它们是信息、表征和知识，它们不仅仅影响劳动组织，而且影响有关的劳动目标，从而也影响到文化本身”“故尔说社会在前进，从有能力组织贸易进步到有能力生产工业产品，再进而到能生产‘文化产品’。给这些不同类型的社会下定义，不但要着眼于不同类型的投资，而且一定要看到对世界以及主体的特定的表征方式。”（《社会转型：多文化多民族社会》，第17页）

此外，文化研究试图在吸收语言论转向的基础上建构一种超越自律与他律、内在与外在的新的文艺-社会研究的方法。在这方面，布迪厄的研究特别具有启示意义。布迪厄文化社会学的一个基本着力点就是要打破内在/外在、个体艺术家/社会环境、自律/他律、文学形式/社会内容、能动性/结构等等之间的二元对立。他通过对“场域”、“习性”等概念细致阐释，既避免孤立地或在文学形式系统内部看待形式的所谓“内在阅读”方法，也避免了只关注艺术形式与生产者的社会条件的外在分析方法；既避免了个体艺术家的卡里斯马神话——把艺术创作视作纯粹的超功利活动；也避免了把作品与作家简单地等同于阶级代言人的庸俗社会学。（20）

西方文化研究认为，不能把社会关系简单、机械地还原为阶级关系，进而把人际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压迫与被压迫关系简单地还原为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机械的阶级论势必忽视社会关系/权力关系的复杂性与多元性以及人的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的超阶级的维度，比如民族的维度、性别的维度等。西方的文化研究则依据受到60年代以降新社会运动（如女性主义运动、绿色和平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等）以及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倡导微观政治以及对于社会权力关系的更细微复杂的认识。这种微观政治理论在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在作家与作品分析中避免机械的阶级论取向。应该承认，机械套用阶级论的模式来分析作家以及作品中人物的身份、立场，是前苏联文艺社会学、也是深受其影响的我国很长一个时期的文学社会学之所以显得庸俗的重要原因。而今天的文化研究与此前文学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突破了机械的阶级论框架，关注比阶级关系更加复杂细微的社会关系与权力关系——比如性别关系、种族关系等。在这方面，女权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批评尤其具有代表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比如女性主义批评认为性别不仅关涉到人的生理维度，同时也关涉到人的社会文化维度。他/她热衷于解剖一个社会的文化如何理解并塑造人的性别特征，如何影响到作家对于自己的男女主人公的性征的认识与塑造。正如有人指出的：“承认艺术社会学的多科交叉的特性，也就必须提及女权主义批评家和历史学家的工作，他们已经注意到了妇女被排除出艺术生产和艺术史之外的现象，并提出了挑战……关于‘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的问题其答复必定是一种社会学的或社会-历史的答复，而女权主义者的分析使我们得以理解文化产生中性别的单面性以及艺术表象中父权制意识形态的主导性。”（21）

社交语言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新时期港台词语社会心理分析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当社会生活发生渐变和激变时，语言一定会随之发生变化。在语言的内部要素中，词汇的变化与社会的关系最密切，词汇是社会生活的镜子。

改革开放以来，祖国大陆与香港、台湾等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日渐增多，作为信息载体的语言的交流也日益加深，尤其是词汇，大陆汉语中广泛使用的新词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港台词语中吸收的，并且在吸收的基础上进一步作了创造性的运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表达，而大陆汉语对港台词语的吸收运用又有着特定的社会心理原因。

一、新词语台词语的来源、构成方式

1,按来源可分为三种:方言词、外来词、新造词

（1）方言词

港台地区长期使用历史悠久的方言—广州话(粤方言)和闽南话(闽方言)，这两种方言本是祖国方言母体中的两个分支，随着港台经济文化的影响也最先流传到全国。进人普通话的方言词语以“妙鱿鱼”一词为影响最广。“妙鱿鱼”借助“鱿鱼被爆炒后成卷”这一形态特征，暗含“卷铺盖走人”之意;后又在此基础上将“炒”单独使用而表示上述含义，如“他让老板炒了”。此外，又吸收了港台词语中“炒”的第二个义项“倒卖”，组成词语“炒股”、“炒外汇”、“炒地皮”、“炒买炒卖”。近期，由这一义项又引伸出“借助舆论反复传扬某种东西”的新含义，出现了“炒新闻”、“炒明星”、“炒作”、“她的名人地位是给‘炒’出来的”等新用法。

此外，进入普通话词汇的还有:埋单(买单)、打工、水货、大排档、生猛、烧烤、收银台、发烧友等词，生动形象，令人回味。

(2)外来词(loan一word)

语言学家萨王尔在《语言论》中提出过这样一个论点，“语言，象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汉语在历史上曾经吸收过大量的外来词(借词)，目前亦如此。由于香港和台湾所处的特殊的社会环境，加上特殊的政治历史原因，两地方言中的借词是各地方言中最多的，香港汉语中的借词大多是来自英语，台湾汉语中的借词大多是来自日语，也有部分来自英语。来自英语的借词，音译的如:波(ball球)、波士(buss总经理、大老板)、巴士(bus公共汽车)、的士(taxi出租车)、碟(disc唱片)、酷(cool潇洒中带点冷漠);音译加指类名词的，如:曲奇饼(cookie小甜饼)、恤衫(shirt衬衫)、保龄球(bowling);意译的如:热狗(hotdog夹有西红柿片、香肠等的面包)、快餐(fastfood)、社区(community)、派对(party舞会、社交聚会)、超级市场(supermarket);音译加意译的，如作秀(makeshow表演)、迷你裙(miniskint超短裙);保留罗马字母形式的专用名词，如卡拉OK(无人乐队，一种配合现成伴奏演唱的自娱形式),UFO(飞碟，不明飞行物休)、EQ(情绪智力、情商)、MTY(可视歌曲、配景歌曲录象片)、KTV(原为卡拉OK录象片，后转为卡拉OK包房)。台湾语词中有为数不多的日语借词，传人内地的有:塌塌米、玄关、写真、料理(烹调)、人气(受欢迎程度)、企划(规划、计划)等等。

(3)新造词

由于文化环境的关系，港台词语较之内地一向是以“新”、“奇”著称。随着大陆港台文化交流的发展，吸收到普通话全民语汇中来的新造词越来越多，其中以表现社会生活为主的，如层面、架构、构想、心态、氛围、资讯、认同、涵盖、反思、研讨、整合、互动、资深等;也有科技方面的用语，如微波炉、电脑、登月舱、航天站、脑电图、硬件、声控、光导纤维、环幕电影、音乐喷泉、心脏反搏器等。

从港台用语中吸收过来的新造词，往往是富有表现力的，比如，现代汉语里原有“设想”一词，指的是一种不成熟的假定想法，而“构想”一词则是指经过周密思考提出的想法，带有庄重色彩。再比如“反思”一词含有反省、思索之意，用在对历史文化现象进行批判方面，则比“反省”、“思索”更为恰如其分，更具理性色彩。

另有一些用于日常生活领域的词语，如形容糊里糊涂为‘满头雾水”、将佳得感情的人、有感情的人称为“性情中人”，形容某戏剧、电影特别精彩、卖座为“爆栩”，这些词语的使用特别富于表现力，令人叫绝。再比如一些受年轻人喜爱的词语，如感叹词哇塞(类似于“我的天”、“乖乖”)、形容词帅呆了、酷毙了、另类、出位;但语中的，如盖(吹牛)、罩得住(压得住、管得了)、摆平(将某人制服，将某事解决)，及老外、老士等等，充分表现了年轻人的活泼、好动、求新、求异。

2,按构成方式可分为:缩略词、派生词、类化语词

(1)缩略词

摘取原语词中最主要的语素或信息将事物的名称或固定短语简化而成的词，或抽取并列成分的共同项，再用数字构成的词。来自港台的新词语中以简缩。

形式出现的新词很多，简缩手段的运用主要是适应了人们求简的心理，比如:交通普察—交等、高级工程师—高工、空中小姐—空姐、共同认识—共识、公共关系—公关、清新纯洁—清纯、偏激固执—偏执、个人演唱会—个唱、直接销瞥—直销、超级市场—超市，再如选美中的“三围”等

(2)派生词

派生词指由同一词根分别加上不同的词根而构成一系列不同意义的词，这些同一词根的新词又叫同根词或同族词。

影响大陆汉语的港台新词语中的派生词，以音译外来词的词素充当词根而派生出的词为多。如:“的士”派生出“打的、的哥、的姐、摩的、货的、轿的”，还将“三轮车”雅称为“蹬的”;“巴士”派生出“大巴、中巴、小巴、巴士站”;“酒吧”派生出的“吧台、吧女、氧吧、书吧、陶吧、网吧”等等。

(3)类化语词

类化语词是指某些词或词根的词汇意义逐渐虚化，成了词级(语级)或类词级(类语级)，具有更大抽象、概括意义，而取得了类义资格，并与词根结合而构成的一系列新的“词级词’。

源自日语汉字词的外来词词级，如“族、风、屋”等，“族”，指具有相同特点的一类人，类化而成的新词:“追星族、上班族、玩车族、打工族、休闲族”;“风”，指风格，类化语词如“东洋风、西欧风、西北风(我国流行乐歌坛上曾兴盛一时的具有康放、粗犷风格的演唱方法)”;“屋”特指商号、店家，类化而成的“咖啡屋、时装屋、精品屋、西饼屋、发屋”等，内地各城到处可见。

二、新时期广泛使用港台新甸语的杜会心理分析

1,模仿心理在语言运用上的反映

社会心理语言学认为:模仿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在言语生活中，当人类个体发觉某人的言语对自己很有吸引力和感染力时，就会因喜欢该言语作品而倾向于接受其影响，并采取与之相类似的言语行为。言语模仿的动机有好奇心理、仰慕心理和创造心理。港台词语的特点是:新奇独特、富有表现力。大陆汉语对港台词语的吸收运用既是经济文化交流的豁要，更是特定历史时期国人对港台经济文化好奇、仰慕心理的外在表现。港台经济的超前，文化发展的新奇独特，使国人从社会豁要、文化豁要、思想解放的豁要等方面对港台词语产生了强烈的向心力，于是由最初的新鲜感而产生模仿，继而又在模仿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运用，使用的范围由沿海地区逐渐向内地扩展.并且渗透到全国，使用者各个年龄层次的都有，成了改革开放以来汉语新词语中极具影响的一个集群。

2.新时期商业社会文化心理的语言体现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商业文化逐渐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文化的主流，商业导向的文化心态可以说是9D年代以来大众心理走向中最具引导性的部分，其他社会心态都与之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港台社会是发达的商业社会，商业文化以广告推销文化为核心，要推销产品就要刺激消费者的购物心理，常见的消费心理有求名、时尚、新奇、优越等等.作为载体的广告用语当然也要以新奇独特满足人的感官和心理斋要为制作的出发点。比如这样一则广告词，“绝对火爆非常，超豪华阵容，成龙最新猛片”，一系列形容词、程度副词的盈加，对人们求新、求奇、求名的消费心理确是一种刺激和迎合。还有一种利用情感沟通来作的广告常常会收到非同寻常的效果，常选用一些充满柔化色彩、富有人情昧的词语.如“祥和”、“关爱”、“呵护”、“温馨”，等等。富有人情味的东西总能引起人们情感上的共鸣，进而在日常生活中也广为流传。

商业社会竞争激烈，为了能让各种压力得到缓解，更豁要人们对待生活的幽歇心态，港台词语中幽默调侃的就很多，如称“女富翁”为“富姐、富婆”，称“有影响有实力的男女出头人物”为“大哥大”、‘大姐大”。此外，“大哥大”还有一种含义，即“手持式移动电话”的指称，此“大名”传人内地，竟类推出称“无绳电话”为“二哥大”、“全自动遥控式电话答录机”为“三哥大”，着实让人忍俊不禁。

3、现代人求新、尚简心理在语言运用上的表现

语言社团从来就是喜新厌旧的，追求新奇刺激是人们心理的共性，而如今经历了二十多年全方位改革的中国人，已非昔日封闭时所能比。生活的丰富，思想的活跃，社会氛围的宽松，激发了人们的创新热情，强化了人们对个性化生活的追求，表现在语言运用上.便是个性化和多样化的风格。人们再也不要千人一腔，四平八稳，而是要说得特别一点，说得新潮一点，而港台词语的新奇鲜活、富于表现力正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要。比如，不说“漂亮”说“亮丽”，不说“机会”说“机遇”.不说“百分之几”而说成是“多少个百分点”。

汉民族在语言运用上主张“言贵于省文”、“文约而事丰”的简约之美。在现代社会进人信息时代之后，信息交换非常频繁，信息载体应尽可能地经济.对词语的运用便提出了简省的要求。用简省的信息符号传递尽可能多的信息，人们的这种求简心理表现在语言运用上，便是大量使用简缩成份而构成的新词(缩略词)，缩略词的简捷、灵活又的确为普通话的表达注人了新的活力。

社交语言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　当前网络信息传播中,一种特殊的信息符号——网络语言备受关注,其相关研究多从语言学或传播学的角度展开。本文则试图将网络信息传播环境与之相结合,对这一虚拟世界的信息符号进行一定的总结和概述,并指出今后应该致力的研究重点。

信息传播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通过符号媒介进行信息传播、接受与反馈行为的总称。使用符号进行信息传播是人最基本的属性,符号在信息传播中处于核心地位。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出现了很多在网络信息传播中的特殊符号,很多学者把它们称为“网络语言”。目前学术界对这一信息符号及在网络信息交流中的作用进行了许多研究,既有信息传播领域、语言学视角的分析,也有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等框架中的观照,当然也包括多学科交叉研究。就语言学方面看,研究最主要的集中点是词汇和非语言交际方面,而且研究中渗透了传播学层面的阐释。在此我们就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一些梳理和概括,并对今后网络语言研究的发展方向进行一定的探讨。

1　明确概念

在研究中对研究对象概念的界定是非常重要的,综合以往的研究成果,对于网络环境中出现并使用的新的信息符号形式都被限定为“网络语言”。潘美岑在《网络语言之研究初探》(2002)一文中,从语言的定义、特征、功能以及社会文化意涵等方面对网络情景中出现的语言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具备被当作语言来研究的合理性。这样从本质上确立了研究网络语言的价值和意义。

而对于网络语言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很多研究者都有具体的阐释。如于根元在《网络语言概说》一书中的定义:“网络语言”本身也是一个网络用语,多指网络的计算机语言,也指网络上使用的有自己特点的自然语言,将网络语言定义为自然语言。之后吕明臣在《网络交际中自然语言的属性》(2004)一文中,分别定义了网络交际手段、网络符号和网络语言,并指出网络语言是在网络中使用的自然语言,用语言学理论对其进行分析。另一些研究则将这些语言现象定义为网络交际语言,并且从言语交际学、人际传播学等方向进行了分析。广义上讲,网络语言泛指在网络传播中所应用或触及到的一切语言,大体上可以分为3类:一是与网络有关的专业术语;二是与网络有关的特别用语;三是网民在聊天室和bbs上的常用词语和符号。狭义的网络语言就指第三类。它是网络语言研究的重点,也是本文综述的基点。从上述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理论框架给予网络语言不同的定位,但是概念的内涵还是基本一致的。在这个前提下,很多文章都从词语的分类、特点和语用规律等层面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分析和研究。

2　网络语言的分类

分类是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只有明确类别才能更好的认识和应用网络语言。现有的研究中虽然对网络语言的分类很细致,但是大体还是对网络交流中出现的新词语进行分类。如邬敏(2001)将网络新词语分为旧词新义类、创新类、缩略语类和符号词语四类。孟伟(2002)则将网络传播中的语言符号运用归纳了7种:谐音、拼音及拼音的简写、使用数字、图形、同音异义字、象声词表示感情和特有的借称。而柳丽慧(2006)中更将网络语言的造字、造词和表达方式分为11类。其实要对网络语言进行分类,一个合理、科学的分类标准是前提。从网络语言使用的符号系统来看,它包含了字母符号、汉字符号、标点符号、数字符号,再加上将几种符号的杂糅混合使用,可以据此分为5类。而从网络语言的构词方法上看,应分为缩略构词、谐音构词、旧词新义、隐喻造词和将缩略、谐音等构词法综合运用的杂糅构词。其中缩略构词包含英文缩略、拼音缩略、汉字缩写。谐音构词也包含英文谐音、汉字谐音、数字谐音。而通常被成为表情符号的网络词语,因为其是用各种键盘符号采用象形的方式构成来表示交流者的面部表情、心理感受等,所以可以概括为象形构词。这样关于网络语言的分类问题可以论述的更清晰和明确。同时,由于网络语言大量是由网民在交流中创造的,只要网络交流继续进行,新的网络用语就会层出不穷,所以我们的分类系统必须是开放的、动态的,以容纳新的类别。

3　网络语言的特点

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网络语言的特殊性。毛力群(2002)指出网络语言具有4大特点:快捷、简略;混编、杂糅;联想丰富,思维跳跃、谐音字大行其道。赵越(2000)则提出网络语言具有个性化、主观化、形象化、符号化、数字化、字母化等特点。网络语言的特点还有很多,如经济性、可视性、粗俗化、随意性、创新性等。要论述网络语言的整体特征,我们认为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考察:其一,从网络语言本身来看,其具有符号化、象形化和简略化的特点。因为网络交流环境的限制,网络语言的构词符号系统必然具有符号化的特点。而为了追求生动、可视的交流效果,为了弥补非面对面交流中传播暗示的减少,网络语言必然具有极高的象形性。至于简略化是网络语言适应网络交际时效性要求的体现。从而也造成语言符号使用中错字多、多义性的结果。其二,从网络语言的使用来看,其具有快捷化、个性化和游戏性的特点。网络交际是分秒必争的,网络语言自身的简洁性就带来了使用中的快捷性。而网络的开放性、去中心化,给了网络更自由、平等的交流空间,张扬的个性和标新立异的追求就成了网络语言使用中的核心理念。同时随意创新、玩笑戏谑正带来了网络语言的游戏性。

潘美岑(2002)发现网络语言使用者常搭配符号的使用来加强语音效果;用空格或换行来分句;多属口头语体等现象。还有经常用重复的方式来表示强调,用大量的拟声词、象声词来暗示说话者的心情或表情反应,对说话的内容有补充、强调或否定的作用。同时网络语言的使用必须是在网络情景中,这样特定的语言符号和其所指涉的实物之间才有关联,所以语境因素对于网络语言的使用至关重要。

4　网络交际语言的语用研究

从语用学的角度对网络语言进行研究一直备受关注。首先吕明臣(2004)重点分析了网络交际中自然语言的属性,并认为网络语言是一种既非口语也非书面语的特殊存在状态。首先在交际功能分布上,网络语言既能完成口语的交际功能,又可以完成书面语的交际功能。其次,在言语交际行为特征上,网络语言兼有口语和书面语的特征,是一种特殊语体——网络语体。它具有视觉性、即时性和非面对面性等特征。朱萍(2002)分析了网上聊天语境的特殊性,指出在网上聊天的交际过程中,交际参与者具有非语言交际手段失效、身份隐藏,参与者群体以青年学生为主这3点特征;交际双方的平等性和身份的隐蔽性造成了语言行为的随意性和语言信息的不真实性,这是网络交际中语言行为的特征。

同时网络语言交际过程中,交际主体要达到预期状态,也应遵循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等交际原则,所以一些学者从语言交际原则出发去研究网络语言交际的特点。林秋茗(2003)就运用语域理论、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和格赖斯合作原则以及话轮理论分析了icq会话的特点。林文认为网络聊天会话的话语方式是以书面形式使用口语体。而从话语风格来看,网络聊天交际中,人们的社交身份偏向一致性,背离权势,社交态度偏向亲密一端,远离呆板一端。网上聊天的随意性和话题的不专一使其所涉及的话语范围大多属于非技术性的。而礼貌原则,尤其是其中的得体准则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这一点李蔚然(2004)专门进行了分析论述,认为网络言语交际对合作原则中四条交际准则都有一定程度的偏离和补充。

4·1　关于数量准则,李文提出省约原则作为对其的补充,但省约原则要受到受话人容错能力的限制。而博客cicili-ay136在网文《网上聊天语言交际的语用考察》一文(以下以“网文”一词来代指)中提出,在网上聊天的交际过程中问答式对话经常出现,而且往往以被问一方做出包含信息较少的回答而提问一方继续追问的方式持续多轮,这样的方式是由于网络交际对于信息数量的要求往往比日常交际要低,可以看作是一种网络交际中独特准则——简便准则的作用结果。之外李文还提出网络语言交际中,交际主体有意违反数量准则造成网络话语的羡余,这是对数量准则的偏离。而网络语言交际的零信息现象则是对数量准则的违反。

4·2　关于质量准则,李文认为网络交际中的虚拟身份或虚假话语是对质量准则的违反。其实这里的“虚拟”是指交际双方隐去了现实环境中的各种身份信息,取而代之的是以网名和ip地址组成的网络身份。而“虚假”指网络交际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虚假信息,即无法判断网络交际中信息的客观真实度,无法证伪。但是即使这样,网络交际中,双方对信息的真实性验证的必要性要求还是要比现实世界小得多。

4·3　网络语言交际中由“个人现场”的话语带来的话题无关现象是对关系准则的违反。网络聊天中无论是一对一,还是一对多,交流者都可以同时进行“个人现场”的视听活动,所以,发话人可以将“个人现场”的信息内容引入共同的交际话题中,产生与原有话语或交际目的无关的新话语。同时这种话题转换的方式很常见,没有任何语言标志,但是一般交际双方却不会因此中断交流。可见,网络交际中对于关系准则的要求比日常交际要低。

4·4　网文中还提出网络语言交际往往因交际双方都同时可能存在其他网络活动而很难持续下去,所以交际双方一般会表现出比日常交际更大的耐心,并通过“哦”、“嗯”等话语来传达谈话可以继续交流等意义。因此,提出保持原则作为对会话原则的补充。

同时李文还指出在网络交际中礼貌程度较低,一些网络语言中不礼貌的交际辅助手段,将严重污染网络交际环境,亟待解决和规范。

以上两人的文章对网络交际现象的分析深入透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5　相关研究

除了以上关于网络语言的本体研究以外,网络言语交际中两性差异、语码转换现象、网络语言的学习模式等也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课题。

herring (1993)研究了网络上两性语言使用上的差异,质疑计算机中介传播是否真的促进了民主的讨论。她的研究发现,尽管新科技拥有民主的潜力,但实际情况却是一小部分男性主宰了整个讨论。男性使用的语言倾向于敌对(adversarial),从不必要的展示知识、强烈主张自己的观点,到反驳、轻蔑不同意自己意见的人。两性使用的语言修辞有着明显的差异。男性在语言修辞上采用自我推销和敌对的策略,在沟通的过程中,女性受到男性的检查;男性的反应不是忽略女性的发言,就是试图显示她们的参与讨论不合法(delegitimize)。这种语言沟通的方式使女性感到不舒服,因此自然较少参与讨论。方念萱和苏彦豪(1995,转引自周君兰, 2001)则以女性主义站的女性主义版为例,运用哈贝马斯的交流行动理论,检视其中的讨论过程;探讨网络提供公共参与的可能性。结果发现:网络上的对话,也有能够推进到理论层次的,但因为话题通常是个人设定,多方响应形成,初始话题的定义仍然属于主流论述,但在对话过程中,也会出现不同的定义和框架。他们指出网络上的讨论需要认明个人议题与公共议题、对话与放话、取得了解与寻求共识的差别。晏毓良(2000,转引自周君兰,2001)研究了台湾bbs上的男女在对话型态上是否有所差异,他以对谈话量(amount of speech)、回馈语(minimal responses)、笑(laughs)、语尾助词(final particles)、符号表情(emotions)和创意语言用法(creative language uses)等6方面来进行分析。

关于语码转换现象,巢乃鹏在《网络虚拟环境中的言语交流》中配合案例进行了分析。文中采用参与观察法来进行研究,选择2002年1月9日至2003年1月13日,南京大学小百合bbs的每日十大热门贴作为样本,研究网络虚拟环境中的言语交流与非言语交流现象,并探寻虚拟环境交流中的语码转换问题。巢文不仅分析了网络言语交流中语码转换的一些结构性问题,还对虚拟环境中语码转换的社会意义和语用意义进行了探讨,认为网络言语交流中的语码转换的目的是多种多样的,可能是一种表现心理。虽然这对于交流者来说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但对于这一转换行为应该是有心理准备的。同时,在网络虚拟环境中,由于无法利用语气、手势等行为来表示交流者的感受,所以可能利用语码转换来表达自己的强调语气。而网络中大量存在的约定俗成的写法中存在的语码转换则表现出网络交流者的从众与跟风心理。

关于网络语言的学习理论,现有的研究成果不是很多,其中潘美岑的《网络语言之初探研究》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篇。潘美岑在分析了网络交流环境、网络语言的内涵和网络语言研究的合理性之后,具体从文化合流模式、语言调节理论、话语理论、传统语言学中的增强理论和心理学的社会学理论5个方面来看网络语言的习得。最后还提出了可以影响网络语言学习的5大因素:网络里语言学习者自身的心理因素、其他网络语言使用者的因素、媒介的因素、文化面向的因素和语言本身的因素。此文的最大贡献在于透过文献整理对概念上相关的模式理论进行探讨,并就理论模式的内涵来进行命题的推论,以建构具体的研究命题。

6　总　结

网上聊天中的语言交际是一种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交流平台的特殊交际方式,这种方式为交际提供了一套全新的特殊语境,以文字的形式进行,接近口语的交际,但又缺少口语交际面对面时的许多语境信息,而且由于计算机这一交际媒介技术上的限制,出现时间上的拖延和信息真空,所以这些特殊语境因素客观上促成了网上聊天语言交际的一系列特点,并出现一些对言语交际原则的偏离。同时,这种新的言语交际形式也促成了新的语言形式的出现,虽然它还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也还有很大变化性,但是作为一种新的言语现象,网络语言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从现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看,无论是港台也好,大陆也好,关于网络语言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点:在研究时,大多从纯语言的角度概述和分析网络语言的风格、特点,就语言论语言,分析的层次似乎比较浅显,很少有人从传播学的角度去思考和总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言语传播现象?网络言语传播中双方的传播心理以及网络言语背后的社会意蕴是什么?网络言语传播与现实中的言语传播区别何在?这样的问题很少有研究涉及。因此,对于网络语言的研究应该从现在的语言学角度更多的深入到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层面,并且转向对使用技巧和规律的探讨。而且,网络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媒介,其包含的人际传播对现实的人际传播有什么影响,其中语言又起什么作用,这种作用是否会随着网络的发展持续下去,未来又会表现出什么样的特性,这些问题都是以后的研究中值得关注的。

总之,网络语言不仅需要我们从本体——言语现象去探讨,也需要我们在更广的视野中观察和分析,并作大量的个案调查,参与跟踪,从而建立更完整、更系统、更准确的网络语言传播理论。

参考文献

[1]于根元.网络语言概说[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1.

[2]张琪玉.情报检索语言[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3.

[3]符绍宏,雷菊霞,饶伟红.因特网信息资源检索与利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0.

[4]潘美岑.网络语言之初探研究——汉语的取径[c].信息传播学术研讨会.台北世新大学, 2002.

[5]邬敏.网络传播与网络新词语[c].中华传播学会2000年研讨会.

[6]周君兰.虚拟的沟通艺术:一个网络语言文化的初探性研究[c]. 2001年网络与社会研讨会.

[7]洪漪,梁树柏.分类法在网络信息中的应用[j].情报学报, 1998, (1).

社交语言论文范文第7篇

技法1巧用古例

名师简介>>

王升允，任教于河南省首批示范性高中、全国百强中学、全国教育系统优秀集体――河南省实验中学，在多家CN刊物上发表十余篇论文，主持或参加的省级课题均顺利结项，并多次获得河南省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多次获得市、区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表彰，多次获得市、区优质课一等奖，系《课堂内外・创新作文》特约编辑。

真题回放>>

2016年高考全国新课标卷Ⅰ作文试题阅读下面的漫画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要求：结合材料的内容和寓意，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考场佳作

怀容误之心，成大美格局

稚童满心欢喜地握着满分的答卷，却未曾料想那一次的完美竟成了次次需好的重压；顽子手持及格边缘的分数，却因着分毫之差享受截然相反的待遇。看似天差地别的境况，其本质却都是家长对失误的绝对否定态度。

殊不知，这所谓的“赏罚分明”“因材施教”，不过是自私地将孩子的失误看作天理难容的祸患。“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与其一味强压失误的苗头，最终得到畏缩不前的“绝对安全”，不如怀着容误之心，以宽容的态度包纳错误，留下温暖和继续向前的勇气。

“盖余之勤且艰若此”，大儒宋濂少时即嗜学，当他趋百里外，跟随乡之先达潜心学习时，也曾不断地援疑质理。试想乡野小儿，立侍于尊者之左右，又怎么会没有一丝失误？倘若先达亦如漫画中的家长，对宋濂的失误毫无包容，宋濂又怎能在一步一步的完善中终成大儒？温暖的容误之心，让一个贫困学子获得了继续向前的勇气，卒获有所闻，于历史长河中留下其身影。（引用古人宋濂的事例，却使用旧瓶装新酒，加入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不从常见角度得出勤奋、谦虚等观点，而是翻转角度，从先达的角度得出容误之心，从而紧扣中心论点。作者还对宋濂求学的情景进行适当合理地想象扩展，使得素材丰满生动。）

诚然，进步应当鼓励，落后理应惩戒。但一味地用模式化的标准赏罚，不过是机械生硬地重复既定的步骤。这样的方法可以培养毫无差错却古板冰冷的机器，却会摧毁一个心思敏锐富于创新的生命。唯有在怀着容误之心的前提下，对失误进行引导和规正，才能终成大美之格局。

管夷吾举于市时，若无鲍叔牙对其之前过错的容纳与规劝，他又怎能在东周列国的舞台上崭露头角，成就千秋史名？廉颇执迷于“不忍为之下”时，若无蔺相如对其过错的容纳和退让，怎么会有强秦不敢加兵于赵国的格局？魏征一次次逆龙鳞时，若无唐太宗对他错误的宽容和忍让，怎么会有贞观之治盛世景象的涌现？（作者在这里使用了组合排比的技法，列举管仲与鲍叔牙、廉颇与蔺相如、魏征与唐太宗三组古人事例，显得材料充实，理直气壮。）古往今来，身清如玉、毫无瑕疵的完人少之又少，更多的，是那在容误之心与规劝之言下抬头向前，于温暖和宽厚中成就大美格局的“非满分学生”。

日渐数字化的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如同漫画中的家长，极端化地追求完美无缺，对任何水平线之下的失误采取零容忍态度。然而无误不等于无缺。幸福华丽的生命姿态，只有在容误的温暖中才可肆意伸展。

愿吾辈定性明心，以包容之心态对待世间万物；愿孩童持卷回家时，迎来的并非纯功利的计较，而是包容失误带来勇气的温暖；愿容误之雅量存于万众心中。如此，则大美之世，可计日而待也。

技法指津

这篇文章总共运用了三种素材使用技法：旧瓶装新酒、扩展素材、组合排比。

1.旧瓶装新酒。运用这一技法至少有两大优点：一是旧例、旧材料很多，选择上很从容，不再有搜肠刮肚的煎熬；二是对于旧例旧材料人们耳熟能详，比较易于接受，而且经作者过改造后又融入其独特感受和创造精神，给人以新鲜之感，闪现作者的智慧火花。当然，使用这一技法时，要注意过犹不及，一旦过分就会成为胡说八道、信口雌黄了，也要注意不要为出新而出新，出新一定是为中心服务的。

2.合理想象，扩展素材。大家所积累的古例素材，因为时间的久远和历史材料的缺失，大多是简单粗糙、缺乏细节的，在运用时就需要进行合理想象，适当扩展。具体方法上，不外乎扩充情节和增添细节，使事件、人物有血有肉，并且更有利于表现中心。使用这一技法，要注意扩展要有所依托：物景、细节等，不是凭空而来的；同时扩展一定要合理，不违背原文原事，不要戏说。

3.组合排比，也可以称作“多料合用”。它是指将同一类素材进行精当表述，组合在一起，共同论证同一论点。其优点是显得材料充沛、论述有气势。使用该技法时，应注意语言表达要精当整齐，不能一味地堆砌材料，要合理排列顺序（比如按时间先后、由主到次等）。

技法延伸

1.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西楚霸王项羽仁善勇猛却武断无谋，刘邦深谋远虑，却有失于阴险。对待他人，对待英雄人物，我们不能求全责备，要用一颗宽容的心去包容他、接受他。对待身边的人，我们也应如此去包容、接受。这样才能更多地看到生活和人性阳光的一面。（《乌江水・霸王情》）

一说起刘邦、项羽，大家可以得出不要骄傲、英雄无悔、注意策略等论点，但文段则另辟蹊径，旧例翻新，得出人无完人、不能求全责备的立意来，着实下了一番心思。

2. 司马迁心神不安若有所亡，是一死了之，做个烈臣，还是忍受耻辱，完成史书的著述？他选择了后者，并以生践志。正是因为这心灵的选择，才成就了“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屈原脸色憔悴，头发散乱，在江边一边走一边沉思，是与世推移随波逐流，还是继续坚守自我保持高洁？他选择了后者并以死明志，正是因为这心灵的选择，“行廉志洁，与日月争光”的美誉才烛照千古；端午节时，龙舟竞渡的盛况才流传至今。 蔺相如面对廉颇的傲慢无礼，是奋然回击，还是包容回避？他想到了强秦的威胁，想到了赵国的安危，他选择了后者。正是因为这心灵的选择，才赢得了廉颇的负荆请罪，赢得了将相的和好，赢得了赵国的安宁。（《心灵的选择》）

面对司马迁、屈原、蔺相如这三个旧例，作者不只谈苦难、气节、忍耐，而紧扣“走出自我小天地”这个主题，从常见旧谈中向前一小步，独辟蹊径，得出“心灵的选择”这个主题。

3. 江南，是你心灵栖息的地方。

古往今来，多少人在这里寻找到了生命的归宿。传奇女子三毛，浪迹天涯几十年，头发上什么风都有的她，一来到江南便哭了，像见到了亲切的老祖母，她终于找到了生命中可以停歇心灵的地方。江南巨贾沈万山，历经商场的风风雨雨，最后仍定居在周庄的水边，不再争名逐利。还有不留名的文人隐士，或许他们也曾想金榜题名、仕途得意。然后日复一日的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终于，他们累了，于是他们打点行囊，到了江南，终老于斯。（《栖息江南》）

在这两段文字中，作者连举传奇女子三毛、江南巨贾沈万山、不留名的文人隐士群体形象三个典型例子，共同说明了“江南，是你心灵栖息的地方”这一主题。文字表述精当，论证有力，其表达效果当然是孤零零一个例子所不能企及的。

技法2关注现实

名师简介>>

康国军，任教于浙江省玉环实验学校，多次参加浙江省高考作文阅卷，是高考优秀评卷员，曾获“中国中学语文教学论文评比”一等奖，浙江省第七届教师读书征文一等奖。近年来，康老师在《中学语文教学参考》《语文学习》《语文月刊》等报刊上发表文章300余篇，主编或参编几十部教辅类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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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高考上海卷作文试题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更容易进入大众视野，评价他人生活变得越来越常见，这些评价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人们对“评价他人的生活”这种现象的看法不尽相同，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对这种现象的思考。

要求：（1）自拟题目；（2）不少于800字。

考场佳作

别人的风景我的梦

如今，点开各类社交软件，讶异于时时涌来的庞大信息的同时，我们的视线已然沉落在了周围人的生活中。朋友圈里的点赞、评论……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看似融洽的交流，可对自我与他人而言，这样的评价终究能获益多少？

细思种种对他人生活的评价，我以为，理性的评价是建立在尊重的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思想的碰撞，帮其融入他人生活的同时，也可寻得自我生活认知的某种平衡。

空间里有人晒出旅游照，其中不乏骑在伟人雕塑上、脚踹樱花树制造“樱花雨”、冒着生命危险以迎面开来的列车为背景，我们点赞；有人记述在日本买回多少马桶盖，我们羡慕、点赞；而有人看到自己的偶像被人批评，于是义愤填膺，誓要大开口水战；台湾艺人范玮琪“不合时宜”晒出两个孩子的萌照，有人破口大骂……（此处列举数个新近发生的事件，串连成画，显材料之丰富、内容之集中，有力地论证了“要在尊重他人的基础上理性对待他人评论”的观点，达到了1+1+1>3的效果。）于是我不禁想问：元芳，你怎么看？我想，评价应基于尊重，它绝不是一味地盲目肯定、点赞，也不是对他人行为的随意指点、道德绑架，而应是一种平和理性的思考与表达。

评价他人的生活，我们要学会真正尊重他人的生活，而不是缄口不言。我们的身边不乏许许多多的琐碎小事，有善有恶，倘若人人退缩一旁，保持沉默，固然减少了许多碰撞与纷争，但我们也渐渐失掉了心中的准则，成为了冷眼旁观的看客。我们坚守的所谓“尊重”，只会成为怯弱、冷漠、虚假的借口。在尊重他人的基础上，站在理性的高地、以理性的眼光表达自我的观念，勇敢地相互交流，促进彼此提升才是正道。如今各类报纸上的时评，之所以能够引人注目，是因为作者肩负关注他人生活的责任感，加之以理性的思考，有时看似针锋相对，却能让人们在碰撞中走向深刻。

其实，评价他人的生活，不仅仅关乎他人，更关乎自我。正如卞之琳有一首小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评价他人的生活，应是一次省视自我的过程。春晚上，一曲《华阴老腔一声喊》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民族音乐中那铿锵而绵长的气势与力量，引发了我们对行将消亡的华阴老腔等传统文化的关注与思考。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中，修复师那细微而小心的动作、那专注和严谨的眼神无不让人倾叹。我是谁不重要，我做的事才重要。即使你并未发表长篇大论的评价，当我们看到匠人们对艺术与传统的执着，看到文物修复师在寂寞中沉浸的匠心，自然就有了清醒的认知与评定，继而反观自我，犹如沐浴宝石的光芒，我们的观念、生活态度也会注入高贵的光辉。（援引2016年春晚节目《华阴老腔一声喊》和上半年热播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两则材料，材料新颖，文化韵味厚重，例理结合，干净清爽，绝不拖泥带水。）

穿行在繁杂的现代社会，我们该如何用理性的言语欣赏别人的风景？如何借别人的风景装饰我们的梦？在尊重他人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在借人省己的情怀下不断前行。

技法指津

本文运用了大量的时鲜热点素材，让文章具有现实针对性。众所周知，高考作文阅卷时间紧、任务重，阅卷老师根本没有充分时间去仔细阅读一篇作文，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能在瞬间吸引阅卷老师眼球的素材就成为了能快速提升你作文分数的不二法宝。而热点、时事类素材往往就能达到让阅卷老师耳目一新的效果。在使用热点、时事类素材时，可以采用以下方法：

1.小处切入，专注―点。热点素材，往往影响很大，涉及面广。我们必须从小处入手，寻找与作文主题相关的“点”，切忌面面俱到，眉毛胡子一把抓。如，关于在美国哈佛大学第365届毕业典礼上演讲的首位中国留学生何江的热点事件，我们可以抓住他如何在赏识教育下蜕变与逆袭，也可以针对他分享的“蜘蛛咬伤轶事”来写精神脱贫的迫切，当然还可以说梦想、选择等。但使用时一定要精炼浓缩，从小处入手，专注一点。

2.概括热点，提炼主题。对于大家耳熟能详的时鲜事件，没有必要再做详细叙述，取而代之的应是对事件本身的高度概括，进而提炼出主题或观点。如，优秀作文《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作者在使用甘相伟、于敏等热点事例时，并没有大肆拓展与详述叙述，而只是简单概述其一生，着重突出他们选择了自己的路并走向了成功。

3.再现情景，抒发真情。有些热点素材，也许概括运用不足以达到材尽其用的效果，从而造成一种浪费，少了一番魅力。此时，我们可以精选某些细节，再现情景，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及看法。如2015年高考天津卷优秀作文《“五道杠儿”与重庆大妈》，作者在使用“五道杠儿”黄艺博的热点事例时，并没有草草概括，而是描其神、绘其行，从而把他那“味儿”“范儿”展现得淋漓尽致。

技法延伸

1.就在几个月前，一条轰动性的消息震惊了中国历史学界。“史学天才”林嘉文，年仅十六岁便出版了两部影响颇深的著作，并早已被北大历史系提前录取的他，却留下遗书，选择了跳楼。与此同时，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青年才俊江绪林也于家中自缢。两个在各自领域拥有不凡成就的年轻人，就这样消逝在人们的视野当中。林的遗书中充满坦然、平静，仿佛真若超脱的仙人。对此，杨澜曾说：“我未曾亲眼见过两位，但在遗照中，我看到了林的空洞、江的惊惧。既然大多数人都活在现实中，那么就让我们的心更热些、血更冷些、骨更硬些。”究其根本，到底是天才的脚步太快而常人无法企及，还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壤没有生长天才的契机？ （《找寻苛求与能力平衡》）

“史学天才”林嘉文、青年才俊江绪林自杀事件都发生在2016年2月份，文章切中时弊，与现实对接，分析鞭辟入里，发人深省。

2.纵观当今社会，人们一谈教育必言赏识，谈“惩”而色变。在这种赏识教育的温室里，孩子们失去了最基本的挫折承受力。有的家长为了激励孩子学习进步，口头表扬不起作用之后，便是不惜重金奖励，而面对孩子成绩下降时却敢怒不敢言。因为家长们担忧：长春17岁男孩因父母的几句批评跳楼身亡了。因为老师们害怕：徐州丰县某高一学生因在数学课上看小说，被老师批评了几句后跑出教室从5楼跳下去了；扬州一小学生因不愿意打扫卫生被老师批评而负气跳楼轻生了。老师们更是恐慌：湖南桃江一学生因不叠被子被老师批评而跳楼，教师夫妻被逼下跪之后没有丝毫的教师尊严了。这些生命之花为何如此脆弱？因为在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中缺失了惩罚，就像长期生活在温室里的花儿一样经不起风吹雨打。在缺失磨难与挫折教育的环境中，我们很难培养出多次被贬而乐观豁达的坡，更难以出现忍辱负重而奋笔疾书的司马迁。（《教育，不能缺失了“掌痕”》）

文段联系现实，从反面列举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极端例子，点面结合，有力地论证了“掌痕”在教育中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技法3正反对比

名师简介>>

邢延，中学高级教师，现任教于部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江苏省四星级中学――江苏省海门中学，南通市学科带头人，海门市教研室名师工作室成员，曾获全国中语会优秀课例评选一等奖，多次参与南通市高三语文模拟考试审题工作。邢老师专注于阅读与写作对接的研究，在省级以上刊物上数十篇，指导学生作文成绩突出，数十位学生在全国级和省级作文大赛中获特等奖、一等奖，系《课堂内外・创新作文》特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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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高考江苏卷作文试题

根据以下材料，选取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文体不限，诗歌除外。

俗话说，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有人却说，有话则短，无话则长――别人已说的我不必再说，别人无话可说处我也许有话要说。有时这是个性的彰显，有时则是创新意识的闪现。

考场佳作

我言秋日胜春朝

无意中翻到马远的《寒江独钓图》，几点波纹，几抹残云。一扁舟，一钓叟，除此之外，满卷皆虚空。

这叫留白，是中国水墨画中宕开的浓重一笔，全卷只有几处重点物像是细心勾勒的，其余只是略作铺陈，甚至不沾半点墨，全卷意蕴于是从二维纸面伸展成了无限。

留白是与前人的叫板，南宋马远与夏圭，人称马一角、夏半边，二人尤善留白。而宋前的山水画师，大多是事无巨细，皆一一列举下来。怕是远见草丛中的几块石子，几块污秽的牛粪，前人也会一丝不苟地记录下来，装裱以登大雅之堂。布满画纸的山水，自也有它的美，碧水蓝天，枯藤怪石，强烈的视觉冲击，符合千年来中国人的审美态度。仿照古人的《清明上河图》，一千多人物，雕梁画栋，飞桥屋檐，美、大气。但马远与夏圭，偏不爱这耗尽精力体力的活儿。再者，前人已留下大量如此详尽的山水画，再走这条路，恐怕历史上只会多两个无名的山水画师，却少了马一角和夏半边。（将马远、夏圭与宋前的山水画师进行对比，指出他们留白手法的特点及好处，有力地证明了“留白是与前人的叫板”的观点，同时也是对材料中关键词“创新”的照应。）

古诗云：“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这是乐观与通达，也是个性与创新。自古太多的悲秋怀古，似乎一到秋天，日历一撕下，人的心境也会转凉，尽管那炎热与夏天别无二致。“前人之述备矣！”秋，承载了文人骚客太多的悲伤情怀，有“天凉好个秋”，也有“物换星移几度秋”，还有“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只有这一声啼鸣，唤起了后世对秋的审美。“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那成排的雁、鹤不同于以往，成了欣欣向荣的象征，成了最美的秋词。（将刘禹锡的诗歌与悲秋怀古诗进行对比，突出刘禹锡诗的积极昂扬和不同于传统诗歌的特点，也是刘禹锡与众不同的表现。）

这便是唱反调、叫板之美。有些话，别人也说过，我便不必再附庸风雅：只有别人无话可说时，才是我的主场，我的黄金时代。

国学大师陈寅恪不正是这样的人吗？面对一个，他不似别人那样心怀芥蒂，而以别样目光看她，在晚年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以口述的方式写就了这部八十万字巨著《柳如是别传》。这是个性与创新，也是对人性的敬重。

同样，韩干，那个画马的宫廷画师，亲身入马厩，与马儿共同生活，不听从老师的劝诫，才成就了《照夜白》。韩干的马，大多腰体肥田，怒目圆睁，不像以往画师的瘦马，病不拉几的。（在陈寅恪和韩干的例子中，将他们两人分别与“别人”“以往画师”进行对比，从而突出他们各自的特性。）鲁迅先生的话犹在身边萦绕：“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是的，只有于杂草丛生处辟蹊径，才能避免在他人的康庄大道上流于平庸，才能成为为人记住的开路人，才能成为有个性的个体，才能成为和马远、夏圭、陈寅恪和韩干一样的人……

在不断流淌的长河中，尽管洪流碾过，轰隆巨响，我却依旧能听到“我言秋日胜春朝”的响亮啼鸣。

技法指津

“有比较才有鉴别。”正反对比是一种常用的、有说服力的论证方法，即把两种事物加以对照、比较，从而推导出它们之间的差异点，使结论映衬而出。对比，可以使正确的论点更加牢固、更加突出，展现作者思维的辩证性。事例论证中的正反对比，通过一个对象与其他对象的对比，以突出这个对象的某种品质、特点，从而突出观点，增强说服力；道理论证中的正反对比，有助于更好地厘清概念或观点的内涵，辩证分析认识事物。

一般来说，正反对比主要有横向对比、纵向对比等几种方法。前者指把不同的事物组合在一起，以突出它们的特征区别的对比方法。它常常是通过两者不同的态度、做法等来显示两者的不同特征。后者指的是一个人或一件事前后差异形成的对比，也叫先后对比、前后对比。运用正反对比法要注意以下几点：

1.围绕中心论点选择比较材料，确定对比点。所选对象必须是两种性质截然相反或有差异的事物。此外，论证时要紧扣文章的中心。

2.正反论证应有主有次。若文章从正面立论，主体部分则以正面论述为主，以反面论述为辅；若文章从反面立论，则以反面论述为主，以正面论述为辅。

3.运用正反对比的目的不是仅仅列举现象，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对比来阐明事物的内涵，指出某一事物的意义与价值等，发挥其在论证中的作用，把道理讲得更清楚。所以既不要刻意为之，也要注意论证的目的，不能流于泛泛。

技法延伸

1.智慧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蛰居，而是艺高人胆大的能力。在一个从眼镜度数判断学历深浅的时代，智慧总被人误解为文凭之高、知识之丰富。智慧不是学校教育中书本的内容，它与知识或有关系，却并不画等号。王熙凤身为刚出阁的少女，论学识必不如林黛玉渊博，却协理宁国府，将事务治理得有条不紊。反观如今层出不穷的“专家”，知识有余却常识不足，实践能力低下。智慧往往存在于社会交往与自我生活中，那些在生活中游刃有余、井井有条的人，想必都是些身怀智慧的人。（《智慧的境界》）

作者在指出智慧特点的基础上，将王熙凤的能力与如今“专家”的“本事”进行对比，进一步肯定社会交往与自我生活中有能力之人方称得上是智慧之人，突出自己观点的正确性。

2.著名书法家文征明从小就不聪明，而他的同窗却是天资聪颖的天才儿童唐寅，两相比照，更显出文征明的迟钝笨拙。而文征明的父亲却豁达地接受了自己孩子的不足，鼓励儿子坚持学习取得进步，并说：“吾家有子幸晚成。”正是父亲的明智，使得文征明得以一点一滴地进步，最终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书画大家之一。（《奖进罚退，方为正道》）

在这段文字中，文征明与唐寅的横向对比不是重点，重点在于文征明小时的迟钝笨拙与后来的杰出成就进行纵向对比，通过他的发展过程，突出文征明父亲的明智与教育的成功。

3. 人都是贪恋安逸的动物，我们之所以宁愿抛弃自我的灵光，以空荡荡的身躯随波逐流，是因为我们相信既定的道路十分安全。同时，我们也在惧怕，惧怕自己不小心踏入了那未知的、前途未卜的道路，使得自己与人失联，独自坠入深渊。于是，我们给自己的思维设了限制，不敢越雷池一步。殊不知，自我的拯救已然将探求真理的机遇扼杀在摇篮中。（《真理之路》）

通过人自身对既定道路的自信与对未知道路的惧怕对比，引出已知与未知的关系。立足人自身，对比鲜明，颇有说服力。

技法4直接引用

名师简介>>

孟晓东，中学语文高级教师，中国写作学会青少年写作研究中心理事、研究员，现任教于安徽省淮北市天一中学（淮北一中分校），近十年来连续担任高三语文把关教师。在作文教学方面，成效显著，指导学生发表习作多篇，辅导学生在各类作文比赛中连夺佳绩；教研方面，收获颇丰，为多家报刊特约撰稿人、多家教辅类期刊栏目主持，被多家刊物作为重点作者予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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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高考北京卷试题

《白鹿原上奏响一支老腔》记述老腔的演出每每“撼人胸腑”，令人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老腔”已超越其艺术形式本身，成为了一种象征。

请以“‘老腔’何以令人震撼”为

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从老腔的魅力说开去，不要局限于实散文的内容，观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合理。

考场佳作

“老腔”何以令人震撼

每每“撼人胸腑”，令人有种“酣畅淋漓”感觉的“老腔”，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超越了艺术形式本身，成为了一种象征与寄托。在我看来，“老腔”象征与寄托的是人们的乡愁。所谓“乡愁”，是人们对故乡的依恋与牵挂。从古至今，乡愁都是每一个人绕不过去的坎儿。

盛唐之时，浪漫主义大诗人李白挥毫写下的《春夜洛城闻笛》：“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此诗不就让人们见识了“折柳曲”在将士内心所产生的巨大作用了吗？（直接引用浪漫主义大诗人李白挥毫写下的在将士内心产生过巨大作用的《春夜洛城闻笛》，撩拨起了读者内心的情感之弦。）如今的“老腔”想必也会让每一个熟悉它的人闻之而动容吧。

上世纪70年代，20多年没有回过大陆的余光中思乡情切，在台北厦门街的旧居内赋诗一首：“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写完后，诗人热泪盈眶，沉吟良久。这，就是后来被海外游子不断传诵的《乡愁》。恐怕没有人能统计出，这首《乡愁》曾拨动过多少人的思乡之愁。（直接引用余光中思乡情切时创作的曾拨动过多少人的思乡之愁的《乡愁》，让人感同身受。）如今的“老腔”，想必也是拨动了听者的心灵之弦，才有了“撼人胸腑”的艺术魅力吧。

时间进入21世纪后，先是有南京的“梧桐保卫战”，留住南京的乡愁；后有“老武汉”新书出版，留住武汉的乡愁；再有陕西为方言建档，用声音留住乡愁……层出不穷的关于“留住乡愁”的报道，让人们懂得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每一个传统村落，都是一本厚厚的家书。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个传说、一段历史都记忆着文化，承载着乡愁。乡土记忆在历史的洪流中越积越厚，浓浓的乡愁也变得立体而鲜明。“老腔”作为地方戏曲，唱腔昂扬豪壮，其字音押韵以方言为基础，用方言演唱，更接近原始和传统，其所能触动的乡愁，想必无人能够抵御得了。

时代变迁，推陈出新，但“老腔”却依然富含魅力，它就像崔颢笔下的《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结尾处再直接引用经典诗歌，让文章氤氲着浓浓的文学气息，彰显着作者的文化底蕴。）它们都用自己的文化底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激荡出美丽的浪花。

技法指津

《“老腔”何以令人震撼》引用诗词，采用的是文中引用，即在文章主体段落中直接引用古诗词，然后将“老腔”中所蕴含的乡愁因素发掘出来，从而撩拨起读者内心的情感之弦，不仅收到了“动人心者，莫先乎情”的效果，还彰显了作者的文化底蕴。在写作中，除了这种引用方式外，还有以下几种引用方式：

1.引在标题

题目是文章的“眼睛”，是文章内容和读者情感心理交融的第一个接触点，是让人一见钟情的因子。靓丽别致的标题常常能收到引人入胜、先声夺人的效果，赢取阅卷老师良好的第一印象，得到理想的作文分数。

2.引在开头

“万事开头难。”引用开篇，常常可以收到“凤头”之效，写作者何乐而不为呢？如优秀作文《磨炼也是一笔财富》引用古诗开篇，既可避免因创新不易而造成的风险，又把写作者的学养以最快的速度呈现在阅卷老师的面前，无疑是明智之举。

3.引在结尾

文章结尾引用古诗词，可以卒章显志、画龙点睛，让文章结尾更加给力，常常能收到“豹尾”之效。高分作文的作者绝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

4.引在首尾

首尾均引用，可以让文章圆合、天衣无缝。

技法延伸

1.“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每每读起这句诗，不禁感叹细雨与闲花的寂寞。当那迷蒙的小雨，一点一滴地打落在罗衫之上，谁说这感情不滂沱？不然怎的浸湿了整件衣裳？当那柔美的花朵，飞舞旋转飘落在青石路上，谁说这感情不壮烈？不然怎的铺满了整条幽径？然而它们却是“看不见”“听无声”的。（《细雨闲花皆寂寞 文人英雄应如是》）

唯有将诗词与情节水融，将诗情与自我情感相接，才会诗文合璧、美丽动人。作者巧借引用古诗，既显示了自己的文学修养，增加了文章的品味，也使文章的扣题与入文、起笔与入笔轻松自然。

2.阅读似茗，需细细品味，需在风静人定的夏夜想起那“留得残荷听雨声”的闲情；需在金风袅袅的黄昏想起那“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婉约；需在浩浩江水边想起那“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放。深阅读，是一种更贴近心灵的阅读。手里捧着书，在幽幽荷香中，温一壶月光下酒，在字里行间聆听，来自远古的清音。（《深阅读之美》）

该文作者没有满足于描写自己手捧书卷、置身荷塘月色之下的情景，而是让这独特的环境与诗词默然相逢。倘若这段文字里没有那三句诗词，阅读的这种美感与美好就无法展示得如此形象，书中的那份闲情逸致、婉约凄楚以及大气豪放，自然也无法淋漓尽致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另外，由于引用恰当，读来也毫无做作之嫌。

3.历史的绵延反复，造就了那些多愁善感的“儿女文人”。杨柳岸上，晓风残月中，柳永泪眼随兰舟逝；大明湖畔，趵突泉边，李清照此情无计可消除。柳七、易安不愧是婉约词派的双璧。“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让人心情轻快，而“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使人不禁忧伤；“多情自古伤离别”，惹人平生多少心事。时光如水，春去秋来，物是人非的悲剧，犹如滴血的利刃。词人们把它揉碎了咽下，宁可肝肠寸断，也要噙着泪花带着微笑说：“往事如烟啊！”留给我们的，也只是一个怅然离去的背影罢了。（《静听唐风宋雨》）

写唐宋，自然离不开诗词。于是文章或直接引用，或巧妙化用，字里行间有信手拈来的经典佳句，也有了无痕迹的诗化意境，满含真情地表达了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独特感悟与深厚情感。读如此佳作，如品上等香茗，真是韵味悠长啊！

技法5化用诗词

名师简介>>

韩延明，任教于陕西省商南县高级中学，汉语言文学研究生学历，中学语文特级教师，陕西省教育科研型名师，高考作文研究专家，教育部国家教师科研基金重点课题“书法与欣赏学力培养与研究”科研组组长，全国教科研先进个人。韩老师先后在《高中语文教与学》《语文建设》等核心期刊千余篇，出版《高中语文应试宝典》等六部专著，系《课堂内外・创新作文》特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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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高考全国新课标卷Ⅱ作文试题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语文学习关系到一个人的终身发展，社会整体的语文素养关系到国家的软实力和文化自信。对于我们中学生来说，语文素养的提升主要有三条途径：课堂有效教学、课外大量阅读、社会生活实践。

请根据材料，从自己语文学习的体会出发，比较上述三条途径，阐述你的看法和理由。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

考场佳作

何处消得泼茶香

不同于公式的堆砌，语文更像是一块茶饼，课堂教学与课外阅读固然能教会我们沏泡并品味它的方法，但唯有生活实践才是那一瓢沸腾的汤水――语文唯有与生活相遇，才能涤荡出其清茗的滋味。

亦如茶不离水，语文也离不开现实生活。国学大师王国维曾在《人间词话》中论证造物之境与写物之境，终于觉得诗中三味：唯有意境与情感均来自于现实者，方能于诗词中写出大境界。无论是太白梦中四万八千丈的云里天台，抑或是朱淑真笔下躲闪在海棠亭畔的婉转莺声，此般如梦似幻的照影惊鸿，也尽是从生活点滴中窥得的。（为阐释语文素养的提升离不开社会生活实践这一观点，作者在此段巧妙化用了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朱淑真《眼儿媚・迟迟春日》中以及陆游《沈园》中的诗句，把平淡的生活描述得有声有色、如梦似幻、生动可感，增添了文采。）

亦如茶中淡雅甘甜，语文最不能离的便是那真挚的情感。而生活正是栽培真情的一块温厚土壤。若没有那江南杏花春雨的滋润，我们又怎能听到那坎坎伐檀声中的情思惆怅？走过那零雨其鞯亩山，千年之前征夫离乡时落下的热泪，正滴落在我们的心上。儿时熟稔了“低头思故乡”，可唯有我们漂泊无依时才会明了，那月色下的捣衣声是声声打在自己思乡的心上。（为论证“生活正是栽培真情的一块温厚土壤”，作者大量化用古典诗词入文，幻化出一幅幅生动可感的画面，把抽象的情感描述得清晰而逼真，丰富了文章内容，更增添了文化品位。）

诚然，课堂与书本就如细腻的瓷釉，能将语文这碗茶装点得赏心悦目，但唯有生活中的甘与苦，才是蕴含在茶中的精华。不然，为何词章精美的官场应词频频遭人诟病，而一首语言固陋的《公无渡河》，却以其最真实而又痛忱的呐喊感动了世人？唯有回归生活，我们才能触碰到最真实的语言和文字，才不会让我们的语文素养永远囿于那些空洞的说教之中。

课堂与书本亦如茶盏，是承载语文的重要工具。然而，工具可以用模具打造出无数相同的模样，而那栽培茶叶的生活之土，每个人都只有那独一无二的一块。

“看到月亮便是思乡，目见梧桐即是悲秋”，若我们的语文真的变成了一个个公式，那一切情感的流露都只会变得苍白无力。考卷上的大雁即是思乡，殊不知那河边雁丘之上还有“问世间情为何物”的窥探；书本中一篇《秋声赋》，从此秋天都等同于悲，却偏有人高唱“我言秋日胜春朝”――无可厚非，课堂是形成语文素养的沃土，书本是提升语文素养的捷径，但只有融自己的真情实感于生活之中，才能沏出一碗拥有自己味道的语文香茗。（本段中作者将元好问《摸鱼儿・雁丘辞》中的词句“问世间情为何物”和刘禹锡《秋词》中的诗句“我言秋日胜春朝”巧妙镶嵌在句子之中，与文句水融，不可分割，读来理趣互见，文化味儿十足。）

诚然，课堂与书本能让我们更好地享受语文，但生活才是真正能够享用的语文。生活是去年的新雪，只待我们投以满怀的情感，去温一杯感动人心的茶。

毕竟，辞藻的堆砌成就不了一首感人肺腑的《上邪》，然而一颗炽热的热爱生活的心却可以。

技法指津

所谓化用，就是截取诗词的某一部分直接变成我们的作文语言或者是用自己的语言去演绎诗词的意境。在高考作文的写作中，通常可以用到以下几种化用方法。

1.摘取词语，巧妙连缀。顾名思义，这种方法就是摘取古诗词原作中充满诗情画意而且知名度高的关键词，让人一目了然，心领神会。摘取大量古诗词名句中的关键词语，如上文第三段中的“杏花春雨”“坎坎伐檀”“东山”“征夫”“捣衣声”等，一个个不同的场景展现出一幅幅充满真情的动人画面，不禁让人联想到原诗作中那难忘的意境，并被深深地感动和感染。

2.诗句重组，再现意境。即根据主题表达的需要，把原来诗句中词语的顺序拆开、打乱，然后重新组合，再现原作的意境，用以描写场景或证明观点。这些诗句可以是不同诗人的诗句，也可以是同一诗人不同诗作中的诗句。如上文第二段对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朱淑真的《眼儿媚・迟迟春日》、陆游的《沈园》中的诗句进行重组，把平淡的生活描摹得动静有致、声色俱佳。重组诗句一要考虑主题的需求，凸显要点；二要根据表达的需要，做到有诗意、有文采，让读者在美的享受中知是非、明道理。

3.巧妙嵌入，无痕连接。如上文第七段中，作者将元好问《摸鱼儿・雁丘辞》和刘禹锡《秋词》中的诗句顺手拈来，巧妙镶嵌进自己的语言中，使之成为句子中的某种成分，与句子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使用嵌入法，要准确理解原诗词的意思，确保嵌入后的语句文从字顺、表意明确，尤其注意不能出现病句。否则会弄巧成拙。化用诗句的数量以两至三个为宜――少则没有气势，多则显得拖沓。

技法延伸

1.空中飘过一丝云儿，如棉絮，轻轻的，柔柔的，这就是语文；初升的朝阳光芒万丈，生机勃发，这就是语文；如血的残阳映红半边天，让人无限留恋，这也是语文。语文是那巍巍昆仑，是那草叶上久久不肯滴落的露珠，是古城旧都中国色天香的牡丹；语文是那无声的冷月，是那静谧的荷塘，是秦皇岛外滔天白浪里的渔船，是那青天里的一行白鹭，是那沉舟侧畔的万点白帆，是那山重水复后的柳暗花明。（《墨香如缕是语文》）

这段文字大量摘取白居易、杜甫、陆游、等古今名人诗词名句中的关键词语，将其中的意象不动声色地嵌入文字当中，勾画出一幅幅优美的意境，带领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似曾相识的幽远美妙的境界。

2.一只白色的蝴蝶向远方游去，飞过一望无际的平原，飞过连绵起伏的高山。它欣赏着圆圆的长河落日，品味直上云霄的大漠孤烟。与落霞齐飞的孤鹜是它的伙伴，与长天一色的秋水是它的乐园。它扶摇直上，忘记了人间的是非荣辱；它遗世独立，摆脱了世俗中生死名利的纠缠。它不知飞到了何处，要去何方，只知道从从容容地飞翔，安安静静地生活。（《生命的乐章》）

作者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语序打乱，调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语序，以此衬托景观的壮美，意境开阔、音韵和谐、美不胜收。

3.在现实生活中，白居易如果没有发现小草的坚忍顽强，就不会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绝唱；周敦颐如果没有观察莲花的生长环境，就不会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礼赞；王维如果没有亲身到过边塞的经历，就不会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画卷；陶渊明如果没有隐居田园的心境，就不会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篇……做生活的有心人，你才会发现自在的娇莺、凌寒的梅花、松间的明月……大千世界，万事万物，美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唯生活的有心人，才有慧眼发现。（《做生活的有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