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行政论文范文

社会行政论文范文第1篇

1.理论上看，社会管理是政府行政的重要职能之一，但随着“国家—社会”二元结构的形成，社会将拥有许多自我管理的职能。这种自我管理体现在社会通过国家的社会对自身事务进行有序化管理，并根据社会成员的价值得失对其自身的行为结果负责，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自治”。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社会自治的类型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如我们日常说到的村民自治、社区居民自治、社会中介与福利组织、国有企业的自主经营、大量民营私营企业的兴起等。但本文所指涉的“社会自治”不单单是部分社会成员在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内的自我管理，而是指整个社会的自治状态，它所表现出的是社会公众或全员运用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等理性化手段自觉、自主地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的运作和管理中来，为实现共同的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而进行的效能化治理状态。实际上，这种全员化的社会自治作为一种理想愿景，是公共行政发展到最高级阶段的必然体现。而最终如何走向社会自治需要的是国家作为推动公共行政执行的载体，为满足公共价值的实现所产生的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要最大化的发挥其社会。从公共行政学的视角来看，最终走向社会自治其主要的表现是：由于社会属性的存在，国家对其内生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主体地位将最终被广义的社会所取代，而且传统意义上的以国家为载体的公共行政形式将没有存在的意义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自治的美好未来。这样，对社会自治能力的培育将是行政改革工作的一项重要且基础的工作，也是以国家为载体的公共行政为实现全员化的社会自治状态所必需的手段之一。如果，我国选择以“小政府，大社会”为行政治理范式，但“大社会”却没有或缺乏自治、自理的能力素养，“小政府”的管理模式就无法有效施行。社会一方面是作为国家存在的基础，但同时它也是公众生活得以继续的基础。但由于国家形态的变化与社会的持续化发展，势必会形成政府积极行政与社会寻求自治的二元化格局。

2.在公共行政价值的体系框架内，社会与公众的利益实现的程度越高，那么社会走向自治的能力与需求也就越强，也就是说，公共行政价值主体（社会）的利益及需求拥有越高的被满足程度，就表示着公共行政价值客体（国家）面向公众所提供的服务程度越高，那么，在国家与社会二者共生的相互关系中，国家存在的必要性相对地也就越微弱。这一问题表现在“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理念中来看，就是伴随着社会公众自主性空间在对公共事务的执掌方面的日趋扩大，公共行政运行的实际空间则日渐缩57小的一种变化模式。而从实现社会自治这一公共行政的价值趋向来分析，社会自治化程度越高则政府规模缩小的趋势越明显。这是因为，在能够完全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及自我引导的充分化社会自治的行为领域中，政府的实践与行为空间就会逐渐缩减，并最终退出这些领域。反过来分析，当政府自动放弃政府与社会关系中某一领域的行为权力时，也就意味着社会获得了这一领域内的行为自主性，那么政府能力也会变小，同时社会也会变大，并使社会自治的充分实现具有了可能性。从公共行政实践的现实关系来看，社会自治的雏形即是非政府公共组织（NGO）的兴起与发展。其根源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许多国家内部所面临的财政危机、信任危机和管理危机等，人们普遍不满于政府工作的低效率和“全能式”运作，而产生的要求政府进行全新层面上的行政改革的浪潮，即“公共管理社会化，或称为公共管理市场化。”

3.从世界范围来看，非政府组织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其大量的出现和广范围的兴起在很大的程度上分摊着过去只属于政府或公共行政领域的工作内容。而且，公共管理社会化也在一定层面上反映着当代政府对自身职能进行不断调整以顺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这一必然趋势。由此，各国政府其统治职能的日渐衰弱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因而对社会自治的呼声亦越来越高。但是，政府的行政习惯还不能完全适应非政府组织对公共事务的普遍参与，这是受一定历史根源与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因此，公共行政价值实现的路径选择上，对于社会自治的价值趋向与发展要求来看，首先是要明确培育社会自治能力是形成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关键所在，在此基础上确定国家与社会二元化存在的可能性，形成国家与社会二分又统一的和谐状态；其次是对社会舆论的确立，因为在一个充分自治的社会当中，会伴随着社会公众对文化的共享状态，这也是社会力量体现的重要方式之一。

二、结语

因此，全员化社会自治的充分实现，将是普遍实现公共行政价值以发展完美公共生活的必然趋向。综上，正义的价值观无疑是今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其他各个领域里的改革与发展的主旋律，也是社会主义正义制度的实践模式之灵魂所在。公共行政价值实现政治性与社会性的融合，以合乎正义的行为方式催生出全员化的社会自治模式是在中国实现公共行政价值终极目标的合理性选择。

社会行政论文范文第2篇

对正义及其价值的追求是人类社会所共同持有的目标。正义的本质要求在于应得权利的实现，在人类文化与文明、各国政府与社会关系可能产生冲突的领域，维护正义的价值应当作为优先的价值选择。以实现广泛的社会正义为视角，政府行政的基本宗旨，应是公平的分配社会范围内的可分配资源并注重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实现。而私人领域以及私人间形成的公共领域，关涉到如下几个基本层面的正义问题：其一是要求普遍培养公民的私人美德，以满足正义制度的实际操作要求；其二是私人关系之间应能体系出公平对待的要求；其三是个人行为应符合社会生活中人们所共同追求的正义的公平要求。由此，公共行政实践以及社会个人行为的正义与否，无疑成为了实现公共行政价值的关键所在。正义不仅是社会进步与制度发展的内核灵魂，也是公民社会得以实现的普适价值之一。实际上，正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成员均要受到公平的对待，从伦理道德层面而言，是人人得其应得，它要求社会成员之间要相互尊重并且平等的对待各自应得的权利。但我们如果看待正义问题仅仅是从政治哲学等狭窄的视角进入，那么势必会认为公民自身的行为、观念与正义及正义制度的建设没有必要的联系，二者不存在统一性，但实质上这并不单单是政府的责任，公民自身也需要以公平、正义的行为实践来约束自己。因此，正义作为公民之间实现权利和承担义务责任的一种正向关系，它不仅仅是以恩惠或赐予的形式体现在公共生活中的，更是每一个公民所以极力遵循的普世性准则，因此，公共行政价值的实现需要将广泛社会范围内的普遍正义作为根本目标。目前，要实现公共行政价值，最本质的要求是要实现正义制度的建设，要突出对社会公平的制度保障，突出对公平与效率之统一的追求，进而保证传统价值观与正义及公平之间的协调一致。具体说来，在未来公共行政的正义制度建设方面，需要与现有的意识形态更加一致，表现如下：其一，在利益实现方面，要重视社会集体利益的实现，并坚持社会利益与个人价值、权利保障以及对个人自由选择的促进相结合。在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不相冲突的领域，提倡社会与国家利益的统一：当在某些领域内，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产生了冲突，则应以社会利益的实现和社会需求的满足为前提。其二，在和谐社会的建设问题上，需要明确与正确理解“和谐”的本质要求，即是指不同特征性的合作与协调。意指要坚持社会核心价值作为基本原则，即和谐不能建立在破坏或违背社会核心价值的基础之上。“和谐社会的建立要更能够充分体现出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其三，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看，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正义制度在效率上的要求，如果违背了正义原则，则会顾此失彼，最终导致公共行政价值终极目标之一———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空想。最后，正义的原则要求保障公民自身权利的实现，进而推动社会广义利益的实现，以达到人性的完善这一公共行政价值的另一终极目标，这就要求社会成员在各自领域内提升其公民意识和民主素质，保证社会成员之间相互的公平对待，从而有效地满足个人利益，实现广泛化的利益取问，并以此来推动和促成社会总体利益的实现，最终使公共行政值得以生成。

二、社会自治：公共行政价值的实现趋向

理论上看，社会管理是政府行政的重要职能之一，但随着“国家—社会”二元结构的形成，社会将拥有许多自我管理的职能。这种自我管理体现在社会通过国家的社会对自身事务进行有序化管理，并根据社会成员的价值得失对其自身的行为结果负责，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自治”。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社会自治的类型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如我们日常说到的村民自治、社区居民自治、社会中介与福利组织、国有企业的自主经营、大量民营私营企业的兴起等。但本文所指涉的“社会自治”不单单是部分社会成员在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内的自我管理，而是指整个社会的自治状态，它所表现出的是社会公众或全员运用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等理性化手段自觉、自主地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的运作和管理中来，为实现共同的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而进行的效能化治理状态。实际上，这种全员化的社会自治作为一种理想愿景，是公共行政发展到最高级阶段的必然体现。而最终如何走向社会自治需要的是国家作为推动公共行政执行的载体，为满足公共价值的实现所产生的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要最大化的发挥其社会。从公共行政学的视角来看，最终走向社会自治其主要的表现是：由于社会属性的存在，国家对其内生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主体地位将最终被广义的社会所取代，而且传统意义上的以国家为载体的公共行政形式将没有存在的意义———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自治的美好未来。这样，对社会自治能力的培育将是行政改革工作的一项重要且基础的工作，也是以国家为载体的公共行政为实现全员化的社会自治状态所必需的手段之一。如果，我国选择以“小政府，大社会”为行政治理范式，但“大社会”却没有或缺乏自治、自理的能力素养，“小政府”的管理模式就无法有效施行。社会一方面是作为国家存在的基础，但同时它也是公众生活得以继续的基础。但由于国家形态的变化与社会的持续化发展，势必会形成政府积极行政与社会寻求自治的二元化格局。在公共行政价值的体系框架内，社会与公众的利益实现的程度越高，那么社会走向自治的能力与需求也就越强，也就是说，公共行政价值主体（社会）的利益及需求拥有越高的被满足程度，就表示着公共行政价值客体（国家）面向公众所提供的服务程度越高，那么，在国家与社会二者共生的相互关系中，国家存在的必要性相对地也就越微弱。这一问题表现在“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理念中来看，就是伴随着社会公众自主性空间在对公共事务的执掌方面的日趋扩大，公共行政运行的实际空间则日渐缩小的一种变化模式。而从实现社会自治这一公共行政的价值趋向来分析，社会自治化程度越高则政府规模缩小的趋势越明显。这是因为，在能够完全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及自我引导的充分化社会自治的行为领域中，政府的实践与行为空间就会逐渐缩减，并最终退出这些领域。反过来分析，当政府自动放弃政府与社会关系中某一领域的行为权力时，也就意味着社会获得了这一领域内的行为自主性，那么政府能力也会变小，同时社会也会变大，并使社会自治的充分实现具有了可能性。从公共行政实践的现实关系来看，社会自治的雏形即是非政府公共组织（NGO）的兴起与发展。其根源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许多国家内部所面临的财政危机、信任危机和管理危机等，人们普遍不满于政府工作的低效率和“全能式”运作，而产生的要求政府进行全新层面上的行政改革的浪潮，即———“公共管理社会化，或称为公共管理市场化。”从世界范围来看，非政府组织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其大量的出现和广范围的兴起在很大的程度上分摊着过去只属于政府或公共行政领域的工作内容。而且，公共管理社会化也在一定层面上反映着当代政府对自身职能进行不断调整以顺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这一必然趋势。

三、总结

各国政府其统治职能的日渐衰弱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因而对社会自治的呼声亦越来越高。但是，政府的行政习惯还不能完全适应非政府组织对公共事务的普遍参与，这是受一定历史根源与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因此，公共行政价值实现的路径选择上，对于社会自治的价值趋向与发展要求来看，首先是要明确培育社会自治能力是形成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关键所在，在此基础上确定国家与社会二元化存在的可能性，形成国家与社会二分又统一的和谐状态；其次是对社会舆论的确立，因为在一个充分自治的社会当中，会伴随着社会公众对文化的共享状态，这也是社会力量体现的重要方式之一。因此，全员化社会自治的充分实现，将是普遍实现公共行政价值以发展完美公共生活的必然趋向。综上，正义的价值观无疑是今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其他各个领域里的改革与发展的主旋律，也是社会主义正义制度的实践模式之灵魂所在。公共行政价值实现政治性与社会性的融合，以合乎正义的行为方式催生出全员化的社会自治模式是在中国实现公共行政价值终极目标的合理性选择。

社会行政论文范文第3篇

作为管理主义途径的公共行政学公共行政学的管理主义途径指“建立在实证主义哲学方法论基础之上，主张把经济学与企业管理的理论方法引入政府管理领域，以提高政府效率的一套理念、方法与模式”。它最早萌芽于美国建国元勋汉密尔顿提出的集权型公共行政思想，形成于传统公共行政学时期，发展于行为主义与技治主义合流时期，到新公共管理阶段达到鼎盛时期。理性主义作为当代西方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重要思潮往往与经验主义相对，体现了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界与社会的一种能力。社会科学中理性与其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中的意思有所差别，它主要是一种趋利避害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公共行政中的理性主义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加以理解。正是对理性主义在理论上的过分推崇和实践中的盲目遵从，使得公共行政学走向了一种有管理而无行政的道路，即管理主义途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公共行政学科最初是人们理性设计的产物。伍德罗•威尔逊于1887年创立公共行政学时就主张通过理性的制度设计将政治与行政分开来抵制政党分肥制对行政领域的侵蚀。古德诺更为直接地将政治定义为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只负责国家意志的执行。科学、效率、效益和技术合理性等价值成为一个高效合理的政府管理模式的行为准则。马克斯•韦伯创立的分层节制、集权统一、上下负责的官僚制更是将“政治—行政”二分法运用到实践中去，排除了价值因素而强调非人格化的纯粹理性。随后，泰勒、怀特、魏劳比、古利克等管理学家和行政学者也纷纷将一些科学管理的方法和原则引入公共行政研究中，从而奠定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理性主义传统。随着行为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一些行政学者将行为主义引入公共行政研究中，主张通过研究行政行为来观察和认识行政现象，公共行政学由此进入到技术宰制一切的技治时期。西蒙在《行政行为》一书中提出了理性行政模型，尝试着建立起一套以实证主义和工具理性为基础的完整的行政组织理论。他把理性简单地等同于效率，认为理性的行为对于实现组织目标意义重大。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进入后工业社会，风险社会的特征愈发明显。

面对全球化竞争、政府财政赤字、民众怨言、私营部门的示范性效应等一系列外部因素的挑战，作为现代社会产物的传统官僚体制日益僵化和缺乏适应力。一场以市场和顾客为导向，以生产力和效率为驱动，主张学习和借鉴私营部门先进管理技术和方法，全力打造企业家型政府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流行开来。从撒切尔改革、施罗德改革、里根改革，到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公司化改革，逐渐形成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总体框架和基本理念。作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基础之一，公共选择理论是理性主义与经济学理论的有机结合，认为不论是个体还是政府部门都是理性经济的，都按照一套严格的成本收益分析逻辑，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新公共管理运动不加选择地将私营部门的一些技术和方法运用到公共部门，是一种典型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和“新泰勒主义”，这些日后备受诟病。从某种程度上说，新公共管理运动标志着公共行政学领域中的管理主义思潮达到了顶峰。总体看来，作为公共行政学科中的一股重要思潮，管理主义途径自始至终都深深地烙上了理性主义的印记。从传统公共行政学的行政理性，到新公共管理学的技术理性和经济理性，公共行政学科先后经历了从脱离政治学科到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再到发展壮大成为一门经世致用的实用性学科。但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正是这种理性主义导向，使得公共行政学自形成以来就忽视了公平、正义、平等、公共性等社会基本伦理价值，而这些恰恰是公共行政学区别于其他私营部门管理和保持学科内外部自我认同的基本构成要素。概括说来，管理主义途径下的公共行政学只是处于一种“有管理而无行政”和“有理性而无价值”的公共行政学科初始探索时期。

二、反理性主义的兴起

作为主义途径的公共行政学20世纪60年代～70年代，西方社会逐渐步入后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自然、社会问题日益凸显。一场旨在“否定”、“破坏”、“消解”、“颠覆”现存的一切观念、价值、制度的激进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产生。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纷纷对传统理性观念展开了深刻的批判，一场反理性主义的思潮逐渐形成。反理性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认为，“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反理性主义者往往把理性与极权和压迫联系在一起，他们主张意义非确定性、价值非单一性、知识非统一性，使得其对理性主义的颠覆也逐渐从认识领域转移到政治和社会领域。这些都促使人们对政治和社会领域的价值和信仰进行重新认识。公共行政学的主义途径是指“以自由主义为哲学基础”，主张进行体制改革，以限制政府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为目标，从而更好地将经济价值和人本价值有机结合起来的重要的公共行政理论范式。该途径最早可追溯到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的“在民”、“自由平等”和“三权分立，分权制衡”思想，中间经过沃尔多、弗雷德里克森、奥斯特罗姆、库珀、登哈特以及布坎南等学者的发展，逐渐发展和成熟起来，其中新公共行政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公共服务学派将主义的研究推向了公共行政学理论研究的中心舞台。杰斐逊的思想主要包含在《联邦党人文集》和《杰斐逊选集》等书稿里，他主张“一切人都是生而平等的，造物主赋予了他某些固有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为了巩固这些权利，在人们中建立了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无论什么时候一个政府破坏了这些目的，人民就有权改变这个政府或把它废除，并成立新的政府”。另外，杰斐逊考虑到官僚制政府的有限理性和权力膨胀，提出要通过三权分立、人民参政议政、人民监督、依法行政来规范和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的民利，这些都奠定了美国公共行政主义理论的思想基础。

作为当代民主行政理论的先驱，德怀特•沃尔多对传统政治—行政二分法和官僚制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对公共性进行了系统诠释，将民主、公平和正义纳入公共行政范畴，认为“公共行政既是一种伦理道德，又是一种意识形态”。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学派主张将社会公平、民主等一系列价值规范引入公共行政中来，以弥补传统公共行政过度强调技术和工具理性所带来的人文关怀的缺失。布坎南在分析官僚制理性缺陷和政府失败的原因、表现后，提出了通过立宪改革克服政府失败的改革路径。作为印第安纳学派创始人的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对美国主流公共行政思想进行了反思，并分析了美国公共行政的宪法危机，主张在官僚制的基础上引入民主行政的理念。在《新公共服务》、《公共组织理论》等著作中，登哈特对当时盛极一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了批判性反思，认为管理主义和新管理主义对社会公平、正义、公民精神、民主、参与、回应等价值带来损害，公共行政的根本目的是服务而不是掌舵。在继承了民主公民权理论、社区与公民社会理论、组织人本主义与新公共行政学理论的主义基本观点的基础上，登哈特夫妇就公共利益、责任、公民权等理念对传统公共行政及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了扬弃，提出了自己的一整套“新公共服务”思想。作为公共行政学主义途径的一个里程碑，以登哈特夫妇为代表的新公共服务学派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代表了当代西方公共行政主义的最高水平。作为公共行政学科发展进程中的一股重要思想潮流，公共行政的主义对于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具有较为浓重的反理性主义色彩。无论是方法论方面，还是理论知识框架方面，公共行政的主义都对公共行政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另外，公共行政的主义的公平正义、有限政府、人民、行政道德等理念，无疑对于工具和效率理性导向的公共行政学注入了新的元素。然而，我们还需看到主义存在的一些问题，如过度强调政治价值而忽视行政效率，过度强调规范取向而缺乏实际操作性，过度强调统一的价值观而忽视公共行政的其他价值观等。总体来说，主义途径下的公共行政学基本上处于一种“有政治而无行政”和“有政府而无社会”的公共行政学科批判反思时期。

三、公共理性主义的复兴

作为社会建构主义途径的公共行政学公共理性作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重要概念最早由康德提出。他认为，作为理性的存在者，人应该有权利“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每个人在任何有关良心的事务上都能自由地运用自身所固有的理性”。随后，罗尔斯对其进行了发展，他将公共理性定义为“公民在有关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问题的公共论坛上所使用的推理理性”，它有利于形成所谓的重叠共识，继而促进社会稳定。公共理性的论坛可以成为“一个公共权力与普通公民、各种政治与非政治团体之间进行公共协商的公共领域”，各主体为了公共利益而对话、协商、妥协和谈判，理解和宽容他者成为公民的重要品质。“作为公共领域中的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政府）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公共理性体现了社会行为主义主体在公共领域里行为理性的公共化。作为对公共行政理性建构途径（特别是技术———工具理性建构的官僚体系）的一种反思和重构，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途径很好地回应了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和日益多元价值冲突以及日益高涨的公平正义诉求，“指向了在公共生活场域中行动的主体、主体体验及其赋予现实的意义，强调主体间关系的价值，强调认识政府组织内外的主体间关系，强调发挥行政官员追求实质理性和人文关怀的主体责任，是社会建构的公共行政大厦的话语基础”。社会建构意味着公共行政要对社会、环境与公民开放，这与传统公共行政对于确定性的追求大为不同。社会建构主义认为，社会问题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被人们主观的思想所建构的。作为公共行政社会建构途径的奠基者，全中燮教授明确指出，对公共行政理性建构模式的批判是公共行政社会建构模式的逻辑起点，必须重新建构公共行政的话语体系，发展公共行政的价值精神。社会建构思想的核心是“支持组织成员的自我治理能力，即通过互动来维持社会（和组织）秩序的能力”，“社会建构本身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组织成员持续参与着思想和经验的共享，这样，他们能更好地理解他人的观点”。很显然，社会建构思想的一些观点与公共理性主义十分契合，如协商对话、社会学习、共识民主、社会价值、公共利益等。从某种程度来说，“在社会建构的公共行政理论中，社会过程构成了建构公共行政理论的出发点，没有社会过程生动的实践和过程，就没有公共行政理论的生长”。在社会建构的公共行政理论看来，社会建构的过程本身就有自身价值，最终建构的政策、决策或意见是政府与社会主体在公共领域互动、对话和建构的过程，从而形成公共行政交往互动的行动场景，满足不同主体的发展需要，实现民主的公共治理愿景。

20世纪60年代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全球公民社会的崛起，以及官僚理性对人文关怀的缺失，社会建构被作为一种结构社会问题和重建公共行政学科的重要尝试被引入公共行政学科研究中来。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途径意味着官僚制独白式的叙述将被多元主体间的互动对话所取代，传统的政府单中心的管理结构被社会多中心的治理主体结构所取代，参与、协商、互动和学习成为社会主体活动的主要方式，公共性和社会性成为公共行政的重要品质，社会治理逐渐走向合作治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社会建构主义途径的哲学根基和理论基础并不扎实，只是一种新的“构成主义”，主体间的建构和对话的前提是他们都必须有合作的意念。

四、结语

理性主义作为当代哲学和自然科学里的一股重要社会思潮，无论对于科学还是社会影响都十分巨大。公共行政学作为一门兴起时间较晚的社会科学学科，也难以摆脱理性主义的影响。换句话说，公共行政学科是在吸收和批判理性主义思潮部分内容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随着社会民主化进程加速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人们在社会公平正义、平等自由、公共利益等基本价值方面逐渐达成一定的共识。社会治理应该是公平与效率、民主与权威、个人与社会、自由与平等的有机统一。单纯的理性和单纯的公共性都无法很好地回答一些现实的基本问题，唯有一种折中多方主体利益和价值的公共理性成为最接近现实的最佳选择。理性、反理性和公共理性三次理性范式的变迁显示出人类认识和理解世界的能力显著增强，而管理主义、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三种途径的相继出现也表明了公共行政学科自我反思和成长的过程。总之，公共行政学科的未来成长必须积极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的有益成果，夯实自己学科的理论基础，发掘自身发展的潜力，推动本学科持续健康发展。

社会行政论文范文第4篇

在人类法律史的进程中，个案总是最能触动人们的神经，而个案也正是在世人的瞩目中成为推动法律制度变迁乃至社会变革的第一推手。①个案的这一巨大的历史力量并非来自于其自身，而是因为它的发生源自必然中的偶然。质言之，任何个案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特殊的，都有其深刻的历史动因和特定社会背景，那些成为推动人类法律制度变迁的个案只是“幸运”地成为了第一个。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因得益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其所伴随的中国市场经济社会的巨大变革，才使得1998年的“田永案”成为可能。“田永案”的意义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扩张了中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并由此开创了中国高校教育行政诉讼的勃兴局面，因此它也被誉为“具有高校教育行政诉讼里程碑意义”的案件。

(一)1999－2011年高校教育行政诉讼的实践情况自1998年“田永案”至今，已有十数年时间。这期间，“学生诉高校”的教育行政纠纷案件数量已蔚为可观。据“北大法宝”司法案例数据库显示，在1999－2011年间，年均有3.7个生效判决案例，但其在各年之间并不呈正态分布的态势，各年间的案件判决数量有起有伏。我们从图1可以看到，1999年虽开创了中国高校教育行政诉讼的先河，但紧接着的2000年、2001年、2002年，其受案数量却呈明显下降趋势②。这一变动趋势与当时全国法院一审行政案件受案数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自1987－1998年全国法院一审行政案件受案数总体上一直呈上升之势，1999年比1998年略为下降，2000年比1999年出现大幅度下降，降幅达21%。”［4］这一变化与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出台有着密切的关系。“解释”第一条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用一个概括性条款取代了《行政诉讼法》第11条的逐项列举。这一司法解释的本意，是为拓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现实却与此相反。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作为一个概括性的条款，它既可以视为受案范围的扩张，也可以被现实中的法官作为“法律挡箭牌”。而法律实践的展开所最终取决于的是现实权力的对比和博弈。一个案件从是否予以立案，到最终的判决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当事人的能力、积极主张的态度，法官的学识、胆识，以及社会的环境、公众的认同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④“田永案”虽已开创先例，并最终刊登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但各地法院在面对高校教育行政诉讼案件时仍然显得谨小慎微。①一方面，在是否予以立案受理各地的做法并不统一，仍然将其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的例子并不鲜见;②另一方面，从已立案案件的最终判决结果看，学生败诉占较大的比例，体现出法院在面对类似案件时仍然显得过于小心翼翼。

(二)高校教育行政诉讼实践的意义滥觞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中国高校教育行政诉讼，促进了高校学生合法权益的保护和高等院校教育管理的法治化。与此同时，这些诉讼实践的展开对发展和完善中国的行政诉讼理论，从而推进中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的改革均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扩大了公民权利的保护范围。现行《行政诉讼法》第2条将诉讼的客体规定为“合法权益”，其内涵和外延均未作规定。但在第11条又对受案范围作具体列举，仅列举了人身权、财产权。这一制度设置极大地限制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在当今民主、法治社会，人们受行政法保护的权益早已突破人身权、财产权的范畴，涵盖到受教育权、劳动权、环境权、获得信息权、奖励权、选举权、出版权等社会性权利和政治权利。在高校教育行政诉讼首例司法审判案例中(田永案)，法官们以其勇气、智慧和学识大胆突破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禁锢，通过创造性地运用法律理论和行政法原则，作出了公正且具开创性意义的判决。这一判决标志着法院正式将受教育权纳入到行政诉讼的调整范围，从而扩大了公民权利的保护范畴。相信随着中国民主、法治建设进程的加快，在高校教育行政诉讼领域的这一成果也将惠及到其他公民权利保护领域。这一点已在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得到了初步体现。该司法解释采用概括的方式规定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被认为是对《行政诉讼法》中以肯定方式列举行政案件受案范围规定的一种突破和扩张。二是促进了高等院校教育管理的法治化。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获得了迅速发展，其高等教育法律体系建设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构建起了一个相对独立的高等教育法律体系。但“徒法不足以自行”，近年来高等教育领域侵犯学生人身权、财产权、受教育权的现象时有发生，既损害了高校学生的合法权益，也妨碍了高校日常管理的正常运行。高校教育行政诉讼的启动，为法院监督高校的教育行政行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在审判实践中，法院针对高校不同性质的行为，分别采取了合法性、程序性审查和合理性、实质性审查的方式予以审查。前者主要针对高校学术性较强的教育行政行为，后者则针对高校的一般教育管理行政行为。从已有的经验看，这些审判实践的开展一方面促成了高校与学生纠纷的规范解决，另一方面也有力促进了高校的依法治校进程。应当说，来自法院监督的压力，不但对高校的行政权力运行给予了行政法上的规制，也促使高等教育体制的设计者开始思考如何在高校内部建立起符合法治化所需的大学治理结构和方式方法，从而加快了高校行政权力运行的法治化进程。三是推动了行政诉讼理论的发展，为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基础。在中国行政诉讼法学领域，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这也影响到中国相关法律制度的设置，可以说在中国行政法领域的各种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中均可见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身影。除受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德国、日本的影响之外，与中国计划体制的长期控制与影响是有着密切关系的。“田永案”突破了高校与学生间事实上存在的“特别权力关系”，并且随着高校教育行政诉讼的进一步推进，两者的这一特别权力关系有进一步弱化的趋势。此外，“田永案”、“刘燕文案”等典型案例的判决，也促使行政法学界、教育法学家开始认真研究“公共行政”、“公务法人”等现代行政法理论的重要问题，这也为今后重构中国的行政诉讼法律制度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

二、理论的回音:高校教育行政诉讼

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理论反思自高校教育行政诉讼实践展开以来，中国的行政法者、教育学者对这一新领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们对已有的典型个案进行了集中的讨论，并运用比较法学的方法，积极引进西方法学发达国家的先进理论工具，试图对司法审判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予以理论的阐述和开拓。

(一)公共行政理论:对高校教育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问题的回应公共行政理论认为，行政不仅指国家行政，还包括其他非国家的公共组织的行政，如社会团体、行业组织的行政。对此，现代行政法学理论也认为应突破传统行政法只研究国家行政(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的桎梏，将国家以外的公共行政也纳入研究范围。然而在中国，由于行政法学起步较晚，受传统行政法学理论影响较深，研究范围多局限于国家行政领域，加之中国参与制民主发展仍较为缓慢，国家公权力向社会转移的趋势阻碍较多，这些都导致了中国行政法学的研究对公共行政理论的借鉴、吸收不足。而在相关行政法律制度的制定时公共行政理论的影响更是式微。虽然在“田永案”、“刘燕文案”等高校教育行政诉讼案件中，法院通过将被诉的高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而归入行政诉讼被告的范畴对案件予以受理，但作为一个缺乏判例法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这些案件的影响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同以高校为行政诉讼被告的相似案件在是否受理时仅因受理法院的不同而面临着不同的处理方式。高校教育行政诉讼领域的这一现象引起了行政法学界的反思，并对公共行政理论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应当说，公共行政理论是对社会环境变迁的一种必然回应。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关系的调整，人类进入了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时期，随之而来的则是大量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产生。面对激增的社会公共事务，国家不能也无力独占行政权力。除国家行政以外，社会行政的兴起已成了一种必然的趋势。而随着社会公权力组织的兴起，其实施的公共行政行为也越来越多地影响着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其权力范围亦不仅及于组织内部相对人，也可能涉及外部相对人，而在其滥用社会公权力的情况下，更会侵犯公民的人身、财产等基本权利。对此，现代行政法将国家行政机关以外的社会公权力组织实施的公行政也纳入其调整范围。虽然中国社会权力发展较为缓慢，但随着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入和法治进程加快，其发展亦是必然的趋势。现今，中国行政法学界对公共行政理论的研究已有诸多丰硕成果，对将高校、行业组织、社会团体等公共组织的行为纳入到行政法的调整范围已成为共识，只是立法层面的回应仍显不足。

(二)公务法人:对高校法律地位问题的回应目前，关于中国高校的法律地位，理论界和实务界比较统一的认识是将其定位于事业单位，在处理高校教育行政诉讼案件的司法实践中一些法院则将其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予以解决。①但简单地将高校的性质和法律地位界定为事业单位法人，未对其能否作为行政主体予以明确，已造成司法实践的混乱及理论认识的差异。一些相类似的高校教育行政诉讼案件仅因受理法院不同而面临不同的命运，这一现象对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和监督高校权力均造成了消极影响。从长远看，其也必将不利于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乃至高等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行政法学界注意到现行行政法规定的局限性及其带来的不利影响。现实的发展亦已表明，随着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以及政府机构和职能转变，已生长出大量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它们事实上享有和行使着行政管理职权，并承担着一定领域、一定事项的公共管理职能，而任其游离于法律控制之外必将不利于相关当事人权益的维护。越来越多的行政法学者开始建议在中国的行政法律制度中引入“公务法人”制度②，以扩大行政法的调整范围，从而适应公权力向社会转移的时代趋势。如著名行政法学家马怀德教授在其《公务法人及行政诉讼———兼论特别权力关系的救济途径》［5］一文中，即建议在中国建立“公务法人”制度，将学校等事业单位纳入“公务法人”范畴。在随后的研究中，马怀德教授进一步明确提出，“公务法人与其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不止单纯的民事关系一种，还包括行政法律关系。公务法人制定内部规则应当遵守法律保留和法律优先原则，不得与法律法规相抵触。公务法人与利用者、使用者发生行政纠纷后，应通过行政诉讼途径解决”。应当说，“公务法人”概念的引入为我们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开辟了一个新的思维空间，而其建立应将有助于解决高等院校的法律地位及其在行政诉讼中的被告资格等问题。

(三)重要关系理论:对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问题的回应1972年德国联邦通过司法判例11提出了“重要性理论”。“重要性理论”是对乌勒提出的“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理论”的进一步修正。1956年，乌勒在其著名的“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理论”中，将特别权力关系进一步区分为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基础关系包括身份上的关系，如:相对人身份之设定、变更或终止(公务员任命、免职、命令退休，学生入学许可、退学、开除)，以及财产上的关系如薪俸、退休、抚恤等。在基础关系下相对人和人民与国家关系无差别，有关基础关系的法规皆属于法律保留的范围，基础关系下的处分都可以向行政法院提请司法审查。而管理关系则是指行政机关为达到行政上的目的，指示其公务员作为组织的一部分而完成机关内部的勤务。乌勒认为，管理关系下的处置行为可以通过内部申诉途径解决，不受法院的审查。但现实的经验表明，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的界限在实务中并不易厘清。对此，在1972年的判决中认为“重要性”是由所规范事物的内容、范围、比例等等是否对整体(人民或各该权力关系)具有重要性的意义来决定的。而基本人权的保障是决定是否具有“重要性”的最关键因素。只要特别权力关系中的行为涉及到基本权利的重要事项，即应受法治国原则的支配。因此，不仅是“基础关系”事项应以法律规定，即便是“管理关系”中涉及人权的“重要事项”，也应以法律规定，而且应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核。据此，认为该案中监狱依据其内部规定，以监管目的检查服刑人员信件的行为侵害了服刑人员秘密通信的自由，主张监狱只有在法律明确规定时才能限制服刑人员的通信自由。这一判决被视为“对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最具里程碑的突破”，彻底否定了特别权力关系规则。这一判决的影响很快扩大到其它领域，如在教育管理领域，德国法院认为对攻读博士学位的许可、开除与退学、拒绝颁发毕业证书与留级等行为，因涉及特别关系的发生、变更或终止，属重要事项，其应视为行政行为，行政法院都有审理的权限。中国行政法学虽然在理论上没有明确确立“特别权力关系”这一概念，但其对中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都有着持续而深刻的影响。在其他国家逐渐开始反省并改进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时候，我们的法律制度却仍固守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各领域的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中均可见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身影。“田永案”突破了高校与学生间事实上存在的“特别权力关系”，并且随着高校教育行政诉讼的进一步推进，两者的这一特别权力关系有进一步弱化的趋势。同时，这一司法实践也为中国行政法学界反思和批判“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实证研究标本，而其对“重要关系理论”的关注和研究亦将为中国司法实践的深入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相信随着学术界和实务界对“重要关系理论”的共识日益加深，将有力地影响到中国行政法律制度的重构，从而为完善中国的行政诉讼法律制度作出贡献。

社会行政论文范文第5篇

当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相对满足的时候，当我们的社会需要更高的生活质量的时候，规避风险就成为我们时代的中心政治议题。要解决社会风险，就必须对现代性进行积极的反思并寻求变革。贝克同时认为，要解决这些风险需要专门的知识，风险政治学就是关于是知识、专门技术和非专门技术的政治学，在风险讨论中，知识和专家的地位提升到了政治地位。当前我国正处于关键的社会转型期，处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发展的矛盾聚集阶段，是社会和自然风险的高发期，而这些潜在社会和自然风险往往又很容易转化为各种现实社会危机。经济转型过程中利益纠结，社会发展中的突发安全事件，政治发展中腐败问题，以及大规模雾霾的蔓延，环境污染事件的频发等都是风险社会时代的重要表征，虽然我们还不能武断中国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时代，但是，风险社会理论对我国公共危机管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应根据风险社会的重要特征，提前布局，建立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长效机制，以期能迅速化解风险，防范危机。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处于政府决策核心位置的公共行政领导者的危机决策能力对政府的危机管理效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故而，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探讨公共行政领导者的危机决策能力是极为必要的。

二、风险社会的到来凸显了公共行

政领导者危机决策能力的不足作为新时期的公共行政领导者，它既是社会管理的主体，也是进行各种危机处理的关键人物，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关系着危机局势的发展变化。公共行政领导者的危机处理能力，也就是公共行政领导者在危机情境中的组织、协调、指挥、控制、决策等能力的综合体现，是其有效化解危机的根本前提和基础。而面对随时可能转化为社会危机的风险，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能力的不足日益凸显。

1.公共行政领导者对风险和危机的预见能力不足。

政府承担着社会管理的重任，政府的决策质量的高低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着长远的影响，而作为政府决策核心要素的公共行政领导者的风险和危机预见能力则左右着政府决策质量的高低。而现阶段一些公共行政领导者在做出经济社会发展决策过程没有充分意识到风险社会的特征，对决策在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危机预见能力不足。近几年，因暴雨问题凸显的城市排水问题就是公共行政领导者对风险和危机预见能力不足的明证。公共行政领导者在做出决策的时候本应高瞻远瞩，尽可能预测未来可能的风险和危机，并为此建立相应的应急机制，充分预估未来遭遇灾难或危机后可能出现的瓶颈，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尽可能消除导致灾难的各种潜在因素。而由于制度和领导者自身能力的限制，一些公共行政领导者对决策风险和可能的危机预估不足的现象还比较普遍。

2.公共行政领导者对风险和危机的辨别能力差。

对于公共行政领导者来说，在风险和危机爆发之初有效的控制和消弭危机往往比挽回和处理危机更加重要。然而从当前我国风险防控和危机处理的经验中，我们不难发现部分公共行政领导者不具备对风险和危机的辨识能力，不能在危机爆发初期，就准确判断危机的性质，预见危机爆发的危害，从而对症下药，将危机化解在尚未造成危害之时。如松花江污染事件就凸显了地方公共行政领导者对风险和危机识别能力的欠缺。

3.公共行政领导者对风险和危机信息搜索能力比较弱。

赫伯特·西蒙曾指出：“在危机状态下：决策者事实上并不具备相关决策状况的所有信息；决策者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决策者在有了相关决策状况的简单印象后就行动；决策者对的选择行为受所得信息的实质和先后顺序的影响。”从中不难看出，针对信息收集，公共行政领导者对风险和危机信息搜集能力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首先决策者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即公共行政领导者面对情报部门收集来的有关风险和危机信息，难以分辨出信息的真伪、主次，不能透过信息的表层现象对风险和危机的本质有深层次的认识，从而引起判断失误，决策不力。其次，信息掌握不全面，当公共行政领导者面对不完全的信息时，难免不会影响到公共行政领导者的危机决策能力的发挥，做出偏颇错误的决定。最后，信息搜集不及时，例如2008年南方低温冬雨灾害，由于我国气象局的天气预报系统具有滞后性，不能及时而准确地预计未来一周之后的天气状况，各交通部门之间互通信息不够等，导致公共行政领导者不能及时获取相关信息，无法估测到可能出现的情况。

4.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断能力不足。

当风险一旦转化为现实的危机时，危机决策是对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断能力的重要考验，然而，许多领导者在危机决断时，果敢不足、优柔有余。尤其在面对一些新问题新情况时，公共行政领导者往往失去判断力，不能灵活地应对复杂的环境当机立断做出最有效的决策。

5.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执行能力差。

有些公共行政领导者虽然对风险和危机有了清醒的认识，当机立断做出了合理的决策，但是在危机决策的执行环节，限于主客观条件，正确的决策没有执行到位，致使危机决策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

6.公共行政领导者对危机事件的追踪决策能力欠缺。

社会风险具有隐蔽性和潜在性，往往突然爆发酿成危机事件，而且其后续发展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危机决策是往往是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做出的紧急决策，有的时候是完善的、不合理的，公共行政领导者应对危机事件密切关注，及时调整政策，进行追踪决策。而有些公共行政领导者会忽视了对危机事件的追踪决策，导致危机事件不断蔓延，造成了更大的损失。

三、造成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能力不足的原因

1.公共行政领导者风险和危机意识淡薄。

公共行政领导者的风险和危机意识是他们进行公共危机决策的基础，公共行政领导者应该预见潜在或现实的风险和危机，识别风险和危机爆发的征兆，并在爆发之初，预见风险和危机发展趋势，估测危机带来的后果，提前制定有力的预防措施，以控制危机的影响范围。现实中，由于公共行政领导者风险和危机决策意识淡薄，而致使危机事件扩大化的现象时有发生。公共行政领导者风险和危机意识薄弱不仅会使危机扩大化而且会引发新的危机。面对危机爆发，公共行政领导者承受着心理和时间上的双重压力，他们不能在复杂的危机面前果断决策，从而延误危机处理的最佳时机。

2.公共行政领导者自身素质有待提高。

公共行政领导者自身素质的高与低直接影响着他们决策能力的强弱。危机决策制定的特殊性，要求公共行政领导者具备较高的自身素质，使其能在短时间内做出适合危机事件处理的决策。这里我们将从以下三方面来分析公共行政领导者自身素质：首先，公共行政领导者心理素质不过硬。危机决策是对公共行政领导者心理、能力、知识水平等方面的多重考验，“在危机发生中，公共行政领导者往往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心理承受能力的强弱是决定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本身能力的重要依据。”就当前的一些危机事件，我们不难看出有的公共行政领导者由于自身危机处理知识不足、心理素质过差，导致在危机突发之时，无法做出正确的危机决策，致使危机转化为灾难。更有甚者，一些公共行政领导者因为惧怕风险，在危机决策的关键时期，畏手畏脚，最终错失危机处理的良机，给社会带来巨大损失。其次，公共行政领导者的责任意识不强。责任重于泰山，责任意识是公共行政领导者成功进行危机决策的关键要素之一。所谓的领导，就是在享受特权的同时，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在风险或危机来临时，有勇气站出来，单独扛起压力。在危机处理中，公共行政领导者在责任意识的驱使下，将自己的职、权、责联系起来，立足于社会民众的利益，履行自身的职责和使命。现实中很多危机事件是可以在初发期就加以控制，但是由于公共行政领导者或对存在的安全隐患麻木不仁，或对危机的爆发心存侥幸，或对潜在的危机敷衍塞责，导致危机事件不断发生。最后，知识水平有限。变化多端的危机事件要求公共行政领导者不断学习，不仅要具有管理学、心理学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还要掌握危机决策相关的知识。但是一些公共行政领导者由于缺乏危机意识或者极少接触类似危机事件，危机决策学习的意识不足，危机处理经验缺乏。另外我国缺乏对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技能的专业培训等制度，造成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知识不足。

3.危机决策的信息搜集系统不健全。

无调查无发言权。信息不仅是一种重要的决策资源，更是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的依据。缺乏充足的信息资源，公共部门领导者的危机决策就容易出现偏差或错误。就我国而言，信息搜集系统存在以下缺陷：其一，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信息系统的技术设备较为落后，人员素质不高，造成信息系统的搜集力度不大，我国的电子政务、数据库资源共享平台等的建设都处于初级阶段，信息的搜集一直沿用传统的方式，同时信息系统的工作人员素质有待提高，这就造成我国信息资源不足，难以支撑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理。其二，我国官办的信息机构，除国家安全部门外，均实行分级管理制。在这种管理方式下，信息机构的独立性大打折扣，当信息搜集的工作触及政府或者某些领官员私人利益时，政府的自利性和官员的私利性便会凸显，一旦缺乏监管，政府和公共行政领导者极有可能对信息搜集进行人为干涉，甚至不惜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信息进行伪造、篡改，因而信息的真实性得不到保证。

4.决策的辅助机构作用不突出。

决策辅助机构是指由专家组成的辅助公共行政领导者决策的智囊团，它主要负责信息的搜集、处理、分析，方案的制定等工作，在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中发挥参谋咨询的作用。事实上决策者在利用专家智囊团时存在一定的误区和问题，具体为：一方面就公共行政领导者而言，一些公共行政领导者对智囊团的作用认识不足，或者过分依赖，将所有的工作全部交予智囊团，对其提出的方案全盘接受，将智囊团的作用过度扩大；或者咨询意识不强，公共行政领导者过分自信，误将智囊团当做秘书机构，弱化其真正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就智囊团本身而言，智囊团的专业素质有待提高，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研究人员的知识水平，实际的工作能力较低。智囊团成员结构有待改善，研究人员的年龄、气质、经验、知识等结构不合理，部分研究人员还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没有足够的时间从事政策研究分析。而且，作为智囊团中的专家学者在辅助政府决策的过程中应树立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5.危机决策的法制环境不健全。

法律是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公平正义的基本准则，任何人的行为都不能逾越法律。处于非常态下的危机决策行为，需要法律为其提供正当性和合法性，然而现实中，我国危机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具体说来分为：其一，由于对公共行政领导者行使危机决策权力的过程缺乏切实有效的监管，使得领导者危机决策权力的运用出现滥用或者缺失的现象。为了能快速解决危机事件，公共行政领导者作为危机决策的首要负责人，会在危机决策中迅速集聚权力，决策程序相对简化，以便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决策。这一过程中，领导者的危机决策极易侵害公民的利益。此外，部分领导者因怕担风险、担责任，而在危机决策的关键时刻，放弃决策权力，不履行自身的职责义务，导致危机发展为灾难。其次，现有的危机管理方面的法律体系存在很大的不足。部分现有的法律法规执行力度不够，无论多么有威慑力的法律，如果不能得到落实，那么只能是一纸空谈。此外，部分法律法规太过分散、老旧，需要及时补充更新，以适应复杂的危机管理工作。

四、提升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能力的建议

1.增强公共行政领导者的风险和危机意识。

现实生活中，很多风险和危机爆发前都会有征兆，可是由于公共行政领导者风险和危机意识淡薄，在危机初露端倪之时，不能及时发现，采取相应措施，致使危机酿成大祸，带来很多不必要的损失。这就要求进行危机决策的公共行政领导者，有较强的危机意识。一方面公共行政领导者树立“居安思危”、“一切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思想，在日常工作中，关注久积社会问题的变化，留心各类信息的传播，培养自身的风险和危机识别能力，将危机决策纳入日常决策中。另一方面，平时公共行政领导者要注意危机决策资源的积累，其中主要包括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和信息、智慧、经验等无形资产，这样有利于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的做出。

2.提高公共行政领导者素质。

首先，提升公共行政领导者的心理素质。公共行政领导者作为危机第一决策人，必须具备处惊不变、大胆果敢的心理品质。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公共行政领导者具有很强的克制力，压制内心的恐惧和焦虑，以沉稳冷静的方式，快速有序地应对危机。同时，面对非常规的危机决策，公共行政领导者要果敢善断，能准确地判断危机发展趋势，迅速获取相关信息，并从众多的备选方案中，准确地挑选出最佳的决策方案。其次，加强公共行政领导者的责任意识。在危机决策中，公共行政领导者要勇于承担责任，积极履行职责，危难时刻不退缩，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想方设法化解公共危机。然而，从有限理性的角度出发，公共行政领导者作为一个社会人，在危机关头的自利思想会影响其决策的正确性。因而，在公务员常规培训中，要积极开展思想教育，同时加强对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处理过程的监督，对于、不履行职责的公共行政领导者加以惩处，达到以儆效尤的目的。最后，提升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的知识水平。一方面要加强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教育，即组织公共行政领导者定期进行必要的危机决策知识、经验和技能的学习交流活动，提升公共行政领导者的知识储备，加深公共行政领导者对危机决策的认识，避免公共行政领导者因知识的缺乏而束手无策。另一方面进行必要的危机演练，即进行公共危机模拟训练，展现危机爆发的情景，这种方式既丰富了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的经验，又有利于领导者危机决策能力的提升。

3.完善信息系统，提高信息获取能力。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日常决策中，公共行政领导者不可能搜集到所有的信息，尤其在情况紧急的危机关头，公共行政领导者更加不可能获取足够的信息用以决策。因此，在危机决策中，利用有限的条件尽可能多的搜集与危机相关的信息，就显得及其重要。一方面要利用新型的科技手段，提高信息搜集工作的质和量，一改原来不科学的搜集方式利用互联网、大众传媒等传播速度快时效性强的信息传播渠道，获取更充足的信息资源。另一方面，改变原有的信息机构的管理体制，变分级式管理为纵向条式管理，建立一个直接隶属于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的信息系统，广泛搜集各种社会信息。

4.发挥决策辅助机构的作用。

从公共行政领导者方面而言，要彻底改变对智囊团作用的认识，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纷繁多出的危机事件，公共行政领导者要积极利用好智囊团的优势，在决策制定中真正发挥智囊团的参谋咨询作用，这就要求公共行政领导者，重新定义智囊团在危机决策中的辅助作用，促使其发挥最大的价值。从智囊团自身来讲，国家要从硬件和软件上支持专家智囊团的发展，软件方面完善智囊团的人员结构，老壮青三者结合，提升研究人员的素质，同时发展和吸纳复合型、综合性的人才；硬件方面，扶持非政府智囊团，为他们提供资金援助。

5.健全危机决策的法制环境。

健全的法制环境是公共行政领导者形势危急决策权力的外在保障条件。为此，应加强对领导者危机决策权力使用的监督，健全和完善公务员引咎辞职和行政问责等制度，将危机决策与领导者自身利益联系到一起，增强领导者危机决策的责任感，确保决策权力用于为人民谋利益。同时，加强危机管理方面的立法，进一步完善危机管理相关法律系统，为领导者危机决策提供合理性和合法性，让领导者危机决策权力的行使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社会行政论文范文第6篇

一、各股（室）、二级机构要根据所承担的职能，制定部门和每一位工作人员的岗位职责，包括每个岗位的工作范围、工作目标、履行岗位职责的具体要求以及对不履行职责所产生的后果应承担的责任等内容，做到任务明确，责任到人。

二、制订岗位责任制要科学、合理、严密，体现效率原则和权利、义务相对应原则。要在保证工作质量和充分履行职能的前提下，尽量简化工作程序，方便群众办事。

三、加强对岗位责任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岗位职责中能量化的要尽量量化，并制定科学、合理的量化考核标准；不能量化的要提出明确的、具体的要求，作为考评依据。

四、定期组织考评，并把考评结果同评优、评先、职务晋升和奖惩挂钩。

工作人员首问首接责任制度

为规范办事程序，明确工作人员责任，杜绝办事拖拉、推诿扯皮等现象，保证来计生委办事人员能得到及时、高效、优质的服务，根据我委实际，制定本制度。

一、首问（接）责任人

本单位工作人员对来委办事（包括办理业务、上访、投诉、咨询等）的人员要主动热情招呼，不得互相推诿、冷淡办事人员。主动接办人员、来办事者先找到的人员或首先接电话的人员即为该事项的“首问接责任人”。

二、首问（接）责任人的职责

（一）首问（接）责任人负有主动、文明、礼貌、热情接待来办事者的责任；

（二）首问接责任人要向来办事者主动出示胸牌，问明来意。对来电话者，要主动告知对方单位和工号，问清对方意图；

（三）对来访内容在自己职责范围内能答复或解决的，首问责任人对属于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必须受理接办，并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予以办理；

（四）首问责任人对不属于本部门或本人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要解释清楚，并引领来委办事人员到有关科室部门，落实承办单位和责任人。对电话咨询的，要告知负责答复部门的电话和联系人。

（五）首问责任人对不属于本单位办理范围内的事项，要认真说明理由，介绍或联系到其他职能部门办理。

三、违反本制度者，第一次予以诫勉教育，第二次予以效能告诫，并责令采取相应补救措施，经告诫仍不改正的，予以待岗处理。

顶岗工作制度

一、顶岗工作制度是指在工作日内，岗责任人因各种事由不在岗，岗责任人应顶岗的工作制度。

二、实行顶岗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确保限时办结制、政务承诺制、办事预约制等制度的有效落实，更好的提高工作效率和办事效率。

三、各股室都要确定岗，避免出现无人顶岗现象。

四、岗责任人在顶岗期间应做好本职工作，并享有岗责任人的职责权利，对岗的工作认真负责。

五、岗责任人因事由不在岗，必须提前一天做好工作的移交，因特殊原因来不及移交的，岗责任人要主动顶岗。

六、因推诿扯皮等原因造成工作失误的，按《过错责任追究制度》的有关规定追究在岗责任人的责任。

限时办结制度

一、限时办结制度是指群众到人口与计划生育部门办事，在符合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手续齐全的前提下，应当根据政务服务承诺，在承诺期限内办结群众提出的有关事务。

二、承诺期限

⒈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入户粮关系证明、非农一孩生育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等有关证件的，应当随到随办。

⒉对群众的申诉、举报或投诉，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是否受理答复，并及时依法处理。

⒊对因特殊原因不能及时办理各类证件的，应向服务对象说明具体情况。

三、未按上述规定时限办理的，第一次予以诫勉教育，第二次予以效能告诫，并责令采取相应补救措施，经告诫仍不改正的，予以待岗处理。

服务承诺制度

一、服务准则。根据本单位工作实际，制定便民利民的服务标准和原则，规范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

二、承诺内容。根据职权范围、工作职责，结合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确定服务承诺内容。服务承诺的内容应包括服务的具体事项、服务时限、行诺监督及投诉办法以及违诺责任等。

三、公开承诺内容。应在办公场所醒目位置设置办事程序流程图等公布承诺内容。

四、行诺监督。通过设立服务承诺监督台、投诉电话和举报箱或举办群众接待日活动等方式，接受对违诺行为的监督和举报。要认真受理群众的投诉和举报，及时调查处理，并向当事人反馈。

五、违诺处理。本单位人员违反承诺制的行为，要从行政论文、法律、经济论文等方面作出处罚规定，并严格执行。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要按承诺的标准予以赔偿。

办事预约制度

一、办事预约制度是指当事人因工作需要或情况，需要预约办理有关事务或进行上门服务的，计生委应根据预约要求，在职能范围内办理当事人提出的有关事务。

二、预约范围

⒈人口与计划生育部门职能范围内应受理的业务工作，可以预约。

⒉异地人员办理有关计划生育证件等有关事项的可以预约。

⒊广大人民群众需要人口与计划生育部门帮助解决及服务的有关事项，可以预约，必要时也可以上门服务。

⒋因特殊情况需要人口与计划生育部门延长服务时间的，可以预约。

⒌其它需要预约的有关事务或事项。

三、违反本制度者，第一次予以诫勉教育，第二次予以效能告诫，并责令采取相应补救措施，经告诫仍不改正的，予以待岗处理。

政务公示制度

第一条政务公示制度系指行政论文机关向行政论文管理相对人和社会大众公开履行行政论文职能的标准、要求、程序等的机关效能建设制度。

第二条县计生委依据行政论文管理相对人办事方便、行政论文要求公开透明、行政论文行为接受监督的基本原则实行政论文务公示。

第三条县计生委各股室以及工作人员，应遵守本制度。

第四条公示制度的基本内容和形式：

一、机关工作人员的像片、姓名、部门、职务；

二、机构设置、行政论文职能、位置分布、股室职责；

三、办事程序、标准；

四、机关的对行政论文管理相对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

五、其它公示内容。

以上公示内容通常做法采用墙上悬挂、桌上摆放、带身份牌、编印办事服务指南、公示栏张贴、上网络公示栏以及其它公众媒体公开等形式。

各股室负责提供各自应公示的内容，办公室负责统一组织实施工作。

第五条委机关效能建设领导小组每月不定期检查和每季度定期一次检查各股室公示制度的执行情况。

第六条凡应该公示而没有公示以及公示内容不规范、不标准的，委效能建设领导小组书面责成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给予通报批评，并按《干部诫勉制度》处理。

第七条政务公示制度的执行情况作为单位、股室、个人的年终考评的一项内容，并由委机关效能建设领导小组负责检查并提出奖惩建议。

效能考评制度

一、委机关及下属二级机构的干部职工均列入考核范围。

二、考核内容和标准：根据县委、县政府规定的内容，按照德、能、勤、绩四个方面，重点考核工作成绩。

三、考核办法

⒈实行平时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平时考核由各股室负责人对本股室干部职工的德、才和工作表现逐月作出考评，半年进行小结，形成书面意见，为年度考核提供依据，年度考核在每年末或翌年初进行。

⒉平时考核实行分级负责，委主任负责对委机关科级干部进行考核；分管领导负责对分管股室长进行考核；股室长对本股室的干部职工进行考核。

⒊年度考核以平时考核为基础由委机关效能办公室负责实施。在年度考核时，除负责对本机关干部职工考核综合评定外，还要对二级机构的考核进行审核。

四、年度考核的时间、内容、标准、具体方法步骤，应根据县委、县政府、县人事局的通知要求，结合本单位实际，由委机关效能办公室拟定实施方案，提交机关效能工作领导小组研究确定。

五、年度考核结果存入干部、职工个人档案，作为干部奖惩、任免、工资晋升的依据。

六、凡属机关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定为不称职的给予降职或调整工作岗位处理。连续两年评为不称职的，予以免职或按有关规定予以辞退。旷工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连续超过十五天，或者一年内累计超过三十天的，应予辞退。二级机构干部职工参照以上办法处理。

七、本单位科级领导干部的考核按县委组织部规定的要求参加考核。

八、本制度由委机关效能办公室负责监督执行。

行政论文过错责任追究制度

为规范本单位工作人员管理，明确个人岗位责任，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的责任感，增强廉政建设和遵纪守法意识，制定本制度。

一、行政论文过错责任追究制

行政论文过错，是指本委工作人员因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规定的职责，造成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或有关制度的事实，以致影响行政论文效率和行政论文秩序，给行为对象或者国家、公共利益造成其它不良后果的行为。行政论文过错责任追究制，就是对工作过错责任人依据有关规定给予行政论文和经济论文处罚的制度。

二、行政论文过错的主要情形

本委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视为过错：

（一）首问责任人不履行首问责任，贻误办事者办事的；

（二）对符合规定条件的申请应予受理、许可而不予受理、许可的；

（三）服务态度不热情，与办事者顶撞争吵的；

（四）私自进行有偿咨询或服务，违规收取押金、保证金和其他费用的；

（五）超越规定权限实施许可，或者擅自提高、降低许可条件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

（六）未履行办事承诺制度，无特殊原因和理由，在规定时限内未完成许可事项或告知办理结果的；

（七）对明显虚假的材料，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的；

（八）故意制造虚假材料或谎报事实的；

（九）办理业务明显违反法律、法规或其它有关规定的；

（十）其他应该追究工作过错的行为。

三、行政论文过错责任追究

（一）行政论文过错责任追究方式分为：

⒈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⒉通报批评；

⒊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

⒋扣发当月岗位工资和年终奖金；

⒌轮岗或停职离岗培训；

⒍引咎辞职或者责令辞职；

⒎给予行政论文纪律处分。

以上追究方式可以单处或并处。

（二）工作过错行为是由数个行政论文环节过错造成的，工作人员分别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三）工作人员的行政论文行为造成本单位赔偿，有过错的工作人员应承担—定的赔偿责任。

（四）在年度考核期内，工作人员的行政论文行为被群众投诉，经核实的，第一次扣除当月岗位工资的％，第二次扣除当月岗位工资的％，第三次扣除当月全部岗位工资，对本人进行离岗培训、轮岗或降级使用处理。

（五）工作人员过错行为性质特别严重，触犯刑法的，依法移交司法部门追究责任。

（六）有过错工作人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从重追究过错责任：

⒈在被调查过程中拒不交代过错事实的；

⒉有索贿受贿、敲诈勒索、、徇私枉法和吃、拿、卡、要等行为的；

⒊对投诉人、检举人、控告人打击、报复、陷害的；

⒋其他经行政论文过错追究机构认定，应从重追究过错责任的。

（七）有过错工作人员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从轻追究过错责任：

⒈主动承认过错行为并及时纠正的：

⒉其过错行为没有造成损失或不良影响的；

⒊其他可从轻或免予追究过错责任的。

四、工作过错责任追究主体

社会行政论文范文第7篇

岗位责任制

一、各股（室）、二级机构要根据所承担的职能，制定部门和每一位工作人员的岗位职责，包括每个岗位的工作范围、工作目标、履行岗位职责的具体要求以及对不履行职责所产生的后果应承担的责任等内容，做到任务明确，责任到人。

二、制订岗位责任制要科学、合理、严密，体现效率原则和权利、义务相对应原则。要在保证工作质量和充分履行职能的前提下，尽量简化工作程序，方便群众办事。

三、加强对岗位责任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岗位职责中能量化的要尽量量化，并制定科学、合理的量化考核标准；不能量化的要提出明确的、具体的要求，作为考评依据。

四、定期组织考评，并把考评结果同评优、评先、职务晋升和奖惩挂钩。

工作人员首问首接责任制度

为规范办事程序，明确工作人员责任，杜绝办事拖拉、推诿扯皮等现象，保证来计生委办事人员能得到及时、高效、优质的服务，根据我委实际，制定本制度。

一、首问（接）责任人

本单位工作人员对来委办事（包括办理业务、上访、投诉、咨询等）的人员要主动热情招呼，不得互相推诿、冷淡办事人员。主动接办人员、来办事者先找到的人员或首先接电话的人员即为该事项的“首问接责任人”。

二、首问（接）责任人的职责

（一）首问（接）责任人负有主动、文明、礼貌、热情接待来办事者的责任；

（二）首问接责任人要向来办事者主动出示胸牌，问明来意。对来电话者，要主动告知对方单位和工号，问清对方意图；

（三）对来访内容在自己职责范围内能答复或解决的，首问责任人对属于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必须受理接办，并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予以办理；

（四）首问责任人对不属于本部门或本人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要解释清楚，并引领来委办事人员到有关科室部门，落实承办单位和责任人。对电话咨询的，要告知负责答复部门的电话和联系人。

（五）首问责任人对不属于本单位办理范围内的事项，要认真说明理由，介绍或联系到其他职能部门办理。

三、违反本制度者，第一次予以诫勉教育，第二次予以效能告诫，并责令采取相应补救措施，经告诫仍不改正的，予以待岗处理。

顶岗工作制度

一、顶岗工作制度是指在工作日内，岗责任人因各种事由不在岗，岗责任人应顶岗的工作制度。

二、实行顶岗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确保限时办结制、政务承诺制、办事预约制等制度的有效落实，更好的提高工作效率和办事效率。

三、各股室都要确定岗，避免出现无人顶岗现象。

四、岗责任人在顶岗期间应做好本职工作，并享有岗责任人的职责权利，对岗的工作认真负责。

五、岗责任人因事由不在岗，必须提前一天做好工作的移交，因特殊原因来不及移交的，岗责任人要主动顶岗。

六、因推诿扯皮等原因造成工作失误的，按《过错责任追究制度》的有关规定追究在岗责任人的责任。

限时办结制度

一、限时办结制度是指群众到人口与计划生育部门办事，在符合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手续齐全的前提下，应当根据政务服务承诺，在承诺期限内办结群众提出的有关事务。

二、承诺期限

⒈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入户粮关系证明、非农一孩生育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等有关证件的，应当随到随办。

⒉对群众的申诉、举报或投诉，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是否受理答复，并及时依法处理。

⒊对因特殊原因不能及时办理各类证件的，应向服务对象说明具体情况。

三、未按上述规定时限办理的，第一次予以诫勉教育，第二次予以效能告诫，并责令采取相应补救措施，经告诫仍不改正的，予以待岗处理。

服务承诺制度

一、服务准则。根据本单位工作实际，制定便民利民的服务标准和原则，规范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

二、承诺内容。根据职权范围、工作职责，结合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确定服务承诺内容。服务承诺的内容应包括服务的具体事项、服务时限、行诺监督及投诉办法以及违诺责任等。

三、公开承诺内容。应在办公场所醒目位置设置办事程序流程图等公布承诺内容。

四、行诺监督。通过设立服务承诺监督台、投诉电话和举报箱或举办群众接待日活动等方式，接受对违诺行为的监督和举报。要认真受理群众的投诉和举报，及时调查处理，并向当事人反馈。

五、违诺处理。本单位人员违反承诺制的行为，要从行政论文、法律、经济论文等方面作出处罚规定，并严格执行。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要按承诺的标准予以赔偿。

办事预约制度

一、办事预约制度是指当事人因工作需要或情况，需要预约办理有关事务或进行上门服务的，计生委应根据预约要求，在职能范围内办理当事人提出的有关事务。

二、预约范围

⒈人口与计划生育部门职能范围内应受理的业务工作，可以预约。

⒉异地人员办理有关计划生育证件等有关事项的可以预约。

⒊广大人民群众需要人口与计划生育部门帮助解决及服务的有关事项，可以预约，必要时也可以上门服务。

⒋因特殊情况需要人口与计划生育部门延长服务时间的，可以预约。

⒌其它需要预约的有关事务或事项。

三、违反本制度者，第一次予以诫勉教育，第二次予以效能告诫，并责令采取相应补救措施，经告诫仍不改正的，予以待岗处理。

政务公示制度

第一条政务公示制度系指行政论文机关向行政论文管理相对人和社会大众公开履行行政论文职能的标准、要求、程序等的机关效能建设制度。

第二条县计生委依据行政论文管理相对人办事方便、行政论文要求公开透明、行政论文行为接受监督的基本原则实行政论文务公示。

第三条县计生委各股室以及工作人员，应遵守本制度。

第四条公示制度的基本内容和形式：

一、机关工作人员的像片、姓名、部门、职务；

二、机构设置、行政论文职能、位置分布、股室职责；

三、办事程序、标准；

四、机关的对行政论文管理相对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

五、其它公示内容。

以上公示内容通常做法采用墙上悬挂、桌上摆放、带身份牌、编印办事服务指南、公示栏张贴、上网络公示栏以及其它公众媒体公开等形式。

各股室负责提供各自应公示的内容，办公室负责统一组织实施工作。

第五条委机关效能建设领导小组每月不定期检查和每季度定期一次检查各股室公示制度的执行情况。

第六条凡应该公示而没有公示以及公示内容不规范、不标准的，委效能建设领导小组书面责成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给予通报批评，并按《干部诫勉制度》处理。

第七条政务公示制度的执行情况作为单位、股室、个人的年终考评的一项内容，并由委机关效能建设领导小组负责检查并提出奖惩建议。

效能考评制度

一、委机关及下属二级机构的干部职工均列入考核范围。

二、考核内容和标准：根据县委、县政府规定的内容，按照德、能、勤、绩四个方面，重点考核工作成绩。版权所有

三、考核办法

⒈实行平时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平时考核由各股室负责人对本股室干部职工的德、才和工作表现逐月作出考评，半年进行小结，形成书面意见，为年度考核提供依据，年度考核在每年末或翌年初进行。

⒉平时考核实行分级负责，委主任负责对委机关科级干部进行考核；分管领导负责对分管股室长进行考核；股室长对本股室的干部职工进行考核。

⒊年度考核以平时考核为基础由委机关效能办公室负责实施。在年度考核时，除负责对本机关干部职工考核综合评定外，还要对二级机构的考核进行审核。

四、年度考核的时间、内容、标准、具体方法步骤，应根据县委、县政府、县人事局的通知要求，结合本单位实际，由委机关效能办公室拟定实施方案，提交机关效能工作领导小组研究确定。

五、年度考核结果存入干部、职工个人档案，作为干部奖惩、任免、工资晋升的依据。

六、凡属机关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定为不称职的给予降职或调整工作岗位处理。连续两年评为不称职的，予以免职或按有关规定予以辞退。旷工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连续超过十五天，或者一年内累计超过三十天的，应予辞退。二级机构干部职工参照以上办法处理。

七、本单位科级领导干部的考核按县委组织部规定的要求参加考核。

八、本制度由委机关效能办公室负责监督执行。

行政论文过错责任追究制度

为规范本单位工作人员管理，明确个人岗位责任，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的责任感，增强廉政建设和遵纪守法意识，制定本制度。

一、行政论文过错责任追究制

行政论文过错，是指本委工作人员因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规定的职责，造成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或有关制度的事实，以致影响行政论文效率和行政论文秩序，给行为对象或者国家、公共利益造成其它不良后果的行为。行政论文过错责任追究制，就是对工作过错责任人依据有关规定给予行政论文和经济论文处罚的制度。

二、行政论文过错的主要情形

本委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视为过错：

（一）首问责任人不履行首问责任，贻误办事者办事的；

（二）对符合规定条件的申请应予受理、许可而不予受理、许可的；

（三）服务态度不热情，与办事者顶撞争吵的；

（四）私自进行有偿咨询或服务，违规收取押金、保证金和其他费用的；

（五）超越规定权限实施许可，或者擅自提高、降低许可条件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

（六）未履行办事承诺制度，无特殊原因和理由，在规定时限内未完成许可事项或告知办理结果的；

（七）对明显虚假的材料，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的；

（八）故意制造虚假材料或谎报事实的；

（九）办理业务明显违反法律、法规或其它有关规定的；

（十）其他应该追究工作过错的行为。

三、行政论文过错责任追究

（一）行政论文过错责任追究方式分为：

⒈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⒉通报批评；

⒊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

⒋扣发当月岗位工资和年终奖金；

⒌轮岗或停职离岗培训；

⒍引咎辞职或者责令辞职；

⒎给予行政论文纪律处分。

以上追究方式可以单处或并处。

（二）工作过错行为是由数个行政论文环节过错造成的，工作人员分别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三）工作人员的行政论文行为造成本单位赔偿，有过错的工作人员应承担—定的赔偿责任。

（四）在年度考核期内，工作人员的行政论文行为被群众投诉，经核实的，第一次扣除当月岗位工资的％，第二次扣除当月岗位工资的％，第三次扣除当月全部岗位工资，对本人进行离岗培训、轮岗或降级使用处理。

（五）工作人员过错行为性质特别严重，触犯刑法的，依法移交司法部门追究责任。

（六）有过错工作人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从重追究过错责任：

⒈在被调查过程中拒不交代过错事实的；

⒉有索贿受贿、敲诈勒索、、徇私枉法和吃、拿、卡、要等行为的；

⒊对投诉人、检举人、控告人打击、报复、陷害的；版权所有

⒋其他经行政论文过错追究机构认定，应从重追究过错责任的。

（七）有过错工作人员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从轻追究过错责任：

⒈主动承认过错行为并及时纠正的：

⒉其过错行为没有造成损失或不良影响的；

⒊其他可从轻或免予追究过错责任的。

四、工作过错责任追究主体

社会行政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政论文翻译；译者主体性；表现

0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开始关注中国。作为阐释国家政策方针等重要内容的政论文，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国防等多个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口吻严肃，语气坚定，行文简洁，旨在解析思想，阐发观点，达到政治宣传的目的，具有准确性、政治性、时效性、单义性、客观性、完整性等特点[1]，因此政论文翻译也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王弄笙指出，政论文政治性、政策性极强，稍有差错就可能影响到国家的利益甚至国际关系，因此对译文的要求极高[2]。

1970年代功能派目的论在德国兴起，它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以译文的预期功能为出发点，根据各种语境因素，选择最佳处理方法，即译者的翻译策略必须由译文的预期目的或功能决定。在注重译文功能的同时，目的论强调译文在译语环境中的可读性以及译文与原文之间的语际连贯，即连贯、忠实原则，但连贯、忠实都必须服从于目的原则。[3]功能目的论强调对文本的分析，认为对文本分析有助于发现翻译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与此同时，随着人们对翻译的深入研究以及“文化转向”的提出，译者的主体性地位也得到了广泛认可。译者主体性是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性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因此译者主体性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本文将从词汇、句法、篇章、修辞四个层面分析译者主体性在政论文汉英翻译中的体现，以期改进翻译技巧，做出更好的译文。

1 政论文汉英翻译策略

1.1 词汇

1.1.1 选用正式词汇

作为阐释、解析国家政策、方针、指导思想等重要内容的文件，政论文和法规文件一样也是正式文体，所用词汇语句严肃、正式，尽管某些场合下政论文中有较口语化的表达。在英译时应选用正式的词汇与结构，才能更好表达原文的意义和语气。此时，译者主体性就得以发挥。

例：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译文：Anyone who attempted to change the line，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adopted since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would not be countenanced by the people； he would be toppled.

原句中“老百姓不答应”和“被打倒”有一定口语特点，但翻译时没有用表面对应的词汇来处理。所用的“countenance”和“topple”都是比较正式的词，更好地表现了原文严肃认真的态度。

1.1.2 词义准确

由于汉语词汇语义较宽，也较模糊，而英语词义范围相对较窄，在汉英翻译时需根据语境仔细推敲。若只据字面意思翻译成表面对应的词汇就可能造成误译，甚至影响国家政治事务。因此政论文翻译中，译者必须发挥主体性。

例：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地区的地位。[4]

译文1：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will keep the status of a free port and an independent customs territory.

译文2：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will retain the status of a free port and a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可以看出两种译文主要区别在于“independent”和“separate”，前者与原文“独立”表面对应，但仔细考虑就能体味出“independent”有某种政治上独立的意思。“separate”虽不是“独立”的直接对应却能准确表达原文意义，即香港特别行政区单独定税，而非独立于中国。

由此可见，政论文翻译要求译者不仅有纯熟的翻译技巧还要有敏锐的政治观察力，充分了解国家政策、方针、思想，这些都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1.1.3 词语搭配

由于汉英两种语言自身特点及文化内涵差异，它们在词汇搭配上大有不同。汉语词汇语义较宽泛，搭配灵活，而英语词汇语义具体，搭配严格。政论文汉英翻译时译者要根据语境选择符合英语行文特点的搭配，以更准确地表达原文。

例：质量问题虽然经常提，但现在只是一般地提不行，要突出地提，切实地抓。

译文： We’ve always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quality， but only in general terms. That’s not enough： we have to give it priority and take practical steps to ensure it.

汉语中“突出地提”和“切实地抓”都是可行的搭配，而英语中名词占优势，若使用对应的副词和动词翻译不仅搭配不合理也显得突兀。因此译者需改用名词结构，这样语义清晰也更符合英语行文特点。

1.2 句法

1.2.1 定语的处理

汉语是竹式结构，英语是树式结构，汉语趋向左延伸而英语则是趋向右延伸[5]。汉语政论文语言严密，前置定语较多。而英语中前置定语较少，趋向于使用后置定语及定语从句，符合英语右向延伸的特点。汉英翻译时若使用前置定语要注意用词简洁，使译文简练，也要根据行文需要调整汉语前置定语的位置，符合英语“短-短-长”结构特点。

例：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更加繁荣昌盛的新局面就一定会出现。

译文： A new situation will emerge in which socialist ideology and culture will flourish.

“新局面”的前置定语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更加繁荣昌盛”，由于找不到一个简练的能完整表达原文的前置定语，若硬译译文就会生涩难懂，因此译者使用定语从句使译文结构更清晰、表意更清晰。

1.2.2 并列结构的处理

英语每个句子只有一个谓语动词，通过词的形态变化表达意义。而汉语词类划分不明显，动词使用频繁，汉语又追求语言形式美、节奏美，常常使用多字字短语或叠词，因此汉语语篇中多并列结构。这在政论文中尤为常见，译者在处理并列结构时既可根据需要改变其结构使其符合英语特点，也可保留并列结构保持原文平衡。

例：我们还要积累新经验，还会遇到新问题，然后提出新办法。

译文： We shall accumulate new experience and try new solutions as new problems arise.

汉语用“积累”、“遇到”和“提出”三个动词构成一个并列结构，英译时改变了并列结构形成主从句。

1.2.3 汉语无主语句的处理

英语是形合性语言，每个句子都有完整的主谓结构。而汉语是意合性语言，主要靠语义实现连贯和衔接，主语可有可无。汉语政论文中无主句很多，英译时必须合理处理，补充主语或改变句子结构使译文符合英语行文特点。

例：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译文： The basic line should be adhered to for 100 years， with no vacillation.

汉语原句隐含主语是“我们”，此处译者用被动语态来处理，译文更简洁，更符合英语特点。

1.3 篇章

Halliday（1985年）指出，语篇衔接手段包括指代照应、省略、替代和词汇衔接。汉语是意合性语言，语篇的衔接主要靠语义连贯实现，连接词使用较少。而英语是形合性语言，语篇衔接和连贯主要靠词的形态变化和衔接手段实现。[6]翻译时要尤其注意语篇的衔接与连贯，根据汉英语言的不同特点灵活处理。

例：改变现在的政策，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人民不会赞成，首先是八亿农民不会赞成。

译文： If the current policies were changed，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would suffer. So the people， primarily the 800 million peasants， would never agree to their being changed.

汉语原文缺乏衔接词，主要靠语义连贯实现，而英译时添加“if”、 “so”连接词实现语篇衔接，更清晰地表现语义层次。

1.4 修辞

1.4.1 比喻的处理

刘宓庆（2006年）指出，“汉语重实，重形象，多具体的表现法” [5]。不难发现，虽然政论文是一种严肃的文体，但也借助大量比喻，使语言更形象生动。而英语中的比喻较少，且与汉语又很少完全对应，翻译时要考虑文化差异，灵活处理以免造成误解，如可改换喻体或利用英语文化中相近的又符合语境的形象来替换原文形象。

例：物价改革是个很大的难关，但这个关非过不可。

译文： Price reform will be the hardest nut to crack， but we have to crack it.

本例中原句把改革比喻成“难关”，英语中没有对应的比喻，为保持语言的生动性译文改变喻体用“hardest nut”，达到了与原文相近的效果。

1.4.2 拟人的处理

拟人在汉语中很普遍，而现代英语中除诗歌外已很少使用。“一些非人物的机构、地域等名称常被拟人化，被视为发出动作的主题。”[4]这一现象在政论文中尤其多见，译者应根据汉英拟人手法运用的不同对译文进行灵活处理，避免其僵化。

例：国防和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译文： Great progress was mad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and the army.

汉语的主语由非人物性的“国防和现代化建设”充当，英译时不能机械地将其作为主语。译者使用被动语态将拟人化的主语转为非主语，避免了不合英语语法的结构。

1.4.3 重复的处理

重复是汉语的一大特点，汉语倾向于重复词汇或句式以求表述准确或增强说服力。汉语政论文中常出现重复，使表达准确、读者听者深刻领会。而英语词汇形态变化丰富，忌重复。单其昌（1990年）指出“英译文中不要总是用一个词汇或短语，若用得太多，会使读者感到厌烦，因此用词要多样化”[7]。在政论文翻译时译者要灵活处理重复的词汇或句式，使译文符合英文特点，更易于读者理解。

例：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时代的潮流。

译文： The world needs peace. The people want cooperation. Nations aspire for development. Society seeks progress. This is the trend of our times.

汉语重复使用“要”，译文却使用“need”，“want”，“aspire for”，和 “seek”四个近义词来处理，避免单调重复，符合英语词形变化的特点。

2 结语

不言而喻，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越来越多国家、人民关注中国、关注我们的治国方针、路线和政策。政论文汉英翻译涉及政治，今后这方面的研究必将不断升温。目的论为其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政论文翻译工作者应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在准确理解原文、忠实原文基础上，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准确把握目标读者的期望和文化， 才能实现译文的预期目的和交际功能[3]，获得更贴切的译文，为中外政治文化交流做出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王小萍.政治文献英译的疑难及其解决办法[J].山东外语教学，2006（5）：109-112.

[2]王弄笙.十六大报告汉英翻译的几点思考[J].中国翻译，2004（1）：56-59.

[3]李红霞.目的论视域下的政论文英译策略研究[J].外国语文，2010（5）：85-88.

[4]王大伟，魏清光.汉英翻译技巧教学与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5]刘宓庆.新编汉英对比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

[6]Halliday. M. K. A.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Edward Arnold，1994.

社会行政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政论文 词汇 衔接手段

一、篇章研究的衔接理论

韩礼德（1962）首次提出“衔接”的概念，他说衔接是一种语义上的概念，是存在于语篇之中并使之成为语篇的意义间的一种联系。它使语篇能够形成一个意义连贯的整体[1]。一个完整的篇章，并不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句子与句子简单的组合，而是以具有某些意义关联的句子的组合来表达交际的目的，并通过某些衔接手段来加以实现，通常是词汇衔接手段和句法衔接手段来实现的。文章主要探讨政论文中词汇衔接手段。

二、政论文中的词汇衔接手段

（一）词汇重复

词汇重复具有重要的篇章衔接功能。韩礼德认为，词汇重复衔接指的是某一个或某几个词项在同一段落或篇章中两次或多次出现。Reynolds（2001）认为任何语篇都可能涉及词汇的重复。政论文中的词汇重复是重要的篇章衔接手段之一。这些用来重复的关键词包括名词、动词和副词等。

1.名词重复

名词重复是指重复名词或名词性词组。政论文中重复的名词都是涉及到国计民生或当前国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词语。常见的有“农业”“经济”“企业”“制度”“政府”等。例如：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仅“经济”一词就出现了42余次。其次“三农”问题一直是政府工作报告中高度关注的问题，也是词汇重复率非常高的名词。在此次报告中，“农业”“农村”“农民”等词汇共出现54次。例如：

（1）农业是扩内需调结构的重要领域……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推进农业现代化……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上例中，重复的名词是“农业”“农村”和“农民”，这三个词语的重复都起到了衔接的作用。将这三个词所在的语义块前后密切的衔接，使得整个篇章语义上更加密切和连贯。

此外，还有地点名词的重复。在该报告中常见的地点名词是“西部”“中部”“中西部”“东部”等。例如：

（2）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支持……增强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和城镇发展后劲……

以此看来，政府对中西部的关注度是较高的。

2.动词重复

在政论文中动词也是最常用来复现的词类，常见的动词重复有“发展”“加快”“提高”“推进”“完善”“增长”“增加”等。例如：

（3）巩固和加强……推进现代农业……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加快产业结构调整……鼓励发展服务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加快”都是此次《政府工作报告》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几个动词之一，通过这些词语的复现，构成语义上并列的小句，不仅使政府工作报告更具有号召力，同时也起到了篇章衔接作用。

3.副词重复

副词重复是政论文中词汇衔接手段的另一特色，不仅可以加强语气，更能起到对篇章衔接连贯的作用。其中程度副词是在政论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副词小类，常见的有“更加”“更”“最”“尤其”等。例如：

（4）要更大规模加快棚户区改造……

（5）优化东部地区城镇结构，进一步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

（6）用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坚决治理餐桌上的污染，切实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7）各级代表！做好政府工作，必须加强自身改革建设。各级政府必须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坚持过紧日子。

（二）词汇序列

一些具有关联作用的连词、副词，表示顺序的名词、数词（如：“首先、其次、最后”“第一、第二、第三”“一、二、三”等），以及表示时间、处所等的名词，都是经常用来连接句子、句群、段落以及文章的层次的，起到衔接作用。例如，在此报告中，运用了“一是、二是、三是”这一类序列词：

（8）一是着力深化改革开放，激发市场活力和内在动力…… 二是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三是注重调整经济结构……

“一是”“二是”“三是”就体现了篇章中段落与段落之间的衔接。

（三）词汇关联

汉语的词汇衔接还靠同（近）义词的关系、词的上下义关系等来实现[3]。段落、篇章相邻的几个句子中的都有同一个词，或者一个句子中出现的词和其他语句中出现的一个词是同义词、近义词或上下义关系，那么这些句子之间就构成了意义的连贯。

1.近义词

近义词衔接指表示事物或概念具有相近语义的而词项不同的词汇复现关系。这些词项在语义上互相补充，同时又丰富文章表现力，使文章表义更准确，逻辑更严密。从修辞看，还可以避免重复，防止单调，为语篇增色。例如：

（9）一年来，……已有一批重要研究成果。 ……取得了新成绩。……取得了新成效。

上例中的“成果”“成绩”“成效”是一组近义词，这三个词在相邻的段落中出现，都是表示褒义的结果，为了避免行文上词汇的单一，而选用语义上相近的一组近义词，从而促成篇章语义上的连贯。再例如：

（10）推进……，增强……，提高……。加强……，提高……。增强……，加强……，促进……。

“推进、增强、提高、加强、促进”五个动词是一组近义词，此组动词，意义相近，互为衔接，构成语义同一场，成为本段的衔接纽带，在同一篇章的不同句子中的使用，显示了用词多变的特点，也使整个篇章结构更加连贯。

2.上下义词

上下义词是语义上具有类属关系的一组词。例如，“中小学”“小学”“中等职业学校”都是“学校”的下义词。出现在段落的前后语句起篇章连贯作用。

（11）加大政府对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社会公益技术、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的投入……

在政论文中，一组上下义词的正确使用会对篇章的衔接产生积极的作用。

3.反义词

反义和同义是一组相对的概念，反义关系是在一组词汇之间在语义上存在差异的对立或相反的关系。在政论文中，恰当的使用反义词衔接手段，会使行文更严谨和周密。例如“提高”与“降低”，“增加”与“减少”。

（12）各地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大幅减少行政审批事项。扩大“营改增”试点，减轻企业负担……为企业添了……

（13）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

这种衔接手段由于具有鲜明的语义对照关系，通常也可以增强语言的表现力，使读者得到更深刻的印象。

政论文语篇作为一个语义单位，具有整体性，而衔接正是在构成语篇的整体性中起着重要作用。笔者在分析政论文语篇时，主要从词汇重复、词汇序列和词汇关联三个方面展开考察实现篇章的连贯形式。但同时，我们应该也注意到，衔接手段只是实现篇章连贯的一种典型手段，连贯的语篇必然是衔接的，不衔接的语篇必然是不连贯的。

注释：

[1]Halliday，M.A.K.& Hasan，R：Cohesion in English，London：Longman，1976.

[2]胡壮麟：《语篇的衔接与连贯》，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3]廖秋忠：《现代汉语篇章中的连接成分》，中国语文，1986年，第6期。

社会行政论文范文第10篇

一、选调（考聘）职位、职数

党政直属事业单位文秘6名，计算机管理人员1名；农村小学语文、数学教师各4名，农村小学英语教师2名。以上人员均为全额事业编制。

二、选调（考聘）对象及条件

1、政治合格，品行端正；

2、年龄、学历及工作年限等要求：①报考文秘人员条件：年龄要求在30岁以下（1979年1月1日后出生），具有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较强的文字综合能力。硕士研究生年龄放宽至32岁（1977年1月1日后出生）；②报考计算机管理人员条件：年龄要求在30岁以下（1979年1月1日后出生），具有计算机专业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工作经历2年以上（20*年7月前参加工作）；③报考教师条件：年龄要求在35岁以下（1974年1月1日后出生），具有国家承认的大专以上学历和教师资格证书；

3、身体健康，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4、凡因犯罪被刑事处罚或开除公职的人员，法律规定不得录用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均不能报名。

三、选调（考聘）程序

按照简章、报名、资格审查、笔试、面试、体检、考核等程序招考聘用。

（一）简章

招考简章通过*日报、*晚报、*党建网、*市人事人才网、雁峰组工网等媒体、网站向社会。

（二）报名

1、报名时间：2009年2月23日至27日，上午8：30至下午17：30。

2、报名地点：雁峰区政府机关大院B栋7楼702。

3、报名要求：每名报考人员只能报考一个职位，统一采取现场报名。报名时，报考人员须提供本人身份证、学历证书、资格证书等原件及复印件和一寸免冠近照2张。有工作经历要求的职位须提供单位出具的证明。2009年全日制应届毕业生须提供由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部门签署意见的《毕业生就业推荐表》。报考人员报名与参考使用的身份证必须一致。资格初审合格后进行现场数码照相（准考证等统一采用现场拍摄的数码照片）。每人收取考务费200元（含数码照相费）。

每个职位招考计划数与报名人数的比例原则上不小于1:5，达不到比例的，相应调整招考计划数。

（三）资格审查

报名时，由区招考办对报名者进行资格初审，初审合格的，准予报名。报名工作结束后，进行资格复查，合格者发给准考证。2009年3月4日，考生到报名点领取准考证。

报考者必须如实填写《报名登记表》，提供真实有效的证件及复印件。如有弄虚作假，一经查实，即取消考试、体检、考核或聘用资格。

（四）笔试

1、笔试范围和内容：报考文秘职位的考生，需参加政论文写作和《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两科考试，每科满分100分。政论文写作主要是测查考生综合分析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主要测查考生数量关系、判断推理、言语理解与表达、常识判断、资料分析等能力。报考计算机管理职位的，需参加《申论》和《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两科考试，每科满分100分。《申论》主要测查考生阅读理解、综合分析、概括能力，以及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等。报考教师职位的，需参加《综合知识》（语文、数学、英语基础知识）和《教育理论》(教育学、心理学及相关教育法律法规)两科考试，每科满分100分。

2、笔试成绩合成方法：笔试成绩实行百分制。其中，报考文秘职位的考生，笔试成绩按政论文写作占80%、《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占20%的比例合成；报考计算机管理职位的考生，笔试成绩按《申论》占60%、《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占40%的比例合成；报考教师职位的考生，笔试成绩按《综合知识》占60%、《教育理论》占40%的比例合成。笔试成绩相同的，按政论文写作、《申论》或《综合知识》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名。

3、笔试时间、地点：2009年3月7日上午，具体地点见准考证。

①文秘职位

8:00—10:00政论文写作

10:30—12:00《行政职业能力测验》

②计算机管理职位

8:00—10:00《申论》

10:30—12:00《行政职业能力测验》

③教师职位

8:00—10:00《综合知识》

10:30—12:00《教育理论》

4、笔试工作的组织：所有的笔试由区招考办统一命题制卷，统一阅卷评分。笔试成绩将于2009年3月13日至15日在*党建网、*市人事人才网、雁峰组工网等网站公布。

（五）面试

参加面试的人选，在报考同一职位人员中根据笔试成绩由高分到低分按招考计划人数1:3的比例确定。

文秘人员、计算机管理人员面试采用结构化面谈的方法进行，时间15分钟，满分为100分。面试具体按《湖南省国家公务员录用面试试行办法》实施。

教师面试以说课的方式、分报考科目（小学语文、小学数学、小学英语）进行，时间15分钟，满分100分。

面试时间、面试地点另行通知。

（六）体检

按照笔试成绩占60%、面试成绩占40%的比例合成考试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按招考计划数依次等额确定参加体检人选。考试综合成绩相同的，以笔试成绩高的优先参加体检。体检时间另行通知。

体检标准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国人部发〔2005〕1号）规定执行。体检费用自理。体检不合格或弃权导致空缺的，在报考同一职位参加面试的考生中按考试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

（七）考核

经体检合格的人员确定为考察对象。主要考察现实表现和实际工作能力。如被考察对象不合格或弃权导致空缺的，可在报考同一职位的面试合格人选中按考试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经体检合格后再组织考核。

（八）公示

笔试、面试、体检、考核等环节工作完成后，都要将结果进行公示，公布相应的合格人员名单，并接受考生的咨询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九）办理手续

公示合格的，按规定程序办理调入手续或编内聘用手续，签订《聘用合同》。2009年全日制应届毕业生暂未取得毕业文凭和教师资格证者，适当推迟办理手续，但不能超过2009年6月底。新聘人员须参加上岗前培训，培训合格后上岗。试用期一年。试用期满考核合格后，办理转正手续；考核不合格者，予以解聘。

四、组织实施

为加强对选调（考聘）工作的组织领导，决定成立区选调（考聘）工作领导小组。整个招考工作由区选调（考聘）工作领导小组统一安排部署，由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组织实施。

详情可咨询招考办

本简章由区招考办负责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