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观范文

社会文化观范文第1篇

关于知识经济问题，是我国学术界当前正在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总的说来，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于它的技术层面，很少涉及到它的社会文化层面。

什么是知识经济？现有相关文献的阐述大同小异，多是引用“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下的定义。

我个人的认识是：“知识经济是工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其基本特点表现为它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广义理解的知识）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从而使经济的发展不再属于资源依赖型，而转化为知识依赖型（依赖于人的知识的发展程度）。由于地球上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而人的头脑中的知识却可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因而知以经济作为知识依赖型的经济，自然就可保待长期持续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上述关于知识经济的界定中，广义理解的创造性知识怎样才能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呢？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胄先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即涉及到“非人性化”（dehumanized）与“人性化”humanized）的问题，如果知识经济只涉及到非人性化的技术问题，那就只能称之为技术经济，而不是知识经济；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创造性知识是人的创造性思维的结晶，是人的大脑的产物。但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人，而是作为“社会人”以至“文化人”而存在，总是生活在定的社会关系中。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人的大脑能个能独立自主、精神焕发地进行创造性思维，从而相应地产生创造性知识，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它首先同人们所处的大环境、人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条件有着直接的联系。这是因为，“创造性思维不同于一般思维，往往表现为具有超常性（不墨守成规）、它有个性（独出心裁）、富有开拓精神、独创性与灵活性。”而要使真正具有上述特征的创造性思维得以自由驰骋，从加使异彩纷呈的创造性知识得以源源不断地大量涌现，又有赖于与此相适应的催人奋进的社会大环境的激发和孕育才有可能实现。这也正是至今仍有许多人总是带着极其美好和仰慕的心情，追思我国公元前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和西欧14世纪到16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这是中、西文化史上的两个黄金时代，都是真正的“思想大解放，科学、艺术处于大变革、大发展、大创造的时代，也是科学、艺术上英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这两个中、西文化史上黄金时代所产生的订多出类拔萃的大师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闪耀的思想光辉，可以看作是他们所处的伟大时代精神的生动反映，至今仍熠熠生辉，令人无限敬仰。

关于创造性人才（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辈出与社会大环境的关系，我国晚清大学者龚自珍对此也有极为深切的感受。从他所写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著名诗篇：“九州生气情风雷，万马齐暗诚可哀。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可以看到，其中的前两句充分反映了他对封建社会末期的思想禁锢压抑了创造性人才成长的无限惋惜和哀叹。而后两句则充分表达了”他强烈要求进行社会变革，为创造性人才茁壮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大环境的热切追求和无限向往，因而他的这一寓意极为深刻的诗篇，就是今天读来，也足以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由于知识是人的头脑的产物，是同每个人的精神状态紧密联系的，因而它就决不可能是单纯的自然科学技术问题，而应首先看作是社会文化问题。发展知识经济，使它真正为人民造福，首先要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格的独立和人的尊严，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做到以人为本、技术为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激发每个人的创造性思维，为促进知识经济迅速而健康的发展，提供无穷尽的精神和智慧的源泉。

二、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同宏观与微观经济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

（一）从宏观上看

首先要明确，在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要形成和发展知识经济，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如果没有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以加速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扑面而来的以创造性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将无法在我国生根、发芽和结果，从而使我国又将失去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即导致我国经济的发展将无法融入世界性知识经济发展的大潮流，而陷入步履维艰的困境。

那么，知识经济为什么必然会同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水火不容呢？

从社会文化观看，须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谈起。

关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正如“在其所著《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一定的文化（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和经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当时，根据提出的‘一边倒’的国策，在经济上照搬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主要特点是：采用国家所有制，所有企业除极少数属于集体所有外，都属于以国家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国家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进行‘大统一’的直接管理；在财务上实行‘统收统支，统负盈亏’，企业没有独立自主的经营权。经济体制上的‘大统一’，要求文化上的‘大统一’与之相适应。‘大统一’的文化，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出一元性、依附性和驯服性的显著特点。

一元性是指强调‘社会本位论’，个人作为社会整体的一分子，不应有独具‘个性’的自我追求，个人的人格独立和正当利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要求每个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否则，就会被诬为‘个人主义’严重而受到批判。

依附性与一元性相联系，强调任何人不能游离于一定的社会组织之外，其工作和生活必须依附于一定的组织，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层层依附于上级的金字塔式的依附网络。

驯服性是指强调个人对组织必须绝对服从，不容任何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有任何‘越轨’之处。要求人们以做组织的‘驯服工具’为荣。

这种‘大统一’的文化，一方面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和社会成员中极少数先进英雄模范人物‘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范相等同，严重脱离社会客观实际，势必导致‘假、大、空’风气的滋生和蔓延；另一方面，它对人的‘个性’的扼杀，也对社会成员主动性和聪明才智的发挥起到严重的窒息作用。”由此而形成的知识界“万马齐暗”的局面，怎么有可能为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无限生机的精神动力与智慧源泉呢？

市场经济体制则与此不同。它是建立在自由而普遍的商品等价交换的基础上的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其基础是确认交换双方地位的平等，并不因金钱或权力、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又有利于调动人类可贵的开拓进取、不断创新的精神，即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第一》)和“止于至善”(《大学·孔经》）的精神，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就表现为力求达到永无止境的更加完美境界的精神。经济生活中这种精神的发扬，有助于促进人的人本立场、主体意识和人性智慧的回归。从而可以为知识经济在我国的形成和发展奠定牢固的人文基础。

从以上关于知识经济形成与发展宏观基础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所涉及到的首先是社会文化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对有关问题如果不从社会文化的大视野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就有可能使人们的认识陷入机械论或工具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二）从微观上看

再从微观上看，在企业内部建立合理的权力结构，实行真正民主的、人性化的管理，借以为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奠定微观基础，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也走了一段很长的弯路。本来西欧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TheRenaissance）和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TheEnlightenment）所倡导的“人本主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已经促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使广大公民（citicens）至少从理论上看，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享有广泛的民利，如可参与议员和总统的直接选举等等。可是，在企业内部，长期以来，所实行的仍然是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集权化管理，广大员工仍处于无权的状态，他们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为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所控制。从而使广大员工在企业内部的主人翁地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及智慧和创造力，因受到种种压制而无法充分发挥。

如不彻底改变这种情况，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的落实自然无从谈起。

本世纪中叶以来，在西方企业内部兴起的“产业民主运动”（IndustrialDemocracyMovement）正是以彻底改变上述违反历史进步潮流的情况，作为其基本出发点。“‘产业民主运动’认为，企业内部传统的专制独裁式的管理等级制度所形成的管理权力结构，必须作重大的、带根本性的变革，使之与反映历史进步潮流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相适应。即认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所提出的‘人本主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不仅要体现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同时也应体现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中。广大员工在企业内部管理中处于无权的状况必须根本改变，要在企业内部实行‘产业民主’，将原来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管理转变为横向（扁平式）的分权化的民主管理，借以使员工和经理人员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同样的参与权力，把人本主义、民主管理的思想贯穿于企业管理过程的始终。从而使企业真正成为一个民主的、人性化的组织（HumanizedOrganization）。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个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充分发挥出来。”为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生根、发芽、结果形成广泛的人文基础。

三、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将对现行管理会计体系产生重大影响

（一）企业经营目标的多元化问题

企业经营目标是企业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管理会计，作为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信息和智力支持的“决策支持系统”，其一切活动，也应以企业的经营目标为中心，力求能卓有成效地促进和服务于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

应怎样界定企业的经营目标？国内外各相关学科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和发展的过程。我认为，其认识的深化和发展，又同人们对人性（personality）怎样认识有着直接的联系。

大家知道，美国学者AbrahamH．Maslow是研究行为科学的先驱者之一，他在本世纪4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层次论”（HierarchyofNeedsTheory），该理论认为“人的需要可以分为5个等级，依次是：①生理的需要：是指衣、食、住等人的基本生活的需要。②安全的需要：是指人的生活及其生命、财产能得到安全保障的需要。③友好与归属的需要：是指人进入组织后，组织成员之间相互信任、友好相处，成员对所在组织形成归属感的需要。④尊重的需要：是指人应受到尊重，在组织中形成自重、互敬的良好气氛，进而激发人们对所从事的工作产生自豪感的需要。⑤自我实现（Self－actuality）的需要：是指人对完成自己矢志献身的创造性事业，可从中得到最大自我满足的需要。这种自我实现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以上5个层次的需要，形成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

我感到，对AH．Maslow的理论．也可从另一角度来领会，据以把人依次分成三种类型，即经济人（Economicman）、社会人（Socialman）和文化人（Culturalman）。意思是可粗略地认为：侧重于第1、2层次的人属于“经济人”；侧重于第3层次的人属于“社会人”；而侧重于第5层次的人属于“文化人”；而第4层次则介乎第3层次与第5层次之间，既同“社会人”有关，也同“文化人”有关。

对人的类型作这样一种分类，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认为可以作为确定企业员工的个人目标和作为由员工组合而成的企业整体经营目标的客观依据。

具体地说，在工业经济发展的前期，本世纪初以泰罗为代表的管理学家认为，企业的组成人员，都是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进行活动的“经济人”。企业整体的生产经营，也遵循“经济人”的行为准则。因而企业整体的经营目标是“利润的最大化”。对员工的激励也主要运用经济激励机制。

当工业经济发展到较高级的阶段，行为科学家则认为，不能把企业的“组成人员看作是只寻求经济利益的‘经济人’，而应把他们看作是具有感情、思想、需求。爱好和主动性、能动性的‘社会人’。因而认为，企业作为一个社会单位，是一种社会的有机联合体。在这种社会有机联合体中，不存在像‘利润最大化’这样一个单一的可以普遍适用的经营目标。从长远的观点看，应把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看作是它的总体目标。……必须努力消除以‘利润最大化’为单一目标可能导致企业侧重短期行为的种种消极因素。除利润之外，还必须同时在科技开发、产品开发、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人才开发、生产安全、技术装备水平、生活福利设施等各个方面同时下功夫，才有可能为企业长期的健康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奠定牢固的基础。与此相联系，企业的员工作为‘社会人’，不是单纯‘经济人’，他们的个人目标也是多样化的，应包括心理、社会和经济需要等各个方面，并不会以单纯追求经济利益作为其唯一目标。因而，对人们的激励因素也不能局限于经济因素，而应同时包括心理、社会和经济等各个方面。”

当工业经济进一步向知识经济转变，企业的组成是以高智力的员工为主体，他们已经达到‘文化人’的崇高精神境界，企业作为由文化人组成的集体，它们的生产经营当然不会以工业经济后期“企业本位”的多元化因素作为经营目标，更不会以工业经济前期所采用的“单一的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而会适应“文化人”的特点和要求，采用以服务于“社会本位”的更高层次的多元化因素作为经营目标。这种更高层次的多元化因素，从根本动力上看，必然是以非功利性因素作为主导。这是因为以“文化人”为主体组成的知识经济社会，是高度文明的社会，根植于这种大环境的企业，自然会以更广阔的视野，更恢宏的气度，力求应用它所拥有的巨大优势，不断为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创造尽可能多的新价值，借以为解决社会面临的诸如资源、环境、教育等众多问题，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作出尽时能大的贡献。

总括地说，企业的经营目标，从“单一的利润最大化”，到“企业本位的经营目标的多样化”，到“社会本位的经营目标的多元化”，反映了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其中，财务会计能最直接有效地为实现较低层次的

企业经营目标--“利润最大化”服务，而管理会计则有更广的活动空间，即可为实现较高层次的企业经营目标--“企业本位的多样化的经营目标”和“社会本位的多元化企业经营目标”服务。特别是能更有效地为较高层次的根植于知识经济社会的“社会本位的多元化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服务。

（二）“决策支持系统”从为“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服务转变为同时为“倒金字塔式”和“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服务

我们曾较早地撰文论述管理会计是“决策支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其首要职能是从事决策的研究工作。问题在于：我们原来在这一方面所作的论述，是以纵向的金字塔式的集权化管理模式为基点的。因而对“决策支持系统”如何进行决策研究，是把重点放在如何为企业最高领导人进行最终决策的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提供信息与智力支持。这种认识显然是很不全面的。因为它既不符合“产业民主运动”的要求，也同知识经济形成与发展的总趋势不相适应。因为知识经济既然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作为最重要的核心生产要素，而知识又是深藏于广大员工大脑中的精神财富，是不可能依靠外力的强制（如通过上级的发号施令）把它挖掘出来的。唯一的办法，是形成一种新的有效的机制，从内心深处来激发每个员工自身的主人翁责任感和乐于奉献的精神动力，使他们每个人头脑中的知识宝库都能转化为企业取之不尽的创造源泉。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变企业管理原来的权力结构，即从纵向的集权化、控制性的管理转变为横向的、分权化的民主管理，以基层作为管理权力的基点，真正确立广大员工的主体地位，赋予他们充分的自、知情权和参与权，即坚持员工本位的原则，使每个员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有权依据他们直接了解的情况，善于审时度势，适应情况的变化自行进行决策，形成“倒金字塔式”的决策体系，并在其运作中形成一种以”自主管理”为基础的“自行调节”、“自行控制”、“自行适应”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极大地提高企业对客观环境、条件变化的灵活反应能力，从根本上消除在集权化管理模式下凡事要层层请示汇报才能采取行动、势必贻误稍纵即逝的时机而造成损失的严重缺陷。

在建立了“倒金字塔”决策体制以后，企业的高层领导应怎样实现其领导职能呢？我认为，宜实行较为超脱的、富有感彩的“鼓舞性领导方式”（Inspirationalleadership)或称“支持性的领导方式”（Supportingleadership），进而收到“官闲民乐”的效果。这里所说的“官闲”，并不是指采用“倒金字塔式的决策体制”，企业的高层领导可以无所事事，而是指他们应尽量避免去直接干预其所属各层次、各单位广大员工所从事的日常具体事务，而应集中主要精力去研究企业发展的全局性、长远性、战略性的大问题，从宏观上对企业整体性的发展进行高屋建瓴式的谋划；而“民乐”，则指广大员工在遵循企业总的经营规范的前提下，可以独立自主。心情舒畅地开展工作，而不致于经常受到外来的种种无谓的干扰。这样，就可以为企业生产经营创造一种充满无限生机与活力的条件，有助于促进广大员工在各自的岗位上，各尽所能，才思泉涌，从而创造出尽可能优良的业绩，为企业整体的健康发展作出尽可能大的贡献。

管理会计，作为决策支持系统，应怎样做才能同上述新的决策体制的要求相适应呢？我认为，上述新的决策体制对“决策支持系统”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因为前者要求后者：

既眼睛向下——为企业生产经营第一线的广大员工提供动态追踪式的瞬时信息沟通网络，为他们进行日常经营决策提供信息、智力支持。

又眼睛向上——为企业高阶层领导进行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决策提供信息、智力支持。

这样上下结合，使全局与局部、长远与当前、战略与战术互相贯通，就可收到最优的整体效果。

（三）管理会计将从“财务会计”的“二维结构”向“三维结构”转变，走上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

会计的发展变化同它所依存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的发展、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会计发展史作一简单的回顾，可以看到，从它的基本结构上看，已经完成了从“一维结构”向“二维结构”的发展，即从“单式簿记”向“复式簿记”的发展，这一发展历程，是同从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向以生产社会化为基础的工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现在我们面临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新时代的转变。由于知识经济是以创造性知识为其核心的生产要素，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原有的工业经济，于是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这些问题，从会计上看，依靠财务会计原有的“二维结构”模式是无法解决的。因而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管理会计要突破财务会计“二维结构”的既定框框，转变为在“三维结构”模式的基础上，走独立发展的道路，这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较具体地说，从历史上看，以自给自足为基本特征的农业经济，生产出来的东西消费以后，如果还有剩余，是以“资产”的形式存在，不管是农民，还是地主，只会把所占有的资产积存起来，甚至把它埋在地下也就是他们只会存钱，不会用钱，更不会把所占有的资产拿去投资，使资产转化为资本，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像“资本”或“投资”这样的经济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占有资产的人要利用会计记账，只要用“一维结构”的单式簿记就够了，因为要掌握资产占有量的增减变化，只需要了解期初原来存多少，本期新收到了多少，本期用掉了多少，最后得出期末还存多少、用公式表示，就是：旧管＋新收－件除＝实在，十分简单明了。

社会文化观范文第2篇

在管理会计的形成、发展过程中，研究者往往把主要精力放在它的技术层面（技术方法）上。这种做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奠基和成形阶段，是必要的，也是相当重要的。否则，这一新学科具有鲜明特色的基本框架就可能建立不起来。

可是当它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为了使它向更深的层次、更高的水平发展，使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就不能只停留在它的技术层面、而必须把它提高到社会文化的层面上，来认识和处理有关问题。

众所周知，在会计领域，通过各种技术方法所形成的会计信息，并不是死的数字，而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综合反映。会计信息怎样形成和使用，关系到社会成员。社会组织乃至整个国家的利害、得失甚至前途命运。①

可见，会计问题绝不是单纯的技术性问题。通过会计的技术方法进行收集、加工、综合、分析所形成的会计信息，要使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积极作用，首要的问题是必须以正确的社会文化观为指导。

人类社会的文化可以从许多不同角度进行研究。一般认为，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长期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道德风尚与行为准则。其中价值观是人们对事物的深层次的认识，是形成一种社会文化的基石，在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中居主导地位。一个人的价值观反映着他的最终追求和判别是非的标准，并由此而形成特定的行为取向。因而可以说，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条件下，道德风尚与行为准则都是由价值观所驱动的。例如，一个人如果确立了这样的价值观：不愿意辛勤劳动而又要追求尽可能高的享受，在道德上就会损人利已；在行为上当这不到目的（追求尽可能高的享受得不到实现）而又别无其他选择时，就可能挺而走险，甚至谋财害命。在会计文献上有一个广为流行的说法，即“会计是经济活动的语言”。当然，它不是原始的语言，而是一种符号化的文字与数字、图表相结合的语言。但语言（不管是口头上的或书面上的）都只是思维的外壳，它通过特定的形式，表现和传递人们一定的思想文化内容——包括有关人们的价值观、道德风尚和行为准则。会计的功能，不管会计文献上有多少种说法，归根到底，是行为功能（behavinnd function）。会计的技术方法不管如何复杂、先进，如果它提供的信息不能有效地影响人们的行为（包括组织行为和个人行为），就不可能对社会经济生活发挥任何实际作用。而要使会计的行为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就不是单纯靠研究它的技术方法所能奏效的，还必须深入研究它的社会文化层面，使会计研究的技术观和社会文化观相结合。

更具体一点说，一个组织的领导人如果在价值观上要通过“以权扰数”，达到“以数谋官”、“以数谋位”的目标，并为此而要求会计部门按照他们的意志行事，那他们在道德上就不可能做到诚实守信，在行为上就会假帐真算或真帐假算，导致会计信息的严重失真②。这样的会计问题，就不是单纯依靠改进会计的技术方法所能解决的，而必须探索问题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在社会大环境中，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道德风尚和行为准则入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否则，无异于舍本而逐末。

二、管理会计技术方法的形成与发展

1.成本会计是管理会计的前身③

成本会计作为管理会计的前身，是工业化的产物。由于工业革命在生产方式上开始从工场手工业向使用机器的工厂制度过渡，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同时要求筹集大量资金用在昂贵的生产设备上，使折旧费用大幅度增长，加上生产的品种日趋多样化，使间接费用的分配、吸收成为成本计算面临的一大难题。与此同时，竞争的压力又要求分产品提供较正确的成本数据，以实现成本计算与利润计算的直接联系。这在客观上要求成本计算的技术方法能够解决折旧费用的计算和产品间接费用的分配问题。在其起始阶段，这种计算是在帐外进行的；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实践，又由帐外计算转入帐内计算，使成本的形成、积累与结转，纳入复式簿记的框架，从而标志着成本会计的正式诞生。成本会计向纵深发展，是从原始的实际成本计算发展到成本计算与成本控制（管理）相结合，具体表现为本世纪初期，配合泰罗制在实践中的广泛实施，“标准成本”、“差异分析”和“预算控制”这些同泰罗的科学管理方法直接联系的技术方法开始引进、应用到会计体系中来，形成独特的标准成本系统。它把严密的事先计算引进到会计体系中来，实行事先计算、事中控制和事后分析相结合，为会计直接有效地服务于企业管理开创了一条新路。这是十分可贵的。

2.本世纪50年代以来管理会计的形成和发展④

管理会计是为企业的领导者和管理人员提供管理信息的会计。以泰罗制为基础形成、发展起来的标准成本系统，虽可视为管理会计形成的一个起点，并成为至今流行的管理会计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仅此一项还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管理会计。管理会计的形成与发展，是和“二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新发展直接相联系的。从本世纪50年代起，资本主义世界进入所谓战后期，战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新形势和特点，促进了现代管理科学的形成和发展。“管理的重心在经营，经营的重心在决策”，正是现代管理科学适应新的情况提出来的企业管理的新的指导方针，并由此而促成了管理会计的形成和发展。

简括地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管理会计的基本框架，是以“决策与计划会计”和“执行会计”为主体，并把“决策会计”放在首要地位。其中“决策会计”是以长、短决策的效益评价为核心，而计划（预算）则是决策所选定的有关方案的加工、汇总。“执行会计”是以责任会计为核心，着重于对经营活动的进程和效果进行评价与控制。

从技术层面看，经过较长期的实践，管理会计所用的多样化的技术方法已取得了丰硕成果，并更趋成熟和定型化了，它主要包括成本性态与本一量一利分析；决策的相关成本与非相关成本的划分和短期经营决策方案的对比分析；长期投资决策方案评价方法和货币时间价值的应用；生产经营全面预算的编制方法；标准成本的制定和差异分析方法；存货的计划与控制方法；成本可控性的划分、企业内部转移价格的制定及其在责任会计中的应用；以及现代数学方法（如数学分析、数学规划、数理统计和矩阵代数等）的广泛应用等。上述方法可总称为分析性方法，其多样化和复杂程度，比财务会计所用的较为简单的描述性方法显现出更鲜明的特色。

从总体上看，一门学科的技术层面可以看作是它的“硬件”，而相应的社会文化观可看作是它的“软件”，后者是前者的灵魂和生命。任何技术方法的应用，如果没有正确的社会文化观作指导，将无法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管理会计自然也是如此。

三、管理会计技术方法的应用必须以正确的社会文化观为指导的具体论证

1.决策的科学化必须以民主化为基础⑤

现代管理科学认为，管理首先是决策，决策是领导者和管理者的首要职能。因而以现代管理科学为指导所形成的管理会计，也把“决策会计”放在首位。

经过较长期的实践，在“决策会计”领域所形成的对决策（无论是短期经营决策或长期投资决策）方案效益的评价方法是相当丰富而多样化的。但其具体运用，在决策程序中首先必须正确解决好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的关系问题。

现代管理科学从决策是管理的首要职能这一基本认识出发，把一个完整的管理系统区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决策系统；二是决策支持系统；三是执行与控制系统。与此相适应，管理人员也可区分为三种不同类型：一是决策人员；二是参谋人员；三是执行人员。会计人员作为信息专家，是属于决策支持系统中的参谋人员。

决策支持系统与决策系统的关系，实质上是“谋”与“断”的关系，即以后者作为前者的“外脑”，为前者最终进行科学决策而充分发挥“智囊团”的作用。“谋”。“断”相对分开、相互协作，是现代决策体制的重要特点。这种决策体制最早是由军事科学提出来的。因为大量的战争实践和无数血的教训充分证明：不通过参谋部具体掌握各有关方面大量的军事情报（信息），据以进行分析研究，制定各种科学可行的作战方案，然后由司令部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从中选取在一定条件下最可行的作战方案，要打胜仗是不可能的。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参谋部的“多谋”，就不会有司令部的“善断”，没有参谋部的运筹帷幄，就不会有司令部的决胜千里。因而现代军事科学十分重视参谋机构（人员）的作用。这种由军事科学确立的科学的决策体制，很快被推广应用到现代社会经济领域中来，并在经济管理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由此可见，在决策程序中正确处理好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的关系，就是正确处理好决策支持系统的“多谋”与决策系统的“善断”的关系。其中“多谋”体现民主化，“善断‘林现科学化。这是意味着：”善断“必须以”多谋“为基础，否则，决策的科学化将成为一句空话。因为任何单位决策系统的领导人，即使是位高权重的领导人，都不可能是万能的。明智的领导者一定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善于主动、积极地为决策支持系统的参谋人员建言、献策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即诚心诚意地鼓励他们讲真话，独立自主地发表意见，真正做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是使决策支持系统中的参谋人员能正确地履行职责、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的关键所在。反之，如果决策系统中的领导人没有优良的品德和崇高的思想境界，不仅不让决策支持系统中学有专长的专家独立自主地、客观地发表意见，反而要求他们以某种形式的所谓科学论证来为自己的既定框框（长官意志）服务，使之披上科学的外衣，就会产生更大的迷惑性，则这样的论证比不论证更坏。由此而导致决策的失误就不可避免。

因此，决策程序的指导思想和决策人的道德情操，对决策的成败，比相关的技术方法重要得多。

2.预算管理（包括预算的编制及其贯彻执行）必须确立广大员工的主体地位

预算管理的重要性在于它对管理会计的两大组成部分——决策会计与执行会计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既是决策会计所定决策目标的具体化与协调化，又是对决策目标的贯彻执行落实责任与指导行为的重要规范。

也就是：预算管理首先要对按决策程序所定的决策方案进行加工、汇总，形成企业生产经营在一定期间的全面预算，以集中反映整个企业在该时期内要完成的目标和任务；为促进企业总体目标和任务的实现，还需进一步落实和具体化，为此，就要进行指标分解，形成各个“责任中心”的责任预算，使它们明确各自的目标、任务，井以责任预算所规定的目标作为开展日常经营活动的准绳；各个“责任中心”在日常经营过程中，通过“责任会计”对预算的执行情况进行系统的记录和剖析，从实际完成情况和预定目标的对比，评价和考核各个“责任中心”及其有关人员的经营业绩，并通过信息反馈，及时对企业生产经营各个方面充分发挥制约和促进作用，以确保决策所定目标的顺利实现。

由此可见，预算管理的技术方法，通过较长期的实践，已经得到充分的发展并趋于定型化了。问题在于它的社会文化层面。

实践证明：预算的制定和执行，是一种群体行为，工作群体内部的凝聚力越强，群体对预算目标的认同感就越强，取得的效果也就越好；反之，取得的效果就越差。群体动力充分发挥的最高境界是使之达到最佳的“竞技状态”，即使每一个职工目标一致，通力协作，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能，全力拼搏、奋勇争先。这样，就自然而然地能取得在可能范围内的最佳集体成果。要使预算管理达到这样高的境界，在企业管理的权力结构上，必须遵循新兴起的“产业民主运动”（industrialdemocracy movement）的精神，作重大的、带根本性的变革，从原来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集权式管理，转变为横向的分权式的民主管理，以基层作为管理权力的基点，真正确立广大员工的主体地位，赋予他们充分的自、知情权和发言权，即坚持员工本位原则，以员工满意作为顾客满意的基础和条件，以促进在生产经营第一线的广大员工的自主性和开拓、创新精神的充分发挥。

据此，在预算管理工作中，要注意如下两点：

第一、总预算指标的分解、落实，必须充分尊重下级预算执行者的独立自主精神，由过去从上而下颁发“强加性的分预算”改变为由广大员工亲自参与制定而形成“参与性分预算”。这样做的结果，就会使分预算的执行者增强主人翁责任感，从而把所制定的有关分预算的执行看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借以充分调动他们完成预定目标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第二、预算的贯彻执行应当使执行者彼此之间从各自的主体地位出发，相互承诺，形成相互遵循的权、责关系，并具体化为一系列相互联结的内部契约关系，以此作为各自的行为规范。从而使预算执行者在其运作中，形成一种以“自主管理”为基础的“自行调节”、“自行控制”、“自行适应”的机制；并依据一套动态追踪式的瞬时信息网络，相互予以沟通，如若发现任何“失衡”现象，即及时据以纠正，以保持组织内部各个环节的协调运作与动态平衡，从下而上促进企业总体目标的顺利实现。

以上所述，是在预算管理领域，以正确的社会文化观为指导，使管理会计的行为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使之向更深的层次、更高的水平发展的鲜明体现。

[注释]

①杨时展教授曾提出一句寓意深刻的名言：“天下未乱计先乱，天下欲治计乃治。”参见《杨时展论文集》，企业管理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p181.

②参见余绪缨：《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剖析》，（财会月刊》，1996年第8期。

③参见余绪缨：《纵论现代会计的形成与发展》，《财会月刊》，1993年第6期。

④参见余绪缨：《管理会计》（修订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的第1章和第10章。

⑤参见余绪缨：《对现代管理会计的基本认识》，《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会计学专号》。

[参考文献］

余绪缨：《论柔性管理的发展及其思想文化渊源》，《经济学家》（双月刊），1998年第1期

社会文化观范文第3篇

关键词：英语教学；社会文化；观念；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G623.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24-0101-02

一、英语教学的社会文化观念概述

西方的语言教法概念在学者专家的提倡，或是政府的支持下，源源不断地传入国内，英语教师或英语教学研究者也欣然接受。然而，在实际教学脉络中，专业教师应当探究自己使用特定语言教学法的学理依据，依据学生的需求来判断所使用的教学法的实际效用。在英语已成为国际沟通语言的今日，教学的范畴已经扩展至全世界。在多元与特殊的文化环境中，英语教学不应只是依据西方的论点与取向来处理不同社会、文化脉络的情况或问题。本研究从全球化观点来探讨英语教学社会文化观的概念。英语教学的社会文化观点强调非英语系国家的英语教学，须考虑特殊地区、特殊群体和多元化学生所需求，建构本地的教学论述，发展合适的教学方式，以增强学生的英语学习效能。尽管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已关注到英语语言学习的社会文化的取向，观察英语教与学的过程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的适用性。然而多数的文献显示，国内的研究仍然偏重从心理学层面所发展出来的教学活动和教学技巧，强调教学法、教材的教学效能。在教与学的过程中教师除了依赖教学技巧，也需要依照不同的社会文化情境，针对教学情境脉络，建构适合本地的教学模式。一般的教学理论中，总是忽视学习历程中社会、文化脉络对于学习动机与成效的重要性，并没有把不同文化及母语背景的英语教学的“社会脉络”的课题纳进研究中。教学的社会文化取向，强调学习的多样脉络，探索文化的、历史的、或是制度因素对于学习成效的相关性，反对思想的一致性和“普遍性”。英语教师除了学习语言学习理论、语言发展理论和各种英语教学法之外，对于教学领域的社会脉络也必须了解。

二、全球化视野下英语教学的社会文化观念

全球化对于教育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全球化与在地之间的关系是合作与对抗的关系，不是全然抗拒，而是将全球化与本土化都视为全球化的特质。在全球化的潮流中我们并未见到文化同质化的趋势，反而看到各地文化异质日益受到重视和保护，因此“本土化”和“全球化”其实是可以共生共存，不应简化为霸权和抗拒的关系，或陷入拥抱和排斥的两极观点。采取更为主动的姿态来回应全球化趋势，正是我国英语教师和研究者的全新课题。在全球只是生产力的竞技场域，以第三空间的观念，容纳多元思考主体的空间，在此空间里融合西方理论基础，同时互为主体和融合。文化霸权理论指出统治阶级支配被统治阶级所依靠的力量，不仅只是经济与物质的层面，更需在左右个人行为的文化思维层面，权力的维持不仅依赖经济和物质的力量，更要依靠说服被统治者接受统治阶层的思想信仰。人类心灵是社会的历史产物，个体意识起源于社会文化，而社会共同的主流文化又影响个体的价值观，也影响利益的认同。人是被观念，而不是武力所统治，统治阶层通过主流文化中潜藏的意识形态而达到影响社会大众的价值观，从而巩固统治者的文化霸权。霸权的建立有赖于对被统治者进行“知性与道德的领导”，会将统治者的认知及价值观转变成有利于维持现有的权力关系。文化霸权的概念强调理性和文化的影响，而不是单纯依赖经济力量的影响，是让被统治阶级接受统治者的信仰体系、社会文化、道德的价值观。“宰制”并不是政治权力直接对应的话语，是通过政治权力、文化权力、道德权力、知识权力等的复杂交换而形成的，进而剥夺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思想家独立自由地看待事物的可能性。“全球本土化”的意涵指的是全球化不只是欧美强势文化同质化全球的过程，也包括了其他本土特殊文化向世界散播或抗争其价值、象征意涵的异质化过程。文化全球化表面上看是一个强势文化移植全球的过程，但其实是各地特殊文化通过不同文化策略的手段，在全球场域中彼此相互影响的过程。就文化而言，全球化意味着一种全球文化的诞生，也呈现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全球化是被西方统治的文化，本土文化有被同化的危机，所以文化全球化实际上就是本土文化的西方化。另一观点，民族国家仍然有其自主性，其本土文化仍可与西方文化抗衡，全球化虽已成为不可抵挡的趋势，但全球化不能脱离本土化，全球化与本土化都是相对的观点。现今通行的英语教学法原本是英美社会文化的产物，但现在却成为不同脉络国家的主流教学策略。从英语为国际沟通语言的立场而言，英语的所有权应该“去国家化”，英语不再属于某特定国家或文化的资源，英语文的教材教法和文化标准也无须再以英语系国家如英美为权威，而是依据当地的各种情境因素（contextual factors），包括语言政策、教育资源、文化态度、教学目标、师资素质和学生背景等来做形塑调整。

既然英语已被认定为国际流的语言，英语教与学的环境趋向多元化与复杂化，英语教学与学习的概念应该跳脱以西方社会文化脉络与学习背景的主流思考，建立以不同社会脉络为考量英语的教学观和教材，扩展英语教育和课程的发展设计。西方的教学论述是以西方的教学情境、历史和文化所发展出来的英语教学方法，无法顾及到文化差异的问题，英语教学也应该针对本土英语教学的特殊性和需求，随着不同文化区域，建构出具有本土风格的英语教学文化主体。教育单位、学者专家和实际教学的教师们，应该诉说自我教学实践的经验，建构一套适合我国环境的英语教学观及教材。

参考文献：

[1]李雁.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及文化观念[J].陕西省行政学院.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3）.

社会文化观范文第4篇

关于知识经济问题，是我国学术界当前正在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总的说来，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于它的技术层面，很少涉及到它的社会文化层面。

什么是知识经济？现有相关文献的阐述大同小异，多是引用“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下的定义。

我个人的认识是：“知识经济是工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其基本特点表现为它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广义理解的知识）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从而使经济的发展不再属于资源依赖型，而转化为知识依赖型（依赖于人的知识的发展程度）。由于地球上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而人的头脑中的知识却可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因而知以经济作为知识依赖型的经济，自然就可保待长期持续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上述关于知识经济的界定中，广义理解的创造性知识怎样才能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呢？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胄先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即涉及到“非人性化”（dehumanized）与“人性化”humanized）的问题，如果知识经济只涉及到非人性化的技术问题，那就只能称之为技术经济，而不是知识经济；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创造性知识是人的创造性思维的结晶，是人的大脑的产物。但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人，而是作为“社会人”以至“文化人”而存在，总是生活在定的社会关系中。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人的大脑能个能独立自主、精神焕发地进行创造性思维，从而相应地产生创造性知识，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它首先同人们所处的大环境、人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条件有着直接的联系。这是因为，“创造性思维不同于一般思维，往往表现为具有超常性（不墨守成规）、它有个性（独出心裁）、富有开拓精神、独创性与灵活性。”而要使真正具有上述特征的创造性思维得以自由驰骋，从加使异彩纷呈的创造性知识得以源源不断地大量涌现，又有赖于与此相适应的催人奋进的社会大环境的激发和孕育才有可能实现。这也正是至今仍有许多人总是带着极其美好和仰慕的心情，追思我国公元前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和西欧14世纪到16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这是中、西文化史上的两个黄金时代，都是真正的“思想大解放，科学、艺术处于大变革、大发展、大创造的时代，也是科学、艺术上英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这两个中、西文化史上黄金时代所产生的订多出类拔萃的大师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闪耀的思想光辉，可以看作是他们所处的伟大时代精神的生动反映，至今仍熠熠生辉，令人无限敬仰。

关于创造性人才（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辈出与社会大环境的关系，我国晚清大学者龚自珍对此也有极为深切的感受。从他所写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著名诗篇：“九州生气情风雷，万马齐暗诚可哀。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可以看到，其中的前两句充分反映了他对封建社会末期的思想禁锢压抑了创造性人才成长的无限惋惜和哀叹。而后两句则充分表达了”他强烈要求进行社会变革，为创造性人才茁壮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大环境的热切追求和无限向往，因而他的这一寓意极为深刻的诗篇，就是今天读来，也足以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由于知识是人的头脑的产物，是同每个人的精神状态紧密联系的，因而它就决不可能是单纯的自然科学技术问题，而应首先看作是社会文化问题。发展知识经济，使它真正为人民造福，首先要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格的独立和人的尊严，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做到以人为本、技术为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激发每个人的创造性思维，为促进知识经济迅速而健康的发展，提供无穷尽的精神和智慧的源泉。

二、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同宏观与微观经济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

（一）从宏观上看

首先要明确，在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要形成和发展知识经济，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如果没有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以加速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扑面而来的以创造性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将无法在我国生根、发芽和结果，从而使我国又将失去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即导致我国经济的发展将无法融入世界性知识经济发展的大潮流，而陷入步履维艰的困境。

那么，知识经济为什么必然会同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水火不容呢？

从社会文化观看，须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谈起。

关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正如“在其所著《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一定的文化（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和经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当时，根据提出的‘一边倒’的国策，在经济上照搬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主要特点是：采用国家所有制，所有企业除极少数属于集体所有外，都属于以国家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国家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进行‘大统一’的直接管理；在财务上实行‘统收统支，统负盈亏’，企业没有独立自主的经营权。经济体制上的‘大统一’，要求文化上的‘大统一’与之相适应。‘大统一’的文化，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出一元性、依附性和驯服性的显著特点。

一元性是指强调‘社会本位论’，个人作为社会整体的一分子，不应有独具‘个性’的自我追求，个人的人格独立和正当利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要求每个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否则，就会被诬为‘个人主义’严重而受到批判。

依附性与一元性相联系，强调任何人不能游离于一定的社会组织之外，其工作和生活必须依附于一定的组织，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层层依附于上级的金字塔式的依附网络。

驯服性是指强调个人对组织必须绝对服从，不容任何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有任何‘越轨’之处。要求人们以做组织的‘驯服工具’为荣。

这种‘大统一’的文化，一方面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和社会成员中极少数先进英雄模范人物‘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范相等同，严重脱离社会客观实际，势必导致‘假、大、空’风气的滋生和蔓延；另一方面，它对人的‘个性’的扼杀，也对社会成员主动性和聪明才智的发挥起到严重的窒息作用。”由此而形成的知识界“万马齐暗”的局面，怎么有可能为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无限生机的精神动力与智慧源泉呢？

市场经济体制则与此不同。它是建立在自由而普遍的商品等价交换的基础上的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其基础是确认交换双方地位的平等，并不因金钱或权力、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又有利于调动人类可贵的开拓进取、不断创新的精神，即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第一》)和“止于至善”(《大学·孔经》）的精神，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就表现为力求达到永无止境的更加完美境界的精神。经济生活中这种精神的发扬，有助于促进人的人本立场、主体意识和人性智慧的回归。从而可以为知识经济在我国的形成和发展奠定牢固的人文基础。

从以上关于知识经济形成与发展宏观基础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所涉及到的首先是社会文化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对有关问题如果不从社会文化的大视野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就有可能使人们的认识陷入机械论或工具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二）从微观上看

再从微观上看，在企业内部建立合理的权力结构，实行真正民主的、人性化的管理，借以为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奠定微观基础，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也走了一段很长的弯路。本来西欧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TheRenaissance）和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TheEnlightenment）所倡导的“人本主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已经促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使广大公民（citicens）至少从理论上看，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享有广泛的民利，如可参与议员和总统的直接选举等等。可是，在企业内部，长期以来，所实行的仍然是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集权化管理，广大员工仍处于无权的状态，他们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为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所控制。从而使广大员工在企业内部的主人翁地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及智慧和创造力，因受到种种压制而无法充分发挥。

如不彻底改变这种情况，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的落实自然无从谈起。

本世纪中叶以来，在西方企业内部兴起的“产业民主运动”（IndustrialDemocracyMovement）正是以彻底改变上述违反历史进步潮流的情况，作为其基本出发点。“‘产业民主运动’认为，企业内部传统的专制独裁式的管理等级制度所形成的管理权力结构，必须作重大的、带根本性的变革，使之与反映历史进步潮流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相适应。即认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所提出的‘人本主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不仅要体现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同时也应体现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中。广大员工在企业内部管理中处于无权的状况必须根本改变，要在企业内部实行‘产业民主’，将原来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管理转变为横向（扁平式）的分权化的民主管理，借以使员工和经理人员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同样的参与权力，把人本主义、民主管理的思想贯穿于企业管理过程的始终。从而使企业真正成为一个民主的、人性化的组织（HumanizedOrganization）。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个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充分发挥出来。”为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生根、发芽、结果形成广泛的人文基础。

三、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将对现行管理会计体系产生重大影响

（一）企业经营目标的多元化问题

企业经营目标是企业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管理会计，作为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信息和智力支持的“决策支持系统”，其一切活动，也应以企业的经营目标为中心，力求能卓有成效地促进和服务于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

应怎样界定企业的经营目标？国内外各相关学科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和发展的过程。我认为，其认识的深化和发展，又同人们对人性（personality）怎样认识有着直接的联系。

大家知道，美国学者AbrahamH．Maslow是研究行为科学的先驱者之一，他在本世纪4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层次论”（HierarchyofNeedsTheory），该理论认为“人的需要可以分为5个等级，依次是：①生理的需要：是指衣、食、住等人的基本生活的需要。②安全的需要：是指人的生活及其生命、财产能得到安全保障的需要。③友好与归属的需要：是指人进入组织后，组织成员之间相互信任、友好相处，成员对所在组织形成归属感的需要。④尊重的需要：是指人应受到尊重，在组织中形成自重、互敬的良好气氛，进而激发人们对所从事的工作产生自豪感的需要。⑤自我实现（Self－actuality）的需要：是指人对完成自己矢志献身的创造性事业，可从中得到最大自我满足的需要。这种自我实现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以上5个层次的需要，形成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

我感到，对AH．Maslow的理论．也可从另一角度来领会，据以把人依次分成三种类型，即经济人（Economicman）、社会人（Socialman）和文化人（Culturalman）。意思是可粗略地认为：侧重于第1、2层次的人属于“经济人”；侧重于第3层次的人属于“社会人”；而侧重于第5层次的人属于“文化人”；而第4层次则介乎第3层次与第5层次之间，既同“社会人”有关，也同“文化人”有关。

对人的类型作这样一种分类，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认为可以作为确定企业员工的个人目标和作为由员工组合而成的企业整体经营目标的客观依据。

具体地说，在工业经济发展的前期，本世纪初以泰罗为代表的管理学家认为，企业的组成人员，都是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进行活动的“经济人”。企业整体的生产经营，也遵循“经济人”的行为准则。因而企业整体的经营目标是“利润的最大化”。对员工的激励也主要运用经济激励机制。

当工业经济发展到较高级的阶段，行为科学家则认为，不能把企业的“组成人员看作是只寻求经济利益的‘经济人’，而应把他们看作是具有感情、思想、需求。爱好和主动性、能动性的‘社会人’。因而认为，企业作为一个社会单位，是一种社会的有机联合体。在这种社会有机联合体中，不存在像‘利润最大化’这样一个单一的可以普遍适用的经营目标。从长远的观点看，应把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看作是它的总体目标。……必须努力消除以‘利润最大化’为单一目标可能导致企业侧重短期行为的种种消极因素。除利润之外，还必须同时在科技开发、产品开发、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人才开发、生产安全、技术装备水平、生活福利设施等各个方面同时下功夫，才有可能为企业长期的健康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奠定牢固的基础。与此相联系，企业的员工作为‘社会人’，不是单纯‘经济人’，他们的个人目标也是多样化的，应包括心理、社会和经济需要等各个方面，并不会以单纯追求经济利益作为其唯一目标。因而，对人们的激励因素也不能局限于经济因素，而应同时包括心理、社会和经济等各个方面。”

当工业经济进一步向知识经济转变，企业的组成是以高智力的员工为主体，他们已经达到‘文化人’的崇高精神境界，企业作为由文化人组成的集体，它们的生产经营当然不会以工业经济后期“企业本位”的多元化因素作为经营目标，更不会以工业经济前期所采用的“单一的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而会适应“文化人”的特点和要求，采用以服务于“社会本位”的更高层次的多元化因素作为经营目标。这种更高层次的多元化因素，从根本动力上看，必然是以非功利性因素作为主导。这是因为以“文化人”为主体组成的知识经济社会，是高度文明的社会，根植于这种大环境的企业，自然会以更广阔的视野，更恢宏的气度，力求应用它所拥有的巨大优势，不断为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创造尽可能多的新价值，借以为解决社会面临的诸如资源、环境、教育等众多问题，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作出尽时能大的贡献。

总括地说，企业的经营目标，从“单一的利润最大化”，到“企业本位的经营目标的多样化”，到“社会本位的经营目标的多元化”，反映了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其中，财务会计能最直接有效地为实现较低层次的

企业经营目标--“利润最大化”服务，而管理会计则有更广的活动空间，即可为实现较高层次的企业经营目标--“企业本位的多样化的经营目标”和“社会本位的多元化企业经营目标”服务。特别是能更有效地为较高层次的根植于知识经济社会的“社会本位的多元化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服务。

（二）“决策支持系统”从为“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服务转变为同时为“倒金字塔式”和“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服务

我们曾较早地撰文论述管理会计是“决策支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其首要职能是从事决策的研究工作。问题在于：我们原来在这一方面所作的论述，是以纵向的金字塔式的集权化管理模式为基点的。因而对“决策支持系统”如何进行决策研究，是把重点放在如何为企业最高领导人进行最终决策的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提供信息与智力支持。这种认识显然是很不全面的。因为它既不符合“产业民主运动”的要求，也同知识经济形成与发展的总趋势不相适应。因为知识经济既然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作为最重要的核心生产要素，而知识又是深藏于广大员工大脑中的精神财富，是不可能依靠外力的强制（如通过上级的发号施令）把它挖掘出来的。唯一的办法，是形成一种新的有效的机制，从内心深处来激发每个员工自身的主人翁责任感和乐于奉献的精神动力，使他们每个人头脑中的知识宝库都能转化为企业取之不尽的创造源泉。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变企业管理原来的权力结构，即从纵向的集权化、控制性的管理转变为横向的、分权化的民主管理，以基层作为管理权力的基点，真正确立广大员工的主体地位，赋予他们充分的自、知情权和参与权，即坚持员工本位的原则，使每个员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有权依据他们直接了解的情况，善于审时度势，适应情况的变化自行进行决策，形成“倒金字塔式”的决策体系，并在其运作中形成一种以”自主管理”为基础的“自行调节”、“自行控制”、“自行适应”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极大地提高企业对客观环境、条件变化的灵活反应能力，从根本上消除在集权化管理模式下凡事要层层请示汇报才能采取行动、势必贻误稍纵即逝的时机而造成损失的严重缺陷。

在建立了“倒金字塔”决策体制以后，企业的高层领导应怎样实现其领导职能呢？我认为，宜实行较为超脱的、富有感彩的“鼓舞性领导方式”（Inspirationalleadership)或称“支持性的领导方式”（Supportingleadership），进而收到“官闲民乐”的效果。这里所说的“官闲”，并不是指采用“倒金字塔式的决策体制”，企业的高层领导可以无所事事，而是指他们应尽量避免去直接干预其所属各层次、各单位广大员工所从事的日常具体事务，而应集中主要精力去研究企业发展的全局性、长远性、战略性的大问题，从宏观上对企业整体性的发展进行高屋建瓴式的谋划；而“民乐”，则指广大员工在遵循企业总的经营规范的前提下，可以独立自主。心情舒畅地开展工作，而不致于经常受到外来的种种无谓的干扰。这样，就可以为企业生产经营创造一种充满无限生机与活力的条件，有助于促进广大员工在各自的岗位上，各尽所能，才思泉涌，从而创造出尽可能优良的业绩，为企业整体的健康发展作出尽可能大的贡献。

管理会计，作为决策支持系统，应怎样做才能同上述新的决策体制的要求相适应呢？我认为，上述新的决策体制对“决策支持系统”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因为前者要求后者：

既眼睛向下——为企业生产经营第一线的广大员工提供动态追踪式的瞬时信息沟通网络，为他们进行日常经营决策提供信息、智力支持。

又眼睛向上——为企业高阶层领导进行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决策提供信息、智力支持。

这样上下结合，使全局与局部、长远与当前、战略与战术互相贯通，就可收到最优的整体效果。

（三）管理会计将从“财务会计”的“二维结构”向“三维结构”转变，走上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

会计的发展变化同它所依存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的发展、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会计发展史作一简单的回顾，可以看到，从它的基本结构上看，已经完成了从“一维结构”向“二维结构”的发展，即从“单式簿记”向“复式簿记”的发展，这一发展历程，是同从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向以生产社会化为基础的工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现在我们面临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新时代的转变。由于知识经济是以创造性知识为其核心的生产要素，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原有的工业经济，于是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这些问题，从会计上看，依靠财务会计原有的“二维结构”模式是无法解决的。因而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管理会计要突破财务会计“二维结构”的既定框框，转变为在“三维结构”模式的基础上，走独立发展的道路，这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较具体地说，从历史上看，以自给自足为基本特征的农业经济，生产出来的东西消费以后，如果还有剩余，是以“资产”的形式存在，不管是农民，还是地主，只会把所占有的资产积存起来，甚至把它埋在地下也就是他们只会存钱，不会用钱，更不会把所占有的资产拿去投资，使资产转化为资本，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像“资本”或“投资”这样的经济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占有资产的人要利用会计记账，只要用“一维结构”的单式簿记就够了，因为要掌握资产占有量的增减变化，只需要了解期初原来存多少，本期新收到了多少，本期用掉了多少，最后得出期末还存多少、用公式表示，就是：旧管＋新收－件除＝实在，十分简单明了。

社会文化观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文化;和谐社会;行为会计;环境管理会计;社会管理会计

一、文化的概述

㈠文化的含义

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历史的沉积与传承。政治、经济与文化是一个有机的共同体，政治与经济推动着文化的发展，反过来文化也影响着政治与经济。我国《辞海》对它的解释为：“从广义上讲，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总的来说，文化是一种传承，起源于过去，影响着现在，指导着未来。它若无形的空气一样，生活中不会注意到它的存在，而它却渗透在生活的各个角落。

㈡中国和谐社会文化观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文化作为和谐社会的核心文化是以和谐内涵为基础的文化体系。和谐文化包括与人的和谐，与自然的和谐，与社会的和谐。

二、文化对会计的一般影响

㈠文化与会计的联系

霍弗斯特德1980年对分布在世界各地的IBM公司的员工进行调查得出具有四维度的文化价值观：权力距离、对不确定性的规避度、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化与女性化。

葛雷教授利用文化论法，在霍弗斯特德文化价值观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得出基于会计实务的四维度会计亚文化价值观：职业导向与法律监管、灵活性与统一性、乐观与保守、透明与保密。

劳秦汉在葛雷教授研究结果下，增加决策有用性与客观性。与此同时，他进一步分析得出基于会计理论研究的五维度会计亚文化价值观：创造性与传统性，求同性与求异性，多元性与一致性，实证性与规范性，应用性与纯理论性。

㈡文化对中国会计的影响

西方按照文化生成的地域将文化分为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陆地因其自身封闭性等特点导致其具有保守的特点，是一种典型的小农文化;海洋因其流动性等特点导致其具有冒险的特点，是一种传统的商业文化，因此基于劳秦汉的观点：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下在会计实务处理角度下分别表现为法律监管、统一性、保守、保密、客观性;职业导向、灵活性、乐观、透明、决策有用性。会计理论研究角度下分别表现为传统性、求同性、一致性、规范性、纯理论性;创造性、求异性、多元性、实证性、应用性。我国的会计亚文化价值与大陆文化下特点相同。

三、中国和谐社会文化观对中国会计的影响

我国的会计亚文化具有大陆文化特点，这也正体现着我国会计的现状与问题。然而文化既是历史的继承又是当下的创造，文化既是社会发展的推助力又受社会发展的影响。当代中国正在努力建设和谐社会，营造和谐文化。和谐文化的倡导与贯彻，也必将影响会计发展方向，甚至是会计亚文化价值。基于中国和谐文化观，我们应着重发展行为会计、环境管理会计与社会管理会计。

㈠与人和谐――行为会计

与人和谐，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重视人的作用，关注人的行为。20世纪90年代初，行为会计理论产生，它是由财务会计学、心理学与社会性构成的边缘学科。人是在“经济人”与“社会人”结合体，具有有限理性。它就是建立在有限理性下的会计系统。行为会计学的理论根源为认识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认识心理学认为会计会基于如锚定调整等主观心理策略进行会计行为。这使得人的行为受主观意识驱动。社会心理学则认为会计会受会计亚文化价值等影响。近年来，如獐子岛事件等的财务造假事件频生，这主要是“人”的原因，关注会计主体的行为，才能最终遏制会计恶性事件的发生。鉴于我国会计亚文化的特征，我国会计人员的行为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这使得我国更应该加快行为会计发展，合理分析会计主体的行为，促进会计人员改善现阶段的消极行为，进而发展当下的会计亚文化，达到真正的与人和谐。

㈡与自然和谐――环境管理会计

与自然和谐，就是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观念。20世纪90年代，美国环境保护协会就率先提出环境管理会计概念。它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经济外部性理论和环境资源价值理论产生的。我国经济发展是目前以过度消耗资源换取的，企业只关注如GDP等量化指标，而没考虑环境负担问题。张亚连等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得知环境管理的实施与否对企业经营战略目标的影响不是很显著。这表明企业并没有从长远视角，考虑环境资源价值等问题。如今雾霾橙色警报也是给企业的危机警报。企业需要承担生态环境信息披露等责任。我们应该从根源上节约资源，关注影响环境的决策、行为的成本与收益。最终企业在与环境和谐的大环境下，实现经济最大化。鉴于我国会计亚文化的特征，会计的思维是局限在狭隘的财务方面，并受法律制度限制，因此更应该在上层角度关注环境管理会计的发展，制定强制规定，让环境管理观念逐步渗入现有会计系统中。

㈢与社会和谐――社会管理会计

与社会和谐，就是把眼光投放在社会中的各方面，使它们可以和谐相处。社会管理会计是从一般的管理会计原理或是企业管理会计原理延伸到社会领域，从整个社会的角度预测分析企业经济活动可能对社会环境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向管理层提供有关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决策信息。我国现阶段对社会管理会计关注度不高。如果会计只关注自身的经济活动，不考虑社会中如企业产品责任等因素，那么在当下的竞争环境中就不易获得核心竞争力，终究会被市场淘汰，因此率先引进此概念的企业必将获得超额回报。鉴于我国会计亚文化的特征，会计主体不愿接受新观点。我们要做的就是先发展理论，对会计主体进行理论宣传，以理论促文化价值观的进步。

我国目前的会计亚文化观限制了会计理论的发展，我们现阶段应该做的是突破现有文化的枷锁，积极发展相关理论，再形成更适应发展的文化。最终使中国会计完善自我体系，并成为推动中国特色和谐社会形成的助燃器。

参考文献

[1]张亚连，张卫枚，邓德胜.我国企业环境管理会计实施现状及其对策―基于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的问卷调查[J].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12（1）：55-58.

[2]雍小青.基于行为会计理论的会计行为优化研究[J].财会研究，2012（3）：37-39.

[3]胡际莲，郎永健.社会管理会计在西部开发中的运用[J].会计之友，2004（6）：57-58.

[4]劳秦汉.文化环境・会计人・会计实务与理论――兼论中西文化环境对会计的不同影响[J].会计研究，2001（1）：32-37.

作者简介

社会文化观范文第6篇

关于知识经济问题，是我国学术界当前正在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总的说来，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于它的技术层面，很少涉及到它的社会文化层面。

什么是知识经济？现有相关文献的阐述大同小异，多是引用“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下的定义。

我个人的认识是：“知识经济是工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其基本特点表现为它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广义理解的知识）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从而使经济的发展不再属于资源依赖型，而转化为知识依赖型（依赖于人的知识的发展程度）。由于地球上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而人的头脑中的知识却可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因而知以经济作为知识依赖型的经济，自然就可保待长期持续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上述关于知识经济的界定中，广义理解的创造性知识怎样才能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呢？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胄先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即涉及到“非人性化”（dehumanized）与“人性化”humanized）的问题，如果知识经济只涉及到非人性化的技术问题，那就只能称之为技术经济，而不是知识经济；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创造性知识是人的创造性思维的结晶，是人的大脑的产物。但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人，而是作为“社会人”以至“文化人”而存在，总是生活在定的社会关系中。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人的大脑能个能独立自主、精神焕发地进行创造性思维，从而相应地产生创造性知识，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它首先同人们所处的大环境、人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条件有着直接的联系。这是因为，“创造性思维不同于一般思维，往往表现为具有超常性（不墨守成规）、它有个性（独出心裁）、富有开拓精神、独创性与灵活性。”而要使真正具有上述特征的创造性思维得以自由驰骋，从加使异彩纷呈的创造性知识得以源源不断地大量涌现，又有赖于与此相适应的催人奋进的社会大环境的激发和孕育才有可能实现。这也正是至今仍有许多人总是带着极其美好和仰慕的心情，追思我国公元前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和西欧14世纪到16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这是中、西文化史上的两个黄金时代，都是真正的“思想大解放，科学、艺术处于大变革、大发展、大创造的时代，也是科学、艺术上英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这两个中、西文化史上黄金时代所产生的订多出类拔萃的大师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闪耀的思想光辉，可以看作是他们所处的伟大时代精神的生动反映，至今仍熠熠生辉，令人无限敬仰。

关于创造性人才（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辈出与社会大环境的关系，我国晚清大学者龚自珍对此也有极为深切的感受。从他所写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著名诗篇：“九州生气情风雷，万马齐暗诚可哀。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可以看到，其中的前两句充分反映了他对封建社会末期的思想禁锢压抑了创造性人才成长的无限惋惜和哀叹。而后两句则充分表达了”他强烈要求进行社会变革，为创造性人才茁壮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大环境的热切追求和无限向往，因而他的这一寓意极为深刻的诗篇，就是今天读来，也足以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由于知识是人的头脑的产物，是同每个人的精神状态紧密联系的，因而它就决不可能是单纯的自然科学技术问题，而应首先看作是社会文化问题。发展知识经济，使它真正为人民造福，首先要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格的独立和人的尊严，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做到以人为本、技术为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激发每个人的创造性思维，为促进知识经济迅速而健康的发展，提供无穷尽的精神和智慧的源泉。

二、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同宏观与微观经济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

（一）从宏观上看

首先要明确，在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要形成和发展知识经济，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如果没有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以加速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扑面而来的以创造性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将无法在我国生根、发芽和结果，从而使我国又将失去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即导致我国经济的发展将无法融入世界性知识经济发展的大潮流，而陷入步履维艰的困境。

那么，知识经济为什么必然会同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水火不容呢？

从社会文化观看，须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谈起。

关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正如“在其所著《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一定的文化（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和经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当时，根据提出的‘一边倒’的国策，在经济上照搬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主要特点是：采用国家所有制，所有企业除极少数属于集体所有外，都属于以国家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国家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进行‘大统一’的直接管理；在财务上实行‘统收统支，统负盈亏’，企业没有独立自主的经营权。经济体制上的‘大统一’，要求文化上的‘大统一’与之相适应。‘大统一’的文化，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出一元性、依附性和驯服性的显著特点。

一元性是指强调‘社会本位论’，个人作为社会整体的一分子，不应有独具‘个性’的自我追求，个人的人格独立和正当利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要求每个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否则，就会被诬为‘个人主义’严重而受到批判。

依附性与一元性相联系，强调任何人不能游离于一定的社会组织之外，其工作和生活必须依附于一定的组织，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层层依附于上级的金字塔式的依附网络。

驯服性是指强调个人对组织必须绝对服从，不容任何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有任何‘越轨’之处。要求人们以做组织的‘驯服工具’为荣。

这种‘大统一’的文化，一方面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和社会成员中极少数先进英雄模范人物‘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范相等同，严重脱离社会客观实际，势必导致‘假、大、空’风气的滋生和蔓延；另一方面，它对人的‘个性’的扼杀，也对社会成员主动性和聪明才智的发挥起到严重的窒息作用。”由此而形成的知识界“万马齐暗”的局面，怎么有可能为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无限生机的精神动力与智慧源泉呢？

市场经济体制则与此不同。它是建立在自由而普遍的商品等价交换的基础上的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其基础是确认交换双方地位的平等，并不因金钱或权力、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又有利于调动人类可贵的开拓进取、不断创新的精神，即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第一》)和“止于至善”(《大学·孔经》）的精神，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就表现为力求达到永无止境的更加完美境界的精神。经济生活中这种精神的发扬，有助于促进人的人本立场、主体意识和人性智慧的回归。从而可以为知识经济在我国的形成和发展奠定牢固的人文基础。

从以上关于知识经济形成与发展宏观

基础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所涉及到的首先是社会文化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对有关问题如果不从社会文化的大视野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就有可能使人们的认识陷入机械论或工具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二）从微观上看

再从微观上看，在企业内部建立合理的权力结构，实行真正民主的、人性化的管理，借以为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奠定微观基础，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也走了一段很长的弯路。本来西欧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TheRenaissance）和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TheEnlightenment）所倡导的“人本主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已经促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使广大公民（citicens）至少从理论上看，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享有广泛的民利，如可参与议员和总统的直接选举等等。可是，在企业内部，长期以来，所实行的仍然是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集权化管理，广大员工仍处于无权的状态，他们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为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所控制。从而使广大员工在企业内部的主人翁地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及智慧和创造力，因受到种种压制而无法充分发挥。

如不彻底改变这种情况，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的落实自然无从谈起。

本世纪中叶以来，在西方企业内部兴起的“产业民主运动”（IndustrialDemocracyMovement）正是以彻底改变上述违反历史进步潮流的情况，作为其基本出发点。“‘产业民主运动’认为，企业内部传统的专制独裁式的管理等级制度所形成的管理权力结构，必须作重大的、带根本性的变革，使之与反映历史进步潮流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相适应。即认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所提出的‘人本主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不仅要体现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同时也应体现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中。广大员工在企业内部管理中处于无权的状况必须根本改变，要在企业内部实行‘产业民主’，将原来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管理转变为横向（扁平式）的分权化的民主管理，借以使员工和经理人员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同样的参与权力，把人本主义、民主管理的思想贯穿于企业管理过程的始终。从而使企业真正成为一个民主的、人性化的组织（HumanizedOrganization）。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个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充分发挥出来。”为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生根、发芽、结果形成广泛的人文基础。

三、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将对现行管理会计体系产生重大影响

（一）企业经营目标的多元化问题

企业经营目标是企业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管理会计，作为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信息和智力支持的“决策支持系统”，其一切活动，也应以企业的经营目标为中心，力求能卓有成效地促进和服务于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

应怎样界定企业的经营目标？国内外各相关学科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和发展的过程。我认为，其认识的深化和发展，又同人们对人性（personality）怎样认识有着直接的联系。

大家知道，美国学者AbrahamH．Maslow是研究行为科学的先驱者之一，他在本世纪4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层次论”（HierarchyofNeedsTheory），该理论认为“人的需要可以分为5个等级，依次是：①生理的需要：是指衣、食、住等人的基本生活的需要。②安全的需要：是指人的生活及其生命、财产能得到安全保障的需要。③友好与归属的需要：是指人进入组织后，组织成员之间相互信任、友好相处，成员对所在组织形成归属感的需要。④尊重的需要：是指人应受到尊重，在组织中形成自重、互敬的良好气氛，进而激发人们对所从事的工作产生自豪感的需要。⑤自我实现（Self－actuality）的需要：是指人对完成自己矢志献身的创造性事业，可从中得到最大自我满足的需要。这种自我实现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以上5个层次的需要，形成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

我感到，对AH．Maslow的理论．也可从另一角度来领会，据以把人依次分成三种类型，即经济人（Economicman）、社会人（Socialman）和文化人（Culturalman）。意思是可粗略地认为：侧重于第1、2层次的人属于“经济人”；侧重于第3层次的人属于“社会人”；而侧重于第5层次的人属于“文化人”；而第4层次则介乎第3层次与第5层次之间，既同“社会人”有关，也同“文化人”有关。

对人的类型作这样一种分类，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认为可以作为确定企业员工的个人目标和作为由员工组合而成的企业整体经营目标的客观依据。

具体地说，在工业经济发展的前期，本世纪初以泰罗为代表的管理学家认为，企业的组成人员，都是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进行活动的“经济人”。企业整体的生产经营，也遵循“经济人”的行为准则。因而企业整体的经营目标是“利润的最大化”。对员工的激励也主要运用经济激励机制。

当工业经济发展到较高级的阶段，行为科学家则认为，不能把企业的“组成人员看作是只寻求经济利益的‘经济人’，而应把他们看作是具有感情、思想、需求。爱好和主动性、能动性的‘社会人’。因而认为，企业作为一个社会单位，是一种社会的有机联合体。在这种社会有机联合体中，不存在像‘利润最大化’这样一个单一的可以普遍适用的经营目标。从长远的观点看，应把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看作是它的总体目标。……必须努力消除以‘利润最大化’为单一目标可能导致企业侧重短期行为的种种消极因素。除利润之外，还必须同时在科技开发、产品开发、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人才开发、生产安全、技术装备水平、生活福利设施等各个方面同时下功夫，才有可能为企业长期的健康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奠定牢固的基础。与此相联系，企业的员工作为‘社会人’，不是单纯‘经济人’，他们的个人目标也是多样化的，应包括心理、社会和经济需要等各个方面，并不会以单纯追求经济利益作为其唯一目标。因而，对人们的激励因素也不能局限于经济因素，而应同时包括心理、社会和经济等各个方面。”

当工业经济进一步向知识经济转变，企业的组成是以高智力的员工为主体，他们已经达到‘文化人’的崇高精神境界，企业作为由文化人组成的集体，它们的生产经营当然不会以工业经济后期“企业本位”的多元化因素作为经营目标，更不会以工业经济前期所采用的“单一的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而会适应“文化人”的特点和要求，采用以服务于“社会本位”的更高层次的多元化因素作为经营目标。这种更高层次的多元化因素，从根本动力上看，必然是以非功利性因素作为主导。这是因为以“文化人”为主体组成的知识经济社会，是高度文明的社会，根植于这种大环境的企业，自然会以更广阔的视野，更恢宏的气度，力求应用它所拥有的巨大优势，不断为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创造尽可能多的新价值，借以为解决社会面临的诸如资源、环境、教育等众多问题，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作出尽时能大的贡献。

总括地说，企业的经营目标，从“单一的利润最大化”，到“企业本位的经营目标的多样化”，到“社会本位的经营目标的多元化”，反映了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其中，财务会计能最直接有效

地为实现较低层次的

企业经营目标--“利润最大化”服务，而管理会计则有更广的活动空间，即可为实现较高层次的企业经营目标--“企业本位的多样化的经营目标”和“社会本位的多元化企业经营目标”服务。特别是能更有效地为较高层次的根植于知识经济社会的“社会本位的多元化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服务。

（二）“决策支持系统”从为“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服务转变为同时为“倒金字塔式”和“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服务

我们曾较早地撰文论述管理会计是“决策支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其首要职能是从事决策的研究工作。问题在于：我们原来在这一方面所作的论述，是以纵向的金字塔式的集权化管理模式为基点的。因而对“决策支持系统”如何进行决策研究，是把重点放在如何为企业最高领导人进行最终决策的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提供信息与智力支持。这种认识显然是很不全面的。因为它既不符合“产业民主运动”的要求，也同知识经济形成与发展的总趋势不相适应。因为知识经济既然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作为最重要的核心生产要素，而知识又是深藏于广大员工大脑中的精神财富，是不可能依靠外力的强制（如通过上级的发号施令）把它挖掘出来的。唯一的办法，是形成一种新的有效的机制，从内心深处来激发每个员工自身的主人翁责任感和乐于奉献的精神动力，使他们每个人头脑中的知识宝库都能转化为企业取之不尽的创造源泉。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变企业管理原来的权力结构，即从纵向的集权化、控制性的管理转变为横向的、分权化的民主管理，以基层作为管理权力的基点，真正确立广大员工的主体地位，赋予他们充分的自、知情权和参与权，即坚持员工本位的原则，使每个员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有权依据他们直接了解的情况，善于审时度势，适应情况的变化自行进行决策，形成“倒金字塔式”的决策体系，并在其运作中形成一种以”自主管理”为基础的“自行调节”、“自行控制”、“自行适应”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极大地提高企业对客观环境、条件变化的灵活反应能力，从根本上消除在集权化管理模式下凡事要层层请示汇报才能采取行动、势必贻误稍纵即逝的时机而造成损失的严重缺陷。

在建立了“倒金字塔”决策体制以后，企业的高层领导应怎样实现其领导职能呢？我认为，宜实行较为超脱的、富有感彩的“鼓舞性领导方式”（Inspirationalleadership)或称“支持性的领导方式”（Supportingleadership），进而收到“官闲民乐”的效果。这里所说的“官闲”，并不是指采用“倒金字塔式的决策体制”，企业的高层领导可以无所事事，而是指他们应尽量避免去直接干预其所属各层次、各单位广大员工所从事的日常具体事务，而应集中主要精力去研究企业发展的全局性、长远性、战略性的大问题，从宏观上对企业整体性的发展进行高屋建瓴式的谋划；而“民乐”，则指广大员工在遵循企业总的经营规范的前提下，可以独立自主。心情舒畅地开展工作，而不致于经常受到外来的种种无谓的干扰。这样，就可以为企业生产经营创造一种充满无限生机与活力的条件，有助于促进广大员工在各自的岗位上，各尽所能，才思泉涌，从而创造出尽可能优良的业绩，为企业整体的健康发展作出尽可能大的贡献。

管理会计，作为决策支持系统，应怎样做才能同上述新的决策体制的要求相适应呢？我认为，上述新的决策体制对“决策支持系统”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因为前者要求后者：

既眼睛向下——为企业生产经营第一线的广大员工提供动态追踪式的瞬时信息沟通网络，为他们进行日常经营决策提供信息、智力支持。

又眼睛向上——为企业高阶层领导进行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决策提供信息、智力支持。

这样上下结合，使全局与局部、长远与当前、战略与战术互相贯通，就可收到最优的整体效果。

（三）管理会计将从“财务会计”的“二维结构”向“三维结构”转变，走上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

会计的发展变化同它所依存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的发展、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会计发展史作一简单的回顾，可以看到，从它的基本结构上看，已经完成了从“一维结构”向“二维结构”的发展，即从“单式簿记”向“复式簿记”的发展，这一发展历程，是同从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向以生产社会化为基础的工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现在我们面临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新时代的转变。由于知识经济是以创造性知识为其核心的生产要素，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原有的工业经济，于是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这些问题，从会计上看，依靠财务会计原有的“二维结构”模式是无法解决的。因而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管理会计要突破财务会计“二维结构”的既定框框，转变为在“三维结构”模式的基础上，走独立发展的道路，这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较具体地说，从历史上看，以自给自足为基本特征的农业经济，生产出来的东西消费以后，如果还有剩余，是以“资产”的形式存在，不管是农民，还是地主，只会把所占有的资产积存起来，甚至把它埋在地下也就是他们只会存钱，不会用钱，更不会把所占有的资产拿去投资，使资产转化为资本，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像“资本”或“投资”这样的经济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占有资产的人要利用会计记账，只要用“一维结构”的单式簿记就够了，因为要掌握资产占有量的增减变化，只需要了解期初原来存多少，本期新收到了多少，本期用掉了多少，最后得出期末还存多少、用公式表示，就是：旧管＋新收－件除＝实在，十分简单明了。

社会文化观范文第7篇

关于知识经济问题，是我国学术界当前正在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总的说来，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于它的技术层面，很少涉及到它的社会文化层面。

什么是知识经济？现有相关文献的阐述大同小异，多是引用“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下的定义。

我个人的认识是：“知识经济是工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其基本特点表现为它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广义理解的知识）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从而使经济的发展不再属于资源依赖型，而转化为知识依赖型（依赖于人的知识的发展程度）。由于地球上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而人的头脑中的知识却可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因而知以经济作为知识依赖型的经济，自然就可保待长期持续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上述关于知识经济的界定中，广义理解的创造性知识怎样才能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呢？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胄先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即涉及到“非人性化”（dehumanized）与“人性化”humanized）的问题，如果知识经济只涉及到非人性化的技术问题，那就只能称之为技术经济，而不是知识经济；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创造性知识是人的创造性思维的结晶，是人的大脑的产物。但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人，而是作为“社会人”以至“文化人”而存在，总是生活在定的社会关系中。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人的大脑能个能独立自主、精神焕发地进行创造性思维，从而相应地产生创造性知识，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它首先同人们所处的大环境、人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条件有着直接的联系。这是因为，“创造性思维不同于一般思维，往往表现为具有超常性（不墨守成规）、它有个性（独出心裁）、富有开拓精神、独创性与灵活性。”而要使真正具有上述特征的创造性思维得以自由驰骋，从加使异彩纷呈的创造性知识得以源源不断地大量涌现，又有赖于与此相适应的催人奋进的社会大环境的激发和孕育才有可能实现。这也正是至今仍有许多人总是带着极其美好和仰慕的心情，追思我国公元前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和西欧14世纪到16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这是中、西文化史上的两个黄金时代，都是真正的“思想大解放，科学、艺术处于大变革、大发展、大创造的时代，也是科学、艺术上英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这两个中、西文化史上黄金时代所产生的订多出类拔萃的大师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闪耀的思想光辉，可以看作是他们所处的伟大时代精神的生动反映，至今仍熠熠生辉，令人无限敬仰。

关于创造性人才（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辈出与社会大环境的关系，我国晚清大学者龚自珍对此也有极为深切的感受。从他所写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著名诗篇：“九州生气情风雷，万马齐暗诚可哀。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可以看到，其中的前两句充分反映了他对封建社会末期的思想禁锢压抑了创造性人才成长的无限惋惜和哀叹。而后两句则充分表达了”他强烈要求进行社会变革，为创造性人才茁壮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大环境的热切追求和无限向往，因而他的这一寓意极为深刻的诗篇，就是今天读来，也足以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由于知识是人的头脑的产物，是同每个人的精神状态紧密联系的，因而它就决不可能是单纯的自然科学技术问题，而应首先看作是社会文化问题。发展知识经济，使它真正为人民造福，首先要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格的独立和人的尊严，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做到以人为本、技术为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激发每个人的创造性思维，为促进知识经济迅速而健康的发展，提供无穷尽的精神和智慧的源泉。

二、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同宏观与微观经济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

（一）从宏观上看

首先要明确，在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要形成和发展知识经济，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如果没有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以加速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扑面而来的以创造性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将无法在我国生根、发芽和结果，从而使我国又将失去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即导致我国经济的发展将无法融入世界性知识经济发展的大潮流，而陷入步履维艰的困境。

那么，知识经济为什么必然会同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水火不容呢？

从社会文化观看，须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谈起。

关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正如“在其所著《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一定的文化（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和经济。’版权所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当时，根据提出的‘一边倒’的国策，在经济上照搬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主要特点是：采用国家所有制，所有企业除极少数属于集体所有外，都属于以国家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国家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进行‘大统一’的直接管理；在财务上实行‘统收统支，统负盈亏’，企业没有独立自主的经营权。经济体制上的‘大统一’，要求文化上的‘大统一’与之相适应。‘大统一’的文化，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出一元性、依附性和驯服性的显著特点。

一元性是指强调‘社会本位论’，个人作为社会整体的一分子，不应有独具‘个性’的自我追求，个人的人格独立和正当利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要求每个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否则，就会被诬为‘个人主义’严重而受到批判。

依附性与一元性相联系，强调任何人不能游离于一定的社会组织之外，其工作和生活必须依附于一定的组织，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层层依附于上级的金字塔式的依附网络。

驯服性是指强调个人对组织必须绝对服从，不容任何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有任何‘越轨’之处。要求人们以做组织的‘驯服工具’为荣。

这种‘大统一’的文化，一方面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和社会成员中极少数先进英雄模范人物‘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范相等同，严重脱离社会客观实际，势必导致‘假、大、空’风气的滋生和蔓延；另一方面，它对人的‘个性’的扼杀，也对社会成员主动性和聪明才智的发挥起到严重的窒息作用。”由此而形成的知识界“万马齐暗”的局面，怎么有可能为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无限生机的精神动力与智慧源泉呢？

市场经济体制则与此不同。它是建立在自由而普遍的商品等价交换的基础上的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其基础是确认交换双方地位的平等，并不因金钱或权力、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又有利于调动人类可贵的开拓进取、不断创新的精神，即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第一》)和“止于至善”(《大学·孔经》）的精神，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就表现为力求达到永无止境的更加完美境界的精神。经济生活中这种精神的发扬，有助于促进人的人本立场、主体意识和人性智慧的回归。从而可以为知识经济在我国的形成和发展奠定牢固的人文基础。

从以上关于知识经济形成与发展宏观基础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所涉及到的首先是社会文化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对有关问题如果不从社会文化的大视野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就有可能使人们的认识陷入机械论或工具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二）从微观上看

再从微观上看，在企业内部建立合理的权力结构，实行真正民主的、人性化的管理，借以为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奠定微观基础，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也走了一段很长的弯路。本来西欧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TheRenaissance）和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TheEnlightenment）所倡导的“人本主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已经促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使广大公民（citicens）至少从理论上看，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享有广泛的民利，如可参与议员和总统的直接选举等等。可是，在企业内部，长期以来，所实行的仍然是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集权化管理，广大员工仍处于无权的状态，他们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为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所控制。从而使广大员工在企业内部的主人翁地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及智慧和创造力，因受到种种压制而无法充分发挥。

如不彻底改变这种情况，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的落实自然无从谈起。

本世纪中叶以来，在西方企业内部兴起的“产业民主运动”（IndustrialDemocracyMovement）正是以彻底改变上述违反历史进步潮流的情况，作为其基本出发点。“‘产业民主运动’认为，企业内部传统的专制独裁式的管理等级制度所形成的管理权力结构，必须作重大的、带根本性的变革，使之与反映历史进步潮流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相适应。即认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所提出的‘人本主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不仅要体现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同时也应体现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中。广大员工在企业内部管理中处于无权的状况必须根本改变，要在企业内部实行‘产业民主’，将原来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管理转变为横向（扁平式）的分权化的民主管理，借以使员工和经理人员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同样的参与权力，把人本主义、民主管理的思想贯穿于企业管理过程的始终。从而使企业真正成为一个民主的、人性化的组织（HumanizedOrganization）。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个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充分发挥出来。”为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生根、发芽、结果形成广泛的人文基础。企业经营目标是企业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管理会计，作为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信息和智力支持的“决策支持系统”，其一切活动，也应以企业的经营目标为中心，力求能卓有成效地促进和服务于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

应怎样界定企业的经营目标？国内外各相关学科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和发展的过程。我认为，其认识的深化和发展，又同人们对人性（personality）怎样认识有着直接的联系。

大家知道，美国学者AbrahamH．Maslow是研究行为科学的先驱者之一，他在本世纪4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层次论”（HierarchyofNeedsTheory），该理论认为“人的需要可以分为5个等级，依次是：①生理的需要：是指衣、食、住等人的基本生活的需要。②安全的需要：是指人的生活及其生命、财产能得到安全保障的需要。③友好与归属的需要：是指人进入组织后，组织成员之间相互信任、友好相处，成员对所在组织形成归属感的需要。④尊重的需要：是指人应受到尊重，在组织中形成自重、互敬的良好气氛，进而激发人们对所从事的工作产生自豪感的需要。⑤自我实现（Self－actuality）的需要：是指人对完成自己矢志献身的创造性事业，可从中得到最大自我满足的需要。这种自我实现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以上5个层次的需要，形成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

我感到，对AH．Maslow的理论．也可从另一角度来领会，据以把人依次分成三种类型，即经济人（Economicman）、社会人（Socialman）和文化人（Culturalman）。意思是可粗略地认为：侧重于第1、2层次的人属于“经济人”；侧重于第3层次的人属于“社会人”；而侧重于第5层次的人属于“文化人”；而第4层次则介乎第3层次与第5层次之间，既同“社会人”有关，也同“文化人”有关。

对人的类型作这样一种分类，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认为可以作为确定企业员工的个人目标和作为由员工组合而成的企业整体经营目标的客观依据。

具体地说，在工业经济发展的前期，本世纪初以泰罗为代表的管理学家认为，企业的组成人员，都是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进行活动的“经济人”。企业整体的生产经营，也遵循“经济人”的行为准则。因而企业整体的经营目标是“利润的最大化”。对员工的激励也主要运用经济激励机制。

当工业经济发展到较高级的阶段，行为科学家则认为，不能把企业的“组成人员看作是只寻求经济利益的‘经济人’，而应把他们看作是具有感情、思想、需求。爱好和主动性、能动性的‘社会人’。因而认为，企业作为一个社会单位，是一种社会的有机联合体。在这种社会有机联合体中，不存在像‘利润最大化’这样一个单一的可以普遍适用的经营目标。从长远的观点看，应把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看作是它的总体目标。……必须努力消除以‘利润最大化’为单一目标可能导致企业侧重短期行为的种种消极因素。除利润之外，还必须同时在科技开发、产品开发、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人才开发、生产安全、技术装备水平、生活福利设施等各个方面同时下功夫，才有可能为企业长期的健康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奠定牢固的基础。与此相联系，企业的员工作为‘社会人’，不是单纯‘经济人’，他们的个人目标也是多样化的，应包括心理、社会和经济需要等各个方面，并不会以单纯追求经济利益作为其唯一目标。因而，对人们的激励因素也不能局限于经济因素，而应同时包括心理、社会和经济等各个方面。”

当工业经济进一步向知识经济转变，企业的组成是以高智力的员工为主体，他们已经达到‘文化人’的崇高精神境界，企业作为由文化人组成的集体，它们的生产经营当然不会以工业经济后期“企业本位”的多元化因素作为经营目标，更不会以工业经济前期所采用的“单一的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而会适应“文化人”的特点和要求，采用以服务于“社会本位”的更高层次的多元化因素作为经营目标。这种更高层次的多元化因素，从根本动力上看，必然是以非功利性因素作为主导。这是因为以“文化人”为主体组成的知识经济社会，是高度文明的社会，根植于这种大环境的企业，自然会以更广阔的视野，更恢宏的气度，力求应用它所拥有的巨大优势，不断为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创造尽可能多的新价值，借以为解决社会面临的诸如资源、环境、教育等众多问题，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作出尽时能大的贡献。总括地说，企业的经营目标，从“单一的利润最大化”，到“企业本位的经营目标的多样化”，到“社会本位的经营目标的多元化”，反映了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其中，财务会计能最直接有效地为实现较低层次的

企业经营目标--“利润最大化”服务，而管理会计则有更广的活动空间，即可为实现较高层次的企业经营目标--“企业本位的多样化的经营目标”和“社会本位的多元化企业经营目标”服务。特别是能更有效地为较高层次的根植于知识经济社会的“社会本位的多元化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服务。

（二）“决策支持系统”从为“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服务转变为同时为“倒金字塔式”和“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服务

我们曾较早地撰文论述管理会计是“决策支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其首要职能是从事决策的研究工作。问题在于：我们原来在这一方面所作的论述，是以纵向的金字塔式的集权化管理模式为基点的。因而对“决策支持系统”如何进行决策研究，是把重点放在如何为企业最高领导人进行最终决策的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提供信息与智力支持。这种认识显然是很不全面的。因为它既不符合“产业民主运动”的要求，也同知识经济形成与发展的总趋势不相适应。因为知识经济既然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作为最重要的核心生产要素，而知识又是深藏于广大员工大脑中的精神财富，是不可能依靠外力的强制（如通过上级的发号施令）把它挖掘出来的。唯一的办法，是形成一种新的有效的机制，从内心深处来激发每个员工自身的主人翁责任感和乐于奉献的精神动力，使他们每个人头脑中的知识宝库都能转化为企业取之不尽的创造源泉。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变企业管理原来的权力结构，即从纵向的集权化、控制性的管理转变为横向的、分权化的民主管理，以基层作为管理权力的基点，真正确立广大员工的主体地位，赋予他们充分的自、知情权和参与权，即坚持员工本位的原则，使每个员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有权依据他们直接了解的情况，善于审时度势，适应情况的变化自行进行决策，形成“倒金字塔式”的决策体系，并在其运作中形成一种以”自主管理”为基础的“自行调节”、“自行控制”、“自行适应”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极大地提高企业对客观环境、条件变化的灵活反应能力，从根本上消除在集权化管理模式下凡事要层层请示汇报才能采取行动、势必贻误稍纵即逝的时机而造成损失的严重缺陷。

在建立了“倒金字塔”决策体制以后，企业的高层领导应怎样实现其领导职能呢？我认为，宜实行较为超脱的、富有感彩的“鼓舞性领导方式”（Inspirationalleadership)或称“支持性的领导方式”（Supportingleadership），进而收到“官闲民乐”的效果。这里所说的“官闲”，并不是指采用“倒金字塔式的决策体制”，企业的高层领导可以无所事事，而是指他们应尽量避免去直接干预其所属各层次、各单位广大员工所从事的日常具体事务，而应集中主要精力去研究企业发展的全局性、长远性、战略性的大问题，从宏观上对企业整体性的发展进行高屋建瓴式的谋划；而“民乐”，则指广大员工在遵循企业总的经营规范的前提下，可以独立自主。心情舒畅地开展工作，而不致于经常受到外来的种种无谓的干扰。这样，就可以为企业生产经营创造一种充满无限生机与活力的条件，有助于促进广大员工在各自的岗位上，各尽所能，才思泉涌，从而创造出尽可能优良的业绩，为企业整体的健康发展作出尽可能大的贡献。

管理会计，作为决策支持系统，应怎样做才能同上述新的决策体制的要求相适应呢？我认为，上述新的决策体制对“决策支持系统”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因为前者要求后者：

既眼睛向下——为企业生产经营第一线的广大员工提供动态追踪式的瞬时信息沟通网络，为他们进行日常经营决策提供信息、智力支持。

又眼睛向上——为企业高阶层领导进行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决策提供信息、智力支持。

这样上下结合，使全局与局部、长远与当前、战略与战术互相贯通，就可收到最优的整体效果。

（三）管理会计将从“财务会计”的“二维结构”向“三维结构”转变，走上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

会计的发展变化同它所依存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的发展、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会计发展史作一简单的回顾，可以看到，从它的基本结构上看，已经完成了从“一维结构”向“二维结构”的发展，即从“单式簿记”向“复式簿记”的发展，这一发展历程，是同从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向以生产社会化为基础的工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现在我们面临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新时代的转变。由于知识经济是以创造性知识为其核心的生产要素，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原有的工业经济，于是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这些问题，从会计上看，依靠财务会计原有的“二维结构”模式是无法解决的。因而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管理会计要突破财务会计“二维结构”的既定框框，转变为在“三维结构”模式的基础上，走独立发展的道路，这已成为历史的必然。版权所有较具体地说，从历史上看，以自给自足为基本特征的农业经济，生产出来的东西消费以后，如果还有剩余，是以“资产”的形式存在，不管是农民，还是地主，只会把所占有的资产积存起来，甚至把它埋在地下也就是他们只会存钱，不会用钱，更不会把所占有的资产拿去投资，使资产转化为资本，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像“资本”或“投资”这样的经济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占有资产的人要利用会计记账，只要用“一维结构”的单式簿记就够了，因为要掌握资产占有量的增减变化，只需要了解期初原来存多少，本期新收到了多少，本期用掉了多少，最后得出期末还存多少、用公式表示，就是：旧管＋新收－件除＝实在，十分简单明了。

我在1994年写的为纪念帕乔利“复式簿记”发表500周年题为“帕乔利对复式簿记的历史性贡献为此后会计科学的发展奠定了牢固基础”的文章中，曾把会计体系比作是“一棵枝繁叶茂、繁花似锦的树”。现在再以此为基础作进一步展开。我认为，从会计结构的发展看，可以这样来理解。、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将对现行管理会计体系产生重大影响

社会文化观范文第8篇

关于知识经济问题，是我国学术界当前正在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总的说来，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于它的技术层面，很少涉及到它的社会文化层面。

什么是知识经济？现有相关文献的阐述大同小异，多是引用“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下的定义。

我个人的认识是：“知识经济是工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其基本特点表现为它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广义理解的知识）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从而使经济的发展不再属于资源依赖型，而转化为知识依赖型（依赖于人的知识的发展程度）。由于地球上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而人的头脑中的知识却可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因而知以经济作为知识依赖型的经济，自然就可保待长期持续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上述关于知识经济的界定中，广义理解的创造性知识怎样才能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呢？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胄先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即涉及到“非人性化”（dehumanized）与“人性化”humanized）的问题，如果知识经济只涉及到非人性化的技术问题，那就只能称之为技术经济，而不是知识经济；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创造性知识是人的创造性思维的结晶，是人的大脑的产物。但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人，而是作为“社会人”以至“文化人”而存在，总是生活在定的社会关系中。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人的大脑能个能独立自主、精神焕发地进行创造性思维，从而相应地产生创造性知识，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它首先同人们所处的大环境、人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条件有着直接的联系。这是因为，“创造性思维不同于一般思维，往往表现为具有超常性（不墨守成规）、它有个性（独出心裁）、富有开拓精神、独创性与灵活性。”而要使真正具有上述特征的创造性思维得以自由驰骋，从加使异彩纷呈的创造性知识得以源源不断地大量涌现，又有赖于与此相适应的催人奋进的社会大环境的激发和孕育才有可能实现。这也正是至今仍有许多人总是带着极其美好和仰慕的心情，追思我国公元前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和西欧14世纪到16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这是中、西文化史上的两个黄金时代，都是真正的“思想大解放，科学、艺术处于大变革、大发展、大创造的时代，也是科学、艺术上英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这两个中、西文化史上黄金时代所产生的订多出类拔萃的大师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闪耀的思想光辉，可以看作是他们所处的伟大时代精神的生动反映，至今仍熠熠生辉，令人无限敬仰。

关于创造性人才（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辈出与社会大环境的关系，我国晚清大学者龚自珍对此也有极为深切的感受。从他所写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著名诗篇：“九州生气情风雷，万马齐暗诚可哀。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可以看到，其中的前两句充分反映了他对封建社会末期的思想禁锢压抑了创造性人才成长的无限惋惜和哀叹。而后两句则充分表达了”他强烈要求进行社会变革，为创造性人才茁壮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大环境的热切追求和无限向往，因而他的这一寓意极为深刻的诗篇，就是今天读来，也足以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由于知识是人的头脑的产物，是同每个人的精神状态紧密联系的，因而它就决不可能是单纯的自然科学技术问题，而应首先看作是社会文化问题。发展知识经济，使它真正为人民造福，首先要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格的独立和人的尊严，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做到以人为本、技术为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激发每个人的创造性思维，为促进知识经济迅速而健康的发展，提供无穷尽的精神和智慧的源泉。

二、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同宏观与微观经济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

（一）从宏观上看

首先要明确，在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要形成和发展知识经济，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如果没有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以加速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扑面而来的以创造性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将无法在我国生根、发芽和结果，从而使我国又将失去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即导致我国经济的发展将无法融入世界性知识经济发展的大潮流，而陷入步履维艰的困境。

那么，知识经济为什么必然会同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水火不容呢？

从社会文化观看，须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谈起。

关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正如“在其所著《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一定的文化（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和经济。’版权所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当时，根据提出的‘一边倒’的国策，在经济上照搬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主要特点是：采用国家所有制，所有企业除极少数属于集体所有外，都属于以国家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国家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进行‘大统一’的直接管理；在财务上实行‘统收统支，统负盈亏’，企业没有独立自主的经营权。经济体制上的‘大统一’，要求文化上的‘大统一’与之相适应。‘大统一’的文化，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出一元性、依附性和驯服性的显著特点。

一元性是指强调‘社会本位论’，个人作为社会整体的一分子，不应有独具‘个性’的自我追求，个人的人格独立和正当利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要求每个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否则，就会被诬为‘个人主义’严重而受到批判。

依附性与一元性相联系，强调任何人不能游离于一定的社会组织之外，其工作和生活必须依附于一定的组织，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层层依附于上级的金字塔式的依附网络。

驯服性是指强调个人对组织必须绝对服从，不容任何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有任何‘越轨’之处。要求人们以做组织的‘驯服工具’为荣。

这种‘大统一’的文化，一方面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和社会成员中极少数先进英雄模范人物‘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范相等同，严重脱离社会客观实际，势必导致‘假、大、空’风气的滋生和蔓延；另一方面，它对人的‘个性’的扼杀，也对社会成员主动性和聪明才智的发挥起到严重的窒息作用。”由此而形成的知识界“万马齐暗”的局面，怎么有可能为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无限生机的精神动力与智慧源泉呢？

市场经济体制则与此不同。它是建立在自由而普遍的商品等价交换的基础上的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其基础是确认交换双方地位的平等，并不因金钱或权力、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又有利于调动人类可贵的开拓进取、不断创新的精神，即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第一》)和“止于至善”(《大学·孔经》）的精神，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就表现为力求达到永无止境的更加完美境界的精神。经济生活中这种精神的发扬，有助于促进人的人本立场、主体意识和人性智慧的回归。从而可以为知识经济在我国的形成和发展奠定牢固的人文基础。

从以上关于知识经济形成与发展宏观基础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所涉及到的首先是社会文化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对有关问题如果不从社会文化的大视野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就有可能使人们的认识陷入机械论或工具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二）从微观上看

再从微观上看，在企业内部建立合理的权力结构，实行真正民主的、人性化的管理，借以为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奠定微观基础，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也走了一段很长的弯路。本来西欧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TheRenaissance）和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TheEnlightenment）所倡导的“人本主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已经促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使广大公民（citicens）至少从理论上看，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享有广泛的民利，如可参与议员和总统的直接选举等等。可是，在企业内部，长期以来，所实行的仍然是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集权化管理，广大员工仍处于无权的状态，他们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为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所控制。从而使广大员工在企业内部的主人翁地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及智慧和创造力，因受到种种压制而无法充分发挥。

如不彻底改变这种情况，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的落实自然无从谈起。

本世纪中叶以来，在西方企业内部兴起的“产业民主运动”（IndustrialDemocracyMovement）正是以彻底改变上述违反历史进步潮流的情况，作为其基本出发点。“‘产业民主运动’认为，企业内部传统的专制独裁式的管理等级制度所形成的管理权力结构，必须作重大的、带根本性的变革，使之与反映历史进步潮流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相适应。即认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所提出的‘人本主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不仅要体现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同时也应体现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中。广大员工在企业内部管理中处于无权的状况必须根本改变，要在企业内部实行‘产业民主’，将原来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管理转变为横向（扁平式）的分权化的民主管理，借以使员工和经理人员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同样的参与权力，把人本主义、民主管理的思想贯穿于企业管理过程的始终。从而使企业真正成为一个民主的、人性化的组织（HumanizedOrganization）。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个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充分发挥出来。”为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生根、发芽、结果形成广泛的人文基础。企业经营目标是企业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管理会计，作为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信息和智力支持的“决策支持系统”，其一切活动，也应以企业的经营目标为中心，力求能卓有成效地促进和服务于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

应怎样界定企业的经营目标？国内外各相关学科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和发展的过程。我认为，其认识的深化和发展，又同人们对人性（personality）怎样认识有着直接的联系。

大家知道，美国学者AbrahamH．Maslow是研究行为科学的先驱者之一，他在本世纪4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层次论”（HierarchyofNeedsTheory），该理论认为“人的需要可以分为5个等级，依次是：①生理的需要：是指衣、食、住等人的基本生活的需要。②安全的需要：是指人的生活及其生命、财产能得到安全保障的需要。③友好与归属的需要：是指人进入组织后，组织成员之间相互信任、友好相处，成员对所在组织形成归属感的需要。④尊重的需要：是指人应受到尊重，在组织中形成自重、互敬的良好气氛，进而激发人们对所从事的工作产生自豪感的需要。⑤自我实现（Self－actuality）的需要：是指人对完成自己矢志献身的创造性事业，可从中得到最大自我满足的需要。这种自我实现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以上5个层次的需要，形成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

我感到，对AH．Maslow的理论．也可从另一角度来领会，据以把人依次分成三种类型，即经济人（Economicman）、社会人（Socialman）和文化人（Culturalman）。意思是可粗略地认为：侧重于第1、2层次的人属于“经济人”；侧重于第3层次的人属于“社会人”；而侧重于第5层次的人属于“文化人”；而第4层次则介乎第3层次与第5层次之间，既同“社会人”有关，也同“文化人”有关。

对人的类型作这样一种分类，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认为可以作为确定企业员工的个人目标和作为由员工组合而成的企业整体经营目标的客观依据。

具体地说，在工业经济发展的前期，本世纪初以泰罗为代表的管理学家认为，企业的组成人员，都是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进行活动的“经济人”。企业整体的生产经营，也遵循“经济人”的行为准则。因而企业整体的经营目标是“利润的最大化”。对员工的激励也主要运用经济激励机制。

当工业经济发展到较高级的阶段，行为科学家则认为，不能把企业的“组成人员看作是只寻求经济利益的‘经济人’，而应把他们看作是具有感情、思想、需求。爱好和主动性、能动性的‘社会人’。因而认为，企业作为一个社会单位，是一种社会的有机联合体。在这种社会有机联合体中，不存在像‘利润最大化’这样一个单一的可以普遍适用的经营目标。从长远的观点看，应把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看作是它的总体目标。……必须努力消除以‘利润最大化’为单一目标可能导致企业侧重短期行为的种种消极因素。除利润之外，还必须同时在科技开发、产品开发、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人才开发、生产安全、技术装备水平、生活福利设施等各个方面同时下功夫，才有可能为企业长期的健康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奠定牢固的基础。与此相联系，企业的员工作为‘社会人’，不是单纯‘经济人’，他们的个人目标也是多样化的，应包括心理、社会和经济需要等各个方面，并不会以单纯追求经济利益作为其唯一目标。因而，对人们的激励因素也不能局限于经济因素，而应同时包括心理、社会和经济等各个方面。”

当工业经济进一步向知识经济转变，企业的组成是以高智力的员工为主体，他们已经达到‘文化人’的崇高精神境界，企业作为由文化人组成的集体，它们的生产经营当然不会以工业经济后期“企业本位”的多元化因素作为经营目标，更不会以工业经济前期所采用的“单一的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而会适应“文化人”的特点和要求，采用以服务于“社会本位”的更高层次的多元化因素作为经营目标。这种更高层次的多元化因素，从根本动力上看，必然是以非功利性因素作为主导。这是因为以“文化人”为主体组成的知识经济社会，是高度文明的社会，根植于这种大环境的企业，自然会以更广阔的视野，更恢宏的气度，力求应用它所拥有的巨大优势，不断为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创造尽可能多的新价值，借以为解决社会面临的诸如资源、环境、教育等众多问题，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作出尽时能大的贡献。总括地说，企业的经营目标，从“单一的利润最大化”，到“企业本位的经营目标的多样化”，到“社会本位的经营目标的多元化”，反映了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其中，财务会计能最直接有效地为实现较低层次的

企业经营目标--“利润最大化”服务，而管理会计则有更广的活动空间，即可为实现较高层次的企业经营目标--“企业本位的多样化的经营目标”和“社会本位的多元化企业经营目标”服务。特别是能更有效地为较高层次的根植于知识经济社会的“社会本位的多元化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服务。

（二）“决策支持系统”从为“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服务转变为同时为“倒金字塔式”和“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服务

我们曾较早地撰文论述管理会计是“决策支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其首要职能是从事决策的研究工作。问题在于：我们原来在这一方面所作的论述，是以纵向的金字塔式的集权化管理模式为基点的。因而对“决策支持系统”如何进行决策研究，是把重点放在如何为企业最高领导人进行最终决策的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提供信息与智力支持。这种认识显然是很不全面的。因为它既不符合“产业民主运动”的要求，也同知识经济形成与发展的总趋势不相适应。因为知识经济既然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作为最重要的核心生产要素，而知识又是深藏于广大员工大脑中的精神财富，是不可能依靠外力的强制（如通过上级的发号施令）把它挖掘出来的。唯一的办法，是形成一种新的有效的机制，从内心深处来激发每个员工自身的主人翁责任感和乐于奉献的精神动力，使他们每个人头脑中的知识宝库都能转化为企业取之不尽的创造源泉。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变企业管理原来的权力结构，即从纵向的集权化、控制性的管理转变为横向的、分权化的民主管理，以基层作为管理权力的基点，真正确立广大员工的主体地位，赋予他们充分的自、知情权和参与权，即坚持员工本位的原则，使每个员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有权依据他们直接了解的情况，善于审时度势，适应情况的变化自行进行决策，形成“倒金字塔式”的决策体系，并在其运作中形成一种以”自主管理”为基础的“自行调节”、“自行控制”、“自行适应”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极大地提高企业对客观环境、条件变化的灵活反应能力，从根本上消除在集权化管理模式下凡事要层层请示汇报才能采取行动、势必贻误稍纵即逝的时机而造成损失的严重缺陷。

在建立了“倒金字塔”决策体制以后，企业的高层领导应怎样实现其领导职能呢？我认为，宜实行较为超脱的、富有感彩的“鼓舞性领导方式”（Inspirationalleadership)或称“支持性的领导方式”（Supportingleadership），进而收到“官闲民乐”的效果。这里所说的“官闲”，并不是指采用“倒金字塔式的决策体制”，企业的高层领导可以无所事事，而是指他们应尽量避免去直接干预其所属各层次、各单位广大员工所从事的日常具体事务，而应集中主要精力去研究企业发展的全局性、长远性、战略性的大问题，从宏观上对企业整体性的发展进行高屋建瓴式的谋划；而“民乐”，则指广大员工在遵循企业总的经营规范的前提下，可以独立自主。心情舒畅地开展工作，而不致于经常受到外来的种种无谓的干扰。这样，就可以为企业生产经营创造一种充满无限生机与活力的条件，有助于促进广大员工在各自的岗位上，各尽所能，才思泉涌，从而创造出尽可能优良的业绩，为企业整体的健康发展作出尽可能大的贡献。

管理会计，作为决策支持系统，应怎样做才能同上述新的决策体制的要求相适应呢？我认为，上述新的决策体制对“决策支持系统”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因为前者要求后者：

既眼睛向下——为企业生产经营第一线的广大员工提供动态追踪式的瞬时信息沟通网络，为他们进行日常经营决策提供信息、智力支持。

又眼睛向上——为企业高阶层领导进行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决策提供信息、智力支持。

这样上下结合，使全局与局部、长远与当前、战略与战术互相贯通，就可收到最优的整体效果。

（三）管理会计将从“财务会计”的“二维结构”向“三维结构”转变，走上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

会计的发展变化同它所依存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的发展、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会计发展史作一简单的回顾，可以看到，从它的基本结构上看，已经完成了从“一维结构”向“二维结构”的发展，即从“单式簿记”向“复式簿记”的发展，这一发展历程，是同从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向以生产社会化为基础的工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现在我们面临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新时代的转变。由于知识经济是以创造性知识为其核心的生产要素，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原有的工业经济，于是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这些问题，从会计上看，依靠财务会计原有的“二维结构”模式是无法解决的。因而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管理会计要突破财务会计“二维结构”的既定框框，转变为在“三维结构”模式的基础上，走独立发展的道路，这已成为历史的必然。版权所有较具体地说，从历史上看，以自给自足为基本特征的农业经济，生产出来的东西消费以后，如果还有剩余，是以“资产”的形式存在，不管是农民，还是地主，只会把所占有的资产积存起来，甚至把它埋在地下也就是他们只会存钱，不会用钱，更不会把所占有的资产拿去投资，使资产转化为资本，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像“资本”或“投资”这样的经济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占有资产的人要利用会计记账，只要用“一维结构”的单式簿记就够了，因为要掌握资产占有量的增减变化，只需要了解期初原来存多少，本期新收到了多少，本期用掉了多少，最后得出期末还存多少、用公式表示，就是：旧管＋新收－件除＝实在，十分简单明了。

我在1994年写的为纪念帕乔利“复式簿记”发表500周年题为“帕乔利对复式簿记的历史性贡献为此后会计科学的发展奠定了牢固基础”的文章中，曾把会计体系比作是“一棵枝繁叶茂、繁花似锦的树”。现在再以此为基础作进一步展开。我认为，从会计结构的发展看，可以这样来理解。、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将对现行管理会计体系产生重大影响

社会文化观范文第9篇

关键词：建构主义 社会文化观 符号处理式思想 山水画教学

分析社会文化观和建构主义两个学习理论，比较其异同与相互关系，阐释两个观点给教学与学习者、教师的关系所带来的变化与启示具有重要意义。笔者通过建立新的学习理念并将其用于美术学院山水画教学实践，进一步分析、评价、批判、反思山水画教学实践。

一、解析建构主义符号处理式思想、社会文化观等学习理念，建立新学习理念

科布建构主义观认为学习是“只有通过把个人世界里的经验组织起来以提高个人面对世界的效能，学生才能主动地建构自己学习的求知方式”①。建构主义就是情境式思想，其学习观是通过问题解决而进行的，是一个建构过程。学习者与环境一起行动，他们会主动地对外在的经验加以筛选、组织和整合，学习者无须依赖一些既定的程序来进行心智活动。“符号处理式思想也称认知主义学习，是一个通过操纵符号而进行的知识习得过程；教师发放知识表象，学习者处理表象或符号所包含的信息”。②

布鲁纳认为符号处理式思想的问题，在于这个观点对思想加诸了一些规则和操作限制主导着信息系统的规则和操作方式，不容许系统在建立意义时出现混乱、模棱两可及受环境影响的情况。但布鲁纳视这种意义建立的过程，为情境式思想观点即建构主义所关注的事项。因此布鲁纳认为这两种取向即符号处理式与建构主义并非势不两立，务要除掉对方以取得优势。相反这两种了解思想的取向就是建立意义及完善的资料处理过程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笔者认同布鲁纳的观点，学习观是见仁见智的，符号处理式学习观与建构主义学习观各有利弊，相辅相成、相互协作、渗透、整合与互动更能创生出新的学习观。

科布的建构主义观与社会文化观有关学习的论点中，相同点是两者都强调实践活动对学习发展的重要性。社会文化观着重把活动与社群文化中有组织的实践联系起来，并强调认知过程从属于社会过程和文化过程。建构主义观强调个别学生的感觉运动和认知活动。不同点是建构主义认为学习只有通过把个人世界里的经验组织起来以提高个人面对世界的效能，学生才能主动地建构学习的求知方式。社会文化观认为学习活动其实与社会情境和文化情境有很密切的关系。“建构主义着重学生个人的概念重组，社会文化观则认为学习是因共同参与实践社群的文化而产生的”③。“但建构活动只在有认知的个体与社群里的成员互动时才发生”④。格拉斯菲尔德倾向个体建构的求知方式，波斯菲德强调“学习是人们在社会互动过程中，通过对事物意义的协商而主观地对社会的方法和模式作出重新建构”⑤。这样的学习主要集中在组成课堂微观文化的师生互动过程中。科布认为建构主义观与社会文化观互不对立而是相辅相成。并且各自都对学习提供了一半的解释，需要两种学习理论兼容并包并相互构成对方的后景，与其把学习理论归纳在一个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理论之下，倒不如在处理具体的学习问题时，尝试协调两个不同的观点，不断进行反思，并把反思记录下来。再不必寻求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习观点，而是在实践中面对与特定情境有关的问题时，寻找有意义的解决方法。科布认为建构主义观与社会文化观应相辅相成，应从实用的角度来检视理论。布雷多认为“符号处理的认知观点视为一种二元论，而把情境的认知观点看成是多元论”⑥。所以，无论是主张系统化或环境化的派别都要虚心，共同建立一种合作关系，建立一种逐渐形成部分和整体之间的和谐关系，把认知与环境、科学与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显然，建立的有关人类认知的理论，应该表现出这种开放和演进式的思想。

根据以上分析比较，笔者认为建构主义观与社会文化观不仅在实践的层面上相辅相成，更应在实践与理论两个层面互相开放和相互整合，演进更能适合学习者学习的实践方法和基础理论。在理论分析与教学实践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学习应成为学习者主动参与、激活兴趣、相互协作、合作探究、相互碰撞式的生态式创生学习。这种学习方式暂且把它称为“以任务为本的学习”。任务式学习是学习者依据自己的学习任务，在具体的学习环境和空间建构自己的学习方式，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生成学习的过程、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等，这样的学习是开放式和演进式相整合的创生式学习，笔者称之为“以任务为本的学习”。

同时，教学与学习者、教师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教学变成了学习，教学不再是威严的说教和权威的传授，更不是在话语霸权下的压制和强迫，而是协作和帮助，教学成为学习活动的组织和协作式的框架与在具体情境中上下求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学习成为学习者的独特特征。学习者成为学习的主人，学习成为主动参与、主动进取，在兴趣与激情的引导下，在开放的环境中进行自主、合作、探究式的学习。在具体的学习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中碰撞创生出自己的学习成果。教师变成了学习者的首席，再不是威严的说教者、压制者，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强迫塑造者，话语的霸权者与独角戏演员，而是学习活动的创设者，学习者的协助者和服务者，与学习者一起建构学习方法，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与学习者一起建构学习的成果，当然也是学习者进行学习活动的咨询者和解决问题的协助者。总之，科布的论点使教学、学习者、教师的角色与关系发生了质的转变，但三者还是存在的，并没有消解和解构，而是重新阐释和建构。

二、运用学习理念反思并评鉴美术学院山水画教学（学习）实践

美术学院山水画教学课程内容是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史等紧密结合，山水画教学（学习）方法部分采用了建构主义的学习方法，学生在山水画临摹、写生、创作时突出学画过程中的探究性，培养学生搜集资料、筛选信息和研究问题的能力，以及创作、互动、整合、展示的综合性艺术和文化素养。这些学习方法（教学方法）充分体现了建构主义的艺术学习观，学生的学习是通过具体的山水画临摹、写生或创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的解决而进行的，是一个建构过程，学习者与具体的绘画情境环境一起行动，学习者会主动地对外在的经验加以筛选、组织和整合，学习者无须依赖一些既定的程序来进行心智活动。学习者通过搜集资料、提问、观察、临摹，以及教师手把手传授笔墨技法等一系列学习活动体现出建构主义的学习观。教学（学习）方法也采用了社会文化观的教学（学习）方法，例如学习（教学）时，教师引导学生（学习者）在社会生活或艺术环境中了解与山水画课程内容相关的知识与能力，鼓励学生（学习者）接触多样的文艺形式，丰富文化素养，初步形成自己的审美观、价值观，并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发表见解。教师与学习者共同商议完成山水画课程的教学（学习要求）。这些教学（学习）方法体现出社会文化学习观的学习方法。“社会文化学习观强调教学（学习）活动其实与社会情景和文化情境有很密切的关系。”⑦学习者在社会生活情景中了解、把握、接触与山水画课程内容有关的知识、能力、文化素养和文艺形式以及技能、用笔、用墨和认识笔、墨、纸、砚的性能等。并形成学生自己的审美观、价值观、情感、态度等综合人文素养和文化艺术以及创作山水画的素养。这样的教学（学习）活动就是社会文化观要求的教学（学习）活动。

建构主义观与社会文化观在美术学院山水画教学实践中并不是相对立而存在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兼容、相互协作的，正如科布所认为的是相辅相成而存在的。例如，教师引导学习者在社会生活中（参观画展，访山水画家，参观名胜古迹、洞窟壁画等）了解相关的山水画知识与能力，接触多样的艺术形式，初步形成学生自己的审美观、价值观。这里所运用的了解、接触、初步形成等词语就有建构的成分在其中。再例如，体现建构主义学习观的学习活动中，其中培养学生搜集资料、筛选信息、研究具体问题、创作、表现绘画过程、展示作品等活动中就包含社会文化观的学习方法，因为这些活动都是在具体的环境、情境等一定的社会空间中进行的。

当然两种学习观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存在着两难困境。首先，在社会生活中接触多样的文艺形式，联系自己的亲身体验在实际生活中发表见解，看起来非常开放、容易做，实际上学习者很难把握具体操作的方法，时间是否允许？这样做出来的成绩是否能得到美术学院教育主管者的认同？在我国，考试大多不考这些学习者的体验、见解和多样的文艺形式，学生操作的时候热情高涨，考试的时候成绩上不去，学生、学院、家长、社会、学院教育管理部门怎样来评价这样的学习方法？这都是切实存在的问题。再如学习者所进行的搜集资料等一系列综合活动，学生参与的热情非常高，但存在的问题确实非常严重。首先是评估的方法难于把握，山水画教学实践中采用质性评估和过程性评估，对学生的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进行评估，这些评估的具体操作方法没有统一的标准，没有具体的质和量的衡量度，是一个软指标，是开放的评估，是学习者、教师、家长、普通社会成员等都可以参与的评估，这样的评估的质与量就带有很强的可塑性。还有考试也不考这样的题目，得不到家长、学院、学院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再加上这样的活动还需大量的时间和资金的支持，因此，一两次的实验课、听课、评优样板课可以搞这样的活动，真正作为现实教学活动恐怕难于实施，这就是当今教育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总之，不论是建构主义学习观或社会文化学习观，在应然的层面上都是当前先进的学习理论，在实然的层面上恐怕是举步维艰。

教学过程中，笔者还采用了以“任务为本的山水画学习法”与“合法理的周边参与山水画学习法”⑧，学习者通过共同参与，从处理次要任务逐步迈向处理核心任务的过程，使参与成为学习的方式，即把山水画课程内容所要求学习掌握的笔法、墨法、章法、勾、皴、点、染等学习任务与内容分配给学习者，教师在手把手传授的同时，学习者通过探究性学习选取学习方式，例如搜集资料、筛选信息、研究问题，以及创作、表现、展示等综合学习方式，完成具体的学习要求和具体的山水画任务要求，在综合活动中接触了多样的文艺形式，丰富了文化艺术素养，在学习者相互展示表现中初步形成自己的审美观、价值观。例如学习山水画的艺术史论，学习者可以分组学习，一组学习山水画的历史，二组学习山水画的理论，在相互讨论、探究、互动的过程中，学习者建构自己独特的山水画的历史观与理论观，创生出具有反思批判性的、创新性的山水画艺术史论观。这样的教学方法既包含了社会文化观，也含有建构主义学习观，并扩展了两种学习观，初步解决了教学与学习评估所存在的两难困境。也能在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这样的开放性考察中评估学习者学习山水画整合的能力，这样学生既能应考，也能得到家长、学院、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学生也乐于参与，兴趣倍增地投入实践活动，使应然与实然在实践的层面上初步整合。总之，在探究美术学院山水画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的层面上，方法是无穷无尽的。

结语

本文分析比较了社会文化观和建构主义观以及符号处理式思想的不同学习理论，建立了以任务为本的学习观，用三个不同的学习观分析、评价、批判、反思了美术学院山水画教学实践，指出社会文化观与建构主义观在实然与应然层面上的两难困境，并总结出以“任务为本的山水画学习法”与“合法理的周边参与山水画学习法”在实然与应然层面上对社会文化观与建构主义观相互整合与补充的作用。

注释：

①③④⑦Cobb.思想在哪里.学习者、学习与评估[M].冯施钰珩，等译，香港公开大学出版社，2003：381，382，384.

②Bruner.文化・思想与教育.环境与课程[M].冯施钰珩，等译，香港公开大学出版社，2003：278.

⑤Bredo.教育心理学的重建.学习者、学习与评估[M].冯施钰珩，等译，香港公开大学出版社.2003：388.

⑥琼・莱夫，艾蒂安・温雅.合法理的周边参与.学习者、学习与评估[M].冯施钰珩，等译，香港公开大学出版社，2003：407.

社会文化观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建构主义 社会文化观 艺术考察 课程

本文运用建构主义与社会文化观学习理念，在教育哲学的层面分析美术学院美术教育专业开设艺术考察课程的重要性与前瞻性。建立新的学习观点与理念并用其反思评鉴美术学院艺术考察课程活动式教学实践。

一、艺术考察课程所依据的学习理念

艺术考察课程所依据的是建构主义学习观与社会文化观学习理念。建构主义学习观认为学习“只有通过把个人世界里的经验组织起来以提高个人面对世界的效能，学生才能主动地建构自己学习的求知方式”。①建构主义的情境式学习是通过问题解决而进行的，是一个建构过程。学习者与环境互动并主动地对外在的经验加以筛选、组织和整合，学习者无须依赖一些既定的程序来进行心智活动。社会文化观强调实践活动对学习发展的重要性。把活动与社群文化有组织地联系起来，并强调认知过程从属于社会过程和文化过程。学习活动与社会情境和文化情境有密切关系。学习是因共同参与实践社群文化而产生的。建构主义观与社会文化观相辅相成。在实践中面对特定情境时，寻找有意义的解决方法。学习应成为学习者主动参与、合作探究、相互撞碰、开放式学习。学习者依据自己的活动，在具体的学习环境和空间建构自己的学习方式，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生成学习的过程、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等，这样的学习是创生式学习，笔者称为“艺术考察活动式学习”。

二、艺术考察课程中学习者与教师的关系

教学变成考察活动，教学不再是说教，而是协作和帮助，教学成为考察活动的组织和协作式的框架与在具体考察情境中上下求索发现与解决问题的方法。学生变成考察者并成为学习的主人，学习与考察成为主动参与、主动进取，在兴趣与激情的引导下，在开放的环境中自主、合作、探究式地学习与考察。在具体的学习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中碰撞创生出自己的学习考察成果。教师变成考察者的协助者和服务者，与考察者共同建构考察方法，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与学习者、考察者共同建构考察成果，当然也是学习者进行学习与考察活动的咨询者和解决问题的协助者。

下面笔者具体列举一些艺术考察课程课例：

1.课程简介

艺术考察是艺术情景式实践教学。运用建构主义学习观与社会文化观学习理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过学习者的亲身感知与体验使学习者做到知行合一，自主建构艺术与生活、艺术与文化、艺术与社会的动态关系，扩展艺术视野，提高学生全面艺术素质与文化修养。在国内选取艺术考察对象如石窟、碑林、专题博物馆、民居、帝王宫殿、帝王陵墓、名山大川等。

2.教学目标

扩展学习者的艺术视野，感知与体验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学会对各门类艺术的赏析、考证并能深入研究，提高对艺术的研究能力与审美能力。通过访问民间艺人、著名画家、民俗专家，以画速写、做笔记、记录影像等动态情景式学习方式获取艺术资料，为各门美术专业课搜集素材。通过艺术考察的一系列活动，学会欣赏、感知、探究不同时代的艺术品，获取优秀艺术经验与丰富的艺术知识，培养学习者热爱优秀的中国文化，开发学生的艺术创作思维，培养爱国主义精神。

3.教学重点与难点

了解不同地域的传统文化、风土人情、民俗等，探究其与艺术的关系。提高学习者生动准确地感知考察对象艺术特征的能力，掌握快速记录与把握艺术要领的能力。潜移默化地培养学习者举一反三、实事求是、应目会心以及应物象形的艺术思维与实践能力。

4.教学内容

根据教学内容，确定艺术考察对象如石窟、专题博物馆、民居、名山大川等。先聘请专业导游或当地专家、学者讲解其文化、艺术、历史价值。教师作为学习者的首席与学习者共同学习。在听完介绍之后教师与学习者讨论、探究、访问并进一步深入考察。在考察的真实情景中教师给学习者传授搜集考察资料的方法。

（1）学习者根据考察的不同地域，自由选择艺术考察的侧重点，如游历名山大川、名胜古迹，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

（2）学习者访问民间艺人，欣赏民间艺术，感知民间艺术的表现形式与方法，获取艺术灵感。

（3）参观考察不同专题博物馆，提高审美欣赏能力，提高艺术视野和艺术感知能力。

（4）学习者搜集自己感兴趣的艺术素材，根据自己的特长，认真整理考察记录。

5.考察延伸与艺术考察报告和撰写考察学术论文

（1）学习者通过不同获取信息的方法与方式如速写、笔记、影像等，仔细分析并深入细致地整理自己获取的信息资料。

（2）把艺术考察的对象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以及中国人传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整合探究，深入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特征。

（3）教师讲授考察报告、学术论文的撰写方法与要求。

（4）艺术考察外出时间为15天，回校整理资料、图书馆查阅资料、完成考察报告和撰写学术论文共15天。

6.考核方式

课堂教学包括教师讲授考察报告及艺术考察学术论文的撰写方法与要求。学生按照课程要求撰写考察报告与学术论文，教师根据文章质量、课堂表现与考察态度情况，给予综合评价，以百分计入成绩。教师根据质性与过程性评价方式，把分数与学生的过程性成绩客观地填入下表。

三、为什么要在美院美教专业开设艺术考察课程

美术院校美术教育专业本科学生学习中国画等专业基本功的同时，还应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与美术史，加深对国学包括儒、释、道文化的研究，培养研究型人才。美术包括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建筑等综合概念。开设艺术考察课程主要是开阔学生艺术审美视野，感知不同地域风土人情，赏析经典艺术品，提高艺术审美能力。通过速写、笔记、影像等记录方式，为专业课收集素材。通过艺术考察活动培养学生以优秀的中国文化为底蕴，开拓创作思路。艺术考察课程中，教师以艺术考察活动式学习方式引导学习者参观名胜古迹、洞窟壁画等，培养学习者搜集资料、筛选信息和研究问题的能力，以及创作、互动、整合、展示的综合性艺术和文化素养。教师引导学习者在社会生活或艺术环境中了解与国画课程内容相关的知识与能力，鼓励学习者接触多样的文艺形式，丰富文化素养，初步形成自己的审美观、价值观并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发表见解。学习者在社会生活情境与艺术考察活动中提高体验艺术的综合能力，并形成学生自己的审美观、价值观、情感、态度等综合人文素养。

美术教育专业学生更应该明白自己将来做中小学美术教师或艺术教师，要了解中国和世界的美术与艺术史与发展轨迹，这些具体的美术史与艺术史真正的存在方式是生态的存在于地面、地下与民间。所以给美术教育专业的学生开设艺术考察课程更显重要。

结语

本文运用建构主义与社会文化观学习理念，在教育哲学的层面分析美术学院美术教育专业开设艺术考察课程的重要性与前瞻性。并运用“艺术考察活动式学习”理念反思艺术考察课程活动式教学实践。艺术考察课程创设的最大特色与前瞻性就是在整个考察活动中隐去了教师，突出了学习者，体现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人”的理念。

注释：

①Patrcia Murphy.．学习者、学习与评估[M]．冯施钰珩，等译.香港公开大学出版社，2003：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