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伦理论文范文

商业伦理论文范文第1篇

20世纪中叶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最早始于哲学、文艺与建筑领域，随后席卷到政治、社会、经济和科技等诸多领域，受其影响，作为各学科综合交叉的教育与管理领域也出现后现代转向。后现代教育观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过程以及师生关系等诸多领域都与传统教育不同，强调针对不同学科的具体特点进行有针对性、交互体验式的教学。对于工商管理学科来说，传统的商科教育凸显对未来商业人才的知识和技能灌输，以打造能够高效地服务企业的管理人员为使命，却淡化对学生的伦理与人格教育。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经典的工商管理模式存在诸多弊端，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过于推崇理性主义，片面追求效率和利润，将人的情感和伦理因素边缘化。在1959年出版的《未来的里程碑———关于新的后现代世界的报告》一书中，德鲁克在管理界率先使用了“后现代”概念，他提出了后现代世界变革的四个里程碑，其中第四个里程碑就是教育。他认为，后现代是一个“教育大爆炸的时代”，后现代社会的教育应使人回归到精神价值上来，倡导将信仰作为医治现代社会诸多疾病的良方，倡导信仰在后现代世界的公司中的重要性。而在目前的工商管理学科教育中，则充斥了功利主义导向和唯科学论，将伦理价值观等规定着未来工商管理人才行动方向的重要维度在工商管理学科教育体系予以边缘化。后现代主义者猛烈批判这种教育观，主张恢复情感、伦理、信念等非理性因素在管理中的地位，并将伦理等社会性因素推演到管理决策的核心地带。根据后现代主义者的主张，工商管理学科应该强化和凸显商业伦理教育的重要性。商科专业类学生未来走向职场，面临诸多经济诱惑，极易在物质财富诱惑中丧失管理原则。此外，对工商管理类学生进行商业伦理教育还能极大地改善整个社会的伦理氛围。由工业技术和实用主义观念冲击，现代社会存在着严重的伦理与信任危机，而企业是商业伦理培育的基本单元，对商学院学生强化商业伦理教育可以提高被教育者的伦理问题识别能力、伦理决策能力及伦理判断能力，进而影响整个商业生态的伦理氛围，引领和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由于特定的历史与政策原因，目前我国的工商管理教育功利主义导向更为严重。在扩招的背景下，各院校为了提高学生就业率，在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及教学方法方面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实用为目的，过分重视管理知识、操作技巧的传授而忽视对学生进行商业伦理教育。调查表明，在对我国115个高校样本的统计中，仅有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等10所高校将商业伦理课程列为必修课程，另有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等18所高校将商业伦理类课程列为专业选修课，这些课程包括“管理伦理学”、“企业伦理学”、“商业伦理学”“、营销伦理”、“领导伦理”和“会计伦理”等。此外，对工商管理学科进行商业伦理教育类的教研教改论文和课题也十分少见，从“中国知网”获得的数据看，从2008年到2013年发表在CSSCI核心刊物上以“商业伦理教育”为主题的论文只有7篇，而且主要聚焦于国外商业伦理教育以及我国MBA学生商业伦理教学，涉及的范围十分有限。最后，我国商业伦理方面的专门师资特别匮乏，很多教师都是商科出身，对伦理学等跨学科知识欠缺，未经系统化的商业伦理教育就直接走向岗位，致使商业伦理教学效果不佳。

二、工商管理学科商业伦理教学的国外经验

与国内不同，西方高校的工商管理学科历来比较重视商业伦理教育。在“利益相关者”理论影响下，欧美高校教育者认为，企业应该对顾客、供应商、员工、社区、公众等各种利益相关者负责，培养有责任心的未来企业经营者是工商管理学科的基本目标，因而，工商管理学科的学生应该将生产、营销、人力资源、财务管理以及研究设计等各方面纳入必要的伦理议题。美国的大型企业集团一般都有专门的伦理机构委员会，将商业伦理纳入到企业的日常管理之中，集中负责处理企业内外部的伦理道德事务，并有详细和规范的伦理道德培训计划。与此对应，欧美高校在课程设置、研究机构和评价机制方面均有比较健全的商业伦理教育体系。统计表明，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90%以上的商学院就都开设了“决策与伦理价值”等商业伦理学课程，西方商业伦理研究机构达到300多个，专业刊物达15种之多，相关教材和专著数千部。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高校的商学院还专门组建了工商伦理系。美国的商业伦理教育以培育学生对工商管理的伦理议题敏感度为目标。未来的管理者事实上并非欠缺伦理精神，而是受传统“经济人”假设影响，往往在商业议题上对伦理问题缺乏认知和麻木不觉。商业伦理教学要帮助工商管理类学生认识到商业和社会需求、人类生活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其对商业的是非曲直有清晰的价值判断，塑造有道德意识和责任心的商业管理人员；其次，在技能层面，提高学生在经济绩效和商业伦理的两难困境中合理进行决策的能力。最后，鼓励工商管理类教师参与商业伦理研究，进而对商业实践伦理水平的提升储备知识力量。美国商业院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商业伦理教学内容，一方面教授商业伦理学的基础理论，重点使学生认知到商业与伦理的本质联系，剖析市场与企业的伦理学基础；另一方面，讨论具体的商业伦理案例，提高工商管理专业学生的伦理决策水平，相关研究者将不断出现的商业丑闻和由于伦理问题引起的商业危机事件编进教材，在课堂上引领学生对这些案例进行分析和讨论，以此开发学生处理商业伦理问题的技巧。在美国，商业伦理教学是一项倍受重视的系统工程，商业伦理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也多种多样。主要包括：专职教师或企业高级管理者提供的讲座，分组讨论的案例教学，灵活生动的故事，选择典型素材进行视频播放，围绕商业伦理认知而撰写的成长日记，以及走进现场的实践教学。这些方法从理论认知、实践观察、模拟体验、人生成长等各个层面强化学生对商业伦理的认识和学习。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和教育者探索商业伦理的更加科学的教学方式，如采用合作学习法、现场调查法、经历分享法、角色扮演和情境模拟法、道德模型运行法等教学方法。在各种商业伦理教学方法中，案例教学方法在美国商学院伦理教育中倍受青睐，该方面有利于借鉴各种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在现实情境中塑造德能兼备的商业人才。如麻省理工的斯隆管理学院将学生未来职业规划和社会文化、价值观因素介绍到课堂案例的研讨之中，启发学生重点讨论“历史、环境与伦理”等商业伦理问题，提高学生们运用伦理进行商业判断的能力。

三、工商管理学科商业伦理教学模式改革的创新途径

后现代主义的教育观认为，知识不具有绝对的客观性、普适性和中立性，基于理性主义、中心主义、实用主义的教学过程事假定教师及其知识的权威性，将学生视为消极被动接受知识的行动者，而事实上学生对知识的接受是一种重新诠释和创造知识的过程。知识的创造者和讲授者不可能完全做到客观中立，难以规避其自身的社会背景和特殊价值偏好，因而教师不可能是真理的代言人，也不应被视为是教学过程中的权威，因而知识是动态的开放系统，需要在怀疑和批判中才能真正获得发展。后现代主义教育观充分认识到知识的相对性特征以及知识传递和传授中主观诠释、体验的重构意义，这对传统的教学观念带来革命性的冲击。工商管理学科的商业伦理教学更是具有强烈后现代主义色彩，需要进行一场基础性的教学模式改革。伦理的传授和传递与相对客观、中立的科学知识的传授截然不同，其价值色彩浓重，而价值和文化的传授不能强迫而只能是被认同，因而在商业伦理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权威性更弱，只能扮演一种辅角色。依照这种理念，未来工商管理学科的商业伦理教学应该尝试探索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路径：其一，师生角色转换，确立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商业伦理教师在商业知识方面具有丰富的积累，但不表明他同时是一位卓越的商业伦理实践者，因而商业伦理教育要破解教师知识权威的代言人角色，主张师生在教学过程中都是平等群体中的一员，教师只不过是这些平等者接触商业伦理理论与案例的首席解说者和故事讲述者，同时扮演参考者与协调者的角色。在这种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任务不是单方面的传授，而是通过协商对话启迪或提高学生对商业伦理议题的敏感性。其二，回归事件，还原情境，进行体验式教学。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教学的使命是让知识在回归事件的过程中培养学习者应对生活事件的智慧与能力，教学本质上是师生基于生活事件的互动与交流。因此，商业伦理教育应该把教学视为“即兴创作”“、情境再现”和“社会交往”体验过程，激发学生身临其境、直面利润与伦理冲突的能力，将商业伦理教学视为关于师生关于伦理议题的一种特殊体验技术。其三，启动自主学习机制，商业伦理教学是学生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建构的自组织过程。商业伦理学科知识需要学生在对商业情境的理解中建构伦理的意义以在两难的管理困境中合理进行决策，这本质上是学生对商业知识和伦理知识的文本进行创造性解读和综合的过程。这种教学过程的核心是教师提供启发性的故事和案例、情境，教学主要是学生通过自我理解、自主学习，对商业伦理的知识意义进行主动建构。商业伦理教学本质是教师参与的学生在真实性的任务驱动下进行操作性自我学习的过程，在其间，教师提供有关商业和管理目的的价值观冲突，使学生从各种选择困境中获得情感体验和知识的创造性增长。

四、我国工商管理学科商业伦理教学改革的政策建议

1.建议各商科院校开设商业伦理方面的必修课程。

学生培养质量的提高反映在教学环节关键的就是开设什么课程，以及该课程在教学体系中的位置。扭转我国工商管理类专业商业伦理教育薄弱的形势，首先要从课程设置上重视商业伦理。统计显示，在被调研的10所港澳台大学中，有7所大学将商业伦理类课程设置为必修课程，而且这些课程高达6个学分，在商业院学生课程体系中占有较高比例。加强我国商业伦理教学改革，必须要开设商业伦理课必修课，提高商业伦理在工商管理类学生培养课程中的地位。具体来说，这些课程的内容体系可以十分丰富和多样，如“商业的道德判断”、“管理伦理”、“会计伦理准则”等，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及参与课堂的积极性。

2.打造高水平的商业伦理师资队伍。

尽管在后现代教育观看来，教师仅仅是课堂的一个参与者而非权威控制者，但教师对于商业伦理教学效果的影响仍然是第一位的。商业伦理与普通工商管理课程的不同在于，商业伦理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既涉及到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知识，又涉及经济学、管理学等商科知识，这就对教师的水平有极高的要求。而目前国内尚没有商业伦理方面的专业师资，兼有商科和伦理学专业背景的教师很少。只有伦理学专业知识的教师可能缺乏对商业常识和企业经营的理解而使教学内容过于抽象；只有商科知识背景的教师可能缺乏哲学、伦理学基础而使教学内容专注于表面问题而不能使学生真正接触伦理精神的本质和掌握伦理分析方法。其次，作为跨学科的新兴课程，是商业伦理从业教师付出与收获往往难成正比，无论是在课程申报还是上，商业伦理学都面临严重的困境，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功利主义的导向下，优质的师资力量很少会投入到商业伦理的教学和科研之中。由此，高校需要支持商业伦理科研研究，呼吁有相关基础的各学科学者加入到商业伦理的教学研究行列之中，组建相关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并提供各种资源保障，打造优质的商业伦理师资队伍。

3.创新多样化的商业伦理教学方法。

如前文所述，商业伦理与其他课程的重要不同在于，需要回归到事件之中，让学生作为参与者身临其境进行自我创造。因而商业伦理的教学应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经济效用与伦理道德结合，面向商业伦理难题与行动的教学原则，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教师应该放弃原来以自我为主导和权威的讲座式教学方式，创造性地使用辩论、案例讨论、情境模拟、角色扮演与现场参观等多种教学方法，也可以邀请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就伦理困境和教授座谈，与学生互动，启发和传递商业价值观，切实提高学生的伦理决策力。

4.建立合理的评价机制，提供商业伦理教育的资源保障。

由于商业伦理教育的内在性，往往相关投入很大而见效很慢，加强商业伦理教学，必须建立公正合理的评价机制，合理引导更多的优质师资力量投入商业伦理教学和科研行列。商业伦理建设的功效关涉到未来学生的健康成长和整个国家伦理水平的提升，不能单单以简单的经济绩效汇报来评估其价值，商学院应该重新估计和修订商科教育评价体系的内容与标准，在刊物级别认定、教学科研奖励和职称评审方面适当倾斜，唯有这样才真正能够提高教师投入商业伦理教学和研究的积极性。其次，在将商业伦理学列为工商管理类主干课程的同时，在教学资源方面也应该对商业伦理有所倾斜，建立专门的培训基地和开设模范课程，加强教师与企业之间的往来联系，保证商业伦理教学有较为充分的资金与资源。

商业伦理论文范文第2篇

商业伦理教育能够通过影响学生的认知从而改变其伦理行为。而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晁罡调查发现, 学习过伦理学的学生其伦理责任取向水平更高。[19]陈迪英认为, 学习过伦理学的领导者的慈善责任取向水平更高。[20]

五、 对中国的启示

西方商业伦理教育经过30多年的发展, 无论在教学、 科研领域, 抑或与企业界的互动联系, 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给我们以下启示:

商业伦理教育是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如前所述, 商业伦理教育的发展是西方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经济也取得了较大发展, 但是企业丑闻不断, 食品安全、 环境保护、 劳动权益保护和层出不穷的煤矿事故, 引起全社会的极大关注。这种社会背景, 正如西方一样, 是发展商业伦理教育和研究的绝佳时机。

商业伦理研究应与文化传统及当前社会需要相结合。伦理学是一门具有深厚理论传统的学科, 西方的义务论、 功利主义等流派源远流长, 当今西方商业伦理的勃兴, 正是建立在这一深厚了理论根基上。中国诸子百家特别是儒、 道、 佛、 墨几家的伦理思想, 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亦产生了深远影响。当今商业伦理教育和研究的发展, 离不开这一古老的传统, 未来的中国社会价值也一定根植于这一深厚的土壤。同时, 当前中国的社会问题, 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 如企业丑闻背后的政府人员权力寻租和腐败, 民营企业违法违规背后, 是大型国有企业的垄断和市场的不完全竞争等, 这些都是中国不同于西方的特征, 也是中国商业伦理开展研究, 展现自身特色的重点。

学术界与企业界广泛互动, 为商业伦理教学积累了丰富的案例。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商业伦理学术界与企业界的互动非常广泛, 学术界的研究课题来自于企业界的现实问题, 这也是美国的传统。企业的危机处理、 公共事务、 核心价值观规划等, 都吸收了学术研究成果, 或邀请学术界人士参与。学术界人士也常常主动走出校园, 深入企业内部调研, 美国商业伦理研究的论文题目明显反映了这一倾向。这些研究和企业案例,为丰富课堂教学提供了重要支持。中国近年出现的震惊全国的毒奶粉事件, 层出不穷的矿难事件, 国美公司董事长与职业经理人争议事件等, 都非常具有学术价值。

提高商业伦理课程的地位。西方经过快速发展之后, 商业伦理教育被提上日程, 各大商学院开设相关课程已是大势所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商业伦理问题远甚于西方, 研究当前的商业伦理问题, 用具有普世性伦理价值教育启发未来商业人才, 成为社会的迫切需要。中国教育部也将商业伦理列为MBA和EMBA的必修或选修课程。目前, 中国各大商学院也在着力推动MBA商业伦理教育课程, 有些学校已经将此课程定位为必修课, 如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等; 也有学校将其列为综合选修课, 如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则将其列为本科生教学平台课。但总的说来, 这一课程的普及程度还不够, 地位也不够高, 多数商学院要么尚未开设 此课程, 要么仅仅作为选修课, 说明在这一问题上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伦理问题涉及人的内在价值, 理论难度大, 需要老师具备哲学、 伦理学、 社会学以及管理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学习这门知识对老师都有难度, 何况在校学生!另外, 受原苏联教育体系的影响, 中国高校教育分科现象严重, 商学院的学生一进校门就只学商务知识, 人文知识非常薄弱。针对这一情况, 教师在教学中有必要采用多种教学方法, 如现场教学、 案例教学、 邀请企业界人士与学生互动、 伦理困境研讨等, 以便从多个角度增强学生对商业伦理的敏感性和理解能力。如作者曾带学生到一家用《弟子规》管理的企业参观, 让学生置身于现实情景中理解伦理价值对企业经营和员工行为的影响, 返校后让学生讨论“企业的目的”究竟是利润最大化还是其它方面, 颇受学生欢迎。

加强学术交流和课程研讨。中国商业伦理教育正处于初期发展阶段, 加强学术界内部的交流、 产学研交流, 互通信息, 非常有必要, 这是一个快速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渠道。近年来, 上海交 通大学、 北京大学等高校都召开过相关的教学会议,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 Stark, Andrew. What''s the matter with business ethics?[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3, 71(3): 38-48. [2] 柯丽敏. 电子商务专业大学生商业伦理教育现状和课程设计分析[J].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2009(38

): 120-124.

[3] Donna Fletcher-Brown , Anthony F Buono , Robert Frederick , Gregory Hall , Jahangir Sultan.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Business Ethics Education: Establishing the Baseline[J]. Journal of Academic Ethics, 2012, 10(1): 45-46.

[4] QI An-bang, JIANG Hui. A Study on the objective system for the business ethics education for Chinese MBA[J]. Modern University Education, 2006(6): 65-69. 一、 西方商业伦理教育的缘起

西方国家经过二战以后几十年的快速发展, 经济水平已经有很大提高; 与此相伴而生的是公民意识的提高, 人们对幸福感的追求。随至19世纪80年代, 企业社会责任、 利益相关者、 企业公民等理论迅速发展。同时, 公民社会的环境保护、 消费者权益、 保护少数族裔权益等运动日益兴起。人们谴责企业破坏环境或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希望企业满足社会多方利益相关者的需要。在此背景下, 学术界开始深入研究商业伦理问题, 开展学术讨论和教学, 商业伦理教育及相关研究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发展契机。

商业伦理属于应用伦理学范畴, 主要探讨企业对多方利益相关者应尽的社会责任, 以及企业在生产、 人力资源、 营销、 财务、 供应链以及环境管理等方面的伦理议题。

国外商业团体和学校越来越关注商业伦理和企业社会责任, 许多商学院甚至一些大型企业将商业伦理纳入到课程培训中, 据Stark, Andrew统计发现美国目前超过500个校园开设了商业伦理课程, 将近90%商业类学校提供了有关商业伦理教育的培训, 同时有超过25个领域的教科书和3个学术刊物致力于商业伦理的研究, 16个商业伦理研究中心在运作。经营管理人员对商业伦理问题和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日益关注, 同时, 商学院的学生也对商业伦理教育问题越来越感兴趣, 因此, 工商管理类院校应当顺应这一潮流, 开展商业伦理教育。[1]

但是对于商业伦理教育, 曾有学者提出“商业伦理能不能教”的问题。他们认为, 伦理问题属于人的内在价值层面, 学校无法传授。但是, 大多数学者提出了反驳意见。[2]Donna通过对2014个班的商业类学校学生的调查, 发现接受了商业伦理教育的学生相比未接受商业伦理教育的学生在交易模拟时不太会接受内幕信息, 研究结果认为加强对学生的商业道德教育的努力是非常值得的。[3]也有学者指出, 虽然伦理不能教育或传授, 但却可以分析, 经过讲师的引导, 去了解、 分析伦理步骤, 有益于提高学生的商业伦理决策能力。 [4]

那么, 人们的道德行为真的会因为伦理知识的增加而改变吗?如果存在影响, 开展商业伦理教育又将如何作用于人们的商业决策行为?在校学生与MBA学生的企业社会责任取向受到伦理课程的影响程度有何差异?如果价值观能够影响行为, 那么, 工商管理类院校以何种价值观开展教育事业, 将不仅影响到在校学生, 也必将对他们未来成长过程中的是非判断, 特别是社会责任取向产生深远影响。所有这些, 都是西方高校和企业界的商业伦理教育长期关注的问题。

二、 西方商业伦理教育的发展

经过30多年的努力, 西方商业伦理教育在学术研究、 机构建设领域均取得了较大发展。

(一)商业伦理研究

西方商业伦理教育研究主要包括三方面: 一是在校大学生和企业管理者对于商业伦理的认知态度及其影响因素; 二是商学院商业伦理教育的目标、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以及评价体系; 三是商业伦理教育对于学生伦理取向的影响及其伦理决策的模型研究。

本文选取Springer数据库进行检索, 因为其覆盖了西方重要的商业伦理与教育的学术期刊内容, 其中收录的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Teaching Business Ethics及Business and Society等均是研究商业伦理教育的顶级期刊。截至2011年3月12日, 在Springer数据库分别以商业伦理、 伦理教育以及商业伦理教育为题名和关键字进行检索, 并以商业伦理的发展脉络作为年限划分的依据.

资料来源: 鲁常玉. 商业伦理教育对商学院学生企业社会责任取向的影响效应研究.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2011.

西方商业伦理 研究是随着商业伦理课程的开设而不断推进的。1990年以前, 西方对商业伦理领域的研究总体上还处在初期阶段。1990年至2000年, 商业伦理教育研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大量学者加入到商业伦理教育研究的领域。以“商业伦理”为关键词, 这一阶段的年均论文数量为38篇, 而之前只有6篇, 是以前的6. 3倍多。2000年以后, 由于安然事件等企业

丑闻, 商业伦理问题更是广受社会关注, 越来越多的商学院开设了商业伦理课程, 年均论文篇数达到57篇。而至2008年,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人们更加深切地意识到商业伦理教育的重要性, 2008年至今的年均篇数突破100篇, 达到102篇, 为历年最高。

  另外, 以1990年为界, 运用定量方法研究商业伦理教育的论文逐渐增多, 研究方法和内容呈现出日益深入的状态。

(二)商业伦理教育机构

至1995年, 西方商业伦理研究机构达到300多个, 刊物14种, 教材、 专着1000多部。[5]哈佛、 斯坦福和沃顿等着名大学的商学院还专门建立了工商伦理系。斯坦福商学院有社会创意中心, 加州柏克莱大学的哈斯商学院开办了企业责任中心, 达特茅斯大学的塔克商学院也发起了企业公民责任倡议行动。欧洲还建立了欧洲企业伦理网络(简称EBEN)。2003年9月, 诺丁汉大学商学院创办了英国第一家以企业责任性为主轴的MBA课程, 将企业社会责任融入管理教育中, 为未来的职业经理人员提供培训和辅导。

60%左右的美国大企业专门成立伦理机构委员会, 负责企业的伦理道德事务处理, 并制定了详细的伦理道德培训计划, 把伦理管理纳入到企业的日常管理中。据1990年代中期的“财富”杂志前500名企业中, 将近90%的企业制定了伦理道德规范。在对1000家企业的调查中, 有1/3的企业配备了专门的伦理主管, 而且成立了以服务企业战略、 推进伦理实践为宗旨的伦理协会。[6]

至1993年, 美国90%以上的商学院开设了商业伦理学。但是, 作为世界上商业伦理教育最发达的国家, 美国不少大学的商学院并未将此课程列为必修课。排名美国前50的商学院, 只有不到40%的学院开设了此必修课程。在欧洲大学的商学院, 开设企业社会责任必修课程的只占27%。在MBA教学方面, 仅有15%的英国和爱尔兰商学院课程是以企业社会责任为导向设计的, 而开设选修课的约占36%。在中欧和南欧国家的MBA课程中, 设有企业社会责任课程的分别为5%和36%。[7]可见, 即便是在美国, 普及商业伦理教育仍然是任重道远; 欧洲的情况更是逊于美国。 三、 西方商业伦理教育的内容体系

(一)商业伦理教育的目标

发展学生对伦理议题的敏感度是西方商业伦理教育的重要目标。在商业实践中, 许多职业经理人员并非没有道德, 而是对商业伦理问题缺乏认知, 或者缺乏伦理推断的工具。有学者认为, 应当让学生了解在企业经营中可能出现哪些道德两难问题, 可以采用何种道德推理技巧, 以便作出正确的判断。[8]或者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伦理问题, 并让其阐明个人的道德理想。[9]

Ronald R. Sims 和Serbrenia J. Sims. 分别从本科学生和MBA学生分析了商业伦理教育的目标, 他认为对于本科学生, 应该致力于学生良好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形成, 对于商业伦理和道德传统之间的联系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 而对于MBA学生的商业伦理教育, 商业类学校需要增加伦理课程的培训、 增加伦理道德新课程的开发与运用, 加强一些对商业道德案例的讨论, 对MBA学生灌输商业伦理的重要性, 以及帮助他们认识到商业伦理教育重要性同价值观和社会需求是相联系的。[8]

哈佛大学商学院确定的商业伦理教育目标为: 一是给在校MBA学生灌输商业伦理价值观, 以期将他们培养为“讲道德守纪律的领导人员”; 二是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商业伦理研究和讨论, 以期影响世界范围的商业理论和实践。所有申请攻读哈佛大学商学院MBA的学生的第一篇文章都是关于商业伦理的, 入学后的第一门课程也是“商业管理的决策与伦理的价值”。 [6]

综上所述, 可将商业伦理教学目标区分为认知、 态度和技能三个层面。认知层面重在使学生掌握商业伦理的基本知识和分析工具, 使其对是非曲直有一个明确的价值判断; 态度层面重在提高学生对商业伦理问题的主动性和敏感度; 技能层面重在开发学生在现实商业伦理两难困境中的推理、 决策和行动能力。

(二)商业伦理课程教学方式

西方一些着名商学院的教学体系较为完善, 如哈佛、 斯隆和沃顿等。哈佛商学院与工商界关系密切, 他们编制的商业案例风行世界; 在商业伦理教学中, 他们也采用案例教学方法, 期望在近似现实的情景中培养出 德能兼备的商业人才。斯隆管理学院则将人们的职业和文化因素植入研讨情景, 运用理论分析、 案例研讨等多种方法讨论“历史、 环境与伦理”问题。沃顿商学院重视从法律角度探讨商业伦理问题, 课程讨论中充满了伦理上的两难困境, 以及相应的成功或失败框架, 学生们通过伦理批判来提高理论和实际的分析能力。[5] 有研究指出,

伦理教育训练对学生处理实际问题有一定作用。[11]但正所谓江山易改, 秉性难移, 一个人的认知结构是不会轻易变化的, 若改变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 道德说教不会产生多大效用。[2]Allayne曾对商学院的395个学生进行调查, 发现当学生处于道德困境, 而已有的知识无法回答, 认知产生失衡时, 学生们只有通过与不同的人或环境接触, 进行认知重组, 才能重新恢复平衡。因此, 有必要营造互动式的教学环境, 让学生在道德困境或认知冲突中学习成长。

目前, 大多数学者都赞同营造互动式的教学手段能够帮助学生获得良好的学习体验, 优化教学效果, 但是教育学界在关于采用何种具体教学方法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的认知获得这一问题上还存在诸多分歧。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Jennifer等针对教学方法、 教学游戏、 互动模拟等相关文献进行了一个元分析。研究发现情景仿真、 人物扮演、 游戏教学与互动模拟对认知获得比较有帮助, 但是在将一些特殊的调解变量纳入考虑范围之后, 会出现一些复杂的情况。比如, 性别男性学生在游戏教学和互动模拟等教学项目中的认知获得不如女性学生高。 在教师对情景模拟的控制频率较高的情况下, 学生的认知获得水平不高。[11]Allayne等将常见教学方法、 高效教学方法、 无效教学方法等进行了介绍、 对比与阐述, 总结得出课堂讨论、 教师讲解分析、 典型案例讨论、 优秀教材阅读以及剧情角色扮演等方法, 在互动环境教学中颇为有效。 [12]Park认为在商业伦理教育中, 可以采用合作学习法、 个案研究法、 经历分享法、 角色扮演法、 调查法、 伦理模型分析法等教学方法。[13]

另有学者认为, 无论在任何社会中, 讲故事都是伦理教育的最主要手段, 学生对此也更加感兴趣, 并乐意进行研讨。[14]中国学者建议商业伦理教育应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相结合, 且已有一些商学院开设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伦理的课程, 虽然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

(三)商业伦理教育评价体系

围绕着商业伦理教育的目标, 西方学者提出了以下评价方法: 调查问卷评价法、 Clark情景法、 伦理情景法。但这些方法的指标常常较为单一, 缺乏系统的评价体系[15]。根据商业伦理的教学目标中认知、 态度和技能3个层面的分类, 可以在各个层面提出相应的评价方法, 分别是书面考试、 自述报告和角色扮演, 以考察学生在这些方面的能力。[2]

四、 西方商业伦理教育对学生伦理取向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 如果专业老师本人在商业伦理方面接受过良好教育, 就能够在对学生的教育过程中产生正向的伦理取向引导。Kohlberg(1984)关于道德发展理论的研究表明, 单纯的年龄增长与道德发展并非正相关的。这意味着, 对于处在任何发展阶段的人们而言, 伦理教育在影响个人道德发展方面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15]与此相类似的, Erikson关于道德发展的模型认为, 道德取向是处在变化之中的, 道德人格可以在具体的心理压力之下发生变化。尽管有研究结果表明, 商业伦理指导对学生道德态度的影响并非特别明确。但是, 一些实证研究也发现伦理教育与学生的道德观念的发展有密切相关。有研究证实, 接受商业伦理指导的学生在日后的经商过程中, 能够更大幅度地提高自身的伦理决策水平和道德水平。[16]

虽然在是否应当将商业伦理课程作为重点教学项目的问题上, 仍然存在诸多分歧, 但是目前开设此课程的院校还是居于多数的。目前在全美商学院中已经开设了500余种商业伦理类型的课程, 从全球范围来看, 已有90%的商学院会对学生进行商业伦理的教育。[17]尽管在商业伦理教育方面具有如此之高的普及率, 但是其教育质量仍然有待考证。 [5] 刘雪梅, 宋玲, 蒋春艳. 对我国MBA《企业伦理学》教学模式的探讨与展望[J]. 当代经济, 2009(11): 116-117.

[6] 聂进. 关于普及和加强我国商业伦理教育的思考[J]. 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6): 809-812.

[7] Edwin M E. The Field of Business Eth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J]. Journal of General Management, 2002, 28 (2):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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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Mcdonald G M, Donleavy G D. Objections to the teaching of business ethics[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995, 14(10): 839-853.

[10] Hueyna H. The study of students’ business ethics cognizance and business ethics educations in school from the students in business management schools and enterprisers’ viewpoints [D] . XinBet: Tamkang University, Paper of Master degree, 2007.

[11] Vogel J J Vogel D S. ‘Computer Gaming and Interactive Simulations for Learning: A Meta-Analysis [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Computing Research, 2006, 34(3): 229-243.

[12] Allayne B, Pizzolatto B S. Business ethics: a classroom priority?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996, 15(2): 15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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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Macintyre A . After Virtue [M]. South Be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4.

商业伦理论文范文第3篇

一、信息伦理的内容构成

1.存在基础

信息伦理的存在基础，首先来源于信息活动的伦理需求。需求产生创造的动力，经济活动和精神活动无不如此。近三十年来，由于计算机特别是网络活动的日益频繁，伦理规范的需求随之产生。先是网络问题频频发生，一是信息使用的不平等。网络建设力图平民化、普及化，但还是难以做到最终平等，而一旦“信息高速公路”变成某些人的“高速信息私路”，那么对其他信息使用者肯定是不道德的。二是道德冷漠。信息的生产责任淡薄，垃圾信息大量产生，浪费网络资源；信息使用者有偿意识淡薄，极力免费使用有偿信息，损害商业秩序。三是人际情感疏远。人机交往频繁，导致人际接触减少，从而疏远了人际感情联系。四是道德冲突。信息的生产、传播超越物理空间，导致民族国家伦理冲突。五是信息污染、信息欺诈问题严重，个人的隐私和身心健康受到侵犯。这只是网络活动一个方面的问题，在更广泛的信息活动中，问题同样大量产生并存在着。由于这些问题的大量产生和普遍存在，人们迫切需要建立一种伦理秩序，以解决存在的问题和抑制这类问题的发生，这样就使信息伦理有了最初的存在基础。

2.本体定性

信息伦理的本体定性，也就是信息伦理本质的规定性。这就引出两个问题，一是信息伦理是什么？二是信息伦理学研究什么？前者回答信息伦理的内涵问题，是信息伦理的本体定性；后者解决信息伦理的外延问题，是信息伦理在理论上的深化与升华。关于信息伦理的本体定性，吕耀怀指出：“信息伦理又称信息道德，它是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信息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1]这里，主张用伦理调整信息关系，意在强调伦理与法律的区别，即不靠法律强制而是依靠舆论的力量，来维持信息关系的平衡。关于信息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沙勇忠指出：“信息伦理学的本质是一门综合性和应用性的伦理学，是一门以信息伦理为研究对象，探讨信息伦理的生成、本质、功能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2]信息伦理学以信息伦理为研究对象，这没有什么疑问。论者又进一步指出，它是一门综合性和应用性的学科，这至少抓住了信息伦理学的一个重要本质，即它是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3.实践价值

信息伦理学是一门实践哲学，这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问题。在更广泛意义上说，伦理学就是实践哲学。信息伦理学是在伦理学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哲学，自然它也是实践哲学的一种。就信息伦理来说，一方面它是从信息活动的实践中产生的，是信息实践活动需要信息伦理规范调整，信息伦理应运而生；另一方面，信息伦理对信息实践活动具有规范和指导作用，同时它本身也要经受实践的检验，实现自身不断强化，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这说明信息伦理具有很大的实践价值，实践也是她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

4.发展前景

信息伦理无论是作为一个新兴学科，还是作为一个实践哲学范畴，都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一是发达国家和地区正在或准备进入信息社会，信息活动正在开始或可能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主要经济活动。美国和欧洲的发达国家，信息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甚至成了支柱产业。美国首富比尔・盖茨作为成功人士，他就是靠信息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微软帝国。那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正在把传统制造业向境外转移，而用信息业来填补制造业留下的空白。二是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成功经验表明，信息产业的支撑不可忽略。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香港、台湾，在经济的崛起过程中，信息产业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三是发展中国家在进行新兴的工业化过程中，信息产业的贡献率也越来越大。如今在我国的工业化建设中，信息化建设是同步进行的。四是信息产业是一个十分宽泛的产业集群，它不仅包括信息通讯、网络等新兴迅速崛起的行业，而且还包括报刊、出版、电视、广告等传统行业，所有这些行业的发展都可看作是信息产业的壮大。五是传统产业的发展进步，也离不开信息业的支持和帮助。所有这一切表明，信息产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这同时标志着信息伦理也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经济运行需要合适的规则来规范，信息伦理就是信息经济的合适的规则。

二、信息伦理的结构构成

1.理论构建

信息伦理的表现形式首先是理论形态，它是由计算机伦理学起步的。20世纪70年代，美国教授W.曼首先发明并使用了“计算机伦理学”这个术语。他认为，应该在计算机应用领域引进伦理学，解决在生产、传递和使用计算机所出现的伦理问题。1985年，J.H.穆尔在《元哲学》发表《什么是计算机伦理学？》论文，对计算机技术运用中发生的一些“专业性的伦理学问题”进行了探讨。同年，德国的信息科学家拉菲尔・卡普罗教授发表题为《信息科学的道德问题》的论文，提出了“信息科学伦理学”“交流伦理学”等概念，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探讨了信息伦理学的问题，包括信息研究、信息科学教育、信息工作领域中的伦理问题。他将信息伦理学的研究放在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知识等背景下进行。他认为任何伦理理论都是对人的自由反映，通信与信息领域的伦理也是如此。1986年，美国管理信息科学专家R.O.梅森提出信息时代有4个主要伦理议题：信息隐私权（Privacy）、信息准确性（Accuracy）、信息产权（Property）、信息资源存取权（Accessibility），通常被称为PAPA议题。20世纪90年代，“信息伦理学”术语出现。1991年，D.福勒和G.帕拉迪斯共同出版《信息系统中的伦理学》专著。1995年，斯皮内洛出版了《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专著。两部专著的中心论点仍然是伦理学与信息技术之间的紧密联系，将视点置于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90年代中后期，将信息技术和信息伦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研究方向发生了变化，信息伦理学研究发生了本质变化。1996年，英国学者R.西蒙和美国学者W.B.特立尔共同发表《信息伦理学：第二代》的论文，认为计算机伦理学是第一代信息伦理学，其所研究的范围有限，研究的深度不够，只是对计算机现象的解释，缺乏全面的伦理学理论，对于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有关伦理问题和社会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缺乏深层次的研究和认识。1999年，拉菲尔・卡普罗教授《数字图书馆的伦理学方面》，对信息时生巨大变化的图书馆方面产生的伦理问题加以分析和论述。2000年，他又论述数字时代的图书馆的伦理问题，指出：“作为一种描述性的理论，信息伦理学揭示了一种权力结构。这种权力结构对不同文化和不同时代的信息观念和传统观念的态度产生影响。作为一种不受约束的理论，信息伦理学开创了对道德态度和道德传统的批判。”随后，他又发表题为《21世纪信息社会的伦理学挑战》论文，专门论述信息社会的伦理问题，特别讨论了网络环境提出的信息伦理问题。他将信息伦理学从计算机伦理学中区分出来，强调的是信息伦理学，而不是计算机伦理学。我国的信息伦理学研究起步较晚，但最近几年发展很快，2002年以来，我国陆续出版了多部信息伦理学专著。从1998年至2004年，信息伦理学论文已达218篇。

2.行业规约

行业规约是信息伦理又一个外在表现形式。美国计算机伦理协会的10条戒律，为其成员规定了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具体内容是：你不应用计算机去伤害别人；你不应干扰别人的计算机工作；你不应窥探别人的文件；你不应用计算机进行偷窃；你不应用计算机作伪证；你不应使用或拷贝没有付钱的软件；你不应未经许可使用别人的计算机资源；你不应盗用别人的智力成果；你应该考虑你所编的程序的社会后果；你应该以深思熟虑和慎重的方式来使用计算机。

美国计算机协会还希望其成员支持下列一般的伦理道德和职业行为规范：为社会和人类作出贡献；避免伤害他人；要诚实可靠；要公正并且不采取歧视；尊重包括版权和专利在内的财产权；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隐私；保守秘密。

有些机构还明确划定了被禁止的网络违规行为，如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网络伦理协会指出了6种网络不道德行为表现：有意地造成网络交通混乱或擅自闯入网络及其相联的系统；商业性或欺骗性地利用大学计算机资源；偷窃资料、设备或智力成果；未经许可而接近他人的文件；在公共用户场合作出引起混乱或造成破坏的行动；伪造电子邮件信息。

1996年2月，日本电子网络集团(Electronic Network Consortium)了《网络服务伦理通用指南》，旨在促进国内网络服务健康发展，避免毁誉、诽谤及与公共秩序、伦理道德有关的问题的发生。[3]

2002年3月，中国互联网协会制定并且正式实施《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2002年11月，《中国图书馆职业道德准则（试行）》开始实施。

3.学科结构

建立完善的学科结构，也是信息伦理成熟与否的外在标志。程现昆指出，信息伦理在我国尚未引起广泛关注。其根据是1992年国家技术监督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在这一文件中，有两处可以列入信息伦理学，但没有列入。一处是“信息科学与系统科学”，列有7个一级学科、18个二级学科，未列入信息伦理学；一处是“哲学”的二级学科“伦理学”，列有8个二级学科，也未列入信息伦理学。由此，程现昆认为，“十几年以前，信息伦理学尚未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出现这种情况也在情理之中。现在，我们有必要将伦理考量的视域由信息技术拓展到信息社会的整个社会信息活动，以此来形成信息伦理的学科追求，并以此作为把握信息伦理学的学科性质以及构建学科体系的基础与前提。”程现昆进一步认为，“信息伦理学是植根于信息实践活动，在信息与伦理双重视域及其背景学科的交叉结合中，研究现实社会的信息道德问题的一门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4]

程现昆的研究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但有两处值得商榷，第一处他说“将伦理考量的视域由信息技术拓展到信息社会的整个社会信息活动”，笔者认为应删去“信息社会的”这一限定语，理由在于一是信息社会在我国尚未到来，而是“整个社会信息活动”内涵很大，既包括信息社会的信息活动，也包括非信息社会的信息活动，这样再用“信息社会”加以限定不仅没有意义，而且还影响信息概念的准确表达。第二处，信息伦理学的学科结构图中，上部的三个层次排列不准确，第一层次“信息哲学”，第二层次“理论信息伦理学”，第三层次“应用信息伦理学”，将理论与应用（实践）看成母子关系，不够严谨科学。

4.社会影响

信息伦理是社会伦理的一种表现形式，不仅仅是学者们纸上谈兵，因而社会影响对它来说特别重要，甚至是决定它生死存亡的重要因素。社会伦理是什么？是可以在社会上普遍应用的伦理。信息伦理也要在社会上普遍应用，所以要注意其社会影响研究。事实上，信息伦理是在社会上受到普遍而深刻关注的伦理。首先，信息伦理受国际社会的关注。信息伦理的产生和发展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国际色彩。信息伦理学的许多会议和活动都具有国际性。其中，最重要的国际会议当属1997年、1998年和2000年召开的第一、二、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息伦理学国际大会。这三次国际大会的规模逐渐扩大。第二届国际大会建立了世界范围内的信息伦理学虚拟论坛。这个论坛由来自德国的R.库勒恩教授主持，共召开了两轮讨论会。第一轮讨论会的主题是：(1)信息伦理学的概念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作用；(2)信息伦理学的社会与政治方面，包括信息富有与信息贫穷、作为公有和私有商品的信息；(3)全球信息市场的伦理方面，包括信息的可行性、所有权和合法性，网络的隐私、秘密、安全，仇恨和暴力。第二轮讨论会的主题是隐私、信息鸿沟、科学与教育、信息市场和公众的作用。大会提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应做的8项工作。第三届国际大会将会场分别设在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的不同国家和地区，使更多的学者能够参与，参与者和论文数量之多远远超过了前两次。各大洲的会议分别提出了代表各自利益的信息伦理学建议和宣言。与会者提交的论文反映了各地信息伦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水平，更代表了世界范围内信息伦理学的理论进展。这次国际大会总的精神是强调公平、公正地进入信息社会。大会探讨了新的信息环境下信息伦理问题的解决方法。与此同时，在与信息技术、计算机、伦理学（特别是应用伦理学）、网络及法律有关的各种国际会议也安排了信息伦理学的内容，由此可见信息伦理学在国际学术活动中占据的地位和所取得的成果。其次，信息伦理在我国也得到关注，特别是最近几年，我国对信息伦理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其主要表现在于一是积极参与国际合作。2000年10月，我国在北京承办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亚太地区信息伦理研讨会。二是积极进行理论译介和理论研究。国家、地方、大学和有关单位近年来资助了多个信息伦理研究项目。三是积极制定和践行信息伦理行业规约。四是积极进行信息法律和信息伦理的对接。从已有的相关法律法规看，我国已经部分实现了信息伦理的法制化，对信息伦理的成长和发育无疑具有重大推动意义。

参考文献：

[1]吕耀怀.构建数字化生存的伦理空间.光明日报，2000-08-01.

[2]沙勇忠.信息伦理论纲.情报科学，1998，（11）.

[3]梁俊兰.信息伦理学：新兴的交叉学科.国外社会科学，2002，（1）.

商业伦理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约翰・斯坦贝克；文学伦理学；研究现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11-0240-02

一、国内外文学伦理学研究掀起热潮

古今中外，对小说中伦理价值的关注和研究早已有之。西方在20世纪后，由于唯美主义、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批评方法的流行，导致研究重点不断向文学文本倾斜，而关注小说价值功能的文学伦理批评遭到弱化。不过，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新批评日渐衰落，小说的伦理批评得以回归。1989年，布斯在《我们所结交的朋友――小说伦理学》中阐发了小说伦理学的完整体系。1995年，亚当・扎卡里・纽顿出版了另一本小说伦理学代表专著《叙事伦理》。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西方出现了大量文学伦理学研究专著，一方面从理论上推进了相关研究，另一方面也从实践上丰富了研究成果。

我国受政治和社会影响，直到20世纪末期才出现有关“文学伦理学”的专业研究。这一时期首先出现的是关于“文艺伦理学”和“审美伦理学”的探讨。此后，“在文学批评领域中文学伦理的话题迅速兴起，一时叙事伦理、小说伦理、批评伦理等术语成为文学批评热门术语。”[1]与此同时，以聂珍钊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也原创性地建构了“文学伦理学”研究方法。聂珍钊指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目的不是从伦理的立场简单地对文学作出好或坏的价值判断，而是通过伦理的解释去发现文学客观存在的伦理价值，寻找文学作品描写的生活事实的真相。”[2]以他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比较丰富完整地构建了文学伦理学研究方法。这些研究在整体上不谋而合，都主张结合不同的研究方法，以文学文本为目标，研究叙事作品中蕴含的伦理思想。

二、国外斯坦贝克文学伦理学研究

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02-1968）作为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从1929年到1961年创作了大量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反映时代困惑、关注社会底层、反思人类文明，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近年来受到西方学者的极大关注。斯坦贝克小说特有的多重伦理内涵近年来也得到深入研究，出现了大量相关学术专著和学位论文，成为国际研究的热点。

在美国，斯坦贝克小说的伦理维度很早就引起过评论界的关注。1942年，美国《安提亚克评论》杂志就刊发过林肯・R.吉布斯的论文《约翰・斯坦贝克：道德家》。1972年的《斯坦贝克和D. H.劳伦斯――想象的声音和伦理责任》一书，以伦理为主题探讨了斯坦贝克的伦理态度。与此同时，国外还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斯坦贝克伦理思想的学位论文。包括：1967年，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理查德・E.巴特勒的硕士论文《约翰・斯坦贝克作品道德观中的自由意志与宿命论》；1986年，芝加哥洛约拉大学迈克尔・J.梅耶的博士论文《看得见的黑暗：斯坦贝克早期短篇小说和晚期小说中美国人的道德两难》；1998年，德州大学凯斯林・M.希克斯的硕士论文《约翰・斯坦贝克的环境伦理》，等等。

在最近30年，伦理学广泛应用在了各个学科领域，斯坦贝克小说的伦理思想也不断得到重视。因为“在所有著名的现代主义作家――海明威、福克纳、劳伦斯、费茨杰拉德等人中， 斯坦贝克以其对道德哲学的严肃兴趣和背景而与众不同”。[3]为了更充分地将斯坦贝克作为一个道德哲学家进行审视和欣赏，2005年6月6-9日，主题为“约翰・斯坦贝克：全球维度”的第六届国际斯坦贝克大会在日本东京召开，“斯坦贝克哲学和伦理学的跨文化远景”正是大会研讨的重要主题。同年，由史蒂芬・K.乔治主编的论文集《约翰・斯坦贝克的道德哲学》也由稻草人出版公司出版了。该书汇集了商学、文学和哲学等领域的专家共同探讨了斯坦贝克小说的伦理维度。学者们认为，“斯坦贝克不只是一个优秀的文体学家，一个社会批评家，而且在许多方面来说，也是美国的良心。他也是一个道德哲学家，并且几乎比其他任何美国作家都更为深远地探索了个体和社会伦理的轮廓。”[4]

《约翰・斯坦贝克的道德哲学》既纵览了斯坦贝克的伦理思想体系，又具体分析了其作品传达的伦理思想。在《约翰・斯坦贝克小写的乌托邦：基本的人类需求，分享的责任与好的生活》中，帕特里克・K.杜利为道德哲学下了定义。他认为这既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也是斯坦贝克的观点，即“真正的美德，真正人类的幸福，真正人类的发展，实际上是从三个角度阐述了同一个问题：在一个好的社会中幸福和满足的人类生活。”[5]约瑟芬・阿莱格雷蒂在《约翰・斯坦贝克和道德的作用：商业道德的教训》中指出，小说《愤怒的葡萄》揭示一个人生活的社会所具有的道德观往往会淹没其中的个体所具有的道德观。芭芭拉・A.海威琳在《存在主义的真空：伊顿・阿伦・霍利：斯坦贝克的道德哲学》中指出，一个促使人们生活在“存在主义的真空”中无法找到生活意义的社会是危险的。

该书厘清了一个探讨斯坦贝克伦理思想的关键问题，即斯坦贝克的伦理思想到底属于哪一个伦理体系？对此，理查德・E.哈特在《中的道德经验：挑战与反思》中说：“作为一个哲学家，伦理学是我的专业，但是我并不想从道德理论家的角度来分析《人与鼠》。人们经常徒劳地沉思，斯坦贝克是否代表了或者应用了某种伦理理论？他是一个康德的道义论者，还是边沁或者弥尔顿之类的实用主义者？他信奉‘美德伦理’吗？他倾向于是一个相对意义上或绝对意义上的经验主义者，柏拉图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问题并不存在一个合理的或最终的结论，因为斯坦贝克并不关心与生活经验脱离的哲学理论。然而，这并不是说他对道德没有兴趣，或者没有在他的作品中提出道德问题。”[6]理查德认为，斯坦贝克是一个社会批评家，这意味着他对道德有着丰富的思考。探讨斯坦贝克小说的伦理思想，不是要抽象地分析他在伦理学中的坐标，而是探索他在作品中传达的伦理观。

三、国内斯坦贝克文学伦理学研究

我国虽然在40年代大力译介了斯坦贝克的作品，但是50年代以后受国内社会政治格局的影响研究陷入停滞，直到90年代以后才逐渐复苏。新世纪以来，斯坦贝克研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方法上，都出现了新气象。研究方法上，基本上全面摆脱了“社会抗议”的窠臼，呈现出多元批评的繁荣格局。不过，目前大量研究都集中在极少数作品上，如《愤怒的葡萄》和《》――对这些作品的研究可谓全部研究的半壁江山，而另一些作品却基本上无人问津；另一方面，对同一部作品的研究，也往往从研究方法到研究结论都有很多雷同之处。比如，生态主义批评的大量研究都集中在《愤怒的葡萄》上，女性主义批评则主要围绕《愤怒的葡萄》和《》。

整体来说，我国对斯坦贝克研究整体热情不够，这可能与90年代以来我国文学研究领域一反以政治标准评价文学而走向另一个极端有关，也可能与近年来我国亲现代主义文学、薄现实主义文学的审美趣味相关。此外，斯坦贝克小说的译本不足也是造成研究碎片化和重复化的关键原因。这些因素导致我们对国际斯坦贝克研究前沿跟进不足。在国际上备受关注的文学伦理研究方面，直到1993年我国才出现了相关探讨，后继研究则到2000年以后才有缓慢进展，研究对象仍集中于少数几部小说，内容也显单薄。在2005年6月6-9日召开的第六届国际斯坦贝克大会中，我国学者才第一次参会，而这次大会探讨的主题之一即是斯坦贝克的伦理思想。[7]

目前，我国还没有斯坦贝克文学伦理学研究专著，只在一些期刊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中出现了相关研究。1993年，张昌宋在《斯坦贝克文学创作中的三大主题：道德主题、逃避现实主题和履行义务主题》中，较早探讨了斯坦贝克小说中的伦理主题，不过研究范围还局限在社会道德方面。2000年以后，斯坦贝克生态主义研究成为热点，出现了几篇研究文章，但也集中在对《愤怒的葡萄》和两篇随笔集上。此后，《的伦理学意义》、《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的相反命题――约翰・斯坦贝克的伦理困惑》、《善恶之网的挣扎：斯坦贝克的美德伦理研究》几篇文章较好地挖掘了作品文本内部的伦理思想，但更多的是对单部作品的研究。直到田俊武发表《“迷茫时代”的道德歌手――约翰・斯坦贝克小说的伦理叙事》一文，才对此有所突破。这篇文章既打破了长期以来斯坦贝克研究集中于《愤怒的葡萄》等单篇作品的格局，又借助叙事伦理学和神话原型批评对斯坦贝克一系列为中国评论界长期忽略的中长篇小说进行了分析。此外，在斯坦贝克短篇小说方面，国内大量研究都过于集中在短篇小说《菊》上，而其他大量的短篇小说却往往无人问津。

2011年，《论约翰・斯坦贝克小说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和《伊甸园善恶之花在人间的开放――斯坦贝克善恶观在里的体现》两篇中文硕士论文率先在学位论文中涉及了一些文学伦理学探讨。不过，更多的相关研究出现在英文硕士论文中，如《与中的责任感》、《中的土地伦理》、《的文学伦理学解释》等。这些研究虽然范围仍然集中在《愤怒的葡萄》上，但都主动应用了文学伦理学理论，只是由于其书写文字是英文，所以相对减弱了其学术传播的范围。

应该说，当前我国斯坦贝克文学伦理学研究已经崭露头角，初步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不过，当前的斯坦贝克研究存在研究对象过于集中和重复的问题，加上很多研究者没有自觉地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导致研究成果往往有从四面八方拼凑起来之嫌，相关研究尚未形成系统性。不过，近年来，文学伦理学研究正逐步繁荣，相信对斯坦贝克小说文学伦理学研究也必将不断深化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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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9（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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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atrick K.Dooley，“John Steinbeck’s Lower-case utopia： Basic Human Needs， a Duty to Share， and the Good Life”，Stephen K George， ed.，The Moral Philosophy of John Steinbeck[M].Maryland： The Scarecrow Press，2005（4）.

[6]Richard E. Hart，“Moral Experience in Of Mice And Men： Challenges and Reflection”，Stephen K George，ed.，The Moral Philosophy of John Steinbeck[M].Maryland： The Scarecrow Press，2005（62）.

[7]陶洁.日本的斯坦贝克年会[N].中华读书报，2005-11-13.

作者简介：

商业伦理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商科院校；大学生；商业伦理教育

作者简介：李利霞（1974-），女，湖南汨罗人，南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黎赔肆（1970-），男，湖南汩罗人，南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主任，副教授。（湖南 衡阳 421001）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35-0193-02

目前中国商业伦理危机不断出现，如产品的伪劣假冒、财务造假、虚假广告、行贿受贿以及对环境的肆意掠取与破坏等等。造成如此商业伦理氛围的原因，有人认为是法律的不完善；有人认为是行会的异化（当今的行会已由过去经济内生性要求的产物转变为政府行政性指示下的附属品）；[1]也有人认为是制度的不完善。但不论是法律、制度，还是行会，这些都是造成商业伦理危机的外因。笔者认为，商业行为的伦理性最终还是取决于商业决策制定者的行为选择。商科院校的大学生是商业活动的后备军，其道德发展水平和价值观不仅影响着自身的职业生涯，而且还将引领社会商业伦理方向。那么，这些后备军在学校所受的商业伦理教育是否能提升其商业伦理水平或改变其价值观？我国商科院校大学生商业伦理教育现状是怎样的？面对现状，又该采取哪些措施？本文将逐一探讨这些问题。

一、商业伦理教育的作用

在商业伦理研究领域，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商业伦理能不能教”的问题。虽然有些学者认为伦理的价值层面是极复杂和内隐的层面，学校不容易传授，但也有学者认为个体的价值观系统并非是静止的、永久不变的，它一直受到外界的影响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其中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教育。Donna通过对2014个班的商业类学校学生的调查，发现接受过商业伦理教育的学生相比未接受过商业伦理教育的学生在交易模拟时不太会接受内幕信息，研究结果认为加强对学生的商业伦理教育的努力是非常值得的。[2]

通过几年来从事商业伦理教育的实践，笔者发现，商业伦理教育对受教者能从以下方面产生影响：首先，通过课堂上的案例讨论、电影观摩等形式，使学生对企业伦理问题有强烈的感性认识，能提高其对企业经营中面临的伦理成分问题的敏感性，并促使他们考虑怎样正确处理自己与他人乃至整个社会的利益关系；其次，通过对学生进行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熏陶与西方伦理推理逻辑的传授，能使他们在面对商业伦理问题，特别是两难困境时，能够运用这些正确的观念与方法，对行为进行合理的判断与分析，最终做出道德的选择。

从科学决策理论的有关研究出发，一般将伦理决策过程分为四个环节：伦理议题识别、伦理判断、伦理评价以及伦理选择。伦理议题识别是指当问题出现时，能够识别问题中的伦理成分，并将其作为决策时的考虑要素。伦理判断是指在面对伦理情境时，能从人、己、利、害以及社会规范等多方面综合考虑进行价值判断。伦理评价是指决策者对多个备选方案按照某个或某些标准进行评价，并将这些方案进行优先顺序的排列。而伦理选择就是在已经评价的备选方案中选择最合适的方案。[3]笔者认为，在这四个因素中，伦理议题识别与伦理判断是伦理评价的基础，并对最终的行为选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通过上述分析，商业伦理教育正是通过提高受教者的伦理问题识别能力以及伦理判断能力从而提高其伦理决策能力，并最终引领和改变整个社会的商业伦理氛围。

商业伦理教育虽然能提高学生的伦理决策能力，但是我国商科院校大学生的商业伦理教育现状却不容乐观，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二、我国商科院校大学生商业伦理教育现状

1.商业伦理教育普及不够

时下很多商科院校为了学生的就业率，在专业设置以及课程设置上大都以市场为导向，在教育中过分重视管理技巧和利润最大化而忽视对学生进行“商德”方面的教育，这从商科院校商业伦理课程的开设中可见一斑。

商业伦理教育就课程设置来看，一般有两种不同的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商业伦理作为一门专门课程开设，其又包括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商科院校学生的通用课程，如“企业伦理学”、“商业伦理学”、“管理伦理学”等，虽然课程名称不同，但实质内容是相近的。主要包括伦理推理以及企业经营在各个领域中可能存在的伦理问题。第二种类型是针对商科院校不同专业学生的商业伦理课程，如“营销伦理”、“会计伦理”等等，学生毕业后会从事对口专业的工作是这些课程开设的假设前提。第二种模式是将商业伦理贯穿于各专业课中。如市场营销专业中，市场调研课程中可以讲授市场调研中的伦理问题，广告学中可以讲授广告中的伦理问题，等等。

吴红梅为了解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本科生阶段商业伦理教育的普及程度，选取115所大学的商学院作为研究样本，研究结果显示，在115个总样本中，将商业伦理作为必修课程的仅有10 所，占总数的12%；另有21所将其作为选修课开设。与一般院校相比，知名院校相对更加重视商业伦理教育。[4]南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2008年开始开设“企业伦理学”课程，但也只是在工商管理专业与营销专业两个专业中作为选修课开设而已；其他各专业课中也缺乏关于商业伦理的相关教育。

2.商业伦理教育任课教师动力不足

在中国知网上搜索关于“商业伦理教育”方面的论文，从2003年至今，一共是25篇，其中发表在核心刊物上的是3篇，且这3篇主要是对国外商业伦理教育的介绍以及关于我国MBA商业伦理教育的。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对我国商科院校大学生商业伦理教育教研教改的成果很少，这主要是商业伦理教育任课教师的动力不足所致。笔者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如下：首先，是任课教师专业背景与课程要求间的尴尬。商业伦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因为这门学科既要涉及到伦理学，又要涉及到商学。商业伦理学的任课教师中，既有商科背景的，也有伦理学背景的，还有其他专业背景的。伦理学背景的教师可能会由于缺乏对企业经营的理解而使课堂过于抽象；商科背景的教师可能会由于缺乏哲学基础而使课堂过于注重对表象问题的呈现，使学生不能很好地掌握伦理分析的工具与方法。其次，是商业伦理学任课教师付出与收获间的不平衡。如从课题申报来看，商业伦理研究不像创业等领域一样受到重视；从来看，至今还没有以商业伦理为主题的学术刊物。

由于商业伦理教育课程设置的方式以及任课教师的投入不足，直接导致大多数学生对商业伦理不重视。为改变我国商科院校大学生商业伦理教育现状，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三、加强我国商科院校大学生商业伦理教育的建议

1.建议各商科院校开设商业伦理方面的相关课程

在美国，自1987年，John Shad捐款2000万美元给哈佛商学院倡议开设“决策与伦理价值”课程，至1993年，美国90%的商学院开设了企业伦理方面的课程。我国的港澳台地区高校也很重视商业伦理教育。吴红梅获取的10所港澳台大学的信息显示，其中至少7所大学将其设置为必修课程，而且有6个学分课程居多。与西方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相比，我国内陆商科院校必须要更重视商业伦理教育，不但要开设商业伦理课，而且要将其作为必修课开设，因为必修课与选修课开设的效果是有很大差异的。一是学院开出的选修课一般都比较多，有时学院或者教师也只是将其列在纸面上而已，选与不选灵活性很大；二是因为从实践来看，学生自己在上课前对这门课并不了解，甚至将其等同于其他课程，所以自觉选的概率也不大。因此，只有将其作为必修课开设，不管是对学院、教师还是学生来说，才会真正的重视它，也才会取得应有的效果。

2.大力构建商业伦理教育的支持平台

商业伦理教育的推进有赖于相关支持平台的构建。在社会层面，应建立相应的研究中心以及网站等支持平台。在美国，16个商业伦理研究中心在运作，有超过25个领域的教科书和3个学术刊物致力于商业伦理的研究。[5]在我国，商业伦理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还缺乏成熟的教学方法，更需要多举办教学研讨会，共同探讨教学的有效方法。对教育相关部门来说，应加强对商业伦理研究领域的支持力度，让教师感受到投入的价值。在学校层面，应尽力为哲学与商学间的融合创造条件，解决商业伦理学教师知识背景的尴尬问题。

3.打造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商业伦理教育是一门任重而道远的任务。首先，需要任课教师坚信：通过教育提升学生的商业伦理水平是可能的；对学生进行商业伦理教育，不仅对社会而且对学生整个职业生涯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其次，为了解决任课教师专业背景与课程要求间的尴尬，需要他们自觉加强在所需专业上的学习与提升。最后，为了提高教学效果，还需教师们尝试不同的教学方法，积极参与教研教改活动。

四、结语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的投入与效益的产出是一个长期滞后的过程。但是笔者认为，只要我国商科院校高度重视并持之以恒地进行商业伦理方面的教育，必定能收获良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刁龙， 吕林.行会异化：企业伦理缺失的内生原因——论行会古今差异对企业伦理的影响[J]. 理论月刊，2011，（10），161-163.

[2]Donna Fletcher - Brown， Anthony F Buono， Robert Frederick ，Gregory Hall ，Jahangir Sultan.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Business Ethics Education：Establishing the Baseline[J].Journal of Academic Ethics，2012，10（1）：45-46.

[3] 柯丽敏.高校商业伦理教育的调查和设计分析[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0，（1）：95-98.

[4]吴红梅.我国商学院本科生商业伦理教育普及性与对策研究[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教育科学）， 2012， （4）：386-390.

商业伦理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感知质量；品牌知名度 ；品牌态度

1、品牌相关理论分析

1.1品牌理论

品牌现象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以及中国的商周时期，最初作为产品识别和保护的这些原始功能一直延续至今。但是品牌作为企业经营的主要手段是从Elroy提出和建立品牌经理制和品牌管理系统开始，才真正繁荣起来。品牌在市场活动中的功能主要是识别、法律保护、信誉承诺、资产增值等职能。

1.2品牌资产的概念

迄今为止，对于品牌资产的概念，国内外学者还未形成一致的认识。通常我们将品牌资产定义为 “通过对消费者、渠道人员和公司等几个方面实施的一系列联合措施，使得该品牌产品取得更可观的销量和更丰厚的利润，并且具有更强、更持久的竞争力”。

1.3品牌信任的定义

品牌信任就是在风险情境下，消费者基于对品牌品质，行为意向及其履行承诺的能力的正面预期而产生的认可该品牌的意愿。它包括消费者对品牌的品质信任，善意信任和能力信任。其中，品质信任是指消费者对品牌现有质量的信任，善意信任是指消费者对品牌将进一步改进品质或解决一切相关问题的信任，能力信任是指消费者对品牌具备履行承诺的能力的信任。

2、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对生鲜猪肉品牌信任和品牌资产驱动因素进行分析

2.1问卷设计

我们选择猪肉为实验产品，广州市的猪肉消费者为调查对象。实验的自变量是养殖方式（FEED）、感知价格（PP）、专卖店形象（IMAGE）、企业荣誉（PRIZE）、品牌知名度（BR）、感知安全（SAFETY）、感知质量（PQ），品牌态度（ATT）、商业伦理（ET），因变量是品牌信任（TRUST）和品牌资产（BE）。

2.2调查过程

本次研究的问卷调查，选择在广州市的农贸市场进行。2012年7月10日至2012年8月20日。在广州市天河区五山泽生市场、广州市天河区三角市、广州市天河区吉之岛超市、广州市海珠区沙园西华市场、广州市海珠区东川市场、广州市海珠区沙元西华市场、广州市东山区东川路市场等市场派发调查问卷352份。经鉴别后得到有效问卷328份，有效率93.2%。

2.3 变量计量

本次研究涉及到11个变量。其中自变量9个：养殖方式、感知价格、专卖店形象、企业荣誉、品牌知名度、感知安全、感知质量、品牌态度和商业伦理。因变量2个：品牌信任和品牌资产。11个变量分别为：养殖方式、感知价格、专卖店形象、企业荣誉、品牌知名度、感知安全、感知质量、品牌态度、商业伦理、品牌信任、品牌资产。

2.4数据分析结论

将本次调查结果，使用SPSS 20.0软件，对感知安全、感知质量、品牌态度、商业伦理、品牌信任和品牌资产7个因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并且选用0.05显著性水平，进行回归系数的T检验与回归效果的F检验。所得出的主要结论是：

（1）感知安全。感知安全不受性别、家庭月收入、职业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而受年龄和品牌档次的影响。感知安全受养殖方式、专卖店形象、企业荣誉及品牌知名度的影响。（2）感知质量。感知质量不受性别、家庭月收入、职业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而受年龄和品牌档次的影响。感知质量受养殖方式、企业荣誉及品牌知名度的影响。

（3）品牌态度。品牌态度不受性别、家庭月收入、职业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而受年龄和品牌档次的影响。品牌态度受养殖方式、感知价格、专卖店形象、企业荣誉及品牌知名度的影响。（4）商业伦理。商业伦理不受性别、家庭月收入、职业、受教育程度和品牌档次的影响，而受年龄的影响。商业伦理受企业荣誉及品牌知名度的影响。（5）品牌信任。品牌信任不受性别、家庭月收入、职业、受教育程度和品牌档次的影响，而受年龄的影响。年龄越大，消费者对品牌越信任。品牌信任受感知安全、感知质量、品牌态度和商业伦理的影响。（6）品牌资产。品牌资产不受性别、家庭月收入和职业的影响，而受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品牌档次的影响。品牌资产与商业伦理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而与感知质量、品牌态度、品牌信任显著相关。

3、对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建议

3.1对企业的建议

从上述的实证结论中可以看出，养殖方式、专卖店形象、企业荣誉、感知价格对猪肉品牌信任和品牌资产基本上没有影响，而感知质量、感知安全、品牌态度、品牌知名度才是影响品牌信任乃至品牌资产的最关键因素。因此，要创建企业的品牌信任和品牌资产，就应该始终保护产品的质量和安全，并采用适当的方式让消费者感知到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形成良好的顾客感知质量和感知安全；同时，企业还应该采用一些营销手段和策略，加强品牌在消费者中的知晓程度，建立顾客满意度和忠诚度，从而形成良好的品牌知名度和消费者积极的品牌态度。

3.2对政府的建议

近年来，一波接一波的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导致这些问题的间接原因是食品生产企业的败德和责任感缺失，但根本原因是政府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规范、具有可操作性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因此，要构建良好的品牌信任，政府加强食品安全法制建设；提高猪肉的质量和安全标准；形成完善的猪肉产品认证规范；加大对违法犯罪生产者的惩罚力度，从而在制度上保证猪肉的质量和安全，帮助企业构建品牌信任和品牌资产。

3.3 对品牌的建议

（1）提升品牌知名度

在当今经济信息化的时代，如何提升品牌知名度是企业打造品牌至关重要的第一步。一个强势的品牌必须具备高程度的品牌知名度，所谓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较高的品牌知名度会让企业在品牌战争中占得先机，这也是树立品牌形象，打造强势品牌的前提和基础。要打造一个强势品牌，引起消费者的品牌共鸣必需先要提升品牌知名度。

（2）树立有利的品牌形象

品牌形象是在消费者记忆中形成的与某个品牌相关的属性集合和一系列的联想，是消费者对品牌的主观印象。当消费者回忆起该品牌的时候，良好的品牌形象有较大的可能会引起消费者的品牌共鸣。品牌形象是一种综合反应、综合感知和联想，这种反应、感知、联想不是空洞的、虚无缥缈的。企业必须通过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来提升竞争力，如果消费者不能够记住品牌形象，那么品牌知识的构建就是失败的。

（3）经营好消费者与品牌之间的关系

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具有左右消费者最终是否选择该品牌的作用。对于企业来说，与消费者之间培养良好的品牌关系需要企业充分关注消费者关系质量动态，应该加强与消费者的沟通，时刻维护品牌与消费者的关系。

（4）从整体上构建强势品牌知识，引起最大的品牌共鸣

要成功打造一个成熟强势的品牌，必须从整体角度出发，以引起消费者最大程度的品牌共鸣为目的，以构建品牌知识为手段。对于一个优秀的品牌来说，品牌知名度和品牌形象缺一不可，企业品牌营销人员必须从整体出发，才能经营好与消费者的品牌关系，才能最终于消费者建立起一种终极关系达到品牌共鸣。

参考文献：

[1] 袁登华.品牌信任研究脉络与展望[J].心理科学.2007.30（2）：434-437.

[2] 林振旭.网站特性与风险认知对消费者网络购买意愿影响之研究——以结构方程模式验证[D].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7：23-58

商业伦理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儒魂 商才 儒魂商才

魂者，活的灵魂，深的本质，贯穿力和渗透力于其特征，主体人的改变与驱动关键还在于其价值灵魂观念的改变与动摇或打造。魂者，在于攻心性，现代商战中也融入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儒家伦理思想。活的灵魂能贯穿一种理论或思想的始终，也能随着该种思想的流传而不腐，也就是说其活的灵魂不仅能超越各种领域空间，而且能超越历史、现实甚至未来的时间。“儒魂”就是儒家思想和儒学理论中的活的的灵魂，那些穿透历史的尘埃仍然闪闪发光儒家思想精神的精髓。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关键是带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儒魂”等的继承和发扬。魂者，能激荡人心、激励潜能的却又看似无形的东西，正如“士不可以不弘毅”，人的一切行为与表现都是受控于自己的意识，意识中一切事实判断和求索皆由其根本价值来驱动和决定。人为一种价值认可而奋斗,为一个理念、一种精神实现而拼搏而努力。“儒魂”中包含的“士为知己者死”及“君子当自强不息”就是此种效应，真正优秀的商人也必然具有该“儒魂”精神。儒家的经典著作四书五经，特别是其中《论语》基本上讲做人做事的原则原理，对所有人、一切事业都适用。做一个商人，需要做事也要做人，要做优秀的商人就要研究儒家的灵魂思想，结合商业经验形成优秀的经营管理人才，即“儒魂商才”。同时具有儒家的灵魂和商业的才干的人，一般称谓“儒商”，“儒魂商才”则更突出了儒家的灵魂和商业的才干两方面的紧密结合和水融。

“儒魂商才”集中体现了商道的精髓，商道者，对于商人而言，其根本追求则是不仅在于赚钱更是在于赚取人心。“儒魂商才”把商业道德中的社会功能充分展现，财经人才的德才兼备和智勇双全的品质在其中都得到了综合。这种综合完全可以理解为，财经领域中境界与事业的结合，善与真的结合，也可以说是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文化与战略的结合。

“儒魂”从广义而言，“不单是指儒家的思想和精神，而且指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优秀文化、普世的道德观和良好的人文精神，同时吸收西方商业文明中诸如守法、诚信、公平等合理因子。”“儒魂”作为传统文化的主要品格,其伦理维度和道德价值观可以通过现代化的转型,而成为现代财经文化建设的重要传统资源。传统文化中如儒家思想虽然其中一些方面已不适应现代化需要,例如等级秩序观念、对个人权利的轻视等儒家伦理理念应当作为历史的重负受到扬弃。但是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儒家思想的精髓灵魂具有不朽的价值，“儒魂商财”就是为使儒家伦理精华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展示出新的生命力的典范。

提高“文化软实力”是为当前适应现代化要求而提出一项文化战略。当代社会倡导“文化软实力”的文化战略也应当通过现代化过程对儒家道德哲学进行历史洗礼，以期提炼出新时代“儒魂”理念渗透到现代文化中,这也是儒家伦理思想重新获得现实价值合理性的历史契机。同时,这一文化战略又为“儒魂”的新时代社会贯通也即儒家伦理文化向现代化的转型提供了新的契机。“儒魂商才”就是这一文化战略在财经领域的演绎，因为这项文化战略的实施首先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特别是其的中儒家伦理文化资源。儒家伦理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它所建构的注重人伦秩序的伦理精神和强调个体道德自觉的道德理念,对现代财经的德性养成具有重要的价值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基本命题：内圣外王。内圣指人内在的涵养和操守，对人伦关系和准则的领悟与把握；外王，是把主体修养所得推广到社会，将学问引向事业之途，达到社会风同道一。” 然而不仅如此，“内圣”可比拟一个民族之精神、灵魂气质或整个国民之思想道德修养境界、文化精神素质;“外王”可谓表现于外之社会风气、社会国民士气及其开拓之国富民强、综合国力之景象。内圣化对于现代组织而言可谓一种深厚的组织内凝力、高度的自觉融合境界;组织的内质对应的外观将是一个有至高信誉、良好形象、创造惊人效益的强大实体。“内圣外王”的思想应用到财经商业领域便产生了“儒魂商才”，也即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的象征。“儒魂商才”就是要修身铸儒魂以形成“内圣”，治天下锻商才而成就“外王”。“儒魂”的精神价值对“商才”的实现有不可忽视之巨大控制力、影响力。当然，反过来“商才”之程度、广度及实现程度，对现代“儒魂”之促进亦是不可忽视的。企业界“儒魂”内在的认可与其“商才”外在的认可统一互化即“内圣”与“外王”互通。新时代组织不管行政还是企业组织都存在一个文化战略价值理念不断内化的过程即内圣化进程。“儒魂”的内化对于企业组织而言,可谓一种深厚的组织内凝力,高度的自觉融合境界。人的积极性取决于其意识到自我对某种价值的认可的强烈程度,若其把组织人际系统中的伦理价值融会其个人自我管理系统中的存在价值时,他会得到无穷动力,奉献的热情高涨,事业的热爱度激增。因此“儒魂”内化程度越高,其组织中人员就越自觉意识到自己对组织神圣的义务或贡献的使命,他们就越会把组织的目标与个人的实现结为一体,为组织获取商业竞争胜利而积极主动地效力,另一方面企业商业组织的总体道德境界提升对于宏观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的文明素质的提升有一种“经世”效能。

“儒魂商才”具体来说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凸显：

首先，“儒魂商才”倡导任人为本，“天地万物，唯人为贵”，即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国之上下交相言利，国之危也”（中国古谚），根源在于创造和谋取财富的力量（动力和智慧）比财富本身更为重要。也就是说创造和谋取财富关键在于“商才”，而“商才”的基业长青的根本在于“儒魂”，所以“儒魂商才”就是要培养具有深厚传统儒家文化修养的高德性的经济管理人才。如贵州财经学院开辟“人文论坛”、“经济论坛”、“科技论坛”，而且“三大论坛”以“融儒魂于商才，强心智以致远”为核心理念，对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人文和科学素质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贵州财经学院所要培养的，是具有‘儒魂’之‘商才’，也就是具有中国的人文精神、秉承了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即爱国家，爱人民，具有忧患意识和社会（历史）责任感，勇于担当并注重行动，坚守诚信之德性的‘商才’。”“儒魂”通过儒家伦理文化的一些基本范畴得到展现，如其中的仁义礼智信，忠恕谦敬，廉耻勤俭，中庸和同，经权明达，等等都是商才必备的“儒魂”品质。“儒魂商才”突出了商业人才的德性修养对于其事业的重要，要培养要高道德素质和好道德情操的商业精英。据了解，贵州省儒商研究所的宗旨之一就是：“铸就儒魂商才”，即为以儒思想为本、以人为本、以更为开放的胸怀和视野为国学事业的研究者、传播者、合作者、学习者等机构及个人提供更为广阔的成长及成功舞台和空间。辅育出比较出类拔萃的商业人才，为贵州省经济的发展构建理论体系，为提升贵州省软实力服务做辅路石，从而达到研究为建设服务的目的。

其次，“儒魂商才”要求以信取仁，儒家强调做人要诚信，这就是说现代商业人才在经营管理中要注意诚信，也唯有诚信，企业员工和客户才能真正信任你，更好的为企业服务，树立企业形象，唯有这样才是事业成功的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儒魂”倡导的道德与信用是维系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枢纽,具体到商业是维系商人与公众，商业企业与客户之间的枢纽。信用是道德的外延,道德是信用的内涵,两者互为因果,虽不在市场规范之中,但在市场交易之中，可见“儒魂”的精神在现代经商行为中作为“神”的影响无处不在,现代市场竞争中要求杜绝不正当竞争,更需要讲诚信,没有诚信就没有品牌,没有品牌就没有竞争力。企业在市场中的核心竞争力少不了内在的凝聚力和外在的信誉和形象,即现代商业中“儒魂商才”的意蕴。例如贵州省儒学研究会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挂牌成立。参会企业家就表示，儒学研究会的成立对于构建诚信和谐社会，反对和摒弃商业欺诈，建立良好的信用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竞争力是任何组织的生命之所在,也是一个民族之振兴的关键所在。中国加入WTO表明其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而经济全球化下的经济竞争并非是一个纯客观的过程,国民的精神状态尤其道德觉悟将直接制约入世后的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效益。特别对于中观层面的企业,在新的全球化经济时代，品牌产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公司企业的价值观,而且日益成为利润的最重要来源。因此,各公司都特别注意自己的内质外观，即用“儒魂商才”时代精神塑造未来的品牌,不仅代表了产品或服务的质量还体现了企业整体面貌。因此“儒魂商才”之道对现代组织而言,又可以说内育信誉、诚信,外铸品牌、实力。在商界不仅商业领袖通过涵养净化个人心性,提升道德觉悟,推行公司精神价值风貌风尚建设,同时员工亦心系企业,不管是通过“格物教化”途径,还是“反省内求”途径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和对事业忠诚度与为组织奉献的热情、激情和开发自己的潜能和创造力,主动为企业振兴繁荣而献身奋斗。商业领袖甚至到一般商人的“儒魂”诚意识的自觉，自然产生良好的企业文化进而促成品牌产品的形成。进而提高企业市场占有率和利润带动企业本身的深化改革的发展，进而的外辐射促进社会经济活动力的生成、成长，促成全民精神文明的内养和成熟，带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平衡发展，促使人民富足、国家兴盛、民族振兴。

再次，“儒魂商才”要求处理好义和利的关系，即将利润与服务有机结合起来。经济社会中的道德风险因素就很大，往往还是是最为根本的深层原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是“儒魂”精神的重要方面，君子并非不爱财，但有一个前提，即“取之有道” ，正所谓“见得思义”。也就是说要根据道德原则取得财富，不能取不义之财。“富贵而不义，于我如浮云乎”，微观层面如企业家的“儒商”精神，如李嘉诚等有代表性的中华商业巨子，其身上就充分体现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商”风范。商业或企业组织在“儒魂商才”的眼里，仅仅是实现个人远大理想抱负的载体或工具。他们境界较高的精神动力源泉，常常基于“实业报国、民族振兴”的“儒魂”哺育精神，他信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魂”格言，充满了“天降大任于斯人”式的“儒魂”感。中观层面当企业组织融“儒魂”其中时，也会倡导“君子”形象，就会超越单纯的商业经济成就，就会在无形中赋予企业组织崇高的使命宗旨。企业组织在更大程度上就会自觉地当起了社会责任的角色意识。宏观层面如东南亚四小龙国家的儒家资本主义精神。在亚洲四小龙中几乎也都普遍注重对东方传统文化“新儒家”式的改造，使之转成为现代经济商业振兴服务。“儒魂商才”就是把儒家伦理作为一种“精神的象征”，把传统儒家的忠孝节义等献身精神在振兴经济中转化为一种企业精神及经济建设中的民族凝聚力；在战后日本经济振兴的秘诀，日本人曾归结为一个公式,即有形的资金资本占企业成功率的10%，制度、法规、科学管理占40%，而最为抽象的企业精神价值士气凝聚力、创造力积极性及想象力等与企业文化、伦理道德息息相关的方面占了成功率的50%，这种虚拟的精神文化及其内涵的伦理价值不管是从宏观层面的民族区域还是从中观层面的政府、企业中介或者从微观层面的企业内部及个体经济层面来说都可以成为一种无形的经济资源。

笔者相信，在经济与文化双高发展的二十一世纪，“儒魂”精神必将越来越多渗透到现代经济社会中，产生良好的经济社会双重良性互动效应，也必将产生一代代杰出的儒魂商才！

注释：

1《论语・泰伯》

2《战国策・赵策一》

3 《易经》

4 周杰：《立足贵州，锻铸真正的“儒魂商才” 》，《当代贵州》2009年第6期

5 周杰：《立足贵州，锻铸真正的“儒魂商才” 》

6 周杰：《立足贵州，锻铸真正的“儒魂商才” 》

7《论语・为政》

8www.省略 2010年09月27日10:08 中国广播网

9 这是陆王心学倡导的儒学修养之道

10 这是程朱理学倡导的儒学修养之道

11 张怀承、姚站军：《“内圣外王”思想及其时代价值》，《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第6期

12《论语・季氏篇》

13《论语・述而》

14参见姚站军、徐登科：《资本虚拟走向的新视角――“知识资本”和 “伦理资本”》，《企业家天地》2008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姚站军.《古代内圣外王思想发展历程评述》.《博学、善思、创新》，新华出版社，2004年3月

[2]姚站军.《新时性的伦理思考》，硕士学位论文，江西师范大学，2006年6月

商业伦理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植入式广告 营销策略 广告研究

植入式广告（隐性广告），是指将产品或品牌及其代表性视觉符号，甚至是服务内容策略性融入电影或电子游戏等各种媒介内容中，通过场景再现让观众留下对产品及品牌的印象，继而达到营销目的①。近几年，国内植入式广告发展迅速。按照植入的媒介，植入式广告大体分为六种类型：影视植入式、电视节目植入式、电子游戏植入式、网络社区植入式、图书植入式。其中，影视植入式与电子游戏植入式，是目前广告主较青睐的方式。本文主要以影视为例来讨论目前研究趋势。

一、国内植入式广告的研究

笔者分别以“植入式广告”“内置式广告”“嵌入式广告”等为关键词，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结果如图一。

可看出，国内学术界对植入式广告的关注总体呈上升趋势。较早关注植入式广告的文章是：《隐性广告――广告人的新把戏》（谈伟峰等，2003）和《无所不在的植入式广告》（莫梅峰，2003）。分别从营销手段和应用范围的角度对植入式广告进行剖析，指出植入式广告将有广阔发展前景。

硕博学位论文是学科前沿、系统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笔者对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尚未发现相关的博士学位论文。但2006年至今，以植入式广告为主题的硕士学位论文数量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如图二。

最早以植入式广告为研究主体的学位论文是《植入式广告研究》（刘檑，2005），系统梳理了相关概念并确定了植入式广告的范围，归纳了植入式广告的类型和特点并探讨了运作过程及操作技巧。

二、植入式广告的研究领域

尽管国内植入式广告研究侧重点不同、分析角度不一，但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一是可行性研究：对植入式广告兴起原因、国内发展现状、植入形式、优劣势、存在的问题讨论，广告商业性与影视艺术性的平衡是热点；二是植入式广告的营销策略研究：结合营销学理论对植入式广告在各种媒体中的运用策略进行探讨，利用传播学、心理学等知识指导植入式广告的设计应用，主要侧重于方法运用的指导和技巧的总结；三是植入式广告效果的研究：主要以影视剧为研究对象，采用宏观阐述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剖析影响植入式广告效果的各种因素，并试图建立较理想的效果评估体系。

（一）植入式广告的可行性研究

植入式广告作为商业性与文化性的天然结合体，意味着它本身具有冲突性，主要体现在“广告商业性与影视艺术性”上。面对植入式广告的现状、发展及其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国内学者们对其可行性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主要分为反对方、支持方和中立方三大阵营。

1、反对方。影视作为一种美学文化载体，承载着提高审美意识，完善审美教育，提供审美娱乐的文化责任。植入式广告虽然以与影片情节、人物相结合的形式出现，但为引起受众足够注意，它需要在片中有足够的出镜时间，甚至需要影视情节造势配合。这些要求与影视自身艺术标准相冲突。目前植入式广告存在过于直白，插入不当，与故事情节融合度不高，广告与影视主次定位颠倒等现象，破坏了影片的艺术性，损害了观众的利益，广告效果也大打折扣甚至是有损品牌形象。另外，有学者对植入式广告的伦理性和合法性提出质疑。1937年颁布的《国际商会广告行为准则》提出“任何广告不管形式或是使用的媒介，必须是清晰易辨的；当一则广告在含有新闻或文章的媒介上时，它应该轻而易举的被认作广告”。显然，植入式广告的隐形特征恰与广告的基本伦理性相违背。②

2、支持方。在传统广告发展面临瓶颈，新媒体环境与技术呼唤新广告形式的大背景下，具有隐蔽性、强制接收性、低成本高回报等特点的植入式广告将为我国广告业及影视业带来新机遇③，广告与媒体合作是双赢的。经济方面，广告的植入拓宽了影视业资金来源，而资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影视制作质量。植入式广告以道具植入、对白植入、场景植入等形式，对植入的产品或品牌进行全方位多角度高频率曝光，将品牌形象甚至是产品功能在潜移默化中传递给受众，相对于传统广告是一种低投入高回报的形式。艺术方面，植入式广告以道具、场景等形式与故事情节进行巧妙结合，真实还原现实生活场景，增加影视作品真实性生活化气息，带给受众似曾相识的亲切感。

3、中立方。中立者们既肯定植入式广告具有顺应市场需要的特点，也注意到它自身商业性与影视艺术性不可调和的矛盾。广告商业性与影视艺术性，是一对此消彼长不可调和的矛盾体。因此，只有正确的定位影视与广告的主次关系并恰切把握两者平衡度，才能相得益彰实现双赢。

（二）植入式广告的营销策略研究

最小破坏影视艺术性，最大发挥植入式广告商业价值，是广告界与媒体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优化运作策略。虽然，不同广告植入形式不尽相同，但仍存在需要共同遵循的策略。

1、植入形式：匹配和谐。影视风格、题材、主题内容与品牌定位是否相符；影视目标受众人群与植入产品的目标客户是否相符；不能为了植入而植入，应综合考虑产品的特点、目标受众特点及媒体特点是否相匹配。当广告品牌的价值理念与影视内容所倡导的价值理念达到和谐一致时，广告商业性与影视艺术性才能达到最佳平衡；影视目标受众与产品目标客户达到一定程度的契合时，才能最大程度影响目标客户达到广告目的。

2、植入度量：适量有度。广告植入的数量与程度，是影响广告商业性与影视艺术性平衡的重要因素之一。植入式广告的本质决定它需要尽可能多的重复出现，表达自己的品牌理念及产品功能，达到让受众留下印象的广告目的。然而，这样做势必会伤害主体影视的艺术性，影响收视率，间接有损广告的商业性。故应适当控制植入广告的数量和深度，保证影视第一，广告第二的合理定位次序，尽量不破坏影视原本内容及完整性。

3、植入手段：多元整合。在产品品牌与影视内容相匹配，数量适当的前提下，植入手段尽可能多元、创新、整合，以实现最佳广告效果。

（三）植入式广告的营销效果研究

最佳营销效果，是广告的终极目标，也是众学者研究热点之一。18篇硕士学位论文中，有4篇以植入式广告效果为研究主题。通过案例分析、实证分析、对比研究等研究方法，结合传播学、营销学等知识分析影响植入式广告效果的因素，提出科学的植入策略及模式。综合研究发现，影响植入式广告效果的因素主要有：影视内容、产品品牌、受众、及受众所处的环境、产品或品牌植入的过程五个关键因素。④

三、目前存在的问题

（一）理论研究不深入

与植入式广告发展速度和复杂程度相比，目前国内相关学术研究大大落后。大部分文献是对植入式广告的可行性、现象评论及感性的经验总结等宽泛的描述性研究，缺乏使用规范的研究方法设计和科学论证过程的文献资料。部分学者开始尝试定量实证研究（林升梁2006；CTR媒介智讯2007；Tsai，Liang,&Liu2007）将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引用到国内，并取得了一定的探索性成果。但国内广告产业结构模式、受众对广告信息接收方式和接受心理与国外都有较大差异，并且国内外消费文化也不尽相同。因此，笔者认为今后国内对植入式广告的研究必须注重本土化的发展状况，规范使用研究方法进行科学论证，唯有如此得出的理论才能有效的指导实践，促进国内植入式广告健康快速发展。

（二）产业体系不完善

与巨大市场需求相比，国内相应的价值评估和效果测量体系还不完善，信息支持平台还较为缺乏⑤。并且对行业运作和发展起保障作用的行业知识学习系统及法律法规等交易保障系统几乎是空白。一个产业的运作水平取决于产业链的各个方面，理论与实践必须相互扶持，才能保证整个产业按照正确的方向健康稳定的向前发展。

结语

综上所述，国内植入式广告是在传统广告发展遇到瓶颈，传播环境日益复杂，新媒体时代呼唤新广告形式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并以其自身非对抗性、强制接受性、隐性传播性等特征展现出强大生命力，给营销业与影视业带来新机遇。虽然，目前对于植入式广告的可行性及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还有很多争议，但它是顺应时展的，随着学者们后续研究的深入和自身机制的完善，将有广阔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①陈丹阳，《论植入式广告在影视中的发展与应用》[J].《现代商贸工业》,2010（8）

②周培勤，《对影视植入广告的伦理和法律思考》[J].《电影艺术》，2008（2）:61

③李佩兰：《植入式广告为中国电视剧产业带来新的机遇》[D].重庆:重庆大学,2009：40

④祖婕：《影视作品中植入式广告传播效果研究》[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09：53

⑤毛璐敏，《电视植入式广告效果研究》[D].上海：同济大学,2008:56

（作者：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教育技术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商业伦理论文范文第9篇

1993年周卫中赴日留学，他在完成语言学校的学习后进入日本明治大学管理学院学习，1998年成为该院第一位从本科三年级跳级进入研究生院的学生，1999年被选拔为日本政府奖学生。研究生期间，师从日本著名管理学家小笠原英司教授和著名管理心理学家山田雄一教授。1999～2003年任明治大学信息技术中心助教、三井化学人力资源咨询公司特别研究员。2003年3月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进入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工作。

回国之后，他于2003年被聘为中央财经大学讲师，2005年晋升为副教授，2006年获得中央财经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奖。先后担任中央财经大学工商管理系副主任、主任、中日创业教育研究所所长等职，2007年起担任中央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实验教学中心主任、教学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等职务至今。

其主要研究领域为企业伦理、纺织服装流通和创业教育，曾在《企业管理》、《中国青年科技》、《中国市场》等学术理论期刊上公开发表 “商业模式误区及其解决之道”、“大荣：一个商业神话的破灭”等学术论文25篇，在日本学术刊物上8篇，编著教材《创业学》、《人力资源管理》、《金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2004年至今，他任《中国服饰报》日本版专栏作者，发表有关日本纺织服装流通论文数十篇，并参与了服装尾货市场相关论坛和技术标准的评审工作。

近几年，周卫中主持或参与了众多教学与科研项目，主要有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中央财经大学创业教育基地》、北京市教育教学改革立项资助项目《财经类院校创业教育模式研究与实践》、中央财经大学教改项目《创业教育管理模式研究与实践》、中央财经大学教学改革基金特别重点支持项目《财经类院校创业教育模式研究与实践》、中关村管委会《中关村自主品牌创新发展白皮书》与《中关村自主品牌创新发展战略研究》、中央财经大学121青年博士创新基金课题《中国企业管理创新理论研究――基于管理哲学的视角》、商务部《国有流通企业改革模式研究》、中央财经大学校级科研项目《中国企业管理改革的框架性研究――基于巴纳德理论的分析》等。

由于周卫中在实践教学和教学改革领域勇于创新，从2005年开始他牵头成立了创业实验室，将创业模拟引进到了创业先锋班的教学体系中，同时积极探索创业教育领域的教学改革，先后发表了“创业教育中的管理哲学”、“创业教育中的教学创新”、“中国创业活动与创业教育”等论文，得到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等主管部门的高度评价与充分肯定。

商业伦理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营销伦理；营销道德；营销伦理失范

一、营销道德评价的伦理学研究

(一)我国传统商业道德思想。我国传统商业道德源于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儒家文化，儒家伦理中的义利观是其主要思想基础。“义”指道德规范，要求人和企业自觉做合乎情理的事情；“利”则指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所谓“义利观”，即如何来认识和妥善处理义与利问的关系或矛盾，应用到商业领域就是“见利思义”的商业经营理念，“取之有义”的商业行为准则，“先义后利”的经商战略和“重义轻利”价值判断。总结我国传统商业道德的基本思想，主要包括诚实守信的顾客观，讲究货真价实，买卖公平，一诺千金；勤俭敬业的自律观，讲究勤奋节俭、敬业自律；以和为贵的竞争观，讲究和气生财、办事不成仁义在；乐善好施的社会责任观，讲究乐善好施、扶贫济困。

(二)西方道德评价的一般理论。西方伦理学家依据结果或过程的标准，将道德评价分为功利论和道义论。功利论是19世纪西方颇有影响的伦理学观点，从启蒙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开始，经过人的本性是利己还是利他的长期争论，由英国哲学家威廉·葛德文和切勒米·边沁系统地建立了其思想体系，最后由约翰·斯图阿特·穆勒进一步完善而成。其核心思想是以行为的后果是否给大多数人带来幸福或效用来判断行为的道德合理性，其强调把行为的后果作为判断行为道德与否的依据。与功利论相反，道义论认为某一行为是否合乎道德取决于该行为本身内在的正当性。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开创者伊曼努尔·康德、英国哲学家威廉·D·罗斯及美国哈佛大学哲学教授约翰·罗尔斯等。道义论强调评价行为的道德与否是基于行为本身而不是行为引致的结果，而行为本身的道德与否取决于该行为是否遵守了义务，这些义务是由人们的直觉和经验归纳出来的。

(三)西方营销道德评价的具体理论。西方三大营销道德判定理论主要包括显要义务理论、相称理论和社会公正理论。英国学者罗斯在1930年出版的《“对”与“善”》一书中，系统提出了关于“显要义务”或“显要责任”的观念。所谓显要义务，是指在一定时间一定环境中人们自认为合适的行为，主要包括六条基本的显要义务，即诚实、感恩、公正、行善、自我完善、不作恶。加勒特于1966年提出相称理论，认为应从目的、手段和后果三方面综合判断营销行为是否道德。目的指从什么出发点来行事；手段指使目的得以实现的过程及此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后果指行为所引起的结果，包括行为人意欲达到的结果，也包括不为行为人所期望但能被行为人预料到的结果。社会公正理论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在1971年提出，该理论从一种称作起始位置的状态出发，构建一个理想的社会公正系统，这一系统所适用的伦理准则是力图使弱者利益得到增进，或至少不会因强者的剥夺而使弱者变得越来越弱，并认为正当的行为就是重视和尊重人的各种基本权利或与自由的正义原则相一致的行为。

以上有关营销道德评价的伦理学研究有着悠久的思想渊源，分别从各自角度提出了企业营销道德的评判标准及应有的社会责任等道德观念，不仅成为早期商业伦理的主要评判准则，更为现在的企业营销伦理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思考基础。

二、营销伦理本身的综述性研究

(一)国外营销伦理理论综述。国外学者对营销伦理研究的主要特点是理论研究同实证分析相结合，侧重从伦理角度分析营销战略与决策，研究的方法主要是综合应用伦理学、市场营销学、组织行为学等多门学科的方法。美国乔治顿大学的N·克瑞奇·史密斯与哈佛大学的约翰A·奎里奇于1993年合作出版的《营销伦理》一书系统分析了营销中的伦理现象，并收集了大量的案例材料。欧洲学者相关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有于1989年由豪斯特·斯特曼和阿尔彻特·卢安编辑的由30位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写的《企业伦理学》及英国西蒙·韦布利的《公司原则和企业伦理章程》。另外，国外学者还建立了许多研究企业伦理及营销道德的研究机构，并在学校开设了营销伦理的相关课程。

(二)国内营销伦理理论综述。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对现代企业营销伦理的研究。谢建明于1994年最早呼吁企业加强营销道德建设，甘碧群教授也于1994年提出应当重视对企业营销道德的研究。专门探讨营销伦理的论文约有100多篇，有影响的专著有六本：《宏观市场营销研究》(甘碧群，J994)、《企业营销道德》(甘碧群，1997)、《市场营销伦理》(王淑芹，1999)、《企业营销中的伦理问题研究》(寇小萱，2001)、《营销伦理》(王方华，周祖城，2005)和《道德营销论》(高朴，2005)。我国学者对于营销伦理的研究，主要从营销伦理失范现象的表现、营销伦理失范的原因及营销伦理失范行为的治理三方面进行探讨。在营销伦理失范现象的表现方面，寇小萱(1999)早期研究认为营销不道德现象主要体现在商品生产及销售中的假冒伪劣现象，竞相降价带来的恶性竞争及欺诈消费者等行为。近年来国内学者大都认为营销组合的各个环节都存在失范现象，赵银德(2004)就提出了营销策略组合中的伦理挑战。另外，郑冉冉(2005)重点强调了市场调研方面侵犯他人隐私、弄虚作假等营销伦理失范现象，刘秋民(2006)认为在产品售后服务中同样存在道德问题。在营销伦理失范的原因方面，周利国、毛瑞锋(2006)经过深入的理论分析提出营销伦理失范的客观经济基础是商品市场信息不对称，重要原因是市场竞争体系和政策法规环境不健全，社会文化基础是文化环境和企业文化建设，主观原因是企业领导者个人的道德素质低下，企业内部管理不完善为营销伦理失范准备了土壤。朱丽叶(2006)进一步将以上原因分为企业外部环境因素及企业内部环境因素。在营销伦理失范行为的治理方面，我国学者提出以下几种方法：加强法制建设；加强新闻媒体、行业监督作用；树立社会市场营销理念；塑造良好的企业文化；增强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等等。另外，阎俊、陶平(2003)从政府、行业、社会、企业四个方面分别展开论述，较全面的提出了治理营销伦理失范行为的具体措施。三、营销伦理的应用研究

国外营销伦理的应用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研究范围拓展到新兴的服务营销、绿色营销和一些特殊行业的营销领域，如保险营销、银行营销、医疗营销、药业营销等，研究方法注重实证研究，为规范性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支持。九十年代营销伦理向跨学科的研究方向发展，多个学科的新方法和新理论也被引入到对营销伦理的研究，由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所导致的新营销伦理问题的出现，学者又将其扩展到跨文化营销、网络营销和数据库营销等领域的研究。

我国学者对营销伦理的应用研究主要集中于网络营销、保险营销、跨文化营销、绿色营销、体验营销及产品包装等领域的相关研究。刘向晖在2003年分析了网络营销伦理失范的负面影响及产生根源，并提出遏制网络营销中不道德行为的对策，2005年他又提出网络营销伦理水平的两维模型并探讨了企业网络营销伦理战略的不同选择及企业制定网络营销伦理战略时必须考虑的各种因素。陈璟菁(2006)对保险营销伦理失范现象及其成因进行分析，建立了保险营销伦理决策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提出我国保险营销伦理建设的对策措施。何伟俊(2001)分析了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营销的反伦理现象并提出跨文化背景下建构市场营销伦理体系的对策。张喜民、(2005)分析了跨国公司在华市场营销的道德问题，并提出如何约束和规范跨国公司在华营销行为的设想。冯巨章(2006)主要从跨国公司营销中的伦理问题及其具体表现形式来分析跨国公司在我国营销伦理失范现象。田剑(2006)重点分析了跨国公司营销伦理问题的成因。施祖军(2005)结合绿色营销的定义及特点，阐述了绿色营销三个主要的伦理涵义。李珂、李纲(2006)对体验营销中的伦理冲突及其诱因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体验营销的伦理意义。刘安民、罗秋明(2002)提出产品包装应反映市场营销伦理道德思想的要求。韩晓莉(2006)详细论述了违背产品包装道德的危害并提出符合营销伦理道德的包装原则。

四、营销伦理研究现状的评价

(一)研究进展及存在问题。国外学者对企业营销伦理的研究开始较早，其主要特点是理论研究同实证分析相结合，在研究方法上侧重应用伦理学、市场营销学、组织行为学等多学科方法，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营销伦理学体系。我国学者对企业营销伦理的研究侧重规范性研究，重点针对当前经济活动中的不道德营销行为的现象、成因和对策进行探讨。国内外学术界对营销伦理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一是如何建立一套在实践中有可操作性的营销伦理评价指标体系对企业营销伦理进行评价和量化，从而使消费者和社会对企业营销道德水平的高低由一个模糊的概念转变为具体的认识和评价。二是专门从企业视角解决营销伦理问题的研究较少，研究成果的实践性不强，对企业来说缺少具体的实施方案，需要研究者们从企业营销管理各方面入手，进行更深入的规范和实证研究。三是我国学者对营销伦理的深层理论研究相对滞后，对企业营销伦理失范的原因缺乏深入探讨，营销伦理的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被广泛认可的研究比较匮乏，实证分析较少，对该领域的研究也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