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范文
时间：2023-04-18 18:16:39
社会转型范文第1篇
一、社会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
(一)利益相关性凸显。利益是一个价值范畴，指与人的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东西。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只要有人类存在，就有人的各种各样的利益，就有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在计划经济时期，分配上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色彩，个人利益的实现主要由集体和国家直接调控，收入差距也不大；加之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和集中精力搞阶级斗争，使得人民内部矛盾多集中在政治思想领域，淡化了物质利益矛盾，或者说，物质利益矛盾处于隐性状态，不普遍、突出。2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已经使人们逐渐接受了差异性、个性化的社会，群众的生活观、价值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受市场作用的驱使，经济利益、物质利益成为生产、生活的主要驱动力，人们更重视和追求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实际利益，功利主义价值取向逐渐凸显，从而使经济利益矛盾和物质利益冲突成为引发矛盾纠纷的核心内容。诸如失业、下岗、协保、医保、动/拆迁、物业管理等等，都是由经济利益或物质利益引发的矛盾纠纷，而且相当多的矛盾纠纷的发生都具有其合理性，极易引起社会的同情。
(二)群体性矛盾增多。社会转型期不少利益矛盾都是存在于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因此，一旦出现利益矛盾，就不单单是个体性利益矛盾，而是群体性利益矛盾，这种群体性利益矛盾，往往造成的增多。特别是很多矛盾都是由于政策性因素所引起，涉及的对象也往往是一个群体，他们住在同一地区或在同一单位，有相同的利益受损的背景，只要有人挑头，马上就群起响应。比如，企业倒闭破产、职工下岗待岗、拖欠职工工资、打白条、农民负担过重、土地承包、征地拆迁安置、医保改革等，这些问题往往带有普遍性，涉及到很多人的切身利益，极易在一些人的组织串联或煽动下，酿成。
(三)矛盾对抗性增强。人民内部矛盾一般来说不具有对抗性。但新的生产关系的调整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格局，使得人民内部的经济差距急剧扩大。这首先引起了矛盾主体强烈的心理失衡，为矛盾对抗程度的加大提供了主观条件。而在客观上，利益差距的扩大确实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处于不同的境地。当人们在物质利益发生冲突而又得不到妥当处理时，容易向对抗性的方面转化，造成公开的冲突。如上述群体矛盾就极易以停工、罢课、集体上访、也可能因财产纠纷、资产分配、土地使用等问题，爆发激烈的纠纷和暴力冲突。而在一些“天高皇帝远”的偏僻农村，素质极低的村官常常横行乡里，激起民愤，酿成恶性对抗事件。概言之，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的对抗性较过去更为激烈。
(四)党群、干群矛盾突出。领导干部所处的特殊地位和手中所掌握的相当权力，使他们经常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成为各种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领导干部是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担负着动员、组织和领导人民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职责。但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有些干部出现了不适应和不胜任的情况，领导人民群众致富无术，却喜欢弄虚作假、浮夸虚报，搞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完全脱离人民群众，忽略人民群众利益，漠视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更有个别干部完全丧失党性原则、做人准则。在经济领域乱收费乱罚款，索贿受贿，贪赃舞弊，直接侵犯群众利益；在政治领域卖官鬻爵，钱权交易，执法枉法，肆意践踏人民群众的权利，压制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在思想文化领域金钱至上、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对有害的思想观念放任不管，推波助澜；在社会领域，生活侈奢靡乱，放纵黄赌毒，甚至与社会黑恶势力沆瀣一气，充当他们的“保护伞”，欺压人民群众，影响极为恶劣。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导致党群、干群矛盾尖锐、突出。
(五)处理的难度增大。群众要求解决的一些问题，有的是历史遗留问题，有的缺乏政策、法律依据，处理起来比较棘手。有些人民内部矛盾跨地区、跨部门，协调难度大。一些，往往是较多人的过激行为或一般违法行为，与少数人的严重违法行为及敌对势力、敌对分子的捣乱破坏活动纠缠在一起，更是增加了处置的难度。
二、社会转型期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社会根源
引发社会转型期的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源可以归纳为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心理四个方面：
(一)经济根源。正如一切生物体的生长、发育都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一样，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同样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命令是利益分配的主要手段，利益分配也相对比较平均，所以，各地区、行业、职业、单位、个人之间直接的利益矛盾并不突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分工的细化，各利益群体不断分化。再加上利益分配机制还很不健全，不同的社会群体、社会成员在生产要素的占有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而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按劳分配、按要素分配等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格局。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意味着利益实现方式的多样化、复杂化。这就使得利益主体的实际收入差距突显出来，引发了人民内部富裕者与贫困者、先富者与后富者、合法致富者与非法致富者之间的矛盾。再加上存在人为的分配不公，进一步导致人民之间经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从而触动了“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3]，加剧了这一矛盾。
不仅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会引发矛盾冲突，在同一阶层内部，也存在着一定的利益矛盾。比如，在工人阶级这一利益群体中，又出现了国有企业工人群体、乡镇集体企业工人群体、混合所有制企业工人群体、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工人群体等，这些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存在着矛盾。由于人民内部利益群体呈现多元化格局，使得群体之间的利益界限分明，群体利益要求明确，群体利益矛盾明朗化。
(二)政治根源。主要表现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部分官员的以及干群关系紧张。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谈到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时，明确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强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先进的制度，也应该建设最先进的政治文明。其中应包括规范、完善的民主政治制度和与之相配套的政治运行机制、监督机制，以及确保这种制度和机制理性运转的规范程序。从观念层面来说，先进的政治文明还包括进步的政治思想、政治道德、政治理念(如民主、平等、自由、人权)以及公平、公正、公开的办事原则；与之相对立的，则是不文明的甚至是野蛮、蒙昧的政治观念，如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以及人治观念等。此外，民主、高效、廉洁的行政观念也应该是先进的政治文明题中应有之意；与之相对立的则是地方保护、司法腐败等。
先进的政治文明是我们的追求和建设目标，但现实中，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不但与先进的政治文明的要求还有相当距离，而且与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的要求也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其一，我们的民主政治制度、政治运行机制、监督机制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各项政治制度之间的权力关系，特别是党的领导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政治体制中的民主机制不充分，还不能保证政治权力产生和运行的民主得到充分发挥；直接民主制度不完善，上下沟通的渠道不畅。其二，有些人的政治思想、政治道德、思维方式还有许多落后陈旧的东西，少数干部的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以及人治观念等还相当严重。以上制度、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以及政治思想观念的陈旧落后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导致诸多消极后果。首先，“权力过分集中”。“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接受监督和制约的观念非常淡薄，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4]正是由于这一弊端，使得家长式人物绵绵不绝，滥用权力的现象相当普遍，也导致不少位高权重的领导人的违法乱纪、、腐化堕落行为不能及早发现查处，引起群众不满。其次，由于“官本位”思想的存在，在一些单位和部门，还存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有的干部把“官位”看作谋权生财之道，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大慷国家之慨编织关系网，大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虚报浮夸、、形式主义以及政绩工程，而对普通群众的困难和疾苦漠不关心。最后，导致被管理者参与管理的渠道不多不畅，参与意识普遍较弱，参与管理的程度十分有限。
这一切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造成了干群关系的紧张，有的本来属于市场主体之间的矛盾也往往转化为与政府之间的矛盾，甚至引发激烈冲突，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了政治稳定，而的存在以及上下沟通不畅又为解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增加了难度，造成了矛盾激化的可能性。
(三)思想文化根源。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思想根源，可以从思想发展即主体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来探讨，而矛盾产生的文化根源，则可以从文化结构的层面加以考察。转型时期我国的文化结构，已由改革开放之前的二元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和传统文化)结构演变成三元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结构，三种文化的异质同构，必然引发相互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社会主义文化和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导致人民内部的思想文化型矛盾。改革开放既大大促进了人民思想的解放，增强了人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民主法制精神和创新精神；同时又由于受市场经济利益驱动机制的消极影响，使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落后思潮沉渣泛起。加之西方一些敌对势力故意在思想文化上制造混乱，使矛盾更为突出，因为在纷至沓来的各种思潮面前，有些人感到眼花缭乱，是非莫辨，容易产生偏颇、盲从、赶时髦等不良倾向。具体表现为人民内部的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矛盾，价值观中的“义”、“利”冲突，改革意识与思想僵化的矛盾。此外还存在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矛盾碰撞等等。
(四)心理根源。心理失衡是导致转型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社会心理根源。社会转型也是必然伴随新旧思想文化和体制的交汇、碰撞。在市场经济的强烈冲击下，社会利益多元化格局日益明显，社会个体的价值追求出现了多元化态势。因此社会上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主导价值观与社会个体多元的价值需要之间、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冲突，也成为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思想根源。尤其是利益结构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部分群体心理的失衡，引发矛盾冲突。一是“利益相对受损”心理[5]。改革使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事实不容置疑，每个社会个体都希望能够在此过程中获得更高的收益，然而由于社会成员在知识素质、地位和背景等方面的差异，人们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迅速分化。特别是在目前我国许多方面体制还不健全，漏洞很多的情况下，一些人通过投机倒把、权钱交易等各种不正当的途径迅速积聚大量财富甚至“暴富”时，必然也是对“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观的一种挑战，很容易打破人们的心理平衡，激化人民内部的矛盾。二是保守与创新的矛盾心理。几千年来我国社会长期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已普遍内化为人的思想观念。可以说在转型时期，古今中外各种思潮、文化观念，都并存于当代中国社会中。落后与先进、守旧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等都导致了极其复杂激烈的矛盾冲突，也使社会个体在心理预期与社会现实失衡时，感到价值选择的困难，精神寄托上的无助，行为上的无所适从，进而导致各种人民内部的矛盾。
当然，转型时期我国人民内部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还有一些其它因素的影响，如一些方针、政策上的失误和偏颇，在国际分工和政治格局中的不利的地位，以及西方国家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推行和平演变的图谋等。因此，对我国转型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既要抓住矛盾的本质根源，又要把握其现实特征，分析人民内部矛盾的各方面关系，立足与现实条件，找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可有对策。
三、社会转型期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应有及可有对策
在有关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中，几乎都提到的几点是：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反腐败斗争；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加大宣传力度，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等等。这些对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预防、化解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既由于篇幅所限，又因为对此已有诸多论述，故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谈一谈社会转型期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应有及可有对策。
(一)坚持改革、推进发展，夯实消解人民内部矛盾的经济基础。目前我国人民内部矛盾大量出现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现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相适应。人民内部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之所以存在着大量的有些甚至还很突出的矛盾，最根本的就是因为我国经济比较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不能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多方面的需要。因此，通过改革，改变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财富“蛋糕”做大，是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途径。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现阶段，在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中，不仅那些物质利益上的矛盾直接根源于国家的相对贫穷，就是许多思想上的矛盾也或多或少地同社会物质财富不够充裕相联系。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正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集中反映，它在整体上始终影响和制约着后者，是我国社会所有矛盾的总根源。因此，我们只有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千方百计解决好社会这一主要矛盾，才能使纷繁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得以解决。
但改革本身要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又必然引起一定的震荡，诱发新的矛盾。在这种两难选择面前，要把握这样一个基本原则：既不能因为容易产生或者是害怕引发矛盾使改革止步不前；也不能只顾推进改革，不顾矛盾可能激化的现象。只要改革总体利大于弊，就可以考虑推行，但关键要对利益受损者进行补偿，可以按照市场运作的，由改革的获利者对利益受损者进行补偿，不能按市场规律运作的，则应由政府进行补偿。要把加快改革步伐的紧迫感同科学求实精神很好结合起来，把推行改革与防止矛盾、化解矛盾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改革的推进既积极又稳妥。
(二)提高政府汲取能力，加大公平优先的二次分配力度。通过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把社会财富“蛋糕”做大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要条件，因为社会经济总量增长本身虽然重要，但不能自动解决包括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企业职工下岗失业在内的一系列紧迫的、容易诱发人民内部矛盾的社会问题。如果说可以用“博弈论”来形容自1979以来人们从改革中的所得与所失的话，那么，可以说，从1979——1993年这段时间，中国的改革基本上是一个“双赢博弈”(win-wingame)，因为几乎所有群体都从改革中获益，其差别仅在于得利的多少不同；但自1994年以来的改革，则在一定程度上说具有“零和博弈”(zero-sumgame)的性质：一些社会群体获益颇多，另有一些群体则第一次成为实际上的“输家”，因为他们的福利水平实际上是下降的(这里面至少可以包括下岗职工、农民以及国有企业职工)。[6]1979年以来，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四个字：“放权让利”，其结果，一方面，调动了地方政府及各市场主体的积极性，社会财富总量迅速增加，在初次分配中充分体现了“效率优先”的指导思想；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两个下降”(政府财政收入收占GDP的比重以及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严重限制了政府各方面的能力，包括再分配能力，使二次分配领域的“公平优先”大打折扣。在上述改革的第一阶段，由于是一种“双赢搏弈”，政府面临的再分配的压力还不很明显，但改革的第二阶段，由于相当一批“弱势群体”的出现，要求政府加大二次分配的力度的压力明显增强。但由于政府财政汲取力严重下降，导致“公平优先”的二次分配很难有大的作为，这一阶段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根据官方及学者估计[7]，在中国入世的10-20年时间里，虽然有利于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这为政府提高汲取能力提供了可能)，但如果仅凭市场力量起作用，中国还将面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压力(提出了政府提高汲取能力的必要)。党的“十六大”也提出，今后20年，我国要进入新的社会变革期，结构变动将会更加剧烈，各种矛盾也可能更加突出，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甚至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二次分配注重公平，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提高政府汲取能力和转移支付能力，也加大税收征管力度。这不但可以调节过高收入，而且，可以通过加大对弱势群体、弱势行业、弱势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缩小社会贫富差距。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2002年1月起，中国对“所得税分享”进行了改革。改革后的中央将把所得税增长中多分享的收入，全部用于增加对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这说明二次分配的公平原则已经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六大报告也重申：“再分配要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8]
(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关注弱势群体实际困难。早在1930年代，英国的贝弗里奇爵士就在其扛鼎之作《自由社会中的充分就业》中明确提出：“保护国民免于大规模的失业……这必须确定无疑地是国家的职能，就像现在国家保护国民免于来自国外的威胁和来自内部的强盗和暴力的威胁一样。”[9]在当代，由于市场的缺失和社会的无力，国家利用手中的权力保护国民免于社会风险更是已经成为国家观念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成为政权合法性和政府权威的依据之一。对资本主义国家是这样，对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并且更应该如此。
我国在有关社会保障政策、法规的贯彻落实方面已取得明显成效，扶贫帮困工作也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作体系，并制订了统一标准，但要真正转变“弱势群体”的困难局面，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不断强化和完善。如有的困难户上不了帮困线，有的困难对象实际并不困难，却能接到发放的救助“绿卡”；对于确实困难的家庭，帮困的钱往往又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一些社会“弱势群体”要饭吃、要工作的呼声强烈，不断。未来几年，应进一步健全、统一社会保障体系，规范、细化救助标准，确保社会救助对象生活安定，建设好社会稳定的“托底工程”，避免困难群众因生活无着造成新的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
弱势群体虽然在市场竞争中、政治表达上、法律保护上是弱者，但同时又是道义上的优先者、选举中的多数者、变革时的热心者，是重要的社会力量和资源。这就要求在政策设计时，要避免弱势群体因缺乏保护所造成的重大消极影响，尽最大可能地创造适合于他们的工作岗位，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居住、生活、医疗条件，给予他们人文关怀。这不仅关涉社会公平、公正的目标和社会稳定的大局，也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问题。
(四)建立不良情绪的宣泄机制以及人民内部矛盾的预警防范机制。要对人民内部矛盾发生规律、发展趋势进行前瞻性研究、量化分析，建立起预防、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动态、长效管理机制。对社会各方面反映出来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容易引发矛盾纠纷的热点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对可能引发的矛盾纠纷所涉及的内容、范围、程度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将有助于确保人民内部矛盾“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的落实，减少工作中的随意性、被动性、滞后性，改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习惯做法。
建立不良情绪的宣泄机制不但可以直接减少因心理因素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对其他因素引发的社会矛盾也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应充分发挥司法、部门、基层党组织以及群众团体、人民调解等各种组织的积极作用，使他们成为沟通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一座重要桥梁。这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公民参政议政的心理欲求，同时又能适时地宣泄掉积累在民间的不满情绪和心理困惑，从而避免脆弱及病态心理伤害社会公众和破坏社会秩序，降低社会管理的成本，改善政府形象，增强公民的社会认同感，促进社会的稳定。上海市杨浦区已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如区妇联在2001年3月8日挂牌成立了“复旦杨浦女性发展咨询中心”，一年多来，该咨询中心已举办培训班、专题讲座8期(次)，受益人已达6千余人次，有效地缓解了大量社会矛盾。
(五)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依法治官”。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并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可靠保障。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然而，我们政治体制领域的改革却明显地滞后，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并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人民内部矛盾。为此，坚持以改革、发展作为一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方式，必然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同时，体制、制度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力量对人们的行为起直接的约束和调节作用，因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妥善解决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与改革旧的政治体制在内容上是密切相联的。因为，在这一问题中，人民群众与领导干部之间的矛盾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如果不坚决、及时地进行改革，势必难以在体制、制度层面上有效地防止和避免领导干部脱离群众，蜕变为人民的统治者。这样，存在于群众中的怨愤与严重不满最终会导致潜在性社会“地震”的总爆发，从而阻碍社会进步。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在具体方式上搞“人治”不行，单纯依靠群众运动的“群治”也收效甚微，最后还必须通过“法治”来实现。同时，几千年来的封建传统给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沉重历史包袱依然存在，“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势在必行。“法治”作用的主体对象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治官”。即：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运用宪法和法律来监督公仆，防止其滥用权力。因为，不受限制的权力从来就是腐化堕落的温床。通过“依法治官”来克服，端正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实现干群关系的和谐发展，有利于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的法治化轨道上得到有效预防及合理解决。
【参考文献】
[1]：《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页。
[3]《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3页。
[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1页。
[5]社会学理论指出，利益被相对剥夺的群体可能对剥夺他们的群体怀有敌视和仇恨心理。当弱势群体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获利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甚至他们的敌视和仇恨也可能扩散。
[6]王绍光：《开放性、分配性冲突和社会保障——中国加入WTO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原载《视界》2001年第3辑看，引自王绍光：《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213-214页。
[7]《不能回避的国情制约》，载《了望》(新闻周刊)，2002年11月11日(第45期)，第24-33页。
[8]：《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页。
社会转型范文第2篇
关键词： 俄罗斯； 社会转型； 动因； 制度
中图分类号： D0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3）04-0053-04
A Probe into the Reasons of Russi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LI Jun-yi
（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academia has extensively studied Russi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more influential explanation of its transformation is the five views that S. P. Huntington explained i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Unfortunately， the views were just some objective background simple summaries and conclusions， and they did not have universal explanatory power. For the specific process of Russi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using the theories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he article not only proposes a hypothesis of Russi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testifies the hypothesis as well form the causal-theory logic perspective. In conclusions， the article finds that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is the main dependent variable of Russi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at the reasons of its transformation are the interactions of four dependent variables such as the political system， the economic system， the formal institutions and the informal institutions.
Key words： Russia； social transformation； reason； system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国家转型的讨论非常热烈。在这场讨论中，中-苏（俄）国家转型的比较是一热门话题，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原因：一是两个国家都是历史文化大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都是传统的集权国家，二战后也都采用了计划经济的模式，并在同一时期进行了社会转型，因而两国具有极强的可比性；二是两国的转型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和路径，一个是渐进式的，一个是激进式的，并出现了不同的结果。目前，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最近一个众所周知的新名词是G2；而俄罗斯正好相反，现在大家谈论的焦点是，俄罗斯现在到底是属于二流国家还是三流国家序列。为何两个背景相似且在同一时期进行转型的国家，最终发展的结果却迥异？哪些变量最终影响了国家转型的进程和结果？
实际上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已经有了很多的讨论，如S·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一书中对引起第三波国家转型浪潮的动因进行的分析。但亨廷顿的国家转型动因的分析属于“目的论”的层面，只是对当时一些客观背景的简单概括总结，并不能来解释引发“第三波”的普遍动因。笔者从“因果论”的逻辑视角，提出新的俄罗斯社会转型动因，试图构建新的国家转型动因假说，并进行简单的证明。
二、俄罗斯社会转型动因的主流观点
在研究前苏联的社会转型问题时，虽然各国学者存在诸多难以调和的分歧，但有一点是大家的共识，即前苏联的社会转型是20世纪70-80年代全球掀起的国家转型浪潮中的重要部分。亨廷顿把发生在前苏联东欧、拉美与东亚的这一浪潮形象的称之为“第三波”。到底又是何因引发了这场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
亨廷顿在《第三波》中对影响上世纪70年代末对民主政体实现过渡的普遍性动因进行了分析，他的分析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并成为解释俄罗斯社会转型动因的主流观点。他认为以下五项动因促成了这种民主化的政治变迁：（1）在民主价值被普遍接受的世界上，权威体制的合法性问题日益加深，这些政权对政绩合法性的依赖以及军事失败、经济失败和1973―1974年以及1978―1979年的石油危机对这种合法性的削弱；（2）上世纪60年代史无前例的全球性经济成长提高了生活标准，增强了公众教育，许多国家大幅度地扩展了城市的中产阶级；（3）在1963―1965年的第二届梵蒂冈教廷会议上，天主教会的活动和信条所表现出的惊人变化，国家教会从现状的维护者变成权威主义的反对者以及社会、经济与政治改革的拥护者；（4）外部行动者在政治上的变化，包括上世纪60年代末期欧洲共同体对扩展成员的新态度，美国的政策自1974年起开始向促进其他国家的人权和民主化的转变，以及戈尔巴乔夫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对前苏联政策所作的戏剧化变革；（5）“滚雪球”或示范效应，这种效应通过新的国家沟通手段而得到扩展，特别是“第三波”中第一个向民主过渡的国家会刺激其他国家努力实现政权变迁，并为后者提供示范。[1]
笔者对亨廷顿提出的上述五个动因并不认同，实际上如果按照亨廷顿的逻辑推演下来，“滚雪球”效应才是引发“第三波”的真正动因。（1）亨廷顿的前四项动因并不是在“第三波”浪潮中的所有国家都普遍存在，如石油危机虽然给西班牙、希腊、巴西等国家的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但是并没有给苏联带来负面影响；相反，苏联作为能源大国却成为这场危机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同时，梵蒂冈发生教会重大政策改变的结果，也仅限于在波兰、匈牙利等其传统教区产生影响。因此，亨廷顿上述动因的总结不具有普遍性，自然也就不能作为“第三波”浪潮的动因解释了。（2）亨廷顿在上述分析中犯了一个明显的范畴错误，即“滚雪球”效应与前面四个动因不属于同一个范畴的事物，而是具有互为因果的关系。他的前四个动因均在局部地区客观存在，但无论是前苏联地区和拉美，还是东亚地区，基本上都是在该地区中的一两个国家发生了社会转型后，引发了“滚雪球”式的连锁反应，而各个地区的“滚雪球”效应最终引发了“第三波”的浪潮。这实际上与股票市场的“羊群效应”类似，当所有的股民都在相同的市场环境和背景下（尤其是在无法清晰地判断大盘未来方向的时候）进行投资策略的选择时，若有人率先做出了买进或卖出的策略，其他人很容易跟风效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往往都会很自然地认为引起大盘重大变化的直接原因是“羊群效应”，而不是其他引起“羊群效应”的诸多利好或者利空因素。实际上，“滚雪球”效应并不能解释引发“第三波”的真正动因，因为“滚雪球”效应是一个趋势性的概念，它本身并不能与社会转型直接形成直接互动的因果关系。因此，亨廷顿关于引发“第三波”的普遍动因，只是对当时一些客观背景的简单概括和总结，并不能客观地用“因果论”的逻辑来解释引发“第三波”的普遍动因，更不能用来解释前苏联及其法定继承人俄罗斯的社会转型的动因。
三、俄罗斯社会转型动因的假说
如何更客观且合理地解释前苏联和俄罗斯社会转型的主要动因？这里运用亚当·普沃斯基的《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道格拉斯·C.诺思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的理论和观点，提出一个关于俄罗斯社会转型动因的假说，该假说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达，即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函数：F（x）=（x11*x12）/（x21*x22），其中0
1. F（x）代表俄罗斯社会转型；
2. x11代表正式政治制度，x12代表正式经济制度；
3. x21代表非正式政治制度，x22代表非正式经济制度；
4. x11*x12代表正式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之间的互动；
5. x21*x22代表非正式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之间的互动；
6. （x11*x12）/（x21*x22）代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叠加程度②。
四、俄罗斯社会转型动因假说的证明
上述关于俄罗斯转型动因的假说，将俄罗斯的社会转型视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四个因变量的互动和叠加（四个因变量之间的互动、叠加也可以被理解为制度变迁），从而俄罗斯社会转型可以被看成是上述四种制度变迁的函数。换句话说，制度变迁是俄罗斯社会转型的主要因变量，俄罗斯社会转型主要是由其具体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的互动和叠加引起的。为了证明这一假说，我们只需证明函数成立的三个前提条件即可，一是证明制度变迁（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发生在社会转型这一结果之前；二是证明制度变迁（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社会转型之间是直接相关的；三是证明上述函数四个因变量相互之间的关系，验证函数的最终表达式。当上述三个条件得到证明后，关于俄罗斯社会转型动因的假说也就在理论上得到了证明。
（一）俄罗斯的制度变迁发生在社会转型之前
就转型期的俄罗斯而言，制度变迁的空间与载体是俄罗斯社会，而俄罗斯社会转型同时也是制度变迁的对象与结果。[2]7 任何国家的社会转型都是一项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也不例外，很难甄别出到底哪些因素真正影响了社会转型。但是不管这项系统工程有多么复杂，发生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社会转型最终都是以制度变迁为标志的，制度变迁是发生在社会转型之前的。实际上，俄罗斯上世纪90年代的社会转型也主要是围绕着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变迁而展开的，可以说正是由于制度变迁决定了这场社会转型的性质和走向。
（二）俄罗斯的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直接相关
经过多年的发展，俄罗斯及其他“第三波”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却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与强势的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在此现实环境下，要求改善经济绩效、改善政治绩效的呼声越来越高，社会的各个阶层、新老利益集团与政治集团等之间展开了错综复杂的博弈，但最终不管是哪一方获胜，也不管获胜方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①，其都要高举改善政治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大旗。制度对经济绩效、政治绩效的影响是无可争议的，不同的经济、政治的长期绩效差异从根本上受制度演化方式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因而俄罗斯的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是直接相关的。将俄罗斯的社会转型视为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的变迁需要引致的，在这种假说的框架下，人们对经济绩效和政治绩效改善的持续需求，则是制度变迁的永动力。
（三）俄罗斯社会转型动因假说四个因变量之间的关系
任何一次社会转型的最初愿望都是美好的，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也是如此。但为何在付出了前苏联解体等一系列的沉重代价后仍未取得理想的结果？如果能用社会转型是制度变迁的函数这一假说来解释这个问题，这反过来也是对俄罗斯社会转型动因的一个实证。下面进一步分析俄罗斯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对本文提出的假说进行验证。
1. 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互动（积的关系）
政治制度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纵向的制度安排，经济制度则可被理解为一种横向的制度安排。在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中，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变迁与俄罗斯社会转型是正相关的。诺斯认为政治规则决定经济规则，现行的政治规则决定经济绩效；他还认为，经济利益结构也会对政治结构产生影响，因而他提出，“规则来源于自利”，从而“规则的设计通常将服从成本考虑在内”。[3] 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互动关系为：在社会平衡的状态下，一个既定的政治制度与一个既定的经济制度相吻合；如果政治制度发生变化了，必然会引起经济制度的变化；如果经济制度变化了，也会反过来影响政治制度。但是由于政治制度处于相对优先的地位，所以有时候经济制度的变化并不会严重地影响政治制度的变化。
俄罗斯在进行改革的时候，虽然也意识到了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但是却把这种互动关系简单地理解为民主与市场的关系。当戈尔巴乔夫的渐进式经济改革失败以后，俄罗斯就迫不及待地拿起了民主的武器，认为民主与市场是正相关的，只有改变了集权的政治制度才能实现市场经济制度的变革，进而实现政治绩效和经济绩效的改善。
实际上，在当代政治理论中，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而言，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不断引起人们深思的问题，总体上说，有冲突论、兼容论与怀疑论三种观点，[4] 如下表所示。
俄罗斯的改革家们信奉“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天然联系”的观点，他们相信在欧美发达国家得到证实的民主与市场的良性互动是普世的真理，它也一样应该是俄罗斯社会转型的方向。在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互动关系的把握上，俄罗斯采取了以经济制度主导政治制度的思路，在市场制度形成过程中，政府有效干预的缺位，非正式规范的盛行，特别是腐败的泛滥，加之分配领域贫富差距迅速扩大，[2]7都为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失败埋下了祸根。与俄罗斯不同，中国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认为民主与市场之间虽然有时候相容，有时候相斥，但并不存在着天然的联系或者对立；同时，还充分认识到政治制度的相对优先地位，因而并没有为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大幅地进行政治改革，从而为中国的社会转型提供了有序、渐进的坚实基础。
2.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互动（商的关系）
诺斯认为正式制度固然重要，但是非正式制度才是最重要的。与社会从不甚复杂的形式到复杂形式的演进过程相似，制度从非正式的传统到习俗，再到成文法，亦发生着漫长、波折的单向性演进，并且这种演进很明显地是与较复杂社会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程度的增加联系在一起的。[5] 同时，正式制度放在不同的社会，往往得到不同的结果。
从俄国的历次社会转型中，我们发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互动对其社会转型起到了重要的正相关作用。在“制度引进式”的社会变革中，制度引进的成败，取决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者叠加程度的强弱。有学者认为，彼得大帝之后的“西化改革”由于叠合程度弱，因而制度引进之后的趋异和排斥现象成为制度发展的主要路径；之后，俄国历史发展表现出一种与西方貌合神离的态势，其中十月革命的成功，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苏维埃制度与传统俄国制度的叠合程度较高这一因素；而上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三次制度引进”，也出现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较为强烈的排斥与趋异。因而，新制度学派认为，俄罗斯的新旧制度叠合需要一个相当长且要经历不断反复的时期，此观点从俄罗斯转型的近期经历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2]11
中国的社会转型实践也表明，由于在改革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只有尊重自己的历史、文化背景，重视非正式制度，在未知的改革过程中“摸着石头过河”，通过不断地“试错”取得进步，然后再通过正式制度的方式来固化已经被验证过了的非正式制度。著名转型理论家热若尔·罗兰曾经承认转型过程的这种高度不确定性：“在柏林墙倒下之前，转型理论尚未预先存在”；“我们事先并不清楚稳定政策在没有市场的初始环境中如何起作用”。[6]
综上所述，笔者提出的关于俄罗斯社会转型动因的假说是成立的，影响俄罗斯社会转型的主要动因是制度变迁，主要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这四个因变量的互动和叠加，并且初步给出了俄罗斯社会转型函数的表达式，但是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函数表达式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分析和论证，也许F（x）=（x11*x12）/（x21*x22）会得到证实，也许最终被推演为其他的表达式，但不管是那一种表达式，这一假说的自变量和因变量都不会发生变化。
参考文献：
[1]〔美〕S·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M].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54.
[2]冯绍雷，相蓝欣.转型理论与俄罗斯政治改革·总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前言[M].杭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0.
[4]〔美〕亚当·普沃斯基.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M].包雅钧，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
[5]〔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64.
社会转型范文第3篇
一、中国社会转型的界定
在中国，“转型”概念是1992年以后开始流行的。它最早也是最典型的含义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与西方国家的主流理解是一致的。世界银行办了一个杂志，叫"Transition"，有人译为“转轨”。从发表的文章来看，这份杂志探讨的主要是经济体制转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世界银行合办了一份“转轨通讯”，为"Transition"的中文版。也有人将"Transition"译为“转型”（注：参见〔英〕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译序）》，〔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了“社会转型管理(MOST)”规划联络委员会，并出版业务通讯。社会学者往往将"Transformation"译为社会的“转型”。在中国社会学者的论著中，“社会转型”有三种主要的含义：
(1)社会体制在较短时间内急剧的转变。
“转型”与“转轨”在体制转变这一点上可以取得相同的意义。自1992年中国宣布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就建立在明确的经济体制转型的基础之上。但社会转型本身则是社会体制的转变，是社会制度的创新。改革是从制度转变开始的，因此制度解释是根本性的解释。
我曾指出：“60年代至70年代，个人身份的变换特别困难，代内流动与代际流动率均很低，也就是说，社会结构‘超稳定’，比较封闭。究竟是什么东西限制人们身份的变化？有三种固定与冻结人们身份的因素：一是户籍制度；二是劳动制度；三是干部制度。这些制度造成了城乡隔绝，农民、工人、干部等基本社会角色身份固定化。”（注：宋林飞：《观念、角色、社会结构的三重转换》，〔南京〕《江海学刊》1994年第2期。）这是对结构问题的制度解释。“转轨”概念中的“轨”是指体制。新旧体制衔接、新旧制度更替，就是“转轨”。
(2)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变。
1992年，李培林在《“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注：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一文中较早地探讨了“社会转型”的有关理论问题。他认为，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性发展，也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还是一种数量关系的分析框架。这种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我国社会学者较多关注的是社会结构的变动，结构解释比制度解释更为流行。有人评价说，时至今日，“社会转型”已成为描述和解释中国改革以来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理论范式，同时也成为其他学科经常使用的分析框架（注：王雅林：《社会转型理论的再构与创新发展》，〔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1994年，我在《观念、角色、社会结构的三重转换》一文中指出：“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与秩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社会转型的启动因素，是政治文化的变迁。也就是说，70年代末孕育的社会变革，是从政治文化领域找到突破口的。”我把这种观点称之为“政治文化启动论”。同时，我还提出了一个“中等收入者阶层稳定论”。我认为，“一方面，原有的结构性失衡现象继续存在，另一方面，又产生了新的结构性失衡现象。中等收入者阶层是社会中最稳定的力量。由温饱户构成的准中等收入者阶层是社会的次稳定力量。而贫困户等低收入者阶层，则是社会最不稳定的因素。高收入者中的暴发户，其非法致富手段、炫耀性消费、贿赂与斗富行为等，往往会导致低收入者的心理失衡或扭曲，还会使掌握一定权力的某些人经不起诱惑而滋生腐败现象，从而带来某些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因此，只有采取切实的措施，扩大中等收入层与准中等收入层、收缩低收入层、控制高收入层，才能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以及保证经济高速增长的社会环境。”（注：宋林飞：《观念、角色、社会结构的三重转换》，〔南京〕《江海学刊》1994年第2期。）从八年来的社会现实情况来看，我的这些观点是有依据的。
有人认为，中国当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已不再仅仅局限于体制变革的狭隘领域，它已汇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一道融入了世界范围内的“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潮流之中，是一场全面、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变革。它不仅是一场经济领域的变革，而且是一场全社会、全民族思想、文化、政治、心理等各方面的“革命”。这样理解社会转型是有道理的。由经济体制转轨为基础的中国社会转型，不仅是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而且还表现为人口的城乡结构、文化的深层结构以至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等社会全面的结构性变化（注：李钢：《中国社会转型与代价选择》，〔哈尔滨〕《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第1期。）。
(3)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转变。
将社会转型纳入现代化过程，是许多社会学者的一种研究取向。陆学艺、景天魁等社会学者认为，“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注：参见陆学艺，景天魁：《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郑杭生、李强等社会学者认为，“社会转型”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社会学术语，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注：参见郑杭生，李强等：《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有人认为，目前学界虽大谈转型问题，但“却没有人说清楚我们的社会从何型转向何型”，“结构是一种不能敞开的自我封闭的事物，结构的变换无异于一场社会重组”。同时，他们指出：“无论是中国社会还是外国社会，只要社会子系统干好它自己的事就足够了，与其说结构变化倒不如说功能变化”（注：季国清，杨兆曾：《不可通约性与社会的解构》，〔哈尔滨〕《北方论丛》1998年第5期。）。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功能变化是结构变化的表现，谈论社会形态也不应否认结构的作用。唐魁玉认为，在目前的中国“具体的环境”即“中国语境”中，重要的是要正视自己的社会结构物质和问题，然后才能“名正言顺”地、以中国特有的方式来实现社会目标或社会理想功能。不过，我们在重构中国社会时，既要克服改革前的理想主义的“社会乌托邦”倾向，也要超越“中国话语”下的实用理性或工具理性倾向。中国需要既适合目的又实用、既适合中国国情又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创性的社会转型与现代化理论（注：季国清，杨兆曾：《不可通约性与社会的解构》，〔哈尔滨〕《北方论丛》1998年第5期。）。王雅林提出了由“二分范式”（即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变为“三分范式”（包括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信息社会）的新的“转型”再构发展理论，该理论强调了信息社会的高新技术因素对社会再构的影响作用（注：唐魁玉：《关于建立“中国转型社会学”学科的设想》，〔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现代化不仅是中国理论界的研究课题，同时又是中国各级政府首要的工作目标与任务。有些省在制定“十五”计划时提出：“以富民强省与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总揽全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是否一定要走同样一条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道路呢？80年代，西方一些学者批评“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是西方发展模式典范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映。西方的现代化路径是不是唯一的呢？通过对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日本的现代化和亚洲“四小龙”的工业化进程等研究，一种多元的转型理论开始兴起。经济学家格尔申克隆(A.Gerschenkron)曾在考察西欧和俄国工业化的不同道路时，建立了一种特殊的现代类型学。他认为，工业化道路可分为如下类型：本地型或引进型，被迫型或自主型，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型或消费资料生产优先型，农业进展或农业停滞型，经济动机型或政治动机型（注：孙慕天、刘玲玲：《西方社会转型理论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北京〕《哲学动态》1997年第4期。）。曾经主张趋同转型论的艾森斯塔特，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1983年，他曾经指出：“很多新的和正在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和国家，都不是沿着欧洲国家的路线发展的”（注：孙慕天、刘玲玲：《西方社会转型理论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北京〕《哲学动态》1997年第4期。）。1992年，他又在自己的新著《社会变迁和现代化的理论复兴》中明确指出，趋同论的历史前提是不真实的；“在不同的现代化”和正在走向现代化的社会中，存在着巨大的体制差异，这一事实不仅在转型社会中，而且在中等发达的社会中，甚至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中，变得越来越明显了（注：孙慕天、刘玲玲：《西方社会转型理论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北京〕《哲学动态》1997年第4期。）。国际上有些学者认为，“转型”概念反映了单一“目的论”，预设了一个终端目标；实际上，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向多种方向发展，是多元的自然过程。有些学者注意到现代化进程的障碍、挫折甚至倒退，如西托姆卡(P.Sztompka)在《大转型的困境》（1992年）中，讨论了转型的可逆性问题。这种新转型理论，蒂利阿基安(E.Tiryakian)称之为“新现代化理论”，亚历山大(J.C.Alexander)称之为“后现代化理论”。显然，这种新转型现代化理论对于近20年世界上的社会变迁与生活多样性的事实更具有解释力，对我们的启发性也更大。
社会转型的三种含义都具有一定的分析价值与解释力。有人忌讳“社会转型”的提法，究其原因是片面地把它政治化了。“社会转型？是不是不搞社会主义了？”有人存在这样的疑惑。社会转型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是原有的社会向更发达、更充满活力与生气的社会转变的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既有渐进的，也有突变的。正在中国发生的社会转型属于后者，并具有浓缩的特征。
二、中国社会转型的度量指标体系
关于社会转型的度量，一直是现代社会科学工作者十分关注的问题。从上一世纪中期开始，世界上流行“工业文明观”，即社会发展＝经济增长＝GNP的提高。而自80年代以来，“社会发展观”逐步兴起，越来越多的人重视环境、重视社会资源、重视人等诸方面的持续发展与综合进步。1995年，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以全球社会发展为主题的世界各国首脑会议，明确地提出“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观。在这期间，联合国和一些国家的研究机构分别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或计量模型，以便对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进行评价、分析，对不同的国家进行比较。主要有以下几种富有代表性的综合评价模型：(1)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hysicalQualityofLifeIndex)，主要是为了测度一个社会中满足人们基本物质需要的状况，但不包括自由、公平、安全、精神等方面；(2)社会进步指数(IndexofSocialProgress)，是将众多不同的社会经济指标浓缩成一个综合指数，以此作为评价社会发展的尺度，是一种综合评分法；(3)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4)人的发展指数；等等。
中国社会转型的度量，应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更切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评价指标体系。中国社会转型有以下四种主要趋势：一是从计划社会向市场社会转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各种社会体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并且正在继续发生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政策走向、社会规范与制度都以市场化为轴心转变。市场社会的特征日益显著，主要表现为社会竞争机制逐步替代少数人决定机制、审批型政府逐步转变为服务型政府。二是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也就是从农民社会转向市民社会。越来越多的农民变为市民，人口的城市化率不断提高，是这一趋势的主要潮流。三是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四是从贫困社会向富裕社会转变。其中，第一种趋势是社会体制转型的主要向度；第二种趋势是社会结构转型的主要向度；第三、四种趋势是社会发展转型的主要向度。这四大趋势不仅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向度，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效果。因此，中国社会转型的度量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社会转型效果的评价。
从表1中24个指标的实际值来看，我国社会转型总体上处于初期阶段，少数指标开始进入中期阶段。中国社会转型度的评估方法与具体测定，可使用以下方法：
(1)单项评估方法：Ⅰ，30%以下；Ⅱ，30%-70%；Ⅲ，70%以上。
(2)综合评估方法：初期阶段，Ⅰ项占90%以上；70%-90%；50%-70%。中期阶段，Ⅱ项占50%-70%；70%-90%；90%以上。基本实现阶段，Ⅲ项占50%-70%；70%-90%；90%以上。
(3)百分制评估方法：Ⅰ，1-2分；Ⅱ，2-3分；Ⅲ，3-5分。
表1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向度、指标与转型度
社会转指标转型度
型向度ⅠⅡⅢ
计划社商品市场定价率10-50%50-90%90%以上
会—市劳动力市场定价率10-50%50-80%80%以上
场社会政府审批项目减少率10-50%50-70%70%以上
股份制企业比例10-50%50-80%80%以上
立法公开听证率10-50%50-80%80%以上
干部任用票决率10-50%50-80%80%以上
农村社农业增加值比重50-30%30-15%15%以下
会—城农业劳动力比重70-50%50-20%20%以下
市社会城市化率20-40%40-70%70%以上
第三产业就业率10-30%30-60%60%以上
服务业增加值比重10-30%30-50%50%以上
工业社中学普及率20-50%50-80%80%以上
会—信大学普及率5-10%10-30%30%以上
息社会每千人医生数123
每百人电视机台数10-3030-5050以上
每百人因特网用户1-2020-5050以上
贫困社人均GNP（千美元）1-33-66-9
会—富恩格尔系数50-40%40-30%30%以下
裕社会城镇居民年人均
可支配收入（元）4000-80008000-1200012000以上
农村居民年人均
纯收入（元）2000-50005000-90009000以上
城镇居民人均居
住面积（平方米）10-2020-4040以上
农村居民人均居
住面积（平方米）10-2020-4040以上
百户小汽车拥有量1-2020-5050以上
三废处理率30-50%50-80%80%以上
三、中国社会转型的社会代价及其度量
1、社会转型代价的理论认识。
社会转型形成了一定的压力。1993年，我曾撰文指出：“10多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的活力，加速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同时，剧烈的变革也给社会带来了多重压力。首先，是利益再分配的压力。改革是从经济关系的变化开始的。一定的经济格局，维持一定的利益分配机制。经济格局的任何变化，都会使一些人失去某些既得利益。由经济体制改革拉动的政治体制改革，同样使一些人失去既得利益。也就是说，改革必然会使一部分人付出一定的代价，感受到‘阵痛’。第二，是社会结构分化的压力。改革给中国人普遍带来了实惠，但各不相同。得到超额实惠而首先致富的少数人，以及得到平均实惠与较少实惠而致富的人们，日趋形成社会阶梯。每个人似乎都要走上一定的阶梯。但从下一个阶梯向上一级梯级迈步并不容易，这就形成社会结构分化的压力。第三，是竞争的压力。这是市场经济的冲击。保姆式的计划经济体制，正在逐步被自主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竞争之风吹向各个角落。落后、低效、懒惰越来越难以找到保护伞。一个个像断了乳的孩子，嗷嗷待哺往往无济于事，自己找饭吃又是那么艰难。第四，是规范重组的压力。目前，我国仍然处于新旧体制交替的时期。约束人们行为的规范体系也相当多元化，新旧规范相互冲撞与摩擦，还存在局部的失范状态。这些社会转型的压力，孕育或引发了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其中，除了少数犯罪分子同有关人们的冲突之外，大量与主要的矛盾则发生在人民内部。”（注：宋林飞：《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与对策》，《南京日报》1993年4月7日理论版。）社会转型的压力，也是代价。
中国社会转型的代价，总体上是可以承受的。而俄罗斯推行“休克疗法”，将经济改革、私有化等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忽视了社会领域，它不仅影响了人民生活和社会进程，而且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注：〔俄〕《俄罗斯报》1993年11月3日；〔俄〕《红星报》1995年2月18日。）。当年叶利钦总统在联邦议会宣读的国情咨文中指出，经济改革使社会付出了过度的代价，社会隐藏着爆炸性的危险（注：〔俄〕盖·奥西波夫：《俄罗斯变革：结果与前景》，莫斯科1995年版，第17页、第18页。）。符拉基米尔·科隆泰在《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一文中指出，俄罗斯的改革付出的社会经济代价之重已经令人难以忍受。同时，对未来做出了较乐观的预测。他指出，俄罗斯的社会转型要获得成功，今天的机会甚至比几年之前还要大。在多个社会领域都出现了人们想要安定下来的具体征兆，未来社会的某些框架已经在出现。经过近几年来的大动荡，新的因素和权力中心正在成形，政治多元化得到接受并逐渐成为现实。经济领域也在远较过去为大的程度上成为独立自主的力量的源泉，虽然财产和财富归谁所有，很有可能还会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一个新型社会在俄罗斯形成，不可避免地将是一个持久的过程。是否成功，结局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掌权者是否有能力解决当前的种种突出问题，为经济恢复活力，以及重新定位现行战略——主要是取向民主的混合经济，有效的市场调节，以及赋予内向发展远比目前为高的优先地位（注：〔俄〕符拉基米尔·科隆泰：《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北京〕《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0年第1期。）。
西方国家社会学界对西方社会转型的新观点也值得关注。美国社会学家尼尔·J·斯梅尔塞在《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一文中，对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社会转型是调整所带来的出乎意料的后果”，认为20世纪末的世界所发生的重大而且持续的转型——持续的经济增长、持续的民主革命、新的集团和新的认同以及普通的环境危机等——并不是普遍性的进化原则决定的主要趋势，而是国家和国家集团短期调整行为不断积淀而意外地造成的后果。斯梅尔塞认为，当今世界发生重大转型的原因在于，国家仅仅是单个或集体的对他们目前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做出相对短期的反应，而没有更多的考虑其长期后果。长期的转型——乃至发生革命——常常是这种短期反应的后果积累所致，出乎人们预料。对实践、形势和危机的反应虽然互不关联，却以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日积月累，形成全球性的变化。他认为最为重要的四种趋势是：经济增长的革命持续不断；民主革命的继续；团结和认同的革命；环境革命。上述四种趋势结合在一起，表现出一些突出的矛盾，即一个长期而为人熟知的矛盾：国际资产阶级的胜利这一趋势是国内阶级和群体间的极端不平等以及国家间的极端不平等长期化——如果说还不是进一步恶化的话。尽管目前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已不再时兴，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一观点不应该被人忘记（注：〔美〕尼尔·J·斯梅尔塞：《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北京〕《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9年第2期。）。斯梅尔塞的看法是清醒的，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另一位社会学者阿兰·图雷纳的观点也颇有新意。他指出，我们当前生活的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于过去曾经长期存在的环境；那时，经济因素导致社会冲突，然后导致各种制度化的机制，通过法律或合同解决这些冲突。这种一般称为社会民主模式的做法已经不再符合现实。这些就是我们面对的问题：体制、社会和文化的纽带纷纷断裂；个人主义被放了出来，享受、寻欢逐乐、个体化被放了出来。于是我们目睹愈来愈多的冲突发生，在全球、国家、地方和个人的层次上，在对个体化的不同理解之间（注：〔美〕阿兰·图雷纳：《20世纪的社会转型》，〔北京〕《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9年第2期。）。
西方社会转型不同于中国社会转型。西方的市场化转型是一个内生的渐进发展过程，市场经济因素在转型前的自然经济中产生并逐渐壮大，从旧制度的内部引发长期的渐进性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对历史传承性的破坏和冲击相对要轻缓与微弱。这种矛盾和冲击在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则被压缩到较短的时间内，是突发性的，因而具有更大的社会风险。
2、社会转型代价的类型。
(1)失业。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一部分城乡居民中的隐性失业现象日益显性化；另一方面，日益激烈的竞争使一些企业破产关闭，从而失业率上升。这个问题在我国加入WTO以后，近期不仅不能缓解，相反会有所加剧。同时，平均失业时间过长的问题也很突出。
(2)社会分化。从均衡社会向不均衡社会转变，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社会后果之一。“不均衡社会”不一定是恶果，而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景之一。问题在于是否过度分化。不同收入层的分化是社会转型的必要代价，但必须适度。目前，我国收入层的分化有进一步加速的趋势。如果任其发展，它所引起的震荡，社会可能难以承受。1995年，我在《“中国经济奇迹”的未来与政策选择》一书中指出：“几十年来，我国习惯把‘两极分化’看作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因此，对于‘极’与‘分化’的数量界限不宜定得过低。同时，也不能定得过大，因为过大了会抹煞实际存在的贫富悬殊现象。”（注：宋林飞：《“中国经济奇迹”的未来与政策选择》，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12页。）
关于“两极分化”的标准，我曾在该书中提出如下三个定量标准：标准1、大极指数（20%最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20%最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大于4；标准2、欧西码指数（10%最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10%最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大于5；标准3、先富指数大于10。先富起来的人现在还是少数。用5%表示少数，比较合适。5%最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与10%最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之比，我称之为“先富指数”。两极分化不仅是个人收入差距过大，而且还包括个人财富差距过大。在资本主义社会或地区，财富差距远大于收入差距。台湾1992年的两个20%的人均收入差距为1:5.24，财富差距为1:16.8。我国的个人收入与财富差距将受到更多因素的推动。
(3)犯罪。有三种犯罪现象值得关注：一是随着民工潮发生的“进城农民”犯罪率的升高；二是城乡犯罪率的升高；三是干部职务犯罪率升高。这三种犯罪现象的扩张，同社会转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视之为社会转型的代价。
(4)社会不安。有四种具体表现：一是通货膨胀。这往往是经济变革与发展的代价，我国在20世纪80、90年代都曾经付出过比较高的代价，但近几年来这个问题缓解了。二是社会信用缺失。在经济生活中，不讲信用的现象比较严重，从而造成三角债多、银行不良债权率高、假冒伪劣等问题突出。三是党与政府的形象受损。有些人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信任率、信任度的变化，是十分敏感的指标。四是群体性突发性事件。近年来，因就业、收入、城市拆迁等引发的群体性突出事件有所加剧。
(5)社会公害。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后果之一，是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社会公害是“发展病”。英国工业化初期，出现了人们共同造成又共同受到伤害的污染现象，恩格斯称之为“社会谋杀”。目前，我国水、空气、食物污染与土地荒漠化等社会公害，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与治理。社会公害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代价之一，从公害比较严重的社会向生态社会转变则是消化社会代价的表现。
3、社会转型代价的指标体系。
表2社会转型的代价与预警指标
转型代价预警指标警戒线
失业失业率10%
平均失业时间6个月
社会分化10%最富有家庭的收入与
10%最贫困家庭收入之比10:1
贫困线下居民的比重10%
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之比1:3
犯罪每万人中犯罪人数200
每万公务人员中腐败人数100
社会不安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率之比0.8:1
对政府的信任度50%
参与群体性突发事件人次率10%
社会公害荒漠化土治理率50%
三废处理率80%
以上12个预警指标的警戒线，可以使用两种方法来确定：一是国际极限。如失业率为8%-10%；10%最富有家庭收入与10%最贫困家庭收入之比为10:1；贫困线以下的居民的比重为10%；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之比为1:3；每万人中犯罪率为500-600；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率为20-25%；等等（注：〔俄〕盖·奥西波夫主编：《俄罗斯社会与社会政治形势：分析与预测》，莫斯科1995年版，第81-83页。）。二是根据中国实际确定经验性临界值。这需要长期、谨慎的实际观察与测定。上表中的警戒线，失业率、10%最富有家庭收入与10%最贫困家庭收入之比、贫困线以下的居民的比重、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之比等四个指标，我采用了“国际极限”；其余指标是我的假设，供今后进一步观察与研究使用。在中国，每万人中犯罪率应低于国际极限一半以上；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率应高于国际极限一位；平均失业时间、每万公务人员中腐败人数、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参与群体性突发事件人次率、荒漠化土地治理率、三废处理率等指标，是根据我的研究设定的。其中，犯罪的警戒线为犯罪真数，即实际发生的犯罪数，而不是犯罪白数（立案数）或犯罪黑数（未立案数）。同样，腐败的警戒线也为腐败真数，而不是腐败白数（被揭发数）或腐败黑数（未被揭发数）。犯罪真数＝犯罪白数＋犯罪黑数；腐败真数＝腐败白数＋腐败黑数。
社会转型范文第4篇
茅于轼
在转型的时候,精英和大众的关系怎么样,各自起什么作用?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我也没有什么成熟的理论,但从世界的历史来看,一种转型能够成功,恐怕不是靠大众。比如英国的几次成功的革命都是靠精英,而法国大革命是民众,精英被民众同化了,结果并不好。所以我觉得由大众来搞社会改革、社会转型是非常糟糕的,要由精英来掌这个舵。但是这些精英必须是真正代表大众利益的。
但是怎么实现?我认为有两条能够想象的路。第一条应该是能够为大众着想的精英分子不断地努力。第二条路是中国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处于一个全世界浩浩荡荡的潮流之中,在这样一个国际背景下,我们可以利用国际上自由民主的帮助,并且这个力量不可小看。我们的经济改革靠什么?靠的是西方理论。同样,我们的社会改革,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都是使用西方花费了巨大代价总结出来的经验,尽管可能有争论,但我觉得方向很清楚。所以要在国际环境非常好的情况下,寻找现在有权的精英分子接受改革的观念,推进我们这个社会的良好转型。
中国的社会转型能靠精英来掌舵吗?
羽戈
近日,茅于轼先生发表宏论称“社会要成功转型,只有靠精英”。笔者认为,其观点有值得商榷之处:
其一,英国革命的成功,不单依赖于精英;法国革命的失败,不宜单归咎于民众。对比中国的民主与法国的民主,两者更多只是形似,而非神似。梁启超的出发点是中国民智未开,茅于轼不看好大众,原因何在?
其二,英国与法国的成败,其经验教训是否一定适用于中国?从断裂的历史当中剥茧抽丝,抽出一条普世性的原理,其难度应不亚于让刀兵归山,让独裁者把自己关进的笼子。
其三,假如说,社会转型必须靠精英来完成,那如何保证精英一定代表大众的利益?如果没有大众积极参与、监督权力博弈的话,大众的利益很可能被弃若敝屣。
说白了,当前中国最具决定性的矛盾,是公平正义的社会理想与失范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而部分权力滥用者与无权者的矛盾是表现之一。精英一定等同于权力者吗?至少茅于轼先生那里,尚未对精英的内涵作出明晰的区分。
《精英的兴衰》一书的作者,意大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将精英分成两类:一类是直接或间接掌握权力的统治精英,另一类是在各自领域成就非凡的非统治精英。前者可以称为“权力精英”,后者可以称为“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
如果茅先生笔下的精英仅仅指前者,将中国转型的动力寄托在那些权力精英头上,这一剂药方是将打通阻隔权力制衡的任督二脉,抑或加重病情,实在难说得清。那么知识精英、财富精英们能否担当起领导中国成功转型的任务?对此,我依然持悲观态度。
事实上,一个社会的好坏,关键还是在于这个社会的制度,能否约束权力精英,保护普罗大众,能否实现并保障公民从普罗大众向精英、从无权者向权力者的正常流动。
不必忌讳社会转型中精英的主导权
黄波
我认为,对丰富多样的人群不能作“精英――大众”的僵硬划分。事实是,一个社会,就是由普罗大众和“相对”精英的人群所构成。英美等国在民主之初,对被选举权施加过财产、受教育程度等限制,曾被人视为“虚伪民主”的例证,今天看来,也有“精英治国”的气味。英美两国的稳健发展就是对“精英治国”最好的辩护,而普罗大众的权利并没有因此消失,相反却是越往后,保障越见有力。
社会总是在转型中进步,不应忌讳赋予精英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主导权。现在的疑惑是,哪些人才够格成为这样的精英?茅先生没有清晰界定可能是疏忽,更可能是中国人对精英的认识向来约定俗成,这就是,只有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才被称为精英。如果用这样的精英观回顾羽戈所指出的“中国的转型史”,就会发现,中国的转型之所以一直未见大效,根源并不在精英身上,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掌握过真正的主导权。的确是康有为等知识精英领导的改革运动,但决定这场运动失败的还是慈禧太后握有的绝对权力,与知识精英没有关系;既然中华民国是“由权力精英建构”,其转型不成功,当然更无法归咎于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了。
不必忌讳社会转型中精英的主导权,我们最迫切的问题倒是,怎样才能让我们的知识精英、财富精英享有真正的主导权。
社会转型范文第5篇
在中国，“转型”概念是1992年以后开始流行的。它最早也是最典型的含义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与西方国家的主流理解是一致的。世界银行办了一个杂志，叫"Transition"，有人译为“转轨”。从发表的文章来看，这份杂志探讨的主要是经济体制转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世界银行合办了一份“转轨通讯”，为"Transition"的中文版。也有人将"Transition"译为“转型”（注：参见〔英〕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译序）》，〔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了“社会转型管理(MOST)”规划联络委员会，并出版业务通讯。社会学者往往将"Transformation"译为社会的“转型”。在中国社会学者的论著中，“社会转型”有三种主要的含义：
(1)社会体制在较短时间内急剧的转变。
“转型”与“转轨”在体制转变这一点上可以取得相同的意义。自1992年中国宣布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就建立在明确的经济体制转型的基础之上。但社会转型本身则是社会体制的转变，是社会制度的创新。改革是从制度转变开始的，因此制度解释是根本性的解释。
我曾指出：“60年代至70年代，个人身份的变换特别困难，代内流动与代际流动率均很低，也就是说，社会结构‘超稳定’，比较封闭。究竟是什么东西限制人们身份的变化？有三种固定与冻结人们身份的因素：一是户籍制度；二是劳动制度；三是干部制度。这些制度造成了城乡隔绝，农民、工人、干部等基本社会角色身份固定化。”（注：宋林飞：《观念、角色、社会结构的三重转换》，〔南京〕《江海学刊》1994年第2期。）这是对结构问题的制度解释。“转轨”概念中的“轨”是指体制。新旧体制衔接、新旧制度更替，就是“转轨”。
(2)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变。
1992年，李培林在《“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注：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一文中较早地探讨了“社会转型”的有关理论问题。他认为，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性发展，也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还是一种数量关系的分析框架。这种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我国社会学者较多关注的是社会结构的变动，结构解释比制度解释更为流行。有人评价说，时至今日，“社会转型”已成为描述和解释中国改革以来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理论范式，同时也成为其他学科经常使用的分析框架（注：王雅林：《社会转型理论的再构与创新发展》，〔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1994年，我在《观念、角色、社会结构的三重转换》一文中指出：“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与秩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社会转型的启动因素，是政治文化的变迁。也就是说，70年代末孕育的社会变革，是从政治文化领域找到突破口的。”我把这种观点称之为“政治文化启动论”。同时，我还提出了一个“中等收入者阶层稳定论”。我认为，“一方面，原有的结构性失衡现象继续存在，另一方面，又产生了新的结构性失衡现象。中等收入者阶层是社会中最稳定的力量。由温饱户构成的准中等收入者阶层是社会的次稳定力量。而贫困户等低收入者阶层，则是社会最不稳定的因素。高收入者中的暴发户，其非法致富手段、炫耀性消费、贿赂与斗富行为等，往往会导致低收入者的心理失衡或扭曲，还会使掌握一定权力的某些人经不起诱惑而滋生腐败现象，从而带来某些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因此，只有采取切实的措施，扩大中等收入层与准中等收入层、收缩低收入层、控制高收入层，才能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以及保证经济高速增长的社会环境。”（注：宋林飞：《观念、角色、社会结构的三重转换》，〔南京〕《江海学刊》1994年第2期。）从八年来的社会现实情况来看，我的这些观点是有依据的。
有人认为，中国当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已不再仅仅局限于体制变革的狭隘领域，它已汇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一道融入了世界范围内的“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潮流之中，是一场全面、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变革。它不仅是一场经济领域的变革，而且是一场全社会、全民族思想、文化、政治、心理等各方面的“革命”。这样理解社会转型是有道理的。由经济体制转轨为基础的中国社会转型，不仅是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而且还表现为人口的城乡结构、文化的深层结构以至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等社会全面的结构性变化（注：李钢：《中国社会转型与代价选择》，〔哈尔滨〕《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第1期。）。
(3)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转变。
将社会转型纳入现代化过程，是许多社会学者的一种研究取向。陆学艺、景天魁等社会学者认为，“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注：参见陆学艺，景天魁：《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郑杭生、李强等社会学者认为，“社会转型”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社会学术语，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注：参见郑杭生，李强等：《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有人认为，目前学界虽大谈转型问题，但“却没有人说清楚我们的社会从何型转向何型”，“结构是一种不能敞开的自我封闭的事物，结构的变换无异于一场社会重组”。同时，他们指出：“无论是中国社会还是外国社会，只要社会子系统干好它自己的事就足够了，与其说结构变化倒不如说功能变化”（注：季国清，杨兆曾：《不可通约性与社会的解构》，〔哈尔滨〕《北方论丛》1998年第5期。）。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功能变化是结构变化的表现，谈论社会形态也不应否认结构的作用。唐魁玉认为，在目前的中国“具体的环境”即“中国语境”中，重要的是要正视自己的社会结构物质和问题，然后才能“名正言顺”地、以中国特有的方式来实现社会目标或社会理想功能。不过，我们在重构中国社会时，既要克服改革前的理想主义的“社会乌托邦”倾向，也要超越“中国话语”下的实用理性或工具理性倾向。中国需要既适合目的又实用、既适合中国国情又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创性的社会转型与现代化理论（注：季国清，杨兆曾：《不可通约性与社会的解构》，〔哈尔滨〕《北方论丛》1998年第5期。）。王雅林提出了由“二分范式”（即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变为“三分范式”（包括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信息社会）的新的“转型”再构发展理论，该理论强调了信息社会的高新技术因素对社会再构的影响作用（注：唐魁玉：《关于建立“中国转型社会学”学科的设想》，〔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现代化不仅是中国理论界的研究课题，同时又是中国各级政府首要的工作目标与任务。有些省在制定“十五”计划时提出：“以富民强省与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总揽全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是否一定要走同样一条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道路呢？80年代，西方一些学者批评“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是西方发展模式典范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映。西方的现代化路径是不是唯一的呢？通过对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日本的现代化和亚洲“四小龙”的工业化进程等研究，一种多元的转型理论开始兴起。经济学家格尔申克隆(A.Gerschenkron)曾在考察西欧和俄国工业化的不同道路时，建立了一种特殊的现代类型学。他认为，工业化道路可分为如下类型：本地型或引进型，被迫型或自主型，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型或消费资料生产优先型，农业进展或农业停滞型，经济动机型或政治动机型（注：孙慕天、刘玲玲：《西方社会转型理论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北京〕《哲学动态》1997年第4期。）。曾经主张趋同转型论的艾森斯塔特，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1983年，他曾经指出：“很多新的和正在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和国家，都不是沿着欧洲国家的路线发展的”（注：孙慕天、刘玲玲：《西方社会转型理论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北京〕《哲学动态》1997年第4期。）。1992年，他又在自己的新著《社会变迁和现代化的理论复兴》中明确指出，趋同论的历史前提是不真实的；“在不同的现代化”和正在走向现代化的社会中，存在着巨大的体制差异，这一事实不仅在转型社会中，而且在中等发达的社会中，甚至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中，变得越来越明显了（注：孙慕天、刘玲玲：《西方社会转型理论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北京〕《哲学动态》1997年第4期。）。国际上有些学者认为，“转型”概念反映了单一“目的论”，预设了一个终端目标；实际上，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向多种方向发展，是多元的自然过程。有些学者注意到现代化进程的障碍、挫折甚至倒退，如西托姆卡(P.Sztompka)在《大转型的困境》（1992年）中，讨论了转型的可逆性问题。这种新转型理论，蒂利阿基安(E.Tiryakian)称之为“新现代化理论”，亚历山大(J.C.Alexander)称之为“后现代化理论”。显然，这种新转型现代化理论对于近20年世界上的社会变迁与生活多样性的事实更具有解释力，对我们的启发性也更大。
社会转型的三种含义都具有一定的分析价值与解释力。有人忌讳“社会转型”的提法，究其原因是片面地把它政治化了。“社会转型？是不是不搞社会主义了？”有人存在这样的疑惑。社会转型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是原有的社会向更发达、更充满活力与生气的社会转变的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既有渐进的，也有突变的。正在中国发生的社会转型属于后者，并具有浓缩的特征。
二、中国社会转型的度量指标体系
关于社会转型的度量，一直是现代社会科学工作者十分关注的问题。从上一世纪中期开始，世界上流行“工业文明观”，即社会发展＝经济增长＝GNP的提高。而自80年代以来，“社会发展观”逐步兴起，越来越多的人重视环境、重视社会资源、重视人等诸方面的持续发展与综合进步。1995年，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以全球社会发展为主题的世界各国首脑会议，明确地提出“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观。在这期间，联合国和一些国家的研究机构分别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或计量模型，以便对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进行评价、分析，对不同的国家进行比较。主要有以下几种富有代表性的综合评价模型：(1)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hysicalQualityofLifeIndex)，主要是为了测度一个社会中满足人们基本物质需要的状况，但不包括自由、公平、安全、精神等方面；(2)社会进步指数(IndexofSocialProgress)，是将众多不同的社会经济指标浓缩成一个综合指数，以此作为评价社会发展的尺度，是一种综合评分法；(3)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4)人的发展指数；等等。
中国社会转型的度量，应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更切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评价指标体系。中国社会转型有以下四种主要趋势：一是从计划社会向市场社会转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各种社会体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并且正在继续发生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政策走向、社会规范与制度都以市场化为轴心转变。市场社会的特征日益显著，主要表现为社会竞争机制逐步替代少数人决定机制、审批型政府逐步转变为服务型政府。二是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也就是从农民社会转向市民社会。越来越多的农民变为市民，人口的城市化率不断提高，是这一趋势的主要潮流。三是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四是从贫困社会向富裕社会转变。其中，第一种趋势是社会体制转型的主要向度；第二种趋势是社会结构转型的主要向度；第三、四种趋势是社会发展转型的主要向度。这四大趋势不仅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向度，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效果。因此，中国社会转型的度量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社会转型效果的评价。
从表1中24个指标的实际值来看，我国社会转型总体上处于初期阶段，少数指标开始进入中期阶段。中国社会转型度的评估方法与具体测定，可使用以下方法：
(1)单项评估方法：Ⅰ，30%以下；Ⅱ，30%-70%；Ⅲ，70%以上。
(2)综合评估方法：初期阶段，Ⅰ项占90%以上；70%-90%；50%-70%。中期阶段，Ⅱ项占50%-70%；70%-90%；90%以上。基本实现阶段，Ⅲ项占50%-70%；70%-90%；90%以上。
(3)百分制评估方法：Ⅰ，1-2分；Ⅱ，2-3分；Ⅲ，3-5分。
三、中国社会转型的社会代价及其度量
1、社会转型代价的理论认识。
社会转型形成了一定的压力。1993年，我曾撰文指出：“10多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的活力，加速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同时，剧烈的变革也给社会带来了多重压力。首先，是利益再分配的压力。改革是从经济关系的变化开始的。一定的经济格局，维持一定的利益分配机制。经济格局的任何变化，都会使一些人失去某些既得利益。由经济体制改革拉动的政治体制改革，同样使一些人失去既得利益。也就是说，改革必然会使一部分人付出一定的代价，感受到‘阵痛’。第二，是社会结构分化的压力。改革给中国人普遍带来了实惠，但各不相同。得到超额实惠而首先致富的少数人，以及得到平均实惠与较少实惠而致富的人们，日趋形成社会阶梯。每个人似乎都要走上一定的阶梯。但从下一个阶梯向上一级梯级迈步并不容易，这就形成社会结构分化的压力。第三，是竞争的压力。这是市场经济的冲击。保姆式的计划经济体制，正在逐步被自主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竞争之风吹向各个角落。落后、低效、懒惰越来越难以找到保护伞。一个个像断了乳的孩子，嗷嗷待哺往往无济于事，自己找饭吃又是那么艰难。第四，是规范重组的压力。目前，我国仍然处于新旧体制交替的时期。约束人们行为的规范体系也相当多元化，新旧规范相互冲撞与摩擦，还存在局部的失范状态。这些社会转型的压力，孕育或引发了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其中，除了少数犯罪分子同有关人们的冲突之外，大量与主要的矛盾则发生在人民内部。”（注：宋林飞：《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与对策》，《南京日报》1993年4月7日理论版。）社会转型的压力，也是代价。
中国社会转型的代价，总体上是可以承受的。而俄罗斯推行“休克疗法”，将经济改革、私有化等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忽视了社会领域，它不仅影响了人民生活和社会进程，而且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注：〔俄〕《俄罗斯报》1993年11月3日；〔俄〕《红星报》1995年2月18日。）。当年叶利钦总统在联邦议会宣读的国情咨文中指出，经济改革使社会付出了过度的代价，社会隐藏着爆炸性的危险（注：〔俄〕盖·奥西波夫：《俄罗斯变革：结果与前景》，莫斯科1995年版，第17页、第18页。）。符拉基米尔·科隆泰在《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一文中指出，俄罗斯的改革付出的社会经济代价之重已经令人难以忍受。同时，对未来做出了较乐观的预测。他指出，俄罗斯的社会转型要获得成功，今天的机会甚至比几年之前还要大。在多个社会领域都出现了人们想要安定下来的具体征兆，未来社会的某些框架已经在出现。经过近几年来的大动荡，新的因素和权力中心正在成形，政治多元化得到接受并逐渐成为现实。经济领域也在远较过去为大的程度上成为独立自主的力量的源泉，虽然财产和财富归谁所有，很有可能还会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一个新型社会在俄罗斯形成，不可避免地将是一个持久的过程。是否成功，结局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掌权者是否有能力解决当前的种种突出问题，为经济恢复活力，以及重新定位现行战略——主要是取向民主的混合经济，有效的市场调节，以及赋予内向发展远比目前为高的优先地位（注：〔俄〕符拉基米尔·科隆泰：《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北京〕《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0年第1期。）。
西方国家社会学界对西方社会转型的新观点也值得关注。美国社会学家尼尔·J·斯梅尔塞在《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一文中，对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社会转型是调整所带来的出乎意料的后果”，认为20世纪末的世界所发生的重大而且持续的转型——持续的经济增长、持续的民主革命、新的集团和新的认同以及普通的环境危机等——并不是普遍性的进化原则决定的主要趋势，而是国家和国家集团短期调整行为不断积淀而意外地造成的后果。斯梅尔塞认为，当今世界发生重大转型的原因在于，国家仅仅是单个或集体的对他们目前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做出相对短期的反应，而没有更多的考虑其长期后果。长期的转型——乃至发生革命——常常是这种短期反应的后果积累所致，出乎人们预料。对实践、形势和危机的反应虽然互不关联，却以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日积月累，形成全球性
的变化。他认为最为重要的四种趋势是：经济增长的革命持续不断；民主革命的继续；团结和认同的革命；环境革命。上述四种趋势结合在一起，表现出一些突出的矛盾，即一个长期而为人熟知的矛盾：国际资产阶级的胜利这一趋势是国内阶级和群体间的极端不平等以及国家间的极端不平等长期化——如果说还不是进一步恶化的话。尽管目前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已不再时兴，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一观点不应该被人忘记（注：〔美〕尼尔·J·斯梅尔塞：《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北京〕《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9年第2期。）。斯梅尔塞的看法是清醒的，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另一位社会学者阿兰·图雷纳的观点也颇有新意。他指出，我们当前生活的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于过去曾经长期存在的环境；那时，经济因素导致社会冲突，然后导致各种制度化的机制，通过法律或合同解决这些冲突。这种一般称为社会民主模式的做法已经不再符合现实。这些就是我们面对的问题：体制、社会和文化的纽带纷纷断裂；个人主义被放了出来，享受、寻欢逐乐、个体化被放了出来。于是我们目睹愈来愈多的冲突发生，在全球、国家、地方和个人的层次上，在对个体化的不同理解之间（注：〔美〕阿兰·图雷纳：《20世纪的社会转型》，〔北京〕《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9年第2期。）。
西方社会转型不同于中国社会转型。西方的市场化转型是一个内生的渐进发展过程，市场经济因素在转型前的自然经济中产生并逐渐壮大，从旧制度的内部引发长期的渐进性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对历史传承性的破坏和冲击相对要轻缓与微弱。这种矛盾和冲击在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则被压缩到较短的时间内，是突发性的，因而具有更大的社会风险。
2、社会转型代价的类型。
(1)失业。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一部分城乡居民中的隐性失业现象日益显性化；另一方面，日益激烈的竞争使一些企业破产关闭，从而失业率上升。这个问题在我国加入WTO以后，近期不仅不能缓解，相反会有所加剧。同时，平均失业时间过长的问题也很突出。
(2)社会分化。从均衡社会向不均衡社会转变，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社会后果之一。“不均衡社会”不一定是恶果，而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景之一。问题在于是否过度分化。不同收入层的分化是社会转型的必要代价，但必须适度。目前，我国收入层的分化有进一步加速的趋势。如果任其发展，它所引起的震荡，社会可能难以承受。1995年，我在《“中国经济奇迹”的未来与政策选择》一书中指出：“几十年来，我国习惯把‘两极分化’看作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因此，对于‘极’与‘分化’的数量界限不宜定得过低。同时，也不能定得过大，因为过大了会抹煞实际存在的贫富悬殊现象。”（注：宋林飞：《“中国经济奇迹”的未来与政策选择》，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12页。）
关于“两极分化”的标准，我曾在该书中提出如下三个定量标准：标准1、大极指数（20%最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20%最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大于4；标准2、欧西码指数（10%最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10%最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大于5；标准3、先富指数大于10。先富起来的人现在还是少数。用5%表示少数，比较合适。5%最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与10%最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之比，我称之为“先富指数”。两极分化不仅是个人收入差距过大，而且还包括个人财富差距过大。在资本主义社会或地区，财富差距远大于收入差距。台湾1992年的两个20%的人均收入差距为1:5.24，财富差距为1:16.8。我国的个人收入与财富差距将受到更多因素的推动。
(3)犯罪。有三种犯罪现象值得关注：一是随着民工潮发生的“进城农民”犯罪率的升高；二是城乡犯罪率的升高；三是干部职务犯罪率升高。这三种犯罪现象的扩张，同社会转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视之为社会转型的代价。
(4)社会不安。有四种具体表现：一是通货膨胀。这往往是经济变革与发展的代价，我国在20世纪80、90年代都曾经付出过比较高的代价，但近几年来这个问题缓解了。二是社会信用缺失。在经济生活中，不讲信用的现象比较严重，从而造成三角债多、银行不良债权率高、假冒伪劣等问题突出。三是党与政府的形象受损。有些人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信任率、信任度的变化，是十分敏感的指标。四是群体性突发性事件。近年来，因就业、收入、城市拆迁等引发的群体性突出事件有所加剧。
(5)社会公害。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后果之一，是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社会公害是“发展病”。英国工业化初期，出现了人们共同造成又共同受到伤害的污染现象，恩格斯称之为“社会谋杀”。目前，我国水、空气、食物污染与土地荒漠化等社会公害，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与治理。社会公害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代价之一，从公害比较严重的社会向生态社会转变则是消化社会代价的表现。
3、社会转型代价的指标体系。
以上12个预警指标的警戒线，可以使用两种方法来确定：一是国际极限。如失业率为8%-10%；10%最富有家庭收入与10%最贫困家庭收入之比为10:1；贫困线以下的居民的比重为10%；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之比为1:3；每万人中犯罪率为500-600；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率为20-25%；等等（注：〔俄〕盖·奥西波夫主编：《俄罗斯社会与社会政治形势：分析与预测》，莫斯科1995年版，第81-83页。）。二是根据中国实际确定经验性临界值。这需要长期、谨慎的实际观察与测定。上表中的警戒线，失业率、10%最富有家庭收入与10%最贫困家庭收入之比、贫困线以下的居民的比重、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之比等四个指标，我采用了“国际极限”；其余指标是我的假设，供今后进一步观察与研究使用。在中国，每万人中犯罪率应低于国际极限一半以上；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率应高于国际极限一位；平均失业时间、每万公务人员中腐败人数、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参与群体性突发事件人次率、荒漠化土地治理率、三
废处理率等指标，是根据我的研究设定的。其中，犯罪的警戒线为犯罪真数，即实际发生的犯罪数，而不是犯罪白数（立案数）或犯罪黑数（未立案数）。同样，腐败的警戒线也为腐败真数，而不是腐败白数（被揭发数）或腐败黑数（未被揭发数）。犯罪真数＝犯罪白数＋犯罪黑数；腐败真数＝腐败白数＋腐败黑数。
社会转型范文第6篇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从1978年开始的,而实际上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研究中国社会转型应当从170年的那场战争开始。只不过由于我们在最近几十年中,我们受到了太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往中国近代的历史中注入了太多的政治因素,注入了过量的民族主义的考量,于是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就被分为 “反对封建帝制阶段”、“民族解放阶段”等等,其实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自从1840年以后的历史,都可以以中国传统社会向着现代社会转型的“过渡社会”来对待,这是从社会文化角度考虑问题,有利于人们从学术方面更清楚地理清社会变化的内在规律。我们不应当把所有的历史研究都变成党史研究的面孔,我以为,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的转型会有其不同的意义。
如果把固守在这片大地上的中国人看成一个整体的话,中国人对转变自己固有的社会形态曾经经历了各种的心理阶段,开始时是蔑视,后来在外来的经济和商品的压力下,上上下下都产生过仇视的情绪(以义和团运动为最典型);当仇视情绪在受到外力弹压反而面临更大的耻辱以后,就进入到恐惧阶段。不少人成为“买办”,成了“洋奴”。而那些对外部世界有所了解并具备一定的民族气节的“先进阶层”,以及受到这些人影响的国人们就开始进入“借重”的阶段。他们都看到了我们的东邻―日本社会的成功转型,也想仿效之,但首先受到我们所要仿效的对象―日本人的狙击。其实,中国之大,所谓“借重”是不可能成功的,这可以以1947年的“国大”选举为例。有了以上的“教训”,在打赢对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之后,我们带着情绪又走上了对外排斥的道路,先是对英美帝国主义,后是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进行全面排斥,自我封闭,自我孤立,贻误了一段较长的时间和不少的发展机遇。
当我们重新睁开眼睛看世界时,又出现了一股“照搬”的短时期,表现为上世纪80年展经济的“洋跃进”和20年前不顾国情打算直接引进西方自由民主的所谓“民运”。时间证明,中国的事情,尽管试验了各种道路,但只能以这二三十年的方式来办理,即: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掌控之下,有序地、渐进地、由浅入深地进行社会转型。一切貌似有理的激进主张,都会在中国复杂的国情面前,终将变成这种或那种盲动主义的冒进,最终会被历史证明是白白地耽误了时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我以为,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决定的。
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几股世界规模的时代大潮的交汇
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
中国社会转型的时间拖得很长,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的事情有其特殊性―中国太大了,中国太旧了,中国太老了。俗话说“船小好调头”,我们的船太大了,调起头来当然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还应当看到,在这漫长的转型期间,我们在变,我们的外部环境也在变;我们刚刚进入到一个新的状态中,外部却在这段短短的时间里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常常使得我们手足无措。拿日本的社会转型来作为参照物,就很容易看清楚了。日本社会转型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然后他们再对新的社会制度进行微调,就与世界大势同步进行了。而我们中国在转型过程中,世界上的各个思潮、运动、新观念、新技术,以及各大民族之间的冲突、世界性的各种危机,都不可避免地对我们的转型过程发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其中对我们社会转型影响最大、也是给我们的转型增加变数最多的是那段被称为“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这个时期所形成的社会“硬件”直到现在还在我们的社会中发生着或是正面或是负面的作用。
中国社会转型的最主要内容是,走出在中国运行了两千多年的旧的传统文化体系。
我们民族中的先行者们极力想尽快摆脱的这套体系的最致命之处是,它表面上是和谐的,但是被表皮所掩盖住的内里,却充满了深刻的内在矛盾。中国又没有允许非正统力量表达思想的社会机制,更不用说对社会制度的批评的权利了,社会的价值观、是非观,是以位于社会顶层的皇权利益不受冒犯为根本原则的,这样,当社会经济濒于崩溃的时候,只有以人口的大量减员为代价,相应地,那个维持了若干年或一两个世纪的旧的王朝也就随之更替,新的王朝在“人口―土地”恢复平衡的条件下,开始了新一轮的统治。如此一朝一代地往复无穷,如果没有外来的足够强大的冲击和影响,这样的震荡周期将永远重复下去。这就是所谓的“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长期以来,中国人已经无奈地把这归于永恒不变的规律了。
400多年前,发生于德国的宗教改革,引发了教廷与广大教民之间的冲突,冲突以世俗力量的胜利告终,从此,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人类社会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突变。其中,人权观念的确立,使得劳动力成为商品,使得市场成为演练平等权利的实验场,社会变得越来越和谐。细分一下其中的内容,有科技大潮,有城市化大潮,有民主政治化大潮,还有以共产主义运动名义复苏的乌托邦思潮。
这几股大潮中的每一股都对中国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因为从根本上讲,这些思潮与它们造成的后果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但是,只要这些思潮一进入中国,都会被中国传统改造得面目全非(如基督教之于“拜上帝会”,共产主义思潮之于“运动”),进而更加深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
科学大发现和近代科技对社会生产手段的刺激,让中国的农耕文化解体,让人身依附为主要特征传统礼法处境尴尬,让一味讲究忠义、蔑视私利的旧道德体系走向没落等等。中国由于不像西方社会那样是由各个文化层次、各个社会领域和阶层组成的,所以,只要中国一旦“有情况”,不是“掩盖”或“糊弄”,就是整个坍塌。就像科举制度的取消,并不只是“革”了教育界的“命”,也让一个大的“封建王朝”就此走上了末途。
中国社会转型的几个特征几个难题
上面说到,“中国之大”是所有问题里最大的难题。
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小岛屿,成为一个很好的参照。在实行了英国式的管理之后,成为世界上最有秩序、经济上最活跃的地区。为什么?它很小,它的社会生活观念可以很快地转化为新的面孔。台湾地区也有些相似。但是,一个大中国,如果从整体上一起转变社会形态,世界上没有一股力量能做到这些。只要中国固有的秩序被打乱,埋藏于中国人心中的那个观念―天下大乱了,改朝换代了,于是被旧的中国礼法毒害的那些不安分的中国人就会把自己想当然地认定为“真龙天子”,大乱即可难免。中国一发烧,世界上没有可以对症的退烧药。这也是我上面所说的,中国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作为支撑,舍此,就会付出更长的时间和社会代价。
其次,“中国之旧”也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难以解决的问题。
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在世界四大古文明中“硕果仅存”,是因为,在中国这片相对封闭的“次大陆”上,与外界的冲突相对少些。我们中国人所厌恶的“靼掳之患”、“倭患”,被中国人看得那么严重。其实,看一看欧洲的历史,看一看美洲的历史,以及中东、南亚的历史,类似“烽火扬州路”那样的惨案,决不是几十年上百年发生一次,而是家常便饭。几年十几年就赶上一次两次。在那里,几十年前生活着这一族类的人群,几百年甚至几十年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人间蒸发”了。生存之道就是那么简单,谁当下活在此地,谁就是主人,不会像中国人口口声声所说的什么“固有领土”。比如从公元400年到公元800年之间的那段不算久远的历史时期,中欧、东欧是哪个民族占据着维斯杜拉河流域的统治地位?匈牙利人是从什么地方移居到东欧的?尼罗河三角洲上自从修建金字塔的那个王朝之后,又经历了多少个民族的战争洗礼?这些是历史学家都难以准确判定、难以令人信服地解释的问题,他们没有我们民族那么丰富的史料,是频繁的战乱造成的这种结果。
而我们中国人,由于祖先的血脉“一脉相传”,无论秦砖汉瓦,唐诗宋词,都被保存的像昨天的东西一样,其实保存是好事,也有其另一面,那就是把旧的东西原封不变的继承下来,被后代当成不可变更的文化,于是,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之“旧”,也就是不为奇怪的事情了。于是,中国式的政府管理法与官场各种潜规则、中国式的礼法和生活方式、中国式的教育与选材方式、中国式的社会交际法与以“义气”为基石的公关方式、中国式的商业操作法和市井的行会惯例、中国式的医道和神秘的治病手法⋯⋯,都在外来的新的现代社会文化构件面前,显示出十分顽强的“生命力”,改造起来,或者“抛弃起来”,都是十分困难的事情,社会转型的困难,缘由就在这里。
中国历史上的长期自我封闭,让中西文化交流变得十分困难;反过来,文化交流的困难又使得中国一有机会就回到自我封闭的状态中。如此,想用短时间实现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一件难以实现的事情。
中国社会转型的未来与展望
以中国人口的巨大数量,以中国人“固执”的生活习俗,以中国文化的成熟和“完备”,我以为,想让中国基本上融为世界上通行的现代生活方式,还要用半个世纪的时间,这基本上符合邓小平先生20年前所下的“下个世纪中叶”的时间判断。
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不仅是表面上的,还有深层的矛盾需要时间来化解。中华民族内部作为主体的汉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独特的管理方式,都能从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中找到相应的处理方法,有些方法在历史上曾经起过很好的作用,我们可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借鉴和发展。这些创造性的探索需要我们以更大的努力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从西方文化发展和社会实践中寻求借鉴,这都需要一定的时间。
当前,当我们的社会转型进入到经济上顺利、政治上稳定的时期时,一定要注意文化传统中的不健康因素的侵袭。例如“官本位”传统在各级官员头脑中的反映,“官尊民卑”思想、官场缺乏有效监督等问题将长期困扰中国。这个老大难问题,也为中国社会转型的艰难和长期性标下了注脚。
把中国的社会转型期估计得那么久远,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原因是中国的人口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弊病就是必然形成人口的无序繁衍,这是中国人的人生观决定的。中国这片土地上最佳的人口承载量不是现在的13亿人,而是4亿人,要在今后的50年100年内不断地接近那个数字,才有可能让中国人过上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并进入所谓“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将创造许多的世界之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这是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现在已经有两亿人口从乡村转入城市,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还将有至少四亿人口将转化为“正式的”城市人口,这是眼下中国城市房产“疯涨”的根本原因。而在这期间每年一度的“春潮”―春节期间亿万农民工的返乡和回城―也是世界上最为壮观的“人口流动”。
中国人口压力的最大的“着力点”是就业。如果没有一定的就业率,中国社会稳定就将成为一个巨大的不安定因素。我们的政府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所以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毫不含糊地坚守原则,不使日本曾经发生的事情在中国重演,日本可以经受连续十几年的经济衰退,我们中国是不能想象出现那样的场景,原因是:人口与就业问题一旦处理不好,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应当高度警惕,那就是环境污染的治理。我们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暂时地以牺牲环境的原有质量为代价的,对大江大河认为的“改造”,化工等高污染行业的工矿企业周边土地和水源的恶化,都将要我们或我们的子孙在今后的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里逐一地“还债”。这些都是我们的社会转型的“负”产品。
在看到上述负面效应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实现社会转型的重大意义。
欧洲的几个大国在在20世纪以后一个一个地被降为“二等国家”,于是他们想到了走联合和统一的道路,于是在“欧洲联盟”的旗号下,开始走上了艰难的“合并之路”。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我们中国是先统一(我们国家的“分裂状态”从2200年前的战国时代就结束了)后发展,而欧洲是先发展后统一。我们的统一滞后了我们的发展,但最终还是走上了发展的道路。而欧洲的统一能什么时间最终实现,现在看还是一个未知数。当我们把时间长河看做是无限的和无边际的话,我们祖先为我们设计的道路还是能让我们后人收获“红利”的。今后的中国人永远可以说我们是“大国人”,作为“大国人”在世界上的荣誉感是只有小国人才能确切地体会到的。这要感谢我们的祖先、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民族都会因为这个原因受益的。
社会转型范文第7篇
一、社会转型对社会救助工作的主要影响
社会救助是指公民在不能维持其最低生活水平时，由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标准向其提供满足最低生活需求的援助。它以所有特困公民为对象，以保障其基本生活为目的，通过给予现金、实物和提供服务等多种方式实施救助，主要由灾民救助、最低生活保障、社会互助等组成。社会救助是解决群众生活困难最古老的措施，也是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中最基本的项目，它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一起，构成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可以暂时没有社会福利，甚至也可以暂时没有社会保险，但是，不能没有社会救助，古今中外概莫如此。
学界一般认为，我国社会转型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其中1840年到1949年为第一阶段，1949年到1978年为第二阶段，1978年至今为第三阶段，是快速转型期。社会转型既包括经济基础的变革，也包括上层建筑的调整，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的整体变迁。当前我国社会转型主要表现为：一是在社会生产和生产力层次上，表现为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二是在经济体制层次上，表现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三是在上层建筑层次上，表现为由高度集权的传统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转变；四是在思想文化层次上，表现为反映自然半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精神文化向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精神文化转变。笔者认为，社会转型对社会救助工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产生的影响
我国社会转型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传统与现代共同存在，共同作用，尤为表现在建设法治社会进程中，传统思想观念仍然起重要作用。中华民族历来有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对贫困者给予同情、关怀和支持。这是我们做好社会救助工作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在社会转型期应予发扬光大。改革开放破除了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社会成员对贫困问题的价值判断发生一些变化，部分人比以前更多地看到了导致贫困的个人责任，认为贫困是由贫困者的“思想保守”、“观念落后、“不思进取”和“过分依赖”等原因引起的，而忽视了引起贫困的社会因素。因此，在经济发展和平均收入水平提高以后，没有及时重视和协调好先富与共富的关系、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导致贫困问题比较突出。社会救助工作由于是对最为贫困的群体进行最为急迫、最为直接的救助，特别需要严密的法规。因此，在国际社会保障理论界，社会救助常常被称为“须经家庭经济情况调查的保障制度”。但是，我国社会救助工作法制建设严重滞后，不仅没有基本的《社会救助法》，而且也没有《赈灾法》，造成社会救助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无法可依。如，灾情核报的随意性很大，有的地方为了多要救灾款而夸大灾情，有的地方为了出政绩报喜不报忧。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社会救助对象的民主和法治意识会普遍增强，他们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也会增强。因此，急需加强社会救助工作的法规建设，在社会全面转型的背景下，妥善解决效率与公平、经济竞争与社会关照等社会问题。
（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产生的影响
一是经济体制转化和产业结构调整，造成的下岗和失业问题突出。种种迹象表明，目前，我国进入1949年以来的第五次失业高峰期，虽然统计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只有3%--4%，但实际失业率在8%左右。随着下岗和失业并轨工作的加快，再就业中心将逐步撤消，过去在下岗职工中隐含的失业问题将完全显现，失业问题会更加突出。2002年我省城市低保对象111.45人中，传统“三无”救济对象为3.66万人，仅占3.28%；在职职工、下岗和失业人员为75.76万人，占68%。二是就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1978年我国就业人口在一、二、三产业中就业的比例分别为70.5％、17.3％、12.2％，2000年则变为50.0％、22.5％、27.3％，二、三产业的就业人口开始超过第一产业。2000年在国有、集体经济部门以外就业的人员比重，已经达到全部城镇就业人口的54.9％，超过了在国有、集体部门就业的人数。就业结构的变化，造成单位社会保障功能降低，就业者陷入贫困的机会增加。三是收入差距扩大。不但单位内部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拉大，单位、行业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扩大。据有关专家测算，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6，接近0.6的国际警戒线。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57倍，到2002年扩大到3.09倍。由于农民享受不到城镇居民的有关福利，实际收入差距应在5倍以上，这一比例大大超过世界各国，由此导致的贫困问题比较突出。
（三）社会政策转型产生的影响
一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在社会保障方面，不再追求高水平的社会保障模式，力图建立“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将过去的国家福利和企业福利模式改为社会化的福利模式，在医疗、住房、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方面，不再由国家和企业承担全部责任，而是建立多方共同负责、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混合福利体系。尽管新的社会政策目标是要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保障体系，但由于在新旧体制的转化中出现了一个制度空缺时期，未能及时地出台新的制度性框架，来防止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失业下岗者和其他特殊困难者陷入贫困，造成社会救助目标弱化，救助平均水平降低，使其难以发挥较好的社会保护功能。二是有些政策难以适应实际工作需要。五保供养是随集体经济产生和发展的，长期以来，是作为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福利事业。目前，在集体经济十分薄弱、土地保障功能严重弱化的情况下，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后，五保供养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因此，有必要对五保供养工作进行重新认识，不应再将其作为集体福利事业，而应属于农村社会救助的范畴。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救助政策。三是社会救助资金投入不足。近年来，我省国民经济呈现较大幅度增长趋势，但社会救助经费没有能够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步增长。如，我省开列的自然灾害救助经费从1995年到现在仍然是2000万元，与经济发展相比，实际上是呈下降趋势。当前，我省城市低保保障标准较低、保障面较窄的问题比较突出，其主要原因，也主要是由于保障资金投入不足造成的。四是社会支持系统的作用弱化。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社会救助优惠政策，如救灾粮、油、燃料、建材等物资，随着价格体制和流通体制的改革，能够安排的范围越来越小，价格也与市场价格相差无几。城市低保只能维持低保对象的基本生活，若要解决低保对象在就医、住房、就业、子女上学等方面的困难，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但由于一些部门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出台优惠政策，制定、落实优惠政策的难度较大。
（四）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产生的影响
一是社会利益群体与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改革前，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下，国家是唯一的利益主体，不存在其他形式的利益群体。改革以来，随着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利益主体逐步多元化，个人、组织、群体独立的利益主体地位得到强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利益群体，如私营企业主。过去以身份为依据的社会分层逐步被打破，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等阶层分化加快，他们中的部分人沦为贫困的可能性增大。二是人口流动速度加快。2002年全国有9000多万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我省为全国主要的跨省流动的流出地。由于人口流动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和无序性，相应的法律保障和服务措施不健全，进城农民工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他们的合法权益容易受到侵害，极易沦为贫困群体。大量劳动力流出，对农业发展也产生一定的影响，给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扶助和精神慰籍带来新的问题，社会救助任务进一步加重。
二、加强和完善我省社会救助工作对策
科学构筑我省社会救助体系，是解决转型期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这一体系应以自然灾害救助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主体，以社会互助为辅助，以临时救济为补充，以优惠政策相配套，以社区组织为依托，以维护和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权益为根本任务，坚持改革创新和社会化方向，不断提高社会救助水平。
（一）搭建一平台，发挥社区在社会救助工作的作用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原来由国家和单位承担的相关社会功能逐步推到社区，社区的社会功能在迅速扩大。尽管近年来大力开展了社区建设工作，由社区组织来承担政府和单位的一些社会职能。但此项工作仍然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社区掌握的社会资源还很有限，组织体系还不健全，从事社区工作人员的专业化程度还不够高，还不能完全承担起有关的社会职能。因此，要大力进行社区建设，重点突出社会救助的职能，积极建立社区化社会救助体系。目前要重点搞好社区服务组织体系建设，设立社区保障服务中心，为辖区居民提供社会保障事务服务；负责审核居民享受社会救助的资格；组织社区有劳动能力的救助对象参加义务劳动，消除其“等、靠、要”依赖思想；设立捐赠接收站，搞好社区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捐赠的物品优先在辖区内贫困群体中调剂，低保对象可以凭救助卡选用捐赠物品；积极支持志愿者组织参与社区服务。从而建立一个以人为本、讲礼仪、重情谊，相互关心爱护的和谐社区。
（二）搞好两个转变，重新认识转型期的社会救助工作
1、转变社会救助工作的价值取向。一是由恩赐观念向权利观念转变。传统社会救济含有明显的恩赐观念，救助者常常以观世音自居，受救助的群众往往感恩戴德，这种行为是与现代社会救助有着本质区别的。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实施社会救助是其应负的由法律规定的社会责任，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恩赐；对于公民来说，获得救助是其应享有的受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法律意识的增强，要用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救助”取代传统意义的“社会救济”，以转变传统的恩赐观念。二是以物为本观念向以人为本理念转变。长期以来，在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上，社会救助工作的主要任务似乎就是分配款物，往往把争取上级的救助资金作为一项中心工作，一旦款物分配完毕，救助过程也就结束，使社会救助工作的重心转向了以物为本。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从维护人权的角度认识社会救助工作，弘扬以人为本的现念，使救助对象的生存权、发展权得到应有保护。
2、转变社会救助工作的行为取向。长期以来，我国社会救助的行为取向突出表现为特殊主义，不是按照社会成员的实际困难程度进行救助，而是划分成若干群体，分不同对象实施救助，造成同属国家一员，而在救助待遇上却千差万别。如，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社会救助也存在严重的城乡差别。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城市居民社会福利较高，职工工作、生活都比较有保证，因此，社会救助的重心在农村。近年来，随着国企改革深化，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增加，贫困人口增多，城市社会救助工作日益受到重视，而农村社会救助工作则止步不前。再者，城市农民工是社会的边缘群体，城市、农村社会救助都没有把他们列入，属于被人遗忘的群体。因此，社会救助的行为取向要由特殊主义向普遍主义转变，不分种族、身份、职业等，在获得社会救助方面一律平等。
（三）构筑三个体系，促进社会救助工作的全面发展
1、积极推进依法行政，完善政策法规体系。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政府运作方式的基本特征。近年来，城市低保的立法工作取得了重要突破，1999年国务院颁布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我省于2002年5月1日起实施《河南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实施办法》，使城市低保工作的法制化建设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但是，自然灾害救助、农村社会救助还没有相应的法规出台。为此，各级政府社会救助主管部门必须实施依法行政战略，一是要抓紧制订急需的地方性法规，及时修订不适宜的法规，搞好法规、政策之间的衔接；二是要严格依法办事，全面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三是要积极推行政务公开，转变职能，改变管理方式，增强服务意识，提高办事效率；四是加强监督，确保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得到统一、公正、合理的实施。
2、科学运作，完善社会救助管理体系。①强化政府的主体地位。社会救助对象是社会最为贫困的群体，可以说，没有政府和社会的救助，他们就无法生存。因此，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权，是每一个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目前，政府在五保供养、农村特困户救助等方面的主体作用发挥不够。要强化政府在社会救助组织、管理、监督和财政投入等方面的主体作用，逐步形成政府投入为主、集体补助为辅、社会共同参与的救助机制。②探索建立科学的管理机制。可实行普遍性和专门性相统一的社会救助双层体系，将社会救助对象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救助对象为城乡所有贫困者，为因各种原因而陷入贫困者提供救助，以涉及面广为特征，具有普遍性特点；二是救助对象为已经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没有家庭收入和其他收入来源的人，以受益对象的专门性为特征，具有专门性特点。这样划分，既能对所有贫困者进行救助，又能对特困户进行重点救助。③建立起规范的社会救助款物管理机制。各级政府要建立社会救助基金，强化财政预算，加大财政投入，增强社会救助的资金保障能力；社会救助资金要实行专户管理，确保资金不被挤占、挪用、贪污等现象发生；在资金的发放上，引入民主决策机制，由群众代表评定困难户，提高资金发放的透明度，解决优亲厚友等问题的发生；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低保金社会化发放途径，推广由银行、邮局等网点发放低保金的做法；搞好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对社会救助资金的监督。④加大社会救助工作的科技含量。建立比较完善的贫困指标监测和评估网络，运用现代技术手段，通过严格的家庭收入调查和计算，准确核实贫困家庭的经济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制定科学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和救助标准，为准确实施社会救助提供保障。建立灾害管理系统和救灾辅助决策支持系统，制定灾害评估、统计、紧急救援办法，探索灾情科学预报、评估、合理分配救灾款物的新途径，不断提高灾害救助的科学化管理水平。
3、建立有效的社会支持体系。对处于贫困之中的人员，单靠政府救助解决不了他们的所有困难，必须发动社会力量，开展社会帮扶活动，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服务。政府在社会救助对象就业、职业培训、自谋职业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积极引导、鼓励慈善团体等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工作；组织、提倡开展多种形式的帮扶解困活动，如社区救助服务、志愿者活动、扶贫济困送温暖活动等。发动社会力量，搞好救助对象在医疗、教育、住房、司法援助等方面的专项救助。在教育方面，通过减免学杂费、奖学金、教育贷款和勤工俭学等方式，解决贫困家庭学生的上学问题；在医疗方面，建立起专门服务于贫困群众的医疗补助、费用减免制度，确定医疗救助定点医院，确保他们能够获得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在住房方面，要通过实施“安居工程”，为贫困群众提供廉价住房，廉租住房，使其居有住所；在司法救助方面，认真落实《河南省法律援助条例》，为贫困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并免收、减收费用，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通过社会各方面的支持，筑起一道牢固的社会安全网。
参考文献：
1、多吉才让：《新时期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
2、多吉才让：《中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与实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民政部：《中国城市反贫困论坛主题报告--中国的城市贫困与最低生活保障》，北京，2002年12月
4、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200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5、民政部救灾救济司：《救灾工作资料汇编（1）》，2001年
社会转型范文第8篇
每年的元宵节过后，东莞都会准时地迎来返工的高峰。但今年“该回来的人没回来，不该走的人却又都走了。”一位老板告诉《小康》记者，“该回来的”是指本该正常返工的工人，“不该走的”则指当地色情产业的从业人员。
“一个月招工三百二十人，离开二百八十五人，铁打的厂门流水的工人。”这是对东莞外来人口最真实的写照。在这个外来人口是本地人口近4倍的城市，如何让他们建立归属感，把东莞当成“家”，是当地政府一直努力的方向。但，他们是否把这里当成了“家”，则尚存疑问。
“游民社会”向“移民社会”过渡
“扫黄风暴”后，越来越多的年轻男女声称要逃离东莞。对这座产业城市来说，这才是真正的考验。
在中共东莞市委党校社科教研室主任孙霄汉看来，东莞正在从一个“游民社会”向“移民社会”过渡。
2007年11月6日，东莞市政府新增设了一个机构——“东莞市新莞人服务管理局”在这天正式挂牌办公。这是全国第一家、也是唯一专为外地务工创业人设立的政府机构。服务局一挂牌便着手探索为外来人口服务的方式。包括为新莞人培训技能、提供维权，计生、社保、入籍、子女入学等多方面的服务。
“新莞人”的称谓意味着东莞想要化解外来与本土之间相互融合的困局，消除了本土与外来族群之间的隔膜。这一政策最直接的受益者是希望就地入学的打工者子女。在此后几年中，东莞政府在基础教育上投入巨资，先后承接了60多万异地户籍的打工子女就地入学，无论在时间和数量上都领先于全国。
“一个移民社会应该使流动人口在城市享有完整的公共服务的权利。”孙霄汉对《小康》记者说，但目前流动人口能享受到政府带来的公共服务还是很有限的。在他看来，目前我们国家这种公共服务体制基本上是一个地方政府顾及地方固定人口，而像东莞这样一个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供给压力大过于北京上海深圳，这应该在政策层面有顶层设计，国家应该统筹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责权。
东莞是一个包容型的城市，什么人都可以在这里生存，但人口的结构还是以中低端为主，相对于广州、深圳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差距是明显的。孙霄汉认为，东莞每个时期出台的政策对于东莞的影响还是正面的，东莞经济没有出现大起大落与东莞出台的政策有关系。从上世纪80年代“三来一补”到90年代的城市化进程，这些政策与东莞本身经济发展的节拍是吻合的，而真正制约东莞发展的关键之处是怎么样提高东莞人的素质。
“新莞人”相关政策营造的公正公平环境，则使一群群优秀人才在这块土地得以展露才华，并成长为东莞社会的中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秘书长王伟举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对“新莞人”的各项服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新莞人”政策是东莞社会转型、城市升级的重要举措，它逐步消除了外来人口心理上的障碍，让很多外来人才在东莞实现了身份认证。随着“新莞人”措施的出台，这些外地来东莞工作的人都已经本土化了，这不仅是指户籍，而是他们在思想感情上已经与东莞融为一体。
“只有让800多万人在东莞都有高度的归属感，外来人口从游民变成移民，才能实现和谐东莞。”孙霄汉说。
在“沙漠”里种文化
去年东莞政府投入巨资打造的东莞城市形象片，并没能彻底改变“性都”的公众印象。
“政府想刻意通过某件事去改变公众长期以来形成的印象，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东莞市民主促进会副主席梁聚锋对《小康》记者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执政者的工作重点太偏向于经济建设，对于精神、文化建设的漠视形成现在这种必然结果。
千分一公益服务中心负责人张坤去年被评为“东莞市十大慈善人物”，当他向《小康》记者讲述这件事情时，却没有感觉到获此殊荣的自豪感。“获奖的十个人中，只有两个人是真正做慈善事业，而其他都是土豪。”张坤认为，他近十年来，用“一对一”的扶持模式资助了近千个贫困孩子上学，获奖是理所当然。“在宴会上，没有人跟我说话，地方官员都围着企业家了。”官员们漠视精神文明建设的态度令张坤很失望。
但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秘书长王伟举却认为这是对东莞的一种偏见。
从2013年4月14日到27日，王伟举先后在东莞市区、厚街、长安、虎门、大朗、凤岗、松山湖作过调查，他对张坤等人的看法并不一致。他发现，最近几年，东莞对文化投入非常重视。为了建设“东莞文化工程”，财政一次就投资了20多亿元。这些工程包括东莞市文化广场、展览馆、图书馆、玉兰大剧院、文化中心、岭南画院等核心项目。
“只要你有好的想法，不管你是哪个省市的人，都可以去东莞与当地的文学院签约，经过申请的写作项目都可以获得东莞市政府的资金扶持。地级城市的东莞文学院，常年驻有签约作家20多位。”王伟举表示，面向全国的签约作家制度就是东莞的首创。
打造文化软实力，是富起来的东莞欲改变形象的重要动作。自2006年以来，东莞市财政连续5年每年安排10亿元用于文化名城建设。当地的公共图书馆（室）达到384个，有30座博物馆511个文化广场；打造了“‘我们的节日’——东莞市系列文化活动”、“文化周末”等一系列文化活动品牌；2010 年，更完整地端出了建设文化名城规划纲要。
种种努力，都试图改变东莞“文化沙漠”的状态。
自2013年以来，各镇热衷于拍摄具有本镇特色的“微电影”，除此之外，为了充实文化建设的内容，举办各种活动，比如位于东莞东部的清溪镇，已成功举办第三届赏花行活动，推动亚热带次原始森林自然风景区、山水天地森林公园等的建设，着手申报国家4A级以上生态旅游区。做大做强“一歌一舞”文化品牌，客家山歌成功晋级省级“非遗”，该镇颇具特色的“麒麟制作”晋级部级“非遗”项目。继2012年获评“中国最美小镇”、“中国最佳休闲小城”，2013年又获评“中国最宜居城镇”。
无论从市还是镇，东莞地方政府显然已经深刻认识到，没有文化的土豪还是一个穷人。
东莞将去向何方？
东莞社会转型的未来在哪里？
“早在2006年，东莞就已找到了答案，并一直在践行——通过社会转型为经济发展方式。”东莞市社科联主席王思煜说。
虽处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东莞社会转型与其他地区一样，都经历了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从传统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以及现代城市化社会转变的过程。作为中国改革前沿地区，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东莞目前社会转型更集中地体现在从初、中级城市化社会向更高级别的城市化社会转型升级。
近年来，东莞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加强党政机关、企业经营管理者、本地居民和新莞人的教育培训，市民综合素质不断提高。但由于东莞人口结构特殊，本地居民群体和新莞人群体文化程度不高，相当一部分管理人员都是“洗脚上田”而来。市民整体素质滞后，成为东莞社会转型的重要制约因素。
“我们的政府和公务员要提高服务意识。”梁聚锋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在国外某些国家，公务人员也经常“家访”，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到市民家里来看看是否需要什么（特别是困难问题家庭）并给出一些建议，孩子上学远不远，是否需要转到就近学校，夫妻是否在同一地方居住，是否需要协住迁移等生活难题，而我们面临的公务员造访往往就是查证或收费。梁聚锋说，提升公务员、干部队伍的执政能力和公共行政管理能力和服务意识，在社会转型中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东莞农村就地变城市，大量的农民已成为市民，但其城市观念、城市意识、文明素质等还没有树立起来，因此要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使其从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行为方式等全方面适应城市，成为真正的市民。“促进本地居民向市民转型，是东莞向高级城市化社会转型必须跨越的一道坎。”王思煜说。
在公共服务方面，政府部门应该在承认地区、城乡、人群之间存在差别的前提下，在一定底线上保持公平竞争，新老莞人都应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尤其是新莞人的医疗保障、义务教育、公共交通、住房保障等基本需求，这些方面要广覆盖。“在东莞，外来人口数目过于庞大，如积分入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只能逐步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张志安告诉《小康》记者，东莞为此付出了一定的努力。
社会转型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只靠改善民生，只靠满足基本需求，只靠机制的创新，还“和谐”不起来，可能还得靠公平、正义为主的社会共识的建立，还得靠社会利益机制的重整等等。从根本上来说，社会实现转型还得靠经济、社会乃至政治体制的全面转型来推动。
社会转型范文第9篇
先看看我们社会是什么样的状况。首先,肯定是精英治理。从部长、市长到县长都是优选出来的精英分子。但他们是不是从大众利益出发?我觉得不完全是。如果他们真心诚意像共产党所说的,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我们这个社会肯定没有问题,是稳定的社会。最近有个当官的问,记者是替百姓说话还是替党说话,提这个问题无形中暴露了二者利益的不完全一致。一些有权的人想的不是大众的利益,他们凭借权势可以左右司法,包庇坏人。这样就给民粹主义者创造了机会,令他们可以全面地攻击精英分子,否定精英的作用,但这不是从大众利益出发的?一个没有精英管理的社会能走上正轨吗?以前,我国是由战争中涌现的精英分子治理的,完全排斥了其他方面的知识精英,国家越搞越乱,最后靠、之流来管理,全国陷入巨大的倒退。现在情况已经变了,但是要不要精英治理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一个社会中,精英永远是少数,群众是绝对多数。革命时,是暴力在作决定,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种社会转型不是精英分子掌舵,而是大众掌舵,少数精英被大众同化或被劫持,不得不跟着大众走,就像法国大革命时的情况。这种革命的后果是很难预料的。所以我们不希望发生革命,而希望出现由精英掌舵的社会转型。如果没有一批真正为大众利益着想的精英,大众的利益没有人关心,革命就在所难免。现在的精英没有深刻理解这一点,社会转型就容易被那些冒充“大众利益代言人”的人所控制。
现在就有人为了讨好一般群众,否认精英的治理经验。举个例子:有人写了篇文章,说小额贷款必须是低利息,高利息对老百姓不利。其实他对小额贷款知之甚少。小额贷款必须高利息,因为低利息的优惠贷款被有权有势的人拿去了,转手就放了高利贷,真正的贫苦老百姓是拿不到的。要想把利息降下来,必须增加资金的供应,这是经济学的道理。这位先生并不懂这些道理,却高谈阔论要降利息率。
这种人对问题并不很懂,却想在公众中树立自己的形象。他发表意见的目的是什么?未必是想解决这个问题,而可能是为了讨好舆论。但还有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老百姓,是代表了大众利益的,而真正在做小额贷款、真心诚意地帮助穷人的人却反而被认为是剥削者,是站在食利者的立场上说话。这样的情况糟透了。真正的底层群众的声音很难被听到,他们是没有代言人的。于是就有上面这样的人出来冒充底层群众,实质是哗众取宠,图虚名而已。
精英的意见和大众的意见往往不一样。如果两者意见一样,还要精英有什么用?让大家举手,少数服从多数就可以了。现代社会非常复杂,是与非并不容易判断。大众从表面现象出发,用常识作判断;而精英从事物的本质出发,用专业知识作判断。二者就会有区别。
我们现在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精英治理国家。近30年来共产党的精英治理国家总的说起来还是不错的,确实取得了巨大成绩,值得肯定。但随着社会继续向前发展,产生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因此在转型的时候,要思考精英和大众的关系怎么样,各自起什么作用。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事实上没有什么成熟的理论。或者可以从历史得到一些启发:英国几次成功的革命都是精英之间的协商,是上层阶层妥协的结果;法国大革命是民众,精英被民众同化了,结果并不好;按照中国的情况,如果还是让大众闹革命,像“”那样,看起来普通老百姓确实是非常有权威的,说斗谁就斗谁,说抄谁的家就抄谁的家,痛快得很,但这条路历史证明是行不通的。所以社会转型要由精英来掌舵。从根本上说,精英之所以为精英,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专业知识,更根本的是因为他们代表基层群众的利益。
这一点怎么实现?我认为有两条路。第一条是能够为大众着想的精英分子不断地努力,做一点算一点,从摸索中前进,最后建成一个代表公众利益的治理队伍。这需要较长的时间。第二条路是,中国现在有非常好的条件,处于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之中,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我们可以利用国际上自由民主精神的帮助。这个力量不可小看,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170年来的进步,其根源是由世界带进来的。如果中国与外界隔绝,完全没有任何往来,中国还是秦始皇、西太后的样子,不会有多大变化。中国已经这样存在了两千多年,要变也得再等几百年。中国的儒家思想不能适应现代化的潮流。儒家思想中确实有自由平等的成分,但始终没有形成主流,所以我们进一步完成这个转型还要靠吸取世界上的先进经验。我们的经济改革靠什么?靠的是国际主流理论,不是靠中国传统;同样,我们的社会改革,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都是使用西方花费了巨大代价总结出来的经验。尽管学习西方的主张可能还会有争论,事实上已经争了170年,但事实越来越明显,学习西方必要性的争论比以前少多了。当然,也应该强调,学西方不是照搬,而要结合中国的实际,但是首要的是必须学习,然后才是不要照搬。现在国际环境非常好,让我们一起努力,同时要有更多在位的精英分子接受改革的观念,真正思考底层群众的利益,这样才能推进我们这个社会的良好转型。
社会转型范文第10篇
一、转型社会中的权利阻碍与权力异化
“社会转型”是我国的社会学者在研究中国现代化社会变迁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概念，被认为是“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理论支点”，“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说详细一点，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2]社会转型必然带来社会阶层、社会利益关系的深刻变动。转型社会中的权力运行、权利保护以及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已经开始了向权利本位转变，但这种转变尚在进行中。在传统社会中，人身的互相依附关系决定了权利实际上的缺失，一切以权力为中心，权力决定了一切社会产品的分配。社会成员没有基本政治权利。
在转型社会中，法律尤其是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公民享有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权利，然而权利的行使，却受到传统血缘地域关系、各种非正式规则、政府权力运行、经济社会地位的制约，权利的广度和深度还没有达到普遍化和同一化；权利意识开始在公民中普及，然而权利的主要内容、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政府与社会、个人的边界还没有厘清并在社会生活中以规则的形式确定下来。权利开始由法律保障，而公民保障自己权利的手段仍然有限；政府已经开始了向法治化迈进，但是权力运行仍然不规范，权力肆意干涉权利、伤害权利的现象屡见不鲜，城市扩张中的强制拆迁、部分地区的司法不公正、税负与政府收费的定价机制不合理等等都是公共权力侵害个人权利的典型表现。在理想的状态中，权力应该是与权利和谐共处的，权利做出让渡与牺牲创制权力，权力以自身运行保障权利，并不断扩大权利的内容和范围。权利的内容与行使程序有着明确的法律保障和救济手段。而在转型社会中，保障权利的权力发生了异化。主要表现为第一、权利的私人化，权力由保障大多数人变为维护特定个人、特定阶层的特权。第二、权利内聚，权力为权力行使者自己所有，各个有权机关竭力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第三，权力结合，各个有权的机构、阶层结合起来，权力交易、互换以获取利益。第四，权力流失，权力向本不应掌握权力的个人、单位阶层外溢，形成所谓“隐形权力”。第五，权力运行的不规范和异化导致权力的权威下降，权力执行梗阻。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权利的自我觉醒井喷式的爆发出来，长期的权利压抑导致的对权利的不当期望与经济社会改革的滞后、政府对权利的不当理解构成了显著的矛盾与冲突，现行法律的缺失与漏洞也加剧了权利与权力的对冲。于是，权利主体与权力所有者任何一方面的不理智行为都会导致大规模的爆发。
觉醒的权利找不到行使和救济的途径，权利主体甚至会采用过激的手段表达不满或寻求自我救助，近期不断发生的、行政对抗事件如“贵州瓮安打砸暴力事件”、“陕西府谷事件”、“云南孟连县冲突事件”等就是这种行为的典型表现。如何有效的规制权力，维护权利，达到权力与权利在权利主导下的平衡与和谐成为转型期政府面临的重要任务。
二、权利与权力不和谐状态的危害
1.威胁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法理上的，就是社会成员对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重要问题的普遍认同，这其中，权利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是核心；另一个是现实意义上的，即统治的有效性，也就是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管理社会生活方面的现实表现。政治合法性最重要的来源是前者，一个稳定的政治体系的基础就在于社会各个阶层在协商的基础上对普遍价值的广泛认同，成熟的政治体系即使政府效能不佳也不会导致社会大规模的动荡。而在转型期的中国，还没有进入权利主导下政治和政府构成方式、运转程序距离建立完善的政治体系还有一定的距离。依靠高速成长的经济成就，执政党在很长时间内获得了政治合法性，但社会建设的长期缺失反而加剧了部分社会成员的政治疏离感，对政治体系失去信任，如任其发展，就会给经济成长造成困难，并危及政治合法性。
2.影响行政有效性，造成政策执行梗阻。权力自身运行的混乱最终会损害权力本身，得不到支持的权力等于没有权利。权力本位的政府运作模式与业已觉醒的大众权利意识之间必将形成激烈的对冲，当政府为了某种长远目标或者一部分人的利益继续以行政命令压制甚至伤害个人权利的时候，行政管理的有效性就值得怀疑了，当行政权利出现梗阻的时候，社会的运行往往不再依赖正式的规章制度，而是依靠在正式规则之外的由各种风俗、约定和习惯做法，既所谓的“潜规则”。“潜规则”本身就带有不合法的内容，其对正式规则的取代作用进一步降低了正式规则的有效性和政府的权威。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政府的服务意识缺乏、信息输入渠道的不畅通和利益的倾向性，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往往忽视一部分社会成员的要求而偏向于另外一部分团体，当这种情况持续的时候，政策本身的指导性和正确性就失去了保障。当权力成为权利的障碍和制约的时候，权力就失去了意义。
3.影响社会稳定。转型社会中的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在保障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加速推进经济发展。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维持社会稳定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我们虽然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也付出了生态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拉大、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一系列的代价，如何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平稳度过发展的关键阶段，考验着执政党的智慧。在转型期，虽然权力已经由部分领域推出，但是权力在权利与权力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从经济发展中获得了巨大的成果，权力甚至变得更为强大。权利与权力关系不和谐状态的发展，就会造成整个社会的运行重新回到权力本位，导致整个社会分化为拥有权力的既得利益阶层和没有权力的大众，而且由于权力分布的不均一性，即使在既得利益者中也会存在着权力差别，进而造成整个社会的分裂。
三、推进权利为本的社会转型和行政改革
1.持续深化政府行政改革，建设法治化服务型政府
“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现实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这种规则使得一个人有可能十分肯定的预见到当局在某一情况中会怎样使用它的强制权力，和根据对此的了解计划他自己的个人事务。”[3]也就是说，法治的根本要义不在于颁布了多么完备的法律制度，也不是制定法在多大程度上为社会成员遵守，法治不是针对公民的，而是针对政府而言的，是人们可以依据法律预测政府的行为从而调整自身行为；是法律对政府的权力做出限制，进行分割，从而最大限度的避免公共权力伤害个人权益。“……但今日我们最感痛苦的是种种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党部的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4]必须持续深化行政改革，以往历次行政改革总是着眼于行政组织内部权属的分分合合，对国家、社会、个人之间、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比较少的涉及，或者只是提出了保护正当权益的概念而实际的措施力度不大，政府的转型仍然没有完成。新时期的行政改革必须树立真正的权利至上的观念，放松管制，为权利的实现服务，扩展权利的范围和空间；正确理解法治精神，约束政府行为，使政府的一举一动都要符合立法机关通过的，业已颁布的法律要求和法律的精神。#p#分页标题#e#
2.扶持非营利组织发展
“授权是美国的一项传统，历史同开拓边疆时代一样长久。我们是一个充满自助组织的国家。我们组织公共事业时反而忘记了历史的教训。我们让者控制了公共服务，而那些愿意提供帮助的人反而没有机会。”[5]由政府以外的公共组织提供服务在中国和外国都是很早就存在的现象，在现代行政管理改革中又重新成为一种潮流，在一些领域内，如需要一对一服务、需要服务者的爱心、更贴近基层的公共服务中，非营利组织可以做的更好，更有效率。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公民的参与权利也得到了扩展和实现。非营利组织与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密切相关，也与政府的扶持密不可分，国外非营利组织运营的一大部分资金都来自于政府，其业务也大多来源于政府的授权。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来说，扶持非营利组织需要政府更多的精力。
3.建立个人权利伤害的法律救济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等的相继颁布实施，为权利的救济提供了有力保障。但是对于个人权利中的抗争性权力，我国宪法还是禁止的，宪法也没有明确的违宪审查机制，使个人权利的行使缺乏最重要的保障机制，立法机关需要对公民权利的实质内容、行使程序、现实保障做出规定。
4.关注社会弱势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